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200*年8月26日到9月4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如何使环境保护与发展并行不悖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因为老牌发达国家早年依靠对外掠夺和殖民性移民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对它们来说，今天面临的只是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型问题；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生存问题，其次便是在一个有限的生存空间如何克服人炸、资源耗竭、环境恶化这三大难题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是鉴于发达国家至今仍是环境污染的最大源头，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改善和缓解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承担更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增强全球管理意识，转变发展战略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方面的举动对“全球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实，也许会严重制约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在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协调行动，理论上的反思和转型是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准确把握各国在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重要前提。

一

这里有必要先澄清生存与发展、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这样几个概念问题。生存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在这样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之后才谈得上发展。亦即“当基本需要有了改善，经济进步使得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个人有了较强的自尊意识，物质进步扩大了个人的选择范围，这时才是有了发展。”（注：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页。瑟尔瓦尔在作这一阐释时借用了古莱特(Goulet)的发展概念，但是在古莱特那里，生存(life-sustenance)与自尊(self-esteem)、自由(freedom)一起构成了发展(development)的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也就是说生存不是与发展并列的概念，而是一个从属于发展的子概念。参见D.Goulet,TheCruelChoice:ANewConceptontheTheoryofDevelopment,NewYork:

Athenaeum,1971.）同样道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也是同生存与发展类似的两个概念，如果以某一时点为基点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人均福利水平的提高，那么就可以说是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比如一块10公斤重的蛋糕10个人分1个人可得1公斤，后来蛋糕做大到了20公斤重但却是20个人来分，1个人还是只能分得1公斤，虽然总量扩大了1倍但人均占有量并没有增长。这个例子还启发我们，谈论发展不能不考虑人口规模。而且人口的作用是长期的，它还会通过其结构和质量的变动对经济发展构成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些影响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人口经济学已经作了全面的研究。

在马尔萨斯之前，主流的观点一直将发展与人口的增长相联系，以为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丰富，生产的物质财富和上交国家的税收增多，从而国富兵强。工业革命发生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推广和物质资本地位的上升，人口作为劳动力的作用相对下降，而作为消费者的作用开始凸现出来。于是物质资料的增长能否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就成了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应运而生的马尔萨斯主义对此给出了悲观的看法，并把饥饿、失业等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归因于人口的增长。这一观点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被其继承者作了重新论证，仍然错误地用于说明战争的根源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现象。不过由福格特(WilliamVogt)、汤普森(W.S.Thompson)、赫茨勒(J.H.Hertzler)和埃利奇(P.R.Ehrlich)等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提出的“人口压力”(populationpressure)说和“人炸”(populationexplosion)说也为科学的“适度人口”(optimumpopulation)论补充了新的营养，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视野延伸到了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影响（注：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商务印书馆，1981年；W.S.汤普森：《人口问题》，1953年英文版；J.O.赫茨勒：《世界人口的危机》，1956年英文版；保罗·R.埃利奇：《人口、资源、环境》，1970年英文版。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此后当人们认识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资源和环境问题时，争论的焦点由人口增长转向了经济增长本身。20世纪70年代初曾经兴起了一场关于要不要经济增长的大辩论，以同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的福雷斯特(JayW.Forrester)和梅多斯(D.H.Meadows)及其他罗马俱乐部成员为代表的一方提出了增长极限论，认为如果维持现有的人口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的话，由于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加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他们提出的药方是通过实现人口和工业投资的零增长来达到“全球性的均衡”（注：福雷斯特：《世界动态学》，1973年英文版；D.梅多斯等：《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以美国伊利诺里大学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教授西蒙(J.L.Simon)和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康恩(H.Kahn)及该所其他研究人员为代表的一方对增长极限论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供人类使用的能源和资源会越来越多，食物的增长也总是超过人口的增长，经济增长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无限的空间（注：H.康恩等：《下一个200年》，1977年英文版；J.L.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参见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场争论的最大收获便是激起了人们对传统增长方式的反思和对新的增长方式的探索，从而突破了以往将增长与资源环境对立起来的认识。

早在1972年联合国就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组织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强调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在计划行动时必须审视造成的环境影响，提出“合乎环境要求的发展”、“无破坏的发展”、“连续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等概念。8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逐步流行开来，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这一概念的含义明确表述为“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注：C.S.SmithandG.T.McDonald,1998,Assessingthesustainabilityattheplanningstage.

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52:15）将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系统负荷能力纳入到发展的概念中来，意味着发展从一个代内的问题扩展到了代际的问题。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land)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从发展的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三原则”出发，对可持续发展作出带有定义性的解释：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这一解释得到广泛认同，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终于，到1992年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与会者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两年后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强调了人口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的观点，对《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作了重要的补正。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人们对人口与经济、资源和环境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人本身，因为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宣传《我们共同的未来》主旨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如今发展面临政策、市场和来自自然科学的三大危机，故而必须重新定义发展的内涵，亦即要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扩展人类的选择机会和能力，以期尽可能平等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注：J.Dales,1998,NewDirections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UNDP。）。学者们强调的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完整性（注：M.MunasinghaandW.Shearer,1996,Anintroductiontothedefiningandmeasuring

sustainability.TheBiogeochemicalFoundations,NewYork,19-56.），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在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注：戴维·皮尔斯：《世界无末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并且，在经济体系和生命系统的动态作用下，人类生命可以无限延续，人类个体可以充分发展，人类文化得以传承繁荣（注：M.MunasinghaandJ.Mcmeely,1998,KeyConceptsandtechnology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概括起来说就是：就可持续的发展观而言，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另一部分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这一代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后代人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以非人类的无法生存和发展为代价，因此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和可持续性一同构成了新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二

自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及其已经明确了的相关原则已成为各国相约遵守的行动纲领和发展战略。新近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地球峰会汇总和充实各国自主实施的计划内容，将进一步增进各国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但是真正贯彻实施这一战略目前还面临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个障碍是理论落后于实践，缺乏成熟的理论作指导。首先，虽然经济学家们循着庇古(A.C.Pigou)的思路对众多的外部性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注：在西奇威克和马歇尔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庇古提出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的基本理论；科斯解释了最初权利怎样以各种途径分配；阿罗解释怎样通过创造附加市场使外部性内在化；斯塔雷特曾指出经济非凸性的有关问题；麦肯齐提出了关于存在一个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均衡的第一个理论；沙普利和舒贝克研究了具有外部性的核心。参见：Sidgwick,H.,1887,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2[nd]end,London:Macmillan;Marshall,A.,1890,PrinciplesofWelfare.London:Macmillan;

Coase,R.H.,1960,Theproblemofsocialcost.JournalofLawandEconomics3.1-44;Arrow,K.,1969,Theorganizationofeconomicactivity:issuespertinenttothechoice

ofmarketversusnon-marketallocation.InJointEconomicCommittee,TheAnalysisandEvaluationofpublic

;Expenditures;thePPBSystem.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47-64;Starrett,D.,1972,Fundamentalnon-convexitiesinthetheoryofextemalities.JournalofEconomicTheory4,180-99;Shapley.L.andShubik,M.,1969,OnthecoreofaneconomicsystemWith

externalities,AmericanEconomicReview59,687-9.），并正确地将这些问题的存在归因于市场机制的缺陷，然而迄今为止的各种解说和内在化思路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次，像人口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这些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虽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可持续发展的部分原理，但尚未整合成一个利他主义或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理论体系来取代主流的利己主义经济学，因而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再次，沿用至今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并不反映环境成本和资源耗减，而联合国倡导的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尚未建立起来，这就使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缺乏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另一个障碍是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全球范围内的协调行动比较困难。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微观的经济主体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不仅体现为当代人的环境污染，也体现为后代人将会面对的生态灾难。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要求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但经济活动的分散性和经济主体利益的独立性使得彼此间的合作机制难以确立，“搭便车”的行为难以避免。如何摆脱“囚徒困境”，需要一种利他与利己相结合的制度创新。目前在克服南北对立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尝试。由于先进工业国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过去100年中占世界人口20%的工业国制造了全球60%促使气候变暖的碳氧化合物，1990-1999年仅美国排放的碳氧化合物就占了全球总量的30%（注：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发展中国家和保护气候：领导还是僵局？》，2001年，华盛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理应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承担起主要责任，因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后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作了不同的规定。2001年7月的波恩会议上，尽管遭到了美国的抵制，与会各方还是达成妥协就落实《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措施形成了一项政治协议，从而使各国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深刻理解外部性问题是理论界思考这方面制度创新的突破口。研究表明，对付外部性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而是要让政府更多地承担起责任。还是以控制能源消费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例。首先，政府应当改弦更张，取消对矿物燃料庞大而又隐蔽的补贴，那些先进的工业国应当率先将“碳税”引入本国的能源消费领域，并严格禁止将污染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短期内可考虑通过碳交易的方式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技术援助；其次，政府必须发出明确的信号，加大对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吸引民间投资，推动相关技术的产业化进程；政府要引入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制定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说服企业和民众“不能仅仅因为房子还未被烧毁，就说买保险纯属浪费”。要想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变成各国企业和民众的自觉行动，就得使全球管理意识通过宣传和引导深入人心。

三

中国政府为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率先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共20章，可归纳为总体可持续发展、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5个组成部分，70多个行动方案领域。同年7月，来自20多个国家、13个联合国机构、20多个外国有影响企业的170多位代表在北京聚会，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用实际行动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此后，中国又将《中国21世纪议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内容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2001年通过的“十五”计划中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这说明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尚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今后在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

讨论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维持多少人口的生存？一个是现有的资源条件究竟能够保障多少人口的发展？就第一个问题而言，重点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平衡问题。研究表明：地球上的潜在可耕地已经非常有限，现有的耕地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因而未来粮食生产的增速将会有所放慢，但是总体上看食物供应的增长仍会超过人口的增长；只要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处于可控制的状态，只要确立起公平合理的农产品贸易机制，只要发展中国家保持政治稳定并且为农业生产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那么由人口增长与谷物增长在地区上的不对称引致的局部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也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的食物保障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是在用世界7%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养活世界21%的人口，而从目前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形势和未来可能的粮食进口量来判断，对我国的食物保障前景依然可以得出比较乐观的结论。不过粮食毕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和战略物资，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食物安全，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同时还要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自己的农业。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尽管经济适度人口仍然是一个难以准确计量的抽象概念，但适度的人口规模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只是这种境界只能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从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同样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缓解人口增长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并使现有的人口能够分享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果实。但是，一方面，人口增长有很强的惯性，另一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并不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适度人口规模的理想境界还需要付出很长一段时期的努力。

传统观念认为“人多力量大”，以为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就多，从而生产总量就会相应扩大。殊不知，只有与资本相匹配的劳动力资源才能形成实际的生产力，而资本不足恰恰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对未来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形势进行的预测表明，中国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显性的、隐性的失业人口数量巨大，而且由于经济体制的快速转型和人口总量的惯性增长，这一现象在若干年内会变得愈发严重起来。应对这种形势，政府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以使这些失业人口不致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二要确保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满足新增的就业需求。从趋势上看，未来可行的扩大和深化就业的途径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疏导非正规就业部门，拓展服务业就业领域；(2)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3)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和利用生物技术，尽可能地消化农村隐性失业人口；(4)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5)开放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6)加强学校教育和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建立职业介绍信息网络，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以上途径多管齐下，可望将失业率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不过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失业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特别是忌讳通过减少就业市场的刚性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由此实现的比较高的就业率可能会牺牲工作质量。有许多理由要求逐步改善职工的劳动标准，至少应通过大幅度提高失业人员和城镇贫困人口的补助金标准，来确保现有的已经显得过低的劳动者福利水平不致因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而降低。

人口作为一种抽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不过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具有劳动能力、劳动愿望、就业岗位并符合法定的劳动条件；但人口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们的消费能力也是与生俱来的，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必须生产满足可供全体居民需要的消费资料，都必须使消费资料生产同生产资料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研究表明，人口众多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消费潜力，单是这一点就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时中国能够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严重制约，过低的消费率使得在国内市场商品已经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难以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是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其次是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超出了国际警戒线；第三是居民收支预期发生了变化，影响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间的分配；第四是消费品价格持续下跌和加入世贸组织后预期的供给面的变化，助长了居民持币观望的倾向；第五是消费环境欠佳，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或者限制了居民的消费；第六是人口基数不断扩大，制约着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和投资是一对矛盾，投资率过高会缩小消费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在消费品市场已经明显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盲目的投资扩张无疑会造成更多的产品过剩，进一步激化市场的供求矛盾，甚至导致企业出现大面积的亏损、经济陷入萧条局面。然而投资增长率过低又势必影响景气的回升、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有鉴于此，政府应当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民间投资，引导投资流向有需求前景的地方。在消费方面，要因应居民消费呈台阶式增长的客观规律，摒除消费限制，改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预期，推动消费升级。要在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在分配上进行调节，缩小收入差距。我国三分之二左右的居民生活在农村，但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这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社会总消费中占的比重尚不足四成，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对扩大有效需求意义重大。为此，一是要适应市场需求，加快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二是要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引导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取收入；三是要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四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适当的政策给予农业必要的扶持和保护。总之，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经济增长的立足点长期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是我们应对全球化时代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的最有效措施，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在于以消费带动投资的增长。当然，至此为止我们讨论的消费还仅限于生活消费本身，这对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涉及与此相关的副产品、负效应，并且将话题由生活消费延伸到生产消费领域，因为生产领域在贡献了消费品的同时也消费了大量的能源、消耗着资源并带来了环境污染。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从现在起就必须选择那些既有益于人类健康、又不影响资源永续利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在一个社会中，消费者的数量总会超过生产者的数量，人口学将尚未进入或已经退出生产领域的那部分人口称作从属年龄人口。很显然，这部分人口的比重越大，社会负担水平越高，越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由于人口增长率降低、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以致社会抚养比的变动也主要体现为老年人口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中国在20世纪末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一是速度快，从成年型结构到老年型结构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大约用了50-100年的时间，而中国完成这一转变仅用了20年的时间；二是呈加速推进之势，2010年后老年人口增加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三是达到的水平高，1995-2050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从高出2岁会扩大到高出近6岁；四是绝对量大，未来半个世纪中国将一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五是城市快于乡村，东部快于西部。总之，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高收入国家遇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其所拥有的资金只及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何配置好资源创造性地建立起适合自身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何况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也都在为如何避免退休金制度陷于崩溃而大伤脑筋，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也是为了改善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以欧洲为主的发达国家、包括拉美国家，上个世纪80年代就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养老金改革风潮，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目前中国正在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但是新体制的顺利推开还有待于政府切实解决转轨资金缺口问题，从而使个人账户名副其实。同时还需要开源节流相结合，真正做到低水平、广覆盖、可持续。“开源”就是要寻求新的筹资渠道不断充实社保基金，还需要以企业和私人养老金计划、家庭养老和老年人自养等多种养老方式作补充；“节流”就是要因应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适当提高职工退休年龄。

如果说中国的人口类型转变是用30多年走完了发达国家逾百年的历史的话，中国人口就业结构的转换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并表现为人口城乡结构较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落后了十几年至几十年之久。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按GDP水平衡量，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人均GDP水平较低时与国际标准模式基本处在同一水平，此后与国际标准模式的走势出现了一定的差距，但差距并不大；若按工业化水平衡量，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在工业化初期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此后随着工业化速度的加快，城市化的走势与国际标准模式出现了较大的背离，即与工业化水平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同国际标准模式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工业比重的提高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相分离；其次是因为中国全力推动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第三产业不发达，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并未带来该领域就业比重的同步提高；第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限制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之间，就业结构是个中介环节。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口城乡分布就比较合理；就业结构不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人口的城乡分布就会陷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中国，城市化滞后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导致就业结构发生扭曲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也会通过以下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使这个发展中的社会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异常困难，并直接影响到该经济的可持续能力：一方面，第一产业会因冗员过多而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高，进而农民受比较利益低下的制约收入增长困难，农村市场贡献的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而且农村社区的生态环境还会在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的作用下不断恶化；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因缺乏载体而长期得不到发展，直接影响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城市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推进的必然结果。但以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因而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有力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预计这一趋势会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中叶。目前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我国的城市化究竟是应该走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路子，还是走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路子。力主以大城市为主导的观点强调城市的规模效益、集聚效应和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相反的主张则强调城市化的成本和所谓“大城市病”。事实上城市规模的扩张很少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各种规模的城市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从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水平低、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的任务特别重的现实出发，有必要在积极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合理规划小城镇，力争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完善的集约化的全国城镇体系。

第2篇：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育发展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度 重庆市

一、引言

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投入，更需要且依赖于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古希腊时，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60）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人力资本是促进当今时代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当代，卢卡斯(1988)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人力资本，主要靠教育来实现。

国内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杨文波（1997）认为，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高素质的劳动者,而教育正是此二者的基础。史世新，金周英（2005）认为，教育系统的主要产出是人力资本,教育系统是一个专业化生产人力资本的部门。教育及其生产的人力资本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制度和生产等功能,是技术进步的载体,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间接贡献。熊春文（2007）从制度角度说明教育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二、灰色关联模型建立

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了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1982）的灰色系统理论。由于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在分析重庆市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时采用了灰色系统理论中分析复杂系统因素的方法――灰色关联分析（GRA）。

本文分析的是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所以选取经济增长作为参考序列，设为y0，选取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作为比较序列xi，再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分为以下几步：

1.确定分析数列并将变量无量纲化

为了使不同年份的各个数据具有可比性，首先要对参考序列y0、比较序列xi的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消除量纲。本文中比较序列分别是平均受教育年限（x1=(未上过学人口 2+小学文化人口 6+初中文化人口 9+高中文化人口 12+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 16)/总人口） 、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初中文化人口/总人口)、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高中文化人口/总人口)和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3=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总人口)。

2.求差异信息序列

0i (k)=|y0(k) - xi(k)|，k=1,…,n;表示时间

并找出最小值min|y0(k) - xi(k)|和最大值max|y0(k) - xi(k)|。

3.经计算取分辨系数

=0.5（0

4.计算关联系数

5.排序

通过排序即可得出比较序列对参考序列的影响的大小并得出结论。

三、数据搜集与分析

1.数据搜集与处理

把重庆市2002年―2009年GDP数据[7]作为参考序列y0（单位：亿元）；把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的数据[8]作为比较序列，经处理的具体指标与数据见表1。

四、结论与建议

由结论可知，重庆市作为一个西部的新兴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关联度比较高，达到0.6169。此外，，说明高等教育与重庆市GDP的关联度最高，达到0.6769，重庆市市GDP增长与教育发展水平呈正比。

由此情况可知，重庆市政府应大力支持教育事业，重点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此外，可以引导企业加大员工培训力度，增加教育事业的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Thodore W.Schult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Urban Competitiveness.1960

[2] Robert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 ouran

[3] 杨文波.教育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陕西教育，1997（5）

[4] 史世新，金周英.教育促进经济机制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05(11)

[5] 熊春文.论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基于帕森斯理论视角的一个反思.中国教育学刊，2007(7)

[6] 邓聚龙.灰色控制系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第3篇：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明清；湘鄂赣；人口流动；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地处中国南方腹地的湖南、湖北、江西因地域、地理、政治等诸因素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经济联系，至明清时期已然构成一个非常重要且对全国有着重大影响的经济区。近年来，对于此区域的研究成果颇丰，方志远教授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无疑是重大成果之一。全书分为七章及导论，该书以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的密切关系为主线，研究这一地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以及明清时期湘、鄂、赣三省经济联系的密切性。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该课题的学术基础，对湘鄂赣地区的政区变化、生态状况、水陆交通以及一些关键的学术概念进行了讨论；第二章论述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论述人口流动的原因及其特征，从而指出该时期此区域内人口流动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第三章阐述由于人口流动引起的变化，由此指出社会风气的变化也促进了该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阐述人口流动对于商品化生产的影响，作者从农业、手工业以及矿冶业等各方面的论述；第五六七章主要是对湘、鄂、赣地区商人、商品、商人组织进行了讨论。作者层层递进，逐步深入，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经济社会画卷。

关于本书的读后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学术方面的认识：

历史上人口流动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政治性因素出现的，然而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以往的各个时期北方人口南移有着很大的不同，作者认为北方人口南迁多事由于战乱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南移，迁移的方式是整个大家族群迁。明清时期的人口在迁出地不存在受到生命威胁的问题，他们的迁移是为了寻找比迁出地更为优越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他们是经济移民而非政治移民。明清时期以江西为起点展开的，以“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为基本流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对于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一系列影响。首先，人口流动对国家户口制度的破坏和对国家权力体制的严重挑战。明清两代制定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法律，都是为了固定人口的居住地及其所从事的职业，并希望以此达到社会的安定与政权的稳定，而人口流动迫使政府对民众进行让步，使政府对于流民的政策由军事镇压、强行驱逐转化为就地安置、设县管辖。这也成为明清两代解决流民问题的模式，此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户籍的限制，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江西人口向湖广的大规模流动，对于湖广以及江西地区自身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最显著的是弃农经商以及由此产生的奢靡之风的盛行。社会风气由勤俭淳朴到奢侈浇漓、由安分守己到诉讼成风等现象。日常生活中的“好讼”以及“异端”思想家提出的“人欲即天理”、“吃饭穿衣即使人伦物理”都是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两者关系的例证；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关于该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湘鄂赣地区的商人基本上是小本经营，基本构成是农民转化而来的弃农经商或弃学经商者，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借贷。湘鄂赣地区商人经营的行业大抵以本地特产为依托，经营方式主要是个体经营、家庭分工协作、结帮或同本经营。由于传统经营观念的局限，直接影响到商业利润的投向，主要在于生活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自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的流动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与种类的增多使得商帮这一群体出现，而作为商帮在异地的联络及其计议之所的会馆、会所也随之出现，湘鄂赣商人在外地建立了大量会馆、公所，结成商人组织与团体。通过多年的发展，这些会馆、公所的功能由同乡商人之间的互助的初始功能而发展为对抗地方黑恶势力、抵制牙行盘剥、与官府进行交涉的继起功能。在此基础上，协调同行间的利害关系、排斥外行匠人及商人间的竞争也成为会馆的重要功能。

该书以明清时期的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及城乡商品经济为研究重点，由一般上升为普通，深入分析整个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从而全面地认识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在本书的余论部分，作者指出一个误区，即中国古代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不同于前西方资本主义时期，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面的关系，中国古代两者之间是并行不悖、和平共处、相互补充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已成为秦汉大一统的经济基础，而几千年来政治上的大一统，也使得国内市场早已形成。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内容。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早已是水融，并共同构成政治上大一统的基石。只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为国民的主要成分，个体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否定商品经济的存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反过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促使自然经济的稳固。

二、历史借鉴的认识：

本书作者以其博大的学术基础，向我们展示了明清湘鄂赣地区社会经济的画卷，梳理了近半个时期湘、鄂、赣三省的历史渊源，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指出社会只有在流动之中才会有活力，商品经济只有符合自身的经济规律才能发展；政府应站在时代的高度，正确引导而不是破坏，社会才能进步。“以史为鉴”，这对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存在的不足：

《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以人口流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主线，以将近500年间的地域历史，将宏观与微观结合，紧紧贴近历史推移变化的主流，真实而具体地揭示湘鄂赣社会的前进运动。其学术方面和现实意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然而，本书也存在少许不足，本书研究的是湘、鄂、赣三省的人口流动与商品经济，然而作者对江西部分的研究比重显然高于湖南和湖北，侧重江西对湖南和湖北的影响；对于人口的流动与商品经济关系方面，着墨于人口的流动对商品经济的作用的阐述，而经济的发展对于人口流动方面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参考文献：

[1] 吴必发：《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地缘纽带》，《五缘文化力研究―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

[2]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02期

[3] 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5期

[4] 郑卫荣：《斤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

第4篇：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未婚人口比例；婚姻推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9-0170-03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婚姻推迟的情况日渐增多，平均婚龄已从此前的22.79岁上升到2010年的24.85岁。这一趋势的加深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婚姻推迟影响的研究。然而，文献缺乏对婚姻推迟现象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根据Becker（1973）的理论分析，婚姻通过家庭内分工使生产力较高者（往往为男性）将更多时间（通过家庭内分工合作）从事市场生产，进而获得比他（她）们单身状态更高的收入（ 这种观点Becker（1973）的引申含义为收入与初婚年龄负相关）。因而，婚姻推迟将男女分工协作推迟，从而限制收入进一步增长。我们可以推测，婚姻推迟意味着男女收入难以实现进一步增长――原本可以实现的收入增长因婚姻推迟而难以实现。这里所表述的意思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等等因素创造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回报由于婚姻推迟而导致男女个体未能充分利用市场工作机会（比如单身工作时间少于婚后工作时间），从而使本该可以实现最大化的收入而未能达到最大化状态，即收入没有实现进一步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使用两种指标――平均婚龄和20―24岁结婚人数占当年结婚总人数之比度量婚姻推迟。我们可以通过图1发现，无论是哪种指标度量的婚姻推迟曲线均与人均GDP增长率曲线呈现有规律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始，经济增长同结婚人数占总人数之比为同向变化关系；2000年后，二者则呈反向变化关系。

婚姻推迟对收入变动的影响方向和机制可能比较复杂――既存在正向影响方向（通过婚姻压力激发企业家行为、血拼式劳动和提高π盥蚀俳增长），也存在负向影响方向（通过推迟婚姻收益侵蚀收入增长）。婚姻推迟对收入增长的均衡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净影响。这也许可以初步解释为什么婚姻推迟曲线与经济增长曲线交替呈现正向和负向变动的趋势。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目标一方面探讨和分析婚姻推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估计婚姻推迟现象（未婚人口比例度量）对地区人均GDP的净影响。因而，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婚姻与经济增长的可能联系；第三部分通过建模展开变量分析与数据描述；第四部分回归结果；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一、婚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可能联系及其分析

经济学文献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初婚时间变动与个人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Becker（1973）研究显示，收入变动一定程度上同婚姻情况有关联。婚姻导致了家庭内部分工，使生产力较高者将更多时间用于从事市场劳动，从而使其收入最大化，进而使夫妻双方通过分工合作而获得的各自收益均大于各自单身收益。这表明，收入越高、个体越倾向结婚。Keeley（1979）表明，男性初婚年龄随着收入上升而下降。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引申含义表明，一方面人均收入增长将导致婚姻提前，另一方面初婚时间早晚对男性收入进一步增长存在影响。这说明男性婚姻推迟意味着男性和女性收入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受到了婚姻推迟的限制。然而，Bergstrom and Bagnoli（1993）研究表明，初婚时间变动同男性收入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指出，预期经济前景较佳的个体为获得在婚姻市场的有利地位，倾向于向潜在对象显示较佳经济前景的信息后再结婚；而预期经济前景欠佳的个体为避免以后前景欠佳的信息显现而难以结婚，因而倾向于提前结婚。故个体结婚时间与个体收入正相关。Bergstrom and Schoeni（1996）认为，30岁以下的男性，其初婚年龄同收入呈正比。Zhang（1995）的研究综合了上述两种理论，以我国台湾数据为样本揭示初婚年龄同收入的关系。研究显示，妻子有工作的样本中，男性初婚年龄同工资增长正相关；妻子无工作样本中，男性结婚年龄则同工资增长负相关。因而，婚姻推迟是个体收入仍未实现进一步增长的反映。

总之，在婚姻推迟背景下，婚姻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却意味着个人婚姻收益的潜在损失。故婚姻推迟将对个人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地区未婚人口比例上升，表明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男女）面临婚姻推迟问题。这意味着因婚姻推迟而收入下降所占区域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因婚姻推迟而未实现的收益也逐年提高，最终阻碍地区收入进一步增长。

“难以结婚”的压力可以激励企业家行为、增加劳动供给和提高储蓄率。Wei and Zhang（2011b）认为，男性婚姻竞争（由于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家长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和增加家庭进行“血拼”式劳动，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且Wei and Zhang（2011a）研究表明，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以上研究表明，缘于性别比上升形成的婚姻压力，有利于产生更多的企业家、增加“血拼”式工人的数量和提高储蓄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而，难以判断婚姻压力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

二、变量分析、数据描述和模型设置

（一）变量分析

1.被解释变量

（当年人均GDP-上年人均GDP）/上年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以1993年人均GDP为基期）

2.核心解释变量

（男女）15岁及15岁以上未婚人口/（男女）15岁及15岁以上总人口=（男女）未婚人口比，用以度量婚姻推迟情况。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与分析，经济增长的均衡影响方向同未婚人口比例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明确阐释。

3.控制变量

以0―4岁性别比和出生率为控制变量，限定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

劳动人口比例：使用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度量。

以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上年固定资产投资-1来度量社会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率，用以控制投资对经济的影响。

储蓄/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居民储蓄率，用来控制储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城乡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存在影响，但结论不一致。

以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之比、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之比三项指标控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反映经济结构的转变。

以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外商直接投资（FDI）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两项控制开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支出占GDP之比：使用此项控制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数据描述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2000年及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往研究者公开的数据。

（三）模型设置

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模型估和分析婚姻推迟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故本文将考察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实证模型为：

growthit=c+α*umit+γ*controlit+uit

其中，growth 表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um代表未婚人口比例或男性未婚人口比例或女性未婚人口比例，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u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估计结果

使用stata.12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为未婚人口比例）估计，结果见表1。由于Hausman test表明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而，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表1随机效应回归1-5表明，未婚人口比例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地区GDP随着未婚人口比例上升而下降，而且未婚人口比例在表1随机效应回归结果1-5中的回归系数大小基本一致，这表明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方向影响比较稳定。无论是控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还是逐步引入其他控制变量（见表1回归1-5），这一结论均比较稳健，这也说明了未婚人口比例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负向影响。该结论意味着婚姻推迟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回归中，本文引入出生率和15―64岁人口比例等一系列控制变量，我们发现经济结构变量、人口结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基本上与预期影响方向一致。然而，开放因素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并不符合预期判断。FDI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基本不显著；进出口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因而，该回归结果也在接受范围以内。

此外，在逐步控制不同变量的条件下，本文还分别对男、女未婚人口比例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且该结论较为稳定。

结语

“难以结婚”的压力从激励企业家行为、增加劳动供给与强度和提高储蓄率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在婚姻推迟日益普遍的背景下，婚姻推迟可以促进收入增长吗？本文研究结论是否定的。为什么“难以结婚”的压力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特性，却又不利于经济增长呢？这是因为婚姻是有收益的，婚姻推迟意味着男女婚姻分工协作收益的推迟，从而限制收入进一步增长。

本文以1995―2010年省级数据，考察未婚人口比例上升（难以结婚）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结果表明，男女未婚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为负的影响，因而，长期以来婚姻推迟现象一直都在蚕食我国的经济增长。

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婚姻推迟的经济后果，充分释放收入增长的潜力，创造有利于削弱婚姻推迟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根据江涛（2013）的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和性别比上升是未婚人口比例上升的原因之一。因而，政府应该缩小收入差距和引导性别比下降，削弱婚姻推迟趋势。

参考文献：

[1] 江涛.收入差距推迟婚姻吗？[J].经济评论，2013，（3）.

[2] 江涛.中国性别结构失衡、搜寻匹配与婚姻推迟[J].人文杂志，2013，（10）.

[3] 刘生龙，胡鞍钢，郎晓娟.预期寿命与中国家庭储蓄[J].经济研究，2012，（8）.

[4] 刘瑞明，毛颖.离婚与犯罪“手牵手”：理论和经验证据[C].2012年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2012.

[5] 汪伟.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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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ecker G S.A Theory of Marriage：Part II[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82（2）：11-26.

[8] Du Qingyuan，Wei ShangJin.A Theory of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NBER Working Paper 18911，2013.

[9] Du，Qingyuan，Wei ShangJin.Sex Ratios and Entrepreneurship.working paper，Columbia University，2011.

第5篇：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发展；适度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13-02

1问题的提出

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到现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人口迅速增长对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马尔萨斯、莱宾斯坦,以及英国人口学家罗伯特・卡森等；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刺激作用,代表人物有凯恩斯、A汉森、朱利安・西蒙、马歇尔・托德罗和世界银行的人口专家南希・伯德赛尔等；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可变的或错综复杂的关系,代表人物有埃德温・坎南、库兹涅茨、盖文・琼斯、杰弗里・麦克尼克尔和托马斯・迈里科等。

经济发展是一个质和量统一的概念,它以人均产量的增长为基础,并受各种质量指标因素如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社会公平、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的深度影响。由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本就错综复杂,若各种因素全面考虑,将很难得出一个一致的、有说服力的结论。因此,本文的经济发展是狭义的,主要把人均产出这个最关键性的要素从经济发展的含义中剥离出来,且不考虑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贫富差距等因素的影响。那么,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又会如何呢？

2理论分析

21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一般影响分析

对于人口过快增长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一般有以下三点：

第一,适度人口理论：当人口规模小于最大收益点时,增加人口规模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当人口规模超过最大收益点时,进一步增加人口将使其边际产量为零或为负,不仅不利于经济体的长期发展,而且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

第二,人口增长过快易引发失业问题：人口迅速增长必然带来未来劳动力的大规模增加。在人口增长15年左右的间隔之后,劳动力供给以相近的速度增加,如果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引发严重而持久的失业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就是由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引起的。

第三,人作为生产者是一笔财富,而作为消费者则是经济的负担。人口增长过快带来大量剩余劳动力,一些剩余劳动力不参与生产,只进行消费,从而扩大社会消费总量,减少资本积累,甚至形成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

可以看出,无论是通过边际产量递减、就业压力增加还是消费和资本积累的角度进行论证,关于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论点都是将人口“数量”作为出发点。然而,人具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最基本的维度,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决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量和比例关系,而人口素质决定了生产者的质量。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比例关系,以及生产者的质量决定了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故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能笼统而论。具体来说,人口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是通过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增长等变量完成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不同类型的经济,推动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不同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要素,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要求数量多、质量低,人口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在工业经济时代,随着机器不断替代劳动力以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经济发展要求的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有下降趋势,但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有所提高。劳动者素质越高越能促进经济发展,劳动者素质越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弱,甚至可能成为经济的负担；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技术等软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劳动力等硬生产要素的贡献率越来越小,相对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即劳动者的素质更重要。可见,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不断降低,智力资源已成为决定人力资本价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和主要内在动力。

22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要评价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应该对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文判断一个经济的发展阶段,参照经济中不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而定。1990―2012年间我国各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下图所示。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

由上图可知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经济贡献率较大,第一产业贡献率较小。1990―2012年,第二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但第二产业及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有波动下降的趋势；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上升,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二推动力。可见,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和交叉过渡的时期。这决定了劳动者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此外,由于在短期和长期里促进经济发展核心要素是不同的。从短期来看,一个经济的技术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是不变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构成的人均产量增长函数。而从中长期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人均产出的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故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可分为短期和长期讨论。

短期内,假设技术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不变。随人口增加,其边际产出是先增加后减小的。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有合理的理由假设我国经济处于劳动力边际产出下降的范围之内。当人口增加到一定数量时,新增人口的边际产出将会小于现有人口的平均产出,使平均产出增长率下降,但是新增人口的边际产出还是正的；若人口继续增加,会使边际产量降到零甚至为负,这时即便是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也是下降的。故短期里人口高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长期内,一个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都是可变的,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和交叉过渡的时期,劳动者素质、知识、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比例减少,因此,过快的人口增长会造成大规模失业,是不明智的。但是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定规模的人口及其增长率,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增长又构成技术进步的基础。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是相互影响的,人口增长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技术进步反过来却要求更少的人口,这似乎是矛盾的。但是认真思考我们会发现,长期里直接决定技术进步的并不是总人口数量及其增长率,而是高素质的人口及其增长率。这说明从长期看,劳动力单纯在规模上的增长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失业问题,劳动力在质量上的增长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3结论

从短期来看,由于新增人口的边际生产率递减,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从我国长远来看,一方面,人口单纯在规模上继续高速增长不利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高素质人口的增长有利于促进创新和科技进步,能刺激经济发展。只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和开发,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熟练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最宝贵的财富。由于人口对资源的稀释作用,我们很难保证一个庞大而高增长的人群都具有高素质,因此合理控制人口规模的同时着力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作为生产者是巨大的财富。对于现有的人口,我们要想办法变“包袱”为财富。这需要加速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通过优育和优教提高人口质量。

参考文献:

［1］李维森西方学者在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上的争论［J］.国外经济理论动态，1988(7)

［2］边程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思考［J］.决策探索,1990(1)

［3］李映惠,杨伟略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J］.西北人口,2000(1)

［4］朱方伟，高畅，王国红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演进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2)

第6篇：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河南省；人力资源；区域经济

0 引言

在当今社会，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合理利用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的发展与人力资源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发展依赖于人的活动，而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1]。人力资源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率最高。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离不开人，人的劳动力维持经济活动的运行，而人又是经济运营中主要的消费者，推动经济的发展[2]。因此，人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区域经济的发展只有和人力资源开发相互作用、相互结合，才能使其效能最大化[3]。管理者应准确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构建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控制人口规模的增长，加快产业集群的发展，为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优良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课题分别开展了不同领域的研究。

国外学者舒尔茨[4]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对于人力资本观点作了非常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人力投资的增长无疑已经明显地提高了投入经济奋飞过程中的工作质量，有能力的人民是现代经济丰裕的关键。身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5]，他在《文化的本质和进化过程》一文中提到文化知识的变迁引发了制度的变迁，从而致使当代经济的增长。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6]在《雅各布・明塞尔论文集（第一卷）人力资本研究》著作中指出：人力资本理论与方法，就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研究人力资本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以及人力资本发展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影响。国内学者罗杨[7]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种，但人力资源开发是各种因素中最为关键的，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区域经济更加快速的发展。杨敏杰、翟丽丽、王威[8]通过构建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的评价模型，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其两者间的耦合度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处于中等偏高水平，耦合作用需继续提高。张永鹏[9]对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论述了人力资源在促进经济区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综上考虑，本文首先建立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指标评价体系；其次，结合河南省现在的经济状况，从人口规模、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和人才素质三个角度，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和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建议。

1 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目前状况

1.1 河南省人口规模发展现状

河南省的人口密度较大，人口分布不均匀，致使同级行政区域人口数量相差甚远，西部稀疏，东部稠密，城镇人口比重较低。至2011年年底，河南省总人口为10，489万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255万人，占总人口的40.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5，754万人，占总人口的61.2%。河南是全国散居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成分138.91万人，其中回族119.69万人，居全国第三位。全省有3个民族区、21个民族乡（镇）、863个民族聚居村，少数民族万人以上的县（市、区）48 个[10]。

1.2 河南省人才素质的发展现状

2012年，河南省6岁及6岁以上受教育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总受教育人口的7.5%，比2000年提高了4.62个百分点；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2012年文盲率为5.4%，比2000年降低了0.47个百分点；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人数中，2012年毕业人数为43.3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9.4个百分点。

1.3 河南省人才就业领域的发展现状

在从业人数方面，总体来看，2012年河南省从业总人数6，198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626万人，增加了11.2%；从产业结构人才就业领域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最大，2012年河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2，670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为1，853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为1，675万人，但与2000年相比，2011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人数减少了894万人，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增加了876万人和644万人，这说明第二、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2 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2.1 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模型的构建[11]

2.1.1 河南省人口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河南省的区域经济能否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多的取决于河南省的人力资源是否丰富。因此，构建了河南省的GDP、城乡的从业人员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ξ代表河南省GDP生产总值，θ代表河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δ代表河南省城乡的从业人员总数。

2.1.2 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三次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之间的关联性，其目的在于找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为此，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δ1、δ2、δ3分别表示三次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从业人员数。

2.1.3 河南省人才素质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国家或地区拥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以及专业劳动技能等统一能力的综合表现被称之为人力资源素质[12]。人的素质的形成是先天性的，但是会因后期受教育的情况而改变。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13]，而且高素质人才能够很快的学习新技术，从而转化为劳动生产力。河南省国内生产总值与教科文卫的投入之间的回归模型如下，其中，τ代表教科文卫的投入。

2.2 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1980-2011年相关数据为基础，并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回归估计结果。

2.2.1 河南省人口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a. 预测变量： （常量）， 城乡从业人员数（万人）， 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b. 因变量： GDP（亿元）

a. 因变量： GDP（亿元）

经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这样的结论：城乡从业人员对河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较强较大，固定资产投资额次之。

2.2.2 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a. 预测变量： （常量），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万人），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万人），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万人）；b. 因变量： GDP（亿元）

表4 回归模型（4）

系数a

a. 因变量： GDP（亿元）

经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这样的结论：第三产业人员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最大，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小。

3.2.3 河南省人才素质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a. 预测变量： （常量）， 教科文卫的投入（亿元）；b. 因变量： GDP（亿元）

a. 因变量： GDP（亿元）

经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根据上述分析得到这样的结论：教科文卫的投入对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最大。

3 政策与建议

新世纪以来，河南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有影响的文化大省的历史性转变，不断加大对高素质人才的投入和开发已日益成为河南省同其它省份进行经济竞争的战略选择。为了提高省内人才的素质，河南省应继续增加教科文卫的投入，将对人才的教育和科学的研究放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加大教育经费支出，不断提高省内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水平，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其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减少人才流失的现象。

完善合理的市场机制，改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开发人才市场的服务功能，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推动河南省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使人力资源的效能最大化。通过上述分析得知，人力资源在第三产业中的作用与其它两个产业相比，其影响力度最为突出。因此，河南省需更加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对第三产业的经济投入，不断发掘第三产业的从业潜力，大幅度地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使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变。

河南省虽是中原经济发达地区，但也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匀的现象。如果对人力资源的流动不加以治理，将会致使经济落后的地区发展起来更加困难。为了使河南省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政府需要对此加以调节。省级政府要学会利用区域特点，做到扬长避短，分工明确，以鲜明的政策支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区域经济的投资政策重点放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在规划本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应先关注上级经济发展规划是什么，好与其保持一致。强化人事制度体系，使高素质人才愿意前往经济落后地区创业和就业，引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短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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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璐.人力资源素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J].天津纺织工学院学报，2000，（6）：82-90.

第7篇：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2000年，中国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而到了201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9.7%，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进一步加快。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1〕一些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比如日本和西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经济衰退问题。〔2〕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更有着特殊性。一方面老年人基数大、发展速度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显著;另一方面区域分布不平衡，不同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跨度较大，比如早在1988年，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相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至少早了二、三十年。〔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很可能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冲击，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越来越紧迫。〔4〕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空间集聚现象。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6〕，而少数学者则认为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效应〔8〕，或者得出了一些其他结论，比如巩勋洲、尹振涛(2009)认为，人口老龄化给一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未必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9〕，但彭希哲、胡湛(2011)的观点是，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10〕从现有成果的研究维度考察，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只考虑了时间单一维度。然而大量的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各经济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表征各经济变量的数据不能被看作是从独立同分布的同一总体中产生的〔11〕，如果仅仅假定数据具有空间匀质性，忽略其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特征，其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很难有说服力。为此，本文打破既有计量分析的研究局限，将空间权重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科学合理地制订人口发展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提供科学依据。

二、将空间因素纳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问题分析框架的逻辑

经济增长是一国或区域内一定时期产品和服务总产出的增加，它既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也可以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OP来测算。若采用前者，则应保持GDPt＞GDPt－1，否则意味着无增长;若采用后者，则应保持GDPt/POPt＞GDPt－1/POPt－1。这一测量方法与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如果GDP的增长率≦POP的增长率，同样意味着无增长，而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是有重要影响的。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将人口经济问题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但最初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没有考虑资本具有再生性的问题。其后，伴随着西方国家纷纷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人口红利理论。1956年，经济学家索洛首次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且证明了产出(Y)取决于资本(K)、劳动(L)和技术发展水平(A)，其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t)=F(K(t)，A(t)L(t))，其中，t代表时间。但ClarkandSpengler(1980)摒弃索洛模型的外生固定假设，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力资源，处于青壮年的劳动力人口和接近衰老时期的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

而Thorndike(1940)从人类心理行为角度研究发现，劳动力人口进入45岁或50岁以后，尽管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技术熟练，但随着年龄上升，体力和记忆力逐渐衰减，从而影响从事生产劳动的速度、敏捷程度和质量。1954年，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与布鲁伯格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是以生命周期内效用最大化为原则的，个体会综合考虑终生的收入，将一生的消费与储蓄进行跨期最优配置。在年轻时考虑未来收入会增加，消费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在中年时，考虑偿还年轻时的债务和未来养老，收入超过消费，形成正储蓄;在老年时收入减少，消费又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14〕，所以，人口老龄化能够影响社会的总消费和总储蓄，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由于该理论存在假设条件缺陷，如储蓄无利率、生命周期与预期寿命的确定性等，因此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1998年，DavidE．Bloom与JeffreyG．Williamson提出了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供给以获得较高储蓄率形成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泉”。

2007年，RonaldLee与AndrewMa-s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人在应对老年时期的危机时会增加新的储蓄动机，在工作期积累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6〕不难看出，考虑时间因素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的文献非常普遍，但是却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同时发生的。从空间维度看，不同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已经形成相互联系，通过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流动(包括流动总量、方式和程度等)以及产品和服务贸易等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作用。由于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其质量和数量的变化有关，而影响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变动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总量、自然增长率、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变化等，以及一个重要指标———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空间现象，某一地理空间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邻近的地理空间区域具有空间上的依赖性。将空间因素纳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能使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及其结论更具有准确性和说服力。这是本文将时间与空间多维度结合进行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依据。

三、空间计量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数据的时空跨度为2000－2013年31个省级区域。考虑到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内地不同，故不纳入本文的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将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以200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度量;将人口老龄化作为解释变量，同时基于国际标准，本文将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的7%，或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作为界定标准。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采用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抚养比、老少比、总抚养比等。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完整性，本文选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及老年人口抚养比两个指标。老年人口比例根据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总人口数计算得出。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各省(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其中，2005年为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2000年与2010年为全国性人口普查数据，其他年份为1‰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由于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特征〔17〕，如果仅考虑人口老龄化单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忽略邻近区域经济增长对本区域的潜在影响。故本文采用Moran'sI指数进行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图1所示为2000－2013年全国31个省级区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数变化情况。Moran'sI指数在0.24－0.27之间波动，且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表明14年间中国31个省级区域人均GDP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再基于局域Moran'sI指数得到Moran'sI散点图，从而可以进一步揭示各省级区域人均GDP的空间集聚特征。李婧等(2010)提出为了能直观地表示Moran'sI散点图，可将结果直接标识在地图上〔18〕，我们认为比较可取。因此，利用Geo-da095i软件形成了局域空间自相关(LISA)集聚图(如图2)。图2所示，2013年中国各省级区域人均GDP在地理上呈现出4种类型的空间集聚现象:“高－高(H－H)”、“低－高(L－H)”、“低－低(L－L)”与“高－低(H－L)”集聚模式。处于“高－高(H－H)”集聚模式的主要包括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工业基础雄厚、交通便利，资源信息互动性强，能够带动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且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河北省和海南省处于“低－高(L－H)”集聚模式，与邻近省份的经济联系较弱，河北省人均GDP较低，而邻近省份人均GDP则较高;海南省从地理上与其他30个省级区域的相连关系较弱。四川省处于“低－低(L－L)”集聚模式，其周围省份多属于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区位、自然禀赋以及发展战略与政策等各方面原因的影响〔19〕，四川省与邻近省份的人均GDP均较低，经济增长较为滞后。广东处于“高－低(H－L)”集聚模式，该省人均GDP较高，但未对周边区域形成辐射扩散作用。经济增长需要依赖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的流动，而资本和劳动力在区域间的配置和流动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完整的市场中，生产要素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使其区域间要素的最终收益趋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进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过实行渐进式改革和地区间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沿海城市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其市场化程度已经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期间虽然国家在1999年便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2年提出振兴东部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但是经济发展的空间区域差距依然存在，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本文要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现实依据所在。

(三)模型设定空间相关性检验既已确定了经济增长存在空间依赖性，那么有必要将空间因素纳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空间滞后变量的类型和空间相关性作用范围两个维度，空间面板模型可以分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两类。〔20〕空间面板滞后模型主要研究因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则主要研究邻近区域因变量随机误差项对本区域的影响。因此，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可采用如下两种形式。表2给出了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的极大似然法(LM)检验统计量，由于LMLAGLMERR，所以选择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对于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通过Haunsman检验，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样本随机取自总体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较为恰当，而当回归分析局限于一些特定个体时，则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21〕由于本文按全国31个省级区域划分进行研究，显然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四)回归分析根据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非观测值效应的不同控制，分为无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效应4种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从空间滞后系数ρ来看，无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空间滞后系数ρ均为正且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邻近省级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从模型拟合优度R2和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来看，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无固定效应模型。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区域不平衡，大体上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梯度分布格局，如果假定区域之间具有相同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能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性。从固定效应模型类型来看，在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中，老年人口抚养比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表明可能存在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在时空双固定效应模型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老年人口抚养比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可能不存在时空双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反映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随空间区域变化的背景变量对稳态水平的影响;空间固定效应则反映随着空间区域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背景变量对稳态的影响。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的拟合优度均较高，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能准确体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最高，表明空间固定效应是最优模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体现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会受到经济结构和自然禀赋的影响;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体现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会受到经济周期、突发冲击的影响。但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前者的估计结果应该较后者更为理想。所有模型的老年人口抚养比系数为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系数为正，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是被抚养人口，而劳动力年龄人口不仅要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财富，还要生产满足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需要的财富，以及生产满足社会其他需要的财富，所以在社会生产中居于核心地位。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如果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社会角色，从赋闲人员转变为有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持续就业开发其人力资源价值，则可有效地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空间面板数据，在考虑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依赖性条件下，首次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建立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这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实行渐进式改革和地区间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区域不平衡与空间集聚。(2)某些省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相似空间区域省份的经济增长，故形成了4种空间集聚模式:“高－高(H－H)”集聚模式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已形成积极的相互促进效应，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低－高(L－H)”集聚模式主要为河北省和海南省，其周围省份区域的快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这两个省份的经济增长;“低－低(L－L)”集聚模式为四川省，其周围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均较为滞后;“高－低(H－L)”集聚模式为广东省，虽自身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未对周围地区形成辐射扩散作用。(3)老年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意涵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关键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但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也能有效地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同样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2015年3月，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而中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现状，考虑到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逆转，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将呈现老化，同时中青年劳动力即将率先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3〕，而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落入这一“陷阱”的国家，都没能再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

第8篇：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 经济学帝国主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F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5-0022-05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分析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新兴学科，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既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现象，也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樊纲（2005）所言，经济学侵犯其他社会科学的传统领地，而且这种侵略并不是一些人异想天开的瞎胡闹，而是一旦侵入，还真能分析出来一些原来人们没有分析出来的东西，给人们以新的启示，使学科有新的发展。本文通过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兴起和发展的简单回顾和相关研究的成功案例，试图分析经济学帝国主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启示。

1 从人口经济学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我国理论经济学学科中最年轻、发展势头最猛的专业之一。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 将原来的人口经济学扩展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它不仅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生态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整合，也是反映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与时俱进，是经济学发展里程中的重大革命。该学科的兴起与发展,也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理念, 整合多个学科,不断交融、深化的过程,学科发展存在多源头特征。这种特点可表示如下：

PREE=SD・(PE+RE+EE)

PREE表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SD表示可持续发展，PE表示人口经济学，RE表示资源经济学，EE表示环境经济学。

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中,人口经济学是较早起步、其理论和方法比较完备的分支之一。作为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马尔萨斯开启了人口经济研究的先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人口发展经历了若干重要变化,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球人口快速增长；而发达国家在经历人口增长率短暂回升之后，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日益加强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趋势,也为人口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并促成了这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消费”、“大量生产”，特别是掠夺式的生产模式使地球生态环境付出巨大代价，人类不得不面对日益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人类对自身发展前景的关注从单纯的人口与经济关系扩展到人地关系、资源稀缺性和有效利用以及环境问题等。从马尔萨斯人口增殖力较土地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再到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粮食短缺”、“能源危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莫不是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关注的产物。这些理论大多对人类前途作了悲观预期，但他们极具睿智的分析，推动了人类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迈进。1977年，美国学者朱利安・西蒙出版了《人口增长经济学》，在综合考察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和经济条件对人口影响的基础上，对人口增长的前景作了乐观估计，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81年，西蒙推出了新著《最后的资源》，使乐观论的基础由人口经济分析拓展到更广泛的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领域。在我国，张纯元等（1983）出版的第一部《人口经济学》，在提出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新概念、新框架，系统阐述人口经济基本理论的同时，也曾纳入资源环境问题；朱国宏（1995）把人口经济关系扩展到人地关系，田雪原（1996）论述了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此后，李通屏（1998）出版的《人口・经济・发展――人口经济学探索》、刘家强（2004）出版的《人口经济学新论》，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口经济学的内容，成为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种特点和创新。

出于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经济学、环境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从不同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广泛开展了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自身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资源经济学力图分析这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优化配置，研究各种选择方案、政策和工程项目的效益和成本,以及这些效益和成本的影响范围,包括地理方面、经济部门之间、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动态趋势,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李通屏等：经济学帝国主义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学科发展环境经济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兴起,而且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学科划分难以统一:人们既可以认为具体的环境是一种自然资源,也可以认为自然资源又是整个环境的一部分。一般认为，环境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自然环境保护和发展及其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学科。它至少包括环境的污染与治理,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与恢复。有争议的是,环境经济学的内容是否应充分拓展,以将全部生态问题都纳入自身研究范围之内。在环境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之间,也存在两者之间从属问题的不同主张。较多的学者将环境经济学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平行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同样源于现代经济学,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并可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现实的、有效的工具。环境经济学通过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等途径来评价环境变化的经济价值,探讨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最后设计经济机制来减缓乃至消除环境恶化。

2 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之魂

在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反思和突出环境保护发展观形成的过程中，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命资源保护”问题。1981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枯萎、粮食短缺四大问题。第二部分提出了“走向持续发展的途径”，即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能源等。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定义：“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此，可持续发展观就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1992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要求各国制定和组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迎接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包括：人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当代人与子孙后代利益相协调的发展；以人为本、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能够持续维持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战略，它从根本上革新了人类社会的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战略。首先它是一个综合的发展战略：既是一个人口发展战略，又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既是一个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战略，又是一个环境保护战略。其次，它又是一个开创性的战略。可持续发展就是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四者之间均能在质上提高，在时间上得到延伸，四者均能有一个真正可以无限延续的连续过程。这一战略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环境友好，把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作为统一整体为特点。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有效地整合了原来独立、分散的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促成了一门新兴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首先诞生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3 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的成功案例与经济学帝国主义

3.1 马尔萨斯的研究

马尔萨斯（1766-1834）是建立人口增长模型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注意到收入和人口增长在截面和时间序列中都是正的关系，马尔萨斯着手构建了人口动态的经济理论。尤其重要的是他的人口观依赖于均衡的观念，均衡取决于生存消费水平。而且允许选择在生育决策中发挥作用。马尔萨斯讨论了晚婚、禁欲和其他可以用来阻碍人口增长的方法，人口增长源于个体在生育方面的选择。马尔萨斯模型对解释他所处时代盛行的事实相当成功。不仅如此，马尔萨斯的影响远远超出他所处的时代，毫无争议地成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的灵魂人物和成功典范。其不朽贡献超出了他孜孜以求甚至终生为之奋斗的历史学和经济学。

3.2 来宾斯坦（H.Leibenstein）的贡献

来宾斯坦教授早年攻读经济学，先后任伯克利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代表作是《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1957）。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加以探讨。他最早运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考察家庭的生育决策，提出了生产孩子的成本―效用分析，建立了生育率研究的微观人口经济模型，开辟了现代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

3.3 新领域的开辟者――贝克尔

由于以“经济分析”研究“非经济问题”著称，贝克尔于199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首要推广人。50年代，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分析的是传统市场以外的话题。其后，他进军家庭、生育、犯罪、离婚、甚至生物学领域，皆遵守经济学的公理与逻辑”（张五常，2005）。而且，这种努力战果辉煌，几乎所向披靡，令其他学科大跌眼镜。贝克尔(1976)认为，经济学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已囊括人类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决定。他建立的选择模型把生孩子看作是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认为：孩子产生的服务流将持续很长的时期，很像是一辆汽车或电视机，因此，人们可以按照消费和需求曲线谈论人口增长问题。

3.4 D.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认为，人类目前和未来的困境是由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和污染五个基本因素制约的,并且这五个因素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最终制约地球上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维持现有人口的增长率和资源耗费率不变，那么，由于世界的粮食短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可能发生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该书敲响了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警钟，促成了人类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迈进。因此成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最经典的成果之一。

3.5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在《新人口论》发表以前，马寅初（1882-1982）因经济学而著名。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从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生产力发展、原料与粮食生产、人民生活水平和科学事业等的内在联系出发，论述了新中国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尽管他发表《新人口论》时已逾古稀，尽管当时的社会贤达如邵力子、孙本文、吴景超等与他有类似主张，但马寅初的光芒使其他社会学家、人口学家黯然失色，同时也使他一生对经济学的贡献显得无足轻重。

这些成功的案例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好诠释，同时也验证了经济学已经帝国主义，而且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成功。事实说明，人口、资源与环境不是经济活动的外生因素，因此不可避免地纳入经济学家的视界，经济学家对它的敏锐和洞察力不应该逊色于其他领域的学者。同时也说明了经济学地位的提升。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拉齐尔（Edward Lazear，2000）指出，这不是经济学家的运气，也不是经济学家的内在魅力。而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有固定的语言，它允许复杂的概念被写成相对简单的、抽象的术语。经济学家在其他社会科学不能播种的地方播种，因为经济学家喜欢抽象。正是抽象力使我们能够回答复杂世界的问题。经济学的力量在于其严格的条件。党国英（2001）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科学帝国主义”的表现。经济学以数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又倡导实证分析方法，使自己较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具有“可证伪”的性质。当今时代是“科学帝国主义”的时代，经济学在这个时代如鱼得水。

4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快速融合，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该学科的设立，不仅使经济学生机焕发，也使相关学科摆脱了“有气无力”和“朝阳夕阳之争”的窘境。

4.1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和学科增长点

1998年，国家教育部学科分类目录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设立为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受到学术界广泛响应，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点从无到有，博士点已发展到20多家，硕士点已由星星点灯发展为燎原之势。高校和学术界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蓬勃开展，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同名的教材或专著（杨云彦1999；杨昌明2002；张象枢2004；钟水映2005；邓宏兵2005；王珍2006）不断涌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4.2 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

强调可持续发展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主线。杨云彦（1999）认为，从广义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内容，也包含了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由此形成四个分支学科，即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构成这个学科的核心，是狭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杨昌明 (2002)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贯穿章节及其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的主线。张象枢（2004）认为，从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旨在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可视其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钟水映（2005）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贯穿整个学科理论体系的主线。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但还存在着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争。主张用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5 建立与时俱进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5.1 充分认识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要性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受多种因素限制，该学科对象不确定、体系不严谨、框架不完善的问题依然存在，致使人们仍然感到无所适从、难于捉摸。在研究对象上，有学者认为“是一门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三大要素及其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保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有学者界定为“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稀缺性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有的认为是“以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各自所起的作用”；有的认为，人口、资源、环境分别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进行研究，因而它的对象只能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交叉部分。还有的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总体与全过程的经济学”，是经济学视野的扩展，因而可视为广义经济学。在学科体系和分析框架上，虽然把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统一到了经济学的麾下,但是在具体进行分析的时候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割裂了三者的相互联系,只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并没有把三者统一到一个科学严谨的分析体系之内,由此成为学科发展的硬伤。

综合来看,既有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内涵限定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倾向,也有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过分泛化,无限扩大或引申到其他领域，大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解决地球上一切问题之势。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强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特殊性的一面,而对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学科的共同性方面，则注意不够，凝练不到位，在应有的经济学规范和体系结构方面存在不足，对经济学的新成果、新方法反应迟钝，甚至淡化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因此，在理论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有很大发展空间。在实践上，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转变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一个和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社会,需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嫁衣裳。

5.2 准确定位学科性质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后果，揭示人类行为规律的行为科学或行动科学，因而与揭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不同。很多社会现象无法重复和试验，得出的结论只能在有限条件和有限范围内成立。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较“硬”，社会科学揭示的规律较“软”。而经济学位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中间地带，是社会科学中“最硬的的软科学”。经济学理论很可能采用数学形式，数学化和形式化的趋势得到了相当重视，并在当代经济研究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这种对硬科学的模仿，既不能保证她获得与硬科学同等程度的科学性质，又没有在专业群体中达成共识。马兰沃（EMalinvaud）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经济学与硬科学越来越近了，由于根本的原因，两者的差别将不会消失。甚至，两者之间的差距在将来也几乎不可能缩小。由此，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不难定位，作为经济学中的年轻成员，它依然是软科学。当然，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努力开辟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应用空间，应予鼓励和提倡。但是，不切实际的扩大它的边界，认为它可以包打天下、并吞八荒，动辄与硬科学攀亲，将有损学科的持续发展。

5.3 用主流经济学武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必须与主流经济学与时俱进。上个世纪后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逐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主流经济学发生了迅速的范式革命。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与日俱增，由此对政治经济学为主导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形成猛烈冲击，经济研究正由政治经济学为主导向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并重的范式转变，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对教学、科研、乃至政府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国光2005）。中国进入了经济学知识更新最快的时期，这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能否与主流经济学与时俱进，能否体现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不仅是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本能，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以人口经济学为例，1983年，张纯元等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体现了当时我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涵盖了人口与经济及相关领域的主要问题，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1987年彭松建教授出版的《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反映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动向，开辟了人口经济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至今仍深受欢迎。从国外来看，莱宾斯坦的《经济落后与经济成长》，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也反映了经济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他奠定的微观人口经济理论，显示了超强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力作。贝克尔的“时间配置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家庭论”等在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有口皆碑，这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深有启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需要与时俱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家需要一些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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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　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关系

一、引言

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最早涉及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了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日”模型，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后经洛克斯等人的补充和发展，认为19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出口的增长最终会导致GDP的成倍增长；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产量，降低成本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从实证分析方面来看，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作用方面也进行了很多研究，但由于研究的方法、采用数据各不相同，其结论也不尽相同。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化国家在1960－1973年期间的数据，运用秩相关检验分析了实际GDP平均增长与实际出口平均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Jordan Shah&FionaSun(1998)通过分析出口、工业产量、劳动力、进口和资本支出等变量的关系，得出我国的出口与实际工业产量之间有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陈家勤(1999)通过对进出口依存度、进口对GDP增长弹性的研究，得出进口增长对拉动GDP增长具有较大作用的结论。林毅夫(2001)通过联立方程组，得出出口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作用。

纵观上述研究，可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关系。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且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使得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数量关系。因此，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江苏省对外贸易中的进口额(IM)和出口额(Ex)作为主要分析指标，用反映宏观经济指标的GDP代表经济增长。样本区间选择1985－2005年度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由于GDP是以人民币元计，而进、出口额是以美元计，故首先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提供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年平均汇价，将进、出口额的计算单位统一换算为人民币元。另外，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再利用消费价格指数对三个指标进行平减，然后对平减后的数据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在利用OLS等传统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时，如果时间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则容易产生伪回归，从而使模型不能真实地反映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因此，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发生。首先应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

由表1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n(EX)、h(IM)和Ln(cDP)是非平稳的，但是三者都是一阶平稳的。所以，以上序列均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

2、Ln(EX)、Ln(IM)、Ln(GDP)的协整检验

为了确定LOG(GDP)、LOG(IM)、LOG(Ex)三个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根据Johanson的最大似然法来检验Ln(EX)、Im(IM)和Ln(GDP)之问的协整关系，Jo－hanson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是根据是非约束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p来确定，根据AIC原则和sc原则，并结合LR检验，得到最优滞后阶数为I。检验结果如下表2(检验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口量、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量都分别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国内生产总值、进口量和出口量三者之间也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具有同向的变动关系，且此三变量之间的关系符合凯恩斯的宏观经济需求拉动理论。

3、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关系检验说明了三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因果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其中，滞后期的确定根据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得到，其滞后期数为1。检验结果见下表：

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上，进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进口的原因；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同时，进口与出口之间均不存在Grange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也表明了研究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际可行性。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可以看出：

①进、出口都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进、出口的Gratiger原因，即进口与出口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说明对外贸易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也有拉动作用，但经济增长还没有实现对进口、出口的增长效应，不能为进一步进口、出口增长作贡献。

②进口与出口之间均不存在Grnage因果关系，即进口的增长不影响出口的增长，出口的增长也不影响进口的增长。

③可以说明江苏省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区域，大量出口促进了经济增长。

上述结论可以看出，出口和进口对江苏省的经济都发挥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对外贸易与江苏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江苏出口比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更大，可以说明江苏的经济增长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主要依赖大量的出口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二)建议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并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发挥外贸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笔者拟提出以下建议：

1、调整进口策略

实证分析绪果表明，进口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推动作用，调整进口策略是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应继续鼓励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创新成果及紧缺的资源和原料的进口，限制低科技含量的要素和产品的进口，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及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升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提高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可以间接地加快出口增长，从而使进口通过影响出口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改善出口产品结构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并有下滑的趋势，江苏省又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全省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其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货物贸易出口层次低，目前出口商品的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消耗资源较多的加工产品。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出口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也非常明显。因此，必须切实改善江苏的出口产品结构，发挥出口的作用，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提高产品的技术和资本含量，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第二、加快制定实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规划，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为突破口，推动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第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速培育多元化的出口主体。应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和私人资本参与外经贸企业的重组，加快国有外贸企业改制步伐。实施“贸易主体多元化”战略，给更多的科技型、深加工型企业申报外贸进出口经营权，这样就可以通过扩大出口企业的规模来推动出口的增长，进而加快经济增长。

3、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

只有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取得竞争优势，企业只有通过持续快速的技术创新，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科技创新：第一，加大研发投入，为产品创新及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第二，积极引进技术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技术装备。第三，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管理者素质，为企业创新提供内在动力，如为员工提供再学习机会及环境，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学习型组织等。第四，企业积极与科研机构及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即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