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精选(九篇)
第1篇：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范文
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说法最早见于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Thurow,Doeringer,Piore等人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劳动者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培训教育能提高其收入,而对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培训对他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问的流动较少。Thurow等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后,许多国家的研究者纷纷对本国的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我国同样存在,并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主要是由城镇下岗职工和从农村迁徙出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构成,其中以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更是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岗位的空缺,使城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整体的竞争力,同时也为我国发展出口贸易,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我国工业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国外次级劳动力市场一样,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人集体议价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影响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事实上,长期以来这些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一直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2004年东南沿海各省出现企业招工困难后,我国当前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合理性更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据一份专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500元的占29.26%,500~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而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了68元。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低下与增长速度的缓慢同我国每年高速增长的GDP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不合理显而易见。那么,合理的工资水平究竟应该如何确立,我们又该如何完善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经历200多年发展起来的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西方传统的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指导
(一)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
1.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一直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最早对劳动力价值进行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指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对于需要靠劳动力过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其家室而传宗接代了”。此后,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它的形成与决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供求与竞争因素的作用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
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阐释了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即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变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可变要素的不断增加,最初上升,而超过某一点后,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使用可变要素的原则是边际成本与相应的边际收益相等,这个原则也是企业确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后来,剑桥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弗理德·马歇尔糅合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以供给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起供给均衡工资理论,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说明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决定需求价格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决定供给价格的包括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的闲暇效用。马歇尔的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工资决定基础的分配理论为此后的西方工资理论打下了基础,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包括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
3.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因素的探讨。与新古典学派的认为相反,制度学派否定了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说法,而从制度因素角度来解释工资的决定。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出二元分割的格局,同时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作用决定,还包括各种影响市场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弱化了供给力量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因此,通过对现实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分析,制度学派认为,劳动者工资率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劳动者所处的产业或部门,另一个是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
笔者认为,新古典学派与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认识的分歧其实可以看成是理论与现实的不完全一致。新古典学派从理论上回答了“合理的工资水平究竟由什么决定”这个问题,而制度学派则是从现实的角度研究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分析这两者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对完善工资机制的理解。
(二)西方工资决定理论对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意义
首先,西方工资理论是随着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学者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并提出的一些理论。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对我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一些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应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我国的工资机制。其次,在工资决定问题上面,我们还应该弄清楚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现实中存在的影响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将合理的影响因素与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才能找出影响工资机制正常运行的原因。再次,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商品市场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决定,作为劳动者价格的工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在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既要以劳动者在产品中的贡献——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同时必须满足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不管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但现实中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即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了所有影响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原则受到破坏。因此,要健全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工资的调节作用。
三、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一)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外在表现为供给双方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作为劳动供给方的劳动者在工资决定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由企业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使得企业方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造成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因素很多,这里面既有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原因又与我国现行的一些制度分不开。我国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虽然改革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许多不适宜的制度依然存在,如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徘徊在城市的门口,虽然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可他们都无法成为城
第2篇：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研究述评 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 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中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3篇：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范文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失业 个体性因素社会性因素 就业市场化 政府作用
一、大学生失业概况
经过连续多年的持续扩招，中国全日制大学本科生的招生人数已经从1998年的108万人发展到2006年的506万人．短短的8年时间内，招生人数增长了3．7倍。与此同时，毕业生数量也呈现出同步扩张的趋势。1998年，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人数为83万人，1999年为85万人，2000年为95万人，2001年为104万人，2002年为134万人．2003年为188万人，2004年为280万人，2005年为338万人，2006年为413万人。8年期间，毕业生总数增长了约4倍。“十五”期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总计为1090万人。“十一五”期问，全国将有2700多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与“十五”期间相比增长约1600万人，增幅近150，每年净增70～100万大学毕业生。这一数据表明：高等院校招生人数与毕业人数的持续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将在整个“十一五”期间得以保持并持续扩张。据统计，2000年，各类高校毕业生中的失业人数为30万人，2001年为34．5万人，2002年为37万人．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超过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2006年接近100万人。历年的大学生失业人数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百分比分别为：2000年为31．6，2001年为33．2％，2002年为27．6％，2003年为27．7％，2004年为24．6％，2005年为23．4，2006年为24．2。从长期发展趋势上看，虽然失业率处于动态下降状态，但总的就业形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旧十分严峻。几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共同关注的热点与焦点问题。
二、大学生失业及其经济学原因解析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是指如果劳动者已经达到或超过某一特定年龄，并且在某一特定时期里，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即没有受雇或自我雇佣；根据某些条件，在特定时间里可以获得受雇或自我雇佣的机会；在最近某一特定时间里通过登记、申请等特定方式正在寻求受雇或自我雇佣时的经济社会现象。大学生失业是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毕业以后的6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岗位，而且没有继续接受教育或培训，且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的经济社会现象。大学生失业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显性失业，二是隐性失业。显性失业是指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但无工作机会和岗位的经济社会现象；隐性失业也称作就业不足，它反映的是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非自愿地从事非全日制的临时性工作，或所从事的工作不允许他们充分利用其能力或技能的经济社会现象。
造成大学生失业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一是个体性因素，二是社会性因素。个体性因素主要是指存在于大学生个人身上或其群体当中的包括诸如职业素养、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及人际组织能力等在内的综合素质状况以及就业取向、岗位选择、价值理念、职业偏好和收入预期等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各种因素。而社会性因素主要是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相关结构、既存制度与体制等在宏观环境层面上影响大学生就业，并且大学生作为个体又无力控制的各种因素。
由于对当前大学生失业的基本原因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在研究大学生失业问题时，一般采用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种是强调个人原因，包括职业素质不足造成的失业现象．笔者称其为“素质约束论”；另一种是强调社会原因。尤其是制度与体制上存在的缺陷造成的失业现象，笔者称其为“制度约束论”。“素质约束论”的基本逻辑，是大学生自身素质的不足以及与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之间存在的偏差，是造成大学生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的基本原因。与之相反．“制度约束论”的基本逻辑则认为．造成大学生失业问题严峻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现存的有关制度规定与体制的不合理。笔者认为，“素质约束论”和“制度约束论”各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素质约束论”着眼于各个微观的市场主体。尤其是各个办学单位和大学毕业生个人，如何通过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提高本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率，如何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培养自身的职业素质。以此获得理想的就业岗位。而“制度约束论”则着眼于宏观的社会经济有机体，即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由此可知，“素质约束论”和“制度约束论”的假定条件完全不同。前者是在假定全社会的就业岗位既定的条件下，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大学毕业生以及各个办学主体如何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更好的就业岗位以及更多的市场份额或市场“蛋糕”。一般情况下，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素质。不会直接带动就业岗位总量的增加，即不会在总体上解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只会在不同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之间实现就业岗位的转移；后者则假定全社会的就业岗位总量会随着制度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制度的创新、体制的改革、结构的调整以及新政策的制定等。都会直接带来就业岗位总量的增加。只要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大于每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反之，问题就会趋于恶化。因此。对大学毕业生个人以及各个办学主体而言．“素质约束论”在如何增强个体的就业竞争优势与竞争能力方面具有更加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对政府和社会而言，“制度约束论”则在如何扩大就业市场规模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前，研究大学生失业问题主要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将大学生毕业的失业原因主要归咎于大学生的职业素质不高，认为只要能够提高大学生的职业素质以及综合素质，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二是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主要归咎于社会经济环境和发展状况，认为只要社会经济环境改善了、发展水平提高了，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我们认为．大学生失业既不完全源于就业岗位的不足．也不像有的研究者所理解的那样，是因为他们好高骛远。对工作条件及工资水平的要求不切实际。而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许多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地点、工资水平、就业岗位等方面的看似期望值过高的要求，其实都是在既有条件约束下作出的理性选择．而不是由于就业观念的不切实际。在这里．“既有条件”主要是指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分割状况。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分割，既包括垂直性的不同层次的分割．也包括水平性的不同地域(宽泛地说，还可以包括不同单位乃至不同岗位)的分割，前者指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劳动力市场和普通劳动力市场。后者则指劳动力市场分为发达地区、大都市、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不发达地区、小城镇、乡村劳动力市场。其中，高级劳动力市场、发达地区或大都市以及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可称之为高端劳动力市场．而普通劳动力市场、不发达地区或小城镇以及乡村劳动力市场又可称之为低端劳动力市场。
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劳动力在不同市场结构中的流动存在单向阻滞现象，也就是说．存在着由低端劳动力市场向高端劳动力市场的流动障碍问题。首先，就垂直性结构的劳动力市场而言，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不同层次间劳动力流动的单向阻滞限制了大学毕业生就业。具体地说．由普通劳动力市场向高级劳动力市场流动渠道的阻滞制约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
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是收入高、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工作成就感较强及有较好的职业前景。高级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较轻易地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普通劳动力市场的低工资和较差的工作条件。他们就会选择自愿失业。而普通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是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社会地位低、工作成就感较低、职业前景较为渺茫．几乎不存在进入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劳动力流动障碍，主要是由高级劳动力市场对就业者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的要求较高造成的。由于普通劳动力市场与高级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的这种单向阻滞现象．再加上高级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有限性。因此。最终必然会极大地限制和制约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使其不敢也不愿意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保证劳动力质量的角度看．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其次．就水平性结构的劳动力市场而言。不同地域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单项阻滞也限制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与上文所述不同的是，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流动阻滞现象，往往不是由于、至少主要不是由于可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保证劳动力质量的原因，而是由人为制定的各种不合理的、不合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以保护既得利益群体为宗旨的、过时的制度性规定造成的。主要包括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城市内部的身份等级制度、侧重于城市的公共福利制度、企业和部门内部封闭的保障制度及传统的就业管理制度等。大学毕业生之所以不愿意在水平性结构中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其原因就在于：一旦在这些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囿于制度性限制．今后进入高端劳动力市场就将支付极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如工作接受成本(包括需要支付的城市扩容费、为符合高端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而获得更高级职称与学历等而支付的费用、为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就业而支付的更高的生活费用如购房费用等)、工作离开成本(包括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支付给原单位的有关损失费用等)以及不同市场之间的迁移成本(包括由于离开已经熟悉的人际与社会环境而造成的收益损失；迁移距离越远、在迁出地工作的时间越长，迁移成本也就越高)。
此外．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也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宁愿放弃眼前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而选择在一定时期内失业的重要原因。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宁愿放弃进入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而成为一名失业者，是因为已有的就业机会低于其原有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的确定是在对现有条件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理性结论)．同时，他们也预期未来会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出现。此时．一旦选择了毕业时他们认为的仅为次优的就业机会，今后就很难随时退出，从而不得不放弃未来最优的就业机会。
因此，放弃就业实际上是一种为了规避机会成本大于现有受益的无效率后果而进行的理性选择大学毕业生作出是否就业的决策有其基本的判断标准，即衡量找寻工作机会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前者包括因找寻理想工作而放弃的机会成本和支付的交通信息费等直接成本，后者主要指获得理想的工作机会给大学毕业生带来的在经济效益与非经济效益方面的益处之和。如果继续寻找工作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则职业搜寻过程将会持续下去；反之，如果继续寻找工作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则意味着实现了最优的职业搜寻目标，他会作出在此岗位上就业的决策。从上述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如下判断：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严重．与其说是就业难，不如说是择业难。
三、政府宏观指导下的大学毕业生市场化就业取向
从经济学视角看．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劳动者就业相同．大学毕业生就业也属于劳动资源的配置范畴。大学毕业生失业意味着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要素之一的劳动要素存在闲置和浪费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这一问题的经济学途径就是市场化就业取向。所谓失业市场化是指劳动要素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以健全、完善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平台，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指导与约束下，自主择业、自由雇佣，实现劳动要素的平等交易的过程。曾有学者对市场化就业取向的基本模式作了如下概括：大学毕业生凭借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到劳动力市场中公平地参与竞争；用人单位凭借其工作条件、福利待遇和发展前景吸引毕业生；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本着平等、互利、公平和自愿的原则．签订就业合同，双方均须依法履行合同所规定的各项权利与义务。
我们认为，就业市场化的实质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要素过程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机制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等子系统构成的用于调节各种生产要素实现有效配置的有机体系。以劳动要素配置为例，对于劳动要素的供给者而言．就业岗位是他们竞争的对象资源；而对于劳动要素的需求者而言．劳动要素本身则是他们竞争的对象资源。
如果劳动要素供不应求．则意味着劳动要素的稀缺性增加，进而其边际效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要素的需求者自然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以获取这种边际效用不断上升的稀缺资源。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表现为用人单位之问会为了争夺人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于是．工资水平(即劳动要素价格)就会上升。此时，劳动要素的供给者处于主动地位。反之．如果劳动要素供过于求，则意味着就业岗位的稀缺性增加。就业岗位的边际效用对于劳动要素的供给者而言处于上升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要素的供给者愿意以降低自己的要素报酬为代价，以获取这种边际效用不断上升的稀缺资源。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表现为劳动者之间为了获得就业岗位资源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于是，工资率(即劳动要素价格)就会下降，此时，劳动要素的需求者处于主动地位。
第4篇：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范文
一、《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有实践需要，而且有理论来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商品交换不是私有制而是原始公有制的产物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6页）这一历史表明，是先有商品交换，后有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在消灭私有制以后，公有企业之间以及公有经济内部的经济主体之间，仍然可以进行商品交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形式，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2、市场经济是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有效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章中讲过，在商品交换中“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而不问生产该商品的要素归谁所有。（同上，第102―103页）这一事实说明，经过市场实现的商品交换，对不同所有者都是公平的。这一规律表明，市场经济既可以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结合，又可以与生产要素的公有制结合。这就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正是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一规律，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这就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上的本质区别及联系
大家经常要问，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搞市场经济，二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有的人甚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经济，二者没有区别。这实际上是不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和必然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这就是说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所有制变化有一个辩证否定的扬弃过程。第一次否定，从小生产市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扬的是私有制，弃的是小生产;第二次否定，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扬的是大生产，弃的是私有制。通过两次否定，使市场经济在大生产和公有制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资本论》帮助我们理解了市场经济从本源、变异到复归的历史演变，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必然联系的问题。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本源在更高层面上的复归，为我们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外在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到底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二者能否有机结合的问题，分歧很大，争论很多，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正确认识和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外在矛盾。
1、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三种理论
第一种是对立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不能相容的。搞社会主义就要否定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我们摒弃了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不具有基本制度的性质，它可以与不同的经济制度相结合，因而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至今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实质是挂“社会主义”招牌走资本主义道路，说明对立论还有市场，仍在延续。
第二种是中性论，认为市场经济没有基本制度的特性，而是一种经济手段和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形式，因而是中性的。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邓小平用战争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跟打仗的武器一样，本身没有基本制度特性。市场经济只是手段和方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而且用了以后效果更好，使生产力显著提高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第三种是内在联系论，这是在中性论基础上进行的深化和发展。实践证明，我们既不能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看成是对立的，也不能把市场经济仅仅看成是中性的，而要看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以及使它们有机结合的必然性。而对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产生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甚至出现的尔虞我诈等问题，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运动形式造成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本质上的一致性
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具有一致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满足需要。商品首先必须有使用价值，如果商品没有用，就不会有人去买，其价值就不能实现。所以市场经济第一个本质要求是商品有用，其使用价值能满足社会需要。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满足需要，要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满足人民需要，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式。
第二，劳动平等。商品除了有使用价值外，还要有价值，并通过交换来实现，所以市场经济第二个本质要求是劳动平等。商品交换本质上是等价交换，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等价交换实质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平等的生产关系。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实现劳动平等和共同富裕。因此，劳动平等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健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共同要求。
第三，发展生产力。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形式。价值规律和价值增值规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实践表明，有了市场经济，生产力就发展;否定了市场经济，生产力就衰退。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生产满足不了需要，样样都要凭票供应。而搞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满足需要的程度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示出来了。可见，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需要的有效途径和可靠方法。
3、消除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消极影响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存在着内在一致性，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所以这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实现形式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还有矛盾的方面。市场经济实现形式的最大特点，是人与人的关系要通过物与物的形式来实现。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所有商品的交换，实质是人们在交换劳动，但是“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这就产生了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思想觉悟不高和法制管理不严的情况下，使人们产生了对物的盲目崇拜，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对经济社会形成消极破坏作用。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特别重视和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党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深化改革排除障碍。有些人依靠过去的改革获得不少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现在要深化改革他们就不愿意了。因此，要使全体人民都能分享改革的成果，就必须冲破这些人的利益藩篱，为改革清除障碍、铺平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资本论》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原理，对我们清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拜物教等腐败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法制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相互关系
《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在解决要素收入问题时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经济学只从现象出发来解决问题，因而割裂了劳动价值论和要素分配论之间的必然联系。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就在于，他在解决了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又解决了按要素分配的问题，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要搞按劳分配，市场经济要实行按要素分配，二者能否结合？我们知道价值是劳动创造的，按劳分配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但是为什么还要按要素分配呢？这就是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高明的地方。马克思指出，商品有两个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是多要素共同创造的，使用价值又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如果不承认其他要素也要参与价值分配，那么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就不愿意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劳动价值也就没有了物质前提。所以按劳分配只能分掉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剩余部分要按其他要素的贡献分配，这就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西方经济学没有价值概念，更没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思想，因此只能从现象出发，强调单一的按要素分配，并把所有要素都看成是价值的来源，从而混淆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可见，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价值理论，它所谓的“价值”实际是由商品使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西方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论，就像是高楼大厦没有坚实的地基一样，非常容易倒塌。
四、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资本论》的生命力不仅表现在其基本原理上，而且体现在其研究方法上。《资本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和价值增值规律的产物和结晶。特别是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成为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石和贯穿全书的枢纽，使《资本论》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由于马克思只能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预测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不可能对其从未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出先知先觉的描述。因此，我们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学习和运用《资本论》的科学方法，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两重性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首先，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上，要发展和创新“两个毫不动摇”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可以同时并存和平等竞争，而且可以相互促进和有机结合。一方面，公有经济对非公经济具有支持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非公经济对公有经济具有促进和协调作用。因此，要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混合经济等形式，充分发挥各种经济的优势和特点，使它们取长补短和有机结合。
其次，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要发展和创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思想。
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和有机结合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都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收入分配途径。从当前来看，一方面要按照按劳分配的要求，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按照按要素分配的要求，提高普通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使改革开放的成果能更加公平、合理地惠及全体人民，以克服两极分化和促进共同富裕。
再次，在调节机制上，要发展和创新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措施和方法。
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时的积极作用。这就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就要简政放权;凡是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就要积极干预，以弥补市场的缺陷。
最后，在经济理论上，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并不否定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注重本质的、历史的、规范的和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更注重现象的、现状的、实证的和量的分析。因此，二者可以取长补短，有机结合，并在不同层面上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5篇：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范文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如何把效率与公平协调一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为我们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路。一．效率与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正确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所谓效率，是可以按经济生活中劳动数量、质量同劳动成果的比率来度量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可以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同所得的经济成果的比率来度量，投入多，效率高，收入高，反之就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发生亏损。所谓公平，是指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无论是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投入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都应遵守机会均等、规则平等的原则，并允许合理拉开差距，但要防止两极分化。效率和公平作用于不同的分配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过市场进行的分配是初次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是按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来获得收入的。效率高，则收入高；效率低，则收入低。假如市场上不需要你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就得不到收入。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出判断的。在初次分配中，个人的收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初次分配以效率为原则，可以引导人们不断提高效率，增加社会财富，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经过市场实现的初次分配，还不能解决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公平合理一些。比如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一些人很富有，一些人连基本需要都无法保障。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为收入两极分化，将对社会运行机制造成双重后果：一方面，对众多穷者的社会激励失效，极低的收入无法激发穷者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富者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有可能侵害社会约束机制。社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失灵，必然从宏观上破坏社会的均衡状态，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序化，从而严重破坏社会的经济效率。所以，市场初次分配的缺陷必须由再分配来弥补。在市场初次分配考虑效率的前提下，通过税收等手段调节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公平。所以效率和公平存在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效率是实现公平的物质基础，只有通过提高效率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才有可能实现分配的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只有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才能激发劳动者尽可能全面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尽快增加物质财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就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效率高、竞争力强、生产适销对路产品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入，使人们的收入拉开了档次，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效率优先就是要求市场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求收入水平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要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效率优先是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基点。同时要兼顾公平，调节过高收入，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化。再分配注重公平，就是在注重效率的同时，避免出现一些经济不公平现象。效率原则的出现本身包含着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了社会整体分配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能接受的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这就需要兼顾公平。党中央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了现阶段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就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同志指出：“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目前，我们事业单位的分配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离十六大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倾向比较严重，效率优先的原则没有得到体现。现行的分配制度不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摆在事业单位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要搞好事业单位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贯彻十六大的要求，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1．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六大指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既有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也有生产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等。既然有这类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允许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因为物质生产成果是人们投入的劳动力、经营力、资金、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生产要素又分别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要素所有者进行生产投入、转让要素所有权，都要取得相应的一份报酬。这样，生产成果的分配就在各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之间，依据各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实际作出的贡献来进行，多贡献多得，少贡献少得。从资源的市场配置来看，生产要素的贡献由报酬来反映，这样使得各种要素能够进入市场流动并形成要素价格。价格信号的市场波动，引导着各种生产要素流向最需要的部门，从而有效地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生产要素的有偿使用，迫使每一个生产经营者在进行投入时要精打细算，寻求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以便用最低的生产成本来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具有效率的秘诀就在于此，即人们的所得必须与其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直接联系起来，收入要与投入相对应。因此，就必须确立相应的分配原则，即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的原则。 我们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正确认识劳动的质与量，认识到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劳动是复杂程度很高的劳动，是更有效率的劳动。不能把按劳分配等同于按劳动的自然时间进行分配。在收入分配中，应充分体现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劳动价值，多劳多得，优劳优酬，使同一单位的职工收入差别与他们的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差别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激励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创新能力和风险意识，促进单位经济效益的提高。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有利于吸收单位职工和社会的资金用于拓展生产经营门路，扩大生产规模，既能加快单位发展，又能分流吃事业饭的人员，减轻就业和再就业的压力；有利于激发广大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为单位的跨越式发展多作贡献。2。结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与聘用制度相配套的工资分配制度。即将全面推行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其核心是建立岗位分类管理制度，实现由身份管理到岗位管理的人员聘用制度。我们应以这次人事制度改革为契机，在实行聘用制度中，要在国家工资分配制度宏观政策和工资总量调控指导下，进一步深化单位内部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和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与聘用制度相配套的单位内部工资分配制度。要结合本单位内部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的实际，合理确定受聘人员的岗位工资待遇。按照按岗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的原则，将受聘人员的岗位工资待遇与其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挂钩，做到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对关键岗位和特殊岗位人才要强化激励力度，适当拉开不同岗位间的收入差距，发挥岗位工资待遇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允许单位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的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奖励项目完成人员和对产业化有贡献的人员；允许单位经批准高薪聘用个别拔尖人才，实行一流人才、一流业绩、一流报酬。对有重大科技发明、贡献突出的人才，根据有关规定，实行重奖。逐步建立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 3．关注弱势群体，兼顾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弱势群体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体的组成部分。在分配制度改革中若忽视他们的利益，则有悖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不仅是党和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的需要。 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关心，首先要坚决执行国家帮助弱势群体的各项政策法规，包括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强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给予弱势群体特殊的就业援助等。要重视发挥我局已经建立的职工、子女就业帮扶基金的作用，为分流下岗职工及其子女提供就业或再创业的条件。许多单位工会组织已建立了职工互助基金，该基金应在帮助困难职工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多方努力，不让一个职工生活过不去。在工资、奖金分配中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逢处过节发放慰问费、过节费和过节物品时，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使每一个职工都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对于混岗的大集体职工，除了工资有政策规定外，在奖金、劳务费、过节费等分配问题上就应尽量做到同工同酬，使他们的劳动付出有相应的回报。要正确认识离退休职工在过去几十年工作中的劳动积累对国家和社会所作的贡献。离休干部都经历过民主革命，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拼搏奋斗，为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都为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作出了贡献。我们应该不折不扣地落实党和政府关于离休干部的有关政策，确保“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略为从优”的规定得以落实。现已退休的职工，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工作在计划经济年代，那时，他们的工资待遇都不是很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多是以利润的形式上交了国家，他们都为增加国家积累作出了贡献。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中，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公平，更要重视离退休职工的利益，要使离退休职工的收入随着社会和单位的发展不断有所增加，让离退休职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第6篇：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范文
关键词：生产劳动；生产要素；社会化；层次化
一、生产要素与生产劳动
人类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劳动者有目的地运用生产要素的过程，而生产要素是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必需的各种要素的总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点：一是资本属性或增值属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使用者都是为增加财富或实现增值而拥有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二是产权明确性，任何一种生产要素无论其处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哪一环节，都应该表现出或对应着明确的产权关系，这是确保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的社会关系基础。三是生产要素配置在社会范围和生产范围都具有层次性，从而使生产要素配置可分为直接配置和间接配置。四是生产要素可分为具体要素和抽象要素，而具体要素的种类和用途既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具有发展性，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加，质量和性能不断提高。因此，任何创造价值的劳动都是各种方式使用生产要素的行为。
但在劳动价值论中，对于什么是生产劳动是比较难以界定的。而清楚地界定生产劳动对于劳动价值论又十分重要。在此不讨论马克思对于生产劳动的界定和理论界对此的争论，而是直接对生产劳动下一个与按劳分配相联系的新定义，即生产劳动是一种能够通过市场关系转化为社会劳动的配置生产要素的生产经营活动。简单地说，生产劳动就是配置生产要素的劳动。配置生产要素是生产劳动的基本形式和实质内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市场体制下讨论什么是生产劳动，市场关系说明的是对运动中的劳动的价值化和效益化核算，而市场交换关系则是说明劳动凝结物的产权变更和价值补偿，但市场关系包括市场交换关系，与市场关系无关的劳动即使生产物质财富（自给自足），也因其社会关系不明显而不属于生产劳动范畴，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劳动是一种劳动者有目的地使用生产要素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
市场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开展和顺利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真正形成和有序运转，需要相应的制度基础和动力源泉，其制度前提是生产要素的多元所有制，或生产要素产权主体多元化，所有的生产要素实行一种所有制，只有一个产权主体，市场经济根本不可能形成，更谈不上发展。市场经济的多样化和竞争性，则有利于人们充分地发掘自己的才能，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和机会表现才能，实现经济目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并不是任何劳动者都可以运用自己的劳动去配置生产要素，产权是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和运行的首要基础，在产权关系明确的前提下，什么样的劳动者运用哪些生产要素，怎样运用生产要素，是由产权关系来决定和调整的。谁配置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进行配置的，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需要什么条件。
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人为创造财富的生产经营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关系和结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国际化、一体化，就是突出表现。
创造财富的生产经营活动即生产劳动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到生产要素的配置方面，就是生产要素配置的社会化和层次化。所谓社会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的使用范围和过程越来越社会化，只有依靠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高效组合。其主要表现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生产目的的社会化，劳动产品的社会化。在社会化过程中，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使用，任何一个经济活动组织的活动，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和完成。
三、生产要素配置的层次化
所谓层次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配置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层次分明的结构关系，有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不同层次还对应着不同的主体，即政府、行业或市场和企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往往需要通过这些层次分明的分工磨合过程，才能更好地实现。这在现代社会中是显而易见的。
就宏观层次而言，主要是指国家根据国情，可以通过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发展战略，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分配政策、贸易政策等），产权制度等，引导和调节社会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和重组，以实现自身的意图与目标。所有这些，对于生产要素或经济资源在中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配置都会产生约束和激励等重要影响，也是资源市场配置的重要前提。宏观层次的生产要素配置具有宏观性、全面性、整体性、抽象性、战略性和未来性等特点。
就中观层次而言，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其一是将中观层次确定为市场层次，使资源配置的三层次关系表现为政府、市场和企业。其二是将中观层次确定为行业，使资源配置的三层次关系表现为政府、行业和企业。其三是将宏观层次确定为中央政府，中观层次确定为地方政府（这种区域划分与确定具有相对性），使资源配置的三层次关系表现为中央、地方和企业。因此，生产要素的中观配置就可以分别从市场配置、区域配置和行业配置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主要是指相对于政府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而言，市场机制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以比较收益为准则，在社会范围内对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进行配置和再配置（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机制、组织、机构和制度来进行的，因而形式多样，关系复杂，影响广泛，而且还可以形成市场的多层次配置关系，如市场关系中的多级委托－关系，不同环节和不同形式的商品交换等，这是生产要素在市场范围内或市场关系中实现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与客观要求。
生产要素的区域配置，是宏观配置的块块分割，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某一经济区域之内的横向配置，生产要素受地方政府或区域宏观调控组织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产业之间、部门之间、大企业之间等进行的配置。
生产要素的行业或产业配置，是宏观配置的条条分割，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宏观配置条条分割之下进行纵向配置，即不同产业、不同行业对本行业生产要素，向各层次企业的具体分解或配置。生产要素的中观配置，是宏观配置的展开，是微观配置的前提和基础。
就微观层次而言，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组织中，被作为活动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目的的手段加以运用。生产要素的微观配置，受要素性能与质量、技术条件、工艺流程、管理水平、经营能力、劳动者素质、市场状况等决定。在微观层次的生产要素配置中，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层次，如根据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力划分，有决策层次的生产要素配置，管理层次的生产要素配置，操作层次的生产要素配置。根据配置生产要素的时间或风险性划分，有满足现时市场需求的经营性生产要素配置，满足未来市场需求的开发性生产要素配置。
生产要素配置的层次化，会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分化或重新调整，其主要变化是使一些原来在生产经营组织中的活动分离出去，并相对独立化。例如，企业中的技术开发部门、会计核算机构、职工培训事务等，它们的职能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社会中的科研部门、技术咨询服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专门的培训机构等中介组织所取代。这些组织的劳动就构成了中介层次的劳动。这些职能化或专门化的组织，已经同具体的经济主体分离开来，它们不再属于某一生产经营单位，不构成具体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一个器官，但职能并不因此而改变，而是由面向某一具体生产经营单位，扩展为面向社会范围内的所有生产经营主体。另一方面，政府职能也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进行重新定位，政府部门中的某些职能需要由市场来承担和执行。这样市场在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日益突出和不可替代。
生产要素配置的层次，使社会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了生产层次的劳动、中介层次的劳动和社会层次的劳动。这并不是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劳动减少，而只是生产层次或微观层次的劳动减少，越来越多的劳动已经社会化，以不断间接化的方式从事创造价值或财富的劳动。这同时也说明，配置生产要素并不只是生产经营活动组织的事情，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仅在生产经营组织中和生产经营过程中是不能实现的，它必须依靠各层次劳动的共同作用，才能形成优化配置关系和达到优化配置目的。由此可见，我们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关系与过程的认识，需要树立一种新的大生产观。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社会各层次劳动的共同作用，需要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政府也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经营者、使用者等具有经济利益激励和约束的活动主体参与，生产要素从所有者手中到具体的生产经营领域被使用，需要通过一级或多级的委托－关系来联接和完成。在每一级委托－关系中，体现的都是一次对生产要素的由社会层次向生产层次接近的优化配置。这一点十分重要。因此，生产要素配置于不同产业、不同部门和不同企业，实质上就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不同层次进行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劳动，只是这些劳动不在直接的生产经营活动领域进行而已，而不能认为它们不是生产劳动，这些劳动最终都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得以实现，构成创造新价值或新财富的有效劳动和必要劳动。然而，这些中介层次和社会层次的劳动流向，只能根据生产要素的走向来决定。所以，生产要素在社会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程度，也就成为中介层次和社会层次的劳动的有效性高低的主要标志。
四、生产要素是社会化和层次化的生产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联接机制
在新价值或新财富的分配过程中，作为生产要素的使用者来说，好象是自己使用了别人的生产要素，不能白白使用，得付给别人一定的报酬；但对于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中介经营者来说，则认为自己把生产要素使用到生产经营活动中，不能一无所得。其实，在生产劳动社会化和层次化过程中，各环节和各层次的劳动是能够联接为一个整体从而共同创造价值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要素在创造价值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之所以能够通过劳动者的劳动而实现优化配置，是因为它对劳动者的活劳动具有一种间接化功能，即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中，由于生产要素的使用或介入，形成和发挥着一种对劳动者的活劳动“吸收－储存－转移－变换－释放”的新功能。生产要素这一功能的形成和发挥，使得劳动者与具体直接的生产经营过程和空间可以发生一定程度的分离。下面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一，原始人的投掷劳动。在原始人的劳动中，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在不同的空间，当他们将劳动工具对准某一劳动对象投出去时，活劳动付出（T0）就已经完成了，但并没有同时作用从而凝结到劳动对象之上，而是由劳动工具以运动的方式将活劳动由劳动者所在空间带到劳动对象所在空间，实现活劳动与劳动对象的结合（T1），在这一关系中，活劳动的付出与实现显然是在不同的时间内完成的，即T1－T0＞0，从而实现活劳动付出与实现的时空分离。如果将活劳动付出与劳动工具将活劳动带着越过一定空间的过程细分，则可清楚看出劳动工具对人的活劳动的“吸收－储存－转移－变换－释放”这一环环相扣过程关系。
例二，无人工厂的机器人劳动。例一的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其突出表现就是无人工厂的出现。在无人工厂里，如果按照过去的观点，由于没有工人直接参加劳动，因而其产品的价格就没有增值内容，只有转移部分，导致其产品的价值与价格形成较大的背离。如果了解了由于劳动工具介入而产生的劳动者活劳动付出与实现可以时空分离，那么无人工厂的产品就有大量的无人工厂之外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以科技专家与管理专家为主）的活劳动，由机器人“吸收－储存－转移－变换－释放”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之中，从而使无人工厂的产品具有相当的新价值。
劳动工具使活劳动间接化的功能，在现实的劳动中，可以发展为多阶段间接化，不完整间接化，媒体多样化，方式多样化，空间广泛化，对应模糊化（如银行存款、购买国债等行为，与具体的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没有直接明确的对应关系）。其中最具意义的是劳动工具的这种功能是所有生产要素都具有的。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在社会生产的任何环节任何层次，通过对具体生产要素的配置，凭借各种生产要素将自己的活劳动间接化，使其与创造价值的生产经营活动相联系，成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当我们看清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是一种创造价值或财富的劳动时，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接受和遵循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什么按生产要素分配不是剥削，以及按生产要素分配可以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根本原因。
第7篇：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范文
一、特点和变化
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与四川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基本同步。在经历了建国以来的“封闭单一”、改革开放后的“起步”，治理整顿时期的“减速”、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加速”和1995年以来的“稳定”转移五个阶段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省农村劳动力及转移就业呈现以下特征：
（一）四川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慢于全国，就业多元格局已经形成，但传统分布仍来得到根本改变
在非农领域就业人员。中主要从事工业，建筑业和批零贸易餐饮业（见图表2）
（二）跨区域劳动力转移就业增加农村就业和城市就业直接交汇，劳动力城乡互流并存。
(三)跨省、跨国的劳务输出与劳务输入并存，劳务输出已成为我省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实践证明，劳务输出成为我省农村经济的一大新兴产业已威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可观的劳务收入和回乡创业的现代农民，成为四川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人才基础。进入新世纪，我省劳务输出呈现以下特征：
2、组织形式由无序向有序转变。外出务工自助化程度正逐渐提高，依靠自助形式占我省外出劳动力的70%左右；各地通过政府部门、企业组织成建制的输出和机构组织的输出占外出劳动力的20%左右：其余则是自发外出。前两种均为有序流动就业方式。
3、由季节性、临时性务工向常年性务工转变。随着土地承包制度的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己在各地推广开来，外出务工经商者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等形式，相对固定地、常年性安心在外务工，目前全省农村劳动力1年内累计转移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常年性转移的劳动力由1990年的149.7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567万人，增长约4倍。
6、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四川对外改革开放，输入劳动力也正在呈增长态势。目前仅温州人在四川经商办企业的就达17万。输入劳动力给四川注入了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和全新观念，通地兴办企业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一个相当浩大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不能仅依靠农业农村内部解决，必须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努力开拓海外劳务市场，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才能使劳动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才能为农村就业开辟新的空间。
二、机遇和挑战
影响新世纪我省农村劳动转移的因素相当复杂。直接因素包括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及产业结构变动，不同产业的就业弹性，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和城乡统一的功动务市场形成等，以及劳动保护、保障政策法规的制定、执行；深层次的因素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率、技术进步率、综合要素生产率，以及资格/劳动要求配置类型的选择等；外部因素包括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力度，加入WTO及国际贸易关系变化的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将处在战略性结构大调整过程中，我省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很大，作为先兆，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通货紧缩、实际就业率下降等非常规性变化，且变化的前景尚不明朗，这就为分析新世纪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极大困难；并且伴随未来30年内的农村人口生育高峰，四川省每年将有50万左右的新增农村劳动力出现，耕地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刚性下降，因此，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环境和农民文化技术" 素质，在新世纪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一）农业就业人数净减少成为新时期我省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趋势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省农业就业已进入了“双下降”时期，即不仅就业份额下降，而且就业的绝对数量也同时下降，这表明我省开始进入农业劳动力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期。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国家及社会各方面将加大对四川农业的投人力度，将使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新型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厂化农业、设施农业将给一家一户经营规模过小、技术落后、信息不灵的农业生产带来新的革命。四川农业发展将进入资本，技术加速替代劳动的时期，这将预示着农业劳动力就业“双下降”趋势进一步强化。
另一方面我省农业相对于非农业产业劳动力生产率的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加强。2000年我省非农产业劳均国民生产总值（CNP）是农业劳均GNP的一倍，比1990年的3.93倍明显扩大。换句话说，自1985年以来尽管农业就业份额在下降，甚至90年代就业人数也开始下降，但农业CNP份额下降的速度更快，这就导致了近年来我省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趋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理说明农业内部的就业压力在不断积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内在冲动愈来愈强烈。
与此同时，加入WTO也将进一步加快我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自1995年以来，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加入WTO后，意味着我省农业不仅直接面对国际农产品市场激烈的冲击势必要求我省农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快农产品结构，农业结构及至区域布局的大调整。而国内和省内农业结构和区域布局的大调整势必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有专家预测，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情况，我国加入WTO后仅种植业就要丧失300万个就业岗位。
（二）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但就业总量呈扩张趋势
1、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作为我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减轻整个国民经济的就业压力开辟了新的路径。但是，近年来，除少数在市场竞争中跨人现代企业行列以外，多数企业则是惨淡经营，其中不少濒临破产倒闭边缘，发展速度和效益连续下滑，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只及八十年代平均吸纳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2、体制改革的政策性影响。近两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出现了负增长，主要有以下三个特殊原因。第一，1997年调整乡镇企业统计口径一些个体和不成规模的私营企业被排除在外。第三，自1996年国务院要求关闭淘汰镇企业中易造成污染的“十五小”企业和相应产品。目前，我省有上千家资源型小乡镇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三，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因素，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1997年后形成高潮，改制过程中的企业均倾向于裁减人员，仅此一项全国减少从业人员300万人，我省减少几万入。
3、乡镇企业就业弹性明显下降。进入90年代，相同的固定资产带动就业的能力自80年代以来下降了2.8倍多，即使扣除投资品涨价因素仍下降1.3倍左右。就业弹性下降导致的乡镇企业就业能力减弱的原因，除了企业自身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这一正常因素外，企业规模小，高度分散、产业结构畸轻畸重等因素则是主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虽然乡镇企业就业弹性下降，但2000年基本遏制住了自1997年以来连续三年速度、效益增长放慢的势头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将有利于改进自身的要素市场和布局条件。从而增强其就业扩张能力、乡镇企业就业的总量还是应该呈扩张趋势。
（三）小城镇建设总体水平不高，城市化严重滞后，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功能较弱，但今后发展空间巨大
（四）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大了城乡就业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
城乡分割的杜会管理体制基本点是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虽然不能完全阻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却将城市劳动力分割成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两大类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四川民工潮”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始终未能被城市接纳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边缘人”。即所谓“外来妹”、“打工仔”。外来工无法获得真实的城市市民身份，不能取得城市户口，不能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这种“边缘人”身份使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影响着平等就业，就业成本、就业质量以及就业收益。
以上这些政策措施一方面是上劳动力市场上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排拆了自由竞争，无法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免除了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压力，极大地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对我省这个劳动力大省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特别是劳务输出带来了巨大障碍，可喜的是，全国一些省区和四川省“十五”期间将推选户籍制度改革，将按照“弱化户籍制度，加强户口管理”的思路，选择一批中小城市进行放开尸播管理的试验，将逐步取消户口管制允许居民到任何地方落户，并逐步用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一些地方已试行从工人、农民中报考机关的公务员等。可以预言，建立统一的、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将为期不远。
（五）加入WTO为国际劳务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人才短缺和体制性障碍为积极参与国际劳务市场竞争带来很大困难
三、对策和措施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新世纪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适应四川省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农业、农村经济战略胜调整的需要，以积极培养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大力有效地开发、利用、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为中心；以促进四川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为目标：以内转、外输、回引为基本转移途径：以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农村劳动力和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四川农村劳动转移就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新世纪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目标模式是：由农业转向非农业：由农村迁移到小城镇或城市，第一步，通过扩大农业内部就业空间．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努力引导回乡创业，实现农村劳动力在本地和跨区域充分就业引导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实现职业的初步转换；第二步是在中国，四川全面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定，已取消了维持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基础的户籍制度。农民可以根据自身素质和市场价值规律自由选择职业和生存方式，城市化，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容纳大量的转移农民的基础上，鼓励农村劳动力在流动中稳定下来，使之既成为城镇或城市二、三产业的职工，又成为城镇或城市居民实现根本意义上的转移。为此，我们的对策措施是：
（一）实施农业局农村经济战备性调整，拓展农业就业空间
由于四川省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十分突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后一段时间九大部分剩余劳动力还只能滞留在农业上。为了使这部分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要把大力拓展农业就业空间放在首位。“十五”期间，四川将把优化农产品质量、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作为战略性调整重点，利用高新技术发展农产品，大力发展畜牧业、林业和水产业，实施农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种子、动植物保护4大工程，建设9个大优质农产品基地和9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届时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工厂化种植、养殖、优质高产新品种、新型模式化栽培（养殖）等新模式。将使有限的土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全省各种基地实行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增加劳动力投入。
（二）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步伐，大力发展农村产业化经营和乡镇企业．扩大本地就业
1、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扶持力度。要在建立以财政投人为导向，龙头企业和农民投人为主体。信贷和外资以及社会投人为补充的多元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投人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和技术力量，确定重点。把畜牧、林果、渔业、中药材、蔬菜、花卉和农产品加工等作为骨干产业和项目继续引导、支持烟叶、棉花和蚕丝绸行业，二是根据扶优扶强原则，优先扶持80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抓一批“五专”（即专业大户。专业村社，专业场站、专业协会、专业市场）经营组织和外向型企业，重点扶持发展农副产品精加工，包装、保鲜、贮运和专业市场，带动农民进入产业化领域。三要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各种所有制成份创办。兴办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
（三）加快城镇进程，构建四川城市网络，从根本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1、加快四川1000个试点小城镇的建设步伐，力争“十五”末吸呐农村劳动力500万人。要高起点规划小城镇，搞好供水、供电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要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相结合，通过深化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发育要素市场，来逐步何破乡镇企业的社区封闭性，为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创造条件。形成各自的支柱产业和镇域经济特色。要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生产、加工、销售区域中心，供销社要结合经济服务的设施优势，积极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社区综合服务社，在市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2、继续坚持走分散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在2010年逐步形成以成都市为核心、绵阳等地8个大城市、16个中等城市、33个小城市和1000个小城镇所构成的城市网络体系，实现四川城市化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以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城市层次结构上来。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增大城市承载量。要向农民打开城门，鼓励农民企业家进城投资办已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努力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由常年性外出务工，转变成稳定性移民。
（四）把发展劳务输出作为农村经济新兴产业来抓，拓展劳力输出空间，提高劳务输出质量
要把劳务输出作为四川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来抓，在规范化、集团化、产业化上探索路子，要按照市场化，产业化的要求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扩大输出规模、招展劳务空间，提高劳动力素质为重点从劳务市场建设、劳务信息网络、权益保障等方面来规范保护劳务输出行为，以达到增加农民收入、扩大输出规模、拓展劳务空间，提高劳动力素质的目的。要以集团化的形式参与全国劳务市场竟争，以专业化。系列化服务促进劳务输出与市场经济尽快接轨。
（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源的投入和开发，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
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长期因素，从根本上看，应该大量增加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农民增加智力投资，这是决定我国农村劳动力长期就业和转移的战略思路。
要逐步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新机制。强化职业培训。一要采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办学相结合的方式，依法举办各种类型的实用技术培训班，依托有关职能部门如劳动就业、农业、教育等建立常年性的。专业性的职业学校、培训中心等，形成社会就业培训体系的骨干。二要形成以技术培训和业务培训为重点、以素质培训和岗位培训并重为特点、以职业培训和扩大就业相结合的长短结合、高中低配套的培训模式。三要把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结合。使求职务工人员有全国能用的技术等级证书及上岗证以增强就业竞争能力。提高劳务收益。四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外派劳务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外语和政策法规等方面的严格培训．确保我省外派劳务人员的素质过硬，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稳占已经取得的国际市场开拓新的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六）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探索城乡统筹就业新路子，扫除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规范和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收集与。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劳动就业法律法规体系和就业制度等，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积极探索城乡统筹就业的新路子。
1、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要大力发展连接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职业介绍机构。加快劳动力中场信息网络建设。
2、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要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体系以及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保障。在就业制度上不断先善就业准人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由择业”、城乡劳动力权力平等，就业机会均等的市场化就业制度：在城市福利体制上，逐步变国家财政暗补为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
3、加大户藉制度改革的力度，逐步消除城乡户藉管理分割状况，逐步枚开城乡户口迁移限制，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
4、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改革现行农村集体财产补偿制度。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转包。转让、联合服务等办法，允许土地经营权依法有偿转让，允许自愿放弃土地经营权而完全交回集体。集体再发包，也可以把土地作用权、经营权同种田能手合作，并取得合理补偿。要改革杜区集体财产管理和利益分配办法。采取股份制形式，让农民将其所属的集体资产份额或有偿转让，或继续入股投资，使之放心地流动和转移。
（七）逐步建立农村劳动就业保障制度，积极探索对输出人员特别是境外输出人员的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新路子
1、加快地方立法进程，把民工的合法权益纳入法律保护轨道。对民工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进行法律规范和界定，保障合法取缔非法，打击违法。建立和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引导、支持各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工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2、切实解决进城居民和异地转移民工的子女入学入托问题。大力提倡借读制，允许民工凭暂住证送子女就近入学入托。在民工聚居区举办专门学校，充分发挥退休教师的余热，为民工子女上学提供基本条件。
第8篇：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范文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给经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何才能有效实施？中国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中能得到何种启示？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受挫的原因，大多数人从经济制度、体制关系和宏观政策等偏重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此不同，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原因——过度集权、产品质量、激励机制、选择问题、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竞争的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具有微观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标准原因的序列中，没能提供有效的激励被排在显著的位置上。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激励……但是这种激励并没有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本文将之定义为“斯蒂格利茨命题”。
“斯蒂格利茨命题”的主要思想包括四个方面：（1）激励的实质是一个信息问题。如果一个组织或集权的机关具有某些信息来了解每个人此时正在做什么，或判断每个人应该做什么，而使产量最大化，那么就不存在激励问题了。（2）激励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激励结构被称为有效激励结构。（3）社会主义激励匮乏是指缺乏有效激励结构，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对平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阻碍了有效激励结构的建立；政党体系不仅提供了一种报酬机制，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控制机制；政治体制充当经济激励机制的部分替代物，使激励的导向发生扭曲，即经济尺度衡量的晋升与业绩的相关程度要比政治标准差一些。（4）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其他原因都与激励相关。这些失败原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激励匮乏的基础，包括过度集权、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不完备、竞争的缺乏等；另一类是激励匮乏的结果，包括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因此，激励匮乏被排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标准原因序列中的显著位置上。
根据“斯蒂格利茨命题”的观点，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主要路径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以改变激励匮乏的结果。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斯蒂格利茨认为，“激励问题与分配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建立有效激励结构的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激励结构方向，其中，“激励结构的一个基本方向在于报酬必须按照绩效（必须可以衡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只有这样，才会使劳动者勤奋地工作，使决策者作出提高产品质量的选择，使技术、管理等创新者和创新使用者对创新有内在的动力和需求。田国强也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检验一种经济机制或规则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提供内在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做出高质量的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经济组织的好决策，激励企业尽可能有效益地生产。
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面临着经济运行中的激励匮乏问题。为激活社会主义经济，两者都是从激励匮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即实行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是，两者转型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迥然不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差别？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这一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这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会动荡。中国在激励匮乏基础上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起过积极作用；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初始条件，加上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通过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宪法制度和利益结构保持了相对均衡，作为改革领导者和发动者的党和政府能在稳定和发展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无论是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应该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成功的。但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在成功的道路上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比这些国家更高的经济效率。正如列宁所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这是因为，我国的激励制度很不健全，而且已有的激励制度也没有完全作用于效率的提高，即尚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尽管我们一直强调按劳分配，但现实中平均主义分配的色彩还比较浓厚；在劳动力资源方面，一般劳动力大量过剩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资本短缺与大量民间游资的存在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人们都认识到技术创新对企业经济效率、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和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但我们却始终面临着技术创新不足或技术创新与技术使用者之间渠道不畅的难题；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驾驭者，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先行资本”之一，也是我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而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企业家成长机制。
这表明，如何建立有效激励结构，仍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认为，除了人们一直在研究的如何克服平均主义，坚持并实现按劳分配的这一传统课题外，目前重点要研究的是以下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科学认识按劳分配的效率区间和非效率区间，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这一制度在某些领域的非效率性问题；二是如何有效实现按要素分配，重点是建立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机制；三是注重分配制度与个人行动的协调，使个人行动围绕组织目标的实现而运行。
二、按劳分配的效率区间分析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按劳分配的效率问题讨论颇多，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论强调市场因素，但忽视了非市场因素作用，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原则。按劳分配论，特别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论，强调非市场因素，但忽视了市场因素作用，遵循的是公平优先原则。”甚至有人还认为按劳分配“导致效率低下，利益受损”，似乎按劳分配只讲公平而不体现效率。本文分析认为，按劳分配既体现了公平原则，也体现了效率原则。但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按劳分配理论相比较，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面对按劳分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其效率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或者说存在一个效率边界。我们既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在现实经济中的效率性，也不能将这一分配制度的效率无限夸大。
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理论的论述，是对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所作的带有预见性的一般描述，或者说指出了按劳分配的基本规定性。但是，经典按劳分配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基础上的，包括存在着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劳动是人们获得个人消费品的惟一手段；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因而不仅按劳分配采取直接的实现方式，而且不存在价值实现问题，只要付出劳动，都将得到相应的回报；劳动力由社会根据需要直接配置，而不需要通过市场等途径分配；劳动力充分就业，不存在失业状况及由此对按劳分配实现程度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经典按劳分配模型运行的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按劳分配的实现范围、实现过程、实现形式及其效率区间等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1）按劳分配是在公有制经济中发挥效率的分配制度，而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不仅如此，而且公有制经济也要探索多种实现形式。所有制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因此，无论是从全社会还是从公有制经济内部甚至从公有制企业内部来看，按劳分配必将与按生产要素并存，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按劳分配起主导作用。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典按劳分配模型在实现形式上面临着一系列转型，即由“直接型”转变为“间接型”的实现方式，包括把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通过市场这一曲折的途径转化为社会劳动，分配的中心环节由社会或国家转向企业，实行两个层次的按劳分配，分配尺度在形式上变换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企业平均劳动时间，分配的媒体采取货币这一劳动证书或劳动券的转化形式。这样，不仅按劳分配的实现过程会发生变化，而且由于劳动力性质也呈现二重性，所以，劳动不仅作为按劳分配的尺度参与对“V”的分配，而且，内在地派生出按劳动价值分配并参与“M”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经济中劳动力的二重性也内在地派生出按劳动价值分配并使劳动参与“M”的分配。这既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低工资”问题的需要，而且也符合国有经济工资改革的方向，即不仅企业的成果要经过市场评价，按劳分配的物质对象、劳动计量和实现过程还要与市场机制联系起来。更为主要的是，工资的形成、工资水平和工资管理也要逐步与市场接轨。
（3）从现实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经典按劳分配只是一种消费品的分配方式。而现实中的分配是收入分配。对于个人来说，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所以，收入分配超出了消费品分配的范围，为动员居民储蓄并转化为投资，需要有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
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包括劳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劳动效率体现为同量投入获得较大产出，或同量产出所需投入较小，或以最小投入获最大产出。资源配置效率体现为资源的有效利用，且同量资源由于合理配置而获得较大产出。一方面，生产活动是多种要素的结合，是一种联合生产，劳动只是其中的一种要素，而按劳分配是一种劳动者主导型的分配方式，它虽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单靠这一分配制度不可能动员劳动者以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向生产过程投入资源。要解决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短缺的问题，有赖于按要素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事实上是以资源充分供给为前提的，其基本要求是劳动者所得与劳动投入成比例。这能够促使劳动者注重劳动效率的提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忽视资源利用效率，导致在追求劳动成果量的扩张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4）与经典按劳分配模型的假设前提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劳动者是通过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进入企业的，而且劳动力市场存在普通劳动力市场和高素质劳动力市场这一双元结构，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简单）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从总体情况看，在国有企业中，无论是高素质劳动者还是普通劳动者，他们通过按劳分配所获得的收入都低于其对应的劳动力市场价格，面临市场的挑战，按劳分配的实现必须适应市场的要求进行调适。
为解决目前高素质劳动者的收入低于市场劳动力价格这一突出问题，按劳分配的实现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劳动力价格状况，把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有机结合起来。两者结合的现实要求就是：在同等条件下，通过按劳分配所得到的收入水平必须与高素质劳动力的市场价值相一致。为实现这一要求，可以选择多种途径。例如，把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以“劳动股份”形式分配给劳动者，或将企业部分资产以股份方式分配与劳动者出资入股相结合，使劳动者成为企业资产所有者之一；对于企业内部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技术入股、技术成果转让的分成等方式参与收益分配；对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家，除了承认其劳动报酬、经营风险收入外，通过期权激励等方式进行收入分配。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首先要争取的是劳动的机会，然后才是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说，就业与分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需要通过政府制定开放性即流动性的分工和就业政策，制定连接市场的分工和就业的政策，以及大力引导和鼓励寻找空档的分工和就业等手段解决普通劳动者“劳”的问题。同时，政府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法规，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5）经典按劳分配理论考虑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无论是从思想、道德、精神等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这一因素，但经典分配理论只是把这一因素当作按劳分配的存在具有必要性的理由，而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存在对按劳分配实现的影响。劳动者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倾向，也对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并充分发挥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性，另一方面要正视按劳分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科学界定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边界，并在按劳分配制度效率界区外探寻其他有效的分配制度，即通过按要素分配制度解决按劳分配制度的非效率性问题。
三、建立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激励体系
第9篇：劳动市场的基本要素范文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其作为与“三去一降一补”并列的2017年四大重点任务之一。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调整工作重心，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农业供给侧入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破除阻碍要素培育和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以需求为导向的高效优质农业供给体系，最终实现供求结构高效对接、生产力等解放、农业迈向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新体系。当前，农村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城乡土地价格剪刀差较大、农村资本短缺融资成本偏高、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等城乡要素不平等交换问题突出，已严重影响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的实现。要紧紧抓住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这个“牛鼻子”，有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一、城乡要素不平等交换的根源分析
（一）农村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全，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
我国农村的商品市场体系已基本建立，但要素市场化进程明显慢于城市。农村要素市场被各种行业部门和行政辖区所限制，大量资源要素被条块分割，不能自由流动，市场竞争不充分，造成农村土地、劳动力、科技等要素严重短缺与大量闲置并存。同时，现有的征地制度和财税制度等，使得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并持续推高了商业和住宅用地价格，农民不但无法分享土地“变性”后的巨额增值收益，还不得不在城镇化进程中承受不断高涨的房价。多年来，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加工贸易的外贸模式，以及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及依附其上的各种公共福利差距，又人为地压低了农村劳动力价格，进一步扩大了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
（二）农村要素市场交易规则不清晰，城乡一体的市场监管体系尚未形成
清晰明确、预期性强的市场交易规则是建立现代要素市场体系的重要前提。当前，在农村要素市场化交易过程中，标准、依据、程序、效果等仍不够公开透明，与政府部门联系相对密切的城市主体能够掌握更多相关信息，可能会导致城乡间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同时，农村要素市场在门槛准入、资格认定、价格形成、跟踪监督等环节均由多个部门参与，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情况较为普遍，各监管部门有利益时互相争权，需承担责任时相互推诿，过度监管与监管缺位并存。
（三）农村要素市场信用体系不健全，城乡间存在信息隔离带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根基。由于农村地区信用激励和惩罚机制不健全，失信成本过低，导致部分农村基层政府公信力不强，市场主体缺乏契约精神，经常因眼前利益而违约毁约，严重扰乱了市场正常秩序。同时，工商、税务、金融、检验检疫等部门虽都掌握着大量农民和农业企业的信用处罚信息，但出于部门利益和行政权限划分，众多信息难以互通互享，形成城乡信息隔离带。此外，大多数农村基层政府建立信用管理体系的意识薄弱，缺少专业部门和人员开展信用信息的收集归档工作，导致农村地区的基础信用数据质量不高甚至缺失。
二、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国际经验
（一）“产权清晰+权益保障”是推动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的关键所在
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主要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城乡土地的平等交换，其共同经验是：基本上实行私有化的产权清晰的农村土地制度。为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经营、流转、征收等配套制度体系。通过养老金制度、流转补贴基金等方式，有效保障了农民在土地流转后的生活水平。农村土地市场发育成熟，各类专业中介服务组织发达，政府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政策推动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在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同时，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二）“降低交易成本+市龌手段”是新时期促进城乡资本要素合理配置的重要思路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农村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可分为融资成本、经营成本和风险成本三个部分。由于产业自身特点，农村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明显高于城市。从国际经验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政策体系安排都与城市金融有明显区别。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本以合理价格向农村流动，各国政府在强化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加大政策性银行支农力度、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遍，互联网金融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破除城乡资本流动障碍的新思路和新选择。
（三）“消除歧视+社会保障”是实现城乡劳动力要素平等交换的有效途径
对许多国家而言，在经济结构由一产向二三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均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为消除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现象，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方面，优化农村硬件软件环境，实施农民增收战略，明显缩小或基本消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统筹城乡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多层面的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体系，减少城乡分居情况，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感成本，有效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协同发展。
三、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方向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总体思路是：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要素市场体系为目标，以降低城乡要素交易成本为重点，以破除二元体制的结构性改革为动力，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科技、信息等要素市场，最终实现城乡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效率的配置。
（一）理顺部门职能，推动城乡统一要素市场交易与监管体系建设
一是在高层建立健全统筹城乡要素资源平等交换的工作协调机制，全面加强城乡要素市场协同治理，积极拓展公众参与的范围和渠道。二是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清理和废除各类涉嫌妨碍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的产业、环保、土地、招商等政策法规，着力消除城乡间的各类市场壁垒。
（二）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
一是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办法，以加快推进“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契机，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探索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二是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延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期限，研究确定土地承包经营关系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方式。三是加快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建立城乡统一公开的土地交易市场和公共信息平台，并纳入到政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中。健全土地流转监管机制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考核评价机制，加大对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三）加快农村金融创新，降低农村金融机构交易成本
一是稳步扩大金融机构涉农贷款规模，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适当下放县域分支机构业务审批权限，完善差别化考核办法，形成金融机构“三农”贷款投放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二是加大政策性银行支农力度，强化农发行政策性职能，加大中长期“三农”信贷投放力度，进一步发挥国开行服务“三农”的优势和作用，加强创新信贷投放方式。三是规范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培育多元竞争市场，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小额存贷款、支付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务。四是持续推进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创新商业保险模式，支持地方开展特色农产品保险，支持扩大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试点，满足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需求，有效推进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四）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统一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