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的艺术性精选(九篇)

第1篇：电视剧的艺术性范文

戏曲电视剧是在戏曲与电视这两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艺术品种,尽管有着自己的独立特性,但在更多层面上还是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整合和融合,还是受到戏曲文化和电视文化的双重影响。

(一)戏曲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戏曲艺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表现范围非常广阔,举凡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教、伦理、道德、习俗等各个领域,几乎都是它的艺术再现的对象,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内容。而且,戏曲艺术还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文学、音乐、舞蹈、曲艺等各个艺术门类,都被其融入自身,因此戏曲艺术还具有非常充分的表现形式。这样一种有着强烈的开放性和吸引性的文化形态,是处于经常性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这些特点使得戏曲的社会影响力远大于其他艺术种类,具有更高的艺术地位,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总是能通过自我机制的调整实现艺术的更新,从而找到发展的契机。这种可变性和适应性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戏曲文化具有全民性,它以不同的方式或方法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审美需要。”[3]戏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通俗艺术,是以全社会为欣赏对象、以通俗化为标志的大众艺术,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戏曲艺术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戏曲电视剧的艺术基调,即群众性和通俗性,而这也正是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突出特点。除此之外,由于各地区存在方言也即语言差异,不同地区观众的审美需求也必然各有特色,中国戏曲现在仍存留有三百多个剧种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以剧种方式而存在的戏曲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戏曲电视剧成为了一种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电视艺术,也使得它的丰富和多样成为可能。

(二)电视文化的影响

孟繁树先生认为,“所谓电视文化,可以概括为伴随着电视这种新的社会传播媒介而出现的一种现代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其浸润所及,几乎遍布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3](40)电视文化的普及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电视文化具有极其广泛的内容,任何社会文化进入这一传播媒介体系内,都要按照电视运行也即视听的规律和要求来进行加工、改造和创造等电视化处理。而在电视化的过程中,综合性是需要遵循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和途径。在电视艺术领域的各种艺术样式中,都可以看到综合性特点的体现。戏曲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综合性的表现,其创作也必然要自觉地顺应这种艺术的自身规律。

二、戏曲电视剧追求“中和”之美

“戏曲电视剧是由戏曲与电视剧进行联姻而产生的,既不同于戏曲又有别于电视剧的一种电视艺术的新样式或新品种,它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和作为一种新艺术的质的规定性。”[3](28)戏曲电视剧既没有因成为电视艺术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而完全丧失戏曲艺术的审美品格,也没有将戏曲表演的种种艺术模式完全搬上电视荧屏,而是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对于“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这不但是戏曲电视剧的审美价值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标志。

(一)中和戏曲舞台的虚拟性与电视荧屏的真实性

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就是舞台时空的流动性,或说是虚拟性———戏曲舞台的时空特点是假定性大,舞台的时空并不需要借助景物造型来表现,而是依靠演员的表演,通过唱词和适当的动作来交代周围的景物和环境,即所谓景随人走和景在人身上。这种程式化的表演具有写意性,它可以以桨代船、以鞭代马、以演员生景。舞台的变幻,环境的迁转,时间的流变都依靠演员的表演来实现,以唤起观众对时空的联想,产生艺术感受。这是戏曲舞台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应该说,这种表演方式,在舞台风格的总体范畴中是合适的,是能为人们的审美情趣所接受的。观众在观看舞台上的戏曲表演时,心中明确知道这种虚拟化的种种表现特点,演员的演和唱相得益彰,与观众的审美诉求完全一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戏曲电视剧的制作需要借助电视手段来实现,需要将舞台表演转化为荧屏再现,往往是选用实景(或是搭景)的,是立体的,有很强的真实感。这样的环境设置与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虚拟、假定性极强的表现形式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这时,如果再完全采用舞台表演的虚拟化的技巧和方式,就显得不合适了。比如,当演员在宽阔的大河前以桨代船,在蜿蜒的山道上以鞭代马,在真实的房屋前假装扣门,或是仅仅走一个“圆场”,就代表地理位置的变化,而身后的背景始终未变,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审美意识上是不能接受的,只能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滑稽感。受电视剧制作技术手段的影响,戏曲电视剧表现时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为将戏曲舞台上时空的虚拟表演与电视剧表现的实景相统一,戏曲电视剧中的具体表演方式必须做相应的变化,以求通过表现力丰富的电视化手段,结合戏曲的艺术特点,使戏曲电视剧成为富于生命活力的新样式,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不产生阻隔和障碍,进而达到良好的审美诉求。

(二)中和表演艺术的程式化和电视剧的生活化

王国维曾将戏曲定义为“以歌舞演故事”。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戏曲中,故事性也即情节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戏曲存在的主要方式———以歌舞来表演。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在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中,逐渐确定了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式化的表演方式。“所谓程式化,是说传统戏曲的表演语汇都是经过规范的,而且这种被规范了的表演语汇还具有普遍意义,即是说同一个动作既可以在同一出戏中重复使用,而且也可以在不同演出乃至不同剧种中重复全长,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别的动作问题,而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汇。”[3](62)这种表演方式的程式化和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虚拟化的舞台时空的需要,才产生了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也正是由于表演方式的程式化,才使得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成为可能。戏曲表演的程式可以表达感情、表现景物,甚至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是丰富的戏曲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表演艺术的程式化不仅要求演员对于固定的程式要烂熟于心并能运用自如,如起霸、云手、跪步、圆场、走边、蹉步、抖髯、甩发等,而且对服装、化妆、道具等其他方面也有比较具体的要求。传统戏曲的服装、化妆、道具等也往往是类型化的,如服装上往往要按照人物的身份、年龄和性格的特点进行分类和规范,为符合人物性格、身份,戏曲界有“宁穿破、不穿错”的格言;戏曲的脸谱、髯口,也都是按照人物性格、年龄特征设计的,而且各个剧种还有理解不一的差异;舞台道具的虚拟、假定性都较大,真实感较差。这些造型元素都具有假定性和夸张性的特点,这和舞台表演的程式化是相适应的。正是这些方面彼此配合,才共同造就了戏曲这一最重要的写意化的特点。而相对于戏曲表演的程式化,电视剧的美学原则却是要求生活化。“生活化是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基础上形成的电视剧的基本艺术特征之一,是一种艺术样式(类型)对反映生活的美学要求。即通过电子技术传播给观众的‘屏幕视像’———电视剧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已经不是什么大众性的通俗性的问题,而是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与民众生活融为一体的生活艺术。”[4]由此可知,对于电视剧而言,生活化这一艺术特征,并不是一种题材内容的要求,而是艺术上的特征规定。这样的一种艺术特征和戏曲表演中的程式化,那种明确的假设性的表演方式是存在矛盾的。戏曲电视剧就是要将戏曲舞台表演的程式化与电视剧的生活化结合起来。为了符合戏曲电视剧的美学原则,为了更好地刻画、塑造性 格各异的形象,一些固定的程式化表演方式,夸张的脸谱、定式的服装和假设性的道具等与戏曲电视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不太和谐的部分,也都需要做适当的调整和改变,以达到最佳的观赏效果。然而,如何才能对其做准确把握,既保持戏曲艺术的传统美,又将其与电视技巧相融合,这个问题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创作者们来说,无疑是有难度的。一方面,传统戏曲的程式化和虚拟性,是展示戏曲独特之美的重要特性,正是由于那极具象征意义的一招一式,才使得观众生发出难以明状的美感享受,这也是传统戏曲长期发展而来的文化累积。另一方面,电视剧的表现手段又要求不得不舍弃或改变某些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否则便仅仅是两种艺术形式的粗浅整合,既不能使传统戏曲经由电视传媒发扬光大,也没能为电视领域增加新的表现方式,这种结合便无价值可言了。

(三)中和戏曲音乐的连贯与电视音乐的节奏

第2篇：电视剧的艺术性范文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第3篇：电视剧的艺术性范文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第4篇：电视剧的艺术性范文

[关键词]戏剧艺术；影视艺术；时空艺术；表演艺术；差异和融合

戏剧艺术与影视艺术，一个是流传了几千年的剧场艺术，另一个是19世纪末才发明的新型艺术。影视艺术刚刚向艺术殿堂迈进的时候，戏剧艺术就像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孕育着“影视艺术”这个孩子，呵护其成长。这样，影视艺术在诞生之初就借鉴了戏剧艺术的许多元素，并加以整合吸收，以充实自己的力量；但毋庸置疑，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影视和戏剧也必然会存在着差异，从这一方面讲，她们又像是一对同中有异的孪生姐妹。

一、 “母”与“子”之吟唱

影视艺术与戏剧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密切融合。影视艺术的确继承了戏剧艺术的许多东西。

历史上存在着戏剧艺术与影视艺术的直接交流。例如，戏剧艺术电影的创始人梅里爱先生，他将影视艺术和戏剧艺术进行了融合锻造，产生了当时所谓的新的艺术形式。随着影视艺术语言的成熟，影视艺术情节的构造与戏剧艺术一脉相连，诸如戏剧冲突、戏剧悬念、戏剧动作、戏剧场面等戏剧性的内容在影视剧中也是经常用到的技巧，显然从电视“剧”这个称呼中就不能忽视它与戏“剧”的共鸣。影视艺术同样也存在这样一种实现交流的手段，显然戏剧艺术在这方面的经验要比影视艺术丰富得多。从影视艺术表演上说，尽管面对摄影机和面对观众有着天壤之e，但影视艺术表演脱胎于戏剧艺术表演也是不争的事实，大多数影视艺术作品，不管演员是否专业，依然需要演员来表演。

随着中国电影一定规模的实践积累和人们对电影的理性思考，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影戏观。“影戏”观的形成至少说明了电影和戏剧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和相关性。电影和戏剧的传承性和融合性具体表现在：

1　讲求戏剧性。

中国电影注重戏剧性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戏剧性即指在各种形态矛盾冲突中倚重悬念、误会、巧合等因素，产生矛盾冲突或推动矛盾变化发展，“戏”的吸引入也就在出乎意料和偶然天成的魅力之中。中国电影明显继承了戏剧这一传统，契合了中国百姓的欣赏习惯，以至绵延了几十年而不见衰竭。

2　强调情节性。

电影的戏剧性和戏剧传统直接相关，戏剧在封闭的时空中演绎人生故事，高度集中浓缩剧情，在人物关系发展中就产生巧合与偶然。由此，电影的有意无意继承戏剧的传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3　注重教化性。

中国文艺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源远流长，与戏剧有不解之缘的电影深受影响也是合乎自然的。注重电影教化的社会功能，成为当代电影的基本观念。

4　彰显场面性。

为了能有效地推动剧情的发展，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影视艺术追寻戏剧舞台艺术的彰显场面性的特点，影视艺术特效逐渐成为了影视艺术彰显场面性的最重要的手段。

诸如种种，我们都不难看出戏剧艺术和影视艺术的融合，犹如“母”与 “子”的吟唱。

二、“姐”和“妹”之对歌

科林伍德曾经说过：“每一种艺术有一种艺术幻象。一种艺术之所以区别于另一种艺术就在于这种艺术有自己的艺术幻象。两种艺术之间不存在着美满的婚姻，只存在着成功的。”戏剧和影视有着各自独立的艺术幻象，是各有区别的两种艺术形式，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尽管是孪生，却各有特点，可以辨出“姐”，分出 “妹”。

1　影视艺术和戏剧艺术存在着时空差异。

在时间上，戏剧艺术中时间一般是按顺时针方向线性发展的，而且一场戏的演出时间大致与剧情发展的时间相等。戏剧艺术在幕与幕之间、场与场之间可以有时间的跨越，但每一场之内时间则必须连贯如一。比如《雷雨》虽描写了周鲁两家历时近30年的生活史，但剧情却仅仅发生在一天之内，每个场景所发生的事情的时间则严格限定在一段封闭的时间之内。影视艺术中的心理时间总是大于影片的放映时间(物理时间)，如《公民凯恩》中利兰回忆凯恩与总统之女爱米丽婚姻情况的一组镜头：凯恩和爱米丽对准餐桌在对话，空间始终没有变化，“印刷机印刷”的快速闪动暗示时间的推进，两位主人公衣服的变化暗示这不是一个早晨的事情。很容易推论，戏剧艺术与影视艺术中的时间的不同是由它们的基本组成单位的不同而决定的，简而言之，戏剧艺术以场为基本结构单位，影视艺术则以镜头为基本单位。一部戏剧艺术的场不可能过多，而影视艺术的镜头则几乎不受限制。因此影视艺术可以在好多镜头的剪辑切换之中延长、压缩或改变时间的方向和进程，而戏剧艺术的时间则通常只能连续向前。

在空间上，戏剧艺术舞台是真实的三维空间，因而逼真感很强，舞台或者说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是始终不变的。影视艺术的银幕或屏幕中所呈现的则是一个虽然二维但却给观众造成真实感的影像世界，虽然银幕与观众的距离也始终不变，但在拍摄时通过移动摄影机或改变焦距而能轻易地改变所拍摄物与摄影机镜头的距离，物象与它的空间距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因此，戏剧艺术中的空间是基本不变的，演员一般都处于相当于影视艺术中的中景和远景的位置，而影视艺术中，虽然观众的位置不动，却可通过在同一场面中使场面的面积在画格和画面构图的界限内发生变化来改变观众与银幕之间的距离。

2　戏剧艺术与影视艺术存在着表演上的差异。

虽然同为表演艺术，但戏剧艺术是舞台艺术，舞台离观众较远，观众往往看不清演员的表情；而影视艺术的表演则因为导演可以自由移动摄影机、摄像机(包括通过调焦)而使得演员的面部表情格外重要，因此影视艺术的表演更倾向于一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体验派”的表演风格，影视艺术力图让观众感觉真实，产生真实感，所以一般要求演员与角色完全合一。看戏可以自觉求假，看影视艺术却是自觉地求真，要求最大的真实感。因此，影视艺术演员的表演要更生活化、更本色自然一些，戏剧艺术表演的表演性更强，形体动作的幅度一般更大一些。此外，戏剧艺术的表演主体只是演员，道具和布景只是作为背景而出现，观众对演员了极大的注意力，有时甚至是为了某个名演员而去的；但对影视艺术来说，银幕中的艺术形象主体除了人物演员外，还可以是其他视觉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具有丰富的人文意义和象征性内涵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在现代影视艺术中，演员的地位明显下降了。

从演员的表演创作角度来讲，不能简单地做出戏剧表演与影视艺术表演哪种表演容易或哪种困难的结论，戏剧表演要求演员一旦登上舞台，不管有多少台词、有多少动作，都要把一场戏演 完，这就要求演员具有较强的持久的自我控制能力。而影视艺术表演的短暂性、非连续性则要求演员必须立即进入，包括情感的调动和投入，对人物状态的捕捉，都必须快而准确。这同样是对演员自我控制能力的严格考验。

综上所述，影视艺术和戏剧艺术的对垒，酷似“姐”与“妹”之间的对歌。

三、结语

影视艺术对于戏剧艺术的依赖性，以及戏剧艺术和影视艺术的种种不同的特质，使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既不可能相互包容，也不能彼此孤立。任何说它们是一个发展的整体，或者彼此对立或无关的艺术形式，似乎都有割舍它们之间的关系或夸大这种联系的不足和片面，尽管它们从不同侧面强调了影视艺术或戏剧艺术的某一方面的功能。无论强调影视艺术对于戏剧艺术的依赖，还是强调影视艺术与戏剧艺术的区e，都无不说明戏剧艺术与影视艺术之间相互相离的关系。因此，相对于“母”与“子”的关系，形容戏剧艺术和影视艺术的关系，用“姐妹”艺术似乎更为妥当和贴切一些。

这种认识似乎是界于融合和分离之间的一种观点，戏剧艺术与影视艺术之间由于功能的重叠，影视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戏剧艺术的功能，并模仿戏剧艺术的效果满足隐藏在人类心灵的对于戏剧的需要，而具有相似的实现功能的方法，尽管它们使用的材料并不完全一样，再者，这种观点也承认了戏剧与影视艺术之间的差e，这是戏剧成其为戏剧。影视艺术成其为影视艺术的基本保证，并且为进一步探求戏剧的本质以及影视艺术的特性奠定了前提，或者说由于影视艺木的介入，改变了戏剧的本质，同时也突出了影视艺术的某些特性。戏剧艺术是演员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一种艺术形式，而影视艺术继承了戏剧艺术中的演员和戏剧艺术性的精华，只不过借用了现代技术作为传播和制作媒介，其核心要素仍然是戏剧艺术所有。

第5篇：电视剧的艺术性范文

［关键词］ 电影剧本；电影审美；共同特征；创作艺术

电影剧本是用语言文字描写或表述将来影片的一种文学板式，是影视导演工作所需要参考的重要文字材料，是电影创作和拍摄的基础。电影艺术有着多样性的特征，这些不同种类的电影艺术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审美，但是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种类的电影艺术又有着诸多共同的审美特征，比如可见性审美特征、真实性审美特征、时空再现性审美特征和规律活动性审美特征，在这些共同的审美特征视野下编写电影剧本又有着某些特定的要求和编写创作艺术。

一、电影剧本的概念内涵及语言修辞的使用要求

（一）电影剧本概念内涵

电影剧本是用文字形式表现未来电影内容的一种文学式样，应该属于电影文学创作的范畴，有的时候也被称为电影文学剧本，是电影制作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是所有电影拍摄的基础。因为电影可以看成是一种视觉媒介，通过电影可以把一个基本的故事进行连贯化，所以一部好的电影剧本可以说就是一个由诸多画面讲述出来的一连串的有内在关联的故事。当然一部电影剧本的水平高低受制于作者的自身素养和其对电影特性的熟悉程度。

（二）电影剧本创作的基本要素和结构

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整体，电影剧本创作的基本构成要素应该有动作、人物场景、片段、音乐、第一幕、第二幕和第三幕等。在剧本创作中只要能把这些要素合理安排好就能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电影剧本的结构，在所有结构中第一幕、第二幕和第三幕是核心要素。首先是第一幕，又称为开端，也就基本是整部电影剧本的前十页。其次是第二幕，又被称为对抗，第二幕是整部电影剧本的主体，这部分被称为电影剧本的对抗部分的原因是一切电影的基础就是冲突。最后是第三幕，又被称为结局，这个部分是整个电影剧本的结局部分，这部分的作用主要是使人能够理解整部电影并力求使整部影片完整。

（三）电影剧本语言修辞的使用要求

电影是由画面构成的视觉艺术，所以电影剧本不但需要对人物语言进行描写加工，更需要有效运用环境描写及人物动作描法来对人物进行刻画及对事件进行阐述，从而使这些人或物能够转化为电影中实际的视觉形象，这些视觉形象也就是我们通常指的电影剧本的画面感。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影剧本更应该注重可以转为视觉形象的描绘性语言的运用，尽力避免不容易转化为视觉形象的叙述性语言。另外，电影剧本除了要有可供拍摄的便利性，还必须要高度注意剧本中文字语言的修辞及文采，积极做到不但能为导演拍摄提供文字基础和参考，而且也尽力能成为一种可以直接阅读欣赏的文学材料。

二、电影艺术的共同审美特征分析

电影艺术是呈现多样性的艺术，有多片种和多形式的特点，虽然不同的片种和形式各有不同的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但是这些多片种和多形式的电影又有诸多共同的审美特征。

首先是电影视觉形象的可见性审美特征。可见的视觉形象是电影艺术通过银幕或屏幕来实现的，“可见性”是满足电影观众最基本的心理需求的条件之一，所以说通过电影艺术表现的所有元素都必须要能转化为可见的视觉形象。一部好的电影的产生是绝对离不开优美可见的画面的，甚至可以说一部电影要表达的思想都没有电影视觉形象的可见性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可见的视觉形象才能将影片中的人物的内心活动具体化，很多影片中的人物的潜意识也能用可见的画面视觉形象来表现，给了电影观众以感官上的绝佳审美体验。

其次是电影视觉形象的真实性审美特征。虽然说电影屏幕上的形象是一种不存在的幻觉形象，但是电影就是通过这些不存在的幻觉形象来组织和构造出相对具有统一性的时空感觉，这样的时空感觉给电影观众以极高的真实感，这样的视觉形象的真实性也是电影艺术所具有的共同审美特质，甚至可以说电影艺术的这种真实性特点是电影艺术的生命，当然也是电影艺术区别其他艺术的优势所在，因为电影艺术能非常好地再现生活原貌和自然形态，可以非常好地把文学形象转化为可见的视觉形象，这种真实性的审美体验是电影艺术所特有的。

再次是电影视觉形象的时空再现性审美特征。虽然很多的比如戏剧艺术等都能进行时空再现，但是很多艺术的时空再现性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局限,它们制造的时空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但是电影艺术的时空再现性有很多其他艺术样式无法比的优点，比如时空再现的自由度，电影艺术可以从特有的艺术材料中提取出时间或空间来重构和再现，然后通过集中压缩或延伸和扩展等手段加工这些艺术材料来有效引导观众自由地穿越时间和空间，最终构建起符合电影观众心理的审美空间。由阿仑•雷乃导演的《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就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另外要注意的是电影视觉形象的时空再现绝对不能看成是可以无限自由的，因为作为一种艺术，电影视觉形象的时空再现不但受到所表现的内容所制约，而且同时也要努力符合观众的心理活动的内在规律。

最后是电影视觉形象的规律活动性审美特征。没有画面的规律性运动,就没有影视艺术。可以说电影艺术是一门采取空间形式来表现时间的特种艺术，所以说这种时间艺术性决定了电影艺术的规律活动性的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影视觉形象的规律活动性是电影艺术的主要审美特征，一部精美的电影就是由诸多连绵不断的运动着的画面组合构建出来的，这些画面通过移动给整部电影能带来巨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可以有效抓住观众的内心感知和外在注意力。这里的电影视觉形象的规律活动性一方面是指被拍摄对象自身的规律运动，另外一方面是因摄影机的规律移动以及镜头焦距的规律变化而产生的运动感，这类有规律的运动主要是由蒙太奇技巧和长镜头的运用制造产生出的效果，当然这种电影视觉形象画面规律运动主要是电影情节发展决定的，通过运动可以有效修饰和强化电影情节内容，从而给观众以美的感知和享受。

三、电影共同审美特征视野下的

电影剧本创作艺术探索电影视觉形象有着共同的审美特征，比如可见性审美特征、真实性审美特征、时空再现性审美特征和规律活动性审美特征。在这些电影艺术共同的审美特征视野下来探索电影剧本的创作艺术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电影剧本创作要注意时空的跨越性，以便展示电影视觉形象的时空再现性和规律运动性审美特征

电影剧本和小说、散文等文学形式不同，因为小说和文学等样式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和限制，但是电影剧本对时空的跨越性要求是非常高的，电影剧本要求把一定的时间、人物和情节及场景全部高度集中在某个预设的固定的舞台范围之内。通过这个小小的舞台和不用太多的人就可以表演出千军万马的壮阔景象，通过主人公走几圈就可以表现出跨越万水千山的效果，通过稍微变换一下场景或人物就可以说明到了一个崭新的地方或者表现出多久多久的时空感。电影剧本通常是用“幕”和“场”来表示剧本的段落和情节。其中“幕”主要是指情节发展的一个大段落，而“幕”又是可分为好多场的，“一场”就是指一幕中发生空间变换或时间隔开的具体小段情节。这些“幕”和“场”的明显划分靠的就是电影视觉形象的规律运动性。另外电影剧本篇幅最好是不要太长，其中涉及的人物和场景也最好少点，转换的速度不要太快，以便能有效表现出电影视觉形象的时空再现性，给人以视觉上的悠闲美和舒畅感。

（二）电影剧本创作要注意安排好剧本中人物个性语言的表达和舞台说明，以便能有效展示电影视觉形象的真实性审美特征

个性语言是所有剧本的灵魂，电影剧本也不例外，电影剧本语言主要有两个部分，就是台词和舞台说明，而其中电影剧本的语言主要是指台词。电影剧本中的台词也就是电影中人物的语言表达，电影剧本主要就是靠人物的个性语言来推动电影的情节发展和表现剧中人物的个性性格。所谓的个性化人物语言主要是指受人物的年龄、经历、身份、教养和环境等影响而形成的个性语言特点。电影剧本中的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尤其重要，优秀的剧本人物语言通常是几句话就可以把人物个性充分展示出来。电影剧本通过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来把信息或事实传达给观众，同时也展现出了人物之间和人物内部的矛盾冲突、感情状况及独特的性格。另外，舞台说明语言是一种叙述性质的语言，舞台说明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说明人物的动作和心理，还可以说明剧情发展的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内在关联等，通过舞台说明能直接展示电影中人物的性格和电影的情节发展，可以辅助展示电影视觉形象的真实性审美特征。但是我们还要清楚，虽然舞台说明是电影剧本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舞台说明语言比起人物语言来，其功效就低很多了，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说明的作用。

（三）电影剧本创作要注意安排好剧本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以便能有效展示电影视觉形象的现实可见性审美特征

虽然各种各样的剧本都需要表现社会的矛盾冲突，但是电影剧本则要求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能把人物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地反映出来，更要集中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电影剧本中的人物矛盾冲突通常是从矛盾发生时就应能吸引观众，然后让矛盾冲突极力发展到最激烈的高潮，这个时候的冲突反映才最能扣人心弦。在电影剧本创作过程中需要非常注重这个方面的艺术。需要努力争取电影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发展需求，然后安排他们的必然冲突经历。充分挖掘电影剧本中的人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捕捉他们的冲突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是让人压抑的还是异常冷漠的。不管怎么样，电影剧本表现的就是人物冲突，只有充分展现了这种观众非常熟悉而又特别喜欢关注的冲突才能算是一部好的电影剧本，通过这个剧本拍摄出的电影才能叫一部好电影，才能让观众看过后产生认同感，让观众感觉就好似是看到了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或直接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这样的冲突再现最能吸引住观众，最能给观众以电影视觉形象的现实可见性审美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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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溧遥.从剧本到电影：《一个爱管闲事的保安》［J］.电影艺术，2004(05).

第6篇：电视剧的艺术性范文

[关键词] 影视剧音乐；艺术特征；多元风格；美学价值

影视艺术由于其从形式到内容方面的综合性，把人类历史顺序中逐一产生的六种艺术所囊括，包括音乐、绘画、舞蹈、文学、建筑、戏剧。因而被称为“第七艺术”。其内部又是电影先于电视而发生发展，在大众传播媒介刚刚兴起的时候，影视艺术迅速成为世界大众娱乐文化的排头兵，得到世界各国数以亿计观众的青睐和追捧。其影响力之大，为人所始料不及。可以不夸张地说，影视艺术的发生发展，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指向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影视艺术才显现出那么大的“亲和力”，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心坎里，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代表。

影视艺术中的音乐对创作、表演、欣赏的整个过程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使情节更逼真、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更多更深地为我们带来审美享受。影视音乐把视觉和听觉完美结合，丰富并扩展了影视艺术的时间和空间，使作品中的场景、气氛得以无限延伸。其中的主题曲和插曲更使影视音乐成为音乐领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表现形式，成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那么，影视音乐作为备受重视的艺术形态，其本身又有什么特征？有哪些因素与之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笔者试做以下探讨。

一、影视剧音乐发展回顾

一个世纪以前的某一天，法国的兄弟俩身先士卒，在摄影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电影，成为影视艺术得以开辟的标志， 这个时代的电影音乐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做到同期声效果，现场的乐队伴奏和播放唱盘，成为电影音乐的“先声”。

录音技术的发明，尤其是光学录音技术的成熟，使得电影艺术通过录制方式获得音乐语言的支持，对电影形象塑造和营造情节气氛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直到20世纪30年代，电讯技术的发展成熟使影片录音制作有很大的进步，使声画同步成为可能，声画合一、声画分立、声画对位的相互作用，使视觉和听觉、时间和空间高度完美结合。影片中的音乐借助人的听觉唤起联想增强视觉的效果，使电影这种时空艺术具有更加真实的空间感和时态转换形式的多样性。电影音乐配合着蒙太奇技术和配音录制的发展逐渐成为一门相当精细的艺术，不少音乐方面的专业人才曾经为影视作品编曲，甚至部分人转变成职业的影视音乐作曲家。

我国的影视剧音乐也同样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过程。当时中国电影中的音乐创作从丰富多彩的中国戏曲音乐中汲取营养，从第一部电影京剧《定军山》的片段到《歌女红牡丹》，都见证了影视音乐艺术的萌芽初创。其后在中国影视艺术发展的各个时期，音乐的创作也都各具特色，也产生过许多优秀的影视音乐作品，如影片《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电视剧《红楼梦》的整体配乐等，都成为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艺术珍品。

二、影视剧音乐的特质

由于影视剧中出现的音乐形式从来没有超出过音乐已有的所有形式。所以人们并不认为影视剧音乐与其他音乐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只不过是把形式多样的音乐放到了影视剧中而已。事实似乎如此，那么影视音乐与一般音乐本质有何不同呢？这取决于人们对影视剧音乐的感受方式与一般音乐的感受方式的截然不同。对于一般音乐，人们的感受方式是以人们的主观理解和主观需要为中心。通常采取聆听的方式进行，以此宣泄和调解情绪。而影视剧音乐的感受方式必须在影视剧所设定的故事氛围和戏剧情节中进行，听赏者在此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应的情感反馈离不开影视剧所设定的特定时空，听赏者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去做超越影视剧时空的纯粹主观的自由联想，基于此，影视剧音乐才建立起自己不同于一般音乐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影视剧音乐对故事氛围和戏剧情节的依赖关系及其形式特征。

画面和音乐都具有的运动性是音乐与影视剧画面结合的前提条件。画面以其对事物的客观性运动的反映来表现影视剧中的事件；而音乐则以其对主观性情绪起伏的表现和客观性的描绘功能反映影视剧中的情调、事件的情绪氛围和事件中人的主观情感。音乐虽然具有多义性，但影视剧音乐的内容却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和明确的内涵，是具体而可以解释的。因为影视剧音乐始终是在铺垫或补充画面中的视觉形象和情节发展中的各种情绪、气氛、心理独白等方面。比如电影《蓝》中有一个具悲剧性符号意义的音调在影片中的几次出现都以巨大的音响突然闯入，所带来的强大冲击力使观众不可逃避地进入影片所呈示的悲剧性的情怀之中，与影片的节奏、色调等共同奠定其悲伤忧郁的叙事基调。

通常所说的影视剧音乐包括主题歌、插曲、主题音乐、场景音乐、背景音乐。我们最熟悉的当属主题歌或插曲，一些优秀的影视剧比如《城南旧事》《渴望》等，片中的主题歌和插曲就流传至今。这些主题歌或插曲中往往会包含影片的主题音乐，而许多场景音乐、背景音乐也是由主题音乐变化而来的，这对统一全片的音乐基调和增强观众的熟悉程度都有很大的意义。

三、影视剧音乐风格的多元化

许多影视剧的编导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音乐音响在影视剧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于是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音乐似乎变得无处不在，这种状态成为当前影视剧音乐的极好舞台。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现代音乐，甚至更多夸张的音乐风格都在各种类型的影视剧中得以展示和运用。

在影视艺术的初创时代，古典音乐由于其丰富、细腻、高雅的艺术表现力成为电影中惟一应用的配乐，其作用之大不必赘述。在现代的一些人物传记、历史题材、音乐题材的影片中，古典音乐的魅力依旧，比如《莫扎特传》《和你在一起》等影片。其中应用的古典音乐的艺术感染力使影片的生命力更加旺盛。

除了古典音乐之外，现代音乐可以作为各种风格流行音乐的代名词。流行音乐因其流行性，极易被大众接受和理解，在影视音乐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比如我们熟悉的《泰坦尼克号》《金粉世家》等影视剧，其中的主题歌曲《我心永恒》和《暗香》在歌坛中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小视的。

流行音乐也可以以崭新的方式应用于影视剧中，美国轻喜剧影片《修女也疯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影片以流行音乐的形式手法来演绎宗教音乐圣歌，并将其作为主题音乐，颇具创新性，也打破了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界限。其实我们已经在很多现代音乐中听到与古典音乐结合得很出色的音乐作品，这样的音乐形态只要运用得当，同样能够为影片生发出许多的新意来。

总之，多元化风格的音乐可以表达不同的情绪、承担不同的剧作要求，使影视音乐的创作更丰富，也可以吸引不同审美趣味的观众，进一步提高影片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只要运用得当，多元化风格的影视音乐均以其特有的表现力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从而更好地为影片内容服务。

四、影视剧音乐的美学价值

虽然影视剧音乐的存在有着强烈的依附性，但并不影响其所具有的独立的美学价值，它依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非常丰富的存在样态。总体上来说，影视剧音乐仍然包括在纯音乐的领域中，影视剧音乐发展到现在，由于能够充分表现当代社会的主体特征，并不仅仅是大众传媒的最爱，既拥有广大的受众，还为许多专业作曲家所钟情。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无法否认的是大众传媒作为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接受方式，即视听结合的接受方式。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呈示和高新技术的含量，使影视剧音乐在自身发展中另辟蹊径地挖掘出独特的美学价值，从综合艺术的领地异军突起，以后起之秀的风姿展现了艺术发展的傲人风景。

使音乐在影视剧中发挥具体的艺术表现作用，有具体的情感指向性，有具体的内容和具体的含义，必定要与剧情结合在一起。发挥音乐接受中的观众的感性领悟力，影视剧中的“视觉真实”，让人们进入了一个假定性的现实当中，产生了别样的艺术感受。伴随而生的音乐也伴随着剧情中的“场效应”。这种感受让深入其中的音乐具有它的可阐释的具体的内容。当音乐开始具有表达具体内容的属性时，它就产生了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纯音乐的价值，音乐与影视剧产生一种相互融合、相互移植、相互借力的现象，影视剧中所蕴涵的意义、形象、内涵被音乐接受过来，发挥着对音乐的意义填充、阐释作用，音乐因此而具有具体的表现内容，从而彰显了一定的文化内涵，成就了影视剧音乐的独特审美价值。

影视剧音乐为音乐的发展积累了当代经验和前沿资料，但人们还没有完全注意并重视影视剧音乐视听结合、多向文化意义创造的特征及其在艺术表现当中的重要性。其表象的意会性使它的价值存在几乎“淹没”在影视剧中。好在它本身的成长和发展是那么自然和营养充足，它有足够的能力对影视剧艺术的发展继续作出令人不可预测的贡献。因为它的美学价值来自文学所蕴涵的人类所具有的全部价值创造的可能性，它借以表述的语言又是借助于人们视与听的两种能力，它又生长在多媒体传播时代，因此，我们可以对它寄予多种期望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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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电视剧的艺术性范文

【关键词】戏剧；表演；特征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046-01

“戏剧”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艺术，具有构成“戏剧”所需的“四要素”，这就是作为戏剧艺术所不能缺少的：演员、剧本、观众、剧场。戏剧是通过视觉和听觉来感染人的能动艺术。“戏剧”内涵这些质的规定性，就是“戏剧”艺术最本质的特征。也正是戏剧这一本质特征，将“戏剧”与“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电影”、“电视剧”等其它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即使它们很相近或十分相似，也不至于相互混淆。

一、戏剧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区别

电影、电视剧与戏剧有很多相似、相近之处，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也是由演员扮演剧中人物，根据剧本中的提示和要求拍摄而成的。观看时也需要有观众、剧场或一定的场所。虽然看似戏剧的“四要素”齐全，但它们仍不是上述严格意义的戏剧。因为戏剧艺术本质特征除有“演员扮演剧中角色”外，还有“在舞台上当众表演”这一质的规定性。“戏剧”艺术要求演员在舞台上面对的是一群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真人观众。演员和观众之间可以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和沟通。而电影或电视剧演员面对的则不是观众，而是冰冷的、没有情感的镜头。演员不可能与镜头进行交流，只能借助放映机、银幕或荧屏等物质媒介，将剧情传递给观众。观众只能被动地接受，而不能与演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交流。这就是“戏剧”必须“在舞台上当众表演”这一本质特征的规定性，将戏剧与电影明显地区分开来的。当然，能够把它们区分开来的还有一些其它方面，诸如在各自的艺术语言上，在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段上也都不尽相同。戏剧主要是通过构设尖锐的矛盾冲突，演示直观的舞台动作，运用独特的人物语言来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艺术语言讲求矛盾冲突的尖锐性、舞台表演的动作性和人物语言的性格化等等。在具体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诸如，依靠“幕”、“功”、“暗转”等来实现时空转换等等。而电影或电视剧依靠的则主要是由镜头和画面为中心构成的“蒙太奇”式的镜头语言，讲求的是镜头上的远、近、中景，大、小特写等景别，镜头的推、拉、摇、移等不同拍摄方法的运用，以及叠印、淡出、画外音、内心独白等等。影视时空转换更为容易，只要将不同时间、地点拍摄的画面，运用蒙太奇的方法组接在一起即可。上述例证说明，戏剧与电影、电视剧等艺术样式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是戏剧相对于电影或电视剧而言，戏剧相对于其它艺术样式亦然，真正能够将戏剧同其它任何艺术形式区分开来的、最根本的就是戏剧的本质特征。正是戏剧的本质特征使戏剧决不会与其他艺术样式相互混淆。

二、戏剧形式的大众化通俗化

众所周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戏剧艺术相对于其它通俗艺术形式，属于高雅艺术。欣赏戏剧艺术，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并需要具备相关的戏剧知识。同时，还需要有较为适宜的空间和环境等。

第8篇：电视剧的艺术性范文

戏曲电视剧是在戏曲与电视这两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艺术品种,尽管有着自己的独立特性,但在更多层面上还是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整合和融合,还是受到戏曲文化和电视文化的双重影响。

(一)戏曲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戏曲艺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表现范围非常广阔,举凡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教、伦理、道德、习俗等各个领域,几乎都是它的艺术再现的对象,有着非常丰富的表现内容。而且,戏曲艺术还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文学、音乐、舞蹈、曲艺等各个艺术门类,都被其融入自身,因此戏曲艺术还具有非常充分的表现形式。这样一种有着强烈的开放性和吸引性的文化形态,是处于经常性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这些特点使得戏曲的社会影响力远大于其他艺术种类,具有更高的艺术地位,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总是能通过自我机制的调整实现艺术的更新,从而找到发展的契机。这种可变性和适应性对于戏曲电视剧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戏曲文化具有全民性,它以不同的方式或方法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审美需要。”[3]戏曲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通俗艺术,是以全社会为欣赏对象、以通俗化为标志的大众艺术,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性。戏曲艺术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戏曲电视剧的艺术基调,即群众性和通俗性,而这也正是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突出特点。除此之外,由于各地区存在方言也即语言差异,不同地区观众的审美需求也必然各有特色,中国戏曲现在仍存留有三百多个剧种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以剧种方式而存在的戏曲文化的多样性,使得戏曲电视剧成为了一种带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电视艺术,也使得它的丰富和多样成为可能。

(二)电视文化的影响

孟繁树先生认为,“所谓电视文化,可以概括为伴随着电视这种新的社会传播媒介而出现的一种现代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其浸润所及,几乎遍布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3](40)电视文化的普及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电视文化具有极其广泛的内容,任何社会文化进入这一传播媒介体系内,都要按照电视运行也即视听的规律和要求来进行加工、改造和创造等电视化处理。而在电视化的过程中,综合性是需要遵循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和途径。在电视艺术领域的各种艺术样式中,都可以看到综合性特点的体现。戏曲电视剧作为电视艺术综合性的表现,其创作也必然要自觉地顺应这种艺术的自身规律。

二、戏曲电视剧追求“中和”之美

“戏曲电视剧是由戏曲与电视剧进行联姻而产生的,既不同于戏曲又有别于电视剧的一种电视艺术的新样式或新品种,它具有独特的审美品格和作为一种新艺术的质的规定性。”[3](28)戏曲电视剧既没有因成为电视艺术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而完全丧失戏曲艺术的审美品格,也没有将戏曲表演的种种艺术模式完全搬上电视荧屏,而是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对于“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这不但是戏曲电视剧的审美价值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标志。

(一)中和戏曲舞台的虚拟性与电视荧屏的真实性

传统戏曲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就是舞台时空的流动性,或说是虚拟性———戏曲舞台的时空特点是假定性大,舞台的时空并不需要借助景物造型来表现,而是依靠演员的表演,通过唱词和适当的动作来交代周围的景物和环境,即所谓景随人走和景在人身上。这种程式化的表演具有写意性,它可以以桨代船、以鞭代马、以演员生景。舞台的变幻,环境的迁转,时间的流变都依靠演员的表演来实现,以唤起观众对时空的联想,产生艺术感受。这是戏曲舞台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应该说,这种表演方式,在舞台风格的总体范畴中是合适的,是能为人们的审美情趣所接受的。观众在观看舞台上的戏曲表演时,心中明确知道这种虚拟化的种种表现特点,演员的演和唱相得益彰,与观众的审美诉求完全一致,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戏曲电视剧的制作需要借助电视手段来实现,需要将舞台表演转化为荧屏再现,往往是选用实景(或是搭景)的,是立体的,有很强的真实感。这样的环境设置与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虚拟、假定性极强的表现形式就出现了矛盾和冲突。这时,如果再完全采用舞台表演的虚拟化的技巧和方式,就显得不合适了。比如,当演员在宽阔的大河前以桨代船,在蜿蜒的山道上以鞭代马,在真实的房屋前假装扣门,或是仅仅走一个“圆场”,就代表地理位置的变化,而身后的背景始终未变,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在审美意识上是不能接受的,只能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滑稽感。受电视剧制作技术手段的影响,戏曲电视剧表现时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为将戏曲舞台上时空的虚拟表演与电视剧表现的实景相统一,戏曲电视剧中的具体表演方式必须做相应的变化,以求通过表现力丰富的电视化手段,结合戏曲的艺术特点,使戏曲电视剧成为富于生命活力的新样式,使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不产生阻隔和障碍,进而达到良好的审美诉求。

(二)中和表演艺术的程式化和电视剧的生活化

王国维曾将戏曲定义为“以歌舞演故事”。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戏曲中,故事性也即情节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戏曲存在的主要方式———以歌舞来表演。中国戏曲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在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中,逐渐确定了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式化的表演方式。“所谓程式化,是说传统戏曲的表演语汇都是经过规范的,而且这种被规范了的表演语汇还具有普遍意义,即是说同一个动作既可以在同一出戏中重复使用,而且也可以在不同演出乃至不同剧种中重复全长,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别的动作问题,而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汇。”[3](62)这种表演方式的程式化和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虚拟化的舞台时空的需要,才产生了程式化的表演方式;也正是由于表演方式的程式化,才使得舞台时空的虚拟化成为可能。戏曲表演的程式可以表达感情、表现景物,甚至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是丰富的戏曲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表演艺术的程式化不仅要求演员对于固定的程式要烂熟于心并能运用自如,如起霸、云手、跪步、圆场、走边、蹉步、抖髯、甩发等,而且对服装、化妆、道具等其他方面也有比较具体的要求。传统戏曲的服装、化妆、道具等也往往是类型化的,如服装上往往要按照人物的身份、年龄和性格的特点进行分类和规范,为符合人物性格、身份,戏曲界有“宁穿破、不穿错”的格言;戏曲的脸谱、髯口,也都是按照人物性格、年龄特征设计的,而且各个剧种还有理解不一的差异;舞台道具的虚拟、假定性都较大,真实感较差。

第9篇：电视剧的艺术性范文

而戏剧和电影之间渗透、混杂的关系正是当前时代艺术发展互为参照、互为文本、互养共生的典型现象。面对这样的发展态势，自足性的个别研究虽然能够在效率上快速进入到艺术规律内部，但是却在研究的深化和丰富性上遭遇障碍，也影响了对单个艺术环节和细节的准确描述，其原因恰在于专项研究在总体方法上的封闭性，忽略或漠视框架外“他者”的辐射力，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认识上的以偏概全。因此，在电影或戏剧的研究中，特别需要一种跨视域的系统研究范式——比较艺术学的建构，从而在艺术的内外部形成有效沟通，进而在戏剧或电影的生成、发展、改造、革新、异同、交流等方面进入到专门性研究所无法涉足的模糊领域。

以影论剧，以剧论影，周安华的戏剧和电影研究之所以在学界成就卓越，独树一帜，正在于他对于戏剧和电影的临界线研究。作为对戏剧和电影两个艺术门类皆有精深研究的学者，戏剧和电影在周安华的比较艺术学视界中互为“他者”，从框架外出发，从“他者”的目光审视、剖析、阐发他所精确概括为“思想之呓”的戏剧和“视觉之梦”的电影在分合聚离中一度失落的审美价值。

一、比较艺术学与视角置换：

从摄影机的“眼睛”望向舞台

作为一个首先建基在文化空间上的本体论学科，比较艺术学出现的理论背景来自于十九世纪后艺术类型的自律化倾向，每一种艺术迫切寻找属于自身具有纯粹性的本质特征，继而在十九世纪中期，实证主义和历史比较法逐渐盛行，带动了比较语言学、比较法学等学科的涌现，一种比喻式的类型渗透研究大为流行，如波桑桂在一次测试中宣称，弦乐器是黑色的，木管乐器为蓝色，而铜管乐器为红色的，直到十九世纪末，在西方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了林林总总的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面对这样分立态势，理论界呼吁着一种综合研究方向，比较艺术学应运而生，其研究范畴即涵盖不同国家、民族的艺术比较，也包括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艺术学科内部的相互对比。

周安华曾这样描述过比较艺术学，“比较艺术学虽注重跨地域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艺术现象间的比较研究，但更强调在音乐、戏剧、舞蹈、美术、电影等广泛的领域选择观察、对话、沟通的机缘，即将自身研究视野伸向‘他者艺术’，在与‘他者艺术”的碰撞中透视、返观自身，以更清晰地捕捉聚变的现象界本体，形成对单一艺术多元考察的广度和深度。”{2}从他对比较艺术学的本质界定上，有几个核心概念需要注意，即跨越、关系、沟通，而最终需要实现的是一种视角的置换，即如他所说：“将自身研究视野伸向‘他者艺术’……透视、返观自身。”这种视角置换的研究思路看似朴素，却是规避了故作高深的理论修饰，因而能客观而精准的描述现象、剖析本质。正如横跨实践与理论的美国比较艺术学学者、音乐家罗伯特·沃特曼提出的直指比较艺术本质的一问：“一个音乐家如何学会去看一个画家看到的东西？同样我也应该问一问，一个画家如何学会去听一个音乐家听到的东西。”{3}如此，两位学者经历了研究思路的偶遇，在周安华那里，沃特曼的问题变成了“从摄影机的‘眼睛’怎样去看戏剧的舞台”？

周安华的这种视角置换的比较艺术研究贯穿了他戏剧和电影研究的始终，在对“五四”前后中国民族戏剧现代性路程的论述中，周安华要解决的问题是从白话旧戏开始，中国戏剧要走向怎样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戏剧是怎样出现的，表现出怎样的样态。借助于艺术比较的视角置换，周安华架设起沟通与反观的框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论点，即促使戏剧现代性转型的核心动力来自于电影在中国的兴起，换句话说，“光荣属于‘他者’”。周安华认为：中国民族戏剧急切追寻现代性的路程中，戏剧家先是师法西方易卜生的写实剧，继而陷入越写实越现代的创作误区。面对这样的态势，西方归来的余上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现代性路径，即“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这本是一次正确的指向却被急切的国家和民族话语所淹没。而民族戏剧在写实就是现代的错误道路上狂奔最终被一个来自于框架之外的“他者”——电影所阻住，“拥有真实影像，记录平凡生活的电影堵住了新兴话剧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幻觉艺术桂冠的通道，迫使中国话剧放弃舶来的呈现优势，放弃写实再现的“新传统”，而走上更具挑战性的写意表现的道路。”{4}

周安华这种视角置换的思路清楚而有力地揭示了中国戏剧最终在象征和表现的框架中实现现代性的秘密。一方面，从现代性的模式或层面进行考察，现代性一直存在着内部冲突，在鲍曼看来，“现代性就是秩序与混乱的辩证法，现代性一面是强调秩序……现代性还有一个领域，充满了歧义，”{5}换言之，现代性的辩证矛盾来自于理性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的戏剧剧本……几乎没有翻译过来，在中国剧坛上看不到这类思想主旨的剧本有什么大影响。”{6}所以，彼时引入的易卜生写实剧可笼统划入理性现代性话语，如周安华所说，是属于社会自觉阶段。但在西方剧坛，已然走过社会自觉而步入个人自觉阶段，其潮流特征表现为“批判理性至上的意义……批判以普遍性、同一性压制个性、差异性的传统思想模式”，{7}其形式强调含混性、象征性的表现，这正是审美现代性的要求。而余上沅的“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正是此种现代性的呼应，所以周安华认为这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自觉的真正源头。”可叹无论是易卜生还是余上沅都没有将中国戏剧带上现代性的大道，原因在于现代性焦虑使得剧作家对易卜生的选择性模仿，而强大的民族与革命话语又匆匆淹没了余上沅的真知灼见。在这样的理论探索中，如果不能灵巧地将视角突破原有框架，必然会造成研究的中断，而正是视角的转换，才能发现框架外的“他者”——电影的扶倾厦之力，即“电影直观、生动，幻觉话的叙事构建着一个梦幻世界……逼迫中国戏剧在变革和掘进中放弃‘再现’的阵地，而在激进的革命表现主义和功利的历史象征主义中迎接新的舞台生机”。{8}

另一方面，通过视角置换把握中国新创戏剧与新生电影的关系，从中观层面沟通体系性的宏观艺术研究与微观性的具体艺术研究，确实能够显示出客观主义和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的研究优势，运用灵活的视角和开放的视野，有效的突破了研究深入的瓶颈，穿插引证，保证了论点的正确性，防止了研究偏误的出现。

从周安华通过新生电影机器、光影的特征剖析话剧现代性转型原因的论述中得知，二者的关系在基本层面其实是虚实之辨。这种艺术本体上的趋向与影响后的转型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逐渐形成一股浪潮，例如利奥塔在阐述强调写实的古典绘画向抽象的先锋美术转型的问题上，同样没有囿于单维的纵深考察，而是寻找到了后工业时代的“他者”——科技支配的摄影，“我们知道工业并不意味着艺术的消亡，而只意味着艺术的变异。‘摄影是什么？’这个问题将摄影研究引入与绘画先锋派的辩证法类似的一种辩证中。”{9}结合周安华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几对对应关系，即古典绘画—写实剧、先锋绘画—现代戏剧、摄影—电影。正如“摄影进入了古典主义意象美学开辟的领域”直接导致了这些画家去“再现那些无法显示的东西的存在”。而这也形成了周安华“他者”电影成为戏剧现代性发生的制动源的有力佐证，更进一步的是，周安华在论述电影对戏剧现代性转型的撬动作用的时候，并没有陷于静止地仅从电影的“现实复原”本性去阐述，而是继续推进，引入了更大范围的比较，对象即为戏剧和电影两端来回行走的创作者，例如郑正秋、欧阳予倩、洪深等等。如果说艺术比较学的关系中介是事实、价值、主题，那么以创作者为中介的比较则拓宽了艺术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而能够更为深入也因此更为有力地去阐述何以能够“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戏剧意象化、符号化、情绪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写意抒情的意蕴也日见丰厚”。{10}

二、视听戏剧与舞台剧电影：互渗互养的影剧艺术

同为视听兼具的叙事展演艺术，戏剧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可谓纷繁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周安华在对二者进行比较之后，阐述了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在相似性方面，“首先，戏剧与电影都按照冲突律来结构剧本；其次，话剧与电影都依赖演员表演；再次，戏剧和电影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果……从审美形式和流程看，都采取了剧场或影院‘展示—观赏’即‘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而在区别性方面，戏剧与电影“在时空上相去甚远，在距离和角度上大相径庭，视听元素的构成不同。”{11}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周安华在中国戏剧与电影的比较研究中建构的路径：即在沟通戏剧与电影相似性的基础上，寻索这二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突破区别性的框架而互渗互养所形成的新样态和亚类型。

如前文所述，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终由电影的“逼迫”而实现，但在戏剧迈向写意的主潮之外，戏剧家有感于科技的力量，电影的巧妙，而展开了另一种戏剧现代化的实践，周安华将这条支流称之为舞台镜像主义。自此，周安华艺术比较的理论构架逐渐为我们铺展开了一幅戏剧百年的演变画卷：从20世纪20年代的舞台镜像呈现，到左翼的视听戏剧，再到新时期的电影戏剧，直到积极开展视听造型实验的1990年代戏剧。

从这幅画卷中，能够清晰地看出不同戏剧样态相似的特质——视听，如果可以再继续进行本质剥离，“视”这种核心要素便凸显出来。而借由科技的机器直观性的呈现运动对象粘合的能指与所指，确实是电影的本质技术，正如周安华所说：“电影全部的思想和逻辑都是在科技创造的感性光影中，在动态且愉悦的视听效能中呈现和表达的，包括象征和隐喻，包括会心和感动。”{12}因此，虽然戏剧演变有着各自不同的时代原因，但是电影感性光影的视听因素已成为戏剧的现代性实践的稳定构成。周安华运用比较的视角，打通了戏剧与电影的区别性框架，分别阐述了20世纪中国戏剧电影化的实践和特点。例如对于20年代戏剧镜像主义，他认为，“在中国新戏剧中，与科学精神相关的直观性，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镜像性。舞台以视觉图像方式编排自己的符码，声（对白和音响）画（布景道具）高调和谐，形成互动互补，而叙事流程则在不断的突转和发现中，以顺滑的人物及场景更替，形成转轴般的视觉观赏效果。”{13}而在左翼戏剧时期，周安华细致的分析了洪深的《赵阎王》、田汉的《获虎之夜》等作品，指出了这些作品中舞台布景、道具、声响、色彩、表演的拟真冲动与视听的建构，进而认为：“戏剧的‘视听化’不惟与现代戏剧理论的演进不矛盾，而且对人类戏剧哲学的发展可谓是推波助澜；同时，戏剧的‘视听化’不惟不减损戏剧固有的魅力，而且在现代戏剧实践中获得大量成功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舞台艺术的历史表现力。”{14}与此同时，周安华仍然指出，这些剧作虽然表现出了强烈的视听意味，但作为一些局部个体的零散化实践仍受限于彼时的意识形态和戏剧思维，降格为一种随意和应景的工具性应用，所以没有能够成为功能性的“新质”。而将视听要素真正视为“观念和情绪本身”，是“情致的‘发射源’”则是新时期探索戏剧乃至1990年代戏剧的革新方向，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戏剧视听化浪潮浩大而深入，周安华将其概括为“电影戏剧”，并且通过戏剧形态和剧场呈现两个层面分析了“电影戏剧”的特征，戏剧形态的实践方面，周安华认为这一时期的戏剧：“首先，是以电影式的可调度时空打破传统戏剧的四堵墙，实现时空的转换、流动和剪辑；其次，广泛运用特写、闪回以及叠化等电影技巧，扩展戏剧的目击感召力。增强故事的阐释力和性格的揭示力；再次增进场景的画面感和视觉刺激力，减‘说’为‘演’，以电影式的高度视觉化的布景、道具特别是广泛的人物行动，构筑现代舞台‘银幕式的亲切感’。”{15}而剧场呈现层面，周安华分析为：“第一，突出影像造型，建构‘电影式隐喻’；第二，通过回忆、幻觉梦境等感觉、情绪的外化，现实化。”{16}

结合周安华对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分析再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戏剧电影化浪潮，如前文所述，这实际上就是戏剧突破传统性格、冲突、语言框架，从“他者”电影的本体特征入手，吸纳电影思维和技术的典型表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有形实体对无形介质的借鉴。对于戏剧来说，将戏剧动作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在镜框式舞台表演是其由来已久的表现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浓缩化的凝聚人生百态，但也不得不面对时空受限的困境。而电影的光影性无形介质则从诞生最初便实现了时空的自由，蒙太奇思维的成熟，镜头对列的使用不仅使故事、观念、情绪轻松地穿越时空，而且产生了新的含义；而无论是有技巧转场还是无技巧转场，都使得叙事时空和心理时空进行无缝顺滑地对接，从而进入哲理时空；光学呈现的运动优势使电影在时空的调度上不但轻巧灵活，而且像远景、特写、升降格镜头的使用更容易实现情绪的模拟和增强。新时期的戏剧电影化正是对电影思维的吸收和电影技术的借用，利用了灯光、歌队、布景等来试图呈现被禁锢已久的题材和心灵。

其次，语言冲突向动作视觉冲突的转向。著名戏剧理论家陈瘦竹曾分析过文学和戏剧的区别，深刻的指出，“文学和戏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任何戏剧都必须由演员在舞台上将生活中的某种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演给观众看，唱给观众听，所以我们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17}由此可知，戏剧对视听的强烈诉求乃是其本质要求，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乃至新世界的戏剧形态革新似乎正是对陈瘦竹先生观点的呼应与强化，通过削弱对话、强调视觉感来描绘情景，展现动作。从这个层面看，还凸显了另一个问题，由于“戏剧是力的表现，其中总包含有形或无形的，外表或内省的斗争。”{18}而这种“无形或内省的斗争”即如利奥塔所说的“呈现无法显示的东西”，他曾感叹道，“我们动用感觉官能和想象官能，用可感知的去表现不可言喻的——即使失败，即使产生痛苦，一种纯粹满足也会从这种张力中油然而生。”{19}而这种并没有被利奥塔说明实现方法的“无形或内省的斗争”的呈现在当代戏剧中进行了细密地实践，周安华通过分析《绝对信号》《WM》《狗儿爷涅槃》等作品的画外音、内心的象征性映现、幻觉的浮面化等手法，揭示了电影对于这种实践的推动作用，“八十年代的探索戏剧几乎全都表现出“自诉”的倾向，心灵具象化、梦境浮面化，而九十年代的戏剧，蓬台被大幅度运用，回忆和幻觉通过倒叙、插叙被缝进剧情（经常是天衣无缝的），如此即形成当代戏剧舞台亦真亦幻、云蒸霞蔚的情景。” {20}

跳出探索戏剧，纵览周安华对二十世纪戏剧的现代化之路的探析，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戏剧革新的演进方向，即戏剧对影像思维和技法认识的不断加深和渐次吸纳。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戏剧追求的镜像性仅仅是将布景、道具、化妆进行一种直观性呈现，是一种影像性最低层面借鉴的话，那么到了左翼戏剧时期，戏剧家展开的更大规模的视听实践，凡是与视听有关的要素获得了更多的重视，而直到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大规模的、自觉化的、系统而功能性的戏剧影像化才真正来到，这个时期的戏剧不仅是学习并灵活使用了电影的一些技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戏剧家已经跳出四堵墙的框架，而在更深影像思维层面展开现代性的实践。

在戏剧和电影的比较论述方面，周安华并非将电影仅视为一个单向输出资源的“他者”，而是从两种艺术的相辅相成、互生互养的关系中，同样发掘了戏剧对电影的影响。在这一层面，他以曹禺戏剧的电影改编为方向，详细阐述了戏剧家曹禺与电影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曹禺戏剧的电影改编情况，进而指出了一种“舞台剧电影”形式的存在，“所谓‘舞台剧电影’，是指材料（故事人物情节）是话剧，而视觉形式、表现方法和时空观念是电影。其范畴成立的前提是，舞台剧在前，电影在后，银幕作品作为后发性的重置性结构而存在，却又受制于前者的前者的基因和血脉，表现出从动作到画面的位移，从场景化（戏剧）到镜头化（电影）的漂浮。”{21}究其本质，“舞台剧电影”就是通过影像化的思维和形式去表达和诠释戏剧作品的故事内容和精神内容。如果伸展这种“舞台剧电影”的外延，探讨戏剧的电影化改造，或者说运用电影的思维和形式突破来戏剧原有的框架，对于中国早期电影来说已经进行过实践，“影戏”的命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从“影戏”到舞台剧电影，便能发现一个本体论的转移或者说另一种艺术的现代性追寻。

如果说上世纪戏剧的现代性探索在电影的“逼迫”下走上写意、象征之路，在这个主流之外，戏剧家也不断地借鉴电影的表现方法充盈自身，那么，电影也在走着相似的道路，即从戏剧走向电影本体的同时也不断的“返回”戏剧，寻求阐释的动力。这里仅举塔尔可夫斯基的晚期电影一例——曹禺与塔尔可夫斯基，两位不同国家，不同艺术领域的大师在舞台剧电影的探索中偶然相遇。举例之前，首先要明确地是，无论是戏剧的电影化还是电影的戏剧化，其框架都可以笼统地归结为艺术虚实的关系，周安华曾这样论述这对关系，“虚与实作为一对审美范畴，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连结，相互依存，彼此制约的。没有虚，实不完满；而没有实，虚又缺少根基，实与虚的艺术运动构成美的丰富性和层次感。”{22}正因如此，视听戏剧和舞台剧电影才显现出独具一格的丰富质感。

在塔尔可夫斯基后期的两部电影《乡愁》和《牺牲》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在意义层面，流亡后的塔尔可夫斯基偏执地走上晦涩表现个人存在意义探究的道路，在形式上，出现了一种“极简化原则”的戏剧化布景设置，即寓实于虚，无论是内景中的桌椅床柜，还是外景中的路树车房，都追求了一种最低程度的形似，从而削弱视觉上的吸引力，“根据这个原则，塔尔可夫斯基影片中的空间设置往往呈现一种戏剧舞台化的倾向，这意味着出现在镜头中的人物都有着严格遵循平衡与对称的美学要求，以及在空空的场景中设置仅发挥其使用或隐喻价值的物件，也就是说，与情节或主题无关的所有有关营造现实真实感的细节都被取消了。”{23}由塔尔可夫斯基的舞台剧电影反观曹禺戏剧的电影化，可以深切地发现戏剧与电影已经成为彼此的发展动力，戏剧的精神内涵、虚设的场景构思都在不断地推进电影在不同路径上的探索，而周安华关于舞台剧电影实景虚设与视听戏剧虚实同映复杂关系与形成原因的分析更是点明了艺术比较研究的广阔空间。

事实上，周安华的比较艺术研究的视角并不限于纵时的时期分析——他还研究了香港戏剧作为“音画戏剧”的展示性特征，{24}分析了小剧场戏剧的“电影质”——甚至可以说这种视角一直贯穿于周安华艺术研究的始终，例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对传统悲剧与当代先锋悲剧形态的比较分析，{25}新世纪初对文学与影视的比较阐述{26}以及电影与电视的审美差异性论述等等。{27}在这些研究中，周安华不仅运用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及阐发研究的比较艺术学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周安华引入了一种综合比较与递进比较的研究范式，在比较对象的框架之外拓展“他者”的范围与类型，从而使得他的戏剧与电影的关系研究显示出了独具美学价值的客观性、开放性以及深入性。

注释：

{1}苏珊·桑塔格：《论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2}周安华：《电影研究的比较艺术学视界》，《艺术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3}罗伯特·沃特曼：《古老的景象 新奇的幻影——比较艺术简介》，《齐鲁艺苑》1991年第1期。

{4}{8}{10}周安华：《光荣属于“他者”——论中国戏剧现代性的生成》，《戏剧艺术》2005年第6期。

{5}周宪：《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6}周安华：《论易卜生与我国创始期话剧的历史联系》，《九江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

{7}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9}{19}让-弗·利奥塔：《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第23页。

{11}周安华：《比较艺术视界：电影与戏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2}周安华：《视觉感动的镜像表现——论电影艺术理论的重构》，《当代电影》2005年第5期。

{13}参见周安华的《科学精神与现代戏剧中的镜像主义思潮》，《南大戏剧论丛》（叁），中华书局2007年版。

{14}周安华：《视听娱乐与当代戏剧的新质滋生》，《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5}{16}{20}周安华：《论当代中国戏剧的电影化倾向》，《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

{17}陈瘦竹：《文学和戏剧》，《陈瘦竹戏剧论集》（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18}陈瘦竹：《戏剧与观众》，《陈瘦竹戏剧论集》（上），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21}参见周安华的《舞台剧电影：一种隐晦的时代症候——曹禺经典剧电影化考察》，《双轮美学：中国戏剧与中国电影互动发展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

{22}周安华：《 深沉悲怆的生命旋律——论中国八十年代悲剧创作》，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23}慈祥：《流亡与回望：中的三处空间》，《影视文化》2010年第3期。

{24}参见周安华的《音画膨化与意味生成：论当代香港戏剧的展示性》，《 戏剧艺术》2006年第6期。

{25}参见周安华的《苦难与反抗的卓然超升——论当代先锋悲剧形态》，《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26}参见周安华的《文学性与影视化书写——论影视批评的两个向度》，《中国电视》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