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类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成长类作文范文

日前，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主办，河北省酒糖副食流通协会承办的“2011年度全国各省市酒类行业协会会长（秘书长）联席工作会议”在承德召开。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的会长及秘书长，酒类生产企业、酒类营销商及相关单位共计16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中国商业联合会名誉会长何济海，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王新国、常务副会长赵公微，河北省商务厅副厅长奚献军，河北省酒糖副食流通协会会长吴凤鸣，承德市副市长贾玉英等相关单位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还得到了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公司、中法合营天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中国酒类的分布很广，地域发展不平衡且各有特点，各地的酒类协会都在当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商业联合会名誉会长、中国商业企业联合会会长何济海先生充分肯定了联席会议这种机制，能够使各省市协会在统一的思想和氛围中，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形成合力，共同促进酒类市场的繁荣和酒类流通行业的和谐发展。他着重强调了当前打击假冒伪劣酒、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希望各省市酒类协会及相关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稳定物价、保障民生，充分体现酒类行业的社会责任感。

据悉，2010年的联席会议为当年的工作定下了基调，为各项工作和活动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酒类流通协会王新国会长的讲话指明了2011年工作的思路，他首先简要介绍了近期协会举办的主要活动，并阐述了今后工作的主要工作方向：继续认真贯彻国家发改委关于“服从国家大局，稳定酒类价格秩序，承担社会责任”的五项要求；注重发挥酒类专业媒体的作用，成立“中国酒业联盟”，为各个酒厂和广大酒类营销商服好务；加强两岸四地酒业交流，正式成立“粤港澳台酒业联盟”；继续发挥“粤、冀、鲁、豫、苏五省酒协联盟”的作用，由点到面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精心筹备召开“2011年全国酒类优秀营销商代表大会”，进一步优化相关评比和组织工作；强强联手，开展“中国酒文化形象大使”评选活动，形成酒文化的推广传播高潮；根据市场和企业需求，开展“最具收藏价值的中国名酒”、“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中国名酒”的评选活动；筹建“国家博物馆――酒文化专题馆”，打造中国酒的“名片”。中国酒类流通协会执行秘书长彭德骏就这些工作的细节和组织等情况，详细地进行了阐述，并希望各省市协会能够充分提出建议和意见，深入探讨交流，保证这些工作与活动的顺利进行，并取得良好的行业效果。

作为中国酒类流通行业最活跃的中坚力量，以及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各项工作的重要支撑，广东省酒类行业协会会长朱思旭、河北省酒糖副食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景立、河南省酒业协会秘书长蒋辉、河南省糖酒食品流通协会会长王庆云、江苏省酒类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建英等相关协会领导相继发言，表示拥护中国酒类流通协会的工作规划，并将一如既往积极参与和支持各项工作。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酒类行业协会代表也纷纷介绍了自身的发展情况，并表示了参与相关工作与活动的迫切希望。

会议的讨论环节结束后，与会嘉宾和代表前往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公司的新建工厂，并参观了酿造、生产及包装车间以及在建的酒文化博物馆。与会代表品尝紫塞明珠美酒的同时，共同见证了“中国酒文化形象大使”评选活动的启动仪式，也开始勾勒中国酒类流通行业新的蓝图！

第2篇：成长类作文范文

关键词：电子文件，模块化管理，存储格式，核电工程

核电工程电子文件对组织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必须跟随社会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态势，不断加强电子工程建设管理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程度。管理人员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充与优化信息数据存储与传输的载体，即设计更加科学和先进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继而为各类信息数据的长期存储与高效流通提供开放与安全运行空间。

1核电工程电子文件的特点

专业性。核电工程类文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针对三维模型生成的各类信息数据，必须要以电子的形式进行存储与管理。需要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处理，以专门的系统为载体才能使用与共享。不同类型的模型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产生海量的信息数据，必须对生成的电子文件进行科学和长期存储。核电工程电子文件的管理与存储，主要作用是推动既定产业的高质量和规范化发展。无论是先进设备的研究与开发，还是构建独立和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都需要基于可靠和完整的核电工程电子文件。从这个维度来看，核电工程电子文件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对我国核电出口及核新技术领域的发展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套性。对核电工程领域规范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三维电子文件，必须利用科学的档案分类与存储方法实现成套管理。无论是对复杂的模型，还是在核电工程运行和建设过程中生的数据文件，都必须生成系统和成套的文件。我国在核电工程档案管理中，需积极推进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工作，由此真正实现规范化和现代化管理。这一目标和愿景的实现，依赖于可靠和完整的电子文件。而从核电厂的长远和高质量发展维度来看，若想在系统运行和组织发展过程中实现安全和高效运行，必须充分了解整个企业和组织的发展历史和过程。而电子档案和重要信息数据的存储及管理就变得十分重要，关乎整个领域的知识资产积累及数字化发展质量，甚至会对核电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对核电工程电子文件实现成套管理具有重大意义。多样性。核电企业在运营与发展的过程中，在模式和方法论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在对各类信息数据进行电子化处理和数字化管理的过程中，需引进不同的档案管理理念与专业软件及工具。基于信息数据生成的模型也存在一定差异性，形成不同类型的数据输入输出接口。而核电工程电子文件具有一定的多样性，需对其进行规范化和科学化分类，由此才能为科学和安全的长期存储奠定扎实基础。不同类型与格式的电子文件，在核电企业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三维模型可供技术人员更加直观和立体的分析问题，进而保证整个工程或系统高效和安全运行。核电厂设计与制造相关的信息数据，为后续设施设备的维护与保养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更是判断运行状态的数据基础。若不能长久和安全的存储电子文件，将无法随时发现和解决设计缺陷与设备运行问题。虚拟性。电子文件是利用技术手段生成的虚拟信息数据，区别于传统可触摸的纸质文档，有着鲜明的虚拟性特点。对核电工程电子文件进行长期存储，既要沿袭传统正确的档案管理模式，还要对既定的存储技术进行全面升级。利用不同的介质对重要文件进行分类存储，能够创建一个安全的系统运行环境。对参数耦合关联的核心数据进行存储与管理，是核电企业实现数字化和现代化管理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核电文电子文件长期存储，并生成更加科学和先进的档案管理策略。

2核电工程电子文件长期保存的策略设计

设计现代化的核电工程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现代管理语境下，核电工程电子文件的保存必须引进现代信息技术。利用先进科技设计现代化的核电工程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为各类各层级电子文件高效使用创建一个良好的空间，为各类信息的保管与传输提供先进的承载体。文件的流转与数据交互，需依托安全和高效的管理系统。管理者要认识到核电工程电子文件长期保存的现实意义，看到现代信息技术在目标实现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将先进技术和理念科学嵌入到核电工程电子文件管理体系中，通过设计现代化的核电工程电子文件管理系统，为各类信息数据的存储与传输提供先进平台。且结合整个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能够构建层次分明的电子文件长期存储的高层概念及框架。生成新的制度标准和管理标准。制度标准是形成规范和规矩的前提条件，若想对核电工程电子文件进行高质量和高效的长期保存，必须建立科学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和标准体系。而电子文件在核电企业发展中获得广泛应用的背景下，需针对这一工作生成更加科学的制度标准和管理标准。即核电企业高层必须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与意见，对核电工程电子文件的存储与使用提出更高要求，严格依据先进的电子文件管理标准（如表1），科学和规范化地对纸质文档进行数字化处理，并能对所生成的电子文件进行科学分类与长期存储。核电企业需严格遵照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生成具体的文件存储格式要求，并能对重要的电子文件进行封装与成套管理，制定科学的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全面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的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人是推进与执行各种策略和建议的载体，若想全面和扎实推进核电工程电子文件长期保存工作，必须注重培养具有先进管理理念和极高现代化作业能力的档案管理人才。负责电子文件存储与保管的人员，既要掌握扎实的文件管理理论知识，还要熟练使用现代信息技术，且能规范化操作电子文件档案管理系统。核电企业必须全面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的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以此才能对各类电子文件进行规范化和安全化的长期保管，并能利用技术手段实现高效和安全的输入输出信息数据。

3核电工程电子文件长期保存的应用实践

基于现代化的核电工程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实现模块化管理。企业在核电工程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方面生成清晰的思路框架后，还要制定行之有效、操作性强的科学策略，如此才能将各种创意想法落地。管理人员应对各类文档与信息数据进行分类，逐渐实现模块化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文件摄入模块，主要输入与存储有关电子文件产生单位的相关信息。无论是工程承包商，还是先进设施设备的供应商，在合作与管理的过程中，都会衍生各类重要的信息数据，管理人员需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规范化分类与管理。利用核电工程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生成电子文件，对相关的信息数据进行动态优化与完善，确保整个电子文件的可靠性与完整性。而文件涉入模块在管理和运营的过程中，实质上是各类电子文件存储与应用的逻辑起点。管理人员必须根据核电企业管理与发展过程中产生各类信息数据的特点和性质，有明确思路和技术规范的生成各类电子文件。相关信息数据必须通过文件摄入模块进入管理系统，规范化的提交信息包。（2）文件存储模块，主要是对元数据文件进行科学和规范化处理，生成原电子文件。通过有效摄入外部文件，保证整个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完整性与丰富性。档案管理人员创建AIP的过程中，必须科学和严格的检查文件类型与格式规范性，将电子文件规范化和完整的录入到信息管理系统。（3）保存管理模块，主要是利用备份功能、智能校验错误功能、格式迁移与转换功能等，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进行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4）电子文件传递与应用模块，主要是对规范和安全存储的信息数据进行科学应用。档案管理人员根据需求方的要求，将目标文件安全和高效的发送到目标位置。即利用先进的检索与查询技术，从海量的信息管理系统中快速定位目标文件，将其规范化的发送给需求者。依据电子文档管理标准实现存储格式的标准化管理。在电子文件长期存储方面生成既定的制度标准和管理标准后，按照要求和标准，对各类电子文件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存储。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将电子文件生成不同的格式，实现多媒介多介质的存储，保证重要信息数据的完整性与安全性。不同电子文件要生成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存储格式，能对纯文字、图文类、图形图像类、视频类、音频类的文件进行标准化管理。具体情况如下，文本类文件，不要生成XML、TXT、PDF、CEB格式进行长期保存；图形图像类电子文件，需以TIFF、JPEG、GIF格式进行存储；音频类电子文件，主要以WAV、MP3、FLAC格式存储；而视频类电子文件，主要生成AVI、MOV、MPEG存储格式。档案管理人员必须与技术部保持密切交流与沟通，能够对各类文件存储与管理的环境进行优化与完善。定期维护与养护硬件设施设备，为现代化电子文件管理系统的运行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管理人员对各类电子文件生成不同的存储格式后，应该科学分类存储与保管，并能对图像类和三维模型相关的信息数据进行成套管理。全面推进与实践现代化人才培养战略设想。核电工程电子文件长期保存，对人员素质和工作环境具有一定的高要求，需保证人员掌握多种存储与管理方法，熟练使用先进技术，对整个存储环境进行合理优化。无论是在电子文件生成和存储阶段，还是在后续的文件调取与应用环节，都是对档案管理人员信息素养与职业道德水平的考验。核电企业若想保证电子文件长期存储的安全性与高效性，就必须致力于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管理层要根据电子文件长期存储的最新标准与要求，全面推进与实践现代化人才培养战略设想，为高质量实现工作设想与目标奠定扎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例如，组织档案管理人员全面学习电子文件保存的标准与要求，掌握最新的档案管理理念与经验，保证档案管理人员明确各类电子文件存储与提交的格式要求，了解与掌握具体的工作方法与程序，并能利用最新技术与理念高质量和高效完成任务。企业需严格遵照电子文件产生、维护、长久存储的既定要求，组织相关负责人学习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企业要制定更加科学的培训与教育行动方案，定期对档案管理人员进行技能训练与能力强化，保证他们成为具有现代化管理意识和能力的人才。专门为三维电子文件设计科学的文件管理方案。核电企业需生成严格和规范的电子文件管理与存储的标准与程序，促使档案管理人员有步骤、有层次性、有规划的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尤其，需专门为三维电子文件设计科学的文件管理方案，保证重要与核心信息数据获得规范化和安全存储。管理者和档案管理人员应共同制定多种管理档案，如利用PLM对三维电子文件专门管理，进而保证结构类三维过程数据获得安全和完整存储。对电子文件进行迁移的过程中，不能对定版数据进行迁移，可利用PLM进行三维数据的科学化管理和长期存储。或是参照OAIS模型，生成特色化和个性化的三维电子文件摄入与存储功能。这样，不仅可有效保证三维电子文件的安全性，还能有效应对轻量化问题，真正发挥可视化数据资源的应用价值。

4结语

第3篇：成长类作文范文

【内容提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为谋求自身的生存的发展，在千差万别的生存环境下创造了千百态的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宽松，对缓解目前已出现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有效地利用各民族文化的多地并存源，人类21世纪的生存环境将仍然是美好的。

【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human beings created variousethnic cultures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s.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are the precious items in thehuman treasure house of wisdom. to protect the cultures isconducive to the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is importantto help stop the deterioration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文化类型ethnic culture/survival environment/cultural types

【 正 文】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梦想彻底征服自然。开始是凭巫术，以后是凭信仰、凭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经济秩序。其结果是人类在局部问题上使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生了改观，但在总体上却不断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还是控制，是利用还是征服，是依存还是对立？本文拟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

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其他生物物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在生态区域内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任何一个物种在其间失去平衡，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都会相应按生物规律做出反应，使之重归于平衡。人则不同，就其生物性而言，他与其他生物物种无异都得摄取生物能，消耗生物能，都得接受同一区域并存物种的生物性制约。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就迥然不同，他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凭借文化结成社会，维系成个体集合——民族。用人类特有的手段——文化去摄取和消耗生物能，因而和人并存的生物，只能在生物性上层面上对人的生息和繁衍加以制约，而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却无能为力，人类却能在生物层面之外凭借文化按自己的意志对于伴生生物加以控制甚至彻底征服。这样一来，矛盾酿成了，即人类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它可以左右生态系统，却不受生态系统制约。终有一天人类这个脱控的生物物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均衡运作，使所处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一天目前已经迫近了，这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降临。

人类在生态系统内的脱控既然导因于人类的文化，那么要使之在生态系统中重归于平衡，也得惟文化是问。要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重归于平衡，当然得靠一种制约力。这种制约力只能是文化，文化又只有人类才有，因而不能靠其他生物种的文化来制约人类，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如果这个制约的方案能够行得通，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失衡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也就彻底缓解了。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类型，类型之下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样式。要使文化对生态失衡发挥制约作用，当然不能靠文化的整体，而只能靠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去实现。为此，我们得按照文化的类型一一分析，看看他们各自对生态系统失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去加以制约。

属于狩猎一采集类型的文化，由于是在伴生生物的运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种文化类型也能够积累有限的代偿力，但是这样的代偿力仅作为转换生活区域、对付生存环境不测因素的变故之用。一旦所维系的民族成员个体数量超过所处地带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生物个体数，随之而来是该种文化在该区域内适应度的锐减。人们的反应只能是扩散或出现该种民族的分裂。在这种文化类型中，人类虽然超越生态环境的生物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仅仅用于人类转移生存环境和对付生存环境的不测变故之用，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之外按自己的意志，迫使生态系统改观来适应自己，因而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阻滞，即生态环境运作仍能按其生物性正常延续。

斯威顿耕作类型的文化也是在所处生态系统中凭借伴生生物在该系统内的生物正常运作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积累较多的代偿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划分出由人严格控制的生产区，于是仅具有生物性的生态系统开始接受来自人类文化的强制性控制。这时所积累的代偿力已经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局部地改观，但却不会使这种改观延续下去，否则，人类在生存区域内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就会与其对应的文化失去平衡，导致适应度的降低。于是，在这种文化类型下的人们，为了避免适应度的降低，同样只能向新的生存环境扩散，去构建新的生存环境，使暂时的生态系统阻滞迅速得到恢复，而不能在使生态系统改观中找出路。因而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下，人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态系统中生物性特征的制约。由于代偿力的积累，人类可以局部地扰乱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正常运作，但那仅是处于构建生存环境的临时需要，并非以此为目的。因而在该类型文化下，人类对其处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阻滞是暂时性的。

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尹绍亭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作的研究工作，使这种带有传统性的偏见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国外也有很多卓越的学者，同样地证明了这一点。拉巴婆特在对岑巴甲玛凌族的生计生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该民族的斯威顿耕作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呈相当和谐的平衡状态，并未造成生态系统运用的阻滞。

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

在历史上很多农业民族都曾蒙受过来自畜牧民族的威压，因而从感情上难以公平地对待处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民族，总是谴责处于这一类型的民族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内容的指责与畜牧民族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并不相关，因为畜牧民族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固有生存环境，必然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所谓畜牧民族专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农业类型文化和以往的生产类型都不同，它必须积极地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凡干扰该种作物生长的其他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一律从生态系统中被人驱赶出外。随着人类农业水平的提高，这种驱赶伴生生物的做法越来越彻底。这样一来，作物的生长不是靠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的自然运作而生存，而是在人的监护下以打乱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为前提而得以生存。一旦作物生长越过生态系统所能容许的范围，人类所积累的代偿力又足以匡复，那么，长期性的运作阻滞就必然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在其生存环境内的适应度锐减。加上在本类型文化中，生态环境的改观是固定化了的，避免适应度锐减的办法就只能是靠强化代偿力投入来加以暂时的维持，于是长期的生态运作阻滞就可能诱发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终止人类的过分活动才能使生态环境重归于均衡运作。

在一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人类曾经一度建立起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一度的文明之后诱发成了局部性的生态危机，这些繁荣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夏政权，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而今却埋没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不过在农业类型文化中，由于它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改观，并不是在人力的全部控制下实现文化运作，因而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普遍，只有生态环境自身较为脆弱地带，才可能出现局部生态危机，比如降雨量较少的地带，又比如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于宽旷的平原、水量丰富的江河三角洲，人类通过文化的特殊进化也可以长期地保持文化的高适应度运作。汉族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保持着人口的高聚合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外，在17世纪的西欧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族和佛来芒族就十分成功。

农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并不会导致大面积的生态危机，但是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大量的代偿力，可以诞生出强有力的稳定性大帝国，而这样的大帝国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滥用积累起来的代偿力，比如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可以迫使非农业民族接受涵化，迫使非农业民族向他们交纳农产品，其结果必将造成被它控制的弱小民族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强行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导致这些民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期性运作阻滞，甚至诱发为生态危机。萨珊王朝时期的中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格里布和巴勒斯坦都曾局部地出现过类似情况。

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的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生态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露头。比如北美的草原局部退化、莱茵河下游的海水倒灌、英伦三岛的环境污染，都是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但是，由于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巨额代偿力，局部性的生态危机不足以从全面动摇该文化类型的运作，因而往往被掩盖下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直延续到了近年，人类才日益感到对自然的束手无策，生态危机的话题才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伴随有巨额代偿力积累，还带来另一个生态恶果。为了维护本类型文化的运作，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工业类型民族往往赁借其代偿力的直接投入，控制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强迫他们提供廉价的原材料，成为接受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凭借实力推行全球范围内的涵化政策或同化政策，打乱其他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环境，迫使有关民族不得不按工业民族意志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去调适其文化。然而，工业文明自身的弱点导致了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必然造成他为其他民族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这就必然导致有关民族文化运作调适上的混乱，迫使这些民族超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因此而造成的所处生态系统的运作阻滞，一旦工业类型民族不能维系他为其他民族所构建的外部环境，有关民族的文化运作阻滞就有可能爆发为大面积的生态危机。当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征兆，而且这些征兆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中更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全国性的干旱、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化、亚马逊原始密林的破坏、印度和孟加拉的水患、巴基斯坦的干旱，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生态运作阻滞和生态危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生态运作阻滞是生态系统内有关物种的个体数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态运作暂时性失衡，一旦外来因素消失，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可以使之重归协调和达成新的平衡。生态危机则不同，生态危机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的生态系统运作混乱，单纯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无法恢复正常。对人类总体的生存而言，生态运作阻滞并不可怕，其最终极的严重后果仅止于导致某些民族的兴盛衰亡，从人类总体而言，只需换用另一种文化去从事开发利用，同样可以使之趋于正常。

就农业文化类型而言，在其有效生存环境内，虽然改变了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原有生态运作结构，但这样的文化还必须接受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制约，一旦适应度降低，有关的民族就只有暂时地部分地中断该种文化的运作，同样不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止于有关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的衰亡。这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农业类型文化诱发生态危机不是在它的有效分布区内，而是在它的代偿分布区上。由于不是有效分布区，在出现危机时，可以轻易地退出，自然会促使原来的文化在该地区的重新启用，所造成的危害经过相当时间后，也能趋于缓解，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真正酿成祸患的倒是某些农业民族高度发达，人口聚合度极大，能够持续地积累巨额的代偿力，因而对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强行投放代偿力，以维持该民族势力在该地区的存在，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生态危机的质变和扩大其规模。历史上汉民族在内蒙古西部和塔里木各绿洲的活动正是这种情况。要缓解这些地区的生态危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换用其他类型的文化代替汉族农耕文化的代偿性存在，才能救治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需要最终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隐患是人力的控制限度，而不是生态系统运作本身。换句话说，工业类型文化是造成生态危机隐患的根本原因。而这样的危机隐患又不能靠自然力加以节制，只能靠工业民族的自我约束，这乃是生态危机被人类注意到并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文化背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于工业类型文化还把积累的巨额代偿力强加于其他民族，使之为其提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生存环境，又无需为这些民族承担任何责任，以致于生态危机可以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并且把祸水泼向其他民族，这才是当代人类最大的灾难。这种损人利己的生态危机转嫁办法得以扩大推广，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的特征。

环境污染与资源危机一样都是世界统一经济秩序的派生产物，在世界统一经济秩序下，只容许一种经济计量体制存在，而不容许多种体制并存，因而处理污染物无利可图，不能纳入文化正常调适之中去加以解决，而最终诱发为全局性的环境污染危机。

在统一的经济秩序下，人口越密集，经济越有利可图，作为20世纪高度繁荣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这一不合理需求的表现形式。而高度都市化导致了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加上对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又促成了废物的超量排放，这是环境污染激化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污染的激化还导致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污染物的存在是早已有之的事实。只要对自然资源消费不过分地单一化，有限的污染完全可以凭借自然的运作去加以平衡，问题在于人类的消费高度单一化剥夺了自然力平衡的必需时间，从而构成了全局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文化的可调适性本身具有对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抑制不利作用的牵制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调适从无序到有序得有一个过程。20世纪的超速发展和对资源超前消费，使不利因素的出现频率加大，从而加速了无序状态的延续时间，使各民族文化的调适难于形成定型的反馈，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牵制力难以有序化，从而无法抑制环境污染因素的蔓延。

基于上述原因的并存，同时导致了同一的结果——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环境恶化的症结，对待人类生存环境形势，如下一些认识应当逐步地建立起来：

第一，20世纪末，环境专家在评估污染危害时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将短期的经济损失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加以严格的区分。举例说，人们在评估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时就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结论：一是二氧化碳过量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致使原先富饶的农业区会因为过热干旱而蒙受经济损失；二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加速两极冰雪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成足以代表人类高度繁荣的濒海城市彻底报废；三是温室效应会导致某些寒生物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生物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具有生态价值，这些生物生存危机也会带来人类的经济损失；四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将造成世界气候的震动，使很多原先有效的经济活动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估的背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起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温室效应导致一些原先的农业区干旱，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太阳能补给下，全球的水蒸发量应当趋近于一个常数，总蒸发的水蒸气结成雨时，回落到地面也应当接近于一个常数，因而局部地区的干旱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又会有多的雨量，使原先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区重新变得可以利用。因而雨量的重新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从全局来看，得失是相抵的。

又比如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虽然会使一些已经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使一些极为宝贵的工程设施被淹没掉，但是凭心而论，这被破坏掉的仅是人类构建的经济产物，而不是人类本身。人类完全有能力凭借经济活动重新加以构建，经济损失是短期的，人类修复损失的能力是长期的。这同样不能最终毁灭人类本身。

气候震动和气象的超常肯定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足以造成全人类的创伤。得失相较，同样处于人类可以调适的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环境恶化的评估，必须将短期的经济损失、局部的毁损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和全局性的威胁区分开来。关键的目标是要让污染的变动不至于太突然，以至于人类无法发挥文化的调适能力，也无法让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发挥有效的相互牵制力去缓解环境恶化的速度。

第二，环境污染诱发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如果停留在线性思维模式上，就必然限制人类思维的正常发挥，使人们无法看到因果的多重性，进而把环境的恶化看死，无法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环境的变动。以上述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例，目前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的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却没有形成问题的热点。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后肯定会加速植物的生长。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曾经一度较高，但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就相应降低了。这样的过程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具有稳定的可持续性。而植物的快速生长对人类来说是具有长远经济效益的。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会诱发目前尚不显著的化学反应，进而较多地消耗掉二氧化碳。总之，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不光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样作用于自然，以至于自然的正常运作全为之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提高，这样的变动对人类来说同样得失参半，只有加以有效的扬长避短，环境的危机才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那么恐怖。

第三，同样由于20世纪末对环境评估使用的是线性思维办法，所提出的对策也脱离不了线性思维的影响。这些线性思维的特征就在于片面地依赖于对污染物排放的硬性控制，而不在于诱导人类社会对此作出有效的调适，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交互制约力上去有效地调控“三废”的排放。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评估是一种被动的评估，提出的对策也是一种消极的对策。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我们就可以按照非线性思维的模式去讨论人类文化多样化与各民族文化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既然是族际关系多样化被忽视的必然产物，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对策就得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入手。

首先，应尽力维护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并存，以缓解环境的恶化。在这一点上，对付环境恶化的对策与对付经济震动、资源危机的对策是同步的，只要解决资源消费的单一化，就能一举而三得。这从经济投入的效率上看，人类社会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只要多渠道能源的获取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哪怕是部分地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源危机就可以得到局部的缓解，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得到缓解，经济秩序单一化的弊端也可以得到解除。对付其他形式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与此相同，解决的思路也可以比照执行。

其次，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威胁具有相同性，但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在不同民族间却是有区别的。因而在族际关系互动过程中，各民族的利益和损害是有差别的。“三废”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互动去形成有效的制约力，以放缓“三废”的排放，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这种制约力已经有所表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民族和国家已经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谴责，从而使“三废”的排放者和因事故污染肇事者受到应有的制裁。问题在于在统一经济秩序下，总是抑制这种制约力的形成，致使消除污染的效益并不显著，不能真正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举例说很多发达国家为了怕污染自己的环境，把那些高度污染的产业以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方式移置到欠发达地区，又利用统一的经济秩序以低价吸收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好处，这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制约力能够行之有效的话，完全能够抵制这一不合理的行为。遗憾的是统一的经济秩序在作怪，致使明知不合理，发展中民族也只好被迫接受。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随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抵制力的凝聚，这种转移环境污染的短期行为肯定会被最终制止。

再次，人类社会的调控能力也不容低估。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集中与污染物排放的超量，致使自然力无力在短期内消耗这些废弃物，重新使环境清洁。但是当“三废”排放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原有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比如说水质污染必然使用水的企业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去提高水质才能正常生产，这样一来，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迫使当前的人们极力地支持保持水体资源的对策，即使是耗费经济的对策也在所不惜。因此环境污染导致成本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企业为治理环境而努力。有效的对策就应是及时地将治理环境的经济代价有效地分散到现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参与到治理的行业中来。通过社会的调控让当事人合理地负起责来，环境污染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

最后，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还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必需的调控时间，致使各民族文化对于污染的反馈长期无法定型，因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同时抑制恶化的定型反馈不能稳定，有效的对策就应当针锋相对，利用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污染物的排放施加压力，有效地压低不顾后果的经济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强污染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各民族文化的调适赢得可贵的时间，再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还使自然力的自我复原能力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只要这种监测和抑制合理，就能够收到多重性的环境治理实效。

总而言之，环境危机是经济秩序统一化的派生产物，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的调适能力是否发挥实效，只要这种调适能力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又为自然界的复位能力创造一定条件——不言而喻，创造这种条件同样得依赖文化的调适，只要能兑现这些做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绝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所预言的那样可怕，21世纪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同样具有光明的一面。

我们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依赖人类自我节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多种文化类型、多种文化样式的并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维护现有各种文化的合理并存是医治生态危机的根本大计，因而某些民族为了其文化运作需要，使用代偿力企图改革其他民族的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

第二，代偿移置往往是造成局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代偿移置的规模和代偿移置所推行的地区，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应当保证代偿移置所涉及的民族拥有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和最终的否决权，个别民族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间的协商解决，不允许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损害的民族有权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正当的，是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正义举动，应当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三，工业类型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文化类型，但是对其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其对人类生态危机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规模。而工业类型文化民族也应当自我节制，不应当把其他民族的限制看作敌对行动。事实上，人类的创造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他民族的限制，虽然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利，但是却有利于促使工业类型文化民族向更高的层次更新文化。把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关系理解为敌对行动，是民族本位偏见在作祟，不应当使之合法化。只有按上述三大原则达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制约，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地解决，全人类的永世其昌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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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成长类作文范文

关键词 迷你文心兰；组培快繁；类原球茎

中图分类号 S68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3-0181-03

Abstract Taking Mini Oncidium bud as material，the explant and disinfection induced，proliferation，differentiation，rooting culture medium screening technology of tissue culture and rapid propagation were systematic studied，to laid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of mini Oncidium seedling produ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cquisition when newborn buds，ca. 4～6 cm，with 0.1% HgCl2 solution secondary disinfection method，could reduce the rate of explants pollution，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Effect of protocorm like body induction to MS+6-BA 4.0 mg/L+NAA 1.0 mg/L+sucrose 20 g/L was the best，culture 45 days with the highest induction rate of 130%；proliferation by MS′+6-BA 1.0 mg/L+NAA 0.2 mg/L+sucrose 10 g/L added with 5% apple juice，culture 60 d the highest proliferation multiple was 40.7 times；differentiation using MS′+6-BA 0.8 mg/L+NAA 0.1 mg/L+sucrose 20 g/L，cultivated for 60 d，56.7% of protocorm like bodies could bud differentiation；effect of rooting in MS′+NAA 0.8 mg/L+sucrose 20 g/L added with 5% banana mud was best，medium 60 days，average root number was 3.4 and the average root length was 3.16 cm.

Key words mini Oncidium；micropropagation；protocorm-like body

迷你文心兰以其小型、带有清香特点，成为办公桌乃至家庭摆设的一种时尚。在多年引种、杂交育种基础上，不断筛选和培育出适宜华南地区栽培的品种[1]，并建立了一套标准栽培技术[2]。通过组织培养方法批量提供品质优良且生长状态一致的种苗，是目前观赏兰科植物通用的种苗生产方式，是迷你文心兰产业化生产的基础。尽管对文心兰组培快繁相关报道较多[3-4]，但对迷你文心兰组培快繁研究相关报道较少，也未能建立较为完善的体系。试验在前期的研究基础上[5]，通过对迷你文心兰组培快繁相关技术的系统研究，建立了迷你文心兰离体快繁的技术体系，为迷你文心兰种苗生产奠定了技术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以玉香、金香为材料，试验材料栽培于含水帘-风机降温系统标准薄膜温室大棚，按常规方法栽培管理。

1.2 试验方法

1.2.1 取材与消毒。每年3―4月为新芽抽生旺季，此时切取植株上叶片尚未展开，长4～6 cm的侧芽，洗净后除去外层包叶，先用洗洁精溶液刷洗表面，自来水冲洗干净；剥去1～2层包叶，露出侧芽，用0.1% HgCl2溶液（加2滴Tween-20）灭菌8～12 min，无菌水冲洗2～3次，再剥去2片苞叶，放入0.1% HgCl2溶液（加2滴Tween-20）2～3 min，无菌水彻底冲洗4～5次。对已完成灭菌的材料进行切割，取包括生长点在内的0.5 cm左右长的茎尖、侧芽接种于事先准备好的诱导培养基上。

1.2.2 培养基的筛选。

（1）诱导培养基。选用MS为基本培养基，以培养基中不加任何分裂激素为对照，5个6-BA水平分别为1.0、2.0、3.0、4.0、5.0 mg/L，NAA为1.0 mg/L，45 d后统计并观察类原球茎的诱导情况。

（2）增殖培养基。①基本培养基的筛选。选用MS、KC和VW等3种基本培养基，附加激素水平均为6-BA 3.0 mg/L+NAA 0.2 mg/L，60 d后测定类类原球茎增加量，观察其生长状况。②6-BA、KT浓度对类原球茎增殖的影响。共设置6-BA、KT 2种分裂激素5种水平，分别为1.0、2.0、3.0、4.0、5.0 mg/L，以NAA 0.2 mg/L为对照（CK1），选用改良MS（MS′）为基本培养基，以培养基中不加任何细胞分裂激素，NAA为0.2 mg/L为对照，60 d后测定类类原球茎增加量，观察其生长状况。③不同浓度的蔗糖对类原球茎增殖的影响。以MS′+6-BA 2.0 mg/L+NAA 0.2 mg/L为基本培养基，以不添加蔗糖为对照（CK2），设4种蔗糖水平，分别为10、20、30、40 g/L，60 d后测定类类原球茎增加量，观察其生长状况。④不同添加物对类原球茎增殖的影响。以MS′+6-BA 2.0 mg/L+NAA 0.2 mg/L为基本培养基，分别添加浓度为5%的香蕉泥、马铃薯泥、苹果泥（制作方法：将成熟的香蕉、苹果、马铃薯分别用打浆机制成泥状物），以培养基中不添加附加物为对照（CK），60 d后测定类类原球茎增加量，并观察其生长状况。

（3）分化培养基。选用改良MS（MS′）为基本培养基，以培养基中不加任何细胞分裂素为对照，设7种6-BA浓度水平，分别为0.2、0.4、0.6、0.8、1.0、1.5、2.0 mg/L，以NAA 0.1 mg/L为对照（CK3），60 d后统计并观察类原球茎的分化情况。

（4）不同生长素对分化苗生根的影响。以改良MS（MS′）+5%香蕉泥为基本培养基，添加不同种类及浓度的生长素（NAA、IBA、IAA），以不加任何生长素为对照（CK4）进行比较试验，60 d后统计并观察生根情况。

1.3 试验培养条件

上述培养基含蔗糖浓度1%～3%，卡拉胶0.85%，pH值5.6～5.8。所有接种材料全部置于光照强度1 500～3 000 lx，12～14 h/d，（25±2）℃的条件下培养。每个处理设3次重复，每个重复3瓶，每瓶接种材料3块或3株；类原球茎增殖、分化等试验，每瓶接种0.2 g类原球茎，利用SPSS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取材与消毒方法对污染率与成活率的影响

试验采用前期研究迷你文心兰增殖体系快速建立方法取材与消毒，材料为长4～6 cm新生侧芽，0.1% HgCl2溶液（加2滴Tween-20）2次灭菌，时间分别为8～12、2～3 min，可使污染率降低至30%以下，成活率提高至40%以上。

2.2 6-BA浓度对类原球茎诱导的影响

由表1可知，不添加6-BA，不能诱导出类原球茎，随着浓度的增加诱导率升高，浓度为4 mg/L时，诱导率达到最大为130.0%，高于4 mg/L又明显下降。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在6-BA浓度为1、2、3 mg/L的培养基中，除了诱导出类原球茎以外还发现了新芽的产生。

2.3 基本培养基对类原球茎增殖的影响

由表2可知，MS、KC培养基中类原球茎增殖倍数比VW培养基大，最大为MS，增殖倍数达到9.90倍。

2.4 6-BA浓度对类原球茎增殖的影响

由表3可知，低浓度6-BA对类类原球茎增殖有较好的促进作用，浓度高于1 mg/L时，增殖倍数开始下降，且低于对照，褐化死亡严重。

2.5 KT浓度对类原球茎增殖的影响

由表4可知，KT浓度为1～3 mg/L，随浓度增加类原球茎增殖倍数在增加，最高为32.70倍，高于3 mg/L则开始下降，浓度为4、5 mg/L的增殖倍数远低于CK1的27.10倍。

由图1可知，类原球茎对6-BA的敏感性高于KT，随着浓度增加，在1 mg/L时6-BA组类原球茎增殖倍数达到最高40.70倍，而KT组则在浓度增加到3 mg/L时才达到最高32.7倍。对比下来采用6-BA对类原球茎进行增殖更具有优越性。

2.6 蔗糖浓度对类原球茎增殖的影响

由表5可知，蔗糖对类原球茎增殖影响很大，平均增殖倍数在7.40倍以上，远高于对照0.90倍。同时随着蔗糖浓度进一步升高，增殖倍数有所下降，而且褐化死亡比例也有所增加，因此10 g/L蔗糖是最适宜浓度。

2.7 不同有机添加物对类原球茎增殖的影响

由表6可知，对类原球茎增殖影响最大的是苹果汁，增殖倍数达34.70倍，与CK相比，添加马铃薯泥与香蕉泥的培养基类原球茎增殖受到抑制。

2.8 不同浓度6-BA对类原球茎分化的影响

由表7可知，当6-BA浓度为0.2～0.8 mg/L时，随着浓度升高分化率升高，在0.8 mg/L达到最大值为56.70%，浓度为0.8～2.0 mg/L时，随着浓度升高类原球茎分化率降低。不添加6-BA的培养基未见分化苗。

2.9 不同生长素对迷你文心兰分化苗生根的影响

由表8可知，3种生长素对文心兰分化苗的平均生根数、平均根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IBA浓度为0.8 mg/L时，平均生根数最多，为3.80条。当NAA浓度为0.8 mg/L时，根系的生长达到最长，为3.160 cm。在试验中也可以发现，不添加或添加低浓度（0.2 mg/L）生长素培养基中，多为向上生长的气生根，随着生长素浓度升高，开始长出向下生长的根。从根的生长状况来看，NAA组根为白色、根毛较密，IBA、IAA组根为绿色，根毛少。

3 结论与讨论

在文心兰组培快繁相关文献中对花梗或芽诱导侧芽研究报道比较多，对类原球茎诱导报道较少，且类原球茎增殖倍数比侧芽增殖倍数高，因此本试验对类原球茎诱导作了详细研究，并建立了迷你文心兰离体快繁的技术体系。

侧芽的大小，消毒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污染率、成活率。通过前期的研究，发现4～6 cm高的新生侧芽搭配0.1% HgCl2溶液二次消毒的方法，可有效降低污染率，提高成活率。6-BA对类原球茎的诱导有促进作用，在试验过程中发现，当6-BA浓度为1～3 mg/L，产生类原球茎同时还可以促使新芽的产生，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采用低浓度激素获得一定数量的新芽，有利于育种工作。

增殖对比试验表明：MS培养基优于KC、VW培养基，这可能跟铵盐、钙盐化学形态有关，MS培养基更有利于其对氮与钙的吸收，因而分裂增殖速率不同；6-BA优于KT，增殖倍数与浓度使用均具有优越性；低浓度蔗糖优于高浓度蔗糖，这可能与蔗糖的主要作用提供碳源、维持渗透压有关，随着蔗糖浓度进一步升高，培养基中的渗透压逐渐升高，增殖倍数下降；苹果汁优于马铃薯汁、香蕉汁，有机添加物汁液中含有的氨基酸、激素、酶和一些化学成分为植物生长提供一些生理活性物质，补充一些未知的微量成分，对器官分化、细胞增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目前对其作用机理还不完全清楚。6-BA除了诱导原球茎发生、促进细胞分裂外，还可促进芽的形成，低浓度的6-BA对迷你文心兰原球茎的分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生根试验综合对比表明，NAA在平均生根数、平均根长都具有优势，且根毛多，为较好的生根剂[6]。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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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成长类作文范文

关键词：科技政策；科技成果；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G32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26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科学技术水平成为了衡量一国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各国为了促进本国的科学技术繁荣，制订出了各种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可以统称为科技政策。中国政府向来重视科技的发展，出台了不少支持科技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中国政府将科学技术视为“国家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制订相关政策的数量远多于以往任何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2016年，Nature杂志社公布了Nature Index 2016 Tables（2016年自然指数排行榜），中国科学院位列全球科研机构排名榜首，自然指数值高于第二名哈佛大学近一倍之多。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与中国政府正确的政策引导密不可分。

一、关于科技政策的文献综述

各国科技政策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李建民认为日本政府战后的科技政策特别强调对高新技术研究的支持，并且很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1]。樊春良等认为美国政府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科技政策制订体系，他将该体系分解成了三个重要组成部分：SciSIP、ITG以及STAR METRICS[2]。封颖等总结了自印度独立以来推出的四个阶段的科技政策，这些科技政策有效地推动了印度逐渐地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成一个高新技术创新国家[3]。杜宝贵对中国科技政策演变进行了细致研究，总结出了各阶段的政策重点以及划分的依据[4]。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学者们也有较深入的研究。林江等利用四阶Bootstrap-DEA模型对“珠三角”地区近些年的科技成果转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泛珠三角”地区的合作框架有效地刺激了珠三角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5]。贺德方对科技成果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基本概念进行了再探讨，比较分析了中外学界对这些基础概念理解的差异[6]。张慧颖等在创新扩散理论的框架下，研究了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动态仿真得出了可靠结论[7]。蔡跃洲不仅仅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进行了辨析，还提出了最新的统计量化方式，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8]。

针对科技政策学方法论，学界也有许多相关研究。徐芳等提出科技政策学方法论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他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早在2005就已将科技政策学方法论列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认为中国政府也应尽早设立这门学科，并提出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学科发展设想[9]。陈光等从工具方法、内容主题以及数据来源等方面入手，试图将与科技政策学方法论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和理论化[10]。张永安等从制订、执行和评估三个阶段分析科技政策制订的复杂性，提出了科技政策学方法论研究的范式，并举例进行了分析[11]。

综上所述，研究人员对科技政策与科技成果产出都分别作了大量研究，但从探讨科技政策演变对科技成果产出影响机制的文献并不太多。基于此，本文论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各阶段科技成果产出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和以及科技政策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机制。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演变的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科学技术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深刻地改变了经济运动的方式。科学技术已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具。从1949-1978年，中国的科技政策参考苏联的科技政策来制订，这在发展的初期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苏联式”的科技政策已逐渐不再适应当时的经济环境，中国政府果断改变了以往的“苏联式”科技政策，开始依据中国的实际国情，探索独立制订科技政策的方法[12]。

纵观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轨迹，不同时期科技政策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特点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探索尝试阶段（1978―1985年）、市场竞争阶段（1986―1995年）、创新变革阶段（1996―2006年）以及和谐发展阶段（2007―2016年）。

探索尝试阶段：政府的科技政策制订以政府为主导，以法律法规类文件为主，强调科技体系的重建。市场竞争阶段：政府开始重视市场化的调节作用，以期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个阶段政策类文件出台较多，重视短期效应。创新变革阶段：政府开始尝试政策组合搭配，兼顾短期与长期效应，用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和谐发展阶段：中国的科技政策的制订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调节，技术开始与经济高度融合，这段时间既有短期的政策指引，也有长期的规划引导，满足了科研主体多元的需求。经过近四十年的摸索，中国政府制订科技政策的水平越来越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具体可以总结成如图1所示。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政策发展阶段分析

1.探索尝试阶段（1978―1985年）。探索尝试阶段时期，政府在科技政策的制订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该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会后，中国政府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奖励条例》（1978）、《全国科学技术八年规划纲要》（1978）、《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1981）[13]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以规划类和法律法规类为主，重点是重整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帮助。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秩序的恢复。这段时期的政策制订改善了中国的科研环境，加大了科研人员与资金的投入，为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高速发展夯实了基础。由于受到的冲击，中国政府近十年没有制订过科学政策，许多具有丰富经验的官员也在此期间离开了工作岗位，所以这段时期制订出的科技政策与后来制订的科技政策相比，成熟度和科学性都还不够高，一些政策出台后并没有预想社会效应，甚至部分计划在实施的后期趋于停顿。此外，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是“苏联式”管理模式，科学技术事业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在垂直管理的体制下，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缺乏横向联系，这些都影响了这段时期推出的科技政策的效力。鉴于这些情况，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吹响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2.市场竞争阶段（1986―1995年）。市场竞争阶段，政府逐渐弱化自身在科技政策制订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关注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这一阶段较为重视政策类文件的，规划类和法律法规类文件也有所。《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确定了中国科技体系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以往的激励不足、研究成果脱离实际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制订了“星火计划”和“火炬计划”。这些计划都是以市场为导向，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鼓励科研力量积极参与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中。20世纪90年代，“211工程”、“技术创新工程”以及“21世纪议程”先后出台，政府开始重视产、学、研三者的融合，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这段时期，对科技人员的扶持较多，重视多元化科研资金来源，确立了宏观科技管理的框架。但受到大环境的限制，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弊端越来越显著。为了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国政府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1995）[14]，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中国科技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3.创新变革阶段（1996―2006年）。创新变革阶段，科技政策制订开始强调政策组合，努力兼顾科技政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以期用创新带动经济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政府对科技政策的制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去行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经过了近20年的探索，我国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部分领域的技术水平已处于了国际领先水平。中国已成为了一个科技大国，但称不上是一个科技强国。中国依然有许多领域需要依靠进口外国的技术才能发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了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科教兴国”的战略指引下，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地决定》（1996），开始实施战略人才管理并着力建设科技创新体系。1999年，中国政府再次推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5]。这种一揽子政策既强调从机制入手，改善科研环境，又强调科技人员与科技资金等其他要素的投入，综合推动科技的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国际化竞争愈加激烈。中国政府立足实际国情，依据国际化竞争的需要，在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到2006年为止，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战略人才管理体系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了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以及企业四维一体的科技体系。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我国以往的政策以中短期为主，目的性明确，这种“短平快”的政策并不适应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客观要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2006）的出台及时地解决了这个弊端，成为了下一个时期的科技政策制订的主要指导性文件。

4.和谐发展阶段（2007―2016年）。在和谐发展阶段，中国初步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目的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多元科技政策制订体系。2006年，中国再次召开全国科技技术大会，并在大会上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16]。这部文件是对未来中国15年内科技发展作出的全面战略部署，在总结了过去近30年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新形势下发生的一系列状况作出新决策。中国的科技人才规模已处于了国际前列，但高层次人才规模依旧十分匮乏。中国政府在这段时期内更加重视顶尖科技人才的储备与培养，进一步完善了科技法律法规的建设，选拔国内优秀人才，引入国际顶尖科研人才，逐渐打造出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团体。各个部门也积极地进行管理创新，以带动科学技术创新。逐步从从微观管理过渡到宏观管理，给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从而激励一线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2010年，中国政府推出《知识创新工程2020》，计划在未来10年对一系列学科进行重点培养，实现跨越式发展[17]。2016年，全国科技技术大会再次召开，规格高于历次全国科技技术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预示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未来的二三十年，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面对新的挑战，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是适应时展的需要，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体现。这预示着未来，中国的科研环境会进一步的改善，与国际学界深度的交融。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成果产出变化趋势分析

（一）科技成果统计范围

国内外的科技成果统计口径具有明显差异。本文综合前人研究文献，将科技成果大致分为科技论文类、专利类以及著作（教材）类。科技论文类采用年度发表科技论文数来衡量，专利类采用专利申请授权量、专利申请受理量以及技术市场成交额等三个指标来衡量，著作（教材）类采用出版科技著作数来衡量，如表1所示。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如表2所示。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比较性，时间窗口设定为1995―2014年。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成果产出变化

近20年来，中国科技数一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995年，中国科技总篇数是46.68万篇。2014年，中国的科技总篇数增长到157万篇，与1995年相比增长的幅度达到236.33%，如图2所示。从1995-2014年，中国科技数年度增长率呈现出驼峰状，即中间时段的增长率高于前后时间段的增长率。从1995-2000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61%。从2001-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6%。从2010-2014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91%。中国科技数增长率呈现较为明显的分段特征。1995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是18 309种。2014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是47 470种，与1995年相比增长的幅度达到了159.27%。从1995-2014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增长率呈现出不断放缓趋势，如图3所示。从1995-2009年，中国出版的科技著作数增长幅度波段放缓，但一直保持整数，年平均增长率为7.37%。从2010-2015年，中国出版科技著作数增长开始出现负数，年平均增长率为-0.58%。专利类增长变化趋势与论文类和著作（教材）类的变化趋势都不一样，它前期增长较为缓慢，后期增长较为迅猛，如图4所示。专利申请授权量增长爆发点位于2001年，从1995-2001年，专利申请授权量平均年增长率是17.98%。从1996-2014年，专利申请授权量平均年增长率是23.49%。专利申请授权量的平均年增长率是29.32%。专利申请受理量增长爆发点在1999年，从1995-1999年，专利申请受理量平均年增长率是12.93%。从2000-2014年，专利申请受理量平均年增长率是21.34%。中国科技市场成交额增长幅度一直较为稳定，基本上围绕着增长率20%进行浮动，如表5所示。综上所述，专利数量在1998-2001年左右进入到了上升的快通道，但近几年有所放缓。

四、科技政策取向与科技成果产出的动态关联关系

（一）科技政策与科技成果阶段性关联分析

鉴于数据可得性，仅分析创新变革阶段（1996―2006年）和谐发展阶段（2007―2016年）颁布的政策对科技成果产出影响。

创新变革阶段（1996―2006年）初期颁布的文件重视科技体制改革，对中国科技影响较小，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项目开始实施。该计划提出中国要在21世纪打造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以及一批世界一流学科，政府从中国优秀大学中遴选出一批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大学进行重点培养，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为高校的人才培养与引入扫清制度障碍，推动了中国科技数的高速增长。这段时期，政府积极调动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制订了许多奖励政策。中国政府的刊号政策一直较为严格，所以科技著作并没有像其他类那样出现高速增长的情况。2001年以后，中国加入了WTO，外国科技著作大量流入中国，中国科技著作出版数增长率出现了明显下滑。1998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2000年，中国政府了《软件、集成电路以及机械制动等各产业的发展指导政策》，该文件指出企业应积极与高校展开合作，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产生巨大经济效益。这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推动了专利成果产出的高速增长。2000年左右以前，中国政府推出的政策以政策类科技政策为主，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以短期为主，这导致了2000以后的各项政策指标出现了增长减缓的趋势。政策类科技政策无法有效地改善整体的科研环境，学术活动受到的限制仍然较多，短期的科研资金和科技人才的供给的确会使短期的积极性提高，但缺乏制度性的保证措施很难调动这些要素的积极性，这些都导致了长期行为的失效。

和谐发展阶段（2007―2016年）政策的出台以2010年为分水岭，2007-2010年期间，中国政府较为频繁地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等。这类文件大多是规划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以长期为主。因而，科技论文类和著作（教材）类在2010年左右进入到了一个新发展趋势。专利类产出在专利制度愈加完备的影响下，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这一个阶段，政策组合中法律法规类和政策类的比重明显上升，而政策类的比例在不断地下降。法律法规类和政策类的科技政策可以更加有效地改善科研环境，提升科技人员水平，加大对科研事业的投入等等。这保证了和谐发展阶段中国科技成果产出出现了新的增长高潮，而且呈现出持续释放的势头。

（二）科技政策取向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

科技政策可以分为规划类文件、法律法规类文件以及政策类文件[18]。其中，政策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往往颁布的当年就能有良好的效果。规划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以中长期的为主，表现为某时段内产出的提高。法律法规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有长足的影响，它能够影响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长期变化趋势，但对短期的变化趋势无能为力。三种科技成果中，著作（教材）类和专利类的科技成果产出对法律法规类文件和规划类文件的颁布较为敏感，而科技论文类对政策类文件的颁布较为敏感，这体现了科技成果类别的差异性。

（三）科技政策取向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

政策类文件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较小，对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较大。规划类文件和法律法规类文件的影响以中长期为主，它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较大，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切实地推动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实质性提高[19]。科技成果产出水平在中短期是很难实现实质性提高的，它的提高需要硬件软件设施的更新换代，也需要体制上的不断改良，涉及面广，对变革程度要求高，这些都决定了政策类文件无法具备这个功能。

（四）科技政策影响科技成果产出的机制分析

科技成果产出分为科技成果产出规模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研究科技政策影响科技成果产出的机制，就是研究三类科技政策如何影响科技成果产出规模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如图4所示。规划类政策有短期的五年规划，中期的十年规划，中长期的十五年规划，甚至更长。规划类科技政策可以有效推动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提高，而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较小。法律法规类科技政策是政府或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效力等级较高的文件。它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的影响较小，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较大[20]。政策类科技政策一般效力较低，多为临时性政策，存续时间不长。它对科技成果产出规模有显著推动作用，对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科技政策对科技成果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变量实现的。不同类型的政策组合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进而科技成果产出具有较大的差异。关于中介变量在科技政策对科技成果影响机制当中的具体作用非常的复杂，这里可以视为一种黑箱。研究的重点应该聚焦于科技政策与科技成果之间的联系，方便后续的研究。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着重从量的方面来考察科技成果，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着重从质的方面来考察科技成果，将两者相结合有利于客观、公正的评价科技成果产出，如图6所示。

整个影响机制可以划分为科技政策、中介变量以及科技成果三个组成部分。科技政策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策类科技政策P1、法律法规类科技政策P2以及规划类科技政策P3。可以充当中介变量的因素有许多种，这种选取科技人员（T）、科研资金（M）、科研环境（E）以及其他（O）等四个因素。科技成果用产出规模（S）和产出水平（L）来表示。科技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到中介变量组合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科技成果产出的变化。科技成果产出可以用科技指数的形式来表示，具体形式如下：

F（S，L）=αS+βL

α和β分别是科技成果产出规模系数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系数，产出规模指数（S）和产出水平指数（L）加权加总后得到的复合指数（F）就是科技成果产出指数。

五、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

（一）结论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的科技政策制订开始日益重视起“技术应服务于经济”的科技理念，政府也正努力转型，从管理者转变成服务者，在科技政策的制订方面尽量降低行政色彩，重视市场的需求，通过政策类、规划类与法律法规类科技政策的有机组合，实现科技产出的最大化，具体的结论如下：

1.中国科技政策演变可以分为探索尝试阶段、市场竞争阶段、创新变革阶段以及和谐发展阶段。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科技政策逐渐从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从单向推动转变为组合推动。

2.中国的科技成果产出在前期的增长幅度较为缓慢。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中国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中国的科技成果产出进入到了增长的快通道。到了近几年，中国的科技成果增长率也渐渐出现减缓趋势。

3.政策类、规划类以及法律法规类的科技成果产出会影响到科技人员、科研环境以及科研资金等变量，进而影响到科技成果水平和科技成果规模的产出。总体而言，科技成果产出规模更容易受到短期影响，而科技成果产出水平更容易受到长期影响。

（二）相关政策建议

1.加速科技政策体系的建设。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人民群众对科技政策的制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政府应积极总结科技政策制订的相关经验，学习欧美成熟的科技政策制订体系，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政策制订系统。这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步骤，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人为干预的负面影响。科技政策体系可以有效地减少各种政策之间的内部矛盾，使得政策之间可以协调运作，发挥更大的作用。缺乏体系框架会导致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内耗掉一定程度的政策效力。

2.加强政策的协同性。不同类型的政策，发挥的效果是不同的。政府在制订科技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制订出多元化的政策组合。多元化的政策组合可以兼顾短期科技水平提高和长期科技水平进步，满足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政策组合还可以产生协同效应，强化每个政策的效力，有利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得到有力支撑。科技政策的组合要符合现实情况的需求，不能一成不变地文件，注意协同效益的产生。

3.科技政策制订以宏观管理为主。中国政府应积极减少对科技事业的直接干预，用宏观管理替代微观管理。过多的微观管理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影响了学术自由的氛围。宏观管理比微观管理更能影响科技成果产出的变化，有利于科学技术长期稳定的发展和成果规模档次的不断提高。在必要的时候，微观管理可以作为宏观管理的补充发挥科技政策的引导、指导作用。

注释：

①数据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年度数据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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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周柏春.中国科技政策发展的历程、战略重点、存在问题及其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0（11）：21-23.

[15]彭富国.中国科技政策发展阶段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06（6）：25-28.

[16]宋 健.觉醒：中国科技政策的演变[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8（6）：505-512.

[17]刘海波，李黎明.面向“创新2020”的知识产权战略布局的分析与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4）：442-449.

[18]刘凤朝，马荣康.公共科技政策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印度的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5）：5-14.

[19]伍玉洁，还红华，黄 俊.省级农科院如何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以豫鲁2省农科院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14（10）：455-456.

[20]葛 莉.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思想的发展脉络[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93-397.

第6篇：成长类作文范文

本文将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与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稻作农业的若干问题。

一、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与经济生活

彭头山文化是近年新发现的一支新石器早期文化。已正式发掘过的遗址有湖南澧县彭头山[1] 、湖北宜都城背溪[2] 、枝城北[3] 等。

经14C测定，彭头山遗址陶片碳素年代距今9100±120，8200±120年 )。由于陶片中碳素来源问题尚未弄清楚，以上数据目前只能作为参考，并不完全反映遗址的真实年代。根据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谱系序列，以及关于现阶段中国境内距今7千年以前的新石器遗存的专门研究，彭头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确认。其相对年代，在长江中游地区，早于大溪文化以前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早于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的早期遗存；在黄河流域，这支文化早于或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此外，它的许多文化特征与华南距今1---0．75万年左右的早期遗存相近。

目前，这支文化集中分布在洞庭湖西北与鄂西长江干流沿岸。这里原先的自然地貌是山区与湖沼盆地间的低山丘陵区，属于典型的山前地带。由于泥沙淤积、湖沼平原扩大，遗址现代位置已是平原中的小土岗丘，周围地形平坦开阔。

关于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1983年冬，笔者调查并发现枝城北遗址时，曾在采集到的陶片中观察到碳化稻壳。1988年秋，在主持发掘澧县彭头山遗址时，又在出土的器物及红烧土块中再次观察到同样的遗存。由于这些稻壳在陶器制作过程中已被挤压变形，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故目前有关专家们还不能有把握地鉴定其种属。不过，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理由，上述发现应当属于人类稻作农业的证据。也就是说，从农业起源的角度，它们都应是早期型态的栽培稻。

第一、彭头山遗址本身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定居聚落，而且周围较平坦开阔的地形及自然环境也有利于稻作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中，碳化稻壳的发现并不仅限于某一孤立地点，而是形成了实际的分布区域。

第三，通过彭头山遗址陶片的显微观察，其陶胎中夹有大量稻壳。这说明它们并非是制陶过程中偶然混人的杂物，而是有意识地将稻壳作为主要掺合料之一。

第四，即使今后的鉴定确认彭头山等遗址的稻谷有某些接近或属于野生稻谷的特点，那也难以排除它们属于人工栽培稻的事实。我国河姆渡所见稻作农业的规模及其成熟性均强烈地暗示，在它之前，至少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已经历了较长历史过程。

正因此，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证实，在长江中游地区，人类稻作农业的历史完全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经初步整理，彭头山时期的生产工具由三部分组成：大型打制石器，细小打制燧石器，磨制石器，并以打制石器占绝对多数。其中，大型打制石器制作粗糙，无固定型状，作用多系砍砸。细小燧石器亦缺少正规样式，根据部分器物刃部的显微观察，其作用当以切割、刮削为主。在这里，磨制工具不仅数量极少，且种类单纯、个体偏小，只见有一种既可谓之斧又可谓之锛的样式，长约7—8cm，宽约4cm，双面刃。值得注意的是，与磨制工具形成鲜明对比，磨制装饰品却数量多，磨制精细，型态规整，并有多种类别，有的还有一面或两面对穿而成的孔。此外，在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中，也只是磨制装饰品与陶器，未出任何生产工具。以上这些现象说明，磨制石器作为一种工艺，当时已经成熟。但是，主要作用方向不在工具而在装饰品。正因此，在人类的价值观念中，工具尚不能同装饰品和陶器相与为伍。显然，这是以支配自然为特征的生产性经济尚处在初期阶段的真实写照。在彰头山文化中，以往的发掘还出土有水牛的完整头骨。估计在新石

器早期，水牛也已成为家畜种类之一。

综合考察彭头山文化生产工具的构成，以及稻作、家畜饲养遗存的发现，可以初步获得这样的印象：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以采集、渔猎为主，兼有水稻种植与家畜饲养，但规模有限。

二、关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关于栽培稻起源的研究，很久以来就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并有“印度说”、“云南说”、“东南亚说”等多种不同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缺憾是对考古资料重视不够。自70年代中期以来，因河姆渡等距今7千年以前的稻作遗存的发现，国内学术界“长江流域说”的主张日益占居主导地位，其中更有倾向性的认识是“长江下游”说。尽管考古资料的重要性不断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囿于这种资料本身的局限，例如缺少精确纪年，发现新鲜资料有明显的偶然性，以及因鉴定分析手段落后，许多宝贵信息失之交臂，等等。事实证明，考古资料的积累虽然能不断地推动认识前进，但缺少认识能力本身的提高或理论的发展，要引导研究走向深入也很艰难。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问题，可以说，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讨论，目前已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就世界范围而言，距今1万年左右，是人类从利用自然到支配自然的转变时期，与最后一次冰期消退同时，气候全球性逐渐回暖。在气候的支持下，农业于世界上许多地区相继发生。其中，既有稻作农业，又有旱地农业，并以不同的栽培作物显示了各自的区域特点。目前，人们倾向认为，世界农业的起源主要有三大中心。西南亚，小麦与大麦；东亚，大米与小米；美洲墨西哥及秘鲁，马铃薯与倭瓜、玉米：可是，1978年埃及库巴尼亚遗址发掘，据报导出土了1．8万以前的麦粒 。尽管这些麦粒究竟是栽培种还是野生种尚难以论证，但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把世界早期农业的起源限定在几大中心之内的认识已经受到强烈冲击。看来要确认某种栽培作物确切的起源地，并把它同一定的农业中心联系起来，不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步履维艰。首先，适宜某种作物栽培而又拥有其野生祖本的范围往往十分宽广。以水稻为例，印度恒河流域马哈嘎拉遗址即已发现距今约

8500----6500年前的稻作遗存，其时代并不晚于中国。如就野生稻的分布而言，除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外，·印度至东南亚均有分布。难道在这样的范围内就只存在一、二个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吗？其次，人类的社会性生活，同时期不同区域间人类的相互往来，常常可使某些重要的发明创造在较短的时间内转达或普及到较边远的区域。那些力图将其中主动与被动各方清楚地区别开来的努力，在多数情形中都只是一种逻辑推导，离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有很大差距。再次，从野生植物的采集利用、栽培驯化到原始农业的形成，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独立发生亦或交互影响的形式都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很难设想某个中心区域会单独直线地完成那个过程的全部内容，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外辐射影响。因此，探讨农业的起源不能仅着眼于一些狭窄的区域。由过去的资料所观察到的那些少数“中心”，或许更应该看作是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与世界范围农业的起源一样，也不是少数地区的孤立现象。对此，下面将继续进行讨论。

第一、中国东部大陆距今1万至7千年左右的新石器遗存，依纬度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差别，各地都有不同的农业类型或栽培作物的品种。华南目前虽无栽培稻的直接证据，但普遍认为那里与东南亚一带类似，应有薯蓣和芋头。在长江流域，无论彭头山文化还是后起的皂市下层文化，以及下游的河姆渡，罗家角下层遗存，都以种植水稻而突出了本身的地域特点。在黄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以粟、黍为农业品种。在北方地带，沈阳新乐文化也有种植黍的记录。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农业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历史产物，而是以大范围的总体进步为其必要条件或基础，是人类不同部分在各自区域通过长期摸索、交互影响、共同促进的结果。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彭头山遗址发现的迄今我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长江中游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而应进一步理解为是中国东部大陆已进入农业时代的标志，是农业在气候等自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广泛发生的一种区域现象。

第二、在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尚未发现之前，河姆渡早期数量巨大的同类遗存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力，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稻作农业可能发端于长江下游的认识倾向。现在，这种认识是否又要予以修正呢？事实上，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纬度相同，自然条件类似，而且：彭头山与河姆渡遗址所在具体地理环境也大体一样。此外，河姆渡第四层稻作农业的规模及生产方式也已明确地暗示，在它之前肯定还有一个与彭头山文化相当的早期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无论长江中、下游都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区。

第三、与长江流域稻作遗存最早年代不断向前延伸形成鲜明对照。华南地区至今尚无7千年以前的农业证据。这里的巨大反差，并不适宜作为将那个地区排斥在稻作起源范围以外的理由。古气候学的研究表明，距今2.5—1. 1万年是中国近10万年来气候最干冷的时期，为大理冰期峰期阶段。于这个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严寒气候的侵袭。长江中下游地区，距今21500—15000年尚有含绿乔木树种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到距今12900年左右，被以柏科和环纹藻为主的植被取代，反映气候渐冷，其后还出现常绿树绝迹的干冷草原，气温比现代要低8℃左右。概而言之，长江流域当时属暖温带气候。而现代直抵河南南部的亚热带气候，当时则收缩到北纬24以南地区，亦即广西中部以南。如果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先前可能还有一段较长的准备过程，类似埃及库巴尼亚麦粒所暗示的那样。那么，这时期自然条件最适宜的区域应当首推华南。至于长江流域，此刻可能因气温较低而危及到普遍野生稻的存在。距今1.1万年以后，随气候全球性回暖，长江流域的气温在距今7500年以前大致只比现代低l℃一2℃，显然，这一阶段环境的变化已给农业的发生与兴起创造了条件。不过，现代栽培籼稻与粳稻种植的纬度分布研究 又表明，北纬30~左右是这些品种的变异区，以北地区是粳稻，以南是籼稻。一般认为，粳稻应系“籼稻在从南向北(以及从低地向山区)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进入温带(及山区)以后适应气温较低的生态环境而出现的”变异型。假如这种认识无误，那么就难以想象正好位于变异区域的长江流域，就恰好是中国水稻起源的最早地区，并由此往北传播构成粳稻分布区，向南扩张形成籼稻分布区。

第四、栽培作物的起源与陶器、磨制石器，家畜饲养、聚落的发生与兴起一样，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与支配自然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通过已有考古资料的分析不难发现，距今1万至7500年左右，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基本具有与长江中游地区相似的发展阶段；尽管各自进步的速度可能有一定差别，但许多共见的因素，如陶器胎壁上薄下厚，穿孔石器数量较多，有打制的细小燧石器等，都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交

往和联系。此外，这一时期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河旁阶地遗址，在华南地区也已存在，据调查广西桂平大塘城遗址的面积就达1万平方米以上 。总之，相似的发展阶段，相互间存在的交往，以及已经出现的大面积露天遗址都在暗示，华南作为既有野生稻分布，又有适宜的自然环境，还有长期人类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它的水稻栽培史当不会晚于长江流域。

正因此，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在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而且，所有的中心，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经历。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初始年代，现在尚无任何直接证据，这里只能分析已明确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情况。

由于稻作农业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探讨它的发展就不能仅着眼于稻作遗存本身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还应该从有关文化的发展，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等多方面予以考察。

根据已见诸报导和笔者掌握的资料，并利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的成果，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大致可区分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距今1万年或更早———7500年)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真正属于这一阶段的资料还很少，目前只能以彭头山遗址和华南的发现来说明问题。

1．在这个阶段，稻作农业已经出现，人类的生活方式正朝有利于农业稳定发展的方向转化，但生产规模有限。在洞庭湖地区，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已由过去的湖沼边缘的高岗步人四周地势更为开阔的低岗。在华南，一些河旁阶地也出现了早期的露天遗址。显然，这些变化都反映了人类发展农业的努力。不过，那时各地都以打制石器为主的工具构成，说明生产能力低下；同时，亦从侧面证实采集与渔猎仍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2．根据近代民族学的研究，当时稻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可以属生荒火耕类型。由于南方酸性土壤的影响，彭头山遗址并未发现任何骨、木器等有机质工具。但是，考虑到遗址所处地理环境，有理由认为，这类器具应是主要的农具种类。

3．有迹象表明，这一阶段稻谷的某些特点接近野生稻。仅从稻种的演变与人工选择角度，本阶段或许可称为“原栽培稻时期”，其基本意义是，人工栽培过的稻类不只一种，经人工选择后的主要栽培稻类稻种也在不断演变。

第二阶段(距今7500口—5000年)

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中期阶段，其间还可根据文化的整体发展再细分为前、后两段。六千年以前是前段，随后是后段。前段的代表有长江中游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与罗家角下层遗存等。后段的代表有中游的大溪文化，下游的河姆渡中、上层与马家浜文化等。

于前段，稻作农业具有如下特点。

1． 稻作农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开始占居主导地位。河姆渡第4层发现了大量稻作遗存，以及数量众多的农业生产工具。罗家角第4层的发现也与河姆渡的情形类似；而且在土壤的孢粉分析中，禾本科植物孢粉竟占97％ 。由此可见，这时稻作农业的规模已远过了第一阶段。

2． 根据部分完整谷粒的鉴定，河姆渡第4层稻谷属栽培稻籼亚种中晚稻型。它表明大约距今7千年左右，我国水稻种植已进入真正的“栽培稻阶段”。

3．熟荒耜耕成为生产方式的突出特点。河姆渡大量骨耜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土地可能有了某种程度的翻耕，还意味着排、灌水的技术也有了利用。

与中期前段相比，后段稻作农业总体上并无重大变化，但仍有一些进步引入注目。

1．在生产工具中，骨木器数量与种类明显减少，磨制石器成为主力工具。河姆渡，罗家角都存在骨木器逐渐让位于磨制石器的趋势，而至年代稍后的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马家浜文化遗存，磨制石器已基本取而代之。圩墩中层的穿孔舌形石铲，最大者长95cm，刃宽12.5cm，就可能是一种与前段骨耜的功用相似的农具。它的使用指示了土地翻耕面积更有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磨制石器的数量与种类也显著增加，并有一种“巨型石斧”，红花套所出长43.1tm、大溪所出长38cm。目前，这种器具的真正用途尚值得讨论，因为出土数量并不很多。但是，它的存在表明，它在生产中可能承担的任务已由别的工具分担了。否则它就难以成为具有其它意义的器类。就总体而言，大溪文化时期人类对土地的开发也远甚于以前。

2．农业的规模较前又有扩大。在长江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早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打制细小燧石器，大溪文化中期开始全部消失。更重要的是，各个地区此刻的新石器文化无论哪一方面都呈现出一个空前繁荣的景象。显然，这种局面与经济的发展存在因果联系。

第三阶段(距今5 4千年)

这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又跃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将这个时期也区分成前后二段，那么发展的线索就更为清楚。

1．通过各地区的建筑形式与墓葬资料，人类社会的贫富分化从这一阶段前期开始已日益明显，私有制正逐步滋长。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房屋不再类似大溪文化以单间为主，而见横列多间式，隔墙有门相通。在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墓葬随葬品数量的差距也在拉开，男女合葬墓出现，还有用猪下颌骨随葬以示财富出众的现象。至此阶段晚期，私有制更有发展，僧侣集团形成，人类社会进入到前国家形态，浙江余杭反山·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及墓葬 就是极好的实例。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产生标志着以土地公有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原始农业阶段的结束，一个土地私有或分配到个人的，并以个体劳作为特征的新阶段的到来。这时，剩余产品生产成为新的社会现象，一般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墓葬随葬生产工具的数量与单位均大幅度上升。

2．农业工具与耕作技术进步，晚期尤为突出。良渚文化中的三角形犁状器、双翼耘田器、斜柄刀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石犁铧”，中耕用具及开沟槽的“破土器”。尽管这些工具的确切用途尚待深究，但还是标志着某些新技术已被实用。

3．如果说长江流域在新石器中期以前可能以较大优势保持着稻作农业的领先地位，那么这时期它与其它地区的差距就在不断缩小。于此阶段，从云南到福建，整个南中国的广大境域内稻作农业的证据比比皆是。其中广东石峡文化更以其富有地方特色的农具，以及墓葬资料所反映的阶级分化，表明这里稻作农业的生产规模，社会形态均与长江流域处于相似阶段。

4．稻作农业的自然分布区扩张到了黄河流域。以现有发现，黄河流域稻作的证据集中在中、下游，其年代大约始于庙底沟类型及以后。至于其种类还不十分清楚，可能有粳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三大阶段中，第一阶段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应是原始稻作农业的发达阶段。至于第三阶段，基于社会形态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它很可能已不再适宜继续归属在原始稻作农业的范畴之中。

结 束 语

本文在简要介绍彭头山文化稻作遗存的基础上，进而讨论了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发展阶段等问题。显然，这里的讨论只是初步和粗线条的，有些认识更不免偏颇，期待各位的批评指正。

注释

[1] 参阅《湖南对彭头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中国文物报》1989年2月24日。

[2] 《宜都县城背溪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宜都县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3] 《宜都县枝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

[4] 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测定，半衰期5730，未经校正。

[5] 游修龄译：《最早的粮食生产》，《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6] 游修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

[7] 《广西桂平县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考古》1987年第11期。

第7篇：成长类作文范文

论文摘要：河流是蔚蓝色地球上一条最长的生命带，无论她的空间长度还是时间长度还是她所拓展的广度。河流作为生命，她创造了人类最为灿烂的文明。那么，人与河流具有什么样的基本关系？为什么直到现在，人类在河流面前，还有诸多困惑，甚至束手无策，或者刚刚欣喜于在河流面前取得一点征服，便受到来自于自我能力昭显所带来的惩罚？人与河流的关系，实际上是唇齿相依、互相依赖的关系。一切无所作为或者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均需要重新审视。 

 

人和河流都是有生命的，人进化，演绎了地球上最伟大的故事；河流也进化，创造了地球上最伟大的活力。没有河流就没有人类的智慧和文明；没有人类，河流也就失去了丰富多彩的一章。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生 发展 ， 历史 教科书中关于人类四大文明发祥地，是全球共认的，它们分别是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从中可以看出人与河流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需要强调的是，流域作为人类发生、发展的根据地，将永远存在。 

作为地球上一种生命形式，人无论是生命个体还是生物种群，都有其发生、进化、发展和最终衰亡，在这一过程中，人由混沌无知的必然王国到高度智慧的自由王国，其 规律 性、节律性非常明显。然而，我们同样发现，河流也是有着基本的生命规律与节律的，而且，河流是蔚蓝色地球上最长的生命带，无论她的空间长度、时间长度还是她的可拓展广度，均为地球上的生命之最。论时间生命，著名河流均形成于数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前，直至今天仍然生机勃勃；论空间生命，最长的河流尼罗河6670km，是最年轻而富有生命活力的山体——珠穆朗玛峰的750多倍——这样的比喻，有人会觉得不 科学 甚至是可笑，但是，作为一种对水文化的探讨和概括，我是将所有的事物都作为生命体来看待的；论其拓展空间，也就是体魄——尼罗河的流域面积是287万km2，占非洲大陆的几乎1／9。而黄河，除流域面积外，还有这条悬河所涉及的洪水波及面积和防洪等保护面积，这就大大延伸了河流生命所触及的地域。 

说河流是有生命的，你还应当从每一条河流的河源出发去考察，在那里，河里生命的开端以及最初生命的脆弱，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工作关系，我曾数次登上黄河源头，而且常常一步跨越到另一个流域——长江流域去。在大江大河之源往复盘桓，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源。源，就是生命之初，就是生命之芽。江河源是从高原开始出发的，高原是由丘陵、盆地和细溪组成的。每一组丘陵环拱着一个盆地，每一个盆地的边缘都有无数的像毛细血管似的小细流。你走到一个盆地的最高点、一条溪流的最细处，以为就到了此河流的源头，然而，很快你发现，你又踏进了另一盆地，开始了又一轮循环的源头寻找，直至找到地理意义上的大河之源。你会发现，如此汹涌澎湃、浩浩荡荡的大河，其生命之初，竟是那样细微、那样脆弱。你感受到脆弱，你才感受到生命，因为人对生命的体验之一就是脆弱。把握住河流的细微和脆弱，你对河流生命的认识，就会深化一层。 

同样道理，你到江河尾闾，可以再次体验河流生命的终结，滔滔大河，融入蔚蓝色的海洋，悄然消失，仿佛是一首交响乐的终了，在高潮中回归平静。当然，生命河流的青年与壮年，也是同样伴随河流的一生。 

河流作为生命，她不仅自己独立存在，而且以其广阔的空间、时间和拓展带，繁衍、滋养、推动了众多生命体的存在，从岸边的各类植物到水中各类动物，河流形成一个丰富多彩、无边无际的生物圈。仅就人类而言，最初的形成与辉煌的文化，都是由河流滋养和哺育的。没有河流，很难想象，人类会怎样进化，也许我们会萎缩，像地拨鼠一样在烈日下隐身于沙漠的地层下，也许我们只好重新回到大海里，像海豚一样摇着尾巴在海中划行。正因为有河流，而且她像母亲一样，呵护着人类，并且教会人类创造文明，所以，我们才脱离了其他动物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成为高级的灵长类动物，我们才创造了劳动工具、创造了文字，学会了继承与发展，把地球变为目前宇宙间惟一的活力盎然的星球。 

所以，我们称长江、黄河还有诸多大河为“母亲河”。这个比喻如此准确、亲切，以至于我们往往脱口而出，没有感觉到她的神圣，也许只有当某一河流生命消失之后，可能我们才会沉浸于对她的感动之中。 

因此，人应当像善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善待河流。没有了河流的生命，将会使她引力范围内的空间、时间带里的生命，也随之枯萎、衰亡、消失。 

著名水利水电工程师、两院院士潘家铮曾有过这样一段关于反思水利工程的论述，他说：“人类和水打交道的 历史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无能为力’和‘力不从心’的阶段，面对滔滔洪水或赤地千里的大灾难，只能逃荒或死亡。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 发展 ，人们兴修水利工程，要管住水、利用水，进入‘改革 自然 ’的阶段。人们修堤筑坝建库、修渠道、开运河、建电厂，发挥防洪、灌溉、供水、通航、发电等效益，这阶段还没有结束。但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有失误，受到大自然的报复，甚至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第三阶段应该是，人们在 总结 正反经验的基础上，对水进行更 科学 、合理的治理开发利用，做到可持续发展，做到与大自然协调共处。”他还谈到，人们在论及水利工程时，还应当增加一门课程：“人类活动引起的水害学”。这段平白朴素的论述，实际上总结、涵盖了几千年人类与河流、与水打交道的过程和认识升华。我们通常把人类有主观意识制作劳动工具、利用文字记事后的历史称为文明史。在文明史的过程中，人类最主要的史迹之一就是“征服”，以及为征服所做的一切努力，征服一个民族、征服一座山头、征服一条河流。但是，经过20世纪生产力极大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自然界巨大变化所带来的成比例的灾难，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史。当前，全球关于保护环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就是这种反思观念的折射和放大。诚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祖先在大自然对人类无情的摧残、毁灭面前，始终不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探索，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我们能走到今天。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人类的智慧，哪怕走远一点点，对我们家园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在历史上，有被攻破城堡的民族，却没有被征服的民族。同样的，纵观历史，有被改造的河流，但是似乎却没有被征服的河流。人类每夺取河流一寸土地，河流便会回敬人类一次灾难；人类无度掠夺一方河水，河流也会用同样的无礼，加倍地报复人类。我国北方河流无数干涸的河床和不期而至的洪水，都是这个生命对人类不满的回音。今天，是我们去反思过去和矫正偏差的时代了。进入新世纪，人类对待河流的反思必然成为思维主流，人们不仅不再陶醉于对河流征服、侵占的胜利，而且面对现实，正在逐步改变以往的做法，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出“退耕还湖”、提出“维持河流生命的基本流量”等诸多高瞻远瞩的命题，正像对待任何一个生命体一样，以平等、公正的态度来善待那些滋养、哺育了人类的河流。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河流才能生命长存，而与其相依相存、须臾不能分离的人类生命才能长久，人类文明的火炬才不会熄灭。河流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河流是人类文明的基流。珍惜、善待我们面前的每一条河流吧！ 

 

第8篇：成长类作文范文

关键词：高校档案；规范整理；保管期限；按件整理；按卷整理

2000年12月6日国家档案局颁布《归档文件整理规则》（以下简称“《规则》”），2006年12月18日国家档案局又颁布《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机关单位档案全面推行文件级管理并重新划定保管期限，档案整理工作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达到“简化整理，深化检索”的目的。长期以来，高校都是按照国家教委1993年11月16日颁布的《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以下简称“《实体分类法》”）、《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进行分类、整理、立卷。据了解，《规则》和《规定》目前在高校并没有得到广泛推行，这除了高校档案工作人员因循守旧的因素外，还有高校档案类别构成复杂这一重要原因，不少高校在保管期限划分、按卷或按件整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惑和踌躇。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档案当如何规范整理以求发展？笔者结合多年高校档案整理的工作实践，撰此文探讨高校档案规范整理的关键，与同行商榷。

1 重新界定高校档案保管期限

比较起来，《规定》与《规范》中保管期限划分差异很大。笔者认为，高校可参照执行《规定》。高校文书档案中的党群类、行政类、外事类等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可按《规定》执行；科技档案、专门档案中的教学类、科研类、产品类、基建类、仪器设备类、出版类、财会类等的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则要根据高校的工作实际进行修订后才能执行。

正因为《规定》高校只能部分参照，要执行还需进行修订，所以，目前高校档案保管期限的划分和界定出现了混沌的局面：有的高校已经实施《规定》中新的划分方法，但因仅一馆工作人员全面考虑问题有一定局限性，对保管期限的划分和界定有欠科学；有的高校则因感觉重新划分和界定保管期限复杂、麻烦，干脆因循守旧，还是按照《规范》中原有的划分方法。而《规范》经过长期实践证明，其存在档案保管期限的划分明显偏长或偏短的问题。比如，财会档案中将“上级有关财务会计工作的文件材料”保管期限定为“永久”，时间明显过长；教学档案中的“新生录取名单”保管期限定为“长期”，而根据它的实际利用价值则应定为“永久”比较合理、科学；[1]另外，在科研综合档案中“学会工作（学术活动）材料”保管期限定为“短期”，而在行政综合档案中“院、系、所、中心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的文件”定为“长期”，这不但存在同一档案材料保管期限划分的矛盾，还有同一档案材料归入多个类别的问题。

因此，基于科学建立档号、规范排架、有效使用档案库房及简化档案鉴定、销毁工作等方面的考虑，高校档案保管期限的科学划分与正确界定显得尤为重要。

2 保管期限写进高校档案档号

《规范》明确了档号“是存取档案的代号，排架的依据，必须反映高等学校档案的分类体系和物理位置”，且“同一档案部门内的档案不得重号；方便插卷，使其有充分扩展的余地；不能随意变动；能适应计算机管理的需要，发挥排架、检索的双向功能”。[2]而《规范》中的档号结构为：“年度号+分类号+案卷号”，忽略了保管期限。可高校档案分类中最下位类却包含有永久、长期、短期三个保管期限，因为档号结构中没有保管期限，若要将同一类目下不同保管期限的档案案卷断开流水号，即会出现重号问题。所以，当档号结构中没有保管期限时，同一类目下不同保管期限的档案案卷根本无法断开流水号，因此，很多高校在档案整理的具体操作中就把三个不同保管期限的案卷编为一个顺序号。这种跨保管期限的大流水号的编制方法，在实践操作中表现出非常大的缺陷，不便于插卷，若不管保管期限，直接把插卷的案卷排在后面，就会造成不同保管期限的档案案卷号的交错，排架混乱，并且在销毁过期档案时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会出现缺号、空档问题。因此，高校档案档号的构成，应当考虑写进保管期限，即档号结构应为：“年度号+分类号+保管期限+案卷号”（按件整理的再+件号），这样就可解决按保管期限断开流水号的问题，也可保证档号编制的唯一性、合理性及稳定性。

3 高校档案实行“卷”、“件”结合整理模式

笔者认为，《规则》推行的“文件级管理”确有简化整理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的优势，而《规范》中传统的按卷整理也有其明显的优点，完全抛弃按卷整理的观点和做法是不科学的。因此，根据高校档案构成复杂的实际，应该实行“卷”、“件”结合的整理模式，充分发挥“卷”和“件”整理的优势来实现高校档案整理的合理性、科学性、系统性及可操作性。高校实行“卷”、“件”结合整理模式的关键措施：

3.1 树立“卷”、“盒”相通用的概念，编制好盒（卷）号。档案即便是按件整理的“件”也都是需要装盒的，我们在概念上就可以用“盒”代替按“卷”整理中的“卷”。那么，同年度同类别同保管期限的文件材料根据实际情况可选择按件整理组成“盒”或按卷整理组成“卷”，“卷”、“盒”相通用。即同年度同分类号同保管期限的所有“盒”与“卷”应当编制同一个流水号。例如，我校使用的“南大之星”档案管理系统中“盒号/卷号”也是相通用的，采用卷、件结合整理的档案信息录入档案管理系统中与之前完全按卷整理的信息，是统一规范有序排列的，并不会发生混乱。

3.2 规范档号结构。结合《规范》和《规则》，高校档案实行“卷、件结合”整理模式，卷、盒相通用，若要做到档号不重复，档案在库房中的物理位置和在档案管理系统中的序列都是有序的、唯一的、固定的，那么，档号构成即应为：“全宗号+年度号+分类号+保管期限+案卷号（按卷整理的）”或“全宗号+年度号+分类号+保管期限+盒号+件号（按件整理的，也即件号章结构）”。同年度同分类号同保管期限的归档材料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按件整理或按卷整理。按件整理的文件材料，也可依据同一事由或主题进行文件归类组盒。在组盒后，不需要像组卷那样，要整卷装订成册，也不需要书写案卷题名，只要把盒内每个“件”各自订好，盖上件号章，再填写好件号章，就可装盒，并在盒内放进打印好的盒内文件目录，盖件号章，以确定其固定的物理位置；按卷整理的，可以1卷即1件，也可以1卷包含几件，且按卷整理的文件，不需盖件号章，打印案卷封面，装订成册，通过案卷封面上的档号即可确定其物理位置。考虑档号书写方便、整齐以及档案信息在档案管理系统中的有序排列，保管期限“永久”、“长期”、“短期”可分别用字母“A”、“B”、“C”做代码。实施《规定》之前和之后的保管期限都可以通用“永久”、“长期”、“短期”，只需在立卷说明里注明：实施《规定》之前的保管期限为：永久、长期（16年～50年）、短期（15年）；实施《规定》之后的保管期限为：永久、长期（30年）、短期（10年）。

3.3 明确文件件号按盒（卷）编制。即同年度同类别同保管期限不同盒（卷）的文件件号不编制大流水号，而要按盒（卷）编制，一盒（卷）一个流水号。机关单位在实施《规则》按件整理档案时，通常是将同年度同类别同保管期限不同盒的文件件号编成一个大流水号，这样编制件号不适于高校档案卷、件结合整理模式。因为高校档案中存在同年度同类别同保管期限的档案既有按件整理的又有按卷整理的，若不同盒（卷）的文件件号编制大流水号，则按卷整理的档案编制卷号、按件整理的档案编制件号时都会存在困扰，而且，在档案盒脊栏目填写也会出现难以统一的混乱情况。所以，若将同年度同类别同保管期限不同盒的文件件号按盒编制小流水号，则如同按卷整理时按卷编制文件件号一样，如，“2011-XZ12.A（永久）-1.0001～0028”；“2011- Z12.A（永久）-2”；“2011- XZ12.A（永久）-3.0001～0040”；那么，按件整理的档案的盒号编制、件号编制与按卷整理的档案的卷号编制、档号编写不会互相影响，在档案整理、档案管理系统的信息录入及管理、档案排架、档案查询利用等整个管理过程中也就不会有混乱和困扰。

3.4 解决二级类目下按保管期限分别编制盒（卷）号、件号存在的问题。问题一：二级类目下归档文件特少时，归档文件如何装盒？[2]高校档案按十一大类进行分类整理，当分到二级类目下归档文件比较多的，按保管期限分编盒（卷）号、件号，分别进行装盒，自然是不会有问题。但是，若当分到某二级类目下，归档文件特少的时候，用一个档案盒就可以装完，那其装盒问题，就值得思考了。[3]按笔者的实践经验可如此解决，对其档号、件号的编制仍按其保管期限来编制，以规范录入的档案信息，保证档案管理系统里的信息规范有序。但是在装盒时，可按永久、长期、短期的顺序全部装入一个盒内，并按盒内顺序打印出盒内目录，放进档案盒内。在填写其档案盒脊栏目时，在保管期限栏目填入“永久—短期”，即填入盒内文件所有的保管期限，盒（卷）号栏目可填入“1”，也可空着，一看就明白本年度此类目下所有保管期的文件都在这一盒内。这样做，既不会影响到档案管理系统中信息的规范有序，也不会浪费存贮空间，又不会增加工作量，而在架上查找档案时更不会存在任何困难。因其在档案管理系统中的保管期限信息是完全准确的，在进行档案统计和销毁时，统计的结果也不会有任何差错，而且因为整个类目下仅此一盒，在进行过期档案的鉴定、销毁时也不会存在麻烦。

问题二：二级类目下按保管期限分别编制盒（卷）号、件号，会将同一问题的文件装入不同的盒内，是否会影响其成套性及利用效率？同一问题的文件材料按不同保管期限分别装盒，并不会影响其提供利用的效率，也不会破坏其成套性，因为同一问题的文件材料按保管期限虽然分别装在不同的盒内，但其排列仍在同一类目中，查找起来仍是十分快捷的，特别是用计算机进行检索的时代，定位查找更是不成问题的。可如果不按保管期限分别编制盒号、件号，则档案管理的规范有序就会受到影响，以后的档案鉴定、销毁工作就会复杂、麻烦。

综上所述，高校亟待国家档案局和教育部针对《规范》中的问题，根据高校档案工作的实际，结合《规定》、《规则》的科学性、合理性，积极修订、完善《规范》，制定出新的更为科学的高校档案工作规范，以改变目前高校档案整理工作的混沌局面，减少各高校因走误区而浪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高校整理档案工作科学、规范发展。

﹡本文系广东省档案局档案科技项目[YDK-61-2013]、湛江市科技局科技攻关项目[2010C3110011]、湛江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项目[QW1219]。

参考文献：

[1]黄东霞.《高等学校档案工作规范》修订的必要性[J].中国档案，2007.（8）：30～31.

[2]国家教委办公厅.高等学校档案实体分类法与工作规范[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第9篇：成长类作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类高职教育；服务；文化创意产业；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046-03

一、引言

艺术类高职院校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以艺术类教育和艺术类文化创意研究为教学核心；二是人才培养与毕业生就业以文化创意产业需求为导向。因此，艺术类高职院校在办学之初就明确了将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作为教学的首要服务目标，利用所具备的专业的师资、知识、技术等优势项目，指向明确地培养艺术类实用型人才，开展有针对性的学科与产业研究。机制是系统各部件相互制约与作用的内在关系。要使艺术类高职院校对地方的服务广泛、深入、持久、高效，就必须有一个根植于双方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灵活、高效的内在机制。广西作为西南地区的唯一沿海省份，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核心，要更好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建设经济和教育强省，必须提高各类型产业，包括文化创意产业的含金量，提高人才素质，提业动力。但在诸多现实条件，如高校管理体制、传统办学思想和学校实际实力等情况的限制下，我国高校教育仍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作为主要的运作内容，未能进入与地方经济接轨的深入层面，在校地之间还未能形成稳固成熟的接轨机制与接轨平台，严重制约了校地互动、校企合作的发展，艺术类高职教育同样身处其中，不能例外。针对这一问题，为实现对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到位服务，艺术类高职院校就必须充分结合自身的特色特长，拓展自身服务范围，深化校企合作发展，创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艺术类高职院校服务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充分发挥艺术类高职院校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突出实现艺术类高职院校和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合作共赢，一直以来都是校地、校企积极追求的共同目标。然而从当前的阶段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教训来看，这一目标的达成尚不理想，困难重重。特别在两大方面存在明显局限性。

1.校、地双方同时存在管理体制问题。①艺术类高职院校管理脱节，无法及时依据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行教学内容和科研项目的更新调整，使原本的优势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艺术类高职院校在为地方文化经济建设服务的运行机制中应该处于科研与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但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艺术类高职院校的管理与运行机制与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之间无论在内容模式、发展方向、技术水平还是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脱节的问题。特别是艺术类高校内部大多未能建立负责学校与地方政府、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的专门机构，使得一方面校地企各方都希望有更多合作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存在无人专管、无门进入、无路沟通的尴尬现象。②地方政府管理尚存在漏洞，影响了高校与地方的互动合作机制建设。地方政府应更为全面的与艺术类高职院校联合建立针对性运行机制，提高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艺术类高职院校由于高职教育的价值和意义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对较少过问，由于在管理体系上高校通常直接归属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辖之下，因此地市级地方政府在本地区教育发展上通常更为关注基础教育的发展，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区高校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合作缺少管理、引导的积极性，对本地区艺术类高职院校较少直接扶持与物质投入。③在传统的校、企各自独立科研的体制下，资源的分配具有的典型的计划配置特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有助于重大科研项目的专项发展。但随着改革的深化，计划机制的优势正逐步削弱，产、学、研、用多方合作的积极愿望受到了束缚。并且，在计划体制下人才的流动、技术产业化、科研信息共享等方面都受到限制，这都直接体现了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互动机制的缺失。

2.高校本身的意识观念问题。①艺术类高职院校自身教育观念未能及时转变，没有树立起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建立完善服务机制的主动意识。长期以来国内高校的主要任务都是独立的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缺乏对高校直接参与地方经济建设的功能认识，更没有形成一套有效服务地方经济的科研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②创新意识、创新观念比较薄弱。艺术类高职院校长期以来都把教学工作的重点放在通过培养产业人才间接支持经济建设之上，在直接针对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建设发展服务的创新意识、创新观念上十分缺乏，对创新的扶持与投入较为薄弱，对教师与学生的创新观念意识引导较少，激发师生参与创新研究的奖励机制与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创新机制上的缺失导致了艺术类高职院校不能依据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及时对科研与教学进行调整，使高校科研成果不能快速投入产业发展，当然也就难于实现高校与地方的良性互动。

三、艺术类高职院校服务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制探索与创新

1.理顺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其他合作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建立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的长效机制，最为有效的道路就是建立一个有机组合、双赢双利、稳定持久的联合创新平台，将艺术类高校在科研上的优势资源直接投入到文化创意产业的直接生产中去，改革过去短、松、慢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推动新时期的长、紧、快的新合作机制建设。高校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要紧跟地方文化创意经济的创新需求，积极参与共建合作广泛、系统深入的针对性创新平台，大力推动艺术类高职院校服务地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合作机制的升级和完善。

2.理顺艺术类高职院校教学与科研的管理机制。在传统教学管理体制框架内，高校的教学科研缺乏对地方经济需要的直接服务，因此，艺术类高职院校必须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在人才管理上不拘一格用人才，不以职称资历限制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以成果为依据建立对一线科研主力的直接奖励机制，并及时解决科研人员的各方面的合理要求。其次，在项目建设上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一视同仁，给予同样标准、同等地位、相同待遇，提高直接服务社会科研项目的地位。最后，在交流合作上积极与地企联络，成立校内专职机构，负责校地企三方的直接沟通，将产业需求直接反馈给一线科研人员，使高校科研与产业发展直接挂钩、紧密结合。

3.建立艺术类高职院校与地方文化创意产业间互动合作的服务机制。艺术类高职院校的发展要直接联系地方经济的发展，更要站在区域产业建设的坚实基础上，放眼全国产业的未来发展，将科研与人才的创新能量直接注入到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步中，将服务社会、合作双赢的理念贯彻到实际办学中去。在合作发展中，艺术类高职院校应从四个方面直接服务地方文化创意产业：（1）加强创新思维与先进技术服务，直接满足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需求。（2）建立职业教育与职业实践的紧密联系，树立人才培养服务于产业实际的意识。（3）及时了解地方文化创意产业所及所难，以科研骨干作用解决其紧迫需求。（4）深入地方文化企业生产一线，帮助企业进行技术、设备改造，引进创新思维与先进生产模式，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虽然艺术类高职教育服务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成熟有效的长效机制目前在广西还没有完全形成，但已出现许多端倪和个别经验。比如，北海市与北海艺术设计职业学院在最近几年的合作、互动实践中形成的一些机制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政府方面的有高等教育专项经费财政预算制、重大项目委托制、重大活动咨询制等，学院方面的有立足北海、服务北部湾的办学定位，培养适应北海市及其北部湾经济区应用性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科研服务北海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科研定位等。这些举措反映和代表了北海市和北海艺术设计职业学院的根本利益，充分体现了互利共赢原则，已经成为双方高度认可并自觉接受和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成为一种能发挥长效机制，可以在总结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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