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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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发展；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为此，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疯狂学习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

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体育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体育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二）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三）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也代表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高潮，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新晨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白晋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丰富世界现代体育宝库[J].体育（人大复印资料），2002,(4).

[2]曾于久，刘星亮.民族传统体育概论[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等.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5]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第2篇：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

【摘 要 题】少数民族文学

【关 键 词】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思考

【正 文】

一、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课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时代潮流，不仅为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和谐的时代背景，也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得以命名滋生的土壤。中国女性文学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代与文学喧嚣变革的潮流中崛起，呈现出“春水”般涌动的赫赫声势与“繁星”般灿烂的熠熠光辉。不仅显示出女作家令人瞩目的空前创作实绩，使中国女性文学之命题真正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发展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起步与兴盛。可以说，女性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研究对象，女性文学批评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新兴的研究学科。甚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备受注目的显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才有可能提出“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样一个命题。

20世纪末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无疑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少数民族文学空前繁荣的队伍中，有不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也在这片撒满亚热带阳光的边疆文学沃土上辛勤耕耘，创作出了不少颇有深度和力度的文学作品。诸如维吾尔族女作家热孜万古丽的《红遍乡村》，阿依夏木·艾合买提的《永不消逝的足迹》，以斯拉依里·哈里黛的《沙漠之梦》，艾里拜·木合买德的《雪飘之夜》、《这不是为了爱情》等；哈萨克族女作家哈依夏·塔巴热克的《魂在人间》、《魂在草原》、《魂在大地》，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散文集《永生羊》、中篇小说《枸杞子的惶惑》等；回族女作家毛毛的散文创作，回族女作家祁文娟、马玉梅的小说创作等，其中不少堪称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优秀之作。

近年来，虽然女性文学已成为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却没能受到这一热潮的关注，获得相应的重视。由于种种原因，新疆为数很少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几乎均将目光投向国内女性文学衍进思潮及著名女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新疆这块家乡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倾注的关注、研究远远不够；而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们，又几乎将关注力全投向或在全国或在新疆产生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男性作家或汉族男性作家，而对至今尚属性别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关注也很不够。虽有零星评论见诸报端，但是较有组织的、较为集中的研究，目前仍然鲜见。也就是说，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成就，价值远未得到充分的评价和应有的认可。对其创作、发展、变化作出无愧于文学、时代和历史的评价，是本研究的初衷，也是我们女性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课题研究以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为宗旨，以世界语境和中国大文学史的视野为背景，以性别视角契入，倡导性别公正，提升性别文明。既充分展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改革开放时代女性意识及命运的深刻变化，又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地位相对偏低的严峻社会现实予以认识和究源。从而使本课题从文化认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探索女性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意义。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审美特征，因而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便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因此，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进行初步整合，探讨其对全国的借鉴意义；探索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充分肯定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我国女性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在世界语境中的文化价值，必将丰富、拓展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国女性文化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提供有力佐证，具有其他任何范畴的女性文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新疆各民族文学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学与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也必将丰富深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有鉴于此，本课题研究具有既充实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又丰富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研究之双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运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女作家作品。其作者大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这种独特边疆文化现象之研究，既具有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之意义，又对建构多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了解与沟通，促进中国与世界女性文化的交流，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二、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由于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地缘的优势，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文学，也是女性文学的绿洲沃野。尤其改革开放的这20多年，维吾尔、哈萨克、回族女作家或以本民族语言、或以汉语言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风格特色鲜明，在我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疆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边疆地区，有着多元文化、多民族、多语种和多种宗教信仰的特征，因此，对新疆多民族特殊地域上的女性文学的研究，还不能与全国女性文学研究所运用的概念内涵完全划等号，还须充分注意到新疆的区情。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应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准则。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研究范畴。从学理层面上讲，既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和“女性文学”的概念，就应该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概念。本研究提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研究范畴，但为学术的严谨考虑，暂不对这一概念加以界定。因为概念的界定必是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理念成熟的结果。目前，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研究刚刚开始，条件尚不具备。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命题的需要，还是应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作一界定。这还须从“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这两个研究对象与范畴来推论。

（一）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指现今生活于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的和历史上曾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产生于这些民族中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文人书面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范围涵盖了对上述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1] “凡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论其题材与主题如何，何种体裁，都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2] 按照上述阐释，“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可作如下理解。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作家；

2、其范围涵盖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

3、创作客体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二）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女性文学”一直是颇具争议和歧义的一个文学概念。并在实际上造成了理解与阐释的困难。比较认同的界说有两种：一种是特指女作家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称之为狭义的女性文学；一种是泛指女作家的一切作品，称之为广义的女性文学。[3]

笔者认为，女性文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系统。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应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所有文学；它应该是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并是包括女性生活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而严格意义的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文本。是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女性生活、女性生存处境、女性感情、女性命运，从而对女性、女性人生、女性生命、女性人性有更多的寻找和发现。[4]

女性文学研究涵盖范围，不仅有宽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还包括女性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和女性文学理论成就。

（三）关于本课题研究中“当代”的时间范畴

在文学史分期的称谓上，依照惯例，“当代”一般泛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今的一段时间流程。但由于21世纪的来临，这一时间概念所指的时间限量已发生全新的变化。很显然，当我们已经迈进新世纪的大门时，如今所称的“当代文学史”已不能再冠以“当代”。因为新的纪元无疑是新的“当代”。

为此，本研究所指的“当代”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即20世纪末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依据上述推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至少应有以下四点：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

2、创作客体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3、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4、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她应该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包括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的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三、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

本课题以社会性别视角契入，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解放为宗旨，对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进行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多角度层面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

把现代性问题引入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是一种新的阐释角度，给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既立足于文本研究，又最大限度地切近、贴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切近、贴近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深刻的时代变化和历史变迁。

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追踪女作者笔下少数民族现代女性随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一起前进的足迹，展示她们应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角，承担新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崭新时代风貌。以鲜明的女性自省、自审意识，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愚昧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以其鲜明的时代感，独特的表现视角和维、哈语言或汉语言形式，表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形态，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特征。如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婚礼、节日、集会等都以歌舞示庆贺，且歌舞的主体多为女性。如哈萨克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无论其“加尔歌”（劝嫁歌）、“萨仁歌”（娶新娘）、还是“哭丧歌”（葬礼歌）、其吟唱的主体均为女性。

本研究的对象，有一部分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民族女作家作品，她们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两种以至多种文化背景的交叉，使“民考汉”知识女性群体，获得了立体交叉的思维方式。具有吸纳多民族文化精髓的开放胸怀和现代意识。她们代表了新疆各少数民族妇女群体现代觉醒的必然趋势，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亲和、融合、整合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这一文化现象，要作为专题重点研究。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中须准确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文学是民族的文化符号表现，是民族心灵的感性呈现，是时代变革的最敏感神经。20世纪末叶新疆社会和祖国一起经历了改革开放而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因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而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不能仅就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谈女性文学，既要把她放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既要把她放在中国女性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特质。而应该融合这两个范畴，在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成员之一，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之一，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组成之一。另一方面，也只有从中国多民族文化与文学这样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其自身独特的审美特质和文化价值方能深入阐发，方能彰显。

（二）二者（严格意义和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兼顾，点面结合，突出重点

综上所述，本研究课题所论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从创作主体必须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这一基点出发，在对创作客体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把握中，按照创作主体依照社会人生的不同眼光及创作客体的特定审美内容，做出大致规范的。本课题宜将普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代表性文本，均纳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均作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文本来研读。尽可能二者兼顾，点面结合，为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研究设定一个相对客观、比较全面的研究领域，尽可能地概括出20世纪末叶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精神觉醒、境界升华的心路历程，并且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是对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的、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论述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等少数民族当代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审美特征等。

对于她们那些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文本，其中确从女性的视角，凸现了在社会、历史、家庭、国家、民族大文化背景下女性形形色色的存在命运和生命流程，表达了朝着女性世界向度和深度掘进的创作趋势，研究中须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其中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对于那些女性意识不是很鲜明的，或者说超越了性别的意识，站在“人”的文化立场创作的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意义的文本，研究中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和重视，在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渗的大背景下，深刻揭示女作家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对社会、文化、历史、家庭、国家、民族的思考，充分肯定展示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对中国女性文学宽度和广度的拓展，充分肯定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女性文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进程。

研究重点可放在反映生活和表现人性的真实性和深度上，放在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历史变迁与时代变革上，放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文化审美特征的探索上。

（三）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警惕话语霸权

根据研究的需要，深入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族群，感受民风民俗，把握文化底蕴和民族心理，这不仅是实事求是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尽可能减少文化误读的需要。学术上允许其他民族研究和评述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但是任何人研究他民族的作家作品，都须充分尊重原作，尽量客观地反映文本原貌特点。研究时要以客观描述为主，要从女作家的自身经历出发，了解女作家作品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充分尊重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和民族情感。

研究中，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对把握不准的问题，尽可能以商榷的、质疑的对话的态度思考和阐释，做到留有余地，对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在历史上的定位和地位，吃不准的，可以等时机成熟了再行研究，或以科学的态度留待后人继续研究。总之，宜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和准则贯穿研究始终。

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当然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鉴于目前学术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内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妇女为主体的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至今尚未建立起科学的、系统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学科体系，因此，在探索女性自省、自审命题时，在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痼疾时，注意其与中国传统汉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的传承关系，指出其与中国男性中心文化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少数民族文化中社会性别意识滞后的问题，慎勿用过于超前的超越历史发展的观念求全责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探究，切勿越俎代庖，须警惕话语霸权。

参考文献

[1]朝戈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J].民族文学研究．1998，(2)

[2]云峰．系统扎实开创前瞻[J].民族文学研究1999，(3)

[3]李鸿然．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与确定[J].民族文学研究，1999，(2)

第3篇：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

 

一、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 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 历史 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 影响 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 中国 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 现代 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 社会 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 理学 、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 政治 、 经济 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 工业 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 研究 。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 内容 ，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 问题 ，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 规律 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 科学 的大旗，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 理论 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中华民族传统与文化发展动力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江泽民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 学习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 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 网络 。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 研究 中国 历史 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 ──“宋辽夏金元”。 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 发展 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 科技 文明、礼制风俗、文字 教育 、文学 艺术 、宗教信仰、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 时代 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 学习 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 理学 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 影响 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 分析 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 现代 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 经济 振兴

 

    谈民族文化 问题 ，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 理论 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 自然 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 政治 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 社会 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 企业 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 总结 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 参考 ：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 旅游 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注 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 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 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第4篇：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

民族性原本是政治学、人类学的概念。当民族的“自我独特性”和“民族身份”处于需要强化的历史阶段，民族性话语往往会成为一支强大的话语力量。近代以来，国势低弱、中西文化的不平等状况强化了中国学人自卑与自强的双重心理，面对“中西、古今、体用”等两难选择，民族性话语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在处理中西古今关系、解决资源配置及方法选择上的一种元理论话语模式。 然而，民族性话语毕竟是一个充满多义性、矛盾性的话语系统，具有浓郁的时代性、情感性、地域性，而这些自身问题往往又被带入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来。比如，历史地看，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均表现出不同的对外关系倾向:或保守的激进，过于强调传统的力量;或开放的激进，过于依赖西学资源的引入。这种历史的情绪化表现显然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清理的矫正。而诸如“民族性话语概念元素的逻辑关系”、“民族性话语的历史表现及其最终形态”等问题，则仍需要从根源上予以剖解分析。惟如此，才能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实现中西、古今的融会贯通，完成中国文学理论的时代性创生。 一、模糊与纠结:民族性话语的内涵及命运 (一)民族性话语的内涵 民族性话语往往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话语权等概念纠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概念群，其间的界限与关系含糊不清。从学术考古学和理论谱系学上看，这个概念群仍然是西方舶来品。 总体上讲，在西方学术界，学者对这些概念的区分也是五花八门、各说各话，并未形成一个固定的、为大部分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结论。这自然很符合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学术界，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是每个历史时期的显著问题和矛盾的集中地，是选择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所必须回答和必须解决的前提，所以，这两组相联结的问题必须用一个概念或范畴加以表征才能进一步形成理论话语系统。这个范畴就是“民族性”。 “民族性”的概念和定义同样相当模糊。“对特定群体和类别的人们来说，民族性概念可能是主观的或者客观的、含蓄的或者鲜明的，明显的或者隐蔽的，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自相矛盾的或者含糊不清的……。它们把这些标识联系到关于文化—社会—阶层—种族或国家的思想上。”［1］(P225) 若从辞义上考察，在英文中，“民族性”可以是ethnicity，也可以是nationality，前者指族群意识，后者强调国家意识。当从人类学的角度把中国视作一个多民族国家时，民族性即ethnicity;若把中国当作一个各民族的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时，民族性即nationality。近代中国是以整体的“中华民族”这一主体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的，所以更侧重于国家意识方面，民族性等同于国家性。但是，无论是ethnicity、还是nationali-ty，都强调在与他者的比较中自我作为主体的基本属性，即我之区别于他者的自我性、独特性、差异性、完整性。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核心。因此，“民族性”是基于本民族的独特属性而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比较概念，它试图清晰地标识出不同民族主体之间的差异与界限。或者说，民族性即对自我共同体的标志和属性的一种主观认同和追求。 文学理论的民族性概念则禀有中国文化的心理、情感特征，二者呈现出同质同构的存在样态。 “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民族性’这一概念的产生以及关于这一概念的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论争，从根本上说，是最充分地体现了上述中国文化的发展特征的。”［2］(P239) 中国文学理论近代化、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历史地表现出古代传统文论被否定、西方文学理论处于强势地位，从而自然而然地在文学理论自西向东的流动态势中呈现出中与西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一般而言，越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存在，越是需要强调其存在的自我性、合法性。近代以来，虽然古代文论暴露出更多的自身缺陷，然而中国文学理论的新形态却远未生成，中西对立、强弱对比的语境所造成的中国学人文化心理上的陷凹，愈发导致文化心态上的焦虑、急躁、以及明确的功利目的。由此，建设“当代的”、“中国民族性的”文学理论，便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任务和主题。 “中国的文学理论”逻辑上就等同于“民族性的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话语由此层面折射出民族文化与文学理论的弱势地位和复杂心理。 (二)民族性话语的历史纠结 民族性话语是民族主义思想的衍生品。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近代的，其次是较为复杂的。 虽然这一思想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最深层的意识力量，然而，历史地看，无论是民族主义思想还是民族性话语，都存在着内在的深刻悖论:从情感上需要强化，在理性上却予以反抗;从政治上需要认同，在文化上却必须反对;从国际关系上必须重视，在国内关系上却必然淡化。即表现为在此种场合的反抗和在彼种场合的尊崇。 但是，不管承认与否，民族主义文化心理永远是中国学者的指导意识，居于压倒性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发展，有三个原因也导致学者们的理性意识不能完全屈从于纯粹的情感形式。其一，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是明显的，而全球化与地方化却在矛盾的张力中同时得到强化。于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悖论成为中国学人的理性泥淖之一。其二，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不同，近性主义哲学、欧洲中心主义图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与封建主义、人类学的男性中心主义等等，表达的是同一个结构主义主题，即一个具有一个中心、一个完整而明确的意义的结构。这里，中心永远居于权力地位，权力与信息影响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并控制边缘。而到了现代，西方现代哲学最为集中的改变和表现形式，是取消了中心、否定了意义、修改了信息流动与权力控制的单向性，并强调对话、平等及意义的生成性。这种变革为中国学者欢呼，因为它与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形成遥相呼应、殊途同归的态势，由此，视界融合、对话商讨、以及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者的理性追索形式。并且，由于这些思想均来自于西方，所以中国理论的他依性、缺乏原创性也在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其三，民族主义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分。中国学者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意识，强调对外关系的对立与自我的独立，这可谓政治民族主义;同时，中国学者还具有天下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理论探索上与日益强大的国势相对称的学术诉求，而这种种的思考又不断强化着他们的文化认知与使命。因此，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交错对立往往同时出现在理智和情感中，撕扯着他们的灵魂，令他们表现出在民族主义取舍去从上的选择之难。#p#分页标题#e# 除此之外，客观上讲，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必然能够从当下的文化现实中分析结晶出来，民族性就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属性。从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于外来压抑、中西混杂、未有主导、无所适从的境地，无法使之生成一个基本固定的、可供分析的民族存在属性。 那么，在逻辑和现实必要性两个方面，民族性必然寻求“传统”这一力量的支持。尽管传统是变化的，但是传统基本是有据可查、可资立足的，所以，民族性与传统达成了话语权的同谋，民族性通过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加以表达和再现。这样，民族性话语的深层结构无不具有传统性、后视性、复古性、保守性，而且，这种保守性有时还呈现为极端激进的保守。这类封闭保守的民族性话语或隐或显地存在于近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各个历史阶段，以中国本位为旨向，试图在不可规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捍卫传统文论的民族地位。如果说，这种内含多重动因的言语表达显示了政治的策略和必要性的话;那么，当历史跨入了21世纪，在历史文化语境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若仍抱守这种带有封闭色彩的自我独特性显然已不合时宜，也已成为拖拽中国文学理论健康发展的后滞力量。因此，这种单向立足于自我传统资源的民族性话语势必历史地走向终结。 (三)民族性话语走向终结的现实逻辑 首先，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母体是一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族主义，民族性的认同和民族属性的确立，产生于与西方世界的不对等交往。 中国古代较少民族主义概念，只有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这种民族观在晚清以来由于国家地位的改变而发生了逆转。在被动开放、中外文化不平等交流的背景下，中国人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心理与奋发自强的救亡图存意识相互交织，中国文化书写了漫长的争论与探索的文化变迁史。屈辱心理和情感焦虑支配着从改良主义到洋务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的抗争与探索，期间，中国学人一直在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恰适关系，寻找中国文学理论在世界上的位置、以至中华民族区别于他者的特殊属性，从而形成了挑战与应战、批判与调和、接受与排斥的中西文化关系的摇摆机制。由此，中西、古今之争也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中西和古今可分为两个大的问题，但古今问题是由中西问题引起的，中西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既有民族矛盾、又有民族交往，既要反抗西方、又要学习西方的时代困境中，建基于国家民族之间不平等的发展形态和文化心理的对峙中，所以，每当中外各层面的冲突产生并加剧，民族性问题就会集中出现，成为一种对外防御和自我保护的工具。因此，我们发现，民族性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更多适合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归属于特殊的历史范畴。而当中国国家实力上升、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处于平等对话的良性态势时，整个社会文化心态便会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以“对立”和“保守”为特征的中国民族性话语自然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失去根基，走向消弭和终结。 其次，民族性具有情感性，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对文化“自我身份”的焦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强烈、越明确，民族自豪感就越强，越能焕发出民族精神;而在遭遇外来文化压力而被迫作出文化调整时，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的确认问题也会暴露出来，形成在文化选择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和情感压迫。 这一点与具有主动引进外国文明传统的日本不同，在充满民族文化自豪感的中国，外来文明渗入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动的、曲折的，几乎都与民族生存和社会危机休戚相关。故而，中西文化之争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性质，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混乱、冲突和丧失自信，被视作整个民族动荡、危急和丧失独立性的精神表征。于是，中华民族形成了较强的消除中西文化的不平衡、重建民族文化体系、重新找到民族自信的历史紧迫感。这就是“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焦虑”。这种情感焦虑与义理性、逻辑性不能划等号，民族性具有合情感性，却未必具有合理性;封闭与保守的文化追求与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相违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一旦我们用义理性来考察反省这个问题，民族性就会成为一个过时了的历史问题，就会在理性的审视中变味。因此，理性的平和、视界的高远，以及中和的理念、融通的操作模式，必然取代偏激保守的民族性话语。 再次，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所产生的民族性话语的内在悖论和张力，也使之充满了解体的必然性。民族性话语一方面强调处于封闭形态的自我性、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种自我性和特殊属性又必须依赖于他者的烛照才能得以显示。 这种必须拒斥和不得不接受的内在悖论，瓦解了民族性话语本身。民族性通过对比与否定的机制来实现，民族性这个概念的主要功能，是用来在某一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作或明确或含蓄的对比，这样，任何时候使用民族性概念，肯定都有“我们”与“他们”之分。然而，标识和对比本身又是动态的，是随着环境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这些由不同的层次、标识和对比所建立起来的界线并不排除人们在各个群体或类属之间的往来，也不因他们的往来而阻止了民族的认同或被认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又内含着辩证理路，在特定的社会或民族国家中，“我们”和“他们”的对比是通过否定的范畴来确定的:对比是中与西、古与今的对比;否定是对传统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的否定，更是对自我的当下状态的否定。这就是民族性概念的辩证法。这样，对于他者的依赖、对于“对比”关系的强调，必然要求民族性走向一种交流形态的共存———民族主体在对立格局中与他者悖论共生，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借助异族去指认、想象并生成自己。 #p#分页标题#e# 所以，以封闭为特色的民族性与开放性旨向是完全不相容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以开放性为前提。 从现实的情景来看，虽然这种内在的逻辑在中国似乎很难展开，近代以来，民族性话语在多个历史阶段之所以成为引人注目的话语表达，总是隐含着对立排他的多重缘由、以及民族情感的诉求，甚至任何以推拒姿态置自我于世界之外的诱因，都会成为保持“自我存在”、保持纯洁性的心理先导。但是，经过了漫长曲折的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在当下中国，如果我们真正既要保持文化的民族个性、又要不断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因子，如果我们真正要在对话、交流、融合中熔铸出具有现代性新质的中国文化;那么，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秉持开放的旨向、博大的胸怀就是必不可少的，狭隘、封闭的民族性话语也就必然走向终结。 二、“虚在”与“实存”: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及消解过程 (一)民族性话语历史存在的三种形态 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有一个从显到隐、自身演变消失的历史过程。从文化发展的历史形态看，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存在可以分析为: 1．作为纯粹的民族情绪和心理表征的、强势的民族性话语。作为民族情绪的一种表达，民族性以偏激的保守为特征，拒斥外来文化。这种民族性作为心理上的强势话语，得到中国人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认可。但是，尽管其势力强大，却未必在实践中得到实在的回应与应用，处于“虚在”的状态。 2．与开放性并生共在的民族性话语。中国文学理论被动变革、不得不走中西融合会通之路，以及由中西文化论辩体式所呈现出来的文化震荡，具有被动的开放性。这里，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或拒或迎，民族性的保守性与实际上的开放性并行不悖。只是，这里的保守性作为纯粹话语形式被架空，开放性却是这种民族性的历史实在样态。 3．正在消失的民族性话语。在国家日益繁荣、社会心态日趋理性的今天，极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中国文学理论正表现出中和的胸怀与姿态。如果说，在2中，1作为制衡全盘西化的力量、同时也能够多少反映当时学界的声音包括文化的焦虑心态，有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的话;那么，在3中，“虚在”的情感上的民族性及其心态已经基本消失，如果继续延用“民族性”这一概念，那么其内涵和外延均需重新界定。与其如此拖着一个不合时宜的概念的沉重尾巴，还不如直接以3的形式终结了它更好。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民族性话语作为第1形态主要集中于之前，在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论争中也时有体现。南社成员冯平面对西方文化东来之汹汹气势就大声疾呼:“慨自欧风东渐以来，文人学子咸从事于左行文字，心醉白伦之诗，莎士比之歌，福禄特尔之词曲，以谓吾祖国莫有比伦者。呜呼!陋矣!……彼白伦、莎士比、福禄特尔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先哲远甚也，奈何尽弃国学而学于人?”［3］开了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理论复古的先声。一战后，梁启超欧洲游历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痛斥欧洲文明之弊病。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坚信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陈嘉异在长篇论文《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中，认定东方文化有西方文化不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故将来之世界文化，必为吾东方文化此等精神所缔造而成”［4］(P311)。1949年之后的30年，我们总体上闭关锁国，可谓一元独尊，然20世纪90年代举“失语症”旗帜的人依然认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话语是自‘五四’以来不断引入的西方文论话语，而国学精粹———中国古代文论却束之高阁正被人淡忘，他们把这种‘胡音噪闹，母语希声’现象称为‘失语症’”［5］(P819)。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多世纪汹涌激荡、你来我往的中西文化交战中，民族性话语时不时会跃上风口浪尖，成为时论核心。但是，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尽管强势一时，又会历史性地快速跌入谷底，遭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抛弃。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民族性确乎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文化心理最恰切的表达，但是，保守的民族性却总是在各个时代都受到质疑批判。从历史的实在状态观察，这种极端狭隘的民族性话语尽管真切地表达出国人的民族性心态，但是，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又从来不是封闭拒斥的，这就使得此种狭隘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成为不受欢迎的话语形式，沦为一种潜在的情感式“虚在”，停留在空洞的概念意义上;而真正在历史现实中占有更多话语权力、发挥实际效力的，是在跌跌撞撞地对外开放中的互动与融合。开放性，才是中国文学理论对外关系史的“实存”态度和状态。 在2中，民族性话语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处在并在态势，开放性对封闭性从民族性话语内部展开了重新阐释与消解，从而造成民族性话语的歧义和由保守形态的“虚在”向开放形态的“实存”的潜在变化。这里，民族性话语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抛弃，但是却被从内部阐释为两个内涵:A，保留第1形态的纯粹民族性话语的情感特征，它仅仅作为精神符号和概念而存在;B，释民族性为开放性，认开放性为民族性之必有内容。表面上看，前者仍然处于话语的显赫地位，但在实践上却被架空、忽视，后者才是实践中的实存状态，并且，后者对前者的再阐释，也表现出一种伪装成民族话语的新话语。尽管A也还能在一定语境中得到共鸣，但它因为不能适应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现实境遇，不能为中国文化提出切合实际的突破性良方，必然沦为纯粹的情感符号和概念。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放弃了民族性话语A，那种伪装了的、被重新阐释的“民族性”话语B也并非对民族性话语A的实质视而不见，只是没有否定民族性话语A的心理背景和需要，并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从依然顽固的民族性话语的内部开始革命性的颠覆，在实质上开始抛弃A这个作为情感和纯粹概念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空壳。#p#分页标题#e# 事实上，这种剥离民族性话语的孤立性、封闭性，从B的角度阐释民族性、倡导民族文化的融合或综合，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数量和影响力上远远超越了A，甚至让人有种错觉，以为民族性就是B这种融合会通的实际操作方式。可见这种消解的力度之大。虽然A与实际操作层面的、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汇通的B同时存在，但是我们要做的，仍然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对民族性话语进行内部改造和重新阐释，并历史地表现为在实践领域里对民族性狭隘心理的摒弃，以推进A这种民族性话语的彻底“虚在”化。这样做，既不伤害中国处于低凹地带的文化自尊，又能确保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路径的畅通。 (二)民族性话语在胶着中突破 无论中国人的情绪如何焦虑，或如何试图强化自我特性，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却无视这种民族性情结;无论“民族性”的要求多么强烈，“中国文学理论”却不可能仅仅是“只有中国有，其他人没有”的东西。更多中国文化内核的发掘，以及民族文化关系在本质上所具有的社会性、交往性等等，都导致民族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不能再作为强势话语统摄于学术殿堂。然而，它又不能被放下，于是，作为解决这一尴尬局面的手段，民族性话语就只能从内部改造、重新阐释，促进和壮大以“开放性、对话性、平等性、融合性”为基本特征的内涵表达。 在中外古今多维的复杂关系中，传统和西方文化发生了长久的争执与摩擦、批判与融合。比如，我们经历了近代以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争;五四时期，有着“全盘西化”式的“批判”，调和论者折中公允的理性态度，学衡派“情感中立”的文化融铸论，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国策派的“文化综合时代论”;以及之后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的“融合”等各种典型形态。在以上种种形态中，开放性永远都是实存的文化主旋律。尤其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文学理论也走向了新的改革开放:改革是文学理论范式的革新，开放是与世界文学理论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八九十年代文学理论的盛大景观就是在“西化”与“传统”的并行与纠葛双重力量的作用下铸就的。人们对西方文学理论有热衷、有抵制、有平静的思索，同样，对自身文化传统也有怀念、有反思、有重建。这种文化多边力量的交互影响与作用，正是新时期文化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我们看到，新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理论建设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路子，即以“现代化”与“方法论”为主题词的西化之路，和以“国学”为主题词的传统之路，并历史地呈现为一中一西、一左一右的两种力量、两种道路的对立与互补。正是在这种双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新时期文学理论在中与西的斗争对立中融合会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走向综合与创新，其胸怀之博大、志向之高远、精神之刚健、德性之宽厚，前所未有。 历史自然地抛弃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性话语，走向第3形态。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研究愈发在心态上趋于平和，在路径上趋于明确，在方法上趋于多元。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研究多年来积淀了许多丰富成果，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和合”思维，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重新挖掘和重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思想界亦开始呈现出新的动荡和创造，以阐释学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新历史主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哈贝马斯的商讨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固化的结构、单一的意义的颠覆消解等，都使得多元思维、无中心结构、对话与共同体的存在形式、意义生成的历史性等理念成为一种时代主导，这些思想渐次被中国学人所接受。这样，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在更多的层面产生呼应，促使中国学术界酝酿形成新的天下主义:它既消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卑，又削弱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既矫正了夜郎自大、天下独尊，又不必惟西方文化思想马首是瞻，从而达成“古今转换、中西会通”的共识。如此一来，在信守中外融通、古今转换的必然路径前提下，中国文学理论那种含有偏激保守情绪的“民族性”话语，事实上正在走向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三、会通与转换: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图景前瞻 如果说，保守、焦虑的民族性文化心态和情感在对话与交流的语境中消失，中国文学理论抛弃了对立，抛弃了对“自我性”消失的担忧，走向视野的融合，走向文学理论深层次的结构性革命;那么，也就宣告了与此相关的民族性话语的彻底消解。当虚构的理念不再发挥作用，当中国文化的发展不再困守于民族主义的紧箍咒，这便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卸下沉重的心理负担，轻装上阵;同时，便也只剩下了“中外会通、古今转换”这一实践操作方式，让我们能够走向实际，进入实践环节。“在涉及到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文化选择方面，主张重视传统文论资源，融会古今，贯通中西，走综合创新之路，这种见解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导地位。”［6］在独立以保持自我性、对话以成就关系性的文化场域，如何致力于找到自我与他者对话的渠道，惟有真正“通”开。会通、转换、对话、融合，其最终目的是“通”，只有通了，才能架起二者自由往来、资源共享的桥梁。“通”，是中西文学理论交流的最高境界，而要做到“通”，必须在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图式上完成“格式塔转换”，即心理结构的整体转换。 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要义在于“同”和“通”。是以“通”求“同”，以“通”达“同”。“同”是一种宇宙存在的整体状态，包纳万物万事;而“通”则是克服万事万物之间的差别和隔阂，通过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达到物物相通、人物同在的一种途径和状态。“通”的精义所在，并非是否认事物的差异性并消灭它，并非是强求一致和同化异己，恰恰相反，而是强调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互通共在。“‘通’是中外古今文艺理论交流融合的桥梁，中西传统在这里进行碰撞和交流，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对话和应答。”［7］(P14)#p#分页标题#e# 当然，相通不等于相同和划一。当我们发现和理解这种应合现象时，并不仅仅是去说明和描述某一理论事实，而且要去理解和阐释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和潜在意义，进入一种善出善入、东西交融的境界。由此，我们应该把对传统的理解和对现代的描述结合起来，在寻求理解中理解自我，追寻东西方美学的原始魅力，确立整体性的东西方相通的理论渊源。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同于一个人的身外之物，是不那么容易与所有者分离的，它深深根植于相关主体的心理图式中，成为主体存在的一个有机部分，最终演化成深层的文化心理图式。文化的融合，意味着文化本身的某种变异。移植的过程是一个双向同化的过程:一方面，外来文化同化了引进者的主体心理图式;另一方面，引进者本身的主体心理图式也同化了外来文化本身。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创造性转化，在我们看来实质上就是一种转型，即心理结构上的“格式塔转换”。由于中西文化是两种相对异质的文化体系，在整体上不存在一方融解另一方的实力，因而作为中西文化融和的产物，新文化本应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有异于西学，同时却又兼有二者成份在内的文化新图式。它的必要历史前提之一，就是传统的深层结构被打破，从而为与东西方文化的重新组合创造条件。 总之，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实存，民族性话语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具有出现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却具有消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当我们有意无意地、作为口号或作为潜在的努力方向，把“中国文学理论”当作一个问题、当作一个努力的目标时，“民族性”的内涵实际上就一定存在于我们的逻辑和情感世界里，并影响着我们的各种努力。只是，在今天，“民族性”话语本身已经不能精确地描述我们的学术本质特征，作为一个口号型概念，它的消失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逻辑的必然性。

第5篇：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

关键词：民族地区；人文素养；传统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178-03

一个社会，每个人，甚至整个群体，如果失去了人文价值和精神文化的支持、缺少文化营养滋润与调节，那么其行为只能是缺少规律可循的，没有逻辑，没有思路；起哄、赶潮、浮躁、混乱、务虚……人生的价值、意义何在？行为的根据何在？天地人万物一体，天人之际与性命之原，神圣感、虔敬感、根源意识、终极托付天、道、理、心、性、诚、良知。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历史的积淀，是智慧的结晶，是时间的升华，是不可缺少的心灵汤药。20世纪直到今天，中国文化与思想领域的严重滑坡，践踏了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内在精神。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玄学），就像一座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庙宇没有至高至圣的神那样。他还说过，如果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情思、风习和道德已变成无用时，是一种很可怪的事；那么，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时，同样也是很奇怪的。

人的精神世界或者内心世界不断受到侵蚀，整个社会文化、道德、信仰、理想在不断遭受重创。人的生活物欲化、空心化、虚无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对于民族地区的大学生来说，不仅面临这种社会风气的侵蚀，而且还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信仰的困扰。因此，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对于提高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有重要作用。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往往落后全国大部分地区，由于民族地区又多处于边疆地区，山高地远，交通闭塞，与外界联系相对要少，对新知识、新变化、新环境的认识和了解得少，导致了民族地区的人文素养教育和普及带有强烈的传统性和保守型以及落后性。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在人文素养方面的两难处境深受居住环境与学习环境的影响，也深受民族意识与世界目光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影响。具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性与世界性

文化具有民族性，首先，文化总是由一定的民族所创造的，在一定的民族范围内形成和发展，从而带上了本民族独特的个性。根据这一观点，斯宾格勒把世界文化划分为埃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西欧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性、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审美趣味，并由这些构成了该民族的文化内核。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之间交往的顺畅，文明的冲突便随之而来；各民族之间由老死不相往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的界限日益模糊，文化鸿沟在缩小；民族历史逐渐融于世界历史，或者说民族文化逐渐消弭于世界文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各民族之间由于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因此也有产生了心灵上和精神上的一致和相似，加速了文化的融合。

要知道，文化民族性是指那些优秀、进步、健康的东西，绝不是指那些落后、消极、过时的东西。文化民族性是本民族长久智慧的凝聚，是经过实践和时间考验的总结，带有特定时代的常识性或者科学性的认识。这种文化民族性对本民族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即使时代和环境变了，虽不能继续产生正面的促动作用，但也不会造成负面的或者破坏的作用。

民族性对于各民族本身的发展来说具有天然的认同和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民族的发展和延续，有力促进了民族的进步与繁荣，创造了民族文化的昌盛局面。但是过分强调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无疑为本民族的持续发展“作茧自缚，闭关自守”。任何民族的发展进步都不能故步自封，安于现状，都必须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当一个民族沉浸在自身的优越性中而拒绝接受外来成果的时候，这也是就是他落后的开始。历史已经证明，当大清帝国自绝于外，不求上进的时候，落后与挨打就不可避免了。

民族的世界视野和世界思维是民族走向世界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任何一个民族都离不开其他民族能够单独生存。世界是联系的，联系是客观的。各民族之间也必然是相互联系的。

二、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性是民族传承延续的有形或者无形的载体，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风俗习惯、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礼仪及仪式等，成为维系民族心理的重要支撑。有些民族传统经过数代人的延续和创新，成为沉淀在民族群体血液中的永恒，这些永恒在保持民族文化、民族认同以及民族团结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民族的传统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难免会有一些不适应和不协调，有些传统甚至成为阻碍民族群体发展进步的桎梏。

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破坏，也就没有进步。现代性产生文明，现代化的过程却产生不文明。每个民族由于所处历史时空不同，传统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时空内涵，一味赞扬传统，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圈套；但是对传统一棍子打死，也落入了的窠臼。传统并不意味就是美好，但是没有传统肯定就没有美好；传统的东西曾经是美好的，不能永远美好。传统要发展，传统要延续，传统的延续就是现代。现代究竟是好还是坏，比较的参照物只能是传统，未来谁都不知道什么样子。

现代性究竟没有对与错，没有好与坏，因为这些带有价值判断的比较都是与传统分不开的，现代性只有合适与不合适，只有适应与不适应，能够带来幸福、快乐、稳定、进步的现代性就是适应的，而且这种适应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适应，是整体的适应，如果现代性产生了动荡、破坏、倒退、痛苦，这就是不适应。这种不适应的现代性最终会引发社会的巨大变革，而这种变革追求的要么是传统，要么是追求一种新的现代性。

现代化是历史的趋势，是时间单向性的必然轨迹，任何具有强大传统的国家，都不得不在现代化面前让步；现代化摧枯拉朽，不容置疑。要想发展，要想生存，就必须学会接受学会适应现代化，否则就显得迷茫，显得手足无措。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由于从小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耳濡目染，当来到现代化的大城市，接受现代的洗礼，难免出现一些不适应。心理上的不适应，甚至深深感到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以至失落，更有甚者对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产生憎恨。传统具有保守性，也带有一定的排外性，每个民族的传统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很难融于外来的传统，也就难以接受其他文化或者传统的侵袭，进而难以接受或融于其他文化和传统。每个民族都对本民族传统抱有天生的优越感，以保持民族传统的纯洁性为借口阻止外来文化进入，这种自我封闭导致了难以与外界沟通和交流，进而阻碍了自己的进步，这样反而让本民族的传统受到破坏。

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是一种难以回避的必然，现代化促使一切民族和团体要想不被历史潮流所淹没，就必须接受改造和洗礼。现代化也不全是正面和优点，现代化也带有一定的负面和误区，只有经过实践证明和社会选择的现代化才是正面的，能促进历史进步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就是一个斗争的过程。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对现代化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行选择的时候，都带有民族思维的烙印，带有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因此这个取舍过程就带有一种先验性的痕迹，难免出现痛苦的不适应。

文明的创造离不开传统，创新就建立在活的传统之上。死抱住传统是不利于进步的，反而会成为进步的绊脚石。没有进步就意味落后，没有创新就等于死亡，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现代性就是传统性的一种延续。必须把民族传统的精髓结合现代化背景，形成新的文化核心，加以物化或者文化，这样的民族传统就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把本民族精神世界的优秀成果借助现代化的物质工具加以改造，创造出适合时展、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传统。

三、文化性与经济性

马克思曾经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民族传统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上层建筑，这个建筑扎根于这个民族的经济生活，也就是物质生产生活，这种生活生产的过程产生的文化，必然决定了文化的品行和层次。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了传统的进步与否。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生产的过程中不留下痕迹，制造痕迹的过程就是传统的诞生过程。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不依赖本民族的物质基础。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以及政治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处于边疆或者边远地区，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更多依赖本民族留下的传统礼仪和仪式，这些带有人治色彩的管理方式更多侧重于文化教化。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高，对于市场经济意识或者说市场经济规则不理解，导致了很多人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建设。文化性更突出的表现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偏执，对纯文化东西的执著与信仰。

人不仅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人的经济性为人的生存创造了一定的“剩余价值”，争取更多的生存资料。同时人的经济性，也是人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一种选择。经济性是一种眼光，也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技术。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市场教育，学会了市场规则，懂得了市场运营，开始逐渐参与到市场经济建设中来，这是一种趋势，而这个趋势带来了两个方面的产物，一个是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各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另一个就是精神文化的贫乏，片面追求物质生活的提高，忽视了对文化生活的追求。更有甚者，对文化产品和文化建设加以破坏。各地的宗教寺庙，楼堂馆所，本来是可以进行文化教育和文化生产的地方，为了商业开发或者为了工业建设，不得不加以破坏。

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推进文化建设这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在传统社会，物质生活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教育和文化生产的过程，但是在现代社会高度依赖科技和机器的时代，物质和文化相互脱离，物质生产变成了单纯的利益追求，而文化反而成为累赘。

如何推进传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文化性，要不断加大对文化产业的建设，开创文化产业的新局面，把文化与市场紧密结合。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用经济为文化注入活力和精力，用文化为经济增添色彩和光彩，相得益彰，相互帮衬。

没有文化性的经济建设会产生羊吃人的现象，没有经济性的文化建设会出现“独尊儒术”的顽固，市场经济不是没有温情、没有品位的经济沙龙。市场经济要有文化底蕴，要有文化气质，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更不离开文化的熏陶。

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不仅要加强学校教育，而且要对少数民族地区整个社会风俗、文化等社会环境进行改造，努力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一种习惯。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不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破坏，相反会更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创新和延续，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化整体水平提高的促进。

参考文献：

第6篇：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

论文摘要：从文化视角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认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性、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以及文化的现代与传统兼备等特征。它的文化价值在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树立文化自觉与保护意识，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是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众多，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社会处在一个融合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如何进行文化定位与发展，有效地融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发挥积极的文化功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

1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1．1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

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一门文化学科…。体育具有地域性，是体育不同项目与文化产生的基础。正因为不同地域存在着内容和形式大相径庭的体育活动，因此，在不同的地域范围才有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彰显出不同的地域体育文化特征。

体育项目技术对地域具有较大的依赖。可以说，地域地理环境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发展的基础。如藏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马运动。赛马是藏族人民尤为喜爱的地方体育项目。在我国许多藏族聚居地，还保留着相当规模的赛马运动。如藏北赛马会、康定赛马会、甘肃华锐藏区的赛马会等。藏族的赛马项目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藏区草原居多，马作为藏族人民重要的交通工具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以赛马作为当地藏族人民欢庆娱乐的方式，方便可行。当然，赛马并非藏族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

一般来讲，凡是聚居在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赛马的运动。如新疆柯尔克孜民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这种项目地域性特点较为明显，这一点从各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特点上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依据。此外，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地域性与当地的地域文化具有高度的统一。当前地域体育文化理论认为，“体育项目的多样性和当地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体育项目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是构成不同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真实写照。

1．2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相融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性特征也表明了其文化的原生态性。我国大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具有原生态性和自然性。如位于桂西北的宜州市北牙瑶族乡水族聚居地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相传来源于水族的祭祀文化和采收桐果的生产习俗，迄今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相传明代嘉庆年间，部分水族同胞为了躲避官府、恶霸的压迫而迁徙到广西宜州市北牙瑶族乡居住，附近山上盛产油桐，每年深秋时节，家家户户都到山上采收桐子。劳作之余，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在村头竖起一张篾笆，画上圆圈当作“靶子”，以桐果为“镖头”，比赛谁投得准，后经民间老艺人的整合加工，与水族丧葬仪式中的“过火海”结合起来，演绎成为水族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这种类似的原生态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较多，如的“古朵”、土家族的“安昭舞”、畲族的“打枪担”等。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多具有上百年历史，尤其是在一些聚居地较为偏远的少数民族，其传统体育无论是从外在的技术到内在的文化，夹杂了较少的现代化因素，保持了较好的原生态和自然性，使文化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得到了展现。

1．3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兼备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尽管由于产生和形成的传统性和历史性，带有更多的传统化意义。然而，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技术层面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发生着悄然变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多带有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发展。这种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所致。

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发展中，必然产生文化的整合，增加新的内容和形成新的文化结构。当然，与外来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文化的革命力是传统性的，外来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的整合过程中，逐渐促使外来文化适应本土文化发展的要求。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自身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学习，促进了自身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优秀的民族文化“现代化”，形成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模式。在此方面尤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明显。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在1953年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增强各族人民体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由地方承办，每4年举行一届。

目前，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了抢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蹴球、秋千、武术、射弩、龙舟、打陀螺、“押加”、民族式摔跤、马上项目等多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传统体育项目都是近年来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民族体育项目。这些项目既有现代体育的内容，同时具有深厚的传统体育内涵。

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功能

2．1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

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显现，一个民族文化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彰显往往通过传统体育来实现。在这些充满文化内涵的体育活动中，都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国广大地区分布有较多的少数民族，而且很多少数民族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大众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该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承方式。通过各种类型的传统体育活动，将传统体育中所隐含的该民族制度习俗与心理价值趋向等进行有效的传承，从而达到民族文化传承的目的。

例如土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与该民族的节庆习俗和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月的初一，土族人民常常相聚跳安昭舞。正月初三，则跳为祭祀驱魔的舞蹈。二月初二，则举办跳神会，会前一般举行赛马活动。而在正月十四和六月初八、初九，在西宁的佑宁寺要举行隆重的“晒佛“仪式。大会期间，要举行盛大的祭神舞蹈表演和赛马、射箭等活动。土族传统体育与宗教祭祀活动常常相伴而行，在传统庙会和宗教活动的同时，使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教导土族人们了解和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达到土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多数来源于该民族的宗教文化起源和节庆丰收，因此，这些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身就是记载和保留该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如火把节是我国西南地区彝、白、僳僳、佤、布朗、纳西、拉枯、普米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将会举行盛大的多种传统体育活动。据说最早的火把节是人们点起火把在庄稼地转悠，烧死庄稼地里的虫害，使来年农业得到好的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老的火把节便成了人们向火神祈求丰收的传统节日。

在每年正月十五日晚上，彝族白马山寨里的男女老少排着火把的长龙，一路高呼着，弯弯曲曲地穿过山寨，走遍田野地角，他们要用火把驱除邪气，祈求吉祥和幸福。因此，通过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来加强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使我们了解不同民族的远古生活与文化起源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我国已有研究机构专门从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如近年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种种所谓的“化石努力”，即非常忠实的保留一个濒危民族文化的样本，尽量排除一些现代人给予的观念，或者是现代人给予的偏见。

2．2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的功能

200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在讲话中讲到：“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化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促进了民族团结、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因此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它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和谐文化的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国家，地域辽阔，民族分布广泛，不同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多个民族文化才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灿烂的华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当前文化发展多元化成为文化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人们愈加发现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是保持民族文化活力的有效保证，尊重各自的民族文化，反对民族霸权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不争事实。因此，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其实质就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而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则是构建我国文化多元结构的重要任务，也是最终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3．1文化自觉与文化保护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初是由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发展的前提。就现代形式而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由于各个方面的因素，总体上与国家推广的众多的现代竞技体育，无论是从后备人才、设备条件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情况表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绝非是一种被动的文化保护，而是应具备一种文化自觉的常态。应主动树立和加强自己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以求得生存与发展。

有学者指出：“就生存论层次的现代化而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继续生存，就只能作总体的、根本的适应性转型，走一体化的道路，并以依附性的边缘文化形态存在；从意义论层次的现代化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则可以在有可能作个性化选择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境界的范围内，以多元化的民间风俗习惯和个性生活情趣形态长期存在，并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参考性影响。”

3。2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与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生命力，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并非完整不变的，文化嬗变现象广泛存在于各个民族和社会文化发展之中。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汇集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160多项传统体育项目，已成为展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最大平台。此外，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央在政策、法律及经费上都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OO1—2O1O年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中央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体育经费的支持，增加这些地区全民健身工程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布点，通过实施“雪炭工程”，向少数民族地区援建了大批体育场馆项目。这些措施都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趋向和标志。超级秘书网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还表现在对传统体育项目完善创编层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挖掘整理工作，其中，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就整理出676个项目。这些项目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下，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走人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学校课堂。如维吾尔族为庆祝麦收举办的高空转轮游戏，上世纪中后期，沙哈尔地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而经过挖掘、整理和大力推广，目前又在新疆地区得到普及。又如抢花炮、毽球等项目也是近年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现代化改革的成果。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它是探究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泉，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4结语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建设，对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乃至我国民族文化的繁荣具有深远意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民族事业，树立民族文化自觉与保护的文化发展意识，梳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与功能，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鸥昆渤，著．滇云文化．编者扎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

[2]温佐惠，陈振勇．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地域体育文化理论探微[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34(1)：14—18．

[3]文展．桂西北水族桐子镖的体育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9，28(3)：24—44．

[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EB／OL]．http：／／politics．peo~e．con．cn／GB／1026／9711514．htll

[5]曲凯音，周美晶．和谐文化构建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2008(2)：49—52．

[6]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OO4：69．

第7篇：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

摘要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情感与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印记。只有在坚守民族传统的前提下，立足于现代流行，将时尚与民族、现代与传统进行恰到好处的融合，才能更好地维护本民族服饰的生存、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新疆民族 民族服饰 服饰文化 现代时尚 传承发展

新疆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不同，服饰会存在差异，而正是这种最具代表性和感染力的差异，造就了新疆民族服饰的生命力。面对繁华的大千世界，也许有人会心生疑问：是否会有一天，传统的新疆民族服饰会被现代时尚的流行服饰所取代？

不！不会的！回首新疆民族服饰的发展，不难发现，传统的民族服饰并未被当下流行的时尚服饰所顶替，反而正是由于传统风格和时尚元素的有机结合，才使新疆民族服饰融入了现代的流行气息，从而“更上一层楼”。

可以这么说，富有民族特色的时尚是无章法却又极具吸引力的，而时尚中张扬出的民族风会让人爱之入骨、欲罢不能。笔者认为，这正是两者融合的永恒魅力！

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情感与文化内涵，具有鲜明的个性与印记。只有立足于现代流行，将时尚与民族、现代与传统进行恰到好处的融合，才能更好地维护本民族传统服饰的生存、传承与发展。

然而，时尚不等于盲从，传统也不代表一成不变，传统与时尚犹如船与帆，缺一不可。只有两者无缝对接、完美碰撞，新疆民族服饰才更具诱惑力和吸引力，也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新其独一无二的风采。换句话说，新疆民族服饰是在坚守民族传统的前提下展现现代的流行时尚。因此，务必在秉承传统核心价值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社会对传统与时尚、民族与现代相契合的双重需求，才能推动新疆民族服饰的朝前发展。

一、新疆民族服饰历史

衣服又称“服饰”，因为人们穿衣，不仅是为了遮体的保暖，而且还有很重要的美化作用。新疆民族服饰形式清晰，纹饰多样，色彩鲜明，图案古朴，工艺精湛，其发展演变规律清楚，有些服饰款式与新疆出土衣物颇为相似，体现了一个地区、一个文化的历史沉淀。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审美接受范式，从中窥见民族服饰的传承性与地域性的习俗。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疆民族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传统中溶入现代时尚的元素，更受人们的喜爱。

二、新疆民族服饰特点

1.丰富性和多样性。新疆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个民族的传统服饰在服型、色彩、图案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民族特色，这些民族服饰共同构成了新疆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

2.文化内涵丰富。新疆民族服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结构、色彩、图案都可反映出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色彩缤纷、图案丰富、工艺精湛。动物和花草是游牧民族服饰图案的主要形象，绿洲民族则以各种花卉、枝、叶图案等为纹样。新疆传统民族服饰的工艺不水平之高令人赞叹。比如，维吾尔族女性仅在绣制花帽时就有丝线平绣、十字花绣、钩花刺绣、扎绒刺绣，以及刺、扎、串、盘综合绣等多种方法。

三、把新疆民族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进行完美融合的手法

1.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相融合所使用的解构手法。为了能够呈现出时尚的新格调，对于服装形状，服装的材料，服装的颜色和服装上的图案等这些元素都可以用来解构，通过解构手法改变原有服装的风格从而增强时尚感，从而设计出既不失民族传统文化又充满时尚感的服装。

2.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融合发展的对比混合方法。如果在新疆民族服装设计中对对比混合方法进行使用，无疑会进一步弱化民族服饰的传统感，以此对其赋予一定的现代感。

3.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相结合所使用的裸露手法。在运用裸露手法的时候，一定要依照目前流行趋势进行现代服装设计，对服装裸露部位进行合适的选择。

4.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相结合所使用的量感扩张手法。在新疆民族服饰中主要体现了民族风格的着装理念，而到了现代，服装主要以有个性为设计理念，这样设计出来的服装更符合现代流行的趋势。

四、新疆民族服饰产业优势的新思路：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

1.亚欧丝绸之路服装节显示新疆民族服饰的无穷创新力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服装节不但能够承载新疆民族服饰文化的丰厚底蕴，同时还可以加强国内外服装产业的贸易交流，吸引了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商会和企业来疆交流与合作。

2.对于新疆服装产业来说，新疆民族服饰风格成为一种具有根植特性的文化。目前，新疆民族服装品牌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行业内部的事情了，在某种程度上，政府的作用在于对新疆服饰文化的培育和引导上。唯有如此，新疆民族服饰的发展才能更充分的得以提升。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新疆服装产业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15 年，自治区服装产业将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00 亿元，服装贸易总额要达到850 亿元（含出口额），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将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发展新疆经济和富民产业的重点战略性产业之一。

五、丰富多彩的新疆民族服饰在民俗旅游中大放异彩

新疆民族服饰是民俗旅游资源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

1.实用价值。服饰本身就具有遮身蔽体、防暑御寒、装饰美化的基本功能，新疆民族服饰鲜明的实用性是吸引各地游客购买民族服饰的因素之一。

2.文化价值。2008 年6 月14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田县申报的维吾尔族服饰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首先，新疆民族服饰几乎反映了各民族在不同时代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状况，包括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等，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性。其次，新疆民族服饰不仅可以观赏，而且可以直接体验，使人们对民族服饰文化理解更深。

3.经济价值。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民俗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就新疆民族服饰而言，既可直接利用该资源产生经济效益，也可与其他民俗旅游资源相结合成为旅游吸引物，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刺激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间接地实现其经济价值。

六、开发新疆民族服饰经济资源的有效措施

创新是对新疆民族服饰的一种锦上添花，也为新疆民族服饰的开发利用抛砖引玉，启迪人们创造智慧，为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挖掘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要使新疆民族服饰文化得到保护、传承和发展，同时又实现经济效益，就必须对新疆民族服饰资源进行全面、深度的开发。

1.进一步挖掘新疆民族服饰的文化内涵。运用文字说明、发行书籍、影视作品等多种方法，向外界传播新疆民族服饰文化。

传输信息应全面，不仅要包括服型、色彩、图案、纹饰等观赏性因素，还要包括民族历史、地域、风俗、宗教等文化因素及其制作工艺、穿着技巧，使外界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新疆民族服饰。

2.观赏性与参与性并重。新疆民族服饰资源是在少数民族具体的生活中发展而来的，这就决定了民族服饰可以观看、欣赏，但更需要参与、体验。因此，在开发新疆民族服饰资源时要采取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开发方式，做到观赏性与参与性并重。

3.开发商品型新疆民族服饰旅游产品。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极具纪念意义和艺术魅力，在开发时应选择那些便于携带，民族韵味浓厚的少数民族服饰，如维吾尔族的艾德莱斯绸。

4.新疆民族服饰还可以与民族饮食、时尚活动、交通、民居、礼仪等多种资源组合开发。

新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民族性，是一项经济价值极高的资源。如果能对新疆少数民族服饰资源进行有组织的、系统的开发，引导各族人民充分利用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势必会推动新疆的文化繁荣、经济发展。

七、为了使新疆民族服饰得到更好的传承发展，应注意以下事项

1.保持文化个性是传统新疆民族服饰传承的前提与保障。新疆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流淌在现代时尚体内的鲜活血液。只有坚守传统文化、把握流行风尚，才能使我们在时尚潮流中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2.对于新疆民族服饰而言，传承与创新并非相悖。对于新疆民族传统服饰优秀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的责任，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素养。传统的传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提炼，寻找与现代时尚的契合点，才能透过文化的表层深入内心，将新疆民族文化的精髓用更加现代的方式进行演绎，从而传承、延续、发展下去。

八、结束语

第8篇：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

关于艺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艺术的世界性超越民族性，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发展，艺术会像经济发展一样在互相吸收、接纳的基础上趋于统一，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相同特色的世界艺术潮流；一种认为艺术的世界性包含着民族性，艺术的民族性只有在吸收外来的文化基础上，才能不断的发展民族艺术。

笔者认为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艺术的民族性寓于世界性之中，艺术的世界性的发展也离不开民族性，它同样具有民族性。艺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既不能等同，也不能截然分开。两者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日本的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的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日本的现代设计发展令世界瞩目，20世纪50年代初结束朝鲜战争后才发展现代设计的日本，仅仅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就打入国际市场。80年代日本就取代美国成为汽车生产第一大国，取得了惊人成就。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居民空间的狭窄是日本生活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背景下，日本的传统设计和现代设计得到鲜明的体现。

日本学习欧美国家的设计经验，引进发达国家的设计观念和设计思想，既注意发挥欧洲国家的长处而且避免短处，并且请世界著名设计师来传授知识，20世纪最著名的的设计师罗维就曾在日本传授现代工业设计经验，使日本的设计突飞猛进，给日本设计界带来了新鲜空气。日本民族的文明发展就是在大量的借鉴外国文明的精华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日本本身的民族特色决定其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善于借鉴中西方文化的精髓，他们一直认为世界是辩证的，因此在设计上并不追求永恒的单一标准，更加表现在设计观念和风格上都有很强的弹性。

日本将设计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贯通，共同发展。总体上，日本是传统设计与现代设计并行的，针对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两种不同的设计体制而做出相应的变化。传统设计基本没有受到现代设计的破坏，与现代设计形成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互不干扰，共同发展，也互相借鉴。

日本设计取得的惊人成就，对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以及我国都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在保持现代设计辉煌成就的同时，如何发展本民族文化，成为当今世界设计发展的新课题。

设计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设计风格的同一化或民族化的失落。纵观世界文明史几千年来的变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国家沉淀了不同的文化。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后现代主义思潮，埋葬了现代主义，迎来了一个多元化的新设计思潮。设计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就必须建立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世界性的文化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舞台，避开民族性去谈世界性，是没有理论根源的，是无源之水，然而关起门来搞民族主义，也会被时代所遗弃。

没有设计的民族性就没有设计的世界性，没有设计世界性的这个大舞台，民族性就没有发展空间。

第9篇：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范文

【关键词】民族主义；中国现状；自由主义

从当前的世界局势中可以看出，各个国家面对的挑战之中民族主义问题无疑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印尼的亚齐独立运动、中国的问题等等都是民族主义造成的世界性问题。民族主义远未达到其终结的时代，各种运动潮流和政治势力对民族主义思想的挖掘也远未结束，民族主义研究仍是学术研究的重点，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民族主义做一简单的论述。

一、民族主义的定义与性质

要初步了解民族主义，我们需先看看民族主义的各种定义，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献在历史上非常繁多，我们只能择出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考察。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像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的共同体。而凯杜里则将民族主义定义为民族要求自治的学说。国内学者徐迅将民族主义定义为“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这种观点颇有族群民族主义的味道，没有涵盖所有的民族主义形态。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和理解形形，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学者看待民族主义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民族主义成为不同价值立场学者汲取学术资源的领域。人们对它的评价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它既可以与极权主义联姻，也可以与自由主义联姻。一方面，“民族主义在伦理领域是最臭名昭著的，它一直被指责为鼓励不宽容、集体的自我中心、种族主义的暴虐以及群体灭绝”；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提供了一系列值得尊重的道德价值，它与自由主义和启蒙也有着内在联系，为民族国家个人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基础。

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现状

中国民族主义导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被动应对。在此之前，即使存在传统的民族意识和朴素的民族感情，但尚缺乏真正意义上民族主义形成的社会条件。直到19？世纪中叶自然经济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移植，中国社会变革不断深化，接受西式教育的新阶层成长壮大，将欧洲思想和本土精神理念结合起来，在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围绕“救亡图存”，才把民族主义推向中国历史前台。

而中国现代化由于直接从学习发达国家现代化成果切入，在客观上跨越了西方用二、三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前期积累与准备，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的不平衡性与民族主义发展的复杂程度。以现实运动透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已大致呈现出性质相异的三种趋势：

其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思潮。其二，是以片面倾向为特征的非主流思潮。民族主义的片面倾向在当代中国集中表现为时隐时现的民族保守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其三，以极端走向为标志的反主流思潮。以无共同文化或忠诚为借口，企图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极端化的内在实质。民族主义极端化在当代中国主要有两类：一是主体民族的分裂，目前最棘手的是“”问题。二是少数民族的分立情绪和分离行径，如达赖集团的阴谋等。

三、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思

反思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现状，我们可以参照台湾学者沈松侨给中国民族主义的分类，对现今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因和发展方向做一简单的探析。沈松侨把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分为三种：社会或文化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

一是族群民族主义，沈松侨认为族群民族主义以章太炎等人为代表，是一种排拒性的族群民族主义。他们认为共同祖先的血缘传承，是判定民族成员资格的严格界线。他所设想的“中国”，是由汉人族群所组成的群体，中国的疆域也应该以汉代华人活动的范围为疆界。

二是官方民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安德森认为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其实是当一个民族的想像共同体正在浮现时，面临将要从这个共同体之中被边际化或被排除在外威胁的支配集团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性的先期策略。这些措施包括：国家控制下的初级义务教育、国家组织的宣传活动、官方的历史重写、军国主义等。国家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各个政党都受过这种思潮的影响。

三是由传统的文化主义所继承下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晚清的文化民族主义可以举康有为作代表，早在期间，康有为即已主张“立孔教”，意将孔子所代表的普世性道德文化秩序，转化而为厘定中国民族边界、界定民族本质的一套符号系统。以文化作为民族身份认定的标准。

可以看出，中国在民族主义的转型中，主要是官方民族主义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文化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也深深地受到了传统文化主义和西方民族概念的双重影响，作用和影响却相对弱小。这些民族主义思潮的共同特点是追求“国族”的生存，而忽略了西方启蒙中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联系的另一面。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珍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人权的普遍性，珍视个体的社会和文化嵌入性以及人的自治。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缺少的。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对一个强固有力之国家组织的追求，取代了对自由民主的关怀。国家，而非人民，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与实践中，占据了最具优先性的核心地位。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构成中，“国权”绝对凌驾于“民权”之上，“民族”与自由主义式的“民主”两相判离，略无交会。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种族意识在中国成为冲突和暴力的根源，尤其是和新疆地区的种族民族主义，排外情绪如反日情绪也一直存在。如何解决民族主义消极的一面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许纪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真正值得关心的问题其实是：选择合适的民族主义。未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必须直面三个现实具体问题：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调解国家民族与全球化的紧张关系。二是如何进行内部制度创新、以应对日益高涨的公民权利要求。三是如何应对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现实。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在哪？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正如塔米尔所说：“民族主义将不会消失，而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民族主义的姿态将是某种有害的种族中心主义形式，还是一种以对自由价值的尊重为指导的、清醒的民族主义形式。”

【参考文献】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徐迅.民族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以）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