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科学文化;国民经济;关系;实证
理论界关于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笔者通过维普数据库查询,在1989-2010年6月期间,与“科学文化”相关的文章有3578篇,探讨“科学文化”与“经济发展”或“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章有102篇,而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则没有发现。笔者试图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皮尔逊相关分析法等现代统计理论,就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任志安,景治中.经济分析实验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2、章文波,陈红艳.实用数据统计分析及SPSS12.0应用[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第2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文化基因;机制调试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6-0069-05
大学是国家认同与现代公民文化传承的一个轴心。在全球化时代，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也是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中流砥柱和民族未来的希望。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整体推进我国高等学校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和宗教观，培养他们理国的公民意识。
一、国家认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支点中心”
20世纪70年代，国家认同概念出现于行为主义政治学领域。从政治学意义上看，国家认同是指拥有某一个国家公民身份的政治主体，以国家为最高认同指向的对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结构、领土、核心政治价值观等的政治心理认同与身份认同。它常常与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等概念相关。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公民意识，是多民族国家内国民对自己所属的国家的归属意识，它是“一个人如何从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 [1 ]。由于它是影响多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成为当代社会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当代最主要的国家类型，其中绝大多数（95%）是多民族国家。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通常是指多民族国家内公民个体对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政治支持、政治忠诚和政治归属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而持久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品质 [2 ]。因此，所谓国家认同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政治顶层设计者们通过特定的方式方法，培养多民族国家内公民个体对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使命感，增强国家意识，并促进其转化为爱国行动的一种实践活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在多民族社会，“民族”与“国家”是两个息息相关的、不同层次的政治主体。多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国家这个政治主体全面地代表着各个民族的利益，从总体上保持各个民族利益的均衡。“国家是民族的庇护所，没有国家的民族是任人宰割的民族。” [3 ]在现代政治中，国家是人为的政治结构。因此，当代我国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就是要通过多样化途径，引导广大青年大学生接受社会政治规范，支持、拥护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把民族的个体特性与国家统一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日益发展的变革时代，发展落后的多民族国家其观、安全观受到强有力的冲击。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社会正经历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变革，主流意识形态因无法产生直接市场价值而动摇，话语权正在淡化。同时，市场化与现代化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社会大众与主流意识形态在价值选择上开始出现分离，社会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频繁”发生，这些社会结构的裂变与多种异质因素的“齐头并进”，致使一些青年人崇尚西方的“海洋文明”，否定中国的“黄土文明”，时刻挑战着相对稳定的国家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以一种新的形式逐渐凸显出来。此外，在全球化全面推进的进程中，西方的长期图谋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当今世界的“三股”势力以及“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等，对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一个充满认同危机的时代，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正面临着跨国家认同、地域认同、族群认同等多重认同因素的考验，多重认同危机直接影响着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文化基因：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桥梁纽带”
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任何民族、国家都内在蕴含着其自身的文化要素和构件。德国人类学家蓝德曼曾说过：“我们必须是文化的存在……放弃文化只是放弃我们自己。” [4 ]自国家诞生以来，民族的形成过程，实质上就是民族文化差异逐渐形成的过程。“一个没有传统的民族难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恰如一个婴儿如果没有母亲乳汁的哺育而难以成长一样，一个没有文化归属感的民族也难以成为具有文化身份识别的民族。” [5 ]当一个群体逐渐认识到自己内部在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共同点，并形成关于民族的理念时，他们就同时会有意无意地把“我群”与“他群”区别开来。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实践中，个体总是试图通过“自己―异己”的对立模式来获得一种社会政治认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是民族国家认同的纽带和桥梁。
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时也是文化逐渐演进的历史。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文化基因主要是指民族国家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创造的具有复制性特征的特定元素，这些基本元素在民族共同体中表现为对自己传统的遵从和代代相传，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观等，这些具有共同性的特定文化对内保证了特定群体的凝聚力、向心力与认同感，对外标示了与他民族文化交往时的不被异质文化所同化的身份归属。各民族的这种共有的文化基因使各民族成员有自身民族的归属感与民族的自豪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民族政治体系的运行和构建，因而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社会秩序良性运行与维持的精神原动力。可见，在一个以 “文化―交往―公共性”为主题的“新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内共有的“精神家园”所具有的“黏合剂”作用，能有效地把民族身份认同、权威（政治合法性）认同和公民个人政治认同结合成为一种互动的“精神联合系统” [6 ]。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内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因而是多元文化的多民族国家。在五千多年发展历程中，中华各族人民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念下，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结为“大家庭”的精神支撑，更是中华民族长期屹立于世界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力量之源。今天的世界，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线”，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价值与地位。伴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也日益面临着新挑战。在面向开放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需要有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现代文化建构。因此，在国家治理转型时代的今天，要筑牢“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就必须进一步强化文化认同。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重要群体，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学习，由于受到传统的民族文化、、家庭教育等熏陶，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在思想意识、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形成本民族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意识。在国家治理转型时代，针对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这些个性化特点，如何拓展多样化政治社会化途径，树立中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实现从民族认同走向国家认同，是推进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三、多元与一体：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文化场域调试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在个体与整体层面上两种不同过程的辩证统一。从内地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建构来看，就是关注他们对社会生活规则的了解、遵守与内化，使其习得公民文化规范，引导文化内化过程。从整体层面上看，政治体系要以塑造民族国家认同为目标，通过多样化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将主流政治文化内化到少数民族大学生中，促使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依附性，并逐步建构起公民身份认同、树立政治体系权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包裹”着西方价值观的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要实现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政治认同，实际上是一个多元一体理念的构建与确立的过程。
1. 构建多元互动的动态和谐文化场域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和土壤。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之间在民族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追求上存在着多样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个民族个体自出生开始就在不停地与社会力量博弈，这些社会力量都力图在个体身上烙下印记，使之形成自我意象。” [7 ]这些由于在生存背景、民族文化背景以及自身心理特点等方面的多样化属性，逐步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个性化”、“特色化”、“民族化”的特质，确立了“自己―异己”的民族内部的文化运行模式和符号。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多元文化互动的调试机制和氛围，能使来自不同民族的大学生更加有效地适应新的环境，学会新的生活和学习方式。首先，要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课程体系。在高校多元文化互动交流的场域中，要充分关注学生跨文化交往能力，要把握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活动规律，以尊重不同民族文化为出发点，遵循“多元共存，平等发展”的原则，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各少数民族大学生间的文化交流，增进文化间的互动与文化理解，力求实现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其次，实施多样化的教育与教学手段。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开设宗教伦理、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等方面的选修课，深入开展多样形式的民族政策教育。最后，高校还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环节。通过课堂实践、校园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让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去体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学会平等地对待文化差异，尊重、理解并接纳不同文化的价值理念，学会协作、适应、认知与共处。通过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融合式”学习，传承本民族优秀的文化，并由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同文化根基，使少数民族大学生真正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共建中华民族文化内在的特质，重构主流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和谐”生成。
2.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
现代国家构建必然要塑造一种国民文化的同质性，强调领土范围内公民个体对国家共同体的文化上、政治上的认同。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特征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认同的形成，离不开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共有的思维模式和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的接受。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以民族共有的精神与性格凝聚在一起的文化，它是华夏儿女团结一心的纽带和共有的精神财富。从文化生成来看，一个民族必须依托一种文化才能繁衍生息，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在历经五千年岁月长河的洗礼中，形成了“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为价值目标、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思想为基本内容的、独具风格的中华文化。这些中华文化的精髓时时刻刻滋润着我们民族的生命，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和共同的“精神家园”。在当代，这些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为主题，集中地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
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是由56个民族共同塑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共有性”。因此，在治理转型时代，一方面国家应当把传统的政治忠诚教育与现代公民教育有机统一起来，采取丰富多彩的政治社会化途径，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不仅要学习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学习主体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培育内地高校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国家归属感，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文本资源、音像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现代传媒资源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等教育，宣传和弘扬中华文化，推进中华文化的大众化，使少数民族大学生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客观要求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成为大学生群体的共同价值追求，并外化为他们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此外，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要注重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民族主体性意识，抵制西方文化的种种冲击和影响，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以及理论体系的认同感，有了文化归属的共同性，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才有了基础。
3. 推进大学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把握办学方向，是大学的首要职责。“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8 ]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做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这是教育的本质要求。目前，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教育领域改革和发展的主要任务和中心议题。高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教育方针指导下，围绕“社会参与、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运行体制和管理机制，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是树立现代大学办学的治理理念，积极探索符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现代大学理念。二是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的制度体系。高校要搞好治理结构的顶层设计，要努力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课程体系建设和因材施教，要改革固有的考核方式和方法，探索建立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教育教学治理体系，提高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三是不断创新教育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法。内地普通高校治理改革需要高度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采取特殊的、多样化的教育方法，努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的同时，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内心热爱共同家园，培养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共同利益观念，引导他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引导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好思想准备和精神守望。
4. 公共资源空间的“正能量”引导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建设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程是相融合、共发展的。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重视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整合是高等院校展现优质红色资源的重要平台，它为政治主体在特定政治系统中进行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公共资源空间的展现直接影响到公民个体公共品质的培养，它是深入开展公民国家认同教育的必要基点。提升普通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需要把政治社会化与优化公共资源空间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共空间红色资源的“正能量”导向，让广大少数民族大学生从理性上认识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自觉感悟到国家共同体存在的精神意蕴。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媒体是社会的先导，是文化传播最快捷有力的工具，要塑造“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就必须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全体人民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智能化的时代，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教育，我们需要：一是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高校理论工作者要不断探索，努力实践，把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与课程体系紧密结合起来。二是高校要以校园文化为载体，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象化、具体化，潜移默化地提高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三是不断发掘先进模范人物，发挥“榜样”在公共教育资源空间的“正能量”引导、示范和激励作用。四是融合多种教育资源，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及书报杂志，尤其要学会“微”语言，充分发挥微博、微信、手机媒体等现代传媒的作用，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创造环境条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政治社会化的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广大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培养公民意识，树立国家认同理念，形成捍卫国家和国家整体利益的主体意识，维护祖国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2]郑 航.国家认同：培养理性的爱国者[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2，（4）：22-27
[3]郑志发.经济全球化视域中的爱国主义教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4][德]蓝德曼.哲学人类学[M].彭富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5]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杭 聪.不能割裂个人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关系[J].学术争鸣，2004，（4）：14-15
[7]高永久.民族政治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8]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A Discussion on the Cultural Gene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for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Adjustment of Educational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College
ZHOU Yu-qin
（College of Marxism，Chang’an University，Xi’an，Shanxi 710064，China）
第3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科理论的创建、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教学过程的实践等方面，世界各国学者都还在进行着积极的尝试与探索，力求建构出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意识的比较文学理论形态。与此学科世界发展现状相应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存在着文化传统、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各具特色的地方高校，甚至还有一些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地区高校。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学课程中凸显比较文学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优势，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取得深入有效的思考，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高校所据有的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文化资源。首先，从其文化属性观照，民族地区高校不仅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地区性与地域特色，在文化空间上也独具其历史传统和民族气质。就以笔者所在的百色学院为例，百色学院是一所位于民族地区的普通高校。现今百色在行政区划上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其地理位置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接地带，与越南接壤并勾连东南亚。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1］（P1329）其中“苍梧”“郁林”“合浦”等地，均位于今广西的地理范畴之内，“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则指与广西交界的越南等地，在古代均属百越之地。百越地域广阔，面临大海，接壤异邦，成为中原与周边国家交往的文化走廊。自古至今族群的延绵迁徙以及文化交流，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沟通中原华夏和东南亚各国的桥梁。在此地繁衍生息的边疆民族因融合中原华夏文化与东南亚各国文化而获得新的生长点，同时推进中原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继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而来的是东盟区域合作，广西作为连接东南亚的中国南大门，从地理空间的边缘成为了东盟文化与经贸交流的中心，国际间、地区间多边多向的频繁对话与交流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获得巨大擢升。因此，在此背景下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不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利于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和睦与经济发展。
其次，从其学术地位分析，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代表着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点：“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者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2］（P386～388）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季羡林、乐黛云、饶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加以重视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综观我国比较文学现状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学往来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在区域性的文学交流，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叙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举办的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会议上，乐黛云更是提倡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当下语境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在认知、理解和诠释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尊重并吸收他种民族文化的经验与长处，形成一种文化自觉。［4］
西方学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也极为关注。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在东南亚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文学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时也提到东方之内的文学比较与东西方比较同样重要。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中也呼吁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5］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加之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这些丰富深厚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资源，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例如，在北京大学就把“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作为重点学科来建设，北京师范大学“211”课题“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也把日韩越三国作为重点攻关项目，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立项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课题，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专治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戏剧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民族地区高校进行比较文学教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民族文化资源，其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共生能够把地理范畴的边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习过程中贯彻区域特色与学科前沿相结合的思路，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基本学时是54课时，而要想在一个学期有限的课时中对比较文学的起源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就以由陈惇等学者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例，里面涵括的内容包括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历史与现状”“基本类型与研究方法”“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内容，可谓理论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驳杂。但这样的教材是不是适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操作呢？笔者在以往教学实践中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往往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学生对于课本罗列的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抽象的理论论争和没有阅读体验的举例分析，可谓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掌握的遗憾。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一理论知识显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来都有难度，也极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水准，也不宜匆忙展开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宗旨与目的进行深入反思与积极探索。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
（一）教学基点立足于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移到了中国，中国比较文学以自己的独特声音传达出具有中国特征的理论话语与学术形态。陈惇和刘象愚两位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应以中国文学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从古代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辐射、近现代的师法西学以及在当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动，都体现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国各时代的文学现象在比较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多以中外文学交流或中外文化关系为例子展开论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时间和情感上拉近比较文学与中国学生知识视野的距离，从而引发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前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立足学生熟悉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背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比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进一步地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在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互补、互识的基础上，达成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文学意识与包容文化观念的建构，最终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二）教学内容侧重东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在教研过程中，要求研习者对古今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精神内涵融会贯通。但实际上，本科教学阶段很难有学生达到此种畅达古今学贯东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生硬按照材进行宣讲，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会面临教学内容与对象错位的尴尬，最终造成学科主旨与教学效果的明显落差。因此，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比较文学的学科起源来自西方的定义，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理念而言，其在东方文化也有着深远渊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近现代两三百年间的东方文学，也因西方入侵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体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东方文学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学发展置放在东方文化这一大语境中进行参照与反思，以此来观照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发展，这样的比较文学课程会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价值。比较文学滥觞于欧洲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注，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是建构在不同民族间文化与文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双边或者多边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石。比较文学学者严绍璗在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出版60期时撰文提出“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这样的学术构想。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也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表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6］2008年11月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东西方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和谐背景下，从比较视野对世界各国及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历史和美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颇具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因而存在多种异质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中应侧重对东方各国文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介绍与讨论。
（三）教学重点转向学科前沿领域
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民族地区高校应调整教学的重点，将比较文学的内容从文化中心、传统经典转向区域特性与民族特色。在教学与研习过程中，学科史的发展可以作为背景和铺垫，在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大框架下重点引领学生探讨立足学科前沿与凸显区域特色的问题，例如“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经典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等这些新的研究问题。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会使学生脚踏实地领悟到比较文学的学科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与正确运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疲于应付各种理论思潮的狂轰滥炸。而且，这些学科前沿所探讨的问题更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除了培养学生学术思维的逻辑性外，还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思考的敏锐度与深刻度。
三、从空中楼阁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实践意义
（一）“宏观比较文学”理念与应用型人才
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文学科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其面对的教学对象是以本科生为主（包括中文系、外语系和综合文科），兼及专科和高职等层次学生。这些学生除了极少数毕业后进入硕士阶段继续深造，极大部分还是在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他们的职业多是地方中小学教师、基层农村干部、政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一些发达城市的各类公司企业的初级管理人员等。那么，比较文学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是什么呢？比较文学学科在1998年重新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国高校按性质可划分为科研性、教学性与综合性等类别，其中一些属于综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区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是以应用型为主的。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不是仅仅针对技术的掌握与操作，而是要从所学的专业知识中汲取人文精神资源，来培养健全的人格、宽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成熟的思维能力。鉴于此，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授与研习的重点不应该落点在学科史的梳理、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应该是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世界文学意识和大文化观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形成视野广阔与胸怀包容的文化观念。正如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向远所倡导的，在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中，“应该把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贯通化、整合化作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是比较文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由此，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倡导“宏观比较文学”的新理念。“宏观比较文学”具体是指“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门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7］（前言）。
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集概括性、理论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课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学生教授如何进行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宏观地认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如何辩证地分析判断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一言蔽之，中国比较文学汲取了土壤深处文化传统的滋养，也接受异域文化的和风吹拂与世界文学的阳光普照，是一门高屋建瓴的文学与理论课程。而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也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民族传统与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比较文学课程可以让学生通过全面观察和客观比较来看待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对古今中外文学的起源、发展、面貌、特征与趋势有清晰把脉。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状态下所无法拥有的视野和胸怀。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视阈，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树立了对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狭隘心理与井底之蛙的浅见，学生在思路豁然开朗的同时获得思维创新。例如笔者在指导2012届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就引导学生用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来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互动的问题。其中《比较于连与高加林不同的命运走向及其文化内涵》《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国民性”探讨———比较〈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较具有典型意义。前者通过探究于连和高加林个人奋斗及其最终命运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运归宿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与西北农民土地情结的合力推动，体现出一种与西方反叛性和颠覆性不同的圆融的生命观，这对我们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者通过比较阿Q的“奴性”与堂吉诃德的斗争与自由，从堂吉诃德“立人”精神启迪引发我们对鲁迅创作精神及“国民性”的深入探讨。这两篇论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较，而是在可比性基础上选取一个切入点，在文学比较中探讨深层文化的不同，从而获得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观照以及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实证明，比较文学课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升有积极意义。学生在论文思考与写作过程中，不仅思维逻辑和写作水准得以提升，还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切入点，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知识能够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也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及其对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资源与特色教研团队建设
从教研层面来看，比较文学对教师的学术积累既提出高要求也有积极推进意义。作为有限的个体，要达到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了解与熟练运用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可以立足于区域特色和学科前沿来指导自己的学术思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重点强调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中的文学与文化事件进行思考，凸显出一些有现实意义又切合地方实际的问题意识。笔者现在致力的课题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在文化研究和区域文学的视阈中，呈现为国别（中国与越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多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视阈中的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获得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宏阔视野，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学。此外还有很多具有区域特色又位居学术前沿的课题可供思考，例如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语境中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以及民族经典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等等。新思维、新方法的刺激必然会凸显出新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唯有如此以教学带动科研，教师才会敏锐准确地在科研上找到自己的根据地与发展空间。比较文学以其学术视野的宽度、历史发展的深度和总体文学的高度，在世界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显学。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中文学科体系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甚至语言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与民族学、人类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宗教、艺术等学科有着重叠与互动关系。不言而喻，比较文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使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突破学科藩篱，扩大文化视野与深化学术思考，方法也体现出多样化。因此，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学者和教师也能够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多元和富有建设性。在实际教研中，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与思维方法，能把文学学科各个分支的学术资源进行重新的整合调配，形成多元并存、学科互动的特色研究团队。例如，在百色学院就可以通过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来拓展文科教学的范畴，除了在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新闻采编与制作、对外汉语及涉外文秘等专业开设这门课，也可以在外语系的相关专业，如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越南语、泰语等专业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百色学院外语系教师将壮族古代经典《平果壮族嘹歌》进行了英译。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观念的践行，比较文学的相关观念、理论与方法也能够为民族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提供具有一定学术高度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思维。由此可见，在民族文化与地方资源的基础上，借助民族地区高校为教研平台，围绕着“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学关系”“中国南方民族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关系”等具体问题进行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这一研究思路在时间轴上纵贯古今，在空间轴上横跨东西，其中还叠合着民族文化的迁徙与流变、衍化与创生等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通过在教研中对比较文学之理论思维与具体案例的研习，积极探讨本土文化资源与民族传统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在现实思考中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够有效激发出教师的学术生命力。通过相关专业教师的身体力行和群策群力，“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就能够成为一块坚实阵地，团结和凝聚整个学校相关学科的教学师资和研究力量，成功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又立足学科前沿的教学课程与研究团队。由此，民族地区高校既能够在教学和科研上都获得一定的突破与超越，也能够为学校的办学与治学开创出良好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科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教学体系和学科发展上都呈现出新思维和新风貌。
第4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课程建设；实践与教学
中国东盟十国包括东南亚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东盟艺术一直是中国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点，作为与东盟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举办的东盟文化博览会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文化、艺术交流，使东盟艺术在中国得到了较好的传播。东盟十国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有其极具地方特色的舞蹈素材、舞蹈民俗、舞蹈风格特征，将东盟十国舞蹈文化进行相关研究，打造特色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课程，是神秘的东方宗教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一、东盟舞蹈国内研究现状
（一）与东盟艺术相关的一些期刊
广西师范大学蔡昌卓教授著有《东盟教育》一书，从东盟各个国家的教育模式以及教育制度出发，把东盟教育理念进行了相关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黄小明教授编著的《东盟文化研究丛书：东盟艺术》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东盟十国的文化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历史源流及其分布；经济模式与传统音乐文化；舞蹈概况；宫廷与民间舞蹈；舞蹈特征及风格；美术、绘画和雕塑等相关东盟文化，为中国了解东盟文化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广西大学纪可、阳国亮编著的《中国·东盟民族习俗比较研究》一书，从东盟民族习俗方面出发进行相关论述。
（二）东盟舞蹈艺术有关的论文
冯双白教授于2006年中国文化报中发表《和平发展的历史见证——记《2006中国—东盟舞蹈论坛南宁联合声明》的诞生与签订》一文，提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主题。农春雀、李跃飞《芒种》2012年第8期《中国与东盟舞蹈的“佛性”审美体现》，蒋玲于《艺术教育》2011年第5期《用舞蹈架起中国—东盟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提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的交往，促进了印度文化、宗教文化的传播以及不同艺术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
由此可见，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蹈研究在高校中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如果能够打破传统舞蹈教育模式，提出具有高校地方特色化舞蹈教育模式，紧抓与东盟国家临近的地理优势，挖掘相关的舞蹈专业素材，提炼舞蹈动作元素，编排东盟代表性民间舞组合，让东盟舞蹈走进高校课堂，是有效促进地方特色化教学与东盟文化交流的有效手段。
二、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课程建设的创新之处
（一）教学内容新颖性
目前各大高校舞蹈学专业中，外国代表性民间舞课程一般以欧洲各个国家民族舞蹈为主，授课内容大多为波洛涅兹舞、波尔卡舞、玛祖卡舞、俄罗斯民间舞、西班牙民间舞的基本姿态、基本手位、基本步伐以及基本舞蹈组合等为主，对于其他国家民间舞并无相关课程内容设置。经过调查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普通高等院校舞蹈学专业学生除了掌握所开设的欧洲代表性民间舞蹈之外，对于其他国家民族舞蹈的了解相对较少。
东盟外国代表性舞蹈课程目前没有一套系统的舞蹈教学模式以及舞蹈教材，如何让舞蹈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具有东南亚十国地方性特色的民俗音乐与民俗舞蹈相结合，将东盟舞蹈文化融入到课程实践性舞蹈教学中，让地方性特色舞蹈文化服务于地方是可行的。
（二）教学目标实用性
为了使实用性教学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性，推进外国民族舞蹈的传承与发展，我们提出了“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课程设置，这是非常有助于研究东南亚十国民俗舞蹈文化的一个工作。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音乐与舞蹈的素材，都需要我们去挖掘并且将之融入课堂教学中。包括开设泰国、越南等东盟舞蹈教学，将两国典型原生态民俗舞蹈添加到课程内容中，打造特色舞蹈专业，目的在于让民俗舞蹈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企业、旅游业、社区等社会的团体，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以及传承，从而提高学生就业率，充分地挖掘东盟十国的原生态民俗舞蹈文化，推进东盟民俗舞蹈文化的教育，开展实践性舞蹈教学，结合当地的民俗舞蹈文化开设实用性课程。
（三）教学模式创新性
1.提高实践型、应用型、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旅游文化等相关艺术单位的人才培养需要。
广西与东盟进行相关的舞蹈文化交流，能够促进文化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历史源流及其分布；经济模式与传统音乐文化；舞蹈概况；宫廷与民间舞蹈；舞蹈特征及风格；为中国了解东盟文化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区域性、地域性民俗舞蹈文化传承以及实践型、应用型专业舞蹈人才的培养。
定期深入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进行实地调研与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民间音乐、民间舞蹈调研，搜集并整理该国家各个地区相关的民族舞蹈文化，提炼民族舞蹈元素，结合地方性特色，进行舞蹈编导与创作，打造适用性东盟代表性民间舞教材与教学法，将该教材用于舞蹈学专业外国代表性民间舞课程实践性教学中，运用新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力图建立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地方特色舞蹈教育实践性舞蹈教学模式。该课程实践与研究将为我国研究东盟民俗舞蹈文化研究提供崭新的数据、资料和客观的事实依据，同时为高等院校舞蹈专业教育提出良好的建议，推进东盟舞蹈文化在普通高等院校中的实施，促进舞蹈专业发展以及广西高校开设地方特色教育的目标实现。
三、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课程实践与研究
（一）教学目标
1.以泰国、越南两国代表性民间舞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具有实践性的东盟代表性民间舞教学改革实验，探索广西地区东盟舞蹈文化教育改革之路以及实施措施。
2.改变当前漓江学院舞蹈学专业传统课程设置，打造特色精品课程，改变与创新授课方式，在外国代表性民间舞课程内容中加入泰国、越南等东盟代表性民间舞组合与作品。
3.将广西民间舞与东盟民间舞进行对比研究，促进地域性文化交流。
（二）教学内容
1.《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课程内容教材的建设。
包括泰国、越南代表性民间舞舞蹈风格、动作元素、舞蹈文化等。
2.《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课程教学设计。
包括搜集并整理泰国与越南所分布的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民族音乐材料、民族舞蹈材料，课程设置增添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课程，主要以泰国、越南两国民间舞为主要授课内容。
3.《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课程舞蹈文化理论研究。
包括教材的编写、精品课程的建设、教学理念的改革、教学措施的增加、教学方法的突破、教学模式的创新等。
（三）教学理念
首先，研究主要根据目前外国代表性民间舞课程在各高校的教学实施情况调研，从而探索如何挖掘东盟十国的民族音乐以及民族舞蹈，将实地采风与国外民间调研活动中所了解的音乐、舞蹈素材融入高校课程设置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实践性舞蹈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实用性课程设置。
其次，收集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民族音乐以及舞蹈语汇，对东盟十国进行舞蹈教材编写，编排东盟各国的舞蹈教学组合，舞蹈剧目以及舞蹈小品，打造东盟代表性民间舞特色精品课程，为培养实用型专业人才走出一条新型道路，使各个国家的的民族舞蹈艺术深入到各高校的课堂教学中。
坚持地方性特色，以区域性民俗特点出发，用实践性教学贯穿地方性特色，区域性特色，从地区实际出发，推进地方特色的民俗音乐舞蹈文化发展。
第一，注重学科内容的地域性、真实性、实践性等教育方针政策。
第二，改善高校音乐、舞蹈教育的现状，把更加丰富多彩的外国民俗音乐舞蹈文化融入课堂，弥补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区域性音乐舞蹈教育的空白，促进高校舞蹈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第三，对于东盟国家地域性舞蹈文化交流与传承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四、东盟舞蹈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一）区域性文化传承
实地调查研究泰国、越南两个国家的分布区域、民族构成、历史源流、经济模式、传统音乐文化、各国舞蹈概况、宫廷舞蹈、民间舞蹈、舞蹈特征及风格，以及搜集相关音乐舞蹈素材，进行图片、视频的拍摄，搜集相关并且整理一套适用于东盟代表性民间舞课程教学的资料。将整理出来的东盟音乐舞蹈文化素材运用到高校舞蹈学专业的外国代表性民间舞课程学习中，开设实践性东盟舞蹈教学课程，进行创新的教学模式改革，使广西特色东盟舞蹈文化走进高校课堂，将优秀的舞蹈作品到广西各地旅游景区、文化社区、企业等团体进行展演，与其它国家进行民俗舞蹈文化交流，研究并撰写东盟十国舞蹈文化与东盟实践性舞蹈教学的新课程设置以及课程教学内容，提高高校课程设置改革的创新与发展。
（二）特色化文化传承
东盟舞蹈文化包含佛教文化、印度文化等宗教、礼仪文化，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等原始的宗教舞蹈深深的植根于东盟传统文化中，这是特有的东方特色的传统文化。例如：泰国代表性民间分为南部与北部舞蹈，宫廷舞剧、民间舞剧是泰国舞蹈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舞蹈形式与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数舞蹈素材以及编导灵感来源于宗教文化。印尼舞蹈主要以巴厘舞、巴东舞、爪哇舞、面具舞、交谊舞为主，其中巴厘岛和爪哇岛的舞蹈深受印度文化影响，舞蹈素材以印度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
因此，东盟十国的舞蹈文化史特色化的文化传承，佛教特色文化与印度特色文化等课程内容的设置，对东方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金秋.外国舞蹈文化史略[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2]于平.关于筹建“东方舞蹈”专业的若干思考[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1997（2）.
[3]蒋玲.用舞蹈架起中国—东盟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J].艺术教育，2011（5）.
第5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高校音乐；民族音乐；继承；发扬；探讨
民族音乐是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元素，也是音乐艺术发展史上的瑰宝。全球的不同国度的音乐文化，无不在本国与他国的交互融合中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发展。我国拥有56个民族，民族音乐能够映射民族文化鲜明特征，并且其在民族文化中所起到的传承作用也极为明显；其就像是在古老的中华沃土上诞生的艺术奇迹。悠远的中华文化、璀璨夺目的民族音乐文化以及多元化的民族音乐形式，不仅让我国公民陶醉，更让世界为之瞩目。然而由于各方因素，其中的问题亦不少。
一高校音乐教学中民族音乐教育目前的困局以及发展情况
我国民族音乐是非遗项目，因其独到的感染力在全球民族文化中的位置节节攀升。“民族音乐的”、“歌曲与舞蹈之乡”、“音乐文化的奇迹”等等饱含溢美之词的称呼是对中国民族音乐的高度精粹。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校音乐教学不管是在课程设立抑或教学形式方面，大部分都借鉴西方音乐教学的模式以及形式，在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复调以及配器等理论的传授过程中，剽窃国外音乐理念的情况居多，而忽略了对本国民族音乐的挖掘以及应用。从中国高校音乐教学的情况来讲，大部分学生对国外艺术了如指掌，而对本国民族艺术文化却知之不祥甚至根本没有去了解的想法。在如今的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脚步加快，这对我国古老文明的冲击是剧烈的；特别是对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来说更是如此。一部分人甚至指出：中国未来的音乐之路会与国外音乐发展之路重合，自此刻意贬低中国民族音乐文化，误导我国高校大学音乐教学，这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来说并不公平。而阅览中国高校音乐教程的教学提纲，国外乐理所占的比重极大，而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在其中却屈指可数，虽然一部分高校在课程布置方面添加了《民族音乐》教程，然而本国音乐以及民族音乐在其中仅仅是一笔带过，对民族音乐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说意义不大。我国高校音乐教学中无法传承和发展音乐文化是一种异象，有逐渐脱离主流的态势，这应引发我国的重视。
二民族音乐文化在我国高校音乐教学中的价值
上佳的音乐作品通常包括热烈的情感诉求，对学生的德育品质的形成有极大的助益。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通常能够显示出巨大的思想价值，高校传授民族音乐的乐理，对学生来说，不但能够增广见闻，也让学生的审美趣味发生转变。民族音乐是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风貌与精气神。其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诞生、成长以及成熟，是对社会各方面发展情况的真实记载。高校音乐教学中，把民族音乐文化与高校音乐教学融合，让学生通过对民族音乐的领悟，提升其民族自尊心，让其以本国音乐为荣是当前甚至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高校音乐教学的重点。
三我国高校音乐教学中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策
音乐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在体现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的传播以及教学中，更应参考高校音乐教学的具体情况，从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特历史底蕴方面来升华民族音乐文化的魅力，让学生在喧闹的世界中找到灵魂的归属。
1、高校音乐教学要重视对民族音乐的搜集与规整。民族音乐——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音乐的搜集与规整，必须充分认知，并透过具象化的策略来进行维护以及传承，发掘并发扬音乐文化遗产。笔者通过走访以及调研了解到：目前能够演唱“川江号子”的艺术家已经屈指可数，外号“陕江号子王”的胡振浩业已达80岁以上的高龄，而可以演唱二百余首川江号子、20类以上的曲牌唱腔的陈邦贵业已年满90岁。此外，对某省某区域的小学生实施调研，可以演唱自身所属民族音乐的学生的比例很小。因此，发掘民族音乐并“抢救”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已经刻不容缓。
2、高校音乐教学要重视对民族音乐教科书的编纂以及推介。教科书承载着高校音乐教学的内容，而编纂与推介民族音乐教科书是高校音乐教学的当务之急。高校应在搜集与规整的前提下，挑选适当的民族音乐材料实施编纂以及改写，并在课程设立与编排方面着眼于民族音乐的挖掘。灿若星河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民族史实、异彩纷呈的民族音乐艺术呈现方式，均为民族音乐教科书编纂的参考元素。而在民族音乐呈现模式的挑选中，应权衡各民族文化的特征，从思维、民族特征方面凸显民歌、曲艺、唱腔、曲目的独特韵味。高校应综合相异地区民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情况，并重视民族音乐自身的多样性，凸显本国民族文化的独到风格——特别是把高校音乐教学与民族音乐融会贯通，完成地区民族文化的继承来充实高校民族音乐素材。
3、高校音乐应重视对民族音乐课程的构建。课程构建是高校音乐教育的主导方向，应妥善处置国外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教育的融通。①从国外音乐的引进来实现中外音乐文化的沟通视界的开阔化，在国外音乐中取长补短，让我国音乐能够实现长足的进步。②要从对本民族音乐的发掘中传承我国的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从重塑人类音乐世界的战略高度来传承以及发展本民族音乐文化。而且，我国高校应以风味独特的民族民间乐曲入手，在课程设立方面增加少数民族音乐教程，透过对我国民族音乐的传承，来奠定高校民族音乐在教学中的重要位置。例如：恰当加入乡土音乐内容，创办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的音乐教程，提升民族音乐文化在高校音乐教育系统中的影响。
4、高校音乐教育应重视对民族乐理知识精通的老师的引入以及培育。对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发展来说，一支民族乐理基础扎实的老师团队是不可或缺的；高校必须大力引入我国民族音乐方面的专家来充当大学民族音乐课中的导师。例如：通过聘请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乐器演奏抑或演绎的音乐界栋梁之才或者可以从民族音乐素材中获得灵感并创编民族歌曲曲目的创作家等等，让师资力量更为充实。此外，应激励老师在校外采风阶段考察民族区域，让其领略民族风情，透过搜集、规整以及研讨来提升民族音乐素质。而透过从民间聘任民间艺术家来校就职，抑或透过开办现场演绎活动以及讨论会，从而让音乐老师从内心深处认同民族音乐文化，让老师与学生在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中能够对其进行正确定位，这其实就是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
5、创造性地开发民族音乐教育形式，规整音乐教学资源。推动高校音乐教育革命，通常需要老师在教学形式上进行创新，并调整教学思维，接受新鲜的教学观念——尤其是在民族音乐的教学过程中，高校不但要在常规模式下讲授民族音乐，还应打造民族音乐文化的浓郁气氛，挑选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族音乐教学形式。例如：创办民族音乐社团，在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宣扬民族音乐的关键性，让学生以本民族的民族音乐文化为荣；再例如：引入民族歌曲（如新疆舞曲、苗族歌曲等等），让学生领略新疆舞曲的柔媚，苗族歌曲的婉转动听。透过对相异民族歌舞的教学，拉近各民族学生间的距离，推介与发展民族音乐文化。
6、高校音乐教学应重视对民族音乐文化活动的创办。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要有探寻精神以及创新思维——尤其是在少数民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方面。应从地区特征、文化内涵、活动模式以及宣扬媒介上实施全方位解析，探寻出一条与高校音乐教学特征吻合的民族音乐活动创办之路。例如：举行民族音乐实践采风活动，融合地区民族特征，在民族音乐采风阶段，不光要搜集民族音乐材料并实施规整；还要透过组织民族音乐汇演，让优美动听或慷慨激昂的民族民间歌曲传遍神州大地。
7、构建民族音乐教育的优良社会环境。气氛上佳的民族音乐教育环境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来说极为关键。高校的民族音乐教学，要引发社会各阶级的关注。在学校中应演播多元化的民族音乐歌曲；在电视节目、播音节目、互联网视频中体现民族文化元素，构成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大环境，体现民族音乐文化的内涵。老师在这方面应让学生多看、多听、多学，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比如快板书、讲坛等让学生领略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比如的歌唱家央金兰泽的《爱琴海》，歌颂了神山圣水，于华丽处见真情，也让听者领略了的风情）以及韵味。而学生在网络资源发达的当今社会，能够随处听到民族歌曲，就是为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供跳板。
四结语
综上，民族音乐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融合以及推介是递进的，高校在归纳以及参考的前提下，应重视创新民族音乐教育的模式。通过多元化、异彩纷呈的民族音乐文化活动并凸显民族音乐自身的感染力，展示各民族的优秀品质，并融入民族文化活动，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让我国民族音乐为世界所喜爱。
作者:高海燕 单位:太原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博特乐图.高校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传承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民族音乐传承班的探索[J].人民音乐,2015,(1):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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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 民族性 民族意识 现代性
陕西省教育厅2010科研项目《贾平凹小说创作与佛禅思想关系研究》（2010JK052），陕西省社科界2013年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媒介发展与红学革命――以刘心武的红学研究与红楼续写为例》（2013Z004）。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创作的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别是在全球化语境的强大冲击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因受民族文化传统、地域条件及经济水平的制约，仍处于中国文学的边缘地带。通过分析其创作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有着主流文学无法替代的优势，但这些优势也会给其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的束缚与限制。随着国家文化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近年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的激情创造，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展现出气象蓬勃的生命活力。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特点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的其他各民族文学的总称。其创作主体主要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及作家，通过神话、传说、史诗及小说等体裁，以各少数民族人民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及民族性格为基础，来表现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状态及精神风貌。独特的民间文学、民族风俗、宗教文化、自然风光，使少数民族文学往往从汉族受众完全陌生的视角切入，创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作品，使少数民族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绽发出独特深邃的艺术魅力。
1.民族特质的执著坚守与独特表达
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少数民族创作的基础与源泉，也是少数民族创作中着力表现的艺术内容。我国少数民族除了汉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外，多集中生活在荒凉边远地区。雪山、草原、盆地、沙漠、戈壁及原始森林等，这些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及地域风物，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与风土人情，赋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独特的生命力。沈从文古朴纯美的湘西世界、赵银棠纳西族世代而居的滇西风情，无不让读者切实地感受到异域风光与风土人情的神秘深邃与独特美好。这种独特的乡土情结与思想情感表现，以及透过各种文化差异性表现出来的人类共性与普遍性，既是对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诚挚坚守，更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先天优势。
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及其神秘性与传奇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独特资源。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拥有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宗教传统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少数民族群众往往从宗教中寻求精神的指向和灵魂的栖所。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也着力表现本民族宗教及文化对民族历史、民族生活产生的复杂影响。而且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家在追求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奇异性的同时，也开始不断思索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出路。扎西达娃的《・隐秘的岁月》、吉狄马加的《初恋的歌》、张承志的《心灵史》等作品，均对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对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及当代生活中所起作用进行细致全面的美学审视。
浓郁的民族特质还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相对简朴的人际交往环境，滋育了少数民族人民质朴、善良、豪放、坚忍、乐天助人的性格特征，这也深深塑造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审美取向。
2.民族历史的忠实继承与积极抒写
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与成熟，自有其悠久历史。这种历史积淀往往是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的主要取材资源。他们以沧桑感伤的笔触将少数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对社会现状和人民苦难进行细致的描述，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进行揭示，赋予作品深厚的历史感悟和丰富的文化内蕴。阿来《尘埃落定》叙写康巴藏族土司由神秘辉煌走向没落消亡的悲剧历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自述口吻，讲述鄂温克人的百年沧桑与生存现状。这类作品常具有史诗性质，通过色彩斑斓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展现本民族发展的兴衰荣辱，加深广大受众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理解认同。
“文学只有与人民大众紧密联系，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描绘他们的精神图景，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才能拥有生命力，才能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①少数民族文学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一直将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作为作品的主体内容。作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入手，探索着生活的真谛，展示着生活的真善美，并通过作品启发和教育广大受众，引导受众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同时，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历史与时代的沟通交融中，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还表现出强烈的担当精神。这既是本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力工具，也是民族传统与世界交流的桥梁，在让外界认识本民族的同时，也引导本民族文化不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急速行进，时代变迁与各种文化的复杂融合，给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发展与变革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3.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
某种程度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史也是其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与超越的发展史。在改革开放前，受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的制约，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相似方式单一，在社会话语权中也处于失语状态。在此情境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相对淡薄。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取材一般、立意普通，侧重反映不同民族共属的、而非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在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浸染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视野越来越开阔，其文化素养也得到不断提升。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他们对本民族所特有的、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与现实处境不断进行反思。“于是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加以自我认同和确证，开始怀着充当民族文化阐释人和代言人的热望投入到文学创作”。②从《穆斯林葬礼》到《尘埃落定》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超越使少数民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不再停留在一个简单的附庸或者浅层次的表达层面上。在创作中，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突破传统的写作方法与叙述方式，展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在内容上，所表达的民族特质更加鲜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反思力度也更加厚重。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创作中所表现出开放包容的世界眼光，这是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深入和自觉追求的结果。他们在与他民族及世界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断思量本民族特色、发掘民族内涵，其作品表现出的不再是狭隘的、单一的思想元素，而是以开放眼光、包容心态，在多元化文明中展示自己的独特思考。因此，作品既具有丰满的民族特质，又充溢悠远的人类意识与世界情怀。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困境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着主流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也因此取得一定的文学成就。但在其未来发展中，也存在诸多必须认真对待、积极解决的问题。
1.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
少数民族文学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也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缺少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坚守，从而陷入文化认同危机的困境当中。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故意回避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用汉语进行写作，在题材上避免留下少数民族的特征。即便是一些已经在文坛中取得较大成绩的少数民族作家，也会有意无意地使其作品不涉及民族题材，避免在作品中出现民族人物形象。
2.民族文化创造自觉性的缺少
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汉族文化，长大后还到汉族地区接受高等教育，所以他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了解还限于浅表层次，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系统深入的体认理解，不具备深厚扎实的民族文化功底。在文学创作中，他们猎奇式的表现本民族风俗习惯，浮光掠影地追求所谓的民族特色，因为没有汲取到本民族文化土壤的丰富养分，作品往往流于肤浅，缺乏对生活本质的精准把握能力、缺乏震撼人心的思想深度。
3.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不够密切
身处急遽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有不适应感，反映在作品中则是对时代把握出现偏差，过于流连于本民族的辉煌过去，使作品过多地体现民族历史文化，而忽略对现下状况的关注与思考。在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面临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冲击，如何深入地把握本民族所经历的各种变革，将民族性与时代性密切结合以求开拓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道路，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4.少数民族作家自身的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相对闭塞落后，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缺少高层次的思考，其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还有待提炼。同时，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缺少走出国门、感受世界的机会，他们对当今世界新的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的接触理解是有限的，因而他们的文学视野还需进一步开拓和深化。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每一种文化在前进过程中都会经历阵痛，但阵痛过后伴随着的可能是成长和发展。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在创作中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在时代洪流、文化思潮和文艺理论的不断洗礼，少数民族文学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走来，在中国文学界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未来发展如何？抑或如何发展？
第一，不断加深的民族认同感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厚基础与原动力。以世界文学中拉美文学及非洲文学的发展经验为例，该地文学虽然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不属于同一范畴，但却有很多相似相通、可加借鉴的地方。在题材上，两者同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以及鲜明的地域特点;在文学群落中，都处于边缘化状态。但拉美文学及非洲文学却在当代世界文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20世纪30年代由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人发起的“黑人性”运动， 在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与责任感的驱使下，非洲文学得到了振兴发展。
再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近年来的发展历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是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到多元化的过程，其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也是越来越强，并且能够以包容的态度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不断的审视与反思。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取得进一步发展的根基。
第二，优秀创作人才的出现与国家政策的鼓励与支持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推动力。近年我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创作人才，他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对文化与科技的接受水平较高，更容易在外来文化冲击中，坚守自己的民族特性，也更具有批判思想与世界意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角与理性的思维。而且近年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每年都会召开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中国作家协会计划每年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作品100部，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语言、不同文学门类确定扶持项目;鲁迅文学院也通过和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合作，联合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支持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也纷纷通过各种办法与措施促进本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内蒙古作协提出“草原文化”概念倡兴民族文学;宁夏作协通过举办回族作家笔会、刊发回族作家专号等形式，大力扶持回族文学;延边作协通过各种途径集资设立文学奖项，促进朝鲜族文学的发展。
第三，多元化的文化交流碰撞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了创新血液与发展土壤。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与超越，他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内涵的思考不断深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得到不断的解放，对题材的选择也更加丰富多样。特别是对现实主义题材与生态文明题材的把握，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供一定路向。当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现代性”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普遍遭遇。少数民族即使地处偏域，也无法避免现代文明带来的各种浸入，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意味他们必须挣脱原有禁锢，走出对民族性无休止的展示，沉潜到本真生活的深处，关注本民族文化在社会进程中的改善与重建。而在工业文明的强劲影响下，我国生态环境受到愈加严重的破坏与挑战。如何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积极关注点。少数民族受地域的影响，与自然生态有着独特的关系。这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创作题材将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
最后，现代化创作环境与传媒手段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打开更为畅通的渠道。相对主流文学而言，未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仍将处于边缘化地位。但无论是与世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横向比较，还是对其纵向发展阶段与特点进行梳理，都足以发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随着当前网络技术的不断推广、博客微信等现代传媒的普遍应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形式上不断超越传统媒介，艺术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因而，可以自信地预见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前景必将更加辉煌灿烂。
注释：
①纳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若干独特优势》，《文学教育》，2012年第10期，第5页。
②徐其超、吕豪爽：《昭示与启迪――茅盾文学奖之少数民族获奖作家作品论》，《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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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方面的研究，文献资料整理发现，常见的观点主要有: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具有技巧性、艺术性、观赏性、娱乐性、游戏性和趣味性等特征;从体育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民族性、传统性、时代性、地域性、民俗性等特征;从项目特点的角度来看，多以竞技为主、与生产密切结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民族风格、地理传播性、高度的综合性和突出的季节性等特征。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倪依克、胡小明(2006)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活态性、地域性、民俗性、群体性等特征，这和他们在前文对定义的界定是一致的;任莲香(2008)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民族经济的制约性，民族文化的多类型、多元化、多样性和亲和力等特征，该研究主要从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体现了一定的新意。还有其他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和价值体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具有种类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分布的地域性、文化的同质性、民俗性和娱乐性等特征。
就目前来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定义和特征等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重要基础学科(如母学科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等)的相关理论支撑。例如，人类学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学科，目前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些原始资源、素材、现象进行表面化的描述，很少有人从人类学理论的原理与视角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探究，很难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本质特征，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因此，必须要从人类学等基础学科的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例如，可以从体育人类学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分析，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全人类体育中的共同文化要素，探寻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生、演进、发展和传播的原因与方式等等;另外，还必须要借助现代的先进理论和方法走现代化之路，综合运用体育学、文化学、美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甚至经济学的知识来进行全面合理的理论构建和技术整合，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面走向世界打好理论基础。
2发展研究
大约有60%的文献都是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是白晋湘教授(2003)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对两者的对立统一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指出了两者矛盾存在对各自健康发展的价值等等，该研究借助了马克思主要哲学基本原理的三大规律之一即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高度。其他观点主要有:黄涛(2006)认为，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主要趋势: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物质特征将被弱化，精神特征将被强化，民族性内涵将被丰富;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特征与时代特点将互补共存;三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将和世界性特征融合。刘远航(2006)指出，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符合各民族人民感情的需要，又能够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完善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任莲香(2008)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将从区域性封闭形式向广泛性全球化方向传播，并与其他民族体育和民族文化相融合，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道路。刘大铎(2011)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要吸收外来西方体育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姜广义(2011)提出，孔子学院作为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强势输出提供了路径和载体，体现孔子文化精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充实了内涵，而且也解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瓶颈问题。刘小学(2012)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北欧传播的受众特征的调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的顺利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数据支撑。
张祝平(2012)从太极文化的角度指出，太极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典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提出了太极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遵循文化自觉的准则，必须紧密依托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并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完善等观点。在文化体系多元化的今天，妥善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文化冲突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合理解决好太极文化自身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是太极文化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重点领域。卢伟芬、邢志杰(2012)研究了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进行建构，根据建构框架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可见，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国民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愿望。实际上，在人类文化日益趋向世界性与民族性的21世纪，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像崔乐泉博士(2001)所强调的:要采取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体育文化开放的战略。例如，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大大加快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化定位和全球化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的普及和提高，必须要和教育进行有机结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这对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校园体育文化十分重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娱乐、教育和激励等功能，无不闪烁着文化的光芒，教化的强大，这对学生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等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培养中华民族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根本所在之一。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把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的事情当成是提高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和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政治任务来抓。实际上，如果没有学校体育教育的土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难以继承和发展。在韩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跆拳道课程，基本上每10个韩国学生，就有7个是学过跆拳道的，现在已经吸引了我国青少年的积极参与;而我国的目前情况是，每1000个孩子里面也难以找到1个学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的。另外，国家武术研究院的调查还显示，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该以自己独特的育人方式在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和竞赛等形式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体现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观愿望和文化品位，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学校不仅是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是发展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关系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这正如同志(1940)所指出的那样:“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见，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被称为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我国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局中的独特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学术研究层面，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产业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多与当地民族风格和节日风情结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报道和研究中，都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无形文化，是隐藏在民族内部的文化珍珠，因此，必须要尽快将其产业化，即将其部分有形化，这就必须依据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拓展这个原本局限于无形文化的范围。吴健等人(2007)通过实证考察方式从文化层面对重庆市少数民族主要群居区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分布特征、历史形成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分析，并从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角度阐述其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探讨了民族传统体育对拉动旅游产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开发体育文化资源等，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超过400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0．7%，从业人员将超过400万。可见，随着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兼健身、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从而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纵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研究还发现，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二是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科学性论证。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理论研究，如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途径研究，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研究等等。
4研究展望
第8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 民族院校 少数民族大学生 中华文化认同
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它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只有实现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才谈得上其他的认同。少数民族大学生是肩负民族地区发展的历史重任和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力军，是国家和民族地区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更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文化认同状况直接影响国家的稳定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教育是增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的主要手段，民族院校作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摇篮，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教育中负有重要使命，本文拟探讨民族院校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教育的路径。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加强中华文化认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少数民族大学生需要以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性实现高度认同。民族院校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的主渠道，加强民族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理论思维不仅对国家还是民族都很重要。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让他们通过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年龄阶段，也是他们良好社会公德、行为习惯和健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多种文化正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这种文化之间的碰撞给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影响。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认同的教育，并正确引导他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
（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
当前，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已取得成效，但同时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价值取向的功利化等。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少数民族大学生，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他们;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他们，增强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理想信念，要使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保持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融合少数民族大学生，使他们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
（三）培养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注重培育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理国主义精神，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要引导大学生在法治轨道上表达爱国热情。要加强对大学生的道德、法制教育，让他们学会科学分析、全面思考，积极引导他们将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首先，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态度上认同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践行的积极性。其次，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广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相结合。高校尤其是民族院校可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各民族所共有的传统节庆日，各民族自身所特有的重要节日及学校所开展的特色重大庆典日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各种主题活动、学生的社团活动、各种文艺演出及相关的各种志愿服务活动等载体贯穿其中，在理论灌输与实践活动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二、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理念
五十六个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成“多元性”的中华文化特点，与此同时，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又都同属于中华文化，也就是“一体性”。因此，在中华文化认同的教育中，如何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当前高校中华文化认同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民族院校要通过民族理论与政策课，构建大学生“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理念。
（一）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被打上时代的民族烙印，反映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观念。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既有共同之处，又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各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对该民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为各民族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不同民族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自己具有的独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成员的感情寄托，表现为一种民族精神。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各民族相对稳定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及民族素质，共同的文化是维系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精神纽带，也是维系各民族关系的情感依托。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各少数民族在加强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要尊重和认同“共性”的文化。
（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
无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必然要根植于包括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价值观念不仅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同时，作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流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对于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形式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要做到“美人之美”。
（三）加强民族文化政策的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文化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从1984年到2009年期间，政府相继出台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这为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从而为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营造中华文化认同的校园文化
民族院校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为各民族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提供“润物细无声”的环境。
（一）在校园建设中融进中华文化元素。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添加中华文化的元素，如修建中华文化墙，展示优秀的中华文化;在教室或图书馆悬挂经典诗歌等。把中华文化元素融入大学校园文化离不开一定的资金投入，学校各项活动的开展及各项载体的建设都要依靠一定的经费支持，确保民族文化进大学校园的必要资金投入。
（二）开展丰富的中华文化方面的活印
社团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民族院校要通过社团活动将中华文化浸润到少数民族大学生心中，如邀请专家开展中华文化主题讲座，开展古诗词朗诵比赛，组织经典原著读书活动，或利用中华传统节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利用学校校报、广播、电视、校园网等多种媒体，让各民族学生相互了解民族文化，加强对彼此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全力营造既能有效弘扬主旋律又能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校园文化氛围。
（三）加强信息管理，优化校园网络文化环境。
在网络化时代，由于传教者和受教者所具有的广泛性和主动性，使得校园文化的价值导向面临新的问题。在网络世界中，文化的多重界限正在慢慢消失，由此带来的各种具有自身模糊性的亚文化。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对高校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为大学校园提供了更便捷的交流手段和日益丰富的信息存储。另一方面使得负面信息有了市场。加强校园文化主体网站建设，用正确地、健康的文化占领校园网络阵地，加强主旋律在互联网上的正面宣传。同时，加强对学校党报、广播、电子公告牌、校园网、校园论坛、学校沙龙等学校主流宣传阵地的建设和管理，搞好网络载体建设，充分利用各种有效传播途径和传播媒介积极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形成良好的校园育人环境。
（四）加强人文关怀，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高校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有自己的个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教育方面的改革正在进行，出现了某些影响大学生健康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学生的心理压力在加大。由于他们过去成长、生活在本民族地区，在当地及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大多继承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及文化传统，有自己较稳定的民族意识。进入高校后，随着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层次和个人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本民族意识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民族心理会使他们特别关注本民族的语言、传统习俗等能否得到他人应有的尊重。因此，民族院校要营造出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和民族和谐为主要内容的校园文化，使少数民族大学生亲身感受到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激发他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从而使他们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中坚力量。
注释：
①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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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
中西“会通”问题依然在延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面临新的学术转型。恰当而有效地认识、理解与阐释“半殖民性”命题，不仅需要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状态与情形进行再考察、再理解，还需要看研究主体应具备怎样的胸襟、气度与立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压抑、恐慌境遇中，是在被迫与无奈中学习、模仿西方文学。西方强势文明凭借武力的“大棒”和文化的“胡萝卜”，不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扩张，而且在宗教、语言、伦理、文学、艺术等各层面进行文化价值的推广与普及，用政治话语来表述，就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和平演变”。华勒斯坦认为：“普遍主义是作为强者给弱者的一份礼物而贡献于世的。我惧怕带礼物的希腊人！（TimeoDanaosetdonaferentes！）这个礼物本身隐含着种族主义，因为它给了接受者两个选择：接受礼物，从而承认他们在已达到的智慧等级中地位低下；拒绝接受，从而使自己得不到可能扭转实际权力不平等局面的武器。”③这种等级秩序和权力不平等，是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所遭遇的一个基本历史事实。这一历史遭遇，往往给弱势民族国家带来颇难堪的精神后果，即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如果说随着弱势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作为民族创伤和文化创伤的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能在较短时段内得到较大程度修复；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克服，则因为文化变迁的相对缓慢而需要更为漫长的时光。如果说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能为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带来集体激励效应，使之知耻而后勇，那么，文化矛盾心理为其带来的实际效应，则相对复杂和隐蔽。在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文化矛盾心理及其反馈的文化两难选择，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华勒斯坦所说：“这种矛盾心理反映在许多文化‘复兴’运动中。在世界许多区域广泛使用的复兴一词，就体现出矛盾心理。在谈论新生时，人们肯定了一个先前文煌的时代，但同时也承认了那时文化的等而下之。”①从某种意义上看，如果说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关乎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那么，文化矛盾心理的调适与化解，则更关乎这些国家的自我选择。这是理解和阐释“半殖民性”所指涉的普遍主义和地方主义、现代性和民族性等元素在近现代中国呈现犬牙交错状态和复杂情形的一个研究前提。
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等命题，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逻辑分类和难以截然分离的认知模式。这一命题的两端，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我们从现象中提取普遍主义、现代性等概念，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纯净”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标尺。普遍主义和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区域现象。普遍主义不是生而就有，而是从地方主义扩张而来；现代性也不是匀质的和固态的，而是杂质的和流动的。英、美、法、德等现代民族国家所呈现的普遍主义与现代性，均有重要差异，只是我们很少有兴趣辨别而已。从更长远时段看，这种普遍主义和现代性，只是人类文明的盛衰在特定历史时空的一种具体展现。被迫、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果抵制、拒绝这份“礼物”，其地方主义和民族性究竟能否存在，在全球一体化时代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如果加以充分吸收与借鉴，其地方主义和民族性不但有了彰显的机遇，假以时日还有可能在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成为新的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标杆。
需要警觉的是，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极易导致固步自封倾向，即强化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这固然可以昭示民族自尊心，也可能激励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但在某些历史阶段，更容易沦为专制者及其附庸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典型论调，莫过于特殊国情论。如果动机出于文化情怀和学理探究，其民族感情应予肯定；但如果出于利益掠夺与权力维护，其虚伪性与性就昭然若揭了。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的介入，所属国民秉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本土价值意识，应予理解与尊重，但不应成为抵制与抗拒的借口。学习与模仿，并不是一件令人羞愧与耻辱的事情。堂而皇之地享用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产品，却又以维护传统的名义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果实，是不是显得滑稽？鲁迅的“拿来主义”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只不过我们已经习焉不察。“拿来主义”不是实用主义手段，而是凝练概括了弱势文明遭遇强势文明时所应有的胸襟、气度和立场。日本堪称“拿来主义”的一个成功案例，它在充分吸收与借鉴普遍主义和现代性时，不但没有丧失文化的民族本性和地方主义色彩，反而从文明等级的低端快速抵达了高端。当然其民族根性中“恶”的一面，也实现了现代转换，这尤其值得引以为戒。弱势文明在扭转劣势、实现复兴过程中最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而是固有文化结构中“恶”的因素沉渣泛起，尤其是“恶”以现代形式借尸还魂。在文化交流和学理探究层面探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对立，可以通过鲜明的对比效应，凸显文化更新与复兴中遭遇的诸多具体问题。但如何避免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导致的价值偏离与情感抵触，避免文化情怀与学理探究沦为利益与权力的附庸，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半殖民性”，不是激活民族耻辱感、历史悲情意识，更不是强调文化殖民色彩，而是在学理和文化情怀层面，探究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碰撞与交融中如何实现“会通”。必须看到，“半殖民性”带来了民族耻辱感和历史悲情叙事，更给中国社会和文学带来了一个重大历史发展契机。在今天的历史境遇中，祛除民族自卑感和历史悲情叙事，调适文化矛盾心理，更多关注普遍主义与地方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会通”，是现代学术体系能否拓展、创新的一个更为迫切的命题。
二、在“会通”视野中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创新可能
逻辑分类和认知模式中的普遍主义和现代性，一般指向欧美强势文明范畴内的各种观念体系及其指涉物。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谱系看，欧美文学及其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场至今仍在变动不居的革命性变迁；这场变迁的模仿与学习色彩，迄今依然强烈；所谓“半殖民性”，即是对这场革命性变迁的实际历史状态与情形的描述与概括。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1）发源于欧美民族性和地方主义的文学及其观念，因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贡献了创造性经验与价值，而具有了普遍主义和现代性面目；作为欧美地方主义和民族性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呈现，它熔铸的是欧美世界的区域性文学经验与价值，并未充分容纳和吸收其他地方与民族的文学经验与价值；凭借资本主义历史体系的扩张，这种创造性价值与经验被赋予了模本和范型的作用与意义。（2）中国文学有着几千年的连续性和不间断性，文物典籍、文献史料浩如烟海，精神遗产和文化心理博大精深，无论在古典时代还是步入现代进程，都体现和蕴含着人类社会在一个特定时空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3）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抗争、对世界文学的借鉴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和当时文学实践的共存秩序中脱颖而出的；它实现了自我本质的确证，具有了“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后的自足性和独特性，初步孕育了自身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展开打开了历史之门。或许再过多少年，这些才能看得更为清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知识传授、塑造审美能力、宣传意识形态、增强社会凝聚力、提振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和学术史延展等功能和效用。这些都无法绕开一个基点，即对中国现代文学创造性经验与价值的挖掘、梳理、归纳、总结和阐发。因此，挖掘上述三个层面之间的差异、分歧和对立，有助于我们在对比视野中甄别和挖掘中国现代文学的自我认同与创造个性；但更应在比较视野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全面、细致地建构中外古今的“会通”机制与平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延展中，探究中国文学已有和将有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最近二十年，创新的焦虑与疲惫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创新能力普遍匮乏的一种具体体现。创新的实现，有赖于学术外部环境、学术内部事务和学术个体伦理意愿汇聚而成的合力机制能否发挥良性作用。但是，不能奢望有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外部环境后再去创新。如何在有限时空内，充分发扬学术个体的伦理意愿，重塑学术内部事务的动力源和创新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路径。因此，在“会通”视野中发掘“半殖民性”的内涵及其表现，重新考察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实际历史状态与情形，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创新点。
“反思西方、回归传统已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时代话题”①。这值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躬身自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与创新意愿，主要表现为：（1）反省西方文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改造与影响；（2）呼唤回归中国文学研究的本来状态，倡导建构民族诗学。在反思移用西方理论弊端方面，有的观点较为尖锐，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学观念、文体界限和文学创作方法，使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和文体形式面临消失的窘境。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渐渐变成了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固有的文学体系和价值范畴渐渐被抛弃”②。在呼唤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建构民族诗学方面，有学者认为：“构建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为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体系，发掘民族传统文学的人文诉求和发展脉络及价值，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③。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还从全局性研究视野，观照和归纳已有研究弊端：“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将古代文学现代化、将中国文学研究西方化、将文学研究政治化，是最值得反思的三个方面”④。这种反思与重建趋势，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学术针对性。我们可以从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中，得到一些启示：（1）从“半殖民性”视野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创新诉求，主要指向研究主体而非研究本体。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古代文学本身具有“半殖民性”；即使有，也是周边民族国家的文学遭遇天朝体系的强势影响而具有“半殖民性”，更何况殖民、半殖民这类术语特指资本主义文明扩张的一种现象。（2）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趋向的旨归，是恢复和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的本来面目，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原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半殖民性”的社会形态与情境中生长起来的，本身就具有“半殖民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体的相对“纯净”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体是一个古今中外文学融汇后的“杂质”产物；紧随其后的研究，更是主要依据西方的知识、理论和观念展开的；显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临对研究主体与研究本体的双重梳理和甄别任务。（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反思西方”的趋向落脚于民族诗学建构，但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田园已经荒芜不可归，今人已经不可能用古典时代的思维和话语去再现古代文学的本真面目，民族诗学建构也不可能再局限于地方主义和民族性的价值资源和话语系统。这些难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是个拷问：反思现代性、建构内源性研究模式，来源和支点何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依据的已经是古今中外话语系统融汇后具有全球化色彩的话语系统，现代文学实践本身更是早已大范围系统运用普遍主义和现代性的话语和思维了。反思西方文学理论观念的影响、建构内源型的原创性研究模式，来源只能是古今中外“会通”后产生的那种新的历史状态与情形，支点只能是中外古今文学知识、理论与方法的“会通”机制与平台。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剥削和同化，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人类文明全球化趋势的一种“曲解”的历史展现形式。各区域、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及文学，是人类文明创造物的一个分支，因为地域、民族、宗教、习俗等原因而呈现出差异性和特殊性，但差异性和特殊性背后总是体现了人类文明创造物所具有的深层普遍性和共通性。西方文学及其观念，借助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崛起而具有普遍主义和现代性面目，未必具有绝对的普适性和通用性，但作为人类文明在现代时段孕育的一种创造性经验和价值，最低效用也可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西方的文艺复兴，持续数百年才开花结果。中国的文艺复兴才刚刚展开一百多年，中经诸多历史挫折，且大有岌岌可危之势，要孕育出完整而独立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需要更多的历史积累。虽然有了一百多年的生长历程，中国现代文学还没有抵达独立性和创造性的较高境界，有关研究更是没有达到丢弃西方话语系统、建构原创学术体系的境界。完整与独立的创造性经验与价值，必然是在一个“会通”机制与平台中才能得以完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