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农资金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支农资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业贷款 财政支农 农业产值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16-04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人口。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和社会稳定。根据经济学理论，农业产值的增加取决于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的进步。但是，资金的投入并不一定转化为增加农业产值的资本，这决定于资金的配置效率。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外部资金来源主要是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农业贷款是指金融机构针对农业生产的需要，提供给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和个人的贷款。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及受自然条件影响大、风险大的特点，与工商业贷款相比，其期限较长，利息也较高。农村金融一直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短板，现代化的、有组织的正规商业性金融机构不仅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而且，它们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有效规避风险的制度和方法，还阻碍甚至禁止农村金融交易的发生，由此，大多数农业贷款的发生都有政府干预的身影。相比之下，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的支持更加直接。但其效果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和以中小农为主的农业经济特征，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面临着资本严重短缺的问题，因而政府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04年中央1号文件出台以后，政府及其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明显加强。2009年财政支农资金达到7161.4亿元，比2008年增长20.2%，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达到21623亿元，比2008年增长22.7%。从政府的种种举措来看，其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决心很大，但是，仅仅依靠增加农业信贷和财政支农投入真的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实现农民增收吗？本文试图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验证。
二、文献综述
在已有的理论文献中，国外的研究关于农村金融领域的主要有三种理论：一是20世纪80年代前的农业信贷补贴论（Subsidezed Credit Paradigm），该理论针对没有储蓄能力的贫困阶层，其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因此，为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的分配。二是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理论（Rural Financial Systems Paradigm），该理论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利率必须有市场来决定，资金配置由市场来完成，完全没有必要安排为特定群体服务的贷款制度，并且提出农村内部的金融中介应该在农村金融中发挥重要作用。该理论目前仍是农村金融领域的主流学派。三是斯蒂格利茨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提供资金者（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不完全信息），纯粹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解决不了农村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弥补市场的失灵，政府应该介入并提供政策性支持。
国内对农业资金和农村投融资的研究也一直是热点问题。钱彦敏（1991）对中国农业资本的形成困境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性资本的投入是农业生产的最直接的推动力，但农业资本的形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讨论的投资主体的资金投入的增减变动。同时认为，财政支持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以及二元经济结构是农业资本形成的主要障碍。何广文（2002）和林毅夫（2003）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地区，甚至主要服务农村领域的农村信用社，为了脱困，开始进行撤并集中，走规模经营之路，很多改名为农村商业银行，基层业务代办点大量撤并、人员清退，决策权上收，业务非农化，从而导致了中国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信贷资金大量流失，农业资本的形成也处于低效率水平。谢平、徐忠（2006）通过对贵州省及其样本县农户和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与分析，得出两方面结论：一是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提出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陈治（2010）认为目前我国财政与农村金融的关系呈现出分裂和扭曲的非正常状态，存在着财政激励缺位或者过度的问题，指出财政与金融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资金配置方式，具有较强的功能互补性，将两者有机结合，可以解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而导致农村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的困境。
以上的文献结论表明，造成农业资本形成困境的原因主要是资金投入的不足和财政、金融功能的错位导致的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其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有所启示，但也存在分析过程中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准确性的问题，一地区的调查研究可以获得更准确的研究结果，却不能兼顾各地区整体情况和长期的时间趋势；整体研究中数据处理要区分农村人口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农民收入和农业收入，对农村的贷款和对农业的贷款及消除农产品价格因素影响等。本文在克服了以上分析难点基础上，通过分析1980―2009年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对农业产值的影响，考察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在进行实证分析前运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变量数据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的变量采取差分处理使之变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同阶单整的，那么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确定农业总产值与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之间的长期关系。协整理论是研究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Engle和Granger认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协整的，得到的平稳的线性组合为协整方程，可以认为，协整方程的存在说明这些变量（即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运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然后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分析我国农业信贷与农业总产值及农业信贷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关系，考察分析农业信贷的绩效。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变量X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有助于改进变量Y的预测，则说变量Y是由变量X格兰杰原因引起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最重要的是滞后时间长度的确定，在实际分析中检验的功效取决于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如果滞后期数随机确定，检验结果会出现错误。在本研究中，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按照AIC准则确定的。在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进行方差分解，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
（二）数据说明
为了能够客观地揭示我国农业信贷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我们以1980―2009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0年）、《中国金融年鉴》（1981―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财政年鉴》（2007年）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具体为：
1.人均农业贷款。《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农村的信贷包括农业贷款和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其中农业贷款包括对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贷款。本文重点考察信支持贷对农民进行农业产业的影响，数据采用农业贷款。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低，为了增强模型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本文采用农业贷款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人口之比即人均农业贷款。
2.人均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即每年农业增加值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每年增加值。影响农业产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产品价格，随着耕地和从事第一产业人口的减少，农产品价格上升明显，例如2009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①比2000年上涨了64%。为了消除农产品价格变化的因素，数据以2000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不变价，对其他年份农业产值进行相应调整。同时，人均农业总产值取每年农业总产值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人口之比。
3.人均财政支农资金。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财政支农主要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粮食、农资、良种、农机具四项补贴及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本文人均财政支农资金指农村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人口平均支农资金，即为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总额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人口之比。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本研究利用Eviews6.0软件，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这里，首先对人均农业贷款、人均农业产值和人均财政支农资金取对数，分别用1nL、1nP和1nF表示。由图1可以看出，自然对数均存在一定时间趋势和截距，因此ADF单位根检验回归方程中应该包含截距项和趋势项。通过检验发现，1nL、1nP和均为非平稳变量。本研究对于非平稳变量的处理主要采用差分法，结果见表3。其中，1nL、1nP、和1nF分别表示对相关变量取一阶差分值。从表1中可以看出，经过处理后所有数据序列都是平稳的，同时也都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因此，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Jon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检验方法，用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检验之前，要首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AIC和SC准则可以确定变量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2。同时，本文利用Q统计量检验、怀特检验和JB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2的该VAR模型，发现其拟合优度很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是最优模型。表2为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
由表2可知，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1980―2009年的样本区间内，LnP、LnL和LnF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1.600844，0.558871）
则这四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LnP=1.600844*LnL-0.558871*lnF（1）
（1.53810）（0.62721）
（1）式表明，在1980―2009年，上述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于各变量都是对数形式，这些系数反映了长期的弹性（括号内的数据表示各系数的标准差）。由理论模型可知，如果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是有效率的，那么，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将显著地为正。然而，从（1）式中可以看出，1980―2009年，中国人均农业总产值与人均财政支农资金之间存在负的弹性关系，而中国农业人均总产值与人均农业贷款之间存在正的弹性关系。这说明，1980―2009年间，农业贷款在促进中国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财政支农资金配置并不是有效率的。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1980―2009年，中国人均农业总产值与人均农业贷款和人均财政支农资金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短期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本文再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农业总产值与农业贷款、财政支农资金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判断它们之间的短期关系。
农业产值与农业贷款、财政支农资金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上表3。可以看出，在最优滞后期时，LnP不是LnL和LnF的格兰杰原因，LnF也不是LnP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1980―2009年，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虽然LnP不是LnL的格兰杰原因，但LnL不是LnP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却非常小仅为0.71%，这说明，1980―2009年，农业贷款增长是农业增加值增长的原因。
（三）方差分解
Johansen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仅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不能说明这种关系的强度。因此，本研究利用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信息（随机误差项）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方程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②。人均农业总产值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资金对农业产值的影响较小，农业产值的预测误差主要来自于其自身和农业贷款的影响。由表中可知，农业贷款对农业产值的贡献率从滞后5期开始迅速增加，分别保持在2%~5%和7%~10%。这说明，农业贷款虽然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投入数量不足，其贡献也是有限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农业产值的增加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多少，以及技术的进步。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都可以扩大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供给，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1980―2009年间，农业支农资金的增长不仅不能促进农业产值的增加，反而对农业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农业贷款的增加也没有具备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中应有的贡献度。这一结果显然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但是，这一结论并不能否定农业贷款、财政支农支持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有效性。其揭示了由于中国缺乏稳定的农业资本形成机制而导致了资金的配置效率低下这一事实。本文分析原因有：一方面，对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的运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被非法挪用和占用了很大比例，实际到位的资金减少，降低了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对政绩的追求要求进行的投资要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农业的投入和产值的增加需要较长时间的促进，这可能会导致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流入到其他投资领域，分流了农业发展的资金供给，造成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的短缺。另一方面，支农资金结构配置不合理，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长期优势，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不能大幅提高。现在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资金多用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和化肥、农药、农机具等的支持，对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比例偏低，忽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发展的长期促进作用。
针对以上结论可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实行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对农业分层次资金支持的结构安排。鉴于财政支农资金易于整合、量大可以进行大规模投资的特点，应侧重于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压缩农业事业费支出，可使财政支农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在满足农民小额资金需求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化的作用，逐步转变依靠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的方式，大力发展农业贷款等市场化资金供给方式，鼓励各商业银行增加对三农的贷款，支持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开展小额贷款业务。
2.加强农村金融市场建设。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增加资金投入是必要和迫切的，但是资金的投入并不一定转化为发展农村经济的资本要素。只一味强调增加资金投入，而忽视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实际政策的运行结果就会大打折扣，往往会出现一边是连续不断地资金投入，另一边却是大量资金流向了非农渠道，还有许多资金停留在了低效率项目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所有这一切只有通过市场和制度的建设才可以解决。加强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制度和农业经营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以提高农业和农村的资金利用效率；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结构，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改变政府的绩效考核方式，真正形成对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监控机制。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农业和农村资金的高效配置，从而进一步缓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2000年以前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农产品生产者出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及幅度的相对数，该指数可以客观反映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水平和结构变动情况。
②特伦斯.C.米尔斯（2002），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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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支农资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支农；三阶段DEA；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10-0007-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0.02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1978―2012年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由1336.6元增长到7916.6元，年均实际增长4.87%。但由于历史条件、政策偏向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等问题十分突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据统计，2007―2012年，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涉农贷款由61150.66亿元增加到176227亿元，年均增长23.58%。
一、文献综述
纵观国外既有文献，关于农村金融效率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对农业信贷效率的分析上。Jensen（2002）、Jim（2005）研究发现，由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往往是缺乏效率的[1-2]。Nourse（2001）指出，微型金融机构应当针对贫困人口推出更适合于他们的信贷产品[3]。在定量研究的方法上，多以线性回归为主，即以人均GDP或其他指标为因变量，以包含农业信贷在内的多个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Kochar（1997）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印度农业贷款的执行效果，结果显示农业信贷总体上无效[4]。Rousseau（1990）运用误差修正模型（VEC）估计了农业贷款发放效率[5]，但该模型中只包含了农业信贷和农村经济增长两个变量，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Hendry（1995）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使指标体系更加完整[6]。
国内学者针对农村金融效率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金融环境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金融环境主要包括金融制度、信用环境和市场体系等方面。谷慎（2006）、刘泽仁（2007）、王修华和沈岚（2003）从制度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效率，认为导致我国农村金融效率低下、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条件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结构不够协调[7-9]。吴俊杰和周再清（20
10）通过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信用环境进行分析，指出我国金融支农效率整体上还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信用意识缺失、法律框架基础薄弱等问题普遍存在[10]。第二类是从信贷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王定祥等（2013）以人均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人均农业劳动力和人均农业资本作为投入指标，以人均农业增加值、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和农业成灾率为产出指标，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对我国农村金融支农效率进行测度[11]。吴俊杰和周再清（2009）引入人均农业贷款、获贷农户比例两个指标，运用DEA模型对金融支农效率进行评价[12]。第三类是从金融功能角度研究农村金融效率。代表性的有白广玉（2005）等、褚保金（2007）等、邓奇志（2010）等[13-15]。
已有文献对研究我国金融支农效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1）在定量研究方法上，线性回归无法对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形进行评价，SFA和DEA在评价时无法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使评价结果出现偏差；（2）在产出指标选取上，已有文献大多选取农业总产值（或农业增加值）、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贡献指标来评价金融支农效率，而没有涵盖农村社会福利的改善情况。为此，本文从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社会福利三个方面选取相应产出指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影响，对我国2012年金融支农效率进行评价，并找出影响金融支农效率的外部因素，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模型介绍
三阶段DEA模型是由Fried（2002）等提出的一种新的效率评价方法[16]，其构建和运用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DEA模型（BCC模型）。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都包含m种输入和s种输出；xij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i中输入，yrj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r种输出。第p个决策单元总效率的计算就可以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
min[？兹-？着（■s-+■s+）]
s.t. ■？姿jxj+s+=？兹x0
■？姿jyj-s-=y0 （1）
■？姿j=1
？姿j>0，s+>0，s->0
其中，？兹为决策单元的有效值，s-、s+为松弛变量，？着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当？兹=1且s-、s+均为0时，决策单元DEA有效；当？兹=1且s-≠0或s+≠0时，决策单元为弱DEA有效；当？兹
第二阶段：构建相似SFA分析模型。第一阶段计算出来的投入冗余量要受到内部管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第二阶段通过构建相似SFA分析模型分别计算出以上三种因素对效率值的影响，然后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因素，得到仅由内部管理无效率造成的投入冗余。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每个决策单元都包含m种输入，分别对决策单元的每个投入冗余变量进行SFA分析，构建的SFA模型如下：
sik=fi（Zk；？茁i）+？谆ik+？滋ik （2）
其中，i=1，2，3…m，k=1，2，3…n，sik代表第k个决策单元的第i项投入松弛变量，Zk=（Z1k，Z2k，Z3k…Zpk）表示p个可观察的环境变量，？茁i为环境变量的待估参数。？谆ik+？滋ik代表混合误差项，其中？谆ik为随机干扰项，并假定？谆ik～N（0，？滓2）；？滋ik表示管理无效率，假定？滋ik～N+（？滋i，？滓2？滋i），？谆ik和？滋ik相互独立。当？酌=？滓2？滋i/（？滓2？滋i+？滓2）接近于1时，说明管理因素占主导地位；当？酌=？滓2？滋i/（？滓2？滋i+？滓2）接近于0时，此时随机因素占主导地位。
利用回归结果对各决策单元的投入项进行调整，具体的调整方法如下：
■ik=Xik+[maxk{zk■i}-zk■i]+[maxk{■ik}-■ik] （3）
其中，i=1，2，3…m，k=1，2，3…n，Xik代表第k个决策单元第i项投入的实际投入值，■ik为调整后的投入值；■i为环境变量参数的估计值，■ik为随机因素的估计值。式（3）中第一个括号表示将所有决策单元调整到相同的外部环境，第二个括号表示将所有决策单元面临同样的运气。
第三阶段DEA：调整后DEA模型。将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的投入变量和原始产出变量再次代入到DEA模型，得到剔除了环境和随机因素的真实效率值。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取
1.投入产出指标
已有文献多从农村经济增长角度选取相应指标作为产出指标，无法反映农村社会福利情况。本文选用人均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化率三个指标，分别从农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综合反映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涵盖范围更广。对于投入指标，本文选取人均涉农贷款、农村人均储蓄及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三个指标。
2.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是指对金融支农效率有影响但不在决策单元主观可控范围内的外部因素，考虑到金融支农的自身特点，本文从以下几方面选取了环境变量。
（1）财政支农。财政支农的方式主要有涉农惠农补贴，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补助。财政支农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民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同时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财政支农支出反映政府财政支农力度，预期财政支农支出的增加将促进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
（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另一方面则主要用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及购买相关设备。这些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建房来反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情况，预期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将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
（3）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农民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能，使其具备更强的生产能力和创造力，同时也可以提高农民经济决策的效率。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预期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各省市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如式（4）：
edut=■（4）
其中， edut表示某省市第t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i=1，2，3，4，5分别表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5种不同的受教育水平；nti表示某省市第t年受教育程度为i的人数；yi表示受教育程度为i的教育年限，当i依次取1，2，3，4，5时，对应的yi分别为0，6，9，
12，16年。
（4）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促使农村劳动力和资本外流，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无法引入到农业生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反映城乡收入差距，预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5）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本文选用各省市2012年农村受灾面积反映自然灾害情况，预期自然灾害对金融支农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二）数据说明
由于数据难以获取，本文将其剔除，样本选取了2012年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并进行整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国金融年鉴（201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2）》。
四、实证分析
（一）第一阶段DEA实证结果
利用DEAP2.1软件对我国30个省市的金融支农效率进行分析（见表1）。由表1可知，在不考虑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干扰的情况下，我国各省市金融支农的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773，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887，规模效率平均值为0.876。其中，黑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和新疆处在生产前沿面上，其余24个省市在不同程度上处于技术无效率状态。由于上述结果包含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无法真实地反映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状况，因此仍需作进一步的调整与测算。
（二）第二阶段SFA回归结果
将第一阶段计算得到的投入松弛变量作为因变量，将上述5个环境变量作为自变量，利用Frontier4.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由表2可知，在三个投入松弛变量模型中，大部分系数通过5%和1%显著性检验，表明各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影响；且三个模型的LR单边检验均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二阶段SFA回归分析的必要性。
由于各环境变量是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因此当回归系数为正时，表明环境变量值增大会导致投入松弛量的增加，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当回归系数为负时，表明环境变量值增大会导致投入松弛量的减少，从而提高了金融支农效率。下面具体分析各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的影响。
1.财政支农。财政支农在人均涉农贷款松弛变量和农村人均储蓄松弛变量两个模型中的系数为负，且分别通过1%、5%显著性检验；在每万人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松弛变量模型中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以看出，财政支农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与预期结论相同。
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减少投入冗余量，提高了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同。
3.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与投入松弛变量呈正向关系，表明提高农村劳力文化水平会降低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所学的知识还不足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提高生产效率；相反，文化程度偏高的农民往往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了金融支农效率。
4.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比对三个模型的投入松弛变量均起促进作用，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与预期结论相同。
5.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受灾面积扩大增加了投入冗余量，从而降低了金融支农效率，与预期结论相同。
由上述分析可知，环境变量对金融支农效率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而包含了环境因素的效率评价可能会对不同决策单元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即处于较好环境或运气较佳的决策单元可能得到更高的效率值，而处于较差环境或运气较差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会相对较低。因此，有必要对原投入变量进行调整，使各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的经营环境和运气，进而考察它们真实的效率。
（三）第三阶段DEA实证结果
运用式（3）对原投入变量进行调整，并将调整后的投入变量与原始产出变量再次代入到BCC模型进行分析，得到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的真实值及规模报酬状态，结果如表3所示。
对比表1和表3可知，经过调整计算得到的效率值与第一阶段效率值相差较大。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对调整前后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到，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分别通过10%、5%显著性检验，表明调整前后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从侧面验证了本文对原始投入变量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下面对第三阶段计算结果进行详细分析。
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由0.773上升到0.832，纯技术效率平均值由0.887上升到0.930，规模效率平均值由0.876上升到0.894。可以看到，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后，我国金融支农效率有所改善，且效率水平相对较高。这主要是由于近十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金融在服务“三农”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不断推进一系列重要体制机制改革，落实和完善了大批金融、财税扶持政策。自2003年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全面启动后，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相继改革，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农民对金融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此外，乡镇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弥补了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地区的金融空白。
从各省市来看，处于生产前沿面的省市由6个减为5个，其中福建、湖北、湖南三个省份在调整前后均处在生产前沿面，表明这三个省份的金融支农效率确实较高；辽宁、上海则由技术无效率变为技术有效，这主要是由于调整前规模效率被低估的结果。综合技术效率上升的省市有16个，其中北京、辽宁、浙江上升幅度较大；下降的有11个，下降幅度较大是新疆。从调整后的综合技术效率来看，甘肃、新疆、四川、天津和青海排在后五位，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低，国家应加大对这些省市的扶持力度，改善当地金融支农现状。大部分省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说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金融资源投入不足的问题。
从三大区域来看，东部的综合技术效率由0.725上升到0.865，上升幅度较大；中部和西部略有上升，调整后分别为0.857、0.771。可以看到，东部和中部的金融支农效率较高，而西部则相对较低。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凭借着政策优势和地理优势获得了发展先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东部的金融市场发展较早，多元化的金融产品（股票、债券、保险、黄金等）为农村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资渠道，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此外，较活跃的金融市场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扩大经营规模、购进先进设备提供了融资渠道，满足了农民对融资的多元化需求。因此东部地区的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高，中部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承担着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使命，因此一直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近年来，国家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涉农贷款投入，信贷资金逐渐向农村回流，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中部地区金融机构改革效果明显，新型金融机构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些都促进了中部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加上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较差，许多金融机构不愿在这些地区开设网点，导致了当地金融资源的匮乏。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断入驻西部，加大了对西部农村地区的金融扶持力度，金融投入不足、金融资源匮乏的状况有所改善，金融支农效率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相对偏低。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2012年金融支农效率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我国各省市金融支农效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明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对金融支农效率影响显著。在外部环境中，财政支农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自然灾害不利于金融支农效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对金融支农效率起到应用的促进作用。
2.我国金融支农效率的区域差异明显。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西部与东中部之间。经过第二阶段调整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综合技术效率分别为0.865、0.857、0.771，西部地区的金融支农效率相对较低。且金融支农效率排在后5位的省市中，有4个来自西部地区。
3.我国大部分省市处在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由第三阶段规模报酬分析可知，除了处于生产前沿面的5个省市的规模报酬不变外，其余省市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二）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改进策略：
1.重视外部环境对金融支农效率的影响。一方面要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发挥两者对金融支农效率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建立自然灾害预防和治理机制，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扩大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覆盖范围，积极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和专业知识讲座，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专业素质水平，发挥教育对金融支农效率应有的促进作用。
2.重点改善西部地区金融支农现状，缩小区域间差距。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进入西部地区，增加涉农贷款金额，拓宽农民的融资渠道；同时改善当地金融支农资金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将支农资金投入到生产效益较高的农业生产领域，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3.加大金融支农投入力度，提高规模效率。既要加大传统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也要鼓励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弥补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地区的金融空白，形成一套多层次、广覆盖、功能互补、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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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支农资金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 中国财政；支农；农业增长；影响研究
引言
由于资本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属性，商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很少流向农业，支持农业的发展；同时，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申小莉等（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7）采用经典的 c—d生产函数作为模型，研究了湖南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结论认为湖南省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密切相关，财政支农支出弹性达到 0.3396。在财政支农投入项目的边际产出效应方面，李焕彰、 钱忠好（中国农村经济， 2004）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财政支农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投入项目中，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
一、 研究方法及模型
1.变量的表示
（1）财政支农投入变化趋势及虚拟变量（政策变量） dt的引入
财政支农资金是指国家财政提供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村基本建设支出、 农村科技三项费用、 农村救济费支出。从1981—1997 年的十七年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为5 565.02 亿元，但是从 1998—2005 年短短的八年时间，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却达到13 051.94亿元。这是由于在1997年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自此以后国家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财政支农投入在1998年增加到1 154.76亿元。 因此，我们认为1997年是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2）变量的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我们把 1981—2005 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化，标准化公式为 zx= （x-μ1 ） /σ1 与 zy= （y-μ2 ） /σ2，其中 zx、 zy分别是财政支农投入绝对值（x ）与农业生产总值绝对值（y ）的标准化值，μ1、 μ2 分别是二者的均值； σ1、 σ2 分别是二者的标准差。
2.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及模型
（1）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及模型我们运用 spss11.5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pearson 检验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 0.951， kendall's tau_b 检验与 spearman'srho检验表明二者的相关系数是 1.00，以上检验 99%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所以我们认为 zx与zy是高度相关的。为了定量研究 zx（财政支农投入标准值）与 zy （农业生产总值的标准值）的关系，我们构造如下模型：zy=β1 exp （zx ） +β2 +（β3 exp （zx ） +β4 ） dt其中， zx， zy是标准化的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β1、 β2、 β3、 β4 是待估计的参数， dt是虚拟变量。
（2）参数的估计及统计学检验
对于参数值的估计，本文运用 spss11.5 软件中非线性回归的方法，运用迭代法通过四次模型计算和二次求导后终止，两次相邻的计算的残差平方和的差值等于1.000e- 08。 得出结果（见表1）：从表 1、 表2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0.99324，各参数在置信区间的取值不为零，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我们运用 eviews3.1 再一次拟合了模型，在可决系数和参数估计值及参数估计的显著性等方面得到相同的结论。同时 dw=1.676694＞du （0.05 显著性水平下的上限值为 1.454），说明模型无自相关性；同时怀特检验结果 nr2=6.119065，说明模型无异方差性，即模型通过了计量经济学的检验。 因此，我们得到模型：zy=3.1841099exp （zx ） - 2.3908454+ （- 3.0542754exp （zx ）+2.9697466） dt令 dzy， dzx 分别表示 zy， zx 的微分， e z y 表示 zy 对 zx 的弹性，易得如下的函数关系式：边际收益函数 dzy/dzx=3.1841099exp （zx）-3.0542754exp （zx）dt，弹性函数 e z y =[3.1841099exp （zx） -3.0542754exp （zx） *dt]（zx/zy）表1 可决系数及相关的统计结果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回 归 4 23.83768 5.95942残 差 21 0.16232 7.73e- 03可决系数 0.99324表2 参数估计值及其相关的检验参数 估计值 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上 限 下 限β1 3.1841099 0.1146728 2.9456348 3.4225850
β2 - 2.3908454 0.0695646 - 2.5355129 - 2.2461779
β3 - 3.0542754 0.1150110 - 3.2934540 - 2.8150968
β4 2.9697466 0.0862260 2.7904298 3.1490635
（1）边际收益分析
图 1 说明在 1998—2003 年期间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并没有带动农业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在财政支农资金利用方面，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2004—2005年财政支农投入的效率有所提高（边际收益值大于1），但是与1981—1997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见图1） 。图 1 财政支农边际收益趋势
图 2 财政支农弹性变化趋势
（2）边际收益与弹性对比分析
通过对图1、 图2 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边际收益变化趋势与弹性变化趋势的 “转折点” 不同，即边际收益趋势的 “转折点” 出现在1998年，弹性变化趋势的 “转折点” 却出现在 1994年，这说明中国财政支农的边际收益在1998年出现 “转折” 决
非偶然，这在1994年通过弹性的 “转折” 已经有所预示。
三、 结论
（1）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有着高度的
相关性。
（2）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效率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即从 1981—1997 年财政支农投入效率水平高（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1.8386）； 1998—2003年财政投入效率水平低下（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0.3390）； 2004—2005年财政投入效率水平较高（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1.3615） 。
（3） 2004—2005 年是中国财政支农效率水平提高的新起点。按照2004—2005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平均效率水平计算，支农投入平均每增加1 000万元，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加 1 361.5 万元。
（4）弹性的变化趋势与边际收益的变化趋势相比，弹性变化趋势是滞后的。
（5）从1981—2005 年中国财政支农资金边际效益的平均增幅为 0.104，农业生产总值对支农资金的弹性的平均增幅是 0.0554 （剔除 1994 年的强影响值） 。假设按照这个水平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整合支农资金，那么到 2010 年，中国财政支农资金支出增加带来的边际收益值应稳步达到2.41，而弹性应稳步达到2.26。
四、 对策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农业产出增长对国家财政支农投入的依赖性很大，目前农业产出增长还离不开国家财政支持，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农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财政支农资金边际收益最大化。
（1）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不发达地区、 偏远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 （2）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例，尤其是科技三项支农投入的比例，减少农村行政、 事业费的支出。 （3）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整合。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监管机制和组织协调机制，做到每一笔资金用得清，说得明；对农业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实行项目资金和项目 “打包” 或 “捆绑” ，专款专用。 （4）加快发展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带动社会资本对农业的投入。同时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各自的功能，在机制上形成一个互相支持，共同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有机统一体。
参考文献：
[1] 李焕章，等.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4，（8） .
第4篇：支农资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农业；专业合作社；融资；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632164
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其所代表的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资金来源的问题。农村融资的困难和当前融资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集中体现在了农民合作社的融资当中。盈利水平较低、成本回归期限较长是当前所需要解决的主要困境。受制于农村资源有限的现状，在引进外部融资和加强内部融资等途径上遭受到了挫折。融资路径的混乱和不得当导致农民合作社在管理上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严重影响到了社员的积极性。因此，本文重点探讨相关的融资路径，并进行分析。
1 农民合作社融资理论依据分析
1.1 MM理论
这是典型的债务理论，其认为企业的价值与其负债比成正比，即，企业负债率越高，企业拥有越高的价值。很明显，这一理论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是不相符合的。但需要说明的是，该理论模型指出了在融资过程中，债务所具有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1.2 权衡理
权衡理论认为企业的价值并不完全由其负债比所决定，而是需要在负债比和债务价值空间选择一个合适的点，这个点平衡了企业的债务和企业价值的上升，使企业价值不完全由债务所决定。这理论的意义在于选择了一个平衡的状态，但不可否认还是属于借贷路径中的一种。
1.3 融资啄序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企业融资过程中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和各种约束条件，将会产生融资成本，以及对企业的最后价值产生影响。在这种理论依据下，内部融资影响最小。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融资过程中的融资成本，这是在融资管理中所无法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
1.4 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该理论主要是指出随着企业的发展和企业成熟度的不同，企业的融资方式将会有所改变。从前期对内部融资的特别依赖到后期主要以外部融资为主等。
2 农民合作社融资现状
2.1 内部融途径有限，主要体现在内部股金的不足
农民合作社的主要成员大多是农民，生活水平处于中下水准，在资金投入上存在不足。或是资金不足或是不敢进行大胆投资。
2.2 外部融资少，即信贷渠道单一
农民合作社受各种因素的限制阻止了金融机构的信贷；为农村金融机构不健全，城乡金融体系的断裂导致农村信贷较为困难。
2.3 国家财政支持有限
国家财政的支持受到农村合作社的项目限制，有些专业合作社所主攻的农业产品在资金扶持上较少。受国家财政支持信息不畅通的影响。国家财政支持的有限导致了在争取财政支持上就是一项信息战，信息不畅通的合作社可能无法及时获得相关信息，从而争取到财政支持。
3 农民合作社融资路径探讨
3.1 加强融资制度设计，确保内部融资的有效
内部融资是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甚至可以说内部融资的成果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管理和后期成果分配。因此，对于融资路径的分析，需要加强融资制度设计，在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成果分配情况下积极引导和吸引农民进行投资。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路径的重要方向。
3.2 在外部融资上构建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
这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农发行的重要作用，农发行应在充分考虑农业发展的需要的前提下，对农村进行多方面的金融支持，开展综合的信贷业务，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融资上有可取的途径；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参股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重要的金融机构，应明确其主要的作用在于服务三农；鼓励农民自发形成农村金融合作组织，真正的农民银行，这一点有些农村已经进行了试点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 总结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是一个涉及多方面的经济社会问题，其应当受到国家财政的重视。并且，在融资主题和融资路径上，需要进一步借助社会的力量进行壮大和发展，积极鼓励社会资金向农村的转移和投入。
参考文献
第5篇：支农资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 资金 经济增长
一、引言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多年来的难点问题之一，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对于农业占较大比重、经济欠发达的甘肃省来说，三农问题不仅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制约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理论界从多方位、多层次进行了大量探讨，并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据经济理论，经济发展与增长的首要条件是需要持续性的资本投入。实证研究也表明，资金投入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
资金投入从宏观角度可以分为财政投入和金融投入。下面主要从这两方面对资金投入促进经济增长正效应关系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Aschauer对1949-1985年美国政府支出方面的研究得出，政府支出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增长。Easterly，Rebelo通过对28个国家1970-1988年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后得出，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杨子晖发现，尽管我国政府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参数值有所下降，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仍然相对不足，政府支出的增加仍有助于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郭杰通过经验分析认为政府的转移支付和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欧阳志刚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对我国1980-2002年的数据研究得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个别年份有负的影响，但总体上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马树才、孙长清对 1999-2008 年中国31个省份的分析表明，我国这些年来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上述研究都集中于政府资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那么，对金融资金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大家是否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呢？King和Levine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中介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先导因素。韩廷春（2001）利用全国的数据并使用了较为复杂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艾洪德等选取1980-2002年我国东、中、西部有关数据，金融发展和相应区域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就全国和东部来说，两者呈正相关关系。闫丽瑞、田祥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地区差异，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小。王璐的分析表明，甘肃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在短期这种关系不存在。王虎和范从来、贾立和王红明的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资金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主要强调农村金融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性。而对于诸如甘肃省这样欠发达的地区，其经济尤其是农业具有脆弱性、高风险性，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市场失灵，同时影响着国计民生，外部性较强。因此，三农发展的资金需求既需要市场化运作的金融机构支持，又需要政府的投入，我国实践中也是如此操作的。试问哪种资金的使用效益更高，是政府还是市场更能解决好三农问题，尤其对于甘肃省这种农业落后、很多地区农业靠天吃饭的省份来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否仅仅依赖于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对此问题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且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二、农村资金投入与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一）资金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甘肃省工业和第三产业不发达，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农业是很多人赖以生存的手段。然而，甘肃省农业经济发展情况不容乐观，有效促进农民增收是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甘肃省主要通过财政农业支出、金融机构贷款、农业保险等形式增加农村资金投入。为考察甘肃省不同的资金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考虑到甘肃省农村证券市场几乎空白的事实，本文选取甘肃省财政农业支出（FAE）作为政府投入指标，选取甘肃省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FEL）、金融机构农业贷款（FAL）、农业保险保费收入（AI）作为金融（市场化资金）投入指标，把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RNI）作为因变量，样本期间为1987-2012年，所有数据来自《甘肃年鉴》及《甘肃金融年鉴》。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LN（RNI）=-1.72+0.18*LN（FAE）+0.04*LN（FAL）+0.48*LN（FEL）+0.008*LN（AI）
t （-12.56） （7.46） （1.19） （16.78） （1.65）
R2=0.9957 ，R2=0.9949；F=1216.522（P=0）， DW=1.8341
由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民收入线性关系特别显著，说明农村资金投入对农民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具体来看，不同的资金投入对农民收入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最大，每增加1%的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农民收入增加0.48%；其次是财政农业支出，每增加1%的财政农业支出，农民收入增长0.18%。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这两项资金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其原因可能是甘肃省农业总体较为脆弱，农业投入产出比较低，单纯靠给农民贷款和农民投保不足以增加农民收入。要想增加农民收入，或者发展乡镇企业带动农民增收；或者政府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改善耕种条件和环境。
（二）资金投入对农业产出的影响
农业产出的高低直接标志着农业发展的快慢。为反映不同资金投入的农业产出效应，本文建立以农业总产值（FGOV）为因变量，财政农业支出（FAE）、金融机构农业贷款（FAL）、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FEL）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此处没有把农业保险纳入解释变量，是鉴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与农业产出并无直接的关系，它只与灾后获得的赔偿金有关。借助EViews7.0，结果如下：
LN（FGOV）=5.21+0.3*LN（FAE）- 0.09*LN（FAL）+0.59*LN（FEL）
t （19.62） （6.29） （-1.22） （10.51）
R2=0.9853，R2=0.9833；F=492.76（P=0）， DW=2.142
由上式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农村资金投入和农业产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其中，甘肃省乡镇企业贷款对甘肃省农业总产值影响最大，乡镇企业贷款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将增长0.59%。其次是甘肃省财政农业支出。财政农业支出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3%。
（三）资金投入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当前甘肃省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发展步伐缓慢，农村生产总值对全省生产总值贡献有限。研究不同资金投入结构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农村GDP由农业生产总值，农村第三产业产值和乡镇企业生产总值构成。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农业生产总值和乡镇企业生产总值之和代表农村GDP。为了反应不同资金投入结构对农村经济影响，这里拟选取甘肃省农村生产总值（ GDP）为因变量，选取甘肃省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FEL）、金融机构农业贷款（FAL）、农业保险保费收入（AI）作为自变量，运用最小二乘法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如下：
LN（GDP）=6.06+0.28*LN（FAE）-0.04*LN（FAL）+0.49*LN（FEL）+0.006*LN（AI）
t （26.96） （12.46） （-1.03） （16.08） （0.75）
R2=0.9914 ，R2=0.9898；F=604.6393（P=0）， DW=1.8285
从以上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农村资金结构的投入显著的影响着农村经济，拟合度达到99.14%，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农业保险保费收入t检验不显著，所以它们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几乎不存在影响。而乡镇企业贷款对甘肃农村经济的影响最大，乡镇企业贷款每增加1%，农村GDP将增加0.49%。其次是财政农业支出。财政农业支出每增加1%，农村GDP将增加0.28%。可以看出，这个结果与资金投入机构对农业产出的影响结果相似，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产出占农村GDP比例较高。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1987-2012年期间甘肃省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总体来看，资金投入对甘肃省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是金融支持，还是财政投入，都促进了甘肃省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相对而言，金融资金比财政资金对甘肃省农村经济的影响更大，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的产出效应和增收效应都大于财政农业支出。金融机构乡镇企业贷款每增加1%，农民收入增加0.48%，农业总产值将增长0.59%；财政农业支出每增加1%，农民收入增长0.18%，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3%。
并非所有的金融支持都能促进甘肃省农村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和农业保险对甘肃省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农业生产经营成果中，农业产出占农村GDP比例较高。
（二）对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甘肃省农村经济的发展既需要金融支持，也需要财政投入。因此，甘肃需从金融机构、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等多个视角，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1、优化农村信贷结构，加大对农村乡镇企业的信贷力度
鉴于甘肃省相当一部分地区农业靠天吃饭的特点，要想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造血”而不是“输血”领域，所以要优化农村信贷结构，改善农村金融模式。首先，政府在扶持大企业和国家重点项目的同时，还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重视扶持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需求的薄弱环节。对于金融支持“三农”、小微企业的贷款，给予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等。其次，银行业金融机构需进一步增加“三农”信贷投入，加强对“三农”金融服务，以改善部分农村地区金融供给不足状况。最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扶持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要加大严控“两高一剩”行业信贷投放的规模和力度，使农村信贷结构越来越完善。
2、增加对甘肃省农业的政府投入
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及其在一国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即使是农业发达国家，农业财政支出占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相对较高。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财政收入有限、农业部门发展落后等原因使得地方政府不太愿意增加农业投入，所以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甘肃省1987年这一比例为2.8%，2012年达到11.5%，和甘肃省农业省份的特征很不相称。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这一比例都达到了25%以上，以色列、日本等国家该比率更是高达45%到95%，即便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也达到10%[15]。因此，甘肃省政府应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的比重，把农业产出效益归还到农业建设当中去，以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
3、加强政府、金融互动合作
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金融资金，也需要财政投入。为最大限度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的信贷投入，需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引导作用。而为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需要金融的市场筛选作用，如政府与金融机构成立农业发展基金，政府财政投入做劣后资金，金融机构出优先资金，增加农业信贷。
4、加快推进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根据成本覆盖风险原则，合理定价，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农村，促进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另外，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发育和金融创新，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因此，基层央行应积极营造有利于农村金融利率市场化的良好环境，加快推进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人员的培训力度，促进其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利率定价基础信息系统，使得其利率风险管理能力、利率定价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
5、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农村金融服务提供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
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二手车市场”的弊端，降低借贷成本，进而促进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然而，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牵扯面较大的工程，涉及的单位较多，需要有一个机构专门牵头来做。本文认为，应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农户信用档案，建立信用评价制度，推进农村征信系统的建设。同时，拓宽对信用评级结果的运用领域，充分发挥信用评级结果的综合效应，降低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降低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实现金融机构和优质客户的双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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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支农资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 江西省；农村金融；金融生态；金融相关率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1）11-0085-04
一、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滞后状况的一般描述
经济是金融的基础，金融反过来对经济又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而金融业发展的好坏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国内学者较早系统探讨金融生态问题的是周小川（2004）[1]，他在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作了题为《完美法律制度，改善金融生态》的演讲，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徐诺金（2005）[2]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之后，伴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步伐的逐步推进，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凸现，学者们开始把研究视角转入农村金融生态问题的研究。李爱喜、章玲超（2007）[3]从生态学角度来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生态问题，运用恢复生态学有关理论研究表明，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功能正在逐步退化。韩延春、喻伟（2010）[4]运用聚类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统计方法，以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金融数据为基础，通过与生物生态系统作类比，按照生物生态系统的研究范式来分析金融生态系统，并揭示出金融生态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的内相似性。唐赛、惠晓峰（2010）[5]通过因子分析方法的运用和计算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得分和排序情况，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经济基础、金融发展状况、社会保障普及程度、法制环境完善程度以及诚信文化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
以上学者大多数是基于全国整体层面考察来研究我国金融生态问题，对于经济金融发展相对贫乏的江西省则很少涉入。鉴于此，本文运用戈德斯密斯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指数计算出当前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水平，即分别计算出1978年～2009年全省、城镇和农村的金融相关率。它们各自的计算方法分别为，农村金融相关率=（农村存款+农村贷款）/（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增加值）；全省金融相关率=（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全省GDP；城镇金融相关率=（城镇金融机构存款+城镇金融机构贷款）/城镇总产值。
根据《江西省统计年鉴1990-2010》、《新中国六十周年的江西（1949-2009）》、《中国农村金融统计年鉴（1979-1989）》、《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及有关统计网站，我们对1978年～2009年相关数据进行计算整理，并得到图1计算结果的趋势图。
一是全省金融相关率。从计算的结果来看，全省金融相关率基本保持逐步递增的态势。1978年，全省金融相关率为65%，1985年以后全国金融相关率就已经超出了100%，2003年上升至最高值206%，之后的几年有所下降，但是在2009年又回升到204%。
二是城镇金融相关率。相对而言，历年来的城镇金融相关率都是最高的。1978年，城镇金融相关率为107%，1990年为203%，1993年达到最大值356%，是1978年的3倍多，此后的年份保持较为稳定的态势，基本维持在230%以上。
三是农村金融相关率。总体上看，江西省农村金融支持的规模不断壮大，农村金融相关率也逐渐在提高。由图1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因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存在一定幅度的波动，1978年～1992年一直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后的4年略有下降，到了1997年以后基本上维持逐年增加的态势。然而，与历年城镇及全国金融相关比率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程度的差距，并且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差距有种逐渐扩大的趋势。
相关率的趋势图（%）
二、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滞后的制约因素分析
上文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的状态，并与同期全省和城镇水平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滞后问题依旧严峻。经验表明，如果一国或地区的金融业发展滞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其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这种滞后现状将会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利局面变得更为严峻，难以有效实现党中央关于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下文笔者将分别从六个因素予以分析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今后的解决途径。
第一，长期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处中部地区的江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具有较好的经济区位优势，所以新世纪以来，江西省经济呈现逐年加速增长的良好态势。2001年江西省GDP总量为2,175.68亿元，到了2009年GDP总量增加为7,655.18亿元，净增长5,479.50亿元；人均GDP也由2001年的5,221元增加到2009年的17,335元，净增长12,114元。然而，在经济逐步发展和改革这一进程中，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地位，依旧存在很多弊端，在全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排名一直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2009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排名中，江西省GDP总量位于第20位，人均GDP却只有27位。经济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和依托，没有好的经济水平，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农村贷款资金不足。由于农业积累资金不足，农业发展必然较多地依靠外部资金融通。然而，由于农业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弱质性和外部性等特点，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很难快速地得到提高，使得农业对外部资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而一些商业性金融机构都不愿与剩余过少、风险较大的小农经济对接，逐步退出了县域以下的地区。表1显示了2005年～2009年江西省农业贷款总额及其在总贷款中的比重，我们发现各年农业贷款额在总贷款中的比重都没有超过12%。我们的一个经验判断是，长期以来江西省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城乡金融发展的二元性，“三农”的贷款需求难以真正得到满足。
第三，财政支农资金比例下降。财政支农是支持农业和农民增收的最直接方式。然而，现阶段，江西省经济建设任务繁重，财政对农业投入不足一直是江西省农业发展的瓶颈。1980年，江西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为3.55亿元，占财政总
支出（16.2701亿元）的比重为22.2%；1990年，
江西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为7.718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50.7559亿元）的比重为15.2%；1996年，江西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为17.915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131.8475亿元）的比重下降为13.6%；到了2009年，江西省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总额为203.4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1,562.37亿元）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13.0%。
第四，农村地区资本形成不足。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把资本的增加作为国民财富的源泉。后来许多经济学家也都非常注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罗丹的“大推进”理论都分别论述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目前江西省农村地区资本形成的不足，将会抑制农村地区金融资源的有效发挥。统计资料显示，1980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8.8亿元，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3.7亿元，占总数的72.87%；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1亿元，仅占总数的27.13%；2000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48.2亿元，
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76.2亿元，占总数的68.62%；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72.0亿元，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为31.38%）；但是，2009年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643.1亿元，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008.1亿元，占总数的90.44%；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635.0亿元，仅占总数的9.56%。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摆脱陷入“恶性循环”，关键是扩大投资、注入资本。因此，自身资本形成的不足将是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
第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尽管市场机制可以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但它也会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会导致贫困人口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难以维持，从而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并破坏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因而，调节收入分配、减小收入差距、援助社会贫弱阶层就成为政府应尽的责任。但是，在江西省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不满。1990年，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669.90元，城镇住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187.88元，是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的1.77倍；2000年，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2,135.30元，城镇住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5,103.60元，是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的2.39倍；2010年，江西省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5,919元，城镇住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9,109元，是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的3.23倍。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江西省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在进一步的拉大。
第六，农户消费支出结构不合理。资料显示，长期以来江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不够合理。在总支出中，食品依然占着绝对比重，也就是说，江西省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2000年～2009年在这10年中，大部分年份，江西省农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在50%以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由此看出，江西省的农村居民生活依旧处于较低的水平。
三、优化江西省农村金融生态的政策建议
良好的金融生态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更快发展，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为当前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2011年《江西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现代手段装备农业、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实现江西省的农业现代化，必须以金融作为杠杆，金融机构要不断改善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按照这一具体要求，结合当前江西省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现状和特点，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往往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为脆弱但又很重要的产业。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给予农业各种补贴和保护。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农业财政支出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45%～95%，即使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也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0%[6]。前面分析的结果表明，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说明了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扭转。
其次，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的法制建设。在道德风险的驱使下，金融机构容易过度承担风险，导致过多借贷等问题，因此必须完善农村金融生态的法制建设，逐步建立完整的农户资信档案，以最大限度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一，要及时的考察农户的最新动态，定期评定农户的信用等级，以建立有效的信息信用环境，节约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拓展社会经济交往和交易边界，保证交易的连续性和顺畅性；其二，还要加大诚信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的信用意识，要从立法、执法方面推进农村金融法制环境规范化、制度化，尽可能减少呆账、坏账，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以更好地实现由金融机构资金农户需求满足农村经济发展更好地还贷这种良性循环。
第三，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对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稳定器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趋短化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意义更为重大。然而，一直以来江西省农业保险发展较为滞后，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2005年，江西省农业保费收入为0.17亿元，全国农业保费收入为7.0亿元，在全国农业保费收入中的比重只有2.4%；2009年，财政部联合地方省份的财政部门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农业保费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江西省农业保费收入增加至1.28亿元，全国农业保费收入增加到133.9亿元，但是在全国保费收入中的比重却下降到0.96%。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应尽快制定适合江西省省情的农业保险办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四，扩大金融支农资金渠道。①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拓宽农村金融市场融资渠道。完善的资本市场有利于资本集聚、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金融体系效率。针对实际情况，当前可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引水”功能，在农村金融机构中创建农业投资基金、农民技能培训基金、发行新农村国债等，通过对亟待发展的农业实行资本运作，以解决因财力有限而不能满足的资金需求的困难。②改革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的制度困境，建立邮政储蓄资金的回流机制。长期以来，我国邮政储蓄机构施行的是“只存不贷”的政策，这使得农村资金的大量被抽走，当前江西省邮政储蓄机构要迅速完成角色转换，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功能由“抽水机”和“吸血器”变为“蓄水池”和“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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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Lag Condition, Causes and Resolutions
of the Rural Financial Ecology in Jiangxi Province
Zhou Caiy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East China Jiao To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
第7篇：支农资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合作金融组织；金融结构“二元化”；“三农”问题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其中一个领域的金融结构也存在“二元化”问题。在此情况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向农民贷款，使得农民贷款困难；与此同时，财政对农村投入也相对有限。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农民得到生产生活所必需的资金？这主要还得从农民自身来解决。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农村中成立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组织对解决农民资金缺乏的难题有很大帮助，在一些落后的地方，效果更是明显。
一、关于农村金融文献综述
（一）农业融资论。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处于主导地位的农村金融理论是农业信贷补贴论。该理论支持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其理论前提有：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所以农村面临的是资金不足问题；并且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如收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和低收益性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必须比其他产业的低，故农业也不可能成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该理论因此得出结论：为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缓解农村贫困、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并促使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消亡，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
根据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广泛实行了相应的农村金融政策，扩大了向农村部门的融资，并在当时取得了一些成效，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但其弊端也很快显露出来。例如，由于可以持续得到便宜的资金和利率上限的存在，使得专门的农业信贷机构和正规的贷款者无法动员农村储蓄以建立自己的资金来源，进而过分依赖外部资金。而且，当低的利率上限使得农村贷款机构无法补偿由于贷款给小农户而造成的高交易成本时，官方信贷的分配就会偏向于照顾大农户，于是大量低息贷款补贴被集中并转移到了使用大笔贷款的较富有的农民身上，农村穷人却得不到资金支持。另外，政府支持的农村信贷机构缺少有效监督借款者投资和偿债行为的动力，加上管理低效问题严重，造成了借款的高拖欠率。总之，就构建一个有效率且独立的金融体系而言，这个理论本身及其施行效果是失败的。
（二）农村金融市场论。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其理论前提与农业信贷补贴论则完全相反，认为农村居民以及贫困阶层是有储蓄能力的，因此没有必要由外部向农村注入资金；导致贷款回收率降低的重要因素是农村金融机构运用资金的外部依存度过高；低息政策妨碍人们向金融机构存款，抑制了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农村资金拥有较多的机会成本和风险费用。
该理论完全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扭曲，特别强调利率的市场化，主张在农村金融领域实施以下方面的改革：农村金融机构应以动员储蓄作为其重要职能；利率必须由市场决定，且实际存款利率不能成为负数；农村金融的成功与否，应当根据金融机构的成果（资金中介量）及其经营的自立性和可持续性来判断；没有必要实行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目标的贷款制度；非正规金融市场具有合理性，不应一概取消，应当将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结合起来。
该理论得到了人们广泛的接受，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至今依然占主流地位。但是，仅仅取消信贷补贴能否消除那些目前影响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体系的低效能问题，而通过利率自由化又能否使小农户充分地得到正式金融市场的贷款，仍然是值得怀疑。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论。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认识到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仍需要一些社会性的、非市场的、外部的要素去支持它。不完全竞争市场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放款一方对于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而简单地提高利率水平又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加剧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恶化；为了弥补市场的失效部分，有必要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金融市场和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
该理论为政府介入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它又不同于农业信贷补贴论。它认为，尽管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市场缺陷要求政府以及提供贷款的机构介入其中，但任何形式的介入，如果要能够有效地克服由于市场缺陷所带来的问题，都必须要有完善的体制结构。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和提供贷款的单位对农村金融市场的介入，必须关注改革和加强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排除妨碍农村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障碍等。同时，该理论也为新模式的小额信贷提供了理论基础。基于以上理论基点，该理论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在金融市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育之前，应当注重用政策手段将实际存款利率保持在正数范围内，并同时抑制利率的增长，对于因此而产生的信用分配和信用需求过度问题，可由政府适当从外部供给资金；为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应给予其一定的特殊政策；融资与实物买卖相结合的方法能够有效地确保贷款的回收；利用借款人联保小组以及组织借款人互助合作形式，可避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信息而导致的贷款回收率低下问题；非正规金融市场一般效率较低，可通过政府适当的介入加以改善。
（四）哈耶克的局部知识论。除上述三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外，哈耶克的局部知识论在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中也是比较有影响的。该理论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出了解决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全问题的金融局部知识分析范式，其出发点与斯蒂格利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论相近，但其结论却从理论和政策上支持了“农村金融市场论”。
该理论认为，农村金融市场中，局部知识的大量存在说明了不完全信息或者信息不对称情况是大量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是政府干预的理由，恰恰可以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发现和利用分散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局部知识，减少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着许多散布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局部知识，只有通过类似于劳动分工的知识分工才能充分利用这些知识，而竞争是一种发现这些知识，减少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过程，能够促进知识分工，从而增进合作。据此，该理论的主要政策建议是：金融服务供给者应该贴近存在局部知识的具体的人和地方去提供金融服务，满足当地的金融服务需求，从中获取回报；应该充分利用分散在地方的局部知识，促进知识分工，尤其是借款人之间的知识分工；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直接参与供给作用应该是辅的。
总之，在局部知识论的分析范式框架之内，政府仍然有其位置，但也必须找准自己的位置。
二、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状况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合作基金会）自八十年代试办以后，其间迅速发展壮大，到1998年低，基金会融资规模达到1，600多亿元，对增加农业投入，缓解农民生产资金短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相当部分农村合作基金会以招股名义高息吸收存款，入股人不参与基金会管理，不承担亏损；基金会将筹建资金用于发放贷款，违反金融法规经营金融业务，有很大的风险。《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规定：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资金互助组织，不得办理存、贷款业务，要真正办成社区内的资金互助组织。根据国务院的要求，从1999年3月全国陆续开展了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清理整顿工作，到2000年末清理整顿工作已基本完成，所以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已不合法地存在。
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合作基金会已不合法地存在，但实际上，在一些地方该类组织仍存在，金融监管部门也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究其原因，是因为该类组织确实有它独特的功能，受到农民的欢迎与支持，故而能在狭缝中生存。例如，太湖县小池镇的杨埠储金会，虽然在法律上不合法，但由于其独特的功能，仍然存在下来。
三、杨埠储金会简介
杨埠救灾扶贫互助基金会，现属于太湖县小池镇银山村（由杨埠村和海形村合并而成），1988年初在县民政局注册登记，由县民政局归口管理。当时成立储金会，主要目的是通过储金会吸收村内闲散资金，帮助受灾、受困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储金会由原始股东（拥有储金会的所有权，可分红）组成股东会，即由村委会成员与持股个人组成。原始股东371股，每股10元，现在涉及全村310户，约占银山村总户数的1/3。股东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决定重大事项。股东会下设理事会，有会长、会计、主办出纳员各一人。
原始股东和其他村民均可按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借款给储金会，储金会以收取资金占用费（略低于同期信用社贷款利息）的形式放款。发放贷款的程序视贷款金额而定：放款1，000元以内，由主办出纳批；1，000～3，000元以内，由会长批；3，000～5，000元，由理事会集体审批；超过5，000元，需派人明察暗访后再集体决定。净利润按3∶3∶4的比例分红，即风险基金占30%，村级管理费占30%，发展基金占40%。
为防备村民集中提取存款，储金会提取总资产的30%左右作为储备基金，存于银行、信用社。据调查，该储金会从成立到现在，从未发生过挤兑现象，也受到农民的一致好评。储金会一切按章程和制度办事，每季度向县民政局、镇农经站报一次账，接受相关部门的查询和监督。
20年来，这个至今依然没有“正式身份”的“黑户”，因已经具有了某些乡村金融组织的雏形而日益成为舆论焦点，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成为社会主流声音。截至2005年2月底，杨埠储金会这个当年只有5，700元家底的乡村互助基金，现在自有资本已达到19.8万元，全村80%的农户受益。
四、杨埠储金会发展壮大的原因
杨埠储金会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它能够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政府相关部门的有力支持和引导。像这样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黑户”，要想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引导是难以想像的。政府的支持，一方面可以使这个不合法的组织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可以给予必要的财力帮助和政策引导。
（二）它能够真正地满足农民贷款需求，并具有商业银行和信用社无法比拟的优点，因而受到农民的欢迎与大力支持。主要表现为：（1）贷款容易，村民之间相互了解的程度深，信息相对充分；（2）手续简便，基本不需要抵押，更不用请客送礼；（3）贷款利率低，一般低于农村信用联社的贷款利率；（4）约束力强，由于是在村民内发放贷款，农民不仅受到法律约束，更受到道德方面的约束。“过去，钱是公家的，现在，钱是大家的，不还怎么行”；（5）入股的农民还可以从盈利中分红，更加大了农民入股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了农民对它的关心与支持。
（三）它有一套成熟的规章制度和较硬的领导班子。它在存款、放款、收款、利益分配等方面都有一套制度；市、县有关部门在监管与整顿中也对其做了多次规范性引导。它的领导者陈方甲是个高中毕业生，这在当时农村是比较少的，他有一定的智慧与能力来管理好储金会，并受到村民的支持。
五、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意义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农村经济交流的重要渠道，是农民脱贫致富、农村环境改善的直接经济支持，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拓宽了农民借贷渠道，促使农民开展非农生产经营活动。通过资金互助能够引导并促进农民生产经营和消费上的合作，形成综合合作社，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民市场竞争力。目前，制约农民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不足，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困难，如农业生产停留在原始水平上、消费水平跟不上去、生产无法扩大等。因此，通过建立相应的合作金融组织，拓宽农民的借贷渠道，能够很好地解决以上问题。
（二）增加农村弱势群体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的差距、工农业收入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依其独特的优势，能够很好地服务农民，实现农民的增收，缓解农村贫困，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作为商业银行、国家财政、政策银行（包括信用合作社）与农民沟通的中介。通过合作金融组织的中介、担保和监督，能够有效在减少各商业银行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建立起多种贷款保证机制；有效对接国家引导农村经济、扶持农业产业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转移支付资金和政策机制。
从杨埠储金会得到的启示：
一是该类组织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大力推广。组建适合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可以有效满足农民贷款需求，使农民得到必要的生产资金和其他方面的资金，但一定要有相关部门的支持并组建一支合格的领导班子，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它就会流于形式，不能持久。
二是要让该类组织合法化，让现有处在地下状态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走到前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该类组织的优越性，使该类组织真正地得以发展壮大，并吸收一些优秀人才介入其中，参与经营管理。同时，政府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其进行支持引导；否则，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灭亡。目前，尽管国家已放宽了一些条件限制，但门槛依然很高，要想发挥该类组织的功能，门槛应进一步降低。
第8篇：支农资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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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资产管理上,积极探索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申报、采购、配置与预算挂购的监管机制,推进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在政府采购管理上,按程序、规定由政府来采购,凡预算安排涉及政府采购的项目,资金直接划入采购专户,一律通过政府采购实施,结余资金纳入综合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在监督内容上要全面,注重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事后检查,实现全过程监督;加强对财政运行安全性、规范性的监督和财政运行绩效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监督体系上要完善,财政系统要各司其职,通力配合,形成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大监督”格局;在监督成果运用上,着力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研究解决发现问题的措施和办法,整章建制,强化内控,将财政监督检查结果与预算安排、预算执行等管理工作挂钩,着力规范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加大力度投入“三农”。重点针对农村教育、饮水安全、沼气、道路建设、卫生健康、农民就业等问题进行整合财政支农资金,集中财力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带动引领作用,支持现代特色农业发展。严格按照区局制定的资金管理制度和资金发放程序,确保专款专用和足额发放,并坚持张榜公示制度,实行“阳光操作”。涉农资金实行“一折通”发放,重点突出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农村五保供养等惠民补贴资金,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加提高,来推动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实现区乡同步发展。
加大力度保运转保民生保重点。在支出上纠正平时疏于管理、疏于调度,年底突击花钱的做法,做到支出进度每月都超过均衡进度,确保财政支出管理和资金使用效益有一个大的转变和提升。在民生改善上,加大资金筹措力度,来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做好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保障和农村特困群众的生活救助工作、推进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工程、高度关注和重视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就业状况,努力促进社会建设进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确保各级政府确定的各项惠民实事落到实处,不断提高财政支出的实效性和安全性。
第9篇：支农资金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优先序
一、引言
有关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总结出各国金融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方面带有的规律性的趋势。其后麦金农与肖分别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阐述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这一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农村经济的特性、“金融抑制”、资本的“趋利性”和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大批退出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弱化趋势。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让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服务,使其切实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的需求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宁波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试图在制度上对当前的农村金融支持提供发展的优先序依据。
二、宁波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1.宁波农村经济的特点
宁波经济一种外向型经济,有天然的深水港,贸易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宁波的农村经济也是一种外向型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经济不一样,在宁波X县Y村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村1000余户农民,仍然经营传统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的不足40%,而这40%经营传统农业的农户中有87%主要经济收入为规模养殖水产所得,剩下的13%虽然也经营传统农业,但是规模小、数量少,农业收入平均只占总收入的10%左右。该村中另外60%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制造业的工作,其中80%的人靠办厂生活,不在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多是生产汽车零部件或纽扣之类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但销量好、订单多的产品。从以上数据我们看出,宁波贸易及物流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其实现了转型。尽管还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但是基本上农村经济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农村经济,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如水产养殖业的农户,其中一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原产品初加工流程。宁波农村经济的这种特点对金融支持的要求和其他地区农村是不一样的,在有限的金融资源约束下,怎样更加有效的配置资金,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这就产生了金融产业发展的优先序问题。
2.宁波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形式有很多,从产业的角度可以分为: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再加上财政支农方面的金融支持,基本上包括了金融支持的各个方面,另外还有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但是由于民间金融是农村内部自发性的是内生的经济活动我们暂且不考虑政策上对其的影响。宁波农村经济现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农户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分为农业生产性经营和制造业生产性经营。这两种生产经营方式有其各自的特征,所以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
传统农业的特点是投资期限长、风险大,但是资金的回报率也高。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2009年受海洋气候影响,该村养殖虾的农户基本上都亏本,而2010年养殖的虾蟹产量和销路都很好,初步测算其资金回报率都在200%以上。在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中,60%的人需要资金来扩大规模或需要资金引进新的养殖技术或设备,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曾取得过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现阶段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撤出了乡级营业点甚至某些比较落后的县级营业点。农村现在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机构只要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相对于资金需求量庞大的农村经济体,有限的信用合作社显然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其次农村房屋及土地产权的不完全、不清晰使得农户无法通过抵押或质押来取得贷款,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户们反映很多时候的贷款要靠村里或镇里的干部或有经济实力的人的担保,这样无疑会加大农户的贷款成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租金,同时也无法保证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最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为事业单位后,其绩效考核和职工工资待遇都同营业利润有关,因此作为一个理性人,信用社更多的是将农户的储蓄存款拿到工商企业处发放贷款,尽量避开风险较大的传统农业领域,不仅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反而是从农村“抽血”供应其他产业。基于以上分析,农村传统农业产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难从银行产业取得,也不具备发展证券业的条件。所以只能依靠财政在农业方面的投入,财政支农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可以直接通过项目投入到农业产业,比如养殖基地的建设投入或农户的免费技术培训等;也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补贴来激励其加大对传统农业的金融支持。另外要大力发展保险业,鉴于农业风险大的特性,发展保险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有保险的支撑会消除农户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激励农户自身对农业产业的投资。但是低的保费收入赔付比使得保险公司对此并不热衷,这也同时需要政策上对保险业进入农业领域给予支持,如税收减免等,也可以由财政出资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财政支农和保险业的发展对于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要有所侧重,前期已财政直接投入为主,以此来增加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和赢利能力;后期通过保险业的介入来激励农户的自发投资,同时减少财政直接投入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农村的非农业经营生产领域对金融的支持需求又有所不同。调查数据显示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即制造业的农户中,其中90%曾取得过信用社或农业银行的贷款,而大部分人认为金融机构无法满足自己的贷款需求,但是该村中的民间金融很发达,亲戚朋友甚至是钱会、合会等的资金拆借活动很频繁。宁波农村的制造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分工程度特别高,多数家庭的工厂产品单一,只做一道工序,正是这种生产单一产品的模式使得他们的产品专业化程度高。但是资金的短缺使得他们无法扩大生产,形成规模经济。当产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时,显然仅仅依靠农村经济自身的投资再生产无法满足对资金的需求,这就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如果通过财政支农来解决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显然这样发展起来的制造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迟早会被淘汰掉。只有通过政策上对银行业倾斜,诱导银行重返农村扎根,在现阶段农村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情况下其资金回报率必然高于城市里其他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激活农村经济后,将会有更多的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直到城市与农村的资金回报率大致相同。另外也要发展证券业,规范民间资金流转。
三、简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对金融支持的形式有所侧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宁波农村的传统农业领域要优先发展财政支农和保险业;在非农产业要优先发展银行业和证券业。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1.前期要加强财政支农力度,通过加大对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补助激励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但是要做到补助或其他形式的投入要以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为考核标准,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免费或资助农户引进农业技术以及收集相关信息。
2.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保险公司进入农业领域或直接由政府组建保险公司专门为农业保险。
3.在非农生产领域要大力引导商业银行的进入,在政策上为银行在农村设置网点或提供贷款提供方便,吸引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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