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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全文(5篇)

产业结构论文

第1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每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大众的消费,体育行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事业部门以及居民的消费,是体育产业消费的两个部分,居民消费形式的单一,影响了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有效发展。目前,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大多停留在实物消费上,像购买运动器材、体育杂志等。相对于实物消费来讲,劳务消费的比例明显不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社会大众体育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让体育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缺少动力。

2、影响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

2.1、商业运营机制因素

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程度之所以与发达国家的体育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差距,是因为体育行业的商业动作机制并不健全。在企业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企业的运营机制越发规范,体育产业的发展也需要符合企业的商业动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体育行业不断壮大,且成为投资者的中意行业。但是,我国体育行业的商业运营机制并不健全,影响了体育行业的融资渠道,阻碍了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另外,我国体育行业的发展对于政府的依赖较大,体育产业的自主积累较少,不利于其产业结构的更新。

2.2、体育市场的开发度因素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我国有一个十分广阔的体育市场。但是,受到群众消费观念的影响,加上体育市场的开发度不足,让体育产业的发展关键被局限在竞技体育中。同时,体育行业的发展资金大多被投在竞技体育中。在阳光体育普遍实施的今天,体育活动的社会福利性越来越高,政府支持群众去做体育运动,给群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就使得群众自发的体育活动需求减少,迫切性的体育消费减少,大大削弱了体育行业消费主体的消费能力。群众市场的开发度低,让体育行业的发展缺少动力。

3、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方法分析

加强体育产业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体育行业自身的进步,都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下面,笔者就体育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提出几点方法:

3.1、提高体育设施建设力度

体育设施,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对于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有促进意义。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所实施的用来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体育设施建设力度还明显不足。政府单位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体育设施建设问题的关注力度,加强设施强化度。利用科学政策的出台,给体育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多的措施,在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尽最大努力去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

3.2、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主体作用

在我国的国情中,体育产业发展的两大主体是政府与市场。要促进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必须要重视这两个主体作用的发挥。首先,从政府来讲,其在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宏观调控者,在体育产业结构的整体规划与控制方法具有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要综合我国的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具体国情,科学制定体育产业的发展决策,从而做出政府关于体育产业的政策性指导,促进体育行业在政策的鼓励与扶持下快速发展。另外,政府部门还要在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发挥自身的监督管理作用,规范体育产业内部的运营秩序,给予体育行业更多发展的动力。其次,市场是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主体。体育产业结构无论怎样优化,都在市场的控制范围之内。体育产业的管理者要做到一切从市场出发,跟随市场中上时代的潮流,做好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3、加强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力度

服务业是市场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服务业是体育行业的主体,对于其它的体育行业发展有着带动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体育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因此,在进行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加强体育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促进有效服务的供给。体育产业的管理者不仅要建立多元化的体育投资体系,更要对自身的服务水平进行提高,以此作为凭借去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给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更为丰厚的物质基础。另外,作为体育行业的一员,我们还需要对体育服务体系进行优化。在原来科学的体育服务机制中,添加更多的具体细则,考虑消费主体的个性化体育需求。体育服务行业的发展,还需要大量体育人才的支持,加强人才战备在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实施,是实现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扩大体育人才数量,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

3.4、发挥先进企业的作用

我国的体育行业发展,存在着市场分散、竞争过于激烈的问题。这对于体育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有消极影响。要促进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需要加强龙头企业的设置,有了龙头企业,其带动作用得以发挥,可以让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具有发展的动力。优化体育产业结构,需要关注大企业为引导的市场发展机制的建立,加强政府的鼓励与扶持,让大企业继续发展与扩大,带动其它小企业的发展。企业实力的提升,会让企业的发展更加规模,促进体育行业的健康发展。在鼓励与引导大企业发展的同时,政府部门与体育行业还要关注小企业的发展需求,对那些发展水平低、技术能力不足、运营方法不科学的企业进行的指导,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促进企业的平衡发展。

4、结语

第2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1、以产粮大县建设为基础,重点突出种植业的生产管理

以抓好种植业生产管理为根本,积极实现产粮大县工作目标,确保粮食增产。作为全省40个产粮大县之一,积极实施省优质稻产业工程项目,努力建设产粮大县,在那务、合江和中垌各建立5000亩优质稻示范区,对示范区进行低产田改造和配套技术推广,对优质稻米进行加工等。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粮食作物播种面积95.89万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79.09亩,平均亩产350.88公斤,总产27.75万吨;玉米播种面积5.81万亩,平均亩产330公斤,总产1.91万吨;薯类播种面积10.3万亩,平均亩产419公斤,总产4.32万吨;花生播种面积13.59万亩,平均亩产181.3公斤,总产2.46万吨;糖蔗播种面积5.87万亩,平均亩产4951公斤,总产29.06万吨;蔬菜种植面积29.77万亩,蚕桑面积8.62万亩。

2、以发展特色效益农业动力,争创地方农业特色品牌

为推进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的迈进,提高了农产品品质,培育了品牌,实现效益农业和特色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充分发挥本地气候、资源、区域、技术等优势,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积极发展本地特色效益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农业发展的目标是建设90万亩水果基地基地、40万亩优质商品粮基地、8万亩蚕桑基地、8万亩糖蔗基地、8万亩香蕉基地、3万亩化橘红基地、38万亩速生丰产林基地、10万亩罗非鱼基地、132万头生猪基地等。其中,是全国最大的化橘红生产基地,是全省最大的蚕桑生产基地,杨梅镇连续13年被评为“茂名市淡水养殖第一镇”。获无公害认证的农产品5个、无公害基地6个;水产养殖方面,获无公害认定企业4家,无公害水产面积1160多亩。长发粮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绿士牌”香蕉通过国家A级绿色食品认证,在第七届中国农交会上获得“金奖”称号。中垌红杨桃和无核黄皮荣获中国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称号。10万亩外运菜、8万亩蚕桑、8万亩糖蔗、8万亩香蕉、8万亩玉米、3.5万亩橘红等种植业基地渐成规模,还有红杨桃、无核黄皮、笪桥黄瓜、文楼淮山薯、丽岗番薯等。注重加强培育发展糖蔗、蚕桑、香蕉等本地特色优势产品,尤其抓好化橘红的种植推广,积极协助做好橘红深加工项目建设,争创化橘红名牌产品,做大做强化橘红产业。

3、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为目标,推动农业企业发展

为建设特色农业基地,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依托农业资源优势,抓好农产品加工业。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扶持力度,积极配合绿色生命有限公司申报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通过招商引资,正在引进和建设的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有省丝绸集团化州新丝厂、国联水产集团罗非鱼切片厂、群康罗非鱼切片厂等。目前,全市共有茂名市级农业龙头企业4家,分别是耀明糖业有限公司(同是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光辉养殖场、茂名市富丽胡椒生产基地。据统计,2009年,4家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收入3.68亿元,带动农户13500户,户均增收3300元。同时,大力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目前已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8家,成员4000多人,行业遍及香蕉、橘红、养猪等。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农业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农村经济虽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还存在不少问题:

1、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仍然是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家一户承包经营的局限性逐渐显露,表现在一家一户承包经营,势单力薄,难以抵御市场风险,更难以适应市场的千变万化。只能年复一年地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自给自足地耕作,年景好时,略有收入,年景差时,失收减收,根本无法作为完整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一家一户承包经营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不解决,要稳步增加农民收入只能是一句空话。

2、农业加工企业规模小,精深加工企业少,农产品流通信息服务滞后

农产品的加工企业1800多家,大部分是家庭式粗加工,这一部分企业共786家,占41%左右;深加工企业很少,只有67家,约占3.6%;加工业的龙头企业更少,只有10家。从农产品加工企业看,每个企业平均年产值60万元,规模过小。同时,加工的机械化程度低,科技含量低,造成农产品加工质量低,市场销售一般,经营效益不高。多年来,一些农产品的生产大起大落,陷入“多了少,少了多”的怪圈,主要是信息供求水平差,缺乏信息指导,盲目地“跟着感觉走”。目前,大部分农产品加工经营者的信息来源只能靠与客户交往和新闻媒介,所得信息零碎、分散,不能全面、系统地获取,加上资金短缺问题,从而制约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3、品牌产品竞争力弱,未形成品牌优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目前的农业生产大部分还停留在“看天吃饭”,较原始的耕作手段和落后的管理方式不可能生产出优质高效的农产品,同时,小规模经营已跟不上产业化经营步伐。虽然提出发展名牌,形成行业产品的优势策略,但到目前止没有一个过得硬的行业产品,没有一个能影响国内的品牌。在近期上马的项目中,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和高污染项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以立足,更难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的农业结构、品种质量与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优质化不相适应,农产品卖难问题难以解决。主要原因是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市场需求变化节奏加快,而农产品生产周期长,结构调整难以适应。其次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产品卖难,卖好价钱更难。虽然有的农产品属季节性、结构性剩余,但由于总体上农产品比较充裕,农产品价格在短时间内难以上扬。另外,农产品加工率低,附加值低。全市农产品除少部分自给外,大部分直接上市或经粗加工上市,加工率只有18%左右,相比发达县(市)差了一大截。另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民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增收困难、大量富余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已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障碍。加上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截流是影响农业投入、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投入不足等,都严重影响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农业产业调整的措施和策略

新时期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更好的服务“三农”,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提高综合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作为全省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与否对广东省的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以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一是转变观念,统一思想。转变以农业思维抓农业的传统观念,树立以工业化思维办农业的思想。转变以农言农、就“三农”论“三农”、就“三农”抓“三农”的观念,树立城乡统筹,“三化”联动的思想,变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为城乡统筹,变“三化”割裂、各自为政为“三化”联动、互相促进。以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统筹、带动解决“三农”问题。二是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规模经营水平。地处南亚热带气候优势,水果、丰产林、罗非鱼、糖蔗等农业产业有发展优势。目前的农业农村经济正处于从求产量、求数量向提高质量、效益的重大较变时期,农业的结构调整不能只停留在调减粮食、处理粮经关系上,而是要继续采取强有效的措施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利用气候、资源、区域、技术等优势,把优势资源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全市确立了水果、糖蔗、丰产林和罗非鱼等农业支柱产业,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划,积极争取上级立项,投入资金,切实抓好优质商品粮基地、北运菜、速生丰产林、玉米、罗非鱼、蚕桑、糖蔗、香蕉、橘红、红杨桃、笪桥黄瓜、文楼淮山薯等农业基地建设,提高了农产品品质,培育了品牌,实现效益农业和特色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建设,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三是加强农业标准化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大名牌产品的宣传和引导,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一是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二是大力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依托农业龙头企业,搞好“一乡一品”建设,积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认证,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三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工作,从源头打击到市场监管,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2、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抓好农业龙头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

农作物的最终附加值不是体现在它的种植上面,也不是体现在它的生产管理上面,而是体现在它最终被消费者所能消费的程度上。农作物的经济价值的体现,在于农作物与农产品加工业的有效结合。所以要加快构建区域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逐步地做到“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增加农作物的市场竞争力和高附加值,提升质量水平,降低进入市场的壁垒,增加农民的收入。全市现有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有6家,分别是耀明糖业有限公司(同是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绿生园集团、化州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化州中药厂、茂名富丽胡椒生产基地、化州铁路专线服务有限公司、光辉养殖场。在这些企业的基础上,要大力发展和鼓励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引进高新技术和高新农产品加工设备,积极研究开发农产品的加工技术,广泛开拓农产品加工市场。据统计,全市6家茂名市农业龙头企业2007年销售收入7.8亿元,带动农户1.4万户,企业自有基地9个,其中种植面积9800亩、水产养殖面积万多亩、禽畜养殖量23.2万头。因此改变传统的农产品加工观念,对农产品附加值的研究和挖掘,就能更好的带动农业经济的发展。

3、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的农业政策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政府的政策措施是紧密相连的,在措施手段上,表现为:为推动、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而制定扶持政策和搞好规划、农产品产销衔接和市场监管、信息资金物资和技术的提供以及典型示范等。在新新时期,我国农业结构调整的背景较过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农业生产经营者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也要相应的转变职能,正确组织引导与支持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政府职能的角色转换,政府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所充当的基本角色和政府行为的重点,主要就是统筹规划激励协调、服务指导检查监督等。政府行为在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尤其在规划、引导、服务、激励、示范、监督、调控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应组织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技术市场中介组织,下乡调查,设计出相应的现代科学实用技术,以适应结构调整的客观要求;通过政府建立和完善畅通的农业科技研究和创新推广体系,并使之有机衔接;引导科学技术研究,突出重点,进行技术攻关。另外尽量放手让市场自动调节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农业部门和村级组织的作用,所以要充分发挥两级组织的指导和服务功能。

第3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河南省经济总体实力较强,产业体系和布局基本形成,但传统工业所占比重较高,现代服务业和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缓慢等问题反映了河南产业结构现状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河南经济的发展仍需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二、相关文献综述

库兹涅茨(1949)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要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去衡量,并对50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制造业部门的增加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这是最早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系统研究理论。之后,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探讨。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为定量实证分析。江小涓(2005)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蒋勇等(2010)认为经济增长的条件是优化产业结构,产业升级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学者立足于某地区,分析产业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王兵等(2006)指出广东经济增长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李懿洋(2011)指出甘肃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最大,但发展较为缓慢,产业结构内部不合理。柴伟等(2013)认为吉林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第一产业次之,提出第二产业为吉林主导产业,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为了解河南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找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及薄弱环节,本文将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河南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1.模型及数据样本

经济增长与各产业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本文将经济增长设为因变量,各产业产值设为自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Y=a+a1X1+a2X2+a3X3。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指标。X1为第一产业产出值,采用第一产业产值CY1表示;第二产业产出值CY2为X2,第三产业产出值CY3为X3,各产业产出值选取《河南统计年鉴》中1979~2013年的数据,样本容量为36。由于时间序列可能存在异方差,对方程两边取对数,得到第一、二、三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Ingdp=a+a1lncy1+a2lncy2+a3lncy3。

2.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存在非平稳性,为避免使用回归方法所估计的方程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若不存在单位根,即证明检验数据是平稳的。运用STATA12.0软件检验结果如表。检验结果表明,四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所以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看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这里采用适合变量较多的Johansen法对四个变量lngdp、lncy1、lncy2和lncy3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估计出来的协整回归模型为:lngdp=1.0527+0.2637lncy1+.05480lncy2+0.1869lncy3+et11.645.3922.575.33F值为61791.0,较大,ADR2值为0.999趋于1,说明方程拟合度较好,回归结果理想,即三大产业产值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回归结果可知: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增加1%,则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0.26%、0.55%和0.19%。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对河南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证明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本文运用格兰杰Granger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是检验一个变量的前期变化是否能有效解释另一个变量的变化,一个变量若受到另一变量滞后影响,称其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河南省经济增长是第一、三产业产值增长的原因,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产业产值增长是促进河南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没有带动第二产业进一步发展。2012年,河南省三大产业结构的比例是13:56:31,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最大,符合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促进最为明显的结论。河南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少,对经济的贡献度小于第二产业。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应在保持河南工业竞争力的同时,做大做强农业。第三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河南省应不断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发展现代服务业,支撑工业和农业发展,带动河南产业结构升级。

四、政策建议

1.发挥优势,夯实第一产业基础

河南是国家的农业生产基地,近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在14%左右,但其产业化程度不高,技术水平较低。发挥河南人力资源和地理气候优势,保证粮食安全生产、稳定农业发展、夯实农业基础的同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农业生产加工的机械化信息化;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增加农业收益,形成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新型农业。

2.优化结构,提升第二产业竞争力

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均表明,第二产业对河南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一直较高,是河南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仍要重视第二产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工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展实体制造业,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重视新兴产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研发掌握实体制造业核心技术;减少龙头企业、骨干企业、产业集聚区上下游企业等重点企业的行政干预,发挥市场作用,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培育产业集群品牌,提升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升级传统产业、扩大巩固优势产业、扶持新兴产业,形成良好工业体系,提升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使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一步提高。

3.扶持鼓励,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第4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校教育产出;产业结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一、引言

高等教育产出受投入配置的影响,又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揭示,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均具有强相关性[1],张旭路等人利用跨越14年的省际年度数据,对教育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得出教育人力资本层次结构上存量低和结构异质性强的特征,从而影响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视角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李荣、孟正倓研究经济新常态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人才培养工作需求的具体体现和影响因素[3]。经济发展也在于结构的优化,需要结合时间和地区因素,通过对比整体与部分的差异,分析高等教育产出与产业结构各细化指标的相关性特征,探寻影响高等教育投入优化配置的因素,为投入的优化配置提供依据,以高效的产出实现助力经济发展效益最大化。

二、相关指标和数据

高等教育产出分为人才培养与科研成果两项,其中人才培养以毕业生人数指代,科研成果以科技论文数与科技著作数指代;产业结构按传统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总值3项。另加上年份,共7项指标。我们查找相关年鉴采集统计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和工具进行相关性分析。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全国范围的时间区间为2005-2018年,江苏省为2010-2017年。毕业生数的单位为“万人”,科技论文数的单位为“篇”,科技著作数的单位为“种”,产业总值单位为“亿元”。

三、全国高等教育投入与产业结构相关性分析

(一)年份分析年份与其他各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反映年增长情况,2005-2018年,分别是:.963、.982、.905、.988、.990、.971,按大小顺序排列为二产总值、一产总值、科技论文数、三产总值、毕业生数、科技著作数。高等教育产出方面,科技论文增长最大,毕业生数次之,科技著作再次之;产业结构方面,制造业为主的二产增长程度最大,一产次之,服务业与商业为主的三产再次之。

(二)高校毕业生数分析毕业生数与产业结构的各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是:.934、.938、.881。表现为二产最强,一产相差甚微,三产最弱。毕业生数与科技论文数、科技著作数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981和.864,有相当的差距,科技论文依赖显著。

(三)科技论文数分析科技论文数与产业结构各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是:.968、.979、.963。表现为二产最强,一产与三产相差不多,且都与二产有一定差距。

(四)科技著作数分析科技著作数与产业结构各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是:.858、.866、.903。表现为三产最强,二产与一产相差不多,且与三产有一定差距。

四、江苏省高等教育产出与产业结构相关性分析

与全国范围的分析结果不同,江苏省并非各项指标间表现为高度正相关,科技著作数与其他指标,特别是产业结构三个指标呈现弱相关或不相关。

(一)年份分析年份与其他各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反映年增长情况,2010-2017年分别是:.948、.990、.669、.982、.994、.964,按大小顺序排列为科技论文数、二产总值、一产总值、三产总值、毕业生数、科技著作数。高等教育产出方面,科技论文增长最大,毕业生数次之,科技著作相关性不显著,即变化不明显;产业结构方面,与全国总体情况一致,各相关系数与全国相比,差距不大。

(二)高校毕业生数分析毕业生数与产业结构各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是:.888、.908、.800。与全国总体情况一致,但各相关系数均低于全国。毕业生数与科技论文数、科技著作数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298和-.056,呈现弱相关和负相关,江苏省的毕业生数变化对科技论文数、科技著作数的变化影响较低、不影响,甚至反作用。

(三)科技论文数分析科技论文数与产业结构各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是:.929、.996、.993。表现为二产最强,三产与之相近,一产最弱,且与第二、三产业有一定差距。

(四)科技著作数分析科技著作数与产业结构各指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是:.584、.585、.652。表明江苏省科技著作数与一产、二产、三产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科技著作数变化对产业结构各指标的影响程度较低。

五、江苏省与全国相关指标的比较分析

将高校毕业生数、科技论文数、科技著作数三方面分别对江苏省与全国的产业结构细化指标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分析。首先,“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与结构型人才需求的匹配程度对产业升级的顺利进行起到相互作用[4]”,高校毕业生就业即成为劳动力,相比高等教育产出的另外两个指标,此指标最为直接。然而,明显可见的是,与产业结构三个细化指标的相关性,江苏省的数据均低于全国水平,且第三产业的差距尤其明显。体现了对于江苏省而言,高等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源固然不可或缺,但也引入更多元推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体现为江苏省对高校毕业生人数的依赖程度低于全国水平,且服务业与商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更甚。其次,科技实力是生产力系统中发挥效能,促进社会、经济、科技全面发展的总和能力。包含科技论文和专利在内的科技产出是科技实力的一部分[5],科技论文往往是最新和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推动创新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科技论文对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影响,江苏省高于全国水平,第三产业高出最多,体现为江苏省第二和第三产对生产力系统中科技实力的依赖程度高于全国水平;第一产业则相反,江苏省低于全国水平。第三,科技著作是指通过对某个科学问题深入研究,形成成熟且有体系的知识后完成的科研成果。对比科技著作与产业结构三个细化指标的相关度,江苏省与全国整体情况有较大不同。全国整体的科技著作对产业结构细化指标的相关性程度虽大多低于科技论文和高校毕业生数(仅与三产的相关性程度是高于高校毕业生数),但依然体现为显著依赖;对于江苏省,结合具体数据,科技著作与产业结构三个细化指标均未呈现显著相关。

六、结论与展望

有观点认为,产学研相结合的提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培养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高级专门人才的要求[6]。当下的高等教育是“学、研”并重。本文范围的高等教育所细分的3个指标代表不同方向和内涵的高等教育产出,科技论文是“研”的体现,科技著作作为成熟知识体系是“教与学”的体现,而毕业生则是“学与研”的综合,通过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或通过学术训练具备研发能力。结合上文比较分析结果,有以下两点启示。其一,高校毕业生是指经过高等教育,具备有一定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或具备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简单划分可以将前者定位于本专科毕业生,后者为研究生毕业生。笔者研究分析了本专科学生数、研究生数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度的差异,得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对本专科生的依赖低于研究生的结论[7]。产业结构各细化指标对不同类型高校毕业生的依赖也是不同的。一般认为,劳动密集型相关产业对应本专科毕业生,知识密集型相关产业则对应研究生毕业生。从江苏与全国对比的差异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对高校毕业生数依赖程度的不同,一方面如上文提及,江苏经济发展所依托因素多元,还在于以江苏目前的产业结构,对具备研发能力的研究生的依赖程度高于本科生。因此,任何地区都需要根据自身产业结构发展,有针对性地调整高等教育在本专科和研究生教育投入的配置比例,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并非一定是研究生教育投入比例高就是最佳;第二,高等教育调整产生的效应有滞后,约5年[7],为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各地区高等教育需要提前谋划和展开高等教育分层的结构性调整。其二,产业结构细化指标与高等教育产出科研成果的相关性有着较大的差异,科技著作与毕业生类似,江苏省的相关指标均低于全国。科技论文指标与不同产业的相关性,江苏与全国有不同。可以理解为,江苏省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江苏省高等教育在科技论文方面所体现前沿科技成果带来的创新力。尽管专业和产业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在专业设置上,往往需要根据科研论文的成果转化情况,适时进行专业调整,停办一些无益于产业优化升级相关专业,新增一些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如与大数据相结合,传统交通和土木工程发展智能交通、智能制造等,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向这些方面倾斜,推动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行业发展。将高校毕业生数、科技论文和著作作为高等教育产出,与产业结构细化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数据还是比较粗放,如高校毕业生数,可以从本专科、研究生细分,科技成果除了论文和著作,还有与转化关系密切的专利。进一步细化开展更多维度和变量的分析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也有助于为高等教育优化配置的科学决策提供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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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别敦荣等.大学推行学研产“一体化”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02(1):53-59+63.

第5篇:产业结构论文范文

1研究成果分布状况

截至2016年底,在中国知网上以“体育产业政策”为题名在我国各类期刊范围内进行模糊检索,搜索出期刊论文共170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数量79篇.以“体育健身休闲产业政策”、“体育赛事产业政策”、“体育场馆运营政策”等单体体育产业政策为篇名进行检索所获得的期刊论文数量为0,以它们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总计数量在10篇以内,由此也可以看出单体产业政策的相关研究较少.另外还有不少以“体育产业”为篇名的期刊研究论文,也会讨论到体育产业政策的问题,虽然讨论的内容很少,但是对于丰富体育产业政策的理论和指导体育产业政策的制订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1期刊论文数量分布状况

从整体上看,1992年开始出现体育产业政策的相关文献,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数量呈动态上涨趋势,到2016年底共有170篇,并出现两大增长高峰.第一次高峰期出现于2008年,研究数量变动最为明显,说明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数量和研究数量均有正向影响作用,是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转折点.第二次高峰期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0)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进入国家鼓励的关键发展阶段,体育产业政策也再次成为体育科研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科研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1994—2001年,文献数量呈缓慢平稳增长状态,平均每年增加一篇研究文献;(2)2002—2008年是波动较快增长期,由2002年的5篇增加到2008年的10篇.2008年是文献数量的最高峰点,总量为10篇.(3)2009—2016年是持续快速增长期,每年新增研究文献数量在15到18篇之间.自«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期刊论文数量每年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1.2期刊论文研究内容分布

“八五”和“九五”期间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提出产业政策问题上,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当时我国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政府和社会开始重视体育产业,并出台«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但当时对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科研力量也相对薄弱.“十五”期间关于体育产业政策的期刊论文开始增多.“十一五”期间,整个体育产业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研究内容纷繁多样,也开始具有针对性,主要有对体育产业投融资、布局政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方面的研究.“十二五”时期,研究论文数量依然快速增加,研究也更加细致,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政策文件的分析、政策执行效果的讨论和扶持政策的落实方面.整体来看,对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基本问题的研究、政策本身的研究、国外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作用机制的研究和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5个方面.所涉及的研究论文的数量比例为:政策本身占61%,基本问题占21%、国外体育产业政策占8%、作用机制占7%、政策作用效果占3%.目前最多的是关于体育产业政策本身的研究,包括体育产业布局政策、组织政策等.

2关于体育产业政策基本问题的研究

我国学者最早开始讨论和分析的是体育产业政策的基本问题,早期的研究学者有鲍明晓、裴立新、赵炳璞、周小红等,主要研究体育产业政策的概念和体系.在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有学者进行关注和探讨,如姜同仁、吴香芝、郑芳、刘远祥、邢尊明、黄海燕等,重点针对体育产业政策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体育产业政策基本概念、体系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是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对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体育产业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2.1体育产业政策基本概念研究

随着人们对社会各类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体育产业政策的认识和界定也有所不同,政策概念是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末,有关学者从宏观经济视角对其定义,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制定的干预体育产业发展的行动准则,目的是实现体育产业目标[1].体育产业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对体育产业的发展有重大作用.进入21世纪,各研究领域的相关成熟理论被应用到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之中,对于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并进入到微观政策工具领域.靳英华等人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工具,干预体育产业形成与发展的政策,主要根据体育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自身特点,实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体育产业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政府的意愿和能力、相关体育经济利益集团等很多因素会影响体育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2G3].吴香芝等人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体育产业发展目标,以体育产业为对象,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总称[4].吴超林等人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以改变体育产业的结构、体育产业行为及其成果为直接目的的一种产业政策[5].丛湖平等人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业高度、弥补市场失灵、有效配置资源和调整产业布局和内部结构,扩大产业供给能力,确保动态比较优势的一系列政策体系,主要手段包括与体育产业相关的立法、体育产业税收和体育产业财政拨款等[4][6G7].目前对体育产业政策概念的描述虽未得到统一,但其基本内涵相对明确.体育产业政策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体育产业路线而制订的行动准则,是国家干预体育产业发展的一种经济政策,也是国家宏观领导、优化、调控、监督体育产业发展和运行的重要依据和手段.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等重要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制定有关的体育产业政策以保障、规范、促进体育产业的长足发展[8G12].

2.2体育产业政策体系研究

政策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政策的数量、表现形式、内容、效力等都会随着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变化而变化,体育产业政策亦如此[4][13].当体育产业政策发展相对滞后,亦或体育产业市场存在缺陷,急需特定体育产业政策指导方向时,就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使体育产业的发展有规可循.鲍明晓等人认为体育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体育资产管理与开发政策、体育投资政策、体育市场管理政策、体育税收等政策[8].丛湖平等人认为我国的体育产业政策应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及产业发展政策,而体育产业发展政策又包括体育产业布局政策、体育产业投融资政策、体育产业财税政策、体育产业人才培养政策和体育产业收入分配政策[6].韩文星等人认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内容包括体育产业组织政策、体育产业结构政策、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政策、体育财税政策、相关配套保障政策等[14].郑芳等人将产业关系政策、产业运行政策、产业发展政策这三个维度作为基本政策构架进行研究[10].高巍(2014)、王俊敏(2014)等人将体育产业政策体系分为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体育产业政策特点、体育产业政策发展因素、体育产业政策手段、体育产业政策内容5个方面进行研究.从以上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学者针对不同划分标准对体育产业政策体系进行研究时,容易将体育产业政策内容与政策体系混淆.内容是事物所包含的实质性的事物,体系则是一种标准,体育产业政策体系是由体育产业政策内容、政策手段、影响因素等构成.因此将政策内容或政策手段等同于政策体系进行研究就显得较为狭隘.对体育产业政策体系进行研究时,需要在设计上遵循某一类理论制定出符合标准的分类原则,按照政策学原理,合理进行体育产业政策系统化和体系化的动态性和实用性研究.

2.3体育产业政策发展规律研究

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在不断调整和演变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体育产业政策发展规律是优化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重要环节[15].叶金育分析了体育产业财税政策的作用规律,他认为我国体育产业财税政策工具类型和性能使用不足,即工具的组合运用程度弱,需要使用收入型政策工具与支出型政策工具,在政策工具内部进行多种政策子工具的组合配置[16].姜同仁分析了体育产业政策的调整规律,他认为新常态下,国家体育产业政策正加快调整步伐,产业地位更加突出、产业目标更显明确、产业任务更切实际、产业措施更为有力;地方政府紧跟中央要求,目标定位更加清晰,执行措施不断完善[17].燕飞分析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变迁规律,他认为:社会环境的改变是体育产业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体育产业政策变迁的基础动力;多元利益格局的博弈和社会监管机制的缺失将影响新的体育产业政策的执行效力;体育产业政策发展中应该积极发挥民间智库的监管和中立性作用,确保产业政策实施的效力[18].

3关于体育产业政策本身的研究

关于体育产业政策本身的研究论文有82篇,占比61%.王俊敏、高巍、张秀红等认为根据体育产业政策本身包含的不同内容,可大体分为体育产业政策组织、结构、布局和技术四个方面,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体育产业结构、布局、组织、技术、中介、体育用品业政策六个方面[15][19G20].合理的体育产业结构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前提,产业结构是指产业间的相互联系和联系方式[27].据蒋喆彦2008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共有100多份体育产业结构政策,可分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类、体育市场管理条例类、体育竞赛管理条例类等六个类别[22].根据«中国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文件可以判断,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政策有体育管理活动、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场馆服务、体育中介服务、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十一大类[23].本文以体育产业政策本身的分类进行研究,即体育产业政策结构、布局、组织、技术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将中介业、用品业等列入体育产业结构政策之中.

3.1体育产业结构政策的研究

体育产业结构政策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的是利用产业结构政策调控经济运行,使体育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研究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政策的论文有45篇,占比54%.九五期间,我国以竞赛表演业为主导,开始探索制定和运用产业结构政策.1992年,国家体委在学习了邓小平讲话和十四大精神后,开始意识到体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随后,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意见»,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调整体育产业结构.1994年,周小洪、曹缔训、杨永德等人首次对体育产业结构进行较系统的研究,第一次较明确地指出结构政策是构成体育产业政策的核心.陈林祥(2007)、郑志强(2010)等认为体育产业政策应该将健身娱乐业作为主导产业,重点扶持竞赛表演业和体育培训业,以竞赛表演业带动体育中介服务业和体育金融保险业,通过市场来调节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用品销售业,适度发展体育业.体育产业结构政策是体育产业政策的核心部分,可以规划体育产业结构的演进目标,实现资源的重点配置,引导体育产业向更广和更深的方向发展.相关研究成果已经由早期政策宏观的描述向越来越具体的体育产业资源配置方面转移,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会延伸到我国体育新兴产业、主导产业、战略产业结构等诸多方面(蒋喆彦,2013;王俊敏,2014).

3.2体育产业布局政策的研究

关于体育产业政策布局的研究共有31篇,占比37%.产业布局政策即产业空间配置格局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的内容包括地区发展重点产业的选择和产业集中发展战略,其政策形成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当地自然资源禀赋有关(郑志强,2014).袁春梅,杨依坤等认为体育产业布局政策的实施,会使部分地区因得到政策性扶持而快速发展,而另一些地区受自身客观因素的制约发展会较为迟缓;因此,为确保各地区体育产业的均衡发展,正确引导和规划体育产业的发展,加强对体育产业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作用[24G25].郑志强则认为体育产业需要政府部门做出战略性布局,政府通常更强调产业布局的非均衡性,针对不同地理区域的体育产业发展优势制定出符合全局性的战略性布局,如东部地区以体育用品业和体育运动休闲业布局为主,并向服务业升级转型,中西部和西部地区的体育产业布局尚未形成[26].近几年学界主要是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全面规划布局体育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区域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加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海峡西岸等体育产业圈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童莹娟等总结了东部省份体育产业的行业布局,并对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体育产业布局进行了研究[27].宛玲玉等对莱芜市体育产业结构和布局政策进行了研究,提出规范芜湖市体育产业市场,整合芜湖市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树立芜湖体育产业品牌,创新发展体育运动模式[28].徐海涛、张东立等对河北省沿海地区休闲体育产业发展路径进行探讨,寻求由自然发展型到外力推动型产业发展路径的具体对策,以适应河北省沿海地区综合发展规划和京津冀经济的综合要求[29].从以上研究得出结论,体育产业布局政策的研究由政府对地方实施的均衡性向非均衡性转变,从地方优势产业到准确定位国家核心区域产业转变,从国家层面向更广阔的国际层面转变.

3.3体育产业组织政策的研究

体育产业组织政策是政府为实现特定体育产业发展目标而对某一产业采取的鼓励或限制性的政策措施和手段,其主要目的是在体育产业内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一方面要保持充分的市场竞争活力,另一方面还要确保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以促进体育产业综合发展(鲍明晓,2004;柴萍,2010;韩广义,2014).但是我国体育产业组织政策方面的研究论文仅有5篇.体育产业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尤其是职业体育本身具有自然垄断性,大型体育赛事需要各种公共资源的投入.曹可强(2004)、郑志强(2010)等认为体育产业组织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政府适度干预体育企业达到优化体育产业资源合理配置[30].蒋喆彦统计了我国40余份体育产业组织政策,并进行细分:经营性单项管理办法类(保龄球、网球、足球等项目管理办法);经营性体育场所管理办法类;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类,以及其他类别[22].丛湖平,郑芳等[10]认为体育产业组织政策属于产业运行政策的子系统,体育产业组织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一体育经济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是政策得以具体运行的前提条件.通过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极为不足,对政府行为及部门管理的研究偏少,依然偏重于表面、宏观层面的描述,对微观的、深层的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相对欠缺.

3.4体育产业技术政策的研究

产业技术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它以产业技术进步为直接的政策目标,是保障产业技术有效发展的重要手段.体育产业技术政策是为了促进体育科研技术的运用和推广,鼓励和规范技术创新、支持技术研究和开发.1987年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条例»,明确提出“体育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规定,体育科研成果的转让按照国务院的«关于技术转让暂行规定»执行.之后,体育产业技术政策均分布在«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等为数不多的几部政策中.学术界关于体育产业技术政策的专门性研究仅2篇.即便是其他体育技术政策的研究成果中,对体育产业技术政策研究的涉及也非常少.尽管目前有关于体育产业技术政策的研究和论述,但是很多内容讨论的并不是产业经济学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政策,而是一般的体育技术标准,对体育产业技术和体育产业技术政策发展的指导意义并不强.今后对体育产业技术政策的研究应该集中在鼓励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转化,以及体育产业技术对体育产业组织、结构和布局的影响等若干方面.

4关于国外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

总结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优化具有比较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目前国外体育产业政策相关研究很少,国内学者只能从一些有限的研究文献和部分政策文本中了解国外体育产业的政策状况.由于国外文献获取途径和获取资源的限制,国内学者对国外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10年,而且数量也不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军等[31]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转型后俄罗斯体育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及相关内容,对其社会经济背景也进行了较详细的阶段性分析,论述了俄罗斯体育产业政策的特殊倾斜性,以及体育产业政策适时的调节性.吴香芝、张林[32]以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为例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进行了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并重点从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理论以及体育政策理论和实践等方面总结和论述了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展的经验.刘小平、陈华荣等[33]对欧盟«体育白皮书»进行分析和研究,从中抽取出体育产业发展相关内容,借以讨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应该充分考虑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性.杨榕斌[34]通过对澳大利亚体育产业相关政策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应该有效推进体育产品和服务标准化建设;提供体育产业配套发展政策;注意体育产业政策的差异性等重要问题.程丽丽、姜天慧[35]从国外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角度,论述国外体育产业投资的支持政策、发展现状及法律制度.以上研究成果均表明我国需借鉴他国体育产业政策发展经验,以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科学发展,但是目前我们对他国某类或某项具体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科研成果很少.

5关于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

我国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论文仅9篇,占比7%.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一些关于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同时还有其他行业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参考.比如丁煌、陈振明、李春成等普遍认为政策的执行过程与政治密切相关;倡导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多方社会主体可以互动的政治体系.他们将政策的作用机制过程看成一个系统,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都分别反馈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进而调整政策作用机制,以达到提高政策执行效果的目的.陈波、王浣尘、章新华等认为,在产业政策的信息传导中,政策相关信息会出现偏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信息失灵,进而将会影响政策效果的发挥[36G37].关于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几年,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者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视.主要研究学者有吴香芝、丛湖平、邢尊明、姜同仁、黄海燕等.吴香芝主要借鉴了政策执行理论和相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作用过程,指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在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中具有核心作用,而且强调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联合多部门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38].邢尊明(2016)、陈晓峰(2017)等借鉴了近几年政策研究领域比较提倡的政策扩散理论分析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认为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会受政治动机、政绩动机、寻租动机、产业动机的影响,阐述了政策跟进、政策竞争、政策模仿、政策学习和政策创新等扩散机制类型[39].朱启莹、黄海燕分析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这一具体体育产业政策的短期政策作用机制,认为对资本市场有较明显的短期正向冲击,且有一定的持续性.

6关于体育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

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比较晚,在2000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意义,逐渐出现相关研究.目前专门研究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论文只有4篇,占比3%.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体育产业政策的统计数据不健全,以及体育作为交叉门类过于繁杂的特殊性学科,学术界对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方案产生了争议.如吴香芝在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执行效果进行研究时,提到从经济增长指标中剥离出体育的影响因素很难,故选择了模糊综合评价法,即基于非政策目标的综合评价法,对受到多种影响因素制约的体育产业发展状况做出总体评价.有学者认为此种评价不具有针对性,指出要用管理学、经济学等方法评估体育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还有学者认为应根据政策制定的不同维度评估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另一方面研究者要想真正了解现阶段的政策制定、传导、执行、效果等,就需要对政策的决策者,即政府行为、利益集团博弈关系、规避政策等潜在性的问题进行分析.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学者通常难以掌握这些问题的真相,给科学研究增加了难度.尽管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存在很大难度,但是依然需要从现实发展的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较早对体育产业政策效果评价进行研究的是仲春、刘晶、宋福林、周波等人,他们主要从宏观经济学层面分析其执行效果,对体育产业政策效果的评价标准进行分析和探讨,认为落实相关体育产业政策的成本低则有效,否则无效[40].一般政策学家则认为政策执行效果反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在一定的政策环境下,根据各相关执行机关制定的产业目标与实施产业政策效果一致则有效,否则无效,甚至起反作用[41].在体育产业政策研究中,主要进行笼统的定性效果评价,有些专家认为政策效果是体育产业政策执行主体导致的,易剑东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总体效力“较好”;体育产业政策本身的质量、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政策客体对政策的配合和支持度等处于“一般”水平,政策环境对体育政策执行效力所起作用处于“较好”水平[42].林建君,李文静对东、中、西部地区体育及相关产业绝对总量政策倾斜优势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体育及相关产业总量增长显著.东部地区体育用品、服装、鞋、帽销售部门政策倾斜优势最为显著,中、西部地区体育建筑业最为突出.我国东部地区具有体育产业政策超前发展优势[53].吴香芝对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了评价,判断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体系是否推动了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44].通过李克特量表进行评价,判断出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整体执行效果,以及在各类业态中发挥的效果;并分析了各种影响因素,即政策方案的设计、政策环境、政策执行者状况和政策作用对象状况;认为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在健身休闲、体育赛事等不同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同,不同因素对执行效果的影响程度也不同[45].

7对我国未来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启示

7.1由研究政策本身向研究执行效果及作用机制转变

我国大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体育产业政策对体育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作用,学术领域对体育产业政策基本问题和政策本身的分析和探讨较多,对体育产业政策效果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比较欠缺,表现出研究的不平衡性.根据现阶段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和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研究难度.随着体育产业政策受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学者开展体育产业运行机制和执行效果方面的研究.对产业政策运行机制和执行效果的研究应该借助政策学、组织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理论,为优化体育产业政策运行机制和提高体育产业政策效果提供理论框架和应用性工具.对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应根据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分析同利益需求者,权衡政府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加大对各级政府行为的研究.

7.2由宏观论述向具体体育产业资源配置方面转移

从我国现有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对体育产业政策基本问题的研究还是对政策本身的研究,描述性分析较多.通常情况下借助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将体育产业政策分为体育产业结构政策、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和布局政策等进行论述,与此同时又按照不同的行业特点进行划分.但是能继续细化到对具体体育产业经营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成果很少.而在现实中具体的体育产业类别对政策的实际需求不同,具体体育产业资源的配置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不同产业类型的结构、产业绩效和企业行为等差异很大,对此可采取不同的政策.如体育用品业、体育健身休闲产业、体育中介业等需要专门的政策研究以促进其良性发展.在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中,已经体现出具体单体体育产业相关政策的研究成果增加的趋势,在未来几年中这也应该是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