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精选(九篇)

第1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背景/根本观念/发展/比较研究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675(2004)01-152-06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是当前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不仅对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此，对从事其他哲学学科、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如此。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的准确理解，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难有顺利的发展，更难充分发挥这些研究的现实作用。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它的丰富和发展，需要从各方面做出努力。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怎样在西方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这种变革的主要意义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什么，怎样看待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怎样从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中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意义，这些都是应当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此谈些个人想法。

一、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以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继承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正如许多专家早已指出的，这种说法虽然符合事实，但并不全面。在西方哲学中，马克思所批判继承的不只是德国古典哲学，更不只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优秀思想遗产。就马克思哲学产生的更为广义的理论背景来说，还包括马克思对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发展所作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

其实，在理论来源上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和科学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只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方面是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与以往哲学有着根本性区别的新哲学，从而超越(本文所谓超越都是指超出界限，并非全盘否定)了这些遗产。这种超越不只是对他以前的个别哲学家、个别哲学流派或者个别国家和个别时代的超越，而是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的超越；这种超越也不只是个别哲学观点和哲学理论的超越，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超越，我们才能说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实现的变更是革命性的变更。而这种变更又适逢其时地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科学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西方哲学已陷入了深刻的困境和危机之中，为了得以进一步发展，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更。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由笛卡尔肇始的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转向被公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向。这一转向具有丰富的内容，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其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很是激烈，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社会阶级背景说都有不同的内涵。但它们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上。第一，它们都撇开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知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的转向的前提。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人所面对的世界)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第三，它们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特别是认识论体系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

上述近代哲学的三个突出特点可以说是近代哲学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在哲学发展的一定历史时代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然而，由于三者在后来的发展中都越来越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都被绝对化而转向其反面，以致以之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成了西方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例如，对理性的倡导转化成了对理性的迷信或者说绝对理性主义，似乎不仅一切认识问题、而且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在理性的光环下获得解决。最可靠的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最理想的社会是理性社会。实际上，这种绝对理性主义从认识论说反而堵塞了人们通过实践和经验进一步获得真知的道路；从社会上说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又如，主客的区分导致主客分离的二元论，而二元论本身就蕴含着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无法解释人的认识中主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从而也无法使人获得真知，最后必然倒向怀疑论。休谟的怀疑论是彻底发挥二元论的必然结局。笛卡尔以来的唯理论者外表上肯定知识和真理的可靠性，但那不是依据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是依据所谓万能的上帝所赋予的观念(天赋观念)或者作为上帝的理念化的绝对观念的保证，因而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独断论。一旦排除了上帝或抽象的绝对观念，独断论同样必然转向怀疑论。再如，近代哲学家在理性主义前提下从二元分立出发所建立的哲学体系，由于被绝对化由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思辨形而上学，即所谓科学的科学，而这就成了科学发展的阻力了。这种体系本来是由人所建立的，然而由于体系被绝对化，人就成了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环节，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也就消融于封闭的体系之中了。

怀疑论、独断论和思辨形而上学的内涵当然有所不同，但它们又是密切相关的。思辨形而上学内在地蕴含着独断论，而独断论如失去上帝或绝对观念的支撑就必然倒向怀疑论，反过来说，在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的条件下，为了克服怀疑论，必然走向独断论。因此，近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所陷入的根本性的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于其思辨形而上学性。

西方哲学发展到19世纪上半期，其思辨形而上学性发展到了其顶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可谓集西方近代哲学的思辨形而上学之大成，他的哲学中尽管有丰富的辩证法，但终究被其唯心主义的体系所窒息了。西方哲学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克服独断论和二元论、特别是将二者包容在内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我们平常所说的唯心主义和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也包含在这种局限性之内。但是，这种局限性并非唯心主义所特有。一切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唯物主义、或者说纯粹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同样有这样的局限性。

因此，克服近代哲学中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既集中地表现为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但其意义远不局限于黑格尔，它同时应当是对全部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以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换言之，这不只是对个别流派、个别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变更，而应是对一切具有上述局限性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变更，或者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在上述哲学发展的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其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也在寻找实行某种程度的变更，以超越近代哲学的困境和危机的道路。不过由于他们与马克思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背景，因而在实现哲学变更的社会目标和理论取向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和基础理论

西方近代哲学因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而陷入困境和危机既然是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理论背景，因此批判和超越思辨形而上学等片面性必然成为这一变更的前提和出发点。事实上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这种变更时，就把他的哲学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以思辨性、独断性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作的哲学批判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马克思也正是在这样的批判中形成和阐释他的哲学的根本观念的。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但马克思不是体系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最为关注的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架构去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针对他以前的哲学发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症结所在、并按照他所代表的革命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要求，使哲学摆脱思辨形而上学等的束缚，回到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来。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由此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对已陷入困境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所追求的哲学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基础正是现实生活和实践。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部分的丰富的内容也正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实践而联系为一个统一整体。

关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现他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所写的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中、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明确的阐释。恩格斯由此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第1版，第208-209页。)。

马克思在《提纲》第一条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问题在于如何结合《提纲》的其他部分以及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并在西方哲学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我想，至少应当承认这段话中包含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否定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肯定。

关于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否定，很少有人表示异议，甚至也较少存在误会。因为马克思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维护唯物主义。马克思虽然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作过许多肯定。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生动地描绘了德国唯心主义如何战胜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都不是肯定唯心主义本身，而是肯定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中包含了辩证法这种符合现实生活的合理内核，正是这种合理内核能战胜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辩证法既然与现实生活相符合，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必然是相统一的。

至于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否定，大家在具体理解上往往存在着较多差异、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异。关于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流行的说法是它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唯心主义。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找到恩格斯等权威的根据，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们有时没有进一步追问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存在这些局限性。其实在马克思上面这段话中已有答案，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段话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把事物、现实、感性时只是看作客体本身，而没有看到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对这些客体的作用。换言之，只是看到了事物、现实等的物质性，而没有看到这种物质性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正是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所在。在《神圣家族》一书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18世纪的唯物主义如何战胜17世纪的形而上学、而后来又怎样发生德国唯心主义的“富有内容”的复辟。这里关键的东西就在于唯物主义能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之战胜17世纪形而上学并不是它抽象地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在于其理论体现了“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至于德国唯心主义之得以复辟，就在于它富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

总之，在评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马克思所最为关注的不在抽象地提出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而在是否具有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内容。如果与生活实践脱节，那即使肯定了物质第一性，仍可能被唯心主义战胜；而如果能富有生活实践的内容，唯心主义也能战胜那些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都肯定物质第一性。但并不是肯定了物质第一性就能坚持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如果脱离了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联系而仅仅抽象地肯定物质第一性，那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倒向唯心主义。马克思曾多次讲到纯粹的自然主义、或者说抽象的唯物主义将转向唯心主义。“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这样，作为马克思的哲学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出发点的，不能是旧唯物主义者早已肯定了的抽象的物质、即直观形式下的物质，而是通过“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所理解到的物质。因此，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观念、或者说根本观点不是抽象的物质观点、而是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

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直是他始终关注的核心观点。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既蕴含着马克思对事物、现实、感性的肯定，或者说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肯定；又蕴含着对主观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肯定，从而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种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解决处于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人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他在《提纲》第八条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提纲》最后一条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果说“解释世界”要靠系统的认识理论，那么“改变世界”还必须通过社会实践对世界进行能动的改造，由此可见，《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石、或者说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念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被马克思作为生活和实践的主体的人不是脱离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如果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把个人孤立起来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所主张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第1版，第16、355、18、18页。)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已从各种角度指出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并非脱离人的现实存在的抽象的物质存在，后者早已为旧唯物主义者提出、并因其片面性而被富有辩证法内容的唯心主义所战胜；而是同时蕴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的社会的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

由于人的生活和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马克思这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在后期的更为成熟的著作(例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自己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而作了更为明确和完整地阐述(这些是人所共知的，在此就不引证了)。因此，如果说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观点，那么由这种观点出发所建构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斯概括马克思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时，也明确指出是历史唯物主义。他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物史观则是哲学上的。

恩格斯以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很有影响的普列汉诺夫)较多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较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更由于在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也可以找到根据，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称谓便成了更为通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

这两种提法是否一致呢?关键在于如何具体解释“唯物史观”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按照“左”的影响的理论框架下写出的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解释社会历史。这种提法的最大根据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四章二节中的论断。前苏联的许多哲学家对这种论断作了大量论证，以致被认为是正统的论断。按照这种论断，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而只能说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派生的部分。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与马克思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以及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当作是马克思两大贡献之一的论断显然有不同之处。

然而，如果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意义的论述、特别是具体分析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说法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如果我们有理由把马克思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些论断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阐述，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显然不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中本身也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揭示并强调了现实的人的能动的活动、实践的决定性作用，才使他得以将从黑格尔等人那里批判继承的辩证法和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那里批判继承的唯物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有唯物辩证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此，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解释狭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它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当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反过来说。辩证唯物主义既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马克思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具体历史过程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那说它是唯物史观与说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

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已进行过较多讨论，至今似乎还未较好地达成共识。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深，在这方面没有独到见解，我只是主张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含义的前提下兼容这些不同的提法。如果单提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应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包含在内。如果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注意不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只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应当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作用。如果提实践唯物主义，应当避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的内容发生抵触。这个问题还应当作更深入的探讨，不宜仓促把不同意见政治化。

这里附带作点说明：在我作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的书稿(已于200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曾明确赞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观点有的专家早已提出)，并从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角度作了论证。有的专家在这一课题的结项评审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因而不能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对此我很难苟同。原拟专门做出回答。既然上面所作的论证大体上已讲明了我的观点，似乎不必另外作答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当前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加强把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一脉相承，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开来说，其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三者同坚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使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许多伟大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总结了新的革命实践的经验，因此在具体提法上都与马克思当年的提法存在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往往正是他们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创造性的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果看不到这些差异，而只是片面强调他们的完全一致，那就会抹煞后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发展。

这种创造性发展当然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发展。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可以广义或较为狭义地来加以阐释。上面提到的恩格斯所概括出的唯物史观应当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上的发展上。例如，思想在哲学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它结合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结合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同样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上。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就此提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这里所讲的三个方面都与唯物史观密切相关。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应当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不仅要关注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也要关注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的具体提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与他后来的观点在具体提法上的确存在某些差异。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是肯定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早期的一些重要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能作深入具体的研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并由此对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切的理解。这特别表现在认识到了马克思对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对人化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在哲学上的首要意义的强调，对纯粹自然主义和体系哲学的批判。这些对克服以往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的模式的片面性很有意义。

但也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引起了一些意见分歧。有的专家可能认为马克思早期的观点不够成熟，还较多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而认为应当更为关注马克思的中后期的思想。这种提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观点前后期的区别。国外以阿尔图塞为代表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前后期之间存在着思想“断裂”，但也有不少人不承认有这样的断裂。国内的情况也这样。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探索讨论。就把唯物史观当作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来说，我个人倒是觉得马克思前后期并无本质的不同。马克思在《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论著中已相当明确地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中后期著作中并没有改变这个思想，而只是对它作了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将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并用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制定战略和策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将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有更为深入、完整和具体的理解，似乎不应由此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割裂开来。

四、从比较研究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而产生的，它的基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它不仅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激化、以致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也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陷入深刻的危机的特定思想理论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又是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他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既体现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革命要求，又适应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要求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在本身的范围内不可克服的思辨形而上学等局限性，实行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正是这种变更的最彻底的形式。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同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在寻找克服、至少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方策，他们在哲学上同样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局限性，以某种形式进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或者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也正是这样。尚在19世纪前期，在法英两国，先后出现了以孔德和穆勒、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在德国及其影响下的丹麦，出现了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虽彼此有别，但都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哲学的特征。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们越来越引人注目，以致逐渐发展为现当代西方社会中两种影响最大哲学的思潮，也就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尽管它们从阶级背景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对立地位，但由于它们面对的哲学遗产同样是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并且也企图对近代哲学有所超越，从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对立外还必然存在某些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它们必然会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动向有所反映。只要作为它们的社会支撑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它们所作的反映就必然存在某些现实的、合理的因素。

上面这种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无论从产生和发展上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很有必要将其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怎样超越已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二是比较这两种哲学怎样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这种比较研究还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层次上进行。例如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的比较，对各个具体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理论的比较，对各种哲学理论和概念、范围的比较，等等。这类比较研究不仅有利于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界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认识；还有利于通过剖析现代西方哲学在克服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以及体现时代精神的动向上的是非成败，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笔者的有关意见已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一书以及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作过较多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哲学界只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的批判继承，对于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笼统否定，似乎它们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面材料而存在，因而很少有人去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更谈不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求实和具体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哲学界许多人对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已不再简单否定，而是承认它们之中有的可能存在合理因素。不少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甚至已在利用西方哲学思潮的某些思想来阐释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例如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来论证与传统本体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究竟如何从产生和发展上、从整体上和个案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深入具体的研究还较少，哲学界在这方面更远未达成共识。许多人(例如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和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对现代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可能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往往还缺乏具体分析。例如，对于社会上还存在的自由化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他们往往还笼统地将其归咎于某些特定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这就可能有失于偏。因为这些流派的哲学理论的实际所是与他们的理解往往存在较大距离(例如，杜威之提倡个人主义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能动性，以服务于社会。就个人与集体和社会的关系说，他明确主张私利要服从公益。对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他一直采取批判态度)。如果仅仅根据这些不实的理解、却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去进行批判，效果并不好，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例如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认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将自由化、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与西方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在作这样的联系时要对这些哲学思潮作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有具体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不应脱离它们的理论的实际所是以及它们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来谈论其消极影响。

第2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基础;美学;关系

前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从实践哲学中探求美，寻找美的本质。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基础上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则克服了以前传统美学的种种遗漏，是中国当代美学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学说，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而且相应地揭示了人类意识，包括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的论断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考察和阐述一切文艺现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出现是文艺理论史上的伟大变革。

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的实践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离开人的实践没法谈哲学，也没法谈真、善、美。人的本质与美的本质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人的本质就无法寻找美的本质。因此，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把美学奠基在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基础上，从主体实践对客体现实的能动关系中寻找美。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现和核心观点。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基础之上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在突破了近代以来形成的认识论美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出的，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1.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社会意识形式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放映。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形式的多样性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社会意识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政治，法律，伦理，哲学，宗教思想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方面反映社会存在，并通过各自的特点影响社会。社会意识还包括人们在日常活动和相互作用，直接形成社会心理学。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的差异包括一致性，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存在的反映。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借助语言、表演、造型等手段塑造典型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式，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应提倡自由讨论，百家争鸣，调动科学文化工作中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发展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迅速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科学文化。

2.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美学的关系

离开了人类的社会实践也不可能有理性的凝聚和意志结构的构建。要从抽象到具体、从观念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美学的关系。审美认识始终不脱离感性形象，始终包含中情感是一种具有形象性和情感体验性的特殊认识。

用具体的例子说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著名的主题特具实力，使人们的“命运敲门”的协会，建立强烈的反映、心灵的震撼，与巨大的社会变化对每个人造成心跳的感觉，在心理运动幅度有同构的经验，使命运主题与社会动荡的联系。我们谈论美学和艺术，往往会隔靴搔痒，我们谈谈艺术不谈社会，将失去一切。因此，审美和社会关系，更换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众所周知，每个人对美的感知不一样。同样的事情，有些人认为美，但有些人认为是不美的，甚至在同一个人，他的审美观的过程中，生活会改变，以前认为是美的，后来会觉得原先认为美是错的，甚至后来所说的美。美是人的主观反映，是一个概念，任何想法是以社会活动为基础形成的，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思想。

唯物史观对于人的精神力量的肯定丝毫不逊色于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的差别仅仅表现在对这种“精神力量”的根据说话不同，唯物史观认为归根到底，“精神力量”来自一定的物质根源，而主观唯心主义者则不承认这个“根源”。文学与艺术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生产劳动。促进劳动的思想和语言的发展，使完美的艺术的可能实现。这也是解释了花能引起美感的根源不在花的身上，花的文化意味完全是由欣赏花的人的审美欲求来提供的。

审美活动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不可能带来任何直接物质利益，但审美活动也绝不是人性中华而不实的虚荣心表现的，原始人的协同工作与劳动节奏，形成原始的音乐和诗歌。审美正是对优质人性的向往和感悟，是人类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以至于人类通过某种对象直接和间接地来欣赏自身、感受自己优秀的质，就不言而喻地成为引领人类及其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意义重大的行为。

只有在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才能调动艺术家和广大群众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并且只有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共同提高，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繁荣发展。

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对美学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史上做出了贡献。艺术的生产和人的社会生产活动是分不开的。在原始社会的大早期阶段就出现了艺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艺术逐渐成为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而社会活动是艺术的唯一源泉。各种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

美学基础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相辅相成而逐渐形成的！西方文明的摇篮是古希腊，有两位重要的奠基人：唯心主义的代表伯拉图，唯物主义的代表亚里斯多德，虽然说他们是哲学家，但是美学的最开始本来就是哲学的一部分，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只有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要求，才能调动艺术家和广大群众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并且只有不同的风格、不同形式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共同提高，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繁荣发展。

黑格尔，康得，叔本华、弗洛伊德等等，都是沿着他们的思想延续的，西方的美学基础应该是整个的西方哲学思想，而西方哲学的基础就是那两位大哲学思想启蒙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美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客观的现实世界而非在它背后还有一个产生和决定现实世界的世界，物质存在的优先性是作为基础和解决问题的最终根据和来源，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对美学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新形势下如何与时俱进、开拓新的研究视野，艺术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但每一时代都有一些好的艺术作品并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消逝，这些作品长期在人民中间流传，成为宝贵的艺术遗产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欣赏的。这些对美学有着深刻的影响。（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陈亮，陈刚;试析葛兰西的全球治理思想[J];北方论丛;2005年03期

[2]黄和新;马克思所有权思想述要[D];南京师范大学;2003年

[3]董学文;陈诚;“实践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实质与思想渊源――对一种反批评意见的初步回答[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

第3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范文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2、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两个层次。

第一方面，是关于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依据。

第二方面，是物质和意识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即人的意识能否认识和反映物质世界的问题，是划分可知识和不可知论的根本依据。

在哲学基本问题之后，还有一个世界处于什么状态的问题，并由此产生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自然科学：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阶级基础：英国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社会科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它的实践性，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5、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一）物质观的发展

主观唯心主义：“存在就是被感知”。

客观唯心主义：“理”、“理念”、“绝对观念”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为一种或几种常见的具体形态。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物质是物质结构的某一层次或不可分割的最小粒子。

旧唯物主义无法对意识现象及社会历史的本质，做出唯物的科学解释，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

恩格斯：“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

列宁：“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物质的唯一特性：客观实在性

6、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运动。运动是物质自身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

物质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物质运动可分为五种基本形式：即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各种物质运动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低级运动形式是高级运动形式的基础、高级运动形式是从低级运动形式发展而来的；高级运动包含低级运动形式；各种运动形式同时并存、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静止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运动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静止是一种特殊的运动状态。

物质运动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规律就是事物运动过程中自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规律具有如下共同点：规律具有稳定性；规律具有普遍性；规律具有可重复性。

7、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对无限多样和永恒运动着的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对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共同基础的科学反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我们从事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8、意识的起源

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无机物的反映特性进化为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进化为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动物心理进化为人的意识。

意识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劳动促进了人脑，促进了语言的产生，促进了意识的形成。

9、意识的本质

从本质上看，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意识不等同于客观事物，而是客观事物反映到人脑中的观念形态。

10、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

联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同的联系对事物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和作用，所谓规律，就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主要作用。

系统论扬弃了先分析后综合的传统科学方法，开拓了从整体出发，从事体与部分的有机联系中认识把握事物的新方法。它要求人们综合地、系统地考察事物，并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使部分的功能向整体的最优化方向发展。系统论运用和证明了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原理，有力地驳斥了孤立、片面地认识事物的形而上学观点

11、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

发展是指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的实质是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

事物的相互联系产生运动、变化和发展。事物的发展与事物的联系同在，具有客观普遍性。

发展是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

任务事物都作为过程而存在，整个世界就是“过程的集合体”，对具体事物来说，过程是这一事物产生、发展、死亡的历史；对整个世界来说，过程就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史。

12、对立统一规律

矛盾及其基本属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的互相依存、互相联结及互相转化的性质；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性质。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动因的基本观点。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的事物及其各个侧面，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其矛盾各有特点：不同质的事物的矛盾有其特点；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矛盾有其特点；同一事物矛盾的各个侧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有其特点。

13、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

唯物辩证法是以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为基本特征，由一系列规律和范畴构成的科学体系。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原因在于：

（1）对立统一学说提示了事物辩证法的根本内容。事物内部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对立的联系，归根结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联系，是事物最本质、最根本的联系。

（2）对立统一学说阐明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事物的发展，是自身矛盾所引起的自已运动和自我发展。

（3）对立统一学说贯穿于唯物辩证法的其它规律之中。

14、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可知论和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进了科学的实践观和辩证法，阐明了认识的本质，解决了怎样才能认识世界的问题，从而消除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实现了认识论的根本性革命。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消除旧唯物主义反映论所造成的认识脱离社会实践的消极直观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辩证法贯彻于认识过程，阐明了认识是一个充满矛盾运动的过程，消除了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僵死不变的形而上学缺陷；由于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的引入对历史发展和历史意识问题作出了唯物和辩证法的解释，实现了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15、实践及其基本形式

实践及其特点：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实践的基本形式：

（1）生产实践：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其它实践活动的基础和前提。

（2）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中最为主要的实践形式是建立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和处理阶级关系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

（3）科学实验：

16、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

（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3）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4）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17、认识的辩证发展

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主体对客体表面现象的反映，是来自客体的各种刺激和主体的感知系统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感性认识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形式，是认识的低级形式，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的特点。

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主体运用人所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形成对客体的本质和内在联系的认识。它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形式，具有间接性、抽象性的特点。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需要的条件：

（1）必须把理发认识即理论同具体实践相结合；

（2）要将理性认识转化为指导人们实践的计划、方案、办法；

（3）要将理论、计划、办法交给群众，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必然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

在认识过程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是认识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发展规律。

18、真理和谬误的相互转化

真理和谬误可以相互转化，主要分为两种情形：

（1）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和区别。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的范围内，真理就会转化为谬误，谬误也可能转化为真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又是相对的。

（2）失败和错误为正确的认识、为成功准备条件。

19、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属于认识范畴，是一种意识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其内容是客观的，其形式是主观的。客观性是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的根本条件，是真理的本质属性。

在一定条件下，对同一客观对象的真理性认识只能有一个，是惟一的，真理多元性以认识的多元性取代真理的一元性，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实质上否认了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可能性，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

20、真理的绝对性

真理的绝对性是指真理的客观性和无限性。

（1）任何真理都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客观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

（2）真理的发展是无限的，绝对的。

21、真理的相对性

真理的相对性是指真理的有限性和条件性。

真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有限的。

22、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基本依据。

神学史观、英雄史观、人道主义史观属于历史唯心主义。

23、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其中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

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构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

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主要表现在：

（1）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2）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基本性质和面貌。

（3）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更替和变革

24、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总体反映，社会意识的构成可分为：

按社会意识的主体构成：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

按社会意识的结构划分：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

社会心理还可分为个人心理和群体心理，阶级心理是阶级社会中一种主要的群体心理，民族心理也是人类社会十分重要的群体心理；社会意识形式是一种抽象化、系统化的，具有相对稳定形式的、自觉的社会意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它们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另一类是各种自然科学以及一部分社会科学，它们本身没有阶级性，可为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阶级服务。

25、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生产力对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它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形式和变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体现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相对独立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两个主要方面。

经济基础是指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只有那些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它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两个部分。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治制度、立法司法制度、====机构、党团、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制度和设施。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文艺思想等意识形态诸种形式。

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上层建筑的性质，直接受经济基础的决定，间接受生产力的制约。

26、阶级和阶级斗争

阶级的产生：剩余价值的出现，是阶级产生的物质前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确立，是阶级产生的直接原因。阶级对立的实质就是一部分人能够占用另一部分人的劳动。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阶级分析方法是观察和分析阶级社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

27、国家、国体和政体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本质上，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由于国体不同，先后出现过奴隶主阶级等不同类型的国家。

第4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启迪；借鉴

中图分类号：A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200-02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又不断发展，20世纪50―60年代达到高潮。习惯上，通常指由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所引发的西欧和中欧地区左翼激进思想家(包括部分党员或被开除出党的理论家)重新诠释马克思学说的思潮。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但对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诸多争论。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更需要积极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但是，学习和借鉴不能脱离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决不能把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思想理论整体照搬过来，对于其中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也要立足于中国国情，通过分析借鉴和吸收，使其成为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而不相抵触的有益成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

一、深入发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珍贵的思想遗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不少人比较尊重历史，重视对思想遗产的深入发掘和对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

本世纪20年代初，当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结合本国革命实践从事理论探讨时，第二国际的一些思想家们仍在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某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宿命论。他们蔑视辩证法，抛弃黑格尔。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来源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批代表人物，为了总结欧洲某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遭受挫折的原因，针对第二国际思想家们的错误倾向，就十分重视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入手，试图恢复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要求弘扬人的主体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除了继续发掘黑格尔的思想遗产之外，从更为深远或广泛的角度追溯和探讨了康德、费希特、歌德、孟德斯鸠、卢梭、斯宾诺莎、伽利略、亚里士多德等人对马克思的影响，侧重于辩证法、人、主体性以及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等方面，同时涉足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文艺等领域。这就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向度，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而言，他们着重发掘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遗产，特别是那些被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忽略或淡忘了的部分。他们主要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为依据，要求恢复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原来包含的精华部分，后来被遗忘和淹没了。因此，他们要求正本清源，尽力发掘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本义和内蕴。他们重新提炼和概括了一些重要范畴和方法论原则，是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研究的。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转型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它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和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形成了它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其基本特点是反对立足于近代知识论哲学的立场解释马克思主义主义哲学，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科学实证论解释，反对用现代西方哲学融合、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和产生的革命意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功能。具体而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质与独创性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的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形态、哲学研究对象、哲学的功能等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侧面论述了这种断裂及其后果。尽管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各异，但是其共同点则是要求将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建立在现代哲学的基础上，这又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和形态的根本变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并非是近代意义的体系哲学，而应该是超越近代知识论哲学的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他们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其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是一个生成过程，而非理论家单纯逻辑建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哲学史、文化史，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它生成于对以往的哲学史、文化史的批判，对现实日常生活的政治批判、经济批判和文化道德价值批判，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应该充满历史的内容，同时又离不开和现实的关联。其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具体划分为以实践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人的价值和意义为目的的实践本体论，和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的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两个方面的内容。哲学形态和哲学理论体系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功能的变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主题和功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作为现代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是它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社会历史地看待和研究自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于近代哲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它的主题是探寻实现人的价值、解放和自由的现实之路。围绕这个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维度尤为重要。西马主要人物的一系列理论强调的都是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之间保持平衡和张力的问题。

面对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结论，也没有固守某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结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西方哲学文化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关乎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与时代之间的关联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与理论体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与主题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也正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问题的论述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三、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认真思考人类的发展趋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一种开放的体系。他们不受某种固定结构、范畴框架的束缚，在面向现实、注视科学发展、吸取当代西方哲学成果的同时，往往以敏锐的眼光展望未来。

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些派别就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问题”等等。运用总体性思想，他们进一步要求把本国、本民族的现实生活问题与人类全球性的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探究。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动向是逐渐恢复了本体论问题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也表现了对本体论问题的关注，促进了本世纪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卢卡奇在1971年出版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意味着一种新的开端。这部著作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比较，有很大的转变，比如肯定了自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其中的基本思想，仍然是试图回到早年马克思的传统和道路上去，以社会实践，特别是以劳动为基础，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本体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和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先声。

原“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他曾经对卢卡奇的思想发生过重大影响。布洛赫的思想富于思辨和独创性，也许可以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学的一位开创者。布洛赫主张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主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把主、客体的辩证同一看做一个向前敞开的动态过程，从而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一种“开放体系”，它的特点就是把未来作为思考的基础和中心，而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一味地“回忆”过去或拘泥于现在。他还在哲学中引入“希望”（hope）的概念。他所主张的开放的体系，正是建立在对未来的希望的基础上的。他的理论探讨，正是要求以“开放体系”的新哲学为出发点，来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伦理学、美学以及宗教学说。显然，布洛赫所设想的这种哲学体系，是一种向各方面敞开、积极地展望未来、并且充满着希望的哲学，它是一种善于吸取人类知识的各种有益成果、具有生机与活力、永远向前发展的哲学。布洛赫的观点和主张，尽管包含某些空想甚至神秘的色彩和成分，但就其基本倾向看，他的开创性的思考和探究，可以说给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展望未来的积极思考，对于我们当前理论体系中某些僵化孤立的结构和观念，对于我们社会实践中的某些急功近利的思考和政策，应当是有冲击作用的；对于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和理论的现代化建设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台北:台湾光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第5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范文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偏概全/完整性

【 正 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着,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着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着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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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着作的出现。在这部着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第6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要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5833（2013）09010107

作者简介：方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近百年中国多元哲学思潮为背景，全面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大众化的曲折历程；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与作用；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倾向；分析西方哲学思潮对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等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前沿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其研究方向致力于问题意识的导向；致力于研究方法的创新；致力于学术前沿的探索；致力于历史经验的反思。

在厘清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的探索旨在研究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1）不仅仅是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而是要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在各种中西哲学论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近现代中国的精神世界与主流意识形态。（2）不仅仅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所作出的历史性成就，还应该进一步探索所有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尤其是职业学者的思想贡献。（3）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主潮，引领20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其革命实践介绍、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由于专业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科学与玄学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人道主义论战，等等）。中国共产党内外、专业学术领域内外所进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的相关性

收稿日期：20130614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哲学史”、“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0Azx002）的阶段性成果和上海市社科规划“党的十精神研究”系列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的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东西文化论战），彼此间发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同时，研究中国共产党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学术研究的历史，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体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智慧、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本土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教训，这也是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当下中国亟待破解的难题，这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不同解读，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人的自由与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永恒的主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所在，也是马克思成为千年伟人的根本原因。（5）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任务，不仅仅是要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更为重要的是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与灵魂，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哲学。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成为主流思想，特别是她在与其它哲学思潮的相互争鸣中荣膺中国当代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近百年中国哲学史的最重要事件，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了中国，这是与西方哲学思潮同起源但其意义已远远超过西学东渐的盛事。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到中国以后，其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直到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其中国化的初步阶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为现代多元哲学思潮增加了深厚的内涵：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不断的相结合的过程。众所周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与时代共命运的学说。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状况，提出共产主义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宣告了人类自由、解放和幸福的途径。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被引进到中国，其就不仅仅是被当作一般的哲学思潮，而是很快成为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思想武器。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成就，是它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自我创新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创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传播和发展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不固步自封、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最终完成的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始终伴随着时代前进，成为紧扣时代主题、引领时代前进的哲学理论。因此，把握时代的精神，回答时代的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圣使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有着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昭示的，而且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历史中一再得到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生动写照。最后，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教训。从理论方面来说，我们遗憾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准备和探索大多数不是来自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来自于列宁、斯大林甚至于前苏联的哲学界。可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又和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在不少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或者说，有些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创新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才有近年来国内外不断的“回到马克思”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孙伯鍨、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的呼声；从实践方面来说，20世纪80—90年代，苏联和东欧相继发生剧变并解体，马克思主义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引起世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核心是对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深刻反省。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上述对马克思理论修正的错误。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经历了沉痛的历史教训。所幸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重新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她是理论而绝不是教条。因此，我们在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时，必须铭记：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是对社会主义及运动的科学界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揭示。在共产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的终极制度和文明的最后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财富的资本化占有和生产以及以资本为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的文明将最终被历史所扬弃。而共产主义绝不排斥现有的文明成就，绝不排斥自由和人道理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共产主义是自由和人道理想的彻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上终结了“历史终结论”，为人类文明新的形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的主流，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与意识形态上构成了现当代中国的新传统，这一新传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所奠定的。从哲学史的视角来检视和建构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于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精神的传承，对于这一新传统的生命力的发扬，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现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走上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和复兴的道路，21世纪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并在与各种哲学思潮的斗争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的新“道统”或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这一新“道统”或新传统的形成和确立过程。

所谓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广义的层面，就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积累或学术沉淀，从而在思想和学术层面传承20世纪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所奠定的新的精神和历史，在狭义的层面就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建构，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在学术检视的视角中厚重起来，从而为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境界，为提升党的理论境界和理论水平，奠定厚实的历史基础和学术基础。此外，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在学术和思想的层面上探寻中国经验、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的理论表现，为成就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奠定它的学术基础和学术传统。

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视角。建国前，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史，由一般的哲学思潮（建党之前）演变为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有着内在关联、外在引领的指导思想（建党之后），而后的争论都涉及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道路选择：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哲学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等等。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它在现当代中国的前途和道路选择中确立自身的主导或引领地位的历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它在近现代中国的新“道统”地位的历史。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与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密切相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事业，是党的社会主义历史伟业的理论和政治表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社会的理论生活中逐步奠定自身的学术基础，积累自身的学术传统，建构自身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语境的思想和学术传统也渐趋形成。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以党的理论创新为原动力，从而向现实性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开放，以增强自身的创新性与活力；另一方面有着健全的学术和社会生态的支撑，与古今中西各种哲学思想资源进行对话交流，以积淀自身的哲学内涵，锤炼自身的哲学旨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积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都体现了真正的哲学与思想内涵，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学以原道），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从学理方面来说：近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引领现代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学说，需要深入的历史与逻辑的建构，这是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重大任务。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仅只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她有着自身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脉络：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起、论争、创建的各个时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与世界观的传播与确立；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思想范畴与逻辑发展，厘清、阐释乃至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是本研究的要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主潮、引领20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从学术论战的角度而言，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哲学思潮的比较与论战的结果。从“问题与主义讨论”、“唯物辩证法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直到绵延近一个世纪的“东西文化论战”，在与各种哲学思潮的相争与相融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上逐渐成为主流，所以，成就当代中国复兴伟业的既不是西学思潮，也不是现代新儒学，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

三

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虽然近百年来各种哲学思潮兴盛，但是大多匆匆而过，深度明显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思想的原创性不足，另一方面，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外，在哲学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建树方面，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中国的话语系统。因此，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仅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套中国的话语系统。从“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哲学式阐发，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中国话语表达形式，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潮。因此，发掘和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是我们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她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形式的表达，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内涵的彰显。主要内容：（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及其与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转换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话语转换何以是必要的、又何以是可能的；如何创立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一生的核心话语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影响。（2）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重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调整国际国内语境；转换话语体系以掌握推进改革开放的话语权；强调实践性思维。（3）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衍进的基本经验的反思：根据实践主题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进程中坚持其立场观点方法；对斯大林模式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消极影响的反思。（4）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的理论思辨：话语主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其他学科学术话语、实践话语、日常生活话语的关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何以是必要的，又何以是可能的。（5）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的路径探索：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解释力和影响力；话语批判和吸收借鉴的结合；内在理路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不同领域和不同主体的区分。

四

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引领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旨在探索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创新中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正如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人思想发展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史，它还应该包括所有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尤其是职业学者的学术史。这无疑将是“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理论、思想和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歧出，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结合所结下的丰硕果实，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而且在当下的实践中正努力践行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从国际比较视野来考察，在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破解了“历史终结论”，并最终将开启的是怎样的人类发展的新的途径和现代文明样式？这无疑也是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再由国际比较视野来研究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学说，对思想、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这又使我们可以从外部世界、另一个角度来探索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于风雨飘摇的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迈进之际，中国的仁人志士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落后、制度的缺失，更为关键的是整个文化的问题，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而这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走出困境的历程。“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毅然将“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输入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新思潮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就在于传统中国将要溃败之际，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这个新的文明就是根基于中国传统古老文明的基础之上，既吸纳现代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又有着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的指引。

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无论是她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还是对未来社会的宏大叙事，迄今为止仍然未被超越。而她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则在于她深深契合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实际，为中国近现代走向光明、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现代化指明了前景。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西方思潮涌入古老的中国，使老大的帝国明确了在中华文明之外，还有其它伟大的文明存在。马克思主义从一个西方社会与哲学思潮之一，在与各种思潮与学说的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引领近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古老中国的传播与研究，我们要特别感恩于“五四”时代的大哲先贤，陈独秀与（南陈北李）是其中的翘楚，他们不仅深谙中国智慧的博大，而且也觉悟中国思想的弊端，由此，才能够以大无畏的勇气，与传统决裂。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显学，陈独秀和不仅亲自大力介绍和研究，更为难得的是像中国历代的先哲一样，他们还以自己的人生乃至生命来践行他们所信仰的思想，使我们后学有了敬仰的标杆，也使近现代中国哲学有了杰出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能够成为显学，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契合中国时代与实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与伦比的思想性与学术性主要表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战中，与一般的政治和文化论战不同，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因为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哲学的形态问题而有了非凡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19世纪20年代后期，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唯物史观到唯物辩证法的新阶段，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深入研究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发展的历史状况；辨析政治与学术的分野；还原哲学思想的本来面貌；厘清哲学论战的几大阵营；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潮、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担任了思想的先导，但是她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意义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彰显。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研究往往是具体历史的阐释，缺乏深入的学理的探究；另一方面，近百年来，许多哲学论战还是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与伦比的思想性、学术性与批判性在当代中国学界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由此才能回应“回到马克思”的呼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五

于1938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代命题，内涵丰富，寓意深远，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性的哲学和科学世界观的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参见潘世伟《上下求索九十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探索历程》，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简言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从而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和影响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在这一阶段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理论形态：思想，正是在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走向辉煌的胜利，最终迎来新中国的成立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时期，在这一阶段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诸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的，它代表了我国在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基本理论成果，代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理论境界。

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思想，作为在中国的历史和革命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发展和转化，而且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和历史影响。对于中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史最普遍的、最持久的贡献便是思想，而且正是通过思想，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才呈现出它的世界性意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现实化，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历经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之后的又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是20世纪中国对于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和历史贡献。

六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理论，对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来说，随着时代主题和历史重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自然也要改变它的基本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的诠释，不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践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理论、政治和历史影响。对于21世纪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能够反映中国现实、体现时代主题、契合历史需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需要，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大理论使命。其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开拓性创新是必经的一个环节。

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探讨来说，20世纪80—90年论界掀起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陶富源：《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反思》，《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价值和现实性，它犹如思想和历史的助产婆，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沿革变迁，促成了对教科书哲学的批判、改革与创新。

其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并非没有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李达就已经洞察到“实践”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意义，并首次提出了“实践的唯物论”这一命题，尽管他的《社会学大纲》在体系上仍然受到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支配和束缚，但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以及实践原则在哲学史上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已经有了罕见的精彩论述。他的《社会学大纲》标志着中国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握和体系性构建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经典范本。

第7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内容，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和标准、价值和意义、理论视域和研究范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方面，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领域。为此，本文拟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域出发，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必须理解其基本内涵。综合学者们的探讨，我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加以选择和利用，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需要相结合，在中国社会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解决遇到的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需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需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对于这种需要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的理论品质和根本特征之外，就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具体实际需要，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原因。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条件和思想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才能获得最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才能够体现民族性和中国特色。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民族对外来思想和文化的理解，都不可能离开自己文化所固有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关于外来思想的解释，都一定有着特定的理论预设和前提。正因如此，早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又说：“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②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中国时代精神。坚持体现时代精神，既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所谓体现时代精神，就是要契入时代主题，在回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恰恰也正是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中充满生命活力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认为主要有四大阶段，首先是早期传播阶段，、瞿秋白等爱国人士探索用唯物史观等来揭示中国社会革命的根源即革命道路和方向；其次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充分结合的阶段，形成了哲学思想的理论成果；再者是建国后到十年“”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曲折发展的阶段，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全面介入的阶段，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阶段，“斗争哲学范式”极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最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成果是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哲学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思想构成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总和。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既形成了伟大的理论成果，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结合前者的研究和当前的实际，我将基本经验概括以下四点。

一、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而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需要，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指导中国社会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时展的要求。只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哲学基础。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方法。只有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民族特色，不断地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才能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现代化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相融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哲学。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和精髓，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结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首先，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只有坚持解放思想的原则，才能根除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才能应对前进道路上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其次，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它要求我们以实际问题为研究中心，不能离开实际问题空洞抽象地进行理论研究，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必将是曲折迂回的，1931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就是因为脱离实际而导致的。最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与时俱进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自我丰富和发展，在中国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新课题，从而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时俱进具体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科学性，违背与时俱进的原则，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和创新，防碍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原则，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

四、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坚持反对教条主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人民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得出的伟大宝贵教训。所谓反对教条主义就是指不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和理论当做教条，一切从固定的理论知识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任意割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教条主义一味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亘古不变，因此就会阻碍其发展；教条主义仅仅注重理论字面的研究，会严重阻止与具体实际的结合；教条主义还会抽象地分析问题，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因此，必须深入批判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大敌人，必须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反对经验主义，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

注 释：

①《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第8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第9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