伟大的博弈精选(九篇)

第1篇：伟大的博弈范文

随着利益分化的加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淅趋激烈。正视博弈，建立一个充分包容博弈的弹性框架，对博弈进行有效规范，使博弈朝着兴利除弊的方向发展，在当下已是刻不容缓。江平：公权私权冲突是利益博弈的主题

著名法学家江平把利益冲突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私权跟私权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公权跟公权的冲突。第三个层面是公权跟私权的冲突。他认为，私权跟私权的冲突不可怕，只要有一个公正的法院就足以解决。公权跟公权的冲突后果很严重，在一些国家甚至闹到民族分裂的地步。但在中国这种冲突也不可怕，因为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只有最后一种冲突，即公权跟私权的冲突才是对当下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冲突，最值得关注。

江平认为，公权和私权的冲突是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现在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同于发达国家。我们跨进了市场经济时代，但距完全的市场经济还有一段距离，这就注定了一方面国家干预仍较广泛，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又在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下，一旦公权越界，必然遭遇私权抵制。这就注定了公权跟私权的冲突要构成当下中国利益博弈的主题。

江平强调，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任何人无权剥夺或者限制。那么法律是否完备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相关法律规定往往不乏粗疏。比如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颇为含混，不免给人以上下其手的空间。于是，征地也好，拆迁也好，没有谁肯承认自己出于商业利益，都假社会公共利益的虎皮包装自己，以名正言顺地抢夺公共资源，侵犯私人财产。这种情况下，准确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就显得非常紧迫。必须把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跟社会公共利益区别开。

江平说：“国家规定”必须有制约。一方面“国家规定”要有严格界定，另一方面，老百姓如果对国家规定不服，应该有救济渠道，应该可以告上法庭。这就要求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只要是国家规定就必须服从，这样的立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坐视不管，会给私权保障机制留下很大隐患。孙立平：公权私权很复杂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断言，情况实际上比江平先生的划分更为复杂。当下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公私分明的社会。比如房屋拆迁，地方政府要把你的房子拆掉，很可能不单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地方政府背后可能是某个开发商的利益。这就不是简单的公权私权冲突，而是公权和私权结合到一起，欺压另一部分私权。房地产业、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很大程度上都是私权和公权结合到一起。

孙立平认为，不止社会在分化，公权也在分化。典型的表现就是部门打架。所以人们讲，现在实际上是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而这种已经分化了的公又和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官员腐败等因素，就使公权和私权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联结起来。处于强势的私权往往借着公权的名义大行其道，侵犯没有公权可以倚仗的私权。这使得识别公权私权变得空前困难，更不用说规范公权私权了。 孙立平列举的畸形博弈的几个表征，其一是政府成为利益主体。其二是利益主体不均衡，强势的一方有强大的公权可倚仗。其三是在利益主体高度失衡的情况下，利益博弈往往蜕变为利益掠夺。

孙立平认为：畸形博弈导致的最后结果，无疑是社会风险的增长。建立正常的利益博弈机制已刻不容缓。首先是政府职能要转换，政府要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转变为带有超然性的公共的政府。其次是关于博弈程序的安排不必过于刚性，而应有相当的柔性和弹性。

钟伟：以平常心看待利益冲突

经济学家钟伟说，从大量博弈个案中发现一个规律：所有事端都发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只是当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妥善处置的时候，冲突才会升级，矛头开始转向基层政府；如果基层政府继续采用错误的方式处理冲突，冲突才会向上蔓延。钟伟据此断言，利益冲突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只要能尊重底层民众起码的利益，事情至少不会不可收拾。但如果不能以平常心看待利益冲突，就构成威胁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这才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

钟伟认为，导致利益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不均衡。比如电厂的建设肯定会比农业使用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问题不在于利益总量的大小，整体利益独大，个体利益被忽略，这才是要命的事情。

作为政府官员，尽管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决策甚至可能是对的，是理性经济人的决策，确实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因为他们不能正确处理整体利益跟个人利益的关系，忽略个人利益，结果就导致了抵制，导致了冲突。

钟伟说：必须警惕公权过于强势的倾向。人民需要的不只是效率，更需要公平；人民需要的不只是繁荣，更需要可以分享的繁荣。历史证明，只强调强势公权的效率和带来的制度节约，那么资源成本可能是节约下来了，但比资源成本代价更昂贵的社会成本却会累积起来，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漫长征程需要一个起点

孙立平认为，现在是构建博弈机制的好时候，因为社会矛盾虽然突出，但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这一方面说明构建博弈机制时不我待，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具备了构建博弈机制的实力和能力。因此，在靠政策平衡利益关系的同时，更应该致力于构建博弈机制的宏大布局。

(陈敏：整理) 中国社会公私分明吗

建立一个充分包容博弈的弹性框架，在当下已是刻不容缓

随着利益分化的加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淅趋激烈。正视博弈，建立一个充分包容博弈的弹性框架，对博弈进行有效规范，使博弈朝着兴利除弊的方向发展，在当下已是刻不容缓。江平：公权私权冲突是利益博弈的主题

著名法学家江平把利益冲突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私权跟私权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公权跟公权的冲突。第三个层面是公权跟私权的冲突。他认为，私权跟私权的冲突不可怕，只要有一个公正的法院就足以解决。公权跟公权的冲突后果很严重，在一些国家甚至闹到民族分裂的地步。但在中国这种冲突也不可怕，因为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只有最后一种冲突，即公权跟私权的冲突才是对当下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冲突，最值得关注。

江平认为，公权和私权的冲突是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现在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同于发达国家。我们跨进了市场经济时代，但距完全的市场经济还有一段距离，这就注定了一方面国家干预仍较广泛，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又在不断增强。这种情况下，一旦公权越界，必然遭遇私权抵制。这就注定了公权跟私权的冲突要构成当下中国利益博弈的主题。

江平强调，必须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除非法律有明确规定，任何人无权剥夺或者限制。那么法律是否完备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而相关法律规定往往不乏粗疏。比如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颇为含混，不免给人以上下其手的空间。于是，征地也好，拆迁也好，没有谁肯承认自己出于商业利益，都假社会公共利益的虎皮包装自己，以名正言顺地抢夺公共资源，侵犯私人财产。这种情况下，准确界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就显得非常紧迫。必须把部门利益、小集团利益跟社会公共利益区别开。

江平说：“国家规定”必须有制约。一方面“国家规定”要有严格界定，另一方面，老百姓如果对国家规定不服，应该有救济渠道，应该可以告上法庭。这就要求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只要是国家规定就必须服从，这样的立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坐视不管，会给私权保障机制留下很大隐患。孙立平：公权私权很复杂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断言，情况实际上比江平先生的划分更为复杂。当下中国社会，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公私分明的社会。比如房屋拆迁，地方政府要把你的房子拆掉，很可能不单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地方政府背后可能是某个开发商的利益。这就不是简单的公权私权冲突，而是公权和私权结合到一起，欺压另一部分私权。房地产业、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很大程度上都是私权和公权结合到一起。

孙立平认为，不止社会在分化，公权也在分化。典型的表现就是部门打架。所以人们讲，现在实际上是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而这种已经分化了的公又和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官员腐败等因素，就使公权和私权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联结起来。处于强势的私权往往借着公权的名义大行其道，侵犯没有公权可以倚仗的私权。这使得识别公权私权变得空前困难，更不用说规范公权私权了。 孙立平列举的畸形博弈的几个表征，其一是政府成为利益主体。其二是利益主体不均衡，强势的一方有强大的公权可倚仗。其三是在利益主体高度失衡的情况下，利益博弈往往蜕变为利益掠夺。

孙立平认为：畸形博弈导致的最后结果，无疑是社会风险的增长。建立正常的利益博弈机制已刻不容缓。首先是政府职能要转换，政府要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转变为带有超然性的公共的政府。其次是关于博弈程序的安排不必过于刚性，而应有相当的柔性和弹性。

钟伟：以平常心看待利益冲突

经济学家钟伟说，从大量博弈个案中发现一个规律：所有事端都发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只是当利益冲突不能得到妥善处置的时候，冲突才会升级，矛头开始转向基层政府；如果基层政府继续采用错误的方式处理冲突，冲突才会向上蔓延。钟伟据此断言，利益冲突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只要能尊重底层民众起码的利益，事情至少不会不可收拾。但如果不能以平常心看待利益冲突，就构成威胁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这才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

钟伟认为，导致利益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整体利益、个体利益不均衡。比如电厂的建设肯定会比农业使用带来更多的利益。所以问题不在于利益总量的大小，整体利益独大，个体利益被忽略，这才是要命的事情。

作为政府官员，尽管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决策甚至可能是对的，是理性经济人的决策，确实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因为他们不能正确处理整体利益跟个人利益的关系，忽略个人利益，结果就导致了抵制，导致了冲突。

钟伟说：必须警惕公权过于强势的倾向。人民需要的不只是效率，更需要公平；人民需要的不只是繁荣，更需要可以分享的繁荣。历史证明，只强调强势公权的效率和带来的制度节约，那么资源成本可能是节约下来了，但比资源成本代价更昂贵的社会成本却会累积起来，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漫长征程需要一个起点

第2篇：伟大的博弈范文

不过，这一思潮迅即被另一知名私募基金经理梁文涛颠覆。中捷股份（002021）日前披露的一季报显示，梁文涛管理的多只阳光私募产品集中持有中捷股份的流通股，共有5只阳光化产品分列中捷股份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和第十大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中捷股份2023.31万股，并且这些持股已经获得了不菲的收益，与罗伟广在爱施德上的挫败截然相反。

集中持股：不同的结果

对比中捷股份2010年的年报和2011年一季报的持股情况可以发现，至2010年末，中捷股份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除第一大股东中捷控股集团外，其余都是个人投资者，并且持股分散。而到了2011年3月末，以私募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大举介入。

介入的私募基金具体情况为：深国投-亿龙中国2期持有474.16万股、中融国际信托-融新262号持有462.98万股、北京国际信托-泓湖6期持有374.66万股、北京国际信托-泓湖5期持有373.91万股、深国投-亿龙泓湖2期持有337.6万股。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北京国际信托-泓湖5、6期，以及深国投-亿龙泓湖2期的投资顾问都是“上海泓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而上海泓湖的掌门人正是梁文涛。而深国投-亿龙中国2期以及中融国际信托-融新262号实际也是梁文涛掌控，中融国际信托-融新262号又被称为“新融泓湖一期”，是一个结构化产品。

由是观之，梁文涛今年一季度对中捷股份“情有独钟”，集中持股量从可观察的前十大流通股东数据统计已经达到2023.31万股，以目前的股价计算，持股市值合计达到1.5亿元上下。

梁文涛介入中捷股份的具体成本无法为外界所知，但即使以保守的方式估计，若以今年一季度的股价中位数6.4元/股计算，上述阳光产品在中捷股份上的获利也已经超过2000万元。这与罗伟广在爱施德上的巨大亏损形成鲜明对比。

集中持股：对还是错？

事实上，罗伟广在爱施德上的持仓“曝光”后，爱施德的股价并未因为著名私募的大举介入而出现上涨，反而加速下跌，令罗伟广深套其中。有业内人士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资金的博弈，即因为罗伟广大量持有爱施德流通盘，使得“对手盘”缺失，并且市场资金作为博弈的“对手盘”已经对罗伟广的持仓“底牌”了如指掌，短期内不会大举介入，避免充当接盘者的角色。

但这一逻辑显然在中捷股份上不适用，在一季度报告披露后，中捷股份的股价反而进一步上涨，梁文涛的获利益发丰厚。

第3篇：伟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智能电网 博弈 模型

1 供需互动策略优化博弈模型

1.1 需求侧优化博弈

博弈论是专门研究2个或2个以上利益有冲突的个体。博弈问题分为“非协作博弈”和“协作博弈”两类。非协作博弈是指参与者互相独立，各自争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博弈。本文的情况属于“非协作博弈”，供电侧和需求侧都争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博弈。本模型假定需求侧用户和供电侧是足够理性的，即用户会依据价格及负荷特性做出满足自身利益的负荷改变，并且假设峰平谷时段划分已知。

1.1.1 用户响应矩阵

用户的响应行为主要体现在用电负荷的变化，用户主动参与响应的诱导因素是价格信号，用户对价格信号反应程度不同主要影响因素有用户类型，价格水平以及用户对价格机制的经验等。

用户对峰谷分时电价的单时段响应通过用户的自弹性系数描述：

式（1）、（2）、（3）中，为i时段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前后用户的用电变化量；为i时段用户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前后的电价变化量；为i时段的峰谷分时电价；为i时段未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前的电价；分别为峰、平、谷时段的电价；为实行峰谷分时电价后t时刻的用电负荷；为未实行峰谷分时电价时t 时刻的用电负荷。若，则用户的自弹性系数为零。

1.1.2 用户的响应度模型

2 供需互动优化博弈模型算例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的如下用户响应优化模型：

（1）变量：可变功率蓄热/蓄冷装置。

本文以空调机组为例：

（2）目标函数：最大经济效益C；

选择某个月的用户用电负荷曲线，对实施需求响应策略前后的负荷进行对比。得出客户支出电费的差值。分时电价，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尖峰期电价为1.089元/千瓦时，高峰期电价为0.891元/千瓦时，低谷期电价为0.676元/千瓦时。在三个电价下进行博弈，以确定电价的分布时间。

（3）约束条件：

消耗功率；

空调机组的最大功率；

最高负荷；

人体舒适度=室内温度区间。

本模型为有约束的非线性规划，调用MATLAB 中的非线性有约束优化函数求解。如图1所示。

3 小结

本文是关于智能用电策略的研究，供电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关系属于有利益冲突的两个主体。通过分析各自之间的约束条件、目标函数建立博弈模型，目的是使双方都能达到各自最大的效益。供电侧从调整电价以达到移峰填谷的目的，需求侧根据供电侧电价情况，改变用电模式，以达到自己最大经济效益的目的。同时引入舒适度的概念以减少用户用电量，节约电费。最后建立供需互动优化博弈模型，给出算例分析。

参考文献

[1]李同智.灵活互动智能用电的技术内涵及发展方向[J].电力系统自动化，2012，36（2）：ll-17.

[2]王蓓蓓，李扬，高赐威.智能电网框架下的需求侧管理展望与思考[J].电力系统自动化，2009，33（20）：17.22.

[3]史常凯，张波，盛万兴，等.灵活互动智能用电的技术架构探讨[J].电网技术，2013，37（10）：2868.2874.

[4]杨尚宝，马忠贵，王洪泊等.电力竞价上网的博弈模型与算法[J].电力自动化设备，2009，29（4）：63-65.

[5]卢强，陈来军，梅生伟等.博弈论在电力系统中典型应用及若干展望[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14，（29）：5009-5017.

作者单位

第4篇：伟大的博弈范文

想着晓鸥憨憨的样子，听着他的“如果我是梁山伯，一定放过祝英台”的告白，真是觉得这个现代“梁山伯”，很可爱，也很时髦。因为，他身上充满了“博弈”之美。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博弈论”研究专家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1994年度和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分别由纳什、泽尔滕、海萨尼、莫里斯和维克瑞等“博弈论”专家分享。如此众多的“博弈论”研究专家的频频获奖，凸现了“博弈论”在主流经济学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而近几年“博弈论”的流行与普及，让更多的人明白，其实生活中充满了“博弈”。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一直是伟大爱情的象征――至死不渝、化蝶双飞。这千古绝唱一直被世人传颂。可是用现代“博弈论”的眼光来审视这段凄美爱情，“梁祝”可谓“博弈失败”。

所谓“博弈”是指在一定的游戏规则约束下，基于直接相互作用的环境条件，各参与者依靠所掌握的信息，选择各自策略(行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成本最小化的过程。

“博弈论”大师纳什的生平，曾被改编成电影《美丽心灵》，并获得2002年度奥斯卡大奖。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酒吧里，4个男生正商量着如何去追求一位漂亮女生。如果他们4个人全部去追求那漂亮女生，那她一定会摆足架子，谁也不睬。然后再去追其他女孩子，别人也不会接受，因为没人愿意当替代品。但如果他们先追其他女生，那么漂亮女生就会感到被孤立，这时再追她就会容易得多。在这里追求女生就是一场博弈，而博弈是要遵循一定规则的，是需要“博弈”策略的。所以“博弈论”又称“对策论”。

可以说，之所以那么多的人，为情所伤、为情所困，原因就是――太执着于一己之爱。正如佛教所说，人类所有的痛苦都来自“我执”。

我们一直被教导爱要执着，仿佛“执着”是爱的代名词。可是爱的定义，因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而各异。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的爱，其实不是真爱。

可是，我们一直是以执着来了解爱的，而不知道爱是很深的不执着。我们一直以占有来了解爱，而不知道爱是最大的自由，是非占有。

所以说，“从来没有命定的不幸，只有不放手的执着。”

我有一个发现：一些朋友就感情问题来求助，你也针对他们的情况提了一些建议，但是那些建议往往被采纳率不高。

为什么?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些为情所困的人，他们那么执着，而且自我封闭。他们看似是来求助的，其实内心所有的门窗都是关闭的。

一个人的意识层面如果没有改变，一切改变都成为空谈。只有改变了自己的意识，才能在内心腾出空间，接受新的东西，修正自己。生活由此也改变了。

爱情的确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全新的话题。爱需要更宽广的心理空间来存在。

“博弈论”中最著名的“囚徒困境”，说的是：假定每个参与者(即“囚徒”)都是利己的，即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那么“囚徒困境”就产生了。由此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生活中这样的“囚徒困境”比比皆是。比如，现代婆媳关系被称为仅次于婚外恋的夫妻感情杀手。如果婆婆和媳妇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并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关心另一方的利益，那么就产生了婆媳矛盾这样的“囚徒困境”。婆婆、媳妇各自为政，为了争夺男人的爱和家庭控制权明争暗斗，最后结果是“博弈失败”。这样在“困境”中挣扎的就不仅仅是两个女人，还有她们所爱的那个男人，甚至波及到“小家”和“大家”中的所有成员。

现代人最看重的是“利益”二字，而“博弈论”是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成本最小化”的行动策略。如果我们人人都懂点“博弈论”，那么生活就会更美好。

可惜我们少有人了解“博弈论”，更少有人因此而行动。尤其是女人，她们往往执着于一己之愿，只顾眼前利益感情用事，最终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

其实我们身边那些生活、工作都处理得很好的人，往往是“博弈高手”。他们的事业未必很成功、家境也未必很富裕，但是他们内心充满了喜悦。因为他们懂得“你是快乐的，我才是幸福的”。有首英文歌叫《we are one》。

其实，“博弈论”不是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它根本就是生存的智慧与哲学。

不得不承认，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不懂经济却大谈“博弈论”，有班门弄斧之嫌。但是，我知道一个生活至理：任何一个事物都能带领我们到达曲径通幽处。

只要我们保持开放、接纳的心，一切就这么简单。

“梁山伯”那么古老，“博弈论”如此年轻，当“梁山伯”遇上“博弈论”，放过的，是“祝英台”，也许是真爱。

第5篇：伟大的博弈范文

互联网被证明为无数快速致富的梦想提供了一块沃土，就像20世纪20年代大家口头传递各种秘诀一样，互联网业提供了无数投资论坛供在线投资者讨论股票和交换投资心得，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与20世纪20年代类似的过热开始出现，网络股泡沫使很多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受到与该公司的商业前景毫不相干或者关联很小的因素的影响。

互联网本来就是个传染跟风情绪的最好系统，那么有谁来监管这种正在出现的新交易方式呢？答案是 ，还没有人。就像20年前密特朗所发现的那样，市场正在彻底地全球化和一体化。华尔街已经超越国界，其影响力也超越了国界，而监管却只能止步于各国的边界之内。

要改变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如果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世界性市场的监管体系，比如要牵涉到世界大国在上的实质性让步，但是没有什么比让一个国家在自由和独立问题上让步更难的事了。人类就是这样，也许只有一场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的金融灾难才能带来这样一个统一而有效的全球监管体系。

因为华尔街和政治家们尚不能建立起这样的监管框架来保证全球化市场的稳定，同时，也因为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资本家本身的贪得无厌”，所以，华尔街再次发生如同1929年那样规模的股灾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但是，即便如此，华尔街也不会就此止步，至少从长远来看不会。

因为，尽管有数不清的海难，人类依然扬帆出海，同样的道路，尽管有无数次金融危机，人们依然会进入这个市场，辛勤地买低卖高，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将手里的资金投入到股市，去参与这场伟大的博弈。这和人们去探险――去看看地平线以外的未知世界是一个道理，它们都是我们人性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资本市场上博弈和到未知世界去探险都源于我们人类的同一种冲动，因为市场的地平线之外也是一个未知世界――未来。

第6篇：伟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食品安全；博弈机制；政府利益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F41682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受到足够的重视。从个体行为到食品供应链，从局部治理到食品安全体系构建，从食品需求缺口到食品质量再到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西方学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和全面。不过，在发达国家，学者多从信息、成本、技术和效率等层面进行研究，对政府利益博弈行为的研究较少。如Antle（1995）分析了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对称不完全信息时的行为选择［1］。Grossman（1981）研究了食品市场信誉机制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作用［2］。Vetter（2002）分析了食品产业治理结构中的纵向一体化问题［3］。Julian等（2006）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食品生产认证资格和标准质量等级等技术能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带来净收益［4］。Reinhard(2002)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食品安全投入要素对技术和环境效率的影响［5］。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重大问题事件频出，食品安全问题凸显，许多学者根据中国的实际从制度、系统、技术、道德等不同方面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成因、治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静（2011）基于对中国奶业监管的考察，分析了我国食品监管制度的有效性问题，指出造成食品事故的根本原因是协调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食品生产的特殊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并认为奶产品生产链上的奶站是监管的真空，乳品生产企业很少考虑奶农和奶站的利益，因此造成了奶产品生产链的断裂［6］。王虎、李长健（2008）注意到政府治理食品安全的局限性，提出治理食品安全应构建市场先行，辅之以政府、第三部门、法庭与私人多方参与的合作化治理模式［7］。李迎丰（2011）认为食品安全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消费者等与食品生产价值链相关的各个方面共同努力，缺一不可［8］。余从田、姜启军、熊振海（2011）强调技术对食品安全的作用，认为技术是食品安全的支撑，而且食品安全技术不如其他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食品安全技术对企业来说是投入的增加，因此作为经济人的企业是否采用食品安全技术，就看企业是否有社会责任，所以企业自律对食品安全是重要的［9］。刘畅、张浩、安玉发（2011）通过对2001-2010年发生的1 460个食品安全事件的研究指出，中国食品安全存在四个关键控制点：深加工环节要素施用量不当，深加工环节人员环境不卫生，深加工环节包装不当，农产品初加工环节要素施用不当［10］。刘海龙（2009）认为，表面看来，食品安全问题由技术水平低、管理不到位、法律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但其深层原因却在于伦理道德的丧失［11］。

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博弈分析是我国学者研究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多数的分析是借鉴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如，李然（2010）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与食品生产企业的“逆选择”行为密切相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低质量食品挤出了高质量食品。他指出，只有实力强大的企业才有能力保证食品的安全供应，大部分企业因为实力欠缺不得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12］。幸丽娟、田双亮（2011）认为经典博弈理论完全理性的假设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他们建立演化博弈模型，认为在构建食品安全的过程中各方应共同合作，对的监管部门应加大惩罚力度［13］。左伟（2009）构建食品安全的企业、监管部门的动态博弈模型，认为食品生产企业出于短期利益考虑可能忽视产品质量，并对监管部门进行行贿，而监管部门出于经济利益，可能放松对食品不安全企业的监管行为［14］。张公毅，董炳南，丁健勋（2008）认为在食品监管的执行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非安全食品的超额利润，导致监管人员和企业之间的合谋行为［15］。李军鹏，傅贤治（2007）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由市场失灵导致的，必须加强政府的监管，而政府对企业的惩罚力度、监督成本和企业的声誉效应是影响食品安全的关键因素［16］。

以上文献启发我们思考以下问题：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食品安全问题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从“毒奶粉”、“瘦肉精”、“苏丹红”、“地沟油”等一系列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来看，食品安全与否的根本原因似乎不能用企业的大小、信息的不对称、人的有限理性等去解释。如果认为政府具有独立的利益，套用西方教科书中的经典博弈模型似乎难以得到符合我国实际的结论。本文试图从食品供应链的角度，在政府利益非独立性的假设条件下，探讨食品相关生产者的利益博弈机制和治理困难所在，以期为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提出尽可能切合实际的建议。二、无政府监管条件下食品安全问题的利益博弈机制（一）食品生产供应链模型假设和博弈框架

像其他产品生产的供应链一样，我们把食品生产的供应链描述为：农户――批发商――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不过根据食品生产的实际情况，我们假设供应链参与者的市场势力从小到大依次为：消费者，农户，零售商，批发商和生产商。消费者和农户因人数众多，几乎是价格的接受者，最具有市场势力的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最终食品生产者（本文简称“食品生产者”，相应地，批发商即为食品生产者的原料供应者）。这样，在我们的假设条件下，食品生产商就会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在与上游批发商和下游零售商的讨价还价博弈中得到更多的分配额，尤其是，生产商会对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传递自己的利益导向，迫使供应商做出有利于生产商的选择，类似地，农户也会做出有利于批发商的选择。

由此看来，除了消费者和食品供应链上的其他参与者具有信息不对称外，零售商、生产商、批发商、和农户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几乎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是实力非对称条件下的合作博弈问题。食品生产商生产不安全食品，是不安全食品供应链上合作剩余的来源，而食品生产商所以生产不安全食品，主要是食品生产商之间非合作博弈的结果。

（二）不安全食品生产的博弈分析

在一定时期内，食品不安全生产现象在相关企业中表现为一种共性。2008年，中国奶制品大多数被检出含有苯甲酸。甘肃曝光三鹿奶粉导致肾结石，揭露出三鹿婴幼儿奶粉违法添加三聚氰胺。随后，22家企业，69批次奶粉被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2011年3月，河南双汇火腿肠中查出“瘦肉精”后，发现全国有十多个省的猪肉含有“瘦肉精”。浙江省台州市曾检查出各类毒猪油经营使用单位4 200多家，立案15起，查封扣押毒猪油95 363公斤（颜玉华，2011）［17］。这种食品不安全事件的大量发生，用道德解释似乎难以说明问题，这实质上是企业之间的一种利益博弈。

由于竞争比较充分，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受到严峻挑战。获得更多的利润，是每个食品生产企业的追求。很明显，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管，如果别的企业生产的是安全食品，自己生产不安全食品，当然对自己是有利的。反过来，自己生产安全食品，而别人生产不安全食品，那么，在无政府监管的条件下，自己就相对吃亏了，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去发展甚至生存的机会。在这样情况下，生产不安全食品，就会成为每个企业的优势策略。与每家企业都生产安全食品相比较，都生产不安全食品，毕竟浪费了社会资源，也增加了企业自身的成本，但为了在竞争中战胜对方，为了在竞争中不为对方所败，每个食品生产企业就“自觉地”陷入了囚徒困境。

（三）食品生产者博弈对供应商和农户的影响

在食品生产的供应链上，对食品安全起着核心作用的是食品生产企业。在食品行业内，竞争不但表现为不同生产企业之间，也表现为不同供应链之间。在供应链上，食品生产相关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其中食品生产企业起着食品安全的主导作用。在已知食品生产企业为了竞争而乐意生产不安全食品的条件下，供应商和农户的选择是明显的，那就是提供不安全的食品生产原材料，因为不安全的食品原料（如，喂瘦肉精的“健美猪”）对食品生产企业（如火腿肠生产企业）是有利的，对原料提供者也是有利的。

原料供应商之间或农户之间也存在博弈关系，不过这种博弈对博弈者来说不是囚徒困境，而是双赢博弈。以农户为例，在无政府监管条件下，在自利的假设下，无论其他农户生产安全或者不安全食品原料，生产不安全的食品原料对农户来说总比生产安全食品原料有利，也就是生产不安全食品原料是一个优势策略。

三、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困境

在无政府监管条件下，食品生产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生产不安全食品的冲动和可能，但现实告诉我们，有了政府的监管，食品安全问题也经常发生，这说明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问题存在困境。

（一）政府对生产不安全食品的企业惩罚较轻时的政策无效性

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是不安全食品产生的根本，因此我们不能把问题仅仅局限于政府和食品生产相关企业之间的博弈。政府和企业的博弈通过影响食品生产企业之间的博弈而起作用。政府要想改变企业之间博弈的均衡，必须加大惩罚的力度，如果惩罚力度较小，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企业可能继续生产不安全的食品。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假设只有两家食品生产企业（企业甲和企业乙）在竞争，两家企业具有对称性，在没有政府监管条件下博弈矩阵如图1所示：

无政府监管条件下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所额外需要的成本，b为一家生产安全食品而另一家生产不安全食品时生产不安全食品的企业所多得的利润，相应地，我们认为生产安全食品的损失为-b。根据问题的实际情况，在无政府监管条件下，b比a大得多，所以，上述博弈是囚徒困境式博弈，每家企业都生产不安全食品是上述博弈的优势策略均衡。

为了改变博弈的均衡，使博弈的均衡为每家企业生产安全食品，政府可以实施惩罚性措施，假设生产不安全食品的惩罚数额是c，那么上述博弈矩阵就转化为图2所示：

政府监管条件下食品生产企业的博弈即满足c>b-a。由于a的数值较小，主要是惩罚额要大于食品生产企业因生产不安全食品而增加的相对利益。如果惩罚额较小，就会使惩罚的政策归于无效。

（二）政府对生产不安全食品的企业惩罚较重时的不可信性

上述分析表明，政府加大惩罚力度，使c>b-a时，就能够改变食品生产企业博弈的均衡，但问题是，这样的惩罚力度在目前体制下具有不可信性。目前体制的突出特点体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三者的关系上。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这样它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有时一致有时矛盾。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对地方政绩的考评中GDP的大小占有相当大的权重，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就要依靠一些企业创造更多的产值。这样，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利益就有了一致性。事实上，地方政府之间也是有博弈的，如果上述甲乙两家企业属于不同的地方政府，一个地方政府只能惩罚当地的企业，甲企业所在的政府加大了惩罚力度，而乙企业所在的政府惩罚力度较小，根据图2，博弈的均衡就是甲企业生产安全食品，乙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这样的均衡结果使甲企业面临发展和生存的威胁，显然是甲企业的地方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甲企业和甲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序列博弈可以用图3表示：

图3 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食品安全博弈图中x表示地方政府所得占地方企业利润的比例。如果甲企业生产安全食品，由图1，乙企业一定生产不安全食品，这样甲企业的得益为M-b，甲企业所在政府的得益为x(M-b)。

如果甲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而甲企业所在政府对不安全食品生产惩罚较重，甲企业就会不敢生产不安全食品，转而生产安全食品，甲企业所得为其所得为M-b，甲企业所在政府为x(M-b)。当甲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而政府惩罚较轻时，政府所得为x(M-a-c)，惩罚较轻，在文中意味着cx(M-b)，所以图3所示博弈的均衡路径是：甲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企业甲所在政府惩罚较轻。这样，企业甲对企业实施较重的惩罚就不在均衡路径上，也就是，加大对食品不安全生产的惩罚力度具有不可信性。

四、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对策

（一）明确食品安全治理的重点

就食品生产过程而言，食品不安全现象可能出现在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食品供应链的任何一个环节。但从利益博弈及其传递机制来看，一些节点的食品不安全生产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而另一些节点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某一食品生产链上，每个企业在其横向的市场中具有不同的市场势力，具有较高市场势力的企业在食品供应链的纵向关系中往往具有支配地位。这样，这些企业在横向博弈中的利益诉求就会自然传导到供应链上的上下游企业。一般地，食品产成品的生产企业在食品供应链上就具有这样的地位。因此，政府应该把食品安全治理的重点放在这样的企业上。例如，如果三鹿企业不能够或不愿意生产含有三聚氰胺的有毒奶粉，上游的奶站和奶农就不会添加三聚氰胺，即使在三鹿企业不知情的情况下（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有奶农和奶站添加了三聚氰胺，但这种现象应该不会导致出现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因为一旦三鹿企业知情，它就会阻止事情的进一步恶化。如果政府从田间到餐桌都设法进行监督治理，这样不但不经济，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保持地方政府利益的独立性

地方政府在治理食品安全问题时要保持利益的独立性，也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能漠视群众利益而只关心企业或政府的利益。在行为上偏袒企业利益，是大多数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根据动态博弈，要使博弈的结果是企业生产安全食品，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要施以约束。在短期，中央政府应该代表消费者的利益问责地方政府，可以加大对地方政府不作为的惩罚力度，使地方政府真正负起食品安全的责任。但在长期，要改革和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让地方政府从过多的经济性事务中解脱出来。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将一些地方政府的经济建设行为交给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减少政府在资源上的控制力。减少政府对企业的依赖，完善用人制度，使地方政府真正成为利益独立的食品安全治理的监管者。

（三）加强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约束

在上述构建的博弈模型里，我们直接假定了得益的代数值，而且根据实际情况我们给出了得益之间的大小比较。导致上述一系列博弈结果的基本前提是，企业认为不安全食品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一假设意味着，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是购买不安全食品的，也就是，食品市场可以认为是部分成功的市场：无论食品安全与否，卖者愿意卖；买者估计卖者卖的是安全食品的概率足够高，所以无论食品安全与否买者愿意买。部分成功的市场是食品买卖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混合完美贝叶斯均衡。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随着不安全食品的增多，消费者会依照贝叶斯法则修正自己的信念，会降低购买食品时认为食品安全的概率，于是市场可能会失灵。改变这种失灵结果的措施之一可以是加强消费者获得安全食品的权力。通过媒体、法律或制度让购买到不安全食品的消费者能够得到足够的赔偿，这样就会减少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的利益，就可能改变食品生产企业相互博弈的均衡结果，使食品生产企业在消费者的约束下生产安全食品。

（四）强化食品生产企业的自我约束

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生产不安全食品的原因，但从结果上看，生产不安全食品因对他人造成不良的影响而具有不道德性。在上述博弈分析中，食品生产企业仅仅追求经济利益（利润），没有涉及道德问题。在具体选择的层面上，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会将道德带来的利益计算在博弈的得益中，这可能会改变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有道德的企业家之间，可能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就是会改变博弈的模式，使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

在“”选择的层面上，食品生产企业选择生产安全食品应该作为企业的“道德行为倾向”，在不考虑具体环境的外在约束时也能自觉地生产安全食品。这需要社会提供基本的诚信环境。根据经济学的基本观点（Viktor J. Vanberg,1994），“道德的计算”可以是层次的计算，其本质是“比较”接受一种道德倾向的总收益和总成本，而不是去做依情形而定的选择［18］。个体是否有理由相信道德对其是有好处的，从本质上说是依赖于他们所处环境的特点。企业毕竟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生产决策者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食品生产决策者的道德水平受整体社会道德水平的影响。完善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食品安全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提高技术水平，为企业和政府食品监管创造良好条件

上述博弈分析的潜在假设之一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安全食品和不安全食品是清楚的，可是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要实施约束和惩罚，必须对食品安全与否给予证明和识别，这需要技术的支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技术，正确制定食品安全的标准，科学检测食品的安全性，及时发现不安全食品及其来源，对政府和企业治理不安全食品的生产和流通是非常必要的。治理食品安全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体现政府、消费者和食品生产相关企业的利益关系，只有在一定的技术和体制的基础上，真正实施对食品生产企业的内外约束和激励，食品安全问题才有望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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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伟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博弈论 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 F301.0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11-289-1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指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不同的经济实体之间的流动和转让。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1博弈论的含义

博弈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以达到取胜的目的，是一个主体选择受其他主体的影响并反过来影响其他主体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

一个完整的博弈应当包括以下五个要素：

①博弈的参加者

②博弈者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帮助的情报和资讯

③策略

④次序

⑤均衡

2博弈论在土地流转中的运用

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利益驱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越来越多的农地发生流转。这为扩大农地规模经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增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不难发现，农地流转市场也是一个多方利益竞争的市场，利用博弈相关理论做出如下分析：

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必然出现一部分家庭因外出打工无暇耕种有意愿将土地流转出去的情况；而可能另一部分家庭则仍然存在劳动力剩余。于是，促进形成了土地的流转――转入和转出。

对于需要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X，有四种选择：X1，不外出打工、自己进行耕种；X2，外出打工，自己不耕种也不进行流转，将土地抛荒；X3，兼业，耕种和打工兼而有之；X4，将土地流转出去给别人耕种。对于需要转入土地的农户Y，有两种选择：Y1，通过承包他人土地转入；Y2，不承包他人土地自己外出打工。

假设农户X将土地流转出去能得到的利益为R，自己种植的收益为3，兼业收益为7，不进行种植而外出打工收益为8。农户Y承包他人土地获得收益为10，不承包土地，自己外出打工收益为6。则可以得到如下矩阵：

对于农户X，只要流转价格R+8 >8即R>0时，他就会选择将自己所承包的土地流转出去，而当R6即R

但是，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政府为了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般会对抛荒耕地进行惩罚，并同时对进行耕种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贴。本文假设政府对抛荒耕地的惩罚为3，对农地的种植补贴为2，得到如下矩阵：

对于农户X，只要流转价格R+8>9即R>1时，他就会选择将自己所承包的土地流转出去，只有当R6即R

可见，政府干涉土地流转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农户X兼业所取得的收益大于抛荒所产生的收益，即使在流转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农民也会选择种植土地而不是抛荒。

3结论分析

由以上两个博弈矩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管有没有政府的抛荒惩罚和种植补贴，只有在合理的价格条件下，农民才会选择将土地流转出去而不是抛荒，也只有在合理的价格条件下，农民才会选择承包土地而不是外出打工。虽然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流转价格显然在博弈中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过低或者过高的流转价格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甚至我国经济的整体运作都是不利的。

总的来看，中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是一个不够成熟和完善的市场，在它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要求国家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各项宏观政策的引导和补贴；同时，地方政府也要摆正自身位置，发挥地方优势，给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展创造安定健康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张建英.博弈论的发展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J].理论探索.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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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斌，唐家锦，陶小培.对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现代金融.2009（03）.

第8篇：伟大的博弈范文

【关键词】博弈分析理论；国库集中支付；风险分析

一、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日渐增强，国家各部门都取得较好的发展，财政部门便是其中之一。目前，我国财政国库管理改革是当前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财政国库管理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较为相似的政府管理职责，其基本目的主要是如何管理好国库，如何将国民缴给国家的钱用最简洁有效的手段缴入国库。因此，本文对基于博弈分析理论下的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的分析研究，对现实社会中财政部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产生的原因

1.国库集中支付操作中各部门权责不够明确

国库集中支付活动受博弈过程的选择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博弈条件因素的影响，国库集中支付操作中各部门权责不够明确是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我国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进行改革后，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出现滞后等情况。就国库集中支付权利的划定而言，目前，国库集中支付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较低，人民银行在对财政库款监督方面，由于相关法律和法规制度尚未对人民银行的监管权限作出规定，致使各级人民银行在国库集中支付操作中无法发挥其监督作用，监督责任主要集中于财政部门。

2.缺乏完善的奖励与惩罚制度

缺乏完善的奖励与惩罚制度是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目前财政在与银行签订委托协议过程中，并未明确规定奖惩和奖惩力度的相关内容，缺乏完善的奖励与惩罚制度，奖惩力度不大，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银行执行业务审查时的积极性。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承办国库资金支付清算业务，主要是为了能够获取商业利润，其利润的获取根据成本收益角度考察。

3.缺乏有效的信息加密技术与事后审查手段

缺乏有效的信息加密技术与事后审查手段是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产生的关键原因。信息加密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违规操作的隐藏成本。目前，我国部分地区仍未取消纸质单据，主要是由于目前信息加密技术水平不高，将会引发由伪造印章等带来的风险和威胁。另外，相关财政部门对预算单位的资金支付所审查的内容通常情况下是依靠单据等十分有限的信息，而违规行为则会因预算单位的可以隐藏而不被发现。目前财政部门的事后审查手段有限，致使事后审查逐渐流于形式。

三、降低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的对策

1.改善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明确权责

博弈理论分析下，降低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的主要对策是改善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明确权责。要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国库集中支付操作的法规制度，明确和界定财政各部门、各级预算单位、银行以及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的职责权限和应该承担的责任，尤其要明确规定人民银行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下的监管权限，改善监督责任主要集中于财政部门的情况。通过改善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明确权责，改善财政部门监督责任懒于一身的状况。

2.完善银行的奖惩制度

博弈理论分析下，降低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的重要对策是完善银行的奖惩制度。由于财政部门在与银行签订委托协议过程中，缺乏对奖惩制度的明确规定，致使相关银行工作积极性不高。因此，要完善银行的奖惩制度，明确规定奖惩依据标准等。永嘉县财政部门在与银行签订委托协议过程中，不仅完善了银行的奖惩制度。同时，也加大了奖惩的力度，极大程度上提高了该银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3.提高加密技术的使用，改进审查手段

博弈理论分析下，降低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的关键对策是提高加密技术的使用，改进审查手段。由于信息加密技术水平不高，为国库集中支付操作带来风险和威胁，财政部门审查手段的有限也使事后审查流于形式。因此，要不断配合加密技术的提高和改进审查手段等方式来防范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的发生。永嘉县财政部门在降低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过程中，提高加密技术水平的同时，改进了审查手段，致使该财政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了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

四、结语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仅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的内在要求，同时也能够有效提高相关政府对财政资金的调控能力。本文从国库集中支付操作中各部门权责不够明确、缺乏完善的奖励与惩罚制度以及缺乏有效的信息加密技术与事后审查手段等对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同时，从改善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明确权责、完善银行的奖惩制度以及提高加密技术的使用，改进审查手段等对降低国库集中支付操作风险的对策进行研究，并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兰英，李伟.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向土地财政风险传导的博弈机制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2，05（07）：59-68.

第9篇：伟大的博弈范文

一、科学发展观唤醒创新基因的特征 创新是一种观念，观念没有理性。 创新是二特性对局，对局中间有一个创新的第三空地。 创新是博弈中的常数，常数是人的创新潜能的价值体现。 文化创新是大自然中的无性繁殖，文化创新又类似嫁接，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独特形式进行文明的创造，当最终看到创新的结果时，那已经不是原来的文明了。 人与他物的合成都属于未来，未来基于欲望，人的生存道路就是与他人一起用欲望创造未来。 《博弈圣经》中说："博弈的结构，不仅需要自己，还需要另外一个人和一个观众，这是博弈存在的三条件。"任何文化思想的传播都是除自身条件之外，还有两个条件才能构成，因此创新的文化基因也一定是一个三元结构，这样才能构成遗传与生态的文化遗传基因。任何被优先唤醒的科学与博弈的基因模式，都是一种观念思潮，它是科学发展观的源头。 优先唤醒的特征就是开发自己的欲望，将情感和价值观传播给对象，融入对象的文化中成为新的基因。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传播方式，无论结果如何，只要能从对象那里实现欲望都是唤醒，是创新，是进步。《博弈圣经》中给出了"进步"的定义："就是你在传承的方向上播撒的欲望，反应在他者的思维中。"其实生命进步的奥秘就是在危机中不断地将活着的优势基因取代低效的模式。生物行为创新的现象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地移动、奔跑才不会被捕食。 科学发展观就是被唤醒的大自然的基因模式，它不是一个人的文化，里面不存在个人理念，它是大自然自身发展的一条道路。《博弈圣经》中说到："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发展"一词就是战略里的持续性特征，也是科学的自然属性。在自然实体中生物与自然的优先快照，就是观念，"观念是自身知觉、意识、思想、理智的对象"。我们的观念一定符合以上的科学与发展，沿着大自然铺设好的这条无形的道路前进，这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任何政治家利用这一点都是找到了对政治、经济、军事及对智者文化的开放，都是找到了一个博弈取胜的非同步时间空间概念，就是让人们重新思考时间和空间、偶然和秩序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博弈圣经》中得到启示：人的头脑越热，越冲动，越显示出时间的紧迫和空间的狭小，那么，开放的时间使人在自由的空间里冷静思考科学的理性，使第三空地得到扩充，也使创新空间得到增长。不难想象，创新一定是多元化、多态式的双赢结构，根据《博弈圣经》中的国正双赢理论，双方对抗无双赢，"国正双赢理论可以用于日常所有的事物，帮助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双赢概念的理论，只有大于两个以上的合作，才能谈双赢。《博弈圣经》里的国正双赢理论，能够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多元化合作，双方才会出现双赢"。只有通过遗传交流合作才会显得庞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为自己打开一条崭新的道路。众多人的合作是一系列共同进化中的实验，假如不能取胜，你就要放弃自己，选择合作，继续博弈。合作就是放弃自己旧的博弈主张，在第三空地里形成新的梦想，只有合作才会永远改变着双方。众多人的合作在飞秒瞬间分出的信仰形成的生物蚁团行为是一种能源，它又为精神高涨的情绪制造更加开放的背景，以及把社会变成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园林。

科学发展观作为文化命题和一个民族的复兴宣言，一定会形成东方人的主题观念，就像火红的年代，将东方红化。我们把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用国正论、自然哲学的非绝对对立的观点区分出层级和远近，科学发展观离人们越远，被红化的人数比例越大。根据被唤醒的概率和主题远近的关系，得出结论，和科学发展观越近的人越难以彻底征服他的那一半。所以，优先唤醒者作为各行业的领导人就显得稀缺和格外重要。

人们经历的任何事物，在传播的路上一定有障碍，抵抗外来不是外来障碍造成的，而是遗传里的自然法则。生物总是在抵抗外来压力、坚韧不拔地存活着。人们在接受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基因、创新思维、创新结构和创新内容，再用国正论的博弈哲学将每个事件按各自的标准区分出大小与好坏、实体与性质，再用这种博弈的知识概念，寻找正理。《博弈圣经》中写道："从东方人到西方人，一刻没有停止过对博弈正理的寻找。"科学发展观和其他万物一样也都是在寻找中进化着。知道自己的优劣特性，就是遗传的优先唤醒，即超前的信息处理，就是聪明。科学发展观不同于达尔文全部依赖自然的物竞天择的理论，又不同于1990年道金斯（Dawkins）出版的《自私的基因》这一书全部取决于生物个体的理论。他们的观点都是用国正论分配之后对单极属性和局部理性的陈述。他们是科学家，却没有谈到科学里的博弈结构。也许科学家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背景所发生的创造不是他们的领域。 《博弈圣经》里的生物亲序建立的二特性博弈模式，会受益，也会受损。人的生物亲序就是寻找规律，回避错误，防止衰变。人们就连听话，也希望听好听的，对自己不利的话，听了反感，这是人生的一大行为特征。我们用国正论非绝对对立的哲学，对这一特性进行区分，由此设想生物亲序的自私性相对应着的还有人的利他主义。 政治家首先把以人为本作为开端，把人生归于精神的议题，再把文化、文明、科学与博弈混合在一起，用正理均赢的自然特性使和谐与道德得到持续性的改善。均赢表现出的利他主义，正如《博弈圣经》中所说："利他主义的动机才是最高级、最高尚、最动人也是最值得称赞之处。"它的美德会促使实现宏观整体利益。 在现在高度竞争的社会里，生存的游戏就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博弈，人性中的合作互助的模式，不是有意的，而是生物亲序防止衰变的本性。科学发展观的均赢文化，在《博弈圣经》中这样描述："真正体会到博弈的乐观主义和伟大高尚的利他主义行为，博弈的取胜结果就无可争议。"从每个人的精神到行为，处处表现出利他主义，会提升被别人帮助的几率。 科学发展观是人类独有的时代主题，是一种文化基因。人们认识优先唤醒的特征将形成浪潮，人人尊重自然，关注背景，服从社会本身就是创新，就是用主题的欲望优化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