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因素精选(九篇)

第1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出生率；人口政策；随机区组试验设计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41-02

1 引 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领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生育水平出现了由高至低的转变,中国在过去30年里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国内外学者认为,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学界对中国生育水平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转向社会经济因素。宋瑞来论述了自发性人口转变与诱导性人口转变并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对生育率转变的重大作用；李建民分析了我国低生育率的经济环境,指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本文主要运用实验设计方法,对包括经济水平、人口迁移和教育因素在内的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我国出生率影响的显著性进行定量分析,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2 本文的变量和模型

人口生育是发生在一定社会文化结构上,要受到社会存在和各种社会条件、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决定。因此,作为反映生育状况指标的出生率也同样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本文运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方法分析经济水平、人口迁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

2.1 经济水平

世界总和生育率在过去的50年下降了接近50%,从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5。在全球范围内约有50%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造成这一根本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的提高。经济因素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契机,通过改变生育观念而影响生育行为。一方面以全球市场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了家庭传统生育观念,即以扩大及家庭规模和增加子女数来满足经济需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改变家庭在生育、抚养、教育子女各阶段的社会制度环境改变其生育决策；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社会分工将过去农业社会微观家庭中的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紧密结合割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思想为生育水平的下降奠定了文化基础。同时,现代科技(避孕药具和人工流产)的发展和传播为家庭在生育和事业的选择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条件。

运用实验设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根据2008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ZW(]本文相关数据均摘自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经济水平对出生率的影响。在以下分析中,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三个水平,即10000~12900元、12901~14200元、14200以上,部分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Fα（2，28）=2.5，F=5.11＞2.5,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2 人口迁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 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1.47亿人,其中的跨省流动人口4779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浪潮。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流动状态不利于生育子女,人口的迁移会促使生育率的降低,其作用因素有多种。像流动人口经常处在一个生活缺乏保障的不稳定状态,时刻面临失业、流动、无居所、无收入等多种风险,不利于生育子女。本文选取各地区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人数占本地区总人数的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迁移的指标,将流动人口因素按各省市流动人口占各省市总人口的比重指标划分为3个水平,依次为7.3%以上、4.9%~7.2%和4.8%以下。我国各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也较为明显,经济社会发展在各省区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育水平的省区间差异。本文根据31个省市经济水平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组进行试验设计分析,具体划分如表2所示[ZW(]东部、中部和西部划分依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著《2006中国人口》中的划分标准。,部分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显示,因素A即流动人口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6.6大于临界值,表明流动人口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2.3 受教育程度

社会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化影响显著。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生育水平差别较大,并且随着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该群体的生育率越低。其中,研究生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低,为0.44个；扫盲班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最高,为2.33个；大学本科和高中学历群体平均每个妇女活产子女数分别为0.45个和0.87个。

随着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一方面,其文化理念逐渐转变,所受传统生育观念的束缚变少。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及高度的生活压力下,养育子女时间集约度和机会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经济环境下,生产方式逐渐向资金、科学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这就决定了未来子女的就业竞争激烈。对自身素质要求较高,加大了家庭培养子女的成本,对生育水平起到了较大的抑制作用。

以各省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教育因素指标,将其划分为三个水平,依次为7.45%以上、5.5%~7.44%和5.49%以下。各省市区组划分仍然依据表1,部分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因素A即受教育程度因素在0.1显著性水平下F值为30.65远大于临界值,表明受教育程度因素对出生率影响显著。

3 结果分析

以上实验设计分析结果表明,经济水平、流动人口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的影响显著。把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仅仅看做是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而低估或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国家在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等非计划生育政策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过去决定生育政策时强调“降低”生育率,现在把握好“度”更为重要,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生率呈下降趋势,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发展,防止出生率倒退到以前的超高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改革现行的生育政策,针对迁移人群及高等教育人群制定一系列政策,将其生育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宋瑞来.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特征和原因［J］.中国人口科学,1992(5).

［2］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J］.中国研究,2004(6).

［3］袁志发,周静芋.试验设计与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2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在前面的分析中，实际上多少已经涉及这里的主题。在一般的分析中，社会经济因素和计划生育因素被看成是中国初步实现迅速的人口转变的两大基本因素。

社会经济因素起着基本的作用，而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正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口转变过程的干预性影响，并使之通过生育率的转变来引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一些研究证实，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人口控制因素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下降的趋势，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而且主要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重要性开始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丝毫没有否认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

林副德、刘金塘通过对1982年和1990年两次普查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控制因素对于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的模式和强度都在改变。从影响的强度来，1982年人口控制因素比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强度更大。到199o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于生育率的影响超过了人口控制对生育率的影响。从影响的模式看，人口控制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作用要大于社会经济因素，1982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为0.259，间接影响为O.4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3／5左右。中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被看作是超经济强控的结果。到199o年，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直接影响提高到0.491，而间接影响下降到0.224，直接影响是间接影响的2倍多（参见表1）。

顾宝昌早期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把中国的情况（指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事实--引者注）看作是一个单纯依靠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例子，低估或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相反，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国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刊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③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体现的。毫无疑问，主观的努力术能超越客观条件的限定。社会经济因素不仅直接通过对人们社会角色及角色意识等非计划生育变量的影响来影响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而且间接地通过对计划生育社会行为所需客观条件的限定来影响生育率的变动。无论如何，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种基础性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因素对计划生育具体条件的限定及执行效果的影响上，而且在不推行计划生育群众性运动的时候依然会对生育率变动产生重要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下降。就生育率与收入的宏观关系而言，大致是反比例变化的关系。从长期的趋势看，收入越高、现代化程度越高的人们会倾向于少要孩子。这样，与"贫困产生人口"的著名命题相对应，我们实际上可以概括出"富裕减少生育"

的命题。但是要注意，不是高收入本身，而是高收入给人们带来的变化才使生育率降低。此外，人均收入和生育率的关系因收入的绝对水平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如果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临界水平，那么收入水平的上升可能反而会带来生育率的上升。进一步地，如果收入高于某个"临界水平"，收入的递增则会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这个’临界收入水平"的到来通常也意味着文化的变迁。换言之，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值只是"冰山一角"，它必然同时伴随着深层面的文化变迁和观念变革。

然而，比较而言，生育率下降与另一种发展--社会发展--关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生育率下降是与教育、卫生的发展以及贫困程度的减轻紧密关联的。出生率下降与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的关系，比之宏观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为密切。特别是，生育率自然而然的下降与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生存境遇和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关系密切。妇女得到更多的良好的教育是降低生育率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因为良好的教育至少意味着：第一，有利于晚婚；第二，有利于提高避孕节育率；第三，赋予妇女以理想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单一的生育劳动中得到解放；第四，使得妇女能够更好地扮演好母亲的角色，并乐意在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方面花费较多的力量；第五，对降低疾病率和死亡率也有很大帮助。

社会经济发展诱催生育率下降的逻辑在理论上是清晰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一十传统观念改变一十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并重视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一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日渐成为自觉的行为取向。换言之，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形塑了微观家庭人口增殖的自约束机制，在宏观上则实现了人口生育率的总体下降和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此外，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有独特的条件，我国生育率的下降是在独特的制度框架里完成的，这是引人注目的一点。

可以预期，今后计划生育因素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培育起来的"自发性。内生性控制因素"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使生育事下降的力量在理论上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即强制力、诱导力和自发力。这里的强制力主要指以完成和落实人口计划、人口指标为旨意的较为直接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控制力。

通俗地讲，所谓"强制力"，就是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必须按照人口政策。人口计划、人口指标的规定和要求来生育。

’诱导力"是通过利益关系的调节和整合。宣传教育以及优质服务而培育起来的。"三结合"的做法培育的就是诱导力，诱导力的培育离不开利益导向机制。所谓"自发力"指的是现代化的力量特别是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之于生育率下降的正面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唐风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之功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从而影响其生育决策，譬如，从家本位到个人本位。晚婚晚育乃至不婚不育，都有宏观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作育之功。

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力都是存在的，但对应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促使生育率下降的力量组合及其构成又有显著的差异。在理论上，对应于强制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事实上还可能存在自发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和诱导力主导型的下降机制。现阶段以强制力主导的生育率下降机制天然地决定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反弹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旦生育控制的社会机制有所松懈，那么生育率出现一些反弹或者波动应当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④中国那种"超经济水平"的强控模式其政策效应和组织效能实际上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以强力对抗为前提的控制绩效是呈递减之势的，作用力越大，反冲力也势必越大。

目前生育率下降的政策效应已经衰减和弱化，单凭政策的效力，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经很难有大的预期。⑤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生育文化的现代化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粉墨登场，开始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

从发展趋势看，是强制力得到保持的同时，诱导力和自发力会有所增强，从而使人口控制力更加强大。自发力的出现木会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那般简单。相反地，倒有可能出现与计划生育相抗衡的"自发力"一从计划生育角度看，可定义为’负自发力"，如男孩生育偏好的强化以及"议价孩现象"的出现。’证自发力"只有在生育文化现代化的情形下才可能出现。因果链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生育文化现代化生育观念转变个人本位的生育决策形成。

5、简短的结论

从上述研究可见，从2O世纪中叶算起到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人口零增长，中国人口的百年转变可以清晰地分出这么几个阶段：（l ）死亡率主导的人口转变，（2）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转变，（3）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4）实质性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5）最后的转变是人口增长类型的转变--从"增长型的人口"转变为"缩减型的人口"，在这个阶段，"稳定低水平生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人口转变的规律可以看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未来的岁月里，人口的转变和全面现代化需要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生育事的问题"，而且是综合意义的"生育问题"。综合治理生育问题的时代到来了，计划生育户充分共享生育率快速下降和人口转变初步实现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果的时代也到来了。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儒要的不仅仅是"依法行政"和’批质服务"，更重要的是利益的诱导、补偿和共享，而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最后的人口转变将成为月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非常直接和明确的追求。’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真正关键与其说是如何强化行政制约机制，不如说是优化和强化利益激励的机制。⑥但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原则则需要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这就是在尊重群众的情感。关注他们基本需求的满足和生育权益的保障中实现代际公平的崇高目标。

历史将证明，不仅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人口环境，而且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转变的最后趋向完成也同样需要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特别是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予以支持--譬如低生育率在微观上是有风险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一种老无所养的风险，而孩子成长过程中突然夭折的风险更可能使进入这中老年的父母遭遇人生的灭顶之灾，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低生育时期，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为降低和防范低生育的风险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筹兼顾。双管齐下才是中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所引数据参见彭佩云主编：《什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页874.②参见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章。

③参见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页3－18.④参见穆光宗、陈卫："走向卫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⑤参见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⑥参见穆光宗："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关键：强化利益激励机制"，《中国人口报）2000年5月22日第三版。

主要参考文献：

l 、彭佩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年。

2、朱国宏主编：《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后人口转变时期：苏南模式的启示"，载《现代人口转变之路--苏南模式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3、李建民："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南方人口》2000年第2期。

4’李建民、原新、王金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发展》，科学出版社，2O00年7月。

5、于学军："解析后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报》Z000年1月24日，第三版；以及"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科学》2000年第2期。

6、穆光宗：《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7、顾宝昌："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作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8、穆光宗、陈卫："走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对策思考"，《开放时代》（广州）1999年5、6月号（总第128期）。

9、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第3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210-03

一、引言

吕安民等人研究了中国省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结论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徐嘉祺从经济角度探讨了我国人口生育率及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李政分析了我国经济、教育发展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抑制作用。李保军、李太成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类似研究并不少见，但很少发现有学者综合应用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来研究新世纪十一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于中部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缺乏针对性的研究。故本文拟综合应用相关指标进一步探索山西省区别与中部五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特点及其成因，为山西省人口政策提供可行建议。

二、研究区概况

中部六省是指居于中国大陆中部的六个省份，包括河南省、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六省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地理范围24°29'5.71"N～40°44'4.19"N，108°24'9.58"E～119°37'46.60"E，总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2011年中部六省GDP总量达10.43万亿元，总人口3.58亿，人均GDP2.9万元。其中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地理坐标34°34'N～40°43'N、110°14'E～114°33'E，2011年山西GDP达1.11万亿元，总人口为3571万人。六省在地理和社会人文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内部也有巨大差异，特别是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雄踞六省最北端，在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上有区别于其他省份的显著特点。

三、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及原因

（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

由图1、图2可知：

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呈西部吕梁山区、北部五台山区最高，东部太行山区次之的空间分布格局。这和山西省地形地势中吕梁山、五台山、恒山地势最高，太行山区海拔相对较低大致吻合。

图1 我国中部地区地形

地势图 图2 中部六省人口

自然长率市级分布图

河南省西部、西南均地形崎岖高峻，海拔较高，只有中部地形平坦开阔，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两地之间的空间分布也为西部西南较高，中部较低，与地形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安徽省人口空间分布从整体上看大致呈现了从北向南逐步降低的趋势，这和安徽省的地势在长江以北从北往南逐步降低是一致的。

江西省整个地势呈现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状分布，除中北部是较为平坦的平原外，其余三面地形皆高峻复杂。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大致是四周较高，而中间的南昌市、鹰潭市、上饶市较低。

湖南省西、南、东部为海拔高，地形复杂的山地，中部为洞庭湖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表现出了在洞庭湖平原的长沙、娄底、湘潭、益阳市较低，在周边山地恩施及永州等市的较高的空间分异特征。

湖北省西部、东北部是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的山区，中部为江汉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现在江汉平原的武汉、荆门、荆州较低，而在周边山区的襄阳、十堰等市较高的空间分布

格局。

（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原因

1.自然原因分析。综合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地形的空间分布关系可以得知，自然环境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及变化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在地形崎岖，海拔较高的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率往往较高，反之，则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往往较低。山西省整体海拔更高，地形复杂，因而地形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当是使其相对其余省份更高。

2.社会经济原因。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口自然增长降低的根本原因，而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则造成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图3是对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GDP分别进行了十一年均值处理后绘制的折线图。

图3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3，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非常明显，人均GDP高的的省份如山西、湖北多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也较低；人均GDP居于中间的河南、湖南，其多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正好居于中间；而人均GDP最低的安徽、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是最低的。这反映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其余各省表现出的的空间差异是山西省在经济上与之相差别的结果。

3.政策原因。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这对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各个地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力度的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省份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图4是对十一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平均值进行均值处理后绘制而成。

图4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计划生育率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4，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计划生育率较低的省份如江西、安徽两省，其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很高；而如湖北、河南两省则计划生育率很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新世纪十一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各个省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影响，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是人口政策执行力度相对其它五省居中分布的结果。

四、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及原因

（一）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

图5 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长的变化趋势图

图5为2001～2011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比较率的变化趋势图，由图中数据可知：

从时间角度来看，中部六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山西与河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第二类是湖南和湖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逐步上升；第三类是安徽和江西，大致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又下降。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时间演变上，呈现出随时间稳步下降的趋势，与河南省较为接近，与其余各省则差异较大。

（二）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原因

由于一地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固定，必须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才能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起作用，这使得具有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省份，虽然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空间分布上有着很大差异，但对当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变化的直接影响则相对较小，故而对于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演变则主要从社会经济和政策原因进行分析。

1.社会经济原因。

表1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因素的相关关系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通过表1可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该省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数，每十万人高中在校生，每万人医疗床位等因素都表现出了强相关关系。这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是经济文化卫生等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受到了经济发展，教育进步和基础设施完善的影响。因为伴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大多数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少生优生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推动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断降低。

河南省与山西相比，人均GDP和人均公路里程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每万人在校高中生的影响更大，说明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教育的影响更为明显，教育的发展和与之带来的对生育观念的影响是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江西省与河南的情况较为相似，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受教育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安徽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新世纪11年间非常平稳，而此时，社会经济，医疗教育并未止步，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中。这暗示，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了人口自然则年增长率的变动。这将在政策原因里进一步阐释。

湖北省人口自然变动在新世纪与经济和医疗相关关系最为密切，但与山西不同的是，其表现出高度正相关。新世纪十一年湖北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并不符合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下降的总趋势。湖南省与之较为接近，这两省的人口变动状况显然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个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都较高，明显受到了这些因素共同的影响；河南省与江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受教育的影响较大；安徽、湖南、湖北则受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对更小，更可能受到了政策因素的影响。

2.政策原因。自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这一人口政策已对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比较计划生育率对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其中为便于在同一图中比较，将计生率的单位转化为“十分制”。其中2003年和2011年数据缺失。为便于观察，纵坐标数值最小值设为60。

图6 山西省与中部五省计生率折线图

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省际空间差异的角度，可以看到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计划生育率都较高，而山西、江西和安徽三省则较低。计划生育率高的省份往往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计划生育率低的省份则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从时间变化角度，山西省与河南省多年计划生育率都表现十分平稳，没有明显下降，受其影响，这两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随时间变化而逐步下降；其余四省计划生育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且变化都较大，与之对应的是四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或不断上升或出现波动性的平稳。

由于山西的计划生育率具有自身的特点，其计生率较湖北、河南两省为低，较江西、安徽两省又高；同时就多年变化趋势而言，相对于其余数省计划生育率又较为稳定，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持续稳步的下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结论：

通过对山西省2001～201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空间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空间分布上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介于江西和湖北之间，与其他中部三省大致相当，这种空间差异性的形成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上山西地形高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政策的实施上介于江西和湖北中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就表现出了高于江西、安徽而低于湖北的格局，与其余三省较为接近。

2.时间变化上山西省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稳步下降，与江西、安徽先下降后略微上升最后又下降的反复趋势及湖北、湖南的逐步上升显著不同。分析其原因，山西省多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与省域人均GDP，基础设施，文化，卫生各个因素呈现了高于其它四省的高度负相关，说明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山西省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持续较好实施，也促使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稳定下降。

讨论：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各个影响因素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贡献到底有多大尚需进一步探究，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才能构建适合山西省省情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

参考文献

[1] 吕安民.中国省级人口增长率及其空间关联分析[J].地理学报，2002，57（2）：1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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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体育锻炼；休闲活动；普通大学生；特征；因素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7-0106-05

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of College Students

WANG Sheng-chao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A surve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exercis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was made by the 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 statistic method, in order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exercis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The purposes of participating in physical exercise are distinct and multiple. Most studentsare lack of physical exercise in daily life. Students have plenty of spare timebut make less good use of it. The proportion of physical exercise in leisure activities is low. Study is the major objective factor that affecting physical exercise and leisure activities.

Key words: physical exercise; leisure activities; college students; characteristic; factors

投稿日期：2010-12-30

作者简介：王胜超，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

自2009年10月至11月对我国部分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健康与体育锻炼情况的专题调查，目的是掌握当代大学生健康与体育锻炼状况，以及进行体育锻炼和休闲活动的特征。旨在通过本次调查全面地了解当代大学生的体质健康、体育锻炼行为和余暇时间休闲活动的情况，获得客观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为在我校更好的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促进我校有针对性地深入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进一步增进学生健康水平提供科学的指导和可靠的参考信息。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石油大学）、陕西（西安工程大学）山东（山东大学）、辽宁（沈阳建筑大学）、吉林（东北师范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广东（广州大学）、河南（河南工业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湖南大学）、黑龙江（哈尔滨理工大学）四川（西南政法大学）、江苏（苏州大学）、福建（集美大学）等13个省市的15所大学2006级至2009级在校本科生528人。其中，按性别分类，男生占31.2%，女生占68.8%；按年级分类，2006级人数占18.9%，2007级人数占24.8%，2008人数级占28.5%，2009级人数占27.8%；按专业分类，文科专业人数占38.6%，理工科专业人数占40.2%，艺术类专业人数占22.2%（表1）。

表1 研究对象的性别、所在年级及所学专业构成

人数/人165363528100131150147528204212112528比例/%31.268.810018.924.828.527.810038.640.222.2100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发出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50份，问卷回收率91.67%；在收回的550份问卷之中，有效问卷528份，回收有效率96%。

问卷是在借鉴前人研究结果和结构式访谈的基础上，经过试调查后设计而成的，问卷中的分量表及总量表经过SPSS信度分析后，信度值科隆巴赫（Cronbach） a系数均在0.80以上，符合问卷设计的要求。本研究中通过对15位专家的咨询，对问卷的内容和结构效度进行检验，并采用内容效度比指标进行衡量。CVR的计算公式是：CVR（ne-）/其中，ne为持肯定评判意见的人数，N 为评判者总人数。经过咨询，问卷的内容结构评价CVR0.8，结构设计评价CVR0.72。而一般认为CVR在0.7以上就属于高效度，可见指标体系内容和结构效度较好。

1.2.2 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数据采用交互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对统计结果进行的独立性检验采用卡方检验与列联系数检验及定序回归。全部数据的统计由SPSS统计软件包完成。

1.2.3 献资料法 收集、查阅国内外有关大学生体育锻炼与体质健康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行为特征分析

2.1.1 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明确，以增强体质为首要目的，同时其目的指向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分别指向消遣娱乐、减肥健美、社交和治疗疾病等多种目的，具体统计数据见表2。

表2 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需求

差异程度检验：*为差异显著，**为差异非常显著，/为没有差异。

以增强体质作为体育锻炼的首选目的，一方面反映出大学生对体育锻炼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是清楚一致的，另一方面是学校体育教育本质功能的体现，显示出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与学校体育教育的目的是趋于一致的。消遣娱乐排在体育锻炼目的的第二位，显示出对体育本质属性的一种认同与回归。参加体育锻炼的目的在不同性别、专业、年级的组别之间既有一致又有差异，以增强体质、消遣娱乐、社交、参加比赛、治疗疾病作为目的而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百分比均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在不同组别之中对这几项目的认同率趋于一致。在男女组之间比较，以减肥健美为体育锻炼目的者，其中女生为60.6%，男生为20.7%，女生高于男生39.9个百分点，出现非常显著的差异（P

2.1.2 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和时间特征 通过对每周参加体育锻炼次数和每次进行体育锻炼时间的调查结果统计发现，每周参加3次以上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总人数的29.9%，每次进行体育锻炼30 min以上的人数占总人数的61.6%（表3，表4）。而偶尔参加体育锻炼和完全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二者之和达到34.3%；甚至超过了每周参加3次以上体育锻炼的比例，这组数据客观地反映出在校大学生群体中有1/3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比较缺乏体育锻炼或完全停止了体育锻炼，有70%的调查对象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天数少于3 d，有近40%的调查对象每次锻炼少于30 min，这与阳光体育所要求的“85%以上的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目标相距甚远，也必然影响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整体水平。

表3 大学生每周参加体育锻炼次数统计

表4 大学生每次进行体育锻炼时间统计

2.1.3 大学生选择体育锻炼的场所 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首选场所是校内的运动场，以高达78.8%比例排在第一位，比排在第二位的宿舍（或家中）39.7%比例高出近1倍（表5）。这也是实际的反映，学校运动场理应成为大学生的首选，选择宿舍（或家中）进行体育运动的大学生中，女生和一年级大学生所占比例较高，女生为50.9%，一年级的大学生为51.2%，（二年级只有22.6%的大学生选择此项），在不同性别和年级组别中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与一年级刚入校需要适应环境和女生比较羞涩有关。免费运动场馆、空地、收费运动场馆进行体育运动分列第3、4、5位，其比例在15%～34%之间，相对女生而言，男生对于免费运动场馆和收费运动场馆这两个运动场所喜爱程度较高，特别是收费的运动场馆，在性别组差异性检验中达到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也客观的反映出男生对于体育锻炼的热情更高，对于体育的投资力度要比女生更大。其他体育锻炼场所的选择所占比例不足10%。

表5 大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主要场所

2.1.4 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内容和项目特征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各种球类运动以78.8%的比例成为大学生最喜欢的体育运动项目，排在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内容的第一位（表6）。排在第二位是跑步，为38.1%。在不同性别、年级和专业组别中大学生对这两项内容的认知情况相同，未见显著性差异。长走、健身操与舞蹈分列于第三位和第五位，这两个项目可算是女生的最爱，其喜爱程度大大超过男生，在性别组差异性检验中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游泳、登山和武术与气功虽然也是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项目，但受消费水平和项目本身普及度的影响其比例和排位顺序偏低。

2.1.5 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活动方式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更喜欢选择与同学一起参加体育锻炼，在所有选项中占总比例的83.8%，排在第一位（表7）。个人单独锻炼的占总比例的38.4%，排在第二位。有11.6%的比例选择与家人一起的方式进行体育锻炼，还有11.1% 的比例选择在专业教练指导下锻炼，有8.8%的比例选择在体育俱乐部的方式进行体育锻炼。在性别、年级、专业各组别进行比较，无显著性差异。这种锻炼方式的多种选择反映出被调查者把体育锻炼活动看作是集健身、休闲、娱乐和社交于一体综合行为，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个人的健身行为。

表6 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内容统计

表7 参加体育锻炼的方式

2.1.6 大学生体育消费情况 对平均每月用于体育器材、体育服装和体育锻炼等方面消费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每月消费50元以上者占9.8%，每月消费20～50元之间者占31.3%，每月消费20元以下者24.3%。从这组数据反映出，参加体育锻炼已经不再被看作可有可无的事情，投资健康的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所接受，并逐步成为社会共识。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有34.5%的人基本没有体育消费，这可能与中国人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以及家庭生活条件有一定的关系。

2.2 影响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分析 将上述因素以外在客观因素与内在主观因素来区分影响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因素，外在客观因素表示不受自身控制，内在主观因素则为自身主观因素。那么外在客观因素中学习忙没有时间占第一位，在内在主观因素中惰性大不愿意参加占第一位，相比之下客观因素的影响大于主观因素的影响。对于前两项的认知在性别、年级、专业不同组别中无显著性差异。但场地因素对女生的影响要比对男生的影响程度大，对女生的影响程度高出男生14.9%，在卡方检验中具有显著的差异（表8）。

表8 影响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

缺乏技术指导、没有兴趣、缺乏技术指导是影响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三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其影响程度的比例在10～20%之间。其中缺乏技术指导在不同性别和年级之间的差异性检验中具有非常显著和显著的差异，在受到这一原因的影响程度中，女生大于男生，一年级的学生大于二年级的学生。担心他人讥笑、身体弱不宜参加和没有锻炼的必要是三个比较次要的因素，其影响程度的比例在10%以下，影响程度较低。

上文已经对影响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本节对上述因素对影响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行为发生频率进行分析，探索哪些因素对锻炼行为的影响最大。剔除不显著的因素，保留显著性因素使用spss软件对上文中的显著的自变量做定序回归（ordinal regression）将大学生每周参加体育运动次数作为因变量，并对因变量进行整合，将因变量调整为4级选项（每天、经常、偶尔、从不）以更有利于辨别哪类自变量显著［自变量为体育消费情况、活动内容、活动场所等（仅选自变量选项前三的答案进入模型）］。从表9来看模型拟合表来看，p值显著拒绝零假设，说明纳入方程的自变量可以很好的预测因变量，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9 全模型拟合

Link function: Logit.

P值分别为1和0.1807均大于0.05，说明模型拟合良好。表11的参数估计及相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在显著水平5%以下，对大学生体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有4个解释变量，详细结果见表8。

表10 模型拟合优度

1）体育活动目的的偏回归系数β1＜0（当X10时，β1-1.086；当X11时，β1-0.416；当X12时，β1已被模型设定为0）表明大学生体育锻炼的频率与体育锻炼目的属于较高级别的概率，简言之增强体质比减肥健美有更高的体育锻炼频率；消遣娱乐比减肥健美会导致更高的体育锻炼频率。可见，从体育锻炼的目的来看，大学生将增强体质作为体育锻炼的目的对体育锻炼的频率的影响更大。

2）体育活动内容的偏回归系数β2＜0（当X20时，β2-0.536；当X21时，β2-0.313；当X22时，β2已被模型设定为0）表明大学生体育锻炼的频率与体育锻炼内容属于较高级别的概率，球类运动比长走会导致更高的体育锻炼频率，跑步比长走也会导致更高的体育锻炼频率。

3）体育锻炼方式的偏回归系数β3＜0（当X30时，β3-0.143；当X31时，β3-0.048；当X32时，β3已被模型设定为0）表明大学生体育锻炼的频率与体育锻炼方式属于较高级别的概率，在学校锻炼比与家人锻炼会产生更高的体育锻炼频率，单个人锻炼比与家人一起锻炼会产生更高的体育锻炼频率。

4）体育锻炼场所的偏回归系数β4＜0（当X40时，β4-0.972；当X41时，β4-0.337；X42时，β4已被模型设定为0）表明大学生体育锻炼频率与体育锻炼场所属于较高级别的概率。表明在校内相对于在免费场地更能提高体育锻炼频率，在宿舍内相对于在免费场地更能提高体育锻炼频率。

5）体育锻炼影响因素的偏回归系数β5＜0（当X50时，β5-0.003；当X51时，β5-0.031；当X52时，β5已被模型设定为0）表明大学生体育锻炼频率与体育锻炼因素属于较高级别的概率。表明惰性相对于场地因素对体育锻炼频率的干扰更大，学习忙相对于场地因素对体育锻炼的频率的影响比较大。

表11 模型回归系数估计

Link function: Logit.

3 大学生余暇时间和休闲活动方式的特征与分析

3.1 余暇时间休闲活动的方式和内容 目前普通大学生在余暇时间经常进行的主要休闲活动方式和内容的详细调查结果，见表12和表13。在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中，与朋友同学相聚是首选，其次是个人独处，进行体育锻炼排在第3位；在休闲活动内容的选择中，看电影、电视的比例最高，其次是阅读书报和电脑上网，进行体育锻炼排在第7位，其位置和所占的比例都是比较低的。在年级、性别、专业不同的组别进行的差异性检验中，在年级和性别组中显现出非常显著性差异，女生非常显著性的低于男生，二者相差19.8个百分点，客观地反映出，男生相对于女生更热衷于体育锻炼，在未来开展阳光体育活动中男生起着排头兵的作用，而提高女生的体育锻炼热情是一个重点工作。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大学生的余暇时间主要是用来休息娱乐和学习，但内容相对比较简单，多以静态活动为主，其所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造成大部分学生缺乏运动，易导致一些“亚健康现象出现。令人担忧的是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较少，特别是女生，显示了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其健康意识和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还没有养成。体育锻炼作为一种健康休闲内容和休闲方式其价值还未能被大学生完全认识到，客观地反映出学校体育教育对体育深层文化教育的触动不大，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对体育价值观的认知不够深刻，从而导致我们往往把体育教育的目标任务限于身体素质的发展和技能技术的传授，割裂了与高校整体教育的本质联系。对大学生情感、意志、价值观等因素的提高重视不够，忽视了大学生个性和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上还不能满足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需求，对体育锻炼基本知识、健康知识、休闲指导及生活准备等内容要素的教育还较为匮乏。

表12 大学生度过余暇时间的方式

表13 大学生余暇时间的活动内容

3.2 影响余暇时间和休闲活动的因素 针对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体育锻炼比较缺乏这一状况做出的进一步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多种因素中，学习忙没有时间为第一位，占69.7%。前文3.1.7已经叙述，此处不再赘述。个人日常生活中不利于健康因素普遍存在，针对此问题做出的调查显示（表14）。缺乏充足的睡眠和休息，生活无规律，缺乏体育锻炼是排在前三位的三大主要因素，其影响程度在54.8～67.9%。

表14 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生活的规律性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生活状态。针对造成“生活无规律” 这种不良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主要原因进行的相关调查和进一步深入分析结果，见表15。在造成生活与作息时间无规律的原因中，属于个人生活习惯的占44.7%，居第1位，与第2位相差14.9%，差距比较大；因为学习生活无规律的占29.8%，居第2位；由于学业重经常熬夜的占26.5%，居第3位。经过对不同性别、年级和学习专业之间的大学生进行的差异程度检验发现，个人生活习惯和学习生活无规律两项原因在不同年级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不同性别和不同学习专业之间则趋于一致。受到个人生活习惯的影响，二年级为54.0%，一年级为37.7%，其影响程度二年级大于一年级；受到学习生活无规律的影响，一年级为35.1%，二年级为23.0%，其影响程度一年级大于二年级。这一结果可以认为是大学生实际生活的客观反映，一年级的大学生刚刚由高中进入大学，开始学习独立生活，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比较陌生，需要有一段时间适应大学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因此感到学习和生活的规律性较差并受其影响比较强烈。而二年级的大学生经过一年大学的生活，已经熟悉并适应了大学的生活环境，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生活规律和学习习惯，因此受到个人生活习惯的影响比较强烈，但这也说明了一点，正是因为学习生活无规律和学业重经常熬夜，二者之和达到56.3%，使得大学生养成了不良的生活习惯。由此可见，来自学业方面的客观原因是影响普通大学生休闲活动内容和方式的主要因素。

表15 造成生活与作息时间无规律的原因

据本课题针对大学生睡眠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只有3.3%的大学生每天平均睡眠时间达到8 h以上，有22.5%的大学生平均每天睡眠不足6 h，其余74.2%的大学生每天平均睡眠在7～8 h之间。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参加体育锻炼以增强体质为首要目的，体育锻炼目的的指向具有多元化特征，消遣娱乐排在体育锻炼目的的第二位，显示出对体育本质属性的一种认同与回归。女生对减脂、健美的关注度大大高于男生。

2）在日常生活中有超过70%的普通大学生比较缺乏体育锻炼，其中30.5%的人只是偶尔参加锻炼，3.8%的人完全不参加体育锻炼。女性平均每次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低于男性，无论从锻炼的次数上还是从每次锻炼的时间上都与“每天锻炼一小时”的目标相差甚远。

3）大学生更多的选择与同学一起进行体育锻炼，客观地反映出体育锻炼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健身行为，已成为一项集健身、社交、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在项目选择上各项球类运动深受大学生的喜爱，健身操与舞蹈和长走最受女生欢迎。可以说是女生的长项。而校内的运动场是大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首选场所，男生在体育场馆上的投资明显高于女生。投资健康的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所接受，对健康的投资已在大学生的意识中形成，并逐步成为社会共识。

4）影响参加体育锻炼的诸多因素之中，学习忙没有时间在客观因素中占第一位，惰性大在主观因素中占第一位，客观因素的影响大于主观因素。女生受到各种不利因素（如缺乏体育锻炼场地和缺乏技术指导）的影响程度大于男性，因此女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困难大于男性。

5）大学生余暇时间主要是用于朋友同学聚会、休息娱乐和学习，在休闲活动的方式和内容之中，体育锻炼所处的位置比较低，所占的比例比较少，分别排在第三和第七位。

第5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孕期保健教育 新生儿健康 影响因素

孕妇保健教育干预影响着孕妇的健康状况，而且对胎儿以及婴儿的生长发育产生长期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孕妇为研究对象，通过孕期开展健康教育干预来研究新生儿健康状况的影响，为提高本地区孕妇的健康水平和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奠定基础。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08年4月至2011年7月，随机抽取在我院就诊的210例孕妇，年龄在22～35岁，平均年龄（27±6.87）岁。且这些孕妇在职业、生活水平这些条件上比例均衡，且无慢性疾病，无妊娠并发症等。

1.2研究内容及方法

1.2.1问卷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4个部分：①基本情况，即年龄、孕期、孕妇及配偶的文化程度、孕妇及配偶的职业等；②孕妇的行为习惯，如穿衣、饮食、饮水、卫生习惯等，并对其赋分，分值越高，行为越健康；③孕期保健知识知晓情况，如关于性生活的知识、卫生知识、对胎儿有影响的因素的相关知识等，并对其赋分，分值越高，保健知识掌握越好；④获取孕期保健知识的途径，分为书本媒体获取和亲朋好友获取两大。

1.2.2健康教育内容

孕期健康教育每次孕检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孕妇讲解，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供健康教育的咨询服务。孕期健康教育主要针对影响出生质量的各种因素，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以降低孕妇并发症。孕早期讲授受孕过程及影响因素，使孕妇正确认识孕早期卫生保健并及早补充叶酸。孕中期讲授妊娠注意事项、孕期合理营养、乳房保健、胎教知识、孕妇自我监测(胎动计数、测量体重、测量宫底高度、听胎心)和定期产前检查的必要性，告知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就诊。孕晚期让孕妇做好迎接分娩的身心、物品准备、使其了解并掌握分娩的先兆及入院待产的指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戒烟、限酒、食用低盐低脂饮食，避免暴饮暴食、肥胖患者应限制每日总热量的摄入，增加纤维素的摄入量，预防便秘，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和过度疲劳。消除孕妇对孕期的恐惧心理和过重的心理负担。告知其积极调节心态，消除精神紧张，保持乐观、愉快的心情。

1.2.3健康教育方法

由专人负责对入院的高血压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每周一次，并且每个出院病人都进行为期1年的随访，随访期间通过发放宣传单及面对面讲解等形式继续进行高血压健康教育，随访结束后发放调查表，了解患者接受健康教育前后行为变化以及对疾病相关基本知识知晓率的变化。

1.3质量控制

根据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并结合孕期保健教育的特点，科学设计调查表，注意问卷调查的方法、质量及保密性。所有数据均输入电脑进行分析，数据录入时，要统一计量单位，数据录入后随机抽取10%的调查表人工检查一遍，核查是否存在数据录入错误，以确保录入的准确性。

1.4统计学处理

选取拟分析的因素，分别予以分级和数量化。将问卷调查内容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统一录入计算机，建立SPSS数据库，通过计算机逻辑校对和抽样复核确保资料录入的准确性。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包括正态性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多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用LSD-t检验，以α=0.05为检验水准。

2 结果

2.1孕期行为与健康知识知晓率变化

与健康教育前相比，孕期行为与健康知识知晓率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具体见表1）。

表1、教育前后行为与健康知识知晓率变化比较[ 例（%）]

表示与教育前相比P＜0.01

2.2 新生儿健康水平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为分析几种因素与新生儿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首先将所要分析的因素进行量化，具体量化方案见表2。将各种分析因素带入Logistic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新生儿健康水平影响的影响因素是妊娠阶段与健康保健教育。具体数据见表3。

表2 新生儿健康水平影响因素量化情况

注：带下划线者为哑变量的对照

表3 新生儿健康水平影响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3.1孕妇健康保健教育

孕期健康教育[1]是以孕产妇为服务对象，对孕产妇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教育活动，使其掌握有关孕期生理、心理和保健知识，促进孕产妇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顺利渡过围产期，最终促进母婴健康。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孕妇在进行孕期健康教育之前，多数缺乏对保健方面基本知识，通过我院健康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与健康教育前相比，孕妇行为与健康知识知晓率变化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健康教育对促进孕产妇的顺利分娩、降低母婴并发症发生率和做好围产期保健有着重要作用。

3.2影响新生儿健康水平的因素

随着我国的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孕妇优生优育的观念逐渐增强，因此孕期健康保健教育开展就显的越来越重要。有调查发现[2]：大部分孕妇现有的孕期保健知识来源主要是书本知识，占79.2％，孕妇对孕期健康教育需求牢高达81.2％。我国调查表明[3]：妇女最希望获得保健知识的前三种方式依次为医生咨询、书刊、电视广播。说明孕妇知识来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务人员，同时多渠道、持之以恒的健康教育对孕妇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这次研究所分析的可能因素有孕妇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妊娠阶段，孕期健康保健教育以及吸烟和饮酒的情况。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在这些因素中，影响新生儿健康水平的因素是孕妇的妊娠阶段和健康保健教育。可以看出，妊娠阶段在13～27周的OR值为5.521，健康保健教育的OR值为13.720，说明为孕期健康保健教育的有无的孕妇对新生儿健康水平影响较大，提示良好的孕期健康教育，可能起到维护新生儿健康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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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 新疆高校 少数民族学生 体育教学效果 因素

新疆要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民族人才的培养和民族素质的提高，而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少数民族人才的中坚，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效果如何，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关系到新疆的未来。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地区体育教师，在多年的体育教学中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在期末考核时体育成绩与汉族学生相比普遍略偏低，体育课教学效果欠佳。与新疆其他高校体育教师交流后，多数教师也反映少数民族学生体育课教学效果欠佳。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影响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体育课教学效果的因素。

调查对象为：新疆南北疆五所高校大一、大二中抽取1000名少数民族学生，男生450名，女生550名和140名体育教师作为调查对象。

（二）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发放学生问卷1000份，回收967份，有效问卷923份，回收率为96.7%，有效回收率为95.4%；发放教师问卷140份，回收136份，有效问卷129份，教师问卷回收率为97.1%，有效回收率为94.8%，数据充分证明较高的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影响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内因分析

1.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体素质对体育教学效果的影响

对923名少数民族大学生调查显示，认为自身素质良好的比例相比较小（22.3%），学生认为自身素质一般（37.4%）和较差（40.3%）人数比例远远高于认为自身素质良好的比例，作为体育教师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每况愈下的身体素质甚为担忧。少数民族大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很难用现有的身体素质完成大学体育课上的学习任务，对老师所教授的体育技能不能很好的掌握，考核中也很难达到考核标准，导致体育教学效果差。

2.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意识对体育教学效果的影响

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大学后薄弱的体育意识影响了他们对大学体育课的喜爱。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大学体育课很重要的只占25.0%，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认为不重要或无所谓。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上大学体育课的目的进行调查，还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仍然是为了应付考试、达标、考勤，占到了45.2.%，这说明仍然有多数少数民族大学生至今没有形成良好的体育意识，上体育课是处于被动的、消极的，体育教学效果固然下降。

3.民族地区思想、文化及宗教对少数民族学生体育教学效果的影响

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宗教在少数民族中有着久远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

无论是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身还是体育授课教师都认为民族地区思想、文化及宗教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调查发现，有42.8%和40.9%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影响严重和较严重，只有16.4%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认为影响一般。也有52.7%的教师认为民族地区思想、文化及宗教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影响严重。

（二）影响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的外因分析

1.体育教学内容对体育教学效果的影响

大学体育课程教学内容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新疆部分高校大学体育课程内容组织情况总体情况显示：具有特色的体育项目民族舞蹈和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只有22.4%和5.6%。从数据看出新疆高校体育课的主要内容为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

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喜欢参加的体育运动项目进行了数据整理，少数民族大学生喜爱的体育项目大部分集中在排球、足球、散打、民族舞蹈及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上，数据显示新疆高校现有的体育教学内容不完全符合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喜好，在调查中也有66.3%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现有体育教学内容不太满意和不满意，这将会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少数民族大学生之所以喜欢民族传统体育，并有72.4%的少数民族学生希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能走进校园，实质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成分和生活环境熏陶所致，这一现象毋庸置疑。

2.教师因素对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的影响

通过体育教学效果影响因素权重分析来看，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认为教师因素是影响体育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在调查中有多数的少数民族学生认为在教师讲解后他们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进行练习，严重的影响了他们学习和练习的效果。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而少数民族教师的比例较少，就少数民族学生自身而言，有73.2%的学生更喜欢和愿意让同民族的教师教授体育课。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的内因

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体素质相对较差，体育意识相对薄弱，进入大学后少数民族大学生欠佳的身体素质和薄弱的体育意识影响了他们对大学体育课的喜爱，很大程度的影响了体育教学的效果。

2.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的外因

（1）教师因素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高校少数民族教师和汉族教师比例差异，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

（2）课程内容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关键因素。课程内容缺乏特色性，没有突出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教学效果。

（二）建议

1.有针对性地、循序渐进地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体育教学效果。

2.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引导他们消除旧观念、旧风俗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宗教观。

第7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就业率；影响因素；“双师型”教师；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232－02

一、引言

人类从事某项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大致需要以下几类人才：学术型人才、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有科技水平的限制以及人口就业压力的加剧，急需培养一大批能在生产第一线从事施工、制造、技术应用的专门性人才，培养这一批人才就成为高职院校的首要任务。职业技术教育是以技术性为主的教育，其计划内容是面向实际的适应具体职业的，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和行业所需的实际知识和技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与资格，在各类教育中，与经济和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是高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是将生产技术设备和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是把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高职院校教育的发展直接关系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就业。目前，国内学者已通过对比分析探讨了国内外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提出了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建议，同时学者也从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实训J场所和技能培训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研究，但当前系统地研究就业率的影响因素非常有限，因此研究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就业率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不仅是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水平、高校声誉的检验，而且是衡量学校办学成功与否、关系到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稳定的大事。事实上，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高校内部来说，它既与高校就业部门的工作有关，更与毕业生质量、学生的就业观念、学校专业设置，以及学校声誉密切相关。

二、影响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的主要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黄秋明(2006)以上海高职为例，探讨了社会经济发展对高职就业率的影响，他指出，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企业的结构对就业率影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人才的需求越大，大中型国有、外资、民营企业及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存在将有利于就业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也影响就业率，如制造业、物流、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将一定程度地影响高职的就业率。

2、高职院校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的影响

学校的培养目标和社会的需求矛盾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的根本因素。我国的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教育规模的扩大较好地满足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各类各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但由于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导致“供需”结构性矛盾：对本科生的需求量较大，对专科生的需求量明显减少；在学科专业上，对应用性学科的毕业生需求量相对较大，对理论性学科的毕业生需求量相对减少；对重点院校的短线专业、特色专业需求量较大，而对一般专业则需求较少。合理地对高职院校的定位和培养目标的把握将影响学校的长远发展和就业率的提高。

学校的专业设置合理与否与毕业生的就业率密切相关。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按照社会需要设置的专业，促进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实际需求的衔接，能使该专业的毕业生适销对路，从而提高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教师队伍是提高就业率的保障，教学质量的高低是影响高职就业率的关键。作为高职院校必须培养大批“双师型”教师，在制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要科学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按照“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重创新”的要求，优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加强通识教育、拓宽专业面向、实施分类培养、注重发挥个性特长，使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更加符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人才成长规律。

实践教学环节和现代先进技术的使用是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途径。学校必须不断更新实践教学的内容，改革实践教学的方法，增加应用性、开放性的实验和实习项目，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与素质以及创新精神，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改革高校的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过程和提高师生信息科技知识素养。高校就业部门提供的就业服务水平和就业指导也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学生自身的因素

社会需求与毕业生自身素质之间的矛盾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的主要因素。在新的就业模式中，毕业生能否就业或就业满意程度如何，除学科、层次因素外，就看毕业生自身素质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差距如何。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利于就业的观念和行为，比如观念陈旧、期望值偏高、定位不合理、缺乏自信、盲目攀比和不知道如何推销自己等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对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仅要求毕业生要有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而且对毕业生的思想素质、心理素质、人文社科知识也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竞争意识，还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团队合作的精神、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因此，毕业生自身素质直接关系到其就业是否成功。

三、提高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的建议

提高高职毕业生就业率的根基在于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努力培养社会和市场适需的专门人才，做到“学校有特色，专业有特点，学生有特长”。在专业设置上必须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和市场需要合理调整与设置一些社会急需的，与产业结构调整匹配的，具有一定高新技术含量的长短线专业；在培养计划上必须充分重视企业对学生非智力素养的要求，在培养学生扎实专业技能的基础上，根据现场工程师和工艺师为主的岗位目标，制定特色鲜明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计划；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必须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分析当下的宏观就业形势，介绍行业、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标准与要求，面试技巧与注意事项，择业的要素和优先次序等，通过专题报告会邀请企业人事干部、中介机构经理、优秀毕业生进行专题讲座，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介绍就业、从业、创业的艰苦经历和成功经验等；利用中介机构和媒体推荐，宣传学校办学特色和成功经验、毕业生的特点特长等为学生就业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各种渠道为学生就业创造条件，通过实习就业和定单培养提高就业率，根据与企业达成的协议，部分优秀毕业生在实习实训时，实现预就业，通过与有意向性的大型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合作计划，为企业定向培养专业人才，学生学习期满，达到毕业标准，到原定企业参加工作。

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形成多元化的人才培养结构，促进

学科专业设置与毕业生就业的衔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以市场为取向的就业制度改革，要求人才培养必须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向导，主动适时调整结构。调整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类结构刻不容缓，高校要结合管理体制的改革，发挥办学的自，结合经济建设需求改革传统学科，开设新专业。在专业设置上调查研究和论证，转变单纯地根据条件、师资开设专业的办学观念。

提高教育质馈，突出办学特色，进一步增强毕业生的竞争力和择业适应性，因此，各类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培养目标，结合特定的社会需求，形成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突出自己的办学特色；改革课程体系和更新课程内容，在搞好理论教育的同时，重视实践性教育环节；注重培养毕业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从而增强毕业生的竞争力和择业适应性。

发挥与用人单位的全面合作，建立毕业生就业基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是为用人单位提供人才的主要“厂家”，用人单位是接收高校毕业生的直接“客户”，供需双方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合作的愿望。学校应该主动同用人单位签订全面合作的协议，优先向协议单位提供毕业生，保证毕业生质量；为合作单位进行人员培训J和人才培养；通过定向奖学金解决急需人才单位对毕业生的需求；与用人单位共同进行科研项目的联合开发；寻求建立实习基地，既给学生创造好的实践机会，又增进双方的了解，为毕业生充分就业创造条件。

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确定正确的择业观。加强毕业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重要，尤其是要通过开展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大学生乐于接受的各种活动，强化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教育，使他们尽早确定正确的择业观，对毕业生更要通过教育帮助其摆正心态，合理定位，调整择业期望值，树立“行行出状元”和大胆自主创业、多元就业的意识。同时，要广泛宣传我国的国情和当前的就业形势，开展积极的就业指导，树立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唤起其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转变就业观念，拓展就业渠道，到基层和中小企业建功立业，尽最大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就业率。一是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和日常性工作来抓；二是就业工作要向专业化，专门化和专家化的目标努力，建立一支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开拓创新、敬业爱岗，有比较宽的专业知识和比较强的群众工作能力的就业工作队伍；三是建立和完善以学校为基础的毕业生就业市场，有组织、有计划地召开招聘会、信息会和洽谈会等，发挥高校在毕业生资源配置中的主体性作用；四是建立和完善就业信息网络，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信息和有关咨询服务，同时通过计算机网络技术开拓和完善毕业生就业的市场。

第8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论文关键词：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1前言

1.1研究背景

消费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但是近来，外部需求下降，过去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20%的出口部门面临严峻的收缩局面，实体经济运行规模出现萎缩。从数据来看，中国已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经济增速放缓。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为9%，低于市场预期的9.7%，主要体现在出口与房地产两架引擎同时放缓。

图12006年1月-2009年6月GDP走势图

为了弥补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宏观政策将着力于扩大内需，而在扩大国内需求的构成中，扩大消费尤其重要。若想增加消费，保持国民经济稳定、持久的增长，就必须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特征、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1.2消费结构概念的界定

本文中的消费结构是指以货币表示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与用品、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杂项开支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关系。

2消费结构影响因素

2.1社会保障水平（Thelevelofsocialsecurity，SS）

居民消费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不仅减少了即期消费支出，而且会抑制消费结构的升级，致使消费结构中应有的一些消费需求热点无法显现。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居民增加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从而适应不同层次人群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启动多元消费市场。本文以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测算。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2受教育水平——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比重（Generalhighereducationpopulation，GHEP）

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其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密切相关。在理论上，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消费观念越科学，消费结构的层次越高。本文用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作来衡量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3技术进步（Researchanddepartment，RD）

本文用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量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中国对技术进步的投入力度，作为影响消费结构的一个因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4利率（Rate，R）

本文选用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作为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

2.5人口结构——抚养比率（DependencyRatio，DR）

一般来说，通过人口结构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大体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当论及这一问题，年龄是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一个人口集团（或群体）在某一时点上的人口年龄分布状况、各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它可以表明人口发展类型和速度，反映劳动年龄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等。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将对消费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

本文将抚养比包括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即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作为重要的指标选入模型。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2.6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UrbanizationRate，UR）

城市化率是指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而言，城市率越高伴随的消费结构层次越高，本文将城市率作为衡量消费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3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分析

表1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比单位：%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食品

41.67

40.35

42.58

41.94

43.20

33.25

40.05

40.23

衣着

8.94

8.97

7.30

7.29

7.08

8.88

7.59

7.65

居住

10.46

10.18

12.68

12.26

11.43

17.25

12.67

14.95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90

5.96

5.47

5.44

5.38

5.97

5.48

5.17

医疗保健

7.24

7.85

7.49

7.96

8.22

7.71

11.40

9.09

交通通信

10.81

11.35

10.19

10.82

11.09

12.82

11.97

11.08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10.31

10.50

11.07

11.61

10.94

11.40

8.11

9.03

杂项商品与服务

4.66

4.83

3.21

2.66

2.67

2.72

2.73

2.79

资源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计算所得

图2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I图3中国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II（比重）

由上述图表可以看出，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人均6668.13元，上升到2007年的26821.60元，消费水平已得到极大提高，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很低，亚洲开发银行(ADB)在近期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排在世界第128位。

从消费结构来说：

年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2778.83元上升到2007年的10790.22，可见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已得到极大提高，食品消费比率由2000年41.67%下降到2007年的40.23%。国际上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可见，中国居民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目标，这主要是由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快速提升拉动的，但是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为2008年的37.3%，达到了国际衡量标准中的富裕阶段，间接反映出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

居住消费明显增加，由2000年人均596.41元上升到2007年的2051.99元，消费比率也由2000年10.46%上升到2007年的14.95%。住户条件不断改善，平均每人现有住房使用面积呈现增加趋势。但由于占绝大比率的低收入与其价格差距较大，短期内还不可能形成较强的购买力。消费正处在从一般水平向高档水平转变的孕育阶段。

衣着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20.95元上升到2007年的2972.35，其消费比重由2000年8.94%下降到2007年的7.65。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中国居民衣着消费比重将呈平稳下降趋势。但由于衣着消费的绝对量在增加，人们在衣着消费中更加追赶时髦，更注意质量和款式。这些均表明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在提高。

2007年人均家庭用品消费支出为4010.59元，约是2000年697.63元的5.7倍，其上升幅度是消费结构组成中最大的，这说明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已得到极大提高。但其消费比率却由2000年5.90%下降到2007年5.17%，这说明大部分家庭己经购买彩电、冰箱等耐用电器，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耐用家电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对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必将越来越快。

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消费增加迅速，分别由2000年7.24%，10.81%上升到2007年9.09%，11.08%。前者说明因为人口结构老龄化、人们的保健意识增强以及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使个人医疗负担适当增强。后者说明为方便生活，节省时间的现代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迅速进入居民家庭。

娱乐文教消费总量在不断提高，由2000年人均393.52元上升到2007年1386.08元，这说明中国居民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用于娱乐消费、旅游支出都有明显增长。随着工作强度的加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城镇居民越来越注重闲暇时的娱乐，诸如旅游、度假等已成为消费热点。并且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父母望子成龙，加大对子女培养教育的投入。还有就是，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自身学历的提高越来越重视。但从消费比率来看，文教娱乐的消费比重开始逐年下降，2006年仅为8.11%，这与国家提出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政策有关。

4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首先对影响消费结构的变量，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受教育水平、技术进步、利率、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进行单位根检验；接着把这些变量与消费结构的变量包括食品、居住、文教娱乐、医疗保健、衣着、交通通讯、杂项，放在一起进行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分析。

4.1单位根检验

表2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单位：%

年份

SS

GHEP

RD

R

DR

UR

2000

1.53

1.02

1.00

2.25

29.9

36

2001

1.81

1.12

1.07

3.06

30.0

38

2002

2.19

1.27

1.23

3.47

41.7

39

2003

1.96

1.51

1.13

2.52

40.5

41

2004

1.95

4.14

1.23

2.25

38.6

42

2005

2.02

4.53

1.34

2.25

40.1

43

2006

2.06

4.95

1.42

1.98

38.3

44

2007

2.18

5.45

1.49

1.98

37.4

45

注:SS是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GHEP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RD是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量占GDP的比重；R是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DR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UR是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利用EViews3.1对上述6个变量进行单位根(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变量ADF检验

变量名称

ADF检验值

P值

(C，T，N）

临界值

1%

5%

10%

D(SS(-1)，2)

-2.965013

0.0251

(0，0，0)

-3.0507

-1.9962

-1.6415

D(GHEP(-1))

-1.926497

0.0954

(0，0，0)

-2.9677

-1.989

-1.6382

D(RD(-1))

-2.127608

0.0709

(0，0，0)

-2.9677

-1.989

-1.6382

D(R(-1))

-2.940666

0.0217

(0，0，0)

-2.9677

-1.989

-1.6382

D(DR(-1))

-2.743578

0.0288

(0，0，0)

-2.9677

-1.989

-1.6382

D(UR(-1)，2)

-8.660254

0.0001

(0，0，0)

-3.0507

-1.9962

-1.6415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Eviews3.1的检验结果表明GHEP、RD、R、DR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平稳的，而SS、UR是二阶平稳的，同时也说明这些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因此，不能对这些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本文采取因果检验与相关系数来进行实证分析。

4.2因果检验与相关系数分析

选择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与用品、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杂项开支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作为中国消费结构的结构变量，分别记为Y1、Y2、Y3、Y4、Y5、Y6、Y7、Y8。

用Eviews3.1对其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7。

表4:结构变量ADF检验

变量名称

ADF检验值

P值

(C，T，N）

临界值

1%

5%

10%

D(Y1(-1))

-3.725314

0.0204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2(-1))

-3.116793

0.0356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3(-1))

-4.947263

0.0078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4(-1)，2)

-3.598566

0.0368

(0，0，0)

-5.8034

-3.7441

-3.0339

D(Y5(-1))

-4.353490

0.0073

(0，0，0)

-3.1714

-2.0056

-1.6458

D(Y6(-1)，2)

-3.603050

0.0367

(0，0，0)

-5.8034

-3.7441

-3.0339

D(Y7(-1))

-3.118931

0.0356

(0，0，0)

-5.2459

-3.5507

-2.9312

D(Y8(-1)，2)

-6.285693

0.0081

(0，0，0)

-5.8034

-3.7441

-3.0339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结构变量Y1、Y2、Y3、Y5、Y7是一阶平稳的，Y4、Y6是二阶平稳的，同时说明这些结构变量本身是不平稳的。

4.2.1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表5: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Granger因果检验

变量

零假设

滞后期

F

P

结论

Y1

SS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2

0.01579

0.98457

接受

SS

Y1不是SS的格兰杰原因

2

67.1668

0.08596

拒绝

Y1

GHEP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4.53328

0.1003

拒绝

GHEP

Y1不是GHEP的格兰杰原因

1

0.03207

0.86658

接受

Y1

RD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0.54146

0.50265

接受

RD

Y1不是RD的格兰杰原因

1

0.42696

0.54914

接受

Y1

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1.49549

0.28849

拒绝

R

Y1不是R的格兰杰原因

1

0.17164

0.69991

接受

Y1

D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1

0.06458

0.81192

接受

DR

Y1不是DR的格兰杰原因

1

0.01062

0.92288

接受

Y1

UR不是Y1的格兰杰原因

2

0.92002

0.59339

接受

UR

Y1不是UR的格兰杰原因

2

0.04539

0.95748

接受

从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9.97%，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1.15%，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1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6:食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

Y1

-0.4118

0.272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1(总消费中食品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且起到负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中国的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总收入水平随之提高，且消费观念更加科学化，在保证基本的物质消费条件下，更增加了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支出，从而在食品消费绝对量增长的同时其比重呈下降趋势。

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平均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其消费水平仅达到温饱，正处于向小康社会奔进的发展阶段，食品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现阶段食品消费结构与教育水平等变量的相关性还不是很显著。

4.2.2衣着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衣着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63.50%，抚养比是食品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选择DR来进行实证分析。Y2与其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7:衣着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DR

Y2

-0.705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2(总消费中衣着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DR（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且起到负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都是消费大于当期收入的人群，缺乏收入作为消费的支持和后盾，该类人群所占比越大，人们的消费压力也越大，用于衣着这类可多消费可少消费的物品来说其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自然随之减少。另外，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对衣着品牌和款式的追求也不是十分强烈。

4.2.3居住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97%，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进步率即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总值的比重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91%，技术进步率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1%，城市化率是居住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D、UR三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3与这三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8:居住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D

UR

Y3

0.6533

0.7244

0.6907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3(总消费中居住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D(技术进步率)、UR(城市化率)，且都起到正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技术进步率越高，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伴随的收入越多，对住房这类高消费需求也越大。另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谋求发展，对住房的需求也十分强烈。

4.2.4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家庭设备与用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5%，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是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的格兰杰原因；研究与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是家庭设备与用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2%，技术进步率是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SS、RD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4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9:家庭设备与用品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SS

RD

Y4

-0.6462

-0.5628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4(总消费中家庭设备与用品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SS(社会保障水平指数)、RD(技术进步率)，且都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国家对居民的相关补助越多，像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购买家庭设备与用品可以减免13%的费用，由当地政府部门给予补偿等。另外，技术越进步，家庭设备与用品越先进，其耐用性越高，当人们已经购买了所需家庭设备用品后自然不会再轻易购买此类用品，因此，其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的作用有限，以上检验出的相关性不是十分显著。

4.2.5医疗保健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受到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是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8%，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医疗保健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3%，城市化率是医疗保健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U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5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0:医疗保健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UR

Y5

0.6515

0.663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5(总消费中医疗保健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UR(城市化率)，且都起到正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人们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注重对身体的健康保养，另外，城市化进程越快，越多的人可以享受到城市里较好的医疗保健水平，但其消费价格也较高。

4.2.6交通与通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交通与通讯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4%，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交通与通讯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3%，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两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6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1:交通与通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

Y6

0.5841

-0.5022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6(总消费中交通与通讯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前者起到正的作用，后者起到负的作用。高等教育人口指数越大，中国的教育水平越高，人们更注重信息之间的交流与交通的便利，对交通与通讯的需求越强烈。另外，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越低，人们用于储蓄的资金越少，消费越旺盛，汽车、手机、电脑等交通与通讯设备已成为消费的热点，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利率越低在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支出越多。

但由于交通与通讯设备的使用期较长，已经购买了的消费者除非特别的爱好与追求不会再轻易购买同类产品，因此受各因素的影响有限，相关性不是十分显著。

4.2.7文教娱乐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2%，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技术进步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74%，技术进步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5%，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率是文教娱乐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77%，城市化率是文教娱乐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应选择GHEP、RD、R、UR四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7与这四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2:文教娱乐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GHEP

RD

R

UR

Y7

-0.5264

-0.5483

0.5009

-0.414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7(总消费中文教娱乐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有GHEP(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RD(技术进步率)，且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与近几年国家实行的教学娱乐改革有关，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娱乐事业的发展，在教育娱乐方面的投入越高，居民个人在该方面的投入自然越少，因此，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和技术进步率对文教娱乐结构变量起负的作用。

虽然，现在的家庭更加重视文化培养和生活娱乐，对教育质量和生活乐趣的投入越来越大，但由于家庭人口数的减少，越来越多的是3口之家，文教娱乐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变化不大，且其也具有一定的消费刚性，受到各因素的影响有限，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

4.2.8杂项开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杂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是57%，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杂项开支消费结构的格兰杰原因。因此，选择DR这个因素来进行实证分析。Y8与这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如下所示:

表13:杂项开支结构变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DR

Y8

-0.9049

从上面的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对Y8(总消费中杂项开支消费占的比重)有影响的主要是DR(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且起到负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越大，生活压力越大，将收入来源主要用在必需品上面，用于不十分紧迫的杂项上面的开支自然受到约束，其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自然越小。

4.3小结

社会保障指数、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城市化率，通过这些变量的单根检验以及与消费结构变量的因果检验及相关系数的分析，结果显示(下面“+”表示影响因素对结构变量正的影响，“-”表示影响因素对结构变量负的影响)：

（1）影响食品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

（2）影响衣着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3）影响居住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城市化率(+)；

（4）影响家庭设备与用品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技术进步率(-)、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5）影响医疗保健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城市化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6）影响交通与通讯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7）影响文教娱乐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普通高等教育人口指数(-)、技术进步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8）影响杂项开支消费结构因素主要是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的抚养比(-)；

5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消费结构变量及影响因素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因果关系及相关系数的检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各自的主要因素，针对上面分析的结果，给出以下建议：

1、对消费结构的调整要兼顾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

2、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普通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宽度

3、进一步实施计划生育，控制少年儿童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进一步扩大

4、加大科技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

5、降低利率，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6、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提高人们的生活档次

参考文献1 王芳.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典型相关分析.经济纵横，2007(2):106-107

2 张黎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因素分析及预测研究.现代商业，2007(24):230-231

3 晏民春，杨桂元.近十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3):72-76

4 易月辉，孙凤.地区差异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预测，2000(1):66-70

第9篇：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出发，研究了居民教育消费中的教育消费比率的问题，解释了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含义，介绍了理论及经验模型、国外教育消费比率的状况，并分析了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几个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更好地引导我国居民教育消费。

关键词：人力资本 教育消费比率 影响因素

教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居民教育消费是教育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国外学者直接提到教育消费这个概念的比较少，但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居民教育消费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其中对居民教育支出比率的研究即是一例。

研究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意义

教育与一国经济发展也是紧密相联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发展教育能大大地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内容。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反映了居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可以从各国居民消费基本情况来了解教育消费比率。

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的涵义

国外学者对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国家把它看成是家庭所有支出的百分比。如东欧一些国家在统计中，计算教育消费的比例时是以占家庭总支出的百分比来计算。美国学者Sandrd J. Huston 研究了美国家庭教育支出的比率问题，他提出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ER）是指每年家庭非必需品消费中，居民享受教育及其服务所占的比例。所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Sandra J. Huston 认为，必需品包括：住所、器具、衣物、食品。非必需品包括：健康和个人护理、酒和烟、人身保险、交通、娱乐和教育支出。从两者的统计口径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同一个国家相同的统计数据中，前者的比率要小，而后者的比率要大。

居民教育消费模型

为了更好地衡量居民教育消费，国外的学者提出了居民教育消费的理论模型和经验模型，用来对居民教育消费进行定量分析。这种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我国的居民教育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理论模型

该理论模型的方程式是从经济学有关消费者需要理论推导而来的，特别是该模型对恩格尔系数（函数）作了适当的修改。因此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教育恩格尔系数，即居民教育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如下：

ER= f（I，HC）

公式中，ER代表家庭消费中用于教育消费部分占非必需品消费的比例，I表示家庭收入，HC表示反映家庭特性的一系列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家长的年龄、家庭的规模大小、受教育的层次、地域、性别、民族或种族、家庭子女状况等等。

从该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高低，与家庭的收入及家庭的特征是一种函数关系。

经验模型

该模型认为，因变量是以比例的形式存在，在确定居民教育支出的比率时则可选择自然对数模型的形式来进行研究。因变量表示百分比几率的自然对数，经验模型的方程是根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其方程式如下：

ln[ER/(1-ER)]=β0+β1I+β2iHC 这里i=1，......,n

因为ER的值是有一定的极限的，ER最大为1，最小为0，那么，因变量的极限值也相应为在0和1之间变动。公式中，I代表家庭收入，HC表示家庭特性变量。

经验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居民教育消费有效的方式，我们可根据不同的变量和假设，来了解哪些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的主要因素，哪些是次要的因素，从而更好地揭示居民教育消费的规律。

比较各国教育消费的比率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各个国家使用的统计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会导致统计数据有较大的差异。但我们可以从根据权威机构已公布的统计数据看出，保加利亚等11个国家中，爱沙尼亚和波兰的家庭教育消费比率逐年提高。其它几个国家教育消费比率有的有所提高，有的没有变化，有的教育消费比率有起伏。教育消费比率最高的是塞浦路斯，1999年曾达到3.4%，最低的是斯罗伐克，1999年家庭教育消费比率才0.4%。

从东欧国家的居民消费结构来看，居民教育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以上几个国家的教育消费比率，在各国家庭消费支出统计项目中，所占比例最小。从居民的消费结构看，占比重最大的项目是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类支出，一般占总支出的20%~43%，其次是住房、水、电和其它燃料，一般占家庭消费支出的10%~20%。以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逐年增长的国家爱沙尼亚为例：

爱沙尼亚的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基本生活用品和耐用消费品比例下降，如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住房、水电、燃料、服装鞋类等；保健、交通、通讯和教育消费有明显的增加趋势。但尽管如此，教育消费的比重依然较小。

根据美国BLS提供的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计算美国近几年的居民消费，教育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6~1.7%之间。这与东欧的一些国家的比例差别不是很大。从支出的总量来看，各国收入水平不一样，因此，在教育消费的绝对量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

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宏观因素来看，主要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制等因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居民对提高个人素质的需要越迫切，因此越重视对教育的投入。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居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较少。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也是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高低的重要因素。二战以来，许多国家用于私立学校的居民教育消费增加较快，其别是私立高等院校的增加，对扩大居民教育消费支出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学生是在私立院校学习，菲律宾86%的学生是在私立院校中学习，韩国的私立院校学生占75%。韩国的私立学校集中体现在高中和高等教育方面。1993年，韩国的私立大学有102所，占大学总数的80%以上。韩国自7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发展私立教育，增加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来筹集教育经费，发展韩国的教育。私立大学的增加，对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水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韩国的居民教育消费比率从70年代以来，大部分年份都在7%以上。

统计表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呈递增的趋势，其中韩国的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比例比城镇家庭的支出比例要大。如果从韩国居民教育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来算，韩国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将更高。在许多国家，由于教育成本上升和普遍实现成本分担原则，很多国家提高了高等教育学杂费的标准，学杂费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高等教育学杂费增长是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微观因素来看，影响居民教育消费比率的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住户的年龄、家庭规模大小、受教育层次等。

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收入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影响较大，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家庭收入与居民教育消费呈正比例关系，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用于教育消费的支出越多。由于居民教育消费比率是一种比例关系，因而，家庭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比率的影响有几种可能，一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提高。这要保持绝对支出的增加的同时，教育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消费项目支出的速度。二是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不变。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支出增加，但在消费支出中的比例没有变。三是家庭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消费比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收入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速度较低或没有增长，因而，教育消费比率下降。1995年美国学者Sandra J Huston根据美国的消费统计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家庭收入与教育消费比率没有很明显的相关性。但中国学者在研究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的比例）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平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

住户的年龄。住户的年龄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在年轻时投入到教育的收益最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消费比率与年龄呈反比例关系。美国学者Sandra J. Huston的研究表明年龄对家庭教育支出比率影响最大。假定其它的因素不变，相对年轻的家庭教育比率最高，随后开始下降，直到40岁左右，教育比率开始上升，一直到67岁，再开始下降。这种家庭教育比率演变规律，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人在年轻时，倾向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随后教育比率开始下降，到40岁左右时，父母把更多的钱投资于子女的教育方面。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是仅次于年龄的对教育比率影响较大的变量。

家庭规模的大小。家庭规模主要是指家庭人口数量的多少。当家庭人口规模扩大时家庭教育消费比率也将增加。国外对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研究结论显示，有子女和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的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比无子女的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要高。

受教育的层次。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不同层次，影响家庭教育消费的支出比率。教育层次不同，家庭相应支付的教育费用也不一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2000年消费支出数据表明，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教育支出的数额越大。大学以下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427美元，大学层次以上的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为1226美元。显然，教育程度越高，教育消费支出的数额越大，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教育消费支出的比率也会越高。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考察了教育成本和教育收益的问题，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投资教育是因为未来个人教育收益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个人教育成本的增长速度。因此许多家庭愿意对家庭成员进行教育投资。

总之，影响教育消费支出比率的因素是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各国或各地的教育消费支出比率资料，来分析一国或地区对教育消费的重视程度，制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政策，更好地满足居民教育消费需要，提高居民教育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