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中反向情绪的疏导

一、群体的选择:反向情绪的发端

在传统媒体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作用极其重要，它所依据的选择标准来源于对媒介特征、受众心理的把握，其最终目的在于达到良好的传播社会效果，体现出权威性、规范性与专业性的特点。相对于大众传播而言，网络传播最突出的特征在于交互性，即传受两者角色的重合，受众同时充当传播者，受众的选择既是传播的终端，又是其发端，决定了网络传播的内容。在选择性理论的描述中，受众对信息的接收、认识和存储包括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环节。③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三道关口，受众借此对感受到的刺激加以选择、组织并解释，将之构建为具有一定意义的现实世界图景。

在受众看来，其构建出的这一图景是“现实的”，同时也是“合理的”，因为他在理解接受过程中对信息进行了合意性的理解和阐释。在这个过程里，“把关人”的角色是缺失的，受众选择行为依赖于个人的兴趣与价值判断。在网络传播中，存在于网络虚拟社会中的人群，由某一共性特征结成各种群体，不同群体之间又相互交集，最终形成了一个个数量众多、成分复杂、特征模糊的网络传播群体。同样不同于大众传播中居于“把关”地位的具体的职业传播者，网络群体传播的行为主体是非职业化的，群体的选择成为决定传播内容、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而群体的兴趣与价值判断则是信息选择的标准。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出，当人们聚集成群，其感情和思想就会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自觉的个性消失，代之以一种集体心理。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④。心理群体具有非常突出的特点:首先，心理群体的成员一旦形成一个群体，就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并由这种心理支配，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作为孤立的人独处时非常不同。其次，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人的天性极为对立的一种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一员，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最后，群体易于接受暗示。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群体成员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行动。⑤

总之，有意识人格的丧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转向一个共同方向，以及立即把暗示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群体中的个人表现出的特点。网络群体同样具备心理群体的特征。在网络群体传播中，群体的选择具有相当显著的情绪化倾向，易于激起集体心理的带有负面情绪的信息很容易成为群体传播的对象，经由群体选择进入群体传播渠道，进而得到大量传播，这也成为反向社会情绪在网络群体传播中的发端。

二、碎片化内容:反向情绪的加剧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介形态的出现与应用使信源日益个人化，随之而来的则是传播内容的碎片化。当个人传播能力被放大之时，被打破的不仅是“传、受”边界等传统传播模式特征，传统媒体所构造的大众传播意义也遭到解构。分散在无数传播网络结点上的散乱受众享有了空前的传播权力，但其传播活动的盲目与茫然也随之增加，社会传播活动的整体意义并未相应提升，人们发现，“大众传播”的特征正在慢慢偏离，“自我表达”的特征则表现得越来越充分。以“微博”为例，这种即时、便捷的自媒体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传播欲”，成功地使每个人都拥有了“随时随地，自主报道”的能力。微博用户追求的是“分享”与“发现”，这种个性化十足的传播活动本质上是以传者的自由意愿而非受者的需求为传播行为出发点，更较少考虑传播行为的社会意义，这就使其传播内容因缺少限制而呈现出某种散乱无度与个人情绪化特征。这种特征，加上140字左右的篇幅限制，前后不相连贯的断点式传播形式，都使微博因内容无法完整系统地呈现而成为“碎片化”媒介，而这种“碎片化”在构建信息传播应具有的完整性与逻辑性方面显然先天不足。

完整性与逻辑性的缺乏，使在网络群体传播中的反向情绪在“碎片化”内容的承载下进一步加剧。首先，“碎片化”内容语焉不详，无法提供关于事实的全面信息，因此也很难给客观的判断提供充分的依据，尤其是面对负面事件时，当无法进行详细的描述时，情绪化的表达就可能成为主要内容。其次，对事实呈现的不充分，使人们对于事件的关注容易聚焦在情绪化的语言，并据此发表急迫的评论。前《纽约时报》执行主编比尔•凯勒指出，在人群中———当然，互联网就是最大的一群人———有着一种大喊大叫以被听到的冲动。这点在评论不被过滤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而人群中大多数声音代表着彼此之间的争斗，奚落和嘲笑。社交网络的性质就是让志同道合者彼此交流，然后巩固彼此的观点。在这里，一个人很容易就会对挑战自己偏见的人嗤之以鼻。没人质疑的偏见又很容易简化成口号和标签。⑥相较之下，对信息呈现更为完整系统的传统媒体就少有这种弊端，如报纸的深度报道与评论可向读者提供更多的空间来理解事实或清楚地表达观点，其中很多评论相当具有权威性。比尔•凯勒认为，《纽约时报》上的评论栏能过滤掉Twitter上常见的粗话、人身攻击以及各种毫无节制的发泄;Twitter不会让人更恶毒，但社交媒体会让每个人心中的恶霸天性暴露无遗。⑦网络群体传播中内容的“碎片化”是导致负面情绪加剧的原因之一，这也更证明了由宏观传播理念所维护的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意义不容忽视。正如纸媒从业者在使用微博后的感受:“也许，只有当我们发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烟消云散，当我们习惯了微博的散乱无度时，我们也许才能更懂得‘杂志’这个固定装订的传统阅读方式，才是联系我们个人情感与资讯情趣之间的最后一道用心打造的装订线。”⑧

三、多向传播:反向情绪的扩散

由大众传播所具有的明显的单向性决定，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信息传播一直是从传播者到受众的单向流动，受众对传播过程的参与主要以拉扎斯菲尔德所提出的“两级传播”模式来实现，即媒介信息首先由人群中媒介接触较多的少数意见领袖接收，再通过人际传播渠道传向更广泛的受众。⑨“两级传播”论后来发展为“多级传播”论，它揭示出媒介信息从传者到受众的完整的扩散过程，以及影响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大众传播的“告知”环节，而在于人际交往过程中信息的二次传播，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及观点态度的形成，主要来自在人际传播中占据信息优势地位的意见领袖。“两级传播”展示出处于大众传播终端的受众对媒介信息的进一步补充与传播，呈现出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多级性特征。在新媒体技术应用之后，由交互性所形成的传者与受众角色的重合，以及网络人际交往圈子的出现，使信息的多向传播成为传播过程最显著的特色。信息由一个点向多个点发出，形成发散型的多向传播，信息朝向四面八方成几何级倍数扩散，以惊人的速度与广度完成信息覆盖。

与人际传播的编码与译码环节中意义的增减与变化相一致，在网络群体对信息的多向传播中，信息所承载的意义也表现为一个不断被改造的过程，每个节点都可以通过内容的增减、评论的添加等方式对意义进行扩展，即使纯粹的转发，其对象的挑选也包含着转发者对意义的判断。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意义的传播意味着情绪的交流，在进行意义扩展的同时，转发者的情绪也不断加入其中。尤其在正面或负面意义明确的信息传播中，网络群体更易迅速形成极端情绪，有时情绪膨胀的程度远远大于信息自身的意义强度，即出现“弱信息、强情绪”⑩现象。在当前竞争与压力无处不在的背景下，人们对负面信息变得更为敏感，因此负面信息更易于获得传播并走向极端。在负面信息传播的同时，负面情绪也通过多向传播被极大地强化。负面情绪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令人陷入焦虑、紧张、愤怒、沮丧、悲伤、痛苦，使心理状态变得抑郁，而在抑郁状态下，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又是消极的，由此又引发对社会事件的负面解读，因此，即使是正面事件，也可能被人们暴力解码，解构出与传播本意完全相反的意义来，形成社会情绪的反向。

四、媒介互补:反向情绪的疏导

反向社会情绪的存在，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它随时可能由偶然事件所引爆，形成恶性的群体事件，造成严重后果，遏制这种社会情绪，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当务之急。网络群体传播自身的特征并不容易被改变，因此，在当前全媒体传播环境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应充分实现媒介互补，发出更为理性的声音，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缓和极化情绪，减少极端事件的发生几率。

第一，传统媒体应以全面报道补充网络媒体碎片化传播的不足。在新媒体崭露头角，尤其微博等自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传播中占得先机，网络信息海量传播之时，有舆论认为新媒体可提供及时、全面、全程报道，已全面超越传统媒体，报纸等传统媒体“消亡论”也藉此被更多提起。不过，在新媒体不断制造传播时效与海量记录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全面报道”中所存在的问题:由即时的、散乱的碎片所拼接起的信息只能结成网络，而无法像传统媒体报道那样，通过主动的新闻组织、采集、编排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新闻图景。2012年12月14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顿市的小学校园发生严重枪击案，造成20多人遇难，其中包括多名5—10岁的小学生，这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在新媒体信息瞬间覆盖的情况下，全面报道校园枪击惨案的康涅狄格本地报纸刚一投放市场，便被抢购一空。瑏瑡这至少说明，在即时的、断点的、片断的信息之外，人们对于有主题、有层次、完整的、思路清晰的印刷媒体新闻依然保持着迫切的阅读需求。而《华尔街日报》、《时代》等报刊以惯有的“讲故事”方式所做的《无辜者的大屠杀:康涅狄格州校园枪击案细节报道》等新闻，使人们对于整个事件有更为全面而深层的了解，进而唤起理性反思。

第二，相对于网络传播中杂乱的“意见领袖”的声音，传统媒体应重视新闻评析，给出更为清楚而理性的舆论引导。由网络空间的匿名与虚拟所决定，网络群体尽管数量庞大，却面貌模糊，联系松散，往往聚集在核心人物(如微博大V、论坛版主等)周围，大量的转发、跟帖，使这些核心人物成为网络群体传播中的“意见领袖”。来自这些“意见领袖”的声音，成为网民态度的风向标，因而也成为影响舆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情绪的关键因素。但是，网络“意见领袖”却并不一定具备更多的媒体接触和专业知识背景，其“领袖”地位的取得，往往靠的是某方面的“知名度”或其品质、人格、身份、职业等产生的吸引力。这就造成一种现象，即多数网络“意见领袖”并不见得比其“粉丝”更为了解新闻事实，或者更具备理解分析能力，因此，他们面对新闻事件所发出的声音，本身就带有较强的情绪色彩，再经过盲目的扩散之后，形成情绪化的、杂乱无章的网络舆论，进而成为反向社会情绪扩张的条件之一。这时，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社会公众，最需要的是权威的分析与见解，而这一点，正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传统媒体应及时权威信息，通过评论介入公共事件的讨论，以积极主动的议程设置和客观准确的观点立场，促进社会讨论的理性有序。

第三，增强传统媒体中的“把关人”作用，矫正网络群体传播中的偏差。网络传播能够对社会舆论发挥显著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它可成为每个人观点表达和参与讨论的平台，可以满足公众意见表达和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但来自网络的意见往往是自发且无序的，这种自发与无序也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有时就可能形成舆论偏差，成为反向社会情绪的爆发点。在全媒体背景下，传统媒体可发挥把关与调节作用，以媒介互补来矫正网络群体传播中的偏差。不过，在当前新媒体的强势发展面前，多数传统媒体尚未充分发挥“把关人”作用，而更多地受到“支配”，跟随网络传播热点，附和其舆论方向，将大量篇幅和时间用于热炒网络事件和观点，无形中对反向社会情绪的扩散推波助澜。应注意的是，强调传统媒体的“把关人”作用并不意味着与网络媒体“背道而驰”，或无视网络传播的“热点”而“自说自话”，而是对网络传播内容进行新闻价值与社会作用评估，有选择地跟进与公共事务密切相关的新闻，强化其传播效果，使公众意见得到充分沟通与交流，发挥媒介所具有的“安全阀”作用，避免反向社会情绪的累积与爆发。（本文作者：许莹 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