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精选(九篇)

第1篇：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

关键词：民国初年的教育发展；发展原因；积极影响

教育史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教育问题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相联系。只有综合考虑各方要素，才能最终理解近代教育的真实情况。近代教育从林则徐作为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开始和魏远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源头开始，然后到郑观应提出“教育为立国之本”，一直到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都把发展教育尤其是新式教育视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强有力的武器。1912年，孙中山提出“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1] 这则表明了国民国政府对于教育的重视。但是自从1840年开始，教育一直是薄弱环节，到了民国初年，我国的国民教育体制得到了崭新的发展。

一、民国初年教育向前的发展概况

民国时期，教育有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向。衡量每一阶段教育的发展状况，最重要的要看施教者即教师的素质。民国时期，教师的素质有了一定提高，接受教育的地区比以前广泛，接受教育的人的数量比以前增多，教育的内容之前更广泛。

可见，自清末以来山西教师的数量大体上呈增长趋势。

教师的年龄结构是考察教师群体构成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衡量教育水平的因素之一。以华北乡村教师为例，清末华北乡村小学教师多为年龄较长的旧式文人，如：涿州西坛村之小学教员为 69 岁，[3] 到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师年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定县东亭乡村社会区 78 个小学教员中年龄最高之男教员超过 70 岁，年龄最高之女教员不满 40 岁，30 岁以下的教员共58人，约占74.3%，其中 20 岁以下者共 10人，占 12.8%，20 岁至 24 岁者共29人，占37.2%，25 岁至29岁者共19人，占24.4%。[3]（ P211―212 ）可见初级小学教师的年轻化。华北乡村小学教师年轻化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师范毕业生、 中学毕业生、高小毕业生的比例增大。总体来说，近代华北乡村小学教师群体经过了一个逐渐年轻化的过程，是以20―30岁的年轻教师为主体的。年纪较轻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体力和精力可以专注于乡村教育事业。

教师的籍贯也是衡量教育水平的一个因素，清末学习气氛兴起之初，乡村小学多塾师充任，塾师以本村人居多。随着乡村教育的发展，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小学教师群体不断增大，在教师籍贯分布的范围上较清末略有不同。总的来说，自清末到民国华北乡村小学教师的籍贯范围变化不大，由本村籍居多发展为本县籍占多数，少有外省籍的乡村小学教师。

通过以上对华北乡村小学教师群体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教师数量即规模。自清末以来华北乡村小学教师的数量大体上呈增长趋势；二是籍贯。该群体的籍贯分布渐宽，由清末的本村人任教为主发展到民国时期以本县或本村籍为主。这种分布模式既调整了过去相对单一的地缘配置模式，又不曾打破本地人任教本地的传统，便于乡村小学教师开展工作。三是年龄，该群体的年龄结构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年轻化的过程，由年龄较长的旧式文人过渡到以20―30岁的年青人为主。他们有更多热情专注于乡村教育事业。

总之，民国时期教育的教育范围较之前由单纯的的私塾扩展到各个地区，并且延伸到农村，受教育人数增多。并且教师的素质得到提高，教师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型职业群体。总之民国初期教育得到发展。

二、民国初年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民国初期，教育向近代转型的受多方面的影响，近代教育的发展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成立，颁布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近代工业得到了发展，经济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经费。国民政府对近代教育的改革也出台了一些措施。1912年9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革故鼎新，明令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公布新教育宗旨，并颁布《壬子癸丑学制》，接着又先后颁布了各种学校法令，将学堂改称学校，小学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等等。[5]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民主、科学”为武器，介绍西学是其一项重要的内容。它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袁世凯的复古逆流，使教育走向了一个新阶段。在复古思潮的干扰下，新式教育步履维艰，受到严重影响。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教育界的复古倒退痛心疾首，从民主、科学的角度主张学习欧美的教育方针，并且提倡现实主义的学习理念。从而西学得到了传播。这是民国初年教育发展的内部原因。

民国初年的国家环境在客观上也为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欧美各国列强侵略我国，主要是以文化侵略为主，列强实施“以华治华”的侵华方针，为培养精通西方文化的人才替他们干活，列强支持我国兴办新式学校，投资我国教育。这在客观上使教育在民国初年得到一定的发展。

三、民国初年教育发展的影响

民国初期教育的近代化，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民国初期的教育近代化为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清朝末年，虽然外国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西方文化，但是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抵制西方文化，封建伦理充斥着整个社会。学校教授的西方文化有限。民国政府成立后，建立了一些近代企业。迫切需要一懂得科学技术的近代化的人才。民国初期教育的发展，为西方文化的传播，促进青年思想的觉醒，新文化运动中举起民主、科学大旗的青年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民国初期的教育对“五四”运动的兴起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民国初期近代教育的发展，培养大批近代人才。为近代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优秀人才还赴欧美留学，他们回国后结合本国实际，为后来发展民族企业，振兴民族企业起了重要作用。

民国初期教育的发展加速了近代教育制度的最终确立。之后，西方各种教育学说和主张相继传入中国，促使北洋政府于1922年11月1日颁布新学制《壬戌学制》。在新学制下，订立一系列较为完整的规程政策。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在1928年颁布《戊辰学制》，对新学制进行调整，各项政策进一步完善。在学制的沿革中，相应地对行政、经费等规定也相继进行改革以适应学制体系的变化，对教师薪金的规程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一些出国留学生回国后，结合本国实际，大兴考察，研究，实验之风。促使近代教育体制最终确立。民国初年近代教育的发展催化了近代教育体制的最终确立.

参考文献：

[1]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2]山西省长公署统计处编纂.山西第九次教育统计（ 1924年） .学校数第10―11页，学生数第12―13页，教员数第20―21页.平均数字系计算所得.马宏：“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经济问题》，2010（12）

[3]李桂林：《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M]，1995.

[4]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 .上海：海教育出版社，1991.

第2篇：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

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形成以后，在它的指导下，革命根据地的教育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由于革命根据地是处在战争的环境中，所以实行了教育和战争的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同时，由于革命根据地是分散在广大的农村，所以指出：“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这就是说，在革命根据地办教育必须和农村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行教育和战争结合、教育和农村实际结合的前提下，中共中央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群众教育第二；在干部教育中，现任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这就使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显示出了与和平建设时期正规教育不同的战时教育的特点。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文教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报告中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方针，指出对于文化教育工作者要坚持“第一是团结，第二是批评、教育和改造” 的原则，并且提出了根据农民的需要和自愿兴办民办学校的原则。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他还指出，党在教育方面的具体任务是：一是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二是从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中扫除文盲；三是采取适当的坚决步骤，扫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四是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能够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很显然，这些教育任务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并且使它更加具体化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总结发展革命根据地教育事业的经验，使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1948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定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把工作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开始了由城市到农村，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以后，解放区的各项工作，包括文化教育工作在内，“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

这一时期，各解放区继承和发扬了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革命传统，继续坚持在职干部教育、兴办干部学校教育，举办中等教育，发展小学教育和群众业余教育，所不同的是政治教育以解放战争、为主要内容。新建立的解放区，则是对旧有学校进行改造，中学以上的学校，以政治教育为主，改造师生的思想，然后动员学生参加或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对小学教育的改造，主要是改造教师思想，废除旧教材，采用解放区自编的新教材。

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革命形势和任务跟着有所转变，有些解放区的教育为适应这种变化，就开始向着新型正规化的方向发展。例如1948年秋，东北地区已接近全部解放，生产建设、支援战争已成为东北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为此，东北解放区从长远着想，改变了中学的方针任务，把以政治教育为主的短期政治训练性质的学校，改为以文化教育为主，并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型正规化学校。同时，为适应当时的迫切需要，还举办各种短期学习班。其他一些解放区甚至更早地开始了这一转变。这就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民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的总政策和总任务，也是全国解放战争后期指导实施正规化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政策的理论概括和具体体现。它说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不仅适用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教育，而且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时期也是同样适用的。

四、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特点

新民主主义教育除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大基本因素之外，还具有如下特点。

1．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教育发展方向的指针。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教育工作的绝对领导，按照党的总方针制订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制度，保证了教育工作的共产主义方向。同时，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建立党的领导机构，在学生和教员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对学校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负有监督和保证的责任，使党的组织很好地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使党的指示在教育部门和学校顺利贯彻实施。

2．正确处理了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1941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了文化（包括教育在内）和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个基本观点的正确性。为党制订的各个阶段的教育方针任务，也都是为当时的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如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为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服务；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引导他们自觉地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自觉地积极地从事生产建设，支援革命战争等等。早在1933年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历史事实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工作，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服务作出了贡献。

3．在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又不忽视文化教育。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革命斗争迫切需要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掌握革命理论、政策和策略，用以指导革命运动；同时，根据地的干部学校，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学校，招收的学员大都是从旧社会来的带有旧思想的知识分子，要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干部，必须以政治教育为中心，转变他们的思想。所以党对在职干部理论和政治教育十分重视，并注意克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对文化低的干部，则首先学习文化，然后再学习理论。对中小学也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但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为主。同时，又适当地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文化课教学之中。对群众（主要是农民），由于绝大多数是文盲，所以强调进行扫盲识字教育，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发挥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以及根据地生产建设的积极性与自觉性。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4．注重教育同生产劳动的结合。早在1934年，制订的苏维埃教育方针中，就包括“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原则。到抗日战争时期，继承和发展了苏区这一优良传统。抗日根据地的学校实行“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师生既用脑劳动，又用手劳动，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地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方法，既增加了根据地的社会财富，具有经济意义，又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5．正确处理了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的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中，干部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是放在第一位的，国民教育放在第二位。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要经过干部去做”。“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干部教育，培训了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部，他们不仅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后来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流砥柱。历史证明，当时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决定，是一个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重大的意义和作用。而在国民教育中，又是成人教育第一，儿童教育第二。这是因为当时农村中的成人，是革命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他们提高一步，革命战争与生产即可提高一步，对他们的教育较之儿童教育，更有迫切性。

6．正确处理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演说中指出：“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这条方针的指引下，解放区小学、农民业余教育、扫盲运动，就如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正规小学、中心小学，由于条件比较好，着重于提高，不正规的民办学校，由于条件较差，着重于普及。两者兼顾，可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既可打开普及的局面，又可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7．发挥了公办与民办国民教育事业的两个积极性。根据地办国民教育，既发挥了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又发挥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说明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既是政府的事业，又是群众的事业。陕甘宁边区初期小学都是公办，发展不普遍。后来，依革命形势发展，小学除公办之外，又允许民办或民办公助。扫除文盲，是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以民教民。在教育事业中走群众路线，照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原则办学，使群众教育得到广泛发展。

五、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随着相应地进行了文化教育的伟大变革，废除了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教育，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根本变革。随着这种变革，制订了新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改革了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创立了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干部学校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农民业余教育及军队教育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体系。

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的总政策和总任务，也是全国解放战争后期指导实施正规化教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政策的理论概括和具体体现。它说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不仅适用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教育，而且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时期也是同样适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了新中国“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老解放区教育，首先是中小学教育，现在应以巩固与提高为主，条件许可时，可适应群众需要做某些发展。巩固与提高的关键是适当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坚决执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的改善的方针。新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有效地在师生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逐步建立革命人生观。

第3篇：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

沦陷时期的东北小学校教育，顾名思义是研究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的、小学校的教育。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先具体介绍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意义，再详细论述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最后归纳总结。在研究方法上，将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合起来。这样不仅研究的内容可以更丰富和深入，而且观点的得出也能够更准确和深刻。

一、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地区小学校教育的意义

教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任何社会和国家，如果忽略了教育的存在便不可能进步和富强。沦陷时期的东北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沦陷时期的东北小学校教育史又是东北教育史的不可忽略的部分。因此，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将会丰富和深化东北教育史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揭示东北教育史的发展规律及其在中国教育史中的地位。

沦陷时期是中国教育事业饱受苍伤和打击的发展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小学校教育皆呈现出满目疮痍的现象。这一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既作为全国小学校教育体系整体中的一部分，又作为东北独立的教育体系而存在。因此，既呈现出全国性的一般特点，又带有很强的特殊性。

二、沦陷时期东北地区小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况

小学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不管哪个国家都在积极致力于小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处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以王道立国，注重道德教育，并且，国民素质的基础始于小学校的教育。小学校的教育可以为我们传授爱国情操，培养高尚人格提供平台。所以，小学校的教育势必要求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在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地区的很多小学校都被迫停办了，加之日本的入侵，使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危机。东北地区自大同二年起开始大力兴办新式基础教育。

（一）沦陷时期满洲帝国文教部的小学校教育

小学校修业以六年为限，分为初、高两级，前者为四年，后者为两年。要求按照当时民国时期的法规规定要满六岁才能进入小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最终都没能实现，二更多的情况是年满七、八岁或年满十一、十二岁才有机会获得进入小学校学习的机会。还有专门设立的管理小学校的相应级别的机关，有省立、市立、县立、区立和私立的区别。省立、市立、县立大多办学选址会在省城或县城，所以它们的各项设施都还比较完备，规模也还比较可观、宏大。然而，区立或是村立的设备不完备的不计其数。在这时的私立小学校是发展得最好，师资和设备都是最好的，但是能上学的儿童家庭少之又少。在这个时间段内，满洲政府制定了二十年施教的计划，力图循序渐进的普及小学校教育，已达成我国没有文盲的长久愿望。

（二）官办小学校教育的发展

按照发展后的中国东北沦陷地区对的形势来看，旧时政府制定的教育体系难以满足后来小学校教育发张的需要，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办学途径和办学理念。由此借鉴后来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二日，清政府下诏：“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材，端在修明学术……着各省书院……县均改设小学堂。”初步决定在各省设定小学堂。接着又先后颁布了张百熙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张之洞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确立了各等小学堂的办学章程和办学宗旨，形成了较完整的小学教育体系。1905年“奉天将军赵尔巽设立学务处，通饬各属一体兴学，以小学为教育之本也”将各州县的书院、私塾、庙宇改设为小学堂。吉林省将军达桂上奏，“兹将旧有崇文书院改为学务处，并于东西南北四处，各设初级小学堂一所，每堂共招学生二十名，计共学生八十名，教以初级浅近之学。”这是吉林省兴办新式小学堂的开始。同年，黑龙江省将军程德全颁行《为奉上谕停止科举创办学堂通行各属遵照由》，要求：“各副都统衙门及地方长官，均宜体察地方情形，将应办学堂切实开办。”第二年，黑龙江各府县开始创设小学堂。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奉天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2040所，学生80938人;吉林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160所，学生7364人;黑龙江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131所，学生5605。

（三）学制改革过程中不断成熟的小学校教育

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无论在任何国家，以何种形式存在，归根结底都是为其本阶级利益服务的。同时，它也可以成为辅助对他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一柄利刃。这把利刃甚至比其他的侵略方式更为锋利，因为它所泯灭的是一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沦陷时期我国的教育一般没有约定俗成的用来规定其程度和模式的相关法律条例，沦陷时期，我国初等国民教育制度，分为初级小学校及高级小学校两个阶段，初高两级合校的称为两级小学校。

第4篇：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

引 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教育进入近代化历程，新疆的近代教育由此拉开了序幕，教育得到了一定发展，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高潮时期”。对于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研究，国外未见相关研究成果，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仅限于对新疆省政府教育政策、各式教育及教育行政机构的列举与简介。本文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深度分析和总结，以作为当前新疆教育发展的借鉴。

一、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此时的新疆和全国其他各省一样积极响应，相继爆发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武装起义、伊犁起义和喀什噶尔起义。最终，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新疆归附民国，实行共和。1912年5月，杨增新被中央临时政府任命为新疆都督。从此，新疆历史进入杨增新主政17年的民国时期。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其政权尚未稳固之时，杨增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化解统治危机，在新疆局势相对稳定后，杨增新在其“主张人治、以民为本”政治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新疆的历史环境和教育现状，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政策和方针。杨增新从《阴符经》和《道德经》里总结统治政权理论，“认为君子可欺以其方，如果受欺比不受欺更有利，君子也应该故作愚人”。[1]杨增新统治初期，“新疆教育落后于内地，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能完全怪罪于杨增新”。[2]虽然杨增新采取愚民政策，对内实行“无为而治”，但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以静制动，因时因势，以无为为有为，即无为则无不为也。”[3]杨增新在教育方面也是“有所为”的。杨增新时期的新疆教育在他统治初期和后期发展有所不同。杨增新统治新疆初期，由于政府财政困难，经费不足，出于闭关自守政策考虑，杨增新政府没有立即着手发展新疆教育，在他看来，学校已成为“致乱之根源”，[4]“学堂毕业之人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5]“据统计，1912年，新疆全省有学校60所，有学生1802人，教师107人，1919年，有各类学校141所，学生4247人，教师202人，全省有4个图书馆，藏书1200册”。[6]“清末，新疆共有各类学堂606所，在校学生15691人。民国伊始，大多数学堂关闭，大大低于清末的数字，然而，4年过后，这种落后状况仍未得到改变。”[7]“当时，全省只有迪化、伊犁两地有中学，各县虽有一两所公立小学，但学生人数很少，更谈不上女子教育、民族教育。” [3]在杨增新执政后期，面对新疆人才极度缺乏的现状，兼之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不得不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行政以需才为急，储才以学校为先”。[8]1916年，在迪化开办师范学校讲习班，同时，也设立学校和短期培训班，“以养成吏才而收得人之效”，[9]同年6月，杨增新创办政治研究所，因材施教。1918年，杨增新政府开办实业学校，同时还设立了医学研究所，培养医疗人才，“抉术行医，自谋衣食”。[10]到1919年，“全省各类公私立学校仅141所，学生总数4247人，教员总数202人”， [11]1920年，杨增新又设立省立中学，开设国文、数学和经济等新式课程。1924年，建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一直持续到1932年，这是当时新疆的最高学府，可以说是新疆高等院校的雏形。在少数民族教育方面，他在当时迪化创办蒙哈学校，主要培养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子弟。对于外国人在新疆办学校，杨增新认为“大一回教主义鼓吹建设大同盟国，是别有用意的”，[4]（238）并以“教育一事，关系内政，至为重要”， [12]下令禁止“民间私聘外国人充当阿訇”。[13]由此可见，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教育，统治前期主要以小学教育为主，后期以初等和高等教育为主，而民族教育发展极其有限。作为熟悉西北边疆边情和民情的守旧官僚，杨增新治理新疆的各项举措主要是奉行老子思想“无为而动，以静待动”。前者“节用爱人，不开奢侈之门”，后者“谨小慎微，不开祸乱之门”。 [14]

二、金树仁统治时期的教育

1928年，新疆经历“七七政变”之后，金树仁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开始了执政新疆5年的政治生涯。在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一方面延续了杨增新时期的一些政策，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对外关系上做了一些变动。教育方面，相比杨增新时期有所开通，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在“开办教育、疏通民智”思想的指导下，“全省有学生7380人，其中中学生约200余名，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30年升格为俄文法政学院。有省立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各一所，省立图书馆一所，有图书5000余册。学校图书馆有藏书1000余册。” [6]（461）同时，为了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时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女子教育均有一定发展，并派遣部分学生到内地和国外学习。至1929年，“全疆有初等小学122所，学生5477人，到1931年增至153所，学生7162人。”[15]此时，“新疆的教育经费从1928年的533899元，增加到1932年的1880057元，学校也由1929年的122所，增加到1931年的153所；小学生总数由1929年的5477人，增加到1931年的7162人。”[11]金树仁执政后期，开始重视中等和高等教育，“1929年，初等教育经费184968元，中等教育经费179252元；1930年，初等教育经费156140元，中等教育经费179251元；1931年，初等教育经费161925元，中等教育经费234000元；1932年，初等教育经费113406元，中等教育经费255206元。”[7]由于金树仁处理“哈密事件”决策失误，全疆大部分地区相继爆发战乱。“1932年，全疆公立学校只有68所，学生2274名，较前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 [4]（243）这一时期经文学校发展迅速，南疆各地都有经文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在有关外国人参与学校教育政策方面有所放宽，允许经文学校聘请外国人来这里充当老师，这些外国人打着教书传教旗号，大肆宣传“双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这为金树仁统治后期“双泛”传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盛世才统治时期的教育

1933年，由于迪化发生“四一二政变”，金树仁政权倒台，同年8月，盛世才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边防督办，开始了执掌新疆10年的统治生涯。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无论在政治军事方面还是经济、民族宗教和对外政策方面，均与杨增新时期和金树仁时期相比有了显著变化和调整，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不例外。他认为，“新疆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区域，文化当然也随之落后，更加上杨、金时代的愚民政策……所以使新疆的教育更显幼稚，文化更加落后。现在要想建设新疆，则必须积极扩充教育。” [16]在他执政初期，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统治，提出了“八大宣言”和“九项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在教育上，提出“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教育方针，盛世才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并邀请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与新疆的文化教育建设，新疆各种层次的教育随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盛世才政府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据1937年底统计，全疆公立学校有：学院1所，学生300人，无女性；中学5所，学生900余人，内女生80余人；师范5所，学生1000余人，内女生40人；小学215所，学生33025人。”[4]（249） 1935年，把金树仁时期的俄文法政学院扩大成立新疆学院。在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盛世才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采取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并提出了“发展各族固有文化”的口号，在省立师范学校开设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民族班，1936年，并成立了编译委员会，主要编译各民族语教材，第二年，在伊犁、塔城、阿山、阿克苏、喀什等各地设区教育局，并在各县设立县立小学，使各地区各民族学生能够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在新疆反帝联合会的影响下，为了进一步发展新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还成立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等各民族文化促进会，依靠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等各方力量整合之前开办的学校，并对民族学校进行教学改革，对于各民族学生给予各种优待，“学生入学，概不收学费，纸笔砚以及课本都由政府供给，并供给膳宿等。中学大学的学生还有津贴，毕业后由政府加以任用。”[17]在留学方面，相比杨、金统治时期的官费派遣留学规模有所加大。1934年开始，盛世才政府选送多批各民族学生分赴苏联、阿拉木图、安集延等地公派留学，学习各种专业技术，这些学生回疆后成为建设新疆的重要骨干力量。在社会教育方面，盛世才政府开始增设社会教育行政机构，继续发展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和幼稚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使教育普及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各阶层。

1937年，随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应盛世才本人的请求，中共中央先后派数百位共产党人前往新疆工作，在盛世才政府的行政、财政、民政和教育新闻等多个部门和社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为建设新疆做出重要贡献，使这一时期的新疆各项事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全省各级教育机构及设施日趋完善和健全，投入大量教育经费开办和发展学校，积极培养师资力量，并编译出版各种教材，社会教育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为培养新疆财政人才和骨干，毛泽民创办财经专修学校。林基路在担任新疆学院的教务长时，就倡导“教用合一”的教学方针，提出“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开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新课程，举办新式专题讲座，对各民族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知识青年，校园学风和面貌焕然一新。由于盛世才政府和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新疆的教育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局面，明显体现在新疆学校和学生的数量方面。“从1938年至1942年，新疆的学校和学生均大量增长，公立学校从357所增至580所，学生从36575人增至91065人；会立学校从1400所增加至1883所，学生从99915人增至180035人。总计，学校从1757所增到2463所，学生从136490人增到271100人。”[18]在盛世才执政新疆后期，新疆的教育仍然继续发展。“到1942年，全疆公立学校已达到27.11万人；大中学校8所，学生3787人，分别比1937年增长140%和27.5%。此外还有扫除文盲的民众学校846所，学生146911人。”[19]“据1946年统计，全疆小学教员共有6071人，其中不合格的有2000多人。”[11]同时，新文化运动在新疆也广泛开展起来，新疆各种社会团体和学校、行政机构等都纷纷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先进文化思想。

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

1944年9月，盛世才政权垮台，国民党开始接管新疆统治大权。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虽然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新疆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但并未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社会混乱局面。到新疆和平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新疆时间比较短暂，主政者更迭频繁，期间虽经联合省政府统治，但如昙花一现，国民党在新疆实施与内地一致的中央国民教育，并统一新疆教育体制，但政局不稳，战乱不断，教育文化事业经费严重不足，教育并没有起色。这一期间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开展新疆与内地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成立西北文化供应社，在省会迪化供应内地和各民族的书刊报纸，组织新疆歌舞团到内地演出，邀请内地艺术家到新疆演出。不仅保障学术自由，而且鼓励科学研究。在民族文化方面，发扬保护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设立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并成立编译馆，出版双语《天山画报》、《少年知识》和《文摘》等多种出版物，也发行多种民族文字日报。在学校方面，继续发展新疆大学、中学、小学教育，培养各类人才。而在高等教育方面，“至1949年夏，新疆学院仅剩教职工91名，在校生379名。”[20]

五、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的历史作用

通过上述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民国时期新疆军阀割据政权，无论是杨增新时期、金树仁时期还是盛世才时期，他们的统治政策都是与统治者的地方政治意识分不开。在民国时期国家权力转换的重要阶段，无论是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新疆地方政权的首脑，都有一种自保意识，“自保意识是地方集团本能的反映，是民国时期各个地方集团都具有的一种政治心理。” [21]同时，民国时期的新疆军阀统治者作为地方势力，虽在地理区域上造成一定的分割，但对国家的分裂并未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无论是中央政府政权强大还是衰微的时候，他们都在公开场合甚至发文声称对中央政府表示忠诚，也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各地的地理特征，经济利益，语言差异，民族和文化模式之不同，都促进了忠诚于―归属于地区的感情。”[22]杨、金、盛时期始终承认中央政权的合法性，并拥护和支持中央政权，但不允许中央政府插手介入新疆事务，自身也不参与内地的政治、军事纷争，使新疆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实为谋求个人对新疆的独裁统治，使新疆处于一种“地方自治”的局面。虽然杨、金、盛治疆的思想、主张各有不同，但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立和巩固自身的地方政权，这是新疆统治者集团自治意识的外在表现。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新疆的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动乱，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也发展教育来维护自身的政权统治。杨增新时期，新疆的教育文化是处于近代教育的开创阶段，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加之执政者自身的文化心理特征等主观因素，新疆教育发展较为缓慢。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新疆教育是中国封建的古代教育向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教育的过渡阶段，是新疆近代教育的起步阶段或初始形态。”[23]这一评价较为客观、中肯。金树仁时期，虽在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与对外关系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和调整，但总体上是延续杨增新时期的旧的章程，毫无建树。这一时期新疆教育略有发展，学校和学生人数均有所增加，各种教育机构有所发展，但由于金树仁政权短暂，连年混战，使新疆教育文化事业受到严重影响，新疆教育处于停滞阶段。盛世才执政初期，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新疆的文化教育迅速发展，与内地的文化教育紧密联系，曾经繁荣一时，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发展高潮阶段。但到盛世才统治后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为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盛世才开始投靠蒋介石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苏反共，新疆的教育文化发展开始减缓。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虽然由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但每任新疆省主席任职时间都比较短暂，各项治疆政策大同小异，持续时间不长，与盛世才时期相比，新疆的教育发展更为缓慢，甚至倒退，新疆近代教育基本处于低谷时期。

六、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教育人类学审视

“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24]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也是新疆近代教育开创和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制度的性质只能由政治制度来决定”。[24]（1）教育制度又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体现在其教育宗旨和办学方针上。纵观新疆民国时期的教育，无论是杨、金、盛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都与清末时期的新疆封建教育有所不同。概而言之，它与民国建立后的新疆社会发展需要相吻合。新疆民国时期制定的各项教育政策法规虽然不尽完善，因执政者的更迭而有所变化，又因新疆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执政者们结合民国时期新疆的实际情况，不仅开创了新疆的近代教育，还发展了新疆的本土教育。

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民国时期新疆社会的教育系统是受到新疆社会的物质环境、经济类型、历史、宗教传统、社会组织等多种因素的直接影响。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部分。统治者们虽然通过教育手段对社会个体进行文化知识分配，但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这种分配是非常不均衡的。本土社会的教育不仅具有“正式的教育”的特征，还具有“非正式的教育”的特征，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更多地呈现出“正式的教育”特征，即专门的社会机构。学校教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机构。

第5篇：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

第一阶段(1951年―1958年)在和平解放以前,西藏只有零星、落后的传统教育,教育形式主要是寺庙教育、官办教育和私塾教育。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西藏和平解放时,西藏地方政府官办学校约有20所,私塾约有95个,在校生约为3000人左右。但即使是官办的学校仍然是以佛教经文为教学内容,私塾教育在形式和内容各方面都很不正规,这就是1952年前后西藏地区教育的基本状况。 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心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就制定了边进军边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文化等特殊方针政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沿途先后在西藏各地兴办了一批学校。昌都解放不久,于1951年1月中旬在昌都办起了冬学,是年3月正式成立了昌都小学,1952年8月成立了拉萨小学,招收了400多名藏族和回族学生。随后,根据昌都小学和拉萨小学的办学经验,又先后在日喀则、江孜、盐井、察雅、丁青、波密、林芝、那曲、泽当、亚东、谢通门、拉孜、昂仁、大竹卡、南木林等地,陆续办起了一批小学。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局面复杂,故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和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如:坚持充分协商和群众自愿的办学原则;教学内容由学校组织教师,参照全国通用教材,采取自编、自译、自刻、自印的办法来解决;教学形式,小学实现“四、二”学制(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制;办学经费全部由国家负担。学校用房用地由国家出钱高价购买;高薪聘任民族教师。学生部分贫富,一律实行供给制助学金;对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适龄儿童,由指定的学校收留住校,一切费用均由国家供给等,实现了从不发达、不完善的封建教育模式和机制向现代教育的跨越,实现了教育理念、教育内容与现代化发展需要的衔接;受教育由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变成了普通民众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各民族成员的教育科学文化素质空前提高,为民族自主发展注入了活力。

随后,西藏地区的教育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受教育的权利不再只为贵族独享,平民成为受教育的主体。特别是小学等基础教育的普及为提高当地老百姓文化素质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阶段(1959年――1966年)1959年的平叛改革彻底废除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翻身解放了的广大农奴和奴隶,分得土地和牲畜后,有了学习文化的要求。国家教育政策适应这一要求,逐步恢复压缩的学校,并同意1959年11月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提出的“民办为主,公办为辅”的办学方针,扩大现代办学规模,以达到尽快扫除文盲,满足广大翻身农奴学习文化的愿望和要求。为此,于1958年逐步恢复了停办的公办小学;1959年底民办小学达到450所,在校学生13000余人,1961年民办小学进一步增至1496所,在校生52000余人。截止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时,全区小学已发展到1822所(其中民办小学1742所,公办小学80所),在校生达66781人(其中民办学校学生56763人,公办校学生11018人),教职工达2485人(其中民办教师1954人,公办教师531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31.3%。 以上数据表明,西藏教育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1966年,公办小学达到82所,在校生11200人,民办小学达到1953所,学生6.4万人;1966年全区适龄儿童入学率由民主改革前的1%上升到当年适龄儿童的30%左右。在这个阶段,全区共培养中小学生3500人现代学校教育在西藏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小学在校学生90%以上为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年龄比较宽松,一般年龄在6至20岁之间都可以入学。学习时间一般为5年左右,要求达到初小文化水平。边远农牧区的学生学习时间没有具体规定,一般是什么时候学完小学课本,什么时间就算毕业。

第三阶段(1967――1976)“文化大革命”时期西藏的学校教育和全国的情况一样,处于非正常状态,教育政策出现失误。1970年以后又脱离西藏实际条件,提出在五年内达到“县县有中学,区区有完小,队队有民小,普及小学教育”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从1971年到1976 年,西藏自治区公办小学从85所发展到513所,民办小学从1845所发展到6131所。由于盲目追求学校和学生的数量,严重超出了西藏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支撑能力,因而造成了教育内部比例失调,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客观地讲,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违背了教育发展的科学精神和客观规律,实际上干扰了现代学校教育在西藏的正常发展。

第四阶段(1976-1985)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结束了“十年动乱”。“拨乱反正”后,教育政策主要是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1980年中央西藏工作会议提出了“逐步发展小学教育,扫除藏文文盲,藏汉各族学生都要学习藏文,尽快把民办小学改转公办小学,有计划地发展初、高中学校,编印藏文课本,提高教学质量”的指导方针,这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教育政策内容。到1983年底,全区小学已由1976年的6644所调整为2542所,此时,虽然减少了学校的数量,但教学质量却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教育的虚肿现象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一时期,中小学校的绝大部分藏族学生开设藏语文为主课。政府对各级学校吸收和培养藏族学生给予特别的重视,并制定了各项具体措施优待藏族学生。强调藏语教学和中小学实行汉藏分班的政策即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第五阶段(1985至今)改革开放中的教育政策。西藏自治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为了解决制约西藏发展的人才匮乏、劳动者素质低这两个关键问题,党和国家对西藏的教育发展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集中表现为全国支援西藏教育,包括异地办学―――开办西藏班(校);做好对口教育援藏工作;加大经费支持;坚持从实际出发,发展西藏教育为西藏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方面。有关小学教育政策具体体现在:1985年秋,西藏教育部门通过对应届小学毕业生德、智、体全面考核,1300名学生被选送到内地学习,内地西藏班(校)的办学工作由此正式开始。 1993年,西藏自治区召开了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了在2000年实现“县县有中学,乡乡有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0%;牧区普及三年义务教育,农区普及六年义务教育,主要城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决策。2007年,小学在校生达到32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2%,进一步巩固了建国以来西藏地区的文化教育成果。

当然,在长期的小学教育实践中,国家和西藏当地从教工作者总结出了大量实践经验,为推动当地小学教育因地制宜快速开展,对学生展开因材施教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支持。

首先,发展西藏教育要重视继承和发扬藏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也是国家制定发展西藏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在重视学习其他民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同时,重视和发展藏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西藏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学校教育是不是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重要标志。国家要求西藏中小学的教学内容、教材、课程设置等,要根据西藏的历史、文化和生产、生活的特点,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改革,不能照搬内地的做法。国

家还专门责成西北师范学院组织力量,在加强对西藏乃至整个藏族教育的研究和藏汉双语教学规律研究的基础上,编写适合西藏学生特点的中小学教材。

此外,国家对西藏小学教育的支持还表现在经费援助方面。宽泛地讲,西藏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对西藏的财政拨款。1952年至2004年西藏教育累计投入资金120.7亿元,其中教育事业费总投入约92亿元,教育基本建设总投入约28.7亿元。“十五”期间,中央加大了对西藏地区教育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投入资金1.8亿元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投入资金2亿元实施了“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安排国债专项资金2亿元用于初级中学改扩建,2亿元用于中小学布局调整,6.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两基”攻坚“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投入资金7.2亿元,对农牧区中小学生实行以“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为主的“三包”政策。

第三,从内地派遣教师支援西藏教育事业。由于西藏地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区内师资的匮乏是制约西藏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小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教师资源的缺乏更加突出。为此,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在拉萨等地成立中学急需师资,教育部从北京、辽宁等省市选派教师和辅导员长期支援西藏。1975年至1986年,由上海、江苏、山东、湖南、四川、河南、辽宁、湖北等省市派出教师支援西藏,两年轮换一次,先后派出7批共3056人次。派遣内地师资支援西藏教育以及为西藏代培教师的政策,为西藏教育的自主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师资保障。

近年来,西藏地区为了进一步巩固教育成果,鼓励中小学教师接受继续教育,并实施了多项改革,以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改革的基本方向为:(1)以发展教师专业化教育为主;(2)以新课程和高效为依托跨越式地推进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3)构建“渗透式”的继续教育办学模式。其中,所谓“渗透式”继续教育办学模式是指:西藏中小学新课程的改革与实施, 应当以西藏自治区中小学青年教师培训为基础,以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育理论和学科知识水平、现代信息技术的整合为出发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和研修方法,将新课程的理念渗透到全员和全程,使广大中小学教师成为具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想、自觉的职业道德规范、高度成熟的职业技能技巧的教育教学专家、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以此带动和促进西藏自治区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随着改革的顺利开展,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和新课程教育教学专家,使他们:1.具有新课程的教育教学思想和较为独特的教学风格;2.具备独立的教育教学发展、研究和参与的新视野;3.具有学习、掌握、运用和处理相应学科及教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新知识、新理论、新信息、新方法的能力;4.具备指导、示范和引导本地区其他教师进行新课程的研究与设计的能力;5.具有研究和理解学生,并促进学生品德、学识与人格健全发展的自觉性;6.具备本课程开发、管理及课程评价的能力。

最后,西藏地区小学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国家关注的重点。1987年国家教委、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转发《关于内地对口支援西藏教育实施计划》,在智力援藏会议上,确定了九大建设项目,重点用于藏文师资培训中心的基建和设备购置、新建和扩建边境县中小学、建设电视教育卫星上行站、购置交通工具等。从1992年到2002年,国家拨出教育专项经费,在西藏实施了新建、改扩建边境县中小学,新建地面教育卫星上行站等15个大项目、45个子项目;实施了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工程;内地15个对口支援省市帮助西藏新建、改

第6篇：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

关键词: 教科书 编审制度 发展

教科书的编审是教科书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对教科书的质量有着重要的决定意义。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教科书的编审,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每个历史阶段中教科书的编审制度的发展都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国定制的实行和发展

(一)建国初期统编通用时期

从1949年建国以来,为了尽快恢复国家的教育体系,国家开始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如以创建新的民主型教育制度为宗旨的大规模的教育改革,确定“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的教育建设先进经验”的教育基本原则。1950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出版署会议确定了教科书要全国统一的方针;1950年12月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负责编制全国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科书,采取改革旧教材、继承旧教材有用成分和学习前苏联教育经验的教科书政策,各地区一方面改造老解放区的教材或比较通用的旧教材作为中小学的教材,另一方面学习前苏联教育经验,对中小学的教科书进行整理编发;1950年颁发《中小学教科用书决定》了全国统一的教科用书,对中小学教科书进行了统一的编审,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第二部中小学教科书和相应的教学参考书。

这一时期是我国新教育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教材的编写中既有继承的成分,又有创新的成分,为新中国中小学课程编审工作提供了经验,同时学习前苏联的统一的教科书编审制度,实行“一纲一本”的教材政策,对教科书进行统编通用,这一经验的借助有助于解决当时各地教科书版本繁杂、供应紊乱的问题。虽然这种编审制度单一,缺乏自由和灵活度,不利于我国的教科书的多样性的发展,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教科书质量的提高有着更多的积极意义。

(二)进行调整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的时期,但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时期出现了“”运动。这一时期教育也受到各种“左”的错误的干扰,出现了“教育革命”运动。195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实验改革学制的决定》,出现了各种实验学制。为了适应这种学制改革的需要,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制一套十年制中小学实验教材,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和“左”的影响,这套教材编写得比较粗糙。1958年8月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下放问题的规定》,指出:“各地方根据当地的特点可以进行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对教育部和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通用的教材、教科书,学校可以进行修订补充,也可以自编教材和教科书。”此后很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和学校甚至学生自己都可以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但是由于“左”的影响和大范围的群众性的编写,这一时期的自编教材都存在着浮夸、虚假的问题。1962年国家对中小学教育进行调整和改革,总结经验和教训,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62年8月开始陆续出版了一套十二年制的中小学教材,并在北京、河北一些学校进行实验教学,取得了较好的评价。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套教材没有在学校正式使用。

这一时期,虽然对建国初期的教科书编审制度有着一定的调整,同时重视了乡土教材的编写,增加了教科书编写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但这种调整受着“左”的影响,教材编写混乱不堪,教材的质量也很差,能用的极少。

(三)停滞混乱时期

1966年到1976年是十年时期,这一时期的教育事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教育事业几乎停滞不前。国家统编通用教材被视为“封资修大杂烩”加以批判,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解散,教科书的管理权限完全下放给地方,教材的编发完全由地方负责。这时期的教科书比较混乱,一般只设有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等课程。上课学,放学学习“红宝书”。教育部的领导权被剥夺,根本无法进行教材编写。“”期间,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处于停滞混乱阶段。

二、审定制的确立和发展

(一)“一纲多本”时期

“”结束后,国家对全国的教育进行了恢复和发展,采取了统一编写和使用教材的措施。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77年左右也先后编写了后的第一套和第二套教科书,并放眼世界引进外国大批的教材。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并且我国开启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科书的全国的高度统一已经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为了适应教材改革的需要,1985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将教材的编写和审查分开,这是我国教材编审制度的重大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标志着审定制正式确立。就是说,在全国统一的大纲之下,各个地区、学校,甚至个人都可以进行教材的编写。根据这一制度,各地区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编写了四种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教材。审定制的确立对我国教科书编审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改革促进了教科书的不断快速发展。

(二)“一纲一本”或“多纲多本”的混合时期

本世纪初,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环,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教育部颁布了《课程标准》及《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施行了中央、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各个地区,各个学校可以根据自己地区的特点制定大纲编写教材,而不是统一用国家的教学大纲。如上海、浙江等地就根据自己地区的特点制定大纲编写教材,河北省教委编写的复式教学教材,各个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校本教材编写也逐渐兴起,全国的30多个省市几乎都在编写自己的教科书,教科书的品种和数量呈现几何数的增长,教科书进一步走向多样化和市场化。

三、结语

建国以来,教科书审查制度逐步发展,随着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渐从国定制发展到审定制再到混合制。刚开始是“一纲一本”的教科书时代,后来实行“一纲多本”或“多纲多本”,国家赋予地方极大的权利,教科书的编写形成了越来越多样化的特征,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各个地区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需要,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各个地方政府干预到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当中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教科书的审查不严格,有时就在本省进行审查,形成自编自审的情况;编审权放开,教科书数量大量增加的同时,对教科书的编写人员资质的审核、教科书质量的评价也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2]课程教研所.面向21世纪中小学教材建设现代化研究与实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3]彭尔佳,康林益.我国教科书百年回眸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2).

第7篇：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

论文摘 要： 回顾历史中的每一次教育变革，几乎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教育现代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都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有关。每一次的变革，都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冲击中进行文化的继承或者再创造，继而形成能够代表其时代特色的新文化，成为后来教育发展的新的文化基础，从而实现我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20世纪是中国文化和教育变革的重要时期，其间有疾风骤雨般的突变，也有和风细雨般的渐变。正是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传统文化和教育吸纳了具有每一个时代特色的文化传统和思想，加厚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富的文化底蕴。中国语文教育是最能代表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教育，一个民族所有文化的变迁都能从这里看到它发展的轨迹。

一、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的现代化启始于这两次的教育变革。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他们虽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教育，力图改变我国旧的教育制度，却仍惮于彻底抛弃传统的文化教育，于是提出了这一教育主张，试图以它调和西方文化与我们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之后的维新变法运动，则给中国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使得中国的封建教育制度彻底走向崩溃。这两次运动，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制度，开启了传统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的变革，但是，在本质上并没有触动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

两次运动的结果是，废除了统一中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并且颁布了“壬寅学制”和之后的“癸卯学制”。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后在全国推行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中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这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选学的内容，《学务纲要》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小学堂每日读经书一小时，挑背浅解一小时，每周计读经12小时；中学堂每周读经6小时，挑背讲解3小时，计9小时。计中学堂毕业，皆已读过《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及《礼记》、《周礼》节本，共计读过十经（《四书》内有《论语》、《孟子》），并通大义”［1］，“规定中小学读经，目的在于进行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也是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理解语言的能力”［2］。另外，初等小学堂的中国文字科主要教学识字、读书、作文；在高等小学堂则称为中国文学科，内容“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与政事身世关系等”［2］（P439）。“中国文学”科的设立，是清末语文教育的重大改革，为国文科的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使语文逐步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

变革后的语文教育，虽然打破了科举制度的限制，但它毕竟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根本，尽管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但是伴随它产生的几千年的封建教育思想并不那么容易被瓦解，它在一定时间内都会残存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内部。可以看出，《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语文教育依然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依然是在强调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尽管如此，这次变革还是使语文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引领语文走进了现代化的轨道。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给语文带来的新气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旧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转折点，它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传统教育和文化模式，给教育带来了新的文化气息。

在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教学的力倡下，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较之封建传统文化有了很大的转型，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白话文教材，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其中，小学语文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白话文的采用，实现了‘言文一致’的统一，减少了儿童学习和运用语言的困难，提高了儿童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第二，增加了语文教材的文学性和趣味性，在内容方面增加了反侵略、反封建、反军阀内战和热爱祖国的内容。如《祖国》、《小吹手》等揭露盗匪、军阀和列强的罪行，《波斯王的新衣》、《黄金梦》等是关于反封建的故事，《文天祥》是赞颂爱国的历史人物，另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散文及古诗”［2］（P396）。白话文教材在这一时期越来越受到欢迎。

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较之传统有很大的转型，但它忽视了中国语文教学的传统经验和优秀的民族文化，语文教材中反映美国、英国的内容过多，本民族的一些经典作品反而没有被选入，淡化了民族特点。因此，它也遭到了很多复古势力的巨大反抗，如与五四新文化相对立的“新儒家学衡派”极力主张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新文化和传

统文化在这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冲突，这个争议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几十年。

三、老解放区的语文教育经验

革命战争年代，一切教育都是为了适应战争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彻底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为后来新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几十年间，中小学语文教育内容始终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因时而定。无论从编写的指导思想还是选材内容，都是为了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新民主主义的体制下，其教育的原则是“强调政治、注重实际、力求精当、讲究实效［1］（P237）”。较有代表性的是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方式，其他革命根据地都受到它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以1945年胡乔木编的《中等国文》为代表，其选文分为两大类，即文言文和实用文，编者偶尔也选入一两篇传统的中外名著，更多的则是选用文字朴素、平易而又内容切近时代，切近学生生活的文章；同时，还会加入编者的一些“自撰文章”，大多都是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新思想和新生活的内容。这套课本与后来1949年编制的《初中国文》和《高中国文》，对语文教学上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体现在，汉语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处理语文规律教学、文化知识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三者关系，单元组合，选文贴近学生和生活，课本整体科学化［2］（474）。”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体系，这是语文发展长期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革命根据地这许多年间的语文教育，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由于封建主义思想的彻底瓦解，语文教学中没有了读经的影子，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文化受到了冲击，语文教育更加重视了与实践、与生活相贴近。这正是我们民族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模式，这种“革命性”的教育，给语文教育带来了新的革新。

四、苏联模式对语文教育的影响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语文变革

建国以后，中国教育开始全盘模仿苏联。苏联教育模式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是极其微妙而复杂的。新中国教育发展之始，我们的政府认为，中国教育发展“最为迅捷和最佳的道路［3］”就是直接从苏联吸取精华。

在这个期间的语文教学方面，曾轰轰烈烈地开展过一次学习前苏联的《红领巾》教学改革试验。这次改革对以往传统语文教学那种注入式、逐句讲解的方法是一次较大的冲击，但是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是我国各地在学习《红领巾》教学经验的时候，纯粹机械模仿、照搬苏联的模式，完全忽略了我们汉语文教育的民族特点。苏联模式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在实质上是经久不息的，但是，它的积极影响也是应当肯定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虽然它最终失败了，但是其中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为以后开创新的改革之路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

如果说苏联模式的学习是在引领我们对语文现代化的开创，那么文化大革命则造成了语文教育的历史大倒退。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在此割裂，民族文化在此遭到全然的否定，语文教育陷入了阴霾之中。

五、新时期语文教育的更新发展

在经历了挫败和艰难的探索之后，中国语文教育在新时期的呼唤下终于又再度回到了现代化的道路上来。从最初借鉴西方、学习前苏联的困顿中走了出来，开始了对适合我们汉语文民族特色的语文教育的探索。

新时期，较早提出语文学科要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道路是张志公，他为中国语文民族化的继承和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时期的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发展令人欢欣鼓舞。教材的编制，由初期的“一花独秀”到后来的“百花齐放”，选文有了系统的标准，“多以名家名篇和久经考验的传统课文为主，各种文体的安排，初一以记叙文为主，初二以记叙和说明为主，初三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高中阶段，是比较复杂的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以及部分文学作品。文言文的比例是课文总量的30%［4］（P23）”，这是80年代初的课文。随着社会的再发展，教材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在2000年起开始使用的教材作了新的修订。新的课文“更加注重了语文素养的提高，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和文学熏陶［4］（P23）”。

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在追求现代化气息的同时，也在兼顾着继承我们民族的经典文化，在“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理论的指引下，语文教育得以一片开阔的发展空间。

六、结语

宏观的社会背景决定了中国教育变革的轨迹，也决定了语文教育变迁的历次转型。回顾这段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语文教育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相对立的一面，也存在着相协调、相适应的一面。民族常常意味着传统，语文教育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通常都带有对传统的排斥，这源自于在现代化发展中一些观念的认识。实际上，语文教育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谁都离不开谁。语文教育的发展诚然需要现代化，但也需要传统，“中国语文，正站在现代与传统的交汇点上［5］”，交汇点，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应该认清中国语文教育的这个关键期，奋力前进，为中国语文教育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参考文献：

［1］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2］叶立群.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丛书——本国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第8篇：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

国学就是由文字记载的中华文化典籍的总称1，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基本标识，国学教育一直是培养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主要方式，更是中华民族长立于世界的根本内力。选择这样的课题进行研究，就是旨在通过探索、构建、践行，让国学滋润着学生成长的`魂，在通往明天的道路上走得更具姿态，也更富力量。

要想更好地研究，首先要理清国学的概念、范围、发展及其教育历程，才能推进此项课题的研究，并用研究的获得丰富、指导和优化教学，形成融于时代，又有国学特色的教育新方式。

一、探索国学教育的发展脉落

国学教育在夏朝之前就出现了，一直延续至今，约有四个时期：

1.国学教育的一元期（从夏朝之前――）

中华国学亘古即有，教育也随之而生。夏朝自始，官学为主，从春秋时期的孔子收受束修开始，官学和私学一体发展。孔子曾编撰和施教国学教育，将内容分为大小六艺。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习内容又增加了子学。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确定和筛选，变成了“五经”，到了宋代，又形成了“四书”。国民一直接受国学的熏陶和教育。

2.国学教育的冲突期（时期，时期）

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吹响了反封建文化的号角，也是国学和西学的较真和对垒时期，特别是国学大师带头提出对旧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践行，让国学教育受到动摇与冲突。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学教育再一次受到冲击，全国发起了批孔运动，儒家思想，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再次被搁置，国学教育又一次出现了内容偏失。

3.国学教育的迷离期（二十世纪的后叶）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人的精神世界却产生了混乱，价值观的天平出现了倾斜。国学反对论、有限论、无用论冲击教育，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西方思潮冲击腐蚀着人们的思想行为，理想丧失、精神枯萎、道德滑坡、价值弃守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特性。主要表现在家庭教育的缺位，社会普世教育观念的错位，学校教育的国学失位。

4.国学教育的回归期（21世纪初到今）

由于国家的普遍重视，一系列战略政策文件的出台，国学教育越来越受重视，社会、学校、各种团体、各界人士致力于国学教育的目标、内容、方式的多方位探讨，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二、国学教育的现状分析

无论是国学教育处于冲突期，还是迷离期，国学教育仍然占据着教育的阵地，是语文的包含内容之一。只是从国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受到冲击和左右，甚至制约和弱化。

1.家庭教育子女，失却了国学所赋予的精神要求

一些家庭教育子女，开始回避国学教育，让孩子片面追求好前途，将国学能够供给的人文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内容置之不谈。

2.社会教育公民，失却了国学所赋予的民族担当

社会不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对公民的思想认同教育力度不够，对国家崇尚、公众礼仪、道德风尚、情趣情操缺少更有力的教育。公民的民族情感，民族追求等教育苍白。

3.学校教育学生，失却了国学所赋予的生命责任

一些学校，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片面追求升学率，对学生生命成长缺少综合培养，尤其是国学教育，仅局限于教材中，使得学生具有的只是竞争，而无良好的生命状态，学生的民族认知、责任、自信教育出现短板。

三、国学教育的重新唤醒

1.国际对中华国学的重视

①1988年8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共同宣言，声称世界要在21世纪获得发展，必须学习2500年前的孔子。②据美国学者统计，《老子》一书畅销量排名世界第二，仅位于《圣经》之后。

2.国家发展战略的推进

“中国梦”提出，要实现中国伟大的复兴之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其中的精神主要就是国学所彰显出来的精神，即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3.国家教育政策的构建

①党的十六大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②和教育部联合出台了《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文件说：“在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不断增强广大青少年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③《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在总目标中说：“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增强语文学习的自信心。”

4.国家领导对国学教育的重视

①国家主席曾在党校研修班说，领导应读三方面的书，当代中国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做好领导必须的各种知识书籍，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②2014年9月9日，主席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师生座谈时说，我很不赞成把古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③2015年2月12日，主席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又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由于国学教育受着现代教育的影响与制约，不可能成为学生成长的单一教育内容，这就要求学校在开展国学教育时，以使命为担当，以责任为先导，与现代教育联姻。最大限度，最好程度地对学生施行国学教育。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应试教育导致对学生人文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忽视。在这两种力量推动下，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学与现代教育的第一次联姻2。”为以县域背景下探索一条培植学校国学特色建设之路提供了理由、机遇和平台，为如何搭建教师国学培训载体，提高教师国学平均素质，构建学校国学特色环境，国学课程（包括语言、活动、运动课程）的开发，国学品质建设的多样化提供了广阔的，现实的空间。相信通过我们三年的研究、实践，一定会整合好各种资源，为县域范围内的国学推进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第9篇：民国时期的小学教育范文

在经堂小学的课程设置上，学生首先从学习阿拉伯字母拼读开始，进而学习朗诵“清真言”、沐浴礼拜、斋戒等宗教常识；再进一步便是学习《古兰经》中部分章节。小学时期并无统一的教材，教学方式主要是由教师口授，儿童跟诵。学生唯一的学习工具是写有课文的牛羊肩胛骨，当学生能够背诵以后，教师便为其换写新课文。小学学制一般在三年左右，在西北地区多称小学生为“姆太尔林”，其他地区多称为“小满拉”。大多数汉族地区穆斯林家的儿童接受完经堂小学教育后，就不再继续升学而开始在社会上从事农业、商业，只有少数成绩优异者得以升入经堂中学或大学。所以，经堂小学教育可以说是许多汉语穆斯林一生中唯一受过的启蒙教育———以“灌输一点基本宗教常识”［1］为主旨。因此，近代许多回族知识分子仍肯定经堂小学是“千年来回教教统，赖以不坠”的主要原因。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格局遭受了巨大的动荡。文化教育上，以培养现代国民为宗旨的新式学校正逐步取代传统的、以科举入仕为目标的私塾学堂；欧美的现代政治制度、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也以大浪狂奔之势涌进了古老的中国。在政治上，国家对外无法抵御列强入侵，对内军阀割据愈演愈烈，面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原本在中国社会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回族逐渐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域。

近代回族群体陷入“愚”、“贫”的恶性循环

（一）知识的缺乏导致在政治上的失位

当清政府被，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标榜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本应该给回族在政治上带来复兴的机会，然而，此时却是回族最为贫弱的时代。首先，回族成员很少系统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很难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因此他们在政治、学术文化上居于次要地位。“中国的穆士林自来号称为五千万……但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数都是未曾受过教育的。所以回教人在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都莫有什么地位。因此狡黠者往往利用我们这个弱点，尽其压迫和摧残的能事。闹到结果：我们还赚得一个不好的声誉。詴观年前“甘省事变”就可以証明了。”［3］其次，除了西北地区外，回族的其他族群常以“大分散、小集中”的型态分散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元朝被以后，失去了政治上优越地位的回族，其特殊的宗教文化与生活习惯，时常得不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族群的理解与接纳，所以他们在社会上长期遭受主体民族及其意识形态的歧视和排挤：“回族入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历史……很少不是在受着外人的排斥及歧视。消极的表现，就如：不断的遭侮辱、异态的社会组织，事事给以不得发展的阻碍之类，回民势孤力薄，只有听其自然，苟延残喘的与社会挣扎而已！积极的表现，则无端的遭受灭族之祸，如历史所演“左宗棠平回”的惨剧……回民……愈被排斥，愈无立足之地……”［4］

（二）经济困难从而无力提高教育

历史上回族民众的竞争力也常因其成员的普遍贫困导致在中国社会经济上无足轻重。特别是民国以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内战频繁，人民常常背井离乡。欧美列强的经济侵略也加速影响着中国传统自给自足式的农村经济，受害最深的是广大城乡民众的生计和生活。而在经济上远居于弱势的回民，其所受到的冲击也就更大。“教民贫苦者居什九，多以小本营业维持生计，曩时生活程度低，故衣食尚不甚感困难，迩来国日以弱、民日以贫，生活问题不啻有天渊之冸……以故昔日能以自活者，现竟多致冻馁。”［5］近代以来，经济的贫困已严重影响到了普通回族家庭的日常生计，怎有余力再顾及信仰和教育问题呢？换言之，回民愈“贫”也就愈无力改善自己子弟的教育问题。一般回民因固守传统宗教而排斥新式学校教育，因此回民整体智识远落后于时代的进步，所以，大部分的回民多无力于改善生计而生活贫困。加上大环境的不利，回民为了谋生而整日东奔西走朝不保夕，再也无多余的心力顾及、子弟教育的问题。其教育文化和也就更加衰弱不兴。近代多数回民就一直在“愚”、“贫”之间不断恶性循环，而“愚”、“贫”也成为外界对回民的另一种直观印象。严重的贫穷问题已阻碍回民参与新式教育，因此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穆斯林族群“萎靡不振”、“柔弱无能”和“师古不化”，此现象固然是因为回民教育落后的结果，然而归结根本的病源，就是一般教民为生计所迫，换句话说，这病源在一个“穷”字上———回民因贫穷从而无力在经济上支持新式学校和清真寺的教务改革。“关于中国伊斯兰前途危险的症结……不外教民知识落伍和教民生计困难。原因自然是教育之不振、工业之不发达。挽救的方法当然是开工场、立学校。”［6］

有识之士对经堂教育的反思

回族群体的积贫积弱促使回族知识分子反思。当时众多有识之士认为：“回教所以日就衰颓……一般教民知识的落伍恐怕要是其中原因之最大的。然知识之所以落伍，固有经济的、环境的……其主要原因，还由于师资缺乏、教导无方罢？”［7］因此传统的穆斯林启蒙教育机构———经堂小学就成为他们所关注检讨的重点。本来传统清真寺经堂教育体系是全体汉族地区穆斯林成员学习宗教经文知识的唯一渠道，阿訇则是教授穆斯林经文知识的老师。这是过去阿訇普受寺坊全体穆斯林尊敬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加速变迁，整个经堂教育体系“读经不读书”、“读书即反教”的落后保守的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因为整个回族成员———上至阿訇、海里凡、乡老，下至一般成年教民、儿童多成为一群不识中文、无法及时吸收最新知识技能和思想理念以求自我进步的群体。他们多昧于时局的变化，和当时社会主流的距离愈拉愈远。因此，回族的知识界开始注意到了传统经堂小学的发展瓶颈，“溯自回教东来，教育中心差不多完全集中于礼拜堂，除学几句阿文以外，其余的事知道的很少，而且那种私塾教法不知害了多少天真烂漫的青年！”［8］当时传统经堂小学和大学都面临相同的发展瓶颈，即“经塾”体制的狭隘格局以及独尊阿文宗教经文课程的限制，即使是阿文教学，其课本教材、教学方式数百年来未曾有变，主要依靠口授背诵等简单的方式进行着。而这种墨守成规的教育方式，正是近代回族民众“积渐而成今日之贫愚”的重要因素。

晚清以后，由于满清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回族起义和反抗的事件层出不穷。在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策之下，导致不少回民心里对汉文化有着极为强烈的排斥倾向。然而一个民族的兴旺离不开对外界优秀文化的吸收，因此，教育改革对当时的回族百姓来说是当务之急。1907年，由36名留日回族学生成立的“留东清真教育会”，出版了回族史上第一份自办刊物———《醒回篇》。在这短短数万言中，占篇幅较多的是如何改变回族积贫积弱的局面，而总结其主要论点就是发展教育和改良宗教。文中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孔教进行了对比，也分析了宗教和教育的关系，“耶稣之信教者，皆从事于教育与科学、以发达其智识，是以能审时度势，使其宗教推陈出新而光大于世界也。”［9］“吾国之孔教,亦一宗教与教育兼施而并握者也。”［10］“吾图回回宗教之进化，不可不先开人智，欲开人智，不可不先兴教育。”［11］

对于兴办教育之措施，《醒回篇》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措施：（1）新式国民教育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穆斯林自己要肩负起主要的责任。“究之仰其成于政府官吏之少数者。亦若政府官吏之少数者不为提倡，则人民即不能成一学校者。以政府官吏之少数者为主体，而父兄者反居于被动地位。不知教育者教育我之子弟也。我教育之义不容辞其责无旁贷。乃我不自负其责，而反委其责于政府官吏之少数者……其所谓教育国民云云仍不过娱耳悦目一佳名词。”［12］（2）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教育制度，同时也要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外度各国之趋势，内察自国的情形，取长舍短，因时制宜然后垂为……必审知各国教育宗旨之所———所以能造就各国之国民而我宜如何取法焉。”［13］民国以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成为国内教育事业发展的主流，新式的小学也取代昔日私塾学堂的地位，然而一般回民真正能“受其贱者殊尠”。原来许多文化知识缺乏的回民仍固守“读书可以叛教”的传统观念，抗拒学习中文的小学教育。所谓回民“不知使子弟读书通本国文字，以致不能输入高尚学问，职是知识有限，不能与他教处于同等地位，举措之间动辄失败”即为是［14］。所以新式回民教育，就是协助广大回民脱离愚、贫的困境，使之具备现代国民应有的素质和学养，加强回民的社会竞争力。

回族启蒙教育理论的革新

（一）糅合西方“世俗化”、“进化论”的理论

与其他各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回族的启蒙知识分子在寻求教育革新的过程中，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留东清真教育会”的成员保廷梁指出：“土耳其以回回教为国教，故其教之衰也，以国力维持之。”［15］而“中国，奉教自由之国也”，并不是一个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国度，所以“教之兴衰，全视乎人力”。回族百姓素质参差不齐，以致无力将伊斯兰的优点发扬光大，故当以新式教育来进行改变。回族的保守派为了防止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以致自满于自身宗教的优越性与必然性，极度排斥外来知识为我所用。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偏见，回族的启蒙教育必须强调“人本”和“世俗”的价值。在强调“世俗化”的同时，回族的先贤还引入了“进化论”的思想。以保廷梁的论述为例，他认为昔日清真寺阿訇只对教民阐述“后世”与“前定”的价值，却对现世“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一无所知，所以长期下来，降低了广大回民的责任感，并忽略了人在“现世”中的奋发拼搏的潜能。这些启蒙知识分子认为，保守派重视“后世”的救赎胜过参与今世的努力，因此在社会上疏于学习优势有效的知识和技能，其竞争力、生存力必然低落，这种积弱不振的现象若不改善，将来势必为其他强势族群所淘汰。1931年，时任教于成达师范的庞士谦阿訇，亦曾在《月华》撰文讨论过有关“前定”的问题：“近世一般教胞们，多偏于前定而忽略人事，每见一般尽人事的人，不说他是不信‘前定’，便说他是贪图‘虿崖’，年深日久，一般穆民受了这种传说的熏染，多失进取之心，凡百业祇听天命而不尽人事了，由此萎靡不振、腐化、顽固，种种的不好现象都发生出来了，恐怕误认‘前定’，就是回教不能发达的总因吧！”［16］在积极汲取西方最新思想理念的同时，教内亦有部分知识分子，在努力调和传统伊斯兰教义和现代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他们认为坚持信仰和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是可以并存的，他们希望这样的调和工作能说服教内的保守派放下固有的偏见与心结，共同支持回民的改革教育。

（二）伊斯兰教义、法规可以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清末“留东清真教育会”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黄镇磐，在其《宗教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认为，历史上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进化与改革需求下的产物。“，世界第一之宗教改良家也，西史谓其布教神速，创独一无二之宗教；而吾掌教辨其诬，谓所奉之教，仍旧有之宗派。而不知皆非也：生于满克，满克人欲杀害之不得，后为所攻陷，夫欲杀害者何为？果攻陷者又何为？盖一因其反对改良旧教，一因断行改良旧教也。史固不及详，而吾人又多忽之。”［17］而当时中国回民留学教育的先驱———沙儒诚同样认为，“世俗化”和伊斯兰教教义并不是相互对抗的，两者之间可以找到共同的契合点。作为人类的崇高信仰，宗教也无法逃脱社会的进化与变迁，宗教只有在社会的变化中找到新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找到与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功能，才能永葆兴旺。在当时无数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伊斯兰教与回族的衰弱不前，正是由于故步自封、缺乏对时代进化认知的结果，此时正需要师法“穆圣”当年的魄力———大刀阔斧地改革，才能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迎头赶上。而改革的良策正是新式教育。

（三）以培养现代国民为目的的回民小学是发展重点

当时回族民众和儿童中，目不识丁的文盲极多，极需要汉文教育的补救，故新式国民小学被认为是当时回民教育的首要发展重点。国民小学当使穆斯林儿童不分男女皆能普遍接受基础国民教育，学习中文和各项基本学科课程，彻底培养现代国民应有的素质和学养，增加新一代的穆斯林在现代社会的适应力与竞争力，特别是将来毕业后，尚能自由、自立地继续学习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在根本上着想———办小学……脚踏实地的干……许多孩子们失学，却去作些不吃劲的事……要干教育事业，当先从儿童作起，因为他们是将来这世界的主人翁……明了了教育之目的以后，第一步就是要办小学。”［18］又鉴于当时回族民众经济普遍贫困以及对于学校教育的偏见，故应当施以劝导、强制和经济补助等劝学的手段，以真正提高穆斯林儿童的入学率。兴办新式学校需要专业的教育人才，并需长期的资金投入。当时回族群体中社会经济状况普遍不佳，人才极度缺乏，许多回民学校常在财力不继、师资匮乏的噩运下中途夭折。小学教育所费较轻，相关师资也较容易聘得，所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务实可行的策略。“办一个很完善的小学校，非有大宗的款项不成功……应现时的急需，无妨把学校的范围缩小，暂办规模较小的……在乡村里、能力单薄的地方，可设复式编制的学校。……办中学校，设备上数十倍困难于办小学……不完善或不成样的中学校或大学校是误人子弟的场所。”［19］

此外回民之中失学的民众、青年极多，加上许多回坊是分布在偏远封闭的乡间，当地的回民除了务农维生，其处境更为艰困无望，故发展简易的乡村初级小学和成人补习学校，亦为回民教育的当务之急。“现在我们为国家计、为宗教计，所以要改善教育，必以一乡村教育、帅稚教育为我们兴办教育的初步……因为教徒的分布多在于乡村，而乡村的人及帅稚者的脑筋简单容易灌输，然后由小学、而中学……”［20］不难看出，在针对启蒙教育的理论改革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如何调和宗教与西方理论？如何改变国内回民排斥外来文化的心结？如何使新式的教育与国内回族群体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使近代回族教育的改革进入快车道。

兴办回民小学的具体实践

（一）发展师范教育，加强师资力量

回族新式教育的发展，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师资的缺乏。为了尽快培养适合回族新式启蒙教育的教师队伍，1925年，唐柯三、穆华亭、马松亭等六人在济南成立了成达师范学校。成达师范创校的宗旨为“造就健全师资、发扬伊斯兰教”。为了达到此目的，该校计划其学制的发展分为小学部、师范部、研究部三个阶段；期望“将来各部学生锻炼有成，小之可领导一方，促文明之进步；大之可以宣化全国扩吾教之真传，而教育实业自治诸问题均可迎刃而解矣”。其中师范教育为成达师范之主要目的，故师范部实为成达之重要骨干。该部修业六年，专收高小毕业生，学生就学期间享有优厚的待遇：食宿均由学校免费提供，学生自负书本、衣物等费用即可。师范部毕业生自受领证书之日起算，必须服从该校的指派，前往各处清真寺或回民小学担任教师工作六年，其间不得自由改业，否则即令其赔偿在校六年期间一切培养费用。服务期满以后，可以自主择业［21］。

（二）回族上层人士给予经费支持

1928年，受济南惨案的影响，成达师范学校的正常招生计划被迫中止，学校营运之经费也由于银号的关门而失去来源。此时，成达师范学校遭到了办学以来的最大危机。在成达师范学校最困难的时刻，他们得到了西北马福祥、马鸿逵父子的援助，成达师范终得以化险为夷。马福祥在国民政府北伐攻克北平之后，将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内原本用于创办“穆民大学院”的数十间校舍借于成达师范学校，并援助其迁移的费用。1929年春季，在马福祥以及北平教亲的热心赞助之下，成达师范终于从济南顺利迁入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内继续办学。从此开始了北平成达师范的新时期，而马福祥也因此受聘为成达师范的董事长。

（三）小学教材的编写

成达师范学校成立后，随即建立了出版部。出版部快速投入到了教材的编辑之中。教材包括回民中小学的教学课程，也包含民众教义研习班的教材。这些教科书从中文到阿文皆有，种类相当丰富。首先是1930年由该校“民众教育委员会”编辑，成达出版部发行的《清真教典速成课本》［22］。其广告标榜“文字简明，一看就懂”，对于回民小学或民众教义研习班皆一体适用。因此在当时颇受欢迎，到了1936年已扩充为“增图六版”。

1932年，成达首度派遣毕业生留学埃及后，对于西亚伊斯兰世界文化出版事业了解也更加深入。次年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时，成达出版部即引介埃及当地所出版流行之“小学校宗教常识”一书，并由王梦扬、庞士谦阿訇、赵振武等人将其翻译成汉文，称之为《小学教义课本》。其内容分教义、教法、教理、教史等项目，教材乃按照“年级高低”来规划课程的难易。教学设计上则根据“儿童心理发展”，采用先“故事”而后“理论”的策略，循序渐进地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全书共分成四册，是年先出第一册，规划由初小三年级开始讲授，每年用书一册，一直到高小二年级期满为止。最值得赞许的是，该书每册之后附有教授参考书，对教师授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成达出版部还发行了由赵振武编撰的《小学经文课本》。此书是采用阿文经书与中文译解并列的方式，深入讨论了斋、拜等信仰问题，是小学教义课程的进阶课本。由于口碑颇佳，到了1935年该书增订至第四版，在国内共销售两万多册。其他类似的书籍还有由马松亭、赵振武重新编排校订的传统教本《正教幼学》，是小学、初中的课本，成人自修也可采用。通过逐步解决师资、经费和教材的问题，回民新式小学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潮。直至抗战前夕，回民小学已遍布全国各地的回民寺坊。以宁夏地区为例，在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的援助下，该省先后设立了130余所清真小学。在青海地区，马麟、马步芳所支持开办的小学校就有116所。在一些大城市方面，南京市在抗战前夕共有7所回民小学；上海市由回教学会所兴办之敦化小学，在校长沙善余八年的义务经营下口碑极佳，甚至得到上海市教育当局的推崇，列为优等；同一时期北平市至少就有7所回民小学。此外1936年该市的回教士绅曾组织“回民短期义务小学协进委员会”，并迅速成立“短期小学校”约20所，其师资多来自成达师范与西北公学的毕业生。1933年“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后，各地亦陆续成立分会，该会和民国初年成立的回教俱进会一道对各地清真小学校的建立做出了极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