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野味倡议书精选(九篇)
第1篇：拒绝野味倡议书范文
关于一起保护动物的倡议书1
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而人类对钱的贪婪的欲望却促使着他们不断的虐杀着动物，当他们有一天忽然幡然醒悟时，为时已完。不知有多少珍稀动物的血脉断送在人类的手里。其中白鳍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xx年8月8日，最后一头白鳍豚死了，宣布白鳍豚绝种时 ，不知有多少人潸然泪下，得知了我亲历了一个物种的灭绝，我也很伤心。既然如此，那我就倡议:
1 我们青少年要积极学习和大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
2 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小动物，我们应该做到：”三不“：不恐吓，不打击，不捕捉。
我相信，只要我们人类放弃对动物的残杀虐害，真心爱护小动物，那我们的祖国一定会美丽起来的。
关于一起保护动物的倡议书2
亲爱的长辈、同学们：
最近，我看书时偶然翻到一些关于动物的部分，我看了，真可谓是触目惊心。就说那旅鹆吧，它们的国家曾经那么的强大，它们的数量曾达到上亿只，它们遮天蔽日，多得让人恐惧，不过几年时间，这个庞大的家族便永远消失了……再看看现在我们的生活，许多人成天穿貂皮大衣，可这些是用狐狸毛皮制成的`，许多人整天大吃野味，伤害了无数生灵，很多人都在家里养宠物，可又不精心呵护，没几天宠物就死了……它们都是有生命的物种啊！人与动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人类其实不过是自然生物链的一环，动物们才是构成它的主环，人们对动物的残杀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很久以前，撒哈拉沙漠是个大草原，但人类破坏了生态平衡，以致撒哈拉沙漠最终变成沙漠。生物链破坏不得，一环断，全链断，万物也将受到毁灭性地打击。
因此，我希望大家能权衡利弊，不要去做无谓的杀生，克制自己，多去保护动物，与动物和平共处，并将宠物放生，向更多的人宣传保护动物，向他们陈说利害关系，让他们也一起加入保护动物的行动里来。人类总是一样事物消逝才懂得它的价值。总是事实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后，才知道自己错了，但愿这次人们能选择正确的方向。
如果我们人类再不停止罪恶伤害，那自然之母便会来惩罚她的子女了。
关于一起保护动物的倡议书3
亲爱的的猎人们：
你们好，我是一名小学生。当你们捕捉到一只可爱的小动物的时候，你可否想过，如果你们每天都捕杀动物，照这样的速度，我估计50年后的地球便不会再出现动物的可爱身影，所以，我们便失去欢乐，为此，请你们做到：
1、关爱动物，保护森林，让茂密的森林成为野生动物的栖息护庇护场所。
2、保护植物，花草树木，让小动物在这个环境舒适的小天地尽情玩耍。
3、人人行动起来，积极劝说阻止，举报各类破坏森林，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做保护生态环境的模范。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把地球建设成为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花城！
关于一起保护动物的倡议书4
"拯救中国虎"国际联合会是全世界第一个专门致力于保护中国虎及中国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的慈善基金组织。
为什么选择保护老虎?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好多种神奇稀有的动物，如熊猫、雪豹、云豹、东北豹等。 然而，知道老虎起源于中国的人却并不多。实际上，最先出现的虎即华南虎是于二百万年前起源自中国的，而老虎公认的8个亚种包括现存的5个亚种皆是自此衍生出来的。如今，华南虎也是唯一仅存于中国的老虎亚种。
当今世界剩下一共有5个老虎亚种，中国就占有其中4个，包括华南虎、东北虎、孟加拉虎、印支虎。其中的3个亚种为我国与邻国所共有。而华南虎是土生土长的中国虎，作为始祖虎的直系后裔，反倒成了世界上最濒危的老虎亚种。
传统的中国艺术从华南虎的身上得到启示，数千年来，中国人把这种具有神奇力量且令人敬畏的动物称?"森林之王"。"武松打虎"的故事家喻户晓，故事中描绘了老虎是多么地让人又敬又怕。
因此，拯救中国虎不仅仅是为了挽救大自然，更是为了挽救我们的文化与我们民族的精神。 拯救华南虎是一个非常严峻有争议的问题。现存的野生华南虎估计只有10到30头。但是如果我们不作任何努力，华南虎将肯定无法挽回地灭绝。
请您帮着救救华南虎吧，给它们这最后的机会!
帮助拯救华南虎的方式很多，其中包括捐款、帮助我们宣传，或用一切您能够想得到的方式。
我们信任您。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您们的身上。
倡议人：xxx
xx年x月x日
关于一起保护动物的倡议书5
尊敬的广大市民：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是地球大家庭的一员，是大自然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可协调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以来，我县是一个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由于错误观念的误导，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不强。非法捕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资溪的文明形象，与当今世界倡导的绿色消费、文明生活的主流格格不入。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要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提高全县人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为建设生态、文明、幸福资溪作出积极贡献。为此，我们郑重的向全县人民发出倡议：
从现在起，在全县范围内发起保护拒吃野生动物的全民行动，并长期坚持下去!
坚决反对落后、野蛮、残酷的消费陋习，提倡健康、环保、文明的生活消费方式!
坚决不捕杀野生保护动物!
坚决不吃野生保护动物!
坚决不参与非法买卖野生保护动物!
勇敢举报违反保护野生动物法规的行为!
让我们的郑重承诺传播到全社会，落实到每一个人。
关于一起保护动物的倡议书6
爱护动物倡议书
亲爱的同学们：
看着鸟儿在天空飞翔，看着鱼儿在水中遨游。也许你会认为世界上的动物很多吧！其实不是，现在的动物不仅不多，而且有的动物已经很稀少，甚至某些动物已经灭绝。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挽救的话，那么将来世界上的动物就只有我们人类自己了！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哦，这里有真凭实据：
印度洋毛里求斯群岛上生活的渡渡鸟，由于它身上的肉鲜美无比而遭到当时人类的大量捕食，在十七世纪就已告灭绝。 再说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的藏羚羊吧，目前只剩下7万只左右，而一百年前却是它的十倍多，因为人们用他们的绒毛来织珍贵的披肩，一天披肩就要牺牲3只藏羚羊，多可怕啊！
第2篇：拒绝野味倡议书范文
2009年12月7日～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COP15)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190多个国家就2012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达成一致，这是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重要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作为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商界不仅要关注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政策变化、突发气候事件、企业声誉及法律风险，更要关注因气候变化而带来的商业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家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也正在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逐渐成为引领当代社会变革的意见领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他们已经采取行动，并仍在积极进行充分的人才储备、知识储备和能力储备。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作为一家已经获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认可“观察员”身份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邀请近十名中国企业家参加此次大会及相关活动，部分企业家也是来自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理事。代表团的企业家所代表的中国企业身体力行，实践环境改善，也通过参与环境和公益，愿意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这是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第一次出现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身影，他们致力于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商界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所做的巨大努力，以及对此次国际气候谈判中热点议题的观点和立场。同时，他们也通过驻会媒体以及返回后的分享活动，向国内的商界同行分享哥本哈根的感受和成果，并致力于推动中国商界进一步认识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及挑战。
在哥本哈根期间，代表团与各国政府谈判代表、商界学界领袖展开交流和对话，并参加一系列论坛和活动。其中，在12月8日举办的“中国商界气候变化论坛”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先生、万通集团冯仑董事长、溢达集团杨敏德董事长、远大集团张跃董事长、皇明太阳能集团黄鸣董事长、九汉天成宋军董事长、锋尚国际张在东董事长等企业家联合“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向哥本哈根大会传递的信息”。
事件回放：
哥本哈根大会并不是中国企业界集体亮相环保活动的第一次，早在去年4月底，中国企业界就发起了推动环保，保护动物的公益活动。
中国企业家发起“保护鲨鱼，拒吃鱼翅”公益倡议行动
2009年4月22日正值世界第40个地球日，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携手野生救援协会联合发起的“保护鲨鱼，拒吃鱼翅”公益倡议行动在京举行，该活动旨在动员更多的企业家参与到保护鲨鱼行动中，使“保护鲨鱼”倡议得到全社会的关注。
第3篇：拒绝野味倡议书范文
为什么要拒绝就读美术学院?显然，在吴子王看来，美术学院学不到他所以为的传统。吴子玉对传统之坚定，在这一点上看得清清楚楚，他对此也从不怀疑，否则不会自我成就。我相信，吴子玉年轻时选择了传统的习画之路，大概还是比较容易获得周围支持的，因为那阵子传统氛围虽然已弱，但传承还在。但他不让自己的儿子去美院，对于年少的吴泰来说，却是冒险。原因在于，经过几十年的革命，传统几乎荡然无存，一个人呆在家里，通过临摹古画学习艺术，那真是空谷足音的事。那阵子支持吴家的，是几个传统功力极深的老人，这些老人家已经功成名就，赞赏古典知识是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早已获得公认，对此无须承担风险，反而会更让人向往。但年轻的吴泰从老而学，就意味着他要和所谓的美术界隔绝，要拒斥所谓的“现代美学”。这种选择，真是要有信仰之心，才能做到。
的确，从吴子玉的各类作品来看，他的传统功力之深厚自不待言，人们可以从中见到画家对传统绘画的深入理解，而这种理解，显然和长期浸淫在传统中的积习有关。从历史来看，大凡在技法与精神上承接大家的艺术家，无不具有长期临摹的经历，甚至从临摹而成为鉴赏大家。如明代董其昌，不仅留下了遵从某家笔意的诸多大作，而且，在精鉴画品辨别雅俗方面，不愧为一代宗师。他所创立的“南北宗论”，成为中国美术理论中继谢赫“六法论”之后，影响后世至巨的又一宏论，至今仍为治传统画论者所津津乐道。吴泰遵从父道，从研究传统入手，宋元明清，依次体会，工笔写意，精心描摹，终至成就了今天的业绩，也塑造了眼下的风格。而其起点，就在于拒绝美院体系，尤其是美院的国画教育体系。
本来，学习绘画就是从临摹入手。临摹而入死理，是为匠人；临摹而出新意，则为大家。不仅出新意，其作还成为传世摹本，为后人发扬光大，那就是一代宗师了。一部美术史，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一直延续到近代当代。所谓“文人画”的最后“四大家”(郎绍君语)，吴黄齐潘(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和潘天寿)，无一人不是如此。但是，自从西方绘画进入中土，写实主义成一时风气之后，这一传统的学习方法，就受到了重大打击。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了依照西方模式所建立的美术学校，引入西式教法，提倡面对实物的写生，基础课画石膏，素描课画人体，色彩练习出外画风景，结果传统临摹习气渐成“糟粕”，以至气息奄奄，不复当年。“”后首先被人广泛称颂的四川的石壶(陈子庄)，就经历了漫长的寂寞岁月，死后才为世人所知。他的画颇有文人旨趣，写味十足，在“新山水画”的时尚当中脱颖而出。20世纪80年代中，在李可染的扶持下，黄秋园从一个业余画家突而成为一代大师，其笔墨功夫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美术神话之一。在广州，吴氏父子三人，长期浸淫在传统之中，熟悉古典技法，不染当代习气，其人其作，也算是奇迹，愈到当下，就愈成为一时之美谈。
从大的氛围来说，传统几成稀有之物，好不容易存留那么几个，自然引起关注。从美术教育来说，吴氏弃现代而追传统，从临摹中学习，留存古意，恰恰证明美术学院国画的教育体系，已经大异于传统，无法造就像吴氏这样的入材。对比而言，吴子玉的坚定选择，以及他的子女的先后成材，就不得不成为一个现象，而为研究艺术的学者所关注。
那么，在吴子玉的选择和吴泰的成长当中，最关键的一个词，在我看来就是“隔绝”(比“拉开距离”更甚)。处在现代教育风气影响之下的美术学院，不管如何强调传统(如中国美术学院)，也无法做到真正的隔绝，以至洁身自好，纤尘不染。只有像吴泰那样，不进美院，只在古画当中讨生活，才能名符其实地达到隔绝的目的，而留下悖于流行趣味的样式。这一点在吴泰的画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无须笔者多言。
很难想象文学上的隔绝而能成就大家，但绘画却可以。历史和现状已经说明这一点，否则人们不会追慕吴氏父子的绘画。但是，细读吴泰两篇论及绘画观的文字，我又对“隔绝”这个词产生了疑惑，因为，在他的文字中，不仅行文浅白，而且还夹杂着不少“现代”的审美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景物”的重新定义与热烈渴慕。这一点落实到他的画中，便使自己区别于其父的艺术。
在《自述》中，吴泰描述了他对少年学画时的课室外面两座青山色彩变化的体会，他说，眼前的山水“充分印证了田园山水诗、宋人山水画及石涛、龚半千等人所描绘的景物的真实性，明白了国人对实景描绘再创造过程及其艺术的魅力之所在，领悟到中国画写生与用笔技法之间的奥秘”。这段话和黄宾虹说的“从来只说江山如画，而不说画如江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不那么简练有力。吴泰的论述从眼前的青山开始，却反复强调古画的重要性在于它“印证”了实景的意义，而不是相反。
第4篇：拒绝野味倡议书范文
署名：“农民陈法庆”
[心声] “虽是单枪匹马，但也坚信，吾道不孤；虽是一己之力，也会像杠杆一样，发挥自己的作用。”
[评说]一个农民一年拿出39万元自费做广告，广告内容却与自己的利益毫无关系，许多人总是不理解，认为他在管“闲事”，而且为了这个离农民似乎很远的环保很不值得。然而，陈法庆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作为农民，更应该关心环保。而且要把这样的“闲事”管到底。
[记录]陈法庆说，强调农民，一是实事求是，自己确实就是一个普通农民；二是想改变人们的偏见，不要一说农民，就认为是目光短浅、自顾自；再有，个人出钱做环保公益广告、单枪匹马投身环保事业，本身就很引人瞩目，更何况是一个普通农民来承担的。希望由此对其他人、对政府部门产生更大震动。
环保“狂人”王自新
[心声] “我就是现代的唐・吉诃德，举着长矛冲刺。”
[评说] “狂人”王自新狂在哪里？倾家荡产投入废电池回收，此举可谓“狂”。在当今大多数人都在追逐眼前利润的社会中，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也正是这股“狂”劲儿成就了我国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的一个废旧电池处理厂。今年，“狂人”又在招兵买马，组建自己的团队，续写今后的关于环保的“狂人日记”。
[记录]王自新在北京建立起了几百个废旧电池回收点，建立了废旧电池回收电话，以至于记者把电话一打到北京市环保局，人家立即就把王自新的电池回收热线电话告诉记者。王自新对记者说，为了对后人负责，他要在废旧电池的产业化上做一番事业，为此现在已经把自己的几百万财产全部投入进去。他说，只有建立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的产业链，才能把这个事业进行下去。
斗士韦东英
[心声]“这个事你不做我不做，环境就这样污染下去，世界上不要说动物，人都要绝种了。”
[评说]用巾帼不让须眉，“谁说女子不如男”来形容她再贴切不过了，甚至她的举动可以说更胜须眉。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嘲讽，韦东英，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承担起了一般人不愿意、甚至是不敢触碰的责任。她的勇气令人钦佩，在她眼中，污染是不能溜走的。永不妥协、永不放弃的品质，在她拿起相机、毫不犹豫地对准污染的时刻，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
[记录]一个普通农妇能够坚持两年收集污染材料，并且不畏恐吓和利诱，勇敢地进行监督和举报，她的行为无疑值得人们尊敬，她的环保意识也让人深深钦佩。在感动之余不禁感慨，她的行为令一些环保意识缺乏者蒙羞。
可可西里志愿者杨欣
［心声]“可能你不能从中收获金钱，但获得的快乐却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评说]他是可可西里志愿者的组织者，在他的牵头下，已经有了一支300人的“高质量”的队伍，而且还有一些“铁杆”志愿者。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保护藏羚羊。杨欣，可可西里志愿者的牵头人，他和志愿者们十年磨一剑，用亲身经历打造了《亲历可可西里十年――志愿者讲述》，讲述可可西里，讲述藏羚羊，讲述那些艰苦――但却是用金钱无法换来的快乐。
［记录]“最担心的就是偷猎者赶出去了，旅游者进来了。一方面会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另一方面，当地的神秘、藏羚羊的奇缺会刺激人们消费的热情。要知道，让一个人生存下来很容易，但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
环保网站“CEO”任艺
[心声]“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应该树立起环保意识，积极参与环保活动，从身边的每件小事做起。”
[评说]环保不分年龄，当其他小学生还在尽情享受童年的欢乐时，任艺，同样是一名小学生，已经实施了多项有关环保的活动，创建环保网站，开设绿色银行，向“两会”倡议设立“儿童环保节”，这些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不得不让大人们也佩服她“人小鬼大”。
[记录]“我们建议设立‘儿童环保节’，宣传发动更多的小伙伴们加入到环保的行列中来。”在任艺和她的同学们的努力之下，全国的小朋友们纷纷响应。23万个签名――任艺把这份沉甸甸的倡议书和签名册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宣武区区委书记唐大生的手里。
“愚翁”石述柱
[心声]“豁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
[评说]古有愚公移山，今有愚翁治沙。石述柱19岁开始治沙，50年过去了，他带领村民植树，换来的是处处绿树、青草和田地。曾经风沙肆虐的村庄出现了一片绿洲。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他还活跃在治沙一线，义无反顾地实践着自己朴素的誓言：“豁出一辈子，干好一件事。”
[记录]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年届古稀的老人，石述柱为治沙造林整整奋斗了半个世纪，用他的生命，染绿了一片荒漠，丰满了一方土地。他和乡亲们，在风沙肆虐过的村子，营造了一条长9公里、宽2.5公里的绿色屏障。将昔日风大沙多的逃荒村，建成了今天林茂粮丰的小康村。
义厨张兴国
[心声]“跟野生动物绑在一块儿，它惨，我就惨，它好，我就好。”
[评说]特级厨师却离职40次之多，常常为生计而奔波。为什么一个身怀厨艺的厨师会失业，甚至到了天天为了糊口忙碌的地步？张兴国面临的窘境，源于他拒绝烹饪野味。在生存技能与对“野味”心存的道义发生矛盾的时候，张兴国作出的选择实在令人佩服。
[记录]看看这一连串的数字：13年来因为拒绝烹饪野生动物，先后12次被解雇，28次主动辞职。他连续工作最长不足3个月，最短两天。
中国环保法律援助第一人王灿发
[心声]“绿色中国需要更多的法制耕耘，我愿意做一个脚踏实地的耕耘者。”
第5篇：拒绝野味倡议书范文
无需争辩，丁玲本来并非一位胆怯怕事的女性。年轻时，她在省立第二女师和长沙周南女中读书，就敢作敢为，曾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并先后两次以退学方式抗议学校对学生运动的压制。特别是在一些家庭问题的处理上更是表现出自己的性格，她毅然提出解除外祖母生前定下的与表兄余键的婚约，不顾“娘亲舅大”的礼节，怒斥舅父余笠云的封建礼教思想。对其舅父责骂“男女不分”私带同学闯入花园更是毫不示弱，她曾这样驳斥道：“我有什么男女不分，你们几个老头子在里面打牌，我们离你们很远。这个家是谁男女不分？才有人嘴里讲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气得舅父五孔冒烟。更为大胆的是，她将舅父借办慈善事业，假公济私，以及与一丫头、姨妹子不能见人的家丑写成文章，在王剑虹的帮助下，公开发表在常德的《民国日报》上。
我想，真正让丁玲的性格发生变化，应是她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有感》之后，这也可说是她文学生涯中的第一次“教训”。在这篇应编辑陈企霞所约的文章里，她将由两起离婚事件引起的为妇女鸣不平的心理情绪和盘托出，开篇写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道出妇女现实地位的差距，接着明确指出当时延安男女之间的种种不平：“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往往男女“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其实“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这篇批评封建男权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和个人权益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因而在文艺整风中，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同受到批判。最后还是发话保了丁玲，他说：“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这才让她最终免遭厄运。
不难想象，经过《三八节有感》这件事，丁玲的创作无疑变得更加慎重，不再是“缺少考虑”、“信笔所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应是这种创作态度下的产物。这从该书完稿之后，她就“政策上是否有问题”反复征求周扬、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的意见不难看出，从后来亲笔写在该书扉页上感谢丈夫陈明“让她的写作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的话里也可体会到。但就是这样一部以自己参加涿鹿县工作的生活体验，从政策要求出发，按照领导意图写下的作品，出版时也并非是那么的顺利，只得一拖再拖，最后由华北辗转到东北才得以成书。原因很简单，被指为“富农立场”，就会同情地富阶级，描写“农民的家里就是那么脏，地主的女儿就是那么漂亮”。这种源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再现也遭到“上纲上线”的误解与非难，这不能不让丁玲的创作更是小心谨慎。
更让丁玲“教训”深刻的是，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她“老账新算”，打成“丁、陈集团”，横加在她头上的“罪状”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违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小集团的势力；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随后反右开始，又“罪加一等”，被划为“”，，撤销一切职务。她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由圈定“再批判”，并且被指曾经“向出卖人民和党”。这无疑让丁玲感到“彻底绝望”，从此进入人生的最低谷。她先后被发落北大荒十二年，打入秦城监狱五年，遣送山西农村五年，经过二十二年的磨难，直到1979年才重返文坛。
第6篇：拒绝野味倡议书范文
是的，这里是庆祝国庆60周年的云南省职工才艺博览会现场，环保服饰的展示成为才艺博监会上的一道靓丽景观。正如云南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卢正国所言，“我们正是要通过这次才艺博览会在职工中倡导传播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健康的生活理念”。
“这确实是出自我们的女职工之手，我们的职工不愧为生活的艺术家”，带着环保晚礼服参展的云锡公司工会主席沈洪忠欣喜地说。
生活无处不T台，走在时尚的T台上，环保理念才是最时尚。也许，时尚本就是一种理念，外化为服饰装扮的呈现。在这个工业化浓烈的时代，工业所制造的废物和垃圾，经由工业的人们之手对它进行再利用、改造，如此循环以至无穷，以环保的姿态呈现并回馈给曾经索取的自然。人们逐渐意识到。索取应该有度，回馈永无止境。
生活无处不T台，行进在工业化的森林里，也可以找到置身T台的感觉，展示演示随处上演，生活永远继续，环保从不间断。
我所知道的小四，坚持以单车代步，每当她骑着那辆咿呀作响的公主车，悠游行进在奔驰与奥拓杂陈的街道上时，怎么看怎么觉得她像一颗古老的化石，散发着久远的光泽，她拒绝改造的决心如海枯石烂般坚如磐石。她好像把街道当作了她的T台，自己像模特一样行进其间，只不过她所展示的是一种古老的交通工具，和一个慢速时代的从容。
在这和慢速背道而驰的时代里，我们无法“对镜贴花环”，因为花朵已经窒息，人们的品味已从崇尚自然不知不觉转化为迷恋金属的、化学的、散发着乙醚气息的物质。幸好，看到了工业化肥口袋也可以变为绽放的花朵，与肌肤亲密接触，于是我们看到了一道桥梁，架设于自然与工业之间，工业有待驯化，野性有待于驯服为顺从，就像云南省农科院可以将野生的细碎小花“驯化”为大朵的、花色更美的观赏花卉。工业是一头有待驯化的野马，必将在认同或叛逆间选择。
只是这驯化的时日尚不可知，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生生世世，自然永远比人类活得更久，久到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但在骨子里，人们相信人定胜天，并且以实践践行之。蒸汽机的发明使人们从久远的牧歌时代一纵跃入工业时代，人们获得了高效，失去了从容，一切生活随之改变。
化纤比布帛更亲切，一次性水杯比景德瓷器更普遍，塑料袋比篮子更方便，纺织袋比丝绸更常见，生活比以前更方便，只是缺少了点什么?一点从容，一点精致、繁复、精雕细刻的美感，一点不随时间褪色的经典，一点可以经得起咀嚼回味的称之为传统的东西。
于是，我们抬眼看到了唐卡。一门存在了几百年，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的传统艺术， “香格里拉是千百年来无数人魂牵梦绕的福美之地。雪山，牧场，美丽的喇嘛庙。这就是我生生世世不离不弃的故乡。倾我所能，倾我所有，守护它。与之痛苦，与之快乐……”致力于香格里拉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与保护的扎巴格丹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着他的事业。在他所描绘的唐卡里，永远供奉着藏旗人心目中的神灵，但世俗的生活景观环绕四周，久远年代的牧歌场景历历在目，满目绿意，羚羊在风中腾跃，花在幽谷中独自沉鱼落雁着，而牧民的劳作与作息透着从容和自在，人们聚集在精神和信仰的旗帜下，以拈花一笑对抗艰辛与劳苦。
于是，我们迎面看到了文山州的苗绣。一曲农业时代的指尖牧歌，从指尖里流淌而出的淙淙心语，千针万线里密密缝着女人的心事。月光下、斜阳里、静夜中，针针线线穿透出打破寂寥的针脚钝晌，均匀、细密像喃喃细语。像雨打芭蕉，一个女子忧怨的满腹心事，写满绣板，写满夜的帘幕，凌乱的针线泄漏了满腹心事，却也创出一种独有的“乱针绣”，与水族的马尾绣、土族的盘绣并列齐名。
于是，我们学会了用软的笔写硬的字，并把它称作书法，在一张宣纸上道出变化万千，但是这并不足够，我们并且描摹自然，争取可以足不出户，而欣赏奇山异水、花鸟虫鱼，而且像庄周一样希望自己变成一只蝶。这就是一个中国人的非典型生活。我们刺绣，我们书法，我们宗教，因为我们属于自然。
拒绝改造的小四每日骑着她的公主车悠游于大街小巷，总是单脚或双脚落地紧急刹车，下坡时风兜满她的衣襟，像一辆全速行驶当中的风帆。她喜欢探究城市里那些满腹心事的小巷，周末有空就去踏访每一个陌生或不陌生的小巷，享受赤足踏在青石板上的清凉，作为这个城市里尚存不多的化石，他们难得地组合在一起，成为“小巷搜索队”，纪录小巷的故事、变迁及悲欢。
生活是一种态度，活着也是。于是他们决定义无反顾好好活着，像曾经的先人一样，爱书画，爱山水，爱湮没的历史羽毛。
时光的沙漏又回到皮影戏的年代，皮影木偶在帘幕后面模糊不定地动作，人们跟着心情起伏不定。在云南的旮旮旯旯里总会隐藏着一些历史的遗迹。中原的皮影戏在明代传入云南，很快攻掠人们不设防的心灵，从此落地开花，腾冲成为保留这一历史遗迹的地方。仿天津泥人张的捏面人更令人回归童年时代的简单快乐，面人打伞，面人做活，面人甚至有一望而知的沧桑或喜悦，但他们似乎一碰就碎，瞬间变回为一团面团。
第7篇：拒绝野味倡议书范文
[关键词]行政行为；效力；生效
一、告知之时生效
行政行为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发生时间，一般为告知之时。这是各国行政法上的通行做法。《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1997年）》第43条第1项规定：“行政行为以对相对人或涉及的人通知的时刻开始生效。行政行为内容的有效以通知为准。”《韩国行政程序法（1996年）》第15条第1项[1]，《荷兰国基本行政法典（1994年）》（行政程序法部分）第三章第40、41条等[2]，都作了相同的规定。有的国家虽然在法律上规定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效力，但实际上仍然是以告知之时为生效时间的[1]（P134）。在立法上规定以告知之时为行政行为的生效之时，也得到了判例的普遍支持。在日本，最高法院于昭和29年8月24日和昭和57年7月15日的判决，都确认了这一生效制度[2]（P119）。
告知，指行政主体应履行告知义务，以便让行政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告知之时，并不是指告诉之时，而是指受告知人即相对人知悉、知道之时。在我国法律中的表述一般为“收到通知之日”[3].但是，收到通知之时，必须是相对人或相对人所委托的人收到通知之时。否则，不能视为已经告知，行政行为还不能发生法律效力[4].告知之时生效，意味着行政行为只有在告知相对人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只能对所告知的人发生法律效力，只能以告知的内容为限度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在没有告知时，行政行为以相对人真正知道之时起生效[5].
在张培荣诉阿克苏地区公安处案中，原告于1992年7月25日因与税务人员发生冲突而被阿克苏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送进了行政拘留所。7月29日，阿克苏市公安局向原告送达了拘留10日的裁决书，并告知原告可在5日内向被告申诉（申请复议）。原告于当日书写了申诉材料后，交给了派出所民警。该民警未将原告的申诉材料递交被告。原告于8月9日被释放后，又于当日向被告提出申诉。被告认为原告的申诉已超过时效，决定不予受理。法院经审理，撤销了被告的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复议决定[6].在该案中，阿克苏市公安局的拘留行为是在7月25日作出的。对此，原告也是明知的。因此，该拘留行为从7月25日起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但仅以该行为内容为限度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在该行为中，并未包含复议申请权和诉权等内容，因而也不能以此内容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复议申请权是阿克苏市公安局在7月29日告知原告的。因此，这一项内容只能从7月29日起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
告知之时是以行政行为的成熟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告知必须是在行政行为作出后的告知，是把行政行为告诉相对人，让相对人知道其内容。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就没有可告知的内容，最多只能是对可能作出某种行政行为的非正式允诺或预测，或者是在程序中尚未最终确定的意志表达。在刘某诉某乡人民政府案中，刘某（男）与王某（女）夫妇系再婚。再婚前，王某与前夫已生育一女，离婚时判归前夫抚养。1991年初，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人员告诉王某，在够间隔年龄后可再生一胎。1991年11月16日，王某生育一女。为此，被告以原告未取得准生证为由，对原告作出了罚款决定[7].该案中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人员的答复，只能理解为如果原告具备条件后提出申请的话将得到批准的允诺，而不能视为一个将来要颁发的准生证的告知。
行政行为的生效是以告知为前提的。为此，法律上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告知制度，如书面告知和口头告知，送达告知和公告告知等[8].并且，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法律上也已经承认电子送达方式。对此，《莆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70条[9]，《韩国行政程序法（1987年）》第14条第3款[10]，我国台湾省“行政程序法”（1999年）第68条第2款[11]等，都作了明文规定。
二、附款规定之时生效
在传统行政法上，附款是指为了限制行政行为的效果而在意思表示的主要内容上附加的从属性意思表示，包括条件、期限、负担和撤销权的保留。但是，近来日本学者认为，附款是行政主体对行政行为在法律既定事项之外的附加[2]（P129）。在这里，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性，我们采用传统学说。
行政行为的效力发生于告知之时，是一般原则。但这项一般原则无法适用于所有情况。有些行政行为具有特殊性，因而需要其他生效规则加以补充。这项补充规则就是附款。附款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解决行政行为的效力时间问题。因此，除了告知之时外，行政行为的效力还可以发生于附款规定之时。据笔者对1999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价公报（湖北版）》的统计，在湖北省物价局该年度所作的行政行为中，只有约1%的行政行为是以告知之时为生效时间的，其他行政行为都是以附款规定之时为生效时间。当然，这一现象在全国各级各类行政主体所作的成千上万的行政行为中，不一定具有普遍代表性。这是因为，这类行政行为几乎都是应申请行政行为，并且据称该局今后也将以告知生效为原则。但是，这也反映了我国行政行为生效时间的现实，即附款规定之时生效是行政行为生效的重要制度之一。
附款规定之时，即为行政行为附款中所定法律事实发生之时。法律事实的发生，有时是事先能够确定或预定的，有时则是事先无法完全预定的。例如，《湖北省物价局关于角鲨烯胶丸、龙珠软膏、小儿广朴止泻口服液等药品价格的批复》规定：“以上价格从1999年9月30日起执行”[3].《湖北省物价局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等杂志定价的批复》规定：“上述定价从2000年第一期起执行”[3].这些行政行为所指定的法律事实的发生时间都是确定的。以不确定法律事实之发生为行政行为生效时间的情况不是很多，但还是存在的。《湖北省物价局关于明确荆门热电厂现行实际上网电价的函》规定：“在长源公司完成对荆门热电厂的收购后，请你公司按此价格收购该电厂的电量”[3].在这里，长源公司完成对荆门热电厂收购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在王某不服白杨税务所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案中，被申请人的处理决定是，处申请人罚款200元，没收违法所得1530元，“税款待回乡后清缴”[12].这里的“待回乡后”，也是一个时间不确定的法律事实。但是，只要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法律事实一发生，行政行为即告生效。
其实，附款所规定的生效时间多为执行力的发生时间。在行政行为内容具有可分性的情况下，附款可根据不同内容对强制实现力的发生时间作不同规定。在敖某不服六角税务所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案中，被告对原告所作的行政行为包含了两项内容：一是补缴税款，二是罚款。[13]这两项内容在性质上具有可分性。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1986年4月21日国务院颁布）第40条的规定，当事人对纳税决定不服申请复议的时效为自缴纳税款之日起10日内；根据当时有效的《行政复议条例》（1990年12月24日国务院令第70号）第29条的规定，对行政处罚不服的申请复议的时效是在知道行政行为之日起15日内。这就说明，上述两项内容强制实现力的发生时间是不同的，在附款中应作区别规定。
三、受领之时生效
笔者在以往的著作中认为，在我国，行政行为除从告知之时起发生法律效力外，还可以从受领之时起发生法律效力[4]（P137）。行政法学界也有不少学者持同样的观点或者支持这一观点[14].但是，现在看来这并不完全准确。为了在实务中能作准确的认定，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和纠正。
是否将受领之时作为行政行为生效的独立形式，关键在于怎样理解“受领”的意思。我国台湾省学者张载宇认为，受领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已被置于相对人可得而知之状态”。他进一步解释说：“在口头告知时，告知即为受领；以文书告知时，文书交付时已为受领；对不在一地之相对人为文书送达，以文书送达于相对人之住所或居所为已受领；如相对人住所居所均不明，或其人数过多，无从使其受领时，得以公告或揭示而为告知，其处分自公告或揭示时即生效力；至于对无特别相对人的处分，或对于多数不特定人的处分，如道路通行的禁止，则不须送达经其受领，仅以公告方式，即可发生效力。”[5]（P347-348）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认定受领，那么告知或知悉与受领并没有什么区别，将受领作为行政行为的独立生效形式并没有实际意义，而可以合而为一。如果不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那么我们能否将受领理解为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接受、同意或拒绝呢？如果可以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只有经相对人接受或同意后行政行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相对人拒绝接受或同意的行政行为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这显然与行政行为的先定力、公定力、确定力和执行力相抵触，在现实中也不太可能。如果将告知限定为告诉而无需知道，从而来说明受领生效规则独立存在的意义，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相对人不知道的行政行为将被视为不存在，效力自然也无法发生，告知这一生效规则便不存在了。由此可见，在存在告知生效规则的前提下，受领生效规则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之所以要分析受领，是因为法律上存在类似的规定。在林晓荣（女）诉坎市镇人民政府案中，原告林晓荣与第三人卢洪熙协议离婚，向被告申请离婚登记。被告予以核准后，因原告和第三人未带照片而未发给离婚证。当天下午，第三人独自将自己及原告中学时的照片补交被告，并领取了自己及原告的离婚证。第三天，原告反悔，并拒绝领取离婚证书。在诉讼中，法院撤销了离婚证书[15].《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2月1日民政部令第1号）第16条规定：“当事人从取得离婚证起，解除夫妻关系。”在该案中，原告的拒绝受领是否可以阻止离婚证法律效力的发生呢？如果不能的话，那么又如何理解上述条文中“取得”的意思呢？本文认为，这里的“取得”，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意指收到、得到，所表述的是一个法律事实，而并不包括同意和接受的意思，并不隐含一种同意或拒绝权。如果作为相对人的原告，可以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拒绝一个已经最终形成的行政意志或作出的行政行为，那么行政行为的先定力和公定力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该案中，如果原告拒绝接受离婚证的行为可以阻止离婚证法律效力的发生，那么也不需要通过复议和诉讼来解除它的法律效力了，因为没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文书只是一张废张。但事实正好相反。如果原告不通过诉讼来该离婚证，那么离婚证的法律效力将如期发生。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受领并不意味着同意和拒绝的权利，而仅仅意味着收到、得到、了解或知悉。“受领不等于本人同意，受领只意味着行政相对人已知悉、了解了行政行为的内容”[6]（P98）。有关判例也证明和支持了这一认识。在林曦诉台江区人民政府案中，二审法院的判决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对受领的上述理解。在该案中，被告向原告林曦及第三人唐登福作出了拆迁安置决定：第三人擅自将公房转租给原告，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丧失了安置的权利；原告他处确无住房，可享受安置一套住宅；当事人如有异议，可在规定期限内向有关部门提出。在第三人提出异议后，被告将原安排给原告的住宅安排给了第三人。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安置决定是附受领条件的行政行为，“即相对人没有异议，该安置通知才发生效力。现唐登福已经提出异议，因而该安置通知不发生法律效力，也即非具体行政行为”。二审法院却认为，“台江区人民政府的《安置通知》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的单方面意思表示，不以相对人是否同意作为附加条件。具体行政行为一旦作出，便推定其合法有效，非经法定机关法定程序，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得自行否定其效力。台江区人民政府《安置通知》作出后，虽然唐登福提出异议，但并未被区政府采纳，区政府至今没有经法定程序作出任何撤销或变更该《安置通知》的决定”。因此，二审法院判决本案被告履行法定职责。因此，受领与告知、知悉并没有实质性区别，仍可以解释为告知。这样，受领之时也就可以统一于告知之时，没有必要作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生效形式。
四、即时生效
《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1992年）》第57条第1项规定：“受行政法约束的公共行政机关的行为自作出之日起即为有效并产生效力，除非另有规定。”《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127条，《澳门行政程序法（1994年）》第109条也规定，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上述规定主要是就授益行政行为而言的，对负担行政行为仍然是以告知之时为效力发生之时的。
在我国行政法学上，也有主张以作出之时为行政行为生效之时的。他们认为，行政行为可以即时生效。“即时生效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效力，对相对方立即生效”[7]（P126，P180）。他们所举的实例，是收容审查、当场罚款和对醉酒之人的强行约束等即时处罚和即时强制行为。但笔者对此不能苟同。第一，即时生效作为一种独立的生效规则，必须以毋需告知相对人为条件。如果仍然要以告知为条件，则没有必要把即时生效从告知生效规则中分离出来。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即时处罚和即时强制的生效仍然是以告知为前提的，只不过是当场告知而已。即使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行为，如查封、扣押和冻结等，即使能够简化某些程序，也不能没有告知。未经告知，这些行政行为也是没有意义的，只能视为不存在[8]（P93）。对财物的查封，如果不告知相对人，那么封条又有什么意义呢？对银行账号实施冻结，也许没有相对人的知悉和协助也能办到，但没有金融机构的协助是难以实现的，因而对金融机构发生法律效力还是以告知为前提的。对醉酒之人的强行约束，由于相对人醉酒，行政主体即使履行了告知义务，相对人也不一定知悉。但是，这种强行约束是不是一个行政行为本身是值得研究的。在大陆法系法学上，这只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而不是一个行政行为。第二，生效规则的确立应当以法律为依据。在我国法律上确定有关于立即执行的规定。例如，《药品管理法》第55条规定：“对卫生行政部门作出的药品控制的决定，当事人必须立即执行。”但是，这并没有指出不需告知就应立即执行。事实上，不告知当事人，就无法执行。在我国法律上，我们找不到不经告知就可以立即执行的规定。相反，被主张即时生效者作为实证依据的当场处罚，法律上分明要求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第34条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前款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第三，不经告知就发生法律效力，不符合法治的要求。确实，某些行政行为（扣押、冻结等）在相对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能得以实现。我们在现实中也能找到这种实例。在李琼阶等75人诉来凤县人民政府案中，被告为了集资建路，在没有告知原告的情况下要求原告所在单位从原告工资中扣发集资款[9].这样的实例还有很多。但这并不等于说行政行为不经告知就能立即生效。因为这是行政行为的实效，而不是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这种实效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不合法的。不经告知，就扣押、冻结或征收钱物，无异于偷盗。“一个盗匪要我交出钱来的命令是没有约束力的，纵使这个盗匪实际上能强行实现他的意志”[10]（P33）。即使在服务与合作理念还没有得到提倡，行政行为被视为者的最终命令的近代，相对人也有权得到这个命令的通知。如果我们现在还提倡或承认行政行为不经告知就可以立即生效，那么显然与法治相违背。
关于作出之时生效的另一种观点，是王名扬先生提出的。他说：“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应分开对行政机关本身和对当事人而不同。对行政机关本身来说，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和行政处理的成立时期一致。行政处理一旦作出立即生效。行政机关从作出处理时起就有遵守的义务。对当事人来说，行政处理只在行政机关是当事人知悉时起才能实施，及行政处理只在公布以后才能对当事人主张有效。”[11]（P159）笔者认为，王名扬先生的观点，目的在于使行政机关受到更多的约束。并且，他在这里所说的效力主要是指行政行为的确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合法治的要求。但为了简便，不如都确定为从告知之时起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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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
注释：
[1]该项规定：“送达，除其他法令等有特别规定外，以到达受送达人时，发生效力。”
[2]第40条规定：“未经公布，命令不得生效。”第41条规定：“涉及一个或更多利害关系人的命令，应将命令寄送或给这些人包括申请人。”
[3]参见《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2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修正）第43、60条，等。
[4]参见某电器厂诉某渔政监督管理站案，载蒋勇主编：《典型行政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以下。
[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42条；台湾省“行政程序法”第11条第1款。
[6]案情详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以下。
[7]案情详见姜明安主编：《行政诉讼与行政执法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以下。
[8]参见应松年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以下。
[9]该条规定：“通知的方式
一、通知应按下列方式作出：
a）以邮寄方式，只要在居住或住所地存在私人邮寄服务；
b）直接向本人作出，只要该通知方式不会影响快捷或无法以邮寄方式为之；
c）以电报、电话、专线电报或图文传真作出，只要因其急迫性而有此必要；
d）以利害关系人不详或因人数不便使用其他方式时，应将通知张贴于常贴告示处，或刊登于《共和国公报》，市政公报，或利害关系人居住或住所所在地较多人阅读的两分报章。
二、当以电话作出通知时，根据情况，应对上款a及b项规定者在紧接的工作日予以核实，但不影响通知的日期以作出的第1个通知计算。“
[10]该款规定：“行政机关有须迅速送达或案件轻微时，虽有第1项及第2项之规定，仍得以电信和电话之方式为送达。”
[11]该款规定：“行政机关之文书依法规以电报交换、电传文件、传真和其他电子文件行之者，视为自行送达。”
[12]案情详见刘楚汉等主编：《税务行政复议、诉讼案100例评点》，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以下。
[13]案情详见刘楚汉等主编：《税务行政复议、诉讼案100例评点》，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以下。
第8篇：拒绝野味倡议书范文
去魅、自主性和“新”之崇拜是现代艺术的三个核心概念。这些概念的问题史表明了现代艺术与现代性之间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张力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加剧了艺术史的断裂与危机感。艺术终结的种种症候，如艺术的非神圣化、商品化和自杀性的抗议姿态等，内在于现代性的危机之中。
【关键词】艺术终结现代性去魅自主性新
“艺术终结”命题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修辞。在词源学意义上，这里的“艺术”概念既有它的时间性——现代，也有它的空间性——西方。换言之，只有在现代西方的具体语境中，我们才能领会到它所内含的特定意义以及这个命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历史哲学的视野内，“终结”也并不表示“终止”或“死亡”，它只是提醒我们“伟大的艺术故事就要结束了”，尽管这个过程如此漫长。这是自我意识到来的时刻，它横亘在“已成往事的黄金时代”和“即将到来的未然结局”之间，既有提前到来的清醒，也有不确定的迷惘。换言之，这是一个充满危机和反思意识的“当下”时刻，只是这个“当下”一再被延迟，伴随着整个现代性的历程。
在尼采和波德莱尔开创的现代性视野中，艺术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这既是艺术的荣耀，也是艺术的不幸。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时间意识，现代性既是过渡、短暂和偶然，也是永恒和不变。它在性质上是美学的、艺术的，是对另一种现代性（理性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的抵制和批判。显然，这种美学性质是双重的：它既引发了现代艺术否定的激情，也展示了现代艺术被扭曲的痕迹。正如一位学者所言：“这种悖论宣告了审美现代性的命运，即自身的矛盾命运：它在肯定艺术的同时又对其加以否定，同时宣告了艺术的生命和死亡、崇高和堕落。”①因此，现代艺术的命运内在于现代性的生成和结构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艺术终结”的命运乃是现代性危机的缩影。为论证这个观点，我们将重点分析现代艺术的三个核心概念：去魅、自主性和“新”。
一、去魅：艺术的非神圣化与世俗的救赎
现代，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它既意味着理性的太阳冉冉升起，也预示了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虚无，即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神性、道德、英雄主义和崇高体验的贬值。
1865年，法国画家马奈仿照提香的《乌比诺的维纳斯》，临摹了一幅《奥林匹亚》。原作和摹本之间的差异是惊人的。在提香那里，尽管乌比诺的“维纳斯”已经从奥林匹亚圣地上的女神下凡为人间的女子，但依然有高贵和庄严的感觉。有着珠宝光泽的白床单，使紫红色的长榻和处在对角线另一端的女仆紫红衣裙欢唱起来，它创造出一种围绕着女性身体的光晕。但在马奈缺乏深度的构图中，女神成为一名现代女郎，用她那干瘪的身体和无神的眼睛面对着前来瞻仰的顾客。她的手放在整个构图中心的生殖器上，十分突出。提香画中那只毛发金白相间的可爱小猫，也被一种黑猫的色块取代了。
神性、光晕和庄严的深度感消失了。难怪绘画领域的马奈、库尔贝和文学领域的福楼拜、波德莱尔一样，以其放肆的主题、大胆的技法当时引起了大众的愤怒。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艺术一直是神话和英雄的领域。正是艺术点缀了教堂、宫殿和贵族的居所，使整个古典世界具有了神性和庄严的感觉。但是，在现代艺术的挑战下，古典艺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日益让位于世俗的、论争性的现代风格。在这个新的领域里，不仅英雄的、贵族趣味的图景被大众的、世俗的形象所取代，而且赋予古典艺术以意义的普遍性思想和神性的价值观也崩溃了。
当然，艺术的非神圣化过程并不是孤立的。伴随资产阶级大革命，整个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日益被流动的现代性所取代。生产结构的不断分化与重组，社会关系的不断建构与消解，日常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与变化，永远的不安定和动荡，这就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地方，因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性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于是，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和一切职业道德的光环被无情撕碎了。艺术家也难逃厄运。
波德莱尔在散文诗《巴黎的忧郁》的第46首诗《光环的丧失》中，让“光环的丧失”成为一个事件，发生在现代艺术和现代生活的临界点上。诗人厌烦了“尊严”和头上的“光环”，因为它仅仅是一个标志，没有任何意义。当诗人匆匆穿过马路，“越过死神从四面八方同时飞来的大混乱时”，在泥泞的蹦跳中，他的“光环”从头上滑了下来，落到烂泥中。在现代生活的“漩涡”中，诗人“没有勇气把它捡起来”，也“没有必要”那样做。因为他已经承认“艺术的崩溃和商品文化的胜利”②。
与此同时，伴随世界普遍性意义的衰落和技术化世界物质主义的兴起，艺术的地位也日益受到人们的轻视或忽略。面对现代摄影术，波德莱尔见证了现代技术对艺术领域的侵犯以及由此导致的想象力萎缩和天才艺术的贫困化：
艺术一天天地减少对自己的尊重，匍匐在外部的真实面前，画家也变得越来越倾向于画他之所见，而非他之所梦。③
这里的“真实”既不是普遍性真理的表现形式，也不是现代英雄主义所要表现的“碎片化的现实”，而是物化的技术真实。在技术化的世界里，世界不再是想象力和表现力的有意义的源泉，而是技术征服的对象——缺乏神性和意义的物品。在工具理性的视野中，整个世界被表征为图像，展现在现代人的面前。于是，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对象，照亮了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进程。从此，艺术在金钱（money）、博物馆（museum）和市场（market）“三M党”的统治下，日益沦落为一种博物馆式的艺术——只是作为谈论和保存的对象面对我们。这种海德格尔式的思考在尼采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呼应：
当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的时候，艺术就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美学批评被当作维系虚荣、涣散、自私、原本可怜而绝无创造性的社团纽带了。结果，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的如此之少。④
艺术场成为彻底的名利场！这是何等的虚无——空虚、萎缩、缺乏创造性和生命力！而虚无恰恰是世界“去魅”的必然结局。
“去魅”是从社会学那里借来的一个术语。“去魅”是指“那些充满迷幻力的思想和实践从世上的消失”⑤。它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瓦解和世界的合理化过程。这是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视野中试图要揭示的内容。他认为，现代化的过程是传统宗教—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不断分化为科学、道德和文化各自独立领域的过程。这种分化既具有解放的意义——使文化艺术从宗教、道德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也具有灾难性的意义——在世俗化的理性面前，文化艺术失去了终极意义的依托，不得不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和依据。这不仅意味着艺术的非神圣化——艺术表现领域的世俗化、艺术家光环的失落和艺术重要性的降低，而且意味着艺术认同的危机——艺术仅仅是人们保存和收藏的对象，一种商品。
正是世界的去魅引发了艺术的去魅——艺术的非神圣化和艺术的对象化。前者使艺术的表现失去了方向和意义，后者使艺术进入了美学的视界，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这正是黑格尔最先所感所思，又被海德格尔一再阐释的东西⑥。
黑格尔认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曾是艺术、宗教和哲学享有同样崇高地位的原因。作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艺术是表现人类思想和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现代的“弃神”运动中，艺术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作用和地位，因为“思考和反省已经比美的艺术飞得更高了”。悖谬的是，黑格尔一方面对此感到忧伤，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美学体系中成功地用哲学剥夺了艺术的权力。与此类似，海德格尔认为，艺术进入美学的视界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它证明了美学思维与现代技术本质一样，乃是诸神隐匿和对象化思维的产物。在此意义上，正是审美体验的对象化，使艺术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
诸神的逃遁、信仰的匮乏、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和异化，带来了巨大的空虚。于是，在日益量化和管理化的现代世界中，在不断动荡的文明漩涡体验中，现代人开始寻找诸神的踪迹和意义的源泉。对宗教和意识形态统治的怀疑使现代人把目光转向了文化艺术，试图在世俗化的世界中使艺术承担“世俗的救赎”（韦伯）功能——把人们从合理化的压力和刻板的日常生活状态下解脱出来⑦。然而，这似乎是一种无法完成的乌托邦想象。一方面，世界的去魅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艺术的去魅，使后者失去了合法性的根据；另一方面，现代艺术缺乏宗教曾经拥有的功能。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强调：宗教的力量在于它能够通过一整套的仪式和体制，把艺术、政治、伦理、哲学、历史、神话等不同价值领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并赋予这种庞大的宇宙秩序以生命和意义；但现代艺术和日常生活、文化价值和平凡事实之间缺乏致命的联系，这就使文化艺术失去了影响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的能力，并一直处于危机之中⑧。
这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努力，一方面，审美救赎的冲动给现代艺术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激情，使他们能够忍受来自艺术市场和社会体制的压力，为暂时的失败辩护；另一方面，它又加剧了现代艺术的张力，使艺术陷入了瞬间与永恒、现世与神性的自我冲突之中。
二、自主性：纯粹的幻象与批判的和解
整个现代艺术是以接受或否定艺术自主性的观念为前提的。“杜尚的挑战”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契机。
1917年，马塞尔·杜尚在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举办的独立画家画展上，把签有“R.Mutt,1917”的小便池命名为《喷泉》后直接送去参展，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一个令人烦恼不安的事件：通过签名和参展，作为艺术家的杜尚试图使工业化机器生产的小便池成为艺术品，使艺术与生活实践重新结合起来。《喷泉》的命名很容易让人想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的《泉》。《泉》中的酒神女祭司高贵而单纯，但《喷泉》不仅突破了画框，而且突破了绘画的行为本身——没有平面的媒介，没有优美的形象，甚至没有构图的痕迹。它的能指（艺术表象）与现实中的参照对象没有什么不同，而它的所指（它有意义吗？）则被有意识地拒绝了。显然，这是对展览会组织者的先验共识，即艺术自主性观念的挑战，因为它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物”。这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提倡者们始料未及的——拒绝庸俗的现代主义艺术居然会以“庸俗”的艺术行为结束。但恰恰是这种庸俗的行为使杜尚成功打破了艺术纯粹性的幻象：艺术无论怎么“纯粹”都逃不脱资本主义艺术体制和文化逻辑的束缚！无疑，这是现代英雄主义的最后一次闪光，是颓废的、悖论性的。因为杜尚的成功正是借助艺术体制的潜规则来实现的，如艺术家的名望与签名、艺术展览和艺术界的评论，这不免让我们感到疑惑：把艺术引向生活实践的先锋派艺术能否避免自主性艺术的矛盾？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自主性艺术的得与失。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艺术自主性“意味着在更广阔的社会中，从直接的经济、政治或宗教的控制下所获得的某种程度的自由”⑨。作为一项历史的成就，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胜利的象征。在进步思想的鼓舞下，启蒙运动致力于世界的“去魅”，旨在把人们从“偏见”和“迷信”中解放出来，建立他们独立自主的地位。它首先将一种自由的信仰，然后将科学、政治、哲学和艺术，从教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于是，在“价值领域的分化”（韦伯）中，科学、道德和艺术各自成为独立的价值领域。这种在手段和目的上都自由的艺术观念开启了现代美学和艺术哲学之路。由此可见，“艺术”、“美”和“美学”之名同时诞生在18世纪中叶并非是一种偶然现象。它不仅表明了艺术观念的现代性起源，而且揭示了一种自主性的艺术体制内生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事实。一方面，借助美学理论，艺术围绕“自主性”观念逐渐形成了概念的“星丛”：美、无功利、趣味、合目的性、天才、审美距离、静观、本真性、韵味、为艺术而艺术、无功能的功能、纯粹、形式主义等。这些观念为现代主义艺术躲避工业化的污染、工具理性的支配和异化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伴随独立个体组成的文化公共领域和大众传媒、艺术市场及现代博物馆的出现，艺术家开始摆脱传统的庇护体制，从教会、宫廷和贵族阶级趣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独立面向匿名的艺术市场。这为天才艺术家展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想象和观念提供了舞台或剧场。他不再受制于某个阶级的趣味，而是直接面向懂得欣赏艺术的眼睛和耳朵。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在纯粹艺术的王国中，艺术只是形式的创造，与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日常内容无关，因为“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王尔德）。
不过，天真的艺术家很快就清醒过来。因为他不得不面对艺术市场的考验和官方制度的审查。更为重要的是，艺术和艺术家的光环已经消失了。在世俗化的商品世界，它不过是一个无用的商品，等待着资产阶级的赏识。现代艺术家以一种论战性的语言和放荡不羁的生活风格挑战这个庸俗的世界与低劣的趣味。“有用的都是丑陋的”（戈蒂耶）,只有那些无用的东西才是美的。同时，他们反对浪漫派以来的感伤风格和遁世主义倾向，主张“现代生活的英雄主义”（波德莱尔）——以一种高傲、挑衅的宗教态度，审视文明的废墟，捡拾精神的碎片。因此，“‘为艺术而艺术’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市侩现代性的头一个产儿”⑩。它并不是以古典美的形式，而是以陌生化的、荒诞的、变形的形式，来达到令资产阶级“震惊”的批判功能。
在卡夫卡的小说、勋伯格的音乐和贝克特的戏剧中，阿多诺同样发现了这种批判的力量。这种批判性来源于它的艺术自主性，是一种“无功能的功能”：
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主性的东西时才会出现。通过凝结成一个自为的实体，而不是服从现存的社会规范并由此显示其“社会效用”，艺术凭藉其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
不要误解，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并不是要逃离现实世界或摆脱日常生活来实现它的批判价值。相反，作为表现苦难的语言，艺术需要将经验中与主体和意义疏离的层面纳入自身之中，以此揭露同一性的谎言和商品化世界对苦难的遮蔽，最终实现“批判的和解”。这种“和解”精神同样闪烁在康德、席勒和黑格尔的美学沉思中。在去魅的世界，他们对主体意识的分裂和碎片化的痛苦深有感触，对古希腊人的完整性和自由充满了怀旧的感情。在这种情境下，他们强调艺术和审美经验具有弥补分裂的和解功能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与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思想相比，这种和解仅仅局限在思想的领域，缺乏批判的锋芒。
但是，他们对艺术无功利性和形式创造功能的强调，也开启了艺术日益远离生活实践的倾向。自唯美主义运动以来，艺术与非艺术、审美经验和日常经验被有意识地区隔开来，以此确保艺术独一无二的本真性。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脱节了：不必响应时代的召唤和社会的要求，甚至也不必吸引观众。它被看成天才的杰作，在不断失败的实验中渴望未来的救赎。于是，在“原创性”的现代性诉求下，艺术日益从公共话语变成私人书写，在不断征服新领域的过程中，成为晦涩难懂的私人密码。从绝对的自主到绝对的自恋，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从此，艺术染上了“与世隔绝”的不良症状，具体表现为：几个趣味相投的艺术家、爱好者和辩护人组成一个小圈子，遵循彼此熟悉的行业术语。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大众之间的裂痕日益拉大了。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把这比喻成“一种异常严重的文化疾病”，因为面对令人不安的现代艺术，渴望审美的大众只能在廉价而通俗的大众文化中寻求安慰。这既无益于公众，也无益于艺术家。因为“对无利害性中立的盲目崇拜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有益于人的生活，而不是为它自己的原因而服务于纯粹的真理”。
事实上，艺术自主性的观念和体制并没有它的倡导者想象得那样中立。如杜威所言：
资本主义的生长，对于发展博物馆，使之成为艺术品的合适的家园，对于推进艺术与日常生活分离的思想，都起着强有力的作用……一般说来，典型的收藏家是典型的资本家。
因此，它在本质意义上是意识形态性的。围绕现代艺术所建立的公共艺术机构——画廊、歌剧院、音乐厅、博物馆等，不过是资产阶级标榜自己文化优越、趣味高雅的象征符号。
同时，现代主义艺术在形式上的变形和抽象，最终消解了艺术“纯粹性”的幻象。从梵高的《星月夜》（1889）、蒙克的《呼叫》（1895）到毕加索的《阿维尼翁少女》（1907），再到达利等人的超现实主义绘画，我们见证了艺术形象的日益消解和变形。在积极的意义上，它是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因为这些被扭曲的艺术形式乃是“工业机器带来的形式，或者是汽车尾气带来的形式，最恐怖的，甚至是战争中的残肢断体带来的形式”。在消极的意义上，它打碎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桥梁，具有“谜一样的特质”，让大众难以理解。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的抽象派绘画和美国50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作品中。在格林伯格看来，这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冲动是现代艺术在启蒙理性面前的自我拯救行为。为了论证艺术经验的独特性和有效性，艺术将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成为“纯粹的”，以此确保艺术经验的独一性，如绘画“二维的平面性”，但是，这种独特的艺术经验与大众的生活经验之间具有吓人的裂隙，常常“高处不胜寒”，使现代艺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它的社会性作用。同时，离开活生生的现实联系，艺术的生命力也会变得苍白而贫乏。
内生于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中的现代主义艺术是以艺术自主性体制为前提的，而艺术与生活实践之间的距离则是艺术自主性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使现代主义具有不可避免的双重性：艺术与生活实践之间必要的审美距离是现代艺术自由的象征，甚至是艺术发挥社会批判作用的前提；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大众之间日益拉大的裂隙和纯粹小圈子的艺术特征，又使现代艺术具有了不介入、毫无社会影响的负面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杜尚的挑战”是一种深刻矛盾性的努力：一方面，伴随距离的消失，艺术将会丧失批判生活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文化工业生产又导致艺术与生活距离的虚假消除。
三、“新”：新之崇拜与否定的焦虑
杜尚的挑战不仅扩大了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先锋派艺术的影响，也开启了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概念艺术、大地艺术等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实践。前者再现了审美现代性“决裂的传统”和对“新”的崇拜，后者则在不断的拼贴与复制中表明了“与现代决裂传统的决裂”，是“新”在消费社会贬值的一个关键阶段。或许，罗伯特·劳申伯格的一次艺术行动能够很好地诠释“新之崇拜”的最后命运。
1953年，波普艺术家劳申伯格耗费一个月的精力，用40块橡皮把一幅擦得脏兮兮的、破损的德·库宁的画拿出去展览，美其名曰《被擦去的德·库宁的画》。
这是一次预先规划的艺术自杀行动，因为它试图通过摧毁绘画来实现“标新立异”的反叛教条。在机械复制的时代氛围中，这种挑战的姿态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激情和锋芒。一方面，“新”之美学在大众文化和商品美学领域的扩张，已经在文化工业支配的主流文化中获得了核心的地位。过去，标新立异的行为是艺术抵制市场、让资产阶级感到震惊的手段。现在，它却走向了反面，受到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文化市场的普遍欢迎。另一方面，“新”之美学在艺术领域的扩张，并没有实现把艺术与生活实践重新整合起来的诺言，而是使自己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如理查德·沃林所言：“它变得过于依赖震惊、刺激、愤慨和决裂因素；然而，一旦这些技巧被模式化，它们也就变成新的艺术惯例。从本质上说，新颖性本身也就成为传统的了：成为新的美学经典，进而实现了资产阶级可以把自己最初的同人逐出宗门时渴望的尊严。”针对传统观念的震惊已经变成流行文化的时尚广告和文化大众的公有财产。拒绝庸俗的波希米亚风格居然成为世人争相模仿的对象，这真是一种反讽。在这个意义上，劳申伯格的艺术行为可以看成对先锋派艺术的一种漫画式戏仿。它不仅揭示了“新”之崇拜和自杀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暗示了“新”之光环的衰落。
在某种意义上，“新即好”的价值观不仅开辟了审美现代性的道路，而且决定了现代艺术的命运。意大利学者凡蒂莫在《现代性的终结》一书中指出：“现代性是这样一个时代：现代成为一种价值，尤其是其他一切价值都要参考的基本价值。”换言之，现代性标志了一种历史的现在性以及以此为价值规范的时代。这正是韩波在“绝对的现代”中所言说的价值观。它意味着一种瞬间即逝的“新”之美学对永恒不变的传统信仰的取代。在整个审美现代性的历程中，“新”之光环始终在波德莱尔开辟的“现时英雄主义”和先锋派的“未来英雄主义”之间闪烁。区别在于，前者在对传统陈规和进步论信仰的抵制中尚包含对“新”之价值的丝丝忧伤，后者则受到“决裂的修辞学和开端的神话”（贡巴尼翁）的鼓舞，充满了自我表现和自我否定的激情。这种否定的激情来源于对庸俗市侩主义的拒绝，来源于对大众媒介操纵的普遍审美化的抵制。这部分解释了先锋派艺术拒绝交流，选择沉默的原因。在阿多诺看来，这是一种自杀的抗议姿态，一种精神的冒险。它以谜语一样的特质揭示了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危机及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在不断更新的艺术风格和充满激情的理论宣言中包含了一种否定的力量和批判的锋芒。但是，在毁灭和新生、赞美和嘲讽交织的现代艺术张力中，同样充满了否定的焦虑和颓废的虚无感。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艺术的生命受到死亡意志的折磨：
现代和现代主义，尤其是在其极端的标新立异方面，是与死亡本身分不开的，这不仅体现在词语、颜料或声音上，并且体现在行动上。
这种死亡意志是对立于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现代艺术必须付出的代价。它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变异和艺术形象的“非人化”（奥尔特加）上，而且体现在文化革命式的美学扩张和自我消解上。自19世纪末以来的先锋派艺术幻想摆脱一切体制的、道德的和观念的束缚，尤其是新康德派和新理念派强加于艺术之上的限制。于是，“新”之美学的扩张表现出强烈的无政府欲望，比如对博物馆、画廊、音乐厅和剧场等现代艺术机构的敌视，对艺术日益脱离生活经验和无用性的不满，结果：
作品的地位在体制上十分暧昧：作品不再寻求一种成功，以便在确定的价值系统内确定自身；而是基本上依据有争议的价值系统和对晚近艺术局限性的克服来确定它的成功。在此层面上，评价艺术品的一个首要标准似乎是艺术品有能力质疑自己的身份。
这是一种自我确证的努力，似乎艺术的合法性不再依赖于艺术品本身，而是依赖于自我质疑、自我界定的能力。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意义上，这种自我质疑的危机意识是现代“反艺术”拒绝文化工业和现代化侵蚀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自浪漫主义艺术把否定之矛指向技术化世界的庸俗和艺术商品化的堕落以来，现代艺术就一直深陷在包含悖论的危机之中。但在黑格尔和丹托的意义上，它却预示了哲学时代或“宣言时代”（丹托）的到来。结果，在艺术品的加速流通中，人们见证了作品的贫乏和评论的泛滥，“艺术终于在对自身纯粹思考的耀眼光芒中蒸发掉了”。
如果说先锋派艺术对创新和实验的推崇使其陷入了自我毁灭的境地，那么后现代主义艺术则在同大众媒介、艺术市场的暗中中使“新”的光环黯然失色。前者对“新”的追求暗含在艺术对商品化规律的抵制之中，后者对“新”的迫切需要却迎合了消费文化的逻辑。如贡巴尼翁所言：先锋派特有的双重分裂使艺术陷入了自我矛盾的缄默之中，而后现代主义则摇摆在批判与市场之间，左右逢源，把艺术引向了喋喋不休、大量重复之中。差异何在？在不断的拼贴与戏仿中，艺术的独特性和批判性消失了。艺术摇摆在“先锋”与“媚俗”的两级诱惑之间，取消了艺术家与大众、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在这种艺术实践中，如约翰·凯奇的《4’33”》，人们见证了日常生活上升为艺术，艺术下降为日常生活的双重运动。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坍塌了。在日常性的狂欢中，人们再一次遭遇了艺术非神圣化和艺术家明星化的悖论过程。
悖论发生的根源之一在于市场利润的诱惑。实际上，自艺术家摆脱教会—宫廷的庇护，独立面对匿名的市场开始，艺术家与艺术市场之间就维持了一种既排斥又迎合的暧昧关系。波德莱尔对艺术家的处境具有深刻的感知：“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要想找到好的买主，艺术家一方面需要暗中迎合有钱的资产阶级口味，一方面需要在艺术界抬高自己的名望，以便在市场上把微薄的名声换成一大笔财富。巴尔扎克、王尔德、波德莱尔等文人无不精通此道。杜尚、博伊斯、沃霍尔等艺术名流更是玩弄市场于股掌之中。区别在于，有些艺术家追随艺术深层的使命，试图以艺术的意义挽救正在没落的西方；有些艺术家则按照职业家的法则和市场化的逻辑来操作艺术。前者对市场的诱惑具有清醒的自我批判意识，后者则为了名利双收而主动迎合。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似乎更类似于后者。通过复制“杜尚的挑战”，他们大规模生产了没有绘画的绘画、没有音乐的音乐、没有舞蹈的舞蹈，但借助国际化的市场运作，这些没有艺术的“艺术家”成为闪耀的“艺术家明星”。艺术的超验性和谜一样的特质消失了，仅仅剩下空洞的理论思辨。或许，不是艺术终结了，而是支配实践的现代艺术观念终结了。
与以往决裂的要求和“为新而新”的审美意识形态是悖论发生的另一根源。与先锋派艺术相比，这种决裂的要求和技术化世界不断革新的冲动之间已经从对抗转向了暧昧的合谋。这种暧昧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未来主义。未来主义对机器、技术、速度乃至战争的歌颂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暧昧关系，曾让艺术界蒙上了耻辱的印记。世界大战曾让艺术家敏感地意识到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正是对机械技术的崇拜和技术化的工具理性思维使大屠杀成为可能。这引起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先锋艺术家对西方技术文明的极端反抗。这种反抗充满了残酷的讽刺和绝望的呼吁。他们希望人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明的悖论与危机，但是，当今的国际艺术在“为新而新”的疯狂之中上演了一幕幕滑稽的戏剧，因为“什么都行”、“人人都是艺术家”。从此，艺术转向肉身、转向观念、转向生活、转向自然，成为主导性的文化产业。
在波德里亚的理论视野中，这种“新”陶醉在自我复制的真实性幻觉中，没有任何意义。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过度审美化使现代艺术的抱负成为乌托邦；另一方面，在符号逻辑的操纵下，艺术陷入了高速运转的自我消解状态。艺术与日常生活甚至现代工业之间不断地互换符号，各种风格矛盾、怪异地混杂在一起：新几何主义、新抽象、新表现主义、新原始主义、新现代主义等共存在彻底无差异的冷漠之中。因此，“作为乌托邦环节或潜能解放的个案，艺术已经在符号流的不断偏离、引诱的涨潮中，彻底消解了”。
艺术终结的命运内在于现代性的逻辑之中。这不仅因为引发艺术终结的那些观念是现代的产物，如自主性、美、新、先锋、媚俗等，而且因为现代艺术与它所反叛的资产阶级结构之间具有共同的根源,即自由和解放。这深刻揭示了现代艺术充满悖论与危机的原因：一方面，现代艺术拒绝秩序、可理解性甚至成功，在新而又新的自我表现和拒绝庸俗的否定激情中，试图以形式的“非人化”实现彻底“解放”的乌托邦；另一方面，迫于时代的氛围和压力，现代艺术又暗中与大众媒介、技术逻辑和市场化策略调情，不断地把自己非神圣化、对象化，最终使自己消失在世俗的审美光晕之中。因此，我们认为：艺术终结不仅是现代艺术的危机，更是现代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传统与现代”、“先锋与媚俗”、“自我与他者”等二元对立的文化逻辑。
*本文为南京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预研项目“现代性视野下的艺术终结研究”的部分成果。
①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许钧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第115页。
②迈克尔·莱文森：《现代主义》，田智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第5页。
③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页。
④尼采：《悲剧的诞生》，熊希伟译，华龄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⑤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⑥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页；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⑦H.Gerth&C.W.Mills（eds.）,FromMaxWeber:EssaysonSociolog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6,p.342.
⑧T.Eagleton,AfterTheory,NewYork:BasicBooks,2003,p.99.
⑨L.Heywood,SocialTheoriesofArt:ACritique,London:MacmillanPressLid.,1997,p.47.
⑩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2页。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
伊凡·休伊特：《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及后现代状况》，孙红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汤因比等著：《艺术的未来》，王治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0页。
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页。
周宪编译《激进的美学锋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G.Vattimo,TheEndofModernity:NihilismandHermeneuticsinPostmodernCulture,Trans.,JohnR.Snyder,Cambridge:PolityPress,1988,p.99,pp.53－54.
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陈永国、傅景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丹托：《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1页。
第9篇：拒绝野味倡议书范文
关键词：倾向性 创新 坚守 和谐统一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6.139
伴随“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浪潮，新一轮课程改革又给教育教学带了一股时代的气息，于是，课堂教学成了教育深刻变革的生命支点，也是新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课改实践告诉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应大胆地创新，还要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扬弃，坚守传统教学中的合理内核，使思想品德课堂教学“创新”与“坚守”并行。
1 当前课堂教学中某些倾向性问题的出现
1.1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没有很好发挥主导作用，出现角色异位
新课改后，教师的角色发生变化，由传统课堂的主宰者变为主导者，学会了倾听学生的见解，并对学生的发言适时地予以肯定和评价，“说得很对”“非常好”之类的激励性语言充满课堂，使课堂变得人性化。但是作为主导者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忽视了应有的引导，比如，一些课堂教学帮助学生设计了一些问题，给学生自由讨论的时间，而教师则成了旁观者，没有具体了解学生在讨论中是否存在新的问题或是否遇到某种困难需要得到帮助，等时间一到，就由学生参与发言，教师只是文明的听众，不管问题结果如何，更没有把问题从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就草草地结束“交流讨论”环节。因为教师在教学中的角色异位，使得教学活动不具备任何有效性，也使思想品德课的专业特点荡然无存。
1.2 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丰富的课堂资源杂乱无章，不注重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现代多媒体技术以其独特的教学功能展示了新课程教育理念，为课堂教学的创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拓展了教学空间，丰富了课堂资源，也为广大教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但一些老师误以为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手段才是创新，而有些老师自己本身掌握的多媒体技术水平不高，就经常使用别人的课件进行教学，而且还觉得资源越多越好，好像“课堂是个筐什么都能装”，没有理性地研究教材，根据教材和学生实际的需要，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地整合，结果因为教师盲目地滥用各种资源，或者对课程资源进行简单地截取，使课堂教学内容变得条理紊乱，有时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某个知识点，就运用了大量的图文资料，让人看了眼花缭乱，甚至只是为了展示而展示，而不能使课程资源效力于课堂教学，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
1.3 实现教学目标方面，表现出重知识能力目标，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倾向
课堂教学目标是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体，包括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等目标。虽然新课改已经多年，但在实际的教学中还是摆脱不了传统应试教育的束缚，在课堂中挂着“新课标”的旗，走的却是传统教学的老路。“重教材轻生活，重接受轻探索，重成绩轻情感”的痕迹时时可见，记得有一节公开课，教师在讲“艰苦奋斗精神”这一内容时，播放了一段万里长征的录像，当学生看到红军的艰辛生活场面时，没有动情，竟然哄堂大笑，而教师并没有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引导教育，然后又讲述“两代铁人”的故事，不断强调艰苦奋斗精神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接着提问学生：如今时代不同了，条件改善了，还要提倡艰苦奋斗精神吗？学生有的说“要”，有的说“不要”，教师就开始让学生展开讨论，说出理由，学生发言很积极，最后教师作个简单的总结就完成了课堂教学。这样的课堂教学没能使学生真实地体验到精神的实质，明确价值取向，更不要说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实现了。
因此，为了更好地融入新课程，就需要为师者努力提升教育的视野，教师经过多方面的探索，在点燃课堂教学创新点的同时，不抛弃传统教学中的某些原则，在不断实践中达到最佳契合状态。
2 追求思想品德课堂教学创新与坚守传统教学原则的和谐统一
2.1 教学情境的创新与启发性原则的坚守
设置教学情境是新课程改革中的一大创新点，也是当前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改变了传统的“教师中心论”，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创设了许多教学情境服务于课堂，为课堂增加了不少活力。学生的活动自始自终都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的，情境对学生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暗示作用，提高了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可感性。但是教学情境的设置要出彩出新，要利用它实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还需要坚持启发性原则。启发性原则是指在教学中要承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注意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引导他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生动活泼地学习，自觉地掌握科学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美国教育家杜威有句名言：知识的获得不是个体旁观的过程，而是主动探究的过程。那么，怎样才能使学生主动参与探究活动的过程中呢？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目的地创设或引入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情境，设置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以引起学生一定的心态和情感体验，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刺激学生思考的积极性，从而启发、帮助学生掌握、理解相关知识，提高分析问题、探求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教学不要一味地追求情境是否新鲜丰富，关键还要看所选择的情境是否适合相关问题的需要，是否对学生具有启发性，否则就大有“胡子眉毛一把抓”之嫌了，造成滥造情境，而非真正的创新。就以教学《学会拒绝不良诱惑》这一课为例，根据七年级学生的特点，以激趣为出发点，在导入新课环节，笔者根据《西游记》的主题曲，制作了精美的FLASH动画，动画中展示的是一小人物手舞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智斗周围的电子游戏、网络陷阱和暴力游戏、黄色书刊和音像制品等，借助歌词“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如意棒”，创设带有启发性的教学情境，这一情境中的“孙悟空火眼金睛”喻为用“智慧”识别，“如意棒”喻为“果断拒绝”，在新课讲授过程，以一趟“火眼金睛之旅”的情境串联而成，以它为主线，设置了“火眼金睛探究关”、“火眼金睛意志关”、“火眼金睛智慧关”三个环节，伴随三个问题：身边有哪些不良诱惑？为什么要拒绝不良诱惑？如何拒绝不良诱惑？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依次启发学生，让他们积极发言，在讲到如何拒绝不良诱惑这个问题时，有个学生说：我在上网的时候，突然跳出一个美女的小窗口，好恶心哦！全班同学大笑，笔者耐心地等他们笑完，开始引导：大家想想西游记中孙大圣用什么方法对付那些美女妖怪的？学生齐声答：智慧！笔者说：对！那么刚才这个同学上网时遇到的情况该用什么方法呢？一个个学生都争着发言，方法还真不少：直接无视掉！找网管！马上杀毒！・・・・・・最后，把学生的答案做了个整理，让学生自己选择可行的方法。整节课让学生在富有启发性问题的情境中体验、感悟，使学生的思维顿时豁然开朗，这就是创新与传统有效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应该是个有目的的动态生成的过程，学生在课堂中最佳的学习状态可能保持二十五分钟，离不开教师的引领。因此，教师要以“点燃有效兴趣”为起点，以“激活知识原型”为支点、以“激扬学生思维”为重点，合理选择情境素材，精心设计情境过程，智慧把控情境走向，课堂情境才能避免“假、大、空”现象，走出“浮华”，收获“实效”！
2.2 教学内容的创新与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坚守
美国教育家杜威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教学的对象是一个活生生的思想、感情、意志、个性都处于变化之中的个体。”这告诉我们：学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个体，教学的内容应该随着不断变化的个体而有所创新。因此，今天的教学再不能只守着一本教材，教师应该对教材与教学内容的关系有新的认识：教材不等于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大于教材，教材只是为教学内容提供一个依据，教学内容不要被教材框死。作为一线的政治教师应善于处理教材、调整教材，重组教材内容，以教材为平台和依据，充分地挖掘、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补充符合学生特点的创新内容，让学生常处于“心求通而不能，口欲言而未得”的最佳心理状态，激发学生探索新问题的积极性。
教学要以学习基础知识为主导，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上理解知识，注意运用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达到学以致用。课堂学习从根本上是与生活相联系的，无论课程怎么改，在政治课堂教学中，这个原则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而且新课程也强调：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因此，教师要在教学中很好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多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联系时事政策的实际，寻找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点”，把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社会热点以及学生身边的事与思想政治课的理论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在教学“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这一内容时，笔者意识到教材的理论与现实生活中的学生产生了较大的距离，有种不寒而栗之恐惧感，生怕课堂成了无力的教育，于是，笔者在课堂上先展示了《舌尖上的浪费》的图片，这些图片来源与当地操办大型酒席的现场，学生看完唏嘘不已；然后来一个权威：据央视报道，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够2亿多人吃1年。学生耐不住了：这浪费太严重了！火候差不多了，笔者就接着说：最近北京一家民间公益组织推行了“光盘行动”，倡议市民在饭店就餐时吃光盘中的食物，或将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光盘”离开饭店，这一倡议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你们能从国家和个人角度谈谈这么做的理由吗？学生就开始从初级阶段的国情、个人美德和责任等角度说明，在学生明理之后，笔者进一步跟学生解释：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一种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生活作风，还是一种不畏艰难、坚韧不拔、奋发图强、拼搏创业、乐于奉献的精神状态和高尚情操，这种精神内涵相当丰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会有不同的内容。然后让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说明我们在学习、生活中应如何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学生就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谈各自的做法，在情感上体验艰苦奋斗的精神价值。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组织学生思考、交流、践行。这样既拓宽了课堂内容，又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气息，真正成为“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并增强教学活动的吸引力，有目的地培养学生观察、联系、分析、说理的能力，轻松地把那些抽象的理论加以理解掌握。
2.3 教学手段的创新与板书教学原则的坚守
新课程标准首次提出了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用具的选择”问题，要求教师“要恰当地使用电影、幻灯、照片、录音、录像及计算机等教具辅助教学”，为思想政治课教学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出了方向性要求。多媒体手段也因此成为课堂教学的宠儿，它集文字、图片、音乐、交互式功能于一体，是一种全新的信息表现形式，自然成了教学手段的创新点。但是，课堂是一个有教师和学生共同存在的生命现场，板书是教师指引学生自主学习的引擎，是学生智慧的展示处，是体现师生生命活力的平台，是促进师生交往沟通的纽带。因而，我们不能为了创新让课件显示完全代替板书教学，教师要充分发挥板书的优势，使多媒体教学与板书教学优势互补。比如：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技术的优势，以情、声、色、意俱在的声像呈现教学内容，让学生迅速沉浸到教学的意境之中，组织教学活动。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不同于常规的思维方式，产生各种预想不到的问题时，多媒体无法体现课堂生成的资源，就要依赖教师把它们单独写在黑板上，通过教师引导解决课堂中的这些生成性问题，让多媒体教学锦上添花。
总之，为师者，要做的是努力提升教育的视野，实现学生思想品德的超越。让我们紧扣时代脉搏，积极思考、探索，把继承和发展、坚守与创新结合起来，博采众长，演绎自己教学实践中的“独一无二”，让课堂教学彰显自己的个性魅力，闪耀自己的思想与智慧之光。
参考文献：
[1]罗绍余.板书新视角[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7，（11）.
[2]晋套军.新课程背景下要注意的四对关系[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