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英国；社会福利政策；借鉴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5.3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5-83-03

一、源起与变迁

福利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政策，它的目的便是为了分配社会价值，解决社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英国作为最早发展起来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在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贫困人口庞大，社会矛盾突出，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福利政策便是一剂良药。“福利国家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原来主要由家庭、子女乃至领主承担的对个人生老病死一类的社会保障义务，终将逐步地由社会承担。生产的社会化需要个人保障体系的社会化，这就是福利国家的本质”。[1]福利制度的建立是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下的必然趋势。而伴随着这些趋势而来的问题可以通过福利政策加以缓解和解决。社会福利政策是在分配领域，通过干预和调节社会产品的分配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在社会问题的驱动之下以及费边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的理论指导下，英国逐渐建立起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

英国政府早在1601年就颁布《济贫法》这一部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法律，其中要求向拥有教区和房产的人征税，所征得的税收发放给无力谋生的人，同时负责组织失业的成年人从事劳动等。但是英国现行的福利制度是在二战后由英国工党政府创立的。战后工党政府采纳了《贝费里奇报告》，并在该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建立社会福利的方案，这些方案奠定了英国福利国家模式的基本框架。“英国于1911年建立起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1925年建立起养老金制度，并于1946年建立起工伤保险制度。”[2]

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福利制度陷入了危机之中。主要表现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幅度超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执政后，针对福利制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改革，但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相反，还引起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使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升高，贫困人口激增，社会矛盾激化，英国福利制度陷入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难以兼顾的困境。

布莱尔赢得大选后，新工党执政下的英国试图将福利国家政策模式转变为社会投资国家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加大国家在人力资源上的投资，为个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而非直接的经济援助；社会福利支出要有助于财富的创造，而非经济发展的阻碍，政府以外的个人、家庭、社会、企业、社区甚至国家组织都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继布莱尔之后，布朗成为新一任英国首相。他主要是沿用了布莱尔时期的福利政策，在2008年，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应对危机。主要是比较重视儿童福利教育政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

二、模式探究

关于福利制度模式的划分，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著名社会学家威林斯基和莱博克斯在研究工业化对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时，区别了两种主要的社会福利模式，即剩余型福利模式与制度型福利模式。英国的政策研究专家蒂特马斯使用了一种类似的理论框架，将福利政策分为剩余型福利模式、制度型福利模式和工业成就表现型福利模式。斯内尔曾经对制度型福利模式与剩余型福利模式进行过比较。“制度型政策或者规划是在正常的环境下，满足正常人的正常需求的一种正常方式。而剩余型需求则属于一种异常的需求，它并不是市民会普遍遇到的问题。剩余型政策或者规划是满足那些由于个人缺陷、越轨行为或者特殊环境引起的反常需求的一种特殊方式。”[3]

针对谁是政策的受益者，政策资源的分配等问题。又有学者对福利政策做出了选择性与普遍性的划分。“普遍型福利制度是指福利服务是为全体公民提供的，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的获得这些服务”，如公共教育等。“选择型福利制度是以特殊的个体或者群体为目标的福利服务。服务的群体并不是全体公民，而是根据一定的标准选择出来的。只有符合标准的人才能接受福利服务。”[4]

艾斯平·安德森也曾开创性的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在这种福利体制中。居支配地位的是不同程度的经济调查式的社会救助，辅以少量的惠普式转移支付或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二是“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体制。该制度类型的特点是，只有当家庭保障的功能被严重削弱时，国家才开始提供相关的社会福利服务。三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体制。该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旨在提供相当水平的服务与供给而不满足于最低水平。

本文认为安德森划分中的第三种类型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类型与上述的普遍性原则的内涵是一致的。这样的标准能够迎合中产阶级的要求，通过高税收来追求最高标准的公平。

关于英国福利制度的模式，学者们有不同的归类。有的学者将其归入安德森划分的类型中的第一类即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体制。有的学者将其划入第三类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福利体制。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英国不同时期的福利政策有不同的倾向性。单拿某一种模式套用在一个国家上是不恰当的。模式的借用也只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析这一国家的政策，同时方便进行同类的比较。对于英国来说，二战后初期的福利政策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撒切尔夫人执政后更多的运用自由主义的原则，因此其福利政策更接近自由主义福利制度。在英国福利制度的基础性文件《贝弗里其报告》中，确立的是普遍性原则，因此英国的福利制度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普享性原则的。而随着英国的经济形势的严峻，凯恩斯主义的失灵，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福利依赖人口所形成的压力，英国的普遍利模式面临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政府以削减开支为主要手段、以收缩国家职责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中，福利制度模式日趋选择性，偏向于选择性的模式。

笔者在这里引入福利模式的概念并非想把它划入到某一个模式中去。即使在这里得出英国福利制度是混合型的模式，也没有什么新意和目的。本文认为是不存在普遍且固定的模式的。因为模式的固定便意味着僵化，而实际的客观状态必然是随着时间与条件环境而变化的。正如前所说，模式只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比较以及总结出共有的价值来学习，而非要用模式来限定什么。

三、利与弊

福利政策是社会体系的配套制度，它是国家稳定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对于不同性质的国家，实行福利政策的目的可能不同。在国家政权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实行福利政策是国家的性质与民众的需求相一致的，国家的政策本来就是为大多数人民服务。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福利政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这是带有阶级色彩的论调。但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不论是什么国家，都必须要有完善的福利体系的支撑。

对于英国来说，福利制度的起源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实践证明，福利政策的实施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缓解了社会矛盾的压力，能够作为危机时候的政策出台，来解决特定时期的社会问题，有利于国家制度的运行。

在不同的时期，社会福利制度也有相应的调整。正如同经济学中的市场定价模型一样，它的斜率总是不变的，如果一个高于它和低于它的都会逐渐向它靠拢。在二战后，英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偏向于普遍型，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福利政策又是偏重于自由主义，主要让资本市场发挥作用。英国是一个两党制的国家，笔者认为在保证基本的福利理念不变的前提下，福利政策的调节也是政党可以运用的政治手段。在变化中求一个相对平衡，来满足人民的需求，有象征性的政策的作用，能够维持民众心理的稳定性，赢得民众的支持。

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体系的完善程度能够体现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民众生活幸福度满意度的风向标。英国完善的福利制度体系，使其成为其他各国的表率之一。使国民的生活水平有保障，在事实上保证了国民的生产生活，使国家的贫困人口减少，整体生活水平提高，是国家良性发展的重要保证。

同时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社会福利制度的健全需要一系列配套设施的健全，如医疗卫生部门等，这样便在另一方面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除此之外，能够给居民提供舒适的生活状态，有利于人民的团结，对政府以及国家的向心力的培养。

在说到英国福利政策的利的同时便能同时看到它的弊端。首先，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失业的风险。福利开支最终会转化为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提高会使雇主减少雇工人数，相应带来就业岗位的减少。

完善的福利制度是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做支撑的。需要耗费巨大的政策资源，同时涉及资源的优良分配。在社会福利上的支出多了，那么在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相应会减少，而且如果用于社会福利的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分配，还会造成一定的浪费，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福利政策越完备，越容易滋生民众的懒惰、干好干坏一个样，而且即使什么都不做，也有国家来养。这样发展下去会使社会生产的资源减少而耗费的资源不断增加，造成一种不平衡，也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会带来人口老龄化，而老龄人口又是庞大的享受社会福利的群体，耗费的增加，生产的减少，会加重社会福利的负担，可能会带来财政危机。

在上述的利中论述到福利政策会作为英国两党运用的政治手段，这在另一方面看，福利政策被作为政党竞争的筹码。而且类似于福利政策这种能够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的政策一旦实施，只能继续或者扩大，是很难减少或者缩小规模的，这样的党派之争可能带来政治的不稳定，经济上的压力，以及社会民众的不稳定。

如同任何存在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般，社会福利制度有着巨大的两面作用。需要在实践中来寻找制度的平衡点。

四、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社会福利制度无论什么时候在我们国家都属于比较热门的讨论话题。在全球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下，我国的福利政策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我国福利制度有着较大的发展，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开支水平在 GDP 中的比例有了较大的提高，逐步放弃了在城市国有部门中原已形成的国家-企业福利制度，而转化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化模式，并逐步形成了具有层次性的混合福利模式。由于在福利中引入了市场机制，政府不再按照其实际预算全额来对许多社会服务机构进行拨款，尤其是不再按照机构的规模和工作人员的数量拨款，要求社会服务机构通过向居民提供商业性的或准商业性的服务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样促使各种社会福利进一步走向市场。同时，在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方面，政府逐渐从直接管理者的角色转化为间接管理，逐步将注意力集中在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宏观调控上。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福利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开展了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合作医疗，这是我国医疗改革的巨大进步。在职工养老保险方面实行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政策，努力使养老保险逐步覆盖到每一个人。虽然我国的福利事业比过去相比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作为后来者，我们还需要在英国这种福利制度历史深厚的国家上借鉴经验。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调配合。在英国“个人社会服务帮助老人、残疾人、儿童和青少年、无学习能力者和精神病人。主要的服务项目包括住宅看护、日托服务、短期休息和住房服务。这些服务由地方政府管理，但是制定服务政策、发行服务指南和检查服务水平则由中央政府负责”[5]这样协调配合的工作模式有利于福利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的福利政策涉及到关乎民众生活的很细小的但是能够实际解决问题的部分。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

（二）更多的发挥自助团体的力量，并且充分吸收社会各种力量，要展开宣传语动员。社会福利的压力不应该由政府单方面承担。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各类自助团体都应该提供相关服务。而在英国“老年人和残疾人获得的护理大多数来自家庭和自助团体”[6]。我们国家的公民社会在一方面的能力还很弱。

（三）打破城市与农村、职工单位等的福利提供单元的限制，建立起基于公民身份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在这一方面，我们国家近几年有一定的发展改进，但是要完全做到惠及更广泛人口的福利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要遵循渐进调试的原则，对我们国家剩余补缺式的福利制度模式进行调整。着重于生活困难群体问题的解决，逐步实现普遍的社会福利。

在英国等福利制度发达的国家，都存在福利制度过于完善的弊端。而在我们国家，由于客观环境、人口规模等的限制，本文认为至少在未来的五十年里，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我们国家需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让福利制度的惠及面能够更广泛。

参考文献：

[1] 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由来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7.

[2] 唐纳德·萨逊.欧洲福利国家：历史演变与改革现状[J].社会保障研究，2008，（01）：23-33.

第2篇：政策分析范文

摘要：社会政策分析是学科间相互渗透而形成的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主要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本文主要论述了社会政策分析的历史沿革及其过程，对社会政策分析进行反思，分析出政策分析的局限性，需要对当前社会问题愈加关注。

关键词：社会政策；政策分析；分析过程现代化竞争逐步加快，为保证社会稳定、良好地前进，各种社会政策层出不穷，如住房政策、就业政策等，进而推动了社会政策分析地进一步发展。

一、社会政策分析

社会政策是政府或其他组织在一定社会价值的指导下，为达到其社会目标而采取的各种福利性社会服务行动总和。①它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政府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解决所面临的民众需要和社会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政策分析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要性，社会政策分析可追溯到1951年，随着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政策科学”这一概念，对政策研究的重视度与日俱增，政策决策的范畴也从决策前的政策分析逐渐扩展到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等各个方面②。“政策分析”首先是由林德布洛姆在其1958年发表的《政策分析》(载于《美国经济学评论》杂志)一文中提出，林德布洛姆被视为政策分析传统的奠基人。后来，研究者将政策分析看做一门应用型社会科学学科。社会政策分析是有关专家对社会政策在调研、制订、分析、筛选、实施和评价的整个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加强对社会政策分析的研究，有助于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社会政策分析的过程

社会政策分析过程是一个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完善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步骤：

(一)提出政策问题。当社会问题引起政府关注时，政策问题便随之产生。首先需要确定问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其次对问题产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做好了解，接着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然后还要对可能发生的潜在问题做深层次分析。确定了社会问题，社会政策分析便有了继续的可能。

(二)设定政策目标。通过分析，明确社会政策的目标，设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不同方案。目标分析应包括事实分析、价值分析、规范分析三个层面，以确保政策目标的清晰、合理。

(三)优选决策方案。在多种方案面前，决策的目的、实施范围、时间、执行人及政策工具都是决策分析不可缺少的思考因素，而政府主要考量哪种方案最为合适，哪种决策最优，然后采取某些行为或无为路线以求获得较好收效。

(四)执行政策工具。社会政策有其多样性和可替代性，需要政府通过行政体系推动其产生作用。加拿大学者豪利特和拉梅什用强制性程度作为标准，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性工具、混合工具、志愿工具三类。在工具选择方面，美国学者皮特认为需要考虑到观念(Ideas)、制度(Institutions)、利益(Interests)、个人(Individual)与国际环境(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简称“5I”框架。

(五)管理政策绩效。政府和参与主体对政策结果进行监控，最后得到社会问题和政策方案的再概念化。整个过程大致包括：需求评估、项目设计、项目实施与发展、项目结果及影响和项目总结与反思。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评估，确保了社会政策的成功实施。

(六)调整政策问题。政策实施有成功，也有失败，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这些经验教训中学到什么，并对政策施行的成败保持清醒的认识，为重新面对新情况做好准备，推动社会政策更好地变迁。社会政策调整包括保持、适应和停止，这可能意味着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社会政策开始改变，需要做好新一轮的社会政策分析。这种矛盾解决的过程是问题再概念化的体现。

三、社会政策分析的反思

社会政策分析有其自身局限性，这是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和不断变化影响的，这也是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信息收集中不可能全面注定的。精密的社会政策分析不能保障社会政策解决好每一个社会问题。为保证社会政策获得应有的收效，可以借鉴2003年出版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一书中提到的政策循环分析框架。③(见下表)实际解决问题阶段政策循环阶段分析重点1、问题认识1、议程设定问题定义、形成政策问题需求调查2、解决目标2、政策形成政策目的阐释策略考虑3、解决方案选择3、决策方案设计、组成备选方案决策者识别受益者识别4、使方案产生作用4、政策执行政策工具与政策资源政策环境与政策措施5、监控结果5、政策评估评价标准与经验评估政策效果分析6、产生新问题6、政策调整政策保持政策适应政策废止社会政策的制定需要总体上做出规划，让社会政策实施有明确的问题导向，能较好地保证实施进程，提高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率。尽管方案施行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对社会政策进行分析，即是社会政策得到优化的过程，哪怕遭致失败，也能从失败中提高规避风险的意识，甚至模仿成功。另外，研究者难以将社会政策分析全面地施行。政策分析过程既独立又相互联系，各个阶段循环往复地进行。研究者运用政治分析模式、理性分析模式、垃圾桶模式等将政策过程的本质特征作简化描述，让整个分析过程在科学指导下按部就班地实行，避免了各阶段与实际情况发生冲突，能较好地保证分析过程顺利完成。社会政策制定模型必须能够识别参与政策过程的行动主体以及他们追求的利益,因为政策制定包含了众多的行动主体，④各主体间为了追求各自的利益而以多种方式相互作用，充实了社会政策的内容，但同时也影响着社会政策分析的全面施行。

社会政策分析并不能尽善尽美，但社会对政策分析的要求却越来越高，这门科学急需探索出更加高效、合理的方式方法，以便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社会政策分析应立足于现实，又要高于现实，切忌脱离生活实际；社会政策分析紧跟时代步伐，不落后、不冒进，争取做出最适当的决策；社会政策分析不能流于表象，应广泛参与、多方参考，深入思考社会所需。

注解：

①关信平：社会政策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②陈锦棠：香港社会服务评估与审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

第3篇：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政策分析  职业伦理  价值冲突

一、政策分析职业伦理的特殊性

自德洛尔1967年在《公共行政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政策分析家：一个政府部门中新的职业性角色》以来，“政策分析者”一词已普遍地用以指称那些职业从事政策研究的学术家或实践者，与这一特殊角色密切相关的职业伦理也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存在共同性质的东西。在世界一切民族当中，他们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确立了一些共同的价值准则与伦理标准，我们可以称之为黄金法则，如对生命的尊重，诚实，公正，廉洁，负责等。此外，民主宪政的价值和原则，如公共利益，个人权利，正当程序，责任等，也为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奠定了基础。

然而，政策分析者总是面临着相互竞争的价值冲突，从而陷人典型的伦理困境。解决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自身职业角色的定位，更有赖于政策分析者自身职业伦理的养成。美国行政伦理学家库珀认为，要解决这种伦理困境，不仅要求改革外部控制资源(法律、组织制度和规章等)，还要求政策分析者积极运用自己的伦理自主性，抵制不道德的组织或组织上级的不负责任行为。而这种伦理自主性的获得，需要通过政策分析者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内部控制资源(个人价值观、信仰等)。这种内部控制资源也就是本文所探讨的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它是政策分析者在政策过程中运用内心信念和是非、真假、善恶标准进行认识和判断。同时，它并不直接或简单地批评对错、是非或者得出结论，而是旨在提高政策分析者的思想深度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二、政策分析职业伦理的不同观点

有关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方面的研究，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围绕着政策分析者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展开。归结起来，学者们大致有三种看法：

第一，公共利益代言人角色。阿奇博尔德认为，政策分析者要做的工作是改善公共政策，而非帮助委托人。尽管政策分析的资助者施加压力，分析者还是应该把自己看成是更广泛的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而不仅仅是某个组织的人，分析者应该对公共福利事业更感兴趣。但即使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一逻辑推理中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成分，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假设是理性公民的存在，即人都是有理性的，并能够在理性的指引下行动，因而“人民的统治”是正当的。由理性公民通过现代民主制度选举产生的政府也是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而一旦出现严重的、持续的非良性活动，公民最终能够以法定的形式和途径改变政府。

第二，党派利益代言人角色。鉴于“追求公共利益论”可能具有的乌托邦色彩，以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罗姆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分析者应当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不应追求虚无缥缈的“公共利益”，而应当是党派利益的追求者。这是因为，现实政治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所谓“公共利益”，而只存在“共享利益”；现代民主政治无一例外地都是政党政治，本质上呈分散状态的共享利益只有通过党派之间的“观念竞争”以及投票、交易等类似市场行为的过程才能形成。既然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有自己的党派观念，那么政策分析者就不应回避“党派偏见”，而应当坦率“承认对一些可能的利益和价值选择引导着他的工作；要尽可能的表露他的选择；不宣称他的价值和利益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第三，医生、律师角色。通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建构出“信托模型”，以此界说政策分析者的角色。这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背景、对委托人负责的模型。这一模型中实际由双重委托—关系构成：(1)委托者与政策分析者之间的委托—关系；(2)公民与政治家、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在(1)中，“政策分析者直接委托人是谁? 他应向谁负责?”是非常清楚的，因而较少发生争议。但在(2)中，由于委托—的形式和内容都不十分清晰，也缺乏相应的政治理论支撑，从而容易引发争论。通格的答案是：分析者要对委托人负责，但也要将维护公众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

三、政策分析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

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伦理，不同于医生/病人，律师/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它涉及公共责任和广大民众利益的实现问题，具有多层面内容。正如魏陌所建议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有义务维护他人的基本权利，支持我们宪法中的民主程序、促进分析和个人诚实。这些价值在我们的伦理评估中普遍支配我们对顾客的职责。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对顾客选择不同价值间冲突的方式表示理解，而且我们也应该对我们分析的预测能力持一种现实的谦虚态度。

(1)道德品质的准则。职业道德实质上就是责任与义务的表现。政策分析师具有双重责任：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前者产生于“顾客导向”所形成的“委托人/人”之间的职业关系，以及法律、组织和社会对政策分析师角色的需要;后者基于一种信仰、价值和偏好所组成的内在驱动来指导如何去做。

(2)行为选择的准则。政策分析包括对政策方案的预测、回溯和评价，其本质是基于客观分析之上对方案的选择，既包括价值认识也包括价值创造。因此，它体现了主观与客观、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首先是政策分析应合乎政治性：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来看，政策分析都是政治大环境中的一环，因此，作为一个称职的政策分析师，必须要对外在的政治环境有所了解，促使分析方案通过决策者的选择；其次是政策分析应合乎行政性：政策分析作为政策主体的价值取向，必须通过政策目标群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第三是政策分析应体现创造性：政策分析师应该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要适应环境的变化，敢于创新。

(3)价值判断准则。价值判断要以事实为根据。事实与价值的结合是政策分析的基础。政策分析师的价值判断就是对事物、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在伦理意义上进行估量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影响政策主体的价值方向、行为决断和价值追求。价值判断应体现社会责任。政策分析师应从专业上为弱势群体发声，为“沉默的牺牲者”代言，并由此来确保分散利益在决策过程中受到应有的重视。

四、如何加强我国政策分析的职业伦理建设

第4篇：政策分析范文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1.政策的目标标准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政策执行后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所确定的目标。那么，在评估政策时，把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目标同在一定时间限度内执行政策所达到的目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如果公共政策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标准一致，那么，很明显这项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没有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说明这项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标准

一项政策从提出、列入议事日程、制定、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这个标准要衡量一项政策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其实质就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衡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评估的成本问题。因此，投入成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体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注意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以体现和照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体现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体现和维护了最大数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讲究经济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率要求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标准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费的政策资源的数量，通常体现在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比率和关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优劣和政策的执行状况。

5.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与回应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参与和回应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一项公共政策不论关系到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对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这种政策有着积极的回应。反之，政策的回应程度就低。这也是评价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

国内政策学者陈振明归纳出的政策评估的五个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根据台湾学者吴尧峰先生对生产力评估标准的综合与整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体现了效率标准和绩效标准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政策评估的妥当性和回应度标准，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功能上看，生产力标准是当今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估每一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一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从公共政策的实质与功能上看，政府作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达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从现代公共政策环境来看，公众要求政府既是廉价的，又是有效的。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选价值就是提升政府机关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回应公民社会对政府的需求，树立政府在公众之中的良好形象，这就决定了生产力标准在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产力标准也涵盖和统率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其他标准，如绩效标准，如何最有效达到预期政策目标；效率标准，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回应度标准，是否满足政策对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产力标准与公正标准也是统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标准，社会越是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是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越能促进政府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符合生产力标准。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败要通过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评估要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公共政策评估环节通过不同的评估标准判断公共政策成效，依据成效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成败。当今中国生产力评估标准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评估标准生产力

参考文献:

[1]严强，王强.公共政策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95.

[4]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第5篇：政策分析范文

论文摘要：截止到2007年底，我国A股上市公司达到上千家，证券市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应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不分配股利或分配股利以再融资为目的的现象，这被学术界称为“中国股利政策之谜”，股利政策已成为国内外公司财务、金融领域的一个研究重点。

论文关键词：现金股利股票股利股利政策

公司税后利润究竟应该分配给股东还是留在公司内部?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把股利分配给股东?应该分配多少股利给股东?股利分配的金额和方式对公司价值和股东财富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回答，因而，公司股利政策的问题也成为公司财务领域长期以来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一、国外研究

西方国家对于上市公司股币政策的研究历史较长，最先是和证券估价分析联系在一起，还没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对股利政策的真正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两位财务学家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发表了《股利政策、增长和股票估价》一文，股利政策一时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热点。此后，很多财务学家对此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形成了传统股利政策理论与现代股利政策理论。前者主要侧重于研究股利政策与股票价格的相关性方面，形成了股利无关论与税差理论；而后者侧重于研究股利引起股票价格变动的原因，形成了追随者效应理论、股利信号传递理论和成本理论。

(一)传统的股利政策理论

传统股利政策理论认为，投资者更喜欢现金股利，而不大喜欢将利润留存给公司。这是因为：对投资者来说，现金股利是“抓在手中的鸟”，是实在的，而公司留利则是“躲在林中的鸟”，随时都可能飞走。既然现在的留利并不一定转化为未来的股利，那么在投资者看来，公司分配的股利越多，公司的市场价值也就越大。1956年哈佛大学约翰·林纳(John．1inther)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拉开了股利政策研究的序幕。

1．“一鸟在手”理论。“～鸟在手”理论主要的代表者是戈登。1962年戈登(Grordon．M．J)和夏普(EliShapiro)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上推导出了戈登模型。该理论基于投资者偏爱即期收入和即期股利能消除不确定性的特点，认为股票价格变动较大，在投资者眼里股利收益要比留存收益再投资带来的资本利得更为可靠，由于投资者一般为风险厌恶型，宁可现在收到较少的股利，也不愿承担较大的风险等到将来收到更多的股利，故投资者一般偏好现金股利而非资本利得。在这种思想下，该理论认为股利政策与股东财富息息相关，股利支付的提高将会增加股东财富。

2．股利无关论。最著名的MM股利无关论是由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在1961年提出的，因为两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均为M而简称为MM理论。Modigliani和Miller认为，在一个信息对称的完善资本市场里，在公司投资决策既定的条件下，公司的价值和公司的财务决策是无关的，因此，是否分配现金股利对股东的财富和公司价值没有影响，股利政策与股价无关，公司的股利政策不会影响股票的市价。

3．税收效应理论。法勒(Farrar)和塞尔文(Sel—wyn，L)通过研究认为，在不存在税收因素的条件下，公司选择何种股利支付方式并不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现金红利和资本利得可以不同税赋，如现金股利税赋高于资本利得的税赋，那么，在公司及投资者看来，支付现金股利就不再是最优的股利分配政策。由此可见，存在税赋差别的前提下，公司选择不同的股利支付方式，不仅会对公司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也会使公司(及个人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出现差异，即使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利得只有在实现之时才缴纳资本增值税，相对于现金股利课税而言，仍然具有延迟纳税的好处。

(二)现代股利政策

现代股利政策认为，在完善资本市场环境中，股利政策并不重要，每个股东都能无成本地选择公司的股利政策，以适应自己偏好，所以股利不影响公司价值。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由于资本市场存在不对称税负、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三种缺陷，公司的股利政策将对公司的价值产生影响，这时股利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

1．追随者效应理论。追随者效应理论是税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认为股东的税收等级不同，导致他们对待股利水平的态度不同。有的税收等级高，而有的税收等级低。公司应据此调整股利政策，使其符合股东的愿望达到均衡。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一类追随者，由处于低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将吸引另一类追随者，由处于高边际税率等级的投资者持有。

2．信号传递理论。股利具有信息内涵的思想萌芽于Lintner，由MM最早提出。Bhattacharya(1979)建立了第一个股利的信号传递模型。该学派从放松理论的投资者和管理当局拥有相同的信息假定出发，认为当局与企业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管理当局占有更多的有关企业前景方面的内部信息。

3．成本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的成本学说为整个公司的委托——问题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和分析基础。Jensen和Meckling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其中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人。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由此他们将成本定位为委托人发生的监督支出、人发生的约束性支出和委托人承担的剩余损失。

4．股利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成长机会理论。信息不对称是指公司管理者与投资者在有关公司信息方面存在时间及数量上的不一致性。股利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公司的管理者比外部投资者占有更多的内部信息，且在时间上也比外部投资者早得多。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虽然股东可以创造自制股利或将其所获股利用于再投资，但是在交易中会发生交易成本(如经纪人佣金等)。成长机会理论指的是当公司进入成就期后，通常从某一时刻起开始支付股利，并逐步提高所付股利占净利润的比例。经验证据表明，公司股利政策的模式一般保持不变，当股利政策改变时，股票平均价格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公司一般保持稳定的股利政策。

二、国内研究

我国的股利政策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90年代中后期逐步开始股利探索。翻译借鉴西方成熟而完备的股利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的股利研究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一大特色。目前理论和实证研究对股权结构和股利政策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对股权结构主要探讨股权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已有多项实证结果。对于股利政策的研究偏向于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多项因素的综合分析，较少从股权结构方面展开进行分析。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两者均较少涉及股权结构和配政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对于经营业绩的研究是针对一个过程的结果，属于事后控制的范畴，而股利政策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选择不利于公司发展的分配方式，将会直接影响到公司业绩；另一方面，公司业绩反过来又会成为发放股利的一个制约因素，兼具事中和事后控制的作用，可以帮助投资者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1999年，吕长江和王克敏采用因子分析法在对可能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38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构造了8个与现金股利有统计显著性的因子，进一步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研究因子与股利支付水平之间的关系显示，国有股和法人股控股比例越大，内部人控制度越强，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越低；国有股及法人股比例越低，公司越倾向于将利润留存于未来发展，易采用股票股利代替现金股利的支付政策。

2001年，赵春光、张雯丽、叶龙选取1999年底前上市的210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股利政策的选择动因，结果也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可能越不分配股票股利。原红旗2001年在对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1994-1997年除金融概念股外的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分年度进行横截面分析，结论表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而对以股票股利留存于公司内部的资金存在浪费现象。魏刚2001年以389家公司1367个样本观察值为基础，采用Legit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和股权结构的关系，发现国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分配股利的概率越高；相反，国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越低，上市公司分配股利的概率越低。

第6篇：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企业政治策略；政治因素；市场；完善

1　企业政治策略的内涵

1.1　企业政治策略的定义

学者Mahon认为。企业政治策略不是只限于与政府有关的企业行为，它反映组织、社会、利益集团以及其他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可能在政治组织领域之外发生。其他学者则试图根据组织和政府决策者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企业政治策略。他们认为：企业政治策略是指企业试图通过了解和满足政治人的个人需求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根据我国学者田志龙教授等人的研究得出，企业政治策略就是企业为了谋求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影响政府政策与法规制定过程的策略，实施上述策略的行为称为企业政治行为。它由一系列具体的战术或行为所构成。

1.2　企业政治策略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界定

企业政治战略，相对与企业政治策略来说，它是广泛的、宏观的、长期的，一个战略是由若干个策略组成的，而每个策略都是为战略的实现服务的。

企业政治行为，实施企业政治策略的活动、行为称为企业政治行为，也称为企业政治活动、企业政治战术。策略与行为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2　我国企业政治策略分析

2.1　西方国家企业政治策略研究简述

西方学术界对企业政治策略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随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范围的扩大，逐渐由被动转为积极主动。企业政治策略也逐渐成为政治科学、经济学以及管理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他们认为企业政治策略是由一系列具体策略和战术所组成的，并且建立了可用于企业的政治策略分类框架。

Baysinger(1984)根据企业政治行为的三种目标将其分成三种类型：领域管理——目标——策略、领域防御——目标——策略、领域维持——目标——策略。

Yoffie(1987)通过对公共物品和商业政策方面的研究提出的企业政治策略的分类框架。其中有搭便车策略、跟随者策略、领导者策略、私有物品策略、企业家策略。

Oberman(1993)提出了三维度企业政治策略。分为接近决策者的途径、传递的范围、传递的内容三个内容。

Hillman和Hitt(1999)综合而出了企业的三种基本政治策略，并将策略与战术区分开来。它们分别是信息策略、财务刺激策略和选民培养策略。

2.2　我国企业政治策略理论研究

田志龙等(2003)在对企业高层经理的小组访谈、个别深度访谈以及对武汉市一些政协人大代表的访谈后，将我国企业政治策略分为七种，分别是直接参与策略、代言人策略、信息咨询策略、调动社会力量策略、企业经营活动政治关联策略、财务刺激策略、制度创新策略，并系统地就其中的直接参与策略、制度创新策略等几种显著策略做了细致的研究。

黄忠东(2003)认为企业政治战略分为战略进攻、战略维护和战略防御三种类型。高勇强和田志龙(2005)在介绍了西方企业参与政治的途径的基础上，着重从中国企业如何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角度探讨企业的政治策略。他们认为，由于中国与西方政治体制的差异，中国影响政策制定的途径包括：企业的参政议政、基于关系的游说、各种公益性捐款、担任政府经济顾问和各种咨询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有利于政府官员政绩的工程、通过政府成立的公共关系部门反映问题或直接找相关的领导反映问题等。

李锦清和王大勇等(2006)从中国民营企业的角度探讨了企业政治战略。他们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谈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战略，包括大力支持政府的改革、支持社会福利事业，积极组织或参与社会公益活动，适当让利于地方的经济事业，或聘用已退休的国家公务员作为企业的顾问等方式。

2.3　我国企业政治策略的分类

通过对过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分析，结合实际。可以把我国企业政治策略分为政治人策略、信息提供策略和员工参与策略三大类别。

政治人策略是指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与政府官员取得联系，希望他们在制定和实施政府政策时，考虑本企业的利益。这通常表现为三种行为：第一，企业直接找到熟悉的政府官员，希望他们为企业说话；第二，企业通过政府官员的家人、朋友、同学等找到政府官员，希望他们为自己说话；第三，企业找到熟悉的参与决策的非政府官员，希望他们为企业说话。

信息提供策略是指企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向政府部门或官员递交企业的研究报告、产业分析和本企业的观点与意见，希望政府部门在决策时参考。这通常表现为两种行为：第一，企业针对影响行业或本企业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等相关问题，站在行业角度提出研究报告，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呈送给有关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以产生影响；第二，企业针对影响行业或本企业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等相关问题，站在企业自身的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呈送给有关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等，以产生影响。

员工参与策略指企业通过内部员工对某些政府政策、法规制定与实施过程的直接参与。起到影响作用。这类政治行为主要有三类：作为准政府官员参与政府决策；参与官方的行业协会活动；帮助政府部门起草政策法规与执行文件等。 转贴于

2.4　我国企业政治策略应用案例分析

国务院进行中小企业改制之时，房地产行业正处于低谷，安康公司创始人吕总预感到房地产开发的大好时机，创办了安康置业有限公司。吕总有一个老乡在市政府当处长，通过这位处长，他认识了市政府的很多中上层官员。可以及时了解到政府方面的信息，并能争取到各种优惠政策。1997年下半年，在“安居工程”的政策下。吕总将接受破产企业与开发“安居工程”结合起来，一方面享受破产企业土地使用优惠政策，一方面又享受政府有关“安居工程”开发的各种税收和其他优惠政策，就这样，公司迅速发展起来。在公司的内部管理上，公司参照其他国有企业的形式，成立了党支部、团支部、工会等党群组织。为其他民营企业树立了榜样，博得了政府的好感。1998年，把资金投入到他熟悉的医院和老年公寓的建设上。由于社区医院和老年公寓都是社会福利性项目，有利于提高和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从而有利于当地政府的政治绩效。

作为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亮点和榜样。安康因而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地政府对安康的社区医院给予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比如非赢利性机构的税收减免等。

3　对我国企业政治策略的几点思考　3.1　我国企业政治策略的成本与效益问题

企业的成本投入不仅包括产品资料、设备与技术等，另外，在实施企业政治策略的过程中也有成本投入。可以分为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有形成本贯穿于整个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信息等；无形成本则是则是实施过程中的精力消耗和关系成本。而这些成本与效益是什么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企业政治策略是企业为了谋求自身发展的外在条件而制定的，它实施的程度和企业的效益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企业政治策略的制定总是对企业本身有益的，但对政府而言有时却适得其反，策略的实施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是一个未知数，这种政治成本的投入能否产生效益也难以预测，所以企业政治策略的制定不仅要从企业本身着想，还要从政府的角度分析，从而达成良性互动。

3.2　我国企业政治策略的合法性问题

公司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很早就受到了西方理论界的关注：詹姆斯·麦迪逊说，利益集团必然是自私的、狭隘的和坏的，但它们也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固而决不应强迫予以废除或使之成为非法。卡尔霍恩在他的两篇关于美国政府的专题论文中，提出了“一致多数”的理论。他同麦迪逊一样，担心存在着“多数实行专制”的可能，但是他同样认为，各个集团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对国家是很重要的。米尔布拉斯、贝雷尔森、拉扎尔斯、阿尔蒙德、维伯等人对利益集团参与政府的进程基本上持积极的态度，认为公民通过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符合并支持了美国的政治制度。

就公司政治活动被看作权力的一种使用而不是公民身份的使用而言，活动的合法性可能是一种关注，因为这一权力的使用可能被理解为能够产生不公平优势。当公司们被理解为在政治进程中拥有太高权力级别的时期，公司政治活动的合法性下降，因为这样的活动可能被看作是私人优势的不合伦理的追逐。然而，Spiegel(1993)对政治合法性和伦理合法性的区分使下述观点变得很清晰：尽管政治合法性可能依赖于公众对公司政治活动的理解，然而它不是评价这一活动合法性的唯一标准。组织必须同样注意行动本身，并且确定它的伦理属性或维持不变而失去在那一领域的合法性。

无论现行的法律规定还是公司政治行为的学者似乎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公司政治活动是合法的，但必须受到相关伦理的约束，即公司政治行为不能以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损害为代价来追求私人利益。正义和社会利益不是政治非道德冲突的产物。当参与者受对其他参与者命运和制度可靠性的伦理关注的限制时，制度的民主才运行的最好。博弈理论研究(Dixit and Nalebuif，1991)和自我最大化经济学的评论(Werhane，1991)表明，在一个利益不足和负担过剩的世界里，合作和合乎伦理的竞争对所有人而言将产生一个较好的结果。

第7篇：政策分析范文

1.中国对外贸易政策面临的经济环境

首先,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必然加快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为各国扩大进出口贸易创造条件，进而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其次，知识经济的来临，促使世界各国调整经济结构，这为中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再次，世界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我国目前的外贸政策主要是进口替代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

（1）进口替代政策。进口替代政策是指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某些外国工业品进口，促进国内有关工业品的生产，逐渐在国内市场上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工业化进口替论的宗旨是保护国内市场，为民族产业的成长创造条件。为使国内替代产业得以发展，就要使用提高关税、实行数量限制、外汇管制等手段，限制外国工业品进口，以使国内工业在少竞争、无竞争的条件下发育成长。

（2）出口导向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出发点是以出口为主导，它强调出口的扩大刺激并主导国内经济的发展；主张国家要改变为了进口替代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推行鼓励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关税和汇率政策。

二、我国外贸政策亟待改革的原因

1.现行外贸政策存在的弊端

（1）导致资金空转。政府积聚大量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输入美国的美元以FDI形式回流。国内过剩资金则主要集中在银行间空转，出口导向政策将经济的大量剩余转移到出口上，并以外汇形态存在，使国内金融体系更加“边缘化”。

（2）诱导企业无序竞争。在盲目鼓励出口政策的诱导下，出口商为了争取退税而不惜盲目压价出口，以出口量最大化为目标，忽视出口利润。面对政府15％的退税，企业不会去计较1％～5％的利润率。要素成本低廉，是中国产品的优势所在，但通过政策诱导企业将价格压低到市场均衡点之下，却容易被他国指责为不公平竞争，从而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3）重商主义倾向。中国目前奉行的由政府政策主导、出口导向加上部分进口替代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接近于历史上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时代，追求的是金银，今天追求的则是作为国际硬通货的外汇，这些外汇被视为是一种国家财富。为了获得这些财富，采取种种经济政策：鼓励出口，压低工资，维持低利率、高储蓄率等等。

2.除了外贸政策自身存在的缺陷外，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原因使得外贸政策的改革势在必行

（1）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目前，我国许多出口商品在出口数量猛增的同时，价格却大幅下跌。出口商品量增价跌造成国内能源、资源浪费和经济利益外流，恶化了外贸条件。

（2）外贸结构不合理，缺乏自主品牌，影响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出口增长方式仍属于粗放的数量增长型，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同时由于缺乏自主品牌，我国的出口规模虽然快速增长，但获益很少。

（3）贸易摩擦不断并且近年来我国一直是WTO成员国反倾销调查的主要目标国。

三、我国外贸政策改革的方向

1.加快外贸体制改革

应该建立便利、公平的外贸运行机制，进一步形成便利、公平的运行环境，降低市场主体的各种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充分调动各类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积极性；建立积极、稳定的外贸促进机制，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以财政资金为保障，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体现稳定性和公共性的新型外贸促进机制；建立快速、高效的外贸监控和反应机制，积极做好加入WTO后的应对工作，建立和完善快速、有效的监控和保护机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建立规范、透明的外贸管理机制，加强外贸管理立法工作，改善管理办法，简化行政审批，进一步增强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外贸管理的市场化程度；建立机制完善、协调有效的外贸中介服务体系；进一步改革进出口商会制度，鼓励发展各类外贸咨询和法律服务机构，真正发挥中介组织在外贸发展中的协调促进作用。

2.完善外贸法律法规

现在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我国必须根据外经贸体制和外经贸发展的需要，按照WTO规则和我国在加入WTO谈判中的承诺，全面充实、调整和完善现行的外经贸法律、法规和规章。

3.完善外经贸金融服务体系

第一，切实有效地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政策，积极配合国家宏观产业和外贸政策，扩大出口信贷业务规模，发展进口信贷。第二，要尽快建立多层次资本体系，在充分发挥银行间接融资的同时，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建立起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双重支持、有机结合功能互补和高效互补的融资机制。

4.整顿市场秩序，加强行业管理一是打破地区封锁和行政壁垒，加快建立内外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

5.主要依靠增加国内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四、改革的建议

1.改变出口导向型外贸战略，扩大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2.降低对特定贸易伙伴的依存度，推进市场多元化；

3.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我国商品国际竞争力；

4.高度重视中国的能源和资源战略，维护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5.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防止陷入“引进依赖”陷阱；

6.建立更合理的政府业绩考核体系。

[摘要]作者通过对我国外贸政策现状的分析，指出我国外贸易政策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在对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外贸政策的改革方向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一些建议。

[关键词]外贸政策改革方向改革建议

参考文献：

[1]李璐璐.我国外贸政策亟待调整的原因及走向[J].党政干部学刊，2006,(07).

[2]王杰.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取向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

第8篇：政策分析范文

关键词：出口退税；出口贸易；成本效益

出口退税就是将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缴纳的间接税予以退还。出口退税是我国一项主要的促进贸易措施。准确的把握出口退税所引起的财政收支平衡问题，通过对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不仅是顺利实施出口退税政策的重要前提，也是我国“入世”后外贸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出口退税思想发展回顾

（一）、出口退税思想的历史研究

有关出口退税思想的理论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倡导国际贸易的重商学派，并由重农学派的先驱者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lc pesan de boisguiue bert）和古典学派代表人物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发展。布阿吉尔贝尔最早提出了进口商品征税出口商品免税的思想，他认为：“关于法国的进口税，税额应保持现状但应消除手续上的麻烦，因为这对国王丝毫无益，却会使外国人望而却步。至于出口税，则丝毫不应轻饶，而应全部取消。因为这是国王和王国前所未有的敌人”。威廉·配策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出口商品不应该课征消费税，因为它们不是以实物形式在本国消费。不过，如果出口商品未课征消费税，用其交换得来的将要在本国被消费的进口货物就一定要课征消费税，由此看来，配第已经意识到重复征税问题和流转税是由消费者负担的情况。实际上，配第无意识中已经接触到税收来源地税收管辖权问题。亚当·斯密是集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大成者，他认为高关税比低关税危害更大，出口税比进口税危害更大。他指出在各种奖励出口措施中，要数退税最合理。商品输出国外时退回其国内交纳的一部分或全部税金，既不会使货物的输出量减少，也不会驱使资本违反自然趋势转投入某些特定产业，破坏社会资本的自然平衡和劳动的自然分配。虽然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出口退税的思想，但他仅从自由贸易，有利于商品出口的角度考虑，没有从税收来源去认识。直到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才从税收来源及转嫁认识出口退税。他宣称，某个国家如果对其享有特殊便利的生产条件的效率高于别国的某些输出品课税，这种税会完全落在外国消费者身上，该国政府支出的一部分就将由外国的土地和劳动所有者负担。例如，如果中国政府在商品输出时课税，这些税就将由外国人交给中国政府享用，而不是向现在这样由外国政府花费。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闭关自守，不与邻国通商，就不能把赋税的任何部分转嫁出去。因此，从税收方面来看，对出口产品征税是进口国消费者负担的，即不公平又不合理。从道理上讲，出口退税是必要的。

（二）、出口退税思想的现期发展

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对出口退税的研究也在不断前进。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考虑出口退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税收的法理进行分析，间接税属于转嫁税，虽是对生产和流通企业征收，但实际上是由最终消费者负担。根据间接税的属地主义原则，各国消费者只负担本国的纳税义务。由于出口货物并未在国内消费，而在国外消费，因此应将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所缴纳的间接税退还；同时，出口国将货物出口以后，根据领域权原则，进口国为保护本国的工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还要依照本国的税法规定对进口货物征收间接税。这样即不歧视为内销的生产，也不歧视为外销的生产，即不歧视国内贸易，也不歧视国际贸易，而且符合当代税收的公平原则和中性原则。

第二、从发展国际贸易的需要来说，不同国家的货物要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就必然要求在税收负担上享有同等待遇。但是，由于各国的税制不同而使货物的含税成本相差较大，这样无法进行公平竞争。要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就必须使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所以说，只有对出口货物退（免）税，才能使本国的出口货物具有竞争力，从而达到公平竞争，促进出口的目的。如果不实行出口退税，实际上是限制出口，最终影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间接税所占比重较大的国家，实行出口退税具有更为重要意义。

第三、从进出口的对应关系来讲，出口退税表面上使国家财政少收了出口货物的间接税，实际上由此可降低出口商品成本，提高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创汇。出口创汇是为了支付进口用汇，进口用汇多了，就有可能多进口商品，进而增加进口关税的收入，上述一增一减，两者相抵后，国家财政收入并不一定会减少。如果出口货物含税，其国际竞争力势必大大下降，出口创汇会因此减少，进口用汇也会相应减少。进出口贸易萎缩不仅影响税源，而且将产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出口退税成本效益分析

宏观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提高出口退税率，将刺激出口的增长，并且由出口扩张引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虽然提高出口退税率会增加财政支出，但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也会使财政收入增加。只有全面的从财政收支两方面分析，才能较准确地把握出口退税率的效应。

（一）、模型的设定

假设其它条件不变，以汇率变化近似替代出口退税率变化（由于出口退税率提高相当于出口成本降低，与汇率贬值有相同的效应）。首先测算出口额增长对出口成本降低的弹性，依据出口额与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模型如下：

x＝f（e）

设x代表出口额，e代表汇率，上述公式经过变形，可转化为如下回归模型：

ln（x）＝a＋b× ln（e）……（1）

设ln（x）是以人民币表示的出口总额的对数，ln（e）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对数，a为常数项，b为汇率对出口额的弹性，也就是要计算的回归系数。

其次，采用支出法计算出口扩张对gdp的拉动度，其公式如下：

外贸对gdp的拉动度＝外贸对gdp的贡献度（率）×gdp相对增幅……（2）

第三、设出口创汇后一半用于进口，测算进口额增长对进口关税收入的弹性，从而引致的财政收入提高幅度。

最后，测算出口退税引致的财政支出大小，并比较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使gdp提高的百分比，进一步使财政收入提高的百分比，分析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成本与效益。

（二）、计算及结果

根据以上思路，首先测算出口增长对出口成本降低的弹性。根据1985－1999年以来出口总额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关系测算，依据公式（1）计算得出：

ln（x）＝3.8604919＋2.6638054ln（e）　r2＝0.980417

（21.072305）（25.511348）

以上估计式汇率变化对出口额x的解释度达到98.04％，出口x与汇率e呈正相关关系，t统计值也比较显著，通过了5％的检验。表明出口汇率贬值对出口扩大有显著作用，即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使出口额提高2.66个百分点。

假设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下降1％，与汇率贬值1％的效应是一致的。由于一般出口贸易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42.22％（2000年度），这样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出口额提高1.12％（这里提高退税率对加工贸易当地采购的作用暂不计算）

其次，利用支出法测算外贸出口对gdp的拉动度，按此方法计算（根据测算1975－1999年度外贸对gdp的贡献度为21.06％，2000年gdp比上年增长8％）：

2000年外贸对gdp的拉动度＝21.06％×8％＝1.68％

由此可见，货物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度为1.68个百分点。依此计算，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8％。

根据对1985－1999年进口额与进口关税之间关系的测算，进口额增长对关税收的弹性为0.375个百分点，解释度达到77.06％，t统计值为6.6096196，显著性一般，但可以通过检验。假设出口提高所创外汇收入一半用于进口，则出口额每提高1％可使进口关税收入增加0.1875个百分点，由于出口退税率每提高1％可使出口额提高1.12个百分点，所以出口退税率提高1％可使关税收入增加0.21％。

再次，1994年新税制改革以来，我国gdp每增长1％，税收总额平均增长1.26％，依此计算，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税收总额增加2.31％。

最后，利用上述数量关系分析出口退税率提高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按2001年出口总额增长25％（2000年为2492亿美元，增长27.8％），且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42.22％计，将使国家财政支出增加172.25亿元。但出口增长导致gdp增长（按8％计），以及由此引致的进口增加和进口关税收入提高为1.18亿元，国家税收总额将增加293.627亿元，比较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总体上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财政增支172.25亿元，增收293.627亿元，净增收121.38亿元。但由于在现行税制下出口退税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按目前情况中央财政大约占51.1％，地方财政约为48.9％）对国家财政而言，增收150.0434亿元，增支172.25亿元，净支出22.2107亿元，增收的好处完全被地方财政所享有，地方财政净增收143.5836亿元。

（三）、分析及评价

从以上的出口退税成本效益分析可以看出，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发展是有利的，但由于我国总体财政资金紧张及现行出口退税由中央一家负担的机制和实际少征多退的情况，迫切需要通盘考虑和加以解决。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很大一部分受财力的制约。目前，我国出口退税金额是作为财政预算支出的一部分，以计划额度下达的，而财政预算安排供出口退税的财力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总量上跟不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速度，不得不将本应及时退给出口企业的税款，延迟到一下年度兑现。另外由于出口商品退税税负结构差异不明显，这样即不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长期稳定发展，又不利于外贸出口对gdp增加发挥更大乘数作用，而且企业逆向逃税动机强，不利于税务机关加强管理。因此，可以选择适当时机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结构，使出口产品退税率稳定在合理水平。出口退税政策不应受财力制约，本质上应由“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决定，只要坚持这一原则，出口退税政策就将摆脱财力制约，向接实退税和积极支持外贸发展的方向迈进。为此，笔者认为出口退税既要坚持“征多少，退多少”这一基本原则，实行按实退税，又要在贯彻这一基本原则过程中寻找中央与地方在新的财政体制下共同负担的有效机制，调动两个积极性和发挥两级职能管理，完善现有出口退税管理办法。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税式支出，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出口退税究竟由谁负担为好，就财力利益而言，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其结果无非是在中央与地方两极政府间作进一步的均衡与调整。但是由此衍生出的出口退税管理上的优劣，其效果却大不一样。出口退税共同负担机制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加强两级政府的监督和控制，而由中央财政全部负担，等于放弃了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必然造成出口退税管理上的被动与少数地方政府行为不当。尤其个别地方政府从地方利益出发，忽视对出口退税的监督，容易使违法骗取出口退税的活动有机可乘。这几年来出现的“假出口、真退税”的重大案件，以及目前出口退税所面临的征少退多的矛盾和客观上存在的管理松懈等问题，都与此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比较我国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前后，外贸出口额在1984年前平均年增长为74.4％，而85年外贸出口额猛增到808.9亿元，比上年同期外贸出口额增长198.277％，关税收入达到205.21亿元，比上年同期提高100％，取得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出口退税政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国自1985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以来，出口退税率变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产品出口退税率相当于名义征税率。第二阶段从1995年7月1日起逐步调低出口退税率。第三阶段从1998年7月1日起逐步上调出口退税率。从这三个阶段退税额、出口额、进口关税收入、gdp值的变化情况来看，基本上呈现出这一变化趋势，但也应看到，由于影响这几个指标的因素较多，出口退税只是其中之一，故个别年份出现例外，也是有可能的，如1996年年底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国内经济紧缩的影响，我们都应加以考虑。

三、结束语

出口退税作为我国扩大外贸出口的一项重要政策和国际上通行作法，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为了使这项既定政策的政策效应达到最佳状态，必须对目前出口退税实施过程中不正常，不合法现象进行综合治理，即要在政策上及时完善，又要在管理上加大力度，以维护出口退税的正常秩序。

第9篇：政策分析范文

摘要：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出台，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促进监狱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它是国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过程中的一项政策，在政策内容、政策程序、政策依据、政策保障等方面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缺陷。本文通过对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理性分析，从政策、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就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出台后，如何创新激励机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激励机制

今年初，__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在广大监狱公务员的期盼中出台了。政策出台之后、实施以来，得到了各监狱单位和广大公务员的拥护、支持，并在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政策的执行效力。与此同时，由于津贴补贴政策涉及面广、原经济水平和发放水平差距较大，加之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对政策理解不透等原因，部分监狱和公务员对津贴补贴政策意见较大，并由此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笔者经过深入调研，通过对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理性分析，就政策出台后如何创新激励机制提出相应对策。

一、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出台的重要作用

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出台具有“四个作用”：

（一）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促使经济的高速发展；二是导致收入分配方面的巨大差距。第二个后果日益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影响安全稳定的隐患、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

着力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切的重点课题、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议题、公务员关心的热点问题。20__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总书记在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20__年7月1日，新中国第四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尘埃落定，公务员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在公务员新的工资制度确定以后，解决公务员津贴补贴方面存在的问题迫在眉睫，要求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的呼声越来越高，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呼之欲出。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社会大背景下，作为国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重要举措的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应运而生。

（二）对公务员队伍建设的促进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没有充分体现在公务员的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工作资历等方面，却更多地体现在地区和部门所拥有的资产、资源和区位优势等方面。拥有不同资产、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有的公务员津贴补贴远远超过基本工资。这种“工作好不如区位好、成绩好不如部门好、干得好不如运气好”，与按劳分配原则相悖的现象，导致公务员之间相互攀比跳槽、片面追薪逐利，严重影响了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廉洁、高效。

以监狱系统公务员为例：同属监狱系统，沿海与内地监狱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同属警察序列，监狱系统公务员与公安系统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同属__监狱公务员，经济效益好的单位部门公务员与经济效益差的单位部门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很大；即使在同一个监狱单位，“油水部门”与“清水部门”公务员之间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

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分配秩序方面的混乱状况，致使收益差的单位部门公务员流出不流入，导致人才枯竭；收益好的单位部门公务员流入不流出，导致人才浪费。有的单位部门因公务员受利益驱使形成一股“盲流”，有的单位部门因公务员长期滞留成为一潭“死水”。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就是通过对公务员的利益调整和利益规范，促进公务员队伍既相对稳定又充满活力。

（三）对监狱发展的推动作用

纵观我国监狱五十多年发展史，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监狱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二是改造与生产、经济与执法的矛盾贯穿监狱发展过程的始终。由于国家对监狱所需经费长期以来未全额保障，确保监狱正常运转的经费很大部分需要监狱靠生产经营、创造经济效益来获得，监狱工作始终在改造质量与生产数量、执法效果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中徘徊彷徨。由于国家财政保障不到位，监狱忙于抓生产、无力管改造，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导致部分监狱“狱内发案率上升，改造质量下降；民警违纪率上升，执法水平下降；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率上升，监狱执法形象下降”的“三升三降”现象，与“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背道而驰。

为了从体制机制上根本解决制约监狱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为目标的监狱体制改革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监狱体制改革的四项目标中，“全额保障”是前提，离开了“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都无法实现。规范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是实现监狱所需经费由国家全额保障的重要步骤，通过规范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就为进而实现监狱所需经费由国家全额保障、促使监狱职能纯化、促进改造质量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

由于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秩序方面的混乱，部分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发放津贴补贴，公费旅游、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务员声誉，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了解决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秩序方面的混乱状况，确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理顺利益关系，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使全体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安居乐业、和谐相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社会矛盾归根结底是利益矛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诸多要素中，利益和谐是关键。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就是调整公务员利益关系、促进利益和谐的重要举措。__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出台，使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有效解决了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秩序混乱、发放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从而为依法治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存在的缺陷

由于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是规范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过程中的一项政策，不可避免存在不成熟的地方，概括起来就是“四个缺陷”：

（一）政策内容缺陷

政策内容缺陷可以概括为“五同五不同”：

1、地区相同津贴补贴不同。同一职级公务员，同在__监狱系统，各监狱单位公务员的津贴补贴额度却大不相同；即使在同一地市，各监狱单位公务员津贴补贴额度也不相同。以20__年起步时主任科员津贴补贴水平为例：同属__监狱系统，津贴补贴起步水平最高的主任科员为29898元，最低为11311元，差额高达18587元，2.64倍。

2、艰苦程度不同津贴补贴相同。地处大中城市的监狱公务员与地处边远艰苦地区的公务员津贴补贴水平大致相同，甚至前者还高于后者。边远艰苦地区监狱公务员工作条件艰苦、收入水平低，津贴补贴理应向他们倾斜，但政策没有体现这种差异。

3、劳动付出不同津贴补贴相同。不同工作岗位的公务员所承担的风险、所付出的劳动差别较大。直接管理罪犯的基层公务员比在机关工作的公务员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和辛苦多；在高危、污染行业工作的公务员比在一般行业工作的公务员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和辛苦多，津贴补贴额度理应向他们倾斜，但政策没有体现这种差异。

4、风险责任不同津贴补贴相同。担任科（监区）、股（分监区）级实职的公务员是监狱的中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监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科（监区）、股（分监区）级实职公务员所承担的责任、所付出的辛劳、所承受的压力比一般公务员大得多，津贴补贴理应向他们倾斜，但政策没有体现这种差异。

5、工作表现不同津贴补贴相同。按劳分配是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应遵循的根本原则，但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却没有把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工作表现、工作绩效作为确定公务员津贴补贴的标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导致部分公务员对工作上推下卸、软磨硬抗、消极应付，单位部门对此忧心忡忡，广大公务员对此愤愤不平。

（二）政策程序缺陷

1、政策制定过程缺陷。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在制定过程中虽征求了一些单位部门的意见，但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仍然存在体察下情不够、切合实际不够、政策深度广度不够的缺陷，没有最大限度广纳民意、广集民智、广听民声；再加之全省监狱系统50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差异较大，政策难以照顾到方方面面，从而导致这项本应上下叫好、皆大欢喜的政策，出台后却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2、政策出台过程缺陷。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出台之时，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公开度不够、透明度不够。作为利害关系主体的广大监狱公务员既没有看到文件，又吃不透政策精神。谣言止于真相，传言起于神秘，在“大道消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小道消息”必然满天飞。

（三）政策依据缺陷

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的标准，是按照《__省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实施方案》和川纪发（20__）6号文来确定的，是以各监狱单位20__年实际发放水平作为规范后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的起步水平。这一政策依据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

一是各监狱单位上报20__年实际发放水平时，绝大多数监狱单位被蒙在鼓里，不明意图，不知何用，所以上报的数据不能体现真实情况。数据的不真实虽然有各监狱单位自己的责任，但也说明公务员津贴补贴数据的收集渠道欠规范性、真实性。

二是按“20__年实际发放水平作为规范后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的起步水平”，这一政策规定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其结果是以前津贴补贴发得多的公务员现在也拿得多，以前津贴补贴发得少的公务员现在也拿得少。政策没有有效解决收入分配矛盾，而是继续维持不合理现状。

三是按“20__年实际发放水平作为规范后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的起步水平”，这一政策规定忽略了20__至20__年期间监狱外劳的收缩、资源的枯竭、高风险行业的退出对监狱经济造成的影响，忽略了物价上涨因素对公务员生活的冲击。

（四）政策保障缺陷

“此次津贴补贴水平调整属‘规范’水平，而不是政策性‘提高’水平，各单位原资金支付渠道仍然保留。”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这一规定表明，__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并非由国家财政全额保障，绝大部分仍靠各监狱单位自筹资金发放。在国家财政保障不到位的前提下，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效果将大打折扣。

据统计，20__年__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大约28%由省财政拨款、72%由各监狱自筹资金发放。20__年__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约需资金4.2亿，而省财政只解决了1.2亿；20__年__监狱公务员津补贴发放约需资金4.8亿，省财政目前同样只解决了约1.2亿元。从20__年各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的情况来看也不尽人意，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并没有给绝大多数监狱公务员带来明显的收入增长，一些监狱公务员的收入还有下降，再加之物价上涨等因素，监狱公务员的整体生活水平还略有下降。由于津贴补贴政策的财政保障不到位，各监狱单位普遍反映经济压力大、经费运转难、管理难度大。

三、对政策出台后创新激励机制的思考

按照现行的津贴补贴政策，各监狱单位在管理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在政策激励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难以有效开展，而一些监狱单位采取的津贴补贴预留制、缓发制等经济激励手段又不符合现行政策规定，缺乏政策支持。为此，我们首先应从进一步完善现行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入手，在政策激励机制、政治文化激励机制、经济激励机制等方面实现“三个创新”：

（一）政策激励机制创新

现行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把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分为“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两大类”，这个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无可厚非。但这项政策规定过于笼统原则，应当予以细化。科学、完善、合理的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应由六大部分组成，即：基本津贴补贴、地区补贴、物价补贴、岗位津贴、职务津贴、综合绩效津贴。具体设计如下：

1、“基本津贴补贴”。由国务院按公务员的行政职务确定额度。在同一行政职务里，所有公务员的“基本津贴补贴”额度完全相同。此项设计可以避免“油水部门”和“清水部门”之间公务员津贴补贴迥异的现象。

2、“地区补贴”。由国务院按公务员所在地区边远艰苦程度确定各省公务员“地区补贴”的额度范围；省政府再根据各地市的边远艰苦程度确定所属公务员“地区补贴”额度。此项设计既可避免同一地区公务员津贴补贴相差大，又可避免边远艰苦地区公务员津贴补贴与非边远艰苦地区公务员津贴补贴等额，使津贴补贴向边远艰苦地区公务员倾斜。“艰苦地区津贴”国家已有政策规定，但需进一步完善。

3、“物价补贴”。由国务院按每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确定各省公务员次年“物价补贴”的额度范围；再由省政府根据各地市消费者物价指数，确定所属地市公务员次年“物价补贴”额度。公务员“物价补贴”额度应随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涨落而作相应调整。此项设计可以避免因各地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公务员收支不平衡的现象。

4、“岗位津贴”。由国务院根据不同工作岗位的责任大小、劳动付出、艰苦程度，把公务员岗位分成几大类型，根据岗位类型确定各类岗位的“岗位津贴”额度范围；再由省级主管部门确定各监狱不同岗位类型公务员的“岗位津贴”额度。此项设计可以避免公务员因“工作岗位不同、劳动付出不同、责任大小不同”，津贴补贴额度却相同的弊端，使“岗位津贴”向艰苦、特殊、高危、污染、基层岗位公务员倾斜。“岗位津贴”国家已有政策规定，但需进一步完善。

5、“职务津贴”。由国务院按照公务员所担任的行政实职（从副股级到总理级）统一确定不同行政实职公务员的“职务津贴”额度，没有担任行政实职的公务员不享受“职务津贴”。此项设计可以避免不同领导实职公务员由于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工作难易程度不同，与一般公务员津贴补贴等额的弊端。“职务津贴”国家虽有政策规定，但其中的差异太小，不能有效提高公务员对职务的竞争吸引力、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6、“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由国务院统一确定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额度范围；再由省政府确定各单位公务员的“综合绩效考评津贴”额度。各单位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全面、切实、可行”的综合绩效考评办法，对公务员的综合绩效进行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确定每个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实际发放额度。此项设计可以避免公务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弊端，最大限度体现按劳分配原则，激励和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

（二）政治文化激励机制创新

政治文化激励机制创新包括职务晋升激励、政治思想激励、荣誉名誉激励、文化影响激励四个方面。

1、职务晋升激励。公务员的需求层次是多方面的，既体现在对利益追求的经济层面上，更多的却体现在对实现自我价值的高层面上。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以业绩、能力、工作质量论英雄，真正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选拔任用机制和环境，以职务的晋升、才能的施展、事业的成功、抱负的实现来激励公务员对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

2、政治思想激励。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公务员队伍中大力倡导爱岗敬业、勤奋上进的思想意识；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传递真挚情感，让公务员在关爱、关心、关怀的氛围中自觉自愿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通过人格魅力、领导艺术等“软权力”的施展，有效提高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3、荣誉名誉激励。任何人都有得到社会尊重和集体认同的需要，对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公务员给予记功、授予荣誉称号等奖励，对其人生价值予以集体认同，可以有效激发公务员以荣誉感、名誉感不断鞭策和激励自己。

4、文化影响激励。通过打造一种积极向上、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勤政廉政、务实高效的监狱文化品牌，提升监狱公务员的文化品位，通过监狱文化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影响力，不断提高监狱公务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三）经济激励机制创新

经济激励机制创新是指在完善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制定“科学、全面、切实、可行”的监狱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办法的基础上，通过科学规范监狱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津贴”来实现经济激励的目的。

完善监狱公务员津贴补贴政策是经济激励机制创新的前提条件，没有政策规定和政策支持，再好的办法各监狱单位都不敢、也不能施行，否则就是违反政策。制定“科学、全面、切实、可行”的监狱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办法是经济激励机制创新的基础，没有好的综合绩效考评制度和办法，再好的政策也会在执行中大打折扣、达不到激励的目的。如前所述的监狱公务员六项津贴补贴中，前五项虽然额度不同但都不能扣发，相对稳定；只有第六项“综合绩效考评津贴”是动态、可变的。前五项津贴补贴是在公平、公正中体现激励，第六项“综合绩效考评津贴”是在激励中体现公平、公正。具体操作如下：

1、“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基本分类。应把公务员的“综合绩效考评津贴”分为两部分：对单位的综合绩效考评津贴、对个人的综合绩效考评津贴。二者各占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津贴”总额度的50%。如此分类，既可以充分调动公务员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又可以因势利导，把公务员的个人努力引导到组织目标上来，使个人目标同组织目标有机结合，促进工作质量的整体提升。

2、“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操作办法。对单位的综合绩效考评应根据公务员所在单位“队伍建设、监管执法、生产经济”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性定量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确定单位“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发放额度；对公务员个人的综合绩效考评应根据公务员在“德、能、勤、绩、廉、学”等方面的表现情况进行定性定量考评，根据考评结果确定个人“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发放额度。两项额度之和就是一个公务员“综合绩效考评津贴”的实际发放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