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对城镇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国内需求增长缓慢和居民储蓄水平居高不下，成为我国面临的最严重的人口和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我国政府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为继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将扩增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从而促使我国市场总体规模上升至世界前列［1］。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多方因素中，养老保险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是使其成为一种平衡公民生命周期内福利水平的手段，其对居民消费、居民储蓄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一位65岁以上老人的人均开支是年轻人的3倍。2000年，日本老年人消费占其总消费市场的24%，美国和法国的老年人消费也均占其本国总消费市场的20%左右。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虽然有限，但城镇老人的工资收入、赡养费、退休金等在2000年也已达4000亿元。据保守估计，我国仅退休金一项2020年将达28150亿元，2030年将达73200亿元，体现出相当可观的购买力。老人的需求和整体购买力将构成未来中国消费市场的重要部分［2］。在老年消费已开始启动并逐渐升温的情况下，老年人已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老年消费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研究老年人的养老保险与其消费的关系，探索养老保险对老年消费的影响，从而有效开拓老年消费市场，对于满足老年人有效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及促进老年产业的有序发展等都将产生重要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证分析，各自总结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养老消费与储蓄之间的经济关系成为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国内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经济疲软、内需不足及居民的高储蓄现象已引起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进行研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侧重于使用全国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观点是认为养老保险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减少储蓄，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樊纲、王小鲁采用实证分析法，结合养老保险覆盖率、交通、城市化等因素构建了消费模型，最终的研究结论是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其对消费的影响率在0.4%左右［3］。张继海采用2002～2003年针对辽宁省居民(城镇户口)开展的家计调查数据，通过回归模型分析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对其自身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对其消费支出有显著性正向影响，与许多学者提出的试图通过完善养老保障体制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主张相符［4］。虞斌、姚晓垒采用2001～2009年我国近30个省份的调查数据建立生命周期函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论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其消费支出会随着个人养老金账户数额的增加而增加［5］。李晓颖、陈梦真分别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构建了计量模型，定性分析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养老保险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性正向影响［6－7］。谷雪通过建立反馈动态模型分析指出，我国当前的养老金赤字问题将使居民平均消费率由40%持续下降至32%［8］。何立新、封进、佐藤宏采用倍差法排除了其他改革的影响，通过我国1995～1999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养老保险基金对居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效应，结果也证明了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9］。蒋云赟通过代际核算方法研究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储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基金对居民储蓄具有不太明显的挤出效应，即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促进影响，建议通过完善我国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来促进其消费［10］。

(二)国外文献综述

随着消费函数理论的完善及研究方法的精化，国外学者在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上也不断积累了很多研究经验，与此有关的研究多是在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开展的。大部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得出了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有正向显著性影响的结论，也有少量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生命周期假说不符或认为养老保险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Melvin研究了1972年美国养老金增加对消费的影响后指出，居民的消费支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易耗品的消费，其支出会随着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而显著增加;另一种是非易耗品的消费，其支出与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无显著关系［11］。Barro曾在1974年指出，子女从老人手中获得的部分遗产会抵消养老保险基金对消费的影响效应。5年后Barro又通过16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终的结果却表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太确定，研究数据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表明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确定［12］，即Barro在前一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补充新的数据及资料又延伸出了新的结论。Hubbard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居民的跨期消费模型(20岁工作—65岁退休—80岁死亡)分析了居民消费与其自身退休金、养老保险税率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指出养老保险税会因其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在居民不同的消费阶段内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即从侧面反映出养老保险基金能促进中老年居民的消费，但会抑制年轻居民的消费［13］。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上观点还未统一，一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能起到显著的促进效应，另一部分学者却持相反意见，认为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因不同因素的影响而会产生不同的关系。而国内学者主要观点是养老保险能促进居民消费。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社会背景的区别。国外的研究多基于经济发达、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完善的社会背景，而我国处于经济发展中且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二是方法与数据的有效性差异。国内研究多是基于现成的小范围内的调查数据，而国外研究多是基于连续的、大型的面板数据。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借鉴了国外学者积累的理论与实证基础，从中吸取了一定的经验。但基于我国国内养老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加之我国居民的消费意识、储蓄动机与国外居民有很大差异，所以国内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无法为我国今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及居民消费水平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证依据。

三、数据分析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笔者所用数据为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研究目标是考察养老保险变量对城镇老人消费产生的影响效应，研究对象是50岁以上老人。考虑到调查数据中可能有部分高龄老人因无法准确回答与本问题相关的情况如家庭年收入、消费支出、养老保险费缴纳等数据，会影响实证分析结果的有效性，所以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删除了部分资料不完整的样本数据。最后，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后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430户家庭的2579人。

(二)变量设定与模型选择

调查数据依据老年人是否在岗而分成了劳动老人和退休老人两个小样本，目的是分别考察养老保险变量对两种不同生活状态的老人的家庭消费产生的影响及其差异。其中样本1的主体是劳动老人，主要是指有工资收入来源的老人家庭(不包含个体私营户)，可用样本数量为230户;样本2的主体是退休老人，主要是指已正式退休且能享受养老金的老人家庭，可用样本数量为200户。样本1选取家庭消费支出(量化为货币)作为研究的因变量Ct，包括家庭的食物消费支出、日常消费支出、耐用品等非连续性购买消费支出;选取养老保险类型、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家庭资产、现金、房产价值、家庭规模)和社会特征(所在省份、城区类型)作为自变量。根据上述变量，可以建立因变量Ct与各自变量Xt(t=1，2，3，…，n)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Ct=β0+Σβ1npendn+Σβ2nagen+β3Xt+ε(1)式中β0～β3和ε都是模型中的未知参数，β0为回归常数，β1～β3为非标准化条件下的偏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pendn为一组参保类型虚拟变量，以未参保家庭为对照组，分析拥有不同养老保险家庭消费的区别;agen为一组年龄虚拟变量，以控制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Xt为个人、家庭及社会特征，代表所有可能影响到消费的变量。样本2中被调查老人主要以退休后的养老金为收入来源，其消费模式及与养老保障的关系与劳动者有所不同，同时参考样本一中的回归结论减少了变量个数。因变量仍然为家庭消费支出(量化为货币)Ct，包括家庭的食物消费支出、日常消费支出、耐用品等非连续性购买消费支出;自变量包括养老金水平、退休类型、年龄、健康状况及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资产、房产价值、家庭规模)。根据上述变量设定回归方程为:Ct=β0+β1pensiont+β2retirementt+Σβ3nagen+β3healtht+β4Xt+ε(2)其中，β0～β3和ε都是模型中的未知参数，β0为回归常数，β1～β4为非标准化条件下的偏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pensiont为养老金水平;retirementt为退休类型;agen为一组年龄虚拟变量，以控制生命周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healtht为健康水平;Xt为家庭特征。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养老保险对劳动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

方程(1)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模型1是加入所选全部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在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一，从回归结果可知，不同的养老保险类型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最明显，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次之，商业及其他养老保险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无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相比，享受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显著较高，参加商业及其他养老保险的家庭消费无明显差别。其原因可能在于劳动者认为现有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和商业及其他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不知能否保证未来的养老消费，而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保障水平。第二，年龄对劳动老人的家庭消费也有一定的影响。除年龄段在56岁～60岁老人的家庭消费显著下降外，其他年龄段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未对老人家庭消费产生影响。原因可能是56岁～60岁的老人刚好处于退休前后，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从事家庭生产活动，从而减少了在外的消费活动。第三，家庭资产、家庭规模显著促进了劳动老人家庭消费支出，与之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家庭资产代表家庭收入水平，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消费支出越多;家庭规模代表家庭成员的数量，家庭成员越多，家庭消费量越大，这与实际生活是相符合的。而健康状况与老人家庭消费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老人家庭消费支出，原因可能是老人健康状况不好会导致长期的医疗支出增加，相应地老人会节省日常消费支出。房产价值对老人家庭消费支出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及家庭资产和家庭规模产生的影响大，而其他变量暂对老人家庭消费支出未产生影响。

(二)养老保险对退休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

方程(2)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是加入所选全部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在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第一，从回归结果可知，养老金水平、家庭资产、家庭规模与退休老人家庭消费支出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养老金水平越高、家庭资产越多、家庭规模越大，其家庭消费支出就越高。年龄、房产价值这两个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未对退休老人的家庭消费支出产生影响。第二，不同的养老保险类型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只有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性影响，其他类型养老保险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据调查统计可知，享受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老人的养老金水平最高，稳定有保障，能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退休类型对老人家庭消费有显著性影响，提前退休或内退的老人家庭消费高于正常退休的老人家庭消费，原因可能是提前退休和内退老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优于正常退休的老人家庭，他们在生活上更享受一些。第三，健康状况对退休老人家庭消费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劳动老人家庭消费支出相反。这与目前的社会状况是相符合的。随着夕阳产业的发展，退休老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越来越丰富，在保健、医疗项目上的选择也很多，这些都会促进退休老人家庭消费的支出。

五、基本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第一，回归结果表明，养老保险类型、家庭资产、家庭规模及健康状况对老人家庭消费均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能促进老年家庭消费支出;部分变量如年龄、房产价值对不同类型的老人家庭消费产生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部分变量未对老人家庭消费产生影响。第二，年龄和房产价值主要对劳动老人的家庭消费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对退休老人的家庭消费无明显影响。这表明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目前只存在劳动期的老人身上，而退休老人仍保持传统的消费观念。第三，养老保险类型对劳动老人和退休老人家庭消费都存在显著性影响，但不同种类养老保险产生的影响又有显著差异。除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对老人家庭消费的促进效果较明显外，其他类型的养老保险基本对家庭消费无影响;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对退休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大于其对劳动老人家庭消费的影响，即政府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确实起到了“养老保障”的作用，其他类型的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还有待提升。这种具有等级性的养老保障水平对老年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被保障水平低的这一阶层“稀释”掉了一部分，显示出老人家庭消费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退休消费困境”。

(二)政策建议

第一，在推进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保障宣传，转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这是促进老年消费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一直比较保守，尤其是退休后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的老人，储蓄动机更强了。但正是这些传统观念浓厚的居民容易产生对政府的信任。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种信任，让居民将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养老保障的最佳选择，从而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其消费倾向。第二，继续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彻底实现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合并统一，体现养老保障在保障水平上的均等化，这样才能促进老年消费进而带动老年产业的发展，让主要的养老保障形式能真正起到“养老大众”“保障大众”的作用，让老年人能安心消费。第三，我国老年消费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养老保障体系的制约。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继续提升养老保障水平，使养老保障水平与老年服务价格水平保持一致。同时，要积极引导老年人合理消费，拓展适合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特色护理、家庭服务、健身休养、文化娱乐、金融理财等服务项目。

作者：杨清红 单位：山东大学 山东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