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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论论文全文(5篇)

文化理论论文

第1篇:文化理论论文范文

狭义的警察文化专指以警察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警察群体的思想观念及其精神生活方式。具体来说,在我国现代,警察文化就是在警务实践中产生的以公安队伍为主体,贯穿于公安机关队伍建设和公安工作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的价值观念、思想理论、优良传统、职业道德、文明礼仪、文学艺术、文体活动、精神风貌等。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开展的警察文化建设主要就是从这种精神层面来把握和操作的。

二、关于警察文化的本质和功能

目前,关于警察(公安)文化的概念或定义有若干种。在警察文化研究与建设的起步阶段,每个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探讨和理解,不必强求统一或硬性规范。但不管怎样表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准确把握警察文化的本质。要弄清警察文化的本质,首先需要从如何理解文化的本质说起。从本质上讲,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或者说,“文化是人类在基本活动方式上告别自然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没有文化,就不会发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猿相揖别”。文化进步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如果没有文化润物细无声地启蒙和教化,就不会有人的综合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用哲学的语言概括,文化的本质内涵就是“人化”和“化人”。所谓“人化”,就是“自然的人化”,指的是人类以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按照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去适应、利用、改造自然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上人文的性质,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人类所创造的各种“人化”成果,便是文化。所谓“化人”,即“以文化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反过来教育人、熏陶人、感染人、提高人,让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从而提升人的思想觉悟、道德修养、精神境界和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之,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哺育着人类。“人化”是文化的本源和本质,“化人”则是“人化”的功能和境界。以此为鉴,从本质上理解,警察文化对于全体警察成员来说,就是他们所共有的警察职业生活方式和精神家园。它表现为警察个体及其群体以什么样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行为方式生活着、工作着,体现着警察个体及其群体的文化素养、生活品位和职业操守。于是,先进的警察文化就是文明的警察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对于各级警察组织的领导者来说,警察文化则是一种新型的警察管理战略和领导方式,体现着警察管理的文明程度及警察领导艺术的文化境界。它要求警察领导者在不断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和文明素养的同时,学会以文化的方式去带队伍、抓工作,努力追求和实现以文化人、文化强警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要善于用文化的形式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用润物细无声的人文方式加强和改进队伍管理。警察文化的功能是指警察文化对于警察队伍建设与管理、警务改革与发展所起的作用、功效。警察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警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在凝聚警心、激励斗志、陶冶情操、展示形象,推动警察队伍建设和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公安部《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方案》(2012年1月)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育警、励警、律警、悦警和强警的功能,进一步形成共同理想的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基本的道德规范。所谓育警,是指通过警察精神文化建设,积极培育警察核心价值观念,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警员,以高尚的精神塑造警员,以正确的舆论引导警员,以扎实的教育训练造就警员,以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警员,也就是以教育明其理;所谓励警,就是以远大的理想和先进的英模事迹激励警员,以科学的警察管理和公正、公平的用人机制以及从优待警的各项措施去激励警员,也就是以激励促其进步;所谓律警,就是要以完善的警察职业道德规范警员,以严明的警察法纪约束警员,也就是以规则导其行,以监督防其变,以惩戒警其迷;所谓悦警,就是要繁荣、发展警察文学艺术,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群众性警察文体活动,努力做到以优良的警察人文环境熏陶警员,以优秀的警察文艺作品鼓舞警员,以多样的警察文体活动丰富警员生活、愉悦警员情趣、陶冶警员情操;所谓强警,就是通过警察文化建设,提高警察组织的软实力,实现文化育警与政治建警、依法治警、科技强警、从优待警的有机统一,从而促进警察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提升与转变。

三、关于警察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

核心理念一般是指一个政党、企业、警察组织及其警察群体等关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规定其发展方向,体现其价值观、使命、愿景、宗旨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在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人”始终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人既是管理活动的主体,又是管理活动的客体。因此,任何管理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都是依据对人性的一定假设而提出来的。各种管理理论的区别,归根到底是由于对人性的理解不同。人类不同时代对于自身本质的认识,则标志着那一时代管理活动的着重点及核心理念所在。质言之,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是我们划分一定管理时代的依据。人类对于自身本质的认识,同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政治”“经济”“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三大领域;与此相联系,“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则是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三种认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的管理史,先后经过了“政治人”管理时代和“经济人”管理时代,进入21世纪之际,人类已经进入高扬“以人为本”旗帜的“文化人”管理时代。不仅如此,“以人为本”还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以人为本”是对各行各业具有普适性的管理要旨,自然也应当成为警察管理和警务工作的核心理念。正如美国刑事司法学者霍尔登所言:“执法是一项以人为主、人服务于人的工作。”先进警察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用文化思维和文化建设来改善、提升警察管理境界和警务工作水平。它对内可以增强警察队伍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对外可以提升警察组织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因此,把“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具体落实到警察文化建设中,要求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警察文化建设和警务改革的社会服务价值取向上,应当坚持和践行“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利益。我国公安机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执法目的上要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在执法标准上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本,在执法方式上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近年来,一些公安机关提出的“民本警务”“民意警务”“民心警务”等,都体现了这一宗旨要求。二是在警察组织的内部管理价值取向上,必须始终坚持“以警为本,凝心聚力”的原则,充分尊重广大警员的主体地位,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促进警员的全面发展,激发民警队伍的潜能,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中国公安机关来说,就是要求把政治建警、依法从严治警和文化育警、从优待警有机结合起来,全面营造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培养人、发展人、激励人、服务人的浓厚警察人文环境。从根本上讲,以警察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警察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内聚警力,外塑形象”,实现民本与警本的有机统一。当前,中国公安机关全面推动警察文化建设,必须从内外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共同破题:对内,塑造人民警察的精神气质和崇高品格;对外,树立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内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一方面,大力营造和谐警营文化,满足全体警员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进一步提升队伍素养,塑造良好的执法形象;另一方面,注意发挥警察文化在融洽警民关系中的独特作用,促进警民关系和谐。只有这样,才能在警察文化建设过程中,把“以民为本”的合目的性与“以警为本”的合动力性有机结合起来,达成警民和谐与警营和谐的统一。

四、关于警察文化建设的灵魂与载体

任何一个健康生存的人都是“魂”与“体”的统一,“魂”指其意识、信仰、情感和智慧等精神要素,“体”指其体魄,即健壮的血肉之躯、健全的生理机体。一个人失去了“灵魂”,无异于行尸走肉;没有血肉之躯,就无法承载“灵魂”。同样,警察文化也有自己的“魂”与“体”。警察文化之“魂”是其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是其文化之“体”的“主心骨”,是全体警员共有的精神家园。它决定着其文化之“体”的支撑力和生命力。警察文化之“体”是承载其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是警察文化实现以文化人功能的基本途径。它决定着警察文化之“魂”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警察文化有其“魂”必有其“体”,“魂”与“体”相伴而生、相随而行,不可分离。因此,警察组织必须按照强“魂”健“体”的辩证法则推进文化建设。在中国公安机关的警察文化建设中,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作为民警精神价值的集中反映和体现,理所当然应成为警察文化之“魂”。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是指人民警察对自身存在意义、价值追求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民警的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是一支公安队伍具有强大战斗力、能够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精神支柱,是警察文化的灵魂,是广大民警的“精气神”“主心骨”,决定着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警察文化之“魂”是警察文化建设的生命所在,不管以什么形态承载、传播警察文化,都必须保持其崇高的精神价值。在重视铸造警察文化之“魂”的同时,要把强健警察文化之“体”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警察文化之“体”有多种形态,包括警察教育训练体系、警察文化服务体系、警察文化传播体系以及各种形式的警察文化产品,更包括文明的警察执法管理和社会服务行为方式。没有警察文化之“体”的强健多姿,警察文化之“魂”再崇高、再伟大,也难以走进警员头脑,难以积极影响社会。当前,公安机关开展警察文化建设,应当纠正两种倾向:一是“魂不附体”。在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习惯于对民警空对空地进行理论说教和不间断地搞教育整顿活动,但是始终不能真正贴近民警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更没有提炼出一组高度概括和简明扼要的民警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无法使民警感同身受和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二是“体不支魂”。我们必须看到,当代中国警察文化之“体”还远远不够强健,民警核心价值观的传扬因受某些条件制约展开得还不够充分,甚至面临着多种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因此,大力强化警察文化之“体”对传扬警察文化之“魂”的作用,是警察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公安机关在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缺乏对一种明确的、科学的文化理念一以贯之以及文化载体单薄、传播方式单调的现象,甚至有的把文化建设仅仅理解为或等同于少数人的琴棋书画、吹拉谈唱、蹦蹦跳跳、自娱自乐的浅层次文体活动,没有广泛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和手段,全方位支撑和传播民警核心价值观念。我们必须以积极培育民警核心价值观为灵魂,逐步把警察文化提升到全面提高警察人文素质和警察管理整体文明水平的深层次上来。只有让魂守舍,让魂附体,以体支魂,以体扬魂,警察文化建设才能有所着附,有所依靠,才能真正见到实效。

五、关于“后春晚”时代的警察文化建设

战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公安部党委在建警治警方面先后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部署,形成了许多理性认识和实践经验,集中地体现为明确并实施了政治建警、依法从严治警和科技强警、文化育警“四位一体”的建警治警方针和战略。加强警察文化建设需要树立战略眼光和做出长远打算。一方面,要纠正仅仅将警察文化建设等同于宣传工作或文体活动的片面认识和警察文化建设上的急功近利行为,着力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制度规范与行为养成相结合的战略高度来全面认识和提升公安工作队伍建设的文明水平。要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的原则,把警察文化建设作为加强公安软实力建设的战略途径,主动渗透、结合到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切实解决长期困扰公安机关的文化建设与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搞好警察文化建设的科学规划和系统推进,注重文化传统积累。目前,我国公安机关的不少领导者的文化“自信”有余,文化自觉明显不足。虽然文化活动搞得喧嚣热闹,但是文化“碎片”多,缺乏科学理念和系统规划,特别是存在一个领导、一届班子一套观念和口号的短期行为和“人走政息”的现象,文化建设无法实现传统累积,提出的观念和口号无法落地生根。这是需要竭力克服的。在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春节文化史上,公安部春晚与双拥晚会、文化部春晚和央视春晚曾被称为“春节四大晚会”。为了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倡导荧屏节俭之风,2013年8月等五部门下发《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除了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继续举办以外,由文化部、公安部、民政部等部门承办的春节晚会,自2014年起不再举办。随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文艺晚会也纷纷停办,导致从事公安文艺宣传工作的不少同志对今后如何开展警察文化建设感到无所适从。这就必然要求各级公安机关积极适应“后春晚”时代的文化背景,及时由运动式、活动式、“碎片”化的文化建设向与公安民警生活、学习和工作紧密贴近、广泛渗透和高度融合的常态化、系统化、可持续性文化建设转型,特别是由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向广大民警的积极参与、普及提高和促进良好的警民互动转变。

六、关于警察文化建设的管理价值取向和机制

从提升警察管理水平的层面看,警察文化建设的理想境界是对警察队伍实施价值观管理,实现全体警员高度的价值观认同。有学者指出:“价值观管理,或者基于价值观的管理、领导,是文化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核心在于培育企业的共同价值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价值观管理正在迅速变为如何建立可持续、有竞争力和更人性化文化的主要动力。价值观管理既可以定义为一种管理哲学,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管理实践。其主要作用体现在能维持一个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并让其与组织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在警察文化建设中实施价值观管理的终极目的,就是培育警察队伍的共享价值观,实现警营内部及警民之间的和谐互动。在警察文化建设中,对警察队伍实施价值观管理的前提或基础是科学提炼警察群体的核心价值观。在提炼形成警察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一是充分体现警察的职业性质及特征;二是把警员所渴望的美好未来形象化,以终极价值观的形式描述和表达出来,并与警察组织的愿景及使命融合在一起;三是采用警员广泛参与讨论的形式,集合众智,取得共识;四是定义明确,表述生动,易记易懂。2009年以来,公安部组织开展“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大讨论”,最后将民警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确定为“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并组织开展了相应的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对于民警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笔者有两点看法:一方面,民警核心价值观的上述基本内容是以当时中央政法委确定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为依据并与其完全一致。现在看来,这种表述并不能全面反映和充分体现人民警察的职业性质及精气神。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奉献”“智勇”“荣誉”等体现警察价值追求的内容也应该纳入其中。另一方面,除了公安部提炼形成的全国统一的民警核心价值观外,各地公安机关也可以从本单位、本地文化传统及实际情况出发,组织广大民警讨论形成既能体现全国公安队伍统一要求又具有本单位本地特色的民警核心价值观念。只有反映公安工作性质、体现民警职业精神特质、集合民警智慧形成的核心价值观,才能为广大民警所认同并自觉践行。一般说来,价值观只有让人们在社会中处处感知它、时时领悟它,使它融入社会生活,才能真正被人们接受、践行。因此,警察组织改善和提升警察管理水平的文化机制,就在于实现警察核心价值的“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所谓“内化于心”,就是警察组织领导班子和全体警员通过科学论证和广泛讨论,提炼形成明确的警察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宣传教育和榜样示范,帮助警员深刻理解和逐步认同警察核心价值观,使其真正入心、入脑;所谓“固化于制”,就是把培育警察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警务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决策机制、警务流程、职业道德规范和执法规范等,用制度规范加以固定、提供保障;所谓“外化于行”,就是抓好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养成,引导全体警员在警察执法服务行动和警察文体活动中深化理解、增进认同。

七、关于警察领导者的文化角色问题

第2篇:文化理论论文范文

其一,语言是活动、是实践、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行为。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沃洛希诺夫的这些努力旨在全面恢复认定语言是活动,是实践意识的强调(而这一强调长期以来一直被削弱,并且实际上也被其自身的那种局限在封闭的‘个体意识’或‘内在心理’的做法所否定)。……沃洛希诺夫认为,意义必然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行为。但要理解这一点,则必须先要恢复‘社会的’一词的全部含义:它既不是指那种唯心主义的化约(即把社会当做一种承袭下来的、已经造就好了的产物,一种‘没有活力的外壳’;认为除此之外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个体的活动),也不是指那种客观主义的设定(即把社会视为形式系统……认为只有置于其中并依据这一系统,意义才能被生产出来)。从根本上讲,上述这两种观念都源于同一谬误———把社会的意义活动同个体的意义活动完全分离开来(尽管这些对立的立场对那些分离的因素各自评价不同)。与那种唯心主义强调所持有的心理主义立场相反,沃洛希诺夫认为,‘意识构成于并存在于符号的物质材料中,这些符号材料则是由某种有组织的群体通过其社会交往过程创造出来的。个体意识依赖于符号,从符号中产生,它也反映着符号的逻辑和规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13页)”。威廉斯对这个特点的把握无疑是将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语言理论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其二,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注意到了语言“符号”的二重性,即“符号既不等同于客体对象及其所指示或表达的事物,也不单纯地反映着它们。因而,在符号当中,形式因素与它所携带的意义之间不可避免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至此为止,他还是赞同正统的符号理论的)。然而,这种关系却不是任意性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对这种语言与现实关系的重新解释是建立在“社会语言”的认识框架内的,即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如此,语言一方面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这一点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具有相似性;但另一方面,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又受到了来自社会现实的影响,用威廉斯的话说,“由此可见,我们所发现的并不是各自存在的‘语言’和‘社会’,而是一种能动的社会语言。(稍稍回顾一下实证主义理论和正统的唯物主义理论)我们又会发现,这种语言既不是对于‘物质现实’的单纯‘反映’,也不是对于‘物质现实’的单纯‘表现’。确切地说,我们所拥有的,是通过语言对于现实的一种把握;语言作为实践意识,既被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所渗透,也渗透到所有的社会活动之中。同时,由于这种把握是社会性的、持续的(不同于那些抽象的对立:‘人’对‘世界’,‘意识’对‘现实’,‘语言’对‘物质实在’等等),所以它出现在能动的、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之中。语言言说所来自的、所论及的,正是这种经验———‘主体’与‘客体’(唯心主义和正统唯物主义的前提就是建立于其上的)这些抽象实体之间所遗失掉的中介性术语”。也就是说,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现实对语言的影响程度,这正是“语言”与“现实”关系的吊诡之处。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双重性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呢?威廉斯认为,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语言理论具有了第三个重要的特点:“语言就是这种能动的、变化着的经验的接合表述[the articulation],就是一种充满能动活力的、接合表述出来而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在场[social presence]。”按照他的看法,这种接合表述的特殊性其实最早已被形式主义所把握。“正是在反对这些消极被动和机械倾向上,形式主义作出了最大贡献———它坚持认为,通过符号进行的表意过程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化的)接合表述[articulation]”特别注意的是,将语言视为与社会、经验的“接合表述”并非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观点,而是雷蒙•威廉斯所做的理论延伸。“接合理论”(theory of articulation)是英语的文化研究理论,尤其是伯明翰学派在实现“葛兰西转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这种接合理论意在一方面既描述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形态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又不至于陷入还原论(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和本质论的陷阱。这种策略主义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后学”特征(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的概念之一”.但是,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所强调的重点并非在此。如果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强调的是语言对现实的单向度反映的话,那么,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则将这种关系复杂化了。任何符号,包括符号的内容和形式,都受到有社会组织的人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响,都受到他们相互作用的环境的影响。为此,他们为社会语言符号的研究确立了三条基本的方法论要求:“

(1)不能把意识形态与符号的材料现实性相分离(把它归入‘意识’或其他不稳定的和捕捉不到的领域)。

(2)不能把符号与从该时代的社会视角来观照的具体形式相分离(而且在此之外它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一种简单的物理东西)。

(3)不能把交际及其形式与它们的物质基础相分离。对比这三条原则,丝毫没有雷蒙•威廉斯和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接合”的意思。70年代中后期,威廉斯一方面已经注意到自己所提出的“情感结构”因为各种原因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对阿尔都塞—拉康式的对主体和符号问题的反思的回应压力,《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在语言层面转向以巴赫金小组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重视正是这种压力下的产物。不过,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威廉斯在此时发表此著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急欲解决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问题有关。因为威廉斯虽然与霍加特、霍尔关系甚密,但他并没有真正参与该中心的学术活动,而且从1961年直到1983年他都在剑桥大学,此后一直待在萨福沃登(Saf-fron Walden)小镇。不过,威廉斯在此时此刻发表展现其对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关注,足以证明巴赫金小组对英国学界的影响,而威廉斯的态度也可以成为伯明翰学派学人接受巴赫金思想的佐证。

二、进入80年代:赞同巴赫金小组的社会学诗学

进入80年代之后,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的著作仍然保持了持续的关注。不过,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巴赫金最受西方文学理论学家们关注的复调小说理论、对话主义、狂欢化理论似乎一直未正式进入雷蒙•威廉斯的学术视野。至少在他的绝大多数著述中,很难找到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或引述。相反,雷蒙•威廉斯一直较为关注的是“巴赫金小组”时期,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梅德维杰夫/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尤其是后者,成为80年代雷蒙•威廉斯学术生涯的晚期重点征引和讨论的对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如何解释,尚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在此,我们仅能够以文本为对象,概述其主要的思想。1989年,在雷蒙•威廉斯去世两周年之际,托尼•平克尼编辑出版了他的主要发表于80年代的论文集《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托尼•平克尼认为,雷蒙•威廉斯在1983年的《后现代主义的间离语言》一文中庄重宣布:“自觉地‘现代主义’的时期行将结束”,

①在雷蒙•威廉斯的现代主义批判谱系中,巴赫金、卢卡奇的理论进入其视野。托尼•平克尼认为,“把现代主义确定为大都市的社会形式中的一个特定时刻,使这种分析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布莱希特的间离来自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正如重新发现的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著作和他的同事们后来使威廉斯看出的,形式主义在其最早阶段也是对未来主义的理论化,如他在《文化理论的运用》中所描述的,即‘正是在极端的但却空洞的、尚未被接纳的时刻’。卢卡契本人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后来可能被‘巴赫金化’了,正如威廉斯所做的那样,他从卢卡奇对表现主义的巨大威吓中挑出一个词,用于当代英国政治戏剧的各种困境”。

②这似乎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巴赫金的某些思想开始成为雷蒙•威廉斯进行现代主义及其相关的文化理论反思的重要的理论资源。在这本书中,与巴赫金(巴赫金小组)有关的共有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语言与先锋派》。这篇文章是1986年雷蒙•威廉斯在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不过,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雷蒙•威廉斯在选编这本论文集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将之编入。托尼•平克尼在雷蒙•威廉斯去世之后接着选编的过程中,将之增补进来的。在这篇文章中,雷蒙•威廉斯引述了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梅德维杰夫/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在讨论对于“现代”问题的态度时,雷蒙•威廉斯也注意到了,“我们可以从注意到这种语境中‘现代’的两种积极含义开始:‘现代’是一段历史时间,以及它特定的、然后变化着的特点:但‘现代’也是麦德维德夫和巴赫金批判它时所称的‘永恒的同时代性’,是对‘片刻’的领悟———它在实际上和理论上奔越过并排除掉变化的物质实在,直到一切意识和实践都是‘现在’。”在讨论形式主义理论的发展局限问题时,雷蒙•威廉斯指出,“由于形式主义的主张变成了文学理论中一种有影响的趋势,它灾难性地把它所针对的那些事实变得狭隘了。它限于拒绝被称为‘内容’和‘表现’的东西,甚至更加破坏性地拒绝了‘意图’,它在实际上没有领悟到那种特质的积极的文学用法的要点,伏罗西诺夫把那种特质称为‘多音调的’,一种内在的语义开放性,与一种仍然积极的社会过程相应,新的意义和可能的意义可以据此产生出来,至少在某些重要的词语和句子的各类之中”。

③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多重音性”(multi-accentuality)亦即后来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提出的“杂语”(或译“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前身。由于巴赫金相关著作的英译本均在80年代之后才陆续出版(如1981年的《对话式想象》、1984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1986年的《言语类别及其他晚期文章》),雷蒙•威廉斯显然没来得及读到巴赫金的这些著作。

三、最终认识:有意义的文化理论

1986年,雷蒙•威廉斯进入生命中的最后时刻,他似乎有意站在整个文化研究、文化理论发展的全局高度来反思和前瞻。他接连发表了《文化研究的未来》和《文化理论的应用》两篇文章(演讲),其中对巴赫金思想的强调尤为显著。在《文化研究的未来》中,雷蒙•威廉斯明确展开了对“结构主义”作为“理论”的批评,认为“一种理论获得了成功,它把这种构成的情景按照它的方式合理化了,使它成了官僚主义的,成了知识分子专家的根据地。那就是说,它所形成的各种理论———形式主义的复活,各种较简单的结构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倾向于把人们在社会中的各种实际遭遇看成对社会的一般进程具有相对很少的影响,因为那个社会主要的内在力量在其结构的深处———在最简单的各种形式中———操纵它们的人们只不过是‘人’”。正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雷蒙•威廉斯发现了“巴赫金小组”的价值,他认为,“早期对巴赫金、伏罗西诺夫、麦德维德夫所发动的这种现代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强有力的挑战,很少被听见,或者完全听不见。甚至(并不经常)当构成‘被’理论化时,构成分析的主要教训(涉及人们自己的构成和其他‘当代的’构成)也很少得到强调,而是更强调安全距离之外的学术研究”。

①在《文化理论的运用》中,雷蒙•威廉斯更是从正面积极肯定“巴赫金小组”的理论贡献。在《文化理论的运用》中,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小组”时期的研究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认为“正是在这个被唤醒的、但令人不满的阶段中,第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开始形成。我将首先考查也许可以称为的从维捷布斯克开始的道路。我的意思是指那场依然未被很好理解的、却很重要的运动,它涉及(不能确定,且无法摆脱)P.N.麦德维德夫、V.N伏罗西诺夫和M.M.巴赫金,1920年代早期他们都在维捷布斯克,后来在列宁格勒工作。这也是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以说明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对于研究文化理论中一种创新的结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理论活动的关键因素,是它们在一个仍然很活跃的革命社会里的复杂处境”。

②在这篇文章所展开的威廉斯对巴赫金的接受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及巴赫金小组时期的发展历史已经相当熟悉。他不仅熟悉围绕巴赫金小组时期著作权的争议,而且还熟谙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及学术变迁。如,他发现,麦德维杰夫“曾经是无产阶级大学的校长,曾积极介入过各种文学计划和通俗戏剧的各种新形式”。但是在斯大林时代,他和洛诺希洛夫都成了受害者,“而巴赫金则在这时被边缘化了”。尽管如此,“当这种批评出现时,它(标志着一次主要的理论上的进展)只是部分地、不完全地变成了直接的分析。但后来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巴赫金才能够完成那种毕生的工作”。

③其二,雷蒙•威廉斯充分肯定的是他们提出的“社会学诗学”的主张,这与他自己的“文化社会学”路径形成理论的呼应。“我们或许会盼望与早已著名的‘社会学诗学’的某种简单关系,在这种诗学中,读者的转换和艺术家地位的转换,可以被认为直接导致了一种新的、自信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19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与巴赫金小组社会学诗学的这种相互交织与对峙的局面又在1960年代的西方世界重新出现了。“紧跟着这些内在的和特有的力量线索,从1960年代起在西方出现的东西———它有时仍然被当作现代文学理论提出来,似乎它在出现的最初几年里没有得到全面的分析和驳斥———是那种早期的形式主义,它让自己成为对当时‘社会学诗学’的外在化的一种反动。麦德维德夫和巴赫金正确地把这种形式主义确定为未来主义在理论上的结果”。

④其三,在雷蒙•威廉斯那里,巴赫金小组所从事的理论创新作为“有意义的文化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最佳典范。在回顾了1920年代的俄国和1960年代的英法出现的相似学术情况之后,雷蒙•威廉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要开始问:有意义的文化理论可能是怎样的,能够做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比任何理论阶段的内在历史都更重要,只有在它确证了真实社会历史之内的关键联系和关键断裂之时,它才成为有用的。从上面对各种文本和个人进行挑选,这是学术批评最糟糕的遗产,它决定了依赖注解和批评的整整一代人的调子与自满,必须被一种同样持久的参与实践活动所取代,包括在各种新的作品和运动之中。”正是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雷蒙•威廉斯再次将巴赫金小组抬了出来。“用麦德维德夫和巴赫金的话来说:‘作品只是作为社会交往不可分割的各种要素,才可能进入真正的联系之中……进入联系之中的并不是作品,而是人,不过,他们是通过作品的媒介进入联系之中的。’这把我们导向了文化分析中的核心理论问题:我在开头界定为特定关系的分析,作品通过这些关系形成和运动”。⑤也就是说,巴赫金小组所确立的以社会交往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是最佳的文化理论的最佳选择。

四、余论:有关雷蒙•威廉斯接受巴赫金影响的两点辨正

在清理完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思想的接受历程之后,不难得出结论:

(1)雷蒙•威廉斯是从1970年代开始接受巴赫金的理论;

(2)从早期的对巴赫金小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共鸣到后期的将巴赫金理论视为“有意义的文化理论”的自觉,显示出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思想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两个基本结论中,本文开头所提的后两个问题也初步有了答案:其一,雷蒙•威廉斯在1960年代尚没正式接受巴赫金的思想,那么,他的社会语言学的思想倾向应该是另有来源,即,来自英国新左派思想的传统,它强化了雷蒙•威廉斯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从关心无产阶级文化的角度对英国语言问题的思考。从雷蒙•威廉斯早年著名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来看,尽管他已经开始思考“语言”问题,如其从文化与社会角度对英国文学的思考以及对“标准英语的发展”变迁的考察,但主要还是从“语言作为对象”而非“语言作为方法”的角度进行的思考,其语言学方法论的自觉尚未形成。不过,其中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文化与社会》于1958年出版之后反响强烈,多次重印。雷蒙•威廉斯在1963年版的“后记”中提到,他准备为该书写一个续篇《再论文化与社会》,其写法是“详细探讨关键词的历史”。应该说,这一研究思路的转变显示出雷蒙•威廉斯“通过语言反思文化与社会”方法论的自觉。正如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序言中所指出的,这本书“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这类词汇包含了英文里对习俗制度广为讨论的一些语汇及意义———这种习俗、制度,现在我们通常将其归类为文化与社会”。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基础和研究取向,当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进入英语学界的视野之后,才可能引起雷蒙•威廉斯以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赫金思想对雷蒙•威廉斯的影响虽不具有“原发性”(即影响的最初来源),但却具有“催化性”(在关键时刻推动了接受者思想的自觉)。其二,后期雷蒙•威廉斯对巴赫金文化理论的接受明显受到了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影响,以至于雷蒙•威廉斯主要是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建立巴赫金小组的社会学诗学与自己的文化社会学之间的学术联系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社会学”与巴赫金小组的以审美交往为特征的“社会学诗学”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比较,以及更重要的是他们共同面对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同态度及其理论取舍。拙文《作为审美交往活动的“复调”和“对话主义”》(《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和《从马克思到巴赫金:审美交往的一段问题史》(《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4期)已从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问题史角度清理了马恩经典作家(马恩毛列)、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巴赫金小组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

(1)马克思恩格斯对“交往”、“普遍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问题的讨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的基础;

(2)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重视语言的中介性地位,但忽视了审美活动的维度;

第3篇:文化理论论文范文

杨家埠文化与潍水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兼容并包上。原因在于古潍水地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潍水文化对外包容开放。杨家埠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汇了潍水文化并自成一体。潍水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众多的文化艺术门类,与其开放的地域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潍坊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为杨家埠文化艺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与此同时,也在杨家埠地区诞生了很多新的民间艺术文化。这些文化艺术类型能够在杨家埠地区生根发芽,正是潍水开放的地域文化所致。杨家埠木版年画在中国民间美术领域能得到如此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三大木版年画产地之一;以及潍坊风筝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产物,却能顺利的“飞”出潍坊,与外界多种文化相结合,不仅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而且扩大了影响力。杨家埠文化的传播正说明了潍水文化这一兼容并包的特性。

二、杨家埠文化理论范式概说

(一)杨家埠文化理论范式的提出

“范式”的英文为“Paradigm”,源自希腊词“Paradeig-ma”,有“共同显示”之意,由此引申出模式、模型、范例、规范等意。1962年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博士论文《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但是对于“范式”概念库恩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涵义。在其研究生涯的不同时期库恩对“范式”概念做了各种澄清和总结性的解释,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含义的模糊而引起的轰动与争议,《再论范式》对范式的再次说明,到范式的解释学转向,“范式”这一概念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对于“范式”的概念,中国的学者们结合库恩一生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相关的资料文献,对“范式”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即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并使之成为该共同体的一种传统,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换言之,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上产生了许多新事物、新现象,而原来的一些理论却无法解释这些新事物、新现象,即过去的理论框架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方枘圆凿”的尴尬,这时必须有一种全新的和更加完善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新事物、新现象,这就必然导致范式的转变。随着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作为潍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杨家埠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杨家埠文化应以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为契机,充分整合优化资源要素,推动文化资源与城市人文、生态环境有机融合,构建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和谐共存的空间,实现文化资源与寒亭区经济、生态的协同发展。

(二)杨家埠文化范式的载体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不是来自天赋的观念,不是来自头脑本身,而是后天形成的,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恩格斯说:“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同样,任何一种新文化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源于实践,杨家埠文化的产生也是来自于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生存方式、生活体验,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总结概括形成的。杨家埠文化的形成主要依托于其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也是地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家埠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主要以“杨家埠年画、潍坊风筝、高密三绝(扑灰年画、剪纸、泥塑、红木嵌银漆器、仿古铜工艺、核雕)”等为代表。

1.杨家埠木版年画

杨家埠木版年画是由杨氏祖先于元末明初洪武年间由从四川成都府的梓潼县移民到寒亭后,结合北方的乡土民情,创造出的色彩艳丽的木版套印年画。至明代中期,刻印已臻于成熟。清代光绪年间是杨家埠年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杨家埠村已有“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之说,成为中国著名的三大年画市场之一。历史上,战乱和十年“”,曾使杨家埠年画受到重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家埠年画重获新生。1979年,原潍县政府成立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引入美术专业人才对杨家埠木版年画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创新。近年来,寒亭区委、区政府成立专门工作组,结合挖掘保护,先后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杨家埠孤本年画全集》《中国潍坊清末年画》《杨家埠年画故事》等图书。2006年,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家埠年画的题材极为广泛,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祈福迎祥、消灾除祸;美女娃娃、吉祥欢乐;人情世事、男耕女织;小说戏曲、神话传说;山水花卉、飞禽走兽;时事新闻、讽刺幽默;还有些以实用为目的,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目前杨家埠现精于刻版的有杨福源、杨洛书、杨乃东、杨成信等50多位优秀艺人,40岁以上的村民几乎人人都熟练掌握印制技术。农户家中现存留年画古版1600套,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收藏400多套,全区拥有年画加工户近百家,年产年画2300余万张。

2.杨家埠风筝

风筝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公元前6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鲁国的能工巧匠公输班(也称鲁班)为了刺探敌国军情,把竹子劈开削光滑,用火烤弯曲,做成了喜鹊的样子,称为“木鹊”,在空中飞翔达3天之久。《鸿书》上说:“公输班制木鸢以窥宋城”。潍坊放风筝兴起在宋代,至明代更加普及。《潍坊志稿》记载,早在明代,“本邑每逢寒食,东门外,沙滩上……板桥横亘,河水初伴,桃李葩吐,杨柳烟含,凌空纸鸢,高入云端。”在明代中叶,艺人还把年画风筝艺术融为一体,有“放在天上是风筝,挂在墙上是年画”之说,在我国风筝史上独创一体,造就了潍坊的风筝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潍坊首届潍坊风筝赛会举办,此后几经沉浮,改革开放以来,潍坊风筝又焕发了生机。1984年4月,首届潍坊国际风筝会拉开帷幕,至今已成功举办30届。潍坊的风筝主要产于杨家埠,杨家埠风筝构图朴实优美,形象鲜明生动,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魅力,其特点源于年画,以年画的艺术为根基,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有,多达几百个品种。手绘点染,洒金点银,画龙点睛,做到了“飞到天上是风筝,贴在墙上是年画”的效果;按制作工艺共分为硬式、软式、板式、串式、立体和特技六大类型,形成了“硬翅风筝为主,长串蜈蚣为最,软翅鱼虫为巧,筒子风筝为奇”的风筝体系。目前,寒亭区建成了杨家埠风筝博物馆,西杨家埠村有集体风筝厂一处,另有近百户常年从事风筝扎制和销售,年产风筝600余万只。除了年画、风筝外,杨家埠还有高密三绝等一系列民俗文化资源。这些民俗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潍坊民间艺术的水平,体现着潍坊文化的特点,它形成了杨家埠文化的重要支撑,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

三、强化潍水杨家埠文化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

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潍水杨家埠文化的出现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它的发展也深深根植于生生不息的实践。探讨潍水杨家埠文化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尤为重要。

(一)强化潍水杨家埠文化范式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对政治、经济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新形势下,文化不仅是重要的精神财富,其创造的物质财富,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越来越重要。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文化与经济的交集就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同其他产业相比,具有低能耗、无污染等特点,是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文化产业化中,有着深厚的传统历史土壤的民俗文化不可或缺,民俗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艺术开发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首先,要转变认识,“民俗艺术的生产不再是民俗生活的一部分,而成为与市场相适应、以产值为追求的经济活动。”在保护好文化资源特色性的同时,让市场成为传播民俗文化资源的工具和载体,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寒亭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发挥以木版年画、风筝、红木嵌银漆器、核雕、仿古铜为代表的高密三绝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推动地区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增强地区文化经济竞争力。其次,要转变市场定位,积极创新。杨家埠文化本身就具有开放创新的特征,市场经济的到来,风筝、年画所依赖生存的文化生态背景已经改变,它们必须重新寻求自身的发展定位。要依托杨家埠高密三绝资源,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设计新的内容题材,大力开发各类具有时代符号的文化内涵,体现时代主题的产品及衍生品,使风筝、年画形象与设计、动漫、服饰、刺绣品、装饰品等各种现代时尚需求相挂钩;同时要扩大载体形式,整合各种资源和要素,与剪纸、陶瓷、服饰、刺绣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结合,形成服务和体验的组合。最后,要以重点项目为载体,充分整合全区文化旅游资源。以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为核心,以杨家埠民俗旅游接待村为依托,将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中国农民画博物馆、浞河会所、年画公园、风筝缘、潍水人家等10多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通过“浞河景观带”与古寒国文化城特别是于家大院景区连为一体,形成以“民俗体验、水景游览、古宅探幽”为特色的寒亭旅游线路。同时要加快培育旅游节庆会展品牌。充分利用好已经举办的“文展会”“杨家埠年画风筝节”“风筝产品交易会”等各种会展和节庆活动。举办过程中要减少政府色彩,强化市场运作,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加强游客的亲身参与,通过民俗产品交易会来促进产品营销,进行文化产业项目的规划和投资洽谈,以规模化和批量化促进民俗产品的销售。

(二)强化潍水杨家埠文化范式对社会和谐的推力作用

第4篇:文化理论论文范文

在关于课堂话语的研究文献中,一些研究者将师生间三合一的对话序列结构称为IRE,而其他研究者则将其称为IEF。为避免混淆,有些学者区分了这两种交互模式(IRE/IEF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evaluation),其主要区别在于第三个话轮(turn)在两种序列中的作用。

1.1IRE模式及其局限

IRE模式与IEF模式的类似之处在于二者都由三个部分构成。IRE模式的功能如下:教师通过提问引发互动(I)一个学生对教师的问题作出反应(R)随后教师以诸如“完全正确”“好主意”或者“不、不对”等评价学生的反应来结束该回合(E)。因此教师通常负责回合中的第一和第三个话轮,而学生仅仅参与互动中的第二个话轮。在该模式中,教师作为专家负责主导着互动,并评价学生反应的正确性。教师通过决定谁、何时以及在师生之间发生多少互动来主导学生。教师在IRE模式中控制着课堂上发生的交互数量和类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学生能否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互动和回答是由教师决定的。该模式限制了学生讨论有关课堂主题的自由,并且阻止学生扩展和阐述他们的话语。还有一些研究则显示IRE序列促成了语言课堂中非对称话语模式,阻止了学生管理话轮转换,发展会话主题,协商教学走向等。IRE模式将教师置于教学活动的中心并且限制学生的反应和对讨论的贡献。

1.2IEF模式及其作用

一些研究者对教师和学生之间其它种类的交互模式进行了调查。Nassaji和Wells在考察加拿大的英语常识和文学课堂时发现,IRE模式第三部分的微妙变化,会导致参与全班讨论的学生增加。IEF回合的前两部分跟IRE一致,即教师通过提问引发第一个话轮,然后学生回应是第二个话轮。然而在第三个话轮中,教师不再是评价学生的反应,而是提供一个非评价形式的回馈,如要求学生通过证明或者澄清自己的观点来详细阐述他们的回答。Nassaji和Wells认为传统IRE模式中的第三部分限制了学生以有意义方式对教师做出反应的能力,但如果教师能按IEF模式提供回馈,学生就有更多机会参与讨论,并详细解释他们的回答。他们同时也认为这两种经典模式并不是全对或全错,教师采用的模式是否正确还依赖于互动的性质,参与讨论的人员或者课程的目的等。IEF话语模式鼓励学生和教师处于平等的地位,使师生的课堂交互在事实上更为平衡(学生也可以提问,要求澄清,以及探寻更多的信息)。然而,IEF话语模式依然被研究者所质疑,虽然IEF模式更鼓励学生多发表观点,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形式,且整个课堂并不完全是由IRE/IEF的循环构成。此种模式只是部分揭示出外语课堂互动的结构形式,如据此分析课堂话语,很难了解教师的课堂话语功能。研究者建议应将此结构形式与话语功能结合起来,以更为具体地分析课堂互动,如就引发互动的话语而言,有学者就指出包括发起、认可、评价、评论、提示、导入、提问变换、直接纠错、纠错性反馈、拓展、澄清请求、确认核实等多种类型。

2影响外语课堂话语互动的因素

2.1课堂内的教师和学生因素

国内外许多相关研究都注意到外语课堂教师话语量、提问形式、反馈类型等在师生互动中的作用在一项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堂话语研究中,McCormick和Do-nato对不同的数据来源(如课堂录像、教师采访、教师日记等)进行分析,以了解教师提问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活动中是如何用来支撑学习的。基于上述研究,McCormick和Donato认为教师提问不应该扮演引发者的角色,作为引发者只是引出了学生关于讨论内容的知识,而且教师已事先知道所提问题的答案,教师提问应该界定为“动态话语工具,用来建构合作以及支撑理解和可理解性”。在美国的一个社区教育项目中,Waring分析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成人课堂互动转录。他关注了教师在全班情境下和学生共同检查家庭作业时,对“明确的积极评价”语言的使用。该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教师在IRE模式中经常使用评价性语句可以建立积极的和鼓励性的课堂氛围。然而,研究者也指出明确积极的评价话语限制了学生参与交互,并且限制了学生围绕改正作业任务的主题进行学习的机会。Waring总结认为,就语言习得而言,教师适当的行为并不是对学生做出积极的反馈,而是要为学习者提供能拓展其在外语环境中讲话的反馈,这样才有利于英语的学习。国内也有众多学者从提问、反馈话轮、话语量等方面揭示了教师的影响。学生的主动态度和任务中的合作也有助于话语模式的转换及语言的学习。Waring对一个成人英语学习者和教师之间的谈话进行了案例分析,为我们理解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中的IRE模式提供了更多细节。研究者认为,在英语课堂上的IRE互动模式几乎无处不在,以至于学生几乎没有空间讲话以及和他人或教师进行自由的互动。他发现IRE序列在整堂课中构成了一个形式话语群(如IRE———IRE———IRE),如果学生在IRE集群中的沉默空挡间向教师主动提出问题,则可以穿透并改变该模式化的互动。Huong分析了越南大学生学习英语时互动。研究者观察并对比了当更熟练的非英语母语者参与小组任务和没有参与小组的情况,结果发现,当熟练的讲英语者加入小组讨论时,小组整体的英语使用和词汇使用量都有所增加。该研究强调了更具有丰富知识的学习者参与讨论能影响会话的数量和质量,且能够潜在促进低熟练度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国内的基于案例或者实证资料的研究则较少关注外语课堂互动中的学生因素。

2.2课堂外的社会文化因素

第5篇:文化理论论文范文

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真正的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社会文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社会方向的研究,也是心理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里昂且夫(Leontiev)曾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文化理论发展伊始,心理语言学的主流理论是行为主义,研究重点是独立的语言单位(如词)的加工过程;到了60年代,出现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心理学家乔治•米勒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习得的是抽象的规则,而非独立的语言单位,研究重点是语言学习者对句子的理解和输出。里昂且夫认为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语言学,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这一代的学者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更感兴趣。前两代的学者们显然都没有关注语言的意义,也没有对语言作为符号工具如何被用于交流和思维等问题展开研究;而且在对个体的研究上,前两代心理学学者不仅将个体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通常还会脱离实际交际过程,个体之间的交际被简化为复制性的从说者到听者的信息转移,即说者输出的信息,会被听者以完全一样的形式理解;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则更加倾向于心理学研究,对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焦点也从原来的对句子、文本的理解和加工转移到了交际和思维过程的心理学分析。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