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为适应这些社会变革以及思想变革，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纯思辨的角度转向了对一些社会生活的思考。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成为当时哲学家所关注的重点。当然，众多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认识到他们的研究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但是他们的这一研究仍局限于现代以来社会变革的层面之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由于第二国际的分裂，各派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进行重新解释，也融入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中。

二、后现代主义概述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出现是由于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危机，因此受到思想家的批判，这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思想界尤为明显。即使是在当前这一和平年代，恐怖主义、贫困、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仍使人怀疑现代性。因此，在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说明之前，仍需要对现代性进行分析。

1.何为现代性

从“现代（modernus）”这一词说其，“现代”出现在公元5世纪基督教传教士的口中，他们利用这一词汇意在将当时的基督教社会同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因此，现代一词开始具有古今之间的差别和分裂，中间具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根源。经过17世纪启蒙运动的洗礼，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自由、理性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从欧洲开始发端，经过一段时期的变革，西方社会同东方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差别，并开始有了高低之分。西方被归为发达一方，因此他们文化思想中崇尚的理性、自由以及社会正在开展的工业化、科技革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内容，而东方国家则应当走上现代化这一道路。因此，现代性对应的则是传统社会秩序，并且在社会变革中充当着理性化的角色。并且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文化传统都将这现代性这一名词中得到正名。这一变革最为突出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欧美激烈的资本主义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其对欧洲传统的破坏无与伦比，对现代思想的传播发力尤甚。

2.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具有批评性的理论特征，这一派别内的思想家对德里达所提出的“反在场的形而上学”以及“反逻各斯中心主义”都持肯定态度。并且后现代性还反对统一性，并指出统一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宗教战争就是追求思想统一性而引发的人类灾难。在表面上看，多数人认为后现代主义主张打倒一切，被认为是“大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要对此进行说明，批评不能代表一切，后现代所要打倒的对象应当限于依靠人类所谓理性所建立的一些霸权。对这些霸权进行打击的武器则是解构主义，通过对西方传统文化解构内涵的重新思考，得出以往研究的形而上学存在着将“在场”理解为“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促使哲学史上的一些研究充当着隐喻的作用，正好说明人类认识过程的一大方面。

三、马克思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相互融合

1.马克思主义中的后现代性

同后现代主义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一些成就做出了总结，尤其是在生产力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借鉴，马克思的研究深刻的揭露了现代性的一些问题。他揭露了在资本的影响影响下，人是如何的被异化而处于不断虚无的状态。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所论证。在这里，马克思根据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丰富性来批判这一异化状态，并且将这一异化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他主张用实践性的哲学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来资本主义造成的现代性的一切问题，包括思想观念和生产关系层面。对现代性的批判在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关系的论述上尤为彻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为革命者和当局者所各自接受。革命者则主张用暴力革命去终结这一黑暗的社会现状，但他们却犯下一个错误：他们仅仅把革命当成社会变革的结束，没能意识到革命成功只是社会变革的开端，这为后现代主义批判已久。改良者则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批判制定相应的改良措施，力图以福利社会来摆正被异化的心态。显然，但这两者仍不足以转变传统的社会秩序。马克思自己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流露出这一想法，他认为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资源匮乏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际上仍建立在对不平等的默认之上。

2.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马克思主义

第2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网络空间是网络文学产生和成长的基础。20世纪的最后十年，文学网站大量涌现，《黄金书屋》《书路》《文苑英华》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文学网站为网民提供了海量的阅读空间，但版权问题也随之而来。1999年，王蒙等六位作家状告“北京在线”侵权一案表明，著作权同样适用于网络传播。在这种情形下，《新雨丝》《橄榄树》《榕树下》《原创动力文库》等原创文学网站应运而生，成为网上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仅为网络文学提供了空间，它还在诸多方面影响了网络文学。首先，互联网改变了各个文化圈封闭的状态，有助于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意识。互联网把世界各地的计算机联为一体，人们在网络上畅所欲言，各种文化思想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交流、碰撞。在线的每个人既是信息的阅读者也是者，在接受文化的同时也创造着文化。他们使网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他们创造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其次，互联网的发展树立了平等、自由、参与的现代观念。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播的传统方式。在传统社会，普通人是靠人际交往传递信息，表达观点的。传递通道的局限，使得个体的心声只能在狭小的生活圈子中表达。互联网改变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世界观、人生观，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平等、自由的讨论，获得平等的话语权。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的信息垄断和由此衍生的集权控制。个体在自己的话语空间里，充分展示自我，平等、自由、参与的现代观念逐渐成熟。最后，互联网极大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在互联网上，没有权威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网络文学撤销了作品发表之前的一切审查机制，公共文化空间向私人话语开放。文学一夜之间仿佛回到了原始状态：人人都可以无拘无束的抒情言志。这种体制之外的写作极大地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

二、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了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学者们用各种方式阐释他们眼中的文化图景并形成了被普遍认可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网络文学的发生与兴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因此，从时间上看，网络文学活跃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渗透和影响。网络文学与后现代主义虽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但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却在网络文学中找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表征的有力证明。可以说网络文学强化了当代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包括去中心与多元化、大众化、娱乐狂欢、拼贴复制等。这些表征在网络文学中都有所体现。首先，作为后现代主义基本品格的去中心与多元化也是网络文学的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一反现代主义的精英意识和高雅指向，崇尚相对、多元与不确定性。网络文学消解中心话语模式。网络的开放性，拆除了传统文学对文学传播平台的垄断，颠覆了文学话语霸权，提供给大众一个全新的、开放的、平等的文学空间。网络文学迎来了“众声喧哗”的自由时代。文学的“载道”功能被削弱。网络文学表达内心感受，展示最真实的自我，以生命本色的喧哗替代对文学主旋律的协奏。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它的大众化、娱乐狂欢性质。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已走出神圣的殿堂，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界限已被打破。艺术品成为大众茶余饭后消遣的手段。网络为大众狂欢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大众在这里畅所欲言，尽情抒发欲望。网络文学成为最直接的宣泄欲望的工具。展现自我，张扬欲望是大众的集体狂欢。最后，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是无穷复制。网络为后现代主义的无穷复制提供了最快捷的方式。网络文学作品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文本，它处于一个巨大的网络环境中，每一个文本都有可能被引证和参照，而它自身就可能是一个引证参照的结果。这就使得网络文学散发出机械复制和类像化的意味。而这一点无疑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形成了某种应和。

三、网络文学是与网络技术共生的文学

第3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后现代主义是源自本世纪70年代西方的一种哲学思潮。这一思潮诞生以后，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很快 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尤其是被运用到文学、艺术的批评中。当现代主义宣称以实证的、科 学的精神把人类从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它确实给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乃自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但当现 代主义片面地夸大科学所起的作用，并被无节制和滥用到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之时，正是它为本世纪70年代后现 代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产床。

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各种思潮特质的混杂。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 》对其作了深入研究。根据他的概括，后现代主义有几个基本特点：第一，怀疑权威，重视审美而非强调道德 教育及其功用。它不以普遍道德上简单的善与恶为标准评价文本，而重视文本的审美价值。第二，反对科学主 义及其系统性等等，强调非理性。它不主张将任何单个的系统的观点武断地强加于人；对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观 点则持宽容的态度。当现代话语以风格的精确性、确切性、实用性和严密性为目标的时候，后现代主义的表达 更注重自身特性，尤其是模糊性和不可确定性；后现代主义不是先分离其内部诸因素，再揭示其相互关系，最 后予以系统综合；恰恰相反，他们给出的是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是多样性而非统一性，是繁复而非简洁。第 三，它摈弃常规性的、学院式的话语，偏爱大胆的煽动性的表达方式。后现代主义正是由此而变得鼓舞人心和 引人入胜，同时它又陷入了混乱状态的边际。第四，怀旧心态。它往往越过现性特征而指向现代性之前的 个体情感。

1997年11月，在《北京文学》组织了3篇较长篇幅的文章， 对当前语文教育现状作了激烈的批评之后，全 国许多报刊纷纷开辟专栏，关注和研讨语文教学，其后结集出版了一本《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如果以最先 对语文教育发难的三篇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它们在批评方式和内容取向上有几个显著特征：其一，内 容上，批评以政治道德教育为主的语文教育模式，强调文学教育。王丽说：“在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 真正从语文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有一半，其余一半则大体上是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 ，而且还是50、60年代那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即便是写景抒情文章也是如此。”邹静之说：“很多人已经把 文学看成是一个附属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了。这与使人生厌的语文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坚信如果按教科书中的方 法来写作或欣赏文学作品，那将离文学越来越远。”其二，反对语文教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对语文教材中的解 释系统和设计的练习、问题不满，认为不是无味，就是繁琐。薛毅说：“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那套解释体系也 能把经典作品讲偏，讲歪，讲得味同嚼蜡，刻板无趣。仿佛全世界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用反对封建主义、批判资 产阶级，同情人民大众诸如此类的大词来概括，再加上阶级局限性、消极面，就完事大吉，天衣无缝了。里面 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的丰富情感，没有对人的处境的体验、同情、理解、悲悯。”第三，采取非学院式话语。 幽默、揶揄、讽刺等，充斥于作者的行文中。对高中语文教材编入的《松树的风格》，薛毅的评价是：编者教 学生学习松树，“也不知那些编教材的和教书的学得如何。没听说他们集体捐献心脏肝脏。也许他们没有学好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等等。第四，怀旧心态。王丽在发表了《中学语文教学手记》之后，仿佛预感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即辗转京、沪等地，走访许多专家学者，用不无怀旧的笔调，记述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学 者深情回忆少年时学习语文的美好时光，哪怕是私塾式的教育，在作者的笔下也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低吟浅唱 。

显然，笔者在比较后现代主义与上述语文教学的批评时，突出了二者的相似特质而没有揭示其差异性，客 观上二者之间的差别之大，亦无须笔者多言。薛毅在文中也对90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不屑一顾。但事实上， 他们在批评方式上既与时下语文教育研究大异其趣，而在内容及取向上，如上所述，又与现代主义等西方批评 方式有许多神似之处。他们均是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之一族，对后现代主义等批评方式可谓轻车熟路，起 码在上述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中渗透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倾向或痕迹，因此，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语文教 育的后现代主义式批评。

后现代主义式批评对语文教育的误读

波林·罗斯诺说，后现代主义产生于学术危机。诠释语文教育的后现代主义式批评产生的原因，一个不能 忽视的背景是，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逐渐失去轰动效应，一些不甘寂寞的文学期刊和学者， 尤其是一向活跃、锋芒毕露的文艺批评界很快从文学批评转向了其他边际学科，语文教育因与文学有天然的联 系，因此，首当其中，成为冲击的对象。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就后现代主义式批评对语文教育的指责而言， 其偏颇与误读是显而易见的。这里谨列两点：首先，混淆了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区别。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 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是语文教育的永恒魅力之所在。但把令人生厌的文学归咎于令人生厌的语文教育，忽视了 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即抹杀了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之间，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之间的中介环节或其界限。中学 语文教育除了以审美教育为特质的文学教育之外，还有诸如语文知识教育及其他应用性技能教育等多种任务与 功能。把语文教育等同于文学教育只是后现代主义批评者一厢情愿的事情。文学教育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语 文教育的全部，即使在封建社会教育中，文学教育也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以明清为例，科举考试中，诗赋的 考察虽被列为其中一项，却长期处于最弱的位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绝不可与经义（八股文）同日而语。从 20世纪初始，中国语文教育革新的先驱胡适、刘半农、叶圣陶、刘大白等文学家在他们的语文教育改革的主张 中，均十分强调语文教育中的应用性教育，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叶圣陶、刘 大白先后起草和确立的中学国语及国文教育的课程标准，尤其是20年代刘大白任教育部次长时主持厘定、由官 方正式颁布的第一个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记叙—说明—抒情—议论的语文训练体系和内容，把语文教育和文学 教育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作了划时代的界定，使语文教育摆脱了传统语文教育

第4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 FeministCritical 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佳·C.斯皮瓦克，挪 威的陶丽·莫依(Toril 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论解构》(On 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 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 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 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 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鉴于上述种种分歧，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指斥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存在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将之视为父权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的否定、对局部、多元、特殊性的强调，对于深受本质主义困扰的女性主义文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女性主义又要摒弃其虚无主义的反政治化倾向，而坚持自己学术的立足点，以免自身也为其解构。女性主义可以吸收后现代文化的精华以为自身所用，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相反，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来。

21世纪已经迈入了第2个年头。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文论究竟向何处去？总体上来看，作为崛起于20世纪后期、并有望在新世纪获得继续发展的两大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流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势必还是要在相互对话、取长补短中生存与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潮，势必而且已然在观念与视角上给予女性主义以重大启示。同时，从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主义文论，又必然在新世纪两性关系格局呈现出新特征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自身的活力，强化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宗旨。

因此，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学者需要探索的首要问题将是，如何使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怀疑与对本质主义的解构获得与女性主义社会批判力量的完美结合，形成一套非哲学化的理论，它将既能从性别立场对历史文化与现实中的性别歧视达成有力的批判，又能强大到足以对性别内部的差异性与变动性加以分析和覆盖。在这一过程当中，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依然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女性主义学者论述大型政治问题、研究文学现象必备的理论工具，同时，女性主义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对象又应当包容不同社会、时代、地域、种族与性倾向的群体的文化特色。正如南希·弗雷泽、琳达·尼科尔森指出的，“当它涉及跨文化的问题时，它的模式应当是比较主义的，而不是普遍主义的；应当是适用于变化和差异的，而不是适用于‘总体规律’的。”[13](P148-149)它还应当是一种历史的理论，并应当把性别当作其他许多概念中的一种，同时关注阶级、种族、民族、年龄和性倾向等问题。

而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由于国情的差异，启蒙时代以来的人道主义、科学与理性精神并没有真正到位，因此也不能面对西方五光十色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一味盲从，根据一些浅表的现象就以为中国也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大呼解构与颠覆，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一切大叙事挥手作别。中国性别意识的启蒙还处于一个非常低下的层次，在这样的处境下，尤其需要踏踏实实地从事包括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内的文化启蒙与批判工作，而不是如陶丽·莫依所批评的那样，在泼洗澡水的同时，将其中的婴儿也泼掉了。当然，在后现代背景下，我们对于任何大叙事之缺陷亦应有充分的认识，如中国学者周建漳所云：“抛弃对各种宏大叙事的浪漫情怀，如凭借某种宏观总体方案一举建成人间天堂之类的幻想，在‘主义’与‘问题’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15](P336)，在无数切实的微观研究的积累基础上，实现完美和谐的性别关系理想。

收稿日期：2002-09-09

【参考文献】

[1]　埃莱娜·肖瓦尔特.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A].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包亚明.序言[A].朱立元.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后现代景观[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　张首映.20世纪西方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Susan Seller,Feminist Criticism: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Harvest Wheatsheaf,1991.

[5]　马睿.跨越边界：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突破[J].外国文学研究，2001,(2).

[6]　Nancy Fraser & Linda Nicholson,"Social Criticismwithout Philosophy"[A].Andrew

Ross eds.,The Politics ofPostmodernism[C].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

[7]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M].陆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　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三联书店，1998.

[9]　Brodribb,S.Nothing Mat(t)ers: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M].Victoria:Spinifex Press,1992.

[10]　Hirschmann,N.J.Rethinking Obligation：A Feminist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M].Ithaca and London:ComellUniversity Press,1992.

[11]　Susan Bordo,"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Skepticism"[A].Linda Nicholson eds Feminism/Postmodernism[C].NewYork:Routledge,1990.

[12]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3]　非哲学的社会批判——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遇[A].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C].北京：三联书店，1997.

[14]　Nancy Hartsock,"Foucault On Power,A Theory for?"[A].Linda Nicholson

第5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是一种文化艺术现象，不宜无限地加以扩大而将 政治 、 经济 、 工业 、 农业 等领域全都包括在内。“现代性”也是一种有严格规定性的概念，不宜将其远溯十六世纪的某些 哲学 家，或将18世纪和20世纪的几次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革命通统“概括”到“现代性的大旗下”。后现论家们否定 历史 上一切艺术创作和理论，并不能阻止人类继承各 民族 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并在新的世纪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珍品。 

近读发表于本刊今年第二期“艺文论坛”的《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概念，理论，文化艺术》(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颇有一些感想，特提出与文章作者们商榷，并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这篇文章虽以对“后现代主义的再认识”为中心论题，但它实际上涉及对欧洲近现代文明史、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 社会 史等诸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

欧洲的文明史在经历了以神权为中心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迎来了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其后三四百年期间，欧洲各国仍处于封建社会阶段。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为该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基础，然而就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结构而言“第四等级”即市民阶层的 资本主义 经济成分仍处于弱势地位。只是从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才有了大的发展，因此，持唯物史论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19世纪三十年代作为欧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

现代主义作为文化艺术现象。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时期亦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产生的。其思想来源十分复杂，海德格尔当然应该算一个，此外诸如弗洛伊德、柏格森、克罗齐、基尔凯郭尔等人的学说也起过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近现代的文艺史中，现代主义是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艺现象或称艺术流派。它与政治、经济、哲学等诚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毕竟只是文化艺术现象，而不能将其无限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现代主义艺术家或称现代派以法国19世纪下半叶的作家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开山鼻祖，其后。英国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等人相继推出了“意识流”小说，俄国的安德列夫、布洛克则推出了象征派戏剧。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 美术 界，以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野兽派等等名目出现的现代派艺术更蔚然成风。并影响到 电影 界。以致有法国及其他国家“先锋派”的登场。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大的特点是以“反传统”自居，他们否定一切传统规范、规则。追求表现形式上的创新，以至无所不用其极。现代主义艺术的历史功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且不去说它。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再认识》一文将“现代主义”、“现代性”等概念远溯到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文中作迪卡尔)，这确实令人吃惊。笛卡儿所处的时代距欧洲文艺复兴末期不久。应该属于欧洲近代史初期。其时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哲学思潮已十分活跃，像笛卡儿、康德等人的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在一定时期内还占有主导地位。然而，不论笛卡儿也好，康德也好，都不可能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思想及论述。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某些艺术家可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以之作为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起源”，则未免有失偏颇。

第6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

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

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

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倾向[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4]王一川.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J].文艺争鸣，1994（5）.

第7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NewFeministCriticism:EssaysonWomen,Literatureand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FeministCritical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苏珊·古芭(Susan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论解构》(On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

鉴于上述种种分歧，部分激进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指斥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存在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将之视为父权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总体性的否定、对局部、多元、特殊性的强调，对于深受本质主义困扰的女性主义文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女性主义又要摒弃其虚无主义的反政治化倾向，而坚持自己学术的立足点，以免自身也为其解构。女性主义可以吸收后现代文化的精华以为自身所用，但不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相反，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框架中来。

21世纪已经迈入了第2个年头。世纪之交的女性主义文论究竟向何处去？总体上来看，作为崛起于20世纪后期、并有望在新世纪获得继续发展的两大重要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流派，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势必还是要在相互对话、取长补短中生存与发展下去。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潮，势必而且已然在观念与视角上给予女性主义以重大启示。同时，从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女性主义文论，又必然在新世纪两性关系格局呈现出新特征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自身的活力，强化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宗旨。

第8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自詹姆逊2002年在华进行了两次关于现代性的演讲后，一直被不少国人视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的他似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现代性的鼓吹者，人们对于其文化立场及批判指向的转变顿时陷入茫然与困惑。为此，本文试图在分别解析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其文化批判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从而在理论本源方面对其前后论断客观存在的某些矛盾性加以总体性阐释。

作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左派文论的领袖，詹姆逊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世界声誉，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著称的“三大思想家之一”，而且同时也是一位对发展中的中国理论界影响尤其巨大的当今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应邀到北大讲学，专门讲授文化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及其意义作用的问题，其讲稿后由唐小兵整理翻译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于1986年在中国出版了。客观地讲，该书应属中国后现论的启蒙读物，此后引介、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蔚然成风，短短的十几年间，国内竟然兴起了“后现代热”，詹姆逊也因此被某些学人称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开山鼻祖。

    毋庸置疑，詹氏对后现代主义还是有一些中肯、甚至是积极的评论—尤其是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精神，并以其对后现代主义的独特且充满个性的研究而扬名学术界。但事实上，他既非后现代主义者，也非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而自始至终只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误认的根源在于尽管他确实是怀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介人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并最终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后现代文化现象迟早要随着晚期资本主义一起消亡，而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取而代之。然而这种批判是与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一起进行的，而且整体来看，批判得又过于微妙，加之，他本人确实对解构主义颇为青睐，所以有时他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显得不清不楚，招致许多误解。其实要澄清这一点亦非难事，最好的理论工具就是马克思主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它也是破解其现代性理论的密码，以下即分而论之。

(一)

    首先还是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詹氏的后现代性理论上吧，确切地说，詹氏的后现代性思想是在对当时几种有影响力的后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我们先来解读一下吉登斯的后现代性理论，在他眼里，后现代性不过是现代性的翻版，因此后现代性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夸大其词甚至显得矫揉造作，他认为目前的要务是把现代性的后果“激进化”;而利奥塔的观点却与之迥然不同，不但相信后现代性确已存在，并对各种领域中出现的后现代性变化表示欢欣鼓舞;至于哈贝马斯，则在处理后现代性问题时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中心论”倾向。

    与以上诸位后学家最大的不同是，詹氏并不急于表现出自己对后现代性的价值立场，而是首先揭示后现代性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关联。他把晚期资本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近的阶段”以，并认为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这种框架中，后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样态才能得到辩证的理解，他将后现代主义置于与晚期资本主义体系相连的总体性的文化变革中进行评价。正如他本人所述，“我要试图探索的是:‘后现代’到底如何以晚期资本主义整体逻辑里的主导文化形式呈现于社会生活中”。

    为了避免对后现代主义进行简单的、道德主义式的批判，而“尝试在‘历史’中探索当前的时代意识，企图以真正的辩证法来正视问题”。因而一方面，基于解构主义精神，他承认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反动甚至决裂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原创性”，是值得一定程度的肯定和认真对待的，特别是其中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女权主义、反精英主义、第三世界主义等等，就此方面的言说来看，他是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关于正在出现的世界的新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文化来正视的;但另一方面，因为发展至今的后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了一种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他也对其种种浮出水面的负面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后现代主义将导致的真理消失、原型退场、叙事瓦解、主体死亡、意义缺省、历史断裂等严重后果，原则已变得不再重要，一切都可以拼贴，一切都只是幻象。

    “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是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混沌中的人们，意识只能为消费时尚所左右。他把这种景观概括为“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并敏锐地指出“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形象生产，吸收所有高雅或低俗的艺术形式，抛弃一切外在于商业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后现代，一切都成了商品，甚而包括形象和理论。

    由于坚信没有社会总体性的概念，就没有未来社会主义政治的可能，他明确宣称:“应该抵制后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就是晚期、但同样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之逻辑的一部分;这些特征从内容到形式完全融人到商品生产和消费中。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一定程度上再造甚至强化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它表面上倡导解构、去中心、差异、多元、异质、共生，实际上却造成了全球文化趋同，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阻碍对社会进行变革的文化。詹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批判方法，最早发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意识中的经济、权力和政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其后现代性理论有着过度的整体性及总体化倾向。

    另外，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正因为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总体论思想，因而能透过纷繁的社会现象，洞悉到了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内在矛盾，是同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商品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相，其反思和批判后现代性的力度自然比其他形形色色的后学家及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要深刻得多。

(二)

    20世纪90年代以前，詹氏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及研究总的来说是零零星星、忽隐忽现的，可是近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蔓延与扩张，及相关的“文化转向”问题促使现代性话语再度“复兴”。一直专注于进行“当下本体论”工作的詹氏不可能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变化视若无睹，2002年其最新的专著《现代性的神话》的出版，可以说就是他关注现实并逐步深化了对现代性的认识后在理论上所作出的呼应。

    在该书中，其对现代性问题思考后的四点提纲如下:

    1.我们必须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阶段化。

    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

    3.一种拒绝叙事的手段就是坚持从主体性的角度看问题，只有现代性的历史境遇才能够获得叙事形式。

    4.任何有说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这个假设。”

    因为首先“‘现代性”一词在詹氏看来，根本就是一个无内在统一性的指称，它实质上是由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所改造、所塑造的延异和痕迹。它是对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现代性”内涵的不断的、多种多样的“重写”，是在历史本义基础上的不断生成的“转义”，因而如果要研究它就有必要先把这一概念历史化、阶段化。同时由于它本身既不包含历史性，也不包含未来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不是一个概念，纯然成了一个超乎历史之外的叙事范畴，于是“现代性”一词借助詹氏这一新的界定摆脱了现有的历史尴尬，最终还是回到了现代性的根本意义上来了。

而就当今的现实而言，他在文中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不管现在有多少种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现代性，但终究这所有的现代性都附属于“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即所谓现在时态的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性，‘.现代性”几乎以无中心的延异为一个确定的核心，这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和殖民化。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用那个叫做乌托邦的社会欲望全面取代现代性主题。其对以现代性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进行的批判是一以贯之的。

不可否认詹氏在此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现代性”的意义中心与去中心、差异与同一的矛盾。但他研究现代性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这种似乎已过时的现代性—其资本主义统治性的实质，戳穿现代性的神话。因此，他为自己所批判的现代性赋予了确切的含义，从而在解构之后又重新确立了意义中心，这也可谓是“现代性”主体立场的体现吧。

因而，本着一切从现实出发、从事实出发的詹氏号召我们:“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当下的本体论’工作，而抛弃种种空洞乏味的重建一个现代性话语的努力。”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他通过自身的理论实践明确表明了:“现代性只有在其处身的历史境遇中才能够获得叙事形式”。

    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詹氏基于自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辩证法思想，一方面认同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的判断，肯定了二者之间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断言道:“如果我们以为利奥塔或任何人的后现代性是对过去的否定和全盘抹杀就错了”实际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一个延续体，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位移，是现代性调节、缓和自身矛盾的策略性选择，那么，相对而言，后现代性就是“一种在更为完整的现代化条件下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求大家不要忽略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对立甚至是可能断裂的这一层面，因为毕竟作为现代性中的自反性力量—后现代主义一直就是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意识形态，其自身的理论运思、逻辑推演、话语表述都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的，这也是他在其文中要求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这个假设的原因所在了。

(三)

    前两节的论述和分析表明，要对詹氏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进行总体上的把握，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个绝对视域，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早已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也就是说，在现实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一种狭隘的教条和理论体系，而变得无处不在了。但同时，作为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一的、静止不变的，它“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可见詹氏是将其看作为不断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南和解剖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论了。

    在他看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著名论述，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和研究一切社会文化问题，自然也包括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视角。事实上，细加分析. 不难察知詹氏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探究其实是完全建立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辩证运动上的。在此思想基础上，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于理解其理论框架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辩证法最重要的哲学功能就是它能够协调我们对之缺乏充分思考的历史的两副面孔或方面:即同时出现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在这种状态下，事物既可以改变又保持统一，既能够经受最令人吃惊的变化和扩张，同时仍构成一些基本和持续的结构的运转。〔吕〕他强调对文本的“否定性”解读与“肯定性”解读的辩证统一，人们不难发现，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理论以及其文化分期理论的形成都是在这一总体框架下完成的。

第9篇：后现代主义论文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学视野，建设性，社会学后果

一、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和后现代化：概念的厘定与诠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一词开始广泛流行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许多评论家开始运用“后现代”以及由这个词所生成的“后现代主义”来评论当时在音乐、绘画、诗歌、戏剧、小说、文学批评、电影和建筑等领域中广泛出现的一些被认为是与以往的“现代主义”迥异的文化现象，使得“后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术语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为流传。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都不是社会学家，他们更像一些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家，其思维的源泉来自于许多不同的学术场域，但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批判正在迫使许多社会学理论家们重新思考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重新关注那些从事后现代文化产品的生产、分类、流通及消费的群体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后现代使我们敏锐地感觉到一系列的文化变迁，感受到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转型。[1]在詹姆逊的后现论中，他把其分析目光引领到了理解和解释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过程与结构，通过社会过程来解释它，并对其实践意义做出评估。[2]

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创建的许多理论观念正在逐渐地被整合到社会学中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文化变迁代码，也同样在阐述和叙说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强调，从生产性社会秩序向再生产性社会秩序转变的过程中，技术和信息的新形式占有核心地位，由于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扩张地建构世界，消解了世界和表象之间的区别（Baudrillard，J 1983）。[3]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更加具体地指出，后现代不仅包括艺术、知识、学术场域、符号商品的变迁，而且包括社会以及群体和阶级集团之间权力平衡与相互依赖关系的转换。 [4]因此，作为关注人性和社会结构的社会学不可能漠视后现论的发展，社会学必须以自己的眼光来解读后现论。但后现论是一个高度复杂，充满了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以及矛盾的实体，本文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希望能够从社会学的视野来解读后现论，去探究那些理论家们所演绎和标识为后现代的文化客体、体验和实践范围。

首先，有必要区分后现代社会理论中几个常见的术语。事实上，在西方60年代至80年代末之间有关“现代” 与“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中，“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三个概念在一大部分人那里其涵义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差不多都是“后现代主义” 或“后现代文化”的同义词。一直到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相关概念开始广泛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基本涵义才开始在社会学领域明显发生分化。在 “后现代（postmoder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和“后现代化 （postmodernization）”中寻求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几个概念之间的含义区分。事实上，西方很多社会学者对于这几个概念的区分已经进行了许多不同层面的探讨。

首先来看看几位西方学者对后现代性的解释，西方学者一般将“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思想风格或思想趋向，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一种社会历史状况，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发展，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或物质生活方面的一种激进的断裂，一种新的或者正在成为现实的社会类型，或者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一种有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Z·鲍曼（Zygmunt Bauman）将“后现代性”一词明确地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5]与此类似的还有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D·莱恩（David lyon）等。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把“后现代性”用于描述社会结构的“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断裂，它包含着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6] D·莱恩（David lyon）认为，“后现代性涉及到一些假定的社会变迁，要么是一种其轮廓已经可以朦胧地加以观察的新社会类型正在成为现实，要么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开始。”[7]伊格尔顿（Eagleton）把“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思想风格，后现代性指涉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源于西方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8]后现代性是终结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思想趋向，它通过消解合法化，走向后现代的话语游戏的合法化，瓦解了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的“堂皇叙事” [9].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出现了更多的“后现代性”概念，他指出后现代性是对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语言深层结构性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10]米歇尔·迪尔（Michael J·dear）的话就更加具有概括性，即认为“后现代性则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 [11].

“后现代主义”一词的用法最早出现在1943年，当时奥奈斯将它描述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微弱的反动，接着是出现在文学领域，然后才逐渐扩散到艺术、建筑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它主要指称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西方学社会学者一般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 为一种文化逻辑或文化支配，界定为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界定为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把它作为发生在认识论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以及命题，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伊格尔顿（Eagleton）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 [12]D·莱恩（David lyon）在《后现代性》一书中同样也明确地提出着重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是指称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罗伯特·顿（Robert G·Dunn）等学者则提供一种显然相似的观点，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后现代主义“用来指称”一批范围广泛的艺术实践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13]罗伯特·顿（Robert G·Dunn）在《认同危机：对后现代性的一个批判》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一词是指在学术讨论中已经占据了一个有影响的位置的作为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或命题的标志。[14]米歇尔·迪尔（Michael J·dear）在《后现代城市状况》一书中也写道：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 [15].

“后现代化 （postmodernization）”也是作为一个与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概念，社会学者一般将“后现代化”界定为实现“后现代性”的一种过程和实现后现代性的基本动力，是一种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中就指出“后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指称和描述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是正在实现的过程及其程度，而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 [16]菲利普·库克认为后现代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系列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17]S·克鲁克（Stephen Crook）、J·帕可斯基（Jan Pakulski）和M·沃特斯（Malcolm Waters）等人在其《后现代化》一书中更明确指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罗伯特·顿在《认同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化”一词，提出“后现代性状况需要一种对相应的后现代化概念的分析”。[18]对于后现代的解释，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的观点更具代表性，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后现代”界定前面几个概念的通称，“后现代”一词虽然也首先是在绘画等文化研究领域中产生，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则更多地具有一种社会学的意涵，是一个涵盖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现象的术语。[19]

“后现代”在西方社会学者中间被用于一个涵盖更加广泛的概念，他们往往把 “后现代”看成一个比“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可以看作这几个概念的通称，看作一个涵盖了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现象的术语。

二、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理论

如何寻求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是否能让后现代社会理论开花结果，都是有待我们予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如何去建设性地发展后现代社会理论，消解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所有的偏颇立场，否则后现论发展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把自己送进自己挖掘的陵墓。

尽管不同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同一个主题：正处于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那么后现代社会理论如何建设性的生产与再生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是否存在一种基本的生成机制，尽管后现论完全否认了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的方法论的存在。从孔德首次提出实证主义方法以来，实证主义又经过了斯宾塞和迪尔克姆进一步论证、补充、完善和发展。后来从狄尔泰开始反对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方法论绝对化的倾向，非实证主义方法论开始流行，库利、米德、布鲁默等人的互动论、舒茨的现象社会学、加芬克尔德民俗方法论不断显现和发展。继非实证主义后，以波谱尔的证伪理论和库恩德范式概念和理论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取得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后现代主义则完全颠覆了社会学，同样也完全否认和颠覆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存在，尽管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地建设同样预设着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基础，也同样没有彻底脱离社会学方法论这片肥沃的土壤。现具体谈谈后现代社会理论建设性的建构自己的理论范式的：

首先，后现代社会理论摒弃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倾向，批评宏大叙事和总体化趋势，对现代性的总体性的世界观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利奥塔把以理性化为基础的人类进步故事的宏大叙事称为元叙事，并对元叙事提出质疑，他公开宣布“元话语”和“元叙事”的无效，以“小型叙事”替代“堂皇叙事”。 [20]福柯者提出建立一种关注“局部的”“非连续性”的知识的谱系学来解构和颠覆总体性。 [21]后现代性攻击的目标是僵化的形而上学体系，后现代性正是要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控制和压抑体系中解放出感性和身体，以差异性来对抗总体性，以小叙事对抗大叙事，它们压抑和迫害一切异质性的东西。后现论认为：现论中的总体性和形而上学控制和压抑着身体、感性、欲望，从而确保总体性的通畅，确保理性的威权和秩序的严谨，以及确保真理的贯彻实施等，这就是总体性的理念，是我们不由自主深陷其中的形而上学公设。异质物的这种非连续性、局部性、放纵性，使得总体性的大坝、形而上学的牢固壁垒被冲垮，正是后现代性的脉搏，内蕴着异质性的爆炸式释放。

接着，后现代主义反对在研究领域中寻找所谓普遍性的特征，即反对真理或本质主义的存在，拒斥“科学模型”的存在，拒斥“实在的存在”、“真理的存在” 以及探究“真理”过程的存在，提供一种进行日常生活的话语分析。现代性中的总体性的内核是本质主义，本质是一块巨大的支撑性基石和追求的目标，形而上学就是搭建在这块基石上的，本质主义是恒久的认识论、信念和哲学形式。但是，这样一种起源式的本质论，在后现代那里遭到了全面的质疑和讥讽，后现论正是将本质作为一个基本幻象来祛除的，不存在某种单一起源物，不存在某种确定无疑的同一性。在后现论中，表象取代了本质，差异代替了同一性，这是后现代性对本质论的最尖锐的清理，正是在此，形而上学大厦被颠覆了，形而上学的那块本质性和控制性基石被颠覆。差异，搅毁了一切的支配与屈从、霸权与反霸权以及绝对性和同一性的本质。在这种系统里只是充盈着无始无终的符号播撒和自发的爆炸性的文本力量。在这里，真理被权力和欲望所污染，真理是福柯意义上的一种事件，一种社会网络中的话语实践，一种具体而微的权力工具；它是社会空间内权力游戏的道具，在真理藉口的背后是统治、操纵、压迫、支配，现实那个被视作具体实在的生活本身，正是符号和模型的操纵结果。

同时，后现代主义完全否认建立寻求客观规律的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认为社会科学是基础性的，是本质主义的，应该被颠覆，不存在基本的研究领域，不能将社会科学的方法视为神圣的追求，文化知识的功能是提出对世界某些元素的关注而排斥其他东西，所以后现代主义不将方法作为神圣的追求，断然放弃了许多现论的研究方法，包括宏观理论、系统理论以及宏大历史叙事。后现论对社会科学所涵盖的语言、文本、历史观以及现代知识进行了全新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是一个巨大的封闭性的差异系统。在这个匿名和密封的轨迹里的语言系统或者符号世界中，语言本身也构成一种知识对象，它构成一种客体，构成了一个自足的、封闭式的无国王的王国。在现论中，主体一度被认为是语言王国中的国王，它控制和操纵着语言，主体凌驾于语言之上，语言是主体的表述、工具、手段，主体可以随意选择、运用、支配和宰割语言，而现在，语言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将不复存在。语言中的词失去了它的外在概念意义而延续了它的书写、声明、笔痕、印记。语言中文本的物质力量不是借助于外物，不是借助于文本“再现”出来的力量和运作于其间的机制，而是来自于纯粹的文本性，来自于自身的符号系统和坚不可摧的符号世界。现论的历史学的信念体现为统一性、连续性和规则，而后现论的历史观不折不扣地对立起来。在后现论中，每一个历史的碎片都有完全的自足性，它们之间既没有一根彼此牵连的逻辑绳索和巨大的统一性支配潜能，历史充满着断裂、歧路，历史是零碎、散乱和细节式的，没有一种总体性和宏大的的历史，只有一种细节和片断的历史。同样，后现代知识是对合法化的质疑，是对启蒙知识、理性知识、可通约知识的极度不信任，是对大理论的拒斥。

最后要说的是：后现代主义完全消解了现论中所追奉的主体和主体性，自从福柯宣布“人死了”之后，作为主体的人的中心地位完全丧失，“零散”得没有自我的存在，只成为语言构成的影像，这就形成了后现代主体的“零散化”特征。后现代的主体经验不再是一种焦虑，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分裂，所能体验到的是一个变形的外部世界和一个虚幻的“非我”。

三、后现论的社会学后果

后现代放弃了许多现论所尊奉的方法，拒斥真理、本质和科学模型的存在，规避现代的科学标准，批判宏大叙事和总体化趋势，把个别出现的反例、不一致性普遍地抽象为一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非连续性特征，与历史断裂往来，失去自我身份，消解与现实的距离，其建设性历程是否能够成功以及将会给我们社会和整个世界带来何种后果，却还是一个有待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首先，后现代主义缺乏对主体性和主体的关注，缺乏主体能动性方面的理论，消解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中心地位，事实上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其所描述的人与历史断裂往来，失去自我身份，精神分裂，缺乏价值体系，缺乏信仰体系，自我呈现零碎化，现实距离感消失，必然会抹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发展人类本身的所有努力和成果，这种基于对整个人类存在本身的一次彻底否定，这同样否定了后现代社会理论。

同样，建构社会学理论都是为了认识当今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解读人性与社会秩序特征，后现论的建构和发展显然是越走越远。后现代性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是不断认识和解读现代社会的结果。但是，后现代性完全否认了事物的本质性、规律性、确定性特征，过分强调社会历史的断裂性、毁灭性和解构性，不但完全否认了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和规律，而且严重毁灭了人类几千年来一直所取得的控制社会和自然地成果，破坏了人们多年以来建立的控制和改造自然的信心。后现代社会理论最终将会销蚀掉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

后现论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不但毁灭了人们多年来取得的成果，而且消解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可以依靠的认识论原则和方法论基础，后现代主义同样无法规避由诸如科学、人本主义、女权主义等有严重缺陷的现代性宏大叙事所带来的总体化、系统化和合法化等方面的问题，因而要建立一种社会学解释的企图必将遭致失败。[22]弃绝社会学的方法论并运用后现代的分析模式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后现代的诠释，其后果必然是：拒绝对知识的发展加以检验，拒绝考察符号生产的专家们与其他群体的联系。[23]后现论往往攻击现代认识论、反对本质主义与真理，拒斥真理、本质和科学模型的存在，规避现代的科学标准，批判宏大叙事和总体化趋势，而人类认识真理的目的是要改造世界、控制世界，而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不确定社会、失控的社会、断裂的社会，带来的将更是不堪设想的、无可救药的社会。而且，后现代性意识把人类认识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绝对化，表述一种中心失落、多样性、差异性以及非连续性的社会，从根本上否认了认识中的确定性、连续性方面，这同样是与人类所追求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将是：不仅抹杀了历史，也会抹杀后现代主义本身。

同时，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一切文本、语言、主体性小说、写作以及历史编撰学都是人们参加“语言游戏”的产物，在“语言游戏中”被纯粹能指化，普适意义上的语言、社会、知识结构整体性、全盘崩溃，它们被当成一堆无所指涉的能指符号对所指和意义的放逐，因而也是与虚构的，也是失去空间深度的。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反现实主义、反表象和本质主义的特征，其作品必然是超现实的。这样，现实社会必将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展示一个物化的、非真实化的、符号化的、中心失落的影像和记号，失去为人们确立生活的信心与希望的功效，所能带来与造就的是类似碎片化的毫无意义的虚幻体。

事实上，后现代社会理论是作为对现论的批判而产生的，后现代性在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价值论上的多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大行 “反体系”、“反中心”、“反整体”之道，消解人类对真理、正义、理性的追求，使得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趋于混乱和虚无。后现论不但不能建立的秩序，更不能对人性做出科学的解释，它必将为自己追求变化性、断裂性和差异性的作法所彻底埋葬，所有这一切对于建立一种社会学解释的企图必将遭致失败。当然，后现代社会理论确实给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如关注理论建构的方法，注重隐含的假设，既不断地向理论家的权威发难，又向他们的理论叙述挑战，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社会和社会理论所发生的社会变迁，我们必须要超越基础论和相对论、一元认识论与多元本体论的错误对立，这种后现代的社会学努力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后现代社会理论为社会学认识社会尤其是认识文化、媒介、消费和时尚等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我们社会学需要认真考虑符号的生产、观众与公众交流的传播流通方式、考察符号生产中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学术专家等群体以及他们正在增长的权力潜能，还有他们在各自场域中，将其权力斗争和相互依赖的一部分加以操纵的一个空洞的符号。

参考文献

[1]Zukin，s. The Postmodern Debate over Urban Form， Theary， Culture

[2]Jameson，F，1984，Foreward to J.F. Lya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3]Baudrillard，J 1983， Simulation， Newyork： Semiotex，St louis： Telos Press

[4][22][23]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1月第16页。

[5] Zymunt Bauman. Asocological Theory Of Postmodernity. Thsis Eleven.29，1991.

[6][13][16][17]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7] [14]Robert G.Dunn. Identity Crisis ：A Social Critique Post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sota Press.1998.

[8][12] Eagleton，T.1968，The Idea of Common Culture ，Edited by T.Eagleton and B.Witcher， From Culture to Revolutiong，London

[9] 利奥塔著，谈瀛洲译：《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10]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11][15] Michael J. Dear.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Oxford ：Blackwell，Publishers，Ltd，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