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案例全文(5篇)

摘要：文化资源学课程作为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和专业理论课程，一直在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模式创新。笔者在系统分析该课程原有教学模式与教学效果的基础上，积极实践出一套基于OBE理念的案例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以案例教学为抓手，以学生学习产出为中心，通过定义学习产出、实现学习产出、评估学习产出和使用学习产出四个主要教学环节有序展开，取得了积极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OBE；文化资源学；案例教学

文化资源学课程是国内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该课程主要讲授文化资源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与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学、文化创意学、文化金融学等，共同构成了文化产业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不仅要了解文化资源的内涵本质、类型构成、价值特征等基础知识，还要从文化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重视角理解文化资源价值生成、积累及转化等系统问题，并掌握对文化资源问题研究和分析的能力与方法。从实际教学效果看，诸多高校在课程教学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非常碎片化，难以建立对课程知识体系的系统认知；对专业问题的分析缺乏学理性，难以驾驭理论分析工具研究分析专业问题，从而使得该课程在专业整体教学体系中的支撑作用无法有效实现。因此，专业教师势必要对原有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南京艺术学院作为国内较早一批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高校，近年来积极推进本科教学模式改革创新。文化资源学课程作为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核心理论课程，也一直致力于此。通过多年探索，笔者积极实践了一套基于OBE（Outcomes-basedEducation，缩写为“OBE”）理念的案例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以案例教学为抓手，以学生的学习产出为中心，通过定义学习产出、实现学习产出、评估学习产出和使用学习产出四个主要教学环节有序展开。

定义学习产出：明确课程目标定位

一直以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教学普遍以教师单向知识传授为主。很多老师几乎就是“满堂灌”。老师全程讲，学生全程听；老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不仅老师讲得索然无味，学生听得也是云里雾里。这种课堂就是以教师为本位的，完成教学进度本身成为了教学目的，而学生处在一种相对失语的客体化状态中，对学习缺乏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要求课程教师从源头改变教学设计，即将学生的学习产出置于教学的起点，用成果导向来重新明确课程的定位和目标。对文化资源学课程而言，要明确课程定位与目标，首先必须要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关系问题；二是文化资源学课程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在高校人才培养层面的关系问题。从社会实践层面看，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区别于水、空气、矿藏等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有其特殊属性。与自然资源参与经济生产消费的机制不同，文化资源不仅参与着经济生产，更参与了系统性的社会生产。在经济生产的语境中，文化资源必须转化为文化资本，既要能够引起现金流，又要能够实现文化价值的历史积累，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社会生产语境中，文化资源安全问题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安全、文化能力安全，甚至文化主权安全，并由此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安全态势。因此，学习并研究文化资源问题，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从人才培养层面看，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要培养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文化产业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备综合性文化艺术资源策划、运营管理能力，能在各种文化企事业单位、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从事有关文化策划、创意开发、市场营销、项目运营以及文化经纪等方面工作的文化产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其中，对文化资源的了解认知、调查研究、策划运营等诸多能力，就构成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维度，同时也是文化资源学课程所要支撑实现的课程定位。

因此，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系统明确文化资源学课程的目标定位：

文化资源学课程的价值观目标。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必须要立足国情，尊重文化传统，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树立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文化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文化资源学课程秉承于此，同样要立德树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维护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促进中华文化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文化资源学课程的知识体系目标。涉及文化资源的基础知识、重要问题和系统理论，包括文化资源的内涵本质、类型表现、属性特征、价值构成；文化资源参与社会生产、消费的机制及作为文化认同载体的认同形成、演变机制；文化资源参与经济生产和消费的机制、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路径逻辑及文化资源经济价值开发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以及文化资源之于国家文化安全所涉及的文化资源保护理念、手段方法等实践和理论问题。概括而言就是，文化资源本体论、文化资源价值论、文化资源保护、文化资源与文化生产、文化资源与文化认同、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文化资源与文化安全等系列专题。文化资源学课程的能力目标。高校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是能力目标。文化资源学课程就是要让学生养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具有专业的研究分析能力，能够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因此，课程教学重点培养学生掌握对文化资源问题进行调研和分析的基本方法，使用理论工具对文化资源保护、开发以及运营问题进行学理分析的基本能力。应当说，这三个目标层次共同决定了文化资源学课程的目标定位，缺一不可。

【摘要】本文提出案例教学是培养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实现校企协同育人实践教学的重要方式；创新完善本土化案例教学模式，推进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和参与式教学，是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基层工商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本土化；案例教学；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案例教学法一直以来都被誉为培养工商管理专业人才的经典教学方法，成为提升学习者的工商管理实践能力最便捷、最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哈佛大学的MBA案例教学模式不仅推动了中国的MBA教育与教学，还进一步延伸应用至工商管理本科专业、高职高专专业，甚至拓展到中等专业教育层次，成为我国各院校培养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工商管理专业人才通行的、经典的“标准化”教学法。在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及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创新和完善适用于不同专业类型和专业层次的案例教学法，已成为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通过本土化案例教学法实现案例教学的分类化和分层化，创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和因地施教的本土化案例教学模式，提高案例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提升工商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本土化案例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一）传统案例教学的局限与缺陷

在传统的MBA案例教学中，不乏精彩纷呈、经典优秀的案例。“高、大、精、深、宽”的系列化案例不仅为MBA学员、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以及企业职业经理人提供了系统化、专业化和优质化的实践教学资源，还为案例教学参与者预设了极富挑战性的互动空间和创新创业平台。其案例教学的目标和任务并不在管理案例活动或结论本身，而是通过案例分析，探究社会经济、企业文化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探索成功企业家的精神、文化与特质，这种开放性的案例教学模式具有极强的挑战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对社会阅历丰富、知识面宽广、管理经验老道的企业家们来说，有着很强的针对性、适应性和实效性，体现了案例教学中因人施教、因材施教的思想和理念。而在应用型本科、高职高专甚至中职中专教育中照搬照套MBA案例教学法，并把这种案例教学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通行模式和方法，这显然有失偏颇。对缺乏社会历练、企业实践和管理经验匮乏的在校学生而言，那些定位于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和职业经理人的MBA案例让校园里的普通学生无所适从和难以适应。学习借鉴MBA案例教学理念和方法，结合我国企业不同的地域特征和企业文化，把工商管理类专业案例教学定位于培养企业基层管理人员，立足于企业基层管理岗位，探索“接地气”的本土化案例教学模式与方法，是实现工商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改进和完善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二）本土化案例教学的改革与思考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多种推动力作用下的区域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文化、商贸、物流、能源等方面的齐头并进，给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河南省开展茶文化建设，凸显出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河南省开展茶文化建设，是文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良好案例，非常具有推广意义。基于此，本文立足当前的河南省茶文化建设实际，对“一带一路”战略下河南省开展茶文化建设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简单分析，希望对相关人士能产生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一带一路；河南省；茶文化建设；区域经济

“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国际合作层面的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给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区域资源的共享，开拓了新的业务市场与区域发展空间。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导与支撑下，区域内各行业先进的技术、理念、产品、设备开始良性融合，有效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建设，在区域内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循环。“一带一路”战略下，河南省积极加入“一带一路”的区域经济建设，于2015年11月了《河南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方案》，将各项工作细化落实。在文化建设方面，河南省以茶文化建设为重要突破口，积极开展茶文化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形成有效呼应，以茶文化建设为重要契机，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1“一带一路”战略下河南省开展茶文化建设的突出优势

河南省是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地，种茶、制茶历史悠久，茶文化氛围浓厚。以信阳茶为主要代表的河南茶叶，是历朝历代文人墨客非常喜爱的茶叶品种。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河南省的优秀而得天独厚的茶文化资源被显著放大，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此，将河南省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开展茶文化建设所具有的突出优势总结如下。

1.1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河南省地处中国中部，行政区划面积较大，周围与多个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省份相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河南省境内有三大山脉，地势西高东低，非常适合于茶叶的种植。黄河、淮河、海河都流经河南，给河南省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可以为茶叶的生长提供足够的水分保障。由于河南省地处亚洲温带与亚热带的交界处，气候湿润，光照充足，也非常适合于茶叶的种植。尤其是信阳地区，是河南境内非常适合于种茶的地方，因而信阳茶叶在国内的知名度非常高，以其良好的茶叶品质吸引了广大爱茶人士的关注。

近年来，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逐渐获得社会的公认。从亏损或者微利的文化事业到名利双收的优质资产的转变，使文化遗产成为政府和企业的新宠，开发利用的热情持续高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其中地域传统建筑既具有优美的物质形态，又能够容纳多样性的消费活动，易于开发利用，因此特别受到政府和开发商的关注。地域传统建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沉淀逐渐约定俗成的建筑形式，呈现出适应当地气候地理环境、符合当地文化风俗的建筑风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提速，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大规模旧城改造活动的影响，地域传统建筑被大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形式类似的现代风格建筑。地域传统建筑的稀缺性增加了它的经济价值，各地修复、改造、重建、新建传统建筑的活动相应增多。虽然经济价值凸显有利于改变地域传统建筑日益减少的局面，但是过度追求经济利益往往带来对地域传统建筑符号意义的破坏。在地域传统建筑活化利用的案例中，马来西亚槟城和上海新天地极具代表性。

一、马来西亚槟城案例分析

马来西亚槟城是一个多种族聚居的城市，其中华裔和马来人是最大的两个族群，各占约40%的人口比例，其次为印裔，约占10%，其余为欧裔和其他种族。由于槟城是马来西亚国内仅次于首都吉隆坡的经济发达城市，并且由华裔执掌地方政权，因此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槟城建于1786年，由英国政府委派弗朗西斯•莱特上尉以东印度公司商人的身份接管当时属于吉打州苏丹管辖下的海岛——槟榔屿。槟城之所以受到英国殖民者的青睐，源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槟城所处的马六甲海峡不仅处于亚洲两大国（印度和中国）贸易联系的黄金航道，而且拥有极佳的气候条件，处于“西南季风的末端”，为往来商船提供了绝佳的避风港。①发展海上贸易是英国殖民者建设槟城的主要目的，槟城优越的自然环境使英国殖民者能够距此与荷兰、法国殖民者展开竞争。建市之初，槟榔屿还是一个荒芜的海岛，仅有几十户居民和莱特上尉手下为数不多的士兵。为吸引移民定居槟城，莱特上尉将建设用地进行划分，由移民认领并赋予地契。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尤其是因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的中国南部的农民，他们互相帮带走出国门，来到槟城安家落户，形成了由槟城到马六甲、新加坡的“下南洋”谋生的线路。槟城的移民用各自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房屋，历经200多年的发展，这些建筑形式既各有特点又相互借鉴，从而使槟城呈现多元融合的建筑风貌。2008年，乔治市（槟城老城区）和马六甲联合登录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进而带来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机遇。“申遗”成功后，乔治市传统建筑的价格飙升，四年间来自新加坡、澳洲、英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购买了至少200至300间战前老屋。在政府、企业、私人和社团的共同参与下，传统建筑被活化利用。本公头街、打石街、打铁街被规划为文化街，许多老行业、老手艺和街巷文化在此传承，如手工制造藤篮、筷子、金饰、香料等行业，修车和修鞋等手艺。②在牛干东街、爱情巷和南华医院街有许多老屋翻新的精品酒店、民宿、咖啡馆、酒吧、艺术展廊，翻新的老屋都尽力呈现当年的建筑特色和文化氛围，精美艳丽的拼花地砖、传统风格的木制家具、精心安置的怀旧元素，无不使人恍然隔世，如入南洋旧梦。传统建筑复活了老槟城的记忆，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誉为“比中国还中国”“亚洲多元文化的典范”“既古老又现代”的富于魅力的城市，而且唤醒了槟城人的自豪感，成为槟城城市精神的符号，实现了文化遗产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反哺传统文化的良性循环。

二、上海新天地案例分析

上海新天地是卢湾区政府和我国香港瑞安集团合作，于2001年打造的石库门弄堂改造项目。石库门建筑曾经是上海最常见的建筑形式，始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种中西合璧的住宅形式。当年江浙一带人口大量迁入上海，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并利于英殖民者的管理，设计师将江南传统三合院住宅与英国行列式建筑格局相结合，演化出前有天井，居中建堂屋，后有二天井和厨房的住宅样式。③石库门建筑以弄堂联系各家，支弄串起几户人家，再通过主弄与外部街道联通。这种对外封闭的弄堂空间既符合内地移民寻求安全与互助的心理，又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安全，因而盛行于老上海。近20年来，随着旧城改造的推进，这种极具上海特色的石库门里弄大量消失。上海新天地项目开创了石库门里弄改造利用的新模式，它保留了少部分石库门里弄，通过结构加固、表面整修、设施更新、品味升级的方式，将其打造成富于地域文化氛围的消费场所，在其中开设高端时尚的餐馆、酒吧、精品店和展馆，又增加了大面积的现代商业建筑，为各类大众消费品提供了充足的展示、贩卖、消费的空间。上海新天地无疑是成功的商业案例。新天地项目属于卢湾区太平桥旧城改造项目的一部分，由于遭遇亚洲金融风暴，新天地项目得以先行建造。对新天地项目的定位也一再调整，从最初的大型购物中心，到旅游景点，直至最终定位于中外人士聚会交流的城市客厅，“昨天、今天和明天”交汇的文化消费场所。基于准确的消费市场定位，上海新天地项目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不仅店面租金逐年上涨，而且太平桥区域的整体物业价格也获得提升。上海新天地项目为地域传统建筑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新思路，这种兼顾文化和经济效益的模式，引起国内各大城市的争相效仿，南京1912、成都宽窄巷、杭州南宋御街等地域传统建筑改造利用的实例不断增多。

三、地域传统建筑符号意义的重构

槟城乔治市和上海新天地两个案例都是地域传统建筑活化利用的代表，但对比分析后，可以引起我们关注很多问题。首先，地域传统建筑符号意义重构的话语权属于谁。在槟城乔治市传统建筑活化利用中，政府、公司、个人、社团和公益组织都参与其中。早在“申遗”成功前，槟城就有三个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分别为张弼士故居（2000年）、韩江家庙（2006年）和萨福克楼（2008年），它们都是由民间自发组织自筹资金修缮完成的。其后，个人和社团更加积极参与传统建筑保护和利用，大伯公祠（原福建公司旧址）在修复过程中即在社团内自筹经费，远从国内聘请熟悉传统工艺的工匠，以参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为标准进行修复，并以此为据点，组织每年一度的大伯公祭祀活动和其他社团活动，增强社团的凝聚力。在乔治市建筑遗产保护中，槟城政府更多地扮演着遗产保护倡导者、规划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以政府的公信力和公共设施投资的拉动力，带动民间投资，激发老城区的经济活力。此外，公益组织在乔治市遗产保护和传统文化复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立于1986年的槟城信托委员会，由一批专业人士组成，他们致力于推动古迹保育活动，积极参与古迹保护的决策过程。近期他们还积极推动保护传统行业的工作，探索在旅游复兴经济与维护传统社区文化之间保持平衡的途径。青少年艺术教育项目开始于1999年，旨在通过不断举办富于创意的艺术活动，面向儿童进行遗产教育，以提高青少年对槟城历史的认知和文化自信心。相比较而言，上海新天地的石库门里弄虽然未能达到乔治市建筑的遗产价值，但在改造利用过程中民间话语权的缺失，仍然值得我们关注。卢湾区政府和瑞安集团在石库门里弄改造中掌控了全部的决策权，虽然建成项目在设计水平、经营管理等方面具有很高的水平，但在拆迁的过程中，曾有住户想要保留属于私产的建筑而未获成功，项目建成后，民意调查也显示，上海人并不认为新天地能够代表上海，在他们眼中，田子坊里弄的改造利用更具上海特色。田子坊里弄主要由住户私人改造出租，或者被艺术家或民间投资者出资改造利用，上海人的市井生活仍然在里弄建筑中延续。民意往往能够真实反映社会现状，尊重民意，引导民意，方可激发传统文化的活力。其次，重构后的地域传统建筑符号为谁服务。随着时代的前进，地域传统建筑所容纳的生活内容、所反映的文化风俗、所传达的精神意义也在变迁。活化利用后，地域传统建筑符号被赋予新的意义。新的符号意义作为文化载体只有被公众接受，并自觉传承才能保证重构后的文化符号具有生命力。槟城的传统建筑由于在改造的过程中有多方利益主体参与，使改造后的符号意义体现了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更易于被公众接受，并且，不仅传统建筑的物质形态基本得以保存，其传统社区关系也被尽量保持。申遗成功后，乔治市物业升值使租金飞涨，许多老租户无力续租，被迫搬离。认识到原住民减少对遗产价值的严重影响后，政府和公益组织多方努力，尽力留住原住民，帮助他们修缮住房，改善经营环境，并结合旅游消费需求，恢复传统行业和传统手艺，增加原住民的就业机会。槟城信托委员会和青少年艺术教育项目等组织还为原住民和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培训，帮助他们整理与发掘传统文化，使他们变自动继承为自觉传承。由于多种族聚居，乔治市每年都有许多节日庆典活动，活动在各种族的标志性建筑或聚居街区里举行，不仅丰富了旅游者的体验，而且成为各种族增强内聚力的方式。此外，槟城政府每年还举办多项艺术活动，如“乔治市墨镜（MirrorGeorgetown）”壁画系列和“标志乔治市（MarkingGeorgetown）”。与之相比，上海新天地更显著地表现出高水平设计与管理下的文化产品的特点。在改造设计阶段，卢湾区政府和瑞安集团就将其定位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场所，更准确的说，是具有上海地域特色的国际名片，面向社会中上阶层和在沪的外籍人士展现上海风貌。立足于此，石库门建筑的市井之气注定要被抹掉，精心装扮的高雅形象才能登上世界舞台。新天地建成之后，物业只租不售，以便于统一管理。瑞安集团还在招商过程中，组织商户参观学习，并做了样板间对外展示，以确保装修的风格和水准。经过设计、建造、招商、装修和后期维护的高标准生产程序的锤炼，上海新天地如期呈现出集传统与时尚为一体的后现代风貌。为维护新天地的时尚前沿地位，自开业以来，多项颇具国际水准的文化活动在此举办，此外，新天地还邀请国内外艺术家举办展览、开办音乐节、举办公共艺术活动等。不难看出，上海新天地在精心的营销和管理之下，始终保持着优质文化产品的水准，石库门地域建筑符号意义重构后，显示了上海中上阶层的品位，及接轨国际标准的普遍社会认同。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由革命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等共同凝结而成的，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红色文化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经过血与火的淬炼、生与死的考验才形成的，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积累性、传承性、借鉴性及系统性等特征有显著区别，其形成过程介于近、现代之间。相应地来说，红色文化视角下的物质文化（实物）在微观层次上差异较大，如散落于不同地区的革命遗址、不同时期的革命文物、不同战争阶段创作的美术作品等，都被烙上清晰的现实印迹。客观上，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所以广大农村地区既是孕育红色文化的沃土，也是承载红色文化的媒介。赣南农村地区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摇篮之一，在红色文化渐成主流文化的社会背景下，探索该地区农村美术艺术发展途径，对于赣南区域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由王娜编著的《农村艺术性民间工艺》是一部研究中国农村民间美术的艺术专著，该书从红色文化视角出发，对国内富有代表性的农村美术艺术进行了深入探讨，书中构建的案例解读模式，对于赣南农村美术艺术发展路径建设具有重大启发。

一、聚焦农村美术艺术创新，拓宽红色文化传播途径

《农村艺术性民间工艺》收集了国内十个典型农村美术艺术品，包括凤凰纸扎、忠信花灯、郎庄面塑、庆阳香包等，这些农村美术艺术品不仅富有浓郁的地域性、民俗性气息，也是特定农村地区的代表性文化标志，是红色文化传播的天然载体。本书为每一种美术艺术品构建起“过去-现在-未来”的案例解读模式，解读过去即分析美术艺术品的起源、发展，解读现在即分析美术艺术品的特征、内涵，解读未来即分析美术艺术品的工艺更迭、需求趋势。整体上，本书为每一种农村美术艺术品建立起“创新主导”的技术路线，这也为拓展红色文化传播途径提供了有利条件。以赣南农村美术艺术品为例，包括民族服饰、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非遗文化品等，通过深度发掘赣南苏区红色文化内涵，将特定的文化符号嫁接到农村美术艺术品上，再经由旅游、文创、电子商务等途径销售出去，在实现红色文化传播途径拓展的同时，也能够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继承赣南红色文化基因，丰富农村美术艺术形式

近代历史上，赣南农村地区是红色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如瑞金、于都、会昌、安南等地，被誉为“苏区”，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性地域。以红军为代表的中国革命力量在赣南农村建立起“红色政权”，并以此地为根据地、积蓄力量，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期间，赣南农村地区孕育了类型多元的红色文化，如红色标语、红色宣传画、红色歌曲及舞蹈等。立足新时期，赣南农村美术艺术发展应继承红色文化基因，秉承文化创新理念，不断丰富农村美术艺术形式。《农村艺术性民间工艺》一书面向未来、与时俱进，重点围绕“制作工艺”探索丰富农村美术艺术的形式，如“凤凰纸扎”的案例解读中，对纸扎的选材、骨架、剪贴、糊纸、折叠、彩绘等工序，均在传承古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很好地丰富了凤凰纸扎的艺术表现形式。受此启发，赣南农村美术艺术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关注红色文化优势，将具象的、碎片化的红色文化符号（如红色五角星、麦穗、镰刀与锤子等）整合起来，转化为抽象的、统一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积极引入到具有代表性的赣南农村美术艺术创作中，如吉安鲤鱼灯、龙南木雕、赣州剪纸等。

三、促进地域文化风情融合，契合现代美术艺术审美

该书注重对农村美术艺术的起源发掘，如解读浚县“泥咕咕”案例时，强调这一工艺品与农村风俗（庙会、市集）的密切关系。又如解读郎庄面塑案例时，强调这一工艺品与祭祀礼仪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农村美术艺术形式及产品，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大量地域文化风情。而红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不应该是独立存在、自我封闭的，赣南地区是我国客家文化的代表地之一，也是重要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因此该地区农村美术艺术的发展路径，应促进红色文化与客家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地理聚落文化等深度融合，形成别样的文化风情，以获得文化审美标准的“最大公约数”。换言之，红色文化借助赣南农村美术艺术传承、传播，应契合现代美术艺术审美需求，开发一系列功能与审美价值俱佳的产品，如复古风的革命纪念物、红色文化体恤衫、在赣南农村特产包装上标注红色标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