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经济全文(5篇)
第1篇：全球金融经济范文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崇的新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总爆发，集中暴露出它们所推崇的金融领域“去规制化”进程严重忽视金融全球化发展本身的规律和特点，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的有效监管，丧失了应有的预警功能。
其次，当前的金融／经济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现的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本质上是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凸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市场运行对资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应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而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的国别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的经济运行体制与国别化的经济决策体制之间矛盾的累积和激化。
二、世界经济格局新的结构性调整和重组拉开序幕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势有五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危机发生至今全球工业产值和贸易规模的萎缩比例来看，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已经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
其二，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在各国经济衰退的阴影下有所抬头。
第三，美、欧、日等国经济实力都因受到危机的直接严重影响而削弱，但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来新兴大国的增长态势将更大程度取决于各自完成经济刺激和结构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和时间长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机无法改变全球化经济深入发展的大趋势，包括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大国等所谓“全球化中心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相互密切关联和影响将持续加深。最后，从整个世界范围和中长期的影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全球化边缘国家”的经济打击将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国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力量发展差异将在短期内继续扩大。金融危机同时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一方面，金融危机标志着美独霸金融体系格局的结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变革正在加速
第一，尽管金融危机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等核心成员的对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内向性有所加强，但主要国家仍表现出强烈的化危机为机遇的意愿，力争以改革国际金融机制为突破口，在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革进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再次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全球化时代跨国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国合作的紧迫性和可能性，G7等发达工业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难以独自应对，不得不在半年内连续召开两次G20峰会进行全球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兴大国不但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架构中崭露头角，而且相互机制化合作意愿明显增强。
第2篇：全球金融经济范文
(一)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一些学者研究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和机制性原因。应霄燕认为，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各种反经济危机政策和措施叠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1］刘志强认为，一国内部制度的策略性博弈、财政收支制度的软约束和非正式规则下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都是财政风险形成及扩大的重要原因。另外，欧元区的外部制度也是促使财政风险向债务危机转化而没有平稳过渡的重要因素。［2］陈新认为，欧债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救助机制失调。基于道德风险考虑，欧盟本无成员国货币救助机制。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试图增强金融稳定机制的作用，但却面临各成员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和利益立场歧异导致的决策困境。［3］一些学者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等方面揭示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陈志昂等认为，希腊等国长期以来不仅承受着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同时面临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冲击，导致产品丧失竞争力，这种结构性矛盾与失衡产生“夹层效应”并最终引发危机。［4］郑慧认为，公共财政负担沉重、经济缺乏竞争力是引发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别差异较大是引发债务问题的结构性原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缺失是引发债务问题的制度性原因;救援计划迟缓出台、措施实施困难重重是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现实原因。［5］郝宇彪等认为，希腊等五国长期形成的高额财政赤字是引发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下调希腊等五国债券评级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起了助推作用;欧元区的经济制度缺陷与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6］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
一些学者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孟艳认为，主权债务风险加大将拖累全球经济发展:使经济复苏前景更不乐观，加剧了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使未来通货膨胀风险日益增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资产贬值和经济滞胀风险。［7］孙韶华等引用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梁艳芬的观点，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从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扩散，从公共财政领域向银行体系扩散，引发金融市场持续大幅震荡。各成员国债务链相互交织，危机加深并拖累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上升。［8］一些学者着重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郭春松等认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有以下影响:一是使中国外汇储备风险剧增。二是使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增大。三是中国出口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四是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9］姚铃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中国和欧盟经贸合作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使中国对欧出口增势明显减弱;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对华贸易政策会更加激进;欧盟自贸区战略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对欧“走出去”面临两方面处境，一方面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很多欧盟国家和企业资金短缺，为中国企业扩大对欧“走出去”提供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企业还不具备在欧盟这一成熟市场开展大规模投资经营的能力，勉强进入，最终可能大败而归。［10］
(三)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谢世清认为，欧洲主权债务与“中国式主权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区别。虽然我国并不具备爆发“欧洲式主权债务危机”的相关条件，但由于地方政府权责不对等、热衷追求GDP和政绩工程、经济发展模式不合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我国仍存在爆发“中国式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11］郑慧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有如下启示:审慎退出经济刺激计划，防止宏观经济大幅波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重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管理好热钱的流动，防范投机资本的冲击;完善金融体系，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12］王黎明等认为，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金融市场的监管，避免经济无序发展。在房地产政策调控方面，除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外，对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要采取适当的行政干预。［13］
二、贸易保护主义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
(一)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
高虎城认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将贸易摩擦与国内政治挂钩。二是企图利用贸易摩擦影响和改变贸易伙伴经济体制与政策。三是不断挑拨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四是挑起贸易摩擦制造谈判筹码。［14］韩景华等认为，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不再局限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而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尽快摆脱经济危机上。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体现出许多新的趋势，主要有:采取货币贬值、提高关税、进口限制、补贴及技术贸易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使世贸组织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作用受到限制;以“碳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凸显。［15］陈龙江等认为，全球贸易保护呈现一些新的特点:经济复苏后发达国家仍是全球贸易保护措施的主导者，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贸易保护措施的种类繁多，其中，贸易防御措施、关税措施和国家援助措施占主导;中国是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者;金融中介服务、交通运输设备、基本金属和农产品部门是全球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受害部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影响范围更广。［16］
(二)造成中美贸易失衡和摩擦的原因
黄晓凤等认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与中美贸易失衡存在直接关系，且具有相互促进的“放大效应”，出口管制是引发并加剧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17］杜晓郁等认为，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为:第一，中美国际地位失衡，中美两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知识产权纠纷、社会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存在国际地位的严重失衡。第二，国际分工体系是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三，汇率问题的背后是国际货币体系失衡。［18］于友伟认为，某些贸易伙伴国贸易收支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其经济总量扩张导致对“中国制造”需求增长所致，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有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要减少其相对于中国的贸易赤字，关键是逐步取消对华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试图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改善贸易平衡的想法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所在。［19］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陆燕认为，在后危机时期，面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应注重五个方面: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坚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积极妥善应对国际经贸摩擦。［20］马双等认为，中国对特保案等问题可采取以下针对性对策:政府继续加强磋商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打破跨国公司的合谋动机。［21］韩景华等认为，针对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我国应适当调整战略。规避贸易保护主义，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从应诉者到申诉者的角色转换，积极参与贸易救济规则的多边谈判，推动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修改;推动和参与碳减排协议，发展低碳经济，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贸易预警和贸易调查制度的作用，健全快速反应机制;促进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战略，开拓新市场。［22］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安全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
一些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对金融安全、产业安全、贸易安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并揭示了其原因。丁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方盲目大量引进外资，并放任其控制我国许多重要产业，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受到威胁，这是我国当前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金融风险特别是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是我国当前经济安全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受国际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23］郁德强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呈现一些新特点，这对我国的产业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我国被动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某些关键行业的资本和技术控制权被跨国公司占据;有些市场被跨国公司控制。［24］刘薇娜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转轨国家的贸易安全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安全不能闭关锁国，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转轨国家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具有同样的话语权，也不可能获得均等的利益。转轨国家的贸易安全受到很大威胁的主要原因:一是其经济基础薄弱，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二是外贸依存度很高。三是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四是WTO的某些规则和协议约束着转轨国家外贸制度与政策的选择。［25］一些学者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经济安全的内在作用机理。郑柏清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条件趋同。拥有较高金融安全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有利于其经济发展;金融安全水平较低、国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却不能因全球化程度的深化而受益。［26］张汉林等认为，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扩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原因可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长期内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由低级部门向高级部门的转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27］陈炳才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会威胁一国的金融安全，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些外部因素主要有:美元制度的缺陷;金融资本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通常也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投机资本，对以实体经济为主的非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构成巨大威胁;外部危机传染导致的连带危机。内部因素主要有:急于通过开放来谋取利益、获得地位，但结果适得其反;资本市场开放过早导致危机;外部资金过度流入导致金融泡沫而产生危机;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过高甚至远远超过外汇储备而导致的偿还危机。［28］
(二)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安全的策略
叶卫平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国家经济安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控制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风险;加快转变内需与外需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安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利于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安全。［29］丁志杰认为，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需要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更深层次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完成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由储蓄者和存款者向投资者和银行家角色的转变。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对外投资步伐;实施金融强国战略，提升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外贸结构，重视贸易的福利效应;控制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实现储备的保值增值;协调对外开放政策，防止国民财富漏损。［30］卫兴华等认为，重视我国的经济安全，首先，要处理好发展内资与外资、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统一起来:一是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重在依靠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适当降低对引进外资的依赖，按照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来利用外资。三是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发展自主品牌，破除对“比较优势”的迷信，不能满足于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不能不顾付出过高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应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的局面。其次，维护好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构建合理有效的金融安全管理框架。要做到以下几点:维护中国的金融主权，谋求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构建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实施有效调控和监督;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再次，要处理好财富分配关系，缓解和遏制两极分化。坚持、发展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1］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一些学者分析了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指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王道平等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在该体系下，汇率调整很难解决储备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全球失衡问题;无论储备货币国选择国际收支盈余、赤字还是平衡的政策，都难以避免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不稳定。［32］朱纯福认为，美元的内在矛盾成为世界经济失衡、汇率大幅波动及流动性泛滥的重要因素。解决美国主权货币国际化助推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问题，需要美国政府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大调整，还需要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从美元主导的单一货币模式转变为多元模式。［33］另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姚大庆认为，美元全面发挥了国际间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的职能。从国际可交易性来分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元的核心地位无法动摇。［34］谢世清认为，二十国集团峰会(G20)推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与IMF份额极不匹配的状况。然而，份额改革只是IMF整体改革的一部分，IMF治理结构还遗留诸多问题，如领导人选拔程序不透明、执董会席位分布不均衡、政策决策程序仍由发达国家主导等问题。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机构，IMF的改革仍有待进一步深化，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35］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和方案
戴相龙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行方案，就是建立主要货币汇率有协调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的改革方案应是促进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建立非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目前很难做到。［36］郑新立认为，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从四方面努力: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监测预警制度;建立国际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机制;发挥G20对构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37］乔依德等认为，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终极目标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在目前尚无法设立世界中央银行、创建世界货币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的改革路线，核心内容是在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加强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通过扩大SDR的发行规模、增强其国际货币职能来推动改革。［38］王永利主张，必须加快推进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尽快扭转货币失控、信用泛滥的局面。严格控制各国货币的信用投放;对金融产品和交易进行甄别和有效控制;加强贷款人贷款投放的用途限制，并同时加强借款人资金使用的监控;强化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制度;适应全球化要求，尽快统一全球财税金融政策和监管。［39］
(三)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策略
陈绍锋认为，短期内，我国应联合其他国家敦促美国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将购买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的资金转向投资海外实业和企业并购;从中长期看，我国仍应在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等方面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适时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我国恰当的政策选择。［40］赵柯认为，中国与欧盟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合作有很大空间，通过双方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巨额融资”能力，对建立一个更为公平、有效、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41］高海红认为，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现阶段可行的步骤是，以储备库增资和机制多边化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区域流动性机制，并在中期建立区域货币基金;大力鼓励在区内贸易、投资和金融救助中使用本币，增加新的本币计价的区域债券发行;区域汇率政策协调可设定一个开放性的目标，在可行范围内考虑联合行动的必要性。［42］
五、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一)人民币国际化前景
高海红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以人民币区域化为起点。中国在东亚区域的经济联系以及中国参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建设，构成人民币扩展在东亚区域使用的基础。将中国香港作为在有限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下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岸外市场，以及发挥人民币在东亚区域汇率协调中的作用，是实现人民币区域化路径的重要环节。这将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甚至载体货币。［43］徐奇渊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第一，人民币流出和回流的机制进一步完善，与其他经济体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开展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动了境外个人人民币业务发展。第二，人民币的投资渠道进一步丰富，为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做准备:在中国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香港金管局签署了《补充合作备忘录》，为开发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产品创造了条件。［44］
(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和制约因素
徐奇渊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还有待提升;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其发展的广度、深度仍不够，金融市场的弹性和适应能力较弱;出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目前中国仍对资本项目实施较为严格的管制，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可兑换;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向周边地区的贸易、金融扩展，将引起美、日的警惕。［45］李婧认为，进一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运行面临诸多挑战。在制度层面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在不显著改变原有框架下开放金融市场，提高银行业的服务能力和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完善外汇市场，改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同时，中国需加强亚洲生产网络的建设，逐步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外贸企业的定价能力。［46］郝宇彪等认为，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汇率与利率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不可自由兑换，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因素，然而其根本障碍还在于我国科技水平较低、产业结构滞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转变以及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等实体经济因素。［47］
第3篇：全球金融经济范文
受主要发达国家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交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政治和经济制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2011年世界各国经济出现集体减速的征兆，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加，总体形势十分严峻。但只要有关国家能够积极携手有效应对，世界经济还是能够避免“二次探底”，仍有望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尽管各国际组织也都相继降低了对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结果也不尽相同，但预测方向还是基本一致的，即2012年将基本维持2011年的低速增长态势。2011年9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维持在4.0%的水平；世界银行对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为3.6%；联合国12月的报告预测全球经济2012年将增长2.6%；亚洲最大的信息咨询公司野村证券预测，尽管2011年全球经济屡次受到打击，但仍将实现3.8％左右的增长，尽管全球经济增长明显面临下行风险，但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有望达到3.2％。①
1、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都不同程度面临债务负担沉重、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乏力等困境的挑战
（1）美国经济复苏放缓，经济形势仍很严峻——美国经济复苏步伐放缓
201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GDP季度增速分别为0.4%、1.3%和2.5%（均为环比折年率），低于2010年3%的水平。②经济复苏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紧缩财政政策的困扰和前期刺激性政策效应的弱化，使得私人部门持续疲弱，尤其是个人消费支出增长乏力，无法维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投资方面，2011年前两季度美国投资虽保持正增长，但增速分别仅为3.8%和6.4%，远低于2010年同期31.5%和26.4%的水平。私人消费支出方面，一季度美国私人消费按年率仅增长0.4%，拉动经济增长0.3个百分点，为复苏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二、三季度情况有所好转，从前三季度整体看，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增速为1.7%，但由于消费需求在美国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高达71%，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达到1.2个百分点，可见，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其次，就业市场疲软和失业率高企成为阻碍美国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因为美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者开支带动，而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得民众无法增加支出，从而使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面临挑战。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的高位，而且呈现长期化的趋势，出现了四、五十岁白领大量失业的问题。——美国为刺激经济采取了多种措施。从长期来看，为了重振美国经济，美国提出了重振制造业计划，扩大国家创新优势等战略，为未来美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从目前来看，美国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并没有发生，新能源和低碳、信息技术、生物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今尚不明朗，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较长时期的滞涨，低增长将成为常态。从经济增速变化趋势来看，2011年第三季度经济表现明显好于上半年。而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在节假日个人消费增长带动下，有望高于前三季度水平，达到2.9%。经济形势总体趋于缓和并朝好的方向发展，短期内美国经济已经基本摆脱“二次探底”的可能。尽管各大预测机构认为美国2012年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但都一致认为美国经济下行空间有限，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CBO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5%左右，“蓝筹共识”（BlueChipConsensus）综合私有部门50名经济学家预测美国2012年经济增速将为2.3%，“大型企业联合会”（TheConferenceBoard）的预测值为2.1%。毫无疑问，时至今日，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还存在，并有可能继续发酵，但我们丝毫不能低估美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目前，美国经济在“阵痛”中已开始深度调整，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已经步入了复苏轨道，银行业和金融市场已经恢复稳健。首先，自2010年10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信贷按年率一直保持正增长，2011年7月已接近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促进了消费需求的扩张。其次，2011年3月以来，美国房价已连续保持上涨势头，房价回升有助于提升消费能力和投资信心，减少银行住房抵押贷款损失。第三，美国工业生产保持旺盛的扩张态势。2011年前9个月，工业生产同比增长均在3.2%之上，是2001年至2008年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从制造业新增订单来看，同比增长都在10%以上，这也远远超过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另外，美国权威行业研究机构供应管理协会（ISM）的数据显示，2011年9月，美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26个月扩张，增速比上月略有提高。第四，美国银行体系状况逐步改善，2011年前两季度，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分别实现3.6%和15.2%的正增长，二季度银行贷款违约率降至1.68%，已接近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
（2）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累加，存在严重衰退的可能
2011年以来，欧元区债务危机几经折转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近期出现了债务危机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蔓延、从公共部门领域向银行体系蔓延的趋势，欧元区经济严重受挫，总体表现为衰退风险加大。首先，从经济增长形势看，欧元区经济下行趋势明显，2011年二季度经济增长由一季度的0.8%大幅下滑至0.2%（环比），曾经表现强势的德、法两国经济几近停滞，英国经济也呈现下行态势。其次，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居高不下。2011年11月欧元区失业率为10.3%，创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失业率均创下历史新高，分别高达22.6％、17.6％和12.5％；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失业率分别为9.9％、8.3％和8.1％。此外，外贸进出口增速双双下挫。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严重冲击了欧洲银行体系、消费和投资者信心。目前，反映欧元区经济信心的经济敏感指数、商业景气指数和制造业PMI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且已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而更为严重的是，组成经济敏感指数的工业、建筑业、服务业、零售业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均连续3个月下滑。欧元区经济处于衰退的边缘。如果按照风险程度划分，未来欧元区经济的发展存在以下两种可能：一种情景是欧元区陷入全面衰退：欧元区国家无法有效化解公共债务风险，尤其是在欧洲债务出现大规模重组或者违约的情况下，债务危机通过银行体系冲击到实体经济，2012年欧元区经济将陷入全面衰退。欧盟截止目前所采取的救助措施并没有有效地阻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受到波及的欧元区国家数量日益增多，欧债危机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扩散至西班牙、意大利（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欧元区未偿还债务最多的国家）、比利时，随着资本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也因为施救其他重债国以及本国经济增长疲软受到拖累。2012年一季度为欧洲重债国的债务集中清偿期，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2012年到期债券的本息合计高达3760亿欧元，希腊2012年到期债券和贷款的本息合计563亿欧元，西班牙到期债务本息合计1654亿欧元，比利时到期债券本息合计710亿欧元，葡萄牙到期债券和贷款的本息合计288亿欧元，爱尔兰到期债务本息合计99亿欧元。③如果没有更有力的救助政策出台，欧洲整体经济形势悲观，欧洲经济的下一轮全面危机可能在2012年到来。当然，我们希望欧元区各国和国际社会能及时、有效地采取各种救助措施帮助欧洲度过危机，不过，一旦政策失误将使欧洲主权债和欧洲银行出现无序重组，2012年欧元区经济将陷入深度衰退，全球经济也将受到巨大冲击，当然此情形为极端假设情形。另一种情景是经过努力到达增长与衰退的边缘：部分欧元区经济体2012年可能出现一到两个季度的负增长，欧元区整体经济在2012年一季度将会出现轻微衰退，欧元区经济2012年全年处于增长与衰退的边缘。当前，虽然欧债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危机直接冲击的是居民、金融机构和国家财政，对企业影响是间接的，发达国家企业的现金流仍然充足，技术水平仍然领先，且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发展，欧元区国家工业仍然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2011年8月，欧元区工业生产继续7月的回升势头，环比增长1.2%，同比增长5.3%，前8个月平均水平超过历史同期水平，显示欧元区实体经济基本面尚好。如果在2012年欧洲重债国巨额的债务密集到期来临之际，欧盟、欧洲央行、欧元区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能够及时、充分和得当地采取救助政策，能够有序地解决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将危机控制在少数几个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欧元区整体经济则不会陷入全面衰退，增速预计在1％左右。
（3）日本经济将在地震灾后重建带动下实现缓慢复苏
2011年日本经济在地震和核泄露双重冲击下受到重创，已连续三个季度增长为负，但下滑幅度出现明显收窄。日本的出口、国内消费者信心、制造业PMI值等数据均显示出回升势头，表明大地震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在逐渐消退，日本经济逐渐呈现好转迹象。日本经济景气指数表明，当前日本经济整体处于缓慢复苏阶段。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经济景气指数，日本经济景气在地震后的2011年4月触底之后，5月开始回升，6月上升至90.4，达到阶段性高点。10月反映日本经济景气现状的一致指数为90.3，同比上涨1.2%；反映最近经济形势的滞后指数为82.3，同比小幅下降0.3%；预测今后数月经济形势的先行指数为91.5，同比下降1.8%；综合判断，2012年，日本经济在政府投资、设备投资和耐用品消费等方面灾后重建的拉动下，有望加快复苏，2012年日本经济可能实现温和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仍面临债务负担沉重、劳动力缺乏、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等很多深层次问题，导致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在世界经济中难以发挥重大作用。
2、发达国家风险因素正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
金融等渠道向世界各地传递，但新兴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尽管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已经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现了全面复苏，经济进入新一轮扩张期，但由于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措施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同时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新兴经济体国内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在金砖五国中，印度和俄罗斯的通胀率均高达9%以上，巴西和中国的通胀率也分别达到了7%和6%以上的水平。世界经济是一个统一整体，各国必然都会受到全球整体经济的影响而不能独善其身。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大幅震荡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2011年9月以来相关国家和国际机构纷纷下调经济增长率预期。巴西央行将2011年GDP增长率预期从3.84%下调到3.79%，2012年从4%下调到3.9%。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将2011年GDP增长率预期由原来的4.2%下调至4.1%，同时预计经济恢复快速增长不会早于2014年。墨西哥银行最新估计2011年经济增长率将为3.8%—4.8%，比此前的预期分别下降了0.2个百分点。亚洲开发银行在9月报告中，将印度本财年（2011年4月1日到2012年3月底）经济增长预期从8.2%下调至7.9%，并把下一财年增长预期从8.8%下调至8.3%。虽然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也在放缓，但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究其根源在于当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资本积累快速增长的周期，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在技术上又可发挥后发优势；人口众多且年龄结构年轻，中产阶级队伍快速扩大，消费意愿和能力在不断增强。而上述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并不会消失或减弱，将继续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补性在逐步增强，围绕着连接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新贸易通道”所建立起来的商业联系使得贸易往来和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就中国而言，2010年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经由“十五”末期的42.7%提高到48.3%；另一方面，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处于转型时期，均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由此带动了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3、债务危机和金融风险仍将继续存在
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饱受债务危机的威胁。从欧债危机看，2011年欧债危机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截止目前欧盟所采取的救助措施并没有有效地阻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受到波及的欧元区国家数量日益增多，欧债危机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扩散至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随着资本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也因为施救其他重债国以及本国经济增长疲软受到拖累。截至2011年11月，欧元区国家只有德国、芬兰和荷兰的主权债CDS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欧债危机呈现从公共部门向银行体系蔓延的趋势，欧洲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市场对于欧洲银行业信用风险的担忧程度加深，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并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美国债务危机也很严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100％。考虑到州和地方政府情况，美国债务形势更加严峻，处于危机边缘。美国政府债务较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尽管美国暂时没有出现违约债务，但是至今美国仍未能就削减1.2万亿美元赤字达成一致，2011年8月5日，评级机构标普将美国长期国债信用评级由AAA下调至AA+，长期展望负面。2011年11月28日，评级机构惠誉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惠誉在声明中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居高不下且仍在增长的债务负担，与其AAA评级不符，尽管美国在主权信用基本面方面存在其他有利因素。”④日本债务危机也不容乐观。日本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00％，中央财政支出每年用于国债利息支付的比重为23.3％，每年中央财政收入一半左右又要靠债务融资。尽管日本债务主要以中长期为主，并由国内投资者持有，但债务的恶性循环与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叠加，很可能使得日本债务形势恶化。债务危机的解决，一方面要依靠各发达经济体进行彻底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改革，从而扭转以财政赤字维持国民高福利的局面；另一方面则需要各国实现更为均衡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来提高政府的偿债能力。然而，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发达经济体国内改革步履维艰，抗议声不断，债务问题短期内难有改观，债务危机将是发达经济体长期面临的问题。债务危机使投资者信心遭受重击，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风险加剧。2011年7月中旬以来，对欧债危机恶化和全球经济陷入“二次衰退”的担忧使全球投资信心濒临崩溃边缘，引发金融市场大幅剧烈震荡。全球股指和国际油价数个交易日的单日跌幅超过5%，衡量投资者恐慌程度的标准普尔VIX指数甚至在8月8日跳升至48，达到金融危机后的最高点。全球股市大幅下挫，截至2011年9月15日，与年初相比，美国标普500指数已下跌4.9%，德国DAX股指下跌21%，法国CAC股指下跌22%，伦敦富时100股指下跌11.2%，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7%。而金融市场持续走弱又与经济放缓相互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导致信贷紧张，信贷紧张又会导致投资和消费放缓，投资和消费放缓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历史经验表明，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危机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取代长期经济增长本身所需的动力。经济快速增长轨道有赖于经济转型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而当前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政策大多是短期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尚不明朗，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将继续存在。
4、全球将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剧烈震荡。2011年年初，受世界经济复苏较快、全球流动性过剩加剧以及中东北非地区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纽约西得克萨斯轻质原油价格（WTI原油价格）由2011年年初的91美元/桶增至5月初的110美元/桶左右，增幅达21%；而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BRT原油价格）则由年初的95美元/桶增至5月初的126美元/桶，增幅达30%。进口铁矿石平均价格从年初的每吨89.89美元上涨到10月份的每吨175.92美元，涨幅高达95.71%。黄金价格经历了缓慢上升、快速上涨和急剧跳水的波动过程。1—6月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从1422美元/盎司攀升至1502美元/盎司，升值幅度为5.6%，并一路飙升到一度突破1900美元/盎司，此后受欧债危机影响黄金价格大幅度缩水，9月底黄金价格已降低到1600美元/盎司附近的较低水平。自10月份至今，黄金价格进入一个窄幅震荡整理的阶段，基本保持在1600—1800美元/盎司的运行区间波动。总体来看，2012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将受到供求基本面、全球流动性状况、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性、美元汇率走势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其中全球宏观经济因素主导的供求基本面是根本性因素。从需求方面看，2012年世界经济将持续处于低速增长状态，这意味着未来对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将较为温和，降低需求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从供给方面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强调结构调整和供给管理，从而抑制物价上涨。但是由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的货币政策仍维持宽松，全球流动性充裕的局面并未改变，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相对强劲的支撑，大宗商品价格仍将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在新的平台上高位震荡。二是发达经济体系经济复苏进程放缓，通胀压力开始逐步增大。在经济复苏放缓、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同时，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却在逐步攀升：2011年5月以来美国总体通胀率一直保持在3.6%左右，居民能源消费价格指数年增长率分别达21.5%、20.1%和19%，核心通胀率也达到了2%的警戒目标；欧元区通胀率也明显上升并已连续9个月超过2%的警戒线，英国通胀率更是高达4.5%。依据当前的形势判断，英国已经陷入了滞胀，而美国和部分欧元区国家正在步入滞胀。2012年，由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需要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预计发达经济体仍将继续面临一定的通胀压力。三是新兴经济体通胀形势依然严峻。尽管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已经率先实现了全面复苏，并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但由于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措施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同时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新兴经济体国内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在金砖四国中，印度和俄罗斯的通胀率均高达9%以上，巴西和中国的通胀率也分别达到了7%和6%以上的水平。
5、政策因素影响
2012年全球经济走向在欧洲债务危机不断深化和蔓延、全球经济面临巨大下行风险的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将刺激经济增长作为决策优先考量的因素。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由收紧转向宽松或者由宽松至进一步宽松，全球面临新一轮宽松的货币政策。2011年9月美联储推出4000亿美元的扭曲操作，压低长期利率水平；2011年10月英国央行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增加750亿英镑资产购买规模；欧洲央行两次小幅降息将欧元区利率降至1%，近日又启动了期限长达3年的长期再融资计划，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巴西央行自2011年8月以来已经三次降息，将基准利率由8月的12.5％降至11月的11%。201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央行近3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此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为本国经济增长和出口复苏创造更好的汇率环境。日本央行随时准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来抑制日元升值，瑞士则直接锁定瑞士法郎与欧元汇率下限。2012年全球经济运行态势的两个重大不确定性因素是欧洲债务危机和财政政策的演变。欧洲债务危机的演变取决于欧盟、欧洲央行、欧元区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是否能够采取及时、充分和得当的救助政策。我们对2012年全球经济进行预测的基本假设前提是欧洲主权债务和欧洲银行不会出现无序重组，而一旦政策失误和不当使欧洲主权债和欧洲银行出现无序重组，2012年欧元区经济将陷入深度衰退，全球经济将受到巨大冲击。美国财政赤字高企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美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消减赤字措施不能根本解决美国财政问题。两党政治分歧、今年大选以及政府财政赤字高企制约美国财政政策的弹性。一旦美国财政超预期收紧，美国经济受到拖累，全球经济也将会受到影响。此外，政府更替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和大选之前的政治博弈也是市场面临的另一个不确定性因素。2012年是大选之年，美国、法国、希腊、俄罗斯等国家都面临政府更替问题，出现政治周期与商业周期叠加的现象，面对经济下滑、债务高企、失业增加等问题，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需要，可能不顾客观经济现实，发表偏激言论和难以兑现的承诺，上台之后也可能对现行经济政策作出不合时宜的调整，使脆弱复苏进程雪上加霜。这也是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运行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世界经济格局在动荡中加速变化，但是从量变发展到质变还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
尽管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但长期累积的全球经济失衡和利益分配不公受经济金融危机的持续作用和影响在加速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和发展路径出现新的变革，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1、经济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和发展路径的变革
历史经验证明，历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都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1929年大危机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衰落，经济陷于混乱；美日等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扩张，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国际经济金融中心，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探索建立了影响至今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主导了世界经济格局。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东德西德合并而引发的欧洲金融市场动荡最终引发了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就是区域集团化和一体化加快，突出体现为加速了欧元和欧元区经济的诞生，并使其成为世界货币体系和发展模式的新内容。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改变了亚洲传统的“雁型模式”区域分工格局，并逐步在区域内形成了一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加速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亚太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次始于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也加速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从美国向世界各地扩散和蔓延，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扩散和蔓延，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扩散和蔓延，危机带来“国际同步震荡”。直至今日，所有发达国家都未能幸免于难，美国面临着经济衰退的风险，而欧洲经济停滞，还面临着债务风险，日本仍在沉睡，昔日引领全球经济的三大经济体自顾不暇；然而，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双重压力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并未发生逆转，率先走出复苏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实力对权力分配和格局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事实表明，美国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遭受到了多重挑战，具体表现为：美国第一经济强国地位受到挑战；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美国主导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能力受到冲击；“美元本位”受到广泛抨击等等。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正在再次经历着一场实力转换和权力再分配的激烈变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不断加强，这必然会加速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旧格局的变革。当然，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并不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以及对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导作用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资金资源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且有着极强的自我修复和调整能力，世界经济格局的根本性变化还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
2、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何为新兴经济体？究竟有多少新兴经济体？现在尚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和准确的数字，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兴市场或新兴经济体现已遍布于亚洲、非洲、南美洲、东欧及中东各个角落。新兴经济体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是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新兴经济体的涌现是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具体体现，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促进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增加，全球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具体表现为：
一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不断上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新兴经济体崛起是一种不可逆转的长期发展趋势。据统计，从2006年到2008年，“金砖四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而新的“金砖五国”（南非2011年4月应邀参加金砖四国会议，此后成为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是不可小觑，五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面积的30%，人口占世界的42%，经济总量大，2010年占全球GDP的18%，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15%，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兴国际经济力量。亚太地区的重要性也日益升高。有包括APEC21国、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25国、东盟10国、太平洋岛国论坛16国等众多经济和贸易同盟，其人口总数、GDP总量均占世界第一。其中，仅APEC成员国人口数量即达27亿人，占全球的40%，GDP和贸易量总额分别占全球的53%和54%。⑤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更加明显。
二是2009年在世界平均增长率为-1.1%的情况下，亚洲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等）达6.2%，亚洲经济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根据经合组织（OECD）预测，2010年OECD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2.8%，相比之下，2010年亚洲经济（不包括日本）的平均增速可达到8.2%—9.4%，相当于OECD国家的3倍，亚太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曾预计，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他预计，2012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达1/3，整个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达3/4。经济力量是权力分配和格局变化的基础，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比发达国家以更快速度增长，南北差距就会趋于缩小，世界经济格局乃至政治格局就会发生改变，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次，伴随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参与引导能力不断提高。随着新兴经济体实力增强，他们积极参与到应对经济危机、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调工作中，推动了全球经济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春季会议上一致同意对世界银行增资860亿美元，同时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整体投票权提高到47％。改革前和改革后，G7分别为新兴经济体投票权份额的23倍和18倍。其中，中国的投票权几乎翻了一番，跃居成为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此外，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当前，20国集团正处于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转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重大经济、金融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是随着新兴经济体地位和实力的上升，其全球责任意识也在不断提升。随着经济实力上升和地位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责任意识也在提高，包括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调整发展模式、争取更多的发展权和话语权以及对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援助等方面，都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责任意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说到底是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砖五国”、“钻石十一国”、“展望五国”和“灵猫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和主张在国际事务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并开始拥有一些话语权。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是在当代相互依赖型经济条件下的发达国家不得不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的重大让步，将逐渐改变世界经济现有版图、格局和秩序，并有可能为未来一段时期奠定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对世界经济而言，尽管新兴经济体已在经济总量和贸易额等指标上占据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份额，但是在IMF所管理的金融领域，其金融产品、市场成熟度、市场规模、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上，与发达经济体仍不可同日而语，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体系，并使之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三、全球经济治理新结构亟需建立
第4篇：全球金融经济范文
“走出去”战略从提出到写进十六大报告经历了从逐步明确到不断丰富的过程，其基本内涵是组织民族企业到国外投资办厂以开拓市场，其主体是跨国公司，其战略价值取向是弥补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市场之不足，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竞争，不断增强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后劲，从而促进国内经济长远发展。我国“入世”近十年来，等国家领导人很好地贯彻了“走出去”这个大战略。十八大报告要求“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从而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出去”指出了具体的努力方向。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普遍放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借助外资提振本国经济，尤其是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西欧与希望尽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非洲的愿望更为迫切，有利于中国企业并购国外优质资产、扩大海外投资。在国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客观上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加快“走出去”，进一步提升“走出去”的规模与水平；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内生动力的更加强大，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走出去”工作得到国务院各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更多重视，“走出去”观念得到更多认同，政府相关促进政策的积极效应正在凸显，有关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国外，IMF等国际经济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在新的一年将转向复苏，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稳步上升，跨国并购将恢复增长；世界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对外资的限制有所放宽，有意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与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中国合作，西欧主权债务危机也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与有形资产。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带来了诸多新问题：民族企业难以适应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经济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相比之下缺乏品牌、核心技术与销售网络，内部管理不完善，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对国外经营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较差，应对、预警突发事故的能力有待加强，熟悉国际规则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有限，运用东道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足，对国际市场不熟悉而难以适应国际竞争，对外投资决策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走出去”的经营秩序有待规范，许多企业的海外经营存在短期行为，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不善于处理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境外无序竞争时有发生，“诸侯经济”诱发的“窝里斗”使企业利益受损，也破坏了国家的国际形象；“走出去”的管理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制建设滞后，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协作不够，决策越位、监管缺位与公共服务不到位现象普遍存在，中介机构服务意识淡薄、行业组织自律、协调功能薄弱；“走出去”的外部风险更难防控，恐怖主义、局部动荡与宗教民族冲突等突发事故不断，一些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很难改善，突发事故波及范围很大，对中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造成危害，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随时要面对安全考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国有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时经常遭到各种歧视，“中国威胁论”与“黄祸论”等反华谬论时有抬头。中国经济“走出去”起步晚于发达国家而挑战较多：对照“引进来”的成就，中国经济“走出去”尚需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尚需完善，中介组织尚需培育，企业人才瓶颈尚需解决，行业协会服务管理能力尚需提高，经营主体实力尚需增强，企业品牌尚需开发，企业经营行为尚需规范；全球经济周期性波动较大，各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部分西方国家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破坏中国的正常投资并购；少数西方媒体死抱冷战思维不放，蓄意将中国企业的海外活动政治化，导致中外经济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境外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国际相关行业的恶性竞争加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中国恶性争夺海外资源。对照之下，中国经济“走出去”往往背离世情而异想天开，民间超前而政府滞后，目光短浅而难做长线，贪大求“洋”而激化矛盾，步伐紊乱而缺乏协调，单兵突进而保障不足。“十二五”收关之际，针对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面对的上述新问题，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还要做好若干承上启下工作：更加注重制度设计，不断加强宏观指导，努力完善政府服务，继续强化社会责任。
三、经济下行迫使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
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逐步恶化，调整“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外投资存在多头审批管理，对“走出去”的民族企业缺乏有效管理；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存在无序竞争，相应的金融服务不够完善；中国与其他国家尚未建成有效的双边、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导致对外投资风险加大。2014年，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IMF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也从上半年的3.7％下调到3.4％。中国经济“走出去”在新的一年要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悲观情绪；国际金融体系更为脆弱，难以为企业投资提供支持；较之于世界多数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至于不少国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渐生被兼并之忧。在国内，在稳增长方面，主要产品市场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导致阶段性、结构性剩余，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产品出口市场空间遭到压缩，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是一大经济课题；在调结构方面，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产品积压影响经济效益与竞争能力的提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房地产等行业生产能力供过于求，不少企业经济素质、经济效益低下，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逐步抢占市场、垄断技术、获取超额利润，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在更多的国际市场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在促环保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增大，区域性生态环境形势严峻，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加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着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提高，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积重难返，中国经济“走出去”是进一步参与国际环保合作的重要渠道与“倒逼”国内环保建设的必要手段。在国外，面对TPP等各类双边谈判，中国既要积极参与又要防范风险。对于中国这类急需扩大国际市场以利用国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必须勇于并善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让国内企业到国际经济舞台上放开手脚多元发展：美日欧发达国家经济下行尚未触底反弹，中国要抓住机遇反守为攻，加快海外企业并购；非洲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大，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大力扶持有一定实力的民族企业去开展不同规模、领域广泛、形式多样的跨国合作，在参与当地公益事业、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同时还要展开公共外交，全面反击反华势力污蔑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发展潜力大，经济增长较快，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有可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前苏东国家市场创造机会，西方国家挑起与俄罗斯的新冷战对中国利大于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复杂的国际经济工作中，涉外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新的知识结构，必须具备开阔的国际眼光。尤其是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大力培养其战略思维能力，使之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并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对国际经济问题没有战略性思考是很难做好领导工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历史教训反复证明，不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而固步自封作茧自缚，是导致国家衰落与民族危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次贷危机积重难返，中国各级政府决策部门要加强对外经济风险防范指导，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搞临渴掘井。为了加速国内经济复苏，及时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获取海外能源资源，在国际能源资源分配中争取更加有利的战略态势；有利于逐步巩固中国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吸收外国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开发与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中国主动地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经济下行导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国内企业有必要更为主动地进军国际市场，组建自己的各种跨国公司以获取更多的能源资源，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向产业链高增值环节迈进，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经济触底反弹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继续保持与拓展北美、西欧与东亚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与东欧、独联体国家市场，要着眼于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以扩大有效需求，二是从国外获取资源以缓解国内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三是在更多的国际市场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与资源优化配置。
四、当前中国经济调整“走出去”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经济“走出去”可借鉴的国际经验有：建立促进与保障“走出去”的法律体系，给予企业适当的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逐步简化审批程序，放宽对人员出入境的限制，对资源开发型与科技开发型投资予以特殊扶持，完善信息服务，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有所侧重。由于经营环境与国际化诱因不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选择既要遵循跨国公司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般原则，又不可能照搬发达市场环境下的所有经验。特别是对“走出去”的领域与地区，中国的抉择要有与之针锋相对的逆向思维。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中国应以对外投资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促进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国际市场发展空间；鼓励形式多样的劳务输出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将劳务输出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内经济区域平衡等国家战略有机配合，互为促进；促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以分散金融风险，外汇存底主要用于购买美欧国债而投资渠道单一且依赖性极强，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已连续超过GDP的增长，加大海外投资既可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相适应，亦可解决资金与外汇使用渠道的多元化与合理化等问题；制定特别投资鼓励政策以促进海外资源开发类项目，拓宽海外投资领域以建立获取短缺资源的重要补充渠道；抓住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通过海外投资获取发达国家的先进工艺与产品研发技术，将国内成熟而饱和的工业成套应用技术转让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谋利。面对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要充分评估金融创新的复杂影响：信贷市场基础产品创新导致金融体系信用风险承担总量增加，资本市场衍生产品创新导致信用风险由信贷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并传导给更加广泛的投资者，风险承担与转移足以加大系统性风险与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对信用衍生产品与资产证券化等信用风险转移技术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研究要高度重视；尽量克服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局限性：风险定价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导致商业道德与法律纠纷问题，资产证券化、结构性金融与信用衍生产品会导致风险集中、浓缩而加大风险交易的杠杆性，从而使金融危机更易横向“传染”，使国内市场在特定的宏观背景下更脆弱，微观机构的风险管理与宏观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难免冲突，风险定价技术在宏观上极易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沉重利息负担而诱发金融危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有效运行要靠内在动力与技术的支持与监管检查与市场约束；积极应对参与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的挑战性：中国金融界“走出去”难免涉足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而变成全球金融风险转移机制的一个环节，在此环节的任何作为都会影响国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中国几家银行受损，中国金融界在全球金融风险配置体系中占优势既有必要又有风险，而充分的人才、技术储备足以确保在国际竞争与风险配置体系中设定恰当的风险战略，提高金融风险的识别、衡量、定价与转移等现代金融风险管理能力。为了在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下继续让中国经济“走出去”，中国政府应在定位上更加明确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正当性，围绕中国经济“走出去”加强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与部门协调，积极推进与中国经济“走出去”相关的人才培养，稳步增强中国保护海外经济利益的综合能力（例如，加强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以争取中国不同产业对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推广公共外交以营造对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有利的国际舆论，夯实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建设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军队的海外投送能力，通过发展更广泛的各类“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经济“走出去”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逐步取消对外投资管理审批制，加强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的融资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训服务、海外权益保护与保险服务，减轻税收，完善国内市场法制环境，为重点跨国公司开通绿色通道，改善民族企业的国际舆论环境，建立为民族企业服务的社会支撑体系。外交部门要切实加强与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与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建立科学的国家风险预警机制；大力加强经济外交，提高商务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工作中的战略地位，摈弃中国外交传统上重政轻商的积习，提高驻外使馆经商处的人员配备与素质，加大外事部门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服务保障力度；与相关法律部门携手加强外交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与研究，用好外交保护法律制度武器，切实维护中国企业员工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有效保护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海外合法权益；将公共外交纳入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如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关系，加强与东道国民间机构的沟通，遵守东道国法规，尊重当地人习俗，援助东道国扩大就业、修路建校、参与环保卫生等公益事业，利用媒体改善自身形象、打造品牌知名度，增加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度以增强信息传播的公信力与有效性，利用媒体搞好危机公关，抢占话语权，组织各类公关活动、开展游说活动传播企业理念，培训专业人才调研东道国之政治、军事、文化）；建构经济风险防控体系，加强信息网络、国际经济合作预警制度建设，强化国际经济合作安全监管措施，落实国际经济合作安全责任及其督导检查，健全国际经济合作应急机制。民族企业要练好内功，打好基础，不断完善风险评估体系与规范内部投资决策程序，不断加强对海内外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引进、培训与自主创新与标准、专利投入的能力，不断加强保护与积累知识产权的力度；要有备而去，有的放矢，做好前期调研，对东道国的投资政策、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适用性与文化差异深入细致地分析比较，扬长补短力争“专而精”，集中力量做好自身优势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再进军新领域；要创新方式，多方合作，充分了解国际规则与东道国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策略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以间接投资与非国有资产为主，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控股以尽可能减少阻力，亦可在“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指导下与外国跨国公司携手“走出去”。总之，中国经济要继续“走出去”，民族企业要激发内部建设动力，加快国际化能力升级；政府各部门要完善多样性服务，为民族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相关中介机构要发挥特色优势，为民族企业“走出去”排忧解难。
五、小结
第5篇：全球金融经济范文
不难发现，近年来国内外频繁出现的大宗商品价格“过山车”现象都是期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然后短期暴跌形成的，最近数月发生的“过山车”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9.11”事件以来，代表国际大宗商品整体价格水平的CRB商品指数从182开始不断持续上涨，2008年7月达到614，涨幅高达340%，部分商品价格涨幅在10倍以上，涨幅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但是，伴随着金融海啸爆发，仅仅两三个月，国际市场几乎全部工业品（基本金属和能源）价格都下跌了60％以上。大宗商品短时间内的波动幅度之大，显然难以从供求关系的基本面来解释、预测和度量。大宗商品价格“过山车”异常现象表现出了金融市场所特有的属性。
1.对大宗商品金融属性的理解
近年来国内外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使人们对商品除了消费需求外，还滋生了强烈的投资需求，商品的金融属性由此而生。如果人们预期，价格对下一个产销循环的商品产能所产生的反向调整的“跷跷板”作用（经济学所说的“蛛网效应”）不足以缓解供需紧张，就会开始纷纷囤积商品“，人为”导致供需关系更加紧张，商品价格就会突破固有区间，向新的高度非理性地冲击，而在泡沫破裂后，又会出现非理性地暴跌。这样的价格表现就是“金融属性”。狭义上看，商品属性是指反映商品供求关系的运作或走势，金融属性则是指利用金融杠杆投机炒作的行为或现象；广义上看，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主要体现在：一是金融市场基本属性。大宗商品价格主要由期货决定，标准化合约、保证金制度、结算制度的期货市场起着提供风险管理工具的作用。涨跌停板制度、强行平仓制度及每日无负债制度等与保证金制度、仓单融资功能一起，构成了货币融通得以有效进行的信用体系。二是投机属性。商品期货市场的保证金制度和对冲机制极大地方便了投机者。从供需关系分析很难理解的越来越多的“增产涨价”现象，实际上是国际基金炒作的结果。三是地缘政治属性。不难看出，国际上有人针对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用抬高价格方式来“分享”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因而涉及更复杂的政治面。四是经常性证券市场属性。从宏观证券理论的角度看，股票属于权益性证券，而商品期货、期权属于经常性证券。与股票市场旨在提升全社会企业间权益或资本性资源配置效率的情况不同，经常性证券市场更多地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经常性项目有关，旨在提升全社会企业间流动性资源的配置效率。五是宏观金融属性。商品属性大多跟微观影响因素相关，而金融属性则大多跟汇率、利率、出口退税率等宏观影响因素相关。与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影响因素以商品属性为主不同，原油作为对全球经济贸易影响最大的一种商品，与世界各国金融形势密切相关，使得原油成为“准金融商品”。
2.从当前原油期货市场博弈看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
2008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越来越多的各路基金从表现不佳的股市中撤资并涌入大宗商品市场，不断推高全球通胀水平的现象，开始引起全球关注。6月初，各方对高油价进行了激烈争论，欧佩克认为供求基本是平衡的，但美国说不是操纵而是供求问题，结果是争执不下。美国监管当局CFTC于6月10日对国会提出“，没有迹象表明市场交易者联合起来推高原油价格，供求失衡导致最近的原油价格上升，投机者没有责任”。美国国会举行了至少20多场关于原油期货市场投机活动的听证会。其后，在舆论大力宣传中国需求因素和高盛不断调高原油预测价格的背景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直奔每桶150美元。但是，7月22日参议院以94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突然通过由提出的“停止能源期货过度投机法案”，表明美国政界突然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否定了以往“原油价格没有过度投机”的判断。原油期货终于正式拐头向下。7月底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近海石油开采解禁。8月6日CFTC突然公布：发现商业（套保）持仓中隐藏有一家持有高达3.2亿桶的巨额原油期货头寸的“超级”投机商，原油期货投机者比重巨大。原油投机多头意识到将面临监管压力，于是出现了持续的恐慌。由于美国国会对CFTC不断施压，要求其9月10日公布对指数投资者及场外交易对商品市场影响的调查结果，自油价7月创下历史纪录至9月初，商品指数基金多头就抛售了价值390亿美元的原油期货合约，引发了油价的暴跌。原油期货作为整个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风向标，带动了能源、金属和农产品的同步持续下跌，由于发动的下跌势头空前猛烈，高杠杆作用不断使来自全世界的投机多头受到重创。多头因保证金不足，紧急从全球各地调集资金（含大量产油国的石油美元）向美国市场靠拢，幻想大跌后还会回升，但美原油期价一层一层、按部就班的下跌，使得多方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空方的帐户。进入10月份，在全球避险意识升温和“去杠杆化”浪潮下，空头反而加大打压力度，全球金融市场出现进一步恐慌。以神秘的维多能源集团（据说美国、日本是维多的幕后）为代表的空头力量成为金融海啸中的最大赢家，赢家不断将手中赚取的大笔美元投向美国国债，制造了美国国债投资热，这吸引了各国主权财富基金等全球战略投资者的关注（中国也连续数月增持了上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增加了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加速了美元的上涨，从而启动了美元计价商品跌价的“通缩”周期。“国债热”也昭示着通货紧缩可能来临。
二“、金融海啸”的赢家和输家
1.从国际大宗商品衍生市场多空博弈看赢家和输家
2008年二季度高位做多原油期货的是摩根大通、高盛集团、巴克莱银行、摩根士丹利、全球众多的对冲基金、指数交易商，以及航空公司等存在投机动机、头脑发热的套保消费商；而高位做空原油期货的主要是神秘的维多能源集团以及部分产油国保值盘。但摩根、高盛聪明的是，同时在不受监管的掉期交易上大规模做空，这些投行控制着商品掉期交易头寸的70%，其实质是为期货上做多买保险，如期货失败则以相关联的掉期交易上大赢来弥补期货市场的损失；而做多掉期（当时普遍认为以50~80美元较低价格赌涨绝对赢面大）的又是航空公司及全球许多对冲基金。12月19日油价经过层层“剥落”，竟然跌到32美元，大量来自各国的做多掉期者惨败（其中就有中国国航），美国投行笑在最后（据CNBC报道，第三季对冲基金资产萎缩就超过2100亿美元，尤其以亚洲最惨。全球已有68只对冲基金破产，大规模破产的原因在于被限制卖空、杠杆减小和市场条件太差，预计年底前还会有1/4的对冲基金关门大吉）。必须注意的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交易额占全球的83%，实质是开放的全球金融市场，世界各国资本都参与其中，而美国GDP占全球30%，从零和游戏角度可以认为，这场金融海啸美国资本在本土金融市场作战损失应小于收益，美国境外资本受损是必然的。这是20国峰会结果未能撼动美元地位的原因所在。
2.从外汇市场表现看赢家和输家
外汇市场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市场容量高达全球GDP的20倍以上，其规模和影响力都是全球股市望尘莫及的。从日元、美元及人民币相对世界其它货币升值，而澳大利亚、巴西、南非、俄罗斯等资源能源出口大国货币大幅度贬值的现象可以看出，这次金融海啸的结果是能源资源消费大国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能源资源生产大国日益高涨的资源民族主义气焰。所以，中央决定借国际能源资源相对低价的有利时机，趁势全力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3.从大宗商品衍生市场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博弈看赢家和输家
实证研究表明，大型交易商主导了持续多年热络的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大型交易商的多头主要是金融资本（投机资金），空头主要是产业资本（生产商卖方保值盘，多为国际上游原料产业的巨头），在过去几年牛市的主要阶段，原料消费商的产业资本（买方保值盘）参与资金不多。牛市中受损的是主要是产业资本（生产商卖方保值盘，但实际上这类产业资本会从自身产品涨价中弥补损失，并不是真正损失，不过是减少了利润），而金融资本（投机资金）受益巨大；熊市中受损的则主要是金融资本（投机资金），产业资本（生产商卖方保值盘）则受益巨大。这次金融海啸，大宗商品和股票市场暴跌，其实就是全球金融资本（投机资金）受到真正的重创。金融海啸会导致大宗商品的强金融属性有所弱化，而商品属性有所回归，长期看，这对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利大于弊的。
4.巨额救市计划难以提振市场信心的原因
各国救市计划对流动性枯竭的程度和市场信心的变化还是估计不足。这是因为：救市（比如印发美元）只是增加基础货币，而货币流动性＝基础货币×信用杠杆，信用杠杆降低到原来的1／10，基础货币要增加到原来的10倍才能保证原来的流动性。为何美元的总数量在增加，但流动性却极大降低了呢？因为信用度极大降低了，连最大的银行都可以倒闭，谁还愿意把美元借出去？所有的人都把美元捂在手里，市场上流通的美元数量就大大减少了，所以美元指数就大幅上涨，所有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和资产就暴跌。流动性是决定商品和一切资产价格的直接原因，流动性泛滥时，一切资产价格都是牛市；流动性严重枯竭时，一切资产价格都是熊市。由于金融海啸的赢家（杠杆交易的空头和存款多者）将美元投向美国国债，其中流动性极高的短期热钱转化为中长期投资，赢家的流动性被锁定，市场流动性的过度流失将不会是短期的。输家（部分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等）因高杠杆投机失败，这一块实际损失的货币流动性＝输家投入资金×杠杆倍数，穿仓造成的巨大窟窿是难以弥补的。
5.大宗商品强金融属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剧烈的价格“过山车”现象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打击主要表现在：由于对投入产出的预期建立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情况下，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增加，造成企业不敢投资。由于预期商品价格还会下跌，造成老百姓不敢花钱消费。由于预期企业亏损面加大，造成银行不敢放贷。强金融属性使得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价格剧烈而无序的波动使生产流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导致市场心理不稳定，预期混乱、信心受损，惜贷、惜购严重，这是各方对市场及经济不确定性的反应，持续时间长了必然引发经济衰退。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成反比，大宗商品跌价，CPI必将逐月下降，加上大量出口产品堆积，国内很难将其消化掉，就业将面临严峻形势。政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降息等举措只能是短期策略，还需要研究探索治本之策。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去杠杆化过程仍在进行，企业出售资产、市民减少投资和消费等现象已逐渐明显，在去杠杆化集中释放的阶段，投资者奉行“现金为王”。在美国这个开放的全球金融市场，包括抵押债务证券（CDO）及信贷违约掉期安排（CDS）在内所引发的危机，尤其是CDS危机仍未完全揭露，IMF称“金融市场去杠杆化操作已经加速，并且变得无序”。因此，充满金融属性的大宗商品价格无序大幅波动仍要持续相当长时间。
三、中国构筑“防火墙”的思考
1.关于认识问题
对潜在的通货紧缩要给予充足的重视。这次金融海啸发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去杠杆化”，去杠杆化过程使得全球流动性过剩一下子转变成流动性紧缩，资金纷纷涌进较安全的领域，实体经济出现流动性不足。信贷紧缩局面使整体经济活动受到极大抑制，因为没有信贷增长也就意味着没有了经济增长。伴随主要工业国的信贷紧缩，短期信贷资金也陆续抽离新兴市场。目前全球“去杠杆化”过程仍未完结，前期通胀使信贷危机尚未演变成通货紧缩，但下一阶段可能是实体经济的萎缩和通货紧缩，企业亏损无力偿还债务，且融资需求下降，继而影响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和利润。更为极端的则是流动性陷阱，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利率需求弹性变得无穷大，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藏起来，此时货币政策失效。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一向对利率调整的刺激极不敏感。目前看，各主要经济体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不能完全排除。危机需要相当长时间进行消化。在当前金融动荡已影响实体经济、美元持续升值强化了通货紧缩压力、全球经济周期性减速（根源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尚未产生）、美国等面临发展模式转型阵痛期（通用汽车等传统制造业巨头面临类似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国有企业的困境，且更为严重）的严峻形势下，全球联手降息、注入流动性、提供信用担保等措施意味着各国政府正在启动再通胀进程，以对抗信贷紧缩和流动性不足。中国政府放松管制、刺激内需的做法也体现了一种敏锐的相机抉择和灵活性。虽然各国都在救市，但是，经济冷暖、市场起伏是有自身的节奏的，人为的任何因素都改变不了节奏。中国更需要固本清源，而不是短期行为。充分认识建立以期货市场为核心的风险控制体系的紧迫性。金融创新的“度”应该是，只要是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和市场就应得到大力发展。大宗商品的强金融属性所导致的实体经济越来越多的异常现象，暗示着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矛盾已转向全球化对中国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挑战上，同时，也昭示着我国期货市场的重大发展机遇期已悄然来临。与衍生品市场高度发达的美国恰好相反，目前期货市场在中国还不为大众所熟知，有人还在片面强调期货市场的风险，但是事实上，期货市场的贡献远远大于风险。全国期货市场仅数十亿元交易保证金，但这几十亿资金产生的宏观价值远大于一般行业同等规模资金的价值，随着期市发展和功能的充分发挥，贡献也会更大。一个健康的期货市场产品———价格，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它像天气预报，参与其形成过程的人不多，使用者不少。评价期货市场时只见风险不见贡献，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观点。我们必须站在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认识期货市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清期货市场风险与贡献的相互关系，理解期货市场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的复杂联系，把握期货市场风险控制的精髓，进一步提高政府在新金融形势下的价格调控艺术和水平，从而推动中国的期货市场又好又快发展。
2.关于价格管制
一要实施价格宏观调控，全力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中国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当前，对于劳动力人口比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还多的中国而言，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保障就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中小企业对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最弱，由于缺乏有效运用风险管理工具进行对冲的能力和条件，在能源、原材料的巨大价格波动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应对办法只能是生产紧缩行为，由此可能引发经济的严重衰退。因此，当务之急是全力稳定大宗商品（生产资料）价格，着力消除市场恐慌情绪，抑制非理性交易行为，营造中国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价格环境。二要更好地发挥国储作用。在紧缺资源性大宗商品上运用外汇储备增值保值，建立庞大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实质是中国出口企业的存款，是中国人的财富，如何管理好十分重要。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出现大幅度波动的时机，对价格明显低于生产成本很多的战略资源，运用外汇储备在现货和期货市场上买入，重点加快原油等战略储备库的建设进程。只有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储备，才能对进口依赖度过大的大宗商品进行有计划的控制，有效遏制暴涨暴跌。中国是能源消耗增量最大的国家，高度依赖进口原油的基本面长期不会改变，在考虑建立与国际油价联动的成品油价格机制的方式方法时要尤为慎重。三要取消部分大宗商品的出口关税。2007年以来，中国对粮食类出口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今年中国粮食又获得创纪录的丰收，要取消粮食及制品出口关税，缓解玉米、粳米的国内供给压力。电解铝等工业品出口关税也应逐步取消。四要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从竞选宣言看，奥巴马上台后将对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以保护制造业工人就业机会。为此，要关注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外汇市场博弈演化。当前，中国以刺激出口、打破人民币升值预期为主要目的的启动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反向调控时机已经成熟。
3.关于中国商品期货市场建设
一是尽快建立健全我国期货市场品种体系，为各类企业规避风险提供有效的对冲工具。不少国内企业已经开展了套期保值。但是国内期货品种不足、工具少是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要一切从企业需要出发，学习国际经验，为企业套期保值准备更多的风险规避工具，让各类企业能够比在境外市场上更好地“主场作战”。二是注重培育期货市场流动性，为实现企业长期向外转移产品价格暴露风险创造条件。国内期货市场还发育不足，需要进一步放松管制、培育市场流动性。要在健全金融法制基础上，大胆引进国际金融大鳄，加快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步伐。三是将我国期货市场建成亚洲时区定价中心。政府要认真思考如何让一些受“中国因素”影响巨大的商品在中国期货市场上形成价格，让中国企业变被动为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否则我们将永远被动地接受欧美市场上决定的价格，而没有丝毫话语权。一个需求大国在价格形成中没有应有的地位，没有任何话语权，在经济学上无法解释。长期以来，世界定价中心都在美国、英国，中国的产业界实际上都在唯西方马首是瞻，但现在它们是危机的中心，其价格波动巨大且无序，中国定价中心传递的价格信号的重要性将明显上升。要加快培育我国的燃料油、塑料、PTA等部分品种，体现内盘的独立性，形成世界定价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