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需求的性质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自发流动；自主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9-061-06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返乡潮”等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蔡昉（2010）、于学军（2003）、田雪原（2006）、穆光宗（2008）、姚引妹（2010）等认为是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能解释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变化，难以对劳动力流动的结构变化作出有力解释。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异质性作用的表现，在此带动下，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步由自发流动转为自主流动。

一、劳动力异质性及其发展

异质性原本是一个生物化学的概念，遗传异质性是指表现型一致的个体或同种疾病临床表现相同，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基因型。后来，异质性被推广到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空间异质性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企业异质性资源为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的资源，它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来源。劳动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马克思将劳动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这种体力和智力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超过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也注意到由于人的差异而导致的劳动力差异的存在：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抗衡；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工作。我们将这种不同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异称为劳动力的异质性。

劳动力的异质性不仅仅来自于天赋，更多的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培训、经历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认为可以通过基础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斯密将劳动力的异质性看作是投资的结果，并将所有社会成员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作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赚取利润。”能则直接赋予劳动力以资本的属性，他首次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强调劳动力的差异源于劳动者拥有的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仅认为教育可以使劳动与物质资本结合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且主张将这种价值增值归因于“教育”差异导致的劳动力的不同。马歇尔虽然不主张将资本属性赋予人，但他首次将劳动力从实质上划分为普通劳动力和资本型劳动力，在使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更加清晰的同时，关注人作为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特殊性，将“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看作是资本型劳动力的所有者，从而明确了劳动力异质性作为投资产物取得价值增殖的归属。正是由于将劳动力视为投资的结果，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同质性和资本同质性假设，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概念。舒尔茨认为，将“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看作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看作是投资的产物”时，即成为人力资本。至此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主要内容。原来笼而统之的劳动力一方面分化为一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从而使抽象的劳动力异质性通过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区分得以表征。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不是同质的，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有人力资本层次和多寡的区分，劳动力的异质性通过不同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层次、多寡来体现，从而有了一般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区分。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然而，劳动能力是发展变化的。在农业经济时期，劳动力主要是体力，劳动力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智力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内容，智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后，劳动力的异质性就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层次和多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后，在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主要内容的同时，劳动力的外延发生了拓展：在劳动者体外存在又依附于活着劳动者个体而存在的以文化、制度为支撑的信任、规范、关系网络结构等社会资本开始逐步成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利于劳动者知识共享与传播，有利于声誉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带来的成本和损失，有利于信息市场传递中的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有利于集体理性的实现。拥有同等体力、智力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劳动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又一来源。

二、劳动力异质性演变与劳动力流动阶段变迁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使得其表现方式和程度均有不同，劳动力异质性的不同表现推动了劳动力流动阶段的变迁。

1.劳动力同质化与劳动力自发流动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严重短缺，劳动力大量过剩，生产过程表现为大量剩余劳动在激烈竞争中寻求与资本结合的过程，初级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要求较低，导致高层次劳动者被迫从事低级的简单劳动，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竞争中被抹煞，异质的劳动力被“削平”为同质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同质化现象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体现得最为显著。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工业部门急剧扩张，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就业人口进入工业部门。然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释放，且劳动力需求还受工业结构等因素影响。因此，一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状况，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就业竞争加剧，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出现了大学生、研究生与高中生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高层次劳动力不得不从事一般性工作，劳动力的异质性难以体现。另一方面，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技术型劳动力，现代化生产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大大降低，大量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劳动力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劳动力异质性被同质化为技术工人，从事低层次工作，获得相应的薪酬。劳动力同质化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分体现：一是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易于就业，据有关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1年，中国中职生的就业率超过95%，远远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水平；二是高级技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据报道，济南市2013年人才招聘会上，高级技工岗位给到8000元的月工资，仍是一才难求。

劳动力的同质化反映到劳动力流动中，使得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的特征：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是自发的。在劳动力同质化时期，劳动力仅仅作为简单劳动要素寻求与资本结合，劳动力流动仅仅是劳动者为追求更高劳动收入而自发地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二是劳动者追求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由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低，如何提高家庭收入是劳动者追求的唯一目标，亲情、家庭生活、儿女教育等均让位于收入提高，大量劳动者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现象。三是工资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或者唯一因素。由于劳动力被同质化，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是同质的，工资成为劳动者决定务工地和从事行业的唯一因素，哪里的工资水平高就向哪个地区流动，哪个岗位工资水平高就进入哪个行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频繁，跳槽现象频发。四是劳动力流动具有集聚效应。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集聚效应，在我国表现为典型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描述的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的流动就体现出这种自发流动的特点。

2.劳动力异质性与劳动力自主流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升级分化，劳动力需求的层次性越来越明显，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变化，中高层次的劳动力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出来。一方面，有良好教育背景、受过系统教育、有较长工作经历、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即劳动力异质性中的人力资本优势开始显现，这些劳动者不仅工资水平大幅提高，而且薪酬结构发生变化，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拥有者开始获得年薪、股权等。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开始发挥作用，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整合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物质资源，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市场地位，得到了市场资源配置能力。

劳动力异质性的显现直接引发了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在劳动力异质性时期，由于劳动力已经分层，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主流动特征。与自发流动相比，劳动力自主流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力流动呈现主动流动。劳动者运用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动地寻求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实现区域、实现领域，从而使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方式、模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卢卡斯通过对非洲博茨瓦纳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受到更高教育的人更倾向于迁移到城市；赵力涛研究表明，教育促进了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每增加一年教育，进入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相对于仍然从事农业的机会就增加18.8%；卜长莉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社会关系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外出流动主要依靠亲缘、地缘等关系纽带。第二，非经济因素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者对出生地的眷恋、对家庭因素的考虑、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选择、对社会认同和满意度的反应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等非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会由于以上某一因素而做出其流动决策，经济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杨荣海研究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流动有着正相关关系。第三，劳动者效用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异质性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收入不再是决定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因素，幸福感的最大化成为劳动者的追求目标。2013年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67.9分，其中社会参与幸福感52.9分，较2011年下降近5分，社会地位幸福感51.5分，较2011年下降4分左右，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因缺少社会交往和社会地位较低而感到失望。第四，劳动力自主流动不再具有集聚效应。劳动者不再被动寻求资本，而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意志，主动与各类资本相结合，选择适合的区域、部门、行业作为流动方向。由于劳动力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的劳动力会有不同的决策依据，因此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分散性，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走向均衡。斯卡利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异质性使得尽管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持续扩大，但从低工资地区迁出的劳动力几乎可与迁入的劳动力相抵消。

3.劳动力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换的条件

无论在自发流动阶段还是在自主流动阶段，劳动力的异质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由自发流动转变为自主流动，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了劳动力异质性显现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劳动力有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大量剩余劳动的存在，使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特征。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剩余劳动力规模降低，劳动由被动转为主动，工资开始上升，允许劳动者表达个人意愿的环境逐渐形成，劳动者才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自主流动的基础条件。第二，劳动力需求升级。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断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创新过程”。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复杂劳动的需求随着产业升级会不断上升，而简单劳动会逐渐退出核心区域和核心产业，原来对劳动力的同质化需求被打破，由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主逐渐过渡为技术型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型脑力劳动者为主，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从而具备了劳动力自主流动的社会条件。第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力的异质性才能够体现出来，劳动者在流动中才能够拥有主导和控制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主观能动性和意愿。第四，劳动者效用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决定因素，劳动者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收入最大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态极大改善，劳动者追求的是幸福感的提升而不再仅是收入的增加，效用的影响因素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且非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效用的重要因素。此时，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劳动者的个体意志而非集体意愿，劳动者的异质性不断得到彰显，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自主性不断增强。

三、自主流动：我国劳动力流动新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在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时期，由于劳动力需求的有限，劳动力的异质性被抹煞，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发流动特征，民工潮时常引发经济社会波动。当前，劳动力流动呈现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力自主流动阶段。

第一，从2003年季节性“民工荒”现象到当前常态化的用工荒，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无限已成不争的事实，我国劳动力自主性流动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从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04～2011年间呈下降趋势，据蔡昉等人研究测算，期间每年以13.6%的速度减少。根据联合国2009年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我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30年达到最大，预计为14.62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就达到最大值。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这种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形势，即表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已经对这些变化的到来作出回应，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是极具特征的反映。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最近每年增长15%到20%，自2000年以来的12年中，我国制造业实际工资已经增长至原来的4倍。

第二，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升级，根据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从事R&D的人员总量与GDP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国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3500美元的目标，教育规模增长速度亦应与GDP增长相适应；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分层：东部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技术型、知识型劳动的吸引力和需求会逐渐增强，简单体力劳动者流向东部地区的趋势会逐渐减弱；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将吸收大量中低层劳动力。产业布局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化使得不同层次劳动者主动选择的权利和范围扩大，劳动力的异质性作用凸显，农民工大量“东南飞”的传统流动模式正在消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技术知识型劳动力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且聚集于经济发达区域和高端产业，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

第三，劳动者素质大幅提高，劳动力自主流动的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发展，劳动者的资本积累水平已经显著提升。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同时，在农村拥有土地、住宅等生产要素作为其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劳动者对土地等物质资本的权利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流动过程社会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劳动力也在就业地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并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劳动者的社会资本日益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积累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加大的教育投资使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职业与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积累的人力资本越来越丰富。据最新公布的全口径人才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比2008年增加780万人，已达1.2亿人。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明显，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3.6人年，高技能劳动力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5.6%，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2.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劳动者已经从简单劳动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转变为携带更多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提供者，劳动者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力和推动力。

第四，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已由经济（物质）因素转变为非经济（精神）因素。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达到6977元，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在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由2011年的3。13：1缩减为3.1：1。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且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使得劳动力在空间流动过程中满足生存性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适应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不断产生，包括劳动力对流入地工作生活的满意度、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对自我经济社会地位的判断以及自我的社会认同程度等。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体，其受社会记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生存观，更加浓厚的自我意识，使得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济因素作用日渐弱化。劳动者对多元效用的追求，使得影响最终决策的因素多元化，仅用工资差距难以解释的现实表现为失业与民工荒并存、返乡潮、就近就业、用工短期化、“农民荒”等现象。

四、推动我国劳动力由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劳动力异质性的凸显推动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标志着传统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改变。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更好地迎接劳动力自主流动，是未来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合理布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劳动力异质性，提升流动能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步伐，大力推行订单培养等方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质量。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等向人的全面发展投资。

第二，加快体制改革，为劳动力自主流动提供要素支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出台征地制度改革方案，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为劳动力流动提供物质资本。加快改革户籍、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构建劳动力自主流动的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快推动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定居。

第2篇：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劳动力供给;偏差分析

随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的变动，我国出现了结构性失业。当前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甚至超过了总量性失业，成为我国失业问题之首。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完善就业结构，把就业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战略高度，促进就业成为了我国当前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针对结构性失业，笔者尝试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进行研究，并借此寻求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理论依据，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结构性失业的成因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理论原因，在于劳动者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障碍。首先假定存在一个由A、B两市场组成的经济体系，两个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恒定，且初始状态都是充分就业，均衡工资是W0，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A、B两市场劳动力供求处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用图1表示如下(其中，SI指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DI指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I=A、B)。

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不同市场的劳动力供求稳定状态受到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A、B两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势必也会发生改变。改变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需求共同增加，二是需求共同收缩，三是两个市场劳动力需求异动[1]。在劳动力供给恒定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增加或共同减少导致的都是极端结果，或者是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或者是永久性失业的存在(也许会在政府强制力作用下导致整体工资水平下降)，因此，这两种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很少见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转型期，经常是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和收缩在不同情况下共存。因此，根据我国国情，重点分析第三种情况。

假定A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DA曲线移至DA’，工资由W0上升到WA，A市场的就业量保持不变;B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DB曲线移至DB’，理论上工资下降至WB，但是由于工资率是缺乏弹性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因此工资继续保持W0水平，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S0-S1)人失业。

如果两个市场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则B市场中将会有一部分富余人员流向A市场，使得A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至SA’。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这种流动将会缓解B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和A市场工资上涨的压力，最终使得两市场劳动力供求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均衡工资水平为W1。如果两个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则结果是:(1)A市场将会因劳动力短缺而使工资率远高于均衡水平;(2)B市场由于劳动力需求降低和工资刚性的作用导致劳动者失业。事先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恒定的，因此这种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将上述A、B两市场扩展到多个市场，分析过程类似。

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外在表现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差异，结构性失业越严重，工资水平差异越大。

二、劳动力供给结构偏差分析

在图1的模型中，A、B两市场也可看成是一个经济运行体中的两个不同的区域、产业部门或行业等，以同样的分析方法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时，探求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现实原因，在于不同地区、产业部门或行业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造成劳动力不能迅速从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的因素有:(1)求职者所拥有的技能与可能得到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不匹配;(2)求职者与工作空缺地点存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匹配;[2](3)国家在行业之间设定了进出壁垒;(4)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能有效传递劳动力供求信息。

上述四种情况在我国都曾经存在或者依然存在着。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低技能素质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交通运输的落后和信息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劳动力流动存在极大的盲目性，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行业间的进出壁垒。但是我国现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信息网络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地理位置、行业进出障碍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步削弱，技能素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成为了当前劳动者难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的主要原因。

技能素质的极大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典型的是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提出了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型，即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中的劳动者供给由高技能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工资高、工作条件优越、工作稳定、员工有接受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二级市场中的劳动者由大量的非熟练工人、低技能、低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基本上是充分甚至是饱和的，工资较低，几乎没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若一级市场存在职位空缺，二级市场上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由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限制，两市场不能进行相互补充，劳动力的供给在不同市场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错位。大量的被二级市场排挤下来的劳动者面对一级市场中的岗位需求，只能是“望而兴叹”!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工资最高的行业都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俗称IT业。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到来，IT业成为了人才就业的热门行业。再看IT业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晋升和培训机会，无一不表明IT业属于典型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A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扩张型行业。根据世界工程师大会报告，中国软件人才缺口较大。美国占全球软件产业份额39.8%，日本占10.6%，中国占3.55%。美国拥有软件人才240万，日本140万，而我国通过科研院所培养的人才仅30万，尚缺25万[3]。连续多年属于工资最低的行业——农、林、牧、渔业，依据工资、工作环境以及员工素质来考察，其属于典型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B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从农、林、牧、渔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都是重体力、轻脑力的蓝领工人，无法满足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对员工技能素质方面的要求。“技能人才荒”成为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具体体现。据统计，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远低于我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同时，技能人才的匮乏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其劳动者基本上无须具备专业技能，在产出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劳动力比重却居高不下，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技能水平低下，无法顺利的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差异决定着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力市场的层次，甚至会影响劳动者受雇佣的产业部门。低技能的劳动者一般从事于二级市场，如临时工、季节性工人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工资低、待遇差、晋升机会少、易于进入、经常面临失业危险。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可能性很小，在较低的工资水平和非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预期收入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了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说，在二级市场上，某些劳动者从事着工资较低的工作，预期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从而减少投资，形成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

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图2。这种“怪圈”导致大量过剩的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和需要高素质员工的岗位空缺并存，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加剧，甚至会进一步拉大不同行业部门间的工资水平，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凸显

判定一个经济体系中是否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程度，可以有多种方法。第一，考察不同地区，若一个地区的职位空缺集中，另一个地区失业集中则为结构性失业。第二，看失业持续时间的统计情况，经历长时间失业人数的比例上升意味着结构性失业越来越严重[4]。第三，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通过工资率水平差异来判定结构性失业，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越大，结构性失业越严重。

首先，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城市，岗位供给率相对较高，经济的发展促使这些城市形成了对高技能素质人才的需求。但是劳动力过剩的市场又无法形成供给，导致了区域间结构性失业严重。其次，结构性失业一般表现为失业时间较长，也可以根据失业时间来判定结构性失业程度。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一些发达城市，长期失业者所占比例较高。这表明结构性失业在我国已十分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逐年上升，但是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也在增大，行业工资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大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另外，细看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所处的具体行业，最低工资所处行业无一例外都是农、林、牧、渔业，最高工资所处行业都是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有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这些行业就业容量是很大的，而我国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数，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可以推断，这些行业就业量小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

众所周知，农、林、牧、渔业在中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产业，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水平要求不高，而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恰恰是一些劳动力需求扩张性产业，迫切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技能型工人。不同产业间劳动力供求错位，大量低素质的非技术工人被抛入结构性失业大军中，同时也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差距。

从以上三种判定角度得出，我国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结构性失业将日益凸显和加剧。

四、解决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供给不对称，与需求相错位，形成了劳动者在区域间、行业间流动的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因此，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实现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岗位需求相对接，是解决结构性失业中劳动力供给偏差的关键点。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技能素质低下成为制约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间流动的最大障碍，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主要途径。关注教育，首先应增加教育投入，延长劳动者受教育时间，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从整体上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这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着双重意义，一是直接减少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缓解因经济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的压力[5]。其次，学校教育应与市场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系。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学生毕业后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培训体系建设

职业技能培训也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可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首先应实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培训目的开展培训工作。从目前社会职业竞争压力来看，职业培训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一些欠发达地区，或低技能素质人员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等，主要解决他们的就业上岗资格问题，称为“生计型”培训;第二类是帮助已就业人员解决知识更新，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称为“发展型”培训;第三类是针对高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其提供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资本型”培训。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三类培训都应该得到长足的发展。面对我国庞大的低技能素质劳动力大军，“生计型”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应加强职业培训的立法工作。目前职业培训市场中，存在大量的非法培训机构、非法资格认证等情况，关键在于培训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低廉的违法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利润。因此，要完善我国的职业培训工作，需要一部统一且权威的中央政府立法，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培训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鼓励非正规就业，搭建就业转移平台

双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将就业划分为两个方面: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对应于二级市场，是吸收低技能劳动力、经济结构转型中产生的结构性失业者的重要渠道。但是现实中，非正规就业总是和低报酬、低保障联系在一起。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在工资报酬、劳动条件上都存在有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减少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接受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降低了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因此，政府应积极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通过立法缩小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差距，尤其是消除社会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歧视，为劳动者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低素质向高素质的转变提供一个平台，使非正规就业成为人们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积累，向正规就业转移的一个“桥梁”。

(四)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

不同行业间或区域间的流动障碍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制度上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逐步削弱，但就目前的影响来看，仍不容忽视。因此，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仍是一个关注点。

信息网络建设一方面基于电子信息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建立劳动者信息资源库，从整体上把握劳动力的流动和供求情况。可借鉴的是江西省德安县的做法，该县建立了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同时每个乡镇建立了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库和培训机构管理信息库，实现了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培训的全接轨。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职业介绍所等中介的力量，建立完善的职业介绍体系，充分发挥他们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中的信息传递作用。加强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首先应逐步消除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区域间流动障碍，如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在制度保证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尤其是不发达城市、边远地区的交通业，为劳动者的流动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同时，为了鼓励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和流动，政府还应在政策和财政上给予鼓励和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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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坎贝尔R麦克南.当代劳动经济学(第六版)[M].刘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3]包叟.中国IT业软件人才缺口巨大专业人才尚缺25万[EB/OL].[2007-08-02].ce.cn/cysc/tech/07ityj/guonei/200708/02/t20070802_12403571.shtml.

第3篇：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关键词 农村转移劳动力；新型城镇化；职业技能培训；培训需求；就业质量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34-0052-05

新型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进程中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而农村转移劳动力也成为当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而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就业质量才能保障外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推动外出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1]。但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缺乏就业技能，就业能力较弱[2]，这也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2009-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当前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偏低，就业质量有待提升。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基本认同职业技能培训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罗仁福等也指出教育不仅决定农村劳动力能否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且也会决定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3]。因此，把握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一）数据来源

2015年7月至11月期间，课题组在江苏苏州、无a、常州、镇江等地区的职业培训中心、工会、妇联、定点培训机构等组织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班上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集体施测的方法，由课题组成员专人负责，问卷完成后集体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729份，回收率为91.12%，其中有效问卷625份，有效回收率为85.87%。调查问卷采用自编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调查问卷”，问卷第一部分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行业等个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就业质量现状、职业技能培训现状、职业技能需求等方面的内容，包括单选题和多选题两种题型，多选题为限选两项。

（二）样本分析

在被调查的625名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学员中，婚姻状况：未婚39人（6.24%），已婚564人（90.24%），离异22人（3.52%）；年龄状况：最小年龄为21岁，最大年龄为52岁，平均年龄36.66岁；受教育程度及行业分布，见表1。

二、实证结果分析

鉴于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现状、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及其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一）职业技能培训现状及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在所调查的625名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学员中，有211人（33.76%）表示曾经参加过类似的职业技能培训，为了更好地了解职业技能培训状况，对这211人的职业技能培训经历做了进一步分析：从培训组织方来看，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培训占23.70%（50人次），企业组织的培训占51.18%（108人次），职业院校组织的培训占56.87%（120人次）。从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来看，211人次（100%）表示培训内容为上岗技能培训，108人次（51.18%）表示是在岗技能提升培训，70人次（33.17%）表示是生产安全、法律等引导性培训。从培训费用来看，由学员承担部分培训费用的占到37.91% （80人次），由政府出资的占到7.58%（16人次），公益组织出资占到23.22%（49人次），工作单位出资占到38.39%（81人次）。从培训效果来看，有158人（74.88%）认为培训有效果，而有53人（25.12%）认为培训没有太大帮助。从培训满意度来看，14人（6.64%）表示对培训不满意，有83人（39.33%）表示一般，有114人（54.03%）表示对培训满意。总体而言，职业技能培训的效果良好，得到了学员的广泛认可，但政府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经费和资源投入不足，还有待加强，行业协会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

另外，所调查的625名培训学员中，有240人（38.34%）表示自己有“一技之长”。其中，有140人（58.30%）表示自己的职业技能是通过培训获得，100人（41.70%）表示是通过自学或者在工作中向有经验者学习获得。被调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有219人表示有劳动部门所颁发的职业技能证书，占所有被调查者的34.98%。

工资收入、就业满意度、劳动保障和工作稳定性是用来衡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水平的主要指标[4]，在就业质量的工资收入方面，68.8%的人表示年薪在3万元以下，有26.8%的人年薪在3～5万间，有4.4 %的人表示年薪在5万元以上；工作稳定性方面，23.6%人认为自己的工作不稳定，有48.4%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稳定性一般，有28%人认为自己的工作稳定；在就业满意度方面，有24.1%人对自己当前的就业不满意，有60.1%的就业满意度一般，有15.8%人对自己当前的就业表示满意；在劳动保障方面，有3.1%的人表示没有保险，有39.8%的人表示有三险，而有三种以上社会保险的人占到57.1%。总体来说，农村转移劳动力目前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就业质量整体水平偏低，见图1。

为了揭示职业技能培训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卡方检验进一步考察职业技能证书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有职业技能证书的人在就业质量的工资收入、就业稳定性、就业满意度以及劳动保障等维度都显著优于没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统计结果见表2。

（二）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分析

只有把握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才能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所调查的625名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学员中，有539人（86.24%）有职业培训的需求，表示愿意参加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有86人（13.76%）则表示并非自愿参加该类培训。在影响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因素中，有302人（48.32%）表示培训费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有51人（8.16%）表示培训效果是影响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因素，而另外有157人（25.12%）表示培训时间和培训地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培训地点选择上，有324人（51.84%）表示应选择在就业城市实施职业技能培训，有245人（39.2%）表示培训地点可以选择在邻近乡镇。在培训时间上，有289人（46.24%）表示能够接受的培训时间是10天以内，有144 人（23.04%）表示能够接受的培训时间是20天以内，有 89人（14.24%）表示能够接受的培训时间是1个月，只有48人（7.68%）表示能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在培训机构是否应该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上，有506人表示希望培训机构能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在培训方式上，有 450人次（72%）偏向于面对面的讲授，有392人次（62.72%）偏向于现场实习，有101人次（16.16%）希望可以采用网络、多媒体等方式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在培训费用方面，有391人（62.56%）愿意自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培训如果需要自费，有576人（92.16%）表示可以接受的培训费用为 1000元以内， 40人（6.4%）表示可以接受的培训费用为 1000元以上，只有9人（1.44%）表示可以接受2000元以上的培训费用。

（三）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关于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国内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黄德林等调查发现，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工资水平、耕地数量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5]；吴兆明等的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家庭纯收入、工种职位、培训成本、培训对预期收入的影响、城镇化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素养要求等六个因素对其职业能力培训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6]。本研究所调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有539人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而另外86人为非自愿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本研究除了家庭特征、个体人口学特征和职业技能培训情况等因素外，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的高低以及当前就业质量的好坏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培训意愿和需求。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需求为“自愿”和“非自愿”的二分变量，因此可以通过建立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一步考察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口学变量、职业技能状况以及工作稳定性、工资收入、就业满意度、劳动保障等就业质量因素对于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影响，Logistic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Pi=F（α+∑nj=1βiXij） （1）

在式（1）中，Pi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概率，α为常数项，Xij为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i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第j个影响因素，n表示影响因素的数量，βi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通常将事件发生的概率与未发生的概率比值P/（1-P）称为odds比值，此处odds表示为“有培训需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概率与“无培训需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概率之比。通过对odds取对数进行Logit变换，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Logit（P）=ln（）=α+β1X1+β2X2+β3X3+…+βiXi=α+ ∑βiXi （2）

在式（2）中，P为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概率，1-P为无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概率，X1，X2，X3，…，Xi为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在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前，先对各自变量进行了共线性检验（Colinearity Test），结果显示各影响因素之间共线性问题不显著，说明可以进行后续检验，所建立的logistic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统计结果见表3。

统计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质量中的工作稳定性、劳动保障维度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工作稳定性、劳动保障、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具体表现为女性和低学历者更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劳动保障和工作稳定性欠佳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对于职业技能培训有着更为强烈的意愿和需求。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总体而言，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效果良好、满意度较高，但是政府在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经费和资源投入上明显不足，行业协会以及社会性培训机构的参与度不高，仍需积极引导；除职业技能培训外，自学以及向有经验者学习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提升职业技能水平的有效路径；另外，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水平总体偏低，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

在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方面，培训费用是培训学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所关注的首要问题，绝大部分学员还是愿意接受1000元以内的自费培训；在培训时间和地点选择上，培训学员更倾向于就近接受20天以内的中短期培训；除传统的培训方式外，网络、多媒体教学也逐渐被一部分学员所接受；最后，希望培训机构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是绝大部分培训学员的重要诉求。

职业技能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质量，而就业质量，尤其是就业稳定性和劳动保障性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及需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除此之外，性e和受教育程度也对个体的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有重要的影响。

Study on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Demand and Employment Quality Enhanc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Liu Xuan， Wu Zhaoming

Abstract 625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different part of the country were surveyed by self-made questionnaire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vocational training， employment quality and their vocational training nee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ose who possess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or not； gender， education level， employment stability and labor security are the main predictive factors for vocational training nee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rvey， some suggestions are finally put forward， such as establishing diversified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led by government， building vocational training model satisfying multiple training needs， developing the function of employment service， and improving employment quality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第4篇：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关键词】现代农业 新型农业劳动力 农业零工劳动 农业收益 技术进步

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经营方式正由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方式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经营方式转变，这也是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农业经营方式的这种巨大转变必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方面的变化，现有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情况也越来越不能满足这种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

一、农业现代化及其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一）两种类型的农业劳动力

在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时不妨以经营种植业的家庭农场作为研究对象。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要求其经营者必须具有一定知识、懂得现代技术、同时要善于经营管理，这对于家庭农场的经营好坏至关重要。其次，要分析家庭农场在经营活动中对短期雇佣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在分析中，暂且把家庭农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从事粮食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二是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笔者在对安徽省宿州市的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这两种家庭农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中，现代大型农业机械能够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极大地解放了人力。家庭农场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仅需在作物收获和销售时短暂雇佣少量劳动力。与之不同的是无论是蔬菜、瓜果还是花卉种植，在其栽种、管理、收获的整个过程中均需要大量人力，经营经济作物的家庭农场就必须雇佣大量劳动力。

（二）对农业雇工劳动的需求特点

种植经济作物对农业雇工的需求虽然较多但极不稳定[7]，总结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对雇工需求的临时性。二是农业雇工多为当地村民，且以50岁上下的留守妇女为多，男性劳力很少。三是农业雇工劳动强度相对较大且工资较低。相对于外出务工或其他工作，农业雇工无论是在劳动强度还是工资水平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二、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的向城市转移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就业。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继续提高，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业劳动力还会继续减少。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具有高度筛选性的转移过程，外出务工或者经商的都是一些相对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3]。我国农业劳动力所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特点，且文化水平低普遍较低，年轻农业劳动力甚少，且年轻一代大都不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二）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业劳动力质量的下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具有高度筛选性的转移过程，转移的结果便是大多数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留守农村的多是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且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力，农村留守劳动力质量下降严重[3]。这样低质量的农业劳动力是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农业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需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农业后继者缺乏。农村的年青一代大多没有再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不仅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劳动力，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农业零工劳动。组成这种农业零工劳动的主要是较年长（50～60岁）的女性农业劳动为主，倘若再过几年，这一批农业劳动力均已老去无法再继续从事农业劳动，农业中所需的零工劳动又将从哪里来寻找？

三、改善农业劳动力供给，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引导农地流转集中，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在我国，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生产要素由于过多的人口被极大的分散了，农业的比较收益低相当一部分原因农户经营土地面积过小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使农业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就业领域是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的最根本途径。

（二）农业技术进步

劳动节约型技术为农业的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加之土地单产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也才能成为更有吸引力的产业农业，农业工资以及农业经营收益才能得到快速提高。此外，技术进步实现的对人力劳动的替代，将会减小农业零工劳动的需求。

（三）建立起更为广泛的劳动力流动机制

这种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农村不同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第二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除以上所讲的几点外：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对改善农业劳动力供给也是相当重要的。

四、结语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关键的还是要有足够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业劳动力和足够的农业零工劳动。我国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劳动力非均质转移之后农业劳动力出现了数量减少、结构劣化、后继乏人的严重问题，对我国农业安全造成了威胁。实施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于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经营尤其关键，此外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对于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也十分重要，农业是弱质产业但更是基础产业，在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时也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总之，保障农业劳动力供给对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非常关键，但涉及范围之广、之复杂还需更为细致的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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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论文摘要: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才的劳动价值日益凸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劳动价值呈现指数增长的规律。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才有着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心理需求特征，因此，建立体现人才劳动价值的激动制度，对于持续激发人才的创造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人才的劳动价值日益凸显。运用“科学人才观”，正确认识当代人才的劳动价值，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这对于持续激发人才的创造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人才劳动价值呈现指数增长的规律

    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尤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为突出。江泽民同志曾作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人才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项战略性资源，人才的高效率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贡献日益突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劳动正在由以简单的体力劳动为主转化为以复杂的脑力劳动为主，复杂劳动在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简单劳动则越来越处于一般的从属地位。各类人才以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技能在其所属的领域内进行高效率的劳动，比一般的简单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马克思说:“如果生产各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会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实不然，生产一个商品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越高，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多;劳动的生产力越低，在同一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少。”人才和非人才分别进行的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也就在此。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才以高智力、高知识和高技术构成了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其创造性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更是非人才劳动所无可比拟的。我国有关专家把人的能力分成体能、技能、智能三种，体能以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代表，技能以技术工人为代表，智能以高智力劳动的科学家、工程师为代表，三种不同能力的人对社会的贡献即社会获得的收益比例为1:10: 100。由此可非常清晰的证明人才所从事的复杂劳动对社会财富的突出贡献。马克思这样描述复杂劳动对社会价值创造的作用:“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多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在知识经济中更是如此，在现代的企业中往往是20%的人才创造了企业的80%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二八”定理。

    有关专家研究结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一位熟练工人的生产效率是普通工人的1.5-1.6倍，当时的生产力公式表示为:生产力二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到来，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渗透到生产过程中，高科技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一般劳动创造的价值相比，日益增大，王通讯研究员将生产力公式总结为:在工业经济初期，生产力二劳动者十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在工业社会兴盛时期，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举琳。这一生产力公式的演变，揭示了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的劳动价值出现了几何级增长的规律。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才的需求心理特征

    随着人才劳动价值的凸显，人才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伴随知识经济而来的是知识大爆炸、信息扩散的渠道骤然增加和新思想、新技术的不断出现，这必然使得人才的知识更新周期迅速缩短，而人才为了保持自身与时展的同步性，必须投人更大的成本进行知识的更新。与此同时，人才更加关心自己的创造价值被社会承认并得到回报，尤其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才，许多人更关注自己的创造价值得到物质上的回报，而并非如有些学者在诊释马斯洛五层次需求说中所言，人才对第一层次的需要淡化。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1.生理上的需要，这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要求。2.安全上的需要，这是人类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失业和丧失财产威胁、避免职业病的侵袭、接受严酷的监督等方面的需要。3.感情上的需要。4.尊重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在马斯洛看来，人的需求是逐步递进的，“自我实现”之需要并非人人都追求的，这揭示了人的需求发展的一般特点。但是需要深人讨论的是，人才在追求最高需要时，是否意味着物质需要并不强烈?笔者认为，人才也是人，其需要是多重的，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人民生活尚处于温饱阶段，基本的需求还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人才在追求“自我实现”的同时，也强烈希望改善物质生活，不少人才甚至还面临着生存问题。此外，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一定的偏移，功利性的趋势日益增强，拜金主义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造成人才的劳动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人才的内在价值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面对这种状况，许多人才在追求自我实现的同时，强烈要求分配制度充分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以改善物质生活待遇，体现自身劳动价值。这可以说是我国当代人才心理需求的一个共性特征。

    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客观分析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状，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人才心理需求的前提，也是制定科学的人才激励机制的基础。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激励机制的创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针对各类人才的特点，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鼓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这为我们正确制定人才激励政策指明了方向。我国目前不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处于初级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因此在人才激励机制方面更应该着眼于这一大前提，构建切实可行且有效的激励机制。

    根据我国现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各类人才以其劳动效率之高，创造社会财富的贡献之大，理应得到与之相符的物质财富分配。但在实际分配过程中，由于我国多年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仍然存在着“一刀切”的平均主义倾向，使人才的劳动价值被这种分配形式掩盖了。在这样的分配中，人才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物质回报，人才劳动的价值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人才工作积极性受挫，从而使一些人才产生职业倦怠，缺乏成就感。因此，要有效激励人才的创造积极性，必须转变分配观念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1.正确认识人才劳动价值和心理需求。必须深刻认识当今人才进行的复杂劳动已不仅仅是简单劳动的叠加，人才劳动所包含的创造性、高技术性是一般简单劳动根本不具有的。因此，人才的劳动及其创造的价值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尽管人才具有高智能、高觉悟特点，但人才也是自然人，其需求也是多元的，尤其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才，他们不仅有着强烈的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而且也有着迫切希望改善物质生活的需求。因此，制定人才激励政策，首先必须从思想上深刻认识人才的劳动价值，认识当今人才的需求的特征。必要的物质激励不仅有助于优化人才的生存环境，并且对满足人才进行不断自我更新需要的投资，可以提供再投资的保障。

第6篇：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关键词]系统论；生产力要素；劳动产品；科学发展观

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需从生产力要素这个角度来探讨

2004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阐述如何正确理解和对待经济发展的问题时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需要数量的增长，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数量的增长。”“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要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了题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时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要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多年来，我们发展生产力往往只从增加生产投入这一方面人手，而比较忽视生产的产出情况。只顾投入不问产出或者只看产值不顾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倾向，至今难以彻底消除。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思想上来说，这与对生产力要素的片面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把生产力的要素等同于生产的要素，把发展生产力简单地等同于加大生产要素的投入。要纠正这一错误观念，全面正确地理解和对待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把生产力的要素和生产的要素区别开来，搞清楚生产力究竟有哪些要素构成。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本文拟从生产力的要素的角度进行探讨。为此，我们先用现代系统论关于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和系统与环境的理论，来对生产力要素进行探讨。

二、系统论向我们揭示了劳动产品也是生产力的要素

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的形式而存在。整体性原则是系统的最显著的特征，系统的结构决定它的功能，系统论从系统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向我们揭示了事物的联系和发展。

生产力和任何事物一样也是一个由诸要素组成的系统。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获得物质资料使之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从生产力这个整体来看，生产力系统包括“改造自然”和“获得物质资料适应社会需要”这两个部分内容，与之相应构成生产力的要素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改造自然”的投入要素，它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管理等，即生产的要素；二是“获得的物质资料适应社会需要”的劳动产品，它解决了人和自然的矛盾，因此，劳动产品也是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我们称之为产出要素。在生产力系统中“投人要素”决定“产出要素”的状况；“产出要素”即获得的物质资料，能否适应社会的需要或在多大程度上适应社会的需要，反过来又影响制约着“投入要素”的投人。生产力系统就是在“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及其相关性中产生的整体。因此，从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来看，生产力是由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组成的一个系统。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缺一不可，所以说，劳动产品也是生产力的要素。

再从结构和功能来看，生产力的结构决定生产力的功能，生产力的功能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能够直接解决这一矛盾、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不是生产力的投人要素，而是生产力的产出要素，是人类改造自然所获得的物质资料——劳动产品，是它满足了人们吃、喝、穿、住的需要，解决了人和自然的矛盾。生产力的产出要素满足了人们不同的需要，从而实现了生产力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功能。从生产力的结构和功能来考察，既然生产力的功能是通过它的产出要素——劳动产品来实现的，那么生产力要素的结构中就不能不包括劳动产品。

系统论不仅要求我们用整体性、用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来认识事物，而且要求我们从系统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事物。生产力系统和它的周围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也是通过劳动产品这一要素来实现的，比如生产的信息产品引起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信息产品的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生产的塑料袋带来自然环境的污染，自然环境被污染后要求生产无公害塑料袋。从系统对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来看，也不能把劳动产品排除在生产力系统之外的。

根据系统论的理论，从系统和要素、结构和功能以及系统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等方面来考察，充分说明了劳动产品是生产力的要素。

多年来我国的理论界和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把生产力的要素仅仅规定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和管理等，把生产力的要素和生产力的投入要素完全等同起来，看不到劳动产品也是生产力的要素。在阐述生产力有哪些要素构成时，教科书引用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来进行论证，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而不是“生产力”的要素，因而把劳动过程的要素和生产力的要素混淆起来，用劳动过程的要素代替生产力的要素，从而把劳动产品排斥在生产力的要素之外。这是不妥的，这不是马克思的思想。

三、劳动产品是生产力要素的观点。既符合马克思和邓小平的生产力思想，也符合经济建设实践的要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在马克思看来，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效率是一致的，都能缩短生产一种有用物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单位时间获得的有用劳动产品的数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显然，如果把劳动产品排除在生产力要素之外就无法规定生产力的概念，无法测量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这里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是把劳动产品包含在生产力的要素里面。

再从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来看，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不发达的生产力，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中心任务”，并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和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生产力要素中不包括劳动产品(物质财富)，国力如何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那么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什么?还有什么意义?

总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充分说明了劳动产品是生产力的要素。因此，发展生产力，就不仅要考虑生产力的投入要素，而且要考虑生产力的产出要素的状况，这样才是真正地发展生产力。否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极其有害的，只能导致原材料和资源的浪费、生产效率的低下、国民经济的低效运行和环境的污染。为了彻底改变经济效益差的状况，必须承认劳动产品是生产力的要素，抓经济建设必须以劳动产品为出发点和归属。同时只有正确认识劳动产品要素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地位作用，才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不以劳动产品作为出发点和归属

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时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进行经济建设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但是不能把发展生产力的标准片面地理解为以增加投入要素为标准，而应该以发展生产力的结果——生产力的产出要素劳动产品的状况为标准。生产力的提高是以单位时间获得的有用劳动产品的多少为基础，但是不能仅仅归结为速度的增长，经济发展需要数量的增长，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数量的增长。以生产劳动产品这个结果为标准，这个标准的指数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因为生产劳动产品本身有多方面量的规定：除了有生产劳动产品数量的多少，还有成本的高低、质量的好坏、功能的多少、品种的多少以及对环境的影响。以劳动产品状况为标准就是以劳动产品这些多方面规定性的综合为标准。抓经济建设要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就必须以劳动产品为尺度去衡量。

作为检验标准的劳动产品体现了速度和结构相统一。以劳动产品为视角来抓经济发展不仅要使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不断提高，能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品，而且要使劳动产品的结构也不断地改善和调整，能够不断扩大产品的花色品种，能够研制开发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能够及时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有效供给水平，而不是生产某种产品多少年来一贯制、一个面孔。提高单位时间获得劳动产品的数量是发展生产力，而调整产品结构研制更新的替代产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开拓新的市场，也是发展生产力。

作为检验标准的劳动产品也体现了速度和质量相统一。生产力当然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用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生产劳动产品的“效率”反映了发展速度，“有用”的劳动产品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所谓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是指生产的产品是正品而不是次品更不是废品。如果只有速度没有质量，生产的产品大多数是次品和废品，这不仅浪费了原材料而且不能实现劳动产品的功能，说这是发展生产力是令人费解的。

作为检验标准的劳动产品还体现了速度和效益相统一。从劳动产品来考察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在单位时间获得更多的产品，而且要不断降低成本和消耗，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并能适应市场需求、适销对路、满足社会的需要，能够加快资金回笼而不是压仓滞销。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管理水平，更新生产设备等这些投入要素的投入都是为扩大劳动产品的品种、提升劳动产品的质量和提高生产劳动产品的效益服务的。但是这些投入有没有达到这些目的，这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考虑问题必须以现实性作为出发点，而不能以可能性为出发点，不能以投入要素为标准，而只能以体现速度和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能表现现实性的生产力的产出要素劳动产品状况为标准。如果没有劳动产品数量的增加、成本的降低、质量的提高、功能的完善、品种的扩大以及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减少，说自己在“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那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在经济建设中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定要围绕生产力系统的产出要素劳动产品来思考，以劳动产品要素为出发点和归宿。

如果说“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问题是一个涉及生产力系统内部要素在发展和检验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话，那么“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处理生产力系统和环境关系的问题。生产力系统对环境的影响是通过生产的过程和结果来实现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劳动产品来起作用的。从生产力系统和它的环境关系(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来说，抓经济建设也必须紧紧围绕生产力中的劳动产品要素，以劳动产品为视角去把握生产力标准，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发展经济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但是并非生产的产品越多越好。不顾市场的需求，盲目追求数量，造成严重的供过于求，产品积压，必然会造成资源和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充分考虑人的需求的层次性、多样性和发展性，才能使经济发展和人口相协调。

发展经济生产劳动产品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同时受资源的制约。发展经济要和资源相协调，就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丰富资源，合理利用不可再生的资源，积极广泛利用可替代的资源，循环利用稀缺资源，尽可能节约能源和原材料，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才能使经济发展和资源相协调。

第7篇：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在新常态经济下，劳动力市场将发生深刻变革，就业形势与矛盾将更加复杂：就业总量矛盾依然存在，但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加深，劳动者素质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矛盾突出，低技能劳动者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冲击，劳动力市场进入矛盾多发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约10%的速度保持快速增长，“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速更是高达11.2%，目前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元。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面临资源环境、人口要素、结构转型、均衡发展等多种挑战，增长放缓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13年中国GDP增速下降到7.7%，创下新世纪以来的最低值，2014年上半年GDP增速进一步下降到7.4%，季度增速已经向下触及到过去20多年的低谷，接近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最低点。

然而，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仍然在于国内自身条件。我国劳动力优势尚未消失，尽管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劳动力绝对成本持续上升，但劳动生产率也在同步快速提高，相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短期内并不会完全丧失，劳动力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条件。同时，资本要素供给更加充裕，尽管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开始显现，私营经济部门同时面临资金成本高、资本相对短缺的困扰，但总储蓄率仍然保持高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庞大，投资需求也比较旺盛，伴随着资本要素市场的改革深化，资本要素不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约束。从今后的发展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从依靠要素驱动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驱动。中国经济因此会步入“新常态”。

在新常态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必然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不合理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隐含风险转向面临多种挑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换档，但换挡后增长质量将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将处于合理区间，物价会更加稳定，经济结构不断改善，国际收支更趋平衡。

在新常态经济下，劳动力市场将发生深刻变革，就业形势与矛盾将更加复杂：就业总量矛盾依然存在，但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加深，劳动者素质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矛盾突出，低技能劳动者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冲击，劳动力市场进入矛盾多发期。

就业总量矛盾依然存在

GDP增速下降不可避免地带来就业需求萎缩的风险。保增长就是保就业，本质上反映了经济增长与就业需求之间的密切关联，GDP增速下降就意味着就业需求的不足、新增就业岗位的减少。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GDP增速从2008年三季度的10.6%迅速下滑到2009年一季度的6.6%，短期内就造成巨大就业冲击，导致2000万农民工短期失业返乡。按照李克强总理所说，每一个GDP增长点背后就是上百万个就业岗位，按照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就业弹性状况，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近些年服务业加快发展拉升了就业弹性，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150万人就业，这意味着经济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使就业需求和岗位损失130万—150万个。

结合供求两方面看，目前中国每年大中专毕业生人数约为1450万人，辍学就业人员约为200万人，新增农村转移人口约为630万人，退休年龄人口约为920万人，按照90%的劳动参与率和5%的失业率估算，每年需要净增就业岗位1163万左右才能满足社会就业需求。根据经济增长拉动就业岗位数量估算，按照过去五年经济走势，经济增长7.5%拉动城镇就业岗位数1068万左右。

因此， “十三五”时期劳动力市场总量矛盾依然存在，但随着经济总量规模不断增大，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将会逐步增强，经济减速对就业总量影响有限。

结构性问题成为就业的主要矛盾

劳动力市场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关联，人口快速老龄化改变劳动力供给结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加快调整，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十三五”时期就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并将成为主要矛盾，特别反映在三个就业群体中。

一是大学生就业难。每年超过70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尽管经济结构变化、服务业比重提高有利于大学生就业，但创新能力不足、专业知识与市场需求脱节等问题依然突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

二是农民工就业矛盾。普通劳动者出现短缺、工资水平快速增长，“民工荒”和企业招工难现象愈演愈烈，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掌握技能的农民工缺口较大、就业形势更好，而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缺乏技能的青年农民工也面临就业难、就业不稳定的问题，老一代农民工则面临着人力资本不足的就业风险。

三是城镇就业困难人员。每年有大量城镇困难就业人员（“4050”人员为主）需要再就业，中国劳动力的年龄每增加1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10.2%，其中44-64岁劳动力的年龄每增加1岁，受教育年限平均减少16.1%，这类群体人力资本水平低、适应需求变化的能力弱，面临更为严峻的结构性冲击。

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困难

“十二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已经有明显进展，“十三五”期间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仍然是主线，岗位需求会迅速变化，使结构性矛盾不断增加和突出，结构性矛盾是“十三五”时期就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根据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计算，制造业企业年均就业创造率为14.9%，平均就业损失率为10.7%，新进入企业就业创造率平均为4.91%，企业退出的就业损失率平均为2.6%，就业净增长率年均增长4.2%。但是，随着岗位技能不断深化，对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程度要求不断提高，首先受到冲击的对象就是农民工等低技能劳动者，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不能满足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前教育程度最好的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也恰好适合当下第二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岗位，但是尚不能满足当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岗位，以及第三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型岗位。低技能劳动者没有相应的技能来匹配未来的这些岗位需求。

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冲击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不断有产能过剩行业的衰退和新兴行业的进入。产能过剩行业如煤化工、多晶硅、风搜索电制造、平行玻璃、钢铁、水泥等行业，大多集中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化学制品、化学纤维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行业，其就业规模和比重都在下降，已经是就业净损失。一方面这些行业的劳动者面临失业冲击，另一方面又面临技能和素质无法适应新兴行业的要求，因此如何化解产能过剩行业造成的就业冲击是“十三五”面临的就业挑战。

在全球经济减速、发达经济体需求减少的背景下，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应对本国就业问题，开始重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对主要依赖外需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产业造成了一定冲击，进而会影响外向型行业的就业，外向型行业面临国际市场波动和变化的就业挑战。

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矛盾日益突出

劳动者技能水平与市场需求的矛盾日渐突出。尽管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很快，“民工荒”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普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结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中国的技能工人和非技能工人工资出现趋同，教育的相对收益在下降，2001年，具有高中和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民工，其小时工资比具有初中教育的农民工分别高80.4%和25.9%，而到2010年，这种教育的相对收益分别下降到57.1%和16.9%，这导致正规教育出现负激励，低收入家庭年轻劳动力辍学并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未来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风险。这种风险的根源就在于劳动者素质与市场需求的不匹配，而且，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市场需求在不断变化，这种不匹配的矛盾也将更加突出。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化解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但当前的教育培训体系也同样面临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劳动力市场转折的阶段，日益紧缺的技能型劳动力催生出巨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职业教育的市场需求很强；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进展缓慢，培训覆盖率低、培训回报率不高、培训参与意愿不强、生源短缺等现象和矛盾突出。教育培训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将长期制约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劳动力成本提高影响企业用工需求

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工资增长和劳动者报酬份额提高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收入分配改善的要求，但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必然影响企业经营状况和就业岗位需求，这将是“十三五”期间就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第一，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了345万人，劳动力减少的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供求关系变化将支撑工资继续增长。第二，普通劳动者工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2013年外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增长了13.9%，达到2609元／月，过去五年间翻了一番，增速要快于城镇非私营单位人员工资收入(10.1%)。第三，劳动力成本上涨已经赶超劳动生产率。“十一五”时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成本总体保持同步增长，但“十二五”时期，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涨幅，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明显上升，企业竞争力下降，甚至出现企业破产、转型从而导致就业损失。第四，工资增长将带来劳动力成本更大幅度的增加。目前税收、社保等制度与劳动者工资直接挂钩，尤其是社保缴费名义上大约占到工资的40%左右，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工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更大压力。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更快提高，税收和社保等制度没有改进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提高对于就业需求的挑战将会逐渐加大。

劳动关系紧张形势将进一步加剧

“十二五”期间，企业中个体和集体劳动争议的数量明显提高，工人自发组织的群体性怠工、停工、罢工事件频繁发生，且规模较大。劳资冲突群体性事件较多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多是围绕企业工资或福利待遇过低、拖欠工资、扣缴社保、劳动合同签订、工作时间及环境，以及企业在关停并转过程中的经济补偿方案等问题爆发。针对劳资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机制单一，多数采取地方行政力量介入的方式解决。

第8篇：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关键词] 劳务派遣；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上海市

[中图分类号] C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2-0052-06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务派遣（Labor dispatch）是指劳务派遣机构根据用工单位的需求，招聘合适劳动力并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批外商投资机构进驻中国，因其无法直接雇用中方员工，只能通过中介机构间接聘用员工，从而催生了劳务派遣。近年来，劳务派遣的范围不断扩大，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基本途径。以上海市为例，2003 年劳务派遣工占上海各企业全部用工人数的28.3%，2006 年上升至33.8%，2007 年为38.3%，2008 年达到39.7%，截止 2010年，派遣类员工已经超过100万[1]，并形成以外资（合资）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为补充，机关事业单位改制为增长点的劳务派遣市场格局。[2]

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中，派遣类员工处于相对被动地位，他们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不仅会导致潜在的劳动力浪费和可能的消极就业，而且不利于劳动力诚信流动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对此，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关于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问题的成因。贾燕等的调查显示，许多用工单位认为劳务派遣是“只用人不养人”且流动性大，因此忽视了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和周期长的特点[3]；王萍等运用李克特量表对杭州中小企业的劳务派遣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派遣类员工对“及时对派遣人员进行培训”等的满意度仅为3.67，最主要的原因是单位忽视甚至无视这项工作[4]；夏学贤等指出，由于派遣类员工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使得用工单位有可能消极对待其岗位配置、教育培训和职业生涯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导致派遣类员工难以形成正常的职业生涯，无法实现对职业稳定的期望；派遣机构将劳动力使用权让渡以后，又可能推脱对人力资源的再投资，而只侧重行政和事务性管理，由于派遣工作不稳定，派遣员工无法有计划地学习、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很难在派遣工作中得到充分的技能训练。[5]

第二，关于满足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主要途径。马昌定提出加强教育培训，努力提高职业素质，对一些在高风险岗位从业的派遣类员工，要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业务操作规程方面的培训，使他们具备保证安全生产的技能，并开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遵纪守法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6]；万建忠指出，需要鼓励从事辅岗位工作的派遣类员工不断学习和成长，鼓励这一群体参加学历教育和职称考试，提升自身素质，建立员工不断成长的职业生涯机制[7]；山东省人才服务中心总结了本省的一些做法，即对派遣人员进行有目标的培训和有计划的储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派遣类员工培训，整合教育资源，完善培训教育体系，建立政府、企业、学校、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培训机制[8]；王木春认为，针对派遣类员工的培训必须关注员工工作技能与客户公司需求的匹配，同时应具有前瞻性，要在技能培训软件的基础上，开发专门针对员工交流、谈判、创意等“软能力”的培训课程等等，提升派遣类员工的综合能力。[9]

本文对于已有文献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了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研究视角。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缺失是劳务派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是三方力量不均衡博弈的结果，本文拟超越部门、行业的局限，从派遣类员工的需求角度出发，研究满足其职业发展预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路径；二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调查、政策设计三者有机结合，强化对劳务派遣这一现实问题的学理分析，与调查结果共同作为政策建议的主要依据。因此，本文以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为切入点，以上海地区为实证调查范围，深入探讨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等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政策价值。除本部分外，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进行学理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进行研究设计，第四部分对实证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局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机构（用人单位）与派遣类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同时，派遣机构与被派遣单位（用工单位）签订协议或商业契约，其中，劳务派遣机构负责派遣类员工的薪酬发放、社保缴纳、劳动纠纷处理等管理工作。因此，劳务派遣的基本结构是由两个合同和三方当事人组成。三方当事人分别为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和派遣类员工，两个契约合同分别是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及用人单位与派遣类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三方当事人构成了劳务派遣的核心框架，派遣类员工与劳务派遣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劳动人事关系，用工单位与用人单位是租赁关系，派遣类员工与用工单位是工作服务关系。但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合理背后却隐含着博弈三方之间的权益失衡，由于派遣类员工的地位非常被动与脆弱，个人权益成为了被博弈的对象，其中，职业教育与培训权益普遍被忽略。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增强职工从业能力、提高职业素质和技能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和《就业促进法》的相关条款分别对职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周期、组织机制、经费额度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但用人单位不用工，用工单位不用人，使相关规定无法得到有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据此，《上海市职业教育与培训条例》进一步规定：“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职业培训经费；职工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可以按照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关键在于：派遣类员工是否属于用工单位的职工范畴？这主要由用工单位自主决定，多数用工单位通常忽略了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职业规划，并成为影响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诱因。

（一）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

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来源地及年龄。在当前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性别、年龄及来源地的员工均面临着专业技能的适应与提升问题，并且对于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心理需求。范融（2011）主要介绍了80后、90后劳务派遣工（包括异地派遣工）对劳动关系、工作环境、劳动报酬的对等性的关注等问题，认为提升技能是这一年龄段派遣类员工需求变化的第三阶段。[10]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更加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适应异地工作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态势。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1： 派遣类员工的性别、年龄、来源地等个体特征与其职业教育及培训需求呈相关关系。

（二）派遣类员工的学历特征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务派遣仅限于临时性、辅、替代性岗位。但事实上，吴如巧等的研究显示，劳务派遣已经开始向高学历人群延伸[11]，这使劳务派遣问题更趋复杂。总体上来看，低学历、低技能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有限，更加需要借助于各种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和适应性。张贞启认为，派遣类员工的培训非常重要，并且在实际的培训安排过程中，需要考虑到这一群体的年龄及文化程度等因素。[12]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2： 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越低，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越强。

（三）派遣类员工的派遣年限

派遣类员工作为特殊的从业群体，不仅需要适应相对特殊的从业身份，而且需要不断熟悉和应对模糊的法律规定所隐含的潜在风险，加强就业保护。相对而言，被派遣时间较短的员工更需要加大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并且更需要积累职业技能，使自己能在相对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中获得一定的稳定感。周玉成等分析了较长派遣年限的员工在业务方面的优势，认为派遣年限直接影响到这一群体的职业发展需求。[13]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3：员工被派遣的年限越短，越需要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

（四）派遣类员工的单位性质

劳务派遣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产物，但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政策效应不同，派遣类员工在用工单位普遍面临着“差序格局”的困境。[14]倪宝贵等的研究显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党政机构等在使用派遣类员工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的工资与福利保障体系及专业、规范的人事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派遣类员工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和较好的就业预期[15]，但体制外的一些中小型私营企业不仅难以保障用工的规范与安全，而且时常通过规避法律风险、逃避法律责任等，加大派遣类员工的工作风险和心理成本。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假设4：党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而体制外的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更为强烈。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2011年3月至5月，在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编办等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面向在沪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派遣类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工作。调查对象的基本界定：一是中专（技校）以上学历，或者拥有至少一种职业技术资格证书；二是与派遣机构签订两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沪实际工作超过半年（即为常住人口）；三是60周岁以下。调查历时3个月，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以实名制纸质问卷调查为主，辅之以个案分析、重点访谈、座谈会等形式，对上海地区的派遣类员工及用工单位进行了大规模实证调查。其中，面向派遣类员工发放问卷803份，回收791份，剔除废卷及空白卷24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67份，有效回收率为95.52%。有效样本分布基本符合上海市派遣类员工的行业（部门）分布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在上述调查数据及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学历（技能）层次、派遣年限、用工单位性质等维度着手，重点了解其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我国劳务派遣制度的优化提供依据。根据变量在模型中发挥的作用差异，本项研究将纳入模型的变量分为“因变量”与“自变量”两大类别。如表1所示，“因变量”即“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取值“0”表示“没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取值“1”表示“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包括下述四个维度：

1.个体特征维度

派遣类员工的“性别”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男”与“女”，以女性群体为参照组；“来源地”为二分类变量，取值为“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本研究以“上海本市员工”群体为参照组；“年龄”为定序变量，取值依次为“29岁及以下”、“30-39岁”及“40岁及以上”，以“40岁及以上”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2.学历（技能）维度

“学历（技能）”为定序变量，取值依次为“本科及以上”、“大专”及“中专/技校及以下”，以“中专/技校及以下”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整理，以便获得该维度的总体考察结果。

3.连续派遣年限维度

“连续派遣年限”为定序变量，取值分别为“5年以下”与“5年及以上”，以派遣年限在“5年以下”的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4.用工单位性质维度

“用工单位性质”为定类变量，取值分别为“党政机构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及“私营/外资企业”，以“私营/外资企业”的派遣类员工群体为参照组。

（二）交互分析

从767份有效样本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覆盖面来看，61.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此类需求，另有38.1%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有相关需求。现根据研究假设，将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与其个体特征、学历（技能）、接受劳务派遣的年限、用工单位的性质分别进行交互分析，以便进一步了解上述自变量对派遣类员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的影响程度。

个体特征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从性别来看，如表3所示，36.4%的女性派遣工有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略低于男性派遣工的有效需求比例（39.2%），但差别不大。

从来源地来看，在沪各单位的派遣类员工中，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的比例为三比一，由表4可见，上海本市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为33.1%，而外省市来沪员工的相关需求为42.6%，明显高于前者，反映出异地派遣类员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具有更强的需求与期望。

从年龄来看，如表5所示，29岁以下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比例为44.2%，40岁以上员工的需求比例为35.9%，而30—39岁年龄段的这一需求仅为25.7%。显然，80后一代最期望得到相关教育与培训，以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

学历（技能）层次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由于我国普遍存在滥用劳务派遣现象，大量劳务派遣岗位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临时性、辅、替代性职位范畴，从而使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呈现多样化趋势。如表6所示，中专/技校水平（技能）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比例最高，达到47.2%，大专学历者的这一比例为34.1%，本科以上学历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最低，仅为23.5%，三类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存在明显递减趋势。

连续派遣年限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通常而言，连续接受派遣时间越长，业务越熟悉，对劳务派遣流程及风险的了解越多。统计结果如表7所示，连续接受派遣不足5年者的教育培训需求比例为43.3%，而连续接受派遣5年以上者的比例仅为23.9%。

用工单位性质与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在调查过程中，按照单位性质，将用工单位分为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三类。统计结果如表8所示，私营/外资企业中派遣类员工的职、教育与培训需求最高，达到42.3%，党政事业单位派遣类员工的比例为37.2%，而国有企业派遣类员工的需求比例为36.8%。显然，在不同性质的用工单位中，派遣类员工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表9可见，第一，派遣类员工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来源地与年龄三项指标，从性别差异来看，Pr=0.336>0.1，男性与女性之间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从来源地来看，Pr=0.231>0.1，上海本市员工与外省市来沪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没有显著差别；从年龄段来看，相对于“40岁及以上”群体，“30-39岁”群体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与之无显著差别（Pr=0.234>0.1），“29岁及以下”群体则与之有显著差别（Pr=0.006

第二，从派遣类员工的学历（技能）层次来看，“大专”学历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方面与“中专/技校”派遣类员工有显著差别，Pr=0.00

第三，从连续接受劳务派遣的年限来看，“5年及以上”群体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与“5年以下”群体存在显著差别，Pr=0.044

第四，从用工单位性质来看，“国有企业”派遣类员工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需求与“私营/外资企业”群体存在显著差别，Pr=0.0920.1。假设4得到局部性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劳务派遣起源于西方，但中国的劳务派遣是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逐步分离用人权与用工权的一种特殊用工形式，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政策设计不能单纯从劳动管理的角度着手，而必须充分考虑到用人与管人两者分离背景下规避风险、逃避责任的可能性。就职业教育与培训而言，由于用人单位与用工单位相互推卸责任，使处于被动地位、面临就业压力的派遣类员工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防范上述问题、为派遣类员工提供必要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劳动力市场配置的基本内容，也是市场化条件下所有适龄劳动力的基本权益，相关政策法规不能沿袭部门、行业立法的传统，而必须从劳动力权力主体的平等地位与实际需求出发，使所有劳动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权益能够得到法律和制度保障。

第二，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者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增强地方人力资源市场吸引力的主要手段，相关执法部门和地方政府必须拓宽视野、提高认识，充分意识到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在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劳务派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职业教育与培训是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员工、包括派遣类员工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法》、《职业教育法》等上位法均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但很多单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相关规定，这就要求有关管理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协助派遣类员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这一群体在三方博弈中的显著弱势地位。

简言之，基于用人权与用工权分离的劳务派遣政策所衍生的二元现象将成为我国就业形态多元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仍面临着诸多制约，需要在适度限制劳务派遣规模、规范派遣流程的同时，规定和落实用人单位、用工单位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的责任分工，力求满足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1）由于劳务派遣形式多样，在一些地方存在逆向派遣甚至非法派遣现象，加之少数用工单位不愿意配合调查，样本采集只能面向具有合法身份的派遣类员工，无法涵盖不规范用工甚至非法用工现象；（2）本文仅以派遣类员工超过100万的上海市作为实证调查地点，某些统计结果难免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还会遇到一些不同情况。总之，鉴于取样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样本总量的不足，只能从一定程度上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需要进一步克服调查本身的某些局限性，以期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派遣类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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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一）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侧面论述过个人生产力。个人生产力是和社会生产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讲的不是由于劳动者的社会结合而产生的生产力，而是指劳动者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包括劳动者的劳动经验、劳动技能和劳动器官的活动。劳动者个人是个人生产力的主体。我们说促进个人生产力的发展，首要的是促进人的发展，即促使劳动者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生产过程中得到足够而自由的运用，充分而完美的结合、迅速而协调的提高和发展。

重视个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人类历史上劳动者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呈现出一个合——分——合的趋势。在人类初期的生产过程中，脑力和体力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集于一身。虽然在生产工具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比较低的情况下，劳动主要表现为体力的消耗，但也同时伴随着脑力的活动。劳动者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动同时表现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支出。

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家的萌芽。随着阶级的分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渐分离，原来那种集脑力与体力于一身的表现个人生产力的劳动者开始分化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由于脱离了直接的生产过程，不再是生产劳动者，他们的脑力劳动不再属于直接现实的生产力，而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因此，个人生产力也就从原来的单纯的直接现实生产力中分化出一种从另一角度表现个人生产力的潜在生产力。

个人生产力中的这种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离不可能是长久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情况变化了，到资本主义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的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不仅要求劳动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智力素养，而且要求作为直接生产力的脑力劳动更加发展和扩大。这时，劳动者个人的脑力和体力的发展又呈现出一个合的趋势。这个趋势表现在：一方面是劳动者的队伍中，科技人员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是劳动者本身中体力劳动的比重逐渐减少，而脑力劳动的作用逐渐增加，并使二者相互结合，为最终消灭这两者的差别逐步创造条件。因此，这种“合”已经不是原来的简单回复，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发展。这种合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智力活动的作用日益加强。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从事社会化生产，虽然使个人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使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但是其体力和智力由于分工等原因而得不到全面发展。只有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才能和劳动者个人生产力的全面发展相一致。

社会主义社会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历史阶段，劳动者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生产力水平从整体上看还是很低的。生产力的整体结构中，主要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连同农民阶级的几乎全部，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极差，而脑力劳动者则是少数。脑力劳动在个人生产力中的比例之小，显示着个人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低，这是一个很清楚、很尖锐的问题。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没有劳动者个人智力的开发，没有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没有个人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是不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提高人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个人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重视个人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顺应这一必然，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

（二）

重视个人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主义自身。

首先是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出发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众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说到底，也就是为了劳动者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劳动者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可以不断转化为社会力。劳动者个人的体力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劳动者用自己的智力不断控制自然力来代替体力，使自己成为巨人。因此劳动者个人是个人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源泉，也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源泉。劳动者个人的需要就是在社会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得到满足。个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个人需要的满足，主人翁地位的稳固。

其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要求劳动者个人的智力迅速提高。当今世界，是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时代。它的发展和运用，把人类征服自然的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新科学技术革命从本质上来说，正在改变着个人生产力的成份，不断增加着对专业劳动者的新需求。为了适应发展了新的形势和需要，这就要求不断改变、提高和更新劳动者个人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熟练的业务程度，满足他们的文化需要，加强他们的自觉意识和创造能力。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劳动者个人的知识结构和智力结构还远不能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较低。科学文化是个人生产力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一个劳动者个人文化水平低、文盲半文盲众多的国家里，是不可能提高社会生产力、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因此，我们要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量的合格人才，以满足新的技术革命发展的要求，推动劳动者个人生产力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

再次，当前的改革急需对劳动者个人的智力资源进行开发。改革，毫无疑问，会面临许多的困难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劳动者知识不高，人才匮乏的困难。可以说，所谓个人生产力的发展，实质上是劳动者个人的科学技术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发展和运用。没有劳动者个人智力的开发和运用，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时，还要改变劳动者个人中的落后意识，陈旧观念，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最后，促进个人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从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上曾出现过对知识分子的失误，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的践踏。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实行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劳动者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对人的轻视，特别是对知识的贬低，严重地束缚了个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衰退。现在，没有多少人还认为知识无用了，但是旧的习惯势力和过时的老观念的束缚，轻视科学技术，轻视智力开发，轻视知识分子的现象还时常存在。因此，重视个人生产力的发展，从消极方面说，可以防止历史重演，防止大的偏差；从积极方面说，是对当前中心任务的正确认识。

（三）

除了懂得个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之外，还必须探讨影响它发展的因素。

影响个人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人的劳动能力、人的积极性、人与人、人与物的协调状况。人与人、人与物的协调是个人生产力发展的保证条件。在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人与人、人与物的尖锐对立状况，使二者基本协调起来，对个人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保证作用。这有目共睹，无须累赘。

人的劳动能力是个人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它是指劳动者个人拥有的并用于生产过程中的体力与脑力的总和。体力和脑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协同作用，不仅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而且也丰富了生产经验，提高了劳动技能，从而促进了个人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劳动能力在生产中的充分利用还不尽人意，存在着较大的浪费。这种浪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开性的浪费。它表现在：一是因劳动力的流动而产生的短期浪费。二是每个城镇和城区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青年人因不能进入高一级的学校而停留在社会生产之外。三是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一种是隐蔽性的浪费。它是指劳动者能够得到有薪水的工作，但是劳动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它表现在：一是就业的人违背自己的愿望，浪费他们所掌握的技能。二是专业技术人力资源的浪费。三是在既有的可用技术的条件下负担的任务相比，就业人数过多，人浮于事。劳动能力的浪费与生产力的发展格格不入。让全体劳动者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充分发挥作用，真正做到人尽其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我们当前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个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为劳动者既有能力的发挥取决于他的积极性的状况，劳动者劳动能力的获得也与其积极性有关。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较高的增长，收到了较大成效，个人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但不可否认，人们的积极性也还没有得到空前的充分发挥。

影响劳动者积极性发挥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概括地说有主观原因和社会原因两个方面。主观原因产生于没有觉悟到改革的迫切性，或是缺乏自身目的和奋斗目标，或是知识水平的限制。社会原因主要指社会风气、社会体制、环境气氛、劳动条件、物质技术基础等。在既有的环境气氛、劳动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的情况下，社会原因就主要取决于社会风气和社会体制。过去我们只强调人的主观原因，这是片面的，因为个人主观原因与社会原因是辩证统一的，社会原因对个人主观原因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如果党风不端正，腐败现象屡有发生，就容易冷却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抑制人们积极性的发挥，从面阻个人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激发广大劳动者在生产中的积极性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方面着手努力寻求改善的办法。四）

当前，为了促进个人生产力的发展亟需做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改进党的工作，改变旧观念和旧作风。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提出来以后，就要改变党的工作作风，帮助每个人认清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性和社会性，激发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有力地促进全党、全国人民为完成中心任务而奋斗。

要继续发扬同志倡导过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光靠口“对话”还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靠脚的经常“来去”。同劳动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关系，就可以建立信任气氛，实现共同目标。这个方面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要坚决摒弃那种打着封建印记的带有小生产者萎糜特性的和僵化木然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式。

要使各种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广泛发挥作用，如增加对党务和政务的报道，揭露存在的严重缺点与错误，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其次，提高劳动者个人的素质。劳动者个人素质的内涵很广，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道德素质；二是科学文化素质。

思想道德素质主要包括理想、道德和纪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使每个劳动者有理想、讲道德、守纪律。有了崇高的理想，就能对未来充满信心，就会把自己的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无论身处顺境和逆境，都能坚定不移地改革创新、开拓前进。讲道德，就能发扬国家、集体、个人相结合的集体主义精神，就能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就能反对损人利己、金钱至上、、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守纪律，就能令行禁止，协调一致，夺取胜利。

科学文化素质主要包括知识、技能和方法。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就是要使劳动者个人积累系统的比较完整的知识，学会和锻炼技艺才能，掌握适当的科学方法。其中，知识是技能和方法的基础。劳动者个人获得知识、技能和方法主要靠培训教育。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不间断的终身教育。通过去正规学校或培训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学习，不断地开拓新的知识领域、掌握新的技能。一是企业自己办教育，这种方式在发达国家很流行。企业办教育、传统教育和职业教育应该成为我国教育制度中并驾齐驱的三大支柱。

第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下放权力是调动劳动者个人积极性的重要方法，这是我们成功的经验。但仅此还很不够，还必须懂得劳动者积极性的运动规律，并善于按规律办事。

人们的积极性产生于自身的需要。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谋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协调，这是每个人的生活目的，由此目的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要调动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就必须与其物质利益联系起来，满足其物质需要。但是人的需要不只是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因此，要调动积极性，还必须关心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如尊重人的人格与尊严，提供劳动者充分发挥才干的机会，表扬一切为现代化建设作出优异成绩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