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保护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

著作权法的制定以及出台是为了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基本利益，利益平衡是著作权立法得以产生并顺利实施的基石和基本原则。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复制和传播的技术也在随之进步，著作权法旧有的平衡不断被新的社会环境、政策等多种因素冲击的情况下，利益平衡被打破，针对著作权法旧有弊端而对赋予著作权人的新权利加以改进并附加相应的限制，以此来保证平衡，保证了公共利益的同时又不至于造成著作权人对于权利的垄断，以此提高社会效益。著作权立法的基础，就是国家原则中的利益平衡，著作权与圣神的私权理念是并存的，著作权法立法的原则与私法自治的原则和理念是相似的，立法目的就是打破主体之间的制约状态和封闭状态，促成近代国家各方经济、文化等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和在不违背私法自由原则下创建“共赢机制”。权利等于责任，从这种意义上讲，限制自己的自然权利，亦是法律上无义务即无权利的反应。这就必然要求在著作权的对价中，实现多方共赢的目标，否则，一旦只有单方面的共赢触犯到公众利益，社会公众的容忍限度会被这一暂时的让渡所打破，这也会导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等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频频发生。

二、公共利益在著作权法中的不同视角的体现

从某种程度上讲，著作权所体现出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辅相乘，两者密不可分。一方面，著作权法的创制源于对保障公共利益的考虑，著作权法维护了作者的个人利益，激励了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另一方面，则与之相反，根据公共利益的定义来看，著作权法的创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障。从英美著作权的观点看，著作权创立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作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被权力所赋予的公共利益，其重点在于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合法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从理论上讲，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对智力作品的创作一样都是需要足够的鼓励和肯定的，一部完善的著作权法能带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公共利益的保障起到重要作用。公共利益介入下维护个人的著作权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个人信息采集。公共利益所涉及到文化科学和信息的流动等方面都需要著作权法来确认。为了实现著作权法在社会群体中的利益平衡，首先就要保证创作者和传播者之间平衡，只有两者维持平衡的状态，才能促进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在著作权法中有不同的视角可以作以下理解:第一点，从增进民主目的的视角认识。著作权法的实施使民主的范围扩大化，同时也可在实现信息自由、教育利益和知识的扩散等方面达到促进效果。为了鼓励作者学习、促进艺术发展和科技文明的传播，国家以法定形式授予创作者控制和使用处理文章的权利。由于著作权法涉及到社会文明的各个方面，所以著作权与思想、信息、和知识的表达、传播有着密切关系，言论自由也是作为著作权中的权利之一，在民主社会中有重要的价值，在维护著作权和保障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言论自由的公共利益。对于著作权言论自由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公民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言论自由一样是一种宪法性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进行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时，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言论自由。第二点，从著作权法对著作人的激励角度来看。在激励理论中，著作权法的目的是通过激励作者积极创造文学作品使其传播促进社会公众对其思想和知识的学习，其次才是对其作品价值的强调。从对著作权的激励理论分析中，可得出在定义著作权法时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激励理论主张在创造性作品中的著作权利享有时要以有限的权利来激励著作人对文学的创造。这种激励制度体现了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是有利于公众对于创造性作品的学习和“公共利益”维持的。第三点，从立法效用的理论角度谈。通过不断探究著作权法的效用经验来看，著作权立法的是为了维护作者在创作智力知识作品的专有权，体现作者个人价值，激发创作的积极性，已达到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目的。促进人民对知识文化的学习与进步，保障公共利益。在著作权效用理论的有力实施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者都能得到最佳体现。著作权效用理论是对著作权中利益平衡的考虑，利益平衡既是对主体利益的最佳调整和分配，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体现。

三、总结

第2篇：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案，知识产权，著作权法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5月30日，重庆市语文教师高丽娅将自己所在的小学告上法庭。原告诉称：根据被告要求，在1990年至2002年期间，原告先后交给被告48本教案，被告在收取、检查教案后没有及时归还给原告。在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下，被告仅退还了4本，其余44本已被被告销毁或卖给废品站。原告认为，教案是个人智力和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学校检查之后应该退还原告，被告的上述行为侵犯了教师的合法权益，根据《民法通则》、《教师法》、《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诉请法院判令被告返还44本教案；赔偿损失8800元以及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但被告认为，编写教案是教师的本职工作，而教案本是教学中使用的物品，就象上课时使用的粉笔一样，学校拥有教案的所有权和处理权。在检查完教案后，可以不退还给教师，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该案已经历了法院驳回，原告上诉。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在进一步的审理过程之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案一经媒体批露，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由于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的、直接的涉及教案的规定，本案引发了法律界和教育界的很多思考：教案是否具有知识产权；教案到底应归属教师还是归属学校；学校侵犯的是教案本的物权，还是附载在教案本上的智力成果权益。

二、教案的属性

1、教案的概念。教案是教师备课中以课时为单位设计的教学方案与计划。教案直接关系到上课的质量，其规格、式样、详略等均没有统一标准，可根据具体实际情况确定。教案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1）课程的基本信息。包括：教师姓名、班级、学科名称、课程主题、课程类型、上课时间等。（2）教学目标。目标所表达是预想的教学结果，通常以教学结束之后学生能够做到什么的方式进行表达。（3）教学资源准备和利用。课时计划应列出所需教学资源，包括：教科书、参考书、学习材料、视听设备、具体模型等。（4）教学进程。教学进程是指一堂课的教学内容的详细安排，其重点考虑教学中使用的教学形式和方法，是采用全班教学、小组教学还是个别教学，是用讲课、演示法、说明，还是运用讨论、游戏、提问等方法。采用何种形式与方法主要视具体情况加以综合利用。教学进程是教案的最核心部分。（5）评价学习效果的设想。评价学生是否实现了每节课的目标，是教师的一项重要工作。（6）其他可能部分。包括：教学意义、教学重点与难点、布置作业、特殊说明等。

2、教案是一项知识产品，应享有著作权。（1）《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二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一词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诸如书籍、小册子和其他文字作品等”，显然，教案作为教师备课中以课时为单位设计的方案与计划，付出了教师极大的时间、精力、智力与劳动，凝结了教师丰富的教学积累和深刻的思考规划，其本身又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因而无论教案是否发表，应属一项智力成果、知识产品。（2）教案享有著作权。我国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由于教案完全可以通过书写、复印、印刷、录制等丰富各异的手段和方法予以复制，享有著作权保护的“可复制性”的要件，因此，判断教案是否享有著作权的关键在于教案是否具有独创性。所谓独创性，是指作品是由独立构思而成的属性，作品不是或基本不是与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相同，即作品不是抄袭、剽窃或篡改他人的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此也曾作出解释：独创性是指作品是由作者自己的创作，完全不是或基本不是从另一作品抄袭而来。作品的独创性是法律保护作品表达方式的客观依据，是区别不同作品的重要标志，也是作品取得著作权的最主要条件。[2]教案是教师根据各项具体情况独自选择、取舍、安排、设计、综合的结果，既不是依已有的形式复制而来，也不是依既定的程序演推而来，而是教师运用系统方法、以具体学生为出发点进行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案和结晶，更重要的是，教案真实地记载着教师各阶段的教学水平、教学经验积累的过程。作品的独创性在教案的第四部分教学进程和第五部分评价学习效果的设想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因此，笔者认为：教案具备了独创性与可复制性的特征条件，享有著作权应无争议。

三、教案是一般的职务作品，著作权归教师个人享有

1、著作权法的一般规定。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可见，一般的创作作品归作者个人享有，只有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下，代表单位意志进行的创作，其著作权才归单位所有。

2、职务作品的权属规定。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作品的著作权归作者个人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作者使用外）。此外，由法律规定的某些特殊的职务作品，指主要利用单位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其说明、计算机软件、地图等职务作品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对于这种情况，作者只享有署名权，而其他权利则属于单位。[3]

3、教案是一般的职务作品，著作权归教师个人享有。结合本案可以分析得出：首先教案的写作是教师为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而编写的，完成教案是教师的一项本职工作，学校是通过收取、检查教案的方式对教师的教学进行监督；其次，根据《教师法》第八条之二的规定，教师应当履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的义务，可见，教师编写教案既是教师的权利，也是教师完成教学的重要义务，因此，教案具备了职务作品的特征要件，应属职务作品；再次，在一般的学校与教师签定的聘用劳动合同中，都会有“在聘用其间内，教师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服从学校的工作安排，努力完成所承担的教学工作以及其他任务”的条款，可见，编写教案就是教学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在目前学校与教师签定的聘用劳动合同中一般都没有关于教案权属的具体条款；最后，教师编写的教案，既没有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也不属于由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计算机软件等作品，更不是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著作权由单位享有的作品，而是教师根据各项具体实际情况独自选择、取舍、安排、设计、综合的结果，因而，根据法律规定，笔者认为：教案是教师的职务作品，属于一般的职务作品范畴，其著作权归属自然不言而喻，归教师个人享有，学校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

四、学校侵犯的是教案本的物权

1、作品与作品载体。作品是指以语言文字、符号等形式所反映出的智力创造成果。作品在借助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往往要附于某一物品上，该物品即作为作品载体，如载有小说的图书，以及载有教案智力成果的教案本等。作品与作品载体存在显著的区别。作品载体是载有作品的物质实体，属于物权保护的范围。而作品作为著作权的客体，具有无形性、永久性的特征，属于著作权保护的范围。[4]

2、著作权与物权的区别。（1）权利的客体不同。著作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特征，物权的客体则是实实在在的有形物。（2）权能的可分性。著作权的同一权能可以处分多次，而物权的各项权能却只能处分一次。（3）权利的保护期不同。著作权的保护期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保护期届满即丧失著作财产权。物权则没有期限，只要原物存在，物权即存在。（4）当著作权与物权发生冲突时，著作权通常让位给物权。比如一幅绘画，当物权转让给他人时，著作权通常还在原权利人手中，如果著作权人行使权利，要以使用作品原件为前提，这势必发生冲突。当二者不能达成一致时，著作权将让位物权而无法实现。[5]（5）权利的限制不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措施，物权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6）侵权形式的不同。著作权的侵害主要表现为抄袭、剽窃或篡改他人的作品，与作品物化载体无关。物权侵害的主要行为，往往直接作用于物本身，表现为侵占、妨害或毁损等。

3、学校侵犯的是教案本的物权。在本案中，被丢失的44本教案是原告教师独自选择、设计、综合、撰写以及多年积累的结果，教案本则是载有教案的物质实体，所以，综合上述分析，教案的著作权与教案本的物权理应均由原告享有，学校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而学校将44本教案本销毁或卖给废品站，其侵权行为表现为对教案本的物权的妨害或毁损，侵犯了教师的合法权利，但并没有实施抄袭、剽窃或篡改原告教案的事实与故意，因此，学校侵犯的仅仅是教案本的物权，而非教案的知识产权，应采用民法的原则和规定进行调整，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十七条“侵占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应当折价赔偿。”的规定，学校理应赔偿遗失原告教师44本教案本的损失。

结语：透视本案事实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其实主要反映了我国著作权法中职务作品的著作权权属以及相关保护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深入，由法律殚精竭虑规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权属明显多此一举，不合时宜，现实的实践早已经突破了法律原先设定的原则与框架，而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在这个问题上仍沿用原法、进展不大，笔者在此认为：职务作品的权属不妨由劳动者与单位通过劳动合同或其他方式约定，采取这样的方式将有助于避免纠纷、提高效率，符合当事者意思自制的原则与法制的人文精神。

参考资料：

[1]参见王少冗：《教案的所有权到底归谁》，载《中国知识产权报》2003年7月31日，第2版

[2]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3]参见郑成思著：《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页

第3篇：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族民间文学作品 著作权 平衡 保护

       

     随着现代网络科技的发展，世界文化交流融通越来越便捷，而个性化、多样化的民族民间文化正犹如城市的风景，逐渐被统一化、制式化。对待民族民间文化，是任其自生自灭还是予以保护？如果对其予以保护，必然涉及成本问题，是否得不偿失？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应该意识到，民族民间文化是我国的一项“比较优势”，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

2．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基本法律原则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当符合下列原则：（1）思想与表达相区分原则，即著作权保护的对象限于通过一定载体表达出来的作品，而不延及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之类；（2）独创性原则，该原则要求作品应由作者独立创作，能够体现作者的精神劳动和智力判断，而非简单的摹写或材料的汇集；（3）平衡原则。如上所述，著作权法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平衡作者和社会利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因此，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三 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之制度设计

        根据上述对著作权保护的论述，我们发现，现有的著作权制度在对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保护上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著作权的一般主体是作者，但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不明；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保护期限如何认定等，基于此，有必要在著作权法的框架下，就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保护进行新的法律解释。

        1．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之可能

        正是由于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之种种困境，有学者提出，应该脱离著作权法，创制新的法律制度以保护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著作权保护的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私权中的一个领域，利用现有成熟的版权制度进行保护具有可行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民间文学作品除此就没有其他的保护方式了，事实上，对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法律的保护是多层次的，著作权保护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1）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性质决定其著作权保护的可能性。

        知识产权与其他权利相区别的关键在于，其保护对象为非物质性的信息，具有不同于物质财产的重要特点：①是一种精神财富，可以永久存续；②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③可以被有形载体固定并无限复制或重复使用；④可广泛传播；⑤可以同时被许多人使用；⑥不能用控制物质财产的方式控制。考察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正与信息的特征相契合，这就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可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保护的前提条件。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能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信息还必须具有商业价值，能为民事权利主体支配并排斥他人干涉，即为一种专有权、对世权。 

第4篇：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

关键词: 古典名著 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保护作品完整权

一、《西游记》和《红楼梦》的尴尬

2007年的嘎纳电影节展示了日本拍摄的一部言情版的电影《西游记》。剧中，唐僧由日本演技派女星深津绘里反串，日本青春偶像组合smap成员之一的香取慎吾在片中饰演孙悟空，将齐天大圣演成了神经质超人，好吃懒做之徒；日本著名笑星内村光良和伊藤淳史分别扮演沙僧与猪八戒。在装扮上，四人显得夸张另类，脾气暴躁。故事情节方面与原著大不相同，剧中的孙悟空和女妖谈起了恋爱[1]。浙版的《西游记》里，孙悟空与白骨精谈恋爱，出口成脏。

日商开发的流行成人网络游戏《红楼馆奴隶》角色均取自《红楼梦》，主角林黛玉被描述成风尘女子，是其母与外国人通奸后的私生女[2]。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践踏，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有必要从制度上反思我们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对古典名著的态度。从知识产权法尤其是现行著作权法制度寻求对古典名著的系统保护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突破口，本文即从这个角度探索古典名著的保护制度，主张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二、保护古典名著的必要性

(一)古典名著的界定

在具体讨论为何要强调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我国的经典文化名著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界定清楚古典名著的概念。本文所主张保护的古典名著应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1)经过了历史的检验。历史是时间的代名词，经过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仍保留下来的著作，说明了其在历代人们的心中和各个历史阶段的地位。历史不认同的作品不可能仍然流传至今并博得今人的青睐。(2)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我们之所以主张加强古典名著的保护，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这些作品中传播的思想和智慧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这些作品的保护实质上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让祖先的智慧和历史的积淀在现代社会得到应有的尊重、继承和发扬。(3)符合正统的价值观。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既有主流文化，又有非主流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不利于该民族发展壮大的糟粕。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精华指的就是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正统社会价值观念相符合的思想观念或文化，至少并不与之相冲突。相反，那些历史上出现的，虽经历史沉浮仍保存下来但却主要宣扬暴力、分裂、反人类之类思想的作品，则不属本文主张保护的古典名著之列。应注意的是，不能以党派或者某些官员的个人意志来否定一些古典名著的价值。

清末民国时期出现的名著，虽符合上面三个条件，但其作者死亡至今并没有超过50年的，可以不援用本文所主张的古典名著保护制度。因为依照目前著作权法律制度的规定，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保护，而不需要再援用新的制度。

(二)保护古典名著势在必行

现代社会中保存的古典名著突出地表现在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上。文化价值体现在，名著彰显了一国的传统价值，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对一国传统的保持和传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文化的精髓都是通过名著来表现，并通过古典名著这一特殊载体的保存和传播而得以流传，成为后来社会的文化主干。商业价值则在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商业技术的前进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名著的作者、名著的经典人物形象[3]、名著中描述的特殊地点和行为方式等，以进行商业化炒作，赚取商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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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这两种价值本应该而且可以和谐共存，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两种价值失去了平衡，导致文化价值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商业价值的滥用而遭到了扭曲。导致名著这两种价值失衡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是世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成就了中华民族独特而悠久的文化，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外国文化的冲击，许多中国人并不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越到思想开放、文化多元的今天，人们越发不重视其价值，篡改、改编甚至胡编、瞎编名著的事例比比皆是，借名著的影响来搞笑、戏说名著，硬借名著的经典人物形象之名大行践踏名著之事。这类行为严重歪曲了作者和作品的原意，扭曲了名著所承载的思想精神，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第二，中国人对文化遗产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古典名著之所以像现在这样尴尬，也与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关。面对国内外恶搞《西游记》，戏说四大名著的现象，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古典名著正在遭受折磨，意识到的人也因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的心理而沉默，甚至参与其中。而真正有勇气并切实行动起来为捍卫古典名著而战的人则少之又少，显得力单势薄，孤立无援。

第三，商业化运作的负面刺激也难辞其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名著之悲的主要原因。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生活中的商业化导向越来越浓，加上制度约束缺位和行业自律不力，使得许多行业及其从业人员为了赚取商业利润，从而牺牲古典名著以迎合某些群体的低级趣味，肆意发挥，毫无节制。这种对名著掠夺式的商业利用使这些人在赚足了腰包的同时，却给民族带来了伤害。

三、著作权法律制度下保护古典名著的路径

(一)现行著作权制度中古典名著的保护现状

知识产权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如物权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在于其时间性，即超过法律规定期间后权利人的权利就不再受法律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0条和第21条分别规定了作者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期，自然人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期为作者(合作作品的为最后一位作者)有生之年加其死后50年，而精神权利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法律保护期限没有限制。根据这样的规定，古典名著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作者已无财产权可言，法律只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即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任何人均可以使用，不必支付报酬。这样有利于“调整知识产权所有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知识产权专有性与智力成果社会性之间的矛盾”[4]，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加速财富的积累。

不过，仔细分析会发现，这样的规定对古典名著保护不利。首先，现行著作权制度保护的重点倾向于现在和将来的作品，“其关注的是那些新的、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5]，对已过保护期的作品则关注甚少。其次，在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上，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可以由作者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人行使，但在作者没有继承人或者年代久远以后，由谁来维护上述权利可能就会产生问题”[6]。再次，科学技术和文化需求的发展，使得名著的利用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在没有强有力的制度规制的情况下，对名著的利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作者精神权利的损害，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同时目前的这种法律制度设计极易使古典名著因“丛林法则”而陷入“公共财产的悲剧”，即“当存在一种潜在的能够产生价值的资源，且能够为任何人所共同使用时(即不存在任何制度和规则上的限制)，每个使用者都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对资源进行利用以适应个人的需要”[7]，这样某些强势群体或特殊使用者“便会攫取大多数的公共财产”。就古典名著而言，被当作全社会全人类的公共资源时，便有人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过分利用名著而破坏名著的固有价值，最终可能会导致古典名著地位的沦丧，而目前的制度则无法改变名著的这种遭遇。

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就在于，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框架下，健全、修正著作权制度，实行古典名著著作权行使主体的转移、成立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完善名著使用

和纠纷解决程序。

(二)变更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

1.著作权保护的“一元论”和“二元论”

在著作权保护期限的问题上，目前各国通行的是两种模式，即“一元论”和“二元论”，德国和法国分别是这两种理论的典型[6]。按照德国“一元论”，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可分割，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两者保护期限相同，均为作者终生加死后70年，合作作品则为最后一位作者死后70年。作者死后超过70年的，则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接管作者的精神权利，由该部门保护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而按照法国“二元论”模式，作者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是独立的，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加死后70年，而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期限不受限制，“该权利永远存在，不可剥夺并且不因时效而丧失”，“该权利因作者死亡可以转移至其继承人”（ 参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 121-1条，黄晖译，郑成思审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9页。），可以继承。

上述两种模式中，德国的“一元论”更有利于实现对作者及作品的保护，因为作者有生之年由作者自己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死后70年内各种权利由其继承人保护， 70年之后则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保护，即不论作品出现后的任何时候均不会出现权利保护的真空。相比之下，法国模式则会出现保护不力、权利虚置的弊端。

2.将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变更为国家

中国目前采用的是法国式的“二元论”模式，著作财产权保护到作者死后50年，著作人身权中发表权以外的三项权利没有期限限制。《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第15条规定：“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中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按现行继承法关于继承人范围的规定，被继承人的晚辈继承人只到子女，即使代位继承，享受权利的也只是被继承人子女的子女。据此可以断定，大多古典名著作者的继承人都早已死亡，那么这种情况下谁来保护作者的著作人身权？上述《条例》规定，“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其著作人身权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那么有继承人但继承人也死亡的，由谁来保护呢？《条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按照立法意图，《条例》之所以规定“著作权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时，由国家机关予以保护，其原因就在于要保证立法意图的实现，使得权利在任何时候都有保障，而不至于使《著作权法》“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之规定落空。因此，作者有继承人但继承人也死亡的情况下，著作人身权也应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保护。古典名著正符合这种情况，照理说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为什么还有本文开头提到的《西游记》和《红楼梦》的悲剧呢？

笔者认为，一是因为古典名著已经“沦为”全社会全人类的公共财产，任何人均可得而用之，没有限制。二是因为《条例》的规定没有落到实处，没有具体操作性的规定，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没有压力和动力。三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根据现行著作权制度，古典名著已经进入公有领域，自由使用古典名著是不能受到干涉的，进而将这种自由过度放大。

为了改变古典名著遭受“蹂躏”，保护不力的现状，笔者建议在古典名著的保护上，采用德国的“一元论”，由国家及其专门机构来行使其著作权，更能实现保护经典、传承文明的目的。将古典名著著作权的行使主体变更为国家，并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代表国家全面负责古典名著的保护工作。

(三)成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

1.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模式选择

令人欣慰的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有关的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事业单位方面， 2007年5月25日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挂牌于中国国家图

书馆，着力破解古籍保护的三大难题（参见中国古籍保护网： http： //www. nlc. gov. cn/service/others/gujibhw.）。

政府机关方面， 2007年4月30日，国务院下达批复，同意建立由文化部牵头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国务院函〔2007〕43号《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 http： //www. gov. cn/zwgk/2007-05 /10 /con-tent_610359. htm.）。另外，名著的价值在商业上显示的潜力很大，如四大名著在国外注册为商标，或者外国公司在我国抢注这些商标（国务院网站《浙江省动漫游戏企业打响中国四大名著商标保卫战》， http： //www. gov. cn/jrzg/2006-04 /18 /content_256372. htm.），因此，保护名著还得从商标法的角度考虑，商标局等管理部门不能袖手旁观。

但保护古籍(古典书籍)与本文主张的古典名著不同，保护古籍在于对古籍的搜集、整理、普查、登记、修复等工作上，是对作为文化物质载体的书籍的物理性保护和保存，而几乎不涉及古籍内容的使用和知识产权问题。而保护古典名著的知识产权则是本文的目的，上述单位和机构的工作并不能实现对古典名著的保护，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但如何设置呢？

现在的知识产权行政体系中，尽管国家版权局是专门管理著作权的机构，但是古典名著还涉及到商标等问题，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也可以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然而，分别由两个机构各自管理古典名著的著作权和商标权，就是现在出现的这种保护不力的状况。如果建立专门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将涉及古典名著保护的所有权限包括保护著作权和商标权的权限等，从现行机构中剥离出来统一行使则会降低成本，增加效率。

那么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阶应该是怎样的呢？由于同时涉及到古典名著的著作权、商标权等多种权利，知识产权局则主要管理的是专利事务，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置于三者之下均不合适。古典名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和传承工具，保护古典名著根本的出发点是保护民族文化的良性利用和传播，更多的是一项文化工程。因此，可以考虑参照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的做法，将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作为文化部的下属部门，可用“古典名著保护司”之名，由文化部统一协调。因古典名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民间文学性质上十分近似，因此也可以联合保护，合设机构。

2.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

前文界定了古典名著的范围，但仅此并不能确定要保护的古典名著具体有哪些，还需要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做更具操作性的工作，进行统计登记，将古典名著一一确定下来。只有知道哪些具体的名著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保护，即先要确定古典名著保护制度的客体。

学者探讨的传统知识保护的路径值得借鉴，他们主张建立传统知识登记库[8]或传统知识数据库[9]，“建立和规范传统知识的整理、认定、登记和管理制度”[10]，对传统知识资源进行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从而为其保护提供基础性数据。同时，国家已经实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定期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也对古典名著的保护有极高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要实行对古典名著的有效保护，建立合适的古典名著名册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由古典名著保护机构负责收集、认定、登记、管理和使用监督等工作，将古典名著保护的工作拆分细化，运行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或部分由名著使用费、版权许可费（考虑到保护本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名著时应缴纳一定的使用费或版权税。）、滥用古典名著的行政罚款等转化而来。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经成立几年，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其建立和完善中华古籍联合目录，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的工作成果值得借鉴。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参考古籍保护中心的做法，对需要保护的古典名著归类整理，登记于专门设置的古典名著登记簿上，并如实同步地公布在其门户网站上，以供公众自由免费查阅。

登记的性质类似于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登记具有权威性和公示公信力，公众可以方便快捷而又

低成本或零成本地了解和查阅古典名著的保护、利用情况。归类登记可以采用多种标准，灵活处理，可以按照朝代登记，也可以按照古典名著的种类如小说、经传、戏曲、诗歌等。为便于公众查阅和了解情况，可以参考古籍保护中心对所有古籍的分类登记方式，或在种类下再依朝代和年代登记。确定古典名著的登记范围时，应把握一定的尺度，范围太小或太大都有所不当，应既能充分保护我们的古典名著，忠实地利用名著，合理平衡保护、利用、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3.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职能

古典名著保护机构成立后，除了行使建立和管理古典名著名册之外，还应承担一系列的职能，主要是保证古典名著的合理使用，主要有：

第一，贯彻实施著作权法律、法规；起草古典名著保护的法律、法规草案；制定古典名著著作权的管理规范和重要管理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制定确定需要保护的古典名著的标准和程序。

第二，登记古典名著的商业性利用情况，进行行政执法，查处或组织查处有重大影响的古典名著滥用案件；确定需要提前审查方能使用古典名著的情形，并进行审查。

第三，代表国家处理涉外古典名著著作权、商标权关系，向国外主体收取古典名著利用的版权许可费等；与其他国家如法国建立世界古典名著保护双边协议等。

第四，与版权局、商标局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如商标局在许可古典名著的商标前，应征求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意见。版权局、商标局也应应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要求，提供有关的信息和协助。

第五，建立古典名著交流平台和古典名著保护网，在网上及时，定期更新古典名著的登记、更新、管理、使用、执法等信息，公众无需注册即可自由浏览。

第六，负责古典名著著作权管理工作全国性宣传、教育及表彰活动。

(四)古典名著的使用监督

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应及时听取民众对古典名著利用情况的监督举报，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如实备案，及时调查并做出相关处理决定。同时，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也应认真听取相关单位和国家机构的建议和意见，并如实备案。对来自国家版权局、商标局和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等的建议尤其应慎重考虑并作合理答复。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对涉嫌滥用名著的行为，在查明实情后有行政决定权，可以决定是否采取相关的措施。为了便于公众了解古典名著名册制度的执行运转情况，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调查结果、做出的决定、措施和理由均应如实及时公布在相关的网站上并备案，建立信用档案。

为了实现对名著利用的有效监督，笔者建议为商业目的而使用古典名著时，如将某部小说改变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剧，应征得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同意或向其备案，同时将备案情况公布于该机构的官方网站，以供公众知晓。至于究竟是征得该机构同意还是只需向其备案，应视对名著的利用和改编情形而定，不可一概而论。但为减少成本，商业性使用一般只需备案并上网公布即可，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须征得专门的名著保护机构的同意。该机构应事先将需要同意才能使用名著的特殊情形作明确规定和说明，以防限制名著的正常使用，不利于优秀文化的传播。

鉴于我国目前的地域、交通和经济状况等现实，若统统要求使用者都实地到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备案，交纳纸质的材料，会增加一定的成本，某种程度上也无此必要。因此，使用者在向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备案时可以通过信件、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该机构如实记录相关情况并及时公布即可。在只需备案的情况下，使用者递出相关材料后即告完成手续，便可直接为相应目的而使用古典名著，古典名著保护机构根据材料中载明的情形监督使用者的使用状况。为了鼓励人们的创作热情和积极性，不应过于苛刻使用者必须严格限制在递交的材料记载的范围内，可以在不违背名著基本意思的情形下适当突破；但为了便于古典名著保护机构的监督，使用者备案后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会对备案的利用方式和范围作重大调整的，应及时备案调整事项，该机构应作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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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在国外如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均成立了专门的名著保护机构，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名著时应向本国名著保护机构备案并签订合同，缴纳版权许可费[11]。同时，如果外国主体在使用本国的古典名著时，本国的名著保护机构便会依据知识产权法的规定进行干预，防止本国的古典名著被作歪曲作品原意的使用。这种方法既可有效保护本国经典名著，防止外国主体对本国文化的不敬，又可增加本国的财政收入，不失为一箭双雕之计。笔者认为，这项制度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外国主体使用中国的古典名著用于商业用途时也应向中国缴纳版权许可费，中国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应承担起这项职能。

(五)古典名著的行政执法

在使用名著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人为了个人私利出奇出新改编甚至瞎编名著以吸引公众的眼球，满足其好奇心和猎奇欲，从而破坏名著的完整性，侵犯作者的原意。尤其是塑造了著名人物形象的著作更易遭到这样的改编。出现这种情况时应鼓励人们监督古典名著的使用并积极向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反映情况，该机构接到举报后应及时组织调查，查清基本事实后应尽可能做出严谨科学的判断，涉及侵犯名著著作权的可以征求国家版权局的意见。最后由古典名著保护机构以自己或者文化部的名义对滥用名著者实施处罚，如罚款、责令停止滥用名著、停止销售产品或强令销毁产品、关闭网站禁止传播等。情况恶劣的还可以建议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涉嫌违背刑事法律的，应移交司法机关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相对方不服名著管理机构的处理决定的，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于上述古典名著保护网记载的情况不服的，相对方也可以申请更改或涂销记录；作了变更记录的，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同时应载明变更的理由，予以公布。

结语

我们主张设立规范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律体系规制古典名著的使用，并不是为了限制人们使用名著，也不是要遏制人们的创造力或者实行文化专制，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对祖先遗产的合理利用发挥其价值，促进优秀文化的正常传播。本文主要是建议通过成立古典名著保护机构，建立古典名著名册制度来保护古典名著，侧重于著作权保护，当条件成熟时应制定相应的古典名著保护法，真正纳入法律的体系中来。

注释:

[1]中国日报.悟空“恋上”迷你裙日本言情版《西游记》恶搞名著[eb/ol]. http： //www. chinadaily. com. cn/hqyl/2008-01 /03 /content_6366768. htm.

[2]新华社.色情游戏恶搞红楼林黛玉成风尘女[eb/ol]. http： //www. x.j xinhuanet. com /bt/2006-11 /13 /content_8505512. htm.

[3]吴登楼.论虚构人物形象的知识产权的保护[a].陈旭.法官论知识产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248.

[4]黄勤南.新编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10.

[5]杨红菊.新理念与新规则的探索——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关传统知识保护讨论进展的介绍[a].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01-302.

[6]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82， 81-82.

[7]杨明.危机与对策：试析遗传资源保护的制度选择[a].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96.

[8]孙祥壮.传统知识的世界保护及对我国的启示[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9卷[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 184.

[9]陶鑫良.知识产权教程[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111.

[10]丁丽瑛.论传统利益分享机制的合理构建[a].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知识产权探究——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6. 245-250.

第5篇：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

【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的新闻信息复制非常方便，以新闻生产见长的传统新闻新闻机构生产的新闻作品被渠道见长的网络媒体侵权使用现象司空见惯，因此，完善新闻版权保护成为当务之急。但在我国著作权保护法的立法沿革中，新闻版权的保护范围表述不够清晰。本文力图厘清新闻版权保护法条中时事新闻和单纯事实性消息的内涵，及其立法规定的依据，从而确定新闻版权保护的范围。

【关键词】著作权法 新闻版权 时事新闻 单纯事实消息

一、研究背景以及问题的提出

1、研究背景

在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的新闻信息的复制非常方便，传播速度非常快，使得侵权变得容易，免费转载新闻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今日头条的出现引发了国内新闻界对版权问题的巨大关注。同时，搜索引擎在链接时事新闻的过程，深度链接是否侵犯新闻版权也引发了巨大的议。

新闻版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在新闻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技术设备，需要付出人力成本。如果新闻作品可以不征得允许便可以免费转载，新闻生产机构会失去生产新闻的动力，最终无人愿意生产新闻。传统新闻机构作为新闻生产者因为具有采编权内容优势明显，但大型商业新闻网站获得了国务院信息办公室颁发的传播新闻的许可证，具有渠道先发优势，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传统新闻机构如果不能运用版权保护自己的内容优势，将丧失核心竞争力。

2、问题提出

现行《著作权法》第一章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此外，在第二章四节第二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过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该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法律享有的其他权利，在二十条第四款规定，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著作权法中关于新闻版权这一规定一直沿袭至今，没有发生变化。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单纯事实消息属于著作权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时事新闻。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该注明出处。1991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实施条例》，在2013年进行第二次修订实施至今。该条例第五条规定，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第一款规定，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

为了应对互联网冲击，2014年6月公布了《征求意见稿》。在2014版草案中第一章九条第二款将其修改为本法不适用于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征求意见稿跟现在正在施行的著作权法在新闻版权规定上发生了变化。那么新闻作品到底有没有版权？新闻版权立法的依据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综述来讨论这些问题。

二、法规中时事新闻或单纯事实消息的内涵

通过著作权法和相关法规变化的梳理可以看到，最初立法用语为时事新闻，随后在下位法实施条例修改中将时事新闻的含义规定为单纯事实消息，在著作权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修订为单纯事实消息。时事新闻和单纯事实消息二者开始指向同一个事物，表述逐渐走向规范。但时事新闻或者单纯事实消息内涵到底是什么，边界到底有多宽？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决定着新闻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保护，或者什么样的新闻作品才受新闻作品的保护。但是在各种专著和论文中分歧较大。

翟真在《版权法中“时事新闻”概念探疑》中写到，多数法学界人士倾向于新闻作品版权应该受到限制的观点，甚至有人认为所有新闻作品均无版权，把时事新闻解释为所有作品。而新闻学界认为新闻作品（甚至包括某些时事新闻）符合版权保护的基本要求，除了少数不符合版权保护实质要件的，绝大多数新闻作品都享有版权，呼吁删除不保护时事新闻的规定。

在《生存危机中的纸媒著作权维护路径探析》一文认为，新闻无版权是法律误读，理由是许多人忽略了时事新闻和时事新闻作品的区别，时事新闻作为一种客观事实，确实不受著作权保护，但作者依据时事新闻创作的时事新闻作品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同时他认为第五条增加了误读的可能性，理由是由于这里使用了消息，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新闻作品门类中的消息，进而扩展至全部新闻报道范畴，从而引发新闻无版权的感慨。此外，如果媒体刊播的报道内容基本属于新闻事实消息，报道者的主要工作是如实记录、传播，目的只为说明一个事实，修辞非常少，可归入时事新闻。经过这番梳理，大量的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言论等被排除在时事新文章之外，享有版权。

在他们看来，法律规定的意思是著作权法不适用于客观的新闻事实，所有对客观新闻事实的报道都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这一理解大大扩展了著作权保护的范围。但这一理解和2013年实施条例的规定性有冲突。

孔洪刚在《平的世界和数字化的边界――浅论新媒介传播环境下新闻版权保护》一文中认为，根据新闻报道各体裁的特点，单纯事实消息是指写作形式相对固化的纯新闻、硬新闻，即强调时间性和重大性，重在迅速传递消息的动态新闻和现场报道。他的依据是单纯事实消息是用简单的文字把一事实作为信息反映出来，其他记者和报刊也只可能用同样的方式表达，符合唯一表达的标准。比较接近的说法有，彭兰在《避风港原则下的不免责――新闻作品版权保护探析》中认为单纯事实消息是指全部信息由5W+（1H）构成，没有包含修辞、评论、情感和思想等成分，也没有任何作者可以发挥的余地和个性表达的空间。李缭凇堵坌挛诺陌嫒价值》一文中指出，单纯事实消息的特征是简单、仅达到表述清楚的最低标准、时效性极强，新闻作品的特征是详细、跟随记者的独特视角而呈现丰富内容、时效性较强到一般。

以上三人的观点大体一致，共同勾勒了单纯时事新闻的特征，在这里，那些纯新闻、硬新闻，不包含修辞、评论、情感和思想的新闻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除此之外的新闻作品受版权法保护。

1980年出版的《世界新闻史》一书中，翁其根介绍了日本昭和45年制定的新闻法中的规定。日本文化厅在《新出版法概要》中做了行政解释，“所谓‘只不过是传达事实的零碎消息和时事报道’，是关于人事往来、讣告、火灾、交通事故等日常消息。这些东西没有版权。一般的报道、通讯、新闻照片，不属于这个范围，应作为作品加以保护。”翁其根在文中指出，动态新闻、简明新闻没有版权，其他报纸、电台、电视台、有线广播都可以自由的转载、播出。社论可以有条件的自由利用，即在没有特意注明禁止转载的场合，其他报纸、杂志社可以自由转载。但是外部投稿者的作品，知名作家的连载小说、漫画、评论等都有版权受到完全保护。本报记者写的富有特色的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和社内执笔者写的书评、影评、剧评、以及理论性、学术性的专栏、也有版权受到保护。

翟真在《版权法中“时事新闻”概念探疑》中力求通过弄清中国著作权法和《伯尔尼公约》的渊源关系，探究中国版权法中时事新闻一词的来龙去脉。文中指出，为了尽快和国际接轨，中国在1990年以《伯尔尼公约》为蓝本制定了《著作权法》。《中国著作权手册》在解释版权外文术语时把“current events ”翻译成时事，中国著作权法之所不适应于时事，就是因为受伯尔尼公约影响的缘故。伯尔尼公约中规定，成员国可将纯时事报道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

伯尔尼公约关于新闻作品的规定为：“The protection of this Convention shall not apply to news of day or to miscellaneous facts having the character of more items of press information.”（本公约提供的保护不适用于每日新闻和单纯报刊信息性质的各种事实）。同时伯尔尼公约第十条规定，为报道时事新闻（for the propurse of reporting current event）可以合理使用版权作品。据此翟真认为，中国正式颁布的著作权法没有使用纯事实报道这一术语，却将中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三项中新闻事实的字面表述时事新闻照搬过来，表示纯新闻报道，忽略了时事新的本意。大概受了为报道时事新闻的影响（reporting current event），因为current events在字面意思上翻译为时事新闻。在非专业新闻人士眼中纯事实新闻和时事报道的区别并不明显，从而导致时事新闻被排除在著作权保护法之外。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猜测，也有一定的道理。

三、单纯事实消息不适于著作权保护立法依据的检讨

1、单纯事实消息之所以不为著作权保护的理由

法律条文的内容规定性本身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立法目标决定了法律条文的内容。由于中国现行著作权法渊源于伯尔尼公约。因此首先需要探讨伯尔尼公约的相关立法依据。

宋慧献在《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一书中指出，关于单纯时事消息被排除在版权保护范围之外的原因，伯尔尼公约本身固然没有明言，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指出，“不论是新闻和事实本身，还是对它们的单纯报道，都不受到保护，因为这类素材缺少可以被看成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这一例外完全证实了一条基本原则，即一件作品要受到保护，必须包含充分的智力创作成分”。由此可以看出，单纯的事实消息之所以不受保护，是基于思想/表达之区分的版权法原则。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翟真在《新闻作品的版权性》一文中，提出了版权性的说法，即作品享受版权法保护必须满足的条件，指作者构建新闻话语的原创性以及选择、判断的精神投入和资金投入。同时他认为存在一个悖论，新闻作品要求客观公正，事实和观点分开，由此造成新闻作品的原创性低于其他作品类型。按照原创性的由低到高，他将新闻作品划分出九个类别，依次为记录性消息、新闻现场直播、调查性报道、新闻通讯、解释性报道、新闻记录电影、汇编作品、演绎作品、新闻论文。

吴汉东在《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宪法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对于新闻报道不给予著作权保护，其目的是保护大众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权利。新闻的本源和功能决定了新闻不应成为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不宜为著作权所有人独占使用。作为时事报道的新闻，应该改视为公共财产，不能作为某一特定主体的专有权力。这种观点较为极端，但是颇具代表性。

2、认为时事新闻应该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之理由

李光霞在《时事新闻应受的法律保护合理性研究――以著作权保护为例》一文中指出，按照洛克构造的财产权劳动体系理论，任何人对自己的劳动付出都具有所有权，这构成了知识成果具备知识产权的理论依据。从新闻生产的过程来看，时事新闻也是新闻工作者脑力体力劳动的结晶。在保护新闻工作工作者财产权的同时也应该保护其人格权。

3、从总体上看，当前新闻著作权法基于其历史沿革，立法的依据主要基于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有其局限性，因此在时事新闻的保护中有待于其他法律予以救助。王昆仑在《保护新闻内容资源的他山之石――美国版权保护的思路》一文中指出，虽然单纯事实消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一旦他人未经许可就利用这些消息获取商业利益，采编者可以利用最新消息盗用原则提讼。同时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便使用于最新盗用原则：A 原告为生产或收集信息付出成本，B信息具有较强的时效性，C 被告使用信息对原告劳动构成搭便车，D 被告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原告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E 搭原告或者其他人便车会导致人们不再有积极性提供信息服务，从而实质性威胁信息服务的生存或质量。

结论：在媒介融合融合背景下，传统新闻机构在积极构建新媒体传播渠道的同时，能否利用著作权法，保护好自己的内容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讨论单纯事实消息的内涵的不同观点，进一步厘清其内涵，即结构简单的，五个W一个H，时效性强，不含评论、情感的消息。同时也揭示清楚了著作权法基于独创性的保护原则。

参考文献：[1]翟真.版权法中“时事新闻”概念探疑[J].新闻大学，2013（4）：26，28。

[2]刘海贵、庹继光.生存危机中的纸媒著作权维护路径探析[J].复旦学报，2015（2）：113。

[3]孔洪刚.平的世界和数字化的边界――浅论新媒介传播环境下新闻版权保护[J].编辑学刊，2011（2）：52。

[4]彭兰.避风港原则下的不免责――新闻作品版权保护探析[J].传媒，2015（3）：75。

[5]李.论新闻的版权价值[J].新闻前哨，2015（8）：83.

[6]翁其根.世界新闻史[M].上海：复旦大学新闻教研室，1980。

[8]宋慧献.版权保护与表达自由[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9]翟真.新闻作品的版权性[J].中国出版，2013（6）：33。

[10]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宪法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第6篇：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

著作权也称版权，是指作者及其他权利人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总称。著作权要保障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是保护思想本身。文学作品的角色，是指文学作品中，经由作者构思而产生的虚拟的人物。作品角色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虚构的，无论是哪种作品角色都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钱钟书的《围城》和米切尔的《飘》都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经典作品，它们也都曾因为是否可以由他人利用原作品角色(方鸿渐、斯佳丽等)撰写续集而引起纷争，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作品角色保护问题。

二、作品角色的保护现状

(一)作品角色在外国的保护现状

在美国，作品角色被分为真实人物形象和虚拟角色。对于真实人物形象的保护设立了专门的真实人物形象权给予保护，其对象主要是对人格权属性的商业性利用;对于虚拟角色则给予了角色权进行保护，其对象主要是对艺术作品角色的保护，包括电视、电影等出现的人物，动物，乃至那些用语言表述出来塑造的形象。[1]而在日本也引进了欧美的商业形象权理论，并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商业形象权是指除了自然人以外，漫画或者动画中的人物，甚至动物，也能成为商业形象权的对象;狭义的商业形象权，是基于人格权(隐私权、肖像权、名人的形象)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而产生的权利。可以看出，外国对作品角色的知识产权保护都采用了设立形象权一项权利给予确认，并把其归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是一种属于商业性的权利，完全脱离了人格权属性。

(二)作品角色保护在我国的现状

目前，我国学术界把作品角色分为真实人物形象与虚拟角色。但在法律上却没有对形象权给予确认。对于真实人物的形象权部分主要用《民法通则》中有关人身权给予保护，但对于真实人物之后的形象权继承问题和被商业化利用问题，当前我国法律并没有相关规定。对于纯粹的虚拟的作品角色，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作品角色，另一种是完全靠著作权人臆想创造出来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目前我国主要利用著作权，商标权，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保护，但这三种保护方法，都存在片面局部的缺陷。

三、现有的保护途径

(一)著作权作品中的角色需体现出作品的独创性才能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因为作品的典型角色能够反映作品的精华，是作品独创性最简练的表达。例如，提到武松，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水浒传》;提到林黛玉，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红楼梦》，甚至我们可以联想到其中某些经典的桥段。正因为如此，未经许可使作品角色商品化的行为可以构成侵权行为，作品的典型角色应该获得著作权保护。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正是依据著作权法而对作品角色予以了相应的保护。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作品中不同类型的作品角色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获得著作权保护的标准也不同。[2]对于作品角色而言，其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原作品必须是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比如，《红楼后梦》是根据原《红楼梦》编写的，这样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再创作，《红楼梦》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进行加工形成新的作品，那么其原作品中的角色不能够以此来获得保护。第二，该角色需是原作品中的典型角色，并且具有独创性。这一条件可以参考美国版权法的角色勾勒标准。美国的版权法没有对角色取得版权保护的条件进行明确的规定。但是Hand法官采纳了著名知识产权专家Nimmer的角色勾勒标准来对作品角色进行保护，即作者在作品中把角色的形象描述得越生动形象越有可能获得著作权的保护。这点在我国也可以借鉴，对于一些独创性不强的或者不能反映出作品的角色不需进行保护。第三，不在著作权合理使用范畴，即不满足《伯尔尼公约》第九条规定的合理使用的三步检验法即有关的使用是就特殊情况而言的，该特殊情况下的使用没有影响著作权人对于作品的正常使用，也没有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滥用著作权想获取保护是不可行的。最后就是对角色描述的方面,我国著作权法采用了世界一致认同的重要著作权保护原则：思想表现二分论。如果某人根据某本小说中的某个物品的描述，把该物品制作出具体形态的实物时，该具体实物才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如果小说的作者以此为由向法院提出告诉，也不能获得胜诉的判决。因为角色的描述只是一种抽象的思维形象，它没有实在的具体形象可供参考，就没有一个法律严密的判断标准。所以著作权只保护角色表现形式，而不保护角色描述。

(二)商标权

商标权主要是企业厂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名牌产品，而把代表自己产品的独特的图形或者文字相结合进行注册。防止他人利用自己的知名品牌进行谋利。其次那些知名角色的著作权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塑造的角色或者作品名称，也可以对其进行商标的注册，防止商家擅自使用。在这里主要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一个受保护的作品角色，被某企业相中想把其注册为商标使用，是否需要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在这里笔者是把其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就是受保护作品角色的著作权人如果仍存在，则需要征求其著作权人的同意，并且应给付一定的报酬。这就好比跟他人借钱一样，肯定要得到出借人的同意方可，并应该支付相应的利息;如果著作权人已经不存在了，在不违反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合法地进行注册使用，当然如果著作权人有财产继承人的，需要向其支付报酬。因为当前我国规定著作权利由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是不能继承或者赠送的，因此商标权对著作权是一种补充的保护方式。

第7篇：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

关键词：著作权精神权利价值

一、作品精神权利的起源

作品精神权利是与著作人身权等值的一个概念，根据《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的规定，其包括作者身份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这两项最基本的著作权权利内容。因此，我们若要探讨作品精神权利的起源，则必然要从著作权的起源说起。

有关著作权的起源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包括作者在内的一切艺术创作不过是对自然界的鹦鹉学舌一般地机械模仿。在他们看来“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通常亦并非由其所首创，他的一切工作、劳动只是被动地、消极地遵循着客户或者委托人的指示与要求。”直到后来，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开始尝试将科学知识运用于劳动中，以使其艺术创作更加逼真。到18世纪中后期，随着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笛福等新生派作家又在其作品中注入“首创性、灵感及想象力”等新的内涵，作家（author）与创作者（creator）逐渐成了同义语，其工作也被肯定为是一种创作活动。人类社会出现了倾向对作者自身关注的学术思潮，此外，由于印刷术的产生使对作品的修改和歪曲成为可能。至此，促使著作权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继1710年英国《安娜法》之后，许多国家纷纷制定著作权法对作者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对其创造性的劳动进行法律上的保护。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著作权立法的理论基础是存在差别的。这就注定了他们后来在作品精神权利立法方面分道扬镳。英美法系以“激励说”为立法原则，即法律赋予作者专有权，旨在激励作者创作热情，从而为社会创作出更多更有价值的作品，而激励的最好方法便是对作者的经济利益予以保护。英美法系“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和“纯粹功利主义”的立法哲学使得著作权立法偏向了对作品经济权利的关注。然而，大陆法系（主要是法国）则以“自然权利”学说为立法指导思想，强调著作权是因为作者创作作品这一事实而对于作品所享有的一种“自然权利”，法律的规定只不过是对这一“天赋人权”进行确认和明确而已。这种“个人本位”的立法主意更注重对人本身的关注，这也成为后来作品精神权利理论产生的前提。

事实上，作品精神权利理论首先起源于法国，之后逐渐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我国《知识产权法》领域所使用的著作人身权概念最早即是在1878年由法国学者莫里洛明确提出并在法律意义上使用的。莫里洛在提出著作人身权的法律概念之后，又进而论述了著作权的双重性质。他认为：著作权由两项内容构成，一是属于“完全的人身自由权”，这一权利禁止违背作者的意愿而发表其作品，禁止以作者以外的他人的名义发表作品，以及所有恶意及拙劣地复制作品；著作权的第二项内容是专有使用权，它是由实在法赋予的一种纯粹的经济权利。不可否认，莫里洛对著作权本质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在其之后许多大陆法系的学者（如吉尔克，皮奥拉·卡塞利，约瑟夫·科勒尔等等）也都对著作人身权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持一元论的代表，吉尔克极端地认为著作权中仅仅只有人格，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抹杀了著作权经济性的主张固然有其有失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使我们对著作人身权或说作品的精神权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另一位对著作人身权理论起到奠基作用的学者当属皮奥拉·卡塞利，他将著作人身权与一般人格权作了很好的区分。他指出，作者个人性质的权利不产生于一般人格，而产生于创作作品的人的人格，因为这种权利是著作权的一个基本成分，不同于有下述特点的其他个人性质的权利：它们能够以作品为对象、为作者或其他人持有，而且它们不以作品的创作为依据，但属于人身权利的总的范围。[4]就这样，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在以“天赋人权”为旗帜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作品被视为作者人格的延伸，而作者对作品不但应当有权像对待财产权那样控制作品的经济利用，更应当有权维护作者人格与作品之间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5]对作品精神权利加以保护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

二、保护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基础

大陆法系的学者之所以能在百家争鸣之后达成一个共识——应当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保护，正是建立在“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保护”存在合理性进行论证以及对其价值进行探讨的基础上的。价值即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它指明了客体存在的意义。

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经济学价值

在英美法系，版权法大多通过经济报酬来鼓励作者创作，而大陆法系的版权法则是特别注重作者的精神权利，通过创设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收回权来激励作者的创作。英美法系以“社会本位”为立法指导思想，因此，作品精神权利的激励作用往往被忽视了。

主张精神权利具有激励作用的学者大都以作品精神权利能实现人格利益为由，如“著作权制度中相对于作者人格价值实现较小的作品来说，赋予作者的精神权利对于作品创作的刺激完全超过经济权利。如前所述，在中国古代，许多作品之所以被创作出来，对精神利益的追求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动机。”其实，从经济报酬的角度，作品精神权利的激励功能亦不能被忽视。如版权法赋予作者署名权，作者可以通过提高创作质量和适当的宣传，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就如同企业的商标一样，作者的署名会和作品的销量、价格形成直接的联系。版权法赋予作者的发表权也与作者经济收益相关，因为作者只有行使了自己的发表权，其它的著作财产权的实现才成为可能。而版权法赋予作者的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收回权，都保障了作者有进一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

正是因为作品精神权利与作者经济利益存在相当的相关度，对精神权利的立法保护也必然对作者的创作产生激励作用，这也即是作品精神权利经济学价值的表现。

2.文化价值

一国文化事业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的特殊阶段，社会上存在物质主义盛行、极端个人主义、严重信仰危机的现实。因次，发展文化事业，振兴文化产业，提供丰富而健康的文化产品，无疑是必要和紧迫的。

作为文化载体的作品，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到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品是一时期文化的再现和反映，同时也能促进文化的繁荣和传承；反过来，文化的繁荣又将给作品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发展的动力，最终促进作品的创作。以作品为媒介，作品精神权利与文化之间也产生出一衣带水的关系。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有益于社会中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会激励作者的创作热情。除此之外，保护作者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能够有效地防止作品被歪曲，从而使大量优秀的作品得以源远流长。只有对作品精神权利充分尊重和保障，才能使人类优秀的精神食粮不被恶意歪曲，使其承载的文化得以客观完整的传播和传承。

因此，加强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也就是在为繁荣人类的文化而努力，对文化领域的劳动者给于尊重和保护，才能使人类的精神文明继续蓬勃发展下去，这即是作品精神权利的文化价值所在。

三、各国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现状

（一）大陆法系国家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

尽管法国大革命后，受自然法学说影响，大陆法系国家都逐渐接受了作品精神权利理论，但在各自的立法实践中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立法模式。

一类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其采取将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分开保护的立法主义，在学界被称为“二元论”。具体规定是：经济权利可以与作者人身分离，在商业流通中可以自由转让或者由作者放弃，但它只能在一定期限内受到保护；而精神权利则不能与作者人身分离，也不能转让和放弃，只有在作者死后才可以转移至作者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持此立法主义的国家还有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大部分大陆法系的国家。

另一类则是采取“一元论”立法主义的国家。著作权被看作是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有机复合体，无法加以分割，只有将作者精神权利和作者经济权利放到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才能更全面的发挥其保护作者的作用；精神权利并不永恒受到保护，而是与经济权利一起享有同样的保护期，除了作者死后版权可以整体转让于继承人之外，作者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都不得转让。“一元论”的代表国家是德国，还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

（二）英美法系国家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

深受功利主义哲学“社会契约说”影响的英美版权法，从一开始就将作品精神权利排除在了版权法之外，但随着《伯尔尼公约》等国际版权公约的签署，英美法系版权立法在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问题上才有改观。

英国是版权法诞生地，却直至1956年出台《英国版权法》时，在第43条才明文规定了作品精神权利的部分权能，至1988年，英国制定并颁布了现行版权法，该法第四章才详细规定了精神权利，明确作者享有确认身份权、反对对作品进行损害性处理权、反对“冒名权”、某些照片与影片的隐私权。不过1988年《版权法》又为上述权利的行使规定了诸多限制。这些限制包括：作者署名权的行使必须以事先声明为前提，声明可以采用单独通知的形式或作为版权合同的一部分，但只能约束接到通知或依据该版权合同主张权利的人；改动作品的行为只有造成作者名誉或声望的损害时才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犯等等。美国最早的版权法同样不保护作品精神权利，但“吉姆案”在美国版权法中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案件，因为在该案中，美国法院第一次承认了有关精神权利的案由。尽管该案并非像精神权利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使国会完全接受精神权利，但自此之后，一些州法院和立法机关对精神权利的态度开始渐渐好转。至1989年，经过100多年的争论，美国最终决定加入《伯尔尼公约》。公约确立了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这促使美国国会接受了精神权利这一概念，美国1990年通过了“视觉艺术家权利法”，保护视觉艺术作品作者的精神权利。

英美法系版权立法经历了从不承认作品精神权利到对其加以有限保护的转变。尽管这种保护较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而言，无论在权项设定上还是在适用主体上都受到诸多限制，但毕竟已是法制发展中的进步，而且，限制的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作品精神权利在英美版权法中得不到充分保障，只不过这种权利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普通法上的权利，或者说是一般人格权，通过假冒之诉、侮辱之诉、合同之诉、反不正当之诉等等，作者的精神权利同样可以获得充分的保障。

（三）国际版权领域中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

在国际版权领域中，明文规定保护精神权利的公约是1928年修订的《伯尔尼公约》罗马文本。该公约第6条之2规定：“与作者财产权利无关，甚至在该财产权利转让之后，作者对于他人篡改、删除其作品或作其他更改，以致损害作者名誉声望的行为，有权制止。”该条明文确立了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立场，开创了国际保护作品精神权利的先河，对西方诸国版权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也是英美法系国家为加入该公约而不得不修改本国版权法的原因之一。

由于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影响，作品精神权利被排除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适用范围之外。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没有新的规定，完全适用《伯尔尼公约》的有关规定。

四、结语

综观国际社会对作品精神权利保护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各国对此问题的认识体现出很强的主观性。无论是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价值判定上，还是对其具体权能的认定上都体现出这一特色。但无论如何，作品精神权利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对作品精神权利予以日臻完善的立法保护，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杨延超博士论文《作品精神权利论》。

（2）DanRosen，“Artists''''MoralRights:AEuropeanEvolution.”CardozoArts＆Entertainment，2.

（3）孙新强：《论著作权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载《学术界》（双月刊），总第82期，2000年3月。

（4）参阅皮奥拉·卡塞利《Trattatodeldirittodiautore》，那不勒斯译，马尔吉耶里出版社和都灵，UnioneTip.都灵出版社，1927年，第42页（注释1）和第58页。转引自：杨延超博士论文《作品精神权利论》。

（5）SeepaulGoldstein，Copyright，Patent，TrademarkandRelatedStateDoctrines，TheFoundationPressInc.（1981）at855.

（6）冯小青著：《知识产权法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第288页。

第8篇：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

关键词：著作权、刑法保护、刑事立法

一、两国著作权刑事保护理论之比较

关于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性，有“强保护理论”与“弱保护理论”之争。“强保护理论”主张对著作权领域进行积极的刑事干预。“弱保护理论”积极反对刑事干预领域的拓展。在此问题上中美两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法律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因而有着不同的观点。在1992年美国召开的“科技中的知识产权”研讨会上，美国方面认为，强保护有利于发展世界高科技市场。从我国的著作权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尽管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决定》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现行刑法第217条，第218条也明文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犯罪，但犯罪行为表现形式不够细致，周密。笔者认为，为了适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潮流，我国必须承认我国已参加及力争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最低标准，并与之接轨，为此，加快完善著作权刑事立法势在必行职称论文。

二、两国著作权刑法立法之比较

（一）两国著作权刑法立法状况

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起步较晚，1979年刑法典没有规定著作权犯罪。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时，也没有关于著作权刑事保护的规定。随着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实践中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日益加剧，社会各界对用刑事手段保护著作权不受非法侵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决定》。1997年刑法典217条和218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种类。一类是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一类是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上述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两国著作权刑法立法之比较

综观中美两国著作权犯罪的规定，二者有以下差异：

第一，在犯罪对象上,从美国著作权刑事处罚的修订过程中可以看到其针对的著作权刑事处罚的犯罪对象不断扩大,基本上已容纳了所有的作品类型,尤其是及时应对数字化技术和因特网的发展对著作权侵犯的冲击,在立法上予以积极回应，而我们国家的刑事处罚的侵权作品类型较窄,尤其对电子网络环境出现的严重侵权行为刑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提供相应的刑法保护,比如对于版权保护系统和版权管理信息没有提供刑法保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对电子网络环境下可能出现的问题予以重视,以适应新形势下著作权保护的要求，增加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破解权利保护技术措施等行为为犯罪。

第二，在定罪标准上,美国以复制,销售版权作品的数量以及其零价值作为定罪标准，我国以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标准。

第三，在主观要件规定上，美国修订后的涉及著作权保护的法律已经取消了“以获得商业利益或私人财务所得”作为承担著作权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我国刑法对于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主观要件的规定要求必须“以营利为目的”尚构成犯罪。从实践来看，许多“非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也可能给著作权人造成巨大损害，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更是如此，1994年的美国政府诉拉马奇亚案即时最好的例证。因此，对于我国刑法规定的“以营利为目的”主观构成要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笔者建议，在主观方面应取消“以营利为目的”规定。

第四，在立法技术上，美国的刑事立法对于确定犯罪的成立条件，以及重罚与轻罚的区别条件所涉及的时间，复制品的数量，零售价值，以及罚金的数额都有明确的规定，易于实施。而中国有关著作权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在著作权犯罪的界限上，却显得很笼统。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为此曾作出专门的司法解释和规定，但是立法的规定本身是不清楚的，不具体的，应当加以完善。

第9篇：著作权保护论文范文

【关键词】著作权；思想与表达；二分法

一、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概述

（一）思想与表达的概念

任何作品都包含了思想与表达，并且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交叉问题，甚至有时候是密不可分的。通说认为，作品是具有独创性地表达思想或感情并具有个性特点的智力创作成果。一般而言，某一作品中体现的思想可以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加以体现，针对同一思想的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作者可以分别获得独立的著作权。

一般的著作权法对获得著作权保护资格作品的一般类型做了列举。但在著作权实务和围绕作品产生的利益关系分配方面，划分和确认一个著作权作品中被著作权保护的方面和不被保护的方面显得更重要，而这可能是在著作权法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著作权法理论所公认的一个标准则是区分不被著作权保护的思想和被著作权保护的表达。

（二）二分法原则之中的思想、表达的内涵

1.思想的内涵。“思想”（idea）在《牛津字典》被用了超过4000个字来描述其的含义，共有十二种解释。它的第一种含义是：与实现其自身的个体相对应的普遍与理想的形式，如原型、模式、计划、标准。这条解释体现了“思想”的含义包含了程序、操作方法、数学概念、体系这些内容。另一条与我们关注的著作权法关系更为密切的，涉及到作品创作过程的释义是：精神上的形象，概念和主张。在这条释义中，我们发现“思想”的含义非常广泛，可以包含精神世界中所有的观念，抽象的形象，象征着理性的概念，具体的范畴等等。由此可见，“思想”一词体现了众多的关于精神思维的词语。

2.表达的内涵。“表达”（expression）可以是丰富多样的，比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以文字和等同于文字的各种符号作为其思想和感情的表达；绘画、书法等美术作品则以线条、色彩等作为其表达。具体而言，文学、艺术和科学创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心理和实践活动过程，其基本要求是作者必须提供一个具体的形式以便于被他人感知。

由上述含义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思想”一词本身含义范围比较宽泛，导致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在实践运用过程中，如何区分“思想”与“表达”成为一个难题。在具体案件中，对什么范围认定为表达，即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往往产生争论，未能以一个定义使人们达成共识。如果将表现的范围极度扩张，结果就产生这种危险，即在保护表达的名义下，达到保护思想的同样效果。

（三）二分法原则的合理性分析

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理主张作品中表达的思想不受著作权保护，意味着思想将永远地留存于公共领域中。为什么不保护思想？这要从著作权本身的性质说起。著作权是一种基于作品而产生的权利，但著作权本身不是物，也不是作品，相反，它是一种基于作品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论上，权利都对应于一定的义务。无论是私法的绝对权还是相对权 ，就内容而言 ，它保护的是权利主体的利益；就权能而言，它反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如果一个表达属于作者，那么他人就同样的思想而独立创作的相同的表达也构成了侵权。显然，独立创作暗示的是，他人就相同主题或者思想进行表达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著作权保护的不是一般的物，而是表达，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作者与其表达之间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先前的作者与作品之间，也存在于表达了同样思想的后续作者与作品之间。显然，就同一思想允许不同的表达，它反映的是私法上的机会平等要求。这就意味着，在作者资格面前人人平等。独立创作的要求还表明，一个人对其表达的权利受制于他人就其表达的同样的权利。先前作者只有在不侵害后续作者对其表达的权利的基础上才对自己的表达享有权利，反之依然。

二、二分法原则在实践中的困惑

如前面所述，思想与表达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如果一个新的艺术家碰巧跨过了这条线，他演绎出了一个新作品，但又成了侵权的牺牲品。正如有的学者通过分析所指出的那样“思想与表达的区别并不能确保我们可以自由接触的表达在实际上都可以接触到。而在一个依赖于自由表达的社会，却不断需求很多表达物，它们应该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如重大事件的照片和录像片”。因此，我们不能清楚地将思想与表达分开向我们昭示我们在某些时候（当然不是任何时候）应该将它们视为一体。在有的学者看来，有时思想与表达的密不可分不是例外而是常规。他们批评说，所谓的信息独立于表达的看法是一个幻想。法官在具体认定时也不易把握，相似的案件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三、二分法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及建议

就我国来说，在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中，也逐渐重视运用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理处理案件。以下简要介绍的一案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孟澄明诉石家庄棉纺四厂等将其作品中表明的技术思想绘制图纸后制作装置侵犯著作权案中，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吊综装置”是织布机上的一种部件。在原告孟澄明之前就早已使用，并在不断地改进之中。原告论文中所反映的技术思想，为关于“吊综装置”这种织布机部件构造及其设计的说明，这种技术思想并不为著作权法所保护。

由此可见，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在著作权的修法活动中却未见任何确立二分法原则的征兆。笔者认为，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无论是作为其他原则（如实质性相似原则、合理使用制度）的前提或基础；还是其他原则（如独创性原则）作为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的理论依据，它的出现总是离不开著作权法中其他理论的配合与支持。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很少以一个纯粹的形式出现，它的适用通常伴随着其他的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在认定一部作品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时，必须将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与其他原则合并使用，综合判断，才能得出正确客观的结论。

因此，在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中，可以构建起以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为基础的著作权侵权认定制度，包括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原则与独创权认定制度、与实质性相似侵权认定制度、与合理使用侵权认定制度等等的综合认定标准。

参考文献：

[1]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