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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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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论文

第1篇:美国政治论文范文

美学虚事拓展向政治实事,就美学学科本身而言即由先验转向经验的努力;就政治哲学而言,是唯有美才是使人间事务臻于永恒的确认。康德以来,现代美学即已面临主体性沟通的基础问题(所谓主体间性的难题),而将康德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的审美共通感(审美共同体),并拓展为一个大论域,是对现代美学和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扩展。

德国学者韦尔施一语中的:“……美学丧失了作为一门特殊学科、专同艺术结盟的特征,而成为理解现实的一个更广泛、也更普遍的媒介。这导致审美思维在今天变得举足轻重起来,美学这门学科的结构,便也亟待改变,以使它成为超越传统美学的美学,将‘美学’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进来,诸如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伦理学等等”。 [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骆冬青等先生的“政治美学”可作如是观察。文以载道,骆冬青等纵论晚清以降,小说叙事作为权利话语在政治教化中的美学意蕴。 参见骆冬青:《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骆冬青:《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政治透视》,《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骆冬青:《叙述的权力:先锋小说的政治美学阐释》,《南京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骆冬青:《“小说为国民之魂”——论晚清“小说学”的奠立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蒋晖以《李有才板话》 蒋晖:《〈李有才板话〉的政治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6期。为个案,分析赵树理文学功用性的呈现模式,即新的革命经验如何在农民的特殊交往方式中得以表达的问题;申明说书人用声音(说书、讲故事)超越文字书写(诗话、小说,朗读、默读)的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李有才板话》中说书人的美学尝试承担起五四以来建构起民族国家想象的新方式,不失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实践阐发,并启示我们分析礼乐、诗赋词曲戏、小说、话本、电影电视等权力话语载体及其审美交往模式的演进于人的存在论意义。张旭春的《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张旭春:《政治的审美化与审美的政治化》, 人民出版社,2004年。通过20世纪中国创造社的审美政治化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的对勘,展现出两种现代性追求的浪漫主义道路。因为中英救亡与启蒙的不同语境,分别代表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

综观以上政治美学的探索历程,其美学研究仅只限缩在文艺(文学文本)政治美学,分别代表了文体模式、文本呈现模式、中西对比模式在该研究中的成就。但是,其对“现实审美”,如时尚、文化产业等时代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注。“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 [德]歌德:《浮士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5-96页。艺术不能生活化,即是没有价值的艺术;生活(包括政治)不能艺术化,即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并且,美学日常(包括政治)的艺术性并不能因对象化而被遮盖。对美学学科而言,艺术审美,以及“现实审美”都应当纳入“政治美学”的框架之内。

政治美学话语、审美共通感问题与美政预设:现状审视、选题意义与现代性反思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已是一种历史事实,中西政治哲学中都鲜明地存在着关于美学的思想,其中有许多著作本身就是美学名著,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在中西美学思想中也有大量的关于政治的美学观照,其中,审美性(“道”)对政治(“器”)认同的超拔性论述成为焦点所在。就当代中国知识界而言,骆冬青认为,政治“秩序感”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特殊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权力运作、政治家的风格等等都体现出美学的精神;意识形态对于现实与未来构建了种种“想象的共同体”,把特殊群体、阶级、集团的利益、情感、意志、观念净化并升华为人类的普遍理想和共通情感;政治统治的美学奥秘在于使权力成为魅力、权力结构进入情感结构;政治的等级结构深刻地表现为审美的一种价值结构;政治权力渗透到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视、听、言、行的根据和规范。 参见骆冬青:《论政治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政治美学的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骆冬青对“政治美学”的研究,总体设计为四个部分:1.“有限的自由”研究政治美学概念的成立;2.“权力与魅力”探讨政治中“神道设教”、“兵刑合一”,以及“等级距离”等方面体现的美学精神;3.“历史与实践”则研究政治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塑造和空间的意识形态分割,探讨“正义”、“爱”、“民主”、“革命”等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生存向度及其美学意蕴;4.对政治中“美的灾难”与“美是目的”思想的研究。(参见徐敏:《政治美学:一个新的学术课题——“回归实事:政治美学与文艺美学”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但在骆冬青后期有关“小说叙事的公共性与政治美学意蕴”的系列研究中,并未完成对此后两者的开拓。骆冬青的研究直接助产了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 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的诞生。范永康从“诗性政治”的“心理本体”筑基上见出审美政治的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范永康:《试论“诗性政治”概念及其美学特征》,《理论导刊》2009年第12期等等。范永康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的研究”(07BZW012) 项目,后继将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董志刚、张政文、江宜桦、应奇等人 董志刚:《审美化的政治话语——夏夫兹博里的美学解读》,《哲学动态》2010年第4期;张政文:《席勒美学:一种重建的政治哲学现代性话语》,《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范昀:《审美与公共性:重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的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Yi-Huah Jiang, Thining without a Bannister: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Aesthetic Politics,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3). Yi-Huah Jiang: Politics Aestheticized: An Interpretation of Hannah Arendt’s of Politics Action,《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六卷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奇:《政治的审美化与自由的绝境——康德与阿伦特未成文的政治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4期。则从夏夫兹波里、席勒、阿伦特等西学人物的批判中寻求政治美学的理论意义。等等。

“政治美学”旨在探究政治生活本身所蕴涵着的美学奥秘,运用美学方法来分析政治。那么,政治美学的命题是否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若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上观察,以上研究并未见出“政治”存在者的问题所在,连带地难以凸显美学于存在的意义。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问题在于政治事务该不该成为哲学(美学)问题。由于反驳了蒙昧智者,如柏拉图等,对世俗的蔑视,阿伦特主张哲学家应当和柏拉图的“洞穴”同在。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29.追思现代性以来,苏格兰自然神论者对经验乃至自然本心(如沙夫茨伯里的“常识”、休谟的“同情”说等等)的辩护,继而关心、承认政治事务,即是对哲学家走出柏拉图式“洞穴”的反驳;哲学家于封闭的洞穴和大众一起,在智者看来,现世的肉体、感觉、乃至政治并非错误和邪恶的源头,政治事务成为哲学问题。此对中世纪以来的形而上学迷梦而言,不是一种新学说,而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这在对康德等人的“批判”中表现为一致。阿伦特通过康德的解读,将这种转型根源于审美共通感和政治共同体间通洽的难题。关注更好地生活、或政治生活,克服从柏拉图直至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形上幽灵和幽暗倾向使“审美性是认同的外部工具和手段,还是是其内部的本质要求和体现”的争论 徐翔:《政治认同的审美性——兼重审文学在“再政治化”中的本体论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成为人为制造出来的伪难题。审美在理论上无论作为政治的本质还是工具,都是不能取代在其现实中即体即用的融通关系,这是美学的内在问题。尼采、马尔库塞以来,伊格尔顿臧否现代性以来的美学人物,开篇申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历史渊源,凸显美学是“中产阶级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 [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导言第3页。即以身体造反逻各斯的中心问题,这是美学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反映。

总论以上政治美学的研究成果,结论有三:第一,美学本身对于政治的形上意义的认识较为一致,但对“政治”存在者自身问题的探讨模糊,故而导致美学于“存在”的意义无的放矢。故而笔者希望政治与美学融通能揭示现代社会的某些关键问题。问题不再是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再是艺术以及新媒介如何被用来服务民族主义、革命、政治宣传、工农兵学运动等等。问题之一是美学如何带有个人亲身体验的张力、激情、苦乐,并作用于政治的现实问题。文学等艺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边缘化的探索,其作用也在不断地收缩,(马克思提醒我们,资本家绝对没有时间读它)但美学却不是。当文学艺术有效地让位于政治力量时,美学诞生了,并且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繁荣起来。和艺术体验相比,审美体验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既是外在功能的,也是内在心性的。政治的现实化依然是关乎权力的,但我们的研究并不表现为司法化的政策、法律、控制、组织或者宗派的衡制,凡此种种可以通过政治科学来探究;美学化的政治提请为这样的一种权力,它植根在个人心性、情感和趣味中,继而运行于创生意义和推进文化的政治象征与感知模式当中。在这方面,政治并没有假借美学的外衣,而是政治本身化身为某种形式的艺术化追求和美学行动。第二,文艺(文学)文本批评在组建想象共同体的阐释中具有范式意义,但由审美共通走向审美的政治共同体实践并不能在对象化世界中被替代;第三,中西美学史中,“政治美学”资料的开拓是方向;第四,在中国大陆知识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地位显要,其在政治共同体实践中的作用辉煌,但理论总结还待深入。在“文学史”的方面,朱晓进等人的研究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朱晓进:《政治文化与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作出了梳理;在“论”的方面,2006年4月7日至8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学术研讨会”,可算作接力一棒。故而现代政治哲学引入美学,应当由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和审美共通感的性质来决定。

立论“审美共通感”的政治学意义,在于阐明现代“程序宪政学”的原子化弊端、并试图解决主体间性的困境。现代性以来,古典性的共同体(礼俗社会)由“等级大序”的礼制走向了的联合体社会(法理社会)。共同体是依凭人种血缘、地缘、巫术宗教文化传统等所形成的古代群体类型。其先于个人并以习俗塑造、规训着个人。个人从共同体中获得成员资格,并顺应相应的伦理观念。社会则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与意志意愿的需要而理性制造的对象,个人是社会的策动者。 参见[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社会学二分,弗林斯借助舍勒的思想评述,将人类共在的社群形式拓展为人群、生活共同体、社会、总体位格等由高到低的思想史进程,(参见[美]曼弗雷德·S·弗林斯:《舍勒的思想评述》,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97-100页。)其“爱感”占据位格的优先性地位对程序宪政学的批判有方法论的启示。“社会”作为“共同体”祛魅后的复数,何以社会联合?随着古典共和主义的式微,自由主义成为对现代联合社会做出回应的现代性的政治理论。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罗尔斯等提示人们:社会契约论是国家等公共联合体系起源及其正当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别于“神志论”、“阶级意志论”等精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模式,作为私利博弈的恶之花,把握的是现代性“规则”的一面,而其“质料”可称之功利。“约成”取消精英和庸俗之别,是关于财产的安全机制,反映的是私利的妥协;其内在价值是自由,核心在自主。事实表明,立约的动机是自然(自私),契约启用的前提是人的独立自主、资源分配的正义和平等,等等。即立约前的关系——意义同情等共同体感(集体责任)受到“两可”的处置;守约时,科层制度化-法制化的优先程序,(中立化、非人化,当然也高效、精确、低廉)在有关幸福和道德的问题上保持中立,而将具体有关的人、交往的人变为无关,并拒绝为非自主行为导致的邪恶承担个人责任(对道德缺乏自主);再次,契约论依托程序原则类型的道德,而期待契约持久、内在的自律,这对契约论本身的悖论解法并不一目了然。该悖论实自自由主义政治纲领的内在矛盾,其积极价值(自主、自由、平等、权利,多元主义和分配正义)内在地导致政治懒惰,乃至公共邪恶和人心缺德等消极恶果。使人担心文明宪法的机械一致及其社会性的逆反倾向,是否能推动人类的进步。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0页。韦伯发现该官僚体制(外显为经济体制)的铁笼性,使天职责任幽灵般地徘徊无往。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2页。阿伦特遭身于二战磨难,认为官僚政治的“无人统治”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45.更易使极权主义滋长,这是原子个人主义的“不判断”(而非知性失聪)惨遭野蛮的恶果……借此推论,现代公共领域的目的和意义一旦被自由主义的政治“道德”蚀空,其契约将徒具工具性职能;一旦形式理性从社会内容中分离出来而且交互确认的纯粹模式被体制化,又如何能够在形式物中聚合其意义呢?马尔库塞的“单面人”、西美尔阐明的的“都会性格”、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体验、哈贝马斯之“公法之私人化”的忧虑等等,表明以契约为内核的“程序政治学”有待进一步完善。“审美共通感”能否赋予其初始的共通意义呢?它能否发挥其政治批判的功用呢?

“共通感”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共通感”的文献综述参见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3-53页;另及洪汉鼎的译注,见第829页以下;卢春红:《情感与时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6-29页等。“审美共通感”研究的文献请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19、63、74、76页等;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and with an interpretive essay by Ronald BEin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第五节、第五章、第八章。共通感的元点意义即五官六觉之共同官能(common faculty,亚里士多德《论灵魂》426b8-427a16),他不仅指五种感觉,而且是指在本质上异于任何一种感觉的五种感觉的综合。托马斯·阿奎那在对《论灵魂》的注疏中,进一步将共通感阐释为外在感觉的共同根源。在此意义上而言,这种能力使共通感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能力。在18-19世纪,苏格兰常识学派依次而表达为日常感觉(common sense)或健全感觉(good sense): 参见[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同上,第32页;Encyclop?dia Britannica, Inc. (eds), 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 15th edn, 3rd vol.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2005), p.493.从文化上提取天生的道德感(情感)来弥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上对封建专制所取得的契约论成果。(这在英美法系中体现的比较明显)统而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中,因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对峙,即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或逍遥派-罗马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隐约对立,共通感在学理上分疏为“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或精神品性;共同观念的感觉和情感——一种对习俗、伦理标准的蕴含:应当/不应当,适当/不适当)之双层内涵,得到“判断力”说和“同情感”说的生发。“判断力的能力”是认识功能,其有审美共通感(审美的形而上学)和逻辑的共通感的分别,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由于否定康德有关规定性判断力和反思性判断力的区分,⑦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0、50、43页。对审美-逻辑的共通感并未作出明分,因为康德的规定性判断力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审美的判断,故加达默尔认为“即使就其逻辑意义而言,共通感这一词在康德那里也没有起什么作用。”⑦而“道德品性”是“与社会联系的”道德学或道德感学说,其以沙夫茨伯里的“共同福利的感觉”、哈奇生的“同情”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为代表,与之并列者应当是国家公民的共同品性,具有政治-社会内容。简言之即是从柏拉图直到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诸人探讨的政治共同体。此与“与社会联系的”共通感可以合称为社会共同体。在共通感之“判断力的能力”和“道德品性”的分疏中间,分别由康德的反思判断力和休谟的道德感学说的叠合与纠结见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间的深层融构。用虔诚派厄廷格尔对共通感的界定可直接翻译成“心地”(Herz), [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4、831页注[58]。其旨在反对笛卡尔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强调精神和物质的相互联系以及生命的首要性,厄廷格尔将之诠释为与上帝相伴的本能。但这并非忽悠即逝的情感,而是根深蒂固的倾向,并且有神圣的威力。从而“心地”占据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心性之元的地位。元即启始,人择原理表明天地人的共通始源是人类进化的历史根据,康德的审美自然目的论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

在西方,“审美共通感”的研究有一转折两分叉。一转折即共通感由神话时代和实体哲学时代(前现代)的“普遍性”话语转向现代“判断力”的分析。分叉之一即康德的先验探究。别于常识学派的经验论,以以情感为内核的审美共通感去消解知性范畴和道德命令的纯粹双执。由此,反思判断力凸显的整合心能在重建现代社会公共精神中受到重视。分叉之二是阿伦特的政治学研究替换康德的哲学研究。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即将康德在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采取了政治判断力形式, [美]安东尼·J.卡斯卡迪:《启蒙的结果》,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6页以下。使巴塔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所持的无为共同体取得理性(即“逻辑的”)社群的样态。在此,阿伦特于人类审美的经验事实,即政治剧场行动中,寻找鉴赏判断及其审美愉悦普遍传达的先天条件,如德艺者(康德称之“天才”)的自然本性及其审美的交往性的研究,等等。以上对共通感议题的估计和扫描由前现代的“普遍性”分析,经康德的“判断力”转向,至阿伦特为代表的“交往性”推进,并未表示它们在主体性本身中是分际的,而仅是探讨它们在现代性突进路线中,像康德、阿伦特等人援引先天的条件,以协调个体性主体的“赞同”和共通;还是像胡塞尔等人以第一人称的亲在感,直面单子主体,寻求主体间性的沟通原则?答案并非明朗。

在此议题“史”的分疏中,我们挖掘共同体(其“伦理主于善、宗教主于真”)的遗产,提取现代性的重要成果——美,对建构现代政治哲学的意义,以校正自由主义政治学中“自主”特权的偏颇,凸显审美在整合幸福论和德性论间的本体地位;用“由特殊而致普遍”特性的“反思判断力”为自由主义政治学中“多元主义”与“价值清单”间的悖反解围;以审美共通感的直觉性为支点来砥砺契约论政治学的起源和其正当所在,努力将现代美学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法政对象(经验)的审美共通感,并将此现代美学所面临的主体沟通问题拓展为一大论域。鉴赏包含一种从外部促进道德的趋势,人的复数性,即审美交往的共通是克服自利性的有效语境,以审美的非功利的合目的性为内核来对抗契约论中的功利(手段、工具)正当观;用审美共通感的“扩展性思维”构组意义社群,通过美的邀请、审美交往达到由“共通感”致“共同体”的尝试,重振公共领域。以判断力的提升来皈依高贵,抗拒恶俗趣味,切实引领时尚社会式的“无人统治”,维护公共和私人世界的和谐……鉴此,美的公共本能,是由政治复数(我们)进入个体单数(我),并争论、协商、行动的契机,这种政治学就是审美共通感以美的心能来构建公共总体性的计划。

审美共通感的现代政治哲学批判由先验回归政治经验,继承席勒、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方向,将审美政治的“历史自身”指向审美目的自身。从“共通感”而言对立于契约论之下的原子个人主义思潮;从“审美”而论区别于与“逻辑的共通感”同质的“程序政治学”;不仅如此,针对主体沟通难题的现代美学,努力将康德的先验共通感扩展为经验对象(法政)的审美共通感。力求提取、维护并服从美的权利,为“共同体”之后的自主个体在公共“社会”中寻求共通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针对现代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困境,尖锐地提请审美的政治哲学意义,为阿伦特所未能深入论及处。在阿伦特由康德的意志自由转向行动(公共政治)自由的基础上,着力审美共通感向审美共同体的有限转化,尤其是“行动者”开新启端精神的培植、政治剧场中“德艺(virtuosity)”式行动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1,p.153.的展示等都是值得深入展开的方面,也是难点所在。学院化、学科化的知识分子蔑视、抵制经验化的批判,认为这是具体性地运用知识,而非知识本身,此为思想的市侩哲学、保险主义的政治怪胎。另外,中国原始儒家之礼乐文化、诗性政治中的“伦理审美化”方向,自五四以降,结晶为“以审美代宗教”的理论形态,并表现于日常生活,极端凸显为文化大革命时的审美政治等等,是本课题深入挖掘、反省的爆破点。

真理的诱惑驱使我追问,为什么中国现代政治美学没有急迫地引进“共通感”概念,反倒是阿伦特极度地触及到这一议题?“审美现代性”的政治取向难道就没有文化建设的政治抱负?是政治学科和美学(文艺学)学科的藩篱阻止了这种人文关怀切中时局、针砭时弊?骆冬青的政治美学构想;张旭春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王斑20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范永康文化政治的创构等议题均大致集中于并局限于20世纪中前期(骆冬青除外),并且在中西维度间体证历史遍布的脉搏。全球化以来,我不能称中西视野有何不妥,同时中西汇通的进路也是现代中国担当华夏之道的知识学路向:梁漱溟、朱谦之、张君劢的文化哲学,胡适的实证科学主义,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均是“基于怨恨的以西方之‘道’鄙弃或超越西方的情结。”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197页。将古今维度置换成中西维度的结果,只不过是从现代性的一端回往另一端而无从更新,由此屏蔽了现代性本身。刘小枫认为,这是寻医问药的病态阅读心理。 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西学源流”丛书“总序”,三联书店,2006年。在“现代性视野中的中英浪漫主义思潮”之研究中,张旭春已经明显地发现现代性启蒙政治的主体原子化弊端,但中西的浪漫主义比较则将中国政治体制的古今转化置而不论。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勾勒了中国20世纪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史观,其崇高形象的定性是求取族群、阶级、国家之生存发展, 刘锋杰依据对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之“政治文化”概念的拓展,其“文学想象政治”的研究和文学政治学的建构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关系论”转向文学与政治自由关联的“想象论”。想象论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建制和人民的形象三个要素,即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刘锋杰打开了“政治文化”的议题,王斑则解决了文学与政治(国家的想象)的融通问题。参见刘锋杰:《试构“文学政治学”》,《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3期;刘锋杰:《从“从属论”到“想象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周景耀、刘锋杰:《文学与政治:可以“想象”与超越偏见》,《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等等。而并未能预见个体精神独立后的政治气象。难道这是“民族现代性”的误区吗?正如范永康等人所发现的西方文化政治的“特殊主义”(如民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反堕胎运动、同性恋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女性运动、消费运动、和平运动、新左派运动、宗教运动、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它们是现代性主体品格在民主宽容政治语境中的表达形式,同样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理应顺应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并且对主体特殊的原子个人主义弊端进行批判,包括王斑所言之“崇高”概念的现代性转型,这是现代性问题的古今问题。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来不断加强的中西文化模式,不应当忽视的历史性事实是,不仅“西方”作为实体是政教合一的基督宗教在欧洲出现后的结果,(因而“西方”乃是一个历史相对性的范畴)而且中国(东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在基本点上也为共同体时代的“西方”所拥有,并在现代性批判中被重建;而与之对立的“西方”文化的系列特性则只是在现代“西方”才出现的(或成熟的),并被“中方”奉为现代化初渐追求的特性。同时据历史学的佐证,现代“西方”在现代化的进程途中,“中方”(东方)已经参入到现代性(现代化)的古今转型中,如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已构成全球化循环交通的一环,以及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等的研究,已经冲破欧洲中心论的叙事。因而中西比较的实际依据是古今的比较,超过了中西的问题。 参见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38页。同时得益于尤西林教授“中西美学思想”的研修课。

以“今”来分判“中西”之“古”,并有功于“今”,从而才有现代性。分辨何为“今”,则决定了现代性的气质。坚持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哲学路向,参照西欧哲学架构,则重设出冯友兰的理学路向和熊十力、牟宗三的心学路向;参照西方史学和经验科学学理,则有顾颉刚、陈寅恪、钱穆的传统史学路向,等等。那么“今”就是“中”吗?针砭中国民族现实,为中国思想史服务无可厚非,但唯中国是从,对全球化的趋势而言,则未免精神偏狭。现代性是主体性逐渐成型的心性概念,以中华性之集合性的概念来宣扬“多元现代性”, 参见张法:《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2-23页。是误解自新自反式现代性之“元”的本原性的。现代性是古今时间转型的概念,现代性的“今”于求新中救正、持存,而新变又使“今”在持存的自反性中更新。“古”如何弥新成为惆怅之域。以“今”西与“古”之西比较,则缺失“今”之中,这是无的放矢的,实质则要突出今;以古释古,如列奥·施特劳斯的阐释学,那也约束了“今”,而根本目的则是解释今,骆冬青政治美学研究的器道之辨即是共同体时代牵扯出的美学思想,而美从伦理共同体(善)和宗教共同体(真)中独立作用则是现代性转型以来的现代事件。

第2篇:美国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治 文化

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次使用的。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着作和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它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这种态度类型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乃至政治秩序都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作为文化的心理和精神层面,政治文化会持久、间接地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策。不仅如此,从一国对外政策政治学角度看,政治文化在一国对外政策制定和实践中也发挥着一种微妙但意义深远的作用。”由于文化和民族价值观是社会化的并且根深蒂固,所以无论在大众群体还是精英群体中,大多数人都会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的世界观”[2],从而影响到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政治文化和对外政策实践之间联系紧密,二者是互为塑造和加强的互动关系。一般说来,一国政府为了获得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就必须考察并顺应本国大多数人的政治考虑、情感和价值,即顺应”民意”,这样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对外政策的趋势和走向。另一方面,顺应”民意”的对外政策和实践又会反过来强化本国的政治文化。当然,这种互为塑造和加强的关系依照不同国家的制度、历史、文化状况体现出不同的强度和特点。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是当代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实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际法观及其指导下的国际法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全貌。对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背后的政治文化支撑进行剖析,并对二者的互动关系加以阐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个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和实践的现状及未来趋势。

一、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概况及其特点二战的爆发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由孤立主义逐渐转向以加强国际合作,重视以建立国际机制为特征的多边”国际主义”。但考察美国的国际法实践,不难发现,美国在参与建立国际组织,遵守和维护国际法的同时,还有许多拒不参加那些大多数国家拥护的国际法、参加后又退出某个国际组织或国际条约、公然违反国际法以及非法战争的行为。11不参加的情况这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未签署的国际条约,也包括虽经总统签署,但未被提交给国会批准或被国会最终否决的国际条约。历史上,参议院否决美国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的情况并不是很多,截至1999年10月13日,参议院否决的国际条约仅为21个,而批准的则为1523个。[3]在海洋法领域,里根政府于1982年表示不签署曾经由美国积极参与、推动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国际人权领域,参议院于1989年拒绝批准已经被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除了其中两个附件条文),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美国至今仍未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是少数几个未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在区域性人权条约方面,美国一直拒绝加入《美洲人权公约》和该组织通过的其他有关人权的公约。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美国政府至今拒不签署限制转移危险废料的《巴塞尔公约》,并经常将危险废料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02年,布什政府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接受国际刑事法院,也不会考虑批准克林顿政府时期签署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迄今为止,美国仍未签署《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中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和激光致盲武器的两个议定书,从而使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摆脱国际法的约束,肆意使用贫铀弹、集束炸弹和凝固汽油弹。2.参加后又退出(或之后又加入)的情况冷战后,美国先后退出了几个被国际社会认可并普遍拥护的国际条约,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如2001年,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遏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是一个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在内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国际条约同年12月12日,布什政府正式退出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此举招致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在对待国际组织方面,1984年里根政府因不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其为”第三世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讲坛”而于当年12月悍然宣布退出该组织。3.公然违反的情况违反的条约涉及经贸、国际人权以及

一些战争法规则等领域。如1987年10月和1988年4月,美国海军战舰毁坏伊朗三个海外石油生产综合设施,违反了美伊《友好条约》多项条款和国际法的相关条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也接连违反人道主义法。如2002年曝光的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监狱存在着大量虐囚现象。2004年经曝光,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经常对战俘实施虐待行为,这些都严重违反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将巴勒斯坦驻伊拉克的两名外交官关押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长达一年之久。4.非法战争行为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发动了多次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和授权的武装侵略、干涉等,严重违反了不使用武力和不以武力相威胁以及国家原则等国际法原则。如1958年,美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贝鲁特附近登陆,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1983年,美国为维护其在加勒比地区的霸权而对格林纳达发动武装入侵。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1998年12月,美英发动”沙漠之狐”行动,空袭伊拉克。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2003年,美国又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战争。美国着名报人、作家威廉。布鲁姆在其撰写的《谁是无赖国家》一书中,经过统计认为,”从1945年到20世纪末,美国试图40个以上的外国政府,镇压了30个以上与不堪忍受的政府展开斗争的人民——民族主义运动。”[4]以上分类阐述的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从整体上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形式的多样性与多变性。美国的国际法实践在形式上是多样的,有遵守的情况,也有违反等情况。从美国不时地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对待国际法的做法来看,美国的国际法实践又具有明显的多变性。二是,双重标准的运用。这是美国国际法实践上的重要特征,尤其冷战后,这一特点显得更为明显。美国对待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态度经常以盟友和非盟友、”顺从的国家”和”无赖国家”为划分标准,执行不同的政策。三是,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以实力政治为基础,保持务实的指导思想以维护美国利益为目标在保持自由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塑造以美国价值观为指导,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当规则脱离了美国的”控制”和主导,束缚了美国的手脚时,美国就选择单边主义,抵制、对抗国际法或”另起炉灶”。四是,体现霸权主义的本质。建立并巩固世界霸主地位是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在”霸权稳定论”的影响下,美国坚持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正确的目标就应该是尽可能地在将来保持霸权。”美国在对外政策和国际法实践中体现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覆盖了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谋求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以强大实力为后盾,以军事同盟为手段,动武、威胁、制裁、实行”新干涉主义”、利用对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运用制度霸权或其他隐性霸权达到利己目的都是美国的惯用手段。[5]

二、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特征丰富的美国国际法实践背后必定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文化。丰富、复杂的政治文化被视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原则。[6]之所以被视为核心原则,原因在于美利坚民族异于法兰西民族、日本民族,他们是靠一种政治传统而非突出的血缘和地域特征维系起来的多样化的人群。美国人的核心理想扎根于第一批白人移民保持的欧洲传统当中,与英国政治文化有较深的渊源。尽管目前关于美国政治文化的着述很多,观点各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美国人的核心政治理想——自由、平等和自治入手认识美国的核心政治文化。托马斯&middot帕特森认为,”自由、平等和自治是美国人的核心政治理想。”所谓”自由”意味着,”个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行动和思考,只要他们不是无理地侵犯他人的自由和福利。””平等”指的是所有个人在道义价值、法律对待和政治要求上都是平等的。但这种人人强调的平等概念并不明确,而且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因为人们在天分和财富上的差异部分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但人们坚信这种理想和政治原则,希望并要求美国政府作为民主政府,在主义之下尽可能?I卫个人权利和保卫财产。”自治”则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人民是统治权威的最终源泉和正当的受益人”,以多数统治为基础。[6]自由、平等、自治是美国人的核心政治思想,而美国政治文化又不仅限于此,它还包括一系列与”自由、平等、自治”相联系的其他原则。1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主张,人们应当采取主动,自己动手,积累自身福祉所必须的物质优势。”它是对个人首创性、自足和物质积累的一种承诺”。[6]它与清教思想和自由的信念联系紧密,认为美国是一个整体,而个人则构成了这个整体的基础,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前进源于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对平等理念的遵从。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可以尽可能地发挥才智和最大潜力去自由地探求自己的道路,而不必考虑不公正的待遇。由于个人主义与自由、平等之间关系紧密,个人主义又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

它促使人们反对一切绝对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来自于国家、教会还是政党。[7]21多元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由、平等的要求是踏上美洲土地的第一批新教徒的坚定信念,之后的几百年中,美国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新教的宗教崇拜。宗教信念是美国政治原则的基础,在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教主张个人责任、克制、诚信、守信,是使自由主义不至于走向极端放纵的精神保障。在美国,虽然新教”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但却被视为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设施,”并潜移默化地、深远地制约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使其成为有限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8]正如布鲁姆所说,”要使不受合法的社会与政治管辖的领域获得扩展,唯一的方法是使其出于道德与政治知识要求的约束之下。”[9]这样在宗教的统一号召下,美国获得了一种”统一”,即美国人是一个整体,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盟。同时,这种”统一性”是与”多元性”并存的。”多元性”主张尊重个人和团体间的差异,承认并推动着多元异质的文化、价值观等。其强调的差异在个人主义的催化下让处于事实上不平等的个体和群体不致”沉沦”,并成为提升国家力量的一个源泉。31实用主义。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发源地,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和思维方式。实用主义看中的是一件事情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不拘泥于既有制定的原则,这样就为行动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度。实用主义既是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的突出特点,也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它指导美国的外交不致偏离实现国家利益的轨道,规规矩距地依据现实实力及每件事的具体情况确定外交目标和制定对外政策。41美国例外论。新教教义与特殊的历史让美利坚民族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一种特殊的命定感。杰里尔&middota&middot罗塞蒂将其形容为”美国清白无罪”、”乐善好施”和美国”例外论”。[2]三者之间有很大联系。曾经弥漫美国上下的孤立主义与美国人认为自己并不具有侵略性、不喜欢操纵别人的”清白无罪”一脉相承。换句话说,美利坚民族最为例外,是上帝眷恋的民族,上帝希望它通过建立一个完美的”山巅之城”成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效仿的对象。美国”清白无罪”,即使做出了干涉他国、参与战争的举动,也完全是出于”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促进所有人的自由与和平的巨大使命。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优越性,促使世界基督教化和美国化是美利坚民族的特殊使命。

三、美国政治文化与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的互动美国政治文化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精神、偏好和思维方式,并对国民行为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如此,它还与当代美国国际法实践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在美国,谁拥有权力?谁最终决定美国政府追求的对外政策以及采取相应行动?托马斯&middot帕特森认为目前至少有四种理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一是多数统治论,认为多数人决定了美国的各项公共政策,主张建立民治政府二是多元论,认为社会利益分化的后果就是许多政策必须通过与多元的利益相结合的权力来决定三是精英统治论,即美国国家权力掌握在一小撮地位高、影响力大的少数人手里四是官僚统治论,认为权力掌握在一批职业政府官僚的手中。从美国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看,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无法全面解释权力在美国如何拥有和运作的问题。[6]多数统治论能反映”民有、民享、民治”的政治理念,但大多数领域中的政策并不存在多数人的观点。多元论从民主和自由主义出发,承认社会的多元利益以及表达的合法性,但又不得不面对权力和政策再一次被少数特定集团”绑架”的危险。精英统治论和官僚统治论似乎更能解释权力的实际归属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但无论如何,这四种理论反映的共同问题是,在不同领域,国家权力的”归属”和运行模式不同,有些政策由大多数人的影响力所决定,另一些政策则反映了特殊利益、官僚或精英的影响力。美国政治文化既存在于普通美国民众中,也存在于决定和施行对外政策的政治精英中,既存在于利益集团中,也存在于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主、共和两党中。这样,美国政治文化就借助这些”载体”实现了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上文列举的”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和”美国例外论”虽不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全部,却揭示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要素。不同个体、特定团体、政治精英、政府部门及职业政府官僚对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对待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态度以及行事方式等,在政治文化的影响和约制下体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另一方面,不管是维护多边”国际主义”,还是强调”单边主义”,对国际机制、国际法不理不睬,甚至公然违反国际法、进行非法战争,都会对美国民众形成明显导向,彻底扭转、颠覆或是加强既有的政治文化。比如,以美国不批准或不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为例。美国并不认为这样做是忽视人权、践踏民主。虽然在美国国内,与一些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在相对数和绝对上,都有最大数目的饥饿者、无家可归者和穷人,包括非法战争中的”俘虏”,他们的人权和民主并没有得到真正维护,但美国人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政治文化,自立和有限政府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如,扎根于美国民众内心的”美国清白无罪”、”乐善好施”、”例外论”的文化和民族价值观使得美国在一战、冷战以及一些对外战争中的政策和行动被裹上了”道德说教”的外衣,虽然明知道大部分对外政策等同于一场道德讨伐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本意。当年为了赢得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向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并克服二战后的孤立主义倾向,美国政府找到了反”共产主义”这个靶子。共产主义被形容成对自由、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时至今日,”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美国才是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的?I卫者的政治价值观仍在美国政府”道德说教”和吹嘘对外政策成就的倾向下不断”发酵”成强烈的美国民族主义及偏执情绪。在这种民族主义和偏执情绪之下,那些侵略战争、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都获得了实施的”合法性”。以”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实用主义”和”美国例外论”为特征和基本要素的美国政治文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国际法实践最终目的是要促进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同时尽可能地迎合而非简单反对”民意”,并以此为基础,增进政策和政权的合法性。反过来,被美国政府实践了的政治文化又进一步强化着美利坚民族相对持久、稳定、复杂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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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杰里尔&middota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m].周启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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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威廉&middot布鲁姆.谁是无赖国家?[m].罗会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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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托马斯&middot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m].顾肃,吕建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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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第3篇:美国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科书;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文本分析;中美比较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6)02-0039-06

通过政治社会化使社会成员普遍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政治意识、政治信念、政治规范、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掌握参政议政的基本知识和能力,是维护国家政治和谐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政治社会化的本质是政治文化的教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1 ]。学校教育是实施政治社会化的基本途径,教科书作为传递主流价值规范和官方知识的文化载体,“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体现统治阶层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文本表达,所选择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征。国家或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通过教科书这个物质载体加以具体化,并通过对教科书中价值取向的控制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2 ],是学校教育实施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基本媒介,因此,研究并发挥教科书的政治社会化正向功能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一种必然要求。

一、西方对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理性研究

政治社会化理论产生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针对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危机。如青年人群体出现的反殖民主义、反战、反种族歧视、反贫困等政治行为,以及吸毒、性解放等反主流文化行为,这些行为直接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西方社会学者开始“着重研究人们怎样获取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怎样实现其特有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理论” [3 ],以及如何传播政治文化,以达到控制人们思想、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维护政治制度的目的。

1. 儿童和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机制研究

以西方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和杰克・丹尼斯等学者为代表,对儿童和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机制进行的研究认为,早期的学习对个体“政治自我”的形成与发展最为重要,“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政治取向会永远留在一个人的心里,并在成年后表现在政治行为上” [4 ]。学校是儿童“政治自我”概念形成重要场所,这个时期形成的对祖国的忠诚、对权威的服从、政治立场、自我认知等,对今后政治社会化信息会起到过滤作用。伊斯顿等认为儿童和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需经历政治化、拟人化、理想化与制度化四个阶段。在政治化阶段,儿童通过对身边政府人物(如代表社会正义的警察)或通过教科书、新闻媒体对遥远政治权威的认知(如领袖人物)感知政治体系的存在;在拟人化阶段,儿童结合自身的体验通过对政府重要他人的认知和理解形成政治制度的价值认同,即其对政府或政治制度的理解等同于对权威个人的认同,如对警察叔叔、亲民政治领袖的热爱等,会迁移到儿童对政府、政党、政治制度的情感认同;在理想化阶段,儿童产生英雄崇拜或信任,对所有警察、所有政治权威会产生普遍的价值认同;在制度化阶段,则使儿童从对理想政治人物的认同转化对现实的各类政府机构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存在的理解与认同,达到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我们认为,在儿童和青少年早期政治社会化阶段,其亲身对社会环境中的政治性人物的体验起主体性作用,学校教育起一个强化提升的作用。如果儿童感受不到身边警察叔叔、政府公务员等等重要他人的正向影响,仅凭学校的说教灌输难以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建立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机制,形成政治社会化的合力非常重要。

2. 政治社会化多学科协同研究机制

近年来,西方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形成协同研究群体和机制,取得了许多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机制的研究成果。他们非常注重把文学作品与故事传说作为对青少年进行政治社会化教育的重要内容来讲授,向儿童和青少年渗透国家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深意所在。美国前教育部长贝尔特曾强调说:“要使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培养他们的道德鉴别能力,完全没有必要再增加新的课程,因为德育的许多内容和素材就包含在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里。比如培养儿童的诚实,教师无须大喊大叫‘要诚实,要诚实’,他们只要把林肯是怎样步行三里路退还六分钱的故事和《伊索寓言》中‘狼来了’的故事讲述给青少年听就可以了;而《独立宣言》、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狱中来信》,可以使青少年懂得如何面对逆境。” [5 ]我们通过文本分析发现,西方学者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在美国教科书的编写中得到了充分应用,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在政治教育与政治社会化理论多学科协同研究方面相对薄弱,对我们加强教科书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多学科研究提出了挑战。

二、中美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主题的选文结构分析

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群体近年来在课程社会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行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以吴永军教授在其《课程社会学》一书中对政治类目划分的13个亚目为分析框架,结合研究实际进行了适当修订。选择人教版初中《语文》和马克・吐温等著、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对两版本语文教科书13个政治亚目的选文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1. 中美语文教科书选文注重政治社会化问题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中美语文教科书在选文上均注重政治社会化问题,但马浩岚编译版美国语文教科书相比人教版语文教科书更注重政治社会化问题,其政治社会化主题的选文比重为人教版的2.39倍。我们对其他版本的美国语文教科书与我国其他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进行比照发现,美国语文教科书对政治社会化问题的高关注度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教科书编写的普遍性价值趋向。

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教科书选文比例较高的5个亚目依次为批判揭露(15.5%)、自由平等(13.1%)、社会秩序(12.1%)、信仰理想(10.3%)、歌颂赞美(10.3%),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选文比例比较高的5个亚目依次为爱国(17.8%)、自由平等(6.5%)、批判揭露(5.6%)、革命精神(3.7%)、信仰理想(3.3%);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教科书对爱国主题的选文比例为8.6%低于人教版的17.8%;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教科书对政治讽刺、权利义务、民主法制、战争、和平等5个主题均有选文,而且战争主题的选文比例与爱国主题的选文比例均为8.6%,而人教版则无显性的以上5个主题的选文。

通过比较,我们认为,美国语文教科书注重通过对旧奴隶制、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揭露,追求并维护自由平等,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内在逻辑;美国语文教科书对实现爱国、自由平等目标,而不畏牺牲的“战争精神”的颂扬,值得我们关注;美国语文教科书的选文显现出“更讲政治”的特点,只是呈现的方式更侧重渗透式、隐蔽性。由于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教科书中的选文是精选本,并非美国语文教科书的全部篇目,比较的结论肯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我们从统计意义上看,美国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选文的比例高于我国语文教科书是明显的。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我们当下存在狭义地认为政治社会化就对政党、阶级、国家制度的价值认同,这是政治理论课的职责,忽视了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是各学科达到提高公民素养这一课程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由于对“”极左思潮、政治挂帅对教育毁灭性破坏的伤感和警惕,不希望学科教育更多地涉猎政治社会化问题;三是我们缺少科学的学科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实施策略研究,要么容易走向极左方式,要么容易忽略它。石鸥等学者认为:“教科书作为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载体。教科书是读者最多、最特殊,又最被读者信赖甚至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对读者影响最深远的文本。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就是手捧着这小小的文本成长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 [6 ]关注和研究教科书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机制,发挥教科书立德树人功能十分必要。

2. 美国语文教科书选文注重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系统设计

马浩岚编译版美国语文教科书将美国建国以来二百余年的历史划分六个主题,分别是《文明的交会》(1750年)《国家的诞生》(1750-1800年)《国家的发展》(1800-1870年)《分裂、和解与扩展》(1850-1914年)《不满、觉醒与反抗》(1914-1946年)《繁荣与保护》(1946年至今),这六大主题按照文史结合的方式和历史年展的顺序编排,每个主题对应的课文均选自于那个时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章或文学经典之作,展示了一个不断奋斗、进步、富强、走向完美的美国国家发展历程,每个主题的选文价值取向聚集度高,都让学生在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典型事件体悟中内化美国的政治价值诉求。从篇目结构比较看,美国语文教科书的政治社会化主题更加集中、明确,总体围绕爱国、自由、平等、法制等核心价值进行选文。相对而言,人教版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更加隐晦,每个单元虽然有暗含的主题,但主题不甚明确,单元的选文价值趋向的聚焦度并不强,其六册教科书选文的量基本均衡,围绕识字、阅读、写作,语言、文字、文学结构展开,体现了语文学习循环上升、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并重的设计理念。

此外,美国语文教科书选文的本土性强,国际性、开放性弱,其教科书选文未见东方文化成果,欧洲国家的优秀文化作品也不多,我们对威廉・H.麦加菲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选文特点。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选文则表现出明显的国际性、开放性,选用反映东西方先进文化成果的课文明显多于美国教科书,体现出我国教育文化的开放性意识、国际化视野、对世界优秀文化的主动吸收借鉴的理念,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我国整体改革开放的一种映射。

3. 中美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主题选文的文化差异

中美语文教科书都倡导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以及对革命精神的颂扬。两国语文教科书都教育学生要与落后的思想观念、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作斗争。我国语文教科书更侧重于对旧的封建社会制度、社会现象的批判,美国语文教科书更注重对现行的社会制度、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去追求未来美好社会。对政治的批判方面,美国教科书的价值导向更加明确、表达更加直接。人教版语文教科书更加抽象,主要集中于对封建社会、封建文化的批评,而且这些批评现实意义不大,甚至有悖论。如人教版选文《智取生辰纲》,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意义上来看,此选文存在价值导向不明确的问题;从现代社会生活价值导向来看,也存在问题,是否智取(抢劫)贪腐官员的财产就是值得称颂的呢?

美国语文教科书直面描述正义战争的价值,突出美国为维护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美国核心价值观,不惜通过战争、牺牲生命来追求,起到了对美国当今通过文化、经济、军事手段来维护来其世界霸权地位的全球政治战略进行合理化辩护的功能。

此外,中美语文教科书在选文价值取向上,体现出个体与集体、国家之间关系认知的差异性。我国语文教科书对核心价值的追求,倡导通过融入集体与国家、服从集体与国家、听从集体和国家领袖人物的指挥、借助集体和国家的力量才可以实现。美国语文教科书则宣扬每位个体都要秉承美国核心价值、为了美国的核心价值、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为追求和保护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制而奋斗、甚至牺牲生命。

三、中美语文教科书选文内容的政治社会化特点分析

如果说中美语文教科书选文的结构分析体现了教科书编写者对政治社会化的顶层设计思路、选文价值取向的异同,那么,进一步对中美语文教科书选文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则在于寻找中美课程文化的差异和政治社会化实现机制的不同。

香港“反国民教育”和台湾“反课纲”风波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教科书在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教育者通过教科书使受教育者把主流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价值导向和政治行为规范内化为个体“政治人格”要素,并按照主流政治文化规范来约束、指导自己的政治社会行为,可以有效引导青年一代成长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在东西方教科书中普遍存在,进教科书,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教科书这一课程实施的有效载体,让年青一代内化主流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政治理想,是学校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有效途径。但是,不可否认,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实现机制研究与实施方面还存在明显差异。目前,我们仍然延续着早期革命年代面对缺少文化基础的民众以说教和灌输方式为主的显性政治社会化形式,公式化、概念化、说教式、重灌输现象严重,实效性不好,与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和政治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求、与国家政治制度延续与发展的现实要求,都还有较大距离。西方发达国家把政治意识形态抽象的理论、价值观融化在日常具体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政治社会化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J].政治学研究1998(2):19-24.

[2]傅建明.我国小学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2:45.

[3]高 峰.当代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述评[J].教学与研究,1997(4):43-48.

[4]李元书.政治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发展和研究领域[J].文史哲,2004(2):142-145.

[5]刘世丽,杨连生.美国“政治社会化”教育方法的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02(9):45-48.

[6]石 鸥,石 玉.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12(4):92-96.

[7]方经民.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指称及其语境制约:兼与日语第三人称代词比较[J].当代语言学,2004(3):236-239.

[8]M .阿普尔,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教科书政治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6.

第4篇:美国政治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美两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根据各自社会的需要和实际情况,都设置了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将这两个典型国家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这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有益处。 

    当今世界,随着科技迅猛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扩大和深化,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国家为了使国民适应现代社会尤其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国家从本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情出发,采取了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丰富多采的面貌。高等院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机构,高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观点及品德的形成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把高校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中国、美国尤具代表性。美国作为现代西方国家的代表,是政治、经济都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中美两个典型国家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这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有好处。 

    一、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征 

    (一)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征 

    1.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征 

    社会主义中国非常重视高校在培养学生思想政治观点及其品德方面的作用,把高校看做是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好坏关系到学生能否确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能否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与行为习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教育学生,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 

    中国高校通过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使学生逐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正确认识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各级高校通过各种课外活动及集体风气的培养,帮助学生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责任感,从而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活动都从培养造就人才出发,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和各种有组织的教育活动。 

    (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征 

    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除了没有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等学科意义上的名称外,具备包括队伍、理论、职能、系统等一切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历史教育等名义下进行了大量的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美国高校普遍要求学生必修的人文、社会、管理、经济等课程中都大量渗透了思想教育的内容,同时,其高校普遍开设的公民教育、大学新生人学教育等课程与我国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类似。在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社会政治课程起着主要作用。从课程内容上看,基本上都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为资本主义辩护,将“西方生活方式”理想化,向青年学生宣传资本主义的神奇。同时,竭尽全力歪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 

    美国高校通过具有适应兴趣、自愿主动、丰富生动、寓教于乐等特点的课外校外活动,向学生灌输资本主义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牢牢扎根,造就了强烈的公民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但是,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维护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因此,无论是美国人的公民意识、还是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毫无疑问地都反映了美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培养出的个人主义者必然反映出理想淡漠、享乐主义等消极的一面,其爱国主义也必然渗透了霸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因素。 

二、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 

    中美两国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差甚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理论基础和培养目标上尤其明显。 

(一)理论基础的根本不同 

    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先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基础的。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政治社会化”为理论基础的。 

    1.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三部分构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部分有机地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遵循这一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三个部分完整、系统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更为丰富、坚实的理论基础。 

    2.政治社会化理论对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 

    政治社会化理论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性内容,事实上充当了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统治阶级通过传播政治文化,进行公民教育即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事实上,资产阶级学者对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就是为了给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各种依据,从而使资产阶级有效地实行社会控制,最终达到确保资本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目的。 

    美国十分重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发展,重视国策、政策等政治输出的条件和稳定性。并且把人的政治社会化工作从儿童教育做起,从父母的示范作用和家庭的良好教育做起,尤其强调高校的教育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突出地位。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对青少年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教育,传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是极为有效的。 

      (二)培养目标的根本不同 

      因社会政治制度和国情的不同,中美两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培养目标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两国都要培养符合本国现存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要求的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中最积极、最富有创造精神的因素。青少年作为各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对于国家的独立与完整、生存与发展尤为重要。 

    1.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归根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素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四有新人”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胡锦涛同志在“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培养具有和谐意义的优秀人才成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的培养目标 

    2.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 

    美国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称呼,只有打着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之名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之时的教育活动,因此在培养目标上也表述各异,但其实质都一样,即培养道德上成熟且具有民主理念和民主行为的公民。这也是和美国社会的基本思想、基本价值观紧密相连的。 

    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培养的人不仅包括诚实、守信、勇敢、勤奋等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特别强调美国社会的价值观。美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自认为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先进。为了维护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美国不仅把对它的了解当作基本的道德素质来培养,而且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培养民主公民。可以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把道德目标与政治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把道德目标作为政治目标的基础。 

    美国把培养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成效与问题共存。一方面,它使个人主义价值观牢牢扎根、造就了强烈的公民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政治冷漠、信仰危机、阶级对立等社会问题。究其根本,这是由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不合理现象只有在不合理的制度消灭后才能消失。 

(三)实施方式的根本不同 

    1.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式 

    在长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式上,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施方式。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便明确方向,使学生思想认识的提高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更要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反对任何脱离实际的行为和倾向。 

    第二,教育与利益相结合的实施方式。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要把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把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结合起来,把思想问题、思想教育与具体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第三,注重教育的针对性和预见性。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做到有的放矢。另外,还要准确地把握受教育者的心理,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在前面,不做事后诸葛亮。 

    第四,身教重于言传。教育者必须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任何事情从自身做起。只要这样,才能引导受教育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解决好现实的思想问题。 

    2.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式 

    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向采用直接和间接相结合的方式。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历来主张传授和灌输,即认为思想、道德、政治等价值观的形成,需靠外部的力量,这又被称之为直接方法。直接方法包括口号、规则、信条等。它还鼓励受教育者学习和了解价值观念,即注重启发式教学,强调激发内在的主动性,这又被称之为间接方法。间接方法包括利用各方面的活动进行引导。 

    在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这两种方法交互使用,发挥出很大的作用。这些实施方式有很大的隐蔽性,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从来不搞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与宣传的错觉。 

    三、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一)重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西方发达国家曾因片面追求高科技而忽视青年人的人格教育,造成公民道德败坏、家庭崩溃等社会问题,现在美国已采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汲取其教训,加强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注重教育效益的研究。 

    (二)坚持“意识形态化”,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导向 

    美国旗帜鲜明地宣扬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宣传资本主义如何优越,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建国理念。所以政治性是思想政治教育题中应有之义,绝不能忽视。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且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含义,坚持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的理论基础和先进性的培养目标。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和平演变。 

    (三)将高校德育重点转移到发展道德思维和培养道德能力上来 

第5篇:美国政治论文范文

11 [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356页。12 [美]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三联书店,1997年8月第1版,第5页。13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334页。14 李步云、邓成明:《论宪法的人权保障功能》,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第41-49页。15 [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1版,第56页。16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12月第1版,第754页。17 [美]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第1版,第15页。18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第1版,第284页。19 [美]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7页。20 [美]杰斐逊:《杰斐逊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1版,第44页。21 [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第1版,第342页。22 [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1版,第81页。23 [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113页。24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12页。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482页。26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116页。27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6页。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61-124页。[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第132页。[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6月第1版,第96页。31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255页。32 同上,第126-127页。33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272页。34 [英]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61页。35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序言第10页,正文第41页。36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第223页。37 [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第1版,第56页。38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第150页。39 [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11月第1版,第351页。40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第151页。41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1版,第185页。42 同上,第186页。4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第154页。4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1版,第275—276页。45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第151页。46 [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 91页。47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第1版,第75页。48 同上,第264页。49 同上,第264页。50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版,第156页。51 [美]威尔逊:《国会政体——美国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年3月第1版,第32页。

第6篇:美国政治论文范文

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洪涛认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对美国高层政治决策的

影响深远、广泛、直接。现将其主要观点摘登如下,供读者参考。

80年代以来,有一种“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美国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坛影响日益增强。

这种“新保守主义”不同于一般政治思潮,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思想先驱为50—7O年代

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

这一政治哲学流派之所以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反对自19世纪以来的相

对主义与历史主义思潮,坚持形而上学的“价值普遍主义”立场,坚持古典的“德行”概念。其

理论活动以解读柏拉图著作文本为核心,言必称希腊、柏拉图。他们自称反对以启蒙为核心的现

代政治传统,反对后现代主义。施特劳斯对古希腊经典作一种抽象主义的阐释,推崇古典思想对

普遍性所持的非历史观点,强烈信奉存在着超越历史、民族、特定文化传统的普遍价值,且这种

普通价值在他们对柏拉图著作的解读中呈现出来。

这一政治哲学流派一方面主张读文本,以六经注我的方式来诠释古典思想,立足所谓“西方

传统”、将传统重新诠释成对己有利的东西。另一方面有浓重的尼采主义倾向,认为“价值普遍

性”是需要采取政治手段从外部强行指定的、因而这种貌似复古的政治哲学,有非常强烈的现实

关怀。他们追求普遍主义,坚信存在适用—切社会的政治制度,主张对持有异议的社会进行干

涉,故西方有学者将这种“新保守主义”称作“普遍主义意识形态。”

从他们的政治主张来看,这一流派将财产私有制、人权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看作人类

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看作放之四海皆准的制度,甚至认为民主制度是经过神恩钦准的一种

社会形态(如诺齐克)。他们忽视乃至无视因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特性。同时,他们认为美

国是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的正宗传人,美国价值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价值。曾为施特劳斯学

生并于80年代成为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艾伦·布鲁姆说:“当我们美国人认真谈论起政治时,

我们认为我们的自由、平等原则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其他原则是合乎理性的,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一部美国史,就是—曲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凯旋之歌”;“民主制度以外的任何政体

一概没有理论依据”;“如果说哲人的政治理想曾经变成过现实,那就是美国了,而美国几乎是

一帆风顺地达到了这一目标”;“通过对人的自然权利的认识和接受,人们找到了统—与—致的

基本点。沐浴在自然权利的阳光下,阶级、种族、宗教、国籍,甚至文化都已消逝,或许可以

说,它们减弱了,这给人们带来的是共同利益,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兄弟。”在美国,人们可以

“放弃他们的文化个体特性并融入普遍的、抽象的存在从而分享天赋的人权”,不这么做的人,

“注定了滑向生存的边缘。”

因而在他们看来,存在着—种普遍价值体系,而美国就是这一普遍价值的现实化,认为美国

是民主政治的典范。人类政治与社会的根本问题在理论上已获解决,眼下的关键是要在实践中实

现之。他们认为美国尽管是一个特殊的国家,但奉行的是普遍主义原则,他们鼓吹美国式政治理

论与文化的霸权或垄断地位,认为美国是世界的领袖,肩负在全球推行民主和人权的政治使命。

他们甚而主张美国应该不惜采取政治乃至军事行动,为全人类立言。他们宣称摒弃所谓“道德相

对论”,自称代表了一种不受时空限制、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原则,自认是道德与德行的化身,

是全人类普遍真理的代言人,在他们的眼中,推行民主制度是一场全球性的道德圣战。故也有西

方学者将这一政治哲学流源称为“新雅各宾派”。

“新雅各宾派”在美国外交政策上表现为一种激进的道德帝国主义。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詹姆

斯·贝克曾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推行“普遍性的启蒙理想。”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应

该采取“一种以国力和道德自信为后盾的外交政策”,应该成为全球组织的总指挥。享利·基辛

格也曾以傲慢的口气说:“全球化是美国统治的另外一种说法。”

冷战结束,美国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最后胜利,认为历史将终结于当前的美

国政治、社会制度形态。这种“新保守主义”一方面迎合了要求解释冷战后世界现实的需要,为

西方胜利提供了一种文化优越论的解释;另一方面迎合了美国的扩张意志,迎合了美国公众的权

力欲望与自大心态。它为美国称霸全球提供了一种美国精神优越论,从深层的道德、思想、文化

层面上为美国处理本国文化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之关系(近而为处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建立了

意识形态基础。正如黑格尔在19世纪前期以一句“普鲁士国家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人类文明发展的

最高形态”而增强了普鲁士国家的扩张意志一样,这一政治哲学亦以宣扬美国国家是人类文明代

言人的观念,试图进一步激起美国称霸世界的意欲。由于它高举理想主义、道德主义旗帜,又有

深厚的哲学基础,这一思潮具有道德与精神的召唤力。自8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新保守主义”

第7篇:美国政治论文范文

美国学者帕森斯继承了韦伯的学说,他吸收韦伯对社会行动类型分类的方法,对行动取向和模式进行分析。阿尔蒙德直接继承了韦伯社会学思想和帕森斯结构———功能理论,明确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并开创了政治文化的研究路径。其次,心理学是又一股促进政治文化理论兴起的力量。它分为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力图解释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同其他人或群体接触时所受限制和所受影响的方式与原因。本能、习惯、情感和态度是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单元。依据这些单元,社会心理学力图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法西斯崛起和种族主义等社会和政治灾难的社会心理根源。人类心理学起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在《梦的解析》中阐述人的精神活动,认为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会在不同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不同层次的意识(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人们的行为。拉斯维尔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到政治学,他认为制度应该被看作有自己单独的历史,当人们在制度中历史地履行既定的角色时,心理学上的演绎被用来解释个人的行为。政治文化理论发展了政治心理学,把研究对象从个人层面转移到集体层面。最后,政治文化理论来源于人类学对文化本身的构想和研究。1871年,泰勒把文化观念用于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一个包含人类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6〕后来人类学家朗滋•博亚斯把文化作为整体概念,突出文化的内涵,认为文化是一个社团社会习惯的所有表现,包括了个人受其所处群体习惯的反应以及这些习惯所决定的人类活动。国民性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点,1946年,本尼迪克特出版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1953年莱特论共产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研究》,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角度解说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阿尔蒙德和维巴对五国公民文化进行研究,其理论建立在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上。他们不满意本尼迪克特等人对国民性、民族文化的研究,而是采取一种跨文化调查的方法。MarcHowardRoss认为这种“跨文化调查的潜在逻辑是使用被各民族实验室中提供的世界各个社会的经验材料来研究文化的差异。像一般的人类学一样,跨文化研究不但对人类的信念、行为的文献材料感兴趣,而且试图理解信念、行为的潜在演进模式”。〔7〕阿尔蒙德遵循跨文化的比较模式对五国的公民文化进行调查,开创了比较视野下政治文化研究的独特路径。

民主化浪潮的推动

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和民主化相伴而生,民主化既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同时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亨廷顿曾概括近代以降民主化的历史:“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第一次回潮:1922-1942;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1962;第二次回潮:1958-1975;第三次民主化:1974-。”〔8〕政治文化理论伴随民主化潮起潮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起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探究,对民情的研究实质是对民主产生的文化土壤的探求。德国是近代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康德从晦涩的文化哲学角度阐述了作为民主必要条件的个人主体意识,韦伯从社会学角度阐释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托克维尔、康德和韦伯用各自的理论方式对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作出回应。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直接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二战的胜利使美国的国际地位上升,成为民主化的主要推动者,当时美国实施对外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在援助的同时向外输出民主,民主向欧洲、亚非拉等国扩展。美国政治学者的兴奋点离开本土保持着向外进取的态势,比较政治学兴起。学者们以政治文化为路径进入比较政治学领域,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另外,二战后对产生法西斯根源的探究,对自由民主前途的展望也促进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阿尔蒙德认为:“在50年代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中主要的研究课题是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和英、美民主制明显的反抗独裁的能力。历史经验中的区别,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于德国民主制度的崩溃而进行的批驳,为政治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9〕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是一个短波,政治文化理论在兴起之后由于现实动力不足而短暂沉寂。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兴起,政治文化理论强势复兴。这次民主化浪潮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广度上,它首先潮起于南欧,70年代末浪潮涌向拉丁美洲,之后波及亚洲,80年代末吞没“”国家,直到今日,民主化浪潮还在继续。在深度上,先进工业社会进入后物质主义,民主化程度更加深入。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相对应,“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集中在三个领域:1.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2.政治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3.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文化在亚洲国家的现代化中的作用”。〔9〕英格尔哈特认为:“在过去几十年的期间,经济、技术、社会政治的变化以深远的方式已转变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10〕他把这种变化称作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从注重物质的幸福、身体的安全转变为对归属、自我表达、生活质量的追求。后物质主义对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民主化浪潮在发达国家深入发展的产物,民主制度越来越成为人们自我表达和追求生活质量的平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波及南欧、亚非拉和国家。政治文化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些地方,在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对民主的制度化运作水平出现差异的疑虑;在亚非拉国家,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各个国家民主的运行差异甚大的疑惑;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成功与失败的拷问,这需要学术界抛开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而寻求一种文化解读。政治文化理论为民主化提供了理论上的解答,民主化推动了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四、科技发展的支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离不开作为物质后盾的科学技术的支撑。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逐渐向社会科学渗透。这给政治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出现了以行为主义为先导的“科学化”浪潮。与此同时,统计学、信息论、系统论、数学等自然科学为政治文化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政治文化理论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成果,采取问卷调查、计量计算、数量运算、逻辑分析等研究手段,使政治文化理论进行了一场“科学化”的革命。问卷调查、民意测验、统计学、数理模型、数据学、概率论是常用的方法。问卷调查、民意测验把人们的态度、评价、情感具体化为经验数据,建立科学模型,并对其中数据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数据背后的规律。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对调查对象进行划定和分类,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特例进行具体分析。在对数据进行分析过程中,用统计学方法把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得出的结论转化为数据,再对数据进行分类,归纳。在分析过程中,统计学与数据学、概率论相结合,各种政治态度、情感数字化,各种指标、指数被设计进入政治研究中,各种数学模型被应用于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当代政治文化理论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与当代科学技术潮流相适应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在这场数字化的革命中,计算机技术成为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手段。研究所涉及的庞大数据信息依靠计算机强大的储存、处理功能。从数据的采集、模型的建立、数据的统计、概率分析到结论的导出都由计算机操作完成。因此,自然科学的运用和以计算机科学为代表的数字化革命为政治文化理论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支撑。

政治文化理论兴起的意义

第8篇:美国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启示

一、美国思想政治简析

1.强大的教育理论支撑。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乃至在世界教育界影响巨大的代表性的教育理论有:第一,以约翰・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理论。[1]杜威实用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着眼于应付环境,推崇主观经验,强调行动的功利和效用。第二,以劳伦斯・柯尔伯格为代表的“道德发展阶段”的理论。柯尔伯格强调社会环境对人们道德发展的巨大作用,个体的道德认知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递进发展的,个体道德发展处于不断的建构或结构的重建之中,这种道德判断的发展结构体现在个体道德发展的阶段性上。第三,以路易斯・拉恩斯为代表的“价值澄清”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生活经验可以有效地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第四,以里考纳为代表的完善人格道德教育理论。[2]

2.鲜明的特点

(1)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日益加强。美国们并不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而是十分重视对国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并认为这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部分。在历届政府的施政纲领中, 教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布什担任总统时, 就曾经制定过《2000年: 教育战略》的文件。9.11事件后, 美国更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3]

(2)隐性教育极其突出。美国非常注重进行隐性教育,发挥隐性教育对人们思想品德形成的作用。美国将许多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演变为著名的古迹供人参观。美国的许多科学博物馆,专门展示世界科技领先水平的辉煌成就,进行爱国传统教育、历史文化遗产教育、国家发展前景教育。利用举办奥运会、发射航天飞机这样的活动,宣扬“美国精神”。

(3)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爱国性:极为突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爱国主义教育, 美国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美国许多物品如食品包装、玩具、衣帽等都印有美国国旗。每逢节日、庆典,家家户户、大街小巷, 即使是汽车上都要悬挂美国国旗。甚至是历任总统的就职演说, 都有唤起美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警句。

3.开展多种途径的思想政治教育。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程度上通过学校课程设置来实施。在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里,家庭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教育将对母亲的素质教育成功地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形成优良的气质、品德。宗教教育在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扮演着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利用公民宗教作为实行统治的思想舆论工具,通过广泛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利用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不灵活、不连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由政府统一设置,各级各类学校的教材、参考书、课时由政府统一规定。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让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国历来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而且也是从小抓起,但是却存在着教育内容分层不明显,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脱节现象,课程上没有连贯性甚至有重复现象。

2.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方法单一、死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上大多采用直接灌输的教学方法,没有多样性的教学方法,隐性教育注重不够。学校教育,往往有正规统一的教材、周密的课程安排和规范的课堂教学。注重教育者的“教”,忽视受教育者的“学”与“受”。这种单一、死板的课堂教学不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使学生只停留在道德认知水平上而难以转化为道德实践。

3.没有完强大的理论做支撑、没有整合学科、跨学科的意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强大的理论,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亟需我们去研究和探讨,诸如多学科的整合,跨学科的协同作战,理论与学科体系的完善,热点与难点问题的解答,世界理论前沿的关注和借鉴,理论研究成果向教育实践的转化等等。我国在跨学科方面重视的不够,很多教育实践中未体现跨学科教育理念,导致我们很多学生“瘸腿”,只知道、了解某门学科知识,对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毫无涉及、了解。

4.思想政治教育途径较少。我国教育途径不畅通。目前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不强,学校教育中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忽视了校园文化、家庭、社会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学校、社会、家庭齐抓共管,共同育人的合力还没有真正形成。

三、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不断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论,加强跨学科意识。我们需要大胆地吸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的有益成分,来补充和完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如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将有助于学生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应加强跨学科意识和实践的建设,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合理设置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应该朝合理的方向努力,使小学、中学、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课程内容上连贯,发挥整体功效,促进人的发展。

3.加强隐性教育,注重渗透式教育。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深入,新问题、新情况也不断涌现,我们需要重视隐性教育的作用。美国教育界认为学校和课堂的气氛、教师的形象、学校的规章制度、校内的舆论导向等对学生的政治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形成的作用绝不亚于正式课程。据此,我们应当借鉴美国学校政治课程内容设置的方法,注意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教育内容体现出较强的层次性和连续性。教育者不是用简单的灌输来实现其思想教育目标。而是让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者的思想。

4.发挥多种途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学校教育中要组织学生参加爱国主义基地的建设和参观、献爱心等社会实践活动,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改变单一的课堂教育方法,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把外在的思想政治观点转化为内在的观点,从而形成定向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公共活动中渗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调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家庭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强化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这样,把思想教育工作社会化、系统化,发挥专职思想政治工作者、学校、社会和家庭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真正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吴锦旗.当代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之维[J].学术论坛,2005(11).

[2]蓝楠,陈燕,彭泥泥.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借鉴[J].理论月刊,2010(6).

第9篇:美国政治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主话语权;现实困境;内因检视;提升方略

DOI:10.15938/ki.iper.2017.01.008

中图分类号: 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40-06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取得长足进步。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民主国际话语权,经常设置所谓中国“民主”“人权”等议题,妄图遏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破解现实困境,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成为亟待回应的现实课题。

一、提升民主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意义

民主国际话语权是国际政治主体对民主政治实践模式及其观念形态的政治价值观的话语阐释力、价值主导力、政治影响力。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民主话语权是国际社会争夺的焦点,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提升民主国际话语权是重塑国际话语权的题中之义

国际话语权是国际政治舞台角力的焦点,而民主话语权是焦点之中的焦点。“民主”可谓现代国际话语体系中的热词。国际社会的各个主体都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是民主国家、民主政体;而与政敌发生龃龉之时则会给敌方贴上“不民主”的标签。然而关于“民主”的理论解说和政治实践模式并无标准答案,谁掌握“民主”的释义权、议题设置权、评判权,谁就掌握着引领国际政治潮流的价值制高点、制度制高点。易言之,民主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内容,掌握民主国际话语权也就意味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更具有主导力和影响力。因此,围绕民主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国际社会话语权较量的焦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借力其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优势、居于世界垄断地位的信息传媒优势,大力美化其自由民主的文化传统,标榜自己为国际社会的“民主楷模”,肆意挞伐依其标准定义的“不民主国家”,并怀着强烈的传教士情怀不惜动用武力向全世界播撒西式民主的种子以实现其战略利益。我国也被排除在西方国家定义的“民主国家”阵营之外,“民主”“人权”等问题成为西方社会掣肘我国发展的主要议题。总体而言,在民主国际话语权的角力之中,我国处于较为被动的弱势地位。可见,民主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角力的焦点,提升我国民主话语权是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2.提升民主国际话语权是赢取意识形态战争的重要话域

意识形态战争并未随着二十世纪末冷战谢幕而终结,“历史终结论”等论调终究在当今国际社会隐秘而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的现实面前出丑。话语权争夺是当前国际社会意识形态之争的重要表现形式,其中,民主话语权是意识形态之争的重要话域。美国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于美国人来说,意识形态重于疆域”[1]。不仅如此,美国还将民主作为其意识形态攻城略地的杀手锏,作为地缘战略利益的政治工具。美国历届总统都非常重视传播其民主价值观念。特别是开展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对具有重大的全球战略和地缘战略价值的国家的“民主”进程格外关心。中国作为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中屹立不倒,自然也是其意识形态攻击的重点对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无视我国的民主实践,指责我国是“权贵资本主义”“威权体制”的非民主国家,以所谓“民主”“人权”议题,误导国际舆论,企图遏制我国发展。深受西方民主理论影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重挑战。民主话语权的争夺是意识形态竞争的前沿阵地,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外部发展环境,也关系着国内的政治认同和政局稳定。放弃意识形态导致苏联灭亡的殷鉴不远,以民主的名义推进的却收获了中亚和中东北非地区政治动荡,更敲响意识形态之战的警钟。只有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才能揭示西式民主话语陷阱、有力回击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

3.提升民主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国际社会各主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政治日益由军事力量抗衡转向为国家软实力的较量。国家软实力是指一国在国际舞台上仅仅依靠文化、制度、外交等软力量实现随己所欲、达己所愿的影响力和主ЯΑN幕、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是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来源。[2]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的政治文化、政治价值观,“民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政治制度,“民主”是大多数国家政治现代化实践安排。“民主”无疑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国际社会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提升国际民主话语权是化民主软实力资源为软实力的关键,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关键。美国视提升其民主国际话语权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任务。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对其实力以及目标的崇高性深具信心,因而拟想要在全世界各地为其价值观念作战。” [3]以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主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是美国增强国家软实力,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对此,美国有系统举措,“发展开放的民主社会这项任务,可以由公司、基金会、高校、非政府组织,甚至政府来完成。”[4]美国国家民主国家基金会,为国家民主研究院、国际共和学会以及各种工会和商会提供资金支持,用于在海外推广民主和公民社会。[5]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等美国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巩固东欧的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与此同时,民主话语权的角逐不止于舌灿莲花的话语较量,更是国际制度制定权的博弈。“制度体系能增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借缔造国际规则和制度体系推行了自己的价值观。”[7]。可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大力营销西式民主,垄断民主国际话语权,从而在国家软实力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争夺民主国际话语权,传播民主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实践,为国际社会提供多元化的民主释义和实践模式做出贡献,是提高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综上可知,民主国际话语权竞争是国家软实力角逐的重要表现形式,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是提升我国国家软实力,赢得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有了显著提升,但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格局尚未真正改变。尤其是在民主国际话语权竞争中,我国仍然存在诸多困境。

1.民主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中国镜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国际话语主导权,在民主话语权方面尤为突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任意划定“民主国家”的阵营,分配“流氓国家”的帽子。即使是涉中问题,也夹杂着西方社会的杂音。西方学者利奥塔就指出,“中国”这个称谓本身已沦为没有自我表象能力的虚拟图像,只能借助于“主导声音”来表现自己,而这个“主导声音”就是西方话语。“中国”成为西方话语表征其“世界性”的“沉默他者”,成为一个在时间上缺乏历史纵深感、在空间上被拼凑起来的“平面图像”[8]。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国外不受待见,甚至饱受诟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将中国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给中国贴上“”“官僚资本主义”“威权政体”的标签。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污名化,国内不少人罔顾事实跟着起哄,而不少学者在回应与批判中也难以摆脱对西方民主理论的路径依赖,难免陷入西方民主话语陷阱。在此情形下,西方主导的国际公共舆论遮蔽事实,为世界勾画了中国妖魔化的镜像。民调显示,在全球受访者中,只有34%的人相信中国政府尊重个人自由,其中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及欧盟地区国家,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尊重人权”。[9]

要破解西方污名化、妖魔化中国镜像的现实困境,必须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主导中国镜像的阐释权,重构国际社会舆论中国图景。

2.民主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主流话语

在国际民主话语竞争中,我国较之于西方民主话语存在显著的话语逆差,西方主导国际社会民主话语。西方的主流话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文化是人类民主发源地,美国是国际社会民主模范的优越论。一谈到民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就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民主传统,俨然一副有着天然优势的开山鼻祖的高大形象,以民主专业户自居,借美化传统来为其推销民主价值观贴金助力。一方面,应当承认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民主在西方社会会源远流长,西方社会有许多思想家在民主理论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应看到西方国家推进民主的实践进程也是艰难曲折的,及至今天西式民主模式和理论仍有很多缺陷,远非“历史终结”的标准答案。

第二,西式民主将成为全世界唯一潮流的历史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由日裔美国人福山提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0]历史终结论实质是主张西方民主将是国际社会的唯一潮流,是历史的唯一选择,是现世的标准答案。与“历史终结论”类似的还有“意识形态终结论”“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等论调,并在相当多的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广受欢迎。民主的理念也被视作是救治人类社会面临问题的“最完美的处方”[11]。这些看似华丽且影响甚广的学术言说皆是西方学者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及其霸权地位的辩护。

第三,西式民主是普世价值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视西式民主价值观念为普世价值,四处兜售“民主万能论”,“民主”已然沦为西方社会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惜动用武力以有悖民主的方式去干涉别国内政,对其划定的非民主国家表示强烈的政治关心。“社会主义失败论”“邪恶轴心论”“失败国家论”都是西方兜售其所谓普世价值而施行的意识形态区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我国化为“非民主国家”阵营,妖魔化我国是“威权主义”“”,企图以其民主话语霸权的大棒西化、分化我国。

上述西方主导的民主话语,多以学术面貌出现,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等还是出自久负盛名的学者和理论家的学术研究。学术化出场使西方主导的民主话语意识形态色彩更隐秘且有影响力。

3.民主国际话语权竞争中的话语政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向世界兜售其自由民主的r值观,其背后有颠覆他国政权、扶持亲美政权以实现本国战略利益的政治目的。20世纪末“”浪潮来袭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借民主等所谓普世价值助推中亚、中东和北非地区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改造不无关系;本世纪初,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东”的演化背后也有西方社会借助民主话语权推波助澜的魅影。我国也未能免于西方民主话语政治的魔咒。香港“占中”事件正是“”在中国的翻版。香港“占中”事件是打着“民主”“自由”旗号的街头政治,幕后推手正是西方反动势力,其实质是妄图干涉中国内政,扶持亲美的香港政府。香港“占中”事件,直接扰乱香港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波及到香港经济,损害了中国香港人民利益。而兜售“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西方社会煽风点火之后便隔岸观火,为自己导演的政治闹剧幸灾乐祸。“雨伞革命”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雨伞革命让人质疑一国两制》更成为英国《金融时报》对香港“占中”事件的解读。可见,西方民主话语背后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

综上可知,民主国际话语权是国际政治力量博弈的重要砝码,是国际社会争夺的焦点。只有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才能破除西方社会话语政治的魔咒。

三、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弱势的内因检视

“西强我弱”的民主国际话语权格局,有西方长期垄断话语霸权的历史原因,也有凭借其传媒优势、学术优势、民主文化传统优势,对我国提升民主国际话语权构成阻抗的现实原因。我们不仅要看到上述客观存在的外因,更应检视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弱势的内因,以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1.民主实践历程较短

中国的民主话语扎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主政治实践,只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才能为民主话语的生发提供厚实沃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征程中已取得显著成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构成了我国民主政治运行的主体框架。但应承认,总体而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历史还不长,特别是时期对民主法治的践踏给了西方社会指责中国的把柄。而在一些民主实践的细节中仍有不足,如政府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权力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权力制约监督不力,地方司法机关不够独立等问题。

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坚持人民民主,推动我国民主实践不断完善,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是提升民主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应引导国内外公众正确看待我国国情、文化传统、党史国史,阐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征程中取得的成就。

2.学术话语权弱势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腾飞,世界越来越注重倾听中国的声音。但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与我国经济实力相比,以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为重要表现形式的中国软实力仍处于弱势地位。

民主的定义权、议题设置权、裁判权、评价权与民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言说能力紧密相关。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弱势与我国学术原创思想薄弱、学术话语体系缺失不无关系。以中国政治学为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滥觞于清末民初对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的译介。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范式、概念和相关理论多由西方输入,政治思想乃至政治话语都带有鲜明的西方印记。深受西方政治学相关民主理论的影响,缺失自己原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必然导致中国话语失声,从而导致中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弱势。郑永年曾尖锐指出,中国的知识界没有努力建设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没有知识体系的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向他人推广自己,是中国知识界面临的困境”。[12]原创的学术话语体系缺失直接表现为有些学者“完全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体系,没有自己的话语,每当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使用的全是别人的也就是西方的语汇和语法”。[13]学术的国际借鉴是必要的,但是跟着西方学术话语走,必然难以阐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况且西方学术总是有其意识形态的魅影相伴,国外学者就曾指出“坦率地说,问题是如何利用学术自由来做宣传,而且在此过程中还不能让学术变成宣传……这种新情况的政治逻辑是秘密操纵自由思想及其支持者。”[14]

3.国际传播效果较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众传播事业日益迈向国际化,但应看到,我国大众传播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与中国海外传媒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截至2015年初,中央电视台在全球建立了两个海外分台、5个中心站和63个记者站,共开办了中、英、法、西、俄、阿和英语记录7个频道,覆盖世界171个国家和地区;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能用64种语言、分134个频率,向全球传播中国声音。[15]调查显示,当代国际社会借助于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信息获取率高达68%,经过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有10%,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16]以电影为例,“传播到全世界的电影作品有75%来自美国。”[17]西方媒体垄断了国际新闻传播主导权、文化贸易主导权直接导致国际受众对中国近些年来政治发展的现实难以得到清晰而正确的认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执政理念和主张了解程度较低,美国、英国均有73%的人声称对此不了解”;“发达国家较为了解“一国两制”(9%)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8%)”[18]。信息的局限恰恰给西方敌对意识形态作祟提供空间。“调查显示,在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中国军事’仍占有一定市场,认为中国军力发展会对别国国土安全造成威胁的海外受访者平均比例为35%。”发达国家中,3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是中共领导的中央集权模式”[19]。西方大众传媒为西方公众构建了一幅扭曲事实的世界图景和有着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镜像。国际公共舆论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必然会制约我国国际话语嗟奶嵘。

我国国际传播能力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垄断着媒介话语权的历史有关,也与我国媒介大多是以官方主导的面目呈现,媒体国际公信力、影响力较弱有关。

四、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方略

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长期任务,在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实践基础上需要多管齐下、协同推进,不断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

1.加强民主理论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各国智库与学术界关于民主理论的学术论剑是国际社会民主话语权争锋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提升离不开我国学术话语权的有力支撑。

第一,破除对西方政治理论的路径依赖。在以谈论民主为时尚的时代,西方民主理论言说流派甚多,诸如“民主速成论”“选票至上论”“程序民主至上论”等论调经过华丽的学术包装,在国际社会甚嚣尘上。然而,简单套用西方“党争”“票决”等狭隘门户之见的民主理论不仅难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让渡了我国民主国际话语的主动权。应努力转变套用西式民主理论解释中国,任由西方学术理论为我国代言的现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行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体现。电视问政、网络问政、民主恳谈、村民(居民)代表会等都是我国人民群众积极有序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实践的缩影。将我国民主政治实践优势转化为民主国际话语权优势需要扎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第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话语的魅力源自于思想的魅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念和民主政治智慧是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哲学社会科学是我国思想和理论的前沿阵地,为我国民主话语的输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转化为学术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构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提升民主的学术话语权,需要我国学术界的广大学者与智囊出场。我国政治学界提出的协商民主理论、治理民主理论就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我国民主制度实践,符合我国政治发展的实际,并有力回应了西方一维民主思维模式下的政治偏见。

2.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宣传中国民主

国际话语权的角逐,即意味着描述世界民主政治图景权力的争夺。尽管我国民主政治实践进程取得巨大进步,但由于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相对较弱,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感知显然多于对我国民主文化和民主实践变革的了解。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是实现我国民主实践的故事由我们自己代言的重要前提。

第一,提升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新世纪以来,我国国际传播的硬件投入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在传播软实力方面仍有待提升。首先,改变政府灌输式的宣介模式。国外公众对中国媒体的公信力持有刻板印象,认为我国媒体主要由政府操控,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因而缺乏独立性和公信力。媒体公信力的缺失直接导致其价值引导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受限。其次,契合国外受众的文化心理。国际话语传播是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实现的,重视文化差异,遵循接受规律是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前提。重视受众的文化背景和心理接受特点,用国外公众听得懂的语言、听得懂的故事来传播我国民主政治实践和民主价值观念,无疑会有助于促进中国民主话语的传播。

第二,积极拓展公共外交,传播中国民主话语。在信息技术和交通科技不断变革的当今社会,以智库交流、企业合作、民间团体交往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外交逐步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公共外交以其主体多元、渠道多样、对话平等、效果间隐且有力的优势,成为国际主体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公共外交,向国人和国际社会展示我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心态取得的巨大进步,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民主政治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念的认同,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象,从而提升我国民主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政治舆论氛围。

3.解构西式民主话语霸权,回应西方批判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动辄拿民主说事,中国被排除在民主国家的阵营。对于西方社会的偏见与攻讦,揭示西式民主理论的偏狭与民主政治实践中的虚伪,有力回应西方无端指责与批判。

第一,揭示西方推动的民主移植给其他国家和地区酿成的灾难。在上个世纪末,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和西方推销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都以事实证明“交钥匙民主”的失败。效法西式民主的国家不仅陷入“无效民主”的泥淖,有些国家和地区还因此陷入战乱与动荡。尽管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乐此不疲地假借民主之名,推动,直接导致地区动荡。《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一书作者学者阿赫迈德・本萨达指出,美国早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就开始筹划“阿拉伯革命”,仅在 2005 年至2010年间通过非政府组织与基金会,培训了不少于 1 万名的埃及网络高手。每年为此投资近 2000万美元,2011年更是将用于此目的的款额增加了一倍。正因如此,2012 年,上述机构中的某些成员被埃及司法机构指控为“非法筹资”,19名美国人被卷入其中。[20]美国等西方国家这种伪民主的国际专制行为应当受到谴责。

第二,揭露西方民主在国内存在的诸多政治危机。美国政府自诩为“山巅之城”和“民主灯塔”,而美国民主其实质是选主政治、金主政治。无休不止的党争带来美国政治僵局。占领华街行动、美国“民主之春”抗议活动直指“金钱政治”。其中,2011年9月爆发了旨在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的“占领华尔街”群众性社会运动。“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最终遭到纽约警方的强制清场,事件演变为。尽管“占领华尔街”是近年来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抗议运动,然而得到媒体的关注却少而又少。

遮掩本国国内政治困境,指责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美化本国民主模式,并强行向世界推销,是美国民主话语霸权的惯用伎俩。在国际民主话语权角逐中,应当揭示西式民主虚伪的一面,回应西方对华的无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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