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精选(九篇)

第1篇：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

作者简介：彭新万，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发展理论。

摘要：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重要贡献。本文将FDI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制引入到主导产业形成中，认为FDI对主导产业的形成具有资本、技术外溢、产业结构、制度变迁以及路径选择等效应。落后地区具有资本、技术、产业结构及制度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充分利用FDI能够加速其主导产业的形成。

关键词：FDI；作用机制；后发优势；主导产业形成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导：1008-2972(2006)03，0021-03

截止2003年底，全国累计合同利用外资9,431．3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014，71亿美元。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33,771、0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3．37％(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研究表明．FDI对于中国东南沿海较发达省市经济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同时，相当文献对FDI作用机制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这些文献表明，FDI不仅有助于在当地建立新兴产业，而且还能使传统产业升级，使内向型经济向出口导向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演进。其实，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中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中不难发现，其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相当程度上是FDI通过推动当地主导产业形成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学认为，落后地区具有资本、技术、产业结构、制度、劳动力等方面的后发优势(郭煦保，2004)[1]。因此，本文在通过对FDI的作用机制和主导产业的形成机制的分析基础上，结合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探索FDI在加速落后地区主导产业形成中的作用。

一、主导产业的市场选择准则和集聚过程分析

主导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份额，其生产率和发展速度一般要超过一般产业，同时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对其他产业的增长有一定的影响。

赫克希尔-俄林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地区来讲，应该发展能充分利用本地区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或资源的产品，换取生产要素或资源相对劣势的产品，从而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就是该地区的主导产业。关于主导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罗斯托认为，在众多产业部门中，每个成长阶段都有与此相应的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增长、变化、转移、更替决定了经济成长阶段的变化，一个主导部门的增长会带动四五个以上部门的增长。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学家在研究产业结构时，提出主导产业市场选择的“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市场选择主导产业的基本准则有四个：(1)收入弹性准则，即收入增长率与产品需求增长率之比，这从产品市场需求方面反映了成为主导产业的可能性；(2)发展度准则，发展度指生产率的上升率，用来判断行业的发展水平和效益水平，这从产品市场供给量方面反映选择主导产业可能性；(3)产业关联度准则；(4)比较优势准则，即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区位优势所带来的成本指数[2]。

从根本上说主导产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分析与预测来扶持有潜力的产业，从而对主导产业的形成施加影响。一个主导产业的形成，需要经过技术、资金、产品、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传递、重组、渗透和集聚才能实现。主导产业的形成大致有四条可选择的道路：第一，以某主导产品(拳头产品、名牌产品)为核心，通过对产品不断深化开发，形成系列产品和系列技术，集聚在主导产品周围的是与之相关的企业和行业，这些行业和企业通过多元化经营，就出现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主导产业。第二，行业规模集聚，在同行业中产品系列层次多，技术关联大，但无大企业和名牌产品，通过一大批中小企业在一定区域或城市中的竞争和发展，形成区域性行业规模优势，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第三，以大企业为核心，带动其他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形成区域性的集聚经济。第四，以科技研究开发为中心，形成高科技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产业群体[3]。美国硅谷、台湾新竹的高科技开发区，走的就是这条路。

二、FDI对主导产业形成的作用机制

FDI不仅有助于当地新兴产业的建立，而且也有助于传统产业的升级，从以上有关主导产业和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更为重要的是FDI对一地区的主导产业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

第一，从FDI的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来看，FDI是“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 (Johnson,1972)，也就是说FDI不仅是物质资本，而且是涵盖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广义资本概念，在资金、技术、产品和信息方面具有优势，即，具有资本、技术、信息、产业结构、制度等直接或间接效应。而一个主导产业的形成，需要经过技术、资金、产品、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传递、重组、渗透和集聚才能实现，即FDI为主导产业的形成提供了资本、技术、信息、制度等方面的条件。

第二，从市场选择主导产业的基本准则方面来看，FDI及其相关投资在当地建立的产业具有符合市场选择主导产业的四个基本准则的条件。邓宁(John H．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程度、类型和进程取决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其中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东道国国内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这类优势主要采取无形资产的形式，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融资优势，所有权优势使FDI符合主导产业选择的发展度准则和比较优势准则；区位优势是指企业在投资区位上具有的选择优势，FDI在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其产品的现实需求情况和潜在的需求情况，选择在使其产品具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投资，从而使FDI所投资产业符合收入弹性准则；同时，从上文有关FDI的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的分析可知，FDI是符合关联度准则的。所以，FDI具备符合市场选择主导产业的四个基本准则的条件，从而促进当地主导产业的形成。

第三，从主导产业形成的道路方面来看，FDI及其相关投资具备在当地形成主导产业的条件。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大企业往往具有良好的产品和著名的品牌，以其品牌和产品核心，开发形成系列产品和系列技术，并且集聚一批相关的企业和行业，从而在当地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其次，通过FDI引进国外成熟适用技术，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加上相关的配套行业和产业，在当地建立一大批相关的中小企业，形成区域性行业规模优势，成为该地区的主导产业。同时，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建立大型企

业集团，例如汽车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以这大型企业为核心，带动其他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形成主导产业和区域性的集聚经济。另外，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高素质研发人才，跨国企业还会在当地建立研发中心，以利用当地的人才优势，这就可能形成以科技研究开发为中心，高科技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产业群体，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4]。

综上所述，FDI有助于当地主导产业的形成。下面我们用图表的形式进一步描述FDI对主导产业形成的作用机制。

三、FDIV有助子加速落后地区主导产业的形成

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资本形成和引进FDI都相对较少，下表利用2002年的数据，以江西省为例，将江西省与临近省市的GDP、人均GDP、资本形成额、FDI和就业人数进行比较，表1为江西省和邻近各省市2002年的实际数据，表2是根据表1中的数据以江西省数据为基数，将各邻近省市的数据形成江西省相应数据的指数，从而将各邻近省市的数据与江西省数据进行指数化比较。

从上面的两个表可以看出，邻近各省市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好，资本形成和引进POI较多。与邻近各省市相比，除安徽省之外，江西省的GDP和资本形成额都是最少的，但是就业人数的差额并不是太大，并且江西省的总人口也比较多。对上表进行分析，如果定义江西省就业人均FDI资本为1，而与江西省邻近的上海为10，江苏为5．2，浙江为2，安徽为0．2，福建为4，山东为1．8，广东为5．1。这说明资本在江西省相对稀缺，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较高(实质是资本的后发优势)，而从业人口相对过剩。因此，引进FDl，对于像江西省等这样落后的省份的资本形成和主导产业的形成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第一，通过FDI的直接资本效应和间接资本效应加速落后地区资本的形成。FDI的直接资本效应是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直接增加了该地区的资本存量；FDI的间接资本效应主要体现为产业连锁效应和示范与牵动效应。产业连锁效应主要表现为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带动产业前向辅投资和后向辅投资而产生投资乘数效应，外商投资企业通常会吸引为该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的企业的相关投资，即前向辅投资。同时，如果外商投资企业选择当地企业作为分销商或者当地企业使用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这就会产生后向辅投资。产业示范与牵动效应主要表现为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而带来的市场竞争加剧，迫使当地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当地企业的投资量。但是，当地资本存量和依靠当地资源形成的资本有限。所以，对于像江西这样的落后地区只有大力吸引外资，利用FDl的直接资本效应，加速资本形成的速度，充分利用现存的资源禀赋，提高现存的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率。同时，利用FDI的间接资本效应，通过产业连锁效应和示范与牵动效应，落后地区可以通过FDI吸引周边较发达经济省份的资本，进一步提高其资本的增量和存量。

第二，FDI的技术外溢效应。Kokko(1992)在《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特征和溢出》一书中定义技术溢出效应为：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于公司，从而引起当地技术或者生产力进步，但跨国公司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现象。FDI技术外溢效应可以归结四个渠道：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联系效应和培训效应(张建华，欧阳轶雯，2004)[5]，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落后地区可以发挥技术的后发优势，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利用外资，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同时通过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和个人的技术模仿与学习，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二，FDI的产业结构效应。FDI的产业结构效应来源于有效地开发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外国投资者带来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等资源，不仅有助于当地建立新兴产业，而且还98使传统产业升级，使内向型产业向出口导向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演进。比如，江西省可以有效利用FDI的技术优势改造提升原有的机械、钢铁、纺织、医药、陶瓷、森工、建材、建筑等传统产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利用FDI参与发展食品工业，依托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扶持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名、特、优、新产品和旅游、方便食品。利用FDI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建立一批新型主导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FDI的制度变迁效应。FDI通过影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某些因素从而促进当地的制度变迁。外资的介入，本身就影响了当地企业的产权制度；外商投资企业的示范效应还会加速该地区企业的改革，加速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同时，FDI还会影响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如财税、金融、外汇管理、投融资、外贸、价格方面的管理制度；另外，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还会着手改变官本位的传统观念，改善服务，从而使当地的非正式制度也会得到改善。

第五，路径选择。落后地区可以通过引入国际上的名牌产品在当地的投资，以该主导产品为核心，通过对产品不断深化开发，形成系列产品和系列技术，同时集聚与之相关的企业和行业．就出现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主导产业。落后地区还可以引进国外成熟、国内适用的技术，通过行业规模集聚，在同行业中形成多层次多系列的产品，通过一大批中小企业在本地区的竞争和发展，形成区域性行业规模优势，培育成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同时，落后地区还可以通过引进大笔的投资，或者与当地企业合资，建立大型企业，例如汽车行业企业，以此为核心，带动其他行业和产业的发展，形成该地区的主导产业和集聚经济。

第六，建立专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利用现有的主导产业，通过主导产业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有针对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建立专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规模，并提高市场占有率。专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具有产业集聚效应，即，引导相关的产业企业在同一区域的开发区内投资建厂，并且根据产业状况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提供相应的服务，这就有利于当地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出和盈利。

参考文献：

[1]郭熙保．后发优势与跨越式发展[N]光明日报．2004-01-06．

[2]彭新万．略论欠发达地区主导产业确定问题[J]商业时代，2005，(9)．

[3]王旭章，区域性的主导产业市场选择、集聚和扩散[J].铁道师院学报，1998，(5)，

[4]孟亮，宣国良，王洪庆．国外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6)．

第2篇：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 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

[3]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第3篇：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

1新疆吸引和利用外资概况

1.1吸引和利用外资总体规模

自2000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深入，新疆吸引和利用外资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08年新疆吸引和利用外资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2008年合同金额64555万美元，实际利用金额18984万美元。相比2000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增加了7倍，实际利用增加了9倍。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新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有所下降，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仍然较上一年增长了13.6%。总的来说，新疆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趋势良好，“十五”期间，法国家乐福、韩国SK、日产汽车、美国ADM、丹麦嘉士伯、德国汉莎航空、意大利索科瑟姆等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新疆，使新疆利用外资质量大大提高。随着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以及新疆工作会议的召开，基于新疆特殊的地缘优势，新疆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2吸引和利用外资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九五”以来，新疆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得到了扩展，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采掘业逐渐成为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但是所占比重较小，制造业仍然是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行业，在各行业中的比重占到63%。“十五”时期，制造业的比重开始有所下降，采掘业和房地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这三个行业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总额占到了所有行业的70%以上。“十一五”时期，制造业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房地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到4%，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逐渐成为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在所有行业中的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新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较高，并且多以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而新疆的优势产业(如特色农业)以及第三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份额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不合理不利于新疆产业结构的优化，甚至可能进一步导致产业结构的失衡，同时也不利于新疆优势产业的形成。

1.3吸引和利用外资区域分布

从地区分布看，近年来，新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伊犁州以及伊犁州直属县市。2000年到2009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有些波动，但总体上，仍在不断增加。随着国家批准建立石河子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石河子开始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地区，当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270万美元，占新疆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2.8%，在全疆各地州市吸引和利用外资中居首位。南疆的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南疆地区虽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有所增加，然而所占比重依然较小，发展缓慢。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变外资的这一流向，容易造成新疆各地州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4吸引和利用外资来源结构从投资国别地区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疆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国别和地区在不断增加。目前，前来新疆投资的国别和地区达到38个，外商投资来源除港、澳、台地区外，来自北美洲、欧盟、日本、韩国、东南亚和独联体国家的投资明显增多。在这些国别和地区中，香港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新疆利用外资来源中居首位。独联体国家在新疆的投资居第二位。与此同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土耳其投资也保持了较快增长。另外，英国、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丹麦等一批新的国家也逐渐成为新疆吸引外资的主要国家。

2外商直接投资与新疆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

考虑到FDI对GDP增长的影响有短期的需求拉动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以当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上年止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金额FDIt－1sum为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GDP)为被解释变量。在选取数据时，1985—2004年数据数据源于《新疆50年》，2005—2009年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各年。在运用传统回归方法进行估计与检验时，其前提是所估计的时序变量数据必须是平稳的，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现象。为了研究的方便，考虑到通过对数化以后数据序列易得到平稳序列而不改变变量的特征，故对变量GDP、FDI、FDIt－1sum分别取对数，从而得到新的变量序列，分别记为LNGDP、LNFDI、LNFDIt－1sum。

2.1协整及因果关系检验通过协整及因果关系检验确定新疆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以及它们之间作用力的方向。

2.1.1单位根检验由于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因此在检验一组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之前，首先要检验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如果序列非平稳，则要进一步确定序列的单整阶数。只有当变量序列都为同阶单整序列时才可以进行协整回归。这里我们使用Eviews5.0软件，采用ADF法检验变量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7中的数据得知，时间序列LNGDP、LNF-DI、LNFDIt－1sum的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小于在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能通过ADF检验。因此，时间序列LNGDP、LNFDI、LNSUMFDI在原水平时都不稳定。经过一阶差分，它们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系列，即各变量均为1(1)阶单整系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1.2协整检验对于同阶单整的变量LNGDP、LNFDI、LNFDIt－1sum，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首先，建立模型:LNGDP=α0+α1LNFDI+α2LNFDIt－1sum+ε(α0为常数项，α1、α2为自变量系数，ε随机误差项)由表2可以看出，ADF检验值的绝对数大于5%的临界值的绝对数，检验结果表明估计模型残差项是稳定的。因此LNFDI、LNFDIt－1sum与LNGDP是(1，1)阶协整的。说明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1.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并不表明相互之间因果关系。所以FD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采用C.W.J.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检验法，进行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表3结果表明，滞后阶数取1、2时，不论从短期效应还是长期效应来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存在GDP到FDI的单向因果关系;滞后阶数取3阶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则存在互动因果关系。由此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拉动新疆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将进一步吸引外商的投资。

2.2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2.2.1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系统对某一变量的冲击或信息的动态反应，并从动态反应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下面利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当期外商直接投资的某一冲击对新疆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效应，即累计外商直接投资不适宜作动态分析。在下列各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单位:年)，纵轴分别表示响应幅度，实线表示1单位脉冲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的时间路径，虚线表示2个标准差的置信区间。图1表示LNFDI对LNGDP实施冲击，LNGDP的响应函数时间路径。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一个百分点时，在第一期就对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带来正向的冲击，结构响应为0.3232，在经过滞后一期、二期的波动后，这种正向冲击比较稳定的持续下去，但影响力度越来越小。由此可以得出，当外商直接投资受到某一冲击作用发生变化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同方向变动，但这一影响的作用力度不大。说明从短期需求效应来看，作为投资组成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需求没有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一致。图2表示LNGDP对LNFDI实施冲击，LNFDI的响应函数时间路径。前两期对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脉冲响应为负，从第3期开始脉冲响应大幅度上升，在第4期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趋于稳定。说明经济增长带来外商直接投资同向变动的影响，这一影响持续时间较长，作用力度较大。一方面，经济增长形成新的需求，包括外商直接投资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能够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与制度安排。最终，在新疆实施“向西开放”战略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与新疆经济增长实现良性互动发展。

2.2.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根据方差分解理论，得到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水平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第2期为0．047%，到第10期时，已达到13.634%，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说明吸引、利用外商投资对提高经济增长水平的必要性。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度可以看出，其自身的解释力度要大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经济增长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拉动作用长期以来保持低水平的稳定的趋势，在第4期之后一直保持在25%左右。但相比较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新疆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要小。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为新疆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但新疆经济增长尽管解释了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原因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并不十分显著。

3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3.1主要结论

(1)近年来，新疆吸引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外商投资行业领域纵深发展。新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较高，并且多以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而新疆的优势产业(如特色农业)以及第三产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份额较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北疆的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等地区，南疆吸引投资较少，呈现明显的投资区域不均衡性。在新疆利用外资来源中，香港、独联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协整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新疆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且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更大，即存量的效应更为明显。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是外商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但新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还是较小，随着新疆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新疆将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不是新疆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从长期来看，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有相互促进作用。

(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的结果表明:当外商直接投资受到某一冲击作用发生变化时，能够带动新疆经济发展水平同方向变动，但这一影响的作用力度不大。另一方面，新疆的经济增长能够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与制度安排，终使得新疆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市场需求刺激下持续提高。从方差贡献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疆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新疆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要小。

3.2对策建议

3.2.1改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外商投资者把投资环境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投资环境好坏不仅制约着投资主体的决策，而且不同的投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投资方式，影响着投资总量的构成、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因此新疆应该大力改善外商投资软硬环境，增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对于投资环境不够理想的地区，要按照国家投资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简化项目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为吸引利用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4篇：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投资均衡;BOT

外商直接投资(FDI)一般是境外投资者把资金投入本国的厂矿企业,其目是获得对被投资企业的控制权。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但是,我们要充分认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成因,制定改进对策,以期通过加强管理,达到较理想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概况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一形式到多种形式,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地之一。我国经济持续良好的发展态势,加入世贸组织,投资软、硬环境的不断改善,2002和2003年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第一大国。30多年来,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近66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累计8990亿美元。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此外还有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作开发等。我国市场充分发展和国内企业的崛起使得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方式有从新建投资向并购转变的趋势。中国在大多数领域对外资的股本限制取消等宽松的政策使得增资扩股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近200个,外资来源日益多元化,来自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华人投资仍最多,亚洲经济体是我国外资的第一大来源地,其次是北美地区,然后是欧盟。外商直接投资遍及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总之,目前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特点:外商投资制造业大型项目明显增加;跨国公司加速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投资的技术含量提升;投资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趋势加强。

二、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目前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出现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并且这种不均衡还继续造成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一)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方式和资金来源不均衡

从外资存量上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仍是主要方式,但重要性已逐年降低。外商对华投资的独资化趋势日益明显。2006年新设的外资企业中,外商独资企业有30164家,合同金额1515.5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62.81亿美元,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的比重依次为72.73%、78.23%和73.44%,超过了中外合资和合作经营企业所占比重。外商独资的倾向明显,有控制、垄断中国产业、行业、产品,占领中国商品市场的趋势。从直接投资的存量看,我国港澳台资本对内地的投资大幅度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从来源地看,美国、欧盟、日本对华投资实际金额有所增长,但在全部实际吸收外资金额中比重不高,香港投资持续增长,自由港投资比重有所下降。这反映出中国外资主要来源地仍是东亚地区、美国和欧盟。

(二)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不均衡

第一,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绝大部分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截止2005年,外商在华累计实际投资中,86.5%的资金投在东部沿海地区,仅有13.5%投向中西部;全国实际利用外资6224.25亿美元,西部地区277.58亿美元,占全国的4.46%。由于外商投资和优惠政策一齐投向东部沿海地区,不仅造成地区经济发展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且还带来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特别是工业地区布局的畸型化。“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中部投资逐年攀升,但外资向西部的推进并不显著,西部的引资还很落后,主要体现在总体规模严重偏小,西部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中外合作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而投资效益和管理模式都较好的外商独资企业在数量上明显要少于国内其他地区。第二,大多数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不同外资的区位选项仍有一定的区别。沿海地区的外资出现了由南部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逐步向中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北部沿海地区(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的转移扩散,特别是2000年以来,转移速度明显加快。北部沿海地区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

(三)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均衡

外商直接投资中,产业分布存在不合理现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上。2006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到了外资总量的63.59%,2007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中实际利用FDI占当年总规模的比重分别为1.24%、57.31%和41.35%。但在制造业内部的行业细分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外商在中国投资最密集的行业有汽车制造、化工、微电子、家用电器、办公用品、食品制造等行业。近年来,重化工业的比重有所增加。这与国际产业转移进入重化工业跨国投资有关,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中,国际重化工业巨头纷纷入驻中国。服务业中房地产和商业饮食服务业占绝大比重,金融与电信所占的比重较低。农业占比很小,并且在外资投向上也存在一定的不均衡,偏重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投资偏少。

三、加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

我国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效益的同时,对于一直以来存在的各种不均衡现象也在加深认识,并在政策上加以引导,以期改善这种状态,以便发挥外资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均衡发展。

(一)多种渠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总体上来说,要继续发展三资企业,独资企业,外资并购,BOT投资还有合作开发等现有的形式。同时,要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产业,吸收外资的需要,有重点的发展不同的引资形式。比如在西部地区,我们的基础性建设比较薄弱,可以大力发展BOT投资方式,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BOT衍生融资模式,如TOT、BT、PFI等都可以为我国所用。完善投资环境,尤其是投资软环境。国家从政策引导,到地方支持,都要有所保障。广泛的对外宣传,建好已开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有好的口碑传颂,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认识和熟悉中国的良好投资环境,吸引港澳、欧美以外的直接投资者。近年来,中国从政策上进一步推动港澳企业到内地投资。通过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四及其框架下的一系列政策,内地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放宽了对港澳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条件,并在加强金融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专业资格互认等方面加强合作。

(二)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

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严重“东重西轻”的不平衡格局,加大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积极吸收外资的政策法规。2004年6月,商务部颁布实施《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将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的商业项目经营期限放宽至4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8年修订)》,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进一步扩大了西部地区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突出了西部地区的优势和发展重点。出台《中西部等地区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对中西部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项目给予贴息,有力地支持了中西部地区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并且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区域布局也继续优化。而外资将逐渐打破目前高度集中的格局,向全国缓慢扩散。

(三)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三大产业之间高度失衡的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大力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产业进入的适度调整,避免外商过多地投向某一领域或某一产业,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不变,但服务业外商投资增长速度会加快。近年来,为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优化升级。2007年12月1日起实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环节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列入了鼓励类,对一些国内已经掌握成熟技术、具备较强生产能力的传统制造业不再是鼓励重点。2008年3月13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对稳步推进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提出了若干要求,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2008年上半年,国家在加工贸易、劳动用工、土地、环保等方面实施了系列政策调整,并在宏观上实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下半年,金融危机影响加深,国家宏观政策及时进行了方向性调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启动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在这些政策的综合影响下,我国外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在服务业、农林牧渔业、高技术产业等行业出现明显增幅,而在高污染、高耗能、资源消耗性行业出现下降。

从宏观上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有效利用,发挥外资的优势和作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有利支持。同时,也要在微观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的投资行为,让经济利益驱动外资的分布,进一步为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和均衡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军善,王月溪.国际金融学[J].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7).

2、綦建红.国际投资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第5篇：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自由贸易园区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6）06-0054-0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取得巨大成功，在资金、技术和现代管理等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开始深度融入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提升开放水平，持续放宽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2015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

国内一些文献也给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结论。沈坤荣和耿强（2001）通过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具有技术外溢效应与学习效应，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综合要素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1]；郭克莎（1995）认为外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国内企业提高生产水平、转变经营方式的压力和紧迫感，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资金和技术基础[2]；裴长洪（2006）研究认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知识以及产生的溢出效应，促进了我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3]。

当前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充分把握外商直接投资新变化，积极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新问题，对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新常态下外商直接投资的新变化

（一）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中放缓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经济要素价格上升以及印度、美国等国竞争压力增大的影响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稳健增长（见图1）。相比2001―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增速的大幅波动，2012年以来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稳步增长，2013―2015年分别增长234%、370%和583%。但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均呈现增速放缓态势。从纵向看，在我国加入WTO后的2002―2011年十年间，平均利用外资增速为1021%，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2012―2015年四年中，我国平均利用外资增速相对较低。从横向看，将金砖五国之一、人口与我国相近以及领土与我国相邻的印度作为比较对象，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显示：2012―2015年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242亿美元、282亿美元、344亿美元和590亿美元，三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年均增速高达3459%，远远高于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

（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发生显著变化

12012―2015年香港地区对大陆地区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见图2），2012年直接投资额为7129亿美元，2015年快速增长到9267亿美元，直接投资绝对额增加了2138亿美元，仍然保持了913%的年均增速，远远高出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速，香港地区直接投资占我国利用外资比重从2012年的623%上升到2015年的734%，三年内投资占比提高了111个百分点，我国利用外资更加依赖香港地区。

2台湾地区对大陆投资、日本和美国等对华投资规模不升反降，而且下降幅度较大。台湾地区：2011年对大陆直接投资6727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441亿美元，绝对额减少了2317亿美元，年均降幅10%。日本：2012年对华直接投资高达738亿美元，为当年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随后几年直接投资额迅速下降，2015年仅为321亿美元，下降了一倍多，年均降幅45%。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313亿美元，2015年下降到259亿美元。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华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164家，同比增长183%，实际投资846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东盟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154家，同比增长52%，实际投资78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

（三）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

1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高端制造业引资能力逐步加强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服务业准入条件，简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手续，优化国内软环境，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快速上升。2011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524亿美元，制造业利用外资521亿美元。2012―2015年，服务业与制造业利用外资绝对额差距不断拉大。

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55%，跃升为第一大产业。2013―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1%，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高出08个百分点。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341567亿元，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05%，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扩大了服务市场需求，提升了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2015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7718亿美元，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611%，其中，高新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2015年前11个月实际利用外资723亿美元，同比增长517%，数字内容及相关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增幅较大，同比分别增长859%、551%和297%，计算机应用服务、综合技术服务、建筑、金融、卫生、文化艺术等成为外资流入的热点领域[4]。

2011―2015年，我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下降幅度较大。2015年利用外资额创5年来新低，仅为3954亿美元，比2005年的4245亿美元减少了近30亿美元，所占比重由近70%下降为31%，在制造业整体利用外资走弱的同时，高新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2015年的前11个月，我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854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占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238%，其中，生物药品制造、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制造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3663%、1426%和186%。反映出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减少，同时，劳动力成本、资源要素成本和环境破坏成本快速上升，中低端制造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减弱，我国中低端制造业正处于去产能、结构优化的艰难转型期。而我国高端制造业拥有越来越广阔的市场前景，对外商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制造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逐步向中高端发展。

2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上移，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等问题凸显。国家引资政策也出现了新变化。由过去利用外资的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201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以及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等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我国在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平板玻璃等国内市场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基本未批准新设外资企业，严格控制产业链低端产能过剩型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鼓励外资投向产业链上游行业，2015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汽车、生物、医药、通信、金融、软件服务等行业中新设企业或追加在华直接投资。德国奥迪、大众、戴姆勒、汉莎航空，意大利菲亚特，瑞典沃尔沃，韩国现代、起亚汽车、三星电子，日本电气硝子、普利司通、伊藤忠商事，美国英特尔、克莱斯勒、空气产品、礼来等跨国公司都在上述领域新投资或增资，单项金额均超过1亿美元。此外，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消费层次上移，对高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为进一步扩大我国市场，抓住我国高端产品与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机会，在转移了产业链下游环节以后，逐渐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纷纷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设计创新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结算中心、财务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等。2015年，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地区总部、研发机构等高端功能性机构快速集聚，设立研发机构超过2400家，比2010年的1400家增长了近一倍。同时，我国在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196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325亿美元。

（四）进一步扩大对外改革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取得新成效

1自由贸易试验区吸引外资聚集效应凸显。2015年1―11月，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共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040家，合同外资额44581亿元人民币，其中，通过备案新设外商投资企业5088家，合同外资额33266亿元人民币，占比分别为842%和746%。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吸收外商投资占全市的一半。融资租赁、科技研发、创业投资、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等高端产业向自贸试验区集聚的态势明显。

2北京市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效果初显。2015年北京市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率先推动科学技术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文化教育服务、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健康医疗服务六大重点领域扩大开放。这六大重点领域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68家，实际利用外资955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02%和625%，占全市吸收外资总量的735%；其中，金融、科技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占全市564%和76%，增速分别为157倍和14%。

3广东省借力自贸试验区和《在广东省对港澳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利用外资额大幅回升。2015年广东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57%，实际利用外资额同比增长427%，超过217亿美元，其中，吸收港资同比增长483%，吸收澳门投资同比增长2222%。

二、我国利用外资出现的新问题

（一）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快速下降，引资压力加大

联合国贸发会2016年1月份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控》显示：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跳跃式增长365%，全球对外投资金额达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值17万亿美元，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5%，达到5480亿美元。同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增长58%，远远低于全球同期的365%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15%，根据联合国贸发会数据计算，2015年我国利用外资额占全球比重从2014年的105%迅速下降到80%，2016年我国引资压力增大。首先，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破“7”，全年经济增长69%，这是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新低，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全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在65%―69%之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吸引力下降。同时，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和加息，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化对外开放、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压力。美国2015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从2014年的924亿美元增长到3840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为我国的近3倍。同时，印度2015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到590亿美元，是2014年344亿美元的近2倍。美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快速增长挤压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空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市场波动、总需求疲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减速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升高和地区局势紧张，预计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将会下降。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升反降，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引资压力。2016年1月份，全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08家，同比下降114%。2016年1―2月份，全国实际利用外资额2252亿美元，增速迅速下降到27%，而2015年同期增速为17%。201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开局艰难，全年引资压力巨大。

（二）外资来源地“香大”，但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几乎全部来源于香港地区，“一地独大”（见图2）。

其他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占比均快速下降，绝对金额从2012年的419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336亿美元，占比从2012年的37%下降到2015年的27%，增加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的风险。随着香港地区对大陆投资趋向谨慎，港商撤资风波不断，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利用外资波动风险。另外，香港地区发展以贸易与金融业为主，跨国高新技术大公司很少，不同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模式[5]，随着我国与香港地区经济水平差距的不断缩小，香港地区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断减弱。

（三）外商投资逐步“去工业化”

图42009―2014年房地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近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去工业化”倾向。服务业利用外资额快速上升， 主要表现在房地产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从2009年的168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3462亿美元，增长了2倍多，房地产业占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从2009年的44%上升到2014年的52%，助推了我国房价的快速上升，增加了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逐步“去工业化”和向房地产业集中，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四）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呈两极分化态势

从近年来外资在我国区域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仍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主体，历年利用外资占比均近80%，截至2014年，东部地区累计利用外资占比8056%；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额从2011年的11571亿美元下降到2015年的10779亿美元，占比从933%下降到839%，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

随着服务业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制造业利用外资额下降，东部地区在市场环境、产业配套能力、高端人才储备上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此外，随着自贸区的相继设立，进一步放开外商投资准入，东部地区再次占据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先机，未来一个阶段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可能进一步两极化。2015年1―11月，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9742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854%。

（五）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促进作用减弱

截至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我国近1/4的工业产值、1/7的城镇就业和1/5的税收，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促进作用逐步减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速快速下降，从2010年的2828%下降到2015年的-65%，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速低于同期全国出口增速。此外，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5465%下降到2015年的4410%，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10047亿美元，低于2012年的10227亿美元，2016年1月，出口711亿美元，同比下降168%，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促进作用减弱（见图5）。

三、经济新常态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推动外商直接投资由“量”到“质”的战略转变

经济新常态下，在努力保持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量”稳定前提下，要积极实施利用外资向“质”的战略转变。根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三缺口”模型（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的原因，除了储蓄不足和外汇储备缺乏，更重要的是技术落后），在当前我国国内储蓄与外汇储备充足但缺乏高新技术的情况下，要将重点放在引进高新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6]。要积极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战略措施，实现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新跨越。

（二）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吸引外资优惠政策

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紧密结合，对不同产业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积极推动外商投资企业向产品的价值链上游转移。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鼓励中外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合作，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支持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上述行业的要放宽投资准入条件和加大优惠力度。此外，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去产能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产能过剩、高污染、高消耗和资源型出口行业要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进一步减少外资进入这些行业。

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区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要利用好当地的人才优势、市场环境优势、产业配套优势，促进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等行业，加大对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高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的产业聚集。对中西部地区，要加强与东部省份的战略合作，推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优势互补的双赢局面[7]。此外，要积极利用好中西部工业园区与经济开发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政策优惠力度，放大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形成制造业的集群效应，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

（三）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改革

根据世界银行的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容易指数（0―100）”显示：我国得分637，远远低于美国的80、日本的816，甚至与印度的763还有较大差距。同时数据显示：外商在中国投资建立一个企业要花费65天，走18道程序，高于印度的46天和16道程序。此外，据经合组织的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指数（0―1）”数据显示：我国是0418，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的0068，比印度的0263还高出很多。表明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放宽准入条件、简化手续、优化服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深化自由贸易区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改革，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大力推进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质量。对条件成熟的改革措施要加快在全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推广。

（四）加快我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当前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单一化、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直接投资止步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的前提下，我国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特别是要积极推动中美、中欧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进程，有序推进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谈判，改善引资环境，促进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加大我国对欧美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五）加强招商引资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

加强招商引资的人才队伍建设，善于利用社会力量和培养一支专业化的招商引资队伍，推动招商引资工作科学化和合理化。提升招商引资管理水平，摒弃过去单纯的以招商数量和引资额来评价招商引资成绩的考核标准，从长期的经济社会效益出发，持续跟踪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效益影响。

[参考文献]

[1]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2]郭克莎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J]管理世界，1995（5）：31-40.

[3]裴长洪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06（1）：33-39.

[4]王晓红，沈家文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展望[J]国际贸易，2015（3）：41-48.

[5]姚国利香港企业对内地的直接投资与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比较[J]国际金融研究，1995（8）：38-41.

第6篇：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

摘 要 文章结合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就业效应的直接因素（FDI的进入方式、FDI的流入产业、FDI的规模与性质）和间接因素（FDI的产业关联度）。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最后，引出对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就业正效应的思考。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就业效应 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的逐步开放，大量外资把我国作为投资的首选地。我国吸引外资逐年增加，198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为12.58亿美元，200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2007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高达835.21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的重心也由起初的重视外资的规模转向外资的质量。

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是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同时利用外资企业缓解国内就业的压力。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有效的促进了我国的就业，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结论却不尽相同。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5）所指出的那样“FDI影响就业的方向和程度并没有一个一般的结论，研究结果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分析手段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不足。”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因此，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必须分析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的机理。

一、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影响因素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其中，直接影响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性质等。而间接影响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关联度、东道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等。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不同对就业的创造效应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有“绿地式”投资与跨国并购。“绿地式”投资表现为在东道国建立新企业，使用新设备和雇佣新员工，这种投资形式必然能够创造直接的就业机会。而以企业所有权转移为特征的跨国并购，短期内不会形成新的生产力，就业机会一般不会增加，相反并购后的公司出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因素在重新整合、重组的过程中往往还会裁员，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DavidWilliams（2003）利用英国外资公司子公司的数据，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子公司类型、母公司国籍三个因素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得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因上述三个因素的不同而不同，“绿地投资”产生正的就业效应，而并购投资方式则产生负的就业效应。

虽然跨国并购早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首选方式，但30多年来，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以合资，合作和独资等新建投资为主。2010年，我国新建合资，合作和独资项目27355个，2010年末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1053万人。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相关并购法规的进一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会以并购方式进入我国市场。

（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产业

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与其所投资的产业有很大关联。相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据测算，劳动密集型的轻纺部门每一单位固定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的2.5倍。所以，如果外商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其单位投资直接创造就业的效应十分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将为东道国的非熟练劳动力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相反，如果外商投资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它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就会有限。ChristophErnst（2005）以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为例，时间跨度为1990--2002年，研究表明由于FDI进入的方式和部门的原因，90年代后大量涌入的FDI对于就业的影响总体是不如人意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更多地雇佣在了有较高资本密集度的部门。国内学者邱晓明（2004）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导致其就业增加效应明显弱化。

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弥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外商企业主要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所以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外商直接投资都进入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利用外资更加重视质量，越来越多的外资投资于微电子业、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业、通讯设备业、化工业等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与性质

最先进入我国的外资主要来源于是港澳台，从性质上讲属于“成本导向型”外资。这一时期外资的显著特点是规模较小，1990年FDI平均单项资本规模仅为90.69万美元。“成本导向型”外资主要是利用大陆极其低廉的劳动力，多投资于如纺织服装加工生产等领域，因此这些中小规模的FDI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很大。

牛勇平（2001）对1986--1998年的FDI与中国就业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在国内投资效率下降或相对下降的形势下，FDI对就业数量的增长具有不可低估的正效应，港澳台企业创造就业数量效应较为显著。

90年代末随着我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和来源国都有明显的变化。来自欧美以“市场和技术为导向”的大型跨国公司成为投资主体，FDI平均单项资本规模明显扩大。这些跨国公司的投资，多分布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由于FDI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单位资本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减少，因此随着投资主体由中小企业为主变为大型跨国公司为主体，FDI对就业的拉动效应不断递减。

第7篇：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稳定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2.6；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14-02

1 外商直接投资概述

1.1 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

所谓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也叫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是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1.2 直接投资的方式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一般分为直接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方式。采用最多的直接投资方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合作开发。其他投资方式包括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等。

1.2.1 中外合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亦称股权式合营企业。它是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举办的企业。其特点是合营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各方出资折算成一定的出资比例，外国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各种方式最早兴办和数量最多的一种。在吸收外资中占有相当比重。

1.2.2 中外合作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亦称契约式合营企业。它是由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或提供合作条件举办的企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各方签订的合同中确定。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一般由外国合作者提供全部或大部分资金，中方提供土地、厂房、可利用的设备、设施，有的也提供一定量的资金。

1.2.3 外商独资

外商独资企业指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根据外资企业法的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应至少符合下列一项条件，即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产品全部或者大部分出口的。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

1.2.4 合作开发

合作开发是海上和陆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的简称。它是国际上在自然资源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经济合作方式，其最大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合作开发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勘探、开发和生产阶段。合作开发比较以上三种方式，所占比重很小。

我们目前还有一些新的利用外资的方式。如①BOT。在基础设施领域的BOT项目已开始尝试。②投资性公司。1995年4月，外经贸部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以鼓励境外大公司开展其系列投资计划。③外商投资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可以发起方式或募集方式设立，现有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也可申请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④购并。跨国购并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系指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公司增资，使该境内公司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并通过该企业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且运营该资产，或，外国投资者协议购买境内企业资产，并以该资产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该资产。

直接投资项目，最大的困难就是缺资金，充分利用外资既可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又是解决资金困难的有效途径。我国利用外资分为两种形式，即：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借用国外贷款。

2 经济稳定性的内涵

经济稳定的含义通常是指要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经济稳定还包括有经济增长的内容，就是指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世界银行于1990年定义一个稳定的经济框架时，从通货膨胀、实际利率、财政政策、实际汇率和国际收支等几个方面进行。但在这五个标准中，只有通货膨胀是可以定量分析的，财政政策仅仅通过财政赤字这一个变量并不能完全衡量。这是由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根据货币调控政策和经济发展程度等所制定的。理论上讲，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常意味着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有效且稳定，但实际上很难有一项宏观政策可以控制一个单一的变量。所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都会存在着联动性。因此，上述变量的定量测度在实际操作当中很难完成，即使采用某种单一变量近似代替，所得出的结论也很难具有说服力。在此基础上，一种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应运而生，即采用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指标。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预算赤字（或盈余）以及外汇黑市的溢价。

3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如此迅猛的增长速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对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

（1）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道国投资增加。在带动就业量增加的同时，也引起了各产业间劳动力分布的不平衡，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最终会引起经济发展在各产业及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经济不稳定状况的出现。

（2）增加货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受阻。在固定汇率制下，由国内通货膨胀引起货币升值；在浮动汇率制下，则会由名义汇率的波动引起货币升值的压力。同时由于货币升值压力过大，进口会增长很快，出口则会出现受阻的局面。从而很容易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并最终引起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失衡。

（3）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来间接影响潜在产出的增长。技术、资本和劳动力是传统经济学中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而其中产业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均为对其投资的结果。因此，社会可支配资金的规模及其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是潜在产出增长的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其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压力，弥补了资本要素的稀缺，但也引起了一些不良的后果。主要表现为：首先，过快的投资刺激了国内的总需求大量增加，导致经济过热发展；其次，发展中国家在还不具备完善金融机制和健全金融体制的情况下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势必会造成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加剧。

（4）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会引起经济过热。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过快增长，势必会引起东道国国内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也会随之增加。外汇占款的增加随之会引起基础货币增加，从而M2增加，国内需求增加。并最终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之后一直处于稳定的态势。直到90年代中期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低迷，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额也受其影响，出现下滑。比如印尼、智利、巴西和阿根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外汇储备增加引起基础货币增加理论界一致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东道国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供给存在影响。具体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会带来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相应地，中央银行不得不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来补充相应的外汇占款。一旦货币的大量供给超过实际需求，必然会给通货膨胀带来直接的压力。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讲是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矛盾产生的。进口商品和服务是国内总供给的构成部分，出口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在短期内，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一定的，外资的大量流入势必会引起国内总供给的上升，从而改变东道国的供需平衡状态，导致东道国通货膨胀水平发生变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拉动一国投资水平的上升，从而构成对配套设施及物资的超预期需求，影响一国的物价水平状况。外商直接投资造成金融体系脆弱性上升。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从金融层面来讲，可能会引起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上升，对宏观稳定产生负面冲击。

（5）外商直接投资降低国际收支平衡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度引入会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造成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能力通常用其拥有的外汇储备额来衡量。外汇储备越多，理论上其偿还国际债务及干预本币汇率的能力越强；反之，则平衡国际收支的能力会越弱。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以及外汇储备的影响是突出存在的，特别是国际收支平衡的调控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是，经常项目赤字不应过高，一般认为不应超过全国GDP的5%。如果超过这个警戒线，则很容易造成市场运行的失灵。

（6）外商直接投资加大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挤出效应。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生产要素中的资本要素普遍短缺，而劳动力生产要素较为充裕。这种状况的弊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也不断地暴露出来，成为抑制其发展的一种“瓶颈”。外商直接投资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并且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东道国的整体劳动力生产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方面的负面效应也是存在的。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国外企业的资本劳动比总体上要高于国内投资企业，更多的是一些资本要素密集型企业，因此高资本投入必然会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另外，挤出效应也是影响东道国就业下降的一个主要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挤占国内投资，从而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褚敏，张建辉，靳涛.外商直接投资溢出、市场化转型与经济增长[J].投资研究，2013（1）.

第8篇：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就业 外商直接投资 动态影响 就业效应 计量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规模和水平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积极或消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影响过程。外商直接投资所创造的就业效应分为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直接就业效应就是直接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所增加的劳动力而产生的就业效应，间接就业效应是指通过外商投资而带动本国的一些相关企业的发展。

一、中国劳动力就业情况及影响因素的总体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就业问题极为严重，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更为庞大。那么影响就业问题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在此我们借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来研究影响劳动力就业人数的因素分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将其对数化，即为：，其中A代表广义的技术进步，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将其进一步变型得到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就业弹性。

因此，影响就业弹性的因素可以总结为技术水平和资本存量。通常情况下，技术水平越高，劳动力的需求量就越少，因为高端的技术水平将会取代劳动力对生产的发展。如此看来，外资的引入可以带来更高的技术水平，进而劳动力将会因此而受到排斥。

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技术进步会使经济体更容易产生新需求和新的行业，这种新需求和新产业的产生也会扩大劳动力就业的规模，但是也有可能会对原有的劳动力进行培训再上岗，所以对新劳动力的需求数量是有限的。可见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技术、取代劳动力和创新行业的数量以及速度对比，当技术取代劳动力时，由于技术进步产生的新行业的数量及速度之比小于1时，将会促进劳动力的就业，反之则结果也相反。外资的引入将会增加投资资本，短期内，新的资本会吸收新的劳动力就业，但是当劳动力的需求达到饱和之后，资本可能会排斥劳动力；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外资的进入，大量的资本为了寻求新利润继而会产生新行业，这将进一步吸纳新的劳动力而扩大就业规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动态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是极为复杂的，并不是起到绝对的积极或消极作用，而是一个动态的影响过程。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结果的不同，可以简单地把它分为短期、中期、长期。在短期，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资本规模巨大，机器设备先进的新企业，或者收购一些本土企业从而扩大企业的规模，这些必然需要吸收新的劳动力来带动新企业的发展。其中，那些被收购的本土企业通常是指那些濒临倒闭的企业，或是经营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的企业，外资企业通过收购的形式使一大部分即将面临失业的劳动力重新上岗，这也是一种减轻劳动力就业的途径。可见，在短期，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起到了拉动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是显著的；到了中期，劳动力的吸收达到了饱和，这时外商企业着重于利用较高的技术水平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除此之外，相对于国内的企业而言，外企不论在经营管理方面还是营销渠道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这样就会加大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当这种竞争过于激烈时，国内的一些企业可能会因此而被击垮，导致部分劳动力失业，即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从长期来看，由于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外商企业开始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从而产生了新的行业，这又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即再次对就业产生促进效应。

三、外商投资直接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

根据《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描述，可以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分为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其中直接就业效应是指直接通过外资企业雇佣新的劳动力所产生的就业效应。影响直接就业效应的因素主要有外资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的行业和外资企业的营销方式等。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入我国：（1）通过并购本土企业进入；（2）在本国建立新企业。不同的方式对就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通过并购方式引进的外资在短期内对就业并不能够产生促进的作用，相反的，有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并购我国企业后再重新整顿公司的过程中，会把原来在企业中的闲置人员或劳动素质低下的人员开除掉，从而导致一部分劳动力失业。因而这种方式在短期内不存在直接就业效应。而新建企业则可以直接增加劳动力，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主要采取的就是新建企业，因此，新建企业对就业的贡献相对于并购的方式更为突出。

（一）建立模型。

首先建立计量模型，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Y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中外资企业的投资额X为自变量，样本取值于《中国统计年鉴》中1990年-2011年的数据。具体数据见表1。

表1 外商直接投资―外企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2012）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外资企业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随时间的变化情况，首先做出它们之间的折线图，见图1所示。

在图1中我们可发现，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随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呈阶段性的特征。因此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就业人数有影响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定性因素在影响它们的关系，例如政府政策的变动。根据《世界投资报告》中的记录，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的调整了本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项目审批权限；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和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国内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货币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了迅速释放。由此可见，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对就业人数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要在计量模型中引入政府政策变动这一虚拟变量来其对劳动就业人数的影响。

（三）模型检验。

1.变量显著性检验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tlnx|=7.45，|tdt|=5.19，|tdt*lnx|=5.71，而。所以，个解释变量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个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通过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政府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都具有显著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政策的变动的确会影响到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2.拟合优度及方程显著性检验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政府政策没有变动前，即Dt=0时，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就会增加0.49%；而当政策变动时，即Dt=1时，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就会增加1.4%。回归结果中，可决系数为0.958102，修正可决系数为0.951119，模型的拟合度很高。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模型的F值为137.2，远远大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8.10，所以，方程也是显著的。

四、结论分析及其建议

充分就业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所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因此，世界各国非常重视就业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始引进外资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了我国劳动就业的新途径。计量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随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总就业人数是不断增加的，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到政府政策变动的影响。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虽然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带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就业，与该国能否制定恰当的外商投资政策，并适时加以调整有着很大关系。对此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应该做到：

①坚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为主，以劳动密集型来增强就业效应，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优化就业结构的政策；②鼓励和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采购和使用国内企业生产的相关产品，以此增强外商投资的间接就业效应，从而扩大就业规模；③我国应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饱和市场，尽量减轻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竞争，以减少国内企业的失业人数；④有关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建议，我们必须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商投资战略的重点。

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我国应该做到进一步修改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耗比例和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和贸易保险制度；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通过这方面的制度调整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结合以上几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力的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促进就业的主要途径，政府应结合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状况，同时不断优化相关政策，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此来促进我国劳动力就业人数。

参考文献：

[1]庞浩.计量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牛勇平.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的关系[J].经济学动态，2001（11）.

第9篇：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范文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1992;Zhan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etal.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更多精品：3edu文书率的所得,由此,这就很难给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a+blnV+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上文谈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整个外资企业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进而分析那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行业和省份的相对经济绩效表现。在某个行业或省份中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个指标,所显示的,是从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个行业或省份的累积渗透,因此,分析这个指标与这些行业或省份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测试主流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制度和结构变迁等等改进效率论述的假说,也有助于考察结构主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扭曲或扼杀国内产业发展的假说,以及激进主义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的现实解释力。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