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社会治理精选(九篇)

第1篇：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

一、目前工作开展情况

1.多措并举，打牢网格化试点工作基础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参照区级模式，成立由街道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党工委副书记为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的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二是进行网格公示。在试点社区网格醒目位置设置公示牌，将专职网格长、兼职网格长、辖区民警、党务志愿者的姓名、照片、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进行公示，统一制作发放民情联系卡。三是扎实开展走访。月湖社区试点根据网格规范达标率监测评价考核要素，结合社区工作的实际，印制了“月湖社区网格管理入户调查表”，表中详列11大项23小项的信息，充分掌握网格内人员情况，并在5月底完成了5个网格所有服务人口的走访。

2.精细部署，确保网格化试点工作实效

一是因地制宜划分网格。结合此次社区区划调整，根据地缘相近、人员相识、规模适度、界定清晰、无缝覆盖、方便管理的原则重新划分网格，街道网格数量由原来的54个调整为37个，网格划分更加科学合理。二是科学设置服务团队。为了更好地为搬迁安置小区——华诚新村网格的居民服务，加强居民心理上的认同感，月湖社区从街道其余4个搬迁安置社区的居民中，聘请4名有群众基础、政治素质较高的原社区小组长、小队长、党员、退休工作人员担任兼职网格长。同时，聘请小区的物业经理担任兼职网格长，发展了一批热心网格工作、素质较高、年轻化的网格志愿者，最终形成“1名专职网格长、5名兼职网格长、N名网格志愿者”共同服务、共同管理的组织架构。三是完善落实走访制度。分级分类对网格内群众进行走访服务，重点关注特殊人群、弱势群体，确保第一时间掌握特殊人群、矛盾纠纷等相关线索隐患，第一时间了解群众诉求，所需服务，第一时间为群众代办社区事项，提供咨询，真正做到服务群众零距离。

3.开拓创新，提升网格化试点工作质量

专职网格长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排查的信访苗头、安全隐患等问题时，填写“网格排查事件流转单”，上报街道党政办，由分管领导批示后，直接交由职能部门办理，形成发现、立案、派遣、结案的闭环，事件处理更高效，责任更明确。同时充分发挥居民自身作用，由专职网格长定期召集兼职网格长、网格志愿者、居民代表举行“民情通报会”，对收集到的社区民意、矛盾纠纷进行梳理、讨论、协调解决。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专职网格长素质亟待提高。社区工作人员担任专职网格长下沉网格后，需直接面对群众，接受群众咨询，代办各种事项，调解矛盾纠纷，这就对专职网格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专职网格长的能力亟需加强。

二是部分社区综合力量还需加强。月湖社区作为试点，基础条件较好、人员力量相对充足，但街道其他社区还存在基础薄弱、人员结构老化的问题，为保证下步网格化工作的全面实行，需对这些社区做到资金、人员的保障。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街道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网格化试点工作质效：

第2篇：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城乡网格化；探索实践；问题与对策

1 建宁县在城乡网格化服务治理中的探索与实践

一是整合治理资源，科学划分网格。

建宁县采用二级网格划分，共划分为7个社区网格、95个单元网格，每个网格由2名社区干部总负责。通过定格、定人、定则、定流程，推动村（社区）稳定工作，从“事后被动应急”向“事前主动防范”转变。

二是明确服务重点，突出以人为本。依托城乡网格服务治理系统，对城乡居民开展便民利民各项服务，如政策咨询、低保申请、证件代办、居家养老服务等。探索开展网格事件上报反馈服务功能与网格特色服务两项便民利民服务功能。

三是突出治理重点，强化源头治理。立足县域特色，将社会矛盾化解“1443”工作法中的“四种对象”、“四个群体”以及“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四种涉稳对象”等17种重点群体纳入城乡网格化服务治理中，逐一建档，实行动态监管，定期更新信息。做到统一运作，实时监控，确保社会安定稳定。

四是延伸治理范围，覆盖乡镇农村。把网格化服务治理向行政村延伸，实行村庄社区化治理。形成“网中有格、按格定责、人在格中、事在网中”的网格化责任体系，提高行政效率，减轻村级负担。在2016年，全县99个行政村（社区）全部纳入网格化服务治理平台。

2 当前网格化服务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人”的问题。有平台、有场地，有硬件、有设施，但岗位上缺“人”，没有编制，工作人员普遍都是“身兼数职”，难以应对工作开展。懂计算机操作的人员寥寥无几，后期的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网络维护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二是观念没有转变。一些部门领导认为网格化服务治理“多此一举”，没有充分认识到网格化服务治理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导致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职责不清、职责重叠、条块分割治理出现缺位、越位、错位，“多头治理”和“无人治理”问题依然存在，网格化活力不够。

三是网格化基础不牢。社区治理理念落后，治理体系不健全，方法简单、创新不多，网格化治理还存在很多不扎实、不到位的地方，人民群众不满意。

四是网格化成效不高。表现在信息化水平低，突击式、运动式治理比较常见，运行方式比较粗放；治理信息滞后、治理方式被动、治理效率低下，调查多、统计多、报表多、台账多，综合效率不高，网格化服务和治理优势尚未显现。

五是宣传力度不够。城乡网格化服务治理更侧重在“服务”这一功能，但群众了解不多，知道这一平台的人甚少，更不用提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便民利民服务了。

3 加强创新网格化治理的对策建议

3.1 积极破解体制机制创新难题，激发活力

创新体制机制是网格化治理的首要任务。一是完善体制机制，解决好“谁来管”的问题。把县级各行政部门的治理职能、行政职权和资源下沉到“网格”、覆盖到村（社区），创新职能部门参与网格化治理的有效d体和服务平台。二是健全考核机制，解决好“怎么管”的问题。要建立村（社区）工作目标责任制治理考核制度，对各村（社区）年度目标任务进行考核，建立健全网格化治理人员激励机制，把目标治理综合考核结果作为村（社区）班子和网格治理人员政绩的重要内容，并作为调整、使用、推荐和提拔基层干部的重要依据。三是突出治理重点，解决好“管什么”的问题。以人口治理为核心，重点抓好社情民意收集掌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流动人口治理、特殊人群治理、治安防控、社区矫正、社区禁毒，以及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的防范与应急反应等工作。

3.2 积极破解村（社区）治理创新难题，夯实基础

加强社区治理是网格化治理的基础。一要构建体系。建立健全以村（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政府部门派驻社区力量（如社区民警及司法调解员等）为依托、物业公司和社区社会组织（如志愿者等）为补充、驻村（社区）单位和群团组织密切配合、居民尤其是社会志愿服务者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二要注重自治。始终坚持村（社区）的自治性质和居民的治理主体地位，努力扭转当前网格化服务治理“政社不分”的现状，积极完善居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民主监督制度，大力提升居民自我治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水平，不断筑牢社区治理的自治基础。三要立足服务。要培育村（社区）服务民间组织，组织开展相应志愿服务活动，鼓励和支持各类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村（社区）服务。大力推进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服务中的中坚作用，进一步稳定工作队伍，努力实现村（社区）居民困有所助、难有所帮、需有所应。

3.3 积极破解信息化治理创新难题，提高成效

信息化是实现网格化服务治理的最佳途径。一是信息主导。依托治理平台，加强对网格内人口、房屋、证件、职业、车辆、场所、网络、组织等基础信息的采集，推广视频监控设施建设，努力实现治理信息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并定期在网上分析研判、预警预防，确保对各类问题“早发现、早处理”，牢牢掌握网格化治理主动权。二是服务为主。以信息化为手段，积极搭建网上服务新平台，促进电子政务与社区信息化对接，大力推行网上受理、网上审批、网上办公，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走路，使群众打开电脑就能查询有关事项、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公共服务。

第3篇：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

2014年7月，笔者在N市Q区对该区网格化管理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并对网格化管理所涉各条块和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包括网格化主管部门区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一些街道和社区的负责人、部分网格责任人以及社区居民。笔者还收集了近一年以来区里有关网格化管理的各类文件、通知、工作简报、考评通报、会议纪要等文本材料。由于该区的网格化管理较为典型，笔者试图以该区为案例，说明网格化管理带来了哪些负面效应。

网格到底是哪种管理

网格化管理在各地的具体做法并不一样，N市Q区的做法是对应街道、社区（村）、楼栋（自然村）分别设立一、二、三级网格。街道工委书记担任一级网格负责人，二级及以下网格责任人由街道班子领导、街道机关科室负责人、社区（村）党组织负责人等担任。二级及以下网格中配备舆情信息员、安全巡管员、综治维稳员、司法调解员、政策咨询员，实现“一格多员、一员多能、一岗多责”和“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另外，区里还积极引导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等共同参与网格化管理。具体来说，网格化管理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操作。

延长社会治理链条，下沉社会治理资源。目前全区九个街道累计划分为107个二级网格和7679个三级网格。在新的组织架构下，完成社会治理的具体任务主要不是在以社区为主体的二级网格中，而是在由农村的自然村、城市的楼栋和驻区单位所构成的三级网格中。在延长社会治理链条的同时，网格化管理还将治理资源下沉一级。区里规定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要下沉到网格。街道领导班子成员每人挂钩一个片区（即一级网格），定人定岗定责；街道其它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则全部下到二、三级网格，确保不存在管理盲点和服务遗漏，行政人员下沉导致了治理资源的下放。

打破部门壁垒，整合治理资源。区政府要求街道打破传统科室职能界限，搭建街道网格一站式服务中心，使各职能部门的信息和资源在网格中得到共用。有的街道还建立了网格联席会议制度，三级网格作为成员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借助这一平台，驻区企业、高校等单位的资源被有效整合，社区服务质量与基层治理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主动吸纳和积极满足社会利益诉求。在网格化管理中，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具体体现为三项机制：一是信息采集机制。建立网格社情民意信息网络，在楼栋（组）配备专兼职信息员、社区（村）建立信息点、街道建立信息站、区局建立信息中心，每年至少开展两次走访，全面存储、及时更新网格服务对象信息。二是定期巡查机制。网格责任人每天要到责任区域内巡查至少一次，以确保下情上传和上情下达，畅通民意传输渠道，做到有问题早发现。三是联动处置机制。网格责任人对在网格内能解决的问题要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要报上一级网格协调解决。

假台账的由来和过度科层化

网格化管理对社区制进行了改进和完善，但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非预期的后果。这不仅影响了网格化管理自身的效能，也干扰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

网格化管理在实践中出现了过于强调过程和手段，结果却偏离了治理的目标和实质。

比如考核评定原本是确保实现目标的约束手段，然而很多时候它却耗费了大量资源，成为整个治理体系运转围绕的核心。调查中发现，作为全区网格化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区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主要就是考核各级网格，考评方式主要有“查台账”和“看现场”。于是，对于网格工作人员来说，“制作台账”和“布置现场”是其必须具备的职业技能，从而产生了“台账制作术”和“现场布置术”。不少网格工作人员抱怨制作台账浪费了他们过多的时间，但为了获得较好的考评结果，他们只能竭力应付，甚至是造假。事实上，区相关部门对这一情况也心知肚明。

对网格化管理的分析发现，强调“技术化”的形式有可能耗费过多治理资源，并偏离治理的实质目标。如何避免这一后果，是网格化管理急需破解的难题。

此外，网格化管理与过度科层化是一对孪生事物，过度科层化导致治理复杂化。从实践来看，网格化管理强化了治理的科层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严格按照既定标准将辖区划分为不同级别的治理单元，即网格，组织体系结构稳定、等级明显，资源配置以及信息的收集与反馈等均严格按照上述等级结构进行；第二，系统的治理目标被各级网格以量化指标的形式层层分解和下达，上级网格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对下级网格及其责任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以此来保证治理目标实现。这种科层化无疑增加了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程度。

在网格化管理中，最基层的三级网格中尽管并未设立实质性机构，但行政资源下沉和以网格为单位的社区党建，事实上还是在街道―社区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治理层级，增加了信息传递、诉求回应以及职能协调的难度。

此外，在全区范围内统一推进网格化管理，不同层级、区域的网格基本适用同一套考评指标，忽略了治理对象的内部差异，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

基层政府

为何沦为“多面手和万金油”

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作用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社会组织运行和社会成员互动的过程会产生信任、互惠以及各种参与和互动的机制，这类自组织行为提高了社会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

但网格化管理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这种“行政化”治理提升了基层政府服务社会与整合秩序的能力，但同时，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更多是作为管理对象，参与公共治理的空间有限。“行政化”的治理无疑将导致诸如相互熟悉的关系网络、自发形成的公约制度以及居民间的信任感等难以生成和发育，结果是社会力量培育不起来，政府一切大包大揽，不堪重负。

同时，网格化管理也存在泛化趋势。其实施过程中普遍强调所谓的“精细化、扁平化、一体化”，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平安法制建设、社会治安、拆违控违、社区服务、民生改善、矛盾调处、高校园区建设、党建工作等诸多职能尽可能地纳入网格。比如某街道就提出其网格化管理的十项职责为：城市管理联抓、公共安全联防、平安法治联创、流动人口联管、群众工作联做、民生保障联保、科教人才联享、发展平办、精神文明联建、区域党建联动。

“网格泛化”能够促进资源协调联动，但试图在网格中解决城市基层治理的所有问题显然不切实际。另外，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有各自的行为边界，相互配合、良性互动而不是彼此越位才能获得更优的治理绩效。然而“网格泛化”不仅模糊了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界限，还将原本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来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职能，都纳入政府范畴。

第4篇：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 网格化，社会管理与治理，治理主体多元化，“有距离治理”，无缝隙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1-0102-04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网格化管理应运而生。所谓网格化管理即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以城市部件、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城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的一种城市管理新模式。作为社会管理改革与创新的“世界级案例”（比尔·盖茨），网格化管理成为城市政府青睐的社会管理模式并得以广泛推广。网格化管理实现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技术手段、管理机制、管理流程和评价体系的全方面创新，有利于管理问题的及早发现、及时处理、有效反馈，实现了社会管理的精确化、高效化、全时段和全方位，改变了传统社会管理中“小问题”积小成大的弊端，有效提高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极大提升了管理的范围和深度。但在面对社会自治诉求与政府社会管理诉求的矛盾与挑战、静态化管理现实与动态化管理需求的矛盾与挑战、重管理轻服务与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的矛盾与挑战时，网格化管理显得力不从心，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亟待实现变革，即由单一主体的网格化管理向多元主体的网格化治理转变。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 〕 （P23）我们认为，伴随着城市管理的复杂化以及任务量的加大，行政科层体系面临着巨大的管理压力，不得不主动努力推动自身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为此，需要从以下方面来积极应对和推进。

一、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应对社会自治诉求与政府社会管理诉求的矛盾与挑战

城市社会管理一直存在两个维度，即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维度与居民自下而上的自治维度。城市基层社会秩序取决于这两个维度的良性互动情况。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形成了“单位办社会”、高度政社合一的社会管理体制，作为政府延伸体的“全能”的单位包揽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务，造成了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附，作为社会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被单位挤压而“虚拟化”与“边缘化”，逐渐演变成“拾单位之遗、补单位之缺”的具有“行政-社会”双重属性的行政区划结构，其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主发展的功能日渐萎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出现分离，国家统包的社会管理职能逐步回归社会，社会自治组织也逐渐恢复“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本质。但一方面，由于行政化的出身，从一开始社会自治组织便丧失了自治的理念及机能；另一方面，由于基层政府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管制型的政府行政建构、准动员型的行政执行模式和以完成任务指标为手段的行政激励体制”， 〔2 〕造成城市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介入过多、过深，导致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行政整合过度”与“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网格化管理在面对社会自治诉求高涨和政府社会管理诉求居高不下的情境中，加深了这一困境，甚至存在“削弱社区自治能力的可能性” 〔3 〕：网格化管理仅仅实现了社会管理的技术革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管理权力运行的格局和机制，即网格化管理并未完全脱离政府“自上而下管理”的实质逻辑，反而进一步促使政府职能在基层社会的多角度展开，社会自治组织逐渐被淹没在政府交办的各种事务中，成为行政权力的延伸，社会自治组织在社会自治的名义下再度“被行政化”，基层社会自治空间进一步萎缩，网格化管理陷入“控制有余、自治不足”的窘境，社会管理的单主体使网格化管理在一些规范性、浅层次性的问题上具有较大优势，但在处理复杂问题、深层次问题方面却无法形成长效机制。由此可见，网格化管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体制角度来说，都是对政府社会管理诉求的有效应对，却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社会自治诉求，无法真正化解社会自治诉求与政府社会管理诉求之间的矛盾。

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4 〕。基于治理权力向度的多元性，治理的有效运作，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的合作关系，即社会自治达到什么程度才是适当的，政府社会管理止于何处才算恰当。有效的社会自治将为政府管理提供有力支持。没有政府的社会管理，社会自治将走向异端；离开了社会自治，政府社会管理也必然力不从心。网格化治理利用网格化技术，通过网格化空间实现政府管理空间和社会自治空间的整合，政府以及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在自主负责、合作分担治理责任的基础上共同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形成灵活的、多元的公共利益实现途径，通过政府与社会自治型组织之间的合作，可以达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效果。从而一方面促进了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社会管理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大大提升；同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从根本上排除了政府中心主义倾向，使更贴近公民意愿和利益诉求的社会自治组织成为与政府平等的合作主体，有利于公民权的实现与保护。在政府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两者的关系上，网格化治理以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为基础、以政府的“有距离治理”① 为保障，政府与社会遵循各自领域的运行逻辑，实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善治。

二、以政府的“有距离治理”应对静态化管理现实与动态化管理需求的矛盾与挑战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而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基本处于静态化管理状态。所谓静态化管理是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对变化多端与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实施“人为静止”的管理策略，其基本特征在于封闭性、静态化、保守性、单一化、控制性、专治性、差异性待遇与区别性对待、直接性，以及物质占有与人身束缚性依赖。〔5 〕静态管理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是基于单位制的“单元分割”式治理模式的典型特征，其所面对的社会结构是封闭的，所有社会问题都消解于单位社会体系之中，政府并不直接面对社会，社会的复杂性被单位的同质性所掩盖。〔6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其基本特征在于社会结构动态化、社会价值多元化、社会关系错综化、社会问题复杂化。我国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加之单位制的消解，政府直接面对社会“非结构性的复杂性”，复杂多层和多向流动的社会开始暴露在国家的面前，再以传统的静态方式对千变万化的社会进行管理和服务，显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网格化管理可以对管辖范围内的人、事、物进行动态化监测，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馈问题，实现管理的动态化。但从目前实施效果来看，我国网格化管理仍处于静态化向动态化管理转型过程中，总体上静态有余、动态不足。第一，信息的动态把握不足、无法实现前馈控制。前馈控制是运用不断获得的最新的有关社会运行的可靠信息加以预测，并将期望的社会管理目标同预测的结果加以对照，在出现问题的临界点之前就发现问题，事先制定纠偏措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使问题堆成山而积重难返，以确保管理目标与预测结果相一致。〔7 〕网格化管理实现了信息整合，但是对信息的管理处于静态化、被动化状态，只有采集，没有分析；只是单一信息，没有对信息进行整体性分析以抽取信息中的共性，并进而对信息进行细致的分类，以便于信息比对，从而在出现问题的临界点之前就能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因此，信息资源的价值没有被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前馈控制的无效性。第二，信息资源互联与共享不足。网格化管理的基础在于将局部性信息在合理分类、动态更新的基础上在网络上实现组织结构纵向与横向上的信息互联与共享。而网格化管理模式下，由于建设模式和技术标准各自为政，存在非常严重的条线分割，各网格系统都在本级系统内封闭运行，信息资源首先属于各网格单元，对于其他网格信息资源的使用需要通过信息交换来进行，数据信息无法统一共享，造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甚至数据信息互相矛盾，无法实现各网格对整个网格系统资源的有效控制和利用，导致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环节上无法有效衔接，严重阻碍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快速、有效的反应和处置。第三，网格化管理主要处于静态的网格划分层次，动态的业务协同尚未有效开展。网格化管理的核心是在资源整合、条块互动的基础上实现协同作业，但由于政府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分别按照条和块建立起来的众多网格没能够有序的整合在一起，无法实现业务协同，使网格化停留在表层，导致网格功能的虚化现象。

以间接性管理方式与手段为主，以人为中心和社会人管理的原则，既是动态管理模式的基本层面，又充分反映动态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5 〕网格化治理以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为基础、以政府的有距离治理为保障，充分实现了管理手段的间接化和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的职责是为社会自治提供必要的条件，而不是直接去治理社会；在治理资源上，由资源掌控向资源动员转变。要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在继续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把领导力更多地放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上。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定位应该是多做服务性工作，在治安防范、文化建设、计生服务、养老助残、慈善帮困、就业援助等城市基层民生事务上以社会和个人为主体，使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转变，从而更好地应对动态化管理需求。

三、以无缝隙管理应对重管理轻服务与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的矛盾与挑战

2012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作总结讲话时指出：“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网格化管理实现了社会管理重心的下移，使基层政府实现了横向协调，促进了行政资源的整合，这无疑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提供效率。但由于不少地方政府对社会管理仍存在管控思维而缺乏服务意识，不是着眼于改善民生和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而是着眼于严防死守；不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而是停留在消极防范和事后控制的“灭火式”管理上，导致在网格化管理中“重管理轻服务”倾向严重。同时，从网格化管理的运作来看，网格化管理以行政权力为运作基础与核心，其单纯依靠行政力推动的操作结构使其在面对高度复杂性社会问题的时候，尤其在面对多样化、差别化和高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时，往往会捉襟见肘，其持久性令人怀疑。〔3 〕而当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政府服务功能的要求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呈现出多样化、差别化和高级化的发展趋势：发展型公共服务需求逐渐提高，而保障型公共服务逐渐递减②；基本需求标准逐步提高，权利需求越来越强烈；社会安全需求越来越迫切；阶层之间和代际之间需求差异较大。但目前我国政府重管理轻服务的传统却与多样化的公共需求极不匹配，导致政府服务功能不足，对社会治理产生了广泛的不良影响。

基于此，公共服务需要实现无缝隙管理以应对公共需求多样化的社会现实。对于何谓无缝隙管理，拉塞尔·M·林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于那些和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人和事物来说，无缝隙组织提供了一种流畅的、真正的不费气力的经验。无缝隙组织的顾客与服务提供者直接接触；两者之间不存在繁文缛节、踢皮球，或者是诸多遁词。顾客的等候时间大大缩短。无缝隙组织以一种整体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 〔8 〕 （P4）无缝隙管理一方面是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无缝覆盖，另一方面是公共服务功能的无缝覆盖。网格化治理从治理主体上实现了多元化，构建了以政府、社会和市场为主的多元公共服务提供格局，实现了政府服务管理与社会需求的无缝隙对接。政府以服务为先为理念，打破了各自为政的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以闭环、完整、连贯的整合式流程取代以往割裂的、各自为政的分散化流程，〔9 〕有效推动了跨部门公共服务提供，在政府内部形成了相互补位的网络体系，并摒弃“管”字当头的“硬性”思维，“软化”社会管理，以公民需求为导向前置社会服务触角，不仅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与水平，同时以有距离治理的方式让权于社会，为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目前，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日益广泛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中来，不仅显著提高了自治能力，更有效填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

网格化治理是社会管理发展的大方向，其实质就在于从以政府为单一管理主体、以管控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以党委领导、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与自下而上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管理与服务相融合的多元治理模式转变。在此过程中，需要适时进行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在发挥网格化治理的源头治理、动态管理优势的同时，不断强化网格化的服务功能和动态管理特征，从而不断提升城市社会管理水平。

注 释：

①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来看，一定的结构决定一定的功能，政府与社会的空间结构状况决定了政府社会管理功能的发挥，有距离治理的提出是针对传统的政府直接控制而言，即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减少直接控制，更加强调社会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建构起现代社会治理模式。

②根据张立荣教授的观点，保障型公共服务维护的是公众的生存权，发展型公共服务则为公众生存权的获得提供基本的可行能力。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2〕徐湘林.“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J〕.战略与管理，2003（4）.

〔3〕田毅鹏.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J〕.学海，2012（3）.

〔4〕郁建兴.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历程、社会政策与体制机制〔J〕.学术月刊，2011（3）.

〔5〕刘继同.由静态管理到动态管理：中国社会管理模式的战略转变〔J〕.管理世界，2001（10）.

〔6〕彭 勃.国家权力与城市空间：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J〕.社会科学，2006（9）.

〔7〕阎耀军.城市网格管理的特点及启示〔J〕.城市问题，2006（2）.

第5篇：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

以“整合资源、多网合一、专兼结合、定边定人定责定奖惩”的做法构筑“微网格”，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基层治理力量，全区“微网格”治理能力逐步提升，取得了“微网格”撬动“大治理”的效果。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层管理经验_“微网格”资料，提供参考，欢迎阅读。

 

 

经验一

今年以来，xx区以“整合资源、多网合一、专兼结合、定边定人定责定奖惩”的做法构筑“微网格”，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基层治理力量，全区“微网格”治理能力逐步提升，取得了“微网格”撬动“大治理”的效果。全区以镇划分为x个大网格，以村居+重点区域划分为xx个中网格，以统分结合、突出重点、便于管理原则划分了xx个小网格和xx个微网格。截至目前，全区未发生涉疫不稳定事件，未发生公共安全事件和重大负面舆情事件，全区的刑事、治安警情已明显减少，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一、探索“五微”工作法，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

今年以来，xx区xx镇从群众需求最强烈和基层治理最突出的问题出发，通过推行党员入网，力量下沉和实体化建设，搭建了镇、村居(社区)级网格中心实体化运行平台，以“绣花”精神，探索推行实施“五微”工作法，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

一是出台了一套“微清单”。围绕镇中心工作和为民服务事项，制定了一套微网格治理事项和微网格员权责微清单，让微网格员明确“干什么”，让微网格治理更加规范化、便民化、精细化。

二是创建了一组“微项目”。围绕基层实际需求，通过微网格领办、网格验收、中心评估机制，精准谋划微网格治理项目，激发微网格主动创造力，实现社会治理精准化服务。如x月x日上午x点多，微网格员区xx在六都村委实施微网格微信群里发了几张一男一女在金园村文化室门前推销电器的照片，该微网格组长梁锟雄意识到这可能是在推销三无伪劣产品，随即赶往现场，与区金洋一同劝导群众离开，最终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

三是选聘了一批“微网格员”。开展微网格员“亮身份、选优聘”活动，制定“微网格员”选聘标准，结合微网格治理微清单对选聘的“微网格员”进行“捆绑定绩效”，提升微网格员在群众中的公信力，目前全镇xx个村居社区+中心城区共选聘微网格员xx人，其中有x人已纳入村(居)后备干部重点培养对象。

四是完善了一份“微保障”。推行关心关爱微网格员举措，根据微网格员每月提供有效线索按条数“定报酬”计发补助，让微网格员也能成为干事创业的大舞台。

五是培育了一批“微组织”。聚焦微网格内群众需求，在微网格员的主导下组织共同爱好者建立微组织，让每个人都能够从微组织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服务，在自身获得服务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微组织服务他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微网格治理格局。如六都村委连塘片微网格员xx，为了满足老年人健身需求，带头成立了老年舞蹈健身队伍，每天晚饭后带领社区老年人进行健身活动。该镇六都村委金元片网格员梁梓权在自己家车库里组建“家庭茶室”，每天开放，为附近居民提供象棋、图书、报纸和茶水，成为居民日常沟通交流的主要场所，促进了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目前像这样的微组织已先后成立xx个，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居民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的服务需求。

二、“四个转变”推动社区“微网格”治理

xx区高村镇通过“四个转变”，推动网格化管理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初步探索出了“全员在格”“一呼百应”“高效运转”的基层治理体系。

一是推动机制由“简”向“全”转变，实现闭环联动运行。该镇全面建立了“镇—村(居)委—小网格—自然村、微网格”各级微信群xx个，构建横到边、纵到底、全域覆盖的网格，形成了互联互通、全员在格的联动处置机制。做到格内件件有回音、事事有回应。对于不太会使用手机微信的独居老人及留守儿童，微网格员及联络员则对其上门服务，做到信息互通落实到户，不遗漏每一人。x月x日—x日是xx镇卫生院到xx村委为村里的老人进行免费健康体检的时间，xx村网格联络员xx得知这一消息后就马上登门通知老人了，并陪同老人到卫生站进行体检。像xx这样的联络员在该镇的网格可谓不胜枚举!正是由于该镇全面推行网格员、联络员一直遵循互联互通、全员在格，信息互通落实到户的机制，从而使到网格信息达到了闭环式的无缝对接。

二是推动责任由“虚”向“实”转变，确保责任压实不落空。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该镇把全镇划分为五级责任体系，书记、镇长抓全局—镇班子、村支部书记包村居—村委干部包片区—网格员包格—联络员包住户，层层压实责任，全员参与“微网格”治理。如xx服务区作为xx村委的一个微网格，坚持把责任落到实处，责任明确。

        例如x月x日，xx服务区总经理xx接到服务区内中石化加油站站长、微网格联络员xx的电话，报告有一辆大货车在加油站侧的货车停车位因转弯速度过快且运载的设备滑动而导致了翻车，车辆侧翻流出少量设备液压油，现场存在着安全隐患。接报后，服务区立刻组织当班协管员对事故现场进行围闭，防止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对渗漏液压油地面采用消防沙及木糠粉围挡路面防止油污外泄，并在现场摆放灭火器材以备应急使用。经检查，车上2名人员均没受伤，此次事件由于处理及时，避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后经服务区报请交警部门及驻点服务区拯救队，对事故车辆做好了善后处理。

三是推动平台由“散”向“精”转变，实现公共资源高效整合。一年一度的养老待遇生存认证又开始了，针对一些独居老年人行动不便等问题，该镇网格员、联络员们主动作为，采取上门帮助老人完成养老认证的方式，在村民家里、田间、地头等，随处可见网格员们拿着手机帮助老人认证录入信息的身影。上门帮助老人完成养老认证工作，真正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村民提供了便利，真正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

四是推动力量由“弱”向“强”转变，让党小组在网格中发挥“领头雁”作用。在全镇xx个网格中建立党小组，发挥网格党员、党小组长的引领作用，把骨干力量向社区下沉、向网格延伸，构建“党建引领、网格联动、群众参与”的微网格治理工作格局。在“微网格”治理工作中，该镇共有xx名党员主动担任小微网格员、联络员，积极发挥“党建+微网格”前哨和探头作用。

        例如：该镇六马村委的党员、网格员xx，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头摸排宣传、管控人员。防疫工作中，xx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新冠肺炎的防控知识、摸排每户人员的详细外出情况，发放疫情防控指引宣传单、倡议书、致村民的一封信等，晚上空余时间还坚持在村中巡查，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告诉村民们不要串门探亲，提醒村民确实需要出门必须做好防护，戴好口罩。今年x月x日，xx就接到一村民的求助电话：“我大营村有夫妻俩在吵架，快打起来了，你快来看看吧”!随后他立马赶到现场，首先安抚了双方的激动情绪，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解释劝说，成功化解了夫妻俩的矛盾。

三、党员入网、力量倍增，微网格推动大治理

xx镇“微网格”治理着重在“实”字上下功夫，将城镇多个网格优化，党员入网，选好网格员办好网格事，将那些政治素质过硬、熟悉网格情况、基层经验丰富的人选配到网格员队伍中来，打造“闭环运行、四网循环”的治理格局，有效激活了精细化治理最小细胞，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目前，xx镇划分xx个中网格，x个小网格，xx个微网格，有xx个网格员，其中党员xx名。

网格员一直是扎根一线的重要防疫力量，河东江坪片区既是党员又是网格员的xx就是其中之一。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xx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深入网格辖区挨家挨户宣传，到疫情防控值守卡点严格防控外来人员，对网格内人员严密细致排查，做好输入人员登记，及时做好双劝导工作，深受当地群众的啧啧称赞。

xx，是xx镇昊天小区的网格员，也是一名志愿者，平时与人热情，热心帮助群众。7月6日晚，xx在业主微信群聊天记录留意到一丝不祥，部分业主因拿不到不动产证问题而诉苦，一些业主认为小区开发商资金不足，觉得自己的房产要拿到不动产证遥遥无期，准备在小区拉起横幅示威直逼开发商，以达到自己维权的目的。

       xx意识到此事事态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一边上门跟业主进行沟通劝导，建议业主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进行维权;另一边向上级网格长反映情况，最后该小区业主打消了这种想法，没有在小区采取过激行为来维权。今年以来，网格员在疫情防控、乡村振兴、创文创卫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通过日常巡查发现各类网格事件xx起，并第一时间介入调处，有效化解网格各类矛盾纠纷xx起，矛盾纠纷在网格一线得到了化解。

经验二

xx社区以“社区建总支，小区见支部，楼宇党小组，楼道见党员”为组织体系，结合小港街道微网格体系部署，形成了街道联片领导+联社干部+社区书记+网格长+N名联络员组成的“1+1+1+1+N”模式。其中N代表的400多个楼道联络员，在党员引领下，由党员跟居民形成党建网格和综合治理网格的“双网融合”，建立起“大党委、微网格”社会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社区、小区党员先锋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社区综合治理水平。

一、“五员”单元长，共建连心桥

社区通过上门走访、自荐和他荐的方式，在下辖x个小区x个网格中物色xx名热心居民担任单元长，其中党员有xx人，以民情信息员、政策宣传员、文明创建员、垃圾分类员、红色代办员“五员”为主体，承担“上传下达”的职责，架起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连心桥，激活基础治理的“神经末稍”，通过“五员”单元长，把服务拓展到小区、覆盖至单元楼道、延伸至居民家中。

二、“五员”齐上阵，服务送上门

一是民情信息员，协助社区做好本单元的住户信息登记工作，熟悉本单元住户情况，随时更新单元住户情况。同时做好民情信息登记工作，对于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及时反馈到社区、物业等单位，并给予及时的答复。

       二是政策宣传员，与社区保持高度一致，及时向本单元居民传达、宣传各项惠民便民利民方针政策。

       三是文明创建员，积极参与到小区各类文明创建工作中，从自身做起，对小区楼道中的乱堆放现象进行劝导阻止，规范居民行为，倡导居民建立清爽楼道。

       四是垃圾分类员，积极宣传垃圾分类引领新时尚，对本单元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带头并倡导本单元居民在家中源头实行垃圾分类。

       五是红色代办员，暖心服务协助困难群体代办，为本单元内有需要的人员特别是高龄、独居、残疾等人员，提供网上挂号、网购等服务。

三、“星级”考评制，夯实管理网

社区以“五员”单元长为基点，连线辖区内的每家每户，延伸服务触角的同时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发展。社区对单元长建立了“星级”考评激励机制，根据星级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进一步夯实社区的群众基础，激励全体“五员”单元长协助社区，把各项社区工作做实、做活、做细，建强建稳基层“双网”，同心共绘社区蓝图。

经验三

自开展“微网格”治理工作以来，xx街道细坑社区网格坚持将“美丽xx、共同缔造”思想贯穿于“微网格”治理始终，将创建文明城市、人居环境整治等纳入“微网格”治理，认清形势、强化责任，立足xx街道、细坑社区的大中网格，细化xx个小网格，精分xx个微网格，充分发挥网格员和联络员民情信息收集、政策宣传、治安巡防、便民服务、环境监督、文明传播等积极作用，依托网格队伍人海战术，“土洋结合”，确保民情全掌握、服务全方位、人员全管理，有力推进创卫工作再深化。

一、压实卫生城市网格责任

以xx街道为大网格、细坑社区为中网格，各责任单位片区为小网格，把工作任务细分到股室和个人，形成“微网格”，构建“大中小微”四级网络，把责任的“触角”延伸到社区的每一处、责任区的每一人，融汇综治联防大队队员和社区志愿者等，组成网格治理体系，以“发现问题、处置问题、汇报反映”为主要工作内容，苦干实干加巧干。社区网格员和微网格联络员作为细坑网格“一线”力量，他们每天8小时，在“格子”里工作，走街串巷扣民生“一丝一毫”，做好发现问题的“放大镜”和市容监督的“啄木鸟”。市直挂钩责任单位干部职工于每月第一周星期二、第三周星期五定期下沉网格，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对“六乱”现象进行全面清理，督导巡查，建立整治台账，确保每位干部职工对自身的责任片区做好“情况清、底数明”。网格长定期召开部署研判会，对工作中的重难点逐一击破。深入网格开展调研，对成果进行查核验收。

二、重点工作“一网打尽”

按照“区块单元相对集中，管理服务统筹兼顾”的原则，强化“齐管共治”的模式，网格各责任单位按“一格多元”的要求，紧紧围绕“政府主导，部门行动，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创卫工作思路，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突出重点工作，推动创卫工作阔步向前，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目前，细坑网格实现道路硬底化覆盖率达xx%，沟渠重点整治——从明渠转为暗渠整改率达xx%。据不完全统计，清运死角垃圾、淤泥累计xx余吨。

三、服务群众“一网情深”

着眼于最大限度地服务责任区群众，街道依托网格，将辖区各类资源充分整合，通过网格员进社区，帮助居民解决乱堆物清理、下水道疏通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情况，使街道城市管理融入网格、根植网格、服务网格。全面提升网格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服务群众水平，做到服务群众“一网情深”。

经验四

为进一步深化实施“微网格”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成果和经验运用，xx区xx镇立足镇情实际，依托“网格连心、组团服务”机制优势，积极延伸推行“一核心、两对接、三融合、四联动、五微+”的工作模式，把全镇xx个微网格倾力打造成“最强微闭环”，切实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和现代化水平。

一、“立足党建引领”一核多元共治，强化“主心骨”功能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网格化管理为抓手、基层基础建设为支撑，着力打造了“一核多元，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模式，建立“网格长+专业网格员+兼职网格员+N个联络员”的运行体系，夯实以网格员为主体，党员、镇村干部、退休干部和教师、志愿者为支撑的五位一体网格力量，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基层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网格员、联络员每天在各自网格内巡查，第一时间接手处理网格内的问题，及时通过手持终端设备上报，实现“大事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目前全镇划分为1个大网格、xx个中网格、xx个小网格，共有网格员xx名、联络员xx名。

二、“大数据+微网格”两者无缝对接，深化“神经元”效能

大力推进“xx智慧治理云图”平台建设，开展“大数据+微网格”无缝对接治理模式，深化基层社会治理“神经元”效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网格化排查工作中，xx镇以大数据为向导，通过数据赋能，动态监测辖区来往人员，延伸微网格工作触角，切实做好信息查询、人员搜索等工作，确保信息互通共享、防疫布控等相关衔接工作落到实处。截至目前，xx镇共收到大数据反馈信息x条，全部于当天完成核查汇总和后续的管理工作;共开展微网格社区排查x轮，出动镇、村干部、网格员、联络员等xx人次，排查xx人，确保疫情地区来前、返前人员排查不漏1户、不漏1人。

三、“自治法治德治”三治深度融合，优化“红细胞”动能

以“三治融合”为“催化剂”，不断创新和完善“微网格”治理体系，充分激发群众参与热情，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网格化管理。一是激发村民自治活力。通过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群众现场提问，部分村干部、组团联村成员到会旁听的形式，让群众积极参与到村级事务中，形成“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良好局面。二是强化法治保障服务功能。依托基层网格收集汇总基层组织和群众的法治需求，把网格员、联络员培养成普法信息收集员、法律知识宣讲员、民主法治建设员，实现管到格、落到户，信息互通，联管联治，共同普法。三是夯实德治基础。依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和老模范组成的五老协会，大力落实“一约三会”，引导村民传承传统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等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人人讲文明树新风的良好氛围。

四、“镇-村居-自然村-微网格”四级协调联动，激活网格单元“神经末梢”

优化大中小微网格“闭环运行、四网循环”机制，推动“镇-村居-自然村-微网格”四级协调联动，激活基层网格单元“神经末梢”。一是明确职责任务。按照定人、定时、定岗和定责的标准，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推动形成生产互帮、生活互助、邻里守望、矛盾联调和治安联防等互动治理模式。二是聚焦闭环运作。充分发挥镇村干部、“两代表一委员”、网格员、社会组织、志愿者等作用，及时采集上报各类信息，简单的问题由镇通过综治手机APP和综治维稳等平台下派至村(居)委调处解决，并及时向群众反馈办理结果。

五、“微网格+管理服务事项”五类“微+”整合，贯通基层治理“循环系统”

以村居网格化精细管理体系为载体，推动“微党建+”、“微调解+”、“微服务+”、“微安全+”、“微活动+”深度入格，充分盘活“微网格”治理活力。

一是全力推动“微党建+”入格。设立网格临时党支部，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新冠肺炎防疫期间，xx镇通过设立xx个疫情防控检测点临时党支部，集结党员xx名，充分发挥党员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指挥员、宣传员、信息员、监督员和战斗员的作用，在战“疫”中构筑起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严密防线。同时，通过落实党员结对帮扶，2019年以来累计带动xx户农户种植南药xx亩，xx户农户种植发财树等花卉xx亩，有力地促进了农户增收，有效地破解了扶贫难题，为脱贫攻坚工作提速增效。

二是全力推动“微调解+”入格。将调解工作纵向延伸至微网格，以村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为牵头，充分发挥微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以及乡贤、退休教师、退休干部、老党员等在村民中声望较高的积极作用，及时掌握隐患、调解纠纷，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2020年上半年，xx镇由村级调解的矛盾纠纷共xx宗，实现了小事不出群，矛盾不上交。

三是全力推动“微服务+”入格。推行“网格化+微服务”，以网定格、以格定人、以人定责，做到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不留为民服务盲区。网格员每天在网格巡查和走访，了解掌握村民反映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及时协调解决反映的各类问题及代办事项，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让辖区群众尽量达到不出门、不跑路就能办成事。今年上半年全镇网格员、联络员共为群众代办合医报销、计生证件等xx件，做好事实事xx件。

第6篇：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社区治理；网格管理；合作共治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1-0102-08

社区是宏观社会和微观生活相遇并交织之平台。社区管理与建设工作自20世纪80年轫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从横向上看，各地通过积极实践，探索出各种适合本地实际的社区治理模式；从纵向看，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这些模式遵循着某种规律向前演化转变。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不断深化，一些深层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并激化，蜂起，基层社会秩序面临严峻的挑战，网格化社区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并在全国各地大面积推广，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社区治理模式演进

国家与社会是两种最基本的人类组织形式，二者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国家和社会二分法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种学术传统，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与社会理论被引人中国并迅速传播，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平台，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的神经末梢，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也成为社区治理理论的重要分析框架之一。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权力高度集中，处于一种“总体性”（totalism）的社会制度安排中，社会结构呈现一种“蜂窝状结构”，国家通过单位制和街居制对社会进行一元化领导，实行了对社会的高度整合和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支配，形成了一体化格局。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逐渐从国家权力的强势覆盖中解脱出来，国家权力开始主动上收并向社会分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由原来的高度一体化变得各自相对自主，社会重新焕发活力。

社区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国家逐步向社会分权与让权，社区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本文以国家和社会二元维度作为分析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的坐标，社会的发育成长与国家权力的收放作为此消彼长、相互依存并相互带动的两股力量，深刻影响着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状态和模式。根据国家与和社会这两股力量的相互影响状况，可以把社区治理模式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强政府-弱社会关系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强政府-弱社会关系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强政府-强社会关系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弱政府-强社会关系背景下的社区自治模式（如图1）。

（一）强政府一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

全能控制模式是在政府权力强大而公民社会发育孱弱背景下出现的社区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由一个全权全能的政府掌控，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支配覆盖着社会，政府权力全方位控制社会方方面面；与强势全能的政府同时存在的是一个静态、孱弱的原子化社会：在政府的强势掌控之下，社会组织生长空间十分逼仄，公民社会十分弱小，社会成员绝大部分被静态地安放在各个“单位”内。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属于典型的全能控制模式，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掌控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事务，甚至粗预私人生活。

全能控制模式能够借助强大的政府公共权力强制性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全能控制模式可以在社会力量弱小的状况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力来实施全面的社会管理，有存在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其封闭式公共空间和庞大的管理成本，使得全能控制模式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这一治理模式迅速被淘汰和取代。

（二）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由政府行政力量主导，社区居民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自上而下推行的社区治理模式。政府主导模式与全能控制模式都是在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但社会力量的弱势程度不同，他们之间有着承接和延续关系。也就是说，当社会力量发育到一定程度，同时，民主政治、公民参与、有限政府等现代政治理念通过网络等媒介逐渐传播和普及，居民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不断提升，社会组织的力量虽不足以和强政府抗衡，但也具备一定的实力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普遍采取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社区事务的绝大部分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其次，国家有自上而下一套系统的组织机构负责社区事务管理，这套专门的组织机构中的各级组织是上下隶属关系；最后，社区各种建设发展的事务――从决策、执行到监督，均由行政部门规划、组织和协调，并落实完成。

（三）强政府一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

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与前两种治理模式有着本质不同的社会背景，即强社会的社会背景，因此这一治理模式相比前二者来说是一种飞跃。在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中，虽然居民和社会组织也参与社区事务管理，但是这种参与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居民、社会组织和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享有的权力不平等，政府主导社区事务的决策并决定政策的实施，社区治理过程中地位的不平等会大大降低公民的参与热情。这种参与治理实际上是对官僚制的层级体系作出的补救性设立，虽然在参与过程中，参与者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从而使决策显得更加公正和科学，但最终的决策还是取决于决策者的权威，参与者随着参与过程的结束而回归原位。

正是因为政府主导模式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与不足，一种更能发挥居民参与积极性的合作治理模式成为我国社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那就是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合作共治模式中，社区事务主要由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来承担，政府对社区事务并不直接干预，政府在社区事务的主要职能是政策规划和经费支持。当今世界上社区治理比较成功的国家，大多属于这种模式，最典型的国家是日本。强社会是这种治理模式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仍然稍显不足的情况下，合作共治仍需假以时日。

（四）弱政府一强社会背景下的社区自治模式

弱政府一强社会背景下的社区自治模式是指社区事务由社区组织主导管理，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由下而上实施的社区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社区事务，而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间接指导社区事务，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及居民按照自主自治的原则处理社区具体事务，政府与社区相对分离。这种模式一般发生在公民社会比较发达，公民参与意识较强，同时政府能力较弱的社会。

二、网格化管理：新形势下我国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是市民最基础的生活平台，因此也是社会矛盾首要发端的区域。中国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经济的大规模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成功和政治转型的完成。随着社会变迁和体制转轨的进一步深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政府社会管理模式未能及时跟进调整，由此引发种种深层社会矛盾，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面临着新形势和新选择。

（一）转型期基层社会管理面临的新局势

一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转化。进入新世纪，国家和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转折和重构时期。面对一个自主性日益成长、难以单独掌控的社会局面，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出现了双向适度调整，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范围的缩小，在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中，控制的方式也在调整，实际掌控转变为原则性控制，控制手段趋向法治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不断壮大，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降低，自主性明显增强。

二是网络时代公民社会崛起与政府公信力下降同步来临。网络的普及使中国早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9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4.6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网络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为公民参与及监督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和平台。近年来，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层出不穷，有关环境保护的代表性事件就有厦门、大连、宁波、昆明、彭州等地的PX事件，有些事件因为网络的推动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比如什邡事件、启东事件、乌坎事件等。伴随公民社会崛起的同时，政府公信力却在不断下降。权力和资本的利益捆绑导致社会陷入弥散性腐败和越来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再加上机关官僚作风，群众对政府信任度逐渐降低，陷入了“塔西佗陷阱”――无论政府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民众的信任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源，关系着政府的执政效力，当政府公信力低到一定程度，公共政策就难以贯彻推行，执政将陷入困境。

三是面临风险社会与蜂起的现实困境。目前，我国社会处于制度转轨、社会转型的剧烈变迁期，社会各层面的矛盾多发，容易诱发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人们始终处在一种惶惑不安状态之中。所谓风险社会主要有来自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来自自然界的风险，难以预防的天灾人祸，如海啸、地震、流行疫病等。不用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芦山地震带来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力物力的损失，日本的地震都能让市民一窝蜂抢购食盐。还有一种人为原因引起的潜在自然风险，比如一些改变山川地貌和物种构造的大型工程可能引发的自然灾害，人们对转基因T程和克隆技术的忧虑就属于此类。另一方面的风险是来自社会生活本身的现实困境，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资源短缺、公共物品涨价等都能引起大面积的紧张和恐慌，有时会严重影响公共生活秩序。此外，社会不公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的阶段，社会就进入矛盾高发期，极易出现经济与社会失衡。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加剧了社会分化，如何弥合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平衡社会各层面的多元利益诉求，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二）社区网格化管理应运而生

基于对上述各种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形势的回应，网格化管理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略迅速在全国各地流行开来。以厦门市为例，2012年8月，厦门市在全市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每个社区以400户左右为一个网格单元，每个网格配备2-3名网格员，社区网格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由社区党组织书记、居委会主任及“两委”成员组成；第二层级由网格主管委员和网格员组成，实行一岗多责，具体负责网格内日常事务；第三层级由物业管理人员、楼栋小组长等组成，协助网格管理员工作。

社区网格化管理之所以被众多城市管理者青睐，是因为其超强的执行力和运转的高效性，具有其他治理模式所不具备的显著的功能：一是网格化管理将资源重新整合，进一步放下事权，形成了新的社会管理体制；二是城市网格空间由多元主体构成，多元主体间交互作用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三是网格组织为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之间提供了一个“连接平台”，形成了“官民共治”局面。

（三）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局限

在当前我国推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话语背景下，网格化管理风靡当下中国社会，成为基层社会管理领域最流行的治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网格化并非万应神丹，它的运作模式蕴含着结构性的风险和局限。虽然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管理效率上有一定成效，但同时，这种模式和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自治愿望和权益诉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和摩擦，由于其潜藏着的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它的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其局限和风险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重社会控制，轻治理服务。社区网格化管理之所以受到基层政府的追捧和推崇，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在于网格化管理中政府将行政权力的重心下移，将原本设在县区级的职权和资源进一步下沉到街道和社区，在社区的层面把各条块部门职权重新进行横向布局，这样就使得行政权力通过网格化直接到达社会个体，把社会个体控制在网格之中。这种通过权力下沉的强势控制模式在维稳工作中具有特殊功效，网格管理员通过对各自责任片区的包干负责，详细掌握网格中所有居民的动态，对矛盾纠纷及时排查预警，一旦出现不稳定苗头，即使不能消灭于萌芽状态，至少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情报，消灭险情。然而，就全面的公共服务治理来说，由于人力和专业的限制、多元主体的缺失，使得这种模式擅长处理表面化的突发问题，却无法对深层次的、日常性的复杂问题进行常规化的长效治理。

第二，加剧行政化趋势，影响社会自治。从本质上看，网格化社区管理仍是一种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并且有加重行政化的趋势。社区行政化倾向原本就是社区治理工作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弊端。网格化管理通过行政权力下沉并覆盖社区，实际上是一种行政权力对自治空间的蚕食和侵占，对此，学术界不无忧虑。有人认为，政府行为的全面回归，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行政强制的倾向，行政体制俨然成为一部设计合理、运转有效的庞大机器，但面对社会出现的突发事件和具体矛盾，则需要每个部件、每个齿轮都随同这一机器系统调整方向，连带运行，失去了灵活多变、敏锐出击的应对能力。网格化管理网络对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的严密控制，将抑制社区公共空间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影响社区自治力量的成长。

第三，机构膨胀，财政负担沉重。在社会蜂起和个人极端事件频发的社会转型期，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兴起带有一定的应急性。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社区网格化管理在运行中潜藏着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这直接决定着网格化管理的可持续性。以厦门市鼓浪屿街道为例，该街道龙头、内厝两个社区分别划为3个网格，每个网格分为2个小组，每个小组分为3个网格单元，每个网格单元约200户（如图2）。由于社区居委会人手有限，社区总网格长、网格长和网格组长由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担任，基层网格管理员只有从社会招聘，一个社区将增加12名网格管理员。而厦门市共有477个社区，人力和设备的投入将是一个巨大的数目。我国虽是发展中国家，但财政供养规模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截至2009年，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员就已超过5700万，以官民比例来看，平均23.5个中国人就要供养1名公职人员。为此，2013年3月17日，作为新一届政府总理第一次与媒体会面时就表示，本届政府内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在国家财政供养紧缩的大背景和社区居委会原本就超负荷运转的小环境下，以大量增加工作人员的方式来推行网格化管理将是不可持续的。推行网格化管理可能陷入这样的困境：或者大量增加人员推行网格化，最后因财政压力导致不可持续；或者维持原有的人员规模，只做表面化的“网格化”。

三、合作共治：理性社区治理之道

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不仅需要政府高效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更需要市民自觉的自下而上的自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和结构要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基于对网格化管理的反思与超越，强政府与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应成为下一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方向和目标。合作共治模式指的是政府和社会发挥各自的组织优势，形成复合治理的模式，共同管理社会和社区公共事务。由于这种模式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弹性，社会的强大同时也促进了国家的有效。

（一）合作共治模式的主要特征

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分散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国家和社会任何一方都无法包揽所有的公共事务，最有效的社区治理应该是行政部门、社区成员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与全能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相比，同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的主要特征有：

首先，治理主体多元化。我国传统的社区治理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过度行政化，政府一家独大，社会力量极为薄弱，甚至缺席，过度行政化使得整个社会管理僵化和低效。而合作共治改变了社区治理中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由一元化管理转为多元主体的复合治理。治理主体多元化是社区合作共治的必然要求，社区治理的主体除了政府外，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志愿者组织）、物业公司、专业化并市场化的社区服务机构（如养老机构）、社区内单位等都应该参与到社区的服务与建设中来，不能被排斥在治理过程和决策过程之外。社区不同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能够有效避免政府权力和责任高度集中，对社区事务无所不包的“越位”问题。

其次，治理过程互动化。合作共治不是通过发号施令、执行命令的方式来达到单向度的管理目标，而是主要通过建立平等合作与互惠协商的伙伴关系、确立一致性的认同和集体行动目标等方式来实施对公共事务的复合治理。在经过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的信息社会，社区公共事务正在变得更加复杂。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民主政治的推进，城市基层社区中，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交织在一起并交互作用，形成了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在合作共治模式中，治理过程不再是政府权力简单地自上而下一插到底，而是政府力量自上而下与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互补与统一。

最后，治理结构扁平化。扁平化管理原指一种企业管理模式，后来被广泛推广到政府机构及社会组织的管理当中。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扁平化可以被看做是“金字塔”和“同心圆”的混合。我国社区同时承担着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居民自治等多种职能，治理过程中政府组织、中介组织、社区居民以及市场组织等都参与其中，各组织之间既不是完全垂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独立和平行的横向网络关系，而是典型的扁平化结构组织关系。

（二）合作共治模式的现实意义和创新价值

在中国现阶段公民社会逐渐成长、政府职能开始转型的背景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合作共治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创新价值。

一是参与主体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通过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出利益诉求和自治诉求，推动政府不断放权，使治理主体由单一转为多元。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介入，不仅能够解决社区里规范化、表面化、浅层次的问题，还能解决复杂社会中遇到的纷繁多样的深层问题。

二是提高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动力。由于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行政力量不再一元主导社会事务，社会组织与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事务，提高了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动力被大大调动起来。

三是改变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模式，减轻社区居委会繁重的日常行政工作，让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社区居民自己的组织。

当然，在我国现实的社区发展建设中，完全意义上的去行政化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中国社区建设从一开始就由政府推动，从政策的出台到具体的措施，以及运作过程和结果的监督，无不由政府主导。因此，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创新依然要由政府来推动。是推动社区治理走回行政化的方向（比如网格化管理），还是走向合作共治模式，也还是取决于政府。

（三）实现合作共治的若干思路

现代社会不再是政府唱独角戏的封闭舞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并进行利益博弈，是国家与社会合乎理性的选择，在实际操作中，推动社区合作共治应进一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探索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之道。由于强大的国家主义背景和社会自治传统缺乏，相比迅猛发展的经济水平，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相对滞后，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7.1万个，基金会3029个）。目前，我国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是3.9个，远低于法国110.45个、美国51.79个、巴西12.66个、印度10.21个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从单位体制中溢出的社会成员如下岗工人、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进城农民成了新市民阶层，这些体制之外的社会成员，失去了体制的组织管理和控制，沦为没有任何组织归属的原子式个体，成为社会失序的潜在隐患。因此，大力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实现原子化个体的再组织化，通过完善民主参与机制，构建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是当下社会管理的核心要义。

二是建立互动平台，完善国家行政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衔接机制。建构“多中心治理”秩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网络化的合作治理机制已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管理的共识，正如卡蓝默指出的那样：“一个强加于人、凌驾于社会之上、能够实现发展的国家形象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一种更加客观的观念来审视公共行动、统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条件。因此，国家和其他行动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建立和完善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互动平台及衔接机制，使得政府和各个利益团体得以协调利益并联合行动，共同为社区居民服务。

三是赋权社会组织，创建多元利益主体博弈机制。作为国家和个体的中介，社会组织的最重要的政治功能之一，就是借助于组织自身的利益整合机制，将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共同的合理化利益诉求，并通过法治渠道将诉求纳入政府的政策过程。建立健全多元利益主体利益表达机制和博弈机制，并尽可能在政策层面达成社会利益的整合，是维护和谐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

第7篇：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

关键词： 网格化管理；项目创新；机制研究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所凸显的问题日益严重，不断要求有创新的管理方法。我国正处在转轨时期，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为复 杂的背景。我国基层治理也慢慢得到重视，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新兴的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以街道和社区来划分层次，划分若干网格单元，从而提高基层社会管理的效率。网格在对网格化管理的已有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从政治、社会、法治等角度进行阐述，重点研究的是网格化管理对基层政治生态、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法治建设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宜昌近几年实施了社区网格化的管理后，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本文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分析了宜昌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创新之处，为各地的网格化管理提供很好的经验。

二、当前网格化管理存在的问题

（1）网格化的泛化。 一方面，网格化管理的功能被无限放大，各个单位各个问题都胡乱套用网格化管理；另一方面，网格化管理的范围也被大大泛化，几乎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方面的工作都进行了网格化操作，制定了网格化工作流程图，安排了网格管理员。由于网格化范围的泛化导致的管理人员增加，进一步增加了人力运行成本、机构数量和设备资金的投入。

（2）社区“自治力”发挥不足。 社区的互动性能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使社区管理工作能更好的开展，使得个人与集体保持一致，网格化管理不能只是流于形式而忽略了本质是提高社区管理的效率，提高群众参与解决问题的积极性。现阶段社区网格化仍以“单向交流”为主，“双向沟通反馈”较为缺乏，居民参与性不高，不利于社区文化和和谐社区关系的形成。

（3）缺乏长效管理机制。 社区管理本来就是一件长远计划的事情，当前的社区管理工作中，许多工作常以临时性的、专项性的突击整治代替长效管理，导致网格化管理难以长远发挥应有的作用。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大都是重复性、专业性的，若都是以突击性的方式进行应对，所产生的管理成本将大大提高，社区管理工作的效率也大大降低。

三、宜昌网格化管理的创新模式研究

至2010年起，宜昌市总结了上海、北京等地网格化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创新体制机制，借助政府机构直接购买服务的途径，为社区群众提供人性化和规范化的社会工作服务，了解民情、顺应民意、解除民忧、惠及民生，积极响应着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新趋势下如何做好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的现实诉求下，宜昌市勇往直前、积极探索，创造出一条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新道路。宜昌探索的社会管理新体系被命名为“一本三化”，即以人为本，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全程化服务。

宜昌市将城区146个社区划分为1421个网格，每一个网格配备一位管理员，负责300多户居民的管理服务，遵循“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动态调整”的原则，全面履行综合治理、信息采集、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民政服务、食品安全、城市管理七大综合信息服务职责。通过社区数字化平台，从而自上而下建立统一的新型社会服务机构和队伍，确保每个网格员上连职能部门，下接居民群众，实现横向资源整合和纵向信息畅通，初步形成了在册的108000名志愿者、1421个网格管理员、各职能部门，力量层层倍增的服务管理新格局。

（1）通过政府直接购买，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投递 。从二十世纪末我国引入了政府购买服务这一制度后，全国在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社区服务、居家养老、行业等多个领域迅速展开。但是，这一制度在我国也面临着不可回避的问题，一边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严重存在着双方的职责不明、地位不等、欠缺能力、购买过程不规范、评估不合理、监督不到位、公共责任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另一边，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不多，并且其中的大部分还需要依附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较弱的同时，提供公共服务的实践经验也存在不足。

如今，宜昌市针对这两个显性问题，开辟新的模式，提出和建构全新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也就是政府通过建立市社区网格监管中心和区网格监管分中心，跳过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这一环节，各区、街道、社区相应的建立网格监管分中心、网格管理中心以及网格管理站，直接向社会公开购买社会工作服务。

建立和维持这一模式，政府的公共责任意识得到了强化，转化政府的各个职能，同时政府的公信力得到了提升，积极响应服务性政府建设的要求，通过社工专业化服务使得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距离逐步缩短，从而更好地避免了服务供给方的缺陷以及竞争性购买不足的难题，进一步实现公共服务投递的高效性与专业性。

（2）推进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 。当前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一步步将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由原有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变成法制保障下的社区自治体制。根据《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委会是一种城市自治组织，主要是实现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社区居委会却成为街道办事处的“一只脚”，具有“准行政化”的性质，成为名符其实的一级小政府，往往承担了上级部门“纵向到底”的职能要求。这种由上及下一层一层推进社区的建设体现出明显的行政主导型特征，也使得社区管理机构与基层自治组织在边界上不明朗，从而使得行政机构和居委会在同一性质的局面上。

正是秉承这一改革思路，宜昌市通过网格化的管理，带领街道办和社区管理职能变革。如今，该市城区的街道办都成立了便民服务、综治维稳和网格管理“三个中心”，与之相对应，原有的社区改革成便民服务、维稳、网格管理“三个站”，与此同时组织社区专职工作者、网格管理员和社区志愿者“三支队伍”。在革新基层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政府基层力量加强了，部门分散资源整合了，社区服务水平提升了，将政府从越位、错位拉回到正位，从而最终使“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

（3）培育社区公众参与精神，促进社区信任团结 。当前我国社区规模较大，人口众多，在较大规模的社区，组织一次全体居民的活动是相当有难度的，并且参与到这么大规模的活动中，居民自身的有效性体验也不高。划小社区内的民主单位，是提高居民参与水平的必然选择。

宜昌市通过在社区设立网格，创建了网格管理员这一重要的联系枢纽，将民主单位划小，网格内住户居民之间的联系互动加强了，从而社区居民与社区利益的关联度也增强了。实践证明，交往越密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就越强。网格员积极调到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志愿者力量，开展有特色的文体活动，以此加强与居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例如，社区开展的广场舞活动以网格为参赛方阵，网格员为方阵组织者，广泛发动群众，许多退休老人、年轻上班族从高楼中走出来，加入到社区活动中来，增加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团结。此外，社区居民还可以主动将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社区中的隐藏的隐患告知网格员，使居民身边的琐事、烦心事通过他们成为政府案头的大事，激发了居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形成了市民与政府良性互动、互促的格局，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阎耀军.城市网格化管理的特点及启示[J].城市问题.2006（2）

[2] 张康之.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第8篇：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

一、进一步明确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目标任务

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是应对新形势下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机制创新和转变的新举措，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6月底前，各镇乡街道要完成网格划分、力量整合、搭建管理服务平台等工作。到今年年底，逐步实现网格布局到位，管理职能明确，服务团队健全、运行机制顺畅、作用发挥良好的目标，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末梢、覆盖到各个角落，使"每一个区域都有人精细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贴心服务"。

二、准确把握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工作重点

1．科学合理划分网格。在不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和管理格局的前提下合理划分网格，在原网格划分的基础上，调整优化责任单元，将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流动人口纳入网格管理范围，针对特点区域、特点行业、特点人群单独划分网格，做到网格全覆盖，管理无盲点。各镇乡（街道）在组织实施中具体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属地划分原则。在行政村、城市社区所辖范围内划分网格，进一步细化管理服务单元，所辖范围的企事业单位一般归属所在地网格内。二是适度划分原则。网格的大小主要以辖区住户（含流动人口）、单位、人口和网格管理服务人员数量为衡量依据，从便于掌握情况、便于服务管理角度考量，确定网格规模。具体情况应根据实际而定。三是整体划分原则。网格划分要保持管理对象的整体性，不能机械割裂。一般以行政村、自然村、住宅小区、楼宇、楼道为基本单元网格。相对独立、规模较大的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商贸楼宇、企业、院校，以及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地等特定区域，可单独建立网格。四是扁平划分原则。网格的划分是为了更好的开展服务管理，要实现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扁平化，防止网格行政化或网格层级化倾向。

2．明确服务管理内容。要按照社会服务管理实际，有重点、有针对性地确定网格管理服务内容。基本内容应包含以几个方面：一是宣传教育。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宣传国家法律法规；宣传平安、综治工作。二是信息收集。通过深入网格走访，及时掌握社情民意和民生诉求，以及流动人口、特殊群体、安全隐患、重点救助对象和社会组织等信息。三是矛盾调处。深入排查网格内各类矛盾纠纷和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做好调处化解工作，做到矛盾纠纷及问题早排查、早发现、早化解、早控制。四是治安防范。协助做好网格内出租房管理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吸毒人员等对象的教育管理，积极开展各类创建活动，指导居民群众落实治安防范措施，积极预防和及时制止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五是公共安全。落实交通、消防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措施，协助参与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保障公共安全。六是民生服务。立足为民、便民、惠民的根本宗旨，提供多种形式的民生服务措施。特别要针对特殊人群以及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制定相应服务管理措施，提供各种专业和特色服务。七是民主监督。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监督基层各项民主制度的执行，促进基层组织依法办事、照章理事。

3．整合管理服务资源。通过组团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和利用政府行政资源、社会组织资源和人民群众资源为群众提供多样化服务。一是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行"一网格+一党小组"模式，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使党组织和党员进一步融入群众工作生活之中，成为所在网格的核心与骨干。每名党员负责联系网格内的若干户群众，定期开展走访活动，帮助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机关事业单位等领域的党员，要通过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等方式，加入到各种社会服务团队之中，纳入基层社区，参与服务活动。党员参与"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情况，要作为党内民主评议与考核的重要内容。二是大力加强社工队伍建设。积极推动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工）职业化、专业化建设，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人才加入社区工作者队伍，特别是要吸收有社会工作师或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的社会工作人才加入到社工队伍中来。严格按标准配备城市社区工作者，并努力向农村拓展延伸。每个城市社区和有条件的农村至少配备一名专门负责"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的专职社工。三是整合管理力量加强社团建设。全面整合镇乡（街道）和村（社区）干部、"大学生村官"、社区（驻村）民警、流动人口协管员、专职巡防员、专职消防员、禁毒社工、人民调解员、社区矫正专职社工、民政联络员、计生协管员、劳动就业协管员等专（兼）职力量，以及网格内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代表、老干部、党（团）员、社会组织人员、志愿者、有专业专长人士等人员，组建管理服务团队。根据组建层次、参加人员和服务内容不同，一般可建立自治服务、基础服务和专业服务等类型的服务团队。通过一格一长、一格多员或者一员多格等形式落实网格员管理服务责任。每个网格应确定1名网格长，一般由村（社区）干部兼任，负责网格日常协调和信息收集、汇总、报送等工作。

4．建立管理服务平台。从有效发挥社会资源和满足群众服务需求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层面建立完善不同的服务平台。一是市、部门层面。要健全完善社会应急联动救助平台、"81890"式社会公共服务平台、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平台、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网络舆情研判导控服务平台等，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要建立网格管理服务信息化工作平台，全面推广应用基层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为社会服务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二是镇乡（街道）层面。要健全完善镇乡（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在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心组成部门（组织）的基础上，根据社会服务管理的需要吸收、整合其他有关部门力量和资源，实行集中办公，设立相应的服务窗口（大厅），构建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平安建设、民生服务为一体的工作平台。三是村（社区）层面。要建立村（社区）社会服务管理室（站），整合便民服务中心、党员服务中心等平台，以及"老娘舅"、"和事佬"协会等组织，着力在纠纷调解、治安巡防、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居家养老等方面提供广泛服务。四是网格层面。要推行有形网格，绘制网格图，设计醒目的标识标记，明确网格分布情况，让群众形成清晰明了的网格概念。每个网格原则上应有一个固定场所，可依托村委会办公楼、单位传达室、住宅小区保安室、综治警务室等场所作为网格点，配备网格办公室、办公桌（柜）、资料框（盒）。要通过设置信息交换箱、发放便民联系卡、公布服务电话、开通网格QQ群等方式，拓宽与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为网格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

三、不断完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运行机制

1．走访排查制度。网格管理服务人员要坚持经常性走访与集中性走访相结合，全面排查网格基础信息，建立一户一档基础台帐。要通过走访全面了解社情民意，掌握群众需求，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群众呼声和疾苦，做好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工作。

2．对接转换机制。重点要建立上下对接机制，使条条线上的职责任务对接转化到块块之中，在网格层面得到有效落实。要建立健全网格与网格之间的横向对接机制，通过开展共建共创、互助联谊、联调联防等活动，加强协作配合，实现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共享。

3．联系互动机制。要建立健全部门、镇乡（街道）、村（社区）社会服务管理联席会议和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合调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等制度，完善部门联系镇乡（街道）、镇乡（街道）干部联村驻点制度，通过定期召开例会等形式沟通信息、汇总情况、交流经验，形成部门、镇乡（街道）、村（社区）、网格四级联动工作机制。

4．教育培训制度。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社工队伍、网格员、服务团队负责人、网格管理服务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全面提高"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相关人员掌握民意、调处矛盾、化解纠纷、扶贫帮困的能力水平，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网格管理服务队伍。

四、切实加强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组织领导

1．强化组织保障。要把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完善工作方案。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亲自组织部署，并明确专门领导负责实施落实。市、镇乡（街道）应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落实必要的工作经费和网格专职管理服务人员工作薪酬，为深入持久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提供支持和保障。

2．强化部门合力。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牵头协调、组织部门发挥组织优势、有关部门协作配合、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格局。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能及特点，主动融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加强分类指导，形成工作合力。

第9篇：网格化社会治理范文

但是，梧桐新区的快速发展和高速运行所带来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利益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也使社会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社会治理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人口更密集了，但服务群众的力量还不足。随着居民大量入住新区，逐步实现了农村向社区转变，农民向居民转变，其维护自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意识也随之提高。作为单纯管理模式的乡村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力量分散，服务缺位，在组织、制度等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二是诉求更多样了，但引导群众本领还不强。伴随着企业向园区集聚，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使得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阶层分化加速，而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教育、引导、服务不同诉求群众的能力不足，导致其认同感、归属感不强。三是利益分配方式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还不够。由于群众诉求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尤其是在村级民主决策、村企矛盾、征地拆迁、社区服务、就业保障等方面更为突出。但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手段单一、观念陈旧，有时甚至办好事得不到好效果。

作为全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先行者和引领者，梧桐新区面临的瓶颈和问题，决不能成为未来发展中绕不开、躲不过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因此，我们在举措路径上搞创新，在成果实效上求突破，使社会治理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新区建设成果更好地惠及千家万户。

（一）以综治责任体系为根本，立体化夯实综治基层基础工作

以综治“三基建设”为引领，层层夯实综治基层基础，层层落实综治工作责任，为维护基层平安、稳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工作保障和能力保障。

一是明确综治工作责任体系。按照全国综治工作创新南昌会议、全国综治中心建设报告视频会议、全国“雪亮工程”建设推进会议精神要求，我们吸取了“枫桥经验”，全方位、高规格构建“1+10”综治工作体系，“1”就是按照规范化标准建设的综治中心，由党委副书记兼任综治中心主任，1名副科级干部任专职副主任，明确7名专职工作人员，高标准配置综治办公场所，60项版面制度全部上墙，下辖综合治理大队，配备队员22名，巡逻摩托10辆、巡逻车3辆，落实综治经费25万元。“10”就是内设综合协调办公室、监控研判室、矛盾纠纷调处室、网格化管理办公室、片村联调室、村情研判室等10个功能室，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具体主抓社会治理工作。在“1+10”工作体系架构下，梧桐新区划分为103个网格，其中村和社区网格39个，企业网格64个，明确网格长、网格协管员、监督员、宣传员、警务员和信息采集员618名，从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两个方面层层压实综治责任。横向到边，就是以网格长和网格员为主体，通过开展社会治安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这一基础性综治工作，用横扫千军之势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纵向到底，就是以镇、村（社区）两级综治组织为主体，对综治基层基础工作由镇党委书记亲自抓，镇长统筹协调，党委副书记带领“1+10”工作机构具体抓，班子成员包片抓，各站所、各村（社区）“一把手”直接抓，用立体化综治工作和责任体系确保平安稳定。

二是建立“五联”大调解责任机制。针对梧桐新区城镇化程度较高、居民居住较为集中等特点，进一步加大责任机制创新力度，将20个村（社区）划分为5个片区，建立了包村干部、“两委”主干、民情调解员定期研判和以片为单位进行感情联谊、机制联防、力量联动、处理联调、问题联治的“五联”机制。感情联谊：通过每年的文化艺术节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加深了各村尤其是相邻各片区村民的感情，而且让他们懂得了梧桐镇作为一个整体，充分认识团结的重要意义；治安联防：镇、村分别建立巡防队伍，每日开展联合巡防；力量联动：通过新区“智慧梧桐”平台的视频监控系统，各村新区、主干道路、商业社区的视线尽收眼底，治安情况一目了然，有紧急事情全体联动，快速出击，防范于未然；处理联调：实行矛盾纠纷统一受理、统一分流、片村联调、统一督办、统一归档；问题联治：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上级要求，协同相关部门开展扫黑除恶、禁毒、禁赌、反邪教等专项整治；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调处矛盾，解决问题，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片，重大事项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确保所有综治问题都能在制度框架内找到解决的途径、依据和办法。

三是狠抓综治责任落实。从严落实《孝义市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实施细则》规定，扭住问题发生、发现、化解、稳控、处置、督查、问责等关键环节不放松，抓住通报批评、约谈、挂牌督办、重点管理、一票否决等综治惩戒措施不动摇，对因决策失误损害群众利益，导致治安事项发生，以及对苗头性治安问题发生、报告、处置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者、主要领导责任者、重要领导责任者视情节给予问责；对综治工作中出现的重特大事件，实行严格的责任倒查，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截至目前，共对5个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对3名科级干部进行约谈，党政纪处分21人。

（二）以创新社会治理为重点，精细化推进综治基层基础工作

一是创新内涵，网格管理治隐患。根据“地理布局、区域属性、人员相熟、便于管理”的原则，划分出39个大网格，64个企业小网格，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设岗定责，为每名大网格长配备一台手机专用收集，实时采集、上报社会服务管理信息，做到全面监控、及时处置。企业网格落实“六定”措施。1、定责任区域。明确每一个企业网格具体监管的对象和范围。2、定责任人。明确每一个企业网格的负责人员。3、定监管任务：明确每一个企业网格年度、季度和月度的监督检查（巡查）数量、内容和检查（巡查）频次。4、定处置流程：明确企业网格内对本级发现或下级网格报送的事故隐患的处置程序。5、定信息报送方法：企业网格随时发现重大问题随时报送大网格长，平常采用“月报月送”，以事故隐患月查月报表的形式，每月一次向镇级网格报送巡查工作开展情况，同步实时输入到孝义市乡镇（街道）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对巡查中发现的难以当场整改的事故隐患在劝阻的基础上，应及时向镇级网格报告，并填写《村级网格事故隐患报告单》。6、定应急预案：镇级网格均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落实人员、装备、物资，强化演练，快速、妥善处置事故。通过对每一个企业网格落实“六定”措施，努力实现“企业网格化管理工作规范有序”的运行目标。

2017年1—6月份，共上报事件4038件，有效处置事件数3800余件。同时，优化、拓宽网格设置，将各类社会单位，特别是将企业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每个企业都建立了村企矛盾联调室，大型企业按照80—100名保安和400万元经费标准予以落实，小型企业按照10—30名保安和100万元经费标准予以落实。截至目前，梧桐新区共调解村企矛盾纠纷296件，没有发生重特大恶性案件、重大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

二是创新模式，便民服务解民忧。根据“变楼上为楼下、变分散为集中、变封闭为开放”的原则，开展镇、村两个“三集中”便民服务管理新模式，即：镇级事务“三集中”：所有驻镇站所的办公场所向镇综合服务大楼集中、服务事项向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公共服务单位办公集中；村级事务“三集中”：便民服务大厅实施村级便民代办点集中、村级公章管理集中、村会计和计生助理员办公集中。通过开展两个“三集中”，实现了“一窗口”受理、“一站式”办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畅通了民意、连接了民情、赢得了民心，创造出了综治便民服务在基层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契机，由派出所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将各类人员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开启流动人口管理新模式，保障流动人口在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与本地居民享受同等无差别待遇，促进人口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三是创新机制，“五议两公开”解心结。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两委班子不团结、矛盾多发等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村务、财务不公开、不透明，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不够所引发。为有效化解此类矛盾纠纷，梧桐新区严格落实“五议两公开”制度，打破了以往村内大小事务“不公开、不民主”都由村干部“说了算”的惯例，减少了村干部因情况掌握不全面、考虑不周到、急功近利或者带有私心等原因引起的群众不满。农村党员群众在充分享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建议权的同时，也成为了决策的最佳宣传员、推动员和协调员。这样一来，不仅给了群众一个明白，还了干部一个清白，用解心结的方式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而且进一步正风肃纪，推动了农村组织的建设和干部的廉洁发展，得到群众普遍认可。

（三）以“智慧梧桐”平台为支撑，信息化管理综治基层基础工作

投资700余万元建立“智慧梧桐”信息平台，集警用地理信息平台、视频监控系统、卫星定位系统、数字图传、网格GIS地图、电台等信息化手段于一体，直观可视化展示辖区所有人口居住信息，不断加强以“智慧梧桐”平台为支撑的综治基层基础工作信息化管理。

一是综治功能全面集中。实行综治、司法、信访、公安、检察五位一体办公模式，形成集中高效的工作机制。特别是按照“四个一”模式和“六联”机制相关要求，统一受理群众来访、统一组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统一组织开展平安建设，形成了党政领导、中心牵头、部门协调、村居联动、群众参与的联勤联动综治工作格局。

二是视频监控全面覆盖。根据“雪亮工程”建设工作要求，紧紧围绕打造“智慧梧桐”这个目标，以构建社会动态监控系统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平安梧桐视频管理机制，增强治安防控综合能力。先后在镇域内各个路口、重点区域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终端630个，安装高清卡口系统375套，高清摄像系统121套，覆盖率达100%，实现了24小时全方位无死角巡查监控。强化“智慧梧桐”功能应用，实时掌握各级巡逻力量分布、工作状态和运行轨迹，依托大数据开展情报信息综合研判，及时调整巡控重点和警力投向，实行“点对点”精确指挥，确保第一时间出警、第一时间处置，为建设平安梧桐提供了强大的科技保障。

梧桐新区在新型工业化、特色城镇化的大发展环境下，面对征地拆迁、村企纠纷等矛盾，流动人口、治安防控等治理难点，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从强化综治基层基础，创新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为全市的综治工作做了表率，立了标杆，创造出了可复制、可借鉴的蓝图和范本。

启示一：综治“1+10”模式创新工作责任体系。“1+10”模式的提出和实行，不仅是落实省委、吕梁市委政法委关于综治中心和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的有力抓手，而且进一步细化了分工，明确了责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平安稳定的有效载体。例如片村联调，既没有镇一级的大而全，也没有村一级的小而杂，而是连村成片，连片成区，利用5个片区中村与村地理相近，人员感情相熟，机制互联相通，力量联防互动的优势，既保证从各个环节防范化解矛盾纠纷，又将责任层层分解压实在基层干部头上，成为梧桐新区矛调工作的创新之举。又如村情研判，将分析研判工作一竿子插到底，把责任直接落实到最基层的村级组织，将各种矛盾问题和风险隐患的排查发现、整治化解提前了一大步，用“接地气”的方式把“问题发现、解决、处置、稳控在基层”的工作要求直接变为现实。实践证明，综治“1+10”体系是符合基层社会治理实际的有效模式。

启示二：两个“三集中”直接便民服务。孝义市市民服务中心是我市近年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智慧城市、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新成果，代表着市委、市政府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推进权力高效、科学、廉洁运行的能力和水平。梧桐新区的两个“三集中”，是市委、市政府便民为民决策在基层的延伸和发展，是保障梧桐大发展、大建设、大平安、大稳定的基石。例如村级公章管理集中的实行，不仅规范了公章的使用，加强了权力运行的监督，杜绝了暗箱操作、假公济私、厚此薄彼所带来的违纪问题和不稳定因素，而且消除了群众对村干部的误解，为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办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实践证明，两个“三集中”是社会治理从单纯治理向治理服务并重转变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