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治理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污染治理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城市河流污染，主要因为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认识尚不能承载工业化带来的全面影响，加之国家治污力度多受掣肘及科技水平的制约，河流污染的状况在19世纪没能得到显著改善，引发生态环境恶化及流行病侵害等不良后果。后发国家应以英国工业化的得失为镜，实现工业化的科学发展。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不列颠最早叩开了现代化的大门。然而，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与经济:荣和城市发展相伴的还有遭受污染的生态环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为严重。英国，在摘取了一个工业化先行者JPG该摘取的最优惠成果的同时，也尝到了工业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对尚未实现工业化及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规避和整治“迈达斯的灾祸”有所裨益2=16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故本文不揣浅陋，愿就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点等问题予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状况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类早期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大都被排人大气或弃置于水中，古时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规章控制污染的尝试。在古希腊，只有获得特殊允许才能设立制革厂;古罗马也有规章规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设立在没有居民点的台伯河对岸。但是，早期的污染仅限于十分狭窄的范围。

上百年来，英国的毛纺业等传统工业无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质，但是，严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纪工业化时期才真正发生。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不断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国的许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纪，城市河流污染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恩格斯对当时河流污染的描述颇为详尽。例如，流经利兹的艾尔河，“这条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人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流经曼彻斯特的两条小河—艾尔克河与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状况亦十分严重，“停滞的艾尔克河，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

此外，流经西赖丁约克的卡尔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终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员会已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西赖丁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艾尔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也被工业化的浪潮熏染得通体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俨然是一条随时喷发的黑龙。

泰晤士河曾是一条美丽的河流，英国人习惯地称之为“老父亲泰晤士”。19世纪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举世闻名的鱿鱼产地，诗人蒲柏在1728年将其描绘为“银色的洪流”。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沿途城市居民的剧增以及大量工厂的建立，各种污染物源源不断地进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质急剧恶化，泰晤士河成为一条污浊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学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报》:“整条河变成了一种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气味很臭……整条河实际上就是一道阴沟。可见，英国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纪中期已经相当严重。

二、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为何诸多河流在一个世纪里都变了色、变了味，这么严重的污染是怎样产生的呢?无疑，工业废水和公共废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布局和工业类型又是产生大量工业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业化初期，主要的机械动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机，工厂不得不设在大流量的急流旁边”。因此，英国的第一批近代工厂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国工业的发源地和中心—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穿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这既解决了动力问题，又方便了废水处理，河流也成了废水排放的理想场所。蒸汽机发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机械、依河而建的工厂逐渐转移到城市中，但工厂对那些流经城市的河流的依赖并没有减轻。因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数工业生产部门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较洁净的水。水作为冷却剂是蒸汽机不可或缺的，一些工业部门如毛纺业、印染业、造纸业的生产过程也离不开水，还有酿酒、洗煤，没有水更寸步难行。同时，水路为工业主提供了廉价的运输途径。因此，一条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厂，例如艾尔克河，“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这些废水中往往含有铅、碱、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质大大降低，造成严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公共废水。公共废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涤剂。公共废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国工业化时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加上市政建设滞后，遂使水污染加剧。

一方面，与工业化相伴的是，英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镇人口增长急剧。势如潮涌的人口，被压缩到很小的拥挤不堪的中心点上。从增长数量上看，大约在1800年，英国只有一个大城市—伦敦，人口约100万，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等(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万之间)。1850年伦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个城市在10万人以上，18个城市在5万到10万之间。1910年英国有46个城市超过10万，伦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万。从增长率看，兰开夏在1700年至1801年间人口差不多增加两倍，曼彻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间也增加了两倍。到185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城市的扩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资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卫生日益恶化，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构成了那时英国许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国城市化虽快，但城市化水平较低，市政建设滞后。“所有的市镇，不论是新的还是老的，都面临着公共卫生的严峻问题,工业化早期，英国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扫垃圾的制度，垃圾粪便随意堆放，人们甚至因厕所太少不得不随地大小便。特别是贫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们称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在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这类建筑物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厕所少且前后无遮无盖。到1831年，即使是已拥有14万以上居民的曼彻斯特市区仍没有铺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条例。非但如此在曼彻斯特新城(又叫爱尔兰城，theIrishtown),“街道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大量垃圾、粪便、洗涤用水还有从街道屠宰场排出的水染上深红色的兽血，经过公用阴沟和露天排水沟通往小河、水坞，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综上所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副产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业化时期英国的社会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剧的促因。

首先，英国人将“自由放任”思想奉为圭泉，对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中心人口膨胀、城市污染和公共卫生等问题尽量不干预;其次，社会以追逐财富为价值取向，对“污染”则漠不关心。英国贵族通过经营追求财富早已成为惯例，社会中下层又有着一股“向上看”的风气，于是上行下效，社会形成了以谋求利润为荣的风气。

难怪连外国观光者都不禁要惊呼:“英国的城市纯粹是工作和挣钱的地方，而绝非休息和享受的乐园，那种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还没有出现。超级秘书网

三、英国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点

随着河流污染状况的不断加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害，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对污染予以遏制，但长期似来，社会的反应并不积极。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流行病的多发，城市才开始实行系统的卫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应和道路清洁等。同时，社会对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视，各项治理措施逐渐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将结合英国在这一时期的防治措施，对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点进行探讨。

第2篇：污染治理论文范文

室内空气的净化处理

对于新装修的房间，一些装修材料、家具等物品会散发出有害气体，导致室内空气中的甲醛、甲苯等有机物质的浓度高于室外，有的甚至会高于工业区，不利于人们的健康，因此需要对其室内的空气进行净化。而相关的研究表明，光催化剂———纳米TiO2可以有效降解室内甲醛、甲苯等有机有害物质，并且其所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另外，由于应用纳米TiO2的光催化功能在杀死室内环境中的细菌的同时，还可以降解由细菌释放出来的有毒复合物质，因此，纳米TiO2光催化剂也被安放于医院的病房、手术室等区域以实现杀菌、除臭的作用。

脱硫催化剂的应用

大气中二氧化硫的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生产中燃料的燃烧和作为交通燃料的汽油、柴油等的使用。因此，在工业生产中需要对其进行脱硫处理，以减少硫化物的排放。而据有关资料表示，纳米级ZnTiO3和CoTiO3都是非常好的石油脱硫催化剂，其中，经过纳米级CoTiO3催化作用的石油中硫含量可达到国际标准，其硫含量的百分比将低于0．01%。另外，煤燃烧时也会产生二氧化硫气体，但是在煤燃烧时加入一种纳米级助燃催化剂，在使其充分燃烧提高利用率、不产生SO2气体的同时，还可使硫转化为固体的硫化物，使得空气的SO2含量降低，空气的质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

第3篇：污染治理论文范文

投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污水治理工程的最实质问题，它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又是衡量工程本身有无实用价值的关键。在水处理达到一定指标即我们获得一定的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后，投资的大小成了衡量工程成败的重要指标。若以很欠的投入而得到极少的产出(指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则说明投资是低效的。无论是七、八十年代的生化处理法还是九十年代的化学处理法，都存在投资高的问题。生化处理法，由于是由生物对污水中的污染物进行作用，将其转化为生存、发展所需的能量，故而降解速度慢，时间较长，占地面积较大，土建投资较高日处理800吨污水的污水处理厂，两座沉淀地、一座曝气池等，土建规模近1000立方米，投资10万元左右，加曝气设备，管线等投资超过50万，而COD的降解量只有300一500mg/L。对于现在常用的混凝气浮一活性炭吸附技术，日处理500吨污水规模的设备投资就30-70万，加调节池、污泥池、厂房、管线等，共需投资约50万元。这样的投资COD降解量一般为40omg/IJ左右。处理好的污水除毛纺行业能用于洗毛工段外，其它行业很少能回用.至于冲厕、冲洗车间地面等，又因管线架设复杂、投资高也并无实用价值。因此，得到的只是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经济效益不明显。这样的投资状况对我国现有的大部分企业来说并无积极性可言，对有些企业来说甚至是一种包袱。投资过高问题严重阻碍了污染治理的进展，也是水环境状况得不到明显改善的原因之一。

2运转费用企业难以承受

运转费用的高低是水处理设备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运转费用一般说来由药剂费、人工费、电费、设备折旧费，维护保养费等几部分组成。它们的高低直接反应设备、技术的可靠程度，同时又是直接影响水污染治理效果的重要原因。我国现有的常用技术工艺运转费用就比较高，对于经济效益不太好的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水处理负担过重。致使水污染治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1)药剂费售价太高。如1吨碱式氯化铝价格在1800一2500元之间，硫酸铝为800元左右。(2)工艺中动力消耗过大，电费太高。(3)设备自动化程度低，所需操作人员太多，人工费太高。(4)设备本身及所配电机、水泵质量太差，维护费用太高。

以混凝气浮一活性炭吸附工艺为例对COD500omg/l一的低浓度纺织印染污水，处理至COD100mg/L左右仅药剂费、电费、人工费就要在0.5-0.6元对COD1200mg/L的高浓度的纺织印染污水，处理费用则要达1.0元左右。这样处理过的污水也只是达到排放标准，不能循环使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更有甚者，运转费用之高超过治理污水以前的排污费。这对于经济效益第一位的企业来说是一种负担。由于运转费太高.企业承受不了，污水处理设备时开时停，不能正常运转.有的干脆直接不用，治理设备成了应付环保部门检查的幌子。几十万、上百万的投资就是为“环保局检查时说得过去”，治理污染成了种形式，出现污染源越治越多，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现状。这应当引起环境管理部门和技术服务单位的重视。

3设备使用寿命短

使用寿命过短可以说是现有污水治理设备的通病，投巨资上的设备多则使用七、八年，少则三、四年。还有极少数的设备由于设计、制作存在严重问题，不等调试运转正常就报费的。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l)水质恶劣。由于污水中时常含有酸性、碱性物质，有的还含有较强的氧化剂等，使污水有较强的腐蚀性，设计时考虑不周全就大大降低设备的使用寿命。

(2)产品质量低劣。由于技术服务单位偏面追求经济效益，设备在设计、制造过程中就存在问题。如设计时选取的保险系数过小，制造时选用的原材料质量较差，达不到标号，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等。另外，还有选用的配套产品质量不合格等原因。

(3)工艺选择不合理。工艺选择不合理是导致设备使用寿命短的又一重要原因。常见的主要是活性炭吸附和离子交换处理单元。这两种技术对所处理的污水都有一定的要求，若进水污染物浓度过高，活性炭和交换树脂就会很快饱和，失去活性，就需要反冲洗活化.随着反冲洗次数的增加，饱和周期越来越短，以致全部失去作用。因此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设备的使用条件，以延长使用寿命。

4重点污染源难以治理

尽管造成水环境污染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但从成百上千单位的排水状况来看，污水排放量大.污染物浓度高的重点污染源却是造成水环境恶化的罪恶之魁。虽然它们的数量不多，但它们对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威协，左右了区域内的污染状况。重点污染源主要是造纸、酿酒、石油化工等。从滨州地区1992年的统计分析来看，12家重点污染源排放废水量占到全区总量的近75%，其中一家造纸厂就占1/5，而污染物COD的排放量竟占到l/3。因此搞好重点污染源的治理是保护水环境的关键措施。但从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技术和经济状况来看.对污染严重的造纸、酿造等行业的污水治理还未见有可行的技术。对造纸行业曾经提倡过的碱回收工艺，对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确起到一定作用。但本方法只使用于规模宏大的造纸厂，对中小厂家来说是行不通的。投资巨大运转费用高，出现严重的负效益。即使是大型造纸厂，运转情况也不理想，普遍存在运转费高于回收碱价格的现象。而对于利用黑液提取木质素磺酸钠的工艺，也存在技术不完善、投资高，管理复杂、产品销售不好的原因而一直未能推广。只有白水回收技术工艺简单、投资少，经济效益较为明显，而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白水不是造纸污水的重点，它的回收对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影响不大。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致于酿酒、石油化工等行业的污水处理也没有可靠实用的技术重点污染源难以有效控制是造成水污染的根本原因。治理重点污染源便成了今后改善水环境状况的根本出路所在。

5几点对策

从水处理工程的目前状况来看，水环境前景实在令人担忧，但究竟如何加以控制，有识之士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面笔者就水污染防治工程谈几点看法。

首先水污染应该防与治结合。单纯强调治理不仅投资巨大，收效也往往不太明显。污染物从根本上来讲是生产过程中设备、技术落后而浪费的原材料，排放的污染物越多，原材料浪费就越多，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就越差。因此，水污染一定应该从生产工艺上进行预防，提高工艺的科学性能和设备的先进性能，尽可能多地将原材料转化为成品，既可提高经济效益又能减轻污染。与污染治理有关的管理制度如“三同时”限期治理，环保目标责任制等，应当在政策上督促和鼓励将单纯对污水进行治理同改革工艺、设备，加强生产管理结合起来.减少生产中的浪费现象，选择无污染工艺、设备。同时，环保货款也应带有倾斜性，给予支持帮助，鼓励对污水进行防治结合的项目上.

第4篇：污染治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环境污染防治法，环境污染，环境

 

一、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现状

我国现代意义环境法的产生, 一般以20世纪70年代为起点, 以环境污染防治法的诞生为标志。环境污染防治法是指国家为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对产生或可能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活动所实施的管理,以达到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进而达到人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目的而制定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1]。毕业论文，环境污染。。环境污染防治法是传统环境法的基本内容, 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核心部门。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体系不仅包括大量的专门性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还包括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等其他法律部门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规范。其中, 各专门的污染防治法是我国目前环境污染防治法的主要部门。已颁布的污染防治单行法中, 最重要的是防治环境四大公害的污染防治法律。它们分别是:1987 年制定, 1995 年、2000 年两次修正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1984 年制定, 1996 年、2008 年两次修正的《水污染防治法》; 1995 年颁布, 2004 年底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1996 年颁布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目前我国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令人遗憾的是, 几乎所有的污染防治法都停留在以单个环境因子为调整客体的单项法状态。

二、我国现行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缺陷分析

1. 环境污染防治缺乏综合性

首先表现在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结构上的缺陷, 没有一部综合性的污染防治法典。我国虽已制定六部防治环境污染的专项法律和众多的法规、规章、标准, 但立法只是针对单项污染控制进行的,缺乏对污染源的全面控制和人类环境的整体保护。实践中导致环境单行法之间相互重叠、交叉和矛盾, 而个别领域却出现法律空白, 给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有法难依和无法可依的尴尬被动局面[2]。

2. 可操作性差

由于我国现有的许多环境污染防治法立法过粗, 导致执法过程中有法难依。如对拒报或者谎报环境噪声排放申报事项的, 《噪声法》虽规定可警告或处以罚款,但未规定处罚金额标准, 给执法带来困难。即使已有的法律,也相对过于原则, 缺乏可操作性。而现行的个别环境污染防治的专项法律却只要求超标排污者缴纳排污费即可, 这直接违反了《标准化法》的规定,造成法律体系内部的不协调[4]。

3. 法律调控机制中的公众参与不足

依靠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环境法发展的新阶段, 也是我国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法律没有赋予公众明确的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救济方法, 公众实际上被排斥在环境保护的大门之外。公民作为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却不能对环境监督管理机关做出的行政决定进行监督和救济,显然是不合理的。在没有明确公民环境权利的前提下, 高唱公民对环境的义务, 既不符合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律原则, 也调动不起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6]。

三、完善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法的构想

1. 制定环境污染防治法典

我国今后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的方向应该是重视和体现全过程污染控制, 首先制定尚缺漏的环境污染防治法, 以完善现有的制度规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整合各单项法为“环境污染防治法典”[8]。即对所有现有的环境污染防治单项法所进行的法律整合, 使这些同门类的单项法法群走向法典化, 从而形成“环境污染防治法典”。未来的综合性污染防治法典应反映整体环境观, 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作为法典的立法统帅思想。

2. 重视地方环境污染防治立法

地方环境立法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延伸和补充, 是各地贯彻国家环境法律法规, 因地制宜地管理本地环保事务的保证措施。我国地域辽阔, 不同地区环境问题各有侧重点, 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差异较大, 因而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进行地方环境污染防治立法,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 引进市场经济原理，发挥经济手段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调“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这种行政主导的体制具有较高效率的优势。但它也具有局限性。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环境保护中必须充分重视经济手段的调节作用。毕业论文，环境污染。。

第一，改革环境税费，建立合理的绿色税收制度。目前我国环境税费制度主要依靠两种手段来实现，一是征收排污费；二是污染税费、资源税费或生态补偿税费，其中包括资源收费、生态补偿费、生态恢复保证金、土地出让金、土地增值税，等等，另外，有关环境关税也出台了一些调整制度。

第二，改革贷款制度，未通过环评审批不得给予贷款支持。鉴于一些地区建设项目和企业的环境违法比较突出的现象，因污染企业关、停带来的信贷风险加大，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同时也给我国环境带来严重的负担，造成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应当通过立法的形式对贷款制度进行改革，明确规定对未通过环评审批或者环保设施验收的项目，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对限制和淘汰类新建项目，不得提供信贷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毕业论文，环境污染。。规定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督管理，并加强与当地人民银行、银监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联系，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他们，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增设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毕业论文，环境污染。。确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后，由市场确定排污权的价格，市场发现价格的过程就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只要超标准排污的企业所付代价大于治理费，就会激励企业治污，一旦排放量达到排放标准以下，企业就有了可以用来出售的排污权，而不能达标的企业就成为排污权的需求者。毕业论文，环境污染。。这样就形成了排污权交易市场，通过供求双方相互作用形成排污权的均衡价格。毕业论文，环境污染。。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提高企业治污的积极性，使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得到实现。

4. 扩大环境民主, 落实公众参与机制

2002 年《环境影响评价法》的通过, 是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立法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 目前我国环境法律、法规对于公众参与的具体方式、程序、参与效力等保障手段规定得不太具体, 影响到公众对环境污染监督的积极性。因此, 应进一步扩大、细化公众参与机制, 保障公众的环境民主权利。

参考文献:

[1]汪劲.中国环境法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7.

[2]谢校初,龚文启.完善中国环境法体系之我见[J].吉首大学学报,2001.(9).

[3]邓波.略论我国污染防治法的缺陷及完善[J].长白学刊,2004.(4).

[4]杜群.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法创新—环境法律体系的重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5).

[5]张善信.中国环境保护法理若干问题[J].中国软科学,1999.(2).

[6]徐祥民,陈书全等.中国环境资源法的产生与发展[M].科学出版社,2007.(65).

[7]陈靖.对完善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思考[J].新疆大学学报,2005.(7).

第5篇：污染治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土壤污染；生态环境；环境治理；污染防治。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以及化学品、农药等现代科技产品的使用，人类社会向自然环境排放了大量污染物，使得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异常严峻。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立法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立法呈现分散碎片的特征，远不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现实需要，我国亟需系统化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一、我国土壤生态环境现状。

土壤是“以母质为基础，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长期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而成的土状物质，它由固相、液相和气相物质以及生物体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1]土壤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植物生长繁育的自然基础之一。土壤各组成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了复杂多样的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内外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化与交换，保持着结构和功能的动态稳定。土壤结构多样、功能多元和过程复杂的特性使得土壤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然而，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却非常脆弱，土壤具有吸附性、缓冲性、氧化还原性以及自净的功能，其能广泛接触水、大气、固体废物等中的污染物，这就使得土壤极易受到污染。

土壤污染是指“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土壤，其数量和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导致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等发生变化，从而使土壤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正常功能失调，导致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并产生一定的水和大气次生污染的环境效应，最终将危及人体健康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2]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 1.5 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 3250 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 200 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1/10 以上”[3]。这些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有酸雨、大气尘埃、工矿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化肥和农药、工矿废水灌溉、农家肥、地膜污染等。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富集性、复杂性和不易逆转性的特点，这使得土壤污染的危害严重，治理困难、耗资巨大。

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土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首先，土壤污染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被农作物吸收，使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富集于人体内，引发各种急慢性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其次，土壤污染威胁生态安全。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依附于土壤的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污染还会导致水、大气、海洋等环境要素的交叉污染，进而影响整个生态安全。最后，土壤污染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土壤污染使土壤生产力和耕地质量下降，导致粮食减产、粮食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缺陷分析。

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制化是我国根治土壤污染的基本路径。

目前，我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总体可分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及相关法三个部分。首先， 《环境保护法》 对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

《环境保护法》 第 20 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土壤污染和土壤生态环境破坏从水土整治、动植物保护、化学品及农药安全等方面进行综合系统防治。其次，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现有与土壤污染防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 《水土保持法》 和 《土地复垦条例》。2007 年 《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 （试行）》 从监督管理、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污染场地的治理及修复、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995 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对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林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土壤规定了不同的质量控制标准。最后，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主要涉及 《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 等污染防治及 《土地管理法》、 《森林法》、 《草原法》、 《矿产资源法》 等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另外，其他环境保护专门法中有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还有 《环境影响评价法》、 《清洁生产促进法》、 《节约能源法》、 《农业法》、 《城市规划法》、 《标准化法》、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等。

然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还相当不完善，存在严重的结构与功能缺陷，已明显不能为防治土壤污染提供有力地法律制度保障。

第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首先，立法缺乏系统性。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应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我国不仅环境保护基本法性质的 《环境保护法》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相当简单，而且还缺乏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单行法律法规。这既与当前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极不相适应，也严重制约了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开展。其他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只有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规定，且这些规定多是宣言式和框架式的，既无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明确详细规定，又缺乏相互配合联系，无法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其次，立法缺乏对土壤的统一性保护。现有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土壤进行规定，缺乏对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化规定。立法的土壤规制对象比较狭窄，偏重规制农业土壤污染，对工业、城市土壤污染重视不足。再次，立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制度供给。立法缺乏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使得立法缺乏可操作性，行为规则原则性、概括性强，明确性不够，缺乏针对性。最后，立法缺乏对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规定。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实行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管理。

目前，土壤污染防治行政主管部门不明确，行政主管部门与分工负责的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清。环保、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多头管理，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土壤污染防治系统性工作。

第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结构与功能具有对应关系，结构决定功能，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功能上是为了实现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而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明显的重预防轻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其造成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即使在预防土壤污染方面，立法也存在严重的偏重控制点源污染，忽视对农药、化肥、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面源污染控制，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防治土壤面源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在土壤污染治理上，立法更是很少涉及土壤污染治理，即使有土壤污染修复方面的地方立法，由于其立法层次低、适用范围窄、手段单一，仍无法有效治理土壤污染。

三、域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借鉴。

域外国家和地区对土壤污染防治主要实行专门立法、相关立法和综合立法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对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立法。

美国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制定了专门的 《土壤保护法》，该法通过防治土壤污染、流失来保护农业生产。之后，美国又从对废物全程管理的角度防治土壤污染，制定了 《固体废物处理法》、 《资源保护回收法》、 《危险废物设施所有者和运营人条例》、 《综合环境污染响应、赔偿和责任认定法案》、 《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 和 《纳税人减税法》 等法律。此外，美国在水污染防治的 《清洁水法》、水源地保护的 《安全饮用水法》、化学品等有毒物质污染防治的 《有毒物质控制法》 和《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 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英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制定了专门的 《环境保护 1990：

Part IIA法案》。另外，英国注重对污染的系统防治。 《污染控制法》 是英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该法对废弃物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实行全面系统控制。英国还在对生活垃圾处理的 《生活环境舒适法》、对危险废物控制的 《有毒废物处置法》 和 《有毒污水处理法》 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加强土壤污染的防治。

德国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 《联邦土壤保护法》、《国土整治法》、 《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 和 《建设条例》 等。“德国近期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实践主要包括法院的司法判例发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整合两个方面。”

[4]同时，德国意识到仅仅依靠专门的 《联邦土壤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防治土壤污染是不够的，需要将专门的土壤污染保护法律与涉及土壤领域的其他法律结合起来，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化与系统化。德国先后制定 《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肥料和植物作物保护法》、 《基因工程法》、 《联邦森林法》、《联邦矿业法》、 《联邦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从不同领域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控制。

日本针对土壤污染防治也制定了专门的 《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 《土壤污染对策法》、 《土壤污染对策法施行规则》。

日本多次修订 《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 并根据该法对农田土壤中镉、铜、砷等含量进行监测，并对超标土壤予以修复。日本2002 年颁布的 《土壤污染对策法》 以市区的土壤污染为防治对象，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监测制度等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规定。另外，日本在 《水质污浊防止法》、 《Dioxine 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 中也有涉及防治土壤污染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并制定了详尽的配套法律规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实施细则》、 《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监测基准与管制标准》、 《征收种类与费率》 等共18 项法案，这些法案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相结合形成了台湾地区比较完备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

四、系统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1.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要性。

系统化之所以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与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

首先，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要求立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性防治。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特性的认识加深，在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缺陷的同时，逐步确立起整体环境观，并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中心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5]。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整体性、内在联系性，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环境法中的生态中心主义是指将人类和自然作为一个生态整体，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运行，规范人类行为的一种理念。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特点及土壤污染源的多样化需要人类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树立整体环境观念，通过对土壤污染的多源整体性控制，实现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系统论为系统化完善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方法。系统论是对系统科学的哲学抽象，强调整体性。所谓系统，是“由相互制约的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6]。系统论认为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和运行的，系统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等特征，其总是动态运行并保持相对稳定。系统论在土壤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具体运用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的具体运用是土壤污染系统控制，即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过程的、多种环境介质的控制”[7]。一方面，土壤与水、大气等环境要素共同组成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因而，我国进行土壤污染防治还需加强对水、大气等多环境介质的污染控制。另一方面，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整体性，其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普遍联系而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各组成要素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组织性和有序性，在功能上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共同维护土壤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遵从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规律，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全过程、多种环境介质的系统控制。

因此，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系统化完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理念为指导，强调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运用系统科学中系统论的方法，来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2.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现路径。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系统化立法。系统化立法可以实现防治土壤污染、保护人体健康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土壤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目标。

（1） 修订 《环境保护法》，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 《环境保护法》 已严重不适应时代环境保护需求，亟需进行系统性修订。“《环境保护法》 修改的最终目标乃是基本法和法典化。”[8]但我国现在还很难实现 《环境保护法》 法典化的目标，目前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先实现该法的基本法化。基本法化意味着 《环境保护法》 可以实现对环境的整体保护、对多污染源的系统控制。修订后的 《环境保护法》

应明确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建立适用于所有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创立有效的对各环境要素的开发、保护与污染防治立法的协调机制。

（2） 制定专门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 及配套法规、规章。

修订后的 《环境保护法》 虽是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领域的基本法，但限于基本法性质制约，该法不可能对土壤污染防治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针对土壤污染防治，我国还需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控制。

第一，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处于生态污染链的末端，目前已有大量立法对其他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进行了详细规定， 《土壤污染防治法》 无需再将预防类单行法的污染防治内容分解纳入。否则，不仅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与其他污染防治立法的重复。

第二，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理念，树立整体环境观念，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可以加深人类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认识，促进人类对土壤污染实现系统的污染控制。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指在土壤污染防治中，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综合进行土壤污染控制，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种因素，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和社会的调整机制，实现经济、社会与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7]。11~12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的法律化实现路径，其直接催生土壤污染系统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第三，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 《土壤污染防治法》 尤其要明确规定土壤保护规划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土壤污染监测与鉴定制度、土壤污染法律责任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和保险制度，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监测预防、使用管理、污染修复和损害赔偿的全过程管理。另外，《土壤污染防治法》 可与在水、大气等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排污许可制度建立链接，实行排污许可证的备案制度。

第四， 《土壤污染防治法》 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土壤污染监管体制是 《土壤污染防治法》 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的支撑和中枢，是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战略方针、政策、法律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明确中央土壤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合理划分土壤污染防治中央主管部门、地方分级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职权，建立有效的各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和严格的土壤污染防治问责机制。

第五， 《土壤污染防治法》 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土壤污染信息公开是我国土壤法治的必然要求，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主动及时公开土壤污染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注意发挥社区和村委会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作用，委托社区和村委会成员作为兼职监管员，以便及时掌握土壤污染信息。同时， 《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建立群众监督、举报土壤污染程序化回馈机制，保障公众土壤污染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给予百姓参与土壤污染防治门径。

（3）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土壤环境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执法、司法的依据。我国应“构建一个以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为基础的，包含农用地土壤环保标准、场地土壤环保标准、土壤环境分析方法标准、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和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同时，我国应不断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应能对包括农村土壤和城市土壤的各类土壤规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应能全面综合管理进入土壤的物质及物质留存土壤期间的状况和离开土壤的状况。

五、结论。

系统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防治土壤污染的保障，可有效解决土壤污染防治原有立法的结构与功能缺陷。系统化之所以会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及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的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人类秉持整体环境观，使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首先，应修订 《环境保护法》，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其次，应学习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 及配套法规、规章。同时，我国在系统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系统的综合协调，避免立法重叠，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防治法》 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第三，我国应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尤其是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另外，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情况会严重影响土壤污染防治的效果，我国还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立法，加强对其他环境要素的保护，完善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立法，通过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公平司法、引导守法，真正实现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参考文献】

[1] 杨志峰，刘静玲。 环境科学概论（第二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8）。

[2] 朱静。 美、日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度对中国土壤立法的启示 [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1（11）：21.

[3] 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724，2012- 3- 9.

[4] 秦天宝。 德国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与实践 [J].环境保护，2007（10）：70.

[5] GeorgeFrancis. EcosystemManagement，33 Nat [J].Resources J.，1993：315.

[6] 苗东升。 系统科学精要（第三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0）。

第6篇：污染治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河流污染 环保 治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U473.9 文献标识码：U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34012701

当前我国的河流污染形势日益严峻。河流污染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危险。“一些企业肆意排污导致河流污染加剧，对人民的正常生活、身体健康等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1]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河流污染治理问题逐渐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绿色环保是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高度重视河流污染问题。无论是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还是从过去我国粗放式发展的理念来看，河流污染的治理都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河流环保措施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河流污染形式

河流污染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点污染；另一种形式就是面污染。所谓点污染主要指的是工业废水以及城镇生活污水造成的各种污染。面污染主要指的是大范围内污染物由于降雨等造成的污染。这两种形式的污染都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严重情况下还会对居民的人身健康造成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对河流污染原因的研究就显的非常必要。

二、河流污染的原因

经过对河流污染进行深入调查，我们就会发现河流污染基本上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水土流失严重。我国农田土壤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大量应用化肥农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增产目的，但是也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现象的家居，是造成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二是废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当前人们虽然对工厂废污水的处理保持一定程度重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废污水得不到有效处理就被排到河里，这是导致河流污染的根本原因。三是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当前国家虽然制定了一些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这是河流污染的关键。

三、物理方法

针对河流污染的治理，我们主要采用的物理方法主要是四种措施：一是调水，二是机械除藻；三是曝气复暖；四是底泥疏竣。所谓调水主要指的是通过加入大量的清洁水来改善污染水质。通常这种方式主要是通过水利设施调动附近清洁水源来进行清洁。

所谓机械除藻主要指的是通过专门机械来去除水中的蓝藻以降低河流污染。在河流中经常会产生大量的水华蓝藻。这些蓝藻的出现会严重影响到河流水质。去除水华蓝藻能够有效地降低河内磷、内源氮的负荷，这对于提升河流水体质量很有帮助。

曝气复暖。通常意义上河流污染主要是由于河内溶解氧降低造成的。我们对河流的保护就可以从提升河内溶解氧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考察。曝气复暖就主要是通过这种形式来保护水体的。曝气复暖技术通过向河道充入氧气，来提高水体的溶氧水平，增加水体好氧生物的活力，最终达到提升水体水质的目的。当前主要是通过移动式充氧平台和规定式充氧平台实现这种技术。

底泥疏浚。在被污染的河流中有许多污染物都淤积在河底泥土中。为了有效提升河水水质，人们可以通过底泥疏浚的方法来治理。把底泥挖出来就可以有效的减少河里的污染物，从而减少河流污染。

四、生物方法

所谓生物方法主要指的是生物促成法，生物强化法和生态修复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分析这三种技术。所谓生物促成技术主要指的是通过把解毒剂，降解污染物，常量元素，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投入到河流中以降低污染的技术。生物促成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地降低河流污染，应用这种方法能够起到有效降低土著微生物的目的，从而能够强化污染环境的自净能力，最终有效缓解河流污染。

生物强化法。生物强化技术主要指的是通过往受污染的水体中接种污染降解菌，通过污染降解菌来激活水中微生物并使他们迅速繁殖，继而来抵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通过生物强化法可以有效解决水体污染问题。这种方法对于消除受污染水体中的黑臭和硝化底泥很有帮助。

生态修复技术。生态修复主要是通过利用浮岛技术，人工湿地，生物膜法，水生植物等形式来降低河水污染。生态技术是“利用生态平衡、物质循环的原理和技术方法，对受污染或受破坏、胁迫的水体生物生存和发展状态的改善、改良或恢复、重现”[2]浮岛技术，是通过在受污染区域搭建辅导，在水面上种植植物最终形成生物链来进行水体恢复，运用浮岛技术可以有效提升水体质量。人工湿地。人工湿地是在模仿自然湿地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具有很强渗透性能的物质。通过使用人工湿地可以有效实现污水的净化。人工湿地一般可以分为垂直湿地，潜流湿地，表面湿地三种形式。当前“国内外在人工湿地的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及实践经验”[3]生物膜法是通过天然河中的生物膜来起到净化与过滤的技术，生物膜一般是由人通过填充填料来供细菌絮凝生长，最后生成的。生物膜具有表面大，附着微生物多等特点，应用人工湿地可以使得河流的自净能力显著增长。在今后的河流污染治理中我们应该加强对这种技术的研究。“在上海的应用有生态浮床技术、沉水植物修复技术、植生生态混凝土技术等。”[4]

五、化学方法

化学治理方法主要指的是通过往受污染的水体里放入各种化学剂，例如铁盐，化学药剂杀藻等化学物质来改善水质。一般意义上化学方法主要有化学除藻以及絮凝沉淀两种方法。化学除藻是一种能够有效控制藻类生长的方法，对于解决严重富营养化的河流的污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使用这种方式来治理和水污染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这种方法要适度应用，过度使用就会造成动植物的再次污染。絮凝沉淀是通过投入混凝剂来缓解污染的。这种方法主要应用在污染非常严重的地表水体中。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控制源磷负荷。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河流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河流污染治理显得非常重要。本文详细分析了当前环境污染的形式以及产生原因，而后深入论述了河流污染治理的措施。我们在今后的河流污染治理中必须要结合河流自身的特点来进行治理。“多个城市治污实践证实。河长制”确实是推动我国水污染治理的一项有效措施”[5]要慎重科学地选择治理措施，这是有效缓解治理污染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丁社教.治理河流污染的制度激励悖论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8（2）.

[2]张乾铄.生物-生态措施修复治理河流污染综述[J].现代农业科技，2009（6）.

[3]房立新.小新河人工湿地水质净化作用探讨[J].科技信息，2012（29）.

第7篇：污染治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 环境污染 治理 思考

0引言

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有效的环境治理，其带来的环境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其中，农村作为我国发展的资源之本，其环境的优劣在对于能否在国内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要想真正建设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是之根本所在。

1现阶段国内农村环境的污染治理

1.1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主体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方面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点污染源污染，第二类是面污染源污染。从污染源的查找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来看，点污染源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对于点污染源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我们依然可以采用“谁污染、谁治理”的农村环境治理理念。但是对于面污染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其真正地污染是非常难于治理的，其包含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常常包含有：农村生活产生的垃圾污染、生活产生的污水污染以及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带来的非常严重的生产污染等。这些污染源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往往具有“由点连成线、有线连成面”的污染趋势，其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往往的非常严重，并且具有很大的持续性。其中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农药以及相关的化学制剂带来的农村环境污染往往带有非常大的危害性。当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于使用农药以及相关的化学制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对于使用过程中剂量以及使用方法的选择。

1.2现阶段国内农村环境污染采用的治理方式

众所周知，对于农村环境带来污染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农民日常生活带来的生活垃圾污染，这里所述的生活垃圾包含：气体污染物、水体污染物以及相关的固体污染物。其二是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主要指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由于农村污染具有上述两种污染源的形式，这就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不适合采用我们传统采用的“末端环境污染治理”模式，因为常用的“末端环境治理”主要是针对城市之中一些大中型厂房带来的环境污染。如果我们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采用“末端环境污染治理”模式，这查找发现环境污染源是非常困难的。况且这类末端治理技术的采用对农村面源污染也是难以奏效的。因此，为了更好的建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途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相关的工作。现分述如下：

1.2.1国家应当逐步完善国内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例如：国家的相关立法单位应当对现阶段的环境保护法进行定期的审核和修改，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其给环境污染治理带来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等都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所以相关环境保护立法单位实现对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动态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个过程中也应当对于相关法律条文的可行性进行科学的研究，防止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

1.2.2在农村内部应当逐步完善环境保护机制，对于现阶段农村实际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及相关自然资源的利用情况进行动态的跟进，最后对于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的程度进行合理的计算，最后确定出合理的环境污染治理体制。

1.2.3要优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要讲究社会效益，摒弃经济效益为主的做法，以国家为主，用市场价格调节为重要手段，大力推行生态化的现代农业技术替代传统农业技术，执行最严格的环境污染控制标准，合理设定使用量标准，坚决降低化肥、农药的总耗用量。

1.3现阶段我国农村污染治理的重点方面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阶段引起国内农村环境污染的因素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对于不同的农村地区，影响其内部环境污染的因素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相关的环境保护工作技术人员，对于不同的地区农村环境污染的具体原因进行全面的勘测，最后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此外，对于各个地区农村环境污染的因素在进行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中，我们应当分清主次，对于主要的因素要进行针对性的治理工作。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农民职业化，让农民掌握最好的现代农业技术，在“不降低农业产出总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国家足额补贴”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化肥、农药以及农膜的使用量，减少与约束农村环境污染源头。

同时在进行农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对于农村内部畜牧业的限制，对于农村内部畜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此外，对于有些农村地区的水产养殖业我们也应当进行全面的控制，因为农村水资源环境的保护与农村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对矛盾体，在进行农村环境污染以及保护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农村内部的水产养殖业与水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逐步全面的做到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双丰收，是现阶段治理农村水资源环境污染的重要方面。

2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国家以及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要求将会不断增加，其中农村环境作为整个生态环境的基础，其污染治理一定要到位。这就需要相关的环境治理技术人员一定要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艰巨的责任和义务，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逐步增强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水平。

参考文献：

[1]陈国锋，张祝平.论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对部级生态示范区浙江丽水市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调查与思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06：84-88.

[2]陈恒彬.构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二维”框架的路径选择――以邹平县张高村的环境状况为例[J].大连干部学刊，2007，07：25-27.

[3]李平.永兴县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对策探析――基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视角[J].梧州学院学报，2014，01：36-41.

第8篇：污染治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工业废水污染治理投资 工业废水排放量 政策涵义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3-284-02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由此产生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如近年来出现在腾格里沙漠的污水排放事件对环境造成了重大危害。且2000-2014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3347.1亿吨，占全国废水排放总量的40%。因此，加强工业废水污染治理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我国环保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呈现迅速增长态势，从2001年的1014.9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9575.5亿元，平均年名义增长率高达18.8%。但是，从图2可以看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1%～2%之间，且2012年以后比重逐渐降低。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而言，2000年以后呈现震荡上升趋势，但是它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的比例呈现震荡中下行趋势，虽然2012年以后趋势有所上升，但是到2013年占比也仅为10.4%。而工业污染治理中的工业废水污染投资在绝对量上和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比重两个指标上均呈现下降趋势。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我国的工业废水污染治理投资的效益如何？就已有研究而言，梁淑轩和孙汉文（2007）认为治理废水完成投资额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的增加有利于工业废水及COD排放量降低。段显明和郭家东（2012）研究结论认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最主要原因是应该通过改进和增加技术设备、污染处理设施，以及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等措施来实现。但是毛晖等（2013）研究结论认为环境治理投资对污染排放影响有限。因此，研究结果各不相同，可能是由于模型界定和样本选择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本文将分析我国工业废水污染治理投资是否能够显著减少工业废水排放量。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选取除重庆市和自治区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与截面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据比较，运用面板数据分析问题的优点在于：一是面板数据可以很好地结合截面和时间数据增加样本量，从而增加自由度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提高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二是面板数据可以从多维度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分析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影响，如果只利用截面数据，虽然可以分析不同省份社会保障对消费影响的差异，但是不能反映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对消费的影响；如果只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虽然可以反映不同时期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对消费的影响，但是无法反映不同省份社会保障对消费影响的差异。三是截面变量和时间变量的结合可以显著地减少缺省变量带来的问题。

本文使用工业废水排放量指标来表征环境污染程度。经济增长由历年人均GDP来度量，因为相对于总量GDP，人均GDP更能反映出真实收入水平的变化情况。环境治理投资则按照目前中国的统计口径，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来衡量。各指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二、估计模型与方法

本文选取毛晖等（2013）的模型进行估算。

首先，分析收入和污染之间的关系：

yit=αi+c1xit+c2xit2+c3xit3+μit（1）

其次，为了进一步研究环境治理投资对收入―污染关系（即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本研究在（1）式中加入环境治理投资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yit=αi+c1xit+c2xit2+c3xit3+c4zit+μit（2）

其中，yit为第i个省在第t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xit为第i个省在第t年的人均GDP；zit代表各省工业废水污染治理投资额；αi为特定的截面效应；μit为随机效应。

文中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计算。模型的变量取对数形式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对数是严格单调递增函数，因此对各变量数据取对数之后不会改变数据的性质和因果关系；对数变换通常可以降低异方差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对数变换可以使测定变量的尺度变小，且对数变换后的线性模型其残差表示为相对误差，而相对误差往往具有较q小的差异，且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双对数模型形式压缩异方差的效果比较明显；双对数模型的回归系数更具有经济意义，表示弹性，即自变量变动1%引起因变量变动的百分比。

本文采用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及Fish-PP检验等五种方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变量均为I（1），即一阶单整。Pedroni协整检验结果则表明，人均GDP与污染物直接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本文使用的是Stata13.0软件。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Hausman检验结论拒绝原假设，因此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聚类稳健标准差，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2）中加入投资变量，而（1）中没有。

从表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投资治理并没有改变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从估计结果（1）和（2）中lngdpp、lngdpp2和lngdpp3的系数大小和正负可以看出来，加入环境治理投资变量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环境治理投资引入的影响并没有改变收入与工业废水之间的基本曲线关系。二是工业废水污染治理对降低废水排放量作用甚微。方程（2）的估计结果显示lninvestment的系数为正，虽然对应p=0.387（即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但是这也足以说明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并未有效控制废水排放量的增加。

四、政策涵义

以上分析发现，工业废水污染治理投资对降低废水排放量作用较小，主要原因可能有两点：工业废水污染治理投资总量不足和投资效果具有滞后性。因此，政府首先应该加大工业废水污染治理投资，特别是加大在污水处理设备和环境服务方面的支出；其次，工业废水治理资金拨付要向重工业企业倾斜；最后，做到环保设施高效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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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晖，汪莉，杨志倩.经济增长、污染排放与环境治理投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5）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 山西太原 030006）

第9篇：污染治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 非点源污染；博弈论；公地悲剧；排污权交易；政府监管

中图分类号 F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8-0142-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23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水环境形势日益严峻，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一些地区已经出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显示，农业污染源是水环境的一个主要破坏者，其化学耗氧量（COD）的排放明显多于工业源，因此，如何有效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目前对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技术层面，而从博弈论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还鲜见报道。

1 文献综述

随着各国政府对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等污染的重视，点源污染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治理，而非点源污染，由于涉及范围广、控制难度大，目前已成为影响水体质量的重要污染源。非点源污染的概念是相对点源来定义的，点源污染即废水（包括工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源产生的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染水）通过排水管道等途径直接进入受纳水体引起的污染［1］，具有易于识别和治理的特点。非点源污染是指在降雨径流的冲刷和淋容作用下，大气、地面和土壤中的溶解性或固体污染物质（如大气悬浮物，城市垃圾，农田、土壤中的化肥、农药、重金属，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进入江河、湖泊、水库和海洋等水体而造成的水环境污染［2］。广义上，非点源污染包括城市非点源和农业非点源污染；狭义上，专指农业非点源污染。本文主要讨论农业生产行为中，因不合理利用土地、盲目使用化肥农药以及畜禽养殖超标排污等行为而导致的水环境污染，故采用狭义的概念。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就开始了对非点源污染问题的研究，逐步探索非点源污染物在地表、地下水体中的负荷及影响［3］。另外，国外在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政策研究方面，运用经济学模型进行微观分析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其中有许多在实践中已得到了成功的实施，例如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倡导以土地利用方式合理化为基础的“最佳管理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BMPs）；奥地利政府为促进农业生产中合理、有效地施肥，从1986年开始征收化肥费；美国科罗拉多州Dillon水库磷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应用了点源与非点源污染交易计划［4］等等。

我国非点源污染研究始于80年代，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非点源污染负荷模型的计算与评价、污染削减控制技术、GIS模拟研究等方面［5］。基于大量的河流、湖泊、水库富营养化调查和水质规划资料，科研人员经过20多年的研究，已经在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技术上取得了很多成果，如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生态拦截技术、畜禽养殖中的干湿分离技术等等［6］。

但实际从上世纪90年代末，学者们才开始关注非点源污染的政策研究，例如操家顺等提出点源与非点源排污交易政策，即允许用非点源控制方法代替点源的进一步控制［7］；张巍、王学军等对非点源与点源之间的排污交易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8-9］，如利用概率约束模型，在环境目标的约束下，探讨点源与非点源排污交易等经济激励政策；王晓燕、曹利平从正外部的补贴、对减少负外部的补贴及产品价格补贴等方面，对补贴对象、资金来源和补贴额度等方面进行探讨［10］；另外，中国环境与发展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CCICED）于2004年完成的《控制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建议》从政策角度较为详细的对非点源污染控制、治理进行了指导。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着重以博弈论的视角分析非点源污染控制及监管。文章第二部分分析了“公敌悲剧”现象下的非点源污染制造者之间的博弈格局，提出以“集体表现”形式作为管理非点源污染的前提假设。第三部分的市场交易模型，是基于总量控制下的成本最优化分析，进一步验证单纯依靠点源治理来达到一定环境目标，其效率远低于通过市场的排污权交易。自然资源与环境价值评估是当前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热点［11-12］，其源于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以及对人的有用性，文章第四部分的政府监督博弈模型，将环境的评估价值作为非点源制造者在行为决策时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结合环境治理中的奖惩机制分析对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影响，这在运用博弈理论分析环境问题的研究中还很少涉及。

张蔚文等：基于博弈论的非点源污染控制模型探讨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8期2 非点源制造者的博弈格局

Garrett Hardin在公地悲剧［13］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一群牧民一同在一块公共草场放牧。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只羊增加个人收益，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羊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羊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牧民将如何取舍？如果每人都从自己私利出发，肯定会选择多养羊获取收益，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由大家负担。每一位牧民都如此思考，“公地悲剧”就上演了――草场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最终导致所有牧民破产。

假设市场上只有A、B两个非点源污染制造者，存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双方都自觉“治污”时的成本分别为CA、CB，双方都选择“不治污”时的成本为0，不考虑排污者对环境的评估价值，由于治污成本必定大于0，则存在CA>0，CB>0。构造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最终得到唯一纳什均衡的解为（0，0），策略组合为（不治污，不治污）。另外，相对于点源污染，非点源的发生具有随机性、间歇性、复杂性等特点［14］，诸多的不确定性使得个体对污染的贡献度难以辨别，因此，非点源污染的制造者之间以及与监管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这种情况下，博弈各方在生产行为中更容易出现“多放羊”的局面。由此，推广至多方污染排放者博弈，水环境资源具有公共品性质，各参与者为了私利，致使水环境负荷超出了自我净化的能力，水环境严重恶化。

以太湖为例，近年来，太湖流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大量聚集，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流域内主要河道和湖区的水质遭到严重破坏，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公地悲剧”现象凸现。从已有研究来看，太湖流域针对点源污染治理的“零点行动”未能使水环境污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其中非点源污染的贡献就是影响水质改善的重要因素之一［15］；李恒鹏等采用遥感与GIS方法，对占太湖入湖水量50%的浙西水利分区农业面源污染进行估算，分析得出非点源污染在太湖流域地面水环境污染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16］。

从国内运用博弈理论分析水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来看，大多数文献并没有将点源与非点源污染对环境破坏的异质性区分开来，涉及非点源污染的文献少之又少。本文针对非点源发生的特点以及排污者个体贡献度问题，假设从集体表现的角度去设计政策，建立一个在集体监督和执行基础之上的环境税或补贴机制［17-18］。通过集体监督执行的制度安排来解决集体道德风险问题，其基本思想就是：仅仅观察排水处的污染情况，当非点源污染对总污染的削减量达到一定标准时，集体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补贴；如果排污削减达不到标准时，每个人将被课以罚金或税收，金额等于治理超出标准外污染物的成本。这样，将人的个体努力与总的污染控制产出目标相联系，就可以将非点源污染的控制等同于点源污染的控制，不同的是，非点源治理的责任由集体中所有人共同承担。这一假设正是本文以下两个模型展开、分析的基础，对于市场博弈模型中的点源与非点源之间的排污权交易，该假设侧重于集体监督和执行的概念，即制造点源污染的企业与农业非点源制造的集体之间进行交易，由于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该假设的准确性；而对于政府监督博弈模型，该假设更侧重于集体监督和执行基础之上的奖惩机制。

3 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市场博弈模型

在传统的水环境污染治理中，农业生产活动所带来的污染一直被忽略，点源（企业）要完成所有的污染物削减目标。但受污水处理技术、相关设备成本和企业自身规模的限制，点源污染削减空间有一定的限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提高环境目标，其边际削减成本也会急速增大，这会影响到企业自身的发展。随着非点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非点源污染在控制技术和可行性研究上已趋于成熟，并且削减成本在一定范围内也低于点源污染削减成本，日本琵琶湖治理过程证明，削减非点源磷的费用仅为点源治理的1/6［19］。

排污权交易，即先在指定区域内，设定污染物削减总量不低于一定量Q0，该区域内部各污染源之间（包括点源-点源、点源-非点源、非点源-非点源）可以通过购买方式相互交换排污权指标，排污指标的初始分配有无偿、有偿两种方式。一般来说，当总体污染水平不变而边际削减成本存在异质性、减污难易程度不同时，基于市场的机制将比其他工具更为有效。假设总削减目标既定，以总削减成本最小为目标，不考虑双方交易费用，彼此的边际削减成本是透明的，如图1所示，反映的是非点源边际污染削减成本总是小于点源时的排污交易效率。

Q0≤Qn+Qp其中Q0为削减排污量目标，Qn、Qp分别为非点源削减排污量和点源削减排污量。图1中，传统治污模式下的Q0完全由点源污染承担，总的排污削减成本为ODQ0区域，由于点源与非点源削减成本的异质性，非点源相对点源有削减成本的优势，在污染削减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市场上排污双方有交易的可能，两者要达成均衡条件为：Qn+Qp=Q0

trading and the traditional mode削减成本与非点源边际削减成本相等，同时两者的排污削减量为Q0，此时达到成本最优。点源和非点源削减成本分别为OBQp、OCQn区域，由于参与者双方成本函数相差很大，因此相对于点源完全承担削减总量的成本，交易后的削减总成本明显下降。

4 非点源控制的政府监督博弈模型

水资源拥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必须有政府的干预才可能提高效率。在非点源污染治理过程中，政府和非点源排污集体构成排污博弈事件中的两个参与人。政府为维护自身声誉设法控制水污染的形势，排污者因考虑自身生产成本缺少治污的经济动力。假设政府监督管理成本为m，因采取非点源污染监管所获得的声誉增加值为r，相反若政府不采取对污染的控制监管措施则声誉值降低r；非点源污染排放达标时的治理成本为c，同时若非点源污染削减总量高于合约规定的额度时，非点源排污集体还可以得到由政府给予的环境治理补贴，金额为s，相反，若非点源排污量超标，该集体应受到治理不当的惩罚，需缴纳t数额的罚金，即环境税。另外，考虑到水资源对公众（包括非点源污染制造者）的环境价值，设水环境评估价值为e，即超标排放会导致水环境的价值损失e，但由于环境价值评估的主观性，当环境状况改善时，公众不能立刻作出新的评估，因此排污达标时不考虑环境价值的增加值。

对支付矩阵分析可知，该博弈图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现在从定义出发求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设非点源集体排污超标的概率为x，达标的概率为（1-x）；政府监管的概率为y，不监管的概率为（1-y），x，y分别满足0x1，0y1。

非点源排污者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当y＜(c-e)/(t+s)时，U/x＞0，即当政府选择监管的概率小于一定值时，其期望效用与超标排放概率成正向关系，非点源制造者倾向于选择超标排放；相反地，当y＞(c-e)/(t+s)时，U/x＜0，非点源排污者更倾向于选择治理污染，达标排放；当y=(c-e)/(t+s)，排污者对排污与否持无所谓态度。

对y进行分析，y/c＞0，即政府对水环境的监管概率与非点源治污的成本呈正相关关系，即非点源污染的治理成本越高，排污者基于内在经济动力越倾向于超标排污，此时，政府也越倾向于采取监管措施；另外，分析结果还有y/e＜0，y/t＜0,y/s＜0,从这三个式子可以看到，政府对水环境监管概率与水环境的评估价值、超标排污的罚金（环境税）以及环境补贴的金额呈负相关。水环境的价值评估可以通过调查非点源排放者的支付意愿来获得，在此，非点源排污者对环境评估的价值越高，政府倾向于降低监管的概率；若非点源污染排放超标时，政府对排污集体征收的环境税罚金t金额越高，处罚力度的越大，政府监管的概率越低；若非点源排污集体积极治理污染，使得排放达标，获得相应的补贴金额s越高，政府也会降低监管的概率。

政府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对y求偏导得，V/y=x(t+s+r)-(m+s-r)，令其偏导等于0，即有：x=(m+s-r)/(t+s+r)。

当x＜(m+s-r)/(t+s+r)时，V/y＜0，政府部门对水环境倾向于不监管；当x＞(m+s-r)/(t+s+r)时，V/y＞0，政府部门针对水环境的污染倾向于采取监管措施；当x=(m+s-r)/(t+s+r)时，政府对是否采取监管措施持无所谓态度。

对x进行分析，x/m＞0，即非点源排污集体超标排污的概率与政府部门监管成本呈正相关关系，政府部门为保护水环境而采取的监管、监测成本越高，则非点源排污集体超标排污的概率越大；另外，对x的分析结果还有x/t＜0，x/r＜0,从这两个式子可以看出，排污者超标排污的概率与超标排污罚金的金额t以及政府的声誉变动值r呈负相关，即政府部门对超标排放的惩罚金额越高，排污者超标排放的概率越低；如果政府因不采取监管措施（或采取监管措施）而失去（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部门声誉变动值r越大，排污者越倾向于降低超标排污的概率。由于x/s=(t-m+2r)/(t+s+r)2，其正负号由超标排污的罚金t，政府监管成本m及政府声誉变动值r共同决定，在此不作详细的讨论。

5 结 论

本文从著名的公地悲剧现象出发，分析了非点源污染制造者之间的博弈格局，提出以“集体表现”的形式对非点源污染进行管理和控制，该假设也是市场及政府监督模型的前提条件。在市场博弈中，非点源污染在削减成本上具有相对优势，加之点源污染治理受治污技术、成本的限制，假定排污削减目标一定的情况下，以成本最优的原则进行点源-非点源排污权交易是可行且有效率的；政府监管模型下的混合博弈结果显示，合理的环境补贴和惩罚机制能够保证政府监管的有效性，政府对自身声誉及公众形象的重视及维护也会降低非点源污染发生的概率，从非点源污染制造者的角度，公众对自然资源与环境价值的认可，非点源制造者超标排放的概率也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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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from the View of Game Theory

ZHANG Wei-wen1 LIU Fei1 WANG Xin-yan2

（1-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9, 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e, Kyoto University, Kyoto 606-8225,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