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精选(九篇)
第1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次级市场；劳动力就业；工资决定机制
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说法最早见于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劳动者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培训教育能提高其收入，而对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培训对他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较少。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西方国家经历二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一、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主要是由城镇下岗职工和从农村迁徙出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构成，其中以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更是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岗位的空缺，使城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整体的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发展出口贸易，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中国工业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国外次级劳动力市场一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人集体议价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影响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西方传统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指导
1.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1）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一直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最早对劳动力价值进行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指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对于需要靠劳动力过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此后，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它的形成与决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供求与竞争因素的作用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阐释了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即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变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可变要素的不断增加，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使用可变要素的原则是边际成本与相应的边际收益相等，这个原则也是企业确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剑桥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弗理德·马歇尔糅合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以供给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起供给均衡工资理论，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说明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决定需求价格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决定供给价格的包括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的闲暇效用。马歇尔的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工资决定基础的分配理论为此后的西方工资理论打下了基础，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包括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3）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因素的探讨。与新古典学派的认为相反，制度学派否定了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说法，而从制度因素角度来解释工资的决定。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出二元分割的格局，同时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作用决定，还包括各种影响市场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弱化了供给力量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2.西方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意义。西方工资理论是随着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学者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并提出的一些理论。中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一些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1）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中国的工资机制。（2）在工资决定问题上面，我们还应该弄清楚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现实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将合理的影响因素与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才能找出影响工资机制正常运行的原因。（3）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商品市场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决定，作为劳动者价格的工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在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既要以劳动者在产品中的贡献——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同时必须满足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不管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但现实中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了所有影响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原则受到破坏。因此，要健全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工资的调节作用。
三、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外在表现为供给双方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作为劳动供给方的劳动者在工资决定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由企业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使得企业方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造成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因素很多，这里面既有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原因又与中国现行的一些制度分不开。中国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虽然改革后中国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许多不适宜的制度依然存在。鉴于以上分析，要完善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就必须强化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力量对工资的决定作用，减小非市场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1.制定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并予以严格执行。中国现阶段有关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并不多，常见的有《劳动法》、《工会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各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作用也极为有限。以最低工资水平规定为例，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定是以劳动者及其家属在城市生存所需费用为依据的，它指的是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获得的最低收入报酬，不包括加班加点的工资和特殊工作条件下享受的津贴。虽然由于“民工荒”的影响，各地政府纷纷提高了对最低工资水平的规定，但事实只有少数企业真正符合这个要求，政府虽然制定了相关政策却未能具体落实到位。因此，制定相关政策并严格执行和落实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关键。
2.制定合理适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按中国现行的《劳动法》规定，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并不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但农民工的参保率还是普遍偏低。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工的总体参保率不超过20%。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现行的社保制度对农民工不适用。因此，建立一个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3.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它曾经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出于各种政策因素的考虑，户籍制度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取消，但是作为一种计划时代的产物，它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因此，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仅是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陆铭.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舒尔茨.论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3]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221-241.
[4]李伟.中国失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5).
[5]周天勇.中国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与出路[J].学习与探索，2005，(2).
[6]张车伟.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J].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7，(3).
第2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要素报酬；劳动力结构；劳动力要素价格；专用要素模型；产业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FPE）定理，从长期看各种要素价格在国际间将会出现趋同趋势，并且若假定一国在保持产品价格不变，那么要素价格与供给之间将表现出非敏感性的特点（Leamer，1994）。因此，在新古典分析框架下，如果只有两种商品和两种生产要素，并且两国都生产这两种产品，那么最终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之间将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如果两种要素报酬（最终产品价格）已知，就能推导出相应的最终产品价格（要素报酬）（Samoulson，1948，1949）。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根据有关数据表明，国民收入从1979年的36452亿元上升为2009年的3434647亿元，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9%；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速度稳中有升，其中1991～2009年与2001～2009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5%和107% 数据搜集整理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的差异逐步显现：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从收入分配角度看，北京、上海及其他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城市存在显著的居民收入差距 以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为例，北京和上海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56328元和56525元，远高于西部地区如四川、贵州和云南省的25038元、24602元和24030元。；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发散趋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不均衡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及对应的要素价格决定机制具有重要关系，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与价格对于收入和产业发展与升级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基于Samoulson（1948，1949）年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应用2004和2008年中国第一和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对中国区域和行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动及对应的劳动力要素是否存在价格均等化进行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结合地区和行业劳动力要素结构和价格的变化，对要素价格均等化和专用要素模型进行拓展，进而分析中国劳动力要素价格是否收敛，同时对劳动力结构演化与产业的均衡发展与升级机制进行探索。
本文研究框架如下：第二部分，对要素价格均等化以及劳动力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第三部分，在对已有模型进行分析拓展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对研究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基于地区要素价格均等化视角，对地区劳动力结构和价格的变动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从行业劳动力结构和价格变动角度，对劳动力要素均等化问题和行业劳动力要素供给和结构变动问题进行探索；第六部分，总结结论，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Samoulson（1948，1949）最早提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指明了最终产品与要素价格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伴随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劳动力供给的变动，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及相应价格经过调整后是否能收敛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Johnson，1997）。不同劳动力结构的就业人员区域和行业间的转移，也可能带来转入区域及行业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变化，例如可能对流入区域和行业劳动力就业带来“挤出效应”，从而使相应工资报酬下降或者使流入区域和行业劳动力出现外流（Outmigration）现象（Borjas， Freeman et al.，1997），也有可能提高当地或本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从而带来区域或行业劳动力要素报酬及人力资本利用率的整体上升（Card，1997；严善平，2006等）。Hanson和Slaughter（2002）从四个角度对区域和行业吸收劳动力供给差异化变动进行研究，即区域相对要素供给变动、区域间劳动力和资本的转移、区域产出组合的变动及潜在的生产技术改变层面，并得到支持生产率调整后（Productivityadjusted）FPE定理的证据。但是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Developing Economy）来看，劳动力具有典型的产业间分布特征，因此城乡、区域及行业间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差异可由劳动力不完全流动所解释（蒲艳平、吴永球，2005）。区域和行业劳动力要素价格由于行业和区域的特质性（Idiosyncratic），必然存在绝对量上的差异，但去除区域及行业间生产率、劳动者的培训的机会成本之后，劳动力要素的报酬会趋向于收敛。
劳动力要素供给变动的冲击，可能并不会带来相应要素供给价格的改变，这种冲击可能会被区域或行业转向于使用这种冲击所涉及的相对扩张的密集要素方式所吸收（Rybczynski，1955）。由此，国际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生产技术的变动，特别是偏向于技术性变动可能会带来技术性劳动力（Skilled Labor）相对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相应的劳动力价格（Autor， Katz et al.，1998），打破区域或行业间绝对量视角上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化。技术偏向性科技变动（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SBTC）对区域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具有显著性影响，可能会打破市场原有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化条件（Hanson和Slaughter，2002）。劳动力结构本身的升级是SBTC的首要前提，在Hanson和Slaughter（1999，2002）的研究中对劳动力所接受教育层次的变动进行了测算和考察，并据此作为对影响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主要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劳动力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不同学历层次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对产业变迁和调整会产生不同影响（徐桂民、綦建红等，2007），各个行业劳动力学历层次的变化，可为SBTC提供潜在的动力，并带动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但是，由于历史及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等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非均衡性问题较为严重，例如存在低端劳动力存量较大但需求不足，而高端劳动力供给明显不足但需求巨大的两对矛盾（魏浩、程b，2010）。同时，由于国内户籍为代表的制度歧视因素等限制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严善平，2006），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升级。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及所有制结构的独特性，因此有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行业的内部增长效应，而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影响不显著（李小平、陈勇，2007）。
[20]Samuelson， P，1949，“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Economic Journal，59，pp. 181197.
[21]Samuelson， P，1948，“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Economic Journal，58，pp. 163184.
[22]Wood， A，1997，“Openness and Wag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atin American Challenge to East Asian Conventional Wisdom”，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1，pp. 3357.
Factor Return Differentials， Structure Evolution of
Labor Force and Industry Transi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st and Second Economy Survey
Chen Fuz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第3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要素市场扭曲；资本深化；技术选择
一、 引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广泛地认可和加强，但当前我国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性和不成熟性特点仍然十分突出，生产要素市场价格被人为压低和所有制歧视现象依然十分普遍，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己有不少学者（如：史晋川等，2006、2007、2012；黎精明、郜进兴，2010）注意到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会对企业的技术选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均未对要素市场扭曲与技术选择的关系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实证研究。本文将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视角，对要素市场扭曲与制造业企业技术选择之间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应的控制变量条件下进行验证。
二、 文献回顾
企业对资本与劳动的技术选择过程实质上是如何对资本与劳动最优化组合的过程。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一个地区要素禀赋会通过要素的供给和价格对该地区产业的要素投入结构产生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Acemoglu，2001；速水佑次郎，2009；Atkinson & Stiglitz，1969）。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的研究也表明工业的技术结构由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并指出在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只要技术选择不过分以资本替代劳动，则仍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林毅夫，1999）。反之，就有可能造成资本出现边际效率快速递减从而使得经济增长趋缓（张军，2005）。
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说明，当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最优替代关系也会随之而改变（Raurich et al.，2010）。也就是说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可以诱使企业对要素投入比例进行调整，如当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厂商倾向于使用资本来替代劳动投入，比如采用革新工艺、嫁接新技术等以致力于保持竞争力，从而使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得到提高（叶振宇、叶素云，2010）。那市场价格体制扭曲条件下的要素市场是如何诱致企业的技术选择呢？按照Rodrik和Crossman（1995）、Seddon和 Wacziarg（2002）等人的观点，由市场的不完善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对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偏离，即要素市场扭曲是市场机制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着的一种常态。史晋川和赵自芳（2007）指出，我国资本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程度总体要高于劳动力要素，国有经济部门中要素相对价格的扭曲程度要高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所有制约束是资本市场出现二元分割的关键，也是影响我国企业生产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杨帆和徐长生（2009）指出我国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差异很大， 但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中主要得益于劳动市场价格扭曲降低，而资本市场的扭曲并没有显著降低的趋势。朱轶和吴超林（2010）提出与体制相关的政府以及国有经济层面层次引起的要素市场扭曲成为资本深化的一个显著性原因。杨俊和邵汉华（2009）、姚战琪和夏杰（2005）等人认为，具有资本增强属性的技术进步和过快的资本深化，偏离了现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结构，需要进行一定的政策调整。
但目前尚无文献就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制造业技术选择的诱致作用进行实证分析，更无技术进步方向、所有制条件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选择的作用分析。综合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以此研究要素市场扭曲条件下，制造业诱致性技术变迁的存在性：
假设H1：资本市场的价格正向扭曲有会促进企业的偏资本技术选择，从而激励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
假设H2：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正向扭曲会抑制企业的偏资本技术选择，抑制企业的资本深化过程；
假设H3：所有制因素中，国有资本会对企业的偏资本技术选择产生正向的影响。
三、 要素市场扭曲与有偏技术选择关系及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设计了考查企业的技术选择和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市场价格扭曲关系的计量模型：
TCI=αPDK+βPDL+Z
式中，TCI和PDK、PDL分别为技术选择指数、资本市场的价格扭曲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Z为控制变量，即除要要素价格扭曲因素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
1. 技术选择指数及其计算方法。
由于不同行业在要素的投入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比例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有必要引入反映相对资本深化的“技术选择指数”概念来去除行业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并改进了林毅夫（2002）的方法，构建了企业的技术选择指数（TCI）。其具体的计算公式为TCIi=■，在式中，ki和li分别为样本企业的资产总值和职工人数，两者比值反映了企业人均资本，K/L为企业所在行业人均资本的平均水平。 TCI说明了在既定企业的资本深化水平对企业所在行业资本深化水平的偏离程度，是对某一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的人均资本差异的衡量。显然当TCIi>0，企业的技术选择是相对有偏资本的，反之则相对偏于劳动。当TCIi=0时，技术选择为相对无偏。
2. 要素市场市场价格扭曲及计算方法。
在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中，资本价格扭曲（PDK）和劳动力价格扭曲（PDL）在的系数和显著性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基于要素价格扭曲的定义，我们设计了要素市场扭曲的测度方法，即要素边际产出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差异值：pdkit=■it-rit；pdlit=■it-wit，式中■it和■it分别代表特定厂商的边际生产率。由于数据条件的制约，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中，本文采用分别计算同种3分位代码行业内为同种所有制结构企业的平均边际生产率来替代相应的企业。rit和wit分别代表各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其中前者为“财务费用”和“负债总额”的比值，后者为“本年应付工资总额”与“年末从业人员合计”的比值。
3. 控制变量选取及其计算方法。
依据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因素，在充分借鉴相关文献基础上，我们集中添加了3大类控制变量，即：企业自身的内部内素、政府的政策因素和行业的技术进步总体方向。其中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变量：（1）企业规模（gm）。理论上企业规模对企业的技术选择有差重要的影响， 在本文的研究中，规模因素主要是用企业资产总值的对数来衡量。（2）企业的年龄（nl）。企业的技术选择的路径依赖性使得企业的年龄对企业的要素选择倾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企业年龄为企业从成立年份到取样年份之间的跨度。（3）政府补贴（bt）。政府补贴、税收倾向和行政性调控等因素，对企业的技术选择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由于许多政府的政策倾斜因素，如土地、机会等因素的数据无法获得，所有本文仅以政府补贴做为衡量政府支持倾向的变量。（4）技术进步方向偏度（fx）。从理论意义上说，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当要素供给市场条件不变时，那么企业在资本与劳动力间的投入选择倾向取决于资本边际产出和劳动边际产出比值的变化情况，即技术进步方向。技术进步方向是一种对技术进步有偏性的反映（戴天仕，2010），根据Acemoglu（2002）的定义，本文对行业技术进步方向及偏度测算方法如为：fxit=■-■，式中，fxit为样本行业i第t期的技术方向偏度，代表样本行业i第t期和第t-1期资本的边际产出水平与劳动的边际产出增长量之比的变化值。显然当fx大于零时，企业的技术进步方向是偏资本的；反之，则偏向劳动力。（5）所有制结构。所有制问题是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重要症结所在（Connor et al.，2006）。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在去除无法分类的企业后，把企业资本分成4种所有制形式，即“国有资本（gy）”、“集体资本（jt）”、“外资资本（wz）”和“私营资本（sy）”，在实际的计量过程中采用各种所有制股权比例进行计算。
四、 要素市场扭曲与有偏技术选实证分析
1. 样本的数据来源及处理。
我们选择了自1998年～2007年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作为企业数据来源，其统计对象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在实际的运算中，我们按2分位的行业划分标准挑选了2分位代码为13～46的行业。 考虑2002年我国颁布了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了保持行业口径的一致性，我们根据新的行业标准对行业进行了一定的微调。并按张杰、周晓艳（2011）和聂辉华（2010）等人的方法，依以下逻辑关系对数据进行了样本删除处理：（1）企业生产总值为负；（2）要素投入为负，包括劳动力、工资、固定资产；（3）企业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4）中间投入大于总产出。另外，对其他明显的登记错误企业样本也进行了删除处理。
2. 要素市场扭曲与有偏技术选择关系实证分析。
（1）计算方法及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考虑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存在较为严重的非正态和重尾型误差分布现象，为减少特异值的牵引作用，在模型的计量过程中，笔采用基于LS估计法的经典线性回归和基于M估计法的稳健回归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计算。在对产出的生产效率计算中，考虑以往常采用企业的产出值作为因变量中，常存在高估了企业的产出能力现象，笔者采用去除中间投入品后的企业产出增加值作为衡量企业产出的变量。考虑变量间的相关性可以会影响到主要解释变量系数之间的稳定性和偏差，因此我们首先关注了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存在性问题。我们使用Person方法估算了各主要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各主要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2。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拟合过程。
（2）各主要控制变量对有偏技术选择的影响。
综合表1各模型，可以看出企业规模（gm）因素对企业的偏资本技术选择构成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我国的企业规模大的制造业企业更多的是偏向于重工业，实证研究表明，重工业显然相对于轻工业的资本深化程度要更高一些。企业年龄因素（nl）对企业的资本深化水平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历史及制度的原因，老企业普遍存在一定的冗员现象，而且老企业相对较大的沉没成本和技术选择的路径依赖性，使得老企业不会过快地对原有设备进行全面更换；而新企业成立过程中，技术起点水平相对较高，新雇用的劳动力生产率高且冗员较少，从而使得企业的年龄与企业的资本深化水平存在负向相关关系。
由表1可以看出，政府补贴（bt）与企业技术选择之间不具稳定的关系，也就是说模型并未有效证明政府补贴激励或抑制了企业的有偏技术选择。黎精明和郜进兴（2010）指出我国的国有企业承担了一定的“企业办社会”成本，所以政府有激励和义务对其进行政策性补贴，而这种补贴并非以激励某种技术选择为目标，而更多是倾向于某种社会目标。因此，政府以补贴方式给企业的补助，虽然可能会加大了要素价格扭曲，但未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技术选择。
在本文中有偏的技术进步方向（fx）并没有构成有偏技术选择的显著性原因，也就是说行业的技术进步方向对企业的技术选择没有构成明显的影响，企业在对资本与劳动两要素的投入选择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两要素实际的边际生产率变化情况。这是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和投资饥渴症等现象存在，使得企业的有偏技术选择也可以外生于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存在（刘维臻，2007）。
（3）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选择的影响。
从表1的模型可以看出，资本市场的要素价格扭曲对偏资本的技术选择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扭曲则对对偏资本的技术选择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验证了要素价格扭曲可以诱致企业的技术选择这一理论假设。与此同时，通过对不同所有制因素对企业的技术选择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有资本（gy）和外资资本（wz）的比例水平对企业偏资本的技术选择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私营资本（sy）则相反。对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偏高的资本价格扭曲，可以推断资本价格的扭曲诱致了这两类企业的偏资本技术选择。在这说明外资企业相对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有偏资本的技术选择同时，也为史晋川（2007）等人所提出的国有经济过度资本深化而民营经济资本深化不足现象并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要素市场扭曲这一论断提供了实证依据。
五、 研究结论与现实意义
要素市场扭曲是中国当前广泛存在的经济现象。企业的有偏技术选择不但影响到我国要素禀赋优势的发挥，更将影响到产业效率的提升过程。本文基于1998年～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样本数据，动用LS估计和M估计结合的办法，并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技术进步方向”、“政府补贴”和“所有制属性”等变量后发现：（1）正向的资本市场市场价格扭曲诱致了企业的偏资本技术选择，劳动力市场扭曲则相反。（2）拥有较高资本价格扭曲程度的国有资本和外资资本更倾向于偏资本的技术选择。这些为基于要素市场扭曲的“二元资本深化”解释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3）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会对企业的技术选择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政府补贴未不会对企业的有偏技术选择产生稳定而显著的影响。（4）我国企业的技术选择并未依赖于我国的技术进步方向，即企业在技术选择的变化，并不依赖于要素的边际产出变化。
企业基于自身技术进步条件和区域的要素禀赋进行技术选择是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刺激了我国企业脱离我国要素禀赋条件和自身的技术进步方向进行了有偏技术选择，在导致了我国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同时，也导致了企业低效率。这就需要国家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 （日）速水佑次郎 著， 蔡等译.发展经济学.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rch，2003，（1）.
2. Acemoglu D..Factor Prices and Technical Change：From Induced Innovations to Recent Debates， Working Paper，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01.
3. Rodrik， D.， Crossman. G.. Getting interventions Right： how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rew richJo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3）.
4. 戴天仕，徐现祥.中国技术进步方向.经济研究，2012，（3）.
5. 史晋川，赵自芳. 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世界经济. 2005，（1）.
6. 叶振宇，叶素云.要素价格与中国制造业技术效率. 经济研究， 200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知识经济下专业服务企业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模型构建的方法”（项目号：11YJCZH097）。
第4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收入差距；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2-0004-05 收稿日期：2008-09-22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交织过程中，既实现了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也引致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逐渐变化。从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基尼系数已从1981年0.29升至2007年0.48，基尼系数逐步扩大所代表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城乡和地区差异之间，不同行业、学历、性别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目前，关于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着眼于经济转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市场竞争、政策体制、劳动力结构、扭曲因素等方面，对开放政策与收入变化关系的研究关注较少。而开放既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同时也会通过国际贸易、吸引外资以及劳动力的流动等渠道影响收入差距。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评价，同时还影响到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改革深化进程以及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从理论角度来看，对外开放与一国劳动力收入决定的研究由来已久，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会因为贸易开放而导致异质性劳动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达国家的对外开放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但随后实证研究却大多得到相反结论，这推动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断创新。之后的研究一方面从不同角度重新解释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譬如需求偏好、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弹性；另一方面则对实证模型进行更严格的假定，提供实证检验的稳健性。理论研究方面则主要基于经典ss定理并根据现实作相应的调整和改进。本文主要是从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方面对现有理论进行回顾和评析，为探讨中国开放政策和收入关系提供有关理论依据和有益借鉴。可以说，对于开放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定论。
二、经典理论回顾―SS定理
SS定理在HO框架下提供了国际贸易和工资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论支柱。它是在假设完全竞争行业的零利润情形(zero-Profit Conditions)下讨论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开放经济下，如果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于非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增加，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工资差距就会扩大。这种商品价格超比例转换为要素价格比例的关系被称为扩大效应(更为详尽的说，如果产品价格增长，那么要素价格至少会超比例的增长)。在近几十年，SS定理被集中使用在工资不平等的讨论中，现有几种研究试图按照SS模型的预测去分析北方国家工资不平等的增长。一种类型的研究关注发达国家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要素收入的关系，对美国的实证并不很支持SS理论，20世纪80年代非技术劳动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技术劳动密集的产品并没有明显下跌，而该国不平等却在增长。另一类研究试图分析一国进出口中要素含量的变化从而讨论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变化(Wood，1994、Krugman，1995、Borjas，Freeman andKatz，1997)。这些研究引起一系列方法上的争论，比如贸易量是否能够正确体现贸易对相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以及是否要素含量法的研究有较多的实证价值等。尽管各类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目前，大多结论仍然表明国际贸易因素确实能够部分解释工资不平等和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失业率上升情形(Slaughter，1998)。
从对传统模型的分析及结论可以看出，首先，它是通过分析贸易对商品价格的影响，讨论要素价格的变化；但如同Samuelson认识到的那样，ss定理和FPE定理的许多假设并不符合现实情况，尤其是假设经济体之间产品、要素和生产功能的同质性等方面，贸易引起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代表一种趋势而不是现象，这需要后续理论对其进行更符合事实的修正。其次，开放的诸多模式中，贸易是最初形式，更深层次的开放，比如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技术的传播和延展等均有可能对要素价格产生影响，这些也可以沿着传统模型的思路进行拓展。再次，理论需要实证的检验，从现实的角度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最后，各个国家的情形千变万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制度安排更是迥异，在开放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忽略。
三、基于传导机制角度的理论拓展
(一)要素价格机制
如上所述，经典理论FPE定理和SS模型均把要素价格作为研究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渠道。后续很多研究，比如Hanso and Harrison(1995)，Davis(1996)，Wood(1999)，等都借鉴了这两个模型的核心思想，即生产要素的回报率取决于要素的供需，贸易会通过影响要素需求的变化影响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Jones(1999)构造了一个两国、两要素和三产品的HO模型。在此框架下，中等技术密集产品关税水平的降低，会导致工资在两国不平等变化的方向相同。如果关税减让发生在北方国家，那么在两国的工资不平等都会增加；如果南方国家进口中等技术水平产品并削减进口关税水平，那么两国工资不平等的程度都会降低。究其原因，其认为关税的减让会导致中等技术水平产品生成从北方转移至南方。Bin Xu(2003)将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边界作为分析贸易对要素价格影响的渠道，得出不同结论：关税的降低会引起进出口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的增加更为明显，尤其是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由此，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的日益增长。Nahuis(2004)的模型对SS理论的扩大效应有所发展，SS理论认为商品价格比例的变化会引起要素价格同方向变动，而Nahuis认为内生性技术变化会使得要素价格更大幅度的变化，这种扩张效应超过了SS理论给出的变化比例。
按照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一国内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该国开放之前会较小(Fujita，Krugman andVenables,1999)。国内公司为降低运输成本，会选择将中间产品投入和最终需求中心定位在一国中心地区，这会导致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这一地区，从而增加地区间固定要素实际收益的差距(如土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行，公司可以使用国外资源和中间投入品，减少中心地区经济活动的集中性，地区间
固定因素实际收入的差距会减少。这一理论为解释部分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理论途径。
(二)需求偏好机制
传统国贸理论认为国家间偏好一致，这种假设认为各国及个人对产品的需求同它们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额相对应，一国消费模式取决于它们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以及世界总产出，上文提及的要素含量法正是基于此。尽管它成功解释了基于要素供给差异方面的问题，却没有从需求上考虑国际贸易，因此后续的很多研究将需求偏好作为贸易影响收入差距渠道，放松了传统贸易中各国偏好相同的假设，认为总需求不仅仅依赖于总收入，而且依赖于人均收入。对于开放经济中的个体偏好的考虑，Krugman(1980)就已经将一个经济体分为两个偏好截然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都对某一特定集合的物品具有不同的需求曲线，其分析的结论认为每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会选择专业化生产那些在国内具有更大市场的某些产品。Feenstra and Hanson(1996)分析了生产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的过程，生产转移可能是由于南方资本市场的相对增长，或许是因为南方相对于北方的中性技术进步。这种生产的转移都会导致南方国家产品的技术要素含量的增加，导致在两个国家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会导致技术劳动力相对报酬在南、北两个地区都会有所增加。Glazerand Ranjan(2002)的研究恰从偏好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出发，得出贸易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但他们认为异质性和偏好的变化(Variety)缺一不可。一国的技术劳动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口喜欢消费技术密集型产品(Skill Intensive Product)。当这类人口数量增加时，会有以下三个效应：①直接效应是其工资下跌；②市场产品多样性增加；③对技术密集产品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提高工资需求的增加。这三个效应的综合结果是技术劳动工资的上升，加大收入不平等性。Dalgin，Mitra and Trindade(2004)拓展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认为偏好的不一致性是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他们根据美国家庭的预算，将产品分为奢侈品和必需品两种，并认为奢侈品的进口增加了进口国的不平等，而必需品的进口则正好相反。进口国不平等的增加则会导致扩大他们同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减少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更加剧了国家间的收入差距。
(三)技术进步机制
HO模型的另一假设是技术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为外生变量，但很多研究发现技术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的驱动因素之一。近年来，对发达国家工资不平等增长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是“贸易导向型技术进步”，这是对传统模型在技术动态方面的拓展。根据Bound and Johnson(1992)，Katz and Murphy(1992)，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Autor，Katz andKrueger(1998)，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等的观点，发达国家的技术变化偏向技术劳动增加了技术劳动相对非技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增加了他们的相对工资。Robbins(1995)，Wood(1994，1995，1997)以及Panagariya(2000a)的研究也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贸易可以引起进口竞争部门的技术进步，从而寻求生产中的新方法节约低技术劳动。这种防卫型技术进步(Defensive Innovation)使得公司更好地同进口产品竞争，但也会减少对非技术劳动的需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国际贸易会促使企业提高现有技术，从而更好进入外国市场。因此，无论哪种国家，贸易导向型技术变化都会引起工资不平等的增加。
SS定理认为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要素价格更大比例的变化。可是现实的实证分析发现[Sachs and Shatz(1994)]，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只能解释可观测到工资不平等的很小一部分。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分析decompose了美国制造业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发现70％的变化可以由产业内的变化来解释，只有30％归因于产业间的变化。这个结论可以被解释为，劳动力需求结构向技术劳动力的变化大部分归因于技术革新，并不同国际竞争的变化相关。Machin(1996)使用同样的方法调查英国的情况发现劳动力需求83％的变化能够由产业内改变(variations)来解释，重要的是。计算机的使用是技术劳动力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Desjonqueres，
Machin and Van Reenen
(1999)and 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显示在一些发达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被限制在一些特定行业，与是否这个部门是可贸易的还是非贸易的无关。
Acemoglu(1998)开始了从内生性技术的角度考察。他认为技能偏态型的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造成的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增加的结果，当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时。技术进步就被导入了技能偏态的轨道。他认为，劳动力中技能供给的增加在短期内降低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但是长期看来，这个技能供给的增加导致了技术进步的技能偏态性，使得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最终超过了最初的降低效应。并且他用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大幅度增加降低了技能升水(skill-Premium)，并在80年代大大增加了技能升水。这就是直接技术效应(direct technology effect)：当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越来越高时，他们的生产率相对与低技能劳动力也会提高，那么当高技能劳动力越来越多时，将会导致技术进步的方向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高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互补，即表现出明显的技能偏态性。
潘士远(2007)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异之谜。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因此，和生产与非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相比。生产与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也就是说，学习效应是有偏的。因为技术知识的生产是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所以学习效应会导致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工资差异。同时，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进一步导致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工资差异。
(四)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
SS理论在谈到收入差距问题时的出发点基于要素的需求和价格，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而实际上国际贸易可能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价格弹性，对发展中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带来
不利结果。Rodrik(1997)很清楚地论述了国际贸易可能会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价格弹性对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有不利的结果。如果国际贸易会增加产品市场的竞争性，产品的需求将会变得更加有弹性，“既然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会随着对产品的需求变化而成比例的变化，产品市场的一体化会使得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富有弹性”。Levinsohn(1993)、Harrisonl994)、Kafics andPetersonl994)、Sen and Chandl999)、Yabuuchi andChaudhuri(2007)的理论和经验分析都支持这一观点。从国际贸易会增加对劳动力需求的自身价格弹性的论点中，Rodrik(1997)得到三个含义。首先，日益递增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使得工人想要取得更高水平的生活标准和福利代价更昂贵；其次，较高的弹性将会使得工资和就业面临劳动力需求的外部冲击时更加不稳定；最后，较高的弹性会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转向资本，这样会导致“公司剩余中工人所占份额更少”。国际贸易会增加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导致对产品的需求弹性的增加，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会随着对产品的需求变化而成比例变化，劳动力市场弹性必然增加。弹性增加将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转向资本。工资和就业面临劳动力需求的外部冲击时更不稳定。但是该结论遭致Panagariya(2000b)的质疑，运用HO理论和特定要素模型，他的结论显示开放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没有明显的联系，如前文所述，他认为是贸易导向型技术进步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实，Rodrik和Panagariya的分歧源于不同的分析角度：Panagariya对劳动力的需求指国家层面对劳动力的需求(National Demand for Labor)，而Rodrik则指对公司的劳动力需求。在非技术劳动相对价格改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是否会引起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增加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四、小结
第5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战后几十年来，在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各个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了以新型的国际分工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开放型经济为国策、以发达的市场体系为纽带的大融合，0世界经济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对世界市场上国际价值及其作用规律的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国际价值呈现出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变化与特点。如科技因素在国际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日益显化；国际价值规律对国与国之间生产与交换的调节作用不断强化；国际价值实现的市场平台扩大化，实现方式多元化；国际价值实现的障碍多重化。
一、影响国际价值变化与特点的因素分析
在马克思时代，市场交易方式相对简单，市场空间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比较有限，充当世界货币的贵金属的价值比较稳定。与之相联系的，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及其作用力也比较易见，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商品的国际价值。而在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不仅对决定商品价值的原有的传统因素产生影响，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新因素。新旧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商品价值的决定更呈复杂化趋势。再加上信息化、全球化引发市场结构的变化，使市场主体与客体之间，企业的生产经营与产品的出口营销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信息非对称性，所有这些，是导致新时期国际价值变化特点的主要因素。面对这些影响国际价值变化的因素，有必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1在新技术革命作用下传统因素对国际价值的影响
(1)生产资料。在马克思时代，作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产物——蒸汽机的出现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使直接生产过程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发生重大变革，即机器代替手工工具。大机器在生产领域中的普遍使用，成为当时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在当代，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技术装备水平远非马克思时代的普通机器所能及。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生产资料的构成中不仅劳动资料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象的范畴也在扩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劳动对象。就劳动资料的变化特点来看，由于计算机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劳动资料的技术装备水平大幅度提高，其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而且这些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拓展，即由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这就使得生产过程中这些高科技含量的生产资料包括技术装备和劳动对象，必然对国际价值产生新的影响，表现在产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还表现在由于劳动资料无形损耗速度加快、折旧期缩短而产生对产品价值的影响等。
(2)劳动力构成。在马克思时代，企业的规模较小，机器设备的技术含量较低，企业内部专门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员数量少，管理人员的数量极其有限，为机器生产服务的各类人员也主要在企业内部，很少延伸到企业之外，显示出当时劳动的特点是：以体力劳动、重复型的简单劳动、企业内部的生产型劳动为主，劳动者的组合结构以普通的蓝领劳动者为主。而当代，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企业的生产再也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普通机械上孤立地进行，高科技含量的设备引领着企业的生产不断提高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致使直接生产过程发生了一系列质的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劳动过程也发生了相应的质变，使当代劳动出现了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新特点——以脑力劳动、创新型复杂劳动以及企业内外部结合、生产型与服务型并重的劳动为主，劳动者的组合结构以白领劳动者为主。而作为当代劳动者主体的科技劳动者、管理劳动者和高级生产、服务劳动者所从事的高级的复杂劳动，对商品的国别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影响作用，也远远超过马克思时代。
(3)劳动生产率。在当代，由于高新科技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应用，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马克思时代，对国际价值的决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各个国家内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而世界市场上国际价值总量却在增长。产生这一经济现象的原因在于，从各个国家内部看，高新科技的应用引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不仅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大量增多，而且使单位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大为减少，致使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而从国际范围看，高新科技引发了许多新产业、新部门的开拓，许多新产品、新服务的提供，大大增加了国际价值的总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大量高级复杂劳动力的使用，会大大增加国际价值的总量；先进技术装备的使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增加产品总量的同时会消耗更多的劳动对象和生产设备，使转移的旧价值增加，从而相应增大单位商品的国际价值量。这就是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商品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双重影响。
(4)供求关系。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场获得了长足发展，市场规模空前扩大，市场机制日趋完善，商品在世界市场流通的速度、范围是马克思时代不可比拟的。但信息化、全球化也引发了世界市场竞争的空前加剧，使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价格波动更加明显地影响商品国际价值的实现。一方面，各个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政府、商会和企业纷纷加强营销网络、进出口渠道的构建与维护，以促进世界市场流通渠道的畅通，客观上有利于国际市场商品的供需平衡。另一方面，各个国家为了牟取更大的利益，采取种种手段，对市场的供求施予国别政策和人为的影响，使国际市场供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失灵。表现在有些国家为了提高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惜对出口企业进行明贴暗补，而对外则采取关税壁垒和各种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将别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拒于国门之外，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平衡，进而影响了商品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
(5)货币价值。在马克思笔下，世界市场上是由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充当世界货币的材料。世界货币作为衡量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外在尺度，其自身价值的变化，必然会对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产生影响。在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内在尺度不变的前提下，世界货币的价值变化与商品的国际价值量变化成反比关系。而如今，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早已退出流通领域，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联盟组织的纸币替代贵金属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实际上执行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成为衡量商品国际价值量的外在尺度。这些国家和地区联盟组织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会采取措施使本币币值变动，从而引发国际市场的汇率波动，进而影响世界市场商品国际价值的变动。
2新技术革命引发的新因素对国际价值的影响。
信息化、全球化不仅改变着原有的传统因素对国际价值形成的作用机制，而且引发了一系列影响商品国际价值的新因素。
(1)网络贸易。网络贸易是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实践证明，网络贸易显著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大大推进了国际贸易向快速化、简易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在网络贸易领域中，参与交易的各方只要支付少量的网络通信费就可以获得所需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信息的存储、交换和处理，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二是参与交易的各方无须中介的介入，只要借助于全球性开放的互联网进行直接的联系与交易，大批的买卖瞬间即可完成，大大提高了交易速度；三是参与交易的各方可以通过互联网及时掌握世界市场的行情和需求动态，对于出口商来说，可以根据世界市场的行情和需求动态来安排商品的生产和组织出口，使商品的出口能够与不断变化的世界市场需求相适应，促进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体现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
(2)产业垄断。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明，垄断对商品价值的形成和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对商品国际价值的影响作用，也大体相似。在当今的信息网络时代，垄断出现了新现象，突出表现在信息产业自身的领域。由于信息产业是新兴的产业，信息经济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特点，各国政府都把它作为战略性产业加以扶持和保护，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其发展，这就使得信息产业容易产生垄断。再加上特有的经济效益、高额的垄断利润使该产业中的垄断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促进其发展，以继续强化其垄断地位。这一切使信息产品的国际价值很大程度上受垄断企业的个别价值所左右，垄断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往往会凭借其垄断地位制定产品的垄断高价，使其大大偏离真实的国际价值。(3)服务贸易。战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国际货物贸易。与普通的货物贸易相比，国际服务贸易具有自己的特征，给服务产品的价值决定带来新的问题：一是有些服务具有独享性。如数据信息处理、环境保护以及城市规划等专业，涉及的是特定的主体和客体，部门之间、行业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也难于用统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二是大部分的服务具有不可贮存性。这是由国际服务的供给与消费几乎同步进行的特点决定的；三是贸易对象的两权具有可分离性。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中，商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同时转移到进口者手里，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发挥一次作用。但国际服务贸易则不同，其贸易对象的两权往往可以分离。如在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中，服务的出口者可以凭借其所有权，通过契约关系，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分别向不同的进口者转让使用权，使产品的使用权得以多次转让。由于同一服务的使用权可以多次转让，多次参与国际贸易。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调节作用也相应地发挥多次。
(4)组织干预。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组织，都有其共同之处，即通过成员国或地区政府间的协商，逐步消除区域内的贸易障碍，促进区域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在有的经济合作组织内部，例如欧盟，不仅在成员国之间拆除商品、服务的贸易壁垒，实行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在组织内部推行统一的货币，从而使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与流通作用越出了各成员国的国界，商品的价值也相应地由原来的国别价值发展为区域价值。区域价值的出现有利于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的过渡。然而，这些经济合作组织对外却依然维持一定程度的贸易壁垒，从而客观上造成了统一世界市场的分割，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际价值的形成。显然，国家或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组织的干预，对于国别价值向国际价值的发展和国际价值的形成，客观上产生着双重影响。
二、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路径
众所周知，马克思没能完成他所设计的按照由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到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的顺序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写作计划，也没能留下关于国际价值研究的完整理论表述，散见于其著作中关于国际价值理论的相关论述，是100多年前马克思在当时的市场背景下，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对国际价值问题所进行的初步探索，所形成的有关国际价值的论述大多是基于他的劳动价值论在世界市场的应用和逻辑延伸。这些论述，不仅成为后人继续研究的有益借鉴，同时也为后人对国际价值的进一步探讨留下充分的余地。
当今世界市场出现了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新特点，也带来了国际价值的新变化，需要我们对这一系列变化、特点进行新的探索，以此创新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论。在新时期，创新与发展国际价值论，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研究信息化、全球化对国际价值带来的影响及其引发的国际价值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不仅要研究当代国际价值形成的基础条件，而且要研究国际价值的决定与国际价值的实现，还要研究国际价值规律的具体作用等问题。
从国际价值的形成看。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生产资料、劳动强度、劳动生产率、货币价值等影响国别价值形成的传统因素的变化，同样是引发国际价值变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在不同的时段、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对国别价值产生影响，其影响可以是同一方向、不同程度，也可以是相反方向、相同程度等多种组合情况。由于国别价值是国际价值形成的基础，国际价值是国别价值在空间上的延伸，对国别价值的创新与发展研究，同样适合于对国际价值的研究。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在信息化、全球化作用下，供求关系、网络贸易、产业垄断、服务贸易以及组织干预等一系列新因素的出现与变化。研究这些发展变化的新因素在不同时段、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在方向、程度上对国际价值的形成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也是新时期探讨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从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看。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实际上是其在国内市场作用的扩展和延伸。与国内市场相似，在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样是通过供求关系的变动影响价格的涨落，以此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总劳动量在世界范围的分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然而，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是，战后，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作用下，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出现新的变化，即呈现出泛化、强化和更有效的特点。对这一系列新特点的深入探讨，是研究新时期国际价值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内容。此外，在新时期，价值规律的调节手段也有新的变化，即当今价值规律在通过供求关系调节世界市场的进程中，往往是通过利率、汇率以及利润率等具体的经济杠杆进行的。这些经济杠杆会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对世界市场的投资方向、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以及货币流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世界市场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和世界总劳动量在各个不同生产领域的分配。对这一系列经济杠杆调节作用的具体研究，是探讨新时期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另一条重要路径。
从价值规律的作用结果看。一旦商品从国别市场进入国际市场，随着空间的变化，相应的，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优胜劣汰功能也从一国范围扩展到世界范围。在世界市场上，由于较发达国家和较落后国家的生产率水平差距较大，他们的单位产品价值差别也较大，这有利于较发达国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同时较发达国家还可以凭借对市场的垄断，进行不等价交换，以较少的物化劳动换取较多的物化劳动，获取超额利润。所以，马克思说：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在新时期，尽管国际贸易和各国间的经贸往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世界市场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和完善，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和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价值规律的优胜劣汰的功能依然未变，国际市场上不平等交换的机制依然存在。由于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功能和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国际市场交易所实现的利润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也就不可避免，这也就是战后以来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南北差距具有不断拉大趋势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应地，也引发了战后国际经贸关系方面新的统治和依附关系。显然，研究新时期世界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结果，考察国际贸易所实现的利润由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问题，这既是马克思国际价值论在当代的应用，也是对当代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探讨，它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又一条重要路径。
从国际价值到国际生产价格的转化看。马克思在研究国别价值时，详细地探讨了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转型问题。而在他经济学著作和手稿中，虽然有不少与国际价值相关的论述，但关于国际价值转型问题即国际价值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问题，却几乎没有涉及。即使在马克思关于国际价值论述最集中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0章“工资的国民差异”中，其目的是在于分析比较各个国家由于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的不同引发工资方面的差异，而不是专门着眼于对国际价值与世界贸易问题的研究。这就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空间。我们知道，战后，在新技术革命的作用下，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获得了长足发展。伴随着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不断发展，利润率的平均化将不再局限于国内。在国际市场上，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也将会发挥作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导致的激烈竞争，必然会引发的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尽管这种流动难免会遭遇到国家和地区之间各种形式的壁垒不同程度的障碍，但国际间的要素流动毕竟是一种趋势，它最终将导致世界市场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从而商品的国际价值也就会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当然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因而，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研究国别价值转化为国别生产价格的思路和方法，来探讨新时期国际价值到国际生产价格的转化问题，使马克思关于国别价值转化为国别生产价格的理论在国际上得以拓展和延伸，以此确立世界市场上商品交换中的国际生产价格形态，这是新时期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再一条重要路径。
第6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蔬菜生产；成本；效益；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47（2015）12-0053-04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我国蔬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均为世界第一，2013年蔬菜播种面积为6.198万hm2，产量266.86万t，是名副其实的蔬菜大国，蔬菜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众多省市县的农业支柱产业。
了解我国蔬菜生产成本与经济效益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蔬菜产业进一步持续稳步快速发展。李崇光等[1]认为，蔬菜生产经济效益较高，以2009年为例，蔬菜产业对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贡献800元，比同时期粮棉油等效益高出2～10倍，但我国蔬菜生产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蔬菜生产规模较小，具体表现为资金、技术投入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蔬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不利于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应用。卢中华等[2]认为，所谓蔬菜产业的生产效益即区域内蔬菜生产的销售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差值，其中总收入为产量和价格的乘积，总成本为生产、运输和交易成本，由此认为，对上述内容产生影响的因素就是影响蔬菜生产成本效益的因素。吴江等[3]通过对山东和宁夏地区种粮收益情况分析认为，影响种植业收入的主要因素有种植面积、农技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其中种植面积对收入影响最大。众多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虽然呈现递减趋势，但其回报率依然较高，且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势在必行。现有研究为蔬菜生产成本和效益提供了众多信息，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停留在对蔬菜生产成本的统计描述分析上，缺少必要的计量分析，例如王燕等[4]根据劳动力特征、种植规模、地理位置、栽种方式等因素对温州地区蔬菜生产效益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地理位置、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种植规模等对蔬菜经济效益的作用，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合理化建议。本文结合统计和计量方法，为蔬菜生产成本、效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
本文调查数据来源于全国70个蔬菜观测点的3 689份蔬菜生产及收益数据。
1 蔬菜生产状况及成本效益分析
1.1 蔬菜种植规模
由表1可知，此次调查中，农户蔬菜生产规模0.33 hm2以下的占64.84%，0.67 hm2以下的占82.27%，说明当地蔬菜种植呈现细碎化现象，多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
1.2 蔬菜生产成本结构
本文调查数据中的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和种苗、农药、化肥等物资成本。其中成本按照如下分类：物资成本（种苗、农药、化肥、地膜、燃料、灌溉、工具材料）、人工成本（劳动力投入和劳动力价格）、农家肥投入。根据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取其生产成本的平均值，可得当地蔬菜种植的生产成本构成。
由表2可知，在全国蔬菜生产中，人工成本占据了较大部分（73.66%），这和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关。物资成本中化肥、农药、种苗等占据了较大比例，其中化肥的使用量超过了农家肥的使用量。
1.3 蔬菜生产的经济效益分析
调查发现，农户每667 m2蔬菜净收入的平均值为2 304元，中位数是1 666元，这说明本地区的蔬菜生产平均效益较好，但纯收益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这与我们选择的计算方法有关，在计算劳动力价格的时候，采用的是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价格，即用非农就业工资水平计算从事农业劳动力的价格，可能导致了系统性的偏差，但是能够在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的背景下，体现出蔬菜生产纯收益空间日益压缩的事实。
2 蔬菜生产投入产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蔬菜种植规模对蔬菜投入产出的比较分析
将蔬菜生产的规模进行了划分：1=小规模[0～
3 335 m2），2=中等规模[3 335～6 670 m2），3=大规模[6 667～13 340 m2]。对照分类的投入产出（表3）可以看出，随着蔬菜种植规模的扩大，每667 m2总成本递减，而每667 m2的纯收益递增，存在着规模效应。在小规模蔬菜种植的时候，由于存在类似“内卷化”情况，每667 m2的劳动力投入过多，农家肥也可自给自足，所以二者的利用较中等规模多；中等规模蔬菜种植中，劳动力和农家肥的投入相应减少，即随着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效率得到充分发挥；在大规模的蔬菜种植中，由于规模较大，可能存在着雇佣劳动力并且大量购买农家肥，减少化肥使用情况等，相应的每667 m2物资费用则随着规模递增而减少。
2.2 调查数据的建模分析
①模型建立 采用C-D生产函数模式：Y=
A（K1α1……K5α5） LβFγMδ，其中，Y为蔬菜每667 m2产量，K1为种苗投入，K2为农药投入，K3为化肥投入、K4为地膜投入费、K5为其他物资投入（工具材料费、燃料动力费、灌溉费）；L为劳动力投入，F为农家肥投入，M为蔬菜种植面积；α1……α5、β、γ、δ是各要素的弹性指标。
对上述公式两端对数化处理得到新的模型：LnY=lnA+（α1lnK1+……+α5lnK5）+βlnL+γlnF+δlnM。
②结果与分析 用SPS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由表4回归结果可知，常数项、劳动力投入、化肥投入、农家肥投入和种植面积等通过检验。结合系数可以反映农家肥投入的贡献率达到了40.6%，化肥的贡献率达到了33.3%，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达到了18.0%，种植面积的贡献率达到7.6%，这说明当地的蔬菜生产更多地依靠肥料和劳动力精耕细作进行蔬菜生产。
③蔬菜种植收入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通过整理问卷，将影响蔬菜种植效益的因素分为3类：农户特征、要素投入和规模因素。其中农户特征包括农户的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要素投入包括种苗投入、农药投入、农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燃料动力费、灌溉费、其他费用；规模因素包括蔬菜种植面积。设蔬菜收入Y为因变量，其余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年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投入、种苗投入、农药投入、农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燃料动力费、灌溉费、其他费用和蔬菜种植面积分别用X1～X12表示，且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为线性关系时，多元线性的回归模型为Y=δ1×X1+δ2×X2+δ3×X3+δ4×X4+δ5×X5+δ6×X6+δ7×X7+δ8×X8+δ9×X9+δ10×X10+δ11×X11+δ12×X12。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
该模型F值为125.837，模型整体显著。表5中3种类型的影响因素中，农户特征中只有劳动力人数对生产效益呈显著正向影响，其余2个因素影响不显著。投入要素中，所有的要素均显著影响蔬菜生产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农药投入和燃料动力费呈显著负向影响，即农药使用和燃料动力费越多，蔬菜种植的收益下降，可能是因为现阶段蔬菜生产过程中存在过度使用农药和能源等行为，提高了蔬菜生产成本，使得蔬菜生产收益下降；化肥和农家肥的投入能够增加蔬菜产量，对蔬菜生产效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苗投入、地膜和灌溉投入等对蔬菜种植效益也有正向影响，说明蔬菜生产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这个结果与预期相符。蔬菜种植面积与蔬菜收入成显著正相关，说明蔬菜生产具有规模效应。劳动力投入对于蔬菜的收益也有显著正相关，说明蔬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意味着更多的收益。另外，我们看到技术服务费对蔬菜的生产效益有21.5%的贡献率，说明科技投入对提高蔬菜生产效益有积极作用。
④小结 通过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我国蔬菜生产的贡献要素主要是肥料，即农家肥和化肥等，蔬菜产量的提高与化肥和农家肥的大量使用密不可分。但是农家肥的贡献率高于化肥的贡献率，可能是因为农家肥的价格低，而化肥价格上涨，促使菜农更多地使用农家肥。另外，劳动力的投入也是蔬菜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说明了我国的蔬菜生产依旧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除此之外，种植面积对蔬菜生产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目前我国蔬菜种植面积普遍较小，因此，建议扩大蔬菜种植规模，以形成规模效益，从而提高蔬菜生产的产出。
3 结论
综合调查样本统计数据的建模分析和数学计量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蔬菜种植在农民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蔬菜的生产成本构成中，除了物资投入，劳动力成本占据较大的比重，这和目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有着较大的关系。由于农户的自我雇佣比较普遍，蔬菜种植的现金收入还是比较可观。
②我国的蔬菜生产仍以小规模的生产为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同时，蔬菜产量的增长依靠肥料等生产物资投入增长、劳动力密集使用。要提高当地蔬菜的产量，也可以通过增加种子和技术等要素的产出贡献来实现。
③对蔬菜生产效益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投入、种苗投入、化肥投入、农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灌溉费、技术服务费、其他费用和蔬菜种植面积等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得知，自然灾害对我国蔬菜生产效益影响较大，蔬菜种植技术、商品化程度、蔬菜销售渠道等对我国蔬菜的生产效益也有较大的影响。蔬菜种植效益的增加除了要求合理分配投入要素外，还需要关注社会环境对蔬菜生产效益的影响。
4 建议
①推进土地流转，使蔬菜种植具备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从而降低平均固定成本，增加收益。
②加大蔬菜生产者的资金支持，解决蔬菜生产的资金限制，进一步改造传统的蔬菜生产模式，使蔬菜生产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土地集约型生产方式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
③改进和推广蔬菜种植技术，提高科技进步在蔬菜生产中的贡献率。
④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降低蔬菜生产中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率，同时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建立“公司+农户”的长效机制，构建更为顺畅和完善的蔬菜销售渠道和制度。
参考文献
[1] 李崇光，包玉泽.我国蔬菜产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对策[J].中国蔬菜，2010（15）：1-5.
[2] 卢中华，李岳云.我国蔬菜产业生产效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22）：77-79.
第7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1.2013年葛兰素史克等知名药企行贿受贿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暴露出药品定价问题的弊端。为此要规范药品的定价机制。必须规范药品的定价机制,形成合理的药价。“合理的药价”是指()
A.能够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B.能使企业营利得到充分保障
C.由政府作出最终决定的价格
D.既反映药品价值又反映供求
【解析】选D。本题考查影响价格的因素。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受供求关系影响,故D正确。A、B观点不全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C观点错误。
2.(2015·三明模拟)2014年入秋以来,很多农产品价格上涨。其中,有原料、人工等成本大幅攀升的因素,也有周期性的因素。这种现象说明()
①农产品的价格将更能反映供求关系
②生产者将得到更多的利润而扩大生产
③农产品需求弹性大消费者将获得更多选择
④市场机制在农产品定价中的作用将更好发挥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解析】选C。本题考查影响价格的因素。农产品价格上涨,从其原因分析,成本因素说明价值决定其价格,周期性因素表明供求对价格的影响,因此这种现象说明农产品的价格将更能反映供求关系,市场机制在农产品定价中的作用将更好发挥,故①④正确;材料并未表明生产者能获得更多利润,故②不符合题意;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其需求弹性小,故③表述错误。
3.(2013·江苏单科)2013年4月中旬,纽约黄金期货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分别下跌了4.06%和9.27%,与2011年每盎司1 921美元的历史高点相比,国际金价回调超过28%。在此后的10天内,由于大量资金介入,黄金价格又从低位反弹,涨幅超过10%。这说明()
A.黄金价格的波动是由价值的变化引起的
B.黄金作为一种商品,其本质是一般等价物
C.人们的投机行为、心理预期会加剧黄金价格波动
D.黄金的使用价值有限其价格不具备长期上涨的基础
4.(2015·南平模拟)进入2014年,我国钢材价格下跌态势依旧,上半年,重点统计钢企钢材销售结算价格降至3 212元/吨,相当于每斤1.6元,与超市白菜价格相差无几。钢铁为啥卖出“白菜价”?下列对其原因和依据的分析正确的是()
A.能源资源消耗多生产成本高——商品价值决定价格
钢铁产能过剩供需严重失衡——供求关系影响价格
D.市场调节失灵,缺少强刺激措施——国家加强宏观调控
【解析】选B。本题考查影响价格的因素。根据题意,B符合要求;生产成本高,价值大,价格要高,与题意不符,A排除;使用价值决定价格说法错误,C排除;材料所述结果正是市场调节的结果,D排除。
【
①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
②该商品的生产者从赚钱到保本经营
③该商品生产者的个别效率从高于到等于社会效率
④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价值量降低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②④
【解析】选C。商品从产生到退出市场一般都是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价值越来越小,而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价格从A点运行到B点,正好体现了该商品的价值量越来越小,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价值量降低,①④正确。②错误,题中没有体现生产者的特殊性。如果个别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的平均成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算价格到了B点,其照样有机会赚钱。③错误,商品的价值量与个别效率无关。
5.某商品生产部门去年的劳动生产率是每小时生产1件商品,价值用货币表示为260元。该部门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0%。假定甲生产者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是每小时生产2件商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甲生产者1小时内创造的价值总量用货币表示为()
A.364元 B.400元 C.520元 D.776元
【解析】选B。首先判断题目中某商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可知今年商品的价值为260÷(1+30%)=200元。所有生产者的产品都必须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出售;甲生产者1小时生产2件,200×2=400元,答案是B。
【
A.2件 B.4件 C.8件 D.16件
【解析】选C。由“生产一套西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生产一件夹克的4倍”推出1件西服=4件夹克,同时4双皮鞋=2套西服,因此可以推导出4双皮鞋=8件夹克,虽然2014年生产西服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但皮鞋与夹克的比例关系并没有因西服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有变化,还是4双皮鞋=8件夹克,故答案为C。
6.(2015·龙岩模拟)2014年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6%,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3%。食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在一般条件下,表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需求量关系的线条是()
A.线条a B.线条b C.线条c D.线条d
【解析】选B。本题考查价格变动的影响。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小,B符合题意,A排除;C为供给曲线,排除;D意味着需求量的变化与价格无关,错误。
【
①该商品劳动生产率提高
②该商品的市场价格提高
③该商品的生产成本下降
④生产该商品的企业减少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解析】选B。本题考查价格与需求的相关知识。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但是受供求关系影响,而从图中可以看出,供给量从S1到S2呈现增加趋势,但价格不变,说明成本降低,所以③要选,而成本降低说明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以①要选,故选B。图中该商品的市场价格没有变化,②错误。图中供给量增加,生产该商品的企业一般不会减少,④错误。
7.(2014·安徽文综)受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和政府开征资源税的影响,高能耗产品的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一般会发生变动。不考虑其他因素,下图中能正确反映这种变动的图形有()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选C。受绿色消费观和开征资源税的影响,消费者对高能耗产品的需求量会减少,①说法错误,②正确;对高能耗产品的需求量会减少,价格降低,生产高能耗产品的获利减少,生产者会缩小生产规模,高能耗产品的供给量会减少,③正确,④错误。
8.下图为某商品甲的价格走势图(横轴为时间,纵轴为价格,单位为“元/千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①从A点到B点,甲商品的替代品的需求量会增加
②从A点到B点,甲商品的供给量会减少
③从B点到D点,甲商品的互补商品的需求量会持续下降
④从B点到C点,甲商品的购买者可能会持币待购
A.①③ B.②④ C.③④ D.①④
【解析】选D。从A点到B点,甲商品价格走高,需求减少,其替代品需求会增加,①正确。从A点到B点,甲商品价格走高,利润会增加,吸引其他生产者来生产这个产品,供应量会增加,②错误。从B点到D点,甲商品价格先走低再升高,需求量也就相应先增加后减少,其互补商品需求也会先增加后减少,③错误。从B点到C点,甲商品价格不断走低,购买者会预计其价格还会降低,从而持币待购,④正确。
9.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假日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不少景区的黄金周接待游客量逐年攀升。某些地区为了吸引游客,在国庆节假期期间采取了降价的措施,结果导致了国庆节假期部分景区容量超载现象。下列图示对上述材料描述正确的是()
(其中,M表示经济收入水平;P表示景区门票价格;Q表示出游人数)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选C。经济收入水平与出游人数成正比,故①正确,②错误;景区门票价格与出游人数成反比,故③正确,④错误。因此正确答案为C。
【
(D1为政策调整前的需求量,D2为政策调整后的需求量)
【解析】选B。增加购机补贴,有利于刺激消费,导致对该商品需求量增加,B正确。A、C描述的价格与需求量呈正相关关系错误,D表明需求减少,错误。
10.商品甲(见图1)、乙(见图2)代表两类互不关联的商品。当它们的价格P均从Pl同幅下降到P2时,其需求量Q发生如下变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推断出的正确结论是()
A.如果经济整体不景气则甲商品的生产受到冲击较小
如果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则更适合扩大乙商品的生产
D.乙商品的价格与销售该商品的收益呈反方向变动
【解析】选C。这两种商品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不同。其中,商品甲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较大,判断甲是高档耐用品;商品乙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较小,判断乙是生活必需品。如果经济不景气,人们对高档耐用品的需求量会减少,而生活必需品是必不可少的消费,故对乙商品的生产的冲击较小,而对甲商品的生产的冲击较大,A项说法错误;如果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居民的购买力提升,更适合扩大甲商品的生产,B项说法错误;如果甲商品价格上涨,它作为高档耐用品,人们对其需求量会大幅度减少,购买该商品的支出会减少,故C正确;乙商品价格上涨,它作为生活必需品,人们对其需求量不会迅速减少,销售该商品的收益会因为价格提升而增长,二者呈同方向变动,D说法错误。
【
A.甲商品价格上涨不会导致消费者对其需求量大幅下降
B.乙商品需求弹性大,更适合采取“降价促销”的方式
C.如果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则更适合扩大甲商品的生产
D.如果宏观经济不景气,则乙商品生产受到的冲击较大
【解析】选C。本题考查价格变动对不同商品需求量的影响。首先通过需求曲线进行判断,甲曲线平稳,属于高档耐用品,乙则属于生活必需品。故甲需求弹性大,需求受价格影响大,乙则相反,A、B、D皆不正确,选C。
11.2013年10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9月份的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显示,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总水平同比上涨3.1%。其中,蔬菜价格环比上涨6.7%,居住价格上涨2.6%。价格的变动()
①能够引起商品需求量的变动
②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不会产生影响
③能够调节商品价值量的变化
④对高档耐用品的需求影响较大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④
【解析】选D。价格变动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影响较小,也不会引起商品价值量的变化,②③错误。①④是价格变动对生活的影响,符合题意。
【知识拓展】CPI与PPI
(1)CPI是指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它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可称为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称为Serious Inflation,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2)PPI是指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它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
12.(2013·广东文综)假设甲国化妆品市场高档品牌被进口品牌垄断,为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甲国对进口化妆品提高关税,致其价格飙升;受此影响,消费者转向国产中低档品牌,使进口高档品牌的需求曲线(D1)和国产中低档品牌的需求曲线(D2)发生变动。不考虑其他因素,能正确反映这一变化的图形是()
【解析】选D。A图表明D1变小,D2变大,且国产中低档品牌在价格和需求量上均高于进口品牌,应排除;B图表明D1变大,D2变小,且国产中低档品牌在价格和需求量上均高于进口品牌,应排除;C图表明D1变大,D2变小,且国产中低档品牌在价格和需求量上均低于进口品牌,应排除;D图表明D1变小,D2变大,且国产中低档品牌在价格和需求量上均低于进口品牌,符合题意。二、非选择题(共52分)
13.(26分)(能力挑战题)资料显示,目前北京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各国首都中排名百位之后,每年缺水均在4亿立方米左右。据报道,北京三年后将喝上经淡化的渤海水。受海水淡化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淡化海水的价格一直备受关注。
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相关知识,请你预测淡化海水价格可能的走势并说明其理由。
【解析】本题考查价值量的决定与价格的影响因素。淡化海水价格,根本上由其价值量决定,初期由于其劳动生产率低、价值量高,因此其价格要高;随着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价值量降低,其价格也会走低。组织答案应该先写出走势,分析理由时注意理论分析与材料分析有机结合。
答案：(1)走势：先高后低。
(2)理由：①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以价值为基础。受海水淡化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淡化海水初期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较多,成本较高,价格就高。②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淡化海水价格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渐降低。(其他言之有理也可)
【
高油价必然会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请你为人们的出行提出两条可行性建议。
【解析】首先,注意设问要求提“建议”,可围绕消费方式的改变,结合自身生活体验,根据经济生活知识提出。其次,提取材料信息“油价多次提高”“养车成本提高”。最后,调动价格变动的影响的知识点并紧扣材料分析。
答案：(1)日常上下班尽量使用自行车、电动车,提倡步行。(2)短途出行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减少自驾车出行。(3)必须使用汽车的居民应选择使用小排量汽车或混合动力车。(4)在使用汽车等交通工具时,养成良好的节约习惯,学习和掌握一些节油的小窍门。(回答两点即可)
14.(26分)(能力挑战题)读表,回答问题。
2013年1～7月西部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2012年同期=100)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7月 101.8 103.3 102.9 102.4 103.8 104.0 1～7月 101.6 102.6 102.6 102.5 103.0 103.1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7月 103.2 103.9 104.8 104.1 104.1 103.5 1～7月 102.9 103.1 104.9 103.7 104.3 103.2 (1)与2012年同期比,上述表格为我们提供了什么信息?(10分)
(2)运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上述变化产生的经济影响。(16分)
【解析】第(1)问,以上年同期价格100为标准,表格中指数都高于100,从而得出结论。第(2)问,从对居民和对企业两个角度说明。
答案：(1)与上年同期比,2013年1～7月,我国西部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上升,但幅度不大。
第8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劳动密集型；工资水平；H-O-S模型
一、分析H-O-S模型
（一）H-O-S定理的基本内容
H-O-S定理即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按照赫-俄模型，国际贸易将导致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趋于均等化，萨缪尔逊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要素价格均等化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是一种必然，国际贸易将使不同国家间同质生产要素的相对和绝对收益必然相等，无论两国的要素供给和需求格局如何，自由贸易不仅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使要素价格均等化，也就是说两国的同质生产要素将获得相同的报酬，如生产能力相同的工人将获得相同的工资率，生产能力相同的单位面积土地将获得，相同的地租收入。这一命题被称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或H-O-S定理。
（二）H-O-S定理的基本假设
1.两种生产要素
2.两种可贸易产品
3.两个国家
4.每个国家的生产要素都是给定的
5.生产技术假定相同
6.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7.两国的消费偏好相同
8.完全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9.无运输成本，无关税，或其他阻碍国际贸易的自由障碍
（三）H-O-S定理的局限性
在现实中，有些国家通过推行自由贸易而缩小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有些国家却逐渐拉大差距。理论和现实不一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产要素均等化”难以实现的原因如下：
1.国际贸易并不完全自由，各种壁垒导致要素和商品无法自由流动。
2.生产要素在国内也无法完全自由流动，同一要素在不同产业收益率不同。
3.一国生产技术并非固定不变，发达国家始终是先进技术的开发使用国，容易拉开和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距。
二、分析原因
大量的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工资普遍比发达国家劳动力收入偏低；中国劳动力工资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收入也有差距，但是差距没有与发达国家差距大，有些基本持平。
按照H-O-S理论，中国劳动力收入应该与国外劳动力收入水平相同，那么为什么会与H-O-S理论相悖呢？
（一）分析中国劳动力
1.中国劳动力的显著劣势。我国人口多，劳动力丰富，运用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为何这种优势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分析原因，与我国劳动力自身因素有很大的关系。第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虽然近年来我国从绝对数量上看，教育投资在不断加大，但是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仍在3%——4%左右徘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教育投资比例的低下是导致人力资源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第二，我国研发人员奇缺。研发不足会导致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低下，从而使得我们国家的劳动力与其他国家相比技术创新不足。第三，中国劳动者技能偏低。我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总体水平还是不高。一项调查资料显示中国约有八成的劳动者没有技能，而只有两成是高级技工。技能的偏低使得我们劳动力失去优势，工资水平自然就上不去。
2.中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我国自身存在很多因素不仅导致各个地区劳动力的收入不同而且最终导致我们与外国劳动力收入的差距。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个行业要素利用程度不同，直接影响生产成本，从而影响到劳动者收入。其次，我国经济的发展到来自外国的一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国际贸易壁垒加大我国产品的壁垒，产品成本就上升，劳动者的工资也受之影响。贸易保护，反倾销等等都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劳动者的收入。
（二）分析与H-O-S基本理论假设的相悖之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收入与国外劳动力存在差距有很多原因，之所以与H-O-S模型相悖是因为存在很多因素不满足H-O-S的理论假设。
1.中国劳动力要素与外国劳动力要素存在差异。中国的劳动动力水平整体偏低，劳动者的技能，研发能力等有差异。
2.中国与外国的生产技术有差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虽然有啦很大的提高，但是技术水平多方面还与国外有很大的差异，这是导致本国劳动力收入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3.贸易障碍仍然是存在。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大的格局的变化，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违背贸易自由化原则，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措施，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构成威胁，他们就无条件的乱加所谓的合理贸易保护措施增加了贸易壁垒。
4.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国际贸易并不完全自由，各种壁垒导致要素和商品无法自由流动。生产要素在国内也无法完全自由流动，同一要素在不同产业收益率不同。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中国劳动力与H-O-S模型相悖有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以后发展劳动力要素市场要注意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提高受教育水平。第二，注重劳动者技能训练。第二，及时把握时代，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全方面平衡发展。第三，注重研发成果的技术转移。第四，促进国际贸易公平健康的发展。（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第9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 劳动者 谈判权 收益权
一、劳动者的谈判权
1、劳动者谈判权的含义
从理论上讲，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都享有谈判的权利，但由于劳动合约的不对等性，劳动者与其雇主相比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大多数情况是雇主一方拥有单方面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权力，因此这里讨论的是劳动者的谈判权问题。
在操作层面上，劳动者的谈判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劳动者的个别谈判机制，另一种则是劳动者通过自由组织的工会实施集体谈判机制。在理论层面上，有关劳动者谈判权的含义，国内目前也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者拥有劳动报酬的协商权，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约的形式协商劳动报酬的支付水平和支付方式的权利，将劳动者的谈判权理解为劳动者与其雇主进行讨价还价来最终确定劳动报酬的权利，这一观点实际上讨论的是劳动者的个别谈判权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劳动者的谈判权是劳动者群体为了保障和增加自身收益，通过工会组织或其利益代言人的方式与雇主或雇主组织就有关劳动者的报酬问题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这实际上指的是劳动者的集体议价权。
从上述两种观点不难看出，国内学者有关劳动者谈判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动报酬部分，而较少讨论有关企业生产的剩余索取权问题。而本文认为，劳动者的谈判权不仅仅局限于劳动报酬权，还应该包括部分剩余索取权。劳动者的谈判权实质是劳动者的收益谈判权，它是在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劳动合约的签约双方之间，就劳动报酬和生产剩余的分配问题（主要是劳动者的收益问题）进行个别或者集体谈判的基本权利。保障劳动者的收益谈判权旨在强调劳动者不仅有获得要素收益——劳动报酬的权利，也应该享有参与企业生产剩余分配的权利，避免或降低雇主就劳动者的收益问题进行单方面决定的情况。
2、影响劳动者谈判权的因素
（1）工人自身的保留价格。在劳动经济学中，讨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问题时都会涉及到工人的保留工资这一重要因素。所谓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是指一个工人愿意接受某一工作的最低工资率，是劳动供给的成本底限也是劳动者的市场供给保留价格。当劳动者拥有较高的保留价格时，其拥有的谈判权也相对较强；当由于外在或其自身因素使得他们的保留价格较低时，劳动者面临劳动合约无法达成的损失将会增加，此时他们的收益谈判权是比较低的。然而劳动者个体的保留工资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宏观经济状况等外在因素和劳动者个人的自身因素（包括整体财富水平、婚姻状况、健康情况等）而发生变化。从影响劳动者保留工资的外部因素来看，当劳动者个人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时，其保留价格会有所不同；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的劳动需求增加，人们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将高于经济衰退时期。从劳动者自身角度来看，当劳动者拥有较多的个人财富时，相对于个体财富较少的求职者，他的保留工资会处于较高的水平；已婚的劳动者通常需要供养的家庭成员数量要大于单身的工人，在生存和劳动力再产生的压力下，其保留工资通常较后者高一些；健康状态较好的劳动者，如拥有充沛精力和活动能力的体力劳动者和富于创新、研发或管理能力的脑力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将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他们会倾向于保持较高的保留价格。
（2）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通过立法，以保障无收入、低收入或各类遭受意外灾害和伤害的劳动者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各类不利条件下（如年老、失业、工伤、患病或生育期间）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的本质是依据特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维护社会公平进而逐步提高公共福利水平，增进社会稳定和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社会安全覆盖网。作为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社会保障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和实施机制实现的。由于历史因素和各国国情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和实施体系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要为了满足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多层次基本利益得到保障。从对劳动者谈判权的影响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实施措施的差异，既可能保护和提高劳动者的谈判权，也可能恶化他们在劳动合约中的谈判处境。当保障标准定得较低时，劳动者的谈判权被恶化，这会迫使劳动者付出较高的成本去完成市场中的合约交易，此时的社会成本较高，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当保障标准定得太高时，又有可能造成合约的不易执行或合约的执行成本高不可攀，这也不利于劳动者谈判权的保护，因为较高的交易门槛将造成劳动力市场上成交数量的降低或合约执行的扭曲而造成无谓损失，这同样会减少社会的总剩余或引起缔约方的违规操作。合适的社会保障标准，需要在保障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基本利益的同时，有利于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和劳动者谈判权的维护，以保障社会稳定和劳动力市场的和谐发展。
（3）宏观经济环境。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运行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他们也将从不同的方面对劳动者的谈判权产生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中会对劳动者谈判权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因素包括：一定时期的物价水平和社会总产出水平。货币工资是劳动者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工资几乎是劳动者收入的唯一来源），物价水平将调整劳动者收益的实际价值，物价变动的水平和方向会对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产生直接影响，进而通过实际的购买力或生存成本来影响劳动者的谈判权。在通货膨胀时期劳动者群体的实际收益是下降的，这将降低他们的谈判力水平。反之，在通货紧缩时期，他们的实际收益水平得到了提高，相应的谈判力也随之增加。另一个影响劳动者谈判权的因素是社会的总产出水平，在社会产出不断增加的环境中，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和生活状况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由于国情差异，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劳动者的谈判权水平。首先，当一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重点置于物质资本的积累时，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是政府调节的重点，此时劳动者要求提高收益的呼声会被忽视甚至抑制。而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定阶段后，同时具有消费者身份的劳动者群体的利益诉求将被重视，此时的议价权也将增强。另外，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也会对劳动者的谈判权产生很大影响。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现状为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政府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收益问题。与此同时，政府从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改革入手，积极寻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公平收入分配的途径，如采取最低工资制度、颁布和实施新《劳动合同法》。不论这些政策的实施结果如何，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提高劳动者保护和增进其议价权的意图是明确的。
二、劳动者的收益权
1、劳动者收益权的含义
已有大量的经济学和法学文献讨论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劳动报酬权也可以称为劳动的分配权或者劳动工资权，有的则进一步指出工资权是和劳动给付义务相对应的一项劳动者权利，只有当劳动者拥有了工资权，劳动才成为劳动者谋生的手段。也有学者明确指出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根据劳动法律关系而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据按劳分配原则和劳动力价值支付的报酬，是劳动者让渡劳动力的支配权而获得的权利。
然而，上述对劳动报酬权的描述和界定，并没有探讨劳动者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问题。本文认为，劳动报酬权只是劳动者收益权的一部分，劳动者还应该享有部分的剩余索取权。换句话说，劳动者的收益权应该由劳动报酬权和部分的剩余索取权两部分构成，而劳动者剩余索取权的实现则取决于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所有者双方力量的较量，法律的规范和生产剩余本身的多寡等因素。劳动的收益权是劳动者与雇主基于对等关系下签订和执行劳动合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一项权利，是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的核心所在。
2、保护劳动者收益权的意义
赋予劳动者生产剩余的索取权，进而保障劳动者的收益权将有利于形成对劳动力要素的正向激励。劳动收益涵盖劳动合约范围内基于雇佣关系由雇主直接或间接给付给雇员的全部货币或实物资产，除了工资收入外，还应该包括奖金、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各类补贴等一系列与劳动合约相关的收益。劳动者收益作为劳动力价格的转换，不仅受制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和费用，还会直接影响劳动力使用效率的高低。对于劳动合约的缔约双方而言，劳动者和资本要素所有者各自投入到生产中的人力资本要素是异质性的，差别在于投入的质量高低和数量多寡，但他们都应该享有分享生产剩余的权利，只是各自获得的收益比例不同而已。劳动者对其与资本所有者合作生产的劳动成果——企业生产剩余，应享部分的索取权。只有赋予劳动者一定的剩余索取权，才能正向地激励他们进行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并将其更有效地投入到企业生产活动中，实现合作生产的双赢，提高整体产出水平。
然而，由于合约执行中的种种困难，当前我国劳动者公平、平等的收益权受到侵害的现象屡见不鲜，包括用人单位单方面延长劳动时间并拒付加班费，企业变相增加劳动强度，劳动收入水平低，工资增长幅度缓慢，劳动保障覆盖面窄等。这一方面是微观层面上企业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克扣、压榨劳动者，另一方面则是宏观层面上法律执行效力较弱，收入分配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短期来看，劳动者收益权遭到侵害的全部成本都由当事人承担了；而从长期来看，劳动者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将会阻碍他们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将带来劳动和资本合作生产的租值消散问题，最终不仅劳动者的效用会进一步下降，企业在短期和长期中竞争力的提高也会受到制约。因此，保障劳动者的收益权不仅仅是对劳动力资源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企业竞争力和资本要素所有者利润源泉的维护。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情况来看，让广大的劳动者群体切实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果实，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符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
【参考文献】
[1] Anastasia Guscina.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abor’s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R].IMF Working Paper，2006， no.06294.
[2] M.Paganoand P.F.Volpin：Managers，workers，and corporate control[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5，Vol. 60，No.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