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和主要影响了我国电信产业的变革呢？西方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源自哈佛大学贝恩创立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和芝加哥大学对产业组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图1是著名的SCP（即“结构—行为—绩效”）模型。

虽然理论上一个产业的结构受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但由于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产业结构实际上还受到诸如技术变化、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我国又处在一个转型经济的条件之下，在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势必影响我国各个产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在西方对产业结构演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条件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方法采用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问卷调查共进行了两轮，发放问卷19份，回收19份。本次调查对问卷中每个问题的各选择项都设计了不同的分数，因素的影响程度越深，分数越高。调查对象选择了电信行业的资深专家和管理者，他们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对电信行业产业结构演变体会深刻、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及对手的企业竞争行为敏感等特点。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在我国电信产业的演变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如表1所示。

其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如以下各图所示：

由图2可见，技术进步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3可见，市场需求变化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4可见，制度因素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低的。

由图5可见，经济环境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6可见，中国文化对我国电信产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但是，其影响程度的变化幅度非常小，即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中国文化对我国电信产业结构影响程度的变化不明显。

由图7可见，企业行为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但由于我国电信企业的行为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对其的影响，所以本文在此对其不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以上各种因素对我国电信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下面通过图8来对比各种因素的变化。

从以上各图表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各种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

1993年以前，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和技术进步；

1993年—1998年，制度和技术进步依然占重要地位，但制度的作用在降低，经济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企业行为的影响；

1998年—2000年，技术进步的影响超过了制度，市场需求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经济环境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文化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2000年至今，市场需求、技术进步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经济环境排第三，制度的影响不断下降，中国文化的影响程度变得最小。

第2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所谓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前提应是可持续发展，手段应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为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产业转型等。在尽量减少高碳能源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同时达到既可发展经济又可保护环境的目的。低碳经济的最基本表现就是低耗能、低排放和低污染。它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概念,若要具体到产业上,则要求是降低碳排放,减少碳含量。山东省内产业中的生产环节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要降低该领域每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CO2的排放,就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山东省目前正处在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但其中一些高碳产业却仍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主要地位；且由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山东省的能源结构一直以来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因此更需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产业结构本身是一个比较中观的概念,既可在宏观层面关系到经济的增长模式与方法；又可在微观层面关系到具体产业的发展情况，推动产业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居民收入的增长和就业的情况。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使经济体由粗放向集约转型,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加强服务业的发展比重,降低碳排放，这均给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总之，低碳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施低碳化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低碳化的动力,它们两个相互影响、相辅相成。

二、山东省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的现状

1.现状。山东省近几年一直重视建设生态环境，积极植树、种草；防治水土流失、荒漠化；建设生态产业。将发展低碳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任务，将产业转型与节能减排相结合，积极完善政策体系，创新机制，加大投入，各市的单位能耗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一方面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各项比例日趋协调。服务业及新兴产业等低碳产业发展迅速，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了2个百分点，首次突破40%，完成了预定目标；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指新材料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以及信息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提高了3个百分点，达到29.1%。另一方面能源结构不断优化。清洁能源如：水电、风电等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山东省能源消费格局中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山东省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的8.1%，达到了591万KW；余能发电装机占总装机的2.1%，达到154万KW；外电入鲁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2.9%，达到488亿KW。再者低碳化进度加快。全省万元能耗超额完成目标，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3.1%，SO2排放量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4.3%。淘汰落后产能生铁、焦炭、粗钢分别为150万吨、60万吨、40万吨，关停小火电机组45.7万KW。四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得以控制。森林覆被率恢复到23.5%，大气主要污染物SO2、NO2、IP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10.8%、10.9%和4.4%,湿地面积增加到178.5万HM2，省控59条重点污染河流按照既定目标已全部恢复鱼类生长。第一产业发展现状。第一产业可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提供其发展所必须的原材料、能源、食物等，因此是国民经济中最根本、最基础的产业，它的发展状况会直接促进或制约着一个地区的发展。山东省的第一产业，近年来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由粗放向集约转变的特点，结构与布局越来越合理。以2012年山东省农业发展为例：2012年山东省农业内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分别为3960.6、107.0、2285.9、1267.1、325.1。与过去的几年比较（图1，2003-2012年山东省农业内部产值构成），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的产业结构正逐渐改变，渔业、牧业等其他类资源的优势已经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正呈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但根据数据农业在第一产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过大，达到49.85%，山东省第一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仍有待进一步调整。第二产业发展现状。各个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第二产业的发展情况会直接决定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及产业结构调整的程度。2012年，山东省第二产业生产总值达到25735.73亿元，占总产值的51.46%,比全国的比例偏高，在我国东部沿海的其他相当的省份中处中游水平。从轻工业的产值与重工业的产值比看，2012年的比重为8:17，与沿海其它发展水平差不多的省份相比处于中间位置。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告诉我们，产业结构的主导产业由农业向工业的调整到以工业为主再到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且其中轻工业的产值与重工业的产值比的变化体现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优化的程度。根据这个理论，山东省的工业化程度仍未达到成熟阶段。第三产业发展现状。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必然要求第三产业越来越快速的发展。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三产业的繁荣对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都带来了强有力的保障，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2007-2012年山东省第三产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例分别为：33.44%，33.48%，34.71%，36.61%，38.29%，39.98%。此数据显示，山东省第三产业在GDP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发展速度较快，呈递增态势。在其内部结构中，结构比例日趋合理，但层次仍然偏低，发展空间较大。生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在第三产业中占的比值也连续增加，但对其投资的规模仍有待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虚拟经济如房地产业、金融业、收藏业等虽然也有增加但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2.存在的问题与障碍。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高度化也可以称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其具体表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中占比重较大的产业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它标志着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阶段、方向。根据《2013年山东省统计年鉴》中的资料，2012年由能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第二产业创造的产值占山东省工业增加值的58.8%，而其它知识密集、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如IT、金融等产业的增加值所占比重较低。由此可看出山东省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还未得到改变。低碳技术相对来说较为落后。低碳技术涉及到三次产业内部的冶金、电力、石化、化工、建筑、交通等高能耗部门，具体内容包括在煤的清洁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的开发、CO2的捕获与埋存、油气及煤层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在低碳技术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一次能源投入经济体的转换效率即其综合能效可以达到45%，而我们只有35%。但整体仍较为落后，且发展不平衡。要在低碳的视角下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只能依靠先进的低碳技术。近几年来，山东省的创新能力指数一直徘徊于7-9位，处于第二梯队。总体成绩中等偏上，但相对于处第一梯队的京、沪、粤、苏来说，能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循环经济于发展的技术还相对落后。详细来看，某些重要领域的一些关键技术、产品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生产，如高浓度有机废水治理、大型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等；缺乏对省内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关键技术的一些信息的了解渠道。在具体实施节能减排时难度较大。一方面，低碳化整体水平较低，控制、治理污染的力度还不够；另一方面，废物资源化的程度较低。原因一是作为企业来说，大多数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主要能源以化石燃料等高碳能源为主，很少主动研究、采用低碳能源；二是作为政府来说，有时不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片面看重GDP的增长，而忽视了资源、环境的问题，对企业的监管不健全。成本回收存在困难。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的投资主体一般有政府金融机构或私人企业。山东省产业结构优化的投资主体一般是政府，并且其中对于环境的投入相对来说较少。其次，随着生产工艺的成熟、现代生产体系的形成，原材料的开采、加工的成本越来越低，使得废弃物的再循环、利用的成本比购买新的原材料的成本更高；再者，山东省排污企业承担的排污费与修复实际造成的污染损害所需的费用相差甚远，导致成本回收存在困难。制度方面的障碍。法律法规体系中缺少形成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内容。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但配套的法规仍然不完善，一些法规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相互还存在不协调的现象等，因此很难从制度上约束不利于环境优化、产业优化的经济行为。配套措施不完善，执法缺乏力度。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生效后有关的实施条例或实施细则的制定与落实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会导致已有的法律法规出现指导性不够，缺乏法律效力，监管和执法力度弱等问题。从而出现某些企业环保思想松懈，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环境的保护。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产业发展中的环境“外部性”属于“市场失灵”的问题，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环境经济刺激制度改善。但是山东省尚未建立完善的经济激励、合理费用的机制，从而影响了产业生态化的发展。

三、山东省产业结构升级、低碳转型的对策

第3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一）研发创新能力较低

从福建省制造业的整体情况来看，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起来，产品缺乏自主创新，科技含量不高，例如在微电子产业领域主要是以芯片加工为主，属于产业链中的装配环节，利润率不高；纺织行业也主要是贴牌生产或者给国际服装厂家代工，这种低成本发展战略导致福建省制造业只具有生产能力但不具有研发能力，只是加工工厂而不是研发的主体，整个产品集群分布为微笑曲线的底端位置。根据数据显示，2009年福建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于自主创新方面的经费投入仅为36亿元，投入强度仅为0.55%，研发优势力量未得到有效发挥而且企业之间同质化竞争严重，为了赢得市场，很多企业进行低成本的恶性竞争，无法形成规模优势。尽管福建省加大了对高新技术制造业的投入，也建立了几个部级的高新产业园区，但无论是产值、销售收入还是技术含量都远低于江苏、上海等先进省市。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区域产业结构中，不可能所有的产业都具有竞争优势，只有建立一个相对完整齐全的产业体系，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格局。首先，从福建省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二三产业比重依然偏低，特别是工业发展相对薄弱，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相差较远。其次，产业集群发展不足。尽管目前福建省具有较大的产业集群70多个，但普遍规模较小而且层次不高，产业集群也主要是建立在低成本发展的基础上，而且产业集群内分工不明确，同质化竞争严重。而且福建省缺乏实力强、能够整合资源的大企业，能够进入中国工业企业500强的企业屈指可数，福建省制造业企业平均产值仅为6700多万，大约是全国制造业企业平均产值的68%左右，例如福建省最大的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冠捷公司，其企业规模和年营业收入与中国最大电子信息企业———中国普天相差甚远，后者净资产超过100亿，年营业收入超过500亿，前者仅仅为后者的五分之一。一些国内外投资者到福建来寻求合作时，也经常难以进行很好合作或者合资的企业。

（三）市场占有率低

从西方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来看，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规模、发展速度等指标上，更与制造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有很大关系。目前，福建距离先进制造业基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求。近年来，福建省主要工业品的市场占有率都在全国十强之外，与上海、江苏、浙江等先进省市的差距不断加大。而且工业品的市场占有率增长非常缓慢，2006年前后出现较长一段时期的下滑，后面缓慢回升，目前其工业品的国内市场比重占全国3%的比重，居于全国第十位。同时福建省工业品的国外市场比重也增长缓慢，大约占到4%的比重，同时期广东、浙江等省市的国际市场比重都在20%以上。另外，从行业比重来看，广东有15个行业位于国内第一，浙江也有2个，上海有1个，福建则没有一个。福建省的优势制造行业，例如皮革羽绒加工、化学纤维制造、工艺品等也仅排在全国第三至第五位。

（四）产业配套能力差

制造业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庞大的产业体系，不仅有严密的分工，还要与产业链的上下游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密切的关联度，具有较高的产业配套能力。但从福建省制造业发展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的制造业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发展速度缓慢，产业结构上主要以纺织业为主，缺乏制造业产业的上下游配套体系，产业关联度不高，很难为制造业发展提供配套能力。而且福建省制造业的配套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弱、技术水平差，难以满足大企业的配套要求。再加上人力资源和市场的限制，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壁垒，上下游产业之间缺乏流动。另外，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出于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存在重招商、重大项目而轻视配套产业做法，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制造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二、促进福建制造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产业机构是否合理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主要标志。福建省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不能面面俱到，要突出重点，优化产业结构。首先，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和亏损严重的产业，发挥优势产业的优势。福建的部分制造业优势明显，例如纺织、机械、有色金属以及石化产业，今后可以通过产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更新换代，在强化这些优势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在对传统产业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几个原则，一是重点发展资源耗费少、容纳就业人口多行业；二是有利于外资进入，容易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行业，帮助福建省在短时间内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经验；三是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配套产业，其产品技术性能的提升必然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四是重点发展高附加值、高效益的新兴制造业，最终达到产业升级。其次，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福建省在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等产业上具有一定优势，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获得升级。今后可以依托福州、厦门、莆田、泉州、漳州等高新技术产业区，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二）加强闽台制造业产业对接

福建与台湾一水相隔，气候、血缘和文化上具有很多相似性，具有天然的地理和人文优势。两地的制造业特点明显，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福建和台湾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形成产业对接。首先，福建在与台湾进行产业对接过程中，要重点选择台湾的优势产业，例如台湾电子电子工业发展较快，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上都居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福建要加强与台商在电子工业上的合作，充分利用福建的资源优势发展电子工业。再例如台湾石化产业发展较为成熟，但近年来面临原材料稀缺、制造成本提高的难题，福建可以利用市场和资源优势，加强与台湾石化业的交流对接，提高产业集聚度。其次，目前福建与台湾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进驻福建，带动了相关产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今后福建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台商资源的优势，加强对台商的深度合作，建设规模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基地，形成特色的制造业产业群。

（三）推动技术创新，增强竞争力

制造业的竞争实质也是制造技术的竞争，先进技术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争夺的市场焦点。福建省要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就要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首先，发挥跨国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福建要做好跨国公司高技术项目跟踪，特别是办好现有外商投资区，使之成为引进高技术产业的示范区和孵化基地，以此不断提升技术平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技术支撑体系。同时鼓励省内企业与跨国公司在技术开发上进行合作，形成自己的技术专利和专有技术。其次，重点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福建属于沿海省份，区位优势明显，但自然资源短缺。要想赶超上海、浙江、广东、江苏等发达省份，就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道路。今后福建要在信息平台的基础上，以网络化制造、虚拟制造、敏捷制造等多种新型制造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设计、数字化加工、数字化装备和数字化管理过渡，实现制造业的整体升级和跨越式发展。

（四）加强产业集聚

产业集群对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十分明显。目前，福建已经形成各种大小产业集群70多个，产值接近5000亿。今后更需要发挥产业集聚的优势，依据福建的现有的产业基础，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石油化工三大产业己成为主导产业，但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要以产业链和产业基地为切入点，以专业园区为承载体，通过强化技术的研发、引进吸收和创新，把产业协作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重点，发展产业链。围绕重点产品进行供应链配套，提倡大企业由制造业向研发和服务业两头延伸，由“橄榄型”向“哑铃型”转变，拓展发展空间。政府要及时了解现有企业特别是重点企业的产业配套关联信息，为市场化引资提供信息化服务和中介平台。在对外招商活动中，应针对龙头项目的发展需要，重点推出配套项目开展招商，培育一批新兴产业集群。

第4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1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2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二）产业结构政策

一些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著也逐渐被介绍进我国。有些国家被认为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带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战后日本和韩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包括佐贯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等。这些论著主要是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其后，产业政策的研究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学界的热点，较早期的研究有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王慧炯、李泊溪、周林主编的《中国产业部门政策研究》等。这些研究认为产业政策应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3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4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第5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见图1)，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第6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历届政府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措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却面临种种困境。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来抓。十七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再次提出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已提出多年，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并没有明显效果。有的地方从原点出发又回到了原点，产业结构依然遵循多年来走过的老路。有的地方虽然进行了较为成功的

调整，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障碍的原因

（一）农业收入过低导致农民对农业丧失信心

长期以来农业无论经营成本还是机会成本都很高，经济效益低下造成农民收入一直低迷。在许多村庄单一的农业收入已经难以满足日常开支，所以农民都把农业作为副业。造成农民收入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的种植和深加工长期以来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持，大部分农民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有的年份辛辛苦苦种植，到年终扣除各项成本后所剩无几。微薄的收入使大多数农民对农业失去了信心，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既然农民把农业放在了一个次要的地位，对于上级政府倡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反应也就很平淡了。

（二）信息流通在农村出现了梗阻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显示出其落后与不足，面对严峻的压力与挑战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提上了日程，市场为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提供了信号，然而农村由于农民自身的素质和交通、通讯等限制，接受信息存在很大的困难。没有确切的市场信息指导农民的生产经营，为了减少风险，农民只好选择原有的产业结构。信息成为产业调整的一个拦路虎挡住了其前进的步伐。

（三）人才和技术匮乏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升级和产品创新的过程，可以是对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动植物品质的优化，也可以是对农产品的加工、保鲜、储运等技术的提高。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调整，人才在其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结构调整既需要新技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又需要对市场动向具有敏锐洞察力的领导人才。然而农村的现状是大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剩下老弱病残留守家园。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大多数均为文盲和半文盲，接受科技的能力差。由于农村技术服务体系自身盈利能力低，无暇顾及农村的科技服务，科研机构的成果由于没有中介机构的引导，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来帮助农民致富。普通农村的村干部由本村的村民担任，文化水平较低，安于现状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引进技术就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转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弱

产业结构调整可能预期收益较大，但收益增大的同时风险也会增加，这是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也是严峻的现实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伴随着经营风险而且存在信用风险。对结构调整后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是妨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之一。

（五）农民的投资能力弱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无论是新的种植品种的引进还是对现有产品的深加工都需要配套的资金。农业生产投入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依靠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总量较低就成为农民生产投入的主要制约因素。从新华网提供的数据来看，1997-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进入增幅持续下降阶段。2001年开始恢复性增长，2004-2007年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300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6%。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2006年实际增长9.5%。虽然近几年我国农民收入的增幅较大，但是总量较低，每年人均增收的300多元钱根本满足不了投资的需要。信贷约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农民不能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不习惯借资经营，即使有时能够把握一些重要的市场信息，由于资金的缺乏只能与机会擦肩而过。其次是银行的风险意识加强，农民没有固定收入和预期收入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由于承受的风险太大而不会随便贷款。农民投资能力弱，除了表现在资金方面外，还表现在投资取向上，农民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敏锐观察市场动态，难以准确把握投资方向，并且农民长久受到小农思想的影响，习惯安于现状，不富有冒险精神，难以协调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此外，陈旧制度也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障碍。政策的多变性容易减弱农民创新的积极性，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稳定的法律、制度环境来支持。农村干部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响了领导班子的素质，从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产业调整后的乡村存在的问题

有些乡村虽然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其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产业结构不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微调

大多数情况下，农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在政府的倡导、动员下进行的。政府运用已有信息来指导种植的品种、传授技术等。一般以镇为单位培育1、2种龙头品种，全镇各村大面积种植，如果能够对市场信息较快做出反应，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但如果进行一次调整便沿着这条路一成不变地走下去，农业就会从一种病态进入另一种病态。例如，每年的市场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不能及时捕捉市场信息进行相应的调整，就会导致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局面。政府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无论是对信息的接受还是传送都存在时滞，农民往往投资于市场上已经饱和的产品，农民收入与预期相比大打折扣，积极性也由此受到影响。

（二）产业结构调整只停留在种植层面，很少涉及加工业和畜牧业

大部分人都把农村产业结构简单理解为种植结构，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在这上面做文章。然而很多村除了粮食作物外都或多或少存在资源优势，如有的村庄具有天然的牧场，有的拥有大面积的果园等，这些优势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拥有果园的农民经常由于当地需求不旺，收益过低，运往外地又会由于交通不便和保险、储运技术落后导致过高的销售成本，而宁愿让水果烂在地里充当肥料。如果此时加工业介入，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资源，而且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价值。无论是改进产品的包装还是对产品本身实质的改变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加工后的产品投放市场，价格会远远高于初级产品，它应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在于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把农业产业调整从政府行为转化为商业行为。在农民自身素质有限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外界的力量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在此只能充当宏观调控的角色，而不能胜任指导具体生产经营的工作。而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对市场信息反应更迅速，对市场机会把握更准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遵循的主要思路应当是“以外带内”，通过外力的介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此外，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技术支持和信贷支持，引入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村的制度创新等都有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内需不足再次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一个难题，而刺激内需的关键还在于扩大农村市场。因此，通过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的收入对解决当前和今后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

参考文献：

1、罗斯.浅谈当前产业结构调整[J].四川农业科技,2008(11).

2、张宝玲.论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J].河北农业科学,2008(10).

3、袁中飞.强化产业支撑发展高效农业[J].江苏农村经济,2008(10).

第7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一、研究的理论依据

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大部分，与次区域合作有关的理论以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的实证分析法。

（一）与次区域有关的理论目前关于次区域合作并没有权威的定义，对它的理论研究和系统分析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的认识，但是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的观点，此概念最早提出者是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当时指的是珠港澳、图们江地区、澜沧江—湄公河地区、东盟北部地区、东盟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行为。[1]次区域合作定义有很多，本文倾向的说法是夏禹龙、魏燕慎等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是有层次性的，较大的层次如日本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次一级的层次包括各种增长三角，他们对增长三角的定义是：在小区域范围内的一个经济合作安排，把有两三个甚至更多一些在地理上相近国家的边境地区间成为跨边界的经济合作区，旨在通过资源互补并取得比较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2-3]

基于这样的定义，与次区域有关的理论有：德国经济学家杜朗、韦伯等提出的产业区位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等提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以及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格利茨提出的、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尤其是新经济地理理论指出了地缘的优势将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正面、有利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的理论，本文提及的次区域，不但指的是在国家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次一级层次区域的合作，还指一国国内次一级省区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泛珠三角这种包括港、澳地区的次一级合作。

（二）灰色关联分析法灰色系统理论是在1982年由邓聚龙教授首先提出的，[4]灰色系统理论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法(GRA)是基于灰色系统相关理论的一种多因素分析方法，它是以各因素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大小和次序的。国际旅游产业经济系统是一个庞杂的大系统，定量测算工作有一定的难度，而灰色系统为结构庞杂、少信息、贫信息系统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因此，将泛珠三角国际旅游业经济系统视作一个灰色系统，用灰色关联分析法(GRA)，对旅游业外汇收入与各关联因子的关联性可以展开分析，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可以揭示影响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的因素间关系的强弱，并判断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目前的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二、泛珠三角经济圈三大次区域的划分以及各次区域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的关联度计算

（一）三大次区域的划分按照次区域合作理论，我们根据地缘关系，将泛珠三角分为东南、西南、中部三个次区域。

东南次区域包括广东、福建、海南、香港、澳门，这一区域的典型特点是经济水平普遍发达，GDP较高，旅游资源尚可，区域内的人文旅游资源更多的是体现出岭南、闽南、潮汕风俗的文化资源。次区域内，因广东最具代表性，也因为其他各省关于国际旅游业数据不易查找，因而选取广东作为本区域的代表分析东南次区域的国际旅游产业特点（这里的香港和澳门因历年旅游指标里均将其单列出来核算，因而不将之作为代表省份）。

西南次区域由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组成，其旅游发展具有较大的独特性，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此外，这个区域丰富的少数民族风情，与东盟接壤开展具有东南亚风情的得天独厚的国际旅游业，因而将它们归结为一个次区域。区域内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的国际旅游业都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选取哪个作为本区域的代表省份都可以，但是考虑云南、贵州的旅游数据公布较滞后，且结合东盟与该区域的旅游合作，我们选取了广西作为本区域的代表省份。

中部次区域包括江西、湖南两省，此区域位于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内陆中部，其特点在于自然资源景观奇特，生态资源的丰富性，以及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本区域的特色。考虑到江西在本区域具有较典型的代表性，因而我们选取江西进行中部次区域的关联度分析。

（二）三大次区域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的灰色关联度计算三大次区域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构成情况如表1、表2、表3。Y（旅游外汇收入）由两大因素共5个指标构成：商品性收入X[,1]、劳务性收入X[,2]，其中劳务性收入X[,2]又等于景区游览费X[,21]、宿费X[,22]、交通费X[,23]、其他X[,24]之和，这里的其他项目包含了邮电通讯、文娱等其他旅游收入项目。5个指标里，住宿和交通旅游需求弹性较小，是刚性创汇项目，以观光旅游为主的景区游览收入也大致属于此类项目，而商品性收入、邮电文娱等其他项目旅游需求弹性较大，属于柔性创汇项目，我们通过对三大次区域的代表省份进行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如表4。

按照各因素对旅游外汇收入贡献的大小，各因素对东南次区域的关联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劳务性收入＞商品性收入，且其他（包括文娱、邮电通讯等）＞宿费＞商品性收入＞景区游览费＞交通费；在西南次区域依次为：劳务性收入＞商品性收入，且宿费＞交通费＞景区游览费＞商品性收入＞其他；在中部次区域依次为：劳务性收入＞商品性收入，且宿费＞景区游览费＞商品性收入＞其他＞交通费。

三、泛珠三角经济圈国际旅游业产业结构现状

（一）柔性项目关联度越大，产业结构越优化和高级三大次区域除了东南外，均是刚性的大于柔性的，可见泛珠三角的国际旅游产业结构仍然处在较低级的旅游运营的层次当中。

三大区域的劳务性收入均大于商品性收入，说明以景区游览、交通、住宿等为主的旅游与旅游外汇收入关联度最大，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旅游外汇收入主要受劳务性收入的影响，但是不同的次区域其关联度仍稍有不同，且其中劳务性收入的构成指标关联度不一样。以广东为代表的东南次区域劳务性收入中柔性创汇项目对国际旅游业的关联度较大，说明其资源相对西南、中部次区域而言欠富集而国际旅游业较发达，该区域并不是仅靠自然资源吸引游客，而是旅游开发产品较成熟，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力，既是客源的又是目的地。

从泛珠三角国际旅游业的产业结构来看，泛珠三角的入境旅游除了广东外，大部分的省份仍停留在低层次观光游的数量扩张上，邮电通讯、文娱旅游等与旅游外汇收入的关联度较小，对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作用有限，这体现了旅游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入境旅游人数和交通花费增加的拉动上。

（二）泛珠三角三大次区域内体现出资源优势的分布，以及资源优势在各自省区国际旅游业的地位和影响西南次区域的景区游览费关联因子是最高的，中部次区域次之，这个情况和旅游资源在泛珠三角经济圈内的分布是相吻合的。泛珠三角经济圈内，旅游自然资源在西南—中部—东南部呈现出由丰至稀的状况，西南次区域遍布着世界上最为称奇的瑰丽资源，拥有着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等诸多让人赞叹的自然景观，吸引着许多游客参观游览，因而使得景区的游览费用成为西南地区吸引国外游客外汇的主要来源，并与旅游外汇收入的关联度最大，成为影响旅游外汇收入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中部次区域也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与西南地区比较，旅游资源的关联度稍小一些，但是在劳务性费用中景区游览费关联度仍然居于第2位，这说明中部次区域的游览费用也是劳务性费用中一个较重要的内容；但是对于东南部而言，自然资源相对中西部来说较少，因而东南次区域各省更多的是注重涉外企业的经营水平、旅游内涵的挖掘，以期获取更多的旅游外汇收入。

对于资源丰裕的次区域而言，要学会利用大自然给予的礼物，但我们在现实中却看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不高，因而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相对同样数量的旅游收入来说，所需要消耗的旅游资源更多，造成了旅游资源的浪费，这完全不利于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而当前次区域的旅游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不高，与区域内各省区旅游资源使用缺乏整体协调、多样化旅游产品缺乏整体的品牌形象、不能充分满足游客日益个性化的需求有密切的联系，也与其丰富的旅游产品尚未充分挖掘其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直接相关，既影响了当地旅游产品的品位和形象，也难以产生较高的旅游产品附加值、提高旅游产品的经济效益。

（三）交通设施建设以及交通的影响在泛珠三角的国际旅游业中并未如想象中较高的制约度我们从关联度表中可以看到，除了西南次区域外，东南次区域和中部次区域的交通旅游的关联度是最小的。

其一，交通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没有安全、方便、快捷、畅达的旅游交通，就不可能有规模化发展的旅游业。泛珠三角9省区交通发展十分迅速，运输线路增长很快，比如湖南，由1995年的555.13亿人公里，到2004年增长到972.57亿人公里，四川2000年是33.1亿人公里，2005年达到40.8亿人公里，短短数年间交通运输能力大为提高，这为中国与东盟之间开展旅游贸易准备了硬件基础。

其二，随着交通环境的逐步改善，作为原有的一种影响人们旅游消费需求的刚性因素，交通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已经不是根本性的限制因素了，而且由于交通条件的日益便利，人们出行旅游更加方便、安全，次数、远近程度不断加大，游客看重的更多的是旅游的满足感，以及旅游带来的深层次的体验，近年来流行的自助游、探险游等就是一个明证。

其三，这并不意味着交通不再发挥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交通设施的建设、交通线路的建设等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旅游的发展悄然发挥着作用，因而便利的交通仍然是重要的因素。此外，要实现国内国外旅游市场的接轨，也需要交通等产业的配套支持。

（四）住宿餐饮等关联度较大，促进了泛珠三角三大次区域的旅游外汇收入的增加但是，大部分的旅游经营主体包括涉外旅行社、星级饭店等经营效率较低，空房率较高，需要提升竞争力，促进餐饮住宿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大次区域的住宿餐饮均与外汇收入有着极高的关联度，在东南次区域居第2位，西南和中部次区域则是第1位，可见住宿餐饮对于增加外汇旅游收入的重要意义，同时，也会极大的影响当地旅游的发展。近年来，泛珠三角的星级宾馆等住宿餐饮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仅从星级宾馆的数据可以看到，2000年泛珠三角拥有的星级宾馆数为5302个，2006年增长为6915个，增长了30.42%。但是，与快速发展不协调的是住宿餐饮业的质量上不去，比如住宿，虽然有了多家星级宾馆，可是客房的出租率并不高，湖南72.88%、江西65.10%、贵州64.99%（2004年数据）[5]，时有旅游投诉的问题发生，住宿餐饮业的服务质量的好坏与否，会直接影响当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泛珠三角的国际旅游贸易发展迅速，其外汇旅游收入从2000年的62.60亿美元到2006年的113.31亿美元，增长了81%，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但是在数量和规模增长的同时，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泛珠三角经济圈国际旅游产业结构仍比较落后，仍然处在较低级的旅游运营的层次当中。在外汇旅游收入中，大部分省区的住宿、交通、景区观光旅游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最大，在旅游外汇收入的增长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具体到不同的次区域，关联度颇有不同，东南次区域外汇收入中其他（邮电通讯、文娱等）、商品购物等关联度较高，体现出产业结构向着优化方向的发展，而西南、中部则正好相反，特别是西南地区，依赖的是刚性旅游收入的扶持才获得收入的递增，可见，整体而言，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国际旅游产业结构仍然处在以需求弹性较小的刚性创汇项目为主的较落后的态势中。

上述产业结构的这种状况需要我们对之进行调整，以适应国际旅游业的发展趋势，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旅游商品购物部门需求弹性高，发展力大，应重点扶持，应开发多样化的旅游商品，对专业产品进行深度开发，进行特色经营或专项经营，将纯粹的商品购物转化为文化商品购物。

第二，住宿、餐饮等行业对旅游总收入影响较大，关联系数较高，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强调挖潜，打破原有规模小、效益低的状况，调动经营主体的积极性以提高经营的效率；要加块一体化的泛珠三角快速公路交通运输网建设，尽快形成纵横交织、互联畅通、连接华东、华中和东盟国家的泛珠三角一体化交通运输网络。

第8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了一国贸易结构的水平，而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并引导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本文在两者的互动关系基础上，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产业结构 开放结构 一国的产业结构不应是一种封闭结构。各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深，这主要体现在一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重组和整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离不开国际因素，而国际贸易则是国际因素影响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通道”。 一、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因素分析 (一)国际贸易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形式 1.进口 借助于进口产品来开拓国内市场， 引发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规模经济得到充分利用， 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时， 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 出口该产品， 并通过国际市场的开拓， 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2.出口 即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 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 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带动整个工业结构调整。具体做法为: 首先在国内开发新产品， 形成国内市场， 以此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 便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 进一步出口有关技术和输出资本。当国外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再把这种产品以更低价格打回本国市场， 以此促进国内这一产业的收缩， 乃至转向其他新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该国的产业结构便不断发生变动， 从而获得动态比较利益。 3.贸易二元化 一国既需要由出口产业，也需要有不出口的产业，这样国内产业结构才能均衡发展。同时，一国的出口产业会对不出口的产业产生影响。 综上，国际贸易能有效调整产业间各种耦合方式， 提高产业协调性， 强化结构聚合效应。 (二)产业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形式 1.在自由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贸易机会成本的差异 产业结构的差异，不管是阶段性差异还是部门结构差异，都会体现为边际转换率的不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由于其技术层次较低，那么为了换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就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源，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对于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国家，由于技术层次高，转换率高，因而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工业品就能换取较多资源生产的初级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变相掠夺，即使贸易条件均衡的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是存在的。 2.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与国际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是由生产技术体系的差异决定的，是技术层次差异的表现。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边际转换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改变某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边际转换率的提高，对于既定的贸易条件，就意味着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而对于技术停滞或进步缓慢的国家来说，就意昧着它对于技术进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了。 3.产业结构的部门性差异与国际贸易中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 产业结构较完全的国家，其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并且可以通过向它国输出这种波动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使它在适应经济波动上显得极其脆弱。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总体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 ，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产值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总体水平低下 ，结构严重失衡: 第一产业严重滞后 ，第二产业过度超前 ，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且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 ，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以进养出当属于这一类型。以进养出是指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加工生产成品再出口。在国内生产有潜力，国外销路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条件下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挖掘设备、技术潜力，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方式。 (三)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构开放的负效应 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没有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国内资源的大量低效使用为代价的，最终仍会阻碍经济增长。 2.注意深度开放结构下的国际产业分布与产业转移。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分业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主要发展尖端产业，中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现代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传统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一产业分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产业关联，然而从每一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则是“残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国民经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机制失控;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借助于某种力量(如政府扶植等)发挥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潜能。 3.我们应根据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着眼点，坚持可持续性、资源效益性和竞争性原则，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同时，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保持传统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创造新的优势，促进结构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实现经济规模化。必须运用财政金融的“整合力”，促进企业广泛开展分工与协作，使企业从“各自为阵”、“封闭全能型”向“市场牵动型”、“产业拉动型”、“群体联动型”转化，推动产业优化组合。 5.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成长。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强化第三产业的开放，发挥我国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国际间长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管理，鼓励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6.把技术化作为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标，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按传统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成长方式，会因能源和物资等的匮乏，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增值性，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成长。

第9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1.1理论模型Farrel于1957年最早提出了随机前沿模型的效率测算方法,该方法反映了最优状态下的投入产出关系，它将生产非效率（即不可能达到生产可能边界）的部分分为随机扰动项（表示统计噪声）和非负随机误差项（表示技术非效率）两部分。

1.2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的SFA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

1.2.1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生态效率要求系统用较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其核心思想是“少投入多产出”。本文采用2002~2011年的各省域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的投入产出数据来分析同期的生态效率，其中产出指标用各省域的经济发展总量-GDP表征；投入指标包括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以全社会平均从业人数、耕地面积、能源消费总量、全社会用水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七个指标衡量。本文研究指标的选取参考了邱寿丰的生态效率指标设计体系，根据指标的科学性，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投入未记入研究范畴。生态效率评价投入产出指标选取见表1。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02~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中部六省省级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用水总量来源于各省的《水资源公报》；部分缺失数据系折算所得，对结果影响不大。

1.2.2基本模型投入产出函数的形式一般有柯布-道格拉斯和超越对数两种。前者容易计算，但会受到要素间替代弹性不变假定的限制；后者放宽了上述假定，但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柯布-道格拉斯投入产出函数（C-D函数）能够较好地描述与经济总量有关的投入产出问题。因此本文以Battese和Coelli[11]在1992年提出的模型为基础，选取对数形式的C-D函数，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1.2.3模型检验结果分析运用Frontier4.1软件，得到模型（3）的估计结果（见表2和表3）。由表2可以看出，LR=59.6131,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模型的误差显著受到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使用SFA模型；模型（3）中的σ2和γ的检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1%，γ=0.7793,说明在随机误差项中有77.9%来自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只有22.1%的影响来自系统误差等外部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了使用SFA方法分析区域生态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1.3评价结果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1）从总体来看，中部六省这10年的平均生态效率水平偏低，仅为0.6128，说明中部六省实际产出与前沿生产面的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利用效率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中部六省应着力转变生产方式，在“节约资源，控制污染”上下功夫，有效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2）从各年度来看，无论是中部各个省域的生态效率水平还是六省的平均值都呈现出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中部六省平均生态效率从2002年的0.5503增加到2011年的0.6719，涨幅为22.1%；生态效率涨幅最大的是湖北省，十年间增加了35.2%。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环境各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在逐年提高，实际产出与前沿面的距离不断缩小。（3）从各省域来看，中部六省域间生态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差异在逐年缩小。生态效率水平最高的是江西省，2011年达到0.898；河南、安徽、湖南三省居中，2011年生态效率水平在0.6-0.7之间；而生态效率水平较低的是湖北和山西两省，2011年湖北省的评价值仅为0.5657，江西省几乎是它的1.6倍。省域间生态效率的差异呈逐年递减的趋势，2001年中部六省生态效率评价值最高者与最低者相差0.43，到2010年这一数据缩小为0.33。

2中部六省三次产业与生态效率的关联度分析

以往对系统关联因素的分析主要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方差分析等，但这些方法要求数据量大，样本要通过某种统计检验，往往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等现象。尤其我国现有统计数据十分有限，灰度大，许多数据无法通过特定统计检验，因此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往往难以凑效。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样本量的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都同样适用，可以弥补上述方法的缺陷。

2.1灰色关联度分析原理与方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对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的方法，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间的主要关系，找出影响目标值的重要因素，分析和确定要素间的影响程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