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精选(九篇)

第1篇：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关键词：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遗产地保护；致危因素；世界遗产

1.关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1972年10月17日至11月21日在巴黎举行第17届会议，原来只想制定一项国际协议，以推动相互援助进行保护古迹和建筑物这类文化遗产的工作。后来由于形势和舆论推动，大会经过反复讨论，终于在11月16日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近年来，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多的受到破坏的威胁，除了因为传统的年久失修，现代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使遗产的存在条件更加恶化，它所造成的损害或破坏现象更加难以治理。而且，这种损坏或破坏现象，对遗产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往往是不可挽回的。现在许多国家保护遗产的工作很不完善，而且经济、科学和技术力量也不足。有些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要作为全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存。当代社会的发展给遗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规模庞大，十分严重，因而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并有义务，通过集体援助，来参与保护遗产，使其脱离威胁，更好的保存下来。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关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在《公约》正文的第三部分的第二项中有所提及，"委员会还要制定一份濒危世界遗产名录（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将受到严重的特殊危险威胁的遗产列入"。自此，《公约》生效以来的40年间，有越来越多的处于受威胁状态的遗产被列入到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并得到很好的保护修复措施，得以脱离威胁，重返世界遗产名录的队列之中。

2.对《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总结和归纳

通过对历年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总结和归纳，发现：

1）35年来，先后有69个次的世界遗产项目被列入进来，也有31个次的世界遗产项目，通过多方采取的积极的应对措施和有效的保护治理，从而脱离危机，移除出濒危的名单；

2）存在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时间最长的遗产项目为24年（科托尔自然和文化历史区域），最短的为2年（科隆大教堂，伊瓜苏国家公园）；

3）有的遗产项目第一次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通过应对措施成功脱离“濒危”后，再一次被列入（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加兰巴国国家公园，1984年第一次被列入，经8年的保护治理，于1992年被移除出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时隔4年再次被列入，至今仍处于濒危状态；塞内加尔共和国的朱贾国家鸟类保护区，1984年第一次被列入，经4年的保护治理，于1988年移出，时隔12年再一次被列入，最后经6年的保护治理，于2006年脱离濒危状态）；

4）欧洲和北美洲拥有的世界遗产项目数量最多，有462项，但濒危的遗产项目只有5项；非洲的濒危世界遗产项目数量最多，有16项，占全球濒危数量的42%；

5）通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其的描述，导致遗产濒危的原因有：武装冲突和战争、地震等自然灾害、污染、非法狩猎、城市化扩张、盲目发展旅游业、缺乏管理、过度开发、重建破坏原真性、环境因素、政治因素、人为干扰、火灾等。其中缺乏管理、武装冲突和战争以及非法狩猎成为了最主要的致危因素；

3.北京的世界遗产地保护现状与面临问题

中国作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与其他缔约国一起，承担保护人类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责任，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庄严承诺。我国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条例，确保了各项措施的合法进行，北京市颁布了《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来个别的、具体的保护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但除了《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地方性法规外，目前还没有一部从国家层面制定的、专门针对保护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这也导致在实践中的管理混乱，对现有世界遗产地的威胁。

北京市所辖的六项世界遗产均为文化遗产。其中北京故宫、颐和园、天坛三项均有明显的地理界限，相对于其他三项更“容易”保护。这三项所面临的问题有建筑维修费用、现代设施的建造对遗产地的影响、维修工匠技艺和技法传承、遗产地自身的经营问题、原真性的保持等等。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明十三陵，由于在北京远郊，地处复杂的山区，没有可以严格控制的管辖范围，一直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明十三陵作为皇家陵寝，就曾经历过被盗墓的严重违法行径。而早年的长城，也被寄居于周边的居民占用了城墙砖石。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至今还在探索北京人生活的遗迹，有些未知的地区有待开发，这个遗产地也曾遭遇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不同程度影响。

4.启示与思考

我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所有43项世界遗产均未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但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威胁。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某一特定的遗产地来说，它增强了对游客的吸引力，提高了遗产地的经济效益，但远不能只放眼于旅游等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发展来开发管理，它被列为世界遗产也意味着该遗产地所在国的国家政府、地方机构和当地居民共同负有重大的责任，即更好地保护该遗产并与世界人民共享该遗产，因为该项遗产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日起，就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对前文数据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最大特点是按照地区分类的情况下，各个区域由于其自身的政治局势、经济情况，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点。

阿拉伯国家的遗产地面临的威胁最为单纯，破坏程度也最大，形势最为严峻，此地因政治动荡，武装冲突和战争为其致危因素。非洲有75%的濒危世界遗产均为自然遗产，非洲国家发展滞后，经济多靠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因此致危因素多为非法狩猎、过度开发和缺乏管理。欧洲和北美洲地区，经济在全球最为发达，主要的发达国家均在此区域中，城市发展较早，城市化程度高，对自然的侵占时间更早、程度更高，因此这个地区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在其世界遗产中，所占的百分比严重失调。但相应的，此地区的保护和管理更为有效和严格。而我国所在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则“表现平平”，但正是这还未显露的特点，更值得我们重视。该如何从以往的先例中学习经验教训，才能对日后的保护工作产生有效指导是势在而为的。

参考文献：

[1]晁华山 世界遗产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濒危世界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特征研究 潘运伟，杨明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2，28（4）

第2篇：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眼镜蛇行动”取得成功后，各参与方决定在2014年继续组织开展类似行动并命名为“眼镜蛇二号行动”。由中国协助非洲卢萨卡议定书执法特遣队牵头组织，在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月26日成功开展了全球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联合行动。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眼镜蛇二号行动”国际协调组共同主席、中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执法处处长万自明。

今日中国：中国已经连续两年牵头组织了跨国打击走私濒危物种的“眼镜蛇”系列行动，成效显著，连年组织这样活动的意义何在？

万自明：濒危物种非法贩运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为了认真履行国际公约和政治承诺，切实保护濒危物种，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犯罪活动，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我们继2013年初由中国主导并组织开展“眼镜蛇行动”后，又会同有关国家和区域性政府间野生动植物执法组织，于2013年12月30日至2014年1月26日成功地开展了一次代号为“眼镜蛇二号行动”的跨洲跨国联合打击行动。这次行动规模空前、成效显著，开创了多国合作打击濒危物种走私犯罪新模式，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好反响。

“眼镜蛇二号行动”期间共查获350多起非法贸易濒危物种案件，处理400多名违法犯罪人员，缴获犀牛角36根、象牙及其制品3吨以上、各类野生动物皮张1000多张以及其他大量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行动后濒危物种走私犯罪的势头得到明显遏制，打击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国际社会对这次行动给予高度评价。《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CITES）秘书长约翰・斯甘伦认为，“眼镜蛇”系列行动是聚集众多分布国、中转国和消费国各类执法机构的重要行动，对打击团伙犯罪至关重要。国际舆论和非政府组织也对此次行动赞不绝口，“眼镜蛇”系列行动已成为国际打击濒危物种非法贩运的经典案例，并被国际社会赞誉为联合打击行动的国际品牌。

今日中国：中国政府在此次行动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万自明：中国是“眼镜蛇”系列行动的发起方、组织方和领导者，既为“眼镜蛇二号行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也为各参加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非洲卢萨卡议定书执法特遣队虽然是这次行动的牵头组织，但因其缺乏组织开展国际联合打击行动的经验，在国际野生动植物执法界的人脉也不如我们宽泛，为确保行动有条不紊进行，特别是保证国际协调组和国家联络员能正常工作，应“眼镜蛇二号行动”国际协调组主席卢萨卡议定书执法特遣队之邀，中国成为“眼镜蛇二号行动”的共同主席。

在行动中，中国充分利用首次主导“眼镜蛇行动”建立的威望，结合自身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和广泛的人脉关系，无论从方案的制定，还是行动的组织、实施、宣传和总结，始终牢牢把握国际协调组的主导权，使行动自始至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

在此次行动中，中国林业、海关、公安、司法、出入境检验检疫等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10余万人次，查获案件200多起，处理违法人员250多人。

另外，中国在这一行动中还实现了多个“首次”：首次组织销毁库存罚没象牙。中方在“眼镜蛇二号行动”国际协调组工作首日组织销毁了6.15吨象牙；首次在境外成功举办保护讲座。中国驻肯尼亚使馆和国家林业局合作，在肯尼亚举办控制濒危物种非法贸易研讨会，邀请有关国际专家授课，培训华人华侨；首次借调执法人员在非工作。中国CITES执法工作协调小组选派海关总署和国家林业局执法人员，借调卢萨卡议定书执法特遣队工作，支持和配合非洲国家打击濒危物种跨境犯罪，并促成国际联合抓捕行动。

今日中国：目前世界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现状和特点是什么？对此，中国政府做了哪些工作？

万自明：野生动物是仅次于和军火的第三大走私对象，年非法贸易额在100亿美元左右。当前，在南美的亚马逊林区，每年消费的野生动物多达960万～2350万只。在中非的刚果平原，每年的丛林动物肉消费量超过100万吨。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每年大约有10亿美元的蟒蛇皮被走私到欧洲，用来满足奢侈品业的需求。在非洲，每年大约有5%的野生犀牛和大象被偷猎，获取的犀角和象牙主要用来满足亚洲的非法需求。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每年作为宠物饲养的活体野生动物也不计其数。

在绝大多数国家，既存在国内非法消费野生动物现象，又存在走私活动，野生动物走私过去主要是从亚洲、非洲和南美向西方国家走私，现在由亚洲和非洲国家向中国走私也很活跃。

近些年，不仅国际旅客作为旅游纪念物购买、携带、邮寄或者托运出境野生动物，特别是象牙、贝壳、海马、鳄鱼皮及其制品现象增多，大宗走私和团伙犯罪也日趋活跃，并且，违法犯罪分子正在利用网络贸易的优势，通过互联网走私和非法买卖野生动物。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问题，不断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打击相关犯罪，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先后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森林法》、《海关法》、《刑法》等，禁止或限制濒危物种或其制品的贸易，并将非法猎杀、出售、运输、收购和进出口濒危物种的活动列为严重犯罪行为，违法者最高可被处以无期徒刑。中国的国内立法，确保了最严厉的惩处措施，完全达到了履行CITES公约的要求。

中国还成立了专门的森林公安和缉私警察队伍，前者负责侦办森林和野生动植物案件，后者负责侦办包括濒危物种在内的走私案件，每年可查处数千起涉及野生动植物的刑事案件。像中国这样设立专门执法机关的做法，在国际上并不多见。

与此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大力支持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及其成员组织开展工作，积极参与这些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特别是跨国打击行动；适时组织有关国家，开展“眼镜蛇”系列行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今日中国：通过此次行动，在打击非法贸易等方面还存在哪些难点？遇到哪些困难急需解决？如何破解？

万自明：通过这次行动，我们发现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困难重重，需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大多数国家在查获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案件后，仅仅罚款了事，既不深入调查有关违禁品来源和去向，也不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导致大多数罪犯特别是幕后操纵的团伙主犯逍遥法外，很难发挥打击和遏制非法贸易活动的作用。此外，相当一部分国家未将野生动植物犯罪视为严重犯罪，其处罚十分轻微，达不到惩处和震慑犯罪的目的。

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需要多部门合力开展。通过组织开展“眼镜蛇”系列行动，我们发现一些参加国的部门间协作远未到位，导致根本无从收集相关部门的办案信息和有关情报。国际协调组安排有关国家开展的合作调查工作，有一部分开展不下去。至于开展境外缉捕团伙主犯之类的活动，更是十分困难。

目前各国普遍缺乏执法经费。经营情报和查处非法贸易活动，需要耗费大量办案经费，导致有案不查现象十分普遍，严重影响打击非法贸易活动的效力。

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以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落实各自的国际承诺。我们还呼吁各国均应强化监管工作，及时发现非法贸易活动，认真组织查处案件。有关国家还应像中国、肯尼亚一样，提高对非法贸易活动的惩处力度，切实发挥震慑犯罪的作用，以补充执法能力不足的弱项。

第3篇：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意外的发现

槭树是槭树科植物的泛称，俗称枫树。全世界约有槭树科植物140种，分布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北缘。我国是世界上槭树科种类最丰富的国家，有103种，大约占全部种类的76％。槭树科植物有很多是世界闻名的观赏树种，如鸡爪槭、三角槭、糖枫等。加拿大国旗上的红色图案即为糖枫的叶片。槭树树姿优美，叶形秀丽，在全球众多的红叶树种中，它的秋叶独树一帜，为最著名的秋色叶观赏树种。自古以来，我国的文人雅士对槭树的秋叶十分青睐，以槭树为主题的诗词不胜枚举。如唐诗有杜牧的“停事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宋诗有赵成德的“山色未应秋后老，灵枫方为驻童颜”。

说起漾濞槭的发现，纯属偶然。笔者在研究槭树科的分类过程中，于2001年到四川大学标本馆查看槭树科标本，发现一份采自云南省漾濞县马鹿塘的不太完整的标本。该植物被我国首位槭树科专家方文培先生于1959年定名为贡山槭。

但笔者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份标本初看起来有些像贡山槭，但标本的叶片5裂，叶片背面有显著的白色绒毛，果无毛，果实表面有显著凸起，比较容易区别：贡山槭的叶片通常只有3个裂片，叶片背面为黄棕色的毛，果实有长毛，坚果卵球形，跟这份标本差别较大。实际上，这份标本更像分布于四川的雷波槭，如果实都有显著的凸起以及无毛、叶片下表面灰白色：但它与雷波槭也有些不同：叶片5裂，叶片下表面有浓密的白色绒毛，并且地理分布上相距甚远。因此，笔者当时初步推断它可能是一个新种。然而，由于标本的果序不完整，要证实这个假设就必须到产地进行考察。于是，在2002年4月，笔者去了漾濞县。

马鹿塘是位于苍山中部的最后一个小村庄。笔者在村里一位向导的带领下，沿着山谷向苍山深处进发。到了当天下午4点多，依然没有见到这个新种的踪影。于是笔者决定返回村里，第二天继续找。幸运的是，我们沿着另外一条路返回村庄，结果在村子附近发现了一株孤立的大树，叶片5裂且对生，很像是要找的槭树。这株大树正在开花末期，已经长出了幼果，果序很长，它确实是一种跟雷波槭比较接近的新种。由于这种槭树是云南漾濞特有的，后来被命名为漾濞槭。

不乐观的现状

经过几次考察，目前我们发现的漾濞槭仅分布于云南省漾濞县马鹿塘村附近海拔2200～2400米的山谷山坡中，而且只有4株。这4株漾濞槭的现状也极不乐观，它们相互之间的分布比较孤立，彼此不能进行异花传粉，其中只有两株能开花结实，所以树上很少能有饱满的种子，附近也没有任何小苗。换句话说，这几棵漾濞槭的种群已经不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扩大种群，等待它们的只能是灭绝。

我们熟悉的濒危动物大熊猫的种群数目现在是2000多只，两相比较，漾濞槭是一种比大熊猫更加濒危的物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漾濞槭是世界上最濒危的物种之一，其受威胁等级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评价为“极危”，它被确认为是世界上最稀有和濒危的物种之一，但漾濞槭同时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形态特征

漾濞槭为落叶乔木，高达20米。当年生新枝绿色，二年生小枝棕绿色，多年生枝条浅棕色或深棕色，具有显著的皮孔。冬芽卵球形，深褐色，芽鳞覆瓦状排列。叶纸质，长10～20厘米、宽11～25厘米，通常宽大于长，5浅裂，叶片基部心形，正面绿色无毛，背面有灰白色密绒毛，沿叶脉更是密布绒毛：基部裂片较小，先端渐尖：侧裂片和中间裂片较大，三角状卵形，先端渐尖，边缘全缘或有不明显的疏齿；主脉5条，在叶背面显著凸起：叶柄长4～17厘米，有灰白色柔毛。总状花序无毛，下垂，从2～3年生枝的侧芽发出。花黄绿色，花萼5；花瓣5，花盘位于雄蕊内部，无毛；雄蕊8，花柱2，基部合生。果序下垂，有9～17个果实，幼果红绿色，成熟后黄褐色，坚果直径约7毫米，有显著凸起；翅与坚果长4.7～5.5厘米，翅宽1.4～1.7厘米，形成锐角或近直角；果梗长2.7～3.4厘米，无毛。花期4月，果期9～10月。

保护漾濞槭

第4篇：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关键词：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翔安农民画；建档保护

1 对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

民间文化历史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是世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誉，而项目传承人则被称作是漫漫岁月长河中的“提灯人”，传统民俗文化在他们的手中发扬光大。然而，由于资金短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等各种原因，不少项目传承人的生活、生存状态欠佳，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处于濒危状态。比如，北京市密云蔡家洼五音大鼓、北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山东高密扑灰年画、重庆南溪号子、南京白局等都面临着消亡的可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岁数已高，如果他们去世，也就意味着这些民俗文化的彻底失传。如，厦门翔安农民画传承人梁金城今年已是73岁高龄，作为全国闻名的农民画家、翔安文化的“金名片”，梁金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福建皮影的唯一传承人陈郑煊直到近百高龄，才在市级文化部门的牵头组织扶持下有了名义上的徒弟……

保护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日益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做好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保护工作，是保护、抢救和传承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直接、最有力、最有效的关键举措，也是各级政府特别是档案、文化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

2 对厦门市翔安农民画的相关解读

厦门市翔安农民画是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特点鲜明且独特：朴实、生动、活泼、绚丽，蕴含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浓厚的翔安风俗韵味，是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的艺术瑰宝。1988年，原同安县（含现在翔安区）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全国首批“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外来文化强势冲击、商业文化腐蚀、宣传力度减弱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下，曾经有过辉煌耀眼历程的翔安农民画陷入了濒危的境地：农民画家队伍人数急剧减少且后继乏人，翔安农民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举步维艰。

目前，厦门市翔安农民画的主要传承人为梁金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梁金城于1939年出生， 1957年开始从事农民画创作活动，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及全国美术展览并获奖，受到美术界同仁及国际友人的赞誉。梁金城在全国美术界有较大的影响，曾和陕西户县的农民画家李凤兰被中国美术界称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南一北两位农民画家”，《人民画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做过专版介绍。

3 厦门市翔安农民画建档保护的实现

对厦门市翔安农民画进行建档保护，将其通过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记录保存起来，不但能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有形的物质形式体现，同时，由于档案本身的特殊属性及其作用能够使得这种保护形式更有先天优势：1.档案作为一种历史记录，是社会记忆的最真实可靠记录。原始记录性是其本质属性和根本特征，真实性是其本质属性的表现。对翔安农民画进行建档保护，实质是将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事项固化，以达到记录、保管、利用的目的。2.档案的记录载体多样，档案本身承载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这样，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比较好地体现特点鲜明、内涵丰富的翔安农民画的记录。3.档案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为凭证作用，二为参考作用。将翔安农民画以档案形式保存记录下来，其真实可靠性保证了其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的发挥[1]。

3.1 主动征集翔安农民画及传承人的相关档案资料，建档保存。实际上，不少地方的档案部门已经着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档保护。例如，辽宁省档案馆，发出公告面向全社会征集各类历史档案资料，像东北大秧歌、踩高跷、皮影戏等这些民间艺术，首次被收录进馆[2]；陕西省档案馆收藏了陕北贾四贵和陕南钟明华两位剪纸艺术家的21幅代表作，这是该馆首次收藏剪纸作品；昆明市档案馆与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将其保存的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非物质文化民间传承人及传承技艺档案，以及反映昆明市彝族山歌、花灯歌舞、民间传说、民间小调、特色乐器演奏、民间小吃制作、民间手工艺等档案共计800余卷全文数字化并移交昆明市档案馆保管。

翔安农民画是翔安民俗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厦门文化事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对翔安农民画这一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征集建档，不仅能够丰富地方特色馆藏，使这一民俗文化品牌源远流长，更能让它成为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一大助力。因此，档案工作者需要主动作为，变“等档案”为“找档案”， 对有关翔安农民画诸如图书、照片、期刊、历史文稿、口述档案、画家手稿、新闻报道等档案资料展开征集工作，并及时建档保存。对属于个人并且比较有价值的画作等资料，除了积极提倡和鼓励画家向档案馆捐赠或者寄存，更得做好购买准备，申请并建立收集专项经费，将部分翔安农民画档案收购、征购进馆。同时，在翔安农民画申报市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填报、鉴定、审批、确定等申报材料，记录申报过程的新闻报道及宣传保护翔安农民画的各种活动中产生的材料，同样具有重要的保存与编研价值，需要积极征集、妥善保管。

此外，可以为翔安农民画传承人建立传承人专项档案。对传承人档案的征集要求具体完整，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传承人与档案征集者的个人相关资料，比如姓名、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及职务等；与传承人相关的翔安农民画相关信息：形式、类别、特色、价值及与其有关的地方民俗文化；宣传保护翔安农民画及其传承人的各种活动中产生的新闻报道、宣传画册、相关著作、奖杯奖状奖品等背景资料[3]。

考虑到翔安农民画传承人年纪偏大等原因，为了保证传承人专项档案建立的最大完整性，可以考虑口述档案。通过对传承人的采访做口述录音及笔记记录、以录音带或者光盘载体形式归档，更能直接地体现翔安农民画的原始面貌。

同时，翔安农民画传承人专项档案建立以后还要对翔安农民画传承人的信息情况实行动态管理，对传承人的现状进行跟踪、反馈，及时掌握传承人的最新情况，比如个人获奖信息、开展翔安农民画培训情况、媒体最新对其的报道，等等，并在其专项档案中跟进调整。

3.2 建立翔安农民画档案资源数据库，通过网站与传播。从现实考虑，互联网比传统书籍与音像制品更具优势和影响力，大部分的人群，尤其是年青的一代，越来越倾向并习惯于从互联网获取知识信息。因此，建立翔安农民画资源数据库，将征集处理后的翔安农民画相关资料转换到光盘、硬盘等数字化存储载体进行数字化存储，通过专门网站进行，将更容易吸引群众注意力、扩大影响力，更有利于传播翔安农民画的文化。

3.3 编写翔安农民画图志、研讨论文专著等文献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编写志书、文化图考等文献集成资料。社会学者及专家要进行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其可靠的第一手资料[4]。

因此，在对翔安农民画的建档保护中，应建立起档案部门、文化部门与社会专家学者的良性互动，通过举办翔安农民画学术研讨会、图志编撰等有益形式，欢迎、鼓励、支持专家学者恰当利用翔安农民画档案资源，深入发掘翔安农民画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创造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研究价值的翔安农民画文献集成成果，形成翔安农民画档案运用、研究及普及相关知识的良好氛围。

3.4 立足翔安农民画档案资源，推动其产业化发展。在保护与抢救的同时，为了让翔安农民画能够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应立足翔安农民画档案资源，积极探索让翔安农民画与市场接轨，促进农民画的商品化，拓展农民画的商业价值，推动农民画的产业化发展。可以从提高农民画的艺术品质和商品化标准等方面入手，设计开发多种农民画衍生品，如农民画的包装礼盒、茶杯、挂历、纪念衫等；另外，也可以与农家乐旅游结合起来，在农民画家家中设立画室，或者开辟翔安农民画文化长廊，成为游人看山水美景、赏民间艺术、品风味小吃、体验翔安乡村风土人情的旅游新亮点。

参考文献：

[1]覃凤琴.从“非物质”到“外化物质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及其价值考察[J].山西档案，2007（5）.

[2]赵亚敏、王云庆.档案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J].浙江档案，2006（8） .

[3]李昂、徐东升.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征集工作[J].兰台世界，2010（3）.

第5篇：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在这个越来越趋向同一性的全球化社会，在21世纪的“地球村”，英语是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但是对于那些曾经对人类文明起着巨大作用的少数语种，却正在濒临绝迹。每一种濒危语言的湮灭，带走的是一种珍贵的人文遗产，这种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一种语言死亡等于观察世界的一扇独特窗户关上了

损失不可挽回?语言死亡的后果有这么严重吗?对文化有什么冲击?

一种语言的消失，后果不亚于一个生物物种的消亡。语言是人类无形的文明遗产，每一种语言都积累、传承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大卫・克里斯托堪称当今最杰出的英语语言研究权威之一，他在论述语言死亡的成因时提出“绿色语言学”的概念，强调一门语言代表一种文化，而语言环境如同生态环境一样，越是具多样性，各个语言之间越能互相丰富彼此，使整个大文化体系越发强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说：“一种语言的消失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消失，特别是使用这种语言的团体――不必说诗和传说，更不必说谚语和笑话――传统和口头表达组成的珍贵传承。语言的消失同样损害人与生物多样性之间保持的关系，因为语言承载着丰富的自然以及宇宙知识。”

表面上看来，人类语言逐渐“大同”的潮流也许是个健全的趋势，英语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这可以缓解族群间的紧张关系，促进全球贸易。语言学家并不否认这些好处，但罕见语言消失还是让他们痛惜，因为语言中隐藏着古代人类的迁徙模式，这些研究需要大量的语言样本，样本越多，得到正确答案的机率越高。每一种濒危语言的湮灭，带走的是一种珍贵的人文遗产，这种损失是不可挽回的。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马提索夫是藏缅语(例如云南的拉祜语)专家，他说：“我认为，保存罕见语言的价值大多是人文的。语言是社群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一种语言死亡了之后，那个文化的特有知识就丧失了，观察世界的一扇独特窗户就关上了。

《语言的世界地图》：2500种语言正濒临消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2009年2月发表的《语言的世界地图》报告说，全球6900种有人在说的语言里，其中2500种正濒临消失的危险。

最后一位说曼岛语的人于1974年去世；2008年，最后一位说埃雅克(Eyak)原住民母语的人玛丽・史密斯，以89岁高龄在阿拉斯加去世。上述言语也随着最后一位使用者撒手尘寰而归于寂灭。过去50年来，已有200种语言销声匿迹。少数人使用的语言濒临消失，已加速成为“迫切的危机”。2001年统计时，曾列出900种语言正面临灭迹。人类使用的多种语言，正以惊人的加速度消失。

目前全世界约有6900种语言，其中的50％-90％可能在本世纪结束前消失。在非洲，至少有300种语言短期内即面临“灭音”危机，东亚和东南亚则约有145种语言面临即将消失的威胁。在所有国家中，印度“濒临消失的危险”语言数目最多，达19研中；美国第二，达192种；印度尼西亚第三，达144种。

已经灭绝的中国民族语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发展中国家。除汉族外，已确定民族成分的有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5％，分布在占全国总面积约55％的土地上。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使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正在面临消亡的危险。

中国虽然不在语言濒危的热点地带，但至少也有数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在UNESCO世界濒危语言分布图上，中国濒危语言最集中的地区有三个：1.东北地区；2.陕晋黄河中游地区；3.西南边境地区。UNES00把满语列为“Critically endangered(极度濒临灭绝)”，实际上标志着满族语已经达到了灭绝的临界点，到了语言灭绝的最后一刻，

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灭绝的中国民族语言有“科压卡拉语(kyakala)”，它是科压卡拉族使用的母语。科压卡拉族分布在我国黑龙江黑河县南部。在2010年，该族预计人口为2880人。科压卡拉族在历史上，曾为满族同化，如今汉化，通行汉语。

我们不仅出现了民族语言灭绝的实例，且除了满语外，有部分民族母语也处于“极度濒临灭绝”状态，比加鄂温克族语(evenki)。鄂温克族主要聚居在嫩江流域上游和呼伦贝尔大草原，鄂温克族有自己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分海拉尔、陈巴尔虎、敖鲁古雅三种方言。没有文字。目前，牧区用蒙文，农区和林区通用汉文。

正在消失的中国民族语言

细心的游客，在仰视云南丽江古城木府高悬的门额时，会看到“天雨流芳”四个大字：这是纳西语的音译，意为“去读书吧”，体现了纳西族人推崇知识的灵心慧性。但遗憾的是，现在很多纳西族小孩都不学纳西语了，开始学起了四川话、昆明话甚至广东话，以便将来外出谋生。这种活泼生动、与自然紧密结合的语言将成为只存在于老人记}乙中的语言。

在有着中国母系氏族社会传统的摩梭族中，小于20岁的年轻人要么摩梭语发音“变昧”，要么就根本不会讲。虽然生在长云南丽江泸沽湖畔的大于印岁的摩梭族^、还能用自己的谙言交流，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对原’有民族语言的传承；因其语言没有文字形式，文化传承靠口耳相传，摩梭语即将成为中国正在消失的民族语言之一。

鄂温克语的现状同样令人担忧。鄂温克族是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生活在位于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他们有着自己的母语鄂温克语，由于该语言没有文字，只好借用蒙古文和汉文作为本民族的通用文字，孩子们通常接受蒙古语或汉语教育。长此以往，鄂温克族青少年中会说本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

到底该如何拯救濒危语言呢?

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正在使用的12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1000人以下的有20余种，它们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

即使使用人口超过1000人的语言，也并不说明它们有较强的生命力。例如，满族虽然有1100多万人口，但会说满语的人却已经不足百人，而能精通满文的不到10人，他们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这些老人辞世之时，也将是满语退出历史舞台之日。有关人士担忧：如果满语消失，很多清代史实再也没有解密的机会了。中国对满语的保护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但还存在着一些瓶颈问题如教学

经费的投入、专业人员的培养、语言数据的保存等。

保护民族语言，任重道远。就拿满语来说，我国对满语保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1965年，有了第一。届满语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1985年，黑龙江满语研究所创办了《满语研究》学术期刊，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专门研究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的学术期刊。1999年11月，黑龙江满语研究所进驻黑龙江大学，并组建了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在基础教育中出现了满语的母语小学，比如黑龙江省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村满语小学。此外，很多满语网站也陆续建立起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来传播和普及满语，成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保护的速度不仅要看发展，还要看一个新的标准，那就是和灭绝的速度比较，保护要“超过”灭绝。我们对满语的保护，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满语依然处于极度濒临灭绝状态。

尽管在少数民族语言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中国语言多样性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看来，保护民族语言工程，需要国家意志来推动。中国知名学者周海中教授指出，当今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正处于逐渐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抢救濒临消失的民族语言。保护民族语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礼会安定。

他山之石：语言有“休眠”状态，幼儿教育是关键

每一种民族语言都必须得到保护，无论强势，还是弱势，语言文化是多样化的，这个“多样化”的原则，是现代人文不可动摇的原则之一。最典型的例子，一是希伯来语在历史上已经成为“死亡”语言，后在以色列，政府的全面资助和推动下，得以复兴；二是威尔士对民族语言“威尔士语”的政府推动，也使得这一濒危语言得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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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语言休眠的状态，看上去某种语言好像已经死掉，并且消失了儿代人，但实际上，只是语言的休眠状态。比如澳大利业的某些民族语言，_已经死亡了几代人的时间，原以为即使复兴也没有什么结果，可是没想到，通过社会的积极努力，这些民族语言重新得以复兴。澳大利亚的例子，表明语言有―种“休眠”状态，不要对语言复兴过于悲观。

在新西兰的濒危语言地图中，毛利语被标记为“不安全的”，不过，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毛利语本来是一种灭绝了儿代人的语言，如今复兴成功。

第6篇：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一、充分认识实施“保护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民族民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源流，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纽带，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桥梁。常州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丰富而又独特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常州人民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载体，也是建设文化名城，实现“两个率先”的重要基础和内在动力。当前，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常州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面临危机，许多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保护工程已刻不容缓。

“保护工程”是在以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由政府组织实施推动，对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有效保护的一项系统工程。实施“保护工程”，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对于坚持文化多样性，维护国家文化和文化安全；建设江苏文化大省、常州历史文化名城和发展先进文化，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常州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不仅要落实资金，还要组织力量，统筹规划，加强指导。但是，“保护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必须要有社会的广泛参与。要坚持政府保护与民间保护相结合，财政投入与社会资金相结合。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共同搞好工程建设。

“保护工程”是一项时间跨度长、涉及专业多、工作任务重的系统工程，要在全面普查、摸清家底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全面的、长远的“保护工程”总体规划。同时，要分阶段提出目标、任务和要求，从实际出发，有重点、有步骤地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各地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保护工程”规划与具体实施方案。

三、全面普查，摸清家底，突出重点，抓紧抢救

全面普查，摸清家底，是“保护工程”的首要工作。要在充分利用常州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等工作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和掌握常州各地民间文化资源的分布情况、保护现状与存在问题，摸清家底，建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档案，编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目录清单。

保护工作要区分轻重缓急，对那些处于濒危状态且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门类，要优先安排，抓紧抢救；对那些濒危门类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和年老体弱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要尽快采取措施，进行抢救性记录并加以传承；对那些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原始资料和实物，要授权有关单位积极征集，妥善保管。

四、先行试点，摸索经验，以点带面，扎实推进

“保护工程”作为一项探索性工作，要采取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工作方式，选择一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特色鲜明、又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抢救、工作基础好的项目作为试点。常州手绘梳篦，已被省列为江苏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首批试点项目。要从宏观管理角度，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政策法规建设、投入机制、组织工作体系等进行探索，侧重制度建设与机制创新；其他各专业性试点要针对某一门类民族民间文化现状，制定保护标准和具体保护措施，侧重探索专业门类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思路、办法和措施。试点工作要分级开展，分级管理。通过试点的探索与实践，摸索出不同地域、不同层面的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的经验，并在总结、交流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试点的典型示范和引导带动作用，积极、稳妥地逐步在全市范围内推开。

五、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保障措施

“保护工程”是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各级政府要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保护工程”摆上重要位置，认真研究，积极筹划，落实措施，组织实施。各级文化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与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分工负责，加强协调。形成合力，避免重复建设。各级财政部门要大力支持，积极配合，共同推进“保护工程”的顺利开展。2005年至2008年，市财政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国家和省级的试点、市重点项目的保护和研究、珍贵资料与实物的征集和收购、传承人的培养和资助、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进行补助和扶持以及市级中心的建设等。各辖市区财政部门要将“保护工程”纳入财政预算，给予经费保障。各地要因地制宜，成立与市级相应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具体实施“保护工程”。

第7篇：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家正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曾经用过一些很生动的话语。他说，“这是守望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记住我们民族自己回家的路。”

尽管我国2011年颁布实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正如冯骥才委员所言，由于相关法律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有法无力”始终成为我国非遗保护的软肋。

非遗保护“有法无力”固然与立法的滞后有关，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公共资源的稀缺性与非遗保护的巨大需求之间存在着现实矛盾。

据了解，我国确定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1216项，地方各级政府确定的非遗保护项目更是不胜枚举。非遗保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每种非遗保护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尽相同，各级政府往往却只能投入有限的资源，导致非遗无法得到全面、及时、有效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性和经济性的双重性质，这决定了它有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重关系。从这个角度看，非遗的保护同样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对它的保护应当兼顾公法和“私法”。特别是在公法保护不尽到位、立法存在滞后的现实情况下，笔者认为，对非遗保护不妨多些“私人订制”。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强调非遗属于“全人类”，而将非遗保护与公权力保护画等号，忽视了其他保护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授予相关权利主体专有性权利来促进非遗的有效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相信有了现实的利益冲突和切肤之痛，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变非遗“说起来人人有份，实际上无人担责”的保护现状。

第8篇：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民间舞蹈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触，像扭秧歌，狩猎舞，农乐舞和采茶歌等等。特别是在一些交通便利、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源丰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大量的游客走进了风景优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民间舞蹈在新的时空环境内，展示给游人的舞蹈形态大多是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改编加工过的，更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这样既保持了原来的“土风味”，又适应了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品味。比如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云南映象》、贵州的《多彩贵州风》，她们将民间一些质朴、需要人们珍惜却并未引起关注、濒临消失的歌舞搬上舞台，同时又把一些原生态的东西大胆的移植、拓展、运用现代意识、现代技法和现代人的思维方式，重新激活了这些古老的民间艺术，既强化了原生之态，又满足了当今观念的审美需求，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保护。

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民间舞蹈的重要性，比如湖南湘西的土家摆手舞、河北昌黎县的秧歌、安徽的花鼓灯、山西稷山县的高跷、云南景洪市的基诺大鼓舞以及贵州台江县的木鼓舞等民间舞蹈都已经纳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但是由于各个地区、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差异以及各民族民间舞蹈艺术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不平衡，民间舞蹈的保护和传承中也存在着不平衡性，仍有一些民间舞蹈存在着濒临消失的危机，中国民间舞蹈的保护和传承仍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

一、政府保护与传承

在中国的民间舞蹈保护和传承中，可以说云南是做得最好的。在以杨丽萍为首的舞蹈艺术家们的艰苦探索下，先后推出了《云南映象》、《丽水金沙》、《梦幻彩云南》《勐巴拉娜西》、《蝴蝶之梦》、《太阳女》等具有云南民族特色的大型民族歌舞，虽然走的都是面对旅游观众，定点演出的路子，但是这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歌舞的保护和传承却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云南毕竟只有一个，“杨丽萍”毕竟也是少数，在中国一些地处偏远的地方，它们既没有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旅游资源不发达且经济落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民间舞蹈正濒临消失。如新疆民间舞蹈击石舞、蒙族民间舞倒喇、兰州的太符灯舞、河南柘城县的鬼会、土家民间舞蹈打道钱、布依族的矮人舞等民间舞蹈，它们的传承发展已经岌岌可危，前景渺茫。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的日趋变化，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舞蹈已经不再是农民生命的需要。老艺人的离去，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增多，民舞队伍逐年缩小，针对这一现状，当地政府应加大对民间舞蹈这一民族瑰宝的财力投入，组建民间舞蹈考察团，走访了为数不多的老艺人，留下了珍贵的口头资料，并经过整理，以文字、画面的形式留下来存入了档案。同时开展研究性演出，收集并整理有关资料、服装、道具，保存这些民间舞蹈的宝贵资料。一个城市如果想要长期有效的持续性发展，仅仅立足于经济的单纯发展是不可取的。民间舞蹈是一门综合性表演艺术，它既包括歌唱、音乐、装饰，也包括各种肢体语言，保留着大量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人类社会和当地发展史的一块活化石。制定十年保护计划，建立“民间舞蹈文化生态保护基地”，对民间舞蹈的表演者实行重点保护等举措，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当地政府应重视民间舞蹈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充分发挥其政府职能。

二、课堂教学保护与传承

民间舞蹈濒临消失的重要原因就是后继无人，要从根本解决民间舞蹈濒临消失的危机，培养新一代的传承人是关键。教学是舞蹈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让民间舞蹈走进课堂，在音乐课堂中增添民间舞蹈这一教学内容，组建民间舞蹈专业培训班，不断培养新的民间舞蹈艺术人才，将会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舞蹈传承难这一实际问题。那么如何将民间舞蹈引进课堂，笔者认为可以从三方面进行。

首先，借助校园集体舞让民间舞蹈走进校园，激发学生兴趣。2007年9月，当教育部发出全国所有中小学生每天都必须跳校园集体舞通知之后，在社会和校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校园集体舞进入校园的大半年来，取得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有利于学生们的身心健康、活跃校园文化，还培养了学生们的审美情趣。既然如此，我们何不抓住这一良好趋势，丰富校园集体舞的内容，在学生们学会《阳光校园》、《小白船》、《校园华尔兹》等舞蹈之余，引进自己民族特色的民间舞蹈。如湖南的中小学生可以编入湘西土家的《摆手舞》和苗族的《花鼓舞》等本地特色的民间舞蹈，这样不仅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可以让他们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家乡。

其次，就是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同时，让民间舞蹈真正走进音乐课堂。老师在教学中可以从民间舞蹈文化切入，使民间舞蹈教学的传承不仅停留在肢体语言表达的层面上，还从文化的深层次上进行文化背景的拓展，让学生不仅知道动作该怎样做，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这样做体现了一种什么样寓意。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来增加学生的舞蹈文化底蕴，不仅使学生整体掌握了民间舞蹈的精华，而且使技术性与知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了民间舞蹈的生命力。

第9篇：保护濒危动物的举措范文

工业遗产是具有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和技术、审美启智以及科研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这些遗存既包括工厂、车间、作坊、矿场等不可移动文物，也包括机器设备、工具、档案等可移动文物，还包括工艺流程、传统工艺技能等非物质工业文化遗存。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工业、国外资本工业，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各具特色的遗产，它们构成了中国工业遗产的主体，反映了中国工业化时代的特征。

然而近20年来，工业遗产受到诸多挑战：城市工业重心开始向城外拓展，城内的旧工业区逐渐被废弃、拆除；一些传统工业陷入困境，不少企业面临“关、停、并、转”的局面；高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尚未被界定为文物、未受到重视的工业建筑和旧址，正在迅速消失。

“濒危”的工业遗产

沈阳是我国代表性工业遗产城市之一。近年来，在新区改造过程中，被称作“东方鲁尔”的铁西区大片旧厂房被拆除、搬迁，铁西区内沈阳冶炼厂中的几根百米大烟囱，尽管曾经被认为是我国老工业基地以及工业文明的一个象征，最终还是被开发商拆除了；同样是老工业基地的重庆，工业遗产的消亡速度也很快：许多当年的厂房、仓库、码头在城市建设和工业变迁中被拆除或改建，失去了原有特征。

“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旧厂房、旧设备也是文物。”参加论坛的一位沈阳代表说，“人们通常觉得文物是不能碰的，应该放在那儿展示的，沈阳遍地都是老厂房，老设备，而且大多数还在使用，把这些列为文物保护对象，很多人不理解。”

“因为认识不到位，工业遗产更加''''濒危''''。”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认为，对于其他文化遗产，各级政府及社会公众都已达成保护共识，并提出了规范的保护规则。但对工业遗产，至今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它的价值，并进行系统的评价，更没有标准、法规来保护它，因此工业遗产很容易受到危害。

保护工作逐渐提上日程

上海的工业遗存数量众多，在相关保护的理念、举措、实践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形成比较成熟的理念构架。

天津的五个城区都详细调查了目前的工业遗存情况，列出了名录，并有保护状况描述；在广州展开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试点中，已经将开展工业遗产调查列入普查，并通过调查，发现了制造厂、码头、货仓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遗存；江苏在已开展的第五批、第六批部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中已经注意到对工业遗产资源的挖掘和保护……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表示，文物普查只是工业遗产保护的第一步。此后，国家文物局还将结合文物普查的结果，对工业遗产进行专门的调查和评估，对其进行注册和定级，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保护规划，根据规划对工业遗产进行相应的保护。

合理利用是开明之举

“与其他文化遗产保护不同，工业遗产除了独特的、重要的东西需要绝对保护外，大部分工业遗产可以再利用。”俞孔坚表示，工业遗产的保护应该和社会经济发展、产业更新、再就业等结合起来，在保护其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再利用，既不能全部拆掉也不必全部封起来不能动。

“对工业遗产的合理再利用，是尊重环境、资源、人类创造的开明之举。”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与其他文化遗产不太提及经济价值不同，工业遗产往往也是一种经济资源，一方面许多工业遗产到现在还在运转，另一方面，工业遗产体量一般较大，与其将其推倒重来，形成经济资源的浪费，不如进行合理的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