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投资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缘于中国在渐进导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利用了“三低对三高”的历史机遇，即农村人口收入较低、资本存量较低和本土市场空间狭小，对应了城市与现代部门收入较高、投资回报率较高和国际市场广阔，释放了经济发展的势能，实现了超高速增长。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创新发展的道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周年;人口红利;稻田条件;全球化

创新驱动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应从其基本发展条件和主要环节出发——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可以看作是为市场的发育提供必要的制度条件和时间条件，而人口红利、投资的稻田条件和外部化市场则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和历史机遇。其机制是中国在理性渐进导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巧妙地利用了“三低对三高”的历史机遇，即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收入较低、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和本国市场空间非常狭小，对应了城市与现代部门的收入较高、投资回报率较高和国际市场空间宽广，释放了经济发展的势能，实现了超高速增长。中国较高的投资回报与充足的低价劳动力快速结合，生产出产品销售到庞大的海外市场，形成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闭环，一方面促进微观经济主体迅速沿着学习曲线提升效率，有利于企业形成规模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直接表现为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顺畅进行，增强国力，从而推动国家整体均衡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一、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高质量、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由于劳动力自身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可以实施高储蓄和高投资的政策，为经济赢得一段高增长期，开启经济起飞的机遇窗口。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满足人口红利的条件，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大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保持在高位，为经济增长一直提供富余的劳动大军。随着计划生育等重大国策的实施，微观家庭彻底改变了对子女的培养策略，更加重视教育与长期培养，在宏观上形成了高素质新生代劳动力，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丰富并且相对高质量的劳动力优势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并向更高的全球“价值位”提升，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支持。

1.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人口红利对经济循环中维持高储蓄率，充足劳动力供给，以及提升效率都有重要作用。首先，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能够延缓资本回报边际递减的发生，维持较高投资率，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劳动力的供给充足，使得资本回报率能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内保持长盛不衰，而当劳动力出现紧缺，工资成本显著上升时，资本回报率曲线才出现下降的拐点。加之被抚养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也会提升储蓄率，从而为经济发展积累充足的资本。第二，人口红利应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判断，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重要和深远。事实上低价劳动力并非“红利”也非“优势”，而是国民福利的牺牲，即便在某些历史阶段这种牺牲是有必要的。实际上，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是最主要的，世界银行估计，对劳动者的投入占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17%。Whalley等估计如果考虑教育水平提高对生产率的改善效果，这一贡献率可提高到38%。蔡昉等计算中国经济增长中有4个百分点来自人力资本的贡献。第三，通过优化劳动力市场流动与资源配置，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TFP可以分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剩余未解释部分的残差项，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如农村和传统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如非农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会直接带来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研究表明，在1978~2015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44.9%是产业结构调整所致。按照生产率提高的原则，不论是长期积淀的富余劳动力还是新成长劳动力，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流动，都可以成为TFP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经济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人口结构转变趋势便已显现。计划生育的实施导致少儿年龄人口增速逐渐下降，少儿抚养比也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老龄化程度虽在提高，但到目前为止幅度仍然比较小。40年来较好的人口结构同时促进储蓄率保持较高水平，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始终维持在30%以上，2010年曾达到52%的峰值，资本市场的建设为储蓄和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机制，使得人口优势蕴含的高储蓄得以持续。轻装上阵的劳动者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提升，但老龄化趋势不容忽视。中国除了劳动总量位于世界第一外，劳动参与率达到67%，也是世界第一，远高于其他国家。规模产生协同效益，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与劳动力规模和水平密不可分。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就业比例最高，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由于劳动力资源独特的比较优势（规模与质量），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获得了源源不断符合要求的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近40年来的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不断增加，劳动参与率也维持在稳定水平，较好地把人口年龄规模、结构、素质优势转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中国还实施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工程——计划生育。该政策的实施以及家庭培养策略的改变，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从数量优势向素质优势转变的人口红利。鉴于人口的巨大基数，在计划生育政策发挥效力后，中国培养出最大规模的高素质人才大军，有力地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中国发展中的资本存量与投资回报率

稻田条件（InadaConditions）是由日本经济学家稻田献一提出的关于生产方程形状的假设，即资本存量与投资回报率如同一个跷跷板，当存量低时，投资回报率高，投资存量较高时，投资回报率较低，解释了投资水平与投资回报率及经济均衡稳定的规律。

1.投资结构与投资主导型增长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的基础比较薄弱，结构不平衡，导致增长不稳定。大量的重工业投资使得固定资本和居民消费的占比持续增加，但重工业产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内市场需求少，企业生产效率低，最终导致经济结构严重紊乱，影响了人民正常生活水平的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处于落后地位，只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来生产制造低成本的商品，应对日常生产生活消费及对外出口。在工业技术落伍的时期，可以说是廉价的劳动力推动了我国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当时资本水平低下的情况正好满足稻田条件所提出的生产要素投入量极少时，产出的增量将会是无穷大，一时之间，投资少、技术含量低的乡镇企业和三来一补来料加工型企业遍地开花，带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后，得益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水平不断增加，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由于我国相比发达国家的技术还有很多的不足，所以在决定如何提高技术水平上具有显著的优势，如可以通过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快速完成技术的发展。这种发展往往是同时购买机器设备或者引进专利技术，将其嵌入到增长的资本投入之中，因此用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很难衡量说明中国的技术存在明显的进步。随着接受教育及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的人力资本素质也在逐渐提高，人力资本也在不断改善。由稻田条件可知，随着资本投入量的不断增加，投资效率会逐步降低，单纯依赖投资无法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从90年代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资本存量不断增大，用GDP增量与固定资产增量比值来表示投资效率，从2000年开始，投资效率基本呈现下滑趋势。我国投资的流向也从生产设备向基础设施、建筑和房地产靠拢。分税制推动了地方政府对土地银行的依赖，原本作为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一支独大，投资占比GDP的3/4，是发达国家的2倍，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2.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受到国内国外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速开始下降，从超高速向中高速回落，以及一连串的指标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进入新常态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改革发展新方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调整要素资源的错配，淘汰低效产能和僵尸企业，优化投资市场的环境，让市场发挥引领作用，把投资汇入创新行业、中高端产业，促进资本的良性发展。市场化改革改善了资源的配置方式和效率，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根据供求双方变化来影响价格，从而改变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投资行为还受到政府的干预，最典型的方式是政府通过国有控股或者任命国企经理的方式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随着不断推进的市场化进程，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增强，价格传递的信号更加真实、敏感，指引资本便利、快捷地转移到收益最大的地方，从而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并引起经济增长。总的来说，政府与市场应确定各自的边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不断改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企业投资回报率得到提升，经济有活力又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三、外部化市场对中国的影响

世界经济活动已经跨越国界的限制，以贸易、投资、技术、服务为纽带，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全球分工网络，成为一个有机经济整体。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全球化红利的勃发期，尤其是1995年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际组织为全球化提供了相对清晰的治理框架，也使中国得以进入庞大的国际市场。旺盛的国际需求促进中国积累资本，外商在中国投资传授了生产经验，伴随着资本与能力的提升，中国企业积蓄了转型升级的初始条件。

1.国际市场促进了中国经济迅猛发展

经济学界对于全球化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增长在观念上是基本一致的，只有让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以市场为主要渠道进行配置，才能实现最有效率的经济系统的构建，各国实施开放的经济政策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全球配置，而保护主义则会某种程度上降低经济效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积极地融入全球化，不断扩大出口，积极吸引外资。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方式不断升级，最初几乎是以无穷无尽的低廉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吸引FDI，开始进入全球分工体系，这种参与方式对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加工贸易在中国出现“爆炸式”增长，外资公司长期占据中国实际出口的一半以上比重，早期的珠三角和后来的苏州都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出口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次产业之间的比重关系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第二产业发展迅速。中国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与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带来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密不可分，中国采取了主动引导和积极学习的立场，对外资实施前所未有的“超国民待遇”，政策的特殊优惠有利于大量引进外资，承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订单，这一阶段中国在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中实现了产业发展的模仿创新，模仿创新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有所上升，同时出口的产品中包含国外中间品的比例也在上升，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处于低端的出口加工，不需要进口较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由于垂直一体化程度较低，随着中国基础要素价格的上升，则开始萎缩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

2.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中共报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并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当前我国身处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对世界经济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悄然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全面开放新格局，引领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变局，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调整。中国已经从外资最大的目的地转变为对外投资大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内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五通”为目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对于参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参与“一带一路”可能是自从民族独立运动以来最大的发展机遇。众多发展中国家具有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但缺乏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建设力图通过重塑世界分工格局，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融入和分享全球化红利的渠道，为世界经济带来增长点。“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与担当。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世界经济持续疲弱，国家间的经济利益争夺激烈。我国是经济全球化重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主张不断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以身作则提升开放程度。全球化出现逆流给我国发展会带来一定的挑战，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应对。

四、结论与展望

中国超高速增长并不能无限期保持，随着要素资源的紧缺，生产成本的上升，人口红利、投资回报与全球市场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三低对三高”的势能已经消耗殆尽，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速从超高速向中高速的转变，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与机遇，深刻影响着下一步的发展。第一，人口结构与素质水平的变化倒逼中国转型。人口结构正加速进入老龄化，预计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总数将在5亿人左右。同时，应看到随着生命质量、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升，延长人的工作年限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具有较高的学历和经验的银发一族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而一部分产业可能会出现劳动力紧俏的趋势，在转型升级中处于不利地位，人口条件会倒逼中国的产业转型。第二，投资回报率下降符合市场规律，稻田条件不复存在意味着资本将发挥更好的配置功能。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优势，投资体系将发生结构性调整，能够带来高额回报的产业一般都是科技创新产业。稻田条件的丧失，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与创新结合，向高新技术产业流入，加快转型升级的进程。第三，外部市场随着全球市场的饱和，世界经济会不断陷入严重的贸易纠纷，曾经较为完善的世界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面临深度调整。中国作为世界上三大单一市场（美国、欧盟和中国）之一，外部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程度已经大大降低。当前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忽略不计，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重塑全球分工格局。应对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必须加快建设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当然在开放过程中要谨防严重的国际漏出，需要建立双赢和多赢的格局才能持久维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三个因素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贫困落后国家，高增长策略已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必须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转变。只有创新才能创造新的就业、大幅提升企业利润、投资回报和劳动者的收入，从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树立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推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从而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唐杰.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增长[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6.

[2]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王洪春.从“人口红利”到“健康红利”[J].医学与哲学，2006(5).

[4]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2014,10.

[5]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6]蔡昉.中国经济改革效应分析——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7,7.

[7]易纲,樊纲.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

[8]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9):4-16.

[9]张猛,赖明明.试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4(05):12-15.

作者:张猛 赵海涛 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