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精选(九篇)

第1篇：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互联网；生态治理；“人文科技”；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093-05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待科技问题上都主张科技要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但人自身不能在此过程中被科技束缚。而推动“互联网+”行动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促使互联网不再是作为最初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科学技术，而是可以真正融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像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众多伟大科学技术一样，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为改进生态治理思路，增强生态治理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创见。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人类尺度”的思想核心

即使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伴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今时代，马克思有关科技的思想对解决现实问题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即以科技的发展和创新为中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 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2]马克思的这种“人文科技”思想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巧妙融合，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之下，科技不再仅仅是被当作一种脱离人的单纯工具，互联网时代下的生态治理就不是单纯地利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生态治理的模式，而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个层面上说，用马克思的科技观点分析当下互联网技术仍然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特殊的生产力对未来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和思维方法，对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尖锐批判，尤其是在对技术非理性使用的批判尤为深刻，提出了许多合理利用科技的主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文科技”思想。

1.反对科技“控制自然”导致生态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既反对单纯依靠科技的进步就能够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也反对认为科技进步是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的运用并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生态危机发生之初，一些思想家把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为科学技术本身，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就激烈批评了把科技和控制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在现实社会中，科技履行控制自然的功能仅仅是表面现象，真正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人类自身的思想观念和由此采取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安排。[3]科学技术不能再被视为控制自然的工具，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挑战不是征服外部自然，而是可以发展一种理智地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以及培养和保护这种能力的社会制度环境。[4]所以并不是不需要科学技术，而是必须改变人类利用科技的方式，本质上仍然要从人自身找到生态问题的原因。

2.主张科技的“生态化”需要发挥科技的多重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科技应该建立在对人的自利和自然应有的价值权利的尊重之上。即使是持“科技并非中性”观点的安德瑞・高兹也认为，科技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他高度评价了当时还处在发展萌芽阶段的计算机网络化和机器人技术，认为这是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生产要素的经济需求为主要特征。[5]高兹所主张的“经济理性”和生态观念的普及，这也正是可以通过当今互联网、大数据科技的发展来实现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人们只看到并运用了科技的经济价值，忽略了科技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这就会导致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今社会，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多重价值，让经济价值的实现以科技的“生态化”为前提，即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努力实现科技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之间的统一。在社会主义的科技发展中，这种多重价值也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都可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

3.认为科技必须遵循“人类尺度”，核心是实现“人的解放”。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侧重于从生态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詹姆斯・奥康纳就认为高度集中化的大型科学技术发展模式应该向科技发展的“分散化”与“民主化”转型，使生产过程也可以分散化、民主化。本・阿格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经济组织形式的批判，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稳态经济”并不是让大部分人回到过去那种以穷l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而是要把现代技术分散地运用于环境之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直接阐明技术在“某种特定生产和积累方式”中是无法为我们独自解决生态问题的，必须要结合“人民和社会”的需求。[6]这些思想都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人文科技”思想的延伸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实质任务就是必须遵循“人类尺度”，使用具有“人性的技术”，可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让每个个体参与其中，核心就是要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在此之后的戴维・佩珀也强调了实施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新的“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以前的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至于中心位置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强调人自身精神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依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这实际上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同义，即人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二、互联网科技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视角下的重新考量

从马克思主义及生态马克思对待科技问题的观点来看，以生态与人文视角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带来生态文明的巨大进步。而将当下推动“互联网+”行动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置于生态治理之中进行重新考量，对于实现生态治理真正的“善治”就有了新一层的内容和意义。

1.互联网自身具有“人性的技术”特点。互联网同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类似，虽然在基础设备制造和上游能源利用环节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在自身环节并不产生环境问题，属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描述的可以使用的具有“人性的技术”， 或者是一种“软技术”。首先，互联网具备“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接入网络，使在生态治理方面的信息交流极为通常，每个地方、每个个人的诉求也能得到充分表达。其次，互联网渗透多领域的特点使科技的多重价值得到深刻体现。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从最初的经济领域渗透到生态环境领域，从改造制造业到环保产业趋向柔性化和智能化，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阶段对不同国家、地方环境数据的监控与整合，又可以减少生态治理的成本，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从而使互联网在生态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互联网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最为重要特点就是“大众化”和“去中心化”，这同样符合生态马克思主义要求科技“民主化”“非官僚化”的特征。所谓“去中心化”并不是中心与实质的丧失，而是多核心多实质的“共治”。互联网技术在一开始的发展仅仅是“小众拥有”，是社会精英们娱乐的工具，还谈不上网民共享，更不可能有什么“共治”。但当互联网发展到成熟阶段，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共享共治”自然也有了必要性，在生态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在未来，互联网的共享共治精神也会逐渐趋向理性，对改善生态治理将发挥重要作用。

2.对互联网的认识过程体现“人类尺度”与“人的解放”。马克思论述人类自身发展需要经历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个阶段，而人类利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很多科技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从“他人依赖”到“工具依赖”到“人的解放”三个层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对互联网的认识也大致需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即在一开始的“原始阶段”，人们利用互联网仅H是把其作为传递生态治理信息最基本的工具，实际上还是处在互联网最初的应用阶段。而在其后发展到较高一层次后，人们开始把互联网当作自己达成生态治理目的某种“渠道”和“基础设施”，[7]这时互联网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态治理工具，正是在这个阶段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审视利用科技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比如片面强调科技的作用而导致缺乏人文关怀、过分强调工具的治理作用从而忽略了人自身的主动性等问题。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就达到了第三个层次，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不再只是人类单纯利用进行治理的工具、渠道和基础设施，它已经不是处于某一层次的发展之中，而是整个层次的包含之中。此时人们已经习惯社会治理活动中网络工具的存在，互联网科技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即互联网下的“人的解放”。人们在利用科技中寻找到了人的本质，而科技是实实在在地已经融入到整个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也真正内化到了人们达成自我实现和发展的需要之中。

3.互联网的发展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紧密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就是人借之将自己的需求和目的转移至劳动对象的力量和手段，是人类意志的产物，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仍然是由于人类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技术，是人自身局限性的反映，生态问题不是单纯的“自然”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亟待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当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无疑是改善生态环境，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8]阐发生态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的生态维度是很有价值的，利用科技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性选择。也只有真正把互联网的发展融合到生态治理之中，实现在国家治理能力在生态层面上的改善，才能使人摆脱“科技异化”，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发展。

所以，我们重视科学技术在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互联网科技也不例外，最终都是把着眼点放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生态文明的建设上去。不单单是把互联网技术作为参与生态治理与实现生态文明的工具，而是让互联网真正融入到生态治理本身之中，让科技也成为生态文明的一部分，也就是人们未来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使生态治理也能“互联互通”，实现生态治理的专业化与大众化融合，达到“共享共治”，即每个人都是生态治理的主体，这也就达到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人类发展三个阶段的最高一层。

三、互联网科技在生态治理中的路径转变

现阶段互联网已经广泛进入了世界以及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截止2015年，全球网民已达30亿，人类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而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9]中国拥有着全球最大规模的网民群体，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互联网科技运用到环境治理已经有了雄厚的群体基础。互联网虽然不是中国的原创发明，但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能够造就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辉煌一样，中国完全可以借助互联网实现创新生态治理模式，为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贡献。

当前，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代表着信息技术最新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增强生态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也为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念融入到互联网的发展，使互联网科技不仅可以发挥提高相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功能，同时也开始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维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效率的作用，这正是我国完善和发展生态治理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契机。中国当前正在大力推动的“互联网+”行动，在生态环境领域内就是要“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实现生态环境数据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10]整个生态治理动态过程中的“互联互通”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参与此过程中的“共享共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人的解放”。

1.纳态治理区域个体决策到“互联互通”。互联网表现出来的科技形态几乎是无形的，但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却是有形的。人类惊人的创造力再次通过发明互联网以及越来越廉价的接入设备为解决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方案。如同马克思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样，互联网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简单地让其成员知道自己的某些努力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无用的，而且这种努力不是靠强制、义务、物质激励或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人们知道有些任务和成就只能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来完成。[11]

当今生态环境问题如同互联网一样，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并且也随着接入互联网地区和人数的爆炸式增长，互联网科技在国家生态治理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互联网无视地域、没有边界的特点使得每个不同地方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反映环境问题，整个“地球村”中的“一个村落”中的“一个人”发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就会波及到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真正实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在自然地理领域，而且还可以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必然倒逼地方政府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和产业政策改革，同时也要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世界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生态治理统筹协调，生态环境问题就有了更加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对生态治理的相关决策不会再是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区域性行动，同时，人们在网络上也自发形成了环保型组织共同监督不同地区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生态治理的“互联互通”。

2.从生态治理政府组织主导到“共享共治”。互联网科技虽然使社会更加多样化，但社会成员因为使用互联网仍然要共同遵守规则，仍然有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政府转型与 “共享共治”成为可能。[12]在未来，永不下线的互联网将对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大多数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人们自身创造性和自主性的潜力将得到极大的挖掘和发展，以自身智慧汇聚集体智慧，将用于任何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13]个人自发的努力也可以汇聚成庞大的体系，最后形成“受启发的个人结成的集体网络”和“智慧型的共同体”，这就为“共享共治”提供了基础。这种“共治共享”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动机与形式上。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极大拓宽了人的交往空间，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互联网中哪怕只是取得的些许成就，也会让人很有“获得感”。此时，经济利益的满足已经不再是人们首要或者唯一的行动目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生态治理的热情大大增强。另一方面，生态治理的主体也不再只是以传统的政府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互联网使每个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环保群体可以表达意愿，创新了进行环保活动的平台，大大降低了形成环保组织的门槛和开展保护环境活动的宣传成本，同时一些互联网最新的创新成果――“互联网众筹”模式与“环保”相结合，其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的特点，使环境保护运动更加透明和高效，给了生态治理以新的生命，从而实现了人们在互联网条件下环境治理的“共享共治”。

3.从生态治理的科学技术依赖到“人的解放”。生态污染、传统意义上“美”的丧失，这些从来都不是科技与生俱来的问题，科技同样可以给人带来更加奇妙的东西，这需要我们用新的文化重新塑造技术。技术本身不会创造需要，但我们可以强化与我们真正想要的所对应的目标，从而决定我们真正想要到达何处。[14]在当今时代，由于人们的这种科技式生存方式，各种问题无论缘由如何，其改善和解决都不可能再离开科技的影响。但也绝非简单地依赖科技，互联网科技也不再仅仅是人类进入网络领域的工具，而是相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各个系统造成的整体性效果和价值取向。[15]无论在哪个系统中，其价值取向的根本是指向“人的解放”，这是未来利用互联网改造生态治理体系所应采取的最根本路径。

互联网创造的和而不同的局面可以让每个社会成员的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发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生态治理三者良性互动。这种生态科技文明可以不断满足人的需要，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中心”，不再被互联网科技本身所束缚，而是能够掌握其中，充分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互联网也将真正融入人的思想文化之中，成为马克思所论述的“人文科技”那样，与科学的人道主义统一于生态治理的实践中，并可以在实践中发挥最大程度的积极作用。每个治理的主体可以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社会成员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就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感知力、洞察力，最终达到治理过程中的自我驱动、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提升的理想状态，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人生的真正价值。

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看待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阶段，科学技术始终都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充斥着运算法则或者简单工具的冰冷世界，[16]最终人类自身还是要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因此，在“互联网+”时代的生态治理过程就是要让其融合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中去，真正实现在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基础上的人的解放。

参考文献：

[1].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98.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9.

[3]俞吾金，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47、666.

[4]解保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名著导读[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22.

[5]万希平.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86.

[6]马兰，吴宁.生态视域的科学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述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7]阿里研究院.互联网+：从IT到DT[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78-279.

[8]王芳.环境与社会――跨学科视阈下的当代中国环境问题[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82-84.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5年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6-01-22）.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1/t20160122_53271htm.

[10]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EB/OL].（2015-07-04）.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7/04/content_10002htm.

[11][美]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增长的极限[M].李涛，王智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255-256.

[12]彭芬兰，邓集文.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定位[J].理论导刊，2016，（2）.

[13][挪]乔根・兰德斯.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M].秦雪征，谭静，叶硕，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206.

[14][美]迈克尔・贝尔.环境社会学的邀请[M].昌敦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4-107.

第2篇：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前提 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清楚明确地揭示了现代工人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或世界性,同时,这个国际性或世界性就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国际性是共性或普遍性,而民族性就是个性或特殊性。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即:共产党人“这些原理的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申明,马克思主义没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出过“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②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具体的国家或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一经与现实世界相接触,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具体和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品格的必然表现。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化。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要具备一个前提和两个必要条件。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被实践验证了的科学体系,是正确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真理。所谓真理,即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一切真正名副其实的科学的知识及其体系,无不是对事物客观规律的正确揭示。正因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资本主义必定灭亡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这一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所以我们才坚信其为真理。而且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年来的国际和国内的实践,完全验证了和正在进一步验证它的真理性。后来的列宁主义和思想,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和重大的发展,但是,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结合本国国情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是基本规律的进一步具体化和丰富化。

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批判王明时曾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地宣传……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③针对中吹起的个人迷信思潮,强调要突出马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其后的列宁主义、思想等的关系,是“总店”和“分店”的关系,是“源”和“流”的关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要寻根索渊。不寻根索渊,既不会深刻理解它后来的发展,也难以真正掌握其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曾说过:“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总之,“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④

如何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再告诫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读原著,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明确写道:“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指唯物史观――作者注)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并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⑤他在给《资本论》第3卷写的序言中也指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⑥

列宁说过:“对于伯恩施坦这一著作的意义,对于这一著作引起的争论感到兴趣的读者,我们只能大力建议你们去看德文原著;千万不要相信俄国著作界中占优势的折中派的那些偏颇的片面的评论。我们听说,有人想把考茨基这本书摘译成俄文。这很好,但是这不能替代阅读原著。”⑦

马克思在为《资本论》法文版写的序言里谈到,《资本论》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而“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他接着写道,“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⑧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

确立无产阶级立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知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一是必须培养和确立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不是任何人都能学懂和掌握的。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理所当然地会遭到包括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分子的极力抵制和拼命反对。同时,尚未确立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假如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就不会也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所以,立场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是个大的原则问题。

二是必须掌握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及其方法的基本知识。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人类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性问题。当前科学的发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以高度综合为主导的大趋势,其中蕴含着由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转向和飞跃。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数学、经济等学科领域开展了许多有关复杂性或复杂系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用系统的方法,以复杂性探索为中心内容的复杂性科学应运而生了。突破机械论与还原论,发展有机论与整体论,在创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基础上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重大的时代课题。

钱学森院士运用实践论的观点,按照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将现代科学技术划分为5个层次,即: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部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现代科学技术就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整体,在这个体系的,还有尚未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前科学”,即实践经验知识库和不成文的实践感受。这个体系是开放的,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部门还会增加或重新整合。在东西方文化互补、融和的基础上,钱学森提出的宇宙探索的五观(渺观、微观、宏观、宇观、胀观)世界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四个文明建设的体系结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与大成智慧,这些构成了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说,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的核心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把握,是依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论证了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正在发展为“一个伟大的整体的联系的科学”这一命题的科学性,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怎样的整体性,按照怎样的模式相互联系、运动、发展。因此,不论在科学技术体系的内容方面,还是在科学方法论上都具有重大的突破,是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新,已经引起我国和世界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学习、研究和掌握钱学森提倡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思想及其方法是包括法学在内的所有科技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有了这个前提和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法学还不一定可以中国化;但是,没有这个前提和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肯定不能实现。(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285、248页。

②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697～698页。

③《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页。

④(《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页。

第3篇：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论文摘要：从当今技术时代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通过回顾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观点，运用历史结合现实、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探求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从而提出未来技术发展的伦理秩序。

  技术给人类巨大的福社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强烈的惶恐与不安。核技术对人类和平的威胁、基因技术对道德伦理的冲击、数字化技术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及技术应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等使得技术的成果和发展与人类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争和矛盾，结果使得技术双重社会效应引发了对技术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的争论、技术发展导致了技术生产及技术产品使用中不同利益的冲突。人们在发展技术的同时，愈加关注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但寻找一个普遍的技术伦理理论与规范并非易事，于是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试图从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专门的技术伦理学，但对技术的关注却贯穿于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资本论》等着作中包含了其丰富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同马克思技术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实践观、马克思辩证法、马克思发展观等一样，是其全部哲学思想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当受到重视进行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探绩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它不仅可以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技术伦理学和伦理学提供方法论指南，而且还有利于技术伦理学形成稳定的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和未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对于更好的理解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分析和解决高技术社会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素养、促进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等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即技术批判维度、人类学维度和伦理学维度。

  技术批判维度。国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涉及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相关领域。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及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深受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影响的主要代表。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中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亮眼，虽说卢卡奇没有把它作为主要内容进行阐释，但这种初步性尝试无疑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发展具有开创性价值与基础性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至法兰克福学派进人技术理性批判的繁荣时期。霍克海默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在《批判理论》中把技术与科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规定和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发展方向。阿多尔诺针对马克思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庸俗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一理论在《否定辩证法》中提出唯物主义应与科学的传统理论和世界的笨拙解释区分开来的观点。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的人道主义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指出高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类似马克思的“高级异化”。哈贝马斯的《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表达了将经验的历史哲学与实践政治意图结合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汲取和发挥。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异化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异化根源的回答不尽一致。霍克海默认为技术异化决定于社会条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异化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异化原因为科技自身。然而他们的出发点与宗旨完全相同，即从人本学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异化，将人本主义与批判理性相结合。第二，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技术伦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述技术的社会功能，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最具个性的理论特征。霍克海默最先指出，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实现了对自然和对人的双重统治。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哈贝马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尤其是异化思想。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是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强调马克思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传统，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渊源，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他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在物质和观念层面上影响人们的生活，对技术不再诉诸于消极地批判，而是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善于运用案例分析法，强调把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与自然环境的保护融合到技术的发展、设计、改造以求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芬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着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其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有关论述。芬伯格将已有的技术研究分为技术工具理论和技术实体理论两类。技术工具理论认为技术是用来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中性的，无任何价值负载，可以人为控制;技术实体理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种新的、将整个社会的世界作为控制对象来重新构造的文化体系，它否认技术的中立性，认为技术的手段与结果不可分割。芬伯格在批判这两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反对宿命论上它与技术工具理论一致，在赞同技术形成文化体系上它与技术实体理论殊途同归，这种技术批判理论否认技术的中立性，强调技术最终要服从于人为控制。芬伯格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归为三种，一为技术的产品批判，二为技术的过程批判，三为技术的设计批判。为了更适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芬伯格试图发展一种“过渡新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三个过程:第一，生产手段的社会化;第二，社会的极端民主化;第三，导致创新的新型技术进步。只有完全包含以上三个过程的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余为非马克思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同人一样遭受了奴役，同伦理一样陷人了矛盾。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以现有技术为固定背景，没有质疑技术和技术体系的社会根源，所以自己的研究方法应与其截然相反。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技术与价值辩证统一，通过一种技术政治学可以创造一种替代的技术体系。此外，芬伯格认为用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可能解释取代资本主义的有计划的社合的合理性，在批判资本主义合理性的阶级偏见上建立一种文明变化的连贯战略并不可行。

  人类学维度。社会建构论者从马克思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认为技术的本质观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该学派的思想家于20世纪初进行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70年代知识社会学即SSK  (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麦肯齐(D. MacKenzie)与瓦克曼( J. Wajcman)的《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polo-gy》(1985)(即SST)，平奇(T. Pinch )、比杰克(W.Bijker)与休斯(T. Hughes)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1987)(即SCOT)的出版是社会建构论诞生的标志。shaping较construction为更多人所接受，SST成为代表社会建构论的主流术语。根据方法不同分为三种:以平奇(T. Pinch )、比杰克( W.Bijker)为代表的技术社会建构方法、以休斯(T.Hughes)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分析方法和以卡隆(M. Cal-lon)、拉图尔(B.I,atour)为代表的操作子网络分析方法。社会建构论将技术作为社会利益与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技术发展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它否认技术决定论，强调社会对技术的影响，认为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是社会的产物，由创造和使用它的诸要素决定。社会建构论以人与社会之间互相创造为出发点，认为人与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是建构性的，应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与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创造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社会建构是互动的，即科学技术的人化和人的科学技术化。该学派的思想家重视对马克思的研究，试图说明马克思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对社会建构论的重要影响，并对马克思人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与关注，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属性予以分析。

  伦理学维度。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把对现实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分为欧洲大陆(现象学)传统和英美(分析)传统，在欧洲大陆传统中马克思被排到希勒、加塞特、海德格尔和乔纳斯等人之前。米切姆认为马克思对技术伦理的产生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并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解为有目的的活动。他把技术定义为四种基本类型:技术是客体、技术是过程、技术是知识和技术是意志。在分析了伦理学与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的关系后，他注重高技术伦理学研究，进而考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问题。《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1994)是其技术哲学明显转向技术伦理的标志，《Thinking Ethics in Technology》(1997)容纳了其1995至1996年间技术伦理成果，《Engineering Ethics》(2000)作为大学工科学生教科书，表达了他积极倡导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思想。米切姆认为传统伦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应该如何相互交往;现代伦理学的范围已扩大到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即动物、自然界和人工制品等。

  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陈昌曙、远德玉等在论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涉及了同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相关论述。他们认为伦理观念影响技术活动、制约技术活动，要恰当的处理伦理追求与技术要求之间的矛盾，促进技术发展和伦理完善。高亮华认为技术“具有丰富的伦理与政治意含”，对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图景进行了探讨。刘海文强调“技术负荷政治”，对技术构成特质和运用后果进行了论证。

  李庆臻的《现代科技伦理学》一书简单论述了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总结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科技与道德相互作用、科技要为人服务、科技和道德对立的根源、重视生态伦理问题、重视地球伦理和全人类的道德等七点。

  李三虎的论文《技术伦理的休漠难题—走进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及其地位》是学界关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他把当今技术伦理学的争论归结为三个问题:“一是目前技术伦理学使用传统的价值、责任等概念来分析技术伦理问题，出现了诸多矛盾(如运用价值判断处理新技术决策会导致各方固执己见和冲突激化，运用责任伦理无法规定技术后果的具体责任主体等)，从而面临着适应技术发展而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问题;二是技术伦理学仅仅限于技术职业责任或道德范围显得过于狭窄，它将技术发展的外部社会伦理问题归由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也失公允，而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形就存在着对技术的重新界定问题;三是技术发展涉及的诸多社会冲突及其解决无疑已经不再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伦理学如果要表现出它的实践意义，就不能不关注复杂的技术伦理责任主体关系，而这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协调和对话问题。”由此而转入马克思的技术伦理学，尝试解决争论。李三虎认为马克思在实践、异化、道德等概念下曾经对技术进行了伦理思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伦理现实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不仅是学术的任务，也是实践的要求。马克思重视技术的伦理问题而不是逻辑和经济问题，在技术时代刚刚出现时就预见了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要特征。马克思采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观察技术伦理问题，并将技术功能置于现实及社会背景中进行描述。马克思认为技术负荷道德价值，只有通过制度变革才能消除异化现象。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回答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是否通约的伦理问题，他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机器理论解释了事实判断附着道德评价。李三虎正是通过回答“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是走进马克思”这一问题，找到了解决当今技术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陈芬的《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伦理维度》一文对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是国内学界直接论及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又一人。她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是一种系统的整体论，而非技术决定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超越了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在人类实践基础上融通了科学技术与伦理价值的关系。从伦理维度评价马克思技术观“对于我们正确解决单向度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现状还不尽人意，并存在一定的缺失。

  技术批判的缺失。法兰克福学派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虽然对现代技术伦理的建构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但对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理解仍存在着某些偏颇性与片面性。首先，脱离历史和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技术伦理批判忽视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以客观理性取代主观理性，无法消除技术的负面效应。其次，对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未能摆脱对技术本身谴责的范畴，它的技术本身具有压抑人、统治人的错误论断是不可能动摇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三，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尽管马尔库塞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技术对社会进步的“重要催化剂”作用，但总的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散发着存在主义的理论气息，针对技术本身的反人性本质和异化本质，表达了技术悲观主义宿命论倾向。这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要求走艺术理性或交往理性的道路，而忽视了人本身力量之大，因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技术具有解放作用，只用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道路才是人类正确的抉择。最后，芬伯格的批判理论虽说也是在马克思技术批判的传统中进行的，但芬伯格过于乐观地看待技术，低估了技术的消极作用。从技术的民主变革到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芬伯格也缺乏深入论证，空有希望与自信。

  社会建构的缺失。社会建构论虽然高度重视技术活动中的主体力量，但并不否认技术活动中的自然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其处理方式存在局限性。它无法用其理论解释技术中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性，如普遍的对称性观点本身就需要完善。社会建构论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并未忽略人类行动的目的性问题，但在理论形式上不够重视。关于人类行动建构技术的过程理论即“如何行动”，它论述得较为详尽，而对于这背后的“为何如此行动”则考虑的不够。社会建构论者坚持认为技术活动中的客体的力量是人的主体力量的体现，这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实践活动起到了阻碍作用。

  非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国外学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绝不能忽视。如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马克思早期的技术批判生命力旺盛，而《资本论》中的批判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法兰克福学派高度重视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批判，丢弃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批判，实际上吸收的并非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忽视了马克思的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过时论，芬伯格的马克思技术理论的“摇摇欲坠”等主张却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

  全面系统性的缺失。对于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的探讨，国内外学界刚刚起步，还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国外米切姆的技术伦理思想直接涉及到了马克思，但是他的研究还不够深人，比如“考虑周全的义务伦理”其概念本身就十分模糊，且实现起来也有较大困难。国内着名学者陈昌曙、远德玉教授没有直接对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进行论述，他们只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时触及到马克思的技术伦理思想的部分内容;高亮华、刘文海在讨论技术问题时已深人到了技术伦理学领域，但也仅限于技术的人文价值和政治价值范畴;李庆臻简略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容，有简单化之嫌;李三虎、陈芬对马克思技术伦理的研究虽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观点，但也仅限于三篇论文，理论视野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于进一步拓展。

第4篇：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决定论；技术哲学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marx is not a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from two perspective: first, marx maintains that it was the growing market demands, not the technological factor that determined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western europe. he also argues that technology itself was determined by societal demands. second, the dialectical method was used by marx in his studies of society and technology and their changes. th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however, is the opposite of dialectical reasoning.

key words: marx,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关于这个问题，国际上有三种观点：1）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2）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3）马克思既是又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这个问题在我国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为什么在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问题上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呢？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1）对技术决定论的界定；2）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

本文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并从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和马克思的方法论两个方面提出论证。

1 技术决定论的涵义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有着多种定义。

按人类学家l. a. white的界定，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在这里，技术是自变量，社会系统是因变量。社会系统乃是由技术系统决定的；社会系统随着技术系统的变迁而发生变迁。

美国经济学家n. rosenberg在这样的意义上界定技术决定论，即技术力量是导致社会经济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说，技术因素是导致社会变迁的自变量，社会变迁是因变量。([7])

技术哲学家krogh将技术决定论定义为这样一种理论，即它认为：1）技术的发展决定着所有其他社会关系；2）技术本身的发展独立于所有其他因素。([8])

技术建构论者w. e. bijker认为，技术决定论包括两层思想：1）技术发展是自主的；2）社会的发展是由技术决定的。([9])

我国对“技术决定论”的权威界说，见之于《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通常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其他社会因素而变更；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都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受技术的控制。” ( [10])这一定义将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推向极端，明显地把技术决定论变成了贬义词。我认为是不妥的。其实，就连负责《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该条目的分科主编陈昌曙先生后来也认为这样的界定值得商榷([4])。

综合上述定义，本文提出：所谓技术决定论，即认为：1）技术是决定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2）影响社会变迁的其他因素，是技术因素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技术是第一位的原因，其他因素是第二位的原因。本文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技术决定论这一概念。

2 从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看，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我们只要看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所做的解释，便可得知。在马克思的研究中，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是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呢？ 如果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结为技术因素，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说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

研读马克思的有关文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是对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做出的反应，技术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化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11])

我在这里之所以做“文抄公”，是因为我认为这段文字是对“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这种观点的一个强有力的、决定性的反驳。现分析如下：

1）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并做了原因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两次转型：封建的工业经营方式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型，以及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转型。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两次转型促成的？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两次转型从根本上讲均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非技术使然。

2）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变迁并分析了技术变迁的原因。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蒸汽和机器之引入到工业生产中；在大工业阶段，航海业和陆地交通的巨大发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技术变迁？是因为市场需求和营利机会的扩大。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我承认是市场需求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技术变迁，然而，市场需求的增长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归根到底是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本文认为，这种解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明显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技术（和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社会需求决定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技术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在上文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两次提到航海技术的发展是由于市场和商业机会的增长所致：第一次是在第一段“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第二次是在第四段“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概言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市场需求的增长，而不是技术变迁；技术及技术变迁，也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不是什么自变量。也就是说，社会的变迁，市场需求是第一位的原因，而技术变迁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认为马克思不看重技术因素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对技术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调节人与外部世界的媒介。人作用于物质世界，不仅改变了自然（自然成为了人类活动的器官），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改变了人类自身的自然），走向自我实现。

3 对“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的误读

最常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段话是：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比如，r. heilbroner引用这句格言，把技术决定论确立为“马克思的范式”(转引自[1])。确实，这句格言看上去是给人一种印象，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我认为，对这段格言的诠释，必须进行语境分析。

这句格言，出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的，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接着，马克思写出了那段引文。

我同意krogh对这段引文所做的语境分析，他认为把这段话诠释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是错误的。([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宗旨，是批驳马克思称之为蒲鲁东倾向，即试图从普遍范畴（universal category）的观点出发，来理解某一历史时期特有的事件。正是与这种倾向一致，所以马克思才在同一部著作中写道：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1])

所以，krogh认为，这段引语的最合理的解释是：马克思主张，技术系统只有把它放到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之框架中去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社会作用。如果把技术从具体的时代背景（context）中抽象出来，这样的出发点很难说有什么用处。所以，这段引语实际上正好表达的是与技术决定论相反的观点。krogh最后评论说，仅仅凭这段话就把马克思说成是技术决定论者，这样的文本阐释是极其肤浅的。([8])

另一个被人们常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段话是：“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2]) 把这句话解释为技术决定论，就好比说体温是由温度计决定，大气压是由气压计决定的一样。把表征时代的指标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无疑是错误的。

4 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看，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马克思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跟他对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应用到对技术（和科学）的研究，这是他为什么在对技术（和科学）的认识上比其同时代其他任何人更为深刻、更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7])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着重分析社会阶级而不是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作为社会集体过程来分析。不管科学家和发明家其个人天才在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活动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都不能视作个体行为。因此，马克思在探讨技术变迁时，他的分析焦点不是放在个体科学家和发明家身上，不管他们有多么的伟大，而是聚焦于作为社会过程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受制于其所在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

第二，历史的方法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它既表现出连续性，也会出现间断性。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又经历着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的三个阶段。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始终贯穿着历史的、动态的眼光。

第三，辩证的方法 马克思对历史变迁的分析，始终贯穿着辩证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无论是在历史的哪一个时期，新的生产力出现，绝不是某种神秘力量使然，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存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结果。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互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辩证的方法也是理解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何以具有特殊洞察力的最重要因素。马克思对技术变迁的因果分析，不是做单向的因果分析，而是强调经济与技术的互动和反馈。这一分析方法及其观点对技术创新的模型从早期的线性模型发展到互动反馈模型，肯定是有启发的，因为后一模型的提出者rosenberg是很欣赏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观点 。

技术决定论是非辩证思维，与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是根本对立的。如果把马克思划归为技术决定论者，这就等于说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分析中、在对技术发展的分析中没有采取辩证的分析。然而，事实明摆着，辩证分析在马克思的整个研究中是贯穿到底的。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因而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不是技术决定论的。我认为，在探讨马克思的技术观和技术哲学时，应该明确这一点。

最后，我想指出邓小平对技术决定论的一个论述。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13]我认为，这跟马克思的技术观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 牟焕森. 马克思与技术决定论研究[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3):35-38, 49, 35.

[2]陈凡. 马克思主义是技术决定论吗？——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探讨[n]. 科技日报，1988年10月10日.

[3]牟焕森. 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吗？[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9): 32-37.

[4] 陈昌曙. 技术哲学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189-193.

[5 ]黄顺基. 科学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26-436.

[6] 陈文化，李立生.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不是“技术决定论”[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6):34-37. 36.

[7] rosengberg, n.,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5-36.

[8] krogh, k., technology and rationality[m], ashgate, 1998. 58.

[9] jasanoff, s., et al.,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 sage publications, 1995. 238.

[10] 于光远等. 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225.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3-274，142，141—142，161.

第5篇：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关 键 词:马尔库塞;技术概念;本质;社会批判传统

Abstract:Hebert Marcuse's idea or theory about technology is mainly a social criticism. On the whole， the conclusion was drawn from two technological philosophers: Carl Mitcham and Egbert Schuurman. For example， Carl Mitcham pided the technology philosophy into two kinds， i.e.， the 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s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e didn't attribute Marcuse's idea to either of the two kinds but to the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critique of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Egbert Schuurman pided the technological R&D into transcendentalism and positivism， and he didn't think that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elongs to either of them but to a technological type of social critique. Actually， what the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mbodies is the core of humanism. The nature of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Key words:Hebert Marcuse; theory of technology; essence; tradition of social critiqu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 Marcuse，1898—1979)，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我们熟知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爱欲解放论和新感性等等。随着当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las Kellner)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手稿和书籍的整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思想也逐渐展现出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就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加以分析论述，希望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 技术概念的定性:社会批判传统

宏观上来看，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传统，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

第一位是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权威卡尔·米切姆有过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的论述，米切姆把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中。他说，后来的浪漫主义对总是设法掩盖生活本质要素的现代技术的批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主义和接近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等，都使用一种生命哲学框架，指出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难题，甚至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样的社会理论家，“就他们敢于对技术作出超技术的批判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与这种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1］18。然后，米切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避免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而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1］44米切姆的特别贡献之一是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哲学进行两大阵营的分类之后，米切姆又接着补充问题，他问到，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随后的答案是还有第三种技术哲学，而马尔库塞就名列这第三种技术哲学中。米切姆认为，对技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存在，对这样的论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和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等，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都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励”［1］43。“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1］43可见，在米切姆看来，马尔库塞技术观就是社会批判。

第二位是E.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现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舒尔曼也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有过定性研究。不过，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是间接地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中。和米切姆一样的是，舒尔曼也把技术研究分为两个类别，不过不同的是他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舒尔曼认为:“一般来说，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而在实证论那里，情况都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2］61而且这两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在谈到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这两个类别之后，舒尔曼把斯泰因布赫作为实证论者之一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舒尔曼把马尔库塞与斯泰因布赫加以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定性。这里插一句，卡尔·斯泰因布赫是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撰写了关于技术发展、技术的未来等方面的著作［2］407。

舒尔曼把马尔库塞归入到绝对化的自由一派中，同时还包括哈贝马斯。他说:“在论及斯泰因布赫时，我还论及到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既不同于超越论者，也不同于本章涉及的实证论者。”［2］3也就是说，在舒尔曼看来，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一致的地方是他们的技术思想中都有一种强调绝对化和控制的倾向。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内容和角度不同。马尔库塞强调的是社会中自由的作用和地位，而斯泰因布赫则强调的是社会中权力的不可战胜。换言之，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属于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联姻一派，而绝对自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追求目标，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舒尔曼实际上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

但是，由于他信奉耶稣基督，因而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不管是在绝对化的权力中(斯泰因布赫)还是在绝对化的自由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意义都找不到它的实质，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给定的。”［2］246最后，舒尔曼指出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的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斯泰因布赫求助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尽管他有直接民主制思想，然而斯泰因布赫与这些革命思想家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斯泰因布赫是受到未来可以完全被控制论所控制这一思想驱使的。我们看见，即便他的直接民主制观念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的，由于这种民主制的宣告在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加以考虑的，因为未来正在被规划之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相互之间虽也有分别，但都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他们同意优先权应当给予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尽管斯泰因布赫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借来了一些观念，他的技术意识形态却是与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2］31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证论者，斯泰因布赫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本身，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马尔库塞则在意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由上可见，舒尔曼笔下的马尔库塞，其技术概念是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马尔库塞更加强调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和摆脱控制这个方面，而不是技术问题自身，他对什么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多着笔墨，而且实际上这个思想特点也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里，在他一生的众多作品里，他提到技术的时候无一不是关注技术的社会解放和批判传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舒尔曼没有把他归入到前两个阵营即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主要原因。

综合米切姆和舒尔曼的看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实际上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评价和定性已经十分接近了，他们都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

二、 “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社会批判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为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背景。马尔库塞生长于1898年到1979年之间，而这81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数十个封建国家转化为一个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工业能力上仅次于大英帝国，追求生产和利润是其主要生活目标。这种影响对每个人都产生很大的冲击。人们对科技的神奇无不惊叹。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一下子可以把限制人的物质匮乏的局面打破，使人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物质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令人向往。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证明了人类理性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科技的进步使战争更加残暴。更多的市场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种族和国际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都迫使不少当代的哲学家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前景，反思科技与人文主义关怀的问题。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这种深刻的亲身经历更加促使马尔库塞本人去批判和揭露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并试图给以解答。所以说，从出发点和自身的社会背景来看，马尔库塞的科技观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

其次，马克思的印记。从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在研究马尔库塞和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多从批判和比较的角度指出马尔库塞的错误理解，批评马尔库塞“要批判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手稿》(编者注: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上来”［3］，笔者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观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戈菲说:“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们很容易从技术的人类学过渡到一种对这种技术的评价。当人们把技术活动与生命的活动联系起来，从生命活动开始对技术活动进行评价时，人们会发现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生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也正是将从这一方面，讨论当代对技术的评价。”［4］110戈菲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他说:G.西蒙栋、海德格尔和D.伊德，以其各自的方式，用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代替了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分析中仍然是很明显的。”［4］85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为马尔库塞进一步把技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想法提供了桥梁的作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就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阅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就立刻认可了马克思在该著作中阐发的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因。

再次，当时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探讨成为马尔库塞人文主义特征的直接来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对人文主义要求的呼声日益强烈，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主题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卢梭对技术的批判核心即是对过分强调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文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批判，开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先河。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科技发展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尔库塞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文特征和传统。霍克海默尔在他的科学技术观中阐发的人文关怀丧失的问题也影响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特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人文主义则有较长的历史。近代科学与人文分化的结果，一方面为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其反自然、反人道却使科学失去了人性的光彩。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和美好愿望。正如贝尔纳所说:“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5］543“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5］544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首先，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受到当时科学和人文的矛盾的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批判传统的体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对当时的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关系给予关注。其次，他强调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技术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论述技术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体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人道主义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传统”这一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特征，该本质对他的科技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究其一生，他的思想观点和论题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但是唯有他的“社会批判传统”的技术本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尔库塞一生的各个阶段里，他都以“社会批判传统”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某个理论的得失与否和价值标准。所以说，马尔库塞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从科技观而言，他的科技观也必然带有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避世的矛盾。积极入世具体体现在从开始马尔库塞即确立了科技批判的现实，而消极避世则具体体现在他一生中对科技观的分析和矛盾解决都从人的心理、人的感性等方面去开拓出路而没有从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找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确立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衣俊卿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特别注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的文化批判”［6］247。不同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6］55。马尔库塞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的本质，并且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见解同对现存社会的具体批判结合起来”［6］225。由此可见，马尔库塞作为人道主义者是不容置疑的。

三、 评价和意义

于是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如何看待米切姆和舒尔曼关于技术的划分，以及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必要性在于他们突出了技术问题本身，而我们知道当时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并没有看到技术问题有它自身的存在和地位。正如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意义那样:“现代技术的问题之所以很少有人看准，主要是缺乏这种分析。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技术是什么，以及怎样把它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活动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进行有成效的哲学反思。尤其是需要清楚地探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便去评估技术对文化的未来的重要性。”［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说，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关于技术的论述得以系统和归类，有利于理论上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凸显出了技术问题本身，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发展的逐渐显现的客观规律，功不可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后人对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今天技术哲学界还在做此论题。它开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外，从有别于通常的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来阐述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归类，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科学性和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我们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而对整个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米切姆和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划分属于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且也正如米切姆和舒尔曼所划分和定性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是必要的一种存在方式。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或者说属于社会批判的技术，也有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在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技术突出了社会现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所以马尔库塞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这些技术哲学家包括米切姆所划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以及舒尔曼所划分的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是从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技术问题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而马尔库塞所强调的是需要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米切姆和舒尔曼的划分里没有把马尔库塞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次，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意义或者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的技术的意义。第一，实际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从纯粹技术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的可行性的问题。第二，从马尔库塞的身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技术问题的结合作为一种趋向，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技术问题。马尔库塞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技术问题变成为社会问题时，这种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技术问题的做法则有的放矢。第三，技术问题也是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当然，其他方法可以辅助、参考和补充，但是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检验能够使得技术问题不断得到验证，而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则表示技术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殷登祥，曹南燕，译.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舒尔曼 E. 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 李小兵，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3］张和平. 《手稿》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手稿》地位观点之批判［J］. 晋阳学刊， 1997(1):53－58.

［4］让-伊夫·戈菲. 技术哲学［M］. 董茂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第6篇：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论文关键词：新课程改革；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三个面向；认识论

新课程的改革，不是纯粹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人们对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作的主观反应。因此，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一定社会中的教育是否要进行改革，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的方向、目标乃至规模。整个教育发展史的事实表明，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都将引发学校教育的重大变革。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既往的七次课程改革，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于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同时展的要求和肩负的历史重任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正是如此，从而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的新课程改革，这将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经济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对新课程的认识

（一）新课程改革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我国基础教育总体水平还不高，原有的基础教育课程已不能完全适应时展的需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具体目标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改革方面主要有：课程结构、课程标准、教学过程、教材开发与管理、课程评价、课程管理、教师的培养和培训、课程改革的组织与实施。

（二）新旧课程的比校

新旧课程的最大区别在于课程目标从单维向多维的转变。主要表现为：

旧分科课程的特点是：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相对独立，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强调学科知识的优先性；以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为线索，强调本学科自成一体；旧课程的缺点是：容易导致轻视学生的需要、经验和生活，忽略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学科间人为分割，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广度；旧课程的优点是：突出教学的逻辑性和连续性，学生可简捷有效地获取学科系统知识，体现教学的专业性、学术性和结构性，有利于学科尖端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科技的发展，有助于组织教学与评价，便于提高教学效率。

新课程的特点是：强调“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实现了分学科课程目标由“知识与技能”的单维目标向三维目标的转变；新课程的内容更具基础性、时代性，实用性和综合性；教材内容多为学生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课程内容强调了“五性”特征，即科学性、社会性、生活性、实践性与整体性。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从它的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它的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由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对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新课程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的重要时刻，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当代国内外有关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也为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教育研究与新课程教材编写及教学奠定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原因主要有：

第一，从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来看。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是邓小平理论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又反映了时展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推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的推进。所以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第二，从新课程内容来看。由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到教学过程再到教学评价，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及科学发展观在其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认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哲学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是直接的教育理论，但它是我们所依赖的哲学基础。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所以根本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这是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四、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对马克思主理论的正确认识及运用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以促进学生科学全面的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最终目标。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和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不排斥对其他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思潮从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都可以给我们的课程改革提供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所谓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是历史选择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是一样，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教育理论产生的土壤均是在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国民的知识教育水平和整体素质都比较高。植物的移植尚且需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气温、土壤条件，理论更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现实条件才能进行“移植”。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都还急需提高，离开这些现实条件妄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只不过是理论研究者的自娱自乐。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第7篇：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来源，不仅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包含着来自各门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的启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的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高度重视电在各方面的应用。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细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命实践的新发展，不断修正自己的个别论点和阐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科技发展的这一新特点，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推进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证据的同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矛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影响，使其原有的内涵解释不了新的现实，比如经典的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就解答不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属性问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和价值问题；资本、经营管理能否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问题；工人不再是无产者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如果还停留在蒸汽机时代、停留在电气化时代，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就必须表现在它能够容纳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并深刻阐释它的社会意义；表现在它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自然资源，特别重视科学观念的变革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所以，胡绳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阶级、阶级斗争问题的新观点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政治现象。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对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都应当进行阶级分析，以便透过种种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对于当前国际范围内存在的诸多矛盾和斗争，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仍然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问题，也必须进行阶级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使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在工人中的比重加大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相对减少了，在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工人”数量甚至超过“蓝领工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一部分工人购买了股票，成为“股东”，可以拿到股息；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资本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一些专家学者受聘出任经理、董事长，成为企业的管理者；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状况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大为不同。如何看待这种新形势下的阶级状况?胡绳的新观点是：这些情况表明，“过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成为一方是广大的无产阶级，一方是极少量的资产阶级，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在这两个阶级之外，还有好多中间阶级”(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所有制结构上以及经营管理上的新变化，社会出现了新的不同的阶层。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远远超出了以往“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解释框架。就城市来说，社会分化中出现的各类管理者群体、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办事员群体，各类自雇佣者群体等，就很难把它们说成是“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办事员阶级”、“自雇佣者阶级”。同理，这些社会群体，也很难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甚至于工人群体，私人企业主群体单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现在也有困难。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拘泥于原来的解释框架，硬要客观的动态的阶层结构适应于主观的静止的理论解释框架，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这样就会在理论上离实际越来越远，丧失生命力，谈不上提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在实践上则无法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无法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有鉴于此，胡绳提出：“要改变过去那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的观点和做法，要根据较之一百多年前有了很大不同的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作出新的论断。对当代世界总的形势和各个国家形势的分析，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新变化，“说明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论证，也就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三、关于新时代革命形式的新观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还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与马克思主义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存，不再变革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在根本上站不住了。

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会过时，就因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和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终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仍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远的趋势。不过向这种趋势发展的道路是山重水复、迂回曲折的，绝不会像过去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比如，恩格斯曾经这样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猛烈发展并没有加速资产阶级社会大厦的倒塌，倒是似乎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提供了修补这座大厦的材料，以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战后比较平稳地发展了数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没有预料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或许要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料想的要复杂得多。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搞暴力革命还行不行?胡绳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他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南非民族斗争方式。南非的曼德拉曾主张过暴力革命。但是在狱中的十几年，他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式取得民族斗争的胜利。经过深思熟虑，他出狱后放弃武装斗争，选择了非暴力的斗争道路，用和平谈判解决了问题。“当然那里还不是搞社会主义，但按照我们过去的老观点，仍会认为这种做法是严重的倒退。实际结果是他当了总统，在消除民族隔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二是中国香港回归模式。邓小平从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为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正确道路。我们按照这个构想，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从而也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范例。“我们用和平谈判方式同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也是因为形势变了，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大国，而大英帝国已经衰落。这种方式应当说也是很有创造性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许还不能排除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是，毫无疑义的是，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不过，胡绳同时又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绝不表明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变不动，不表明“资本主义万岁”，而且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大发展，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巨大的矛盾或问题，例如世界性的环境保护问题、问题、反恐问题、洗钱问题、人口问题等等，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框内所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虽然还会有发展，但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将始终不得解决。因此，我认为，还得有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革命的形式会是多种多样的”(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胡绳总结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革命形式的多样性的出现说明，“按照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作出的‘或者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的预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没有现实性。也许由此可见，或者和平过渡，或者武装斗争，这种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历史也不会机械地重复已有的经验”(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研究这些事实，并据以展望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人们将能够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库增添新的观点”(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是胡绳先生晚年很有创新的一个见解。

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刚创立之时，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立世的。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人们开始面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胡绳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武库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说：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会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当然也只能这样。因为当时现实生活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提供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显而易见，在胡绳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尚只是革命的科学，还不是建设的科学；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据许多学者考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连“社会主义建设”的概念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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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在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这个论点上的贡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对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关系作出了独创的和令人折服的新释。胡绳先生指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全世界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将遇见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仍然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是任重而道远，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的科学更要发展。就社会主义要建设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崭新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也是革命的科学。但是这两者又有区别。因为革命的任务和建设的任务不同，革命的经验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主要依靠新的经验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说得明白一点，革命与建设的区别就在于：“治理一个国家和发动一场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事。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政党，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的政党，对于社会所负责任极为不同，也是很明显的事。革命是在社会动乱中发生，建设则要求社会安定，在这两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作用及其具体形式，当然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以往的社会历史经验的研究，但是从建设的角度研究历史经验，和从革命的角度进行这种研究相比，会有许多原来不注意的内容需要注意。”(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第二，胡绳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看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契机。列宁为了阐明理论的重要性经常引用普列汉诺夫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把这句话改造一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而且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胡绳正是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对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瓦解的问题，胡绳看到的不仅仅是低潮和挫折，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的瓦解，是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种分析是催人深省的。胡绳还说：“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成功的实践和经验有意义，失败的实践和经验也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会更有意义。

第三，胡绳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出色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已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大领域成为现实，但是胡绳认为有两个现象必须引起注意。其一是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者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之后没有长期保持。(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这两个现象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没有想到的。这两个现象不是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论据，正好说明要根据历史发生的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在论述这两个历史现象时，胡绳对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有新意的论述。胡绳指出：马克思这里指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也就是，不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按照马克思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这种国家如果不经过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

现在，世界上国家那么多，国情千差万别。资本主义欠发达，仍背着前资本主义的许多负担的国家，无论就国家的数目和人口数计，都在世界上占多数。“是否它们都必须经过‘卡夫丁峡谷’，如何才能既不经过这个痛苦的‘峡谷’，而又能享受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一切积极成果，这实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注：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第5、5、6、6、7、7、7、7、8页。)。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都证实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这个重要观点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经过的“一些过渡阶段”；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其核心是要通过改革和开放，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则是要求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最要紧的方法。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依靠这个理论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国内的风浪中安若泰山。“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五、评议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与过去相比，我们的理论水平确实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他说：“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今天，我们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仍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对于我国理论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努力，胡绳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不过，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1994年，他说：“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略微回顾一下这些发展和变化，可能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2000年7月-8月，在他生命的征程即将结束之时，他还不无忧虑地说：“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滞后，由此造成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预测了。”(注：魏久明：《胡绳最后日子的片断思绪》，《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70页。)

胡绳晚年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精深阐述，为理论工作者更好地完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第8篇：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论文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多样性 批判性 现代性 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兴起并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一股哲学思潮。它以时代的变化为借口，提出并企图用西方近现代的某些哲学思想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使之“完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整体上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相反，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它采取简单化的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扬弃的方法来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中吸取积极、有利的因素。本文试从整体上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抽取出其共同、一般的特征，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学派的多样性

这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林立、理论繁多，并不能纳入一个完善统一的“公理”和通用的模式，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与多变性。这是一个只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所了解、接触就会感觉到的不争事实。其中有影响的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十多个学派。而且有些大学派里面还套小学派，有不少分支。可以说，在这众多的学派中也找不到两个观点毫无分歧的哲学家。此外，各学派之间还不断相互影响甚至交叉。因此，人们要准确地说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多少个流派可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导致同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会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的交叉、综合以及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在哲学思潮上的体现。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缺乏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缺乏旺盛的生命力。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营养以寻找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二是大多数西方哲学学派在其创始人生前曾风行一时，以后却如昙花一现，之后或者因为内部分化而衰落，或者与其他学派融合产生“新”的学派，或者被另一种学派所排挤、所代替。而后者接着也遭受到前者同样的短命厄运。如黑格尔主义一新黑格尔主义、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等。

总之，它们只有不断的改变招牌、更换门庭才能维持其生存。这样产生的多样性并不是正确的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错误的片面的彼此交替和对立的结果，而只是一种错误的和另一种错误的、一种片面的和另一种片面的相互对立的结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是正确而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西方哲学就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这同样也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表面的多样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以及运用不同的哲学流派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客观上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的深人。但是，往往容易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局面，其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歪曲，最终使研究陷人死胡同。

二、内容的两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学派林立、多样且多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容上也杂乱无章、无规可循。综观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问题；二是关于人的问题。正是这两个问题把这一思潮区分为两种类型：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或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大思潮的产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在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曾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主义的两大思想武器：用科学主义反对迷信，用人道反对神道。那时的资产阶级既重视理性、重视科学，于是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同时又重视人道、重视****，于是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纲领。这二者是统一的。随着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严酷的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的进步、机器的运转，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反而带来了使人异化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同时，科技发展本身和人类社会生活本身也提出了大量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分裂Et趋明显：理性主义一方面越来越来把人的问题从科学范围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从抽象的思辩的理性主义转变为具体的、实证的理性主义。与此相应，它把人道主义斥之为虚伪的人道主义，而把自己标榜为一种要回答人的原始之内在本质的“新人道主义”。这样，终于在十九世纪分裂为两大思潮。

就科学主义思潮来说，对它影响最大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发生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由电气化时代步入信息化时代。科学的大分化、大综合的结果，出现了边缘性学科、横断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这样三大类型的新兴学科。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客观实事面前，那种主要以数理逻辑结构为工具，从横向静态地分析自然科学的逻辑结构和逻辑方法的学派逐渐暴露出不能说明科学发展规律的弱点，从而不得不让位于那种主要与科学史相结合、从纵向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学派。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再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正是表明了这种由横向到纵向、由静态到动态分析的趋势。

就人本主义思潮来说，对它影响最大的则是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历史现实。西方社会在这半个世纪中经历了战后恢复、相对繁荣、停滞危机、滞胀复兴等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科技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下的各种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从酝酿到爆发、从潜伏到表面化；社会道德风尚日益败坏、精神文化日趋坠落、垄断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的统治也随之加紧。这些矛盾的积累，终于在六十年代后期导致了一场震撼西方社会的新左派运动。

我们必须看到，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仿佛是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提高所带来的社会压制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当然是极为荒谬的。不过，它提出了如何处理好科技与人的关系的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现代性

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口号下，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通过马克思本人的着作，特别是早期的着作来“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一方面，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较之于马克思本人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新趋势和新特征。而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即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它的许多原理所赖以成立的现实基础消失了，不能解答现时代提出的各问题，因而过失了，必须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以适应当代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马克思的理论被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歪曲，已变得面目全非，所以需要正本清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与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和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与时代同步，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在时代已经事过境迁、社会实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要求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回答现代社会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绝对是错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时代的前列，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分析解决实际的问题，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然而令人感到遗憾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操作过程中，修正的已不是个别的结论与说法，而是抛弃了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等，对此，仅以现代化做为说明是没有道理的。

四、纯学术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纯的学术性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局限于学术研究的圈子里。正如安德森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它在学术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院式的特征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它的奠基人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都力图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只是到了三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开始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主要当作纯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种变化最初是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表现出来的。霍克海默在三十年代初创立批判理论时就表现出明显的脱离工人运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沿着这一条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曲折道路而前进的。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具有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特征并不是说他们闭门造车，不关注现实，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所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是当代社会的紧迫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如在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他们的理论就成为新左派的思想武器。因而这主要是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言的。

五、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向各种学术思潮开放，吸收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成果来“补充、修正或发展”自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寻根探源，续马克思的家谱。即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体系来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卢卡奇等人主要是利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最精华、最能够表现其性质的是辩证法，辩证法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甚至包容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恩格斯及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然辩证法。而是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来的最宝贵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正是这种“主客体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的本质，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辨证过程，也才能指导社会走向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理想状态。二是主张吸收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因素，“补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相融合。如萨特等人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人，“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留下了一块人学的“空场”，而存在主义则强调了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必须把存在主义“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萨特等人也因此而得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成果，广泛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来拓展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具有明确的理论性质和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其列各种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吸收，是在消化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体质，促进自身有机体的发展、成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实际上更像是在拆卸、组装零部件，把一些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做法直接结合在一起，往往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

六、批判性

第9篇：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范文

论文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创新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通过不断努力，在促进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提高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然而，在市场经济和网络条件下，作为高校公共基础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保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应有的生命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实效性，是当前高校面临的新课题。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应适应新的形势，在坚持科学性和思想性原则的基础上，开辟马克思理论教学的新途径，创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1影响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科技高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视域下，当代大学生乐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主动接触和学习经济、法律、应用技术等学科知识。然而，与这种学习热情形成对比的是，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和兴趣明显不足，少有大学生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了保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质量，确保马克思主义教学应有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有必要对造成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困难的原因加以分析。www.133229.Com

(1)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学科选择和学习态度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关的制度尚未完善，社会整体价值观处于变化和调整阶段。当下，人们对于金钱财富和物质享受的追求获得社会广泛的心理认同，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被看成衡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急功近利成为社会普遍的心理现象。这种社会心理以及它所折射出来的价值观，左右和影响着大学生的学科选择和学习态度，具体表现为：大多数学生往往以“有用”或“无用”作为“学”与“不学”、主动学习或被动学习的依据，而衡量某一课程“有用”或“无用”的标准是该课程是否具有技术实用性、能否在短时间内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由于它不具备技术实用性、不能直接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更不能给受教育者带来眼下的“实惠”，因此，往往被看作是不能给人们带来实际效益的“无用”之学。这种价值判断显然是庸俗的、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内蕴丰富的人文内涵和科学精神，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助于大学生形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因此，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引导大学生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功能，是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难点所在。

(2)信息时代网络文化所张扬的自由与个性，分散了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注意力不言而喻，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和社会精神指导的价值观和主流文化始终统领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阵地，但是，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新技术革命和互联网相辅相成，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互联网上丰富多样的文化信息，网络资讯开放、多元、便捷、平等、快速的特点和优点，较之于主流文化一贯的临于上的单向度灌输教育，显然更容易被大学生接受。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化样式、文化内容，张扬自己的个性主张。可以说，网络文化消灭了临于上的传者与居于下的受者的差异，在网络这个平台上，人人都是平等互动的文化参与者，它可以把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挥到极致。当下，网络文化中各式各样的、最彰显个性的“客”文化，如播客、博客、威客、炫客、闪客、拼客、黑客、骇客等等，在凸显网络文化的平等性、互动性的同时，也显示出网络为个性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平台。但是，也正是由于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兼之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监督，网络文化的内容鱼目混珠、良莠不齐。这就使得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完全成熟、自制力和辨别能力不够的青年学生，极易受到网络不良文化的侵害。可见，网络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作为全新的文化范式，它冲击着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对传统的单向度灌输教育方式提出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削弱了主流文化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力，也增加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困难。

(3)高校现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与中学政治教育内容重复考察中学和大学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学科体系，不难发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困境并非全然归结为大学阶段的教学乏力。事实上，大学生在中学阶段通过政治课学习，反复背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由于中学生在年龄、心理发展和抽象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客观局限，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往往停留在书本知识的层面，流于教条式的死记硬背，难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把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以培养大学生科学思维的能力、自觉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标。可以说，两者在教学目标上的递进合乎教育教学规律。然而，由于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的内容框架与中学教材雷同，且基本概念、原理重复，这种情况使得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由于缺乏应有的新鲜感，影响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也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增加了高校马克思主义教学的困难。

2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创新的必要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既有历史原因，更有来自现实的挑战。创新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和时展的共同要求，也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效果的必要之举。

(1)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内容和特点，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发展的科学，其不竭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紧跟时代的步伐，始终严格地以客观实际为根据，不断自我创新和发展。因此，与时代同步，不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理论品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哲学，又是立足于实践，以服务于人类实践为目的。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发展。当代社会，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的理论品质，决定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不能自囿于固有的思维定势和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相反，必须在教学实践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2)传统教学模式落后于时代和现实，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只有创新，才能克服以往习惯思维的束缚，体现时展的最新要求由于历史和认知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形成一套固有的模式沿用至今。这种教学模式注重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体系的完整性，而对理论的实践性和社会现实性重视不足。在教学方法上，采用教师权威型和单向式灌输。在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种教学模式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曾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然而，时代在发展，今天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必然要在教学模式上体现和反映时展的要求和趋势，增强实践性、实效性。与此同时，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自主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单向灌输方式落后于现实。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如果停留于传统模式，必然导致学生丧失学习兴趣，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

(3)适应时展要求的人文素质教育和新的人才培养目标，向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提出新的要求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未来的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促进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由于我国现行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远不能适应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据此，中共中央、国务院推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要“转变传统的人才观念”，“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马克思主义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伦理等多方面的内容，内蕴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要彰显其人文价值、人文内涵，充分发挥其对大学生人文素养和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影响和作用，必须创造性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观念、内容和方法创新

高校现行马克恩主义理论教学创新，最重要的是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和教学模式，创新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1)解放思想，创新教学观念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创新的前提基础教学观念创新一要打破传统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等同于政治教育的教学观念。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在地包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精神。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全部价值，尤其注重开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培养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素质方面的价值。二要转变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确定不变的知识的认识偏差，把培养学生的科学和创新思维能力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知识或教条，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不但要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蕴涵其中的丰富思想，更重要的是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面对现实世界的科学态度和客观精神，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的勇气和能力。三要确立和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新理念，突出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和个体性。“教”与“学”是教学过程中的矛盾的统一体。过去人们往往过于强调教师的权威，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把学生简单地看成是受教育者，而忽视了学生作为能动的认识主体的地位。这不仅不利于师生之问的良性互动，更抑制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发挥，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关系，“教”是手段，“学”是目的。教师是主导，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而学生是主体，也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