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新论精选(九篇)

第1篇：科学技术哲学新论范文

论文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　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　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第2篇：科学技术哲学新论范文

【关键词】科技；科技哲学；传播

一、科技哲学概述

科技哲学全称叫科学技术哲学，是对科学（内在地包含技术）的哲学理解，属于哲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中的一般规律、科技活动的基本方法、理论及其发展中得哲学问题、科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内容。

科技哲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研究自然界的辩证本性、研究科技思维的辩证法、研究科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等内容。以自然观、方法论、认识论、科学观、科技与社会等为研究领域。由于科技活动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社会活动，因此，将科技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进行考察和研究，无论是对科技发展还是对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科技哲学的历史很悠久，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方法论的研究开始出现，科技对科学的影响也日益明显，科技与社会关系成为了科技哲学研究的重点。因此，只有认识了科技哲学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研究科技哲学，更好地传播科技哲学，充分发挥科技哲学的作用，实现科技哲学对科学和社会的贡献。

二、科技哲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科技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辨证法一直被当做高校理论课程的必修课，这不但培养出了一大批从事自然辩证法专业的专业性人才，并且也丰富和拓展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逐渐地超越了自然辩证法自身的范围。目前，虽然学术界关于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关系研究，以及有关科技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等方面一直处于激烈的讨论之中；但是科技哲学却是在沿着自身学术和学理轨迹在不断地发展，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一）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随着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加快，自然辩证法也被科技、科学技术以及科学与社会等名称所更改，由先前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科技哲学研究室、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等。

（二）从科技哲学的学术研究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科技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几方面，而90年代，在研究传统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学术界在研究自然辩证法上也相继出现多元化的局面。目前，在研究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诸如：量子力学哲学、生命科学哲学、信息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等。

（三）从教材建设上来看。在已经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基本教材或者参考书来看，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主编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1]和刘大椿著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2]。《引论》一书明确详细的给出了科技哲学的定位，指出科技哲学是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1]。而《导论》一书在定位科技哲学上则是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指出科技哲学是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2]。与《引论》有所不同的是，《导论》给出的科技哲学定位不但使科技哲学摆脱了自然辩证法本身所存在的框架束缚，也使对哲学的思考开始转向科技反战本身。

三、科技哲学传播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随着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来观察现代科技变化的规律，运用哲学观来细致分析科技变化的特征，从而才能推进科技的良好运行和持续创新。所以，就目前而言，无论是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科技哲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来分析，科技哲学在传播的过程中都急需两大主要问题：即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的问题和虚拟与现实的内在关系问题。

（一）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问题。站在科技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科技与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问题，不难看出，既存在理论上得原因，也存在现实上得原因。首先，科技与社会伦理是及有所不同又有所关联的。科技追求的是理论上得“真”，发现的是在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客观规律，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社会伦理追求的则是理论上的“善”，解释了现实中的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或方法，解决的是人与人间的关系。判断伦理的标准是从善的行为和风尚，而判断科技的试金石则是科技实验，是观察，是论证。因此，人们只有不断地对知识进行累积和创新，才能实现和促进对科技的不断完善。

（二）虚拟和现实的内在关系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超越现实时空的虚拟时空已经成为了真是的场景，也不再只是一个神话。虚拟时空是在现实时空的基础上，通过用虚拟的技术而构造的一种时空形态。这种形态既和现实有所关联，但又不同于现实。因为，其构造方式很特殊，它的运行方式也和现实不一样，并且它的运行状态更是超乎常态，再加上其独特的时空维度和新奇的时空场景，使得其给予人们非常特殊的空间感觉。虽然表面上看虚拟时空是脱离现实时空的，但是从科技哲学的角度来看，虚拟时空是离不开现实时空的存在的，因为，无论现实时空怎么被改变或者突破，时空的本质是不会被改变的。另外，虽然虚拟时空超越了现实时空的有限性，建立了独具模糊性的网络时空，但是无论是在虚拟时空还是在现实时空，物质在时空的存在是无限的。因此对现实时空而言，虚拟时空并非是完全模糊的、完全脱离现实时空的虚拟网络时空。所以，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分析，把虚拟时空看作是绝对非确定性的模糊世界，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中也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应该十分清醒的认识虚拟与现实的内在关系。

参考文献：

[1]黄顺基，黄天授，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本社，1995.

第3篇：科学技术哲学新论范文

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从整体上看，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其一，美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30年中，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l2J这一点主要表现为高水平文献的增长，而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SPT的规模始终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员不足300人。其二，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内部有杜威主义者、埃吕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其三，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处于边缘。由于许多SPT成员对技术持批判态度，SPT前会长皮特(J．Pit)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对待技术的所有方面，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特别是SPT的研究，存在着“智力诚信危机”的问题。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没有特定的强大的历史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公认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手段。从实际来看，米切姆辨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传统，一种是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自己创立的工程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技术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是人文学者创立的人文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和阐释技术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于分析的和赞成技术的，而人文技术哲学则更倾向于解释的和批判技术的。从理论上说，技术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而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进行技术创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轴心，才能向社会“敞开”，与社会现实相切近。在古代，这个社会轴心是隐含着的，这可以从史前各种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可以说，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技术哲学的发展和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第4篇：科学技术哲学新论范文

1 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状况 

1.1 以科学为本的发展时期 

在以科学文本发展阶段，相关人员已经提出了以民生和科学为前提的新文化运动科学，对自然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发展中所渗透出的科学精神、科学文化、以及科学文化等都有了深度的研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又有著名人士如：陈独秀、丁文江等人提出了科学和思想文化问题，以及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宣传科学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实证主义哲学，从而逐渐养成了以科学文本的思想体系。 

1.2 各学派相互竞争的发展时期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社会上已经用涌现出很多有关于哲学、科学方面的研究者，其著名的人物主要有：提倡唯物史观的陈独秀、主张文化科学观的胡适，已经逐渐形成了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局面，这一发展状况促进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科学派的成就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社会上发行了大量有关于科学启蒙性的科学哲学类的文化作品，如：《科学导论》、《科学方法》、《科学的方法论》、以及《科学理论》等等。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又出现了西方科技哲学的翻译作品，其代表人物有：汤姆生、皮尔生、德尔柏以及秦斯等人物，他们不仅发行了有关于科学哲学的著作，而且还发表了他们对科学的看法与思想，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最后，薛岳霖也推行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他深刻批评了主观论和操作主义，并发行了《自然辨证论》。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已经成立了专门了研究团队。 

1.3 快速发展时期和国际化时期 

随着科学技术哲学理论知识进入到中国，自然辩证法与中国特色形成了相互应县的关系，促进了中国科学哲学学习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研究成果。所以，相关人员应该从实际发展需要以及国家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将自然辩证法与国家实际发展有效地联系在一起，以便于将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主义的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教育体系、使得各个领域的学术都有了自身的价值和地位。相关书籍也有很多如：《科学哲学引论》、《科学认识论》以及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哲学家学派正在中国兴起》等优秀作品，促进了国际与沟通，使得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走向了国际道路。 

2 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2.1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般来说，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有：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可见，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就是这个学科建立和构建的基点，但由于该学科还是没有凸显出现实价值及前途。所以，为了改善这一现状，相关人员应该把抽象的思维逐渐转化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去思考问题和反思，只有把科学技术当成一个抽象的整体去研究，同时还应该就已有科学技术的经验来思考，方能将其生成生活世界。 

2.2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现阶段，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相关工程已经逐渐有了自己的独特性和个性。著名人物李伯聪一直认为工程哲学主要是以工程知识的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而田彭颖把技术理解当成一种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主要有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简单来说，社会技术主要就是的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健全并完善社会体系。 

2.3 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当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正由一个单一的研究模式逐渐走向了新的历史阶段，正面临着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基本问题的转折。但是不管科学技术怎样发展，都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应坚持了解新兴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原则。第二，坚持引进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只有将个体专一化与群体多元化有效的联系在一起，才能促进科学技术哲学的中国化。 

3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我国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状况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只要相关人员敢于创新，敢于挖掘出最为合适有效的研究模式，以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做到与时俱进，就能推动科学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李睿.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新趋向[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2]金彦红.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与策略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2. 

[3]王晓永.改革开放以来的黑格尔哲学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4. 

[4]赵晶晶.浅析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1）. 

[5]肖峰.信息技术哲学的兴起[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03）. 

[6]陈凡，成素梅.技术哲学的建制化及其走向——陈凡教授学术访谈[J].哲学分析，2014（04）. 

作者简介 

杨李（1983-），男，贵州省铜仁市人。理学学士学位。现为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哲学。 

第5篇：科学技术哲学新论范文

国外于20世纪末提出了philosophyofinforma-tiontechnology的概念，与此相关的提法还有“信息科学与技术哲学”、“信息和通信技术哲学”等，拜纳姆等认为这一哲学如同一只凤凰正在起飞，哲学随之转型，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出现。进入21世纪后，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在他参撰的由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主编的《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南》一书中，专门介绍了“信息技术哲学”，认为它可视为技术哲学的一个“特例”;他从“信息”和“技术”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含义，组合出四种意义上的“信息技术”:拼音书写、书籍和相关文本、电子和源代码信号的传输、高表征电子通信的媒体，这样才可囊括它的全部含义;他认为信息技术中包含四个层次的哲学问题:伦理学、政治哲学、心理学－认识论、心理学－人类学，而最终都导向本体论层次。米切姆还认为在技术哲学中存在的工程传统和人文传统同样存在于信息技术哲学中。一些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也将信息技术哲学作为会议的议题，如2005年6月2—4日在瑞典马拉达伦大学召开的欧洲计算与哲学年会的议题三就是“信息与信息技术哲学”。2009年荷兰特文特大学的技术哲学家布莱(Brey)和索拉克(Sraker)发表的长文《计算和信息技术哲学》对信息技术哲学的纲领和研究框架加以了初步的描述，认为该研究的纲领应该是宽广的和多样化的，涉及的问题有计算系统的性质、虚拟世界的本体论地位、人工智能的限度、数据模式的哲学方面、赛博空间的政治规则、因特网信息的认识论、信息隐私和安全的伦理方面等等;他们将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五个:计算哲学、计算机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新媒介和因特网哲学、计算机和信息伦理。他们认为，信息技术将新的光亮投射到传统哲学问题之上，提出了一些在传统哲学框架内不易触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技术哲学新型分支的信息技术哲学，其内部还有更加微观的分支，形成“分支性的信息技术哲学”。在这方面，国外的研究可以说形成了两个方向的“分支”，一是关于信息技术的“分支哲学”研究，二是关于“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关于信息技术的“分支哲学”研究，即是从哲学的不同侧面(如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哲学或人本学等)对信息技术加以的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哲学，波斯特的“信息方式”，卡斯特的“信息主义”可以说构成了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历史哲学研究”，所形成的“信息技术决定论”的哲学观念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关于信息技术的道德哲学研究;关于信息技术的美学研究和关于信息技术的人本学研究(例如关于cy-borg①的超人主义研究)等都是目前的热点问题，呈现出这一领域的不断成长和走向兴旺的局面。

可以说对信息技术的人本哲学研究是信息哲学的这一分支研究中最为兴盛的领域，其中赛博人与虚拟主体所引发的哲学问题最为引人关注。在研究者看来，信息技术正在开始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假肢技术所发挥的功能一样，后者取代或增加了人的生物功能，将人类变成赛博人，从而改变人的性质。那么这种变化是好事从而是值得的吗?来自于认知哲学家的看法以安迪•克拉克为代表，他认为信息技术已经延伸和协同建构了人性，特别是人的认知。他得出的结论是:人是自然出生的赛博人。西蒙•杨的超人主义(transhumanism)也对赛博人理论持正面的看法，他认为这一技术的目的是通过人的增强来增加人的自治和幸福，消除人的苦难和疼痛(可能的话也包括死亡)。于是达到一种超人类或后人类的状态，其中身体的和认知的能力靠现代技术而增强。生命保守主义(biocon-servatism)则反对上述看法，认为人性不应该通过技术来改变，人的增强是非自然的，会损害人的尊严和平等，并且是身体上和物理上有害的。而谢莉•托克认为虚拟身份的变化证实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主体的理论，表明自我是被建造的、多重的、境遇性的和动态变化的;这些不同的虚拟身份背后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这些身份连同在真实生活中投射出来的其他身份一起，集合地建造了主体。马修斯看到电子人和虚拟身份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都为相似的原因受到支持或谴责，也就是它们都颠覆了传统的固定身份的概念，甚至还掩盖了人的真实性，使人缺乏责任感。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对因特网的意义加以了理论性的探讨，认为21世纪出身的人可能是能将下线和在线清楚区分开来的最后一代人，并认为信息社会正在变成“信息器官的链接”或“信息人”(Inforgs)，抑或说我们正在成为“唯一的能够创造并适应一种综合环境的生物物种”。而一种更包容的看法，是认为人的身体与数字技术存在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关于“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就是对信息技术的不同领域或侧面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目前较为流行的有计算和计算机哲学、网络哲学、通讯技术哲学、赛博哲学、数字哲学、媒介哲学、虚拟实在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等等，例如阿伯丁大学哲学教授戈登•格雷厄姆的《网络:哲学的探索》是网络哲学的早期代表作，书中讨论的问题有:网络是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份概念、道德观念、审查制度、虚拟现实和社区、民主、想象力的?他还调查了如下问题:网络的新意、网络中新的政治方式和形成社区的可能性、还有个人隐私问题等。也有将哲学分论与信息技术分支结合起来形成的研究领域，如“数字形而上学”(DigitalMetaphys-ics)、“互联网认识论”(“Internetepistemology)等。

互联网认识论最初是由保罗•萨嘎达(PaulThagard)用来称呼互联网上的科学信息活动中的认识论的，而今它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互联网认识论所探讨的问题包括:互联网信息的认识论特征，互联网信息生产和消费的规范内涵，互联网相关活动(包括信息利用、管理和生产)的认识论，阿尔文•古德曼(AlvinGoldman)把互联网的认识论问题归结为相关性和可靠性问题。如果相关性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就导致信息过载的问题;信息过载导致受众的信息疲劳，甚至变得在决策能力上的瘫痪，或使他们对关心的问题停留于不知情。可靠性问题主要在于任何人都可以把信息放到互联网上，网站缺乏选择信息和提供参考文献的标准，这被安通•韦德(AntonVedder)称为内容标准和系谱标准(contentcriteriaandpedigreecriteria)，后者是信息背后的人或组织是否具有权威、守信、信誉的认识论标准。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信息技术提出的哲学问题很多，但在目前的哲学研究视野中并未形成总体性的提升，从而使得信息技术哲学处于“分支研究繁荣，总体层面不足”的状况，尤其是作为一般信息技术哲学的框架并不系统和完善。有的研究者虽然深入到了其中的具体问题和内容，但又基本仅限于对局部信息技术的哲学探讨，尤其主要是对“网络”、“计算机”、“赛博人”等对象的探讨。这些分支性和局部性研究虽然是对信息技术总体研究的必要前提，并为总体性的信息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智力基础，创造了先决条件，但它们的繁荣无疑还不能取代后者的兴旺。由于对总体性的信息技术的总体性哲学分析不够，使得在当前的信息技术哲学研究中还没有关于信息技术的一般哲学问题(例如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和哲学特征是什么、信息技术“进化”的普遍法则、当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的内在关联是什么)的揭示，信息技术的哲学分析框架或哲学问题系统还未建立，因此对于信息技术的深刻哲学意义远未充分把握。有鉴于此，目前急需用更开阔的哲学视野来分析整体性的信息技术，形成一种对信息技术的总体性的哲学研究。这种“总体性”一是包括时间上的总体性———不仅指当代信息技术，而且指历史上的信息技术;二是包括类别上的总体性———不仅指计算机、网络等，而且指观察仪器、显示手段、输入装置等等。这种总体性这就是将信息技术扩展为一个一般的技术范式，从而使信息技术哲学的对象从信息技术特殊上升到信息技术一般，并进一步把信息技术哲学扩展为一种一般的技术哲学范式，使信息技术与哲学形成更为内在的关联。在这种扩展中，信息技术哲学或许要重点探究新的本体论问题，包括:信息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信息技术对世界的本源论、存在论和实在论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历史上的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了哪些本体论观念的变迁?在米切姆看来体现这种本体论追问的具体问题还有:软件控制硬件的本体论问题、“程序”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它们和“意图”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涉及“实在”时，“信息技术可能会以远比简单的信息过载更为基本的方式隐匿实在，使我们不能得见。这可能在较心理更深刻的层面扭曲我们的存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当代信息技术所造就的“虚拟实在”，它使得真实与虚拟、数字与模拟混合在一起，原型将越来越难以辨认，人们将无法弄清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于是，客观世界本身是否如同虚拟世界一样不过是对我们的一种刺激?下线的世界与在线的世界在我们的感知活动中有何实质的区别?从本质上虚拟技术是否增加了对哲学基本问题解决的新方案?它是否会导致这个世界的某些根本性的改变?它对我们理解“终极性问题”提供了什么新的启示或方向?凡此种种，均是虚拟实在与现实实在的本体论关系问题。由于这些哲学问题从根本上是当代信息技术造就的，无疑也成为信息技术哲学兴起的深厚土壤乃至整个哲学探新的“富矿”。

二、技术哲学走向新形态

信息技术哲学的兴起为我们开启了更大的哲学探新的疆域，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技术哲学所起到的推进作用。如果说信息革命使得信息哲学正在成为科学哲学的新形态，那么信息技术哲学也同时正在成为技术哲学的新形态，其具体表现是:它正在使技术哲学走向“当代形态”、“分支形态”、“微观形态”和“会聚形态”。

(一)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的对象虽然是信息技术一般，但其重点是当代信息技术。如前所述，当代社会的特征主要是由当代信息技术所造就的，当技术哲学从技术上把握时代的哲学特征时，无疑需要把握当代信息技术的哲学特征，这就需要技术哲学将自己的重点对象从一般技术或传统技术推进到当代信息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步入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主要是关于当代信息技术的哲学，这一侧重点使得信息技术哲学的“本义”就具有当代性。如果信息技术是当代技术的主导形式，那么信息技术哲学也应该成为技术哲学的当代形式或主导形式，或者说是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也就是说，由技术转型必然导致技术哲学的转型，唯有进行了技术转型的这一哲学提升，才能回应数字时代对技术哲学的新挑战，使技术哲学的探索更富时代气息，并通过探讨当代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问题，为更好地解决技术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上、智力上的支持。目前，在技术哲学界谈论着各种当代“转向”，如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生活世界转向”、“实践转向”、“认识论转向”、“信息转向”、“后现代转向”……，而信息技术哲学可以说集合了这些转向，体现了所有这些当代特征。这是因为，信息技术中有着比一般技术更具体的内容，所以它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和“生活”的元素，从而成为一种更加趋向参与现实、进入日常生活的“技术实践哲学”;同时，信息技术从直接性上就是充当人的认识手段，延长人的感官和大脑，帮助人处理和传播信息，因此信息技术本身就是“认识论”转向和“信息转向”的技术载体;此外，由信息技术导致的“信息社会”是与“工业社会”相对照的，常常也是“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同义语，因此谈论技术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实际上就是指谓技术层面上的由现代性的工业技术向后现代性的信息技术的转向。这些集合性的当代特征，使得信息技术哲学成为技术哲学的“当之无愧”的主导性的新形态。在上述的意义上，当我们说要“走向当代技术哲学”时，也就是说要将技术哲学从经典范式转变为当代技术范式，即信息技术哲学。技术转型的时代潮流使得信息技术哲学代表了技术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因此技术哲学关注信息技术并倡导对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既顺应了信息时代的要求，也使自己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这样看来，如果技术哲学给科技哲学展示了新的前景，那么信息技术哲学无疑给技术哲学展示了新的前景。

(二)技术哲学的分支形态目前技术哲学的研究形成了多种进路，较为有影响的有:人物进路:主要研究技术哲学领域中的代表人物的技术哲学思想或专著，从卡普到拉普，从基默尔到德韶尔，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从芬博格到伯格曼，从伊德到米切姆，目前已成为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热点人物”，当然这个名单还在不断扩展。由人物进路必然衍生出“流派”或“理论”进路，较著名的技术哲学流派通常直接以人物命名，如杜威学派(实用主义技术论)、埃吕尔学派(技术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存在主义技术论)等;在重要性上稍逊于“流派”但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技术哲学理论有德韶尔的第四王国理论、芒福德的技术文明论、伯格曼的装置范式论、伊德的后现象学技术论、平奇的社会建构主义技术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等。与流派或理论相关、但视野更高的一种进路是哲学范式进路，目前主要有“分析的技术哲学”和“现象学技术哲学”两大进路。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哲学进路也是一种更早就形成的研究范式;如果“哲学范式”还可以被界定得更为广义，则在这一进路中还存在与解释学相结合的“技术解释学”、与人本哲学结合的“技术人学”或“技术人本学”、与政治哲学结合的“技术政治哲学”等等。此外，还有基于哲学体系内部分工的“分论进路”，形成了诸如“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等等的研究;基于技术哲学在“工程性”与“人文性”之间的不同偏重而形成了“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基于国别的不同而形成了“中国的技术哲学”、“德国的技术哲学”、“美国的技术哲学”、“日本的技术哲学”等研究;基于历史分期而形成了“古代技术哲学”、“近代技术哲学”、“现代技术哲学”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进路对于技术哲学的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然而，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进路是目前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那就是“分支进路”。我们知道，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分支或部门研究(如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天文学哲学研究)而走向繁荣的，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有不少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哲学的出路和前景仍然在于部门科学哲学的进展，因此科学哲学的纲领必须建立在更加重视部门科学的哲学研究上，即将重点放在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上。由此推知，技术哲学的繁荣也必然不能离开分支或部门技术哲学的兴起与发展，尤其是离不开当代新兴技术中所形成的分支技术哲学的研究。例如，如果说“四大会聚技术”代表了当代最前沿的技术领域，那么技术哲学就需要大力开展相应的“信息技术哲学”、“生物技术哲学”、“纳米技术哲学”和“认知科学技术哲学”的分支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使技术哲学的对象从“技术一般”过渡到“技术特殊”，使得技术哲学不再停留于对“技术一般”的“宏大叙事”上，而是向“打开技术黑箱”的目标更为迈进，从而使技术哲学的内容更实在、更充实。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技术领域代表了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水平，对其加以哲学研究而形成的分支技术哲学也就同时获得了上面所说的“当代性”或“前沿性”，这也是技术哲学的重要发展趋势:趋向在会聚技术统领下的分支技术哲学的兴起。可以说，目前走向这样的分支技术哲学的条件已经具备，因为技术哲学的“总论”已经形成，其他进路的开展已卓有成效，部门技术尤其是“前沿技术”的作用显现出来，甚至对分支技术哲学的兴起起到了“倒逼”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部门技术哲学的兴盛将是21世纪科技哲学发展的一大特色。”这也反映了技术领域上的细化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抑或说走向分支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向。这样，对于技术哲学研究来说，不仅“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特色研究就没有地位，没有应用研究就没有前途”，而且没有分支研究就没有繁荣。

(三)技术哲学的微观形态信息技术哲学作为技术哲学的分支，使技术哲学不再仅仅停留在“宏观”的研究水平上，虽然它还称不上是对技术的“微观”研究，但却成为走向微观的“中介”或“桥梁”，通过它，我们的视野可以通向更加微观的领域，如前述的计算机哲学、网络哲学、人工智能哲学、数字哲学、赛博哲学、逻辑机器哲学、媒介哲学等等，它们也构成信息技术哲学的下一级分支，即前面所说的“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可以说，信息技术下设多少个领域，就可以形成多少个分支性的信息技术哲学，从而形成对信息技术所有领域的“全覆盖”的哲学研究。在走向微观形态的技术哲学研究中，信息技术哲学成为对上述微观形态研究的概括和提升，并与这些微观形态形成动态性的互补。一方面，对这些微观分支性的领域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充实一般的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内容，并使其从这些“第一线”的信息技术发展中获取新的问题和实证材料。这些微观领域的兴盛虽然不能替代信息技术哲学研究，但无疑为后者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智力基础，并形成推动信息技术哲学发展的强劲动力。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哲学所形成的普遍适用于各分支领域的一般原理，又可以为上述的微观形态的研究提供方法指导和形式指引，使其形成智力探究上的合力与理论创新的突破。

(四)技术哲学的会聚形态“会聚”是当代前沿技术发展的特点，目前“四大会聚技术”的形成就是这一特点的突出体现，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信息技术与其他三大前沿技术的会聚，体现在哲学形态上，就是信息技术哲学与生物技术哲学、纳米技术哲学、认知科学技术哲学的会聚。会聚是交叉、整合、融合从而协同发挥集群效应，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和效用，形成单项或单类技术难以具备的影响和功能。不仅技术本身可以会聚，技术的哲学问题也同样可以会聚，如“接口问题”、“界面问题”、“网络问题”就是在上述技术在交叉和会聚中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使得质料论、形式论、系统论、动力论、基因论、微象论、信息论等哲学视角和方法交织在一起被我们探讨。这些技术哲学问题通常贯穿于所有会聚技术之中，并且有赖于其协同发展和解决，才能取得期望的效果。由于信息技术在会聚技术中的重要地位，也使得信息技术哲学成为当代技术哲学的主干部分，甚至核心部分。因此从信息技术哲学也必将走向“会聚技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研究对象信息技术就是“一种新的人工制品，是一种杂合物”，从而具有十分强大的会聚功能。可以说，由信息技术哲学所形成的会聚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例如在学科上，信息技术哲学是信息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交集，承载着哲学的信息转向与技术转向的双重使命;在技术领域上，信息技术哲学与认知哲学、心智哲学具有自然的会聚，像脑机接口、人工神经网络、人机界面等等，就同属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的研究范围，其中的哲学问题也同属于信息技术哲学问题和认知技术哲学问题。借助技术性的会聚，信息技术哲学可以从哲学层次上消弭一些传统的二元分离现象和观念。如物联网正在融合处理信息的技术与控制物质的技术之间的鸿沟，知行接口正在融合身体信息技术与器具信息技术之间的鸿沟，这两大技术所行使的会聚功能，使得我们可以从哲学上将信息世界与物质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绝对界限加以“软化”、模糊甚至打破，由此也使传统的身心二元分离、知行二元分离等等得到一定意义上的消弭;还有，由信息技术造就的“信息型实践”或“虚拟实践”由于并没有对实在世界形成真实的改变，因此也属于认识活动的范畴，从而同时具备了实践和认识的双重特征，使得实践和认识趋于融为一体，其直接意义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缩小以致消失。虚拟技术使得虚实两界不再是截然分割的两个世界，虚界可以取得实的效果，实在则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虚化，并且被无限地复制。总之，当代信息技术使得一个消弭主客二分的无缝之网的世界正在形成，使得技术的会聚也延展到我们的整个世界观。

第6篇：科学技术哲学新论范文

关键词：过程论;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诸如知识形态的技术与物化形态的技术,有形的技术与无形的技术,潜在的技术与现实的技术,一品技术与多品技术,等等。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现实的生产技术。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

［7］。

二、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从技术动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术活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发明,它至少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技术发明活动,即技术知识的创造、积累,科学知识的拓展;其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即把技术发明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的目的性。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技术活动来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实际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技术发明的出现,这样的技术发明仍可申请专利,而且其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时滞也许更短,因为这种发明是更加接近和适合市场需要的。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技术。正如英国牛津版《技术史》一书的主编T·I·威廉斯在该书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把技术的发展与管理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分割开来。在当代,曼哈顿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实现,代表了技术发展的顶峰。但是,公正地说,这些成就既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精湛的技术能力工作的结果,同样也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胜利［8］。

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新发明引入生产系统,创新则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它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创新,是同它的发明完全不同的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发明创造同技术创新相区别,被认为是熊彼特的重大贡献之一。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创新与发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技术发展,包含创新与发明两方面的内容。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创新是众多发明的产物,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掀起了滔滔不绝的技术创新的洪流［9］。我国理论界也探讨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合著的《技术选择论》一书,较早地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他们认为,技术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10］。陈文化教授则把技术发明比喻为“鸡下蛋”,把技术创新比喻为“孵小鸡”,认为技术创新是“孵化企业”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孵化出企业,才能实现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如果把创新等同于创造,就是了创新的本质和灵魂,其结果又会退回到科技与经济相分离的老路上去［11］。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进行的这种区分,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经济)活动包括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发明,事实上停留于技术发明的技术活动是不能为一国或一地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活动还有其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技术创新。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的技术形态转化过程。

就目前所见到的技术史方面的著作来看,重点是研究技术发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且对做出过发明的人物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这种研究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从这些发明家身上总结并吸收更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有利于我们在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发明来。然而,仅有这种研究又是不够的。从过程论的角度看,只有深入到技术创新的内部,揭示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因为在当代社会,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经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技术商品而直接被最终消费者所使用和体验,技术发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术发明物的价值才能得以展现,才能实现技术的现实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成为唯一能够揭示技术存在的方式,人们正是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不弄清技术创新问题,就谈不上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问题;脱离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进行的有关技术本质和意义的探讨,也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活力的［12］。

三、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三种创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技术的过程创新在创新的开始阶段比较强,随着创新过程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内容呈现弱化趋势,而经济的和管理的过程创新则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13］。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都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这种新范式以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技术学研究、政策学研究等为基础,认为技术创新既不是纯经济学范畴,也不是纯技术学范畴,更不是纯管理学范畴,它是经济与技术相互结合的,既具有经济特征又具有技术特征的技术—经济范畴。在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程中,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从企业来看,技术创新是把发明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之向产品化、商品化不断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技术在形态上的多次改变,最终成功地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才是完成了技术创新的一个周期。技术创新一开始就是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属性。尽管在整个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的不同阶段,上述三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技术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线性思维的误区,需要充分把握技术创新过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对已有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认识和总结,从中发现不同创新活动在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根据这些创新活动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预见现实技术创新过程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以便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盲目性。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刘则渊教授在《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一文中指出,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专家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他们基于技术本质、特征、体系、结构以及相关范畴的哲学分析,并把这种哲学的分析应用于技术选择的现实活动。其中,技术创新哲学理论是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论技术》中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率先提出“技术形态的过程创新”思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实现技术、经济、管理三方面的过程创新［14］。这种评价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肯的。

四、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技术创新哲学并不是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中发展派生出来的,而是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中引导出来的;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创新的转向。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探讨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机制,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就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来看,陈其荣教授在对不同的技术创新观点进行归纳、比较后,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并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15］。肖信华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手,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16］。夏保华教授则呼吁自然辩证法学者应特别着力于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并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他还开列了关于技术创新的本质、客体、活动、主体、动机、知识、条件、方法等八组哲理性问题［17］,并探讨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18］。宋海龙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药、火器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例,讨论了哲学思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认为哲学思想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题目的选择、创新方法的设计以及创新成果的理论解释等渠道,渗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实验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自1993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以来,远德玉教授和关士续教授就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先后指导完成有关“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生态化”、“技术创新的历史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整合”、“基于信息过程的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的契合模式”、“企业技术创新的多层次分析”、“产业技术范式的演化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IT企业的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析”等14篇博士论文,另外陈昌曙教授、陈凡教授和娄成武教授分别指导其博士生完成了技术创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学位论文,内容涉及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结构、技术创新组织及其演化、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企业形象及其创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模式。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完成,均以过程论作为方法论指导,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仍然继续招收“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并就高新区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价值取向、技术创新柔性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创造、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展开哲学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是以过程论为方法论的,正如李宏伟博士在自己的学位论文的致谢辞中所说的,过程论思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成为贯穿论文始终的思想基础［20］。

参考文献：

［1］米切姆C.技术哲学［J］.科学与哲学,1986,(5):100.

［2］远德玉,吴明泰.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N］.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1982－02－10.

［3］远德玉.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J］.方法,1983,(试刊):69－75.

［4］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62－64.

［5］远德玉.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391－393.

［6］高菲菲,李兆友.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10):72－73.

［7］远德玉.产业技术界说［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22－25.

［8］辛格.技术史(第5卷(下))［M］.陈凡,译.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13.

［9］森谷正规.日本的技术［M］.徐鸣,陈慧琴,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5.3.

［10］陈昌曙,远德玉.技术选择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07－108.

［11］陈文化,刘华容.技术认识论:技术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A］.工程·技术·哲学[CD2]2002年卷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年鉴［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115.

［12］易显飞,张扬.技术哲学应首先关注技术创新的哲学问题［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8－20.

［13］远德玉.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J］.自然信息,1992,(增刊):3－6.

［14］刘则渊.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A］.工程·技术·哲学[CD2]2001年卷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年鉴［C］.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34－141.[ZK)]

［15］陈其荣.技术创新的哲学视野［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4－20.

［16］肖信华.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17(7):132－133.

［17］夏保华,陈昌曙.简论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J］z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8):18－21.

［18］夏保华.论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21(11):53－57.

第7篇：科学技术哲学新论范文

[关键词]技术创新；理论演进；哲学分析

一、引言

如果以熊彼特在1920年代提出的创新概念作为创新科学化的起点，在短短的80多年历程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壮观的知识图景。新体系、新视角、新领域层出不穷，以至于如何揭示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廓清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基本架构，加快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发展趋势，成为目前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技术创新活动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内进行的，技术创新理论的演进是多种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定形态的技术创新理论总是在该时期主流观念中获得理论支持。其中，哲学作为对经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解释，总是以其特有的学术特性和深刻内涵，能够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方面提供有力的诠释工具。从某种意义而言，技术创新作为一门实证性科学，为哲学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校验的素材，而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观察和理解技术创新活动准备了分析视角和思辨知识。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创新理论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并因而在实践中更具有发展的冲力，技术创新哲学也获得了经验上的普适性支持。因此，从哲学方法及技术创新理论演进的互动过程进行考察，西方技术创新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清晰的脉络。目前，哲学层面的研究处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边缘。从哲学视野反思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揭示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从而为技术创新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有关文献回顾

从目前文献看，技术创新与哲学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得到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从技术创新的方法论角度出发，陈杰通过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存在性、特征性和应用性问题的研究、阐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能够对创新理论研究进行理论支持这一基本观点。匡勇兵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创新”：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它是积极能动的过程；它在实践中体现矛盾问题的精髓和真理性。哲学与创新紧密相连，所以要用哲学来指导“创新”，以便早日实现构建创新型国家的目的。(2)从技术创新的主体角度出发，柳洲、陈士俊、王梅认为，技术是一个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复杂系统，在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通过硬件、软件、协同件和人的非线性作用，技术活动系统表现出实践性、人本性和系统性等特性。相应的，在以技术活动系统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应当“以人为本”，注重管理对象的系统性、实践性；同时，通过灵活的组织管理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在技术战略和市场战略联合高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吴跃平提出了一个理解和描述各种传统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传统。认为技术传统构成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在我们生存方式的构成中技术传统不仅是一个技能共同体，而且还是生存共同体，它所完成的是文明的伦理功能，是支撑德性社会的世俗基础，考察技术传统能够给知识、技术、世界、生存等概念带来富有意义的变化。(3)从技术创新的价值角度出发，夏保华指出，技术创新的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赵建军批判了自马尔库塞以来的技术理性概念，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4)其他的一些观点，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则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的专著，提出了技术创新本质论、技术创新活动论、技术创新能力论等观点。谢友才、胡汉辉对技术产业标准进行了哲学解析，提出企业技术创新应当遵循其客观性和主体性，应当重视对路径锁定的突破，对标准重新组合。

上述文献从多个角度就哲学与技术创新关系开展研究，提出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观点。但我们梳理这些文献后不难发现，大部分研究是截面的、横向的，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演进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嬗变关系进行纵向、演进的理论分析仍然是比较缺乏的。本文试图从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出发，来尝试探讨技术创新理论诞生以来的历史演变的哲学基础。

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伟大起步——技术工具为主要特征

1920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逐步发展成影响最大的一种科学主义流派，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逻辑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学派等流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力图实现一切科学的大统一，把实证主义经验论传统与对科学理论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应过问经验以外的问题，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从实质上看，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分析，强调“科学的统一”，符合现代科学发展一体化的趋向。逻辑实证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直至1930至1940年代。如果我们把该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的方式、哲学发展的趋向和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特征比较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密切关联。1950年代是战后经济恢复期，整个消费市场供不应求，因此技术是从科技发展开始，是一种技术导向的、线形的、自发的过程，市场只是被动地接受技术成果，表现为技术推动过程；在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供求日渐平衡，营销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市场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技术创新成为一个市场拉动过程。无论是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线形特点体现得十分明显。无论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需求影响因素比较单纯，技术还没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需求以及科学主义哲学的合理性论证，该时期的创新理论中的物本主义特征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在人类经济社会中诞生了：(1)熊彼特首先提出了技术创新概念。1920年代，熊彼特将创新分为：开发新的产品；采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创造原材料的新供应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这种创新观十分明显是基于企业经营全过程解构后的提升和改进；(2)mes-thene认为技术是为了实践目的的知识组织；(3)kline和kash指出技术是人类创造的用它来完成而没有它就不能完成任务的系统；(4)void认为技术是为达到特殊目的显示于物理对象和组织形式中、基于知识应用的系统。上述理论都将技术创新作为典型工具论，明显地反映了当时西方主流哲学的影响。在大规模生产时期，效率成为首要目标——不仅合法，而且合乎理性和道德——科学主义哲学观已经论证了其合理性。在此种情形下，对于一项为了获得潜在的市场效率，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创造新的商业价值的技术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认可。

在这个时期，技术创新注重技术知识、规律的运用，技术被看成是“人造物或知识系统”，技术的效用(使用价值)是独立于社会语境的中性物。尽管技术创新理论者也谈论技术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在政治或社会价值被附加于某项技术之前，技术始终是中性的，是由人类理性追求的不受时空和环境制约的知识。创新者和企业家单纯地从提高生产效率出发，都属于线形模式，是内在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典型反映。这类技术观受到了包括技术实体论在内的其他观点的批判。这个时期技术创新理论片面地把技术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归约为单一的、中性的和目的性的工具，无视技术质的复杂性、社会性，无疑是片面的。同时，虽然技术实体论和技术的社会批判论等对其批判和反思，认为技术是在其中人与非生物发生各种各样关系的生活形式，是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理性达到并且(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绝对效率的所有方法，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有着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把技术看成某种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则是严重忽视了技术的工具属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四、结构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高峰——系统综合为主要特征

19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结构主义哲学。结构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存在于一定的系统之中，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总和就是结构，结构是按一定组合规则构成的整体，可以自我调节，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结构中各个部分可按一定的规则转换。无所谓进化发展。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1)整体性才能说明各个构成部分的本性及其真正的意义；(2)强调深层结构，认为只有把握了深层结构，才能把握现象后面的本质；(3)强调结构的客观性，认为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都是由结构“命定”的，强调结构是具有自调性的有机整体。与此同时，世界三次科技革命出现了，自然科学经历了由原子主义研究方法向系统一结构方法的转变，采用客观主义立场和系统一结构方法，将研究对象模型化、程序化、数学化，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拓扑学等模式使知识形式化。结构主义与技术创新开始较长时期的互动。这一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与哲学之间的联系主要有：

到了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通货膨胀和需求饱和给企业造成变革的压力，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条件。线形模式已显得过分简单，无法描述实际生活中成功的科技创新活动。实践表明，科技和市场的结合是技术创新成功的保证，这种结合需要同时强调技术推力和市场拉力的配合，被称为耦合模式。自此以后，耦合模式的技术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其后，随着技术创新规模和范围的逐渐扩大，人们对技术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耦合模式为集成模式所替代。技术创新过程不再是一个从技术、到产品、到市场的循序过程，而是一个战略集成的并行过程。即研究开发、产品研制、成品制造和市场销售不只是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序列，在实际上则要求这些环节相互反馈、综合集成。最后，这一模式进一步发展为第五代的集成和网络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的特征。这一时期出现过一批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和用不同方法阐述技术创新理论的学派，将这些技术创新看作为一个系统，创新者需要从整体出发。研究技术与市场、企业、产业关系，通过对创新系统的把握，进行正确的定位、研发和市场推广，以便达到最佳的创新目的。这个阶段是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先后诞生了：(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2)拉卡托斯的科学“硬核”和保护带理论；(3)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模仿论；(4)门斯的技术创新论；(5)卡米恩和施瓦茨的市场结构论；(6)诺思的制度创新论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等理论。虽然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上述理论大都从市场、产业、企业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探究技术创新，将系统论作为其哲学基石。以系统方法作为其分析框架，表现出显著的结构主义哲学方法的痕迹。

这个时期技术活动的社会性、系统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技术活动作为具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结构系统，对其各个要素的理解把握也应放在与其他要素的联系中。二是指技术活动的系统性是指技术活动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应将其放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对它加以理解和管理，从而实现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以及有效的技术传播和应用，所以，所有现实的技术创新都具有民族性、地域性，都受当时、当地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人才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同时“sst”(技术社会形成理论)的研究也表明：技术“是社会的产物”。正是在环境的影响和选择下技术活动才得以开展，并进而发展。当然，技术对外部环境也有较强的反作用，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改变自然的面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对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影响。鉴于上述深刻的技术社会内涵，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考虑社会系统各类因素，积极适应社会系统的内在、客观需求。

五、生态进化哲学背景下技术创新理论的现代观点——动态演化与价值理性为主要特征

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全球流动、知识经济重要性上升、消费者个性化已经展露其独特性，对传统经济形态的运行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完全冲破了以往技术创新理论所确立的分析架构。技术创新活动亟需获得新的解释。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欧文·拉兹洛把21世纪黎明之际的变动不居的环境概括为“进化巨变趋势”，也即当前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度迅速提高，构成了今天纷繁复杂，涉及包括家庭、社团、企业、城镇、都市和国家，甚至还包括区域之间和洲际之间的跨越全球的复杂的、生态的和演化的系统。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特征非常突出，而必须从全局的角度着眼，把全球的社会和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在不影响系统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系统进行必要的简化。描绘出系统整体进化的基本轮廓，以此探索全球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生态演化理论开始在经济社会各类研究领域大大扩充地盘。为此，在实践中科技创新人员必须掌握进化论方面的知识，把握今日技术、社会和生态环境日益密切的联系，认清造就这些更大系统的趋势，把握技术发展潮流，这是在当今有高度复杂的技术生态群体中开展技术创新工作的关键。

首先，技术动态演进特征更加显现出来。目前，技术生态理论、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演化理论的提出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技术创新理论的生态进化的哲学特征。 这些理论从空间、时间演进中的不确定、复杂的整体动态发展中来把握一个国家、地区技术创新的变动趋势。从演进角度探讨其不同时期的不同技术发展特征和战略，成为当代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在目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或地区尤其需要这种视角。技术创新演化思想是以探索技术系统深层次的、长期的进化和发展为目标，从整体水平出发描述技术系统进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它舍去了局部，而将能够代表技术系统整体的特征保留了下来。技术创新演化观念给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整体和全局的视角，它是在动态的发展进程中看待技术系统演变的新思路，提供了一条认识普遍存在于周围世界的、发生在系统内部、驱动事物变革原动力的基本线索。技术创新演化强调了惯例、创新和环境选择在技术对国家或地区创新成败兴衰中的影响。

其次，技术生态系统特征得到重视。当代环境资源问题促进了生态与绿色技术的诞生。技术创新作为技术与社会融合发展的产物，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来讨论技术创新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只有在一定社会自然环境系统中技术才有内在价值和理性。夏保华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其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认知和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技术工具价值、人类社会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的统一。技术社会学家平齐和比克提出技术社会建构论，用技术创新多向模型替代线性模型。他们指出。对于一个人造物，通常有若干社会群体与之相关，每一社会群体对该人造物提出各种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有几种新概念，如“技术系统”、“创新者网络”、“创新共同体”、“技术经济网络”等等，旨在揭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建构“新社会”的本质。

再次，技术价值理论探讨得到重视。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上述功能的发挥也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这促使人们对科技发展特别是技术创新进行伦理学的思考。当前，专家学者对技术创新应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认识开始重视。因此，陆续提出应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技术创新的价值原则，将“绿色”、“循环”、“再生”等理念体现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对技术的理性价值研究起步较早。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最早确立了技术理性概念，并把它等同于韦伯的工具理性。随后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芒福德等西方人文主义学者，以及贝尔、格里芬、怀特海、福柯、费雷等后现代主义者，还有拉普、费恩伯格、新卢德主义等现代技术批判主义者，也都遵循着这个传统对技术理性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通过对技术理性化内在演化机制的分析，以及技术理性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的揭示，赵建军口]把技术理性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和价值理性，并分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根源，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

第8篇：科学技术哲学新论范文

英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曾经提出过三个世界的理论，他把客观的物质世界称作世界一，把人类的思维、心理等称作世界二，把人类创造出来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称作世界三，波普尔高扬了世界三的价值和独立性，并认为世界三如同世界一一样有其独立发展的规律，诸学科互相影响并有可能产生自己的问题。以此观察人类创造的客观精神文化世界，可以看到一幅充满普遍联系的知识图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世界里，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不会孤零零地存在，而是以系统的方式完全地展现自身，表现为体系的存在。

一门学科不断体系化、不断成熟，这是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水平相一致的。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个时期内，人类的精神文化世界（波普尔的世界三）是呈点状出现的，一开始彼此的联系并不清晰，认识世界的学问与改造世界的学问似乎互不搭界，在认识世界研究学问的学者们，与从事改造世界活动的工匠们，是不同的两个阶级。只是在文艺复兴、近代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精神文化世界的积累越来越深厚，彼此各种学科的疆域越来越扩大，某种学科的上下左右的勾连关系才越来越澄明起来，某一学科的体系化的庐山真面目才得以呈现。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是改造世界，明确地把认识世界的学问和改造世界的学问，并列起来讲。从那以后，认识世界的学问与改造世界的学问形成一个系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例如，以前工匠们改造世界的技术、手艺，并不被人看作是多么高深的学问，而被看作师徒之间相传授的一种技艺，这种技艺是一种经验知识，其背后的理论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也进不了学堂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而学者们认识世界的学问，只是学院里高雅的沉思，基本与人间烟火气没有什么关涉。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改变，改造世界的工程技术与认识世界的原理知识联系越来越紧密，工匠成为工程师，工科教育进入了教育体系，与理科教育一样进入学术体系。特别是现代认识世界的知识可以很快地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工程技术，而工程技术的进步也能促进人们认识世界的深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认识世界的知识与改造世界的知识形成一个系统，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成熟。对自然科学的诸学科进行梳理，认识世界的知识组成基础科学，内容主要为是什么的问题，改造世界的知识组成工程技术，内容主要是怎么做的问题，介于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有一大类学科组成技术科学，讲的内容主要是做什么的问题，研究如何把基础科学向工程技术转化。基础科学进行更抽象化、哲理化的概括、提炼，就形成某一部门科学的部门哲学，各部门哲学再进一步加以概括，就形成人类知识领域的最高层次 一般哲学。这样一门成熟的学科就常常体现为五个层次的知识系统：一般哲学、部门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这样的一种五层次知识结构，不但表现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中，而且在人类的宗教、文化等难以用科学概括的领域也是如此，例如，佛教的典籍，可以划分为经、论、学、术、用五大类。经相当于一般哲学;论相当于部门哲学，是对经的阐释;学则是某一部门的具体知识，相当于基础科学;术则是学的转化，相当于技术科学;用则是某部门宗教学问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相当于工程技术。儒家的著作、道家的著作都有这样五个层次。

从基础科学可以引出不同的部门哲学乃至一般哲学，在现代的诸多学科体系中，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般哲学，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现代性。传统上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重要地位未能得到突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科学技术体系发展还不完善造成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日益完善，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近现代社会产生的，社会领域的科学与实践概括提炼出了社会科学的部门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自然领域的科学与实践概括提炼出了自然科学的部门哲学自然辩证法，由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概括和提炼形成了更一般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所以有人称辩证唯物主义是元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对人类科学成果的总结，因此可称为科学时代的哲学，这样的哲学与人类历史上前科学时代产生的各种玄思妙想式哲学相比，自然在逻辑和经验方面都有着不可比拟的力量，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就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是不可超越的哲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人类发展到今日已经系统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进行了整理和总结，构建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涵盖了人类现有的已经系统化了的科学技术知识，纵向就是上述五个层次，横向则分为十一个知识部门，正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科学性及发展优越性的认识，其最高的一般哲学层次被确定为辩证唯物主义。钱学森的这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见下页表1），在横向的学科划分上，十一个部门分别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这十一个部门学科，每部门又都分为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每部门都有通向一般哲学的桥梁部门哲学，分别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地理哲学、军事哲学、社会论、建筑哲学、美学。最高层次的一般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对各部门科学有指导作用，各部门科学的发展又会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新闻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有了很长的发展历史，其学科的系统化特点也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呈现，这样的呈现同样可以按照一般哲学、部门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的五个层次加以整理，比照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新闻学体系的一般哲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闻学体系的部门哲学，那么，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就可以建立起来。

二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分为五个层次（见表2）。其最高层次，居于一般哲学地位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对整个新闻活动具有指导意义，提供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部门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整个新闻活动具有具体的指导意义，提供价值观和具体的方法论，例如调查、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等。其余三个层次，处于基础科学层次的学科，应是认识新闻及其相伴生的广告、发行的基本规律，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处于技术科学层次的学科，应是解决利用上述规律做什么的问题，是认识做什么的基本规律;处于工程技术层次的学科，就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是新闻活动中各项具体工作的实实在在的操作指南。

按照现有的新闻学科，结合实际新闻实践的应用情况，新闻学体系中的基础科学学科，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发行学、信息学、新闻史。新闻学、广告学、发行学很好理解，新闻也是信息，信息学是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和计算机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深刻地理解新闻的意义，可以在数据的搜集与处理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新闻的内涵，从而使新闻走向科学化。新闻史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新闻，通过历史的脉络可以展现新闻的本质及规律。

新闻学体系中的技术科学学科，包括新闻传播学、新闻宣传学、新闻舆论学、新闻语象学、广告经营学、发行经营学、新闻数据处理学。新闻传播学主要研究如何做好新闻并加以传播的规律;新闻宣传学是研究利用新闻做好宣传的规律;新闻舆论学是研究利用新闻、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的规律;新闻语象学如同气象学，是系统分析一时期的新闻用语规律的科学，可以透过新闻更好地把握社会;广告经营学是有关广告经营及管理的科学;发行经营学是发行经营及管理的科学;新闻数据处理学，这是计算机技术及大数据计算发展的产物，许多新闻的处理仅靠几个点的采访并不能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新闻从业人员需要有对各种大数据进行处理的能力，通过大数据处理做好新闻，也就是有些新闻是可以用计算机算的，例如从马航客机失联的报道、有关股市变化的报道中，已可以看出这类处理新闻的端倪。

新闻学体系中的工程技术类学科，包括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评论学、新闻摄影学、新闻编辑学、新闻校对学、新闻管理学、广告创意学、广告制作学、广告学、广告运营学、报纸发行学、广播发行学、电视发行学、网络发行学等。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就用，关于具体怎么做的学问。其中由于新闻载体由纸质到广播再进而到电视、到网络的变化，对不同载体新闻及广告的发行推广就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做法，其中有的已经较为成熟，有的则还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如报纸的发行和有线电视用户的推广都属于大的发行范畴，但具体的一些做法又会有很多不同，这些都是应在工作中加以不断分析研究的。

这些新闻学体系中的工程技术类学科，每一门都直接面向某一项复杂的新闻实践，因此每门学科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遵循新闻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的前提下，要综合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其他部门的一些学科，是综合的、交叉的。所谓系统工程就是从系统的认识出发，综合运用各种知识，设计和实施一个整体，以求达到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效果。例如新闻采访学，除需要新闻学的知识外，还需要社会调查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新闻写作学，除需要新闻学的知识外，还需要美学、文学等学科的知识;广告运营学除需广告学、广告经营学的知识外，不光是讲如何谈客户、如何签合同，甚至需要计算机方面的数据库、大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知识;报纸发行学除了发行学和发行经营学等方面的知识外，就有数据库和大数据处理的问题。总之，这些实践层面的学科，到今天还缺乏综合整理，在学科建设上并不完善，还大有可为。

上述涉及的学科，有的已基本成型，有的还在形成过程中，有的只是按照学科体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一个名字，总体体系的最终形成还任重而道远，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研究，形成书本知识。当然这个体系也不是封闭的，而是随着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有一些更加细化的学科、更加综合的学科、更加交叉的学科都可能进入这个体系的相应的层次。

三

随着传播手段和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公开性、透明性的追求，新闻活动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新闻活动可以影响社会风尚甚至变更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地研究新闻及其相关活动的规律就显得更为迫切，这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的重大意义。上面的体系只能是抛砖引玉，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思考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体系的构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9篇：科学技术哲学新论范文

摘 要 通过分析体育技术课程师资及其教学与体育哲学精神的关系，研究了在培养体育技术课程师资体育哲学精神的重要性。指出体育技术课程师资的体育哲学精神培养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培养。

关键词 哲学精神 体育 体育技术课程师资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处在由量的迅速扩张转入到质的全面提升阶段。体育技术课程教师的教学面临着要大力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及实施创新性教育的重任。为承担好这一重任，体育技术课程教师既需要较好的理论功底和技能，同时还需要掌握能有效提升这种理论与技能的体育哲学精神。为了全方位的促进体育课程教学和有利于开展创新性教育，转变这种“高原状态”，国内体育学界及一些重点院校已在培养开发师资的体育哲学精神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些相关的体育哲学的科研活动正在进行，而且陆续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地方高校，体育师资的体育哲学精神的培养还正处于酝酿、创始阶段，相关学科、师资、资料等条件也普遍比较缺乏，我们这种落后并不说明这种研究不重要，而恰恰表明我们需要结合实际来研究对教师的体育哲学精神的启蒙、培养与塑造，需要用这种精神来提升体育教学水平。我们现在的研究正是要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个好的改革尝试，以便为较多高校体育师资的体育哲学精神培养提供理性、方法和具体经验方面的参考。

一、体育技术课程师资体育哲学精神问题的现状

大学体育技术课程教师的工作特点表现在教学任务的多样性和教学过程的动态性上。教师不但向学生传授各项目的知识、技术和技能，而且还要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技术课程教师要完成教学、训练、科研任务，不仅要具备本学科专业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而且还应具备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知识。当前，体育技术课程教师在体育技术课程教学中普遍缺少体育哲学精神的渗透，缺乏通过哲学的思维，缺乏使技术与哲学相结合，难以使自己的思维跳出原有的模式或框框，从一个新的理论角度去考察教育技术，难以对技术课程的内涵和本质得出一些新的、更加深刻的认识。难以抽象概括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把体育的具体实践升华到哲学的理论高度，成为指导学生体育运动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因此，培养的学生往往对技术课程知识与技能只知其表面，不知或难懂其中的本质，难以醒悟其中的哲理和美感，难以普遍性地创新体育理论与技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体育技术课程师资普遍缺失体育视野中的一种哲学精神。如何培养他们的哲学精神境界，成为提高大学体育技术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二、体育技术课程师资缺乏体育哲学精神的原因分析

体育哲学精神，作为社会个体从自我生命感性出发对世界永无止息的批判、否定、超越以及追求与探索精神，则应是体育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原因造成体育技术课程教师在体育技术课程教学中普遍缺少体育哲学精神呢？不外乎下面几种：

首先，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人们普遍都强调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哲学显然没有直接显见的功利预期。在体育战线上也出现了单纯“就体育论体育”和单纯抓金牌的倾向。出现了只重视金牌的倾向，不重视思想、作风的培养与锻炼。就造成了不论是社会上还是体育战线内部，认为体育的主要任务就是拿金牌、夺冠军的看法。现在.专业性的哲学教育已经成为门可罗雀的冷门，普及性的哲学教育则沦为一种形式和过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

其次，体育技术课程教师自身的因素。原因在于一是在基础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学率，忽略了哲学素质的培养，这种应试教育导致学生客观上没有时间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活动，主观上迫使学生看重专项训练成绩和文化课的学习，腾不出时间学习其它的知识。二是在体育院校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轻视文化素质的培养，对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毕业后又主要从事技术课程的教学，加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部分体育教师在工作中只论现象而不论本质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体育技术课程教师普遍对理论学习的动力不足，对体育哲学精神重视不够，这也是造成当前体育技术课程教师缺乏体育哲学精神重要因素之一。

三、培养体育技术课程师资体育哲学精神的对策与建议

（一）转变观念

哲学精神不能给予人们安身立业的傍身之技，但通过掌握正确思维方法能使每个人走向成功。只有通过哲学精神的导引与哲学反思，才能较好地解决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文化知识的整合互动问题，并能够促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会。

（二）纠正方法方面的形而上学

要反对和纠正“就体育论体育”的观点。体育不是孤立的，体育属于大文化范畴，要从政治的、哲学的、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体育。在体育改革和发展中，体育与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科技、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发展紧密相连。我们要在体育技术课程师资培养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做指导。强化其哲学精神培养。要求体育技术课程师资学习哲学、运用哲学指导、解决工作中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正确处理体育工作中的各种复杂关系，才能做好体育工作。

（三）加强队伍建设

后备人才的培养是加强体育技术课程师资哲学精神培养发展中一项重要的工作，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审视、构建我国体育哲学科研队伍，后备人才的培养已刻不容缓。培养一支数量可观、年富力强、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兼备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相对稳定的体育师资队伍，是面向2l世纪体育研究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