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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增长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庞大的人口红利,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考验。本文通过研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合经济增长理论,探究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影响机制
一、老龄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由经济学家汤普逊提出的,此理论展现了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过渡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死亡率下降同时出生率较高以及出生率与死亡率同时下降。第一阶段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并未意识到人口过多产生的问题,因此并没有对出生加以限制,导致出生率较高,同时由于医疗水平较低,人口死亡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第二阶段特征产生的原因则是因为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开始转变,晚婚晚育的观念开始盛行,出生率受此影响开始下降;在第三阶段,由于社会的进步,社会医疗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使得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同时人口增长率也下降。可以看出,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必然出现转变。在我国,人口的转变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三个时期。一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呈现“高出生、高死亡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特征;二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呈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特征;三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现代人生活理念的改变,人口结构也开始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阶段。
(二)经济增长理论
拉姆齐1928年的经典论文,一般被看作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水岭。在1928年以前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并非同步进行,在人们人均收入超过生存水平的时候,人口数量就会因产出的增加获得增长,此时受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由于人口发展过快导致土地供应不足,人口的出生率会因此下降,死亡率则会逐渐上升,人口增长因此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928年之后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哈罗德、多马创造出当代第一个流传甚广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他们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等于该国经济的储蓄率与资本-产出比的比值,即一国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呈正向变动关系。内生增长理论试图从模型内部寻找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强调经济增长动力是内部力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与劳动投入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并没有关注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一、流动人口对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
流动人口的流动往往是无序的,大规模无序人口流动往往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对社会治安和稳定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治妥管理问题
相较于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有着更高的犯罪率,这就造成了较大的治安管理问题。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状况主要是因为流动人口品流复杂受到的约束比较少,在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违法犯罪很容易被触发。一些社会的丑恶现象比较在流动人口群体中蔓延,诸如黄赌毒在流动人口中比较高发。
2、城市管理困难
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并非十分完善,现在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往往并不是十分完善,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城市超负荷运转,无论是供电供水、交通运输,还是物资供应、优生优育、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形成了“城市病”。
3、劳资矛盾突出
摘要:人口作为生产要素对社会生产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人作为消费市场的主体对社会消费又有着作用效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让世界震惊的高速增长,其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福利。本文从人口结构入手,研究其变化规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增长
人口是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口增长率的增加会导致人均资本存量的减少,进而会引致人均产量的减少。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通过研究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发现通过社会生产和消费这两条途径,人口结构会影响经济增长,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本文从中国人口结构的多角度来探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人口结构变动及其特点
1.1人口年龄性别结构
根据国家统计标准,0~14岁为少儿,15~64岁为中青年,65岁以上为老年。依据这个标准,中国近30年来呈现老年人口增多,而少儿人口表现为递减趋势。1990年0~14岁占全部总人口的28%,随后几年表现为不明显的下滑趋势,于2007年降到20%以下,并仍然在下降。与此相反,老年人口在过去30年内比例倍增,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比例在逐年上升。用抚养比来反应被抚养着与劳动者之间的比例,从抚养比来看,总抚养比越来越小,在20世纪初期,总抚养比平均在0.5左右波动,也就是两个劳动力人口抚养一个被照顾者,在2005年以后,总抚养比仅在35%左右波动。说明劳动力人口的抚养压力减小。但是从具体来看,人口红利正逐渐减小,少儿抚养比与总抚养比波动趋势相同,长远来看10年后的社会劳动力会减少,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国放开二胎政策。另方面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并且这种趋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中国的人口性别比例差距不大,男性比例人数稍微高于男性。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从具体数值上来看,男性比女性平均高3千万人左右。
1.2人口产业结构
摘要: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发展具有多重影响,不仅会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还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对我国劳动力、资本、养老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经济发展因素带来了巨大影响。本文针对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现状、产业结构调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浅要的分析,以期为广大社会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对社会经济发展有诸多影响。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中国老龄社会与养老保障发展报告(2014)》指出,人口老龄化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也将挑战公共政策,并要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公共政策作出相应调整。
1.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按照联合国人口报告的标准,老龄社会分为进入、深度和超级三个阶段,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到10%或65岁以上占到7%,是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至调查结束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2%,以上比例按国际标准衡量,我国当时已进入老龄化的门槛。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比10.1%。从以上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老龄化呈加速度上升的状态,并且形势日益严峻。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社会经济效益等也具有一定的刺激与促进。具体来说: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缘于中国在渐进导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利用了“三低对三高”的历史机遇,即农村人口收入较低、资本存量较低和本土市场空间狭小,对应了城市与现代部门收入较高、投资回报率较高和国际市场广阔,释放了经济发展的势能,实现了超高速增长。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创新发展的道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促进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周年;人口红利;稻田条件;全球化
创新驱动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应从其基本发展条件和主要环节出发——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可以看作是为市场的发育提供必要的制度条件和时间条件,而人口红利、投资的稻田条件和外部化市场则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和历史机遇。其机制是中国在理性渐进导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巧妙地利用了“三低对三高”的历史机遇,即生活在农村的人口收入较低、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和本国市场空间非常狭小,对应了城市与现代部门的收入较高、投资回报率较高和国际市场空间宽广,释放了经济发展的势能,实现了超高速增长。中国较高的投资回报与充足的低价劳动力快速结合,生产出产品销售到庞大的海外市场,形成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闭环,一方面促进微观经济主体迅速沿着学习曲线提升效率,有利于企业形成规模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直接表现为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顺畅进行,增强国力,从而推动国家整体均衡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一、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高质量、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要素,由于劳动力自身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可以实施高储蓄和高投资的政策,为经济赢得一段高增长期,开启经济起飞的机遇窗口。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满足人口红利的条件,每年新增劳动力供给大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保持在高位,为经济增长一直提供富余的劳动大军。随着计划生育等重大国策的实施,微观家庭彻底改变了对子女的培养策略,更加重视教育与长期培养,在宏观上形成了高素质新生代劳动力,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突出,丰富并且相对高质量的劳动力优势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并向更高的全球“价值位”提升,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支持。
1.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人口红利对经济循环中维持高储蓄率,充足劳动力供给,以及提升效率都有重要作用。首先,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能够延缓资本回报边际递减的发生,维持较高投资率,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劳动力的供给充足,使得资本回报率能在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内保持长盛不衰,而当劳动力出现紧缺,工资成本显著上升时,资本回报率曲线才出现下降的拐点。加之被抚养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也会提升储蓄率,从而为经济发展积累充足的资本。第二,人口红利应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判断,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重要和深远。事实上低价劳动力并非“红利”也非“优势”,而是国民福利的牺牲,即便在某些历史阶段这种牺牲是有必要的。实际上,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是最主要的,世界银行估计,对劳动者的投入占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17%。Whalley等估计如果考虑教育水平提高对生产率的改善效果,这一贡献率可提高到38%。蔡昉等计算中国经济增长中有4个百分点来自人力资本的贡献。第三,通过优化劳动力市场流动与资源配置,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TFP可以分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剩余未解释部分的残差项,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如农村和传统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如非农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会直接带来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研究表明,在1978~2015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44.9%是产业结构调整所致。按照生产率提高的原则,不论是长期积淀的富余劳动力还是新成长劳动力,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流动,都可以成为TFP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