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后现代主义思想范文

［关键词］ 老庄思想；后现代主义；二者关系

老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第一，产生背景不同，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对西方“文明工业社会”的反思，对哲学发展到高峰的质疑，对盲目追求理性带来的哲学危机的批驳，对现代性进行的拷问。哈贝马斯认为：“没有什么更为‘人道的’东西可以代替进行技术控制这种功能”［1］，是对科学作用的质疑；而“老庄面对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学中心和礼教中心”［2］，所以更多侧重于对伦理、道的化解，倡导消极出世，提出“节制”生活方式。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3］；第二，中心问题探讨的方式不同，后现代主义探讨的问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道家思想主要集中在对道的认识，对本原的追求，对人生的体会、理解，然后展开讨论，以此引出一系列的思想批判；第三，体现的最终价值不同：后现代主义注重只立不破，而认识、解决问题更容易走向极端，对于精神和价值体现虚无化，只是“在琐屑的环境之中沉醉于形而下的愉悦之中”［4］，其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真理、价值、精神、道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道家思想对修身养性的倡导可以作前者的有益补充，它是对人生价值意义的积极探索，而没有自毁性。

然而，把这两种思想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既有哲学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二者都有着深度的反理性，强调虚空性，语言的放荡不羁性，对以往思想的深刻反思、批驳、否定，要求自由、逍遥，倡导对他者的关怀。一方面，二者本身虽有时间之距，却象征着中西哲学合流、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可以取长补短，互取精华，为我服务。如果我们能较准确的去把握、认识二者的思想，对于哲学的新的研究可指明方向。且其中的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所以，对二者既不要过分摒弃，也不应生搬硬套，而是要试着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去解析它，以达到发展哲学、建构思想的目的。

一、思想源起：殊途同归的时代抉择

夏基松认为：后现代源自“世界经济全球加剧”，“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矛盾激化。各种社会危机……普遍深化”［5］。刘放桐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反思和发展的浪潮中”［6］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二位哲学大家分别从社会背景和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对后现代主义产生根源进行了认识。总之，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社会“危机”到来时人们思想所产生的不同反映，从揭露的社会问题分析：福柯认为诸如边缘性的性问题、精神病问题、监狱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权力运用造成的，且权力具有为统治者服务的创造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强调了资产阶级运用文化异化人的思想。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人的一切被打上了商品、货币的烙印。德里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已“脱节”、“断裂”，是“灾难”、“危机”、“死亡威胁的世界”，时代需要马克思，“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利奥塔认为后工业科技的消极影响使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一切值得怀疑。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各角度批判了后现代工业社会。查伦·施普莱特耐克要求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统一和谐，主张个人、家庭、邻居、社团、民族、全人类社会和平统一，个人、生物、地球、星体、宇宙和谐繁荣，认为女权与和谐的关系是必然的。从哲学的发展看：后现代主义是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合流的反映，诸如科学实在论与新实用主义，代表有罗蒂、普特南等。后现代主义有反中心、反逻各斯、反基础的特征：海德格尔“此在”包含了主客是对黑格尔以前主客二分思想的批驳，福柯的“主体死亡”，拉康的“消失主体”都是对中心地位的批判，德里达要求对“他者”的关注，对“边缘”性的重视是反对中心主义、反对逻各斯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权威、理性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反抗，一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史，更像是一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驳史，一切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价值都要重新衡量、认识。哲学的思维方式走向了一条新路子。

冯友兰认为：道家思想源于“奴隶主贵族被夺了权，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降为平民或奴隶”，而他们的“地位变了，可他们的思想没有变。”［7］也有的把它作为反儒家礼教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庄子·人间世》中“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显示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无奈，暗含了他们的消极出世的思想。庄子又说“全形葆真，不以物累形”是一种消极的抵抗，故发出感叹“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均出自《庄子·人间世》），所以应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至此，由反抗无门，只好明哲保身，形成了自己的全套养生、修身思想。其实老子也想救国：“道常无为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是其积极献言，但奴隶主阶级大势已去，他只得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小国寡民”的梦想，虽其思想是一种倒退，但也反映了他无奈的反抗。纵观道家对儒家批判的言论，那就更多了。《庄子·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冢”是对儒家礼教思想奉行者的道貌岸然却干着鸡鸣狗盗的勾当的揭露。老子提出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章》）是对儒家弘扬的知识、分辨术、礼义的批判，认为只有丢弃了它，才能回复人的本性。总之，道家思想“是在对儒家思想的理论观点和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的直接的、批判性的反应中形成。”［8］儒道两家的思想具有解构、批判、否定的关系。

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思想渊源上去探索，后现代主义与老庄思想的出处均有惊人的相似点，后现代主义是对后工业社会的文明而作的深深的反思，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负面效应全面解读，是对现代社会生活如何重建的一种献言，而老庄思想是对上层制度的欺骗性进行的揭露，是对儒家正统思想颠覆性的剖析，是对人生生活方式、人生的价值意义的有益探索。

二、思维方式相通，年代久远的联姻

后现代主义与老庄思想都可称得上反思的楷模，虽相隔两千多年，却有着异曲同工的思维方式，难怪张志伟说：哲学“它更像是围绕着智慧‘圆心’而运转的圆周运动。”［9］因为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比较起来也容易进行了。

（一）强烈的批判性

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对传统思想从不同角度展开的批驳、否定。海德格尔“此在”的思想是对主客二分的认识的批判，他的“此在”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二分模式。后期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游戏说是对所谓“科学的”逻辑语言的否定，德里达的“反逻各斯思想”是对中心主义提出的挑战，并重新提出了对文本阅读的新方式，它打破了千百年来文本习惯的建构方式。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是对启蒙理性的欺骗性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批判应该是后现代主义一种精神，一种本质，一部蕴涵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史就应该是一部批判史。老庄思想同样也具有丰富的批判性，老子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是对以往道的认识方式的批判，认为应该正确认识“道”和“名”，应该辨证看问题。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是对儒家鼓吹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批驳。在《老子·十九章》中，“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不但批判儒家思想，更要求抛弃它，并尝试着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方略。而《老子·列御寇》中“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是对当时统治阶级虚伪性、欺诈性的批判。在《庄子·胠箧》篇中：“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是对儒家提倡的善恶标准的批判。

（二）反理性倾向

无论在后现代主义思想里，还是在道家思想中，都表现出对理性批判、抵制的特征。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他们虽不否定理性的作用，却表现出了消极理性的倾向。福柯的考古学、语言学揭露了它们非连续性、非层次性、边缘性、陌生性、复杂性的特征，是反对理性的系统性。后期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游戏说”是对逻辑语言的非系统性认识。拉康的“语言游戏论”更表现出非理性倾向，认为“无意识”是“主体之家”，是对主体理性的否定。而德里达的“反逻斯中心主义”就是对理性的批判。在老庄的认识论中有很多篇章主张“直觉”，《老子·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迹，其知弥少，是以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认为“道”是超验、不可感知的，只有用直觉的方式才能体验“道”。老子的“绝圣弃智”是对理性的否定。所以老子主张依靠“内心之光明”，“不行而知”（《老子·四十七章》）。《庄子·齐物论》中认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事物都是差不多的，无原则区别，“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理性根本不能把握它，既然不能认识它就不如放弃它。庄子认为“堕肢体，黜聪明，离行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通过“坐忘”达到“以无知知”，这里更是完全放弃了理性的运用。

（三）解构性、游戏性

解构（deconstruction）用于消解结构，此时结构不仅指文本结构，“这里的结构实质上指西方文化之根”［6］428，意指对结构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在场主义的批判、否定。对于文本，德里达注重两者间的差异性，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思想文化的变化、发展，使思想文化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性［10］。解构强调“不在场”、虚无，不愿束缚于条条框框，强调否定性、差异性、自由性、游戏性。“颠覆”、“消解”、“改变”是其手法，目的达到开放、动态、可变、自由、脱离枷锁束缚。

后现代主义批判传统的“主体性”，批判理性至上，批判普遍性，统一性，蕴含了一种解构的思想，利奥塔的语言游戏说及要求“重写现代性”，罗蒂的反本质主义，否定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女权主义者反对“父权制”， 利奥塔模糊性、差异性理论，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及对经验论的批判以及约定的本体论承诺。其思想都是对以往的思想的否定批判，这种批判蕴含着强烈要求取消以往的思想，而倡导一种崭新的思想。这不是对以往的思想的修补，而是完全的抛弃、毁坏。

解构的思维方式在老庄思想中亦有源可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承认“虚无”为万物之本，这是对儒家认识方式的一种反叛、否定。《庄子·大宗师》中“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变，可得而不可见” ，是对主体的一种消解，体道只需“坐忘”、“心斋”就可以了。《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思想是对统一善恶标准的消解［11］。故“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物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已。”《老子·二十五章》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无为”的思想，要求“天人合一”是对儒家积极“求知”、“达仁”的解构。（《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远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是对认识方式的解构，此时的认识方式简直是一种游戏了，而在《逍遥游》中的解构思想则更多，此不多叙。

（四）思想多元化

无论在后现代主义之前，还是在老庄思想之前，追求“齐一化”、“同一化”思想是大的趋势，建立宏大哲学体系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追求的目标，包括现代哲学中的柏格森想建立生命哲学，罗素想建立逻辑哲学，胡塞尔想通过“现象学”恢复哲学体系，追求“齐一化”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梦想。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具有历史置换的嬉戏性质，应该使限制自由嬉戏的结构‘断裂’、‘瓦解'”。博拉古宣称：“在后现代世界里，理论已经穷尽了自身，世界已经摧毁了自身，剩下的只有碎片。”［12］所以形成的思想参差不齐。德里达重在消解文本结构，福柯从事权力分析，拉康从事精神分析，保尔·费耶阿本德致力于认识论，罗蒂在新实用主义上下工夫，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更多权力等。他们都在努力的摆脱“齐一化”模式，其思想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社会，揭露现实，他们的思想有着更多的可用性和实在性。

老庄思想同样出现了多元：《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要求认识多元化。《逍遥游》中语言的放荡不羁性，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本来就应当思想多元化发展。《庄子·齐物论》中认为善恶无统一标准，主张多元化的衡量标准。而老子思想更是庞杂，既有治国思想，又有自己的宇宙观，对生活主张淡泊名利，又想回复到“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度”去。

这两种思想皆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的全方位繁荣给予了很好的启发。当然，它们还有诸多其他的相似的认识方式，如共同关注他者、开放性、动态性等，由于篇幅限制，不多做比较。

三、价值互补，两种思想共促哲学发展

在这两种思想体系中，都体现出了对传统理论的强烈的破坏性、否定性，都有着向虚无、向理想方式发展的趋势，但认识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又迥然不同。

（一）老庄思想保守,而后现代思想常向激进

相对于儒家上进求索的积极入世的理论，老庄的言论中常向往着避世、保身。老庄主张的“无为”治世，相对来说是一种保守的思想。如《老子·四十八章》中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不主张知性，只要求以直觉体“道”，对于“为学”奋发精神是种退步。更甚者他认为“为天下者，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认为在道德方面，还不如儿童时期。在《老子·二十五章》中，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按自然方式去认识解决问题，认识事物，这也是“无为”方式的延伸。“无为”之中的“理想国”是庄子思想的写照，他主导“无用”“己用”：“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于无为其侧，逍遥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在政治方面，老子希望回到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中：“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识问题更极端化，更缺乏可实践性、操作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针对现代哲学中的问题的批判。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它由于不肯定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合理性，更加排斥理性、主体、本质，一切现代性理论在它那里都被解构、消解、否定。哲学理论成为了虚无，一切都变成了“语言游戏”，致使人类建筑的最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被推倒了。所以其理论不但没有超越，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过分的激进，反而成为一种倒退了。两者若能结合起来，后现代主义如果能正确的对待现代社会的问题，而老庄思想能从出世上下工夫，对我们当今社会问题解决是有益的。诸如多关注他者，多考虑生态问题，辩证的思索现实问题，遇到问题敢于解决问题而不回避问题等。当然，对其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本身也是对我们当今社会建设进行的有益的探索，社会的建设需要理想，但也要面对严峻的现实，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才有利于社会更好的发展。

（二）老庄思想丰富辨证，而后现论常指向偏锋

老庄的理论中有丰富的辨证思想，诸如“道恒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指出了道是变化的。《老子·一章》开篇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是对“名”的辨证看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指出了一切事物对立统一。在《庄子·知北游》中“夫昭昭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体现了自然与宇宙的运转流变。《庄子·知北游》中对生死问题的认识也是辨证的：“生也死之续，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后现代思想认识常使用一种否定。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否定、颠覆、背叛。无论对理性、本质的否定，还是对基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在他们那里都没有可肯定之处。萨特认为，存在就是虚无。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13］。他们缺乏两面性看问题，虽然他们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影响很难成为空前，所以招致了一系列批判之声。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中出现的“硬伤”，如若与道家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它更具有现实可用性。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现实问题批判史，而不过是认识问题方式过激罢了。

（三）老庄思想常于幻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认识深刻

老子幻想回归为“小国寡民”以避现实：“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多么美好的一幅原始纯洁质朴生活的图画呵！而在庄子那里，他的幻想近似于神话，气势很恢弘，天地与我共生，我无所不能，我就是自由，逍遥就是我。诸如《庄子·逍遥游》中：“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庄子·在宥》中：“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同在《庄子·逍遥游》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还可从《庄子·齐物论》中看到：“天泽焚而能热，河汉洹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

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一些危机的反思，福柯运用权力分析监狱、癫狂、性、知识等问题，他运用的考古学、谱系学从边缘入手，是对当今存在的问题全新解读，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是对资本主义权力全面统治的深刻揭露，女权运动者对同性恋者正常生活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工业社会对科技的重视带来的人类生存的隐患，他们呼吁人类要自我认识，改变以前价值观念，要求对生态环境问题给予关注。

老庄思想是对自然回归生活的向往，而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披露为我们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而一切问题由于当时社会的矛盾决定不能解决，只能带来某种社会制度的革命。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活的厌倦，但又找不到新的出路而抑郁，它的虚无、反叛也是制度本身带来的。

［参考文献］

［1］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86.

［2］ 陈喜辉,付 丽.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的缘起与现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2):106.

［3］ 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4:28.

［4］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57

［5］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87

［6］ 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15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6

［8］ 崔大华.庄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2

［9］ 张志伟,欧阳谦.西方哲学智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

［10］ 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46.

［11］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71.

第2篇：后现代主义思想范文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界定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剧变：科技进步、经济起飞、政治变革、文化多元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文化领域出现了反对理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它最初本来是指称一种以抛弃普遍性、背离和批判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移用于其他诸多领域。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被引入学术界。“德里达（J.Derrida）、福柯等一些年轻的法国思想家开始研究各种后现代主义小说。德里达相继出版了《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等书，宣告解构理论的确立。1979年利奥塔发表了《后现代主义状况：后现代主义状况》一书，在西方思想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掀起了后现代主义的高潮。20世纪80年代，由福柯、哈贝马斯（J.Habermas）、利奥塔和罗蒂（R.Rorty）等人发起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大论战，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野拓展开来，并形成了诸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诸多分支学派文化哲学思潮。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内涵及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一些不同的理论和立场综合而构建起来的一种对现代主义进行挑战、质疑和反叛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思潮，没有统一的体系。从总体上说后现代主义思潮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思潮，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努力的反思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试图重新构建一个和谐全新的社会。

1.反对理性，消解主体性

现代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提倡理性，主张用理性去战胜一切。后现代主义认为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必然导致个性的缺失，人性的异化，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个人生活意义的丧失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不完全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而是要对现代主义进行“纠偏”，在现代主义做的不够的地方实现“超越”。

2.反对整体性、同一性，提倡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世界是碎片化、零散化、特殊化和多元化，具有相对性，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偶然的。因此，后现代主义推崇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它强调思维方式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每一个人因为其所处的立场和阅历不同，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因而也会有不同的方式和作为。

3.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寻找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思潮否认世界有终极本原，本质存在，否认基础原则等问题，否认本来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认为其只是一种假设。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非中心、差异性和不确定性，认为无差异的世界是苍白枯燥和没有生机的，强调模糊性、多元性、散漫性、反叛性、分解性、间断性以及反正统性。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客观地说，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当代青年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有利于增强青年个体的主体意识，激发青年个体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后现代主义倡导的休闲生活方式有助于缓解青年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的压力，有利于身心健康；后现代主义对于各种中心主义的批判有利于增强青年个体的反思精神，建立和谐的人类生存环境；后现代主义反对同一性、主张差异性的特征，有利于建设和维护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价值观念和思维意识多元化时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多视角、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冲击了当代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思潮强调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的自由的自由精神，使当代青年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逐渐淡化，理想信念失落，享乐意识增强；后现代主义思潮反叛、解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基础，解构一元、主张多元的生活态度消解了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消解了青年应具备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给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这种不确定性、多元性的观点，震碎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心中的严肃性，严重破坏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革新

“后现代主义”相对于“现代主义”，是一种新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它为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角度，冲击了我们对传统世界的认识。同样，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同样需要在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开拓新的思维视角和研究领域。

（一）协调青年思想的多样性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元化，实现二者的统一

对青年群体中存在的差异性看法进行保护，以包容的心态对待青年思想的多样性，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具备的基本态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要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二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直面多样性；三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环境建设。

（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教育

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人文精神的解构和对人性深切关怀的理念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当予以辩证性借鉴和吸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学生，以人为本，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之一，因而在教育中应真正地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在教育理念上应更加重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情感的培养，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

（三）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第3篇：后现代主义思想范文

1隐喻与装饰是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主要特点

装饰是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这是后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上大量利用历史装饰动机进行折衷主义式的设计风格。后现代主义在古典主义风格上采取创新装饰手法，以人文理念为设计元素，达到审美设计视觉上强烈的撞击，从而满足人们的心理享受，这种设计手法并不是纯粹的复古主义，而是采用中庸设计手法，将各种历史文化色彩和设计中技术手法作为一种隐喻，是现代主义设计综合性发展的体现，它主张把历史传统文脉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开创了建筑艺术的另一个新阶段。它兴起于西方国家70年代，于90年代初之后开始衰退。后现代主义的装饰风格体现了对于文化的极大的包容性，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传统文化和通俗文化，运用的设计手法更是不拘一格：从变形、借鉴，戏谑、夸张和象征的描述等，以及到多种历史风格的整合拼接……如设计家菲利浦•约翰逊(PhilipJohnson)设计的著名的纽约美国电报电话大厦———AT&T大厦，该建筑设计具有后现代主义设计的所有的显著特征：历史主义、装饰主义、折衷主义和娱乐性等，广泛采用古罗马、文艺复兴、哥特式等风格细节，达到古典主义的装饰特色。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装饰在艺术设计中的地位逐渐复兴。后现代主义重视设计符号的“语义”表达，力图使设计成为一种象征手段或语义学的“隐喻”。例如，索德萨斯著名的“孟菲斯”设计小组代表的产品设计“机器人书架”，就是以比拟的手法设计而成。用索德萨斯的话来说，设计是生活方式的显示体现，他以自己的创作表现“生活的隐喻”，赋予形式、造型和装饰风格以象征意义。确实，未来艺术设计方向的探索本质上就是对生活方式的设计，而适宜的装饰正是设计美好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它会让人们走向的更加艺术化的、充满诗意的生活。

另一些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设计作品，以一种特殊的形式造成人们想象的空间，强调形态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如丹麦设计师伍重1956年设计的著名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外部造型采用“仿生后现代主义之文化艺术设计理念研究崔立东(上海市工艺美院环境艺术学院，上海200000)摘要：后现代主义设计从人文理念出发，通过风格迥异、方法独特、多元文化结合美学形成的新时代设计格局，她远远超出了简单作品的普通功能性和纯粹的外观表现形式，而是人性化和精髓文化的升华。人文思想是后现代主义设计的中心设计理念，以人为核心，延续了历史文脉，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是矛盾性、复杂性和多元化的统一，设计作品诠释人心灵的回归，使人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爱，使建筑、艺术、人性得以完美结合和统一。设计”手法，远望如重重叠叠白帆泊港，整体造型与周边优美的环境相得益彰。还有洛杉矶的“太平洋设计中心”，在两座巨大的建筑上采用绿色、蓝色的玻璃幕墙，造成所谓“蓝色鲸鱼”的强烈生态主义象征，这些设计除了具备本身使用合理的功能外，都企图通过被精神化提炼的观念形态达到一种诗歌般的象征与隐喻。

2欢乐与情趣———后现代主义多元化艺术设计的精神层次追求

当代社会不断进步和快速发展，人们开始由物质享受过渡到更高的精神层面，现代设计产品仅仅具备使用功能已经远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人们在多元化的社会里，设计作品不仅是单纯的使用功能，更重要的是和设计作品的情感交流。在今天的欧洲设计界，有这样的类似的多元化装饰艺术设计经典范例也不无存在，其幽默滑稽的存在形式，带给人们另类的情趣与欢乐。例如，法国文化部直属的法国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在两个世纪的悠久灿烂历史文化传承下，作为法国首都巴黎的唯一一所多学科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院校，在坚定不移的秉承国际主义，现代主义的欧洲传统经典教学模式的第二阶段硕士学位学科点十个专业的同时，于2011年初成功推出了其第三阶段博士学位研究方向的11个专业设置：《设计，构想，创造，与未来》《公共空间关系设计：景观装置》《城市设计》《景观规划设计》《虚拟现实设计》《运动与空间》《三维设计历史》《数字运动现实》《现实中的数码图形》《综合材料设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同时被摒弃的原称为后学位方向专业(post-diplome)如：色彩设计与家具设计等，由于缺乏学科建设的完整性和深度及广度，和第二阶段硕士学位研究方向学科点无连贯性，又不可能作为真正学位研究方向的设置，终究犹如流星飞逝昙花一现般，消失在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历史里。随着人们对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情感要素的比重越来越大，产品的附加值也会越来越多，对设计师的设计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富有情趣化设计的产品的出现是设计发展的必然趋势。设计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后现代主义设计倡导艺术、文化和自然的重逢，将诗意田园惬意的生活重新回归，使人重新融于自然，如将美丽的晨曦引入中庭；缥缈的晚霞引入殿堂；用夸张的色彩和造型，唤起人们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和未来的憧憬。设计中的趣味性、艺术性赋予了作品，使作品具有灵感而变得更人性化，这种欢乐与情感的交融；艺术和文化的交织，激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3内涵与个性———后现代主义多元化艺术设计的自我价值实现

在这个设计创意纷繁的世界里，除了寻找更新奇更能打动观者的灵感，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能让设计师安静下来。人本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自我价值的实现。后现代设计者常常在作品中彰显自己的个性，凸显狂想自由、离经叛道，“反叛惯常的审美方式，破坏僵硬的标尺，强调艺术形式的陌生化和不可重复性，是后现代设计观念的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设计具有诗情画意、夸张离奇的感性特色；同时依靠工艺材料、色彩图案创造个性特色，各具形态和文化艺术情趣。因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年龄差别、兴趣爱好决定了其对事物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迥异，也就会使改变对设计作品的不同看法和转变。故此当代设计者应以人文设计为核心，广开思路，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丰富多彩的作品以满足人们各种层次的需求，实现创意生活中的各种美好愿望。

4文脉的延续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多元化艺术设计的文化回溯

在功能主义至上、“少就是多”的时代，传统被视为“历史的包袱”，现代主义设计摈弃一切历史，以反传统的激进姿态试图重新诠释这个世界。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不懂历史才会否定历史”，今天的设计离不开历史文化的熏陶，我们更应尊重历史文脉、善于从中学习借鉴。后现代主义设计主张延续历史文脉，使传统的古典雅致和当今的时尚风韵相融合，创造性地设计出古今中外风味并存的艺术佳作，美国建筑设计大师，后现代主义理论基础奠定者罗伯特•文丘里认为当今建筑设计应崇尚历史文化和时代元素相结合，才能使设计富有生命力，采取折衷主义，渗透设计当中，避免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单调、浮躁、刻意做作的弊端。美国杰出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大师查尔斯•穆尔设计的新奥尔良市著名的“意大利广场”，是个典型的折衷主义作品，把古罗马拱门、科林斯、爱奥尼柱头等历史元素和现代的霓虹、各具特色的灯饰相结合，形成地域性的文化特色。另一美国建筑家迈克•格里夫斯1980－1982年设计的奥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公共服务中心，采取了现代的结构和绚丽的装饰元素和古典装饰材料，使得建筑凸显多元化、折衷主义色彩。现代主义风格引领设计潮流已近一个世纪，从赖特的“流水山庄”，到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校舍，勒•柯布西耶的萨沃伊别墅，都充分体现了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审美观也越来越高，现代主义讲究功能性；后现代主义以历史文化为基础，并和现代的设计元素以折衷思想得以呈现，已渐成为设计主流。

5以人为设计中心———后现代主义多元化艺术设计的永恒主题

以人为设计中心，使人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怀，从人的需求出发，设计作品的功能性、时尚性、创新性、细节性的处理都以人性为永恒的主题，多元化的语境下处理好人和物和谐共处的关系，在文化艺术的烘托下，满足人的各种心理精神享受和现实物质享受，使物最终服务于人，人服务于物的共赢局面。人性化设计采用科技手段为人们提供人性化产品，产品赋予了生命和灵感，人们的心灵得到更高的升华和人格应有的尊重。

6后现代主义设计在中国

在我国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已慢慢从物质的追求上升到精神的层面，以历史文化和设计相结合，满足现代人们多元性的需求。后现代主义设计是人文理念下的升华设计产物，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建筑设计艺术的发展，拓展了我国设计的弹性空间，是建筑设计在新时期追求自由、人格、开放设计的艺术奇葩，既有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元素，也融入了高科技、新能源的现代元素。推动我国建筑设计领域的国际领先水平的发展。然而，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析国情，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在满足广大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大前提下，当代设计的主流仍然以功能性、实用性的现代主义设计为载体。我国东西地域经济发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沿海和内地一些发达地区，现代化进程比较迅速，后现代主义设计已悄然出现，与现代主义设计共同构成了当代设计领域风格多元并存的现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现实性。当然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是诠释世界的一种方法。我们在批判地继承历史的同时，应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对任何一种现有的设计风格和流派，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收并取，采取一种宽容、慎重乃至尊重的态度。中国文化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的包容性，它的博大与宽容体现了它最终无穷的生命力。翟墨先生在《设计理念的随需应变》一文中提到“后现代设计应该是吸收全息文明的良性基因，融合各民族优良‘道器’文脉的有机设计体系”。他认为这种“有机设计体”应当包含着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吸纳和融合。它的秉承与发展，无疑会给我国博大精深的建筑设计文化添加了一丝绚丽的光彩。

第4篇：后现代主义思想范文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现代性；思想政治教

中图分类号：F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0-181-01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概述

（一）孕育于“现代性”之中的“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是以理性和科学为代表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主要表现为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的结果，却使现代主义走向了反面，出现了异化的现代性。理性从其依托的社会基础中分离开来，形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忽视了人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遭受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创伤之后，开始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效应，在此背景下，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它颠覆或超越现代社会的一切，解构和批判现代性。它从另一角度开启了人们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不仅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也是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

1.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寻求差异性和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二元论以及本质决定现象、内决定外、中心决定非中心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是应批判的。它强调非中心、差异性和不确定性，认为无差异的世界是毫无特色和苍白无力的。他们认为，事物不是本质的，具有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不再以人类为中心，个人应不再把他人作为工具，而应作为目的。

2.反对整体性、同一性，提倡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差异是无处不在的，而传统哲学以同一性、普遍性为人的本质，只能使人成为丧失个性，成为抽象的人。后现代主义思潮认为世界是多元化的，具有相对性，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偶然的。因此，后现代主义推崇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强调思维方式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因此，他们反对整体性、同一性，提倡多元化。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积极影响

首先，有利于多样化思维的培养，提高了学生的思想开放性和超越性。后现代主义多元化的思想撬开了禁锢在大学生头脑中的枷锁，解放了他们的思想，有助于他们用多元的角度来认识多元化的世界。其次，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包容、合作的人际交往价值观。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是多元的，主张平等、开放的方式来解决人们之间的摩擦。这些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不同民族、不同兴趣爱好的大学生之间形成包容、开放的交往价值观。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消极影响

首先，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的态度容易导致价值虚无。大学生心理发展还不成熟，也缺乏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们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的态度影响下，容易以虚无的目光看待一切，将一切的存在都看作是毫无价值的，这对大学生的健康人格塑造有极大的消极作用。其次，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的政治观点容易导致大学生政治意识模糊。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追求的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观念会助推部分大学生对一元政治的反感性，从而去追求社会政治的多元化，导致其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具有摇摆不定的倾向。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探讨

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要求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作用，创新教育观念、改革工作方法。

（一）坚持一元化为指导、尊重多元、包容差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元”，其他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则是“多元”。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内容为总的指导思想，用理性的头脑正确分析后现代主义思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代大学生之所以受到后现代主义极端错误思想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深厚，不能在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灵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分析问题。因此要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持有正确的价值观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并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

（二）建立师生平等对话关系，反对教师的绝对权威中心主义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没有绝对的教育对象和教育者的区别，教育应该建立在平等对话和民主的基础之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转变教育观念，自觉从知识权威者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主动在教育者与教育对象间搭建对话的平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要创造一种轻松开放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这种和谐宽松的情境中自主的获取知识，并得到精神上的教益。

参考文献：

第5篇：后现代主义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后现代艺术观念既影响着世界美术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深深影响着我国美术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无论从美术教育理念、还是从美术教育课程内容设置和结构模式方面，它都对我国的基础美术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艺术是在西方艺术界出现的一系列艺术现象。它改变现代艺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理念，而提倡艺术走向社会，贴近生活，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把多元化作为核心的后现代艺术观念一开始就渗透到了西方的美术教育中。在现代美术教育改革中，其发展趋势表现为倡导以人为中心，强调美术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强调通过美术教育使学生获得终身受益的美术能力，强调美术教育让学生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材料包括声、光、电进行美术作品的创作，这些都与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普及化、生活化、多元化、解构化等特征是分不开的。在此影响下，西方各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课程理念，如90年代初美国盖蒂艺术教育中心提出了“以多元文化学科为本的美术教育”，力图通过美术教育挖掘个体的潜能达到全面发展。同时，强调扩展美术学习的领域，把美术与各学科联系起来，在学习方式上强调主动探究，形成综合全面的美术教育。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的西方美术教育，也影响着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

一、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中国基础美术教育改革的影响

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认为，“艺术是人的内部生命的表现，也是人的本能，要培养充分和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须开设艺术课程。”在现代全球化与多元化充斥的教育环境下，我国的美术教育更是素质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后现代艺术观念也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

(一)对美术教育改革理念的影响

后现代艺术观念倡导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消解了文化的中心论，强调文化观念多元并存，影响着我国美术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现在：首先，强调统整的课程观以达到培养人的综合艺术能力，强调“以生活技能为本(而非美术制作技巧)代替内容为本的课程，并强调课程的统整”。闭在美术学习中让学生去了解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并了解这些艺术的生长环境，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学会艺术等。这种多视点和多方面的求索，能使学生自觉地回到艺术的生长环境，从而使艺术学习的动力和兴趣不断保持下去。另外，美术教育改革强调人文性的学习。21世纪，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年代的到来，理性和感性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偏离了自然，人们认识到艺术是理性和感性趋于平衡的途径，因此，在美术教育改革中，人文性的学习被高度重视。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在人文性的学习上，主要是引导学生通过学习美术知识，使个人感情和整个人类的情感源泉联系起来，个人经验与人类的丰富经验接通，以促进学生与周围环境的交流。所以在课改中“不以单纯掌握知识技能为目的，试图改变艺术教育中学生机械模仿与枯燥训练技能的方式，把艺术知识、技能的学习还原到一种完整的艺术情境中，或把一定的知识技能渗透到某个人文主题中，让孩子围绕该人文主题展开轻松愉快的学习”。闭人文主义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美术技巧的掌握和人文主义关爱精神和审美价值感的提升。其次，注重以人为本，培养人的个性以达到完美人格的美术教育思想。后现代艺术观念“追求一种更完美的现代性，期望人的行为更具合理性”的观念影响着美术教育观念，“以人为本”成为现代美术教育思想的主导思想，美术教育改变了过去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思想，提倡以‘培养人的个性，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理念。英国教育家赫伯特里德曾提出“通过的艺术教育”，即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人，把美术教育作为引导儿童发展的工具，从而培养儿童的个性，达到完美人格的塑造。在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中也特别强调人格的培养，并提出“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尊重学生个性特点，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艺术活动，促进他们创造能力、审美能力等的提高，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二)对美术教育课程内容和结构改革的影响

“20世纪初以来主导教育领域的线性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让位于更为复杂的、不可预测的系统和网络，课程不再被视为固定的、先验的跑道，而成为达成个人转变的通道”，后现代艺术观念也影响着我国美术课程内容和结构的变革。2000年6月，教育部启动了基础教育改革项目，包括普通学校美术课程标准；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2004年初，美术课程标准研制组对“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条例”进行了修订。其中指出美术教育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的学习，而实施综合、探索的学习，必须要扩展美术课程资源，课程资源的开发包括校内资源、校外资源、信息化资源、教师资源，通过课程资源的开发以提高美术课程的适应性，促进学生的个性成长。在课程改革中，把“统整的建构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在“统整各派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汲取该学说的合理内核，并从知识观、课程观、教学观和评价观四个方面建构素质教育的理论框架”。

1．强调美术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综合。后现代艺术是综合的艺术，现代美术教育已是综合的教育，美术课程改革也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学科观念，以综合的学科观念而代之，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逐步使学科门类达到综合。基础美术课程资源的改革同样受到影响，进人21世纪，美术课程资源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在课程设置上，强调消除对于实用美术的轻视，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

3．对“过程”与“技能”的同时并重。在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中把美术课程的“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与“知识、技能”看作是同等重要的，美术课程资源也并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并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

4．以素质教育为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达到人的全面发展。在课程设置上，则主要体现以素质教育为依据，让学生获得终身学习美术的能力，改变过去以美术知识、技能为内容标准，而充分体现美术的情感性；加强学习活动的综合性和探索性，让美术课程和生活、自然紧密联系起来。

总之，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世界、乃至中国美术教育课程改革具有巨大的影响，在它的影响下，“学校美术教育更注重美术与文化及社会的联系，设计一种更开放的、既能容纳又能扩展的美术课程成为世界各国美术教育改革的焦点”。

二、扬弃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促进中国美术教育健康发展

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对世界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美术教育改革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同样也推动着我国21世纪美术教育改革前进的步伐。然而，后现代艺术观念是在西方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理念，是西方社会矛盾的产物，而我国的艺术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人文传统，美术教育在这两种文化观念不断冲突的情况下，应在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汲取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中合理的部分，推进美术教育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我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不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后现代艺术观念作为西方的产物，我们应该合理地吸收其优点，找到适应我国美术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以指导美术教育改革。因此，在汲取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同时，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从合理性方面看，它确实能让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物欲膨胀而导致的人文精神价值的失落等等。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的约束意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弊病，不仅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对于当下的社会文明、现代教育，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淫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和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

第6篇：后现代主义思想范文

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时下人们谈论的重要哲学话题之一，二者的时代作用与历史意义在学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本文初步探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并浅析后现代艺术的未来哲学走向。

一、后现代主义及其艺术思想

何谓“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它隶属的范围是什么，乃是见仁见智。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说：“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且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1]。”在利奥塔看来，“后”字就代表着转换、接替和连续，那么就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从之前的方向转换到了另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新方向就要求与一切旧的、过时的传统观念决裂，西方传统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即“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从而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开创一个全新的思想解放和自由的世界。“以‘主体-客体’为基本思维方式的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乃科学和理性的哲学前提，‘主体性哲学’同科学和理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2]。哲学观中的科学与理性至上是现代主义的主旨思想，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主要体现，与之相联系的各种领域也呈现出现代主义的特征，它们都力图表征个性的解放、人性的觉醒与心灵的自由。但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现代主义逐渐偏离其原有思想理念，开始显现出过于表现主体、轻视客体的特点。基于现代主义的这种局限性发展，后现代主义呼之欲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全新的声音，与现代主义形成强烈的对比，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冲击和超越，是一种具有挑战性、前瞻性的哲流和文化特征。作为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产物的现代主义，它自身包涵着丰富的内容，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统一性、真善美、博爱等是现代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它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和超越，并意图彻底许多旧范式、旧传统、旧思维，提倡建立一种新范式、新观念、新思维。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主义的思维模式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它们阻碍了思想的解放和人性自由的发展，并认为现代主义的诸多领域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等都要彻底颠覆。尤其是艺术领域，后现代艺术旨在突出思想解放和人性自由：第一注重形象性，尤其以人物形象作为其表现形式；第二注重人道主义，亦可称为新人道主义，因其更加关注人权、人性与和平；第三注重多元化风格。这些特征说明后现代艺术要一切具有现代性艺术特征的存在。

二、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异同辨析

现代主义以科学、理性和人性自由作为武器解构了上帝及其权威话语，它给人类带来了思想解放。现代艺术建立的根基是对科学技术的信仰、对客观真理的坚定。出于对这种理念的解读，西方现代艺术都不由自主地将科学和理性作为其作品的创作原理。各种风格迥异的画派，如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印象画派等，它们都体现着现代艺术的主题，西方各个画派将艺术与科学、真理勾连，满足感官的愉悦，充分展现视觉上的形式美。它追求一种逻辑性和条理性，亦即追求至臻至纯的美，并崇尚完美的秩序。然而，理性至上的原则忽视了人的感性和本能等非理性的方面，把人只是片面地理解为理性的主体，因而现代艺术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绘画领域的艺术革命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时代主流，即由传统的现实主义向表现主义发展，在原有突出主体的基础上对之更加泼以浓彩，并越来越重视表现自我。现代绘画不提倡传统的写实主义，而力求将自然物体形象解体，以主观元素呈现出几何图形或切面。毕加索是现代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画风体现了强烈的革命意识，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对西方现代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现代绘画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抽象艺术也较具话语权，它对艺术要反映现实的观点持否定意见，要求艺术呈现出非客现性，而非具象性。这样的思想直接导致了现代艺术脱离大众生活，不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理解和欣赏，只为少数专业人士所解读。随着现代艺术自我性、抽象化的发展，使世人理解范围也愈来愈少，加之其一味标榜自我和个性化，这时在后现代主义大背景下，后现代艺术思潮骤然兴起。

后现代艺术是对现代艺术的反思，“后现代艺术源于对现代艺术的反叛，并由此发展成为一种另类的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它代表了公众意识、多元价值和创新精神，体现了西方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3]。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对人类的启蒙是不彻底的，现代主义用新的观念代替了中世纪的旧观念，“科学”“理性”“人性自由”成为其权威性语言。利奥塔把“科学、理性”等称为“大叙事”，他认为这些大叙事阻碍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思想的活跃性等诸多小叙事的发展，因此要现代主义的权威，发展小叙事，开创思想解放运动。他认为艺术要更加注重思想观念的表达，应该影响和引领社会多种领域的思维模式的突破与创新，力争追求彻底的自由，要求艺术从科学的、理性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达到彼此无别的至高境界。这样，艺术的审美价值不再作为艺术作品的基本构成元素，思想意图的表达成为追求的目标。被称为“后现代艺术之父”的法国艺术家杜尚说，最好的作品是生活本身，他的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应该为思想服务。显然，这里体现了一种艺术的生活化、哲理化的观点。后现代艺术各种派别的目标都是追求思想的自由和解放，认为艺术审美的特性即自由创造，应该从视觉领域转移到现实性的生活领域，这种思想的解放随着艺术的发展更加深化和明确。

若把现代艺术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则后现代艺术可谓“反艺术的艺术”。西方现代艺术一味崇尚视觉美和形式美，脱离大众生活，不被世人所理解和欣赏；后现代艺术则反叛旧传统，反对传统的阻滞性、一成不变性。现代艺术(以绘画为例)展现了一种视觉美，纯粹追求形式美；而后现代艺术则反对这种形式美，强调思想美、心灵美。现代艺术从形式美入手，讲究尺度比例协调、整体匀称和谐，着重视觉感官上的好看，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悦目；后现代艺术美的概念与现代艺术有较大的差别，它是以思想、心灵上的自由为主旨，也就是思想美，这与后现代艺术倡导思想解放、心灵自由遥相呼应。现代艺术的专门化即为艺术而艺术的趋向只能为少数专家所赏识；后现代艺术深入现实社会生活，人们看到的是生活化的艺术。以杜尚为例，他在美国展览会上把一个签了假姓名的陶瓷小便器展览了出来，并把它命名为《泉》；达芬奇著名的画作《蒙娜丽莎》，杜尚给她加了胡须，这些怪诞的作法通常世人很难理解，但深究其中的意蕴，我们可以体会到杜尚反叛传统的强烈意识。他倡导艺术要有浓厚的思想性，能表达人的生存哲理；现实生活中，杜尚更偏爱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地方，他的生活方式也是随性洒脱，这也真正映照了他的名言——生活就是最好的艺术品。

从杜尚生活化的艺术和艺术化的生活中，我们可以透视他所引领的后现代艺术思潮的进步性。然而，在后来的后现代艺术发展道路上出现了极为消极、极端的现象和行为，他们把后现代主义提倡人性自自、传统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后现代艺术中充满了暴力、刺激、荒唐的内容，并过分地张扬个性，“后现代主义消弭主体性，并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一切，‘怎么都行’使艺术创造没有了审美价值，缺少了深度和内涵”[4]。有些所谓的后现代艺术践行者为了展示他的思想，把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不吃不喝，不与世人交流；有的赤身祼体从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以此来表达他的生活艺术的无拘无束。这些行为与艺术存在的真正意义相背离，扭曲了艺术之美的真正内涵，也使艺术失去了审美意义，更不能体现后现代艺术倡导的人性彻底启蒙、个性自由、思想唯美的原则。

三、后现代艺术的发展困境

后现代艺术引领了现代人的“思想自由”，使其得到了彻底解放，同时它又使人陷入了困惑和迷惘。后现代艺术对现代艺术解构得足够彻底，但它所建构的新的艺术体系尚不够成熟，其中夹杂着极端和消极的元素。近代西方打破了中世纪神权至上的桎梏，开创了重视理性的先河，对思想解放、人性自由的发挥有着重要意义。真正流传下来的艺术品都蕴涵着客观化和形式化的内容，艺术“是给我们以对事物形式的直观。艺术家是自然的各种形式的发现者，正像科学家里各种事实或自然法则的发现者一样。……在艺术中我们是生活在纯粹形式的王国中，而不是生活在对感性对象的分析解剖或对它们的效果进行研究的王国中”[5]。艺术的本质性和内在性意义被人们逐渐忽略，艺术的外在性和客体性被彰显。后现代艺术，尤其是“行为艺术”体现了人的本质属性、自然欲望和情感的自由表达，它的主旨就是高呼思想解放，使人类实现充分的自由。

后现代主义者提倡彻底的思想解放，其重要手段就是解构。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的统一性不利于事物和思想的多样性发展。利奥塔所提倡的否定共识、打破同一、多样发展的观点可被看作现代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解放和彻底启蒙的钥匙。他提出的发展小叙事，打破大叙事的观点有利于现代人认真审视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具体的环境与背景下选择恰当的道路。后现代艺术极具想象性、创造性、革命性和新时代性，它们构成了新的艺术形式，标明了人们要与旧的艺术相决裂、向新的文明前进的意向。作为“新表现主义”画家格哈特•里希特的绘画风格无拘无束，绘画种类多元化；还有美国的“涂鸦艺术”“装饰艺术”等，这些都是时代的结晶，是文化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体现。社会在发展，艺术在进步，对待后现代艺术的态度应持客观的立场，既要看到它积极进步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不利的一面。后现代艺术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的“科学”“理性”“人性自由”3大主旨的彻底解构，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潮流的开始，但是后现代艺术又让世人感到思想困惑，以至于让人无所适从。以后现代艺术超现实风格为例，它只是个人主观意识的产物，其表现对象常常脱离常规，因而这种艺术只能使作品本人才能理解和体会，有时甚至其本人也不知表达的意蕴，只是随心所欲，想如何就如何。后现代艺术家脱离现实猎奇的心理特性，致使作品缺乏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纯粹为创造而创造。

他们抛弃艺术自身的创作规律、表现技巧和必要的艺术形式，随意涂抹或随心所欲地“创作”，结果与艺术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使作品传达具有不可交流性和神秘性，呈现的是一种随意的、非理性的艺术作品，因而必然脱离后现代艺术旨趣的轨道。后现代艺术提倡人的自由化和艺术的多元化，这些理论观点都无可厚非，然而它抵制共识，只承认异议，这是不可取的。利奥塔主张共识只是讨论的一个特殊状态，并不是目的，这种观点体现了一种极端思想，它脱离了现实的具体情况。他所谓的大叙事要给小叙事让路的价值观在某些问题上是可以肯定的，也是艺术多样性、多元化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异议是在共识的前提下发展的，多元性也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良性进步的，没有统一性就没有多元化的存在和发展。辩证法认为没有统一性就没有多样性，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多样性有利于艺术的全面发展，有助于保持艺术的丰富性，但多元化必然有共识和统一性为前提，多样性的存在必须承认统一性。后现代艺术倡导的多样性发展至“模糊”艺术的地步，它主观上旨在反传统思维方式，而客观上却把艺术脱离生活，讲究纯粹的思想美，而完全抛却了现代艺术的感性美(行为艺术就是体现之一)，最终未能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架。

“西方后现代艺术所倡导的‘生活艺术化’，特别是所谓‘行为艺术’‘身体艺术’之类，……只是在表面上表现生活的艺术化，而丧失了艺术之心灵美的本质”[6]12。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它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日常生活，是表达心灵思想的手段。艺术不能脱离生活，人的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把艺术和美推广到生活即生活艺术化是对的，但生活艺术化也有高低层次之分，真正的艺术作品就是高层次的体现。后现代艺术的“行为艺术”“人体艺术”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之美，它否定了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使人对美的价值感到思想混乱，它“从根本上消解了一切带有总体性倾向的终极希望和伦理担负，借助具有精神分裂特征的欲望魔镜只能照出一个破碎性的人学空场”[7]。因为它从本质上颠覆了艺术和美的神圣性，并未建构起适应现代艺术发展的美的体系。

第7篇：后现代主义思想范文

[摘要]对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的思想亲缘关系需要一一分析，不可轻率论断。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互动中，后现代主义构筑了思想平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主题，由此，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在后现代知识境遇中，“回到马克思”不仅仅意味着创造性地重塑马克思的思想形象，而且意味着创造性地置身于“历史”和“时代”。

[作者简介]张立波(1968—)，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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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论研究中，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颇为复杂却又无可回避的历史性议题。因为这既牵涉到对后现代思想的激进性的考量，也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适应性及创造性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还牵涉到对如何重读马克思及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理解。本文试图围绕这一议题展开初步论述。

一

围绕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的关系，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后现代思想家来说，马克思的学说也许是一座必经的思想桥梁，然而一经越过，它便被弃之不顾；另一种观点则充分肯定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的承继关系，认为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在思想中的相遇在表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同时，也印证了后现代思想家的论题仍未溢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域。后者在90年代末期尤其是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引起国内学人重视后开始盛行。在我看来，后现代思想家诸如海德格尔、罗蒂、德里达、福柯、詹姆逊等与马克思的思想亲缘关系需要一一分析，不可轻率论断。

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认为“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这至少表明海德格尔承认，在从哲学的终结走向“思”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学说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却又有相当的保留乃至批评，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仍然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任何一种人道主义要不是奠基于一种形而上学中，就是其本身即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根据”。鉴于海德格尔在后现代思想发展史上近似于鼻祖的地位，他对马克思的言说很自然就影响到后来者对马克思进行的多重解释乃至于进行后现代主义的解释。

罗蒂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把马克思和尼采、海德格尔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属于教化型哲学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尽管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却仍然坚持这样两个信念，即试图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在，以及为政治寻找理论基础的信念。显然，罗蒂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之间存在裂痕，马克思的方法具有解构性，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则具有“宏伟叙事”的封闭性。这样，继海德格尔之后，罗蒂再度拆解了马克思学说的总体性，不同的是，海德格尔侧重于马克思在拒斥形而上学方面的不彻底性，罗蒂则侧重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张力或者说矛盾。

福柯、利奥塔尔和博德里拉的经历颇为相似：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入过左翼组织或共产党，宣称要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激进、更具革命性，然后在风云激荡的60年代幻灭后走向新的思想历程。虽然此后他们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颇有微辞乃至大加指责，但曾经的信仰马克思主义阶段使得他们的理论思考不再仅仅具有“文本”的意义，而是融入时代的政治及历史语境之中，成为“历史性”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从总体上说，他们始终对现实持一种积极的批判态度，始终呼吁并切身实践一种微观政治。就此而言，他们的启示性较之海德格尔和罗蒂更为重要。

既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又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的詹姆逊(又译作詹姆森、詹明信)，则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居间调停，建构起一套充满内在张力和弹性的“宏伟叙事”。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一种符码体系，但它更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域，而包含了从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的一系列内容的后结构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因此，人们当然可以脱离历史来谈后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如果想在更大的语境中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就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框架。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哲学，它业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从而早已不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的优越性在于它总是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它“容纳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作，在它自身内部为它们规定了部分令人可信的区域合法性，因此既消解它们同时又保存它们”。支持詹姆逊这种认知的原因之一是，在他看来，在今天的世界上，应该存在几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同思想反映其具体社会情况的原则完全一致，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都满足了其自身社会、经济体系的特定需要和问题。这无疑启示我们，在解释历史的纷纭繁杂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思维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但这种总体化思维不再企图建立整个世界的完美统一的阐释框架，而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语义丰富性的充分展开。

进入90年代以来，以其解构主义而享有盛名的德里达不仅继续葆有在后现代主义理论领域的权威性，而且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原因在于，在剧变、自由主义欢呼“历史终结”之时，德里达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对德里达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性事件需要认真分析。在我看来，可能性之一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抱乃是其解构策略的一种运用，其意图并不在于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护，而是为了祛除自由主义的新国际话语的“宏伟叙事”，在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中打入离心化的锲子。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刚到边缘位置，德里达便想靠近它，这样才更符合他的后结构主义打算。”在这里，马克思的精神已经被其解构性的阅读重新写过，成为一种解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可能性之二，是强调我们今天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场域”中，处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无论这种场景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的，还是那些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社会运动而作出的回应构成的，总之，马克思主义远未终结，它仍是有待澄清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一切思考和行动都不由自主地置于这种场景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里达肯定地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可能性之三，是如詹姆逊所认为的那样：德里达试图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原因是在法国知识界非马克思主义化以后，大理论家们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之上的；德里达的补救工作带有多重性：一方面是评论马克思的著作，一方面是介入一个目前已没有激进派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再者也是在试图历史地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德里达自己也强调：今天谈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仅是为了给他们预言一个未来，而且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多样性，或者更严肃地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异质性”。

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这种种可能兼而有之。总之，对作为解构主义大师的德里达的作品，我们切不可相信其意义会在“白纸黑字”里纯粹、单一地显示。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一系列的能指，意义在无限的延异中延宕——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德里达的文字时必要的思想准备。

通过以上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后现代思想家关于马克思的言说是围绕两个不同的问题展开的：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前者侧重于将马克思“学术”化，后者则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化。海德格尔和罗蒂关注的是马克思哲学，假若我们要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不能不直面海德格尔和罗蒂对马克思哲学的批评。福柯、利奥塔尔和博德里拉探讨的是作为一种现实运动、思潮、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失误使得他们产生失望，以至于最终远离马克思主义，在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时，这个历史事件无疑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詹姆逊始终坚持，如果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东西就必然会作为分析社会的方法论而继续生存下去，由此，詹姆逊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德里达则是为了批判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马克思主义关于本体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国家等方面的理论，均在德里达摒弃之列，由此，德里达所能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方法上的启示和精神上的鼓舞。（版权所有）

二

国内外学术界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界定明确的思想流派或学术组织，也很难把哪一位学者归类为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大多默认这样的看法，即：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詹姆逊是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界定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换言之，德里达和詹姆逊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重要性的？

在90年代之前，德里达谈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总是含糊其辞，也不曾明确自己的解构工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则显示出德里达开始有保留有限制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坦率地说，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他几部伟大著作之后，他不能不承认，他对哲学传统中的文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德里达认为，马克思对法律、国际法、民族主义、政治全球化等的分析是无与伦比的，而且极少有文本作出过如此清楚明白的解说。他一再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对此，我们似应这样理解，即：马克思主义“场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反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构成了当下的存在；无论是否意识到，人们仍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言说，而这是值得深究的。而且正如德里达认为解构不是批评，解构也是对批评的一种解构一样，他一再强调：解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精神；解构不再单纯是一种批判，而是向一切批判发问，甚至向一切问题发问。德里达肯定地说：“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承认，解构活动在前马克思主义的空间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而“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解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谈到了“解构以及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记忆和传统”。因此，假若说存在所谓解构的或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也只能是像伊格尔顿所说，“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相比之下，詹姆逊可谓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科学，因此，在欢呼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最终胜利和庆祝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这两件事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毋宁说，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包含着其反面——马克思主义的同样程度的“最终”胜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体系，它在历史上的独树一帜和结构上的无与伦比，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它包含了历史上新产生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既制造又解释着这个体系。詹姆逊强调，在现代化理论死亡之后，只有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后资本主义的产生、结构和矛盾进行分析的一种合适的、在哲学上令人满意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是围绕工业资本的价值生产的属性问题而展开的，其中心问题就是剩余价值问题。或者，我们最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论争，即不是把它等同于某个特定的命题，而是把它看作对特定的复杂问题的表述，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

在詹姆逊看来，当前存在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是从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代体系中产生出来的(或者按曼德尔的说法，是从后现代主义亦即信息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文化上的特点，而且主要表现为从根本上去反对迄今为止被视为消费主义的那些现象。因为，资本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加强对文化本身的侵扰，今天，文化基本上变成了商业，这一事实的后果是，过去习惯上被看作是经济或商业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文化。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与人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对商品形式的生产方式、对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消费的欺诈行为所作的非心理学、非伦理学分析无疑具有理论上的优势，而物化概念作为文化过程的必要阶段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我看来，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如何运转的阐述，对商品拜物教的揭露，等等，在后冷战时代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而且，正是这些价值使得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可能。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构筑了其思想平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其文化主题，而且，正是马克思主义使其具备了“历史性”。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想必会认同沃勒斯坦的观点：“已经死亡的是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是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一起被精心制造出来的，而且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激励。而没有死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亦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就理论渊源而言，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萦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余韵。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之处在于：（1）都对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展开批判，攻击学术分工所造成的各个社会现实领域之间的僵硬界限；（2）都将社会理论、哲学文化批判及政治关怀相结合，并有将理论导向实践、将话语导向政治的努力。而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的阿多尔诺通常被视为原始形态的后现论的创立者。其《否定的辩证法》一书坚持差异性的坚定和精彩性似乎不亚于任何一位后现论家。

二者的区别在于：（1）形形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就总体而言，各自属于单一的分析框架，诸如黑格尔主义的、存在主义的、解构主义或精神分析学的，等等。而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多重的分析框架，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概念，诸如延异、逻各斯中心主义、播撒、增补等等。（2）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试图划分并维护某些范畴界限，承认辩证法、阶级、解放等理论范畴的积极意义，而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拒斥任何对统一性的思考；(3)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产物，是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可以辨认的马克思的理论痕迹还比较明显，而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是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互动中展开思考，我们很难谈论其中哪些属于后现代主义，哪些又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尔的争论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差异性的极端表现。有论者将他们的争论称作“兄弟之争”。它所引发的问题是：在后现代境遇中，何为社会理论的恰当方法？一种激进的政治批评何以可能？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重要课题。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种种明显的区别，但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影响下，中国思想界开始从反思现代性的维度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与其说是大众文化批判，毋宁说是现代性批判，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反省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负面现象，抵制物欲的膨胀和拜金主义的盛行，具有可贵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但另一方面，其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气质及对现代化的拒斥态度，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声，半是未来的恫吓”般的反响。在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三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拥抱后现代主义，并为、等新生事物作辩护甚至唱赞歌。这的确是非常具有反讽性的历史景观，倒错与变形、模糊与间断、差异与零散、移植与消隐……而所有这些，都再度提示我们，在纷纭繁杂的后现代境遇中，一切都不再是井然有序，黑白分明，整体性和全称性的分析与判断困难重重，深入事物内部的微观性解剖与寻踪可能更为合适，更为可行。

三

德里达认为：“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就国内而言，改革开放20年实际上也就是反复解读马克思的20年。开始是集中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中发挥出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然后是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从中挖掘出“实践的唯物主义”和主体性理论。此后又展开对马克思其他文本的解读，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对解读的解读。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解读和重读中，马克思的形象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马克思主义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但是在这些解读和重读中，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元问题”似乎被忽视了，或者说，仍然缺乏深入的思考。诸如：为什么需要重读马克思？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修正主义之间如何划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

应当说，直到目前为止，人们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反映论”和“还原论”的基础之上。人们倾向于认为：之所以需要重读马克思，原因很简单，是从前的解读错了，重读马克思就是为了回到马克思那里去；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能有西方社会的背景，但无论如何，它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主义源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可能发生错误，而马克思不会错，充其量，只是马克思的思想会有某些时代局限；至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不对的喽……撇开这些观点本身的对错及相互间的纠葛暂且不论，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观点背后的支柱是：第一，坚持马克思文本意义的统一性和单一性；第二，坚信回归马克思文本的原初意义的可能性；第三，试图围绕马克思的某个文本或某个文本中的某个段落、某个术语来重新整合马克思的思想，寻求其内在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第四，由此，必然会极力排斥其他的整合运作。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基于这些认识，在解读马克思的过程中何以发挥主体性？在将马克思“学术”化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其历史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如何保证其开放性而不至再度堕入封闭？

福柯曾经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提出19世纪出现了一类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创始人”的作者，他们不只是他们自己著作的作者，而且创造出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就属于这样的“话语实践的创始人”。在福柯看来，一种话语实践的创始与其后生成的转换是不同构的，扩展话语的类型，并不是给予它一种在开始时并不具备的普遍性，而是打通某些潜在的应用道路。在此转换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宣告这些创始人著作中的某些命题是错误的，所谓的“错误”或者被视为创始人著作中无关紧要的陈述，或者被视为是“史前的”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话语领域里“返回始源”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种重返不是增加话语，也不是装饰的一种历史补充，相反，它承担了一种变革话语实践本身的一种有力的和必要的使命。

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本的解读，可谓是福柯这种“作者理论”的实践。德里达认为：不要按照在文本表层之下寻求终极所指的释义方法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解读就是变形；如果遗产的可阅读性是给定的、自然的、透明的、单义的，如果这种可阅读性既不要求同时也不对抗解释，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从继承的东西了；体系的缺乏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缺点，相反，异质性为理解打开了前景，它任由自己被那展开、到来或即将到来——特别地是来自他人——的东西的碎片打开。

第8篇：后现代主义思想范文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民族国家、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回应。现代性造成了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文学也必然回应这种变革，或者表示赞成，或者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思潮。这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文学思潮的特性是由它的现代性特性决定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学思潮的特性，必须考察中国现代性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它的外发性。所谓外发性是指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现代性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是启蒙理性，包括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价值理性（人文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有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而发生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佛家（本土化了的禅宗），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因此都没有成为现代性的土壤。这就注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变革必须从外部引进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发性。中国的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确切地说，部分是西方列强强迫我们接受的，部分是我们自觉地引进的。在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中国经历了从抵制和被迫地接受到自觉地接受、学习和引进现代性的运动。这种现代性的外发性，必然与中国文化传统冲突，也必然缺乏本土文化传统的支援意识，从而造成中国现代性的脆弱性和艰难性，它的历程必然是曲折迂回甚至是有反复的。

中国现代性的另一个特性是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欧洲的历史表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致的，现代性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而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政治载体。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中国是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半殖民地社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这意味着批判西方现代文明；而现代性又必须从西方引进，这意味着以现代西方现代文明为楷模、向西方学习。这样，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就发生了冲突，二者不能同步进行，必须取舍其一。由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建设现代性的任务。于是，五四以后，以牺牲现代性为代价，甚至以反现代性的方式，走上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任务的革命道路。这就造成了中国反现代性思潮的强固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滞后性。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性发生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冲突的历史，也是现代性失落与回归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和，是现代性被引进和发生的时期。第二阶段，五四以后至建国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压倒实现现代性任务，启蒙转化为革命的时期；而建国以后至““是初步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但反现代性的思潮（表现为极“左”思潮）仍然主导的时期。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包括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则是现代性回归和建设的时期。

在交织着现代性启蒙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主题的20世纪，文学思潮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作为现代性的反应的文学思潮也具有了外发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体现为它不是本土文学的内在发展的产物，不是自发地生成的，而是受外来思潮的影响，从国外引进的。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没有产生现代性，因此，中国文学只是与前现代性发生关联，没有发生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条件。中国古代文学虽然有不同的风格、流派，但一直没有摆脱古典文学的传统，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性的制约。因此，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但是并没有发生现代意义的文学思潮。只是在现代性进入中国之后，特别是在发生之后，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才真正地产生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从西方引进了科学、民主，这是现代性的中国称谓，这意味着现代性产生。现代性引发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面对着这种变革，文学必须有所回应，于是就有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既有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国外文学思潮的思想资源。中国的文学思潮接受了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并且直接引进了欧洲现代文学思潮。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就已经知道欧洲文学有理想与写实之分，以后又知道有写实与浪漫之分。五四以前中国文学界以西方文学为榜样，发生了“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革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的前奏。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界自觉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对西方文学思潮的了解就更详细、真确了，不仅知道了诸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主张，而且也大量翻译、介绍了这些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品，使这些文学思潮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中国文学又对欧洲现代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性的接受，从而产生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文学思潮——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又从苏俄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新古典主义；同时也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其他非主流文学思潮。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就发生了。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外发性，使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相沟通，并具有了基本内涵的一致性，从此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学是封闭自足的，它没有汇入世界文流之中。只是在引进了现代文学思潮之后，中国文学才向世界文学开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茅盾说：“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地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1]他们意识到中国文学现代化之路是引进西方文学思潮。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2傅斯年主张：“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3这意味着中国文学思潮必然大体上遵循世界文学思潮的发展路线，包括它的内涵和命名都与世界文学思潮基本上保持一致。这就触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要遵循西方文学思潮的路线，并且要冠以西方文学思潮的名称（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而不能有其他的路线和命名呢？根本原因是，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回应，而现代性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尽管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学传统不同，但社会发展一定要走现代性之路，文学也一定要回应现代性，因此，就必然形成相应的文学思潮。从欧洲文学史上看，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的肯定性回应；启蒙主义是对启蒙现代性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否定性回应；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否定性回应；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生存危机的否定性回应。这些文学思潮虽然是首先在西方发生的，但由于有相似的历史进程以及文学思潮的传播，也将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会有某些不同的特性，但在基本内涵上应该有一致性。

我们应该充分注意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特性，这种特性来源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现代性的外发性包含着后发性，即它是在西方已经实现了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引进现代性的。这就造成中国文学思潮的后发性，即它不是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的，而是滞后的。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五四文学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已经是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而中国文学面对的是欧洲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全部文学思潮，诸如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作为思想资源而被引入。五四以后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中国文学对这种多元的文学思潮必须有所选择，而不能一股脑儿地接受。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需要。20世纪的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国还是前现代社会，因此，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也必然不同，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体现在各个阶段中，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新时期、后新时期，都是如此。

20世纪中国现代性与世界现代性之间的时间差，使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受到了历史上形成的诸多外来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诸多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了选择，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因此，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是直线的传播，而是多元选择的结果。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诸多的外部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包括17世纪新古典主义、18世纪启蒙主义、19世纪前半叶的浪漫主义、19世纪后半叶的现实主义、20世纪前半叶的现代主义和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思想资源都可能被中国接受，从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但是，中国文学思潮形成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也是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状况为根据的。在20世纪，中国从诸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外部文学思潮中，选择了特定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主潮。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性没有确立，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引进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民主的旗帜，呼吁和争取现代性。五四文学也呼吁和争取现代性，而这正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因此，五四文学思潮的主流就是启蒙主义。它的批判对象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是封建主义的前现代性。五四文学的基本主张是启蒙主义的，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表明了这一点：“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其中强调了新文学的写实性（描写现实）、社会性（启蒙功能）和平民性（平民主义）。这都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表现人生，指导人生”，蕴涵着鲜明的启蒙理性。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主张，而是启蒙主义的主张。 创造社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启蒙的使命。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提出文学的三种使命：“（一）对于时代的使命，（二）对于国语的使命，（三）文学本身的使命。”2这种社会使命就是启蒙的使命。这种主张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启蒙主义的。五四时期的西方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而且现代性已经确立并且显露出负面性。于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发生，开展了对现代性的历史批判。这样，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与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之间就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由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性还没有确立，而是刚刚发生，文学的历史任务只能是争取现代性，而不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不可能接受现代主义，而对世界文学的现代主义采取了置而不论的态度，并没有加以引进。五四启蒙思想家的想法是，按照进化的顺序，先引进和发展写实主义，以后再引进和发展现代主义（当时称新浪漫主义）。例如陈独秀说：“ 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文学已经走出现实主义而进入现代主义，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为要引进写实主义（实际为启蒙主义）。文学研究会指出：写实主义在世界文坛已经有衰竭之象，但国内还有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已为进一层之预备。”1五四以后开始了革命运动，这是为了完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文学的支持，相应的文学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五四以后引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它的政治理性原则以及诸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形式规范是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形式规范的变体。因此，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时期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包括“”文学）的主导思潮就是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它的极端形式“两结合”。而此时，西方世界现代性已经高度发展，其弊端充分显露，文学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和反抗，世界文学已经处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期。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也没有选择现代主义，这是由于，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引进和发展新古典主义，这就意味着强调文学的政治理性主义和形式规范，而不能接受非理性和破除形式规范的现代主义，更何况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如果说五四时期是搁置了现代主义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批判现代主义，如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认为：“譬如未来派意象派表派等等……这些新派根本上只是传统社会将衰落时所发生的一种病象，不配视作健全的结晶，因而亦不能作为无产阶级艺术上的遗产。”1对现代主义的抵制和批判一直延续到“”。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重新引进和争取现代性，因此文学思潮的主流是恢复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新时期文学主潮反思和批判反现代性的极左思潮，争取人的价值，这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发挥着文学的启蒙功能，启蒙理性特别是人道主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指导思想。新时期后期开始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文学倾向，非理性主义抬头，各种先锋派出现，但没有形成现代主义思潮。同时，新时期文学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没有注意，更没有加意引进。90年代以来，进入后新时期，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现代性开始确立。虽然中国现代性刚刚发展，但在争取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始了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虽然解构现代性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此时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世界文学思潮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接受现代主义，但对后现代主义仍然难以消化。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多元化，理性主义消退，非理性主义高涨。与此相应，启蒙主义消退，而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崛起，开始对现代性进行批判。这个时期的文学趋势是向现代主义过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世界文学思潮之间的非同步性，也造成对外来文学思潮的选择、接受的“误读”。由于对外来文学思潮的接受受到国内现代性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理解往往被当前的需要所左右，这就造成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显著也是最为影响深远的“误读”是五四文学以及革命文学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文学，它接受的思想影响也应该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但欧洲的其他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也成为五四文学的思想资源。在接受这些思想资源的时候，就发生了误读。五四以前，文学界对西方文学思潮了解不多，仅仅知道有“写实”与“理想”之分，并不知道更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划分。它们认为“写实”派除了运用写实手法以外，还用文学干预现实，它的内涵不仅包括了现实主义，而且也包括了启蒙主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新古典主义。它们还认为，“理想”派超脱现实，有审美主义倾向，它的内涵实际上包括了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等现代主义（因此现代主义被称为新浪漫主义）。这就意味着五四以前，并没有把握这些文学思潮的实质，不能准确地区分各种文学思潮，从而为五四文学对外来思潮的误读设下了伏笔。五四文学认为自己是以写实干预现实，因此就沿用了写实主义的名称，这个名称范围不仅仅限于现实主义，还涵盖了启蒙主义等，但现实主义较之启蒙主义时间上更接近五四，而且也影响更大一些。后来受苏俄文学理论的影响，写实主义很自然地就改称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内涵就完全被排除了。五四文学把现实主义当作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接受，吸收了它的写实手法和批判精神，但却进行了实质性改造，即把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转换为对封建主义（前现代性）的批判。五四时期的茅盾提倡“自然主义”（当时对现实主义的称呼），但他强调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这里明显地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技巧接受，而舍弃了其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且，五四接受的外来现实主义思潮，有的就是对启蒙主义的误读。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俄国启蒙主义的误读。俄国19世纪文学交织着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潮，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任务。而五四文学把19世纪俄国文学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契可夫等启蒙主义一股脑地当作现实主义接受了。郑伯奇指出：“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2这就造成了以现实主义之名，行启蒙主义之实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延续了对现实主义的误读，它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就是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回应。但新时期文学却自以为恢复了五四现实主义，把启蒙主义对封建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批判当作了现实主义的任务。新时期文学的强烈的启蒙理性使它区别于现实主义，从而成为现实主义旗号下的启蒙主义。

五四以后，接受了苏联传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但是，它却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里面仍然有误读的成分。由于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实的手法或超历史的“创作方法”，因此就可以不顾其历史性和前现代性的本质，赋予其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即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写实手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所谓新的、更高形态的“现实主义”。

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一场误读。由于浪漫主义在五四以前就被当作理想主义，因此虽然五四时期创造社作为启蒙主义中的一个流派并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但在30年代，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影下就进行了浪漫主义的命名。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抽离了浪漫主义的历史性和反现代性内涵之后，在接受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程中，就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包含着浪漫主义。到了50年代后期，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即所谓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结合。而实际上，现实主义不等于写实性、，而浪漫主义也不等于理想性，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文学思潮，是对现代性的特殊方面的批判。因此，它们之间不可能互相包容，也不可能互相结合。总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和建国以后的“两结合”都不具有浪漫主义的品格，前者是启蒙主义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新古典主义。

与欧洲文学思潮演进的有序性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具有某种非有序性。欧洲文学思潮与现代性的发展相适应，而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是正常的，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欧洲文学思潮就按照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顺序发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现代性发展受挫，文学思潮的发展顺序被打乱。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的演进顺序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五四以后的新古典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和后新时期的多元发展并向现代主义过渡。这个历史进程有颠倒，如欧洲新古典主义之后是启蒙主义，而中国则是启蒙主义之后是新古典主义。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任务，走上了以反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启蒙主义的夭折和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同样原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进也有反复，如五四启蒙主义夭折之后，时经半个多世纪，在新时期又继承了五四传统，开始了启蒙主义。而且，在五四以后发生的非主流文学思潮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抗战和建国以后中断了，而在后新时期得到恢复、发展，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重复。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非有序性还表现为多种文学思潮同时出现，打乱了文学思潮的先后顺序。欧洲文学思潮虽然也有两种文学思潮同时存在的局面，但那是在思潮更替时期的短暂现象，如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替时期。但中国多种文学思潮的同时存在并不是由于思潮的交替，而是由于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性以及外来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多元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现代性与现代性并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性并存，因此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对现代性的呼吁以及对现代性的超越批判都同时发生，加之历史上发生过的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同时性影响，就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启蒙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同时并存的局面。30年代启蒙主义的余波仍然存在，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已经产生，现代主义开始露头，而革命文学的新古典主义成为主潮。由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是现代性发生的初期，也出现了多种文学思潮杂陈的情况，如鼓吹人道主义、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主义虽然开始退潮，但仍然存在；以张承志向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以新写实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崛起；同时，各种先锋派组成的现代主义开始高涨。这种状况造成文学思潮混杂不清的局面，如果不加以准确的区分，很容易出现认知上的混乱。

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特殊性，也造成了文学思潮的复合性。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是朝发生之时，西方已经发生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它们都同时引进，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茅盾如此描述这一现象：“近代文学的各种-ism都在我们文坛上起过或大或小的泡沫，然而又不是此兴彼伏的递代，而是同时交流，成一个大漩涡。”[2]郑伯奇也说：“我们只想指出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3]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由于受到多种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在自己的形成过程中必然吸收多元的文学思潮的因素，从而变得不那么纯粹、单纯了，往往呈现出多种思潮的复合性特征。五四启蒙主义吸收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从而使自己具有了某些非启蒙主义的特性，如鲁迅与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带有某些现实主义的特点，其写实性、批判性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郭沫若与创造社的创作带有浪漫主义的某些特点，其主观性和理想主义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鲁迅的《野草》等作品还具有某些现代主义的特点，超越了欧洲启蒙主义。即使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建国前的革命现实主义（如《子夜》），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特点，其批判性也超越了欧洲新古典主义。新时期文学也有这种情况，如启蒙主义文学已经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有的甚至渗透了一些现代主义的因素，典型如王蒙的小说对“意识流”手法的尝试。还有，新写实主义本身具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性质，但是也吸收了某些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因此其批判性不像现实主义那么鲜明。

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与受阻，使反现代性文学思潮薄弱，始终没有成为主流文学思潮，而启蒙主义（时间较短）与新古典主义（时间较长）交替成为主导思潮。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成规模的现实主义思潮。五四以后，在新古典主义的主潮之外，也有批判资本主义（即使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灾难的现实主义思潮，如老舍的《骆驼祥子》，通过对现代城市中底层生活的描写，对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给人带来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但中国现实主义思潮很薄弱，远没有可能与新古典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抗衡而成为主流。中国浪漫主义也发生了，但更薄弱，更不可能成为主潮。由于现代城市文明的出现，传统农村文明的衰落，也产生了讴歌农村文明、批判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典型如沈从文对农村乡土人情的美化和留恋，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拒绝和批判。这种浪漫主义像一朵绚烂的小花，虽然美丽出众，但寂寞寥落、转瞬既逝。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全面拒绝和反抗，在中国，这种思潮也超前地出现了，如李金发等的现代诗歌、刘纳鸥等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等的都市体验小说等。但其主流只是在30年代昙花一现，就在抗战催发的强大的新古典主义潮流中消失。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除了呼吁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主潮之外，也存在着诸如反叛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活的浪漫主义（张承志、张炜）：揭露、批判庸俗市民生活的现实主义（新写实）和拒绝现代性、抒写现代人生体验的现代主义流派，但它们仍然没有成为主流。更重要的是，这些反现代文学思潮都不大成熟，特别是现代主义不够成熟，以至于难以确切定位，甚至有人说它们是“伪现代派”。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与不成熟有中国现代性薄弱与不成熟的原因，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理性主义的强大影响的原因。中国文化缺少科学理性的传统，也没有发生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因此现实主义的基础薄弱，现实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下，中国文学很难接受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与批判精神。即使五四时期提倡写实主义的茅盾，也对现实主义有所保留。他说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出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1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主义倾向与欧洲希伯来文化的非理性传统截然不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难以接受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怪诞、神秘、颓废的风格，从而限制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也缺少欧洲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因素，如沈从文小说的写实、理智、宁静的风格就与主观、非理性、神秘主义和颓废精神的欧洲浪漫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再如30年代以及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产生的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虽然具有某种非理性主义因素，但远没有达到西方现代主义的程度。在后新时期，中国文学产生了一种非理性倾向，代表如王朔的小说，还有贾平凹的《废都》，这种潮流为现代主义扫清了道路。但中国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高潮的出现，仍然要假以时日。

参考文献：

[1]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

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3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1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2 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1923年5月12日《创造周报》第2 号。

1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1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1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载1925年5月《文学周报》。

1 《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通信》》。

2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月出版。

[2] 茅盾．中国新文学运动史[a]．茅盾文艺杂论集上［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p474．

第9篇：后现代主义思想范文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一、后现代主义思潮概述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西方最新哲学思潮或倾向的总称，特指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对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反思与超越的思潮。其理论特征主要如下：

第一，反对中心主义，崇尚差异性和平等性。后现代语境下，否认世界是统一的整体，不存在起决定作用的“中心”，主张“去中心”的思维策略，这反映在教育领域，不仅是学科知识的“去中心”，相应的还有教育权威的“去中心”。后现代主义强调“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个人只有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才可被理解。主张要消解主客之分，提倡平等、开放，旨在打破和消除主体自我与主体他人之间的界限和距离，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

第二，反对理性主义，弘扬非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主张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理性主义的泛滥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类灾难。他们主张用非理性打破理性的统治地位，反对科学主义与技术理论，认为在自然科学方法之外还存在着人文与社会科学方法；反对单一视角和线性的思维模式，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反对从单一理念出发观照世界，倡导人类从传统的同一性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 以开放的思维面对新问题。

第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世界基础而存在的终极本体及绝对真理，认为西方哲学主张的本质高于现象并把揭示本质作为认识的最终目的是荒谬的。他们主张用多样性去超越统一性，积极倡导多元性、不确定性和矛盾性等。

第四， 对自由的无限追求。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真正的自由是脱离了一切外在限制的自由。因此，“真正的自由就是可能性”。为了摆脱现实的制约，后现代思想家把对自由的探讨从现实中抽离出去，使自由成为一种永远对“可能性”进行追求的状态，这种自由就成为了一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最具模糊性、难以表达性的东西。

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后现代表征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80年代传入我国并不断被我国的思想理论界深度引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亦逐渐深入。面临着来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现实碰撞，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呈现出值得关注的后现代表征。

（一）非主流文化的流行之风逐渐形成

所谓非主流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主流代表的正是社会的发展趋向，人类前进的活力源。但在主张多元和求新求异的社会风气影响下，非主流文化正在青少年中流行，他们通过个性、张扬、另类的服装、衣着、言行表达我行我素的个性和时尚，如大众对”凤姐”“芙蓉姐姐”“hold住姐”等错位偶像的狂热追捧、“快男”、”超女”的全国性选拔以及《非诚勿扰》等婚介性电视栏目的风靡全国，这些非主流文化的盛行在彰显个性、表达自我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社会文化生活的无序。

（二）虚拟网络世界迅猛发展

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信息化正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向；另一方面也伴随着个体对自由和平等的追逐，网络平台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微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更改变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网络生活逐渐从虚拟走向现实，个体的思想正逐渐受到来自网络虚拟空间的影响，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网络世界这一新平台的巨大挑战。

（三）个体主体意识不断增强

对个体意识的高扬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也是现代个体的发展趋向。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一方面表现为受教育者对于垂直灌输型的反感和改革”主-客体”教育模式的诉求，他们不再愿意简单地不加选择地接受教育者灌输的道德观念，“无人”的“统治型”、“一言堂”课堂逐渐被受教育者抛弃，而高高在上的教育者的权威也在无形中被削弱甚至消解。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个体对于社会生活的参与度和关注度显著提升。例如社会大众对于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李天一案的围观和声讨，对于新婚姻法出台的探讨等，无一不体现了个体的社会主体意识不断增强。

（四）个体与社会的隐性抗争愈趋显露

在个体社会意识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当下的社会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最重要的宏观环境，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化使个体与社会的隐性抗争趋于显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给国家和社会进步以及个体生活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既有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约束了个体的利益增长，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造成的贫富差距造成了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都体现了个体与社会的隐性抗争正潜在地冲击着国家力量。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不可否认，无论是对自由的追求还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后现代思想都集中表现出对人性的关怀和思想的解放；但与此同时，后现代思想尽管指出了很多现代性的弊端，但其理论本身也存在过于极端化、虚无化的色彩，这些色彩难免对思想政治教育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面对正负相都存在的后现代效应，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是正视而不是回避，是主动调整而不是被动解构。只有在反思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和超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才可能获得与时俱进的发展。对此笔者作了以下思考：

（一）尊重个体的主体意识，由垂直灌输型向互动交往型优化

后现代主义思想强调解构中心，始终高扬“尊重个人、发扬个性”的理念，反对主客二分，提倡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和对话，这对于思想道德教育范式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动交往模式，用“对话”代替对立，用平等交往代替受教育者的“物化”。

（二）倡导多元思维，反对文化思想的去主流化

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主义，倡导价值的多元化，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化特征是相吻合的。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它并不排斥对其它思想领域中优秀理论的吸收和借鉴。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倡导多元的思维，这种多元思维既包括文化思想的多元，允许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共生生存；也包括对受教育者多元化的评价观，尊重个体差异，对受教育者从多元角度确定不同层面的评价指标。另一方面，倡导文化思想的多元并不意味着对任何文化思想都不加思考地吸收，也不等同于后现代思想家主张的去中心化、主流化，消解核心价值的主导地位，而是通过引导多元文化与核心价值进行积极地交融与沟通，实现思想领域的积极整合，从而真正发挥多元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相功能。

（三）在生活世界中崇尚和谐，强调反思和批判

后现代主义认为人首先要作为一个生长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然后才谈得上发展。这给予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是：回归生活世界，从政治压制型向和谐引导型转换。耳濡目染的生活世界教育的效果会远胜于空洞的说教，要善于运用生活世界，通过关注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思维动态，因势利导地将政治性问题与教育性问题相结合，化解个体的不良情绪，巧妙实现国家意志与个人存在价值的结合，在个体和自然、社会的和谐交融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四）立足人的全面发展，反对追求自由的极端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使人获得全面发展， 就需要尽可能地减少对人发展的束缚性条件，特别是精神上的束缚，使人获得最大自由。这一点，思想政治教育与西方后现代思想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们都重视人性的关怀和人自由的获得。但在主张对自由追求的同时，应避免走入另一个陷阱――极端自由化的倾向。对照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虚拟网络漫无边际的自由空间是最应值得注意的思想阵地，在倡导个体积极利用这一平台的同时也要正确引导其发展，防止极端自由化所带来的新问题。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在关注非理性在人们精神构成中的作用的同时，不应把理性和非理性完全对立继而彻底抛弃理性精神；在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应警惕自由的极端化发展。

参 考 文 献

[1]燕良轼.解读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

[2]徐丹.论后现代主义思潮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J].传承,2009(1).

[3]赵煜.西方后现代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