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的原因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拉文斯坦移民法则 梯级迁移 劳动力

一、前言

我国当前城市化推进的主要目标是 农村 剩余劳动力转移，因此，劳动力要素配置对城市化进程的意义正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由此导致的其他要素的配置。迁移者不仅是迁移者，还是劳动力要素主体，所以狭义上的城市化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并定居，或者表达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配置。在这样的判断下，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是城市化主要生产要素配置中的目标要素，即要素的配置以劳动力配置为目标。

事实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形成对农村经济和农村城市化的巨大支持，流动的农民工已达1.4亿人，城市化仍显滞后的原因就是流动难以带来定居的结果，劳动力的流动对城市化的贡献，表现在劳动力收入的回流。

尽管我国近几年的城市化成果，大部分来自城镇扩张和区域政府行政升级，但就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数量来讲，城市化人口的迁移将是长期存在的。对迁移现象的正确认识，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力转移的效率，还可以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作出正确判断。

二、人口迁移研究中的经济理性高估

在移民问题上，

三、

蔡昉（1998）对人口的区域流动进行研究后 总结 了人口流动的区域转移 规律 ，认为“迁移会形成一种区域阶梯，即劳动力首先从相对不发达地区农村转移，随后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向城市迁移”。

第一，农村到农村的转移。根据抽样调查全部迁移人口中迁入村镇的比重为33.4%，其中出省后迁入村镇的占48%，东部地区出省并迁入村镇的比重为40%，中部地区为47%，西部地区为59%。第二，中西部地区的迁移倾向于首先流向本省城市然后出省向东部地区的城市迁移。第三，省际流动主要产生在中西部到东部。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迁移大约为该地区全部迁出人口的30%，东部地区的迁移倾向于主要在区内进行；而从中部地区迁移到东部的人口占全部迁移出省人口的71%，从西部地区到东部的迁移占出省人口的54%。第四，进入城市的人口流动量大于进入村镇的流动量（见表1）。

（资料来源：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1997。）

蔡昉的研究还注意到我国分省 计算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438 提高到1995 年的0.2747 ，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省际基尼系数从1978 年的0.1261提高到1995 年的0.1670，地区差距的基尼系数变化、收益的地区差异推拉势能并不大，但发生了与之很不协调的人口迁移（流动）规模。

尽管可能囿于资料性质，蔡昉没有区分人口的定居和流动，也没有分离小城镇和乡村，但人口梯级迁移现象是显见的。总结起来，按吸引区域性质分类，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循四条线运动：农村—农村；农村—小城镇；农村—城市；小城镇—城市。他认为迁移者寻找职业和其他机会的成本，随着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而递增，形成迁移的梯级规律。这一结论从数据方面对本文观点提供了支持。在移民七法则前提下，我国人口的梯级迁移有其特有的表现方式。

第2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城镇化 人口迁移 势场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1867 年西班牙工程师塞罗达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 urbanization 的概念。Tisdale（1942）就认为城镇化概念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由农村到城市的集中过程，表现为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中。

在国外，很多时候，人口迁移（migration）和人口流动（mobility）的含义是相同的，但是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们经常居住地发生了改变，此时户籍变化的，称之为人口迁移；户籍不变化的，称之为人口流动。本文中迁移和流动含义相同。与我国相比较而言，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行的比较早，国外对人口迁移做了很多的研究，这些理论主要有：推拉力理论。英国统计学家E.G.Ravenstein 1889年提出了人口迁移七大法则，其中经济动机是迁移的主要因素。1966年，E.S.Lee提出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四个因素：原住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以及迁移者的个人因素四种。逐步形成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力”理论（push-pull theory），说明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受农村内部推力和城市拉力两种力量同时作用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Lewis）（1954）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边际收益率高低所导致的。1961年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建立了拉尼斯-费模式（Ranis-Fei model），他们认为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是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了农业剩余。但随后，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于1969年提出“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期望获得收益，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理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人口迁移是一种投资，所形成了人力资本，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迁移成本（cost）与效益（utility）的比较。物业学视角。国内外也有人以物理学视角解释人的行为，指出了人的行为同气体和流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可比性。Lewin（1951）认为社会场中的各个社会作用力是行为变化的操众者，Schwind（1975）提出人口迁移的流场理论。我国的肖周燕（2010）从人口迁移势能的角度尝试对人口迁移进行了解释。

目前，我国处于新型城镇化快速进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中来。根据以往的人口迁移理论，本文引入物理学中的“势”，首次提出“人口势场”、“人口势差”等基本概念，并把“势”理论运用到人口迁移中去，以期以新的视角更深入地理解人口迁移问题。

人口势差与人口迁移

物理学中，当某一能量场与位置有关系时，通常就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势”。自然界的物体都有自发地从高势向低势运动的趋势，物体的运动来自于能量差，社会中人口的迁移也不例外。本文中把人口与促使人口运动的能量以及人口所在的位置联系起来，提出“人口势场”的概念。当某一地区的富余劳动力聚集时，这一地区就处于人口势场的高势位，而当某一地区的劳动力短缺时，这一地区就处于人口势场的低势位，富余人口具有自发地从人口势场的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态势。

我国长期存在着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经济差别，这种二元经济的差别即是势差的客观表现形式，任何群体，越不平衡，变化的势能就越大，张福墀（2001）指出“势”是力的内隐形态。势差的存在使生产要素产生流动，其中经济性势差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杨满社，1994），主要表现为收入差异。托达罗（Todaro，1969）认为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决定。预期的城乡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设Yu（t）为城市的收入水平，Yr（t）为农村的实际收入，Pt为劳动者在城市部门就业的概率。则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目为：

其中，f？）>0进一步考虑迁移成本，则迁移行为取决于净收入V（0），V（0）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

这里r为贴现率，C（0）为迁移成本。若V（0）>0，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

在人口迁移过程中，除了以上收入差距等经济势差之外，还受到了原住地、迁入地、个人以及中间阻碍物等因素的影响，在城乡社会系统里面，迁移者都受到吸引力、斥力两种力量的影响，所产生的合力促使迁移者发生迁移行为。每个迁移者的合力都有所不同，故迁移路径也不尽相同。

不论居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利有弊，弊即对迁移者产生推力，推动其离开居住地，利即产生引力，吸引其留在居住地。见图1，图中“+”表示引力，“-”表示推力。在农村，有更多的推力“-”，导致了大量富于劳动力，处于势场的高势位，城镇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有更多的吸引力“+”，处于势场的低势位。“”表示富于劳动力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迁移过程中，存在一些障碍因素在阻挡着迁移。

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农村、城市的吸引力和推力见表1。

针对目前我国的人口迁移现象，大量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李强（2003）指出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是导致农民外出的前两位因素，同时指出户籍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大制度障碍。王敬贤（2011）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因之一就是存在经济势差，并把经济势差分为产业势差与地域势差。励娜等（2008）发现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主要是受到收入差距的驱动。王德文等（2008）指出培训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迁移。

综上所述，如果以物理中的重力势能来表示人口势能，则人口势能公式：Ep=mgh。这里m表示迁移者，g表示环境，主要是指迁移者所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条件、市民化程度及融入障碍等等。h表示经济势差，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表示。这里可以用h上面的V（0）表示。

如果农村中收入低富余劳动力多的为人口势场高势位，则城镇中收入较高劳动力短缺的为人口势场低势位。由于势差的存在，则有劳动力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趋势。物理学中，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过程中，如果存在空气摩擦力，则有势能消耗，同样人口势能的转化中亦受到障碍因素的影响消耗能量，影响迁移效果。合理有序的人口流动是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重点。

我国人口迁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城镇化格局不完善，人口势场高低不均衡。由于目前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不平衡，产生的经济势差很大，大城市统治支配着城市布局。由于大城市存在着大的规模经济，收入较高，劳动的供给弹性也较大，导致很多人涌入到大城市中，导致许多城市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许多中小城市、小城镇产业弱，城市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格局不完善。

障碍因素多，势能转化过程中消耗大。迁移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障碍因素，削弱了迁移的效果。障碍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这些使势能转化过程中消耗大。主要使城乡资源不能自由流动，无法进行优化配置，农民的资产无法正常市场化，无法依靠资产的交易、转换和流动满足其工作、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的需求；迁移者无法同城市人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最基本的保障；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会导致迁入者生活成本大，无法承担较高的房价。

迁移者自身素质低，势能小。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小，素质普遍偏差，学历较低，掌握的技能偏少，城市生存手段少而单一等问题。在他们迁移到相对发达的城镇中，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无法融入到城镇中，将来这些人由于年龄等原因，往往会返回居住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管理措施

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村人口势场。促进人口迁移，就要解放农村人口。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效率的提高，实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解放束缚在土地上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村人口势场，增强农村人口推力，推动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为城镇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使城市人口势场进一步降低。工业化是城镇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我国将走向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生产方式的变革、城镇规模经济的增强、技术的进步将会导致城镇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为城镇化提业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率，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能使城镇居民收入上升，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城乡一体发展，促进经济平衡，减少城乡人口势差。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城乡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协调融合发展，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

完善制度建设，降低迁移障碍，提高“势能”转化效果。在迁移过程中，存在了阻碍人口迁移的许多制度因素，例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房制度、金融制度等。这些制度影响了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制约了人口的进一步迁移。因此，要完善制度建设，降低迁移的障碍因素，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素质，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增加迁移者人口势能。城镇化中，人力资本素质是能否顺利迁移的很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素质高的能顺利进入城市，获得收入也较高。因此，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及城镇中流动人口的的教育支持力度，加强技能培训，多渠道提高迁移者的素质，增强其在城镇中的适应性。还要提高迁移人口的就业概率，因此，要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积极鼓励和吸引农民落户扎根城镇，努力促进农民充分、稳定、体面就业。

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发展中小城镇，形成新的“人口势场”洼地。新型城镇化要探索“就地城镇化”模式，既要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又要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形成新的“人口势场”洼地，吸引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小城镇成为当地农村的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成为商品的生产地和集散地，条件成熟时，可以撤县变市，甚至“强镇扩权”。

参考文献：

1.张福墀.管理造势论[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2.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3.王敬贤.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4.励娜，尹怀庭. 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8

5.王德文，蔡 ，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7（4）

第3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三道箐，人口流动，动机，效应

 

1.引言

该村共有48户人家，总人口只有185人。其中男性人口数为104人，女性人口数为81人，性别比高达128.4，性别比偏高。大于65岁为10人，0—14岁49人，老少比为20%。2010年迁移人口数达到72人，其中男性为47人，女性人数为25人。如表1--1

表1--1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年龄结构 （2010年3月）

年龄段（岁）人口数 （人）占总人口的比例（%）

0-144926.48

15-6412668.10

65及以上1015.42

2. 农村人口流动的动机分析

2.1自身的原因

该村劳动力输出的原因大致分为两大类：经济性、家庭性原因（其中1、2、3属于经济性原因，4属于家庭性原因）。表2--1

表2--1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迁移的原因结构（2010.2.20来自村长）

原因分类迁移人口数（单位：人） 占总迁移人口的百分比（%）

1、工作原因34.17

2、务工经商 1723.61

3、学习培训 5170.83

4、婚姻迁入11.38

2．2社会环境的影响

2.2.1 土地制度的改革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村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剩余劳动力，为迁移提供了“人才”。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人们可以自由劳动，受到很少的限制,为迁移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得到改善，农民可以转让和出租。

2.1.2 户籍管理因素

旧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决定了国家财政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化服务与制度化保障等方面划定的范围。但最近十几年户籍制度有了改善实行统一城乡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就是在制度上消除种种先赋性的差别，在具体制度上落实宪法赋予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会进一步扩展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空间，从制度上肯定和保障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2.1.3教育的发展与改善

2010年该村人口迁移类型多样，具体如表2—2所示：

表2--2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迁移类型调查（2010.4）

迁移类型 迁移人数 （单位：人） 迁移目的

1村外乡内46就读小学、初中

2乡外县内7就读高中、工作

3县外省内4读大学本专科、打工

4省外迁移15务工经商

从上表可以清楚可以看到教育因素导致的迁移占了总迁移人口的79.1%，而务工经商只占20.9%。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教育的发展大大的促进了三道箐村的人口的迁移流动。

3.三道箐村人口转移导致的效应分析

3.1 对迁出地的影响

3.1.1 积极影响

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会降低人口密度、缓解人地矛盾、提高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性别比例的调节均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可以相对地降低输出地人口性别比。

人口的流动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文化。同样，本村劳动力外出后回乡往往带回异地的文化与思想。吸收先进的思想和观念，起到了融合文化的作用。

劳动力人口（15-64岁）的迁移主要是为了经济目的。，三道箐。据调查本村在外打工1个人的年收入是在家乡2-3人的年收入，外出最高家庭收入可达4--6万元，与发达地区相比虽然不算什么，但是和自己在家乡的微薄收入相比确实是一个可观的收入。

农民工回流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三道箐。从我国实际来看，当前我国小城镇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显得相对滞后。如果将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到附近的小城镇，扩大小城镇规模，发展小城镇经济，这样便为农民转化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1.2 消极影响

劳动力的外出迁移虽然促进了就业及城市化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除了对流动人口自身的不利影响还会对家人的影响。 首先对父母的影响，留在家里的老人往往没有人照顾，导致了农村近几年出现的“空巢”现象严重，生病没有人送医院。其次是对子女的不利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孩子个性（人格）的影响。据调查有些夫妇往往把生下的孩子交给父母抚养，就出去打工一年甚至几年才回来，这种“断代教育”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都是不利的。第二，对孩子教育的影响，父母是孩子的最早的也是自始至终的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学校，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作用非常大。

3．2 对迁入地的影响

3.2.1 对迁入地的积极影响

第一、劳动力的供给。由于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段和性别偏好很明显，多以年轻的男性为主。城市里的累、险、累的活转给农村劳动者来干。农村女性人口的迁入多从事服务行的行业，如现在新兴的家政行业、餐饮行业等等。

第二、人口迁移改变了区域人口分布和人口构成。，三道箐。人口迁移对区域人口总数、人口性别、年龄构成和人口再生产三个方面。人口迁移影响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年龄和性别构成，特别是那些人口总数不多的地区，易造成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的不平衡。因移民以男性青壮年为多，他们的移入则使迁入区的平均年龄下降，人口趋于年轻化，性别比升高。，三道箐。相反，迁出区的老弱病残人数所占比重升高，平均年龄升高，人口趋向老化。人口迁移不仅会影响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现状，而且还会对未来人口再生产产生影响。

第三、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移民对于迁入地的经济发展有利的一面在于：移民既弥补了迁入区劳动力的不足，同时，还带来了外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能力。，三道箐。

第四、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二者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例如，城中村的建设就可以说明城市与农村逐渐融合为一个聚落体系。加强城乡联系、优劣互补，资源在体系内流畅自如，不受任何障碍的限制。三道箐村自2001年以来在水电路气房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产就，缩小了同城镇的差距。

3.2.2 对迁入地的消极影响

第一，人口迁移对迁入地的人口的影响，但大量的人口迁入会导致迁入地的人口数量增加，改变了当地的各种人口构成，人口构成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地域范围而且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口数占该地人口总数的比例，人口迁移则导致了人口构成的发生变化。

第二，对迁入地的环境的破环。发展当然需要劳动力，没有人要发展是万万不能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当然是人的劳动。但环境对人口的容纳能力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吸纳人口，某个地区所能容纳的最多人口数有限。当实际人口大大超过环境的容量时候，环境就会遭到破环，随着超过饱和人口的程度的不同，环境的破环程度也会不同。当然环境也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在破环程度不大的时候可以慢慢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第三、加大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人口迁移会涉及一系列交通、治安、社会保障、移民的就业指导等问题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市场经济必须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市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必须坚持两手抓。

第四、对迁入地的文化冲击，长期的二元结构导致了城市与农村各自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二者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文化的差异，乡村的传统文化会对城市的现代文化产生冲突与矛盾。，三道箐。比如乡村的封建迷信思想对城市文化的腐蚀。

4 .建议性的治理对策

我认为三道箐村的人口迁移对策主要针对出现的问题来考虑：

第一，进一步加强农村与县乡市区的网络、交通、信息技术的联系。应该在农村地区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农村信息的通达度，以使农村迁移人口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

第二，到人口登记中心进行详细的流动人口信息登记，以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和帮助。如对流动人口的客居地、年龄、求职意向等减少外出障碍。

第三，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土地的流转、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应旨在消除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分割和不平等，其核心是要剔除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福利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适当发展第三产业,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与其基础设施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大规模的城镇基础建设和交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5．结论

分析可得，该村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或稳定型，所以该村人口总量将趋于稳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不会有很大的波动，但是迁移人口规模有所扩大；该村人口在省内的迁移主要以学习培训为主，而省外迁移主要以务工经商为主；人口的迁移流动文化结构层次不一有高有低，低到文盲高到硕士；治理对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问题，需要移动人口本身、县乡政府、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农村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6.

参考文献

【1】张善余.人口地理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姚裕群.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彭华民、杨心恒.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吴忠观.人口学修订本.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6】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赵荣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5

【8】http://www.zgjtjj.com/list.asp?ID=1806

第4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级差地租；地方公共品；新型城镇化；农村劳动力迁移

基金项目：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项目编号：2016lslktzijjx-10）；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研课题（项目编号：GHYB13203）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机制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13日

一、问题的提出

新型城镇化即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对应的都是上千万人口以及数以万亿元计的消费和投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入到城市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但当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城镇化两极分化现象。大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在不断地膨胀，中小城市比重在减少，小城镇在相对的衰退。在城镇化两极分化现象中，农民面临在不同规模城市间进行选择迁移。2006～2011年中国的这种新增加的城区人口，城市人口50万以上的大城市吸纳了84%，400万以上的巨型城市吸纳了61%，小城市在萎缩，新增加的城市人口有60%集中到了400万以上的城市里去了。现在70%的农民工愿意在大城市落户，65%的农民工集中在了地级以上的大中城市。农民愿意进入到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流向与国家在政策上的倾向存在分歧，国家政策引导农民选择中小城市，但是农村劳动力更希望流向大城市。众所周知，大中小城市在诸多方面存在差距，其中公共品供给水平差距比较明显。公共品供给水平是农民进行不同规模城市间选择时的重要影响因素。大城市的教育、文化、公共卫生服务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明显优于中小城市，而土地价值与公共品供给水平有高度的相关性。大城市的土地价值高于中小城市，不同规模城市土地价值等级的差异又影响着城市整体的公共品供给水平。因此，农村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选择必然优先考虑大城市。

已有研究表明，公共品供给水平与人口迁移存在正向效应，蒂布特（Tiebout，1956）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个人通过选择居住的社区便会显示出自己对公共品的真实偏好，并用这个机制来有效地显示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奥茨（Oates，1969）对蒂布特模型给予了经验支持，可以看作对蒂布特模型最初的完善和实证检验。如果一个社区内的公共产品组合越吸引人，它的总租金从而财产价值就越高。麦圭尔（McGuire，1974）在布坎南俱乐部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最优地方政府的规模问题。叶建亮（2006）研究了转轨过程中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实行非歧视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同时对城市人口规模按照生产效率加以控制是现有体制下一个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方大春等（2013）提出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并考察了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得出了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与东中西部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水平差异有关的结论。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将公共品与人口迁移结合，但并未将因地租效应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与城市人口规模联系在一起。从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看，土地的价值与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地方公共品在土地价值的资本化效应显著存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土地价值不同，规模越大，土地价值越大，公共品供给水平越高。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出的有关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本文研究农村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间流动提供了新的条件。

二、地租效应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

我国采用城乡区别的二元土地制度，其中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在1982年《宪法》中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地方政府作为国家在当地的唯一合法代表，对土地行使管理权。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地方政府是土地资源的绝对垄断者。而除了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外，土地资产价值得到实现的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规定》和《土地管理法》的颁布，也给出了土地有偿使用的具体规定。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收入（如城市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全部划归地方政府。蒂布特模型以及奥茨的扩张研究发现，影响人们对于居住地选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不同地区不同的房产税。然而，就我国的税收体系而言，对于房产交易行为的征税，我国各个地区的税率基本不存在大的差别，到目前为止，我国还不存在一项针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2005年以后，国有土地供应出让的成交金额和纯收益迅速扩大。2007年土地供应成交价款已经突破12，000亿元，纯收益也超过4，000亿元，与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的比值分别接近50%。2013年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3.9万亿元，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近六成。现行土地制度下，绝大部分土地出让金是留作地方的基金预算收入，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

不同规模城市的居民所享受到的公共品供给水平存在差距，差距的直接原因在于地方各级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的差距。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品主要提供者，其财政收入有近六成来自土地财政。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生产要素，短期内供给相对有限，在供给弹性较小的状况下，需求的增加会较大幅度地提高要素的价格，因此不同规模城市土地价格在面对不同的需求水平下呈现出较大差距。土地所有者将在此过程中获取较大的收益。根据前文提及的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来看，土地价格升高带来的收益主要由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所享受。一方面本地居民拥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财产增值；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转让权，土地的升值使得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不同规模城市的土地地租差距较大产生两方面的效应：土地地租的不同程度上涨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成本的不同，同时也拉大了地方各级财政收入差距。

由于级差地租的存在，居民迁移时考虑成本问题不仅仅需要考虑公共品成本分摊问题，还需要考虑到地租问题。人口规模的变化，居民所分摊的公共品成本发生变化，同时级差地租也发生变化，迁移人口对此与将要所获得的公共收益进行衡量，决定是否进行迁移。

（一）在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不同形成级差地租Ⅰ时，这阶段的人口迁移受迁移规模的影响将出现两种情况

1、在人口迁移规模相对较小的情况下，由于不同城市的公共品供给水平不同，迁移人口为了获得更高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进行迁移。在此阶段，迁移人口规模较小，全部迁移人口所支付的总成本不足以达到两个城市之间的公共品供给水平之差。在这一条件之下，即使因存在级差地租而付出更多的成本，但由于公共品的不可分割性，迁移人口获得的公共品效益大于付出成本。

2、在人口迁移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在完全信息并且同时进行迁移衡量的条件下，迁移人口将重新考虑迁移城市。发生人口迁移的前提是两个城市之间因为出现的公共品供给水平不同，在此阶段考虑较大迁移人口规模的原因在于，全部迁移人口所支付的总成本达到两个城市之间公共品供给水平而带来的级差地租的时候，将总成本投入到劣等土地的城市则可以使得两个城市具有一样的公共品供给水平。那么，在已知将可能有这一规模的人口迁移，迁移人口将迁移总成本投入到劣等土地的城市获得同样的公共品供给水平，迁移将不会发生。

（二）在不同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上的追加投资形成的级差地租Ⅱ时，这阶段的人口迁移受迁移规模影响也同样存在两种情况

1、在人口迁移未达到地方公共品最优人口规模条件下，迁移人口在考虑到在较优土地城市支出成本后会获得更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条件下进行迁移。在前文已经提到麦圭尔论证了最优地方政府的规模，在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内，该地区所提供的地方公共品的最优水平和辖区人口的最佳数量应该同时被决定。也就是说，追加投资在人口没有达到最优规模之前使得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在增加，级差地租Ⅱ也在扩大。迁移人口付出的同样分摊成本在较优土地城市获得更多的公共品收益，只要多获得的收益大于支出的级差地租，迁移就可能发生。

2、当公共品投入超过最优水平时，地方公共品达到最优人口规模，由于拥挤效应的存在，将出现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况。根据级差地租理论角度来看，此时将更多的公共品支出到劣等土地城市获得的效率更高，超过最优规模的人口将重新考虑要迁移的城市。

总而言之，在考虑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进行迁移时，必须对因公共品所获收益和因其带来必需的支付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即使在政府放开中小城市户籍制度和对大、特大城市户籍仍有所限制的条件下，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愿意迁移到大城市去。从当前的大中小城市的公共品现状和未来新型城镇化下公共品效益变化看：首先，大中小城市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差距较大，同时由于地租差异，大中小城市的公共品支出上也存在巨大差距，大城市都明显占据较大优势。就从当前的公共品差距，农村劳动力会更为倾向于选择大城市；其次，新型城镇化中一方面进行了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致力于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市民平等的享有地方公共品效益；另一方面在农村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条件下，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就是说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农村劳动力享有的基本公共品是同一水平，当由于大城市本身具有高水平的公共品供给水平，虽然具有较高的排他成本――地租，由于级差地租理论，大城市的公共品分摊成本相较于中小城市低。农村劳动力将继续迁移至大城市。

根据上文分析，在满足以下三个方面条件时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中小城市：

第一，当农村劳动力迁移时，达到使得付出的总成本等于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差距规模时，此时农村劳动力将失去迁移至大城市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这样的推论：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下，大中小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相同，但实现的分摊成本大城市因原有的公共品供给水平而与中小城市相比较低。而实现的大城市的成本和中小城市的成本之差等于一定规模农村劳动力迁入大城市的总成本。在此迁移规模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总成本投入到中小城市将实现大中小城市基本服务均等化且分摊成本相同，则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将更有可能倾向于迁移到中小城市。

第二，当大城市人口超过最优规模的时候，根据级差地租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大中小城市的成本将发生变化。地租增加但公共品的投入产出效率降低，此时将出现的情况是地租和分摊成本之和的比较上，大城市不再占有优势。中小城市在此阶段的公共品投入产出效率相对更高，分摊的公共品成本将不再是农村劳动力流入的阻碍。

第三，地方公共品的空间局限性。人口过多，拥挤效应的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下，成本虽低但人口过多将出现排队获得公共品效应，排队成本的出现将使得整个城市的公共品收益下降。在这种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将流向人口规模未达到最优规模的中小城市。

三、调节农村劳动力流向政策的建议

（一）发挥大城市地租效应的排他作用。积极鼓励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逐步取消非市场原因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阻碍因素。土地资源不属于公共品，它通过市场实现有效配置，而公共品通过土地地租实现空间的有效配置。充分发挥土地地租的作用，使得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通过大城市的地租来调节，较大的级差地租将调节大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问题。

（二）加强中小城市公共品投入，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入的分摊成本。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迁入之前就加大对中小城市公共品支出的投入，从而提升中小城市公共品供给水平，增强农村劳动力流向中小城市的动力。同时，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向中小城市的成本进行补贴，降低农村劳动力获得公共品的分摊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大城市的公共品分摊成本优势。

（三）加快财政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地租收入转移。地租收益已经占到地方财政六成，而大中小城市地租收益差距较大，由于地租收益差距，公共品支出将进一步拉大大中小城市的公共品差距，加剧大中小城市的不均衡发展，所以要加快地方财政改革，在保证地方公共品供给充足的条件下，降低地租对地方财政的刺激，合理的配置土地收益，将有利于大中小城市的公共品的均衡配置。

（四）切实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土地价值转移鼓励机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降低对流入到中小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支付的地租成本。地租成本无疑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阻力，同时也可以成为调节农村劳动力流向中小城市的重要工具。农村劳动力的土地收益是在农村实现的，农村劳动力迁移至城市既失去原有土地收益又要支付多余的地租成本。而中小城市可以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土地价值在中小城市实现。中小城市相较大城市更具有土地地租和人口密度上的优势，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土地价值转移。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公共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冯云廷.城市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第5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区域收入差距；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055－07

陈 恩(1956―），男，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港澳经济与区域经济；于 绯(1983―)，女，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广东广州 51063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从内陆向沿海区域的流动日趋频繁，经济活动集聚造就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但同时我国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拉大。毋庸置疑，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密切相关。虽然学术界对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研究颇为丰富，但是大多数文献关注现实问题的讨论和政策建议的制定，对理论演变的探索和内生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本文分析了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过程，立足于学者们普遍沿袭的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范式，总结主要的实证成果，并且对两种理论范式下的研究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撇清现实生活中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劳动力流动”①与“劳动力迁移”。White ＆ Wood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将迁移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居住地在管辖区间发生变化”。学术界普遍认为，如果劳动力在空间上流动导致了常住地的变更，这种流动就是迁移；如果劳动力流动不涉及常住地的变化，这种流动就是通勤者。但是在实证研究中，由于劳动力迁移比劳动力流动的数据更容易统计和获得，所以，学者们通常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本文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将它们视为同义。

一、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演变

（一）理论演变过程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无论是实际的还是预期的区域收入差距都会引发劳动力流动，因此区域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机制。Hicks就明确指出，“纯经济利益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William Arthur Lewis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创立了“二元经济理论”和“无限过剩劳动力发展模式”，奠定了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乡二元模式的里程碑。Harris－Todaro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他们不仅将就业概率引入劳动力的效用函数，而且摒弃了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假设，进而认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影响机制是劳动力对区域之间预期收入差距的估计而不仅限于实际收入差距，因此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是一个关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净贴现值的增函数。虽然新古典迁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但是根据区域收入差距来判断劳动力是否迁移，决策因素过于单一。

然而在现实中，即使面对相同的区域收入差距和外部条件，不同劳动者也会做出迥异的迁移决策，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中找到合理解释。因为人力资本特征是存在差异的，这正是个人迁移回报率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例如地区i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地区j，只要这个人的人力资本特征能够保证他未来收入增加，他也可能从地区i迁入地区j。由于人力资本难于量化，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 Theodore W．将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概括为五项，②第五项“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就标志着迁移活动也可作为一项人力资本③。Sjaastad沿袭Sc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引进“成本―收益法”，认为劳动者为了增进个人利益，在比较其所有可能目的地(包括现住地)的净收益，决定是否迁移。虽然人力资本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劳动力迁移的选择性④，但是没有考虑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并且暗示潜在的迁移者是孤立于社会的，忽略了所在家庭和群体对劳动者迁移决策的影响。

在工业化水平较低和社会保障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家庭财富的收益和风险是普遍现象，劳动力迁移往往成为整个家庭生存及发展的策略。Stark et al．首先提出“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该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投资组合理论。农村家庭要对内部劳动力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配置，派出部分成员外出从事非农产业，通过家庭成员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分布控制其财富的风险⑤，以消除或减缓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第二，契约安排理论。家庭与迁移者之间的汇款往来可视为一种“自愿契约”。迁移初期，通常由家庭向迁移者提供资助，帮助移民适应新的环境。当移民的职业及收入稳定后，开始向家庭提供资助⑥。而家庭为了防范风险，也会强化这种契约关系。

不同于前述迁移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吸收了Marshall的外部性理论、Myrdal的循环因果理论和Arthur的路径依赖思想，利用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从产业空间集聚的层面阐述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产业集聚是“向心力”与“离心力”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均衡的结果。向心力表现为“需求关联效应”⑦和“成本关联效应”⑧的循环累积因果；而离心力是指：“要素市场拥挤效应”⑨和“产品市场拥挤效应”⑩的共同作用。当贸易自由度大于临界值时，向心力开始大于离心力，区域对称分布均衡被打破，劳动力及其经济活动开始向某一区域集中，直到形成“中心（制造业)―(农业)”的均衡格局??。在此过程中，众多厂商因某一区域的需求优势而在该区域集中起来，市场需求份额增加会导致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同时，厂商竞争使中心区域商品种类丰富，需要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就越少，节约的贸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就降低了劳动力的生活支出，导致该区域实际工资水平提高，形成“生活成本效应”??。可见，一旦劳动力流动引起集聚向心力大于离心力，从而导致“中心―”均衡格局的形成，中心区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就会拉大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理论演变特征

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演变的过程中，都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改善福利状况是劳动力流动的根本目的。但在此过程中，考察劳动力迁移决策的视角越来越重视微观因素，变量由外生转变为内生，对现实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强。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是区域收入差距或者预期收入差距。而人力资本迁移理论认为，除了区域收入差距和外部条件，人力资本差异也会导致个人之间迁移回报率的不同，成为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原因。新劳动力迁移理论认为迁移决策是由与潜在迁移者密切相关的群体共同决定的结果。以上迁移理论的共同假设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而新经济地理学将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贸易（运输）成本等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按照“劳动力流动―产业空间集聚―区域收入差距”的逻辑链条来阐释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关系。

二、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实证经验

（一）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

1．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收入水平的影响

第一，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之分。从短期来看，劳动力流出降低了迁出地的农业生产率，不利于区域收入水平的提高。但长期中，移民汇款汇往迁出地，增加了迁出地的投资，从而提高了迁出地的生产率和农业产出。Rozelle，Taylor， De-Brauw以我国河北省及辽宁省的农村家庭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第二，移民汇款的种类、劳动力迁移的阶段和规模影响迁出地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国内汇款可以降低迁出地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但国际汇款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原因在于移民存在选择性，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是两类不同素质的群体。McKenzie在研究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国际迁移时发现，当迁移规模较小时，位于财富分布上端的家庭从迁移中获得更大利益，使迁出地收入差距扩大。随着移民分布的家庭越广、移民规模扩大，位于财富分布下端的家庭获利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迁出地内部的收入差距。我们可以认为，随着迁移阶段的进行和迁移规模的扩大，迁出地内部收入不平等与国际移民汇款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2．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对迁入地收入水平的影响取决于职业选择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多数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与迁入者职业相同的本地劳动者将受到替代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下降；而与迁入者职业形成互补关系的本地劳动者，则会受到互补效应的影响，工资水平上升。形成互补关系的迁入者与本地劳动力是否产生竞争效应？这与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有关。Knight，Song and Huaibin通过分析中国的案例发现农村移民往往承担了城市居民不愿意承担的工作，两者之间并未构成竞争效应。但Roberts的研究表明，上海的外来劳动力与从国有企业下岗的本地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形成了竞争关系。

3．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收敛性的作用

新古典迁移理论认为：首先，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劳动力总是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而资本则是从资本回报率较低的区域流向较高的区域，因此区域收入增长倾向于趋同。第二，劳动力通常从落后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就会降低落后区域的相对人口增长速度，使得落后区域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提高，因此可以缓解区域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表明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区域收入收敛。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往往与上述理论不符。Barro and Sala－i－Martin对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较长时间序列进行收敛性分析，发现人口迁移促进一部分国家人均收入收敛，而为另一部分国家带来发散。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在于迁移的劳动力往往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群体，尽管这些群体向发达地区迁移，使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增加，但会加剧两个区域的人力资本差距，产生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Shioji利用日本1960―1990年39个地区的数据检验了劳动力流动对收入收敛性的作用。他发现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差异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经济收敛，但影响较小，不至于使区域收入水平绝对的发散。Rappaport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的理论模型??，当劳动力从小国流向工资较高的大国时，小国劳动力减少会降低小国资本的边际产品，小国居民的投资率就会降低，由此减慢了经济收敛速度，说明劳动力流动对促进区域收入收敛的作用十分有限。[1]Larramona and Sanso演绎了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收敛的动态变动规律。当达到稳态时，各国将以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收敛，但这并不表示各国人均工资水平也具备收敛性，各国人均收入仍可能长期存在差距。[2]因此可以认为，劳动力流动不必然导致区域收入的绝对收敛，只存在条件收敛机制。

（二）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

1．空间均衡状态与实际工资差距

根据中心―理论，名义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市场潜力的大小，但实际工资率差距取决于产业空间状态。如图1所示，l1表示贸易成本较高的集聚过程，区域1产业份额任意小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实际工资率的下降，所以劳动力不会流动，区域对称分布是唯一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此时两区域的实际工资水平相等。 l2表示贸易成本处于中间水平的集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多重均衡，但是内点不对称均衡（不完全集聚）在长期中是不稳定的，只有完全集聚均衡才是长期稳定的。因此只有达到完全集聚的中心―状态，区域实际工资水平才会产生差距。l3表示贸易成本较低的集聚过程，在产业份额的1／2点，工资差距曲线的斜率为正，表明区域1产业份额的任意小的增加都会导致该区域工资率的上升，于是劳动力流动与实际工资率上升形成一个循环累积因果，最终导致中心―的空间收入差距格局。[3][4]可见，只有完全集聚的中心―状态才存在实际工资差距，而在其他长期均衡状态下，实际工资差距为0。

2．集聚对不同区域产生的福利效应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集聚进行分析，可以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会产生以下几种福利效应：第一，集聚会同时促进中心和区域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但区域间的福利差距存在扩大趋势。[5]因为集聚带来地方化的知识溢出使中心区域增长率高于，并且创新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当贸易成本低于临界点，中心区域就会获得较高的增长路径而实现经济起飞，而区域会享受到中心区域经济起飞带来的好处，福利水平大幅上升。但是只要贸易成本不为0，两区域的相对福利差距是持续扩大的。第二，地方化的知识溢出促进创新成本降低，从而使现有厂商资产缩水，对中心和区域都产生负效应。由于中心区域资本存量较高，所以对中心带来的负效应比更大。第三，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会影响交易费用，给中心带来交易费用下降的正效应，而给则带来相反的负效应。

3．集聚状态对异质劳动力产生的福利效应??

当贸易成本较高时，熟练劳动力均匀分布在两个区域使他们的总体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当运输成本较低时，经济集聚也会导致熟练劳动力总体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但是对于不熟练劳动力而言，无论贸易成本如何变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对于他们来讲都是最有利的??。Ottaviano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Vanessa Strauss－Kahn进而提出就业不平等的空间模型，他把劳动力分为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并且各自分布于两个区域。两类工人可以选择高技术密集型行业或者低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但是不可以跨区域流动。当技术创新相对集中于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将向高技能工人所在区域流动，如果相对工资保持不变，低技能工人所在区域就会存在较高的失业率，福利水平大幅降低。此外，Mu-rata、Mossay、Tabuchi ＆ Thisse的研究显示，工人对原居住地的特有偏好、产品多样化和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向心力与异质偏好产生的离心力构成一对相反的作用力。这一对作用力随着贸易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影响着集聚的规模和速度，导致区域工资差距也随之发生改变。

4．异质劳动力流动与集聚

虽然Walz的研究表明，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知识和技术信息在区域间的转移，为落后地区形成产业集聚和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有利条件，但Wolfgang的分析表明，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随知识起源地与扩散地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的。[6]Takatoshi Tabuchi et al把劳动力流动的异质性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强调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因素影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劳动力流动将呈现多元化趋势。[7]近十年来欧洲国家迁移流的变化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欧洲国家以低素质劳动力流动为主的传统模式逐渐被打破，有技术的高素质劳动力在欧盟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所以，劳动力的异质性对“中心―”模式具有明显的分散效应，劳动力异质性程度越高的区域，经济活动的离心力就越强。可以预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贸易壁垒的逐渐消除，劳动力的经济活动将经历“分散―集聚―分散”的演变。

5．异质空间与收入不平等

空间的异质性对空间收入结构会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有关学者15年来的经验研究，可以认为异质空间正是通过以下三类地理特征影响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集聚过程，从而促进空间收入不平等。第一类地理特征是指[8]，运输成本、要素禀赋、矿山资源、交通枢纽、贸易港口等区域优势将有利于产业集聚。第二类地理特征是指，[8]需求、供给和知识创新的接近以及规模经济等因素会引发产业集聚，使生产和销售节约成本，获得更多利润，并且这些因素具有自我强化作用。第三类地理特征是指社会基础制度特征。Bao Shuming et al．运用我国1978―1998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沿海各省具有自然地理优势，造成较低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这些地理特征提高了要素报酬率，从而吸引劳动力和FDI向沿海区域集聚。检验结果表明，沿海变量能够解释我国各省增长率差距的60％，肯定了空间异质性因素对人均收入水平的显著贡献。Songhua Lin利用Redding－Venables模型对我国1988―1998年的工资差距进行检验，发现区位差异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力十分显著，并且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

三、对两种理论范式下的研究的比较

（一）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不同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区域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通过影响迁出地收入水平、迁入地收入水平、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方向、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变化等，达到缓解区域收入不平等的目的，并且只存在劳动力流动导致区域间收入收敛的条件收敛机制。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发集聚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变化促使区域形成产业完全集聚的“中心―”均衡格局，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中心区域的“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就会拉大中心与区域的收入差距。其中，制造业名义工资率差距取决于市场潜力大小，市场规模扩大和劳动力流动的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会导致中心与区域的名义工资差距扩大。与名义工资率差距不同，实际工资率差距与产业空间集聚状态密切相关。只有劳动力流动导致“中心―”这种完全集聚的长期均衡状态时，才会产生中心区域高于的实际工资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各异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移民汇款种类、劳动力迁移的阶段和规模、职业选择的替代和互补效应、人力资本竞争效应等是作用于区域内收入差距的机制；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迁移者人力资本水平等是作用于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机制。这些影响机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既可以加剧也可以缓解区域收入差距水平。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贸易（运输）成本、市场潜力大小、产业集聚状态、劳动力的异质性、空间异质性是导致区域间形成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在一定条件下，贸易（运输）成本越小、市场潜力越大、产业完全集聚、流动的劳动力异质性越低，越容易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形成。

（三）劳动力与区域的内在关系不同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研究根据劳动力迁出地和迁入地内的收入水平，以及区域之间收入的收敛性来探讨区域收入差距，可见区域的存在是先验的，并且区域之间相互独立。而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发集聚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变化促使区域形成完全集聚的“中心―”均衡格局，只有在这种完全集聚的长期均衡状态下，区域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才会产生，而在其他均衡状态下不存在实际工资差距。可见，区域存在与劳动力流动是一种内生关系，并且区域之间相辅相成。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理论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各方面观点尚未达成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二者通常互为因果，并且导致二者产生的因素是纷繁复杂的。对于这一命题今后的研究方向可能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原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继续拓宽假设前提和微观基础，如考虑更加多样化的消费者偏好函数、更多细分的劳动力异质性、更多种运输成本类型等等，使研究结论更加具备一般性意义。第二，将多种外部性纳入劳动力流动导致的集聚过程，如异质性知识外溢，进一步建立动态的分析框架探讨空间均衡路径，从更加接近现实的角度考察区域收入差距。第三，从空间经济视角对区域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区域基础设施和福利政策进行分析，从而找到缓解劳动力流动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政策办法。

注释：

①可分为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水平流动”通常指劳动力在相似的社会经济状况下的工作变动。“垂直流动”通常指劳动力从一种职位流向更高级别或更低级别的职位，如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从一般工人向管理人员的流动等。

②这五种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分别是：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在职培训；正规的教育；成人教育；个人和家庭为适应于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

③虽然迁移本身并不改变人力资本存量，但是能够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来扩大人力资本的潜力。

④如年轻、有技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更倾向于迁移。

⑤包括缺失的或者不完备的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对家庭财富造成的损失。

⑥从迁移者的角度看，这种契约关系的建立除了互助及利他精神以外，很大程度源于迁入地就业的不稳定、教育开支、继承家庭财产的愿望、维护自己在家乡的社会地位等等。

⑦当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一个偶然因素会使厂商在某一区域集中。厂商为了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利益而扩大规模，不断流入的劳动力同时成为消费者，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大，于是市场规模扩大吸引更多厂商的进驻，这就是“后向关联效应”，也称为“需求关联效应”。

⑧厂商集中会刺激名义工资上升，而产品市场竞争力会导致产品多样化和运输成本减少，于是劳动力生活成本降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提高，又会刺激更多的劳动力流向这个区域，这就是“前向关联效应”，也称为“成本关联效应”。

⑨“要素市场拥挤效应”表现为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附性，使得农业的生产必须分散进行，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又不具有替代性，于是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农产品运输成本的存在增强了分散力。

⑩“产品市场拥挤效应”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随着一个区域生产份额的提高，如果相对市场规模一定，将会降低该区域每个厂商的销售额，从而降低流动要素的收益，这显然不利于厂商集中的分散力。

⑾人们对工业品的支出份额越大，工业产品的种类越多，导致向心力就越强，临界值ΦB就越早出现。当贸易完全开放，即贸易自由度为1时，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都不复存在，企业选择任何区位都是一样的。

⑿可视为一种“需求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

⒀可视为一种“成本关联效应”的循环累积因果。

⒁典型实例改革开放初期“孔雀东南飞”现象。

⒂该理论模型中包括一个已经达到均衡的大国经济和一个未达到均衡点的小国经济。

⒃标准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中假设流动要素是同质的，偏好是相似的，并且他们根据实际工资率的高低决定是否迁移。因此只有完全集聚状态下，中心和区域的实际工资率才会存在差距，否则，两区域之间的工资率是相等的，但实际情况比这种假设复杂得多。

⒄当熟练劳动力向中心区域集中时，既没有考虑移民增加带来的竞争加剧给当地企业造成的负外部性，也没有考虑导致市场需求扩大给企业带来的正外部性。

[参考文献]

[1]Rappport，J．，How does Labor Mobility Affect Income Convergence?芽．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2005， 29(3)．

[2]Larramona G． and Sanso M．， Migration dynamics， growth and convergence．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Control， 2006，(30)．

[3]Baldwin，R．E． and P． Martin，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in V．Henderson and J．F．Thisse，eds．．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es: Cities and Geography，North－Holland，Amsterdam．2003．

[4]Helpman，E．，The Size of Regions，in D．Pines，E． Sadka and I． Zilcha(eds．)．Topics in Public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5]Martin，P．and G．Ottaviano，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43)．

[6]Wolfgang Keller，Geographic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1， Mar)，2002．

第6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外出，影响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6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总数已达1.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6%，占城镇从业人员的46%。农村劳动力为什么外出?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下，为什么有的劳动力外出而有的劳动力仍在家乡从业?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有利于规范农民外出行为和制定科学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政策。本文第一部分简单介绍劳动力流动的国内外研究状况，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因素和假设，第三部分是模型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国内外研究状况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现象表现出持久的热情和兴趣。蔡防着重分析了城乡二元结构对劳动力流动的深刻影响。他称之为“一项战略、三架马车”：一项战略就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三架马车分别是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蔡防，2000)。正是这三项制度曾长期压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动。1978年以来的中国农村改革，不仅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而且生产了足够多的农产品，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成为可能；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城市体制改革的推进，创造了新兴产业部门及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场所：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统购统销制度的废除和城市户籍制度的松动，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而区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又对劳动力流动形成了利益动机方面的拉力。

在这种体制背景下，许多学者利用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型和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来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孔祥成等，2002)。他们基本上认同城市居民的较高工资率或预期收入或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农民进城的根本动力。一些学者在应用西方人口迁移理论时注意到了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宏观体制、文化观念及决策理念的不同，根据研究目的不同，而对经典模型进行了修正。例如，张彩红等(2004)在评价刘易斯模型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后建立了劳动力状态静态模型和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方程，得出了“剩余劳动”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的结论。也有些学者怀疑收入差距是迁移动力的基本逻辑。因为，按照这个逻辑，越是贫困的地区应该具有越强的迁移动机，因而有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来。但是，一些研究结果却与此逻辑相矛盾，即劳动力转移最多的并不是最贫困的地区，也不是最贫困的农产(杜鹰，2000)。中国许多关于流动劳动力的调查也表明，并非人力资本禀赋最高的那些人最具有迁移动机。赵耀辉(1999)发现，那些具有最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者，优先选择的转移领域是农村的非农产业。也有的研究发现，正规教育对迁移概率没有显著的影响(Hare，1999)。农村地区之间、农产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最快，而且导致这种收入差距的最持久源泉是人力资本的差异(Benjamin，2000)。

不少学者证明了社会资本(或关系网)和信息获取能力对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以寻求就业为目标的劳动力迁移不是盲目的。在中国，迁移者获得信息主要是通过家庭成员、亲戚和同乡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白南生，2002)。胡必亮(2004)在研究了一个村庄的案例后得出结论，“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安排，能起到功能性社会资源的作用，在当代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之中对推动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关系”所表达的社会网络结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内尔森把迁移信息定义为两种类型：一般信息和特殊信息。前者告诉迁移者关于迁移目的地的基本信息，后者告诉迁移者适合每个不同的人的特定信息(Nelson，1959)。

还有学者研究了家庭因素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杜鹰等(1997)认为，西方的人口迁移决策是个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及成本最小化的个体决策过程，而受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决策则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在一起，而以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目的。蔡防等(2003)利用国际上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分析了家庭相对收入变化对农民外出打工决策的影响，并且用调查资料验证，在居住地感受到相对经济地位下降程度越强，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因此，农民迁移具有双重动因，即绝对收入差距与相对剥夺。姚洋在研究家庭拥有耕地与农民外出的关系后，排除了耕地越少越容易流动的共性，而提出了倒“U”字假说，即耕地较少和较多的农民外出打工的意愿较低，而耕地拥有量居中的农民外出打工意愿较强(姚洋，2002)。但王志刚等(2003)利用湖南省实地调查材料，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耕地拥有量与农民外出打工之间没有倒“U”关系，而教育对农民外出打工则具有促进作用。

最后，学者们还注意到，经过20多年“民工潮”的冼礼，现代农民工跟以前的农民工大不相同，他们外出的动因趋于多样化和个性化。罗霞、王春光等(2003)提出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概念”，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他们的前辈们在思想观念和外出动因上大不一样。他们外出不再仅限于解决生存问题之需要，而是有着更多的期望；他们外出的动因和理由在外出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更新：他们一方面习惯了外出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多的期望没有实现而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没有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高。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有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理由继续留在城市，而不愿返回农村。这是一个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充满矛盾的群体，也是更有希望的一代。

二、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和假设

现代人口流动或迁移现象十分复杂，不是某一个理论能完全解释和替代的，需要从多种角度加以分析。我们可以从个体迁移的角度利用新古典模型分析个体迁移决策的动机，也可以从家庭的层次，利用新经济迁移理论解释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还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或从国际的角度，利用迁移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问题。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各地条件千差万别，理应具有不同理论的应用条件。

(一)二元结构与迁移动机

劳动力为什么要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根据刘易斯的解释，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较高的就业收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大量存在的边际报酬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托达罗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改，认为是城乡劳动力的预期收入的差距吸引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虽然城市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农村劳动力进城后不一定能马上找到工作，但是，只要他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与他就业后的收入的乘积，即预期收入，仍然大于其在农业部门就业的收入和迁移成本，他就会做出流动进城的决策。基本模型结构是：

M=f(v，Yr，c，z)

(1)

其中：M为流动迁移决策，f表示流动迁移函数，v表示在城市的预期收入(v=Yu×Pu)，Yu是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Pu是流动到城市后的就业概率，Yr表示农民纯收入，C表示流动迁移成本，包括从农村到城市的交通费、在城市找工作的费用和等待就业的生活费，2是影响流动转移的其他因素，在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被解释。

第7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2)充分发挥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镇的聚集经济功能，增强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而不能人为地“制造”。经验表明，违背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制造的“经济中心”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劳动力及人口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和聚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是确定我国城市体系的布局和结构的主要依据。据此可以设想未来中国城市体系应当是：以现有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城镇形成数百个城市聚集体，以此为依托形成以东部及沿海地带为重心、东中西部布局合理、规模不同的数十个城市化地带。它是未来中国工商业中心和大多数人口。的聚居地。

第8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人口迁移,主体功能,区城市化

一、促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对人口政策的要求

(一)总体要求

第一,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善宏观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措施。人口政策要适应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促进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和优化配置。

第二,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本质上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各类功能区通过合适的产业和经济活动选择,有效地协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和满足所承载人口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压力。

第三,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要有利于实现人际之间的和谐发展。要保证各类功能区人口享有相同的发展权和均等的发展条件,还要有利于人口总体的代际之间和谐发展。

(二)各类主体功能区对人口政策的具体要求

第一,对禁止开发区的人口政策的基本要求是:(1)稳定并进一步降低人口生育率。(2)鼓励人口外迁,以使得人口承载量限制在承载限度内。(3)所承载的人口要具备相应的能力、素质,以承担维护禁止开发区生态和环境的功能、相应的管护职能以及从事接待外来旅游观光等适度经济经营活动。

第二,对于限制开发区的人口政策的基本要求有几个方面:(1)稳定并进一步降低人口生育率。(2)通过到优化和重点开发区从事非农产业、生态移民等手段,鼓励人口外迁,以使得人口承载量限制在承载限度内。(3)通过加强公共服务,改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人口外出就业的能力。(4)按照主体功能的要求,在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重新调整的前提下,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合理规划村镇和城镇布局,引导区内人口结构布局朝着符合主体功能要求的方向重新调整和优化。(5)所承载的人口要具备相应的能力、素质,以从事特色产业发展、维护生态环境、以及接待外来旅游观光人口和从事相关经营活动。

第三,对于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的人口政策的基本要求是:(1)稳定人口低生育率。(2)通过综合改革,提高这些地区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和动力。(3)通过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进公共服务,使得流入的人口,特别是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流入的人口能够稳定下来。(4)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促进劳动力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充分流动。

二、促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基本思路和原则

(一)基本思路

1.生育政策的思路。生育政策的思路可以概括为:通过综合措施,稳定低生育率。经过长时间摸索所形成的现行生育政策和政府管理体系,应继续坚持。同时,要更加重视经济激励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增加就业机会,特别是妇女的就业机会,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转变人口观念,使父母由更看重孩子数量转变为更看重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上。不断完善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导向机制和养老保障机制。特别是,要全面推进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

2.迁移政策的思路。迁移政策的思路是:综合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实现人口的开发性迁移。

第一,推动主体功能区形成过程中鼓励人口迁移,政府要发挥改变制度、创造环境、积极引导的作用。(1)政府要科学编制各类功能区的人口规划,以引导人口流动。(2)改革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体制。(3)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口外迁的意愿和能力。(4)促进优化和重点开发区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5)改革财税体制和制定相关政策,构建优化和重点开发区积极吸引而不是竭力排斥外来人口的激励机制。

第二,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迁移,要充分发挥市场力量。随着主体功能区的逐步形成,重点和优化开发区将形成新的劳动力需求,这将吸引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大量人口和劳动力到重点和优化开发区就业、居住、生活。这些人群年龄、技能、教育、人力资本、偏好等详细千差万别,政府很难识别每个迁移者的信息,并找到合理的安置去处。同时,政府也很难对大规模的迁移人口承诺就业机会。所以,政府着力创造鼓励人口流动的外部环境,个人根据自身的素质和个人偏好做出迁移决策。

第三,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迁移,政府要发挥应有作用。(1)政府要科学编制各类功能区的人口规划,以引导人口流动。(2)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人口发展,提高迁移人口的就业能力。(3)改革政府的决策体制,以及财税体制,构建优化和重点开发区愿意吸引而不是排斥外来人口的激励机制。

第四,需要探索新的移民安置和补偿政策。在对大型重点工程和建设中的非自愿移民,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异地农业安置和现金补偿的做法。在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过程中,待迁移人口数量大,如果全部根据政府规划而确定为非自愿移民,并进行异地农业安置和现金补偿,对土地资源和政府 财政的承受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说,推行主体功能区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集约利用土地,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即使政府财力有保障,大量地新开垦土地也违背了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初衷。所以,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超载人口而言,工程性非自愿移民的补偿安置办法的借鉴意义不大,难以实现长久的迁移。

目前已经实施的一些和主体功能区要求相一致的迁移政策,比如三江源生态移民,基本上都是在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比较突出,或者影响特别重大的地区实施的,带有很强的非自愿移民的性质,而且几乎主要是政府出面的整建制迁移。这些迁移以及其补偿政策,性质上和上述工程性非自愿移民类似,很难大面积推广到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超载人口迁移上。

目前各种专项政策之下的补贴,比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究其性质而言,不是一种人口迁移政策,而是政府政策限制或者引导之下的产业活动转型:由农业转为经济林(草)业或者纯生态林(草)业。从人口政策角度看,这种政策的借鉴和推广意义在于对各种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内留下来的承担生态或者公益功能的人口的补偿方面。这种补偿应该仅限于承担纯生态功能对留下来人口带来的损失。

(二)制定政策应遵循的原则

制定主体功能区的人口分类管理政策,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依法推进的原则。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涉及的人口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影响面广。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依照法律推进。减少工作过程中的决策机构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规范操作,化解矛盾。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当中不少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在这些地区实施各种移民政策,都不能和民族自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冲突,否则会引发比较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循序渐进的原则。主体功能区的形成不是朝夕之功,不能操之过急。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内部的人口布局调整,以及限制开发区内部人口布局的优化调整,因难度较小可以先行;而跨功能区的大量人口迁移,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分阶段稳步推进,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

第三,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原则。政府通过规划等手段引导人口流动,不能直接包办和指定人口的迁移方向和目的地,否则会限于被动,事倍功半。要更加重视市场推动的原则,使得人口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自主迁移和择业。

第四,发展性迁移原则。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难点在于人口迁移,而人口迁移则必须贯彻发展性迁移的原则,即以人口和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为先导,以稳定或者比较稳定的就业机会为基础的迁移,才是长效的、稳定的、和谐的迁移。

第五,群众知情和自愿的原则。无论是制定迁移规划,还是具体实施迁移,都要贯彻群众知情和自愿的原则。禁止和限制开发区中不少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长期形成的文化、生活习惯和社会关系网络,在短时间内难以在另一个地区复制,即使政府有能力实施整建制搬迁,也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要从长计议,让经济规律发生作用,逐渐通过提高少数民族子女的人力资本和就业机会引导这些地区人口逐步外迁。

第六,综合配套的原则。人口政策除了狭义的生育和迁移政策之外,还涉及到广泛的人口发展政策。只有各种政策综合配套,才能协调好各地、各部门、各群体的利益关系,最终形成符合主体功能区要求的人口分布格局。

三、促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

(一)狭义的人口政策

第一,加强计划生育管理,稳定低生育率。必须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手段和方法。

第二,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激励,引导人们自觉降低生育率。通过经济杠杆,进一步降低人们的生育倾向。逐步形成以奖励扶助、困难救助、养老和医疗扶助等为主体的较为完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第三,重新调整各地规划中人口规划的内容,按照主体功能区编制规划,科学准确地测算各地的人口容量;人口规划要和经济社会规划等结合。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内部的人口,也要统一规划,科学布局。把人口规划与就业规划城市和村镇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建设规划和资源发展利用规划等结合起来。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对现行各种人口发展政策,如扶贫、资源型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问题等政策,同主体功能区所要求的人口流动结合起来考虑。改进人口信息的采集、更新、分析和共享体系。

第四,拆除优化和重点开发区不必要的人口迁入门槛。制约禁止和限制开发区超载人口向优化和重点开发区迁移的因素比较多,当中比较突出的是户籍制度。诚然,单单放开户籍,如果找不到工作,的确人们不会进城,即使进来也稳不住;但是,要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改革会改变人们的长期预期:人们会把原来用于在农村建房子的钱用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进入城市就业的能力,也可能会用于城市购房置业。所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人口流动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先决条件。

进一步改革户口制度,把户口仅仅作为一种人口登记注册的工具,同时使户口同是否有资格享受城里的公共服务、信贷和住房、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培训相脱钩。具体而言,(1)进一步鼓励公立学校按照当地户籍人口的标准招收移民子弟入学,而不管其父母身份如何,这将促进长远的技能培养和经济增长;(2)将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的覆盖范围扩大至所有在当地有合法住所和稳定收入来源的居民,通过改进移民者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社会。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客观可行的角度出发,对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按照“部分中小城市放开省内自由迁移几个特大型城市放开全国范围内人口自由迁移”的顺序展开。这是由我国目前的人口分布的特点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在空间上差别巨大,发达地区外来人口聚集地区和一些特大城市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困难地区。所以应该按照上述顺序,统筹安排,循序推进。

第五,对一些问题突出而又有条件整建制搬迁的,可以实施集中的迁移。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一些生态保护区内,原来的森工企业在国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之后,伐木任务没有了,而管护森林所需的劳动力并不多。在企业改制买断职工工龄之后,这些职工的生计和出路没有解决好,仍然在当地谋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突出、集中的情况,国家应该在深入调查之后,出台专门政策,进行整建制的搬迁;并通过转业培训等,在环境和人口承载量较大的地方进行安置。

(二)广义的人口政策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要求的人口分布,除了上述狭义的人口政策外,还要求一些配套的广义的人口政策。

第一,加强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保护,在节约利用土地的同时,实现农民土地权利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同时,配套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促进人口流动。建设主体功能区涉及到的人口迁移,重点和难点是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超载人口向重点和优化开发区内迁移。而待迁移的主体是农民。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下,农民可以长期使用土地,但是无权出卖和抵押土地。而随着经济发展,土地逐渐由农户家庭的主要生产要素演变为提供保障和抵御风险的资产。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的主要依赖,所以,中国农村大量的农民工流动并没有表现为彻底的城市化,而仅仅完成了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而没有彻底实现从农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此外,由于土地的保障功能甚于生产功能,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很少用于农地投资,相反用于在农村的住房等投资。可以说目前的农地制度是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 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的障碍之一。为此,应该改变这种格局,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和变现,提高农民资产的流动性,进而松动农民和农村的紧密联系,降低农民迁移的成本,提高其在城市置业的可能性,并引导农民将外出务工收入用于在城市中置业,或者进行自身及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二,配套进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提高统筹的层次,便利人口流动。促进人口和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形成主体功能区,建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一个先决条件是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化,至少不同地区的参保人口可以把保险从迁出地区转移到迁入地区。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各地根据自身实力确定和提升自身的社会保障水平。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相应提升保障水平,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各地只从本地情况出发确定和提升保障水平,则各地的保障水平、覆盖面等参差不齐,不利于全国统一的保障体系的建立,进而不利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改革思路应该是提升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最终过度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要逐步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的省级统筹,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金的基础部分全国统筹,为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各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公共服务的重点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进一步完善当地的诸如交通、政府办公场馆等基础设施,其目的是提高限制和禁止发展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提高其外迁的可能性。推动形成主体功能区,人口政策的难点是实现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超载人口最终流入重点和优化开发区,并获得稳定的就业、融入潜入地的生活。除了户籍制度和其他限制因素外,对这些人口迁移的更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待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健康、教育、技能等。所以,普及义务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阳光工程”应该对禁止和限制开发区予以倾斜,促进这些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对于优化和重点开发区而言,公共服务要在两个方向上取得平衡,一个方向是提高对现有单位人口的服务水准,另外一个方向是增加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尤其是把吸纳来的劳动力和人口纳入到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内。在这方面,需要由相应的政策和激励,同时上级政府要加强对迁入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考核。

第四,对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各种扶持政策以及考核体系要和人口迁移目标相挂钩。各地土地农转非额度的确定,要和接纳外来劳动力挂钩。尤其是对重点和优化开发区而言,在增加其非农用地的数量时,可以要求它们把一定数量的外来劳动力正式纳入本地居民的社会保障范围,在迁入人口不能自主就业、维持生计时,给予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

对于重点和优化开发区的考核,要把增加投资项目、给予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同增加就业岗位、吸纳人口增量、稳定人口常住、扩大对迁入人口的公共服务覆盖面挂起钩来。

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要把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和加强劳动力培训、促进人口外迁、控制人口生育、减少人口规模挂起钩来。比如,专项劳动力培训资金,要和劳动力实际外出就业相挂钩;上级政府对于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缺口资金的转移支付,要按照人口存量减少的计划,逐步核减,而不能默认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要积极加强生育控制和促进人口外迁。

第9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迁移是所有记载历史的特征之一，其中包括自愿迁移和强制迁移。现代迁移过程由全球财富和权力的不平衡所致。现代迁移具有四大特征：加速化、全球化、多元化和女性化。

加速化：每年在增加

国际移民组织数据所揭示的最明显趋势是近数十年来国际移民数量的增长。移民数量从1960年的76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75亿，每35个人中就有1个移民。该阶段世界人口恰好翻了一番，而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则从1970年的2.5％上升到2000年的2.9％。最近的估算表明这种趋势还在加速。2005年全球移民约有1.91亿，比2000年增加1500万或增加8.5％，占世界人口的3％。

国际移民的部分增长可以归结为国家边界的调整。苏联的解体导致国际移民的急剧上升，“因为以往苏维埃共和国内的国内移民变成了国际移民”。边境的变动也开启了欧盟内部的迁移。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联盟推动了欧盟内部的迁移，并成为许多成员国迁移人口中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时欧盟15个成员国中29％的国际移民来自欧盟。来自东欧的移民在边境开放之后也快速上升。2003年波兰移民占欧洲经济区25个成员国外国人口总数的2.4％，其中德国的比重高达4.3％。由于非法移民的比例非常高，这些数字很可能被严重低估。

大部分移民被划分为“自愿移民”，包括劳动力和家庭移民，只有极小一部分为“强制”移民，指那些由于冲突、迫害和自然灾害原因而迁入的人士。然而，辨析自愿移民和强制移民之间的分界线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根据政策变化以及迁移原因而定。据估计，2000年难民数量为1700万，占所有国际移民数量的9.7％。无论从绝对量上，还是从比例上看，难民均比1990年有所增加，那时难民数量只占移民总量的5.5％。难民的定义充满争议，将许多需要保护的人士排除在外。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2005年末，全球“需要关注”的人口为2080万，而其中被划分为难民的人不足一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士。

全球化：向发达国家集中

近来迁移方式发生的最重要变化是，虽然中东、东南亚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地区曾是移民的新“吸引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移民向发达国家集中。2000年，28个国家的国际移民数量占世界国际移民总量的75％，而1970年只有23％。在这个国家群体中，集中程度也不断增加。到1990年代末，发达国家吸纳了国际移民的所有增量。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继续因国际迁移而丧失人口，但是由于它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非常高，以至于人口净外迁对其人口增长影响不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较发达国家来说，人口净迁入对人口增加至关重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防止人口萎缩。

发展中国家国际移民份额的下降归因于冲突的解决。非洲是世界上人均难民数最大的地区，人们逃往邻国以躲避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常常和漫长的去殖民化过程有关系。1990年那里的难民数量为540万，占移民总量的三分之一。到2000年移民数量降到360万，只占移民总量的22％。其主要原因是南非种族冲突的结束。由于一些国家恢复民主体制后采取了难民遣返措施，拉丁美洲外国人口数量也出现下降。虽然亚洲一些地区出现了移民数量增长，但是亚洲地区的国际移民占世界移民的比重从1970年的35％下降到2000年的25％。巴基斯坦是本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吸纳了大量的难民，特别是来自阿富汗的难民。

移民占诸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大国人口的比重从1970年的12%上升至2000年的20％，而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重上升得更快。一些新的人口迁入国也经历了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在1990年到2000年间，诸如芬兰、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外国人口存量翻了一番多。

国际移民在向发达国家集中的同时，出现了来源国分化的现象。从前《华沙公约》签署国迁往东中欧其他国家和欧洲西部国家的迁移形成了主要的新迁移流。来自拉丁美洲特别是巴西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其人口外迁主要流向美国，特别是那些地处国境线上的州，其次是迁往加拿大。近来，该地区迁往欧洲特别是西班牙的移民数量也大幅增加。

大多数国家既是劳力输入国，也是劳力输出国，这是地区和全球层面劳动力循环流动之错综复杂过程的一部分。不过，尽管持续存在大规模的人口外迁，但西欧国家仍被大多数人看成是劳力输入国。这反映出社会的主流观念是将国际移民看成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从而导致某些迁移流的问题化。鉴于东欧冲突已经解决，产生难民的国家被主要限定于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不过，尽管大多数难民仍留在其来源国，但现在庇护国则遍布全球。

多元化：入境条件严苛

国际迁移中，不仅迁出国和迁入国出现了多元化，而且移民的迁移动机以及移民在迁入国的地位也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三种主要移民形态――劳动力移民、家庭移民和难民――的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和国家的不同而千差万别，而且每一类别的复杂性也与日俱增。由于1970年代间大规模迁移的终结，家庭迁移成为向发达国家迁移的主要方式。家庭迁移通常包括配偶（以女性为主，但不全是女性）和儿童，但也可能包括其他人如父母。1980年代难民比例也快速增长，特别在西方国家。此时难民的主要来源是东欧，因为这些地区国家解体后，民族主义抬头，冲突不断。交通改善也使得人们更容易从非洲和亚洲迁往其他地区寻求庇护。

对八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分析表明，在1991年到2001年期间，不同形态移民的比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同国家之间变动的比例和方向各不相同，反映出各国迁移政策和历史的差异。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劳动力移民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但是它们的比重相当不同。澳大利亚的比重从45％提高至55％，而美国的比重只是从10％提高至19％。在澳大利亚、瑞士和英国等国，劳动力移民占其移民总量的比重超过一半，在瑞典，劳动力移民的比重仅占2%。除了在瑞典难民数量占三分之一外，难民通常是其中人数最少的移民类别，其中瑞士的难民比例最低，2001年仅为3％。

这些数据需要谨慎审视。它们没有包括那些非法入境和工作的人士，对于那些通过正规渠道入境的人士来说，入境申请的合法身份可能无法反映其迁移策略。在限制劳动力迁移的情况下，这一点特别重要。它会迫使人们通过其他身份入境。家庭团聚移民可能加入劳动力市场，而这才是他们迁移的主要动机。其他人可能申请庇护，尽管其主要动机仍是经济因素，因为这是少数可行入境路线中的一种。另一方面，在前些阶段，那些因政治因素而迁居国外的人士可能已被统计为劳动力移民，因为他们不需要通过庇护申请程序。例如，1980年代期间，虽然许多迁往欧洲的土耳其移民面临政治迫害，但是因为他们可以合法进入欧洲寻找工作，所以他们并没有被登记为难民。

这些类别本身也越来越多元化。那些逃往邻国的难民通常被自动认定为事实上的难民，可能被安置在等待遣返的难民营中或重新安置。那些以“自发”难民身份迁往他国的人士必须通过正式的认定过程。面向该群体的难民身份规模快速增长，其中主要表现在临时身份的增加。迁往欧洲的家庭团聚移民也见证了入境和定居条件的多元化，但总的来说，入境条件变得更为严苛了。

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占移民总数的比例，发达国家技术工人移民都有所增长，但美国除外，其技术工人移民数量略降。这反映出国家政策旨在招收技术工人。以那些基于打分制的政策为例，这些政策体现了性别化的技能观念，它们往往倾向于男性移民。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符合资格的技术移民随迁家属被统计为技术移民，但在英国，这些家属不被统计为技术移民。在英国，技术移民随迁家属增长最多，从1991年的7％增加到2001年的32％。另一群技术移民是学生。发达国家通过竞争从其他发达国家吸引付费学生。

同时，针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包括那些从事清扫和照料工作的工人，他们为全球城市的经济提供服务。在1990年代，私人住户中的家务劳动成为欧洲移民妇女就业的主要领域。虽然决策者们的重点放在技术移民身上，但是绝大多数移民被分类为低技能或非技能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为特殊工种的低技术工作开启门户，例如通过意大利的劳动力迁移配额计划。许多欧洲国家禁止移民从事公共部门工作，非正式工作成为其最主要的就业形式。

非法迁移是拒绝某类人口入境、居住或就业之政策的产物。在国际移民政策采取闭关和选择性增加的背景下，加上促使人们迁移的驱动力不断加强，非法迁移成为当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包括偷渡者，也包括合法入境但逾期居留的人士，如无法成功寻求庇护的人士。国际移民组织用“不需要的迁移”来描述这个群体，从而将“合意”的观念和决定人们身份的具体政策结合在一起。据估计，2005年非法移民约有3000-4000万，约占移民总量的15％－20％。

非法移民的类别――

通过躲避边境检查入境（包括在蛇头帮助下入境）；

利用假证件入境（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逾期居留或侵犯签证规定（如工作时间超过签证规定）；

庇护申请被拒绝后仍然滞留（未允许的寻求庇护者）；

无证人士（如护照损坏或被雇主拿走）；

已在其他地方申请庇护者。

由于政府试图控制和管理迁移，因而我们也看到了旨在为迁移提供便利的“移民产业”的发展。这既包括诸如招聘机构的合法组织，也包括有组织的偷渡。随着大型机构取代亲朋旧识圈，这个“产业”变得更加正式。而有组织的团伙越来越多地参与偷渡。非法移民往往追随其他移民，走相同的路径。2000年美国有480万出生在墨西哥的人口。据估计，其中一半为非法移民。欧洲刑警组织估计，每年有50万人通过蛇头进入欧盟。

现在全球人口贩卖涉及数百万人。联合国副秘书长估算，在1990年代后期，全球有2亿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人口贩卖。被起诉的个案数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在2006年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库中记录了9376个被贩卖的人口案例。

女性化：

女性构成家庭团聚的主体

到1970年，女性移民的数量基本和男性相当。因此，迁移的女性化，或迁移流中女性比例的增加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女性移民的比重略有增加，从47.2％提高到2000年的48.6％，其中发达国家女性移民的比重略高（51.0％），而发展中国家女性移民的比例为44.6％。除了在劳动力移民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女性构成了家庭团聚移民的主体以及相当比重的世界难民，虽然她们很少成为庇护的主要申请人。这些大致的数据掩盖了具体迁移流中性别构成的巨大变化。例如，在2001年意大利25个人数最多的国别移民群体中，46.7％的人是女性，但是这个比例高低差别悬殊。在人数最多的移民群体中，31.9％的摩洛哥移民和63.9％的菲律宾移民是女性。这些差异反映了移民融入意大利的方式，菲律宾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久负盛名，而摩洛哥人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它们也反映了居留时间的长短，居留时间较长的群体实现了家庭团聚。

菲律宾官方大力推动人口外迁文化。他们鼓励女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迁移，并寄回汇款支持家庭。迁入国需求的变化也会鼓励以女性移民为主的迁移。家庭之间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引致了针对传统女性服务工作领域的有偿劳力需求。这种现象在意大利尤为重要，由于参加有薪工作的女性人数增加，为儿童、长者和残障人士服务明显不足，再加上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十分有限，因此针对家庭劳力的需求不断增长。这种需求主要由来自特定国家的女性所填补，主要包括菲律宾、佛得角和秘鲁，以至于一个“商品化、种族化的身份在针对移民家庭工人的劳动力市场中扮演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