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管理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政策与管理论文范文

〔 内容 摘要〕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 发展 起来并产生广泛 影响 的政府治理 理论 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 研究 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 社会 、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 〔关键词〕公共行政 管理主义 反思性批判 一、 导 言 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 政治 途径以及 法律 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P.20)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 科学 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 分析 性科学(empirical analytical science)、 历史 －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 二、 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 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企业 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 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 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 Paradigm)(Owen E.Hughes,1998,P.1-4)。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 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 （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 （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 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 （1） 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 （2） 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 （3） 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 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 （5） 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 （6） 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 （7） 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

第2篇：政策与管理论文范文

[摘 要] 知识管理是 社会 经济 发展 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基本 内容 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本文旨在界定知识经济的概念，探讨知识管理的目标，比较 分析 知识管理的两种策略之异同，以促进我国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 企业 步入知识经济 时代 。【论文关键词】 管理；组织；创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可以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源。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将成为核心和具有柔性特点的生产要素，而对知识的管理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提高组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组织而言，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最主要的资源，知识经济迫切要求管理创新。 适应此要求，近几年来，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念——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正在国外一些大公司中形成并不断完善。其中心内容便是通过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实施在于建立激励雇员参与知识共享的机制，设立知识总监，培养组织创新和集体创造力。 总结 和 研究 知识管理的做法和成功经验将有利于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一、概念的界定什么是知识管理？一个定义说：“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性的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及组织的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本质上，它嵌涵了组织的发展过程，并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对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 笔者认为，知识管理虽然广泛运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但作为具有一般管理的共同性质的公共管理同样也面临着知识管理的 问题 。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知识管理的目标与核心就是通过提高人的发明和创新能力来实现组织创新。知识管理为组织实现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提供了新的途径。显性知识易于整理和进行 计算 机存储，而隐性知识是则难以掌握，它集中存储在雇员的脑海里，是雇员所取得经验的体现。知识型组织能够对外部需求作出快速反应、明智地运用内部资源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发展方向及其变化。虽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领导方式，但是其潜在回报是巨大的。 要了解知识管理，首先要把它同信息管理区分开来。制定一个有效的信息管理战略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知识管理，这正如不能单纯从一个组织的设备硬件层面来衡量其办公自动化水平一样。要想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库珀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与人类认知能力的结合才导致了知识的产生。它是一个运用信息创造某种行为对象的过程。这正是知识管理的目标。” 实行有效知识管理所要求的远不止仅仅拥有合适的软件系统和充分的培训。它要求组织的领导层把集体知识共享和创新视为赢得竞争优势的支柱。如果组织中的雇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隐瞒信息，如果组织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那么这将对组织构成巨大的挑战。相比之下，知识管理要求雇员共同分享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并且要求管理层对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人予以鼓励。 许多成功的知识型组织都建立了对积极参与知识链的雇员进行奖励的激励机制。库珀解释说：“雇员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秘密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新的有用知识的能力。”以此观点来分析现在某些猎头公司的做法，他们追寻的目标往往是人才的固有能力，即“已经掌握的某些秘密知识”，而不看重其创新能力。这是一种短视行为。任何组织要在知识经济中求得生存，就必须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人、信息与过程联系起来，以进行大量创新。但决不能将知识管理简单等同于信息管理。二者的关系体现在：信息管理是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 信息管理有着悠久的 历史 ，但它把信息作为资源从技术、组织

第3篇：政策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债管理；资产组合理论；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068-01

一、现代西方理论中公债管理政策的内涵

一般来看，广义的公债管理是指政府决策当局和公债管理部门围绕公债运行所进行的决策、组织、规划、指导、监督和调节等一系列工作，具体内容不仅包括公债的发行、流通、使用和偿付，还包括管理体制、债券评级、反假防伪等诸多内容，管理对象既包括债务规模也包括债务结构。而狭义的公债管理仅指政府的债务管理机构对既定规模下的公债结构所进行的调整措施，相应地，管理对象仅指既定债务规模下的债务结构。与之相对应，广义的公债管理政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债政策，它既包括公债规模的控制政策，也包括公债结构的调整政策。狭义的公债管理政策仅指后者，具体而言，即是指政府通过发行、偿还和调换等政策措施来调整公债的结构，以此来影响经济动向、实现既定经济目标的一种宏观经济政策。

二、资产组合理论与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公债管理是否可以成为政府用于调节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前提在于公债结构的调整是否能够对实质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即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事实上，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上。20世纪中叶，Rolvh（1957）、Musgrave（1959）、Brownlee and Scott（1963）和托宾（1963）等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文献。尤其是托宾发表的《论公债管理政策的原则》一文从资产组合和累积角度探讨了公债管理的经济效应，开创了现代公债管理政策研究之先河。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于1952年创立的，他认为最佳投资组合应当是具有风险厌恶特征的投资者的无差异曲线和资产的有效边界线的交点。威廉·夏普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指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与有效率风险资产组合收益率之间的连线代表了各种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组合。根据上述理论，投资者在追求收益和厌恶风险的驱动下，会根据组合风险收益的变化调整资产组合的构成，进而会影响到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

三、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沿用托宾开创的组合分析方法，以后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为探索公债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完全一致。斯科特（R.H.Scott，1965）在对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进行研究后得出：公债平均期限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市场长短期利率的波动。但是，莫迪利亚尼和萨奇（FModigliani and H.Sutch，1967）在根据他们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后却发现，公债期限的调整对美国当时金融市场利率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弗里德曼（1978）在托宾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公债效应的组合平衡模型（mrffolio balance model），论证了如果调换后的公债与实物资本的替代性比调换前更差，那么这样的公债管理操作则可以促进实物资本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挤入效应”（crowd-ing-in effecl）。他的研究实质上是将托宾的理论进一步实证化、模型化，结论也与后者不谋而合。

罗里（V.V.Roley，1979）则从另一个角度建立了公债管理政策的研究模型。他将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中的效用最大化思想和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多种证券均衡决定的方法应用于公债管理的组合模型中，利用拉格朗日方程推导出：公债管理对实物资本需求的影响取决于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组合中的方差与协方差越大，投资的风险越大，此时投资者为降低风险就会减少对资本的需求，资本需求的下降直接降低了托宾的q值，从而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政府可通过计算特定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方差和各种公债与资本的协方差，确定不同的公债结构调整方案，根据需要选择扩张性的债务管理政策、紧缩性的债务管理政策和中性的债务管理政策。

几乎与公债管理政策的资产组合方法发展同时，以卢卡斯为首的经济学家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问题引入到公债管理，为公债管理政策开辟了新的方法。Persson等人（1987）和Bohn（1988）将理性预期和时间一致性理论应用于名义债券和指数化债券的分析；Bohn（1990）将时间一致性问题用于分析公债的币种结构；Broeck（1997）则将该理论运用于公债的所有者结构的分析。他们均得出了与卢卡斯等人相似的结论，即政府在进行公债管理时都会遇到时间一致性的问题，即在缺少充分承诺的情况下上述诸种公债结构调整政策均会趋于无效。

参考文献：

第4篇：政策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财务管理；教学改革；股利政策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1-0144-01

股利政策的研究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是迄今为止，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取得一致认可的结论。正如Black（1976）所感慨的那样，股利政策仍然像谜一样，人们难以寻找到它的真实答案。一直以来，股利政策的内容也是财务管理课程教学的重点，对于本科生而言，虽然可以较快的掌握和接受相关的理论，但是真正能够利用这些理论分析和深入理解中国公司的股利政策却并不容易。因此，需要从理论背景和内容讲解，现实中的股利政策特点，以及对目前国内公司股利政策的评价三个方面，提高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

1 目前高校财务管理教学中股利政策讲解存在的问题

1.1 股利政策理论背景的介绍不够

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股利政策理论，始于1961年Miller和Modigliani的那篇著名的“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股价”的论文。此后，股利政策的研究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引发了财务学界对股利政策理论的全面探讨，包括MM无税理论、税差理论、追随者效应理论、信号模型、理论、迎合理论等。国内的教材虽然在课程内容上都涵盖了对这些理论的介绍和基本结论的归纳，但是却很少提及股利政策理论的沿革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在很大程度上容易造成学生理解上的困难，使得他们仅仅只是形式上记住了这些理论，而没有真正理解股利政策理论之间的逻辑承继关系。

1.2 现实中公司股利的派发特点和趋势讲解内容不足

从财务管理学科的教学特点来看，对本科生而言最好是通过演绎的方法讲解理论。那么，在介绍了相应的股利政策理论之后，就需要从两个层次上讲解现实中的公司股利政策的特点，以及在一定的时间区间内股利政策的变化情况，这样一来可以使学生比较现实中股利政策的变化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国内的教材往往忽略了现实股利政策的内容，既没有详细和深入的介绍西方发达市场中公司股利政策的特点，也没有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可靠和详细的数据统计，造成了学生理论学习和现实情况分析相互脱节的结果。

1.3 缺乏对现实中公司股利政策的评价

对本科学生而言，应该在课堂上通过案例分析和讨论的形式，引导和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这样既可以保证学生对理论内容的掌握，同时也提高了学生观察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遗憾的是，在目前的财务管理教学中仍然缺乏对国内公司股利整体评价。

2 财务管理教学改革中股利政策授课内容的变革

2.1 增加股利政策理论背景的介绍

首先，财务管理理论从根源上来讲，源自于经济学的学科内容。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财务管理论也多借鉴经济学。因此，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革新都会带来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内容的变化。其中，股利政策的研究就非常多的引入了每一阶段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从股利政策理论的内在逻辑性来看，从MM股利无关理论、税差理论、追随者效应理论、信号模型、理论以及迎合理论，基本上契合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发展。其次，从股利政策的假设条件来看，理论的沿革是在逐步放松假设条件的情况下对公司股利政策做出解释的。例如，MM股利无关理论在无摩擦以及无税的条件下，提出了股利政策对公司价值并无影响。但实际上，MM股利无关理论的假设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这也直接导致了该理论的解释和预测股利政策的效果。股利政策理论研究假设的逐步放宽，使研究变量更接近于实际，从而能够更好地对现实中公司的股利政策做出解释。

2.2 增加现实中股利政策特点和趋势的介绍

毋庸置疑，股利政策理论是基于现代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因此，股利政策的讲授应该关注到现实中公司股利政策的特点以及在不同时间段中所表现出的趋势。

一方面，增加对西方发达资本市场股利政策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的内容介绍。实际上，西方发达市场的公司股利政策具有以下特点：（1）经营稳定的大公司常通过发放现金股利和股票回购的形式分配其可观的公司盈利；（2）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发放现金股利始终是公司分配盈利的主要形式。股票回购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才成为相对重要的形式；（3）在采用现金股利形式分配盈利的公司正在逐渐减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多数首次以现金股利形式分配盈利的公司也正在转向更多的采取股票回购形式（Fama和French，2001）；（4）处于较高税率的个人在获得可观现金股利的同时，也为这项收益支付了相当可观的税收；（5）与公司的盈利情况相比，现金股利政策一直较为平稳，而股票回购却不那么稳定；（6）对于股利和股票回购的增长，市场往往会有正面的反应，但是削减股利却会引起市场的负面反应。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市场几十年来股利政策的特点，可以使学生在学习中对现实中股利政策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同时，结合股利政策的变化趋势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股利政策理论研究的沿革、变迁过程。

另一方面，增加对我国公司股利政策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的内容介绍。中国资本市场的表现与西方发达市场相比，存在迥然的差别。首先，国内上市企业很少派发股利或以非常低的比例派发股利；其次，高额派现的背后往往是公司大股东利用控制权进行利益的攫取；第三，一些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目的是为了再次融资而满足监管层的派现要求。通过总结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特点，可以使学生对比西方和我国上市公司在股利政策方面的差别，引导他们思考和运用理论分析这一现象。

2.3 增加对现实中公司股利政策的案例分析与评价

案例教学无疑应该在财务管理的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利用案例分析使学生加深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认识，是需要在财务管理教学改革中重视和思考的问题。根据一些媒体报道和文献研究的结论，可以有针对性的结合如驰宏锌锗、用友软件、五粮液等案例，利用多媒体手段向学生展示案例企业在股利派发过程中的背景和动机。这样一来，既增强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同时也紧密的结合了股利政策理论，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引导学生通过案例了解上市企业派发股利的真实动机，使学生将委托理论、成本等理论应用于现实中公司行为的分析。 参考文献

［1］Black F.The Dividend Puzzle［J］.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1976，（2）：5-8.

第5篇：政策与管理论文范文

[摘要] 新李斯特主义的前景取决于其经济学和管理学基础。但是，这一流派的研究者目前主要关注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后者。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产业政策为中心，通过对于发展型国家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学术渊源的理论流派或李斯特主义的政治学版本――的早期文献的重新解读，梳理出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重要研究传统，并以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为出发点，对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理，确认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F091. 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3-0018-08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热潮消退之后，产业政策正在再次进入学界的视野。重新关注产业政策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采取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是对长期指导后进国家发展的“华盛顿共识”持批判态度；另一类则依据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重构推动后进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如果说第一类学者更多地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进行微调的话，那么第二类学者则比较激进。由于与李斯特经济学具有直接的联系，后一类学者的研究逐渐汇聚为可以称为新李斯特主义的学术潮流。

在本文中，笔者将罗伯特・韦德（ RobertWade）、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和梅迪・谢菲丁（ Mehdi Shaeffedin）等秉承李斯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称为旧李斯特主义者，而把运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赖纳特（Erik S.Reinert）、张夏准（Ha-J oon Chang）和贾根良等学者称为新李斯特主义者。目前，新李斯特主义方兴未艾，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探讨，例如，1日李斯特主义者关于为什么强调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模式未必会自动地为后进国家带来企业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重要问题的分析具有说服力。但是，旧李斯特主义者并没有充分地讨论提高企业能力、实现产业升级的具体措施。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强调管理学基础对于新李斯特主义的重要性。

由于旧李斯特主义者往往将关于发展战略的选择还原为经济理论之争并有将企业能力或生产力

李斯特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形成机制处理成“黑箱”的倾向，所以直接从旧李斯特主义的文献出发来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具有难度。在这种背景之下，从与旧李斯特主义具有联系的相关研究出发，寻找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的线索就成为现实的选择。我们认为，与旧李斯特主义具有内在联系的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为系统地把握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提供了出发点。

近年来，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发展型国家论开始进入我国经济学界的视野。由于具有相近的学术渊源和类似的政策主张，新李斯特主义者对于发展型国家论表现出明显的兴趣。挖掘并重温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有助于存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方向上构筑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确认改进基于新李斯特主义的政策实践的途径。

一、为什么新李斯特主义需要管理学基础

长期以来，后进国家的发展战略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开设的政策清单巾，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占有关键地位。对于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的重视源于以下认识：尊重市场机制和白由贸易原则意味着后进国家依据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而这种发展战略将自动地改变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但是，正如依据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的后进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可能在工农业关系问题上落入李嘉图陷阱一样，在初步完成了工业资本积累之后，如果后进国家完全依据静态比较优势来设计发展战略，则有可能在产业升级问题上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作为发展经济学中的经典议题，李嘉图陷阱描述的是稀缺的土地资源对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进国家的工业发展的制约：在这些国家，人口增加往往引起粮食价格上升，粮食价格上升推动工资上涨并压低利润，而低利润意味着企业很难进行设备投资。在这一过程中，获利的只有土地所有者。相对于工业化初期的李嘉图陷阱，比较优势陷阱指的是，在初步完成资本积累之后，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未必能够提高后进国家的竞争力，其表现是后进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价值链的低端。实际上，对于比较优势陷阱的表现形态和形成原凶的分析是新旧李斯特主义的出发点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丁理论依据是否正确，而且受到政策实践的影响。换言之，即使理论依据是正确的，如果政府官员不能或不愿正确地设定具体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企业不能或不愿有效地利用政策环境，那么企业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或者难以实现、或者伴随成本。实际上，保护国内市场、推行产业政策的一些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尽管新李斯特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争论仍将继续，但是对于前者来说，在坚持介入必要性的前提下，如何提高相关政策措施的效率，即如何强化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显然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二、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

对于高度重视政府介入的新李斯特主义者而言，政府介入的管理学基础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尽管一些具有新李斯特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和产业政策研究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进入体系化的状态，在相关领域的主流文献中没有占据关键地位。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后进国家发展战略问题上，新李斯特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长期的论战。对于前者来说，在经济学原理的层面上论证己方的合理性是最重要的议题。

东亚地区的政策史表明，以产业政策为代表的发展战略的出现未必以一个学术流派的压倒性胜利为前提，更多地是一个围绕国家的发展意愿展开的政治问题。换言之，学术争论有助于推动政策范式的变化，但是发展战略的形成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现象，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有学者将产业政策理解为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果，其原因即在于此。实际上，姑且不论中国的政策实践是否符合新古典经济学或新李斯特主义的原则，在现实中，在政府积极推行产业政策的20世纪80年代，支持产业政策的学者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基础；类似地，在自由主义的影响迅速上升的90年代，产业政策也没有退出舞台。

对于新李斯特主义者来说，构建管理学基础的主要途径本来应该是从作为其理论依据的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演绎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但是，因为这些理论依据具有比较强烈的纯粹理论的特征，所以这种研究显然不能在短期内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更为现实的思路是对尽管没有成为新李斯特主义的主流文献，但是却与新李斯特主义的政策主张一致、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如何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这种研究路径，如何整理这些研究将成为一个问题：尽管这些研究具有近似的问题意识，但是相互联系却并不明确。因此，如果缺乏明确的出发点和分析框架，我们能做的将只是罗列这些研究。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以产业政策为中心，通过对于发展型国家论――与新李斯特主义具有学术渊源的理论流派或李斯特主义的政治学版本――的早期文献的重新解渎，梳理出发展型国家论的两个重要研究传统，并以这样两个研究传统为出发点，对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理，确认新李斯特主义的管理学基础。

一般而言，学术界认为查默斯・约翰逊（ Chalmers J ohnson）使产业政策一新李斯特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之一 成为学术研究议题并开创了发展型国家论。但是，这种流行观点忽视了约翰逊之前的经典研究。实际上，发展型国家论的早期研究具有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两个相互补充的研究传统，前者的代表是约翰逊发表于1982年的《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后者的代表则是詹姆斯・阿贝格兰（Jamcs C.Abegglen）发表于1970年的《日本经营的探求：日本股份公司》。长期以来，约翰逊的著作被奉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开山之作，阿贝格兰的著作则由于在日本出版而被英语学术界忽视。实际上，阿贝格兰的著作包含了后来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流派的所有关键要素。另外，对于本文而言，尽管阿贝格兰和约翰逊的经典研究都包含了以政治过程和企业生产活动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两个思路，但是相对而言，阿贝格兰的重点在于后者，而约翰逊的重点则在于前者。更为重要的是，以政治过程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的研究传统――本文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上行路线或约翰逊传统――成为后续研究的主流，而以企业的生产活动为中心来分析政企互动的研究传统

本文称之为发展型国家论的下行路线或阿贝格兰传统

则流落于主流之外。然而，只有将包含在发展型国家论早期研究中的两个研究传统整合在一起，发展型国家论以及新李斯特主义才能更好地指导后进国家的实践。对于本文来说，只有将这样两个研究传统整合在一起，我们才能系统地梳理关于强化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

首先，阿贝格兰被忽视的研究包含了发展型国家论的所有关键要素。众所周知，格中克龙的后发优势说是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起点，而后进国家如何解决融资问题则是格申克龙最为重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阿贝格兰的研究与格申克龙的思路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在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分析中，阿贝格兰不但将日本企业对于外部资金的高度依赖视为其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明确指出，这种融资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政府和央行介入的结果。一般而言，齐斯曼关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政策的关系的研究被认为是发展型国家论中较早讨论融资制度的经典文献。但是，这一研究的发表远晚于阿贝格兰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阿贝格兰是最早将格申克龙的核心思路运用到关于东_哑经济发展的研究之中的学者。另外，强烈的发展意愿、自主的核心官僚机构、紧密的政商关系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被认为是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发展型国家论的关键要素，而阿贝格兰的分析则涉及了上述所有因素。因此，尽管没有受到发展型国家论者的重视，但是将阿贝格兰定位成发展型国家论事实上的开创者之一当不为过。

其次，产业政策是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中心研究议题，但是两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路径有所不同。尽管约翰逊重视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作用、正确地评价了关注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的“企业合理化政策”的意义、甚至将管理学家德鲁克的名言――“只有管理者，而非自然、经济法，或者政府，能够使资源变得有效” 作为《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的题记，但是，他对于企业层面的牛产活动的分析浅尝辄止。在总体上，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制度主义倾向的政治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说明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并试图将政府介入与日本的经济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相对地，作为管理学者的阿贝格兰对于上述问题的处理方式则完全不同。在论述日本经济的特征时，他将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和资金结构与政企关系并列，并倾向于通过分析政府对于企业的融资活动和劳资关系的影响来把握政府的作用。换言之，阿贝格兰的产业政策论建立在对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来源的分析之上，其研究思路是通过分析政府介入对于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企业层而的制度安排的影响来论证政府介入的作用。这种研究思路反映在《日本经营的探求：日本股份公司》之中，在后续研究之中也得到了延续。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将以政治活动和企业层面的生产活动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研究分别称为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中的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的话，那么约翰逊和阿贝格兰的区别主要足程度上的：两种研究路径并存于两者的研究之中，但是约翰逊更倾向于上行路线，而阿贝格兰则更倾向于下行路线。但是，在发展型国家论成为显学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约翰逊传统成为主流研究方向，相对地，阿贝格兰传统极少被提及，少数延续了阿贝格兰传统的研究或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或者没有被从阿贝格兰传统的角度进行讨论。

第6篇：政策与管理论文范文

研究主题的演变背景与过程

所谓当代美国行政管理的研究主题是指二战以后在美国行政管理研究中逐渐发展、强化起来的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内容和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领域。它起源于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成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动荡时期。

本世纪30年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动摇了人们关于市场经济机制具有自动调节经济，保证其在动态平衡中运行的功能，这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化信念的基础，迫使人们重新审察过去的理论、政策和更为一般的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认识与观念问题。应付和反思这场几乎使资本主义脱胎换骨的劫难的结果之一是使行政管理理论和研究主题，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美国早期(大约从1887年到1933年)行政管理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和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行政管理是区别于政治的独立领域;它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发现最好的管理方法和运作方式;政治上中性的行政管理应该主要关注如何实现政府管理的经济性与高效率。因此，行政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寻求某些永恒的管理原则。

然而，罗斯福为摆脱30年代大危机所实行的以广泛加强政府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调节与控制和在政府中大量设立新的行政机构为特征的新政，以及迫使政府作出更大的承诺与履行更多的责任的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极大地改变了行政管理的社会、政治背景，扩大总统权力和增强政府作用的要求占据了现实政治生活的中心。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这些发展变化使行政管理这门学科在脱离初始轨道而没有确定新的方向之前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从而引发了行政学的危机。由于应付经济危机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要求加强和改善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效力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充实管理力量，政府聘请大量行政管理专家和受过正规行政管理训练的人员到政府部门工作。流向政府部门的研究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几乎完全改变了过去关于什么是行政管理专业应该学习的重要内容的观点，感到过去所强调的观点和内容与实际工作的需要相差甚远，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思考和确定行政管理的研究主题，并开始特别强调与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有关的和在政策制定中发挥明显作用的知识和背景的重要性。于是这些人一面呼吁改革教学内容，一面开始对早期的行政管理原则发起猛烈的攻击。在对过去的关于行政管理的观点和原则进行尖锐批评的众多学者中，最具影响的是赫伯特·西蒙。西蒙在他的《行政管理的谚语》一文中把那些行政管理原则比喻为自相矛盾的成对谚语，对削弱强调管理原则的研究主题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提出了决策行政理论这一研究主题。决策行政理论的提出为行政管理向当代研究主题的迈进跨出了一大步。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行政理论认为，决策决定着行政效率，因为任何行政都首先需要决策，决策贯穿在行政管理的始终。西蒙等人强调，一项政策决定作出后，负责将其付诸实施的行政官员同样面临着一系列包含决策成分的问题，政策实施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制订更为详细的政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就是决策”。由于决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决策主体的人对作为对象的客观事物经过认识、判断和反应而作出选择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理论见之于实践的过程，因此，决策过程不仅受方法和规则的制约，也受组织目标、效率标准、公正尺度、认识能力、价值取向以及历史观等的强烈影响。这样，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扩大行政能量，不仅要研究和改善行政组织的行政条件，而且要研究整个行政过程所涉及到的一切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心理、历史、文化等等各个方面。

决策行政理论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关键在于它更注重实际行政过程，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因而理论与现实更接近，可谓行政管理的“中程理论”。另一方面，它吸收了以前和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理论的精华，特别是与组织行为理论的广泛结合，使决策行政理论成为当时人类行政管理智慧的集成。可以说，决策行政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为行政管理研究主题向当代的转变不论从理论框架还是研究视角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当代研究主题的形成

尽管决策行政理论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观点，揭示了行政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但由于30年代大危机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的急剧变迁，使行政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受到了致命的挑战，关于行政学属性和研究主题的确定成为行政管理作为一个学科能否存在下去的生命枚关的问题。因此，各种理论和各种观点争执不休、互不相让，决策行政理论一直未取得主导地位。直至60年代中期以后，在为日益恶化的美国社会问题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争执才逐渐平息，观点日趋综合并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基本达成一致。 

本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正值美国社会矛盾百出的时期:种族歧视、贫富悬殊日趋恶化、道德沦落、青年颓废、吸毒泛滥、色情充斥;民权运动此起彼伏;学生要求改革教学体制和内容的示威游行接迭发生;反越战情绪不断高涨;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纷纷出现。斯威特·沃尔得把这一时期描绘为以非同寻常的批判精神冲洗一切和政府妥协于社会运动为特征的“动荡时期”。

为了解释从而解决这些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沃尔得于1968年资助举办了由当时激进的年轻行政学家参加的大型学术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探讨行政管理的相关性问题和在不断变动的社会中确立公共行政的功能间题。这次会议所形成的观点是:对政府及其处理、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应持乐观态度;时下出现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变革和转轨中新旧规范和心态发生冲突的体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所赋予政府的新功能，政府应该也能够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解决这些实际社会问题应是行政管理研究的主要课题。在这一观点支配下，大会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提出了众多办法和措施。这次大会后形成了所谓“新行政管理”运动.正如行政学家莱纳多·桑塔纳·拉贝尔所指出的，尽管新行政管理运动没有形成一个界线分明、清晰连贯的理论流派，但它对于当代行政管理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的确定所产生的影响却无疑是决定性的。受这一运动影响形成的研究主题和问题领域，h·乔治·弗里·利克逊作出了最具代表性的概述:即相关性、反实证主义、个人道德、组织创新、新的人际关系、民主与基于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政府责任等。具体简述如下: 分析与实践分析的综合。

1.向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的价值及实证主义的实用研究取向和方法提出挑战;2.在行政管理研究中强调理论对问题的相关性与适宜性，避免空洞理论和无的放矢;3.特别重视平等和社会正义间题的经常性研究;4.对政府机构和公共组织的等级结构或官僚结构进行尖锐的批评;5.坚信对政府行政管理的一切问题可从理论上和哲学上加以解释和说明;6.在公共组织研究中强调应用“新的人文主义”观点和方法;7.运用不同方案对公共组织进行重新设计使之不断适应处理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需要;8.研究视角从只注重管理和决策转向更注重政策分析、组织行为和决策过程，等等。

新行政管理运动所倡导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的意外收获是，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如果不对公共行政研究作更为有效的全面规划，行政管理的质量将会大受影响。这一事实促使“公共事务和行政学会”(naspaa)在1973年年会上，作出了为它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制定一系列方针和标准的决定，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1973一1974年间，该委员会同其它专业学会和公共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在新行政管理运动倡导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公共事务/公共行政专业硕士生培养的方针和标准》。1974年的naspaa年会一致通过了这一研究成果。它将新行政管理运动所倡导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更加具体地分类，从而使这一研究主题和方向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并趋于稳定。其核心是指出公共行政官员应具备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委员会认为，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专业教育应包括下述五个方面的内容:(1)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2)政策分析;(3)管理过程;(5)分析工具;(5)个人、群体和组织行为。从此，这五个方面的内容便成为美国各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培训的必修课程。

当代美国行政管理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以来，经过20多年的演变，虽然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美国社会的结构变迁，也曾出现过波动，但核心内容和基本方向却一直比较稳定，这说明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已比较成熟;同时也说明人们对行政管理的一般规律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和一致的看法。

研究主题演变的特点

上述关于当代美国行政管理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演变过程的考察，不难看出，在美国行政管理研究中没有一个统一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流派，也不存在固定的清晰可见的研究模式和理论框架。尽管如此，研究主题的演变仍显示出如下鲜明的特点:

1.研究主题的变动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密切相关。行政学中一句著名的格言是:行政管理不是在真空中运行。它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的强烈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决定着政府行为的边界特别是行政管理的作为范围、行政方式、行政需求与期望，等等。而行政管理研究主题是现实行政管理所面临的问题的反映。不同背景下的行政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反映到研究主题上必然表现出差异。美国早期行政管理研究的背景是自由放任和政府不干预观念占统治地位，任何政治介入社会生活的现象都会遭到批评。政治与行政分离主题的提出正值美国政党分肥制鼎盛时期，从政府工作人员任用、升迁到政府调节社会生活的规则与程序，无不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这种情况显然与当时盛行的观念相背，必然要求行政独立于政治。同样30年代的大危机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的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理论独领风骚，行政管理的现实与传统行政研究主题相去甚远，在探索新的研究主题时不能不危机传统行政理论而使新的行政理论诞生。 

第7篇：政策与管理论文范文

一、新公共管理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现状

    西方自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性石油危机以后,人民开始对政府计划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人们认为政府除了制订政策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公共管理人（publicmanagers)在各级地方政府监督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至此，公共行政的重心，由政策制订转移到“政策执行管理”上。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世界局势更加动荡和多元，各国政府面临的外部环境也越来越严峻，政府机构庞大臃肿、效率低下、政府又出现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政策难以为继，加之政府官员的自利彳®向及传统官僚制本身的弊端等，使公众对政府的能力再次产生怀疑，“政府失败论”开始占主导地位，政府出现了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尝试新公共管理的各国纷纷进行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各种新理论、新流派、新措施也随之而出，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例如：美国在1992年后由Clinton_Gore政府提出NationalPerformanceReview(NPR)计划，以及世界银行1997年提出的可以利用3个基本的激励机制来提高政府能力：有效的法则与限制措施；更大的竞争压力；更多地倾听人民的呼声，鼓励更多的民众参与。

与以往传统的公共管理的改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在老的框架内进行变革，如降低公共管理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等局部问题着手，进行局部的调整，而是对现行公共管理的体制和方式进行变革，以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引入市场机制，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它几乎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改造。至此,新公共管理成为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之一。

二、新公共管理的四个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的公共管理相比，是个相对宽松的概念。在英国叫“管理主义'在美国称为“新公共管理”或“企业家的政府”，在其他一些国家又称为“市场导向型公共行政”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都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重构政府职能

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固然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应该由政府来直接提供，而是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向社会提供服务。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和服务的内容不同,从而将一部分职能通过招标、合同出租等方式，将其出租给其他公营或私营部门，政府只对其进行绩效目标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报酬，例如西方一些国家所采用的“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正如<重塑政府》一书的作者奥斯本和盖布勒所说的政府的职能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

(二)“重绩效，轻过程”的特点

新公共管理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即主要通过法规、制度控制），而实现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确定组织目标、个人目标，并根据绩效指标(performanceindicator)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由此而产生了所谓的三,即经济(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变量。这种轻过程、重绩效的方式，成为西方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

(三)将企业管理方法弓I入政府管理中

当今，由于旧有官僚体制下的政府低效率，使得西方转而采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政府通过借鉴私人部门管理中先进的原则、方法和技术(如结果取向、绩效管理、顾客导向、分权、预算制度、成本一效益分析等），来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这也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观点。不过,当一系列被企业组织认为普遍适用的管理原理与方法，运用在公共部门组织时，由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具有本质的区别，这些原理与方法，却令公共部门面临了更多在私立部门无法遇到和解决的新问题。

(四)在人的重用和任免上与以往不同

在传统的公众行政中，文官始终是保持政治中立的地位，但在新公共管理中则强调文官与政务官之间的密切互动，让部分高级文官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一来由于文官比政务官任期长（在美国，政务官平均任期仅22个月），又由于有专业知识优势和信息优势，使得文官具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和公众响应力，因此，通过加强文官的参政行为，从而促进他们尽职尽责地执行政策，更好地运用裁量权,使政策能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另外，新公共管理在人员的录用和管理，提高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上，新公共管理采用了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一系列重大变革。

三、新公共管理对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由于一些历史上的原因，公共管理的引进与研究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其产生与发展有着极其现实的政治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根本性变化，但同时也给政府管理也带来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例如决策体制和方法的落后，法制不健全，国家财政在市场运行中的困境，社会保障体系与社会就业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我国的整个行政体制很难适应与满足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为我国的公共管理改革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一）加强公共政策制订的法制性、科学性和民主性

公共政策一般是指政府为解决现实和潜在的社会问题而做出的决定和行为。在政府公共权力日益扩大,公共政策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其它领域影响日益加深的今天，公共政策制订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制订科学、民主的公共决策是进行有效公共管理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1. 变“人治”为“法治”。由于公共政策所涉及的问题一般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影响面大，其结果又难以在短期内见到成效，因此，容易造成政策决策者在制订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随意性，人们不难发现，在涉及公平与效率、集权与分权、竞争与垄断等一系列强烈对比的问题上时,人们或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或由于情感因素的影响，而在制订政策时产生很大的分歧，很多时候，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产生好的效果，一个有重大失误的公共决策将极大地阻碍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因此,要将传统意义下对公共决策点头拍板的“人治”，转变成对政策制订和执行程序有法律规定和约束的“法治”，这不仅需要明确公共决策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还要进一步明确公共决策层的合理结构和科学的政策制定程序。

2. 加快建设公共决策系统网络化的步伐。公共决策系统网络化是以主体决策层为核心，以信息处理、信息咨询和监督等为子系统的网络体系。在建设决策网络时，首先需要明确人大和政府为中心的决策权主体地位;其次，还要进一步理顺决策子系统中各自决策主、客体的关系；再次，要从法律上明确公共决策体制内的其他决策子系统,如政策研究组织、民间政策咨询组织等的地位，充分保障其独立性、主动权和灵活性，使其能够为公共决策提供充分的政策咨询。

3. 树立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决策意识。事实表明，注重民众参与，营造一种民主、平等、协商的公共政策环境，将专家咨询与民主决策适当结合，注重调查研究和决策跟踪评价,形成人人能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积极提出政策建议的局面，不仅有助于制订科学合理的决策，更有助于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人们积极配合的良好局面。

(二)夯实基础，完善制度，提高实效

1. 完善法律法规，合理设置层级体系。在西方，新公共管‘理之所以能以现代经济学的基础，采用相对宽松的管理方式，

是建立在整个社会民主、法治化水平较高的前提下，在“后工业社会”进行的，他们以“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利益）为假定前提，采用与市场规则相适应的公共选择和交易成本等理论。我国和西方存在一定的差距，首先,我们是一个有几千年集权历史传统的国家，缺乏西方以分权制衡的民主代议制度，我们的公共管理不能像西方那样放松管制，而是要把现有的制度进行完善、整合。其次,我国的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育成熟、民主与法制还未健全，当务之急不是要放松管制，而是要建立和健全一套完整的法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制度设计和操作安排。

2. 适当引人市场机制，借鉴企业的管理经验。西方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后，在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打破政府的垄断方面，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同时明显地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率先探索建立“企业型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是美国。企业型政府是通过借鉴企业成功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在追求成果和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知道，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因为对政府来说,公众既是享受政府服务的“顾客”，又是作为政府税收来源的纳税人,具有彼此冲突的双重角色，另外，政府与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不能像企业那样进行准确的测量和评估。因此我国在运用市场机制和借鉴企业的管理经验时，要始终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取向，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注重公众的满意度。

第8篇：政策与管理论文范文

2.东亚国家的"竖向民主"辨析史少秦，常士訚，ShiShaoqin，ChangShiyin

3.公民表达权研究述评虞崇胜，李海新，YuChongsheng，LiHaixin

4.民主巩固的多维动态评价模型:内涵及其特征王升平

5.西方中庸理念在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复兴杜倩博

6.国内政治发展理论研究述评孟军，孔德元，MengJun，KongDeyuan

7.自由主义VS父爱主义:国家干预的正当性理由分析刘笑言

8.从内部普遍信任缺失的角度看国共内战时期政权的失败别红暄，BieHongxuan

9.当前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研究述评王天笑，吴春华，WangTianxiao，WuChunhua

10.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王洋洋

11.媒体的职业特征与政府的舆论引导骆正林，LuoZhenglin

12.频发背景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探析宋香丽，高军

13.改革时期政府间纵向关系的变化薛立强，XueLiqiang

14.论党员民主人格的结构与意义阚延华

15.搭建从政道德的网络评判台江彩云

16.网络时代中国党报的理性变革李华，蒙晓阳

17.统筹城乡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及应对机制研究李颖

18.魏晋南北朝官员的考课周期与考课年限王东洋

19.论中国共产党民生政治观的内涵、特征和意义谢倩

20.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研究——以长春市H社区为个案麻宝斌，董晓倩，MaBaobin，DongXiaoqian

21.珠三角政府工作人员看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以社会距离为视角钱正荣

22.论发展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治理价值杨嵘均，赵春雷

23.城市和谐社区建设非制度因素的深层检视——以社会资本存量为视角王扩建

24.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研究综述韩磊，孙昱丹，张璐，殷江

25.公共管理失范与社会信任危机杨东萱

26.组织传播:研究进路、"范式"建构及其未来李洋

27.关于政府执行力建设的思考马健

28.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策公信力危机分析贾永梅

29.世界文化遗产地政府治理问题分析——以丽江古城为例木永跃

30.公共政策与社会公平探析董跃

31.基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的政策制定研究——以"重庆出租车事件"为例杜亚霏

32.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寻甸县实践的思考吕伟，吴鹏，赵卿丞

33.近年来我国民族政治学研究综述(下)陆海发，黄沙，LuHaifa，HuangSha

34.民族地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环境因素影响分析高建华

35.民族地区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法律思考——以贵州为个案研究曹务坤，梁宏志

36.试论民族地区的教育政策监督——以教育督导为视角周朗生，卢石英

37.政府采购中双阶理论的运用王锴

38.保险人缔约信息提供义务研究——兼论新《保险法》第十七条汪华亮

39.房屋征收及搬迁的相关法律问题探讨金雪花

40.论我国正当防卫权潜能的充分发挥陈文兴

41.宪法学教学首重意识的培养韩钢

42.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背景下云南对外开放的新挑战张伟

43.经济集聚与服务业的发展王泽填，邱志珊

44.试析越南稻米生产与出口形势及我国对策杨健

1.马克思对黑格尔伦理思想的超越——从社会动力、市民社会和道德理想三重意义上阐释辛慧丽，XinHuili

2.马克思人权思想的理论来源研究孙强，SunQiang

3.马克思的中间阶级理论及其再认识王存福

4.关于人大代表专职制的思考姜朋，JiangPeng

5.论宪法程序化孙昌乾，杜学文

6."同票同权":缩小城乡差别的关键一步朱海峰，于现忠

7.从恩惠到权利:纳税人社会保障权的证成高军

8.公共行政双重合理性契合与服务型政府构建刘德林

9.论官僚制的反功能李智，LiZhi

10.政治学视域下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陈自强，ChenZiqiang

11.大部制视野下的城市政府行政审批机构建构靳学法，JinXuefa

12.论构建当代中国的发展政治学王敏，WangMin

13.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先在基础及其汲取因素苍永东

14.和谐社会构建中政治妥协的价值支撑与通达要件——一种基于宽容的交融解读魏崇辉

15.试论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政治观的形成和发展吴若飞，牛磊

16.论现代性视阈下我党执政理念的转变舒毅彪，张彧

17.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张永刚

18.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刘虹，LiuHong

19.网络化治理研究综述孙牧

20.网络道德失范机理与虚拟交往的道德自律建构常凤英，张云钢

21.论网络环境下我国公众司法参与的制度化建构陈发桂

22.提升公共政策公信力的对策研究王琳，韦春艳

23.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利益冲突与调整郑宝霞，ZhengBaoxia

24.论应急处置状态结束的法律机制林鸿潮

25.公共利益范畴的歧义性与准确界定张方华

26.云南省电子民主发展研究之二——政策对策邓崧，段雪梅

27.近年来我国民族政治学研究综述(上)陆海发，黄沙，LuHaifa，HuangSha

28.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稳定问题陈东冬

29.清代国家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化佴澎

30.行政执法人员的行动逻辑——基于典型行政执法事件的分析吕尚敏

31.官员道歉存在的问题及其路径选择薛瑞汉

32.从村"两委"换届谈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金河镇五家寨村为例伍朝晖

33."乡财县管"改革中乡镇政府激励不足及其解决对策研究杨运姣，彭金玉，鲁先锋

34.析授益行政行为的制度构造代刃，吴坤埔

35.反腐倡廉,构建和谐政治生态环境丁忠甫，郑林

36.村民自治权司法救济的创新性研究颜勇，龙禹

37.可普遍化原则——法律实践的基础性原则夏辰旭

38.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刑法规制肖乾利，张万兵

39.从地缘政治视角看中国周边维和张慧玉

40.大学生人际信任危机的影响、成因与重构陈剑梅

41.高校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罗晴

42.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钱伟超

43.心理解剖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工作的启示马喜亭，蔡晓懋，蔺桂瑞

44.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及启示高洪力

45.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考李兰

46.穿越在两个世界之间——旅游推动民族社会功能性分化及其意义研究陈煦

1.多民族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族际政治整合与政治文明建设常士訚，ChangShiyin

2.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袁明旭，YuanMingxu

3.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形态中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江明生

4.非正式约束下的政策参与研究谢庆奎，王懂棋，XieQingkui，WangDongqi

5.深度契合与有限疏离:人民政协与协商民主的关联性研究张爱军，高勇泽，ZhangAijun，GaoZeyong

6.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之争——20世纪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民主问题的分歧之一乔贵平，QiaoGuiping

7."修正"民主的理想——论罗伯特·达尔对民主理想乌托邦成分的批判及其意义叶剑锋

8.政策问题结构视角下的公民参与张进军

9.街头官僚行为的行政伦理控制探析杨金键，施远涛，胡逍影

10.从马克思"人"的理论视域诠释当代人发展的悖论顾习龙

11.论网络舆论在民主政治构建中的积极影响罗源

12.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哲学审视王帆宇，刘春丽

13.从和谐美学到和谐社会:中西和谐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分析吉永生

14.当代中国群体利益冲突的自治特性及解决的路径选择贺佃奎，王安利，HeDiankui，WangAnli

15.以权利义务的平衡为视角解析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梁洪霞

16.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张睿丽

17.与非直接利益冲突谢海军

18.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彭晓伟

19.城市拆迁中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问题初探王雪丽

20.传媒中的"他者":浅析乡村话语边缘化现象贺艳

21."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问题研究张北根，ZhangBeigen

2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整党整风与自身现代化建设王禹军

23.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的改进与优化李红霞，胡文勇

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涵——基于科学发展策略的解释刘金程，刘熙瑞，LiuJincheng，LiuXirui

25.超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五个理论视角——基于西方"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阐释曾保根，ZengBaogen

26.论政府"做精明买主"的重要性——评唐纳德·凯特尔的《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储亚萍

27.真、善、美:公共政策科学发展的三维尺度刘虹，欧阳正良

28.危机行政文化的缺失与重塑王忠国

29.省直管县:我国地方行政层级改革的愿景邓集文

30.绩效评估: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动力来源朱丽峰，ZhuLifeng

31.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的分析与思考——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中的制度及行动调整姚迈新

32.转型期国家财政税务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中央企业财务管理思路李萍

33.我国基层财政风险管理的内部对策研究李真

34.云南省与GMS五国高等(远程)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刘寒雁，陈瑛，汤石军

35.基于个人知识的组织知识管理刘蕾，陈正浩

36.我国海洋环境应急管理的政府协调机制探析王刚，王琪

37.实行人本化教育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伏斐，陶军屹

38.我国经济适用房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张梅荷，张学高，扶涛

39.新中国六十年宪法理论建设的成就及其问题朱应平

40.政府资助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原则分析黄芬

41.古代傣族诉讼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吴云

42.拒绝许可著作权的反垄断法规制郭德忠

43.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责任竞合中的运用——以《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责任竞合为案例杨青山

44.高等职业教育外语教师职业发展现状调查与研究黄光芬

45.昆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调查分析史晓宇，杨毅

1.2009年政治学研究综述卢向国，LuXiangguo

2.分离与弥合:西方民主的本义和实践何军，王丽娟，HeJun，WangLijuan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述评郭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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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政策与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教学改革；互动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109-03

《公共政策学》是公共管理类的主干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必修课。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和应用性都较强的学科。《公共政策学》的价值在于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能运用政策理论解决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是公共政策理念和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政策问题意识，以及运用公共政策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然而，目前《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在实践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制约了学生能力的培养，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探索。

一、《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面临的现实问题

《公共政策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分支，是一门新兴学科。广西大学从2002年开始设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作为专业必修课，在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成绩评价和考核方式等方面仍面临一些难题，需不断改革与完善。

1.从教学内容来看。部分政策理论过于“西化”，不适应中国政策理论和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是“在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模式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建立方式，缩短了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摸索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色彩有余、中国特色不足’等问题。”目前教材中的《公共政策学》理论多是来源于西方国家政策实践的研究，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为背景，这些理论也许对西方国家公共政策与管理有指导意义，但不少理论却难以解释我国面临的政策现实，也不能指导具体的政策实践。为此，应在对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成果的消化、借鉴与创新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研究，建立以我国政策实证调查研究为基础的系统公共政策理论。

2.从教学模式来看。以教师为中心，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传统的《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模式，一般是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过于关注知识的单向传授，学生多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主动参与的机会少，制约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不少学校教师探索实践了以案例教学方法和研讨式教学法为主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但对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多是侧重于教学形式的互动，且存在着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处理不当、缺乏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等方面的问题，缺少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考评体系在内的多元化的《公共政策学》课程互动式教学体系。

3.从实践教学来看：缺乏课程实践基地和有中国和广西区域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严重制约了《公共政策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公共政策学》离不开政策实践。著名政策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曾说：“我们应尽可能地寻求科学的标准、利用科学的方法。但从根本上说，政策分析是一项‘实践的’而不是‘科学的’工作。”然而，在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大多数本科生缺乏社会实践的经验，对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的工作更缺乏感性认识，学习《公共政策学》理论对许多理论感到茫然。而让在校本科生进行大量的政策实践是不可行的，建立有中国和广西区域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库、与相关部门建立课程实践基地成为现实的选择。

二、《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典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课程，其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政策学》教学目的的实现。因此，我们在广西教育厅和广西大学的支持下，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进行了《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1.理论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公共政策学》教学内容包括理论和案例两方面。针对目前一些教学理论和内容难以解释中国现实的情况，将结合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专题研究，尽力弥补一些《公共政策学》理论与我国政策现实相脱离的不足。一是在阐述《公共政策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学》理论前沿、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政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政策变迁、公共危机与公共政策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二是结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重点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人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进行研究。此外，开设《公共政策学》延伸课程，包括区域公共政策、科技政策与管理、区域公共管理等相关题研究课程。

2.灵活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开展了以课堂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法（Seminar教学法）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互动”，把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充分借助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力量，为学生开设讲座或实验课，密切课堂教学与实际工作，教学质量得以不断提高。为了加深对本课程原理和政策精神的理解，重点进行了案例教学。一方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剖，能够既加深学生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又锻炼学生应用公共政策知识分析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我们通过跟踪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编辑成教学资料，应用到课堂教学和教学指导中。同时，开展专题兴趣小组活动，进行研讨式学习。结合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开设“区域公共政策”专题兴趣小组项目，吸收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和研究兴趣的本科学生参与。项目活动内容包括专家讲座、经典著作阅读、实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方面的内容。通过项目活动，加强师生沟通与互动，促使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和思考，锻炼理论分析、科学研究和文字表达能力。

3.尝试构建互动式教学体系。互动式教学体系应包括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评机制的互动。目前许多高校实施的互动式教学，多是侧重于教学形式的互动，制约了教学效果的发挥。因此，我们在教学改革中，尝试构建师生双主体式的，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考评体系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学》课程互动式教学体系，以充分发挥互动式教学模式的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在《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中，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互动：①课程内容互动。师生互动式教学模式是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因此，在《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中，在第一次上课时由教师主持，通过班级学习委员，根据学生的兴趣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从教师推荐及学生自选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中选择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问题、贵州瓮安、运用渐进模式分析美国FDA（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关于3号红色素禁令中等，同时结合广西的实际选择一些案例，例如运用SWOT方法分析广西大面积推广速生桉树的利弊、南宁市国内首创的城市应急联动系统的经验及启示等案例。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为问题生僻、学生不熟悉而难以开展互动。在《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中，主要通过专题探讨和精选案例分析进行互动，并将部分专题与案例相结合。如在《公共政策学》理论前沿专题中，对政策网络治理、多源流框架等理论，要求结合武汉“禁麻”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等案例进行分析。专题研究式互动是教师把现有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分成若干专题与学生探讨，让学生加以评析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案例分析互动首先由教师与学生通过互动共同精选个案，在每次课堂讨论前，教师先进行理论铺垫、把本学科前沿知识引入教学之中，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自觉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课后自主阅读与思考，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并提出问题，然后组织讨论，请学生尝试提出解决方案，教师再进行评价和总结，并对其中的一些重点、热点作深入分析，加深学生的理解，使学生的理论水平相应提高。②课堂教学方式互动。互动式教学的形成和成功，从根本上取决于教师和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经由教师的能动机制和学生的求知内在机制共同形成。因此，在本课程改革中，注重改变传统的教师单一主体的观念，努力营造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确立学生的问题意识，突出师生、生生之间的多边互动。一方面，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在各种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实行“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质疑和探究，在问与答中展开教与学的互动。

4.加强课程实践教学。《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目前，案例教学法成为学生了解政策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桥梁。建立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包括案例的选题、搜集、撰写、应用等方面在内的案例选编系统，建成有中国和区域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库，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政策问题意识和应对政策问题的实际能力。针对学生缺乏对公共部门的感性认识和社会实践的经验等问题，加强学生的政策实践环节，建设《公共政策学》课程实习基地，让学生能结合现行的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实习活动，努力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政策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008年，在广西教育厅教学改革项目和广西大学的相关政策与经费支持下，已与广西北部湾开放开发的重要地方政府——钦州市钦南区龙门港镇、广西文化事业单位——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学习兴趣小组形式积极开展了社会调查活动。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已有显著成效。

5.构建以能力考查为主体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测评相结合的学生成绩评判和考核机制。按照学校原来的相关文件规定，必修考试课程的期末考试必须采取闭卷方式，其成绩占总成绩的70%。由于受考试时间、题型和参考答案等方面的限制，成绩评判和考核应通过标准答案来量化考核指标，因此考查内容多以知识性题目为主，学生往往过度关注答案的唯一性而不利于思维能力的开发，难以对学生能力进行综合考察。为此，我们探讨对学生评价与成绩考核机制进行改革，期末闭卷考试在总成绩中的比重由70%降为50%，注重过程管理，加强对学生平时学习过程中的能力考查。将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研究和课程实践等结合起来，采用课堂考试与实践环节相结合、小组讨论与代表发言相结合、闭卷考试与口试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同学评价相结合等方式，尝试构建以能力考查为主体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测评相结合的学生评价体系。期末总评成绩由“平时”（50分）与“平时成绩”（50分）共同构成。其中公共政策案例选编占10%，小组讨论占10%，案例分析实训占10%，课堂综合表现和课堂考勤占10%，测验占10%，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提升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

三、教学改革效果

1.通过教学方法和考核机制的改革，学生学习兴趣和成绩明显提升。由于教学方式方法灵活，评价与考核机制激励作用明显，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考试成绩有了明显的提升。实施教学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优秀率为仅为1.69%。从公管2008级开始实施教学改革后，公管2008级优秀率为13.56%，提升了11.87个百分点；公管2009级优秀率为15.1%，比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提升为13.41个百分点。实施教学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的不及格率为8.47%，从公管2008级开始实施教学改革后，公管2008级的不及格率为6.78%，比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不及格率下降了1.69个百分点，公管2009级的不及格率为3.77%，比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的不及格率下降了4.7个百分点。（详情见下表）。

2.通过《公共政策学》课程实习基地和兴趣小组专题研究的建设，提升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公共政策学》课程实习基地的建设，组织学生去相关部门进行教学实习，让学生能结合现行的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实习活动，增强了学生对公共政策实践的了解和公共政策管理操作层面的经验积累，与课堂教学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较好地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结合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要，进行“区域公共政策”兴趣小组专题研究项目，开展了包括专家讲座、经典著作阅读、实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方面活动，学生进行研讨式学习、思考和写作，加强了师生沟通与互动，促使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和思考，锻炼学生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理论分析和科学研究能力。

3.增强了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成果初步显现。由于在教学过程中建立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互动式教学体系，实现了从部分课程案例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方式与课程考核评价方式的互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部分学生能够运用《公共政策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就某个公共政策理论或实践中面临的热点或难点问题撰写论文或政策建议，如就校园交通安全、“限塑令”政策事实效果评估、博物馆免费开政策执行的困境与对策等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部分学生能够结合某个典型的公共政策案例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包括案例摘要、案例介绍、案例分析、观点争鸣、案例启示（或核心提示）等部分，已形成了由老师与学生共同完成的《公共政策学精选案例评析》，准备公开出版，并将在网络教学平台展示，供不同年级和专业学生交流与学习。

总之，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实践教学、学生成绩评判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成绩和能力等方面都获得了明显提高。

参考文献：

[1]石火学.公共政策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7，（1）.

[2]刘雪明.公共政策学发展的路径选择[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3]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全，尹宝虎，张萍，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