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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伦理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分析

宗教伦理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分析

摘要:宗教伦理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宗教伦理对企业伦理、企业家人生坐标、企业家精神、企业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维度的考察,旨在阐明企业经营管理中培育一种具有宗教伦理精神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宗教伦理;企业伦理;人生坐标;企业家精神;可持续发展

世界三大宗教虽然教义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以教人平等、友善、慈悲、利他和诚信为其要义。这样的伦理诉求,正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中迫切需要的。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曾经就宗教伦理对人的影响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我们所寻求的宗教,不是从外部对人们施以严格的道德规范,而是在精神上赋予人们智慧和自律心,使每个人都能自发地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培养这种精神力量,才是宗教的真正本领。”[1]

一、宗教伦理契合企业伦理

企业伦理是企业处理与员工、社会、顾客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是现代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世界上任何一家长寿企业,无不具有良好的企业伦理,而宗教伦理是企业伦理重要的思想来源。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之后,都有一种无形的能够支撑这一事业的伟大力量。这种具有社会精神气质的伟大力量又往往与其社会文化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并在特定条件下影响此项事业的成败与得失[2]。韦伯通过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伦理关系的研究,阐明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新教伦理的“预定论”“天职观”“世俗禁欲主义”,使“财富”与“伦理”“信仰”等形成了十分完美的结合,由此催生了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2]。当前,企业经营中面临的主要伦理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的关系。这些关系深刻地彰显出人们对宗教伦理精神的强烈诉求。客观上讲,几大宗教的教义贯穿于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解和把握,可以看到其伦理中所蕴涵的那种古老而普遍的人类价值追求和道德准则。诸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佛教的“缘起”说,强调人与自然互相依存的共同体关系,伤害他人,破坏环境,就如同毁灭自己。基督教强调,人类可以支配和利用自然,但必须要善待自然。《古兰经》说,真主为人类构成了一个和谐有序、相互依存的大家庭。人类必须善待万物,保护生灵,使世界走向繁荣[3]。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宗教伦理所倡导的道德规范,能够有效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促进人际关系的融洽。如佛教的“慈悲为怀”、基督教的“众生平等”、伊斯兰教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等,都体现了一种和谐、平等、宽容和利他的伦理诉求,尤其是伊斯兰教为了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专门在教法中列有一项“盟誓”,要求每个穆斯林不仅要履行与真主间的盟约,还要完成与他人间的各种盟约,做到不妄言、不欺人、不害人。为达到这一要求,还要求每个穆斯林必须经常进行艰苦的自我修养,努力提高自己的品行,维护穆斯林的形象[4]。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现代企业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尔虞我诈、自私自利,将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结果导致诚信缺失、私欲膨胀、市场混乱。宗教伦理中普遍提倡的“节欲”“利他”“进取”伦理观,在精神层面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一种具有终极标准和精神家园的伦理要求,引导企业家在神圣的伦理氛围中受到精神、道德上的熏陶和鼓舞。因此,借鉴宗教伦理,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无疑对解决目前企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宗教伦理毕竟与企业所遵行的伦理规范有所不同,必须结合企业经营规范进行现代性转换。一方面,积极寻求与世俗道德的对接和沟通;另一方面,主动参与不同宗教伦理观的对话,以此培育和形成与企业经营管理相适应的伦理观和价值观[5]。

二、宗教伦理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人生坐标

其一,宗教伦理是企业经营者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宗教信仰的重要特征就是将追求人生“终极”目标作为生活的意义。而信仰在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评价主体价值观的前提和内核。所以,马克斯•韦伯在总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时曾经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要素中,由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职业伦理行为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几乎是一致的[2]。其二,宗教伦理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了道德修炼的重要标准。世界三大宗教的伦理境界就是要信徒达到理想人格的“完美状态”。其修行流程是以利人为手段,利己为目的。如作为佛教根本大法的“三法印”,就强调“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引导人们认识生死轮回的痛苦,达到无生无死、永无烦恼的“涅”境界。但要达到这种境界,却既不在他人,也不在佛,而在于自己。又如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其本质是全善、至善或善本身。全善是指上帝或基督身上不存在任何恶。至善是说上帝或基督身上存在的善,不是普通的善,而是最高等级的善。善本身则是说上帝或基督无他,其善乃万物之为善的根柢,属于“万善之善”。不难看出,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实则是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是所有人敬仰的精神偶像[6]。同样,伊斯兰教从“认主独一”的信仰出发,形成了以“敬主、顺圣、修身、爱人”为核心的人格修养模式[7]。《古兰经》一方面劝诫信徒“要享用真主恩赐的佳美物品”,但另一方面却反对滥用物质资源,反对非法获取别人财物,限制财富过于集中。通过其伦理要求,力求在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共同遵循的经济伦理关系[8]。日本的稻盛和夫一生创办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其实他的“自利利他”的商业精神和经营哲学却深深根植于佛教的道德伦理之中。他在《活着》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如何将佛法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9],并用其一生践行“如法获财”“自利利人”的佛学智慧。其三,宗教伦理成为企业经营者获得心理调适的有效方法。宗教其所以能够绵延上千年而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够满足社会个体和群体进行心理调节的需求[10]。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严酷的逆境能够引导和加剧人们寻求宗教的关怀[11]。一方面,宗教通过对世俗价值的贬抑和神圣价值的推崇,以及对因果报应的企盼和美好来世的向往,有效缓解了人们对功名利禄的过度追崇,使之将原本失衡的心态调节至相对平衡;另一方面,宗教通过忏悔和积德行善等方式,也为人们提供了寻求心理平衡的可操作路径,使那些处于迷茫和困惑的人们找到了获得心灵慰藉的良药。此外,宗教还通过诸如佛国天堂、极乐世界等终极完美世界的描述以及超越美感的召唤,使之发挥更高层次的心理调适作用,为市场竞争中备受折磨的企业家们提供一个足以神往的世外桃源,使其消除不良心态,摆脱现世的烦恼和痛苦,产生一种超凡脱俗般的精神力量和美感享受。有资料显示,近年在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由信教企业家组成的“团契”(基督教徒特定聚会的名称),其成员定期或不定期聚集在一起,共同学习宗教经典,相互交流经商心得,用宗教伦理化解企业经营管理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升企业软实力[12]。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科技愈发达,宗教也愈兴盛的真实原因所在[10]。由此,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远未使人们脱离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力,故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对现代社会的价值便越来越明显。其四,宗教伦理给企业经营者带来了人生的希望。宗教信仰中的未来虽可望而不可即,但却为人们展示了一种理想的愿景,它往往带给人们许多崇高和美好的期盼。正是这种期盼,成为人们对历史、社会、人生以及企业经营本质认识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企业家投身公益、扶危济困的精神动力。如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洪以“广植德本,勿犯道禁,慈心专一,忍辱精进”为座右铭,积德行善,助人为乐,设立“香港慈辉佛教基金会”,请普陀山普济寺的明治法师为顾问,在全国各地开展扶贫和助教事业,仅中国大陆实施的慈辉援助项目就达上千个,累计投入资金超亿元人民币[13]。所以,爱因斯坦曾断言,人生的希望只能在宗教中才能找到答案[14]。

三、宗教伦理有利于培养现代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虽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但离不开敬业、创新、合作、诚信、利他这些基本元素。首先,宗教伦理有利于激发企业家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敬业精神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关于敬业精神,北京大学教授汪丁丁称其为企业家达到狂热程度,超越了身家性命追求利润的精神[15]。在三大宗教中,每一种教义中都将勤奋劳动、努力工作作为对信徒的基本要求。如基督教将大胆赚钱看作是上帝的恩宠和祝福,并将此转化为一种“至高之善”的伦理要求。佛祖告诫信徒,要想获得“现法安乐”,就必须以“精勤修行”的工作态度去从事各种职业。敬业精神必然引发企业家的创新意识,这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宗教伦理虽然不强调冒险,但却强调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如佛教中的“慈悲利他”观念、基督教的“救赎”观念,其原动力都在于自我实现、不断追求完美。所以,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当人们将工作当作一种天职的时候,也就是将宗教伦理转化成了一种现实的依附关系,它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美德和价值[16]。所以,宗教伦理中对人的责任和使命的认识和规定,不仅对一些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次,宗教伦理有利于强化企业家的合作精神。竞争越激烈,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越艰难,在此环境下,企业家的合作精神就显得越重要。只有不断形成强强联合的态势,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恰如意大利诗人卢恰诺•德克雷申所言:“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拥抱着才能一起飞翔。”[17]良好的合作必须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遵守公平原则;二是增强规避风险意识;三是坚持“双赢”理念。在宗教伦理中,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基督教要求信徒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人—神关系、人—人关系、人—群关系和人—物关系,这些关系被看作是基督教伦理的根本原则。人—神关系的主旨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是人对神所负的责任;人—人关系涉及到的是主体自我与其他客体间的关系,核心是“爱人如己”;人—群关系面对的是个体与群体的伦理关系,需要界定的是个体与团体间彼此的责任和义务;人—物关系则是自我与自然的关系,涉及到人对自然使用和保护的责任[18]。佛教则主张“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和“八正道”,以此教化人们重视道德警戒,不留邪念,不滋生虚荣和嫉妒,不贪念功德,对人对事要谦虚和蔼,加强合作。有人研究了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融合问题,认为伊斯兰教的思想具有一种柔软性。伊斯兰教与印度教能够共存共荣,其实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伊斯兰宽容性的必然结果[19]。这种宽容性不仅将伊斯兰的伦理道德推向了更高境界,也集中彰显了其合作精神的深刻内涵。其三,宗教伦理有利于培养企业家的诚信意识。诚信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就企业而言,包括对员工、对顾客、对社会和对投资者多个层面的诚信。企业家缺失诚信不仅影响企业的发展,也会危及社会。提高企业家的诚信意识,一要加强对企业家素质的培养;二要强化企业家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三要形成有利于培养企业家诚信意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基督教通过“预定论”塑造资产阶级的典型人格,然后通过教徒的天职观转化,在引发教徒世俗功利主义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世俗生活的理性化。通过感恩上帝追求完美,培育了资产阶级追求严肃、刻板、坚韧耐劳、严于律己的典型人格[2]。佛教教义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诚信”一词,但却有许多与诚信词义完全相同的规约和戒条,如《四分律》和《梵网经菩萨戒本》中的妄语戒,以及“八正道”中的正语等,都反复强调坚守信用和诚实、不妄语与正语在社会交往和教徒修行中的重要意义[20]。伊斯兰法规对穆斯林经商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甚至与宗教信仰相联系[21]。它要求穆斯林诚实守信,不得以非正当手段谋求财富[22]。如果有信徒为了侵吞别人的财产而发伪誓,真主必将在其后世予以谴怒[23]。其四,宗教伦理有利于形成企业家服务或利他的社会责任意识。企业家的服务和利他行为是考量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有人认为,虽然利他在社会科学领域尚缺少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其基本要素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活动主体的行为主要目的是能够为他人带来好处;二是活动主体的行为至少没有完全将扩大自身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24]。在宗教伦理中,鼓励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是所有宗教的普遍教义,如基督教要求信徒“爱邻如己”;佛教徒要有“慈悲心怀”;伊斯兰教的信众不仅要崇拜真主、孝敬父母、优待亲戚,还要怜恤孤儿、救济贫民、亲爱邻居和伴侣[25]。宗教伦理形成了对企业家从事服务或利他行为强有力的信念支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稻盛和夫将其企业经营哲学直接归结为宗教伦理的心路历程。他在《企业经营为何需要哲学》中反复强调,要建立现代企业家精神,就必须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初的“原动力”———基督教伦理中去寻找精神源头[26]。

四、宗教伦理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影响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因素也许很多,但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企业的经营理念。如果企业管理者能够站在企业长远发展的高度审视企业利益,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考虑在一起,那么,企业就能够健康持续发展。反之,则必然会遇到各种障碍,甚至破产或倒闭[27]。据一些学者研究,日本企业其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企业文化中浓厚的宗教色彩是其重要原因[28]。日本企业把宗教文化融入其经营哲学中,强调企业对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应承担的义务。许多企业和企业家往往用“因果报应”“顺应同化”等宗教伦理来解释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员工、员工与上司、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断强调用“仁爱”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最核心的经营理念,由此很好地协调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并将企业普通员工的思想认识提升到了企业所期望的愿景,使企业内部容易形成了思想统一,减少不必要的内耗。日本企业家在探讨企业发展目标和经营哲学时,与其说是在讲经营心得,不如说是在传播宗教教义。一些企业管理者不厌其烦地将宗教伦理引入企业经营管理之中,不断地用这些带有浓厚宗教伦理色彩的经营哲学灌输给员工。如丰田汽车公司所倡导的“尊崇神佛,心存感激,为报恩感谢而生活”的经营理念,就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企业员工要尊崇宗教伦理,用感恩之心投入工作和生活,以此报效企业和国家。为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日本的企业文化就是宗教文化,宗教信仰是日本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它对日本企业员工产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不可低估的,而由此产生的精神力量则强有力地推动其技术和生产的发展[28]。实际上,宗教伦理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在中国企业中也不乏其例。民国时期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公司创始人宋斐卿就坚持以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要求自己,并自觉将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作为企业应尽的责任,将“为一般平民谋福利”作为公司的“四大主义”之一,由此成就了一代著名企业[29]。在现代企业中,如中芯国际的张汝京、凤凰卫视的刘长乐、海航总经理陈锋、实力传播中国区公关及市场总监耿峰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不仅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还将宗教伦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信条,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关于宗教信仰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社科院宗教所的高师宁有一项调查发现,宗教信仰虽然可以作为一种个人的价值取向,但如果这种个人信仰一旦被转化为企业的公共信仰后,就必然会为企业提出一个超越世俗利益的崇高目标,并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本[30]。因此,面对市场竞争导致的全球性道德危机,宗教伦理以其神圣性、崇高性与世俗生活结合起来而发挥着颇为独特的作用,从而为许多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丰富的伦理资源。毋庸讳言,如果在普世伦理的视域下考察宗教伦理的现代意义,其价值不仅对宗教本身,即使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日]池田大作,[英]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M].梁鸿飞,王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388.

[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141.

[3]顾世群,丁秀勤,齐程.论中国伊斯兰教的社会功能[J].中国穆斯林,1999,(3):6-10.

[4]从恩霖.伊斯兰教关于“盟誓”的教法规定———积极营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J].中国穆斯林,2000,(1):17-18.

[5]陈超宗.宗教伦理的现代价值———全球伦理视域下的考察[J].新视野,2005,(2):60-62.

[6]段德智.宗教的道德功能与精神文明建设[EB/OL].360个人图书馆,2014-03-23.

作者:丁孝智 单位:广东肇庆学院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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