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危机精选(九篇)

第1篇：亚洲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启示

随着亚太地区逐步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席卷欧洲经济的危机又掀起了该地区对出口接连受创和金融资产流动受限的新一轮恐惧。针对这一场危机，亚洲各国政府正在着手各自的对策，并可能向亚洲开发银行寻求金融支持和政策建议。文章讨论了欧洲危机对亚洲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亚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开展的危机应对评估所带来的启示。

一、欧洲危机的影响和风险

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比之前担心的要小得多，但是由于一个国家退出欧元区而引发的危机（虽然可能性不大）带来的影响则可能更加深远。这样的事件可能会改变其他国家对欧元的认可程度，从而进一步减缓欧洲的经济增长，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导致美元资产价格的飞升。本文认为受欧洲危机的影响，目前低迷的亚洲经济形势将进一步加剧。的确，对亚洲各国而言，应对欧洲急剧的经济衰退可能会比应对漫长的经济放缓更加困难，因为后一种情形至少为亚洲出口商提供了寻求替代市场的时间。

正如在2008～2009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一样，贸易也许是主要的危机传播途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由于高度依赖欧洲市场而被认为非常脆弱。而即使对于那些依赖度较低的国家，全面蔓延的欧洲危机所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如果随之发生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同样也会使矿石出口商面临着较高的风险，这样，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蒙古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受到冲击。同样的影响也会发生在那些依赖旅游经济和汇付经济的亚行成员国家身上，如柬埔寨、吉尔吉斯、蒙古、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越南和一些较小的岛国。

如果信用和资产价格飞升、出口急剧下降，很多亚洲国家的金融产业将受到显著的影响。持有较低的国外资产和较低的欧元区债券可以保护亚洲新兴市场的银行体系，但如果欧洲银行因近来增加的风险而减少对亚洲的信贷投放，则会加剧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因此，虽然从总体看亚洲地区的贫困问题受到的影响可能相对温和，但对于小国而言，其影响则是非常严重的，并会直接影响到大国的弱势群体。

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准备和应对

欧洲危机会从多大程度影响亚行各成员国家，不仅取决于各个国家的脆弱性，还有赖于他们的机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强度，金融部门的健康程度以及社会安全网的水平。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的宏观经济和金融部门政策不断改进和完善，旨在增强这一地区应对未来紧急情况的能力。即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2009年，面临严重的出口下滑，亚洲仍保持了可观的经济增长态势。主要亚洲经济体也不断增强汇率的灵活性（特别是最近几年）。因此，亚洲大部分的新兴经济体已形成了竞争性的汇率，并相应放缓了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本流动对汇率和经济的影响。同时多数国家建立了充足的外汇储备体系，银行和公司部门的制度不断完善，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要求也有所提高。除此之外，这些国家减少了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产生大量现金流和期限错配的短期外债，并相应通过丰富资产的多样性减少金融市场风险。即便如此，亚洲特别是中亚转型国家的金融体系仍有相当空间加强和完善。

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国家得到有效控制。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一些亚洲国家在2008年下半年迅速下调利率以释放流动性。一些国家物价上涨的压力显现，但通货膨胀率在2012年初回归到了预警水平以内。因此，这些国家在面对新一轮金融危机时，还有调整应对的空间，例如降低现金储备率和利率水平以鼓励银行业刺激经济发展。

财政赤字的下降，在2008至2009年间为大部分亚洲国家提供了实施扩张性政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的空间。虽然在面临此次欧洲危机时，亚洲大部分国家同样拥有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自由，但是居高不下的政府赤字，使得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高赤字可能会削弱信心，而此时收缩财政可能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波动负面冲击的影响。因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政府逆周期的财政支出一篮子计划显得尤为重要。为了确保经济增长目标，逆周期的支出（特别是消费类支出）必须是可逆的，同时，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投资应带来生产效益。

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跨地区和亚洲各国之间高度的国际合作成为了有利的危机应对措施。面对欧洲危机，同样需要通过国家之间通力协作以阻止危机的传染和蔓延。下一步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将是推动公司和银行部门间制度的国际合作以适应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需要。发展中国家间的共同应对措施将减少金融危机对亚洲地区的影响。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飞速发展和有效的金融整合使得亚洲在应对全球性危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亚洲将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欧元区的危机生动地暴露了在不同国家之间实行固定汇率体系的弊端和危害。与之相比，亚洲国家在收入水平、金融体系和法律、政治制度上更为多种多样。这样的多样性使得推动货币整合受到严苛的条约和制度安排限制。在变化莫测的全球环境下凸显了亚洲国家坚持浮动汇率制和独立货币政策的优越性。

GDP：国内生产总值；区内均值经过GDP加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

三、危机应对给亚行和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亚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对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应对进行的评估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专栏1指出了未来发展中国家、亚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将如何应对，评估机构将如何更加有效。

第2篇：亚洲经济危机范文

一、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

1、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原有的救援机制如IMF表现令人失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传染效应”在区域性金融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传染效应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实体陷入金融危机，危机将迅速向其他国家（经济实体）和地区传播，导致相邻国家（经济实体）也随之陷入危机。金融危机扩散的传递机制包括：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倾销、投资者信心和通货膨胀预期等。所谓收入效应是指危机的发生将导致危机发生国收入的下降，进而导致国内需求包括对邻国出口需求的减少。所谓替代效应是指危机国出口竞争力因货币贬值而得到加强，邻国出口被危机国出口所取代。危机国企业由于严重的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为了避免倒闭，往往不惜血本在邻国和第三国进行倾销以换取硬通货。由于危机国与邻国之间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的相似性，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投资者往往会对其邻国的经济稳定丧失信心，进而停止对邻国的投资或是撤出资金。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特别是危机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其邻国往往不得不使本国货币贬值。因而，一旦一个国家货币贬值，国际投资者就会预期其邻国的货币也会贬值。这种贬值预期往往使国际资本急剧流出危机国的邻国，从而使这些邻国（尽管其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无严重问题）也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大量经验研究证明，传染效应确实是许多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秦朵（2000a，2000b）通过计量分析发现，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并不是人们普遍相信的企业过度负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染效应。

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使得金融危机日益成为一种区域性的现象，其防范和解决已日益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区域性问题。传统上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候往往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IMF的表现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首先，由于对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可能的后果估计错误，来自IMF的救援来得太晚而且救援力度太小。其次，由于IMF的条件主要是为了维护贷款人（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时由于IMF的条件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忽视了危机国的具体国情，许多IMF强加的改革措施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例如，在建立存款人保险制度之前，IMF匆匆在印度尼西亚关闭了一系列银行，结果引起了金融恐慌。此外，IMF在印度尼西亚还取消燃油、食品的补贴，使大量民众的生活下降到贫困线以下。

2． 全球货币体系--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美国霸权；欧元的崛起；蒙代尔预言在20年内将出现美元、欧元和亚洲货币区三足鼎立的局面

尽管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在亚洲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种反应。但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区域金融合作的主张已有很长的历史。发展区域金融合作，特别是发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思想源远流长。欧洲货币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的挑战。长期以来，美国用贬值了的美元支付其国际贸易逆差，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即通过其独有的货币发行权占有其他国家的资源。在流通中的美元大致有4000亿，其中在美国境内流通的美元大致只有400亿到600亿。由于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得以用美元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并累积起1.5万亿美元的外债。与此相对应，其他国家不得不以牺牲自身的实际资源为代价，而持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

欧元的启动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元的霸权。欧元区现有11个国家，希腊、英国、瑞典、丹麦等国很快也将加入。考虑到其他欧洲国家正在积极谋求加入欧盟，预计在未来10年内，欧元区可能扩展会到28个国家。此外，中非和西非的13个CFA 法郎区国家通过钉住法郎，实际上间接地钉住了欧元。如果北非和中东的部分国家也选择钉住欧元，那么欧元区可能扩展到50国，总人口超过5亿，总的GDP规模将大于美国。

蒙代尔(Mundell，2000)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即“稳定性三岛”。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发展紧锣密鼓。与此相比，亚洲的货币合作却仍然在讨论和交换观点的阶段，如果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亚元区可以脱颖而出，亚洲国家将因一个更为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出现而受益。

二、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及其理论基础

亚洲的金融合作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

1. 政策协调：

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是由于国家之间存在政策的外部性，一国采取的政策行为会影响其他国家。由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目前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已分别占到其贸易和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亚洲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反应密切相关，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它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经济高度依赖的情况下，不合作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货币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

亚洲国家需要增加本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且定期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贸易政策方面，亚洲国家应该协调各自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建立区域内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样可以防止过度的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经常账户的平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亚洲各国应定期研究和交流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根据这些研究和交流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各国还应该在金融监管和建立早期预警体系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2．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对于东亚经济来讲，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危机的发生。从全球范围内，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即建立某种机制限制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波动，减少危机的传染性。从区域范围内来看，最重要的工作是，作为imf的补充，在亚洲建立某种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这种区域性防范机制因该承担区域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最后贷款人是指当个别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市场因外界因素影响而对流动性需求猛增时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机构或部门。亚洲的货币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危机，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及时有效地注入流动性，最后引发了连锁性的东亚货币危机。如果在亚洲建立一区域的最后贷款人则可以更有效及时地提供援助，因为周边国家在诊断本地的特殊经济问题和制定适当的解决方案上具有比较优势。

另外，东道国和投资国应彼此合作，互相提供有关资本流动的完全信息，同时引入资本的东道国要帮助投资国真正了解本国借款者资信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条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应阻止国际投机者利用本地的货币市场对第三国和地区发动攻击，阻止热钱的流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国应对本国资本流出进行监督，抑制本国资本对外国的过度流出。亚洲国家要联合建立机构性的基础设施比如建立清算系统减少结算风险。有经验的政府应对风险管理和各国的中央银行如何使用金融工具的组合应对投机冲击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3.联动汇率机制

汇率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长期经受着汇率不稳定的肆虐。尤其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对亚洲国家带来很大的损害。根据日本学者关志雄（2000）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也随提高，这时往往还伴随着泡沫经济的扩张，资产价格快速上扬。日元相对疲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增长也随之减速，资产泡沫崩溃。

由于日元对于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以及亚洲国家长期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在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在亚洲地区很容易诱发连锁性的货币贬值。这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将进一步加剧亚洲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动荡。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东亚国家和经济之间不同汇率安排的管理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亚洲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易受投机冲击，如果措施失当，会比浮动汇率带来更大的汇率不稳定。然而，由于经济结构缺乏灵活性，欠发达国家又需要稳定的货币。为实现货币的稳定性，亚洲国家是否应该和可以建立起一个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区？目前在东亚有不同的汇率安排，如何使不同的汇率安排相容，并使之有助于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繁荣？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4.单一货币区

第3篇：亚洲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 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两次金融危机。这两次金融危机的触发机制和传导机制也有着自己的特点。两次危机的爆发也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两次危机的比较

（一）危机表现

图1 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泰国GDP变化与次贷危机前后美国年度GDP变化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Word Bank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危机冲击的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水，经济增速也有所下滑，泰国1997年和1998年的GDP分别下降了17.1%和25.9%，同样美国2009年的GDP下降了1.77%。金融危机除了冲击证券市场和经济增速外，也使得受冲击国家的货币贬值，房地产市场萎缩。

从金融危机的表现上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危机的发生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二）危机爆发的原因

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就的。

首先，泰国泡沫经济崩溃带来了不良债权。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地膨胀，外国资金的流入也推动了泰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到了1997年，泰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泡沫的破裂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债权。

其次，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出口减少，产生贸易逆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由于美元升值，泰铢又是长期盯住美元浮动，因此造成泰国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扩大。

再次，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对冲基金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冲击。冲基金预期到泰铢的贬值，于是对泰铢发起了攻击，泰铢大幅度贬值。在对泰铢进行了冲击之后，对冲基金又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货币进行了冲击，使得这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美国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创造了多环节的资产证券化。美国的房地产放贷机构大量地发行次级贷款，抵押贷款公司又发行了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证券（MBS），并将MBS出售给了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以MBS为基础发行了担保债务权证。这样，当利率身高，次级房贷的债务人无力偿还贷款时，就会使得整个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金融危机爆发。

其次，贸易顺差国资金流入美国引起房地产市场泡沫。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用将外汇储备用以购买美国的债券，将资金注入美国市场。资金的流入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图2 2001-2007年次贷危机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官方网站

再次，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美联储在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当美国经济在2003年开始反弹的时候，美联储并没有及时上调利率，长期的宽松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房地产泡沫。

最后，金融监管的欠缺最终使得危机爆发。在美国金融机构不断进行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的时候，美国相关的监管机构并没有对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地监管。监管的欠缺放大了金融产品的风险，最终使得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

（三）危机的触发机制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来看，两次危机的触发机制是不同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引起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前者发起于发展中国家，后者是由发达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引起的。但是引起两次危机爆发的共同原因是金融监管的欠缺和危机前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

（四）危机的应对措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的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应对危机中主要是接受了IMF的援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对本国经济进行了救助。作为美国债权国的中国、日本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等也因不愿看到美元资产贬值而加入到拯救危机的行列中。

二、两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从两次危机前后我国出口额变化的情况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要远远大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原因在于：

一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是中国在出口中的竞争国家。因此，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的时候，我国出口的变化并不会很大。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危机冲击的主要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当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受到影响的时候，其进口需求减少，我国的出口必然大受影响。

二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身的影响范围要大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了比1997年更严重的冲击，自然我国的出口所受的影响也将会更大。

三是，由于我国商务部公布的官方数据的限制，我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只能是年度数据，因此很有可能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所使用的月度数据波动性更小。

（二）危机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图3两次危机前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年度变化（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从两次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看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国在两次危机中外商直接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由1996年的700多亿美元下降到了1999年近400亿美元。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由2007年第四季度的350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不到200亿美元。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三）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以及资本充足率都已有显著提高。由于资产负债表更加强劲，资本杠杆率更低，我国银行无需通过减缩贷款对危机做出反应。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银行正通过提高杠杆率向经济注入流动性。2009年3月份的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8月份的14.3%增加到29.8%。这说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业应对危机的机制更加成熟，银行业应对危机也有着更大的主动性。

三、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一）在经济发展中要警惕泡沫经济的出现

不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危机爆发前，危机发生国都出现了由于流动性过剩而引起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是两次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触发机制。因此，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也要警惕这种由于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房地产泡沫。在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住房实际使用量的监控。

（二）加强金融机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有由于金融监管不力而造成危机加剧的因素。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大量热钱涌入东南亚国家的市场，推动泡沫高涨，这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是很大的。我国目前也是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很多资金由于看好中国市场而想涌入中国。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限制资本流动的国家，因此，这还没有给我国造成过大的冲击。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的资本项目将逐步开放，在那种情况下，我国一定要警惕短期资本的冲击行为，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

除了对于热钱的监管外，我国也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我国的金融业尚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各种金融创新的工具将在我国逐步使用，我国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吸取美国过度创新引发危机的教训，加强监管。

（三）保持适当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冲击

从我国历年外汇占款的变化看，我国的外汇占款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加速增长的时期。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汇率完全浮动之前，我国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可以防止在资本账户开放后国际游资对于人民币的冲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以泰国为首的东南亚国家正是由于最终的外汇储备不足而无法抵御对冲基金的冲击，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四）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金融业的发展是一种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虚拟经济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只有制造业、实业等实体经济得到切实的发展才能真正的增强一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有由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而造成经济泡沫放大的因素。因此，只有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够提高一国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刘亮.美国次贷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J].金融数学与研究，2010（1）

[2]刘遵义.十年回眸：东亚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2007（8）

[3]余永定.泰国的货币危机及其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1997（9）

第4篇：亚洲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东亚；脱钩；全球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4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了与发达国家完全相反的经济复苏态势。东亚经济的强劲增长重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东亚是否脱钩”的争论。那么，东亚经济“V”型反弹的实质是什么?东亚果真正在与欧美经济脱钩吗?东亚经济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东亚脱钩论的源起与争论

对东亚经济是否脱钩于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家的讨论，主要源于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东亚贸易模式及贸易数据的观察与分析。可以说，是日益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洲与工业化国家脱钩这一假设提供了研究背景。比如，Athukorala和Kohpaiboon(2009)②就认为，脱钩论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东亚区域内贸易在这个时期持续增长的事实以及东亚各国对区域经济增长长期保持的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亚洲开发银行是支持东亚脱钩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阵地，其基本观点是：亚洲区域经济近年来发展迅速，且越来越独立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其巨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代替主要工业国家的市场需求(ADB，2007)。Lee和Park(2009)的研究也认为，亚洲与中国日益彰显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的区域内与区域间贸易联系以及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都使得亚洲宏观经济相互依赖以及经济政策在新兴亚洲与主要工业化国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然而，反对者的声音也非常强大。Cheung和Chang(2007)认为，东亚经济体要与美国脱钩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为其产品出口寻找到充足且多样化的市场，拥有政策制定的自力，特别是要拥有制定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不受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亚洲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以使亚洲的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完全脱钩显然是不现实的。与Cheung和Chang的分析相比，Pula和Peltonen(2009)的观点在反对者中更具代表性。他们认为，虽然亚洲区域内贸易与中国市场变得日益重要，但200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总量只占世界最终产品贸易总量的7％，而与G3的贸易量却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6％；并且从1995年以来，亚洲对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这与全球贸易一体化趋势是一致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亚洲脱钩。与此相类似，Brooks和Hua(2009)也论证认为，虽然近年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强，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亚洲正在与G3(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周期脱钩；相反，亚洲与G3之间有着一种本质性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从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日益紧密了，G3仍然是亚洲生产网络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在这个垂直分工的生产网络中，中国处于装备制造中心的地位，其发展在东亚地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中国加深了与亚洲其他国家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加深了中国、东亚其他经济体与G3的相互联系。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关东亚脱钩的争论一面倒地转向持反对观点的一方。IMF在其2009年10月的《地区经济展望：亚洲和太平洋》中就指出，截至2008年底，亚洲受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仍然是严重依赖出口的国家，并且始于2009年2月的经济恢复正是得益于与西方世界贸易的正常化。总之，亚洲非但远远没有与西方脱钩，而且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反而日益紧密了。不过，由于危机后东亚地区与欧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经济表现，有关东亚脱钩的争论再次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Lee和Park(2009)⑨将人们的疑问高度概括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基于一个相对狭小的视角，当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时候，亚洲能否独立完成从危机中的恢复?若将视角扩大，即研究由于亚洲的崛起以及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亚洲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二、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V”型复苏中的新现象

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增长陷入阴霾。在整体渡过危机初期的沉重打击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逐渐开始出现分化。2009年，世界产出下降0.6％，其中美国、日本、欧元区分别下降2.4％、5.2％和4.1％；相比之下，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表现明显好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达到2.5％，其中中国和印度的表现尤为突出，分别达到9.1％和5.7％。201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分化格局依然持续。美国经济虽有起色，但持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令美国政府高度紧张，欧洲则深陷债务危机，市场悲观情绪浓厚。与欧美相反，东亚已从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中恢复并显现了V型复苏，其经济的发展势头令世界瞩目。

不过，与东亚复苏相伴随的是一种新现象的出现，即在欧美市场需求不振的情况下，东亚经济的复苏仍然主要受益于各经济体大幅度的出口增长。自2009年秋季以来，东亚出口恢复迅速，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和中国的出口量已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占总出口1/3的电子产品出口在2009年首先复苏，至今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2010年上半年，中国、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5.2％、34.4％、49.9％、28.7％、35％和37％，日本39.6％的出口贸易增长幅度甚至创出了历史新高。大量的研究表明，出口的强势恢复与政府非常规刺激政策而引起的内需增长共同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V”型反弹的两大引擎。亚洲的卓越表现令人感到困惑：为什么在欧美需求不振的情况下东亚仍然能够迅速恢复其出口，并拉动经济实现V型复苏?

三、出口市场多元化一一对新现象的解释

对于东亚各经济体出口的大幅度反弹有多种解释。IMF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认为三大因素在促进亚洲地区出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是高科技制造业产品全球和国内库存周期的开始，在这些产品领域(如电子产品)，亚洲经济体大都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其次是危机期间中国国内强劲的需求增长；最后是在全球经济下滑背景下亚洲出口商有能力提高市场份额。IMF给出的三个因素有一定道理，但这绝不是故事的全部。

(一)东亚出口地区结构的变化

危机过后，东亚的出口地区结构正在悄然发生

变化，而中国无疑是这种变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引导者。2010年1－7月中国的出口规模激增，但市场结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趋势，即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原来的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对“金砖四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尤其惊人，其中对巴西的出口7个月累计增幅达到102.1％，对俄罗斯为70.7％，对印度为40.3％。从总体上看，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增幅要显著高于对美国的29.4％和对欧盟的36.4％。从较长期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金砖四国”作为中国出口市场的重要性正在迅速提高，这一现象可以从图l中“金砖四国”及美欧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变化看出来。由于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中心地位，中国的出口方向的转移意味着东亚所依赖的外部市场的转移。不单单是对于“金砖四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中国对其他新兴市场的出口也高速增长，比如2010年l一7月对南非的出口就增长了50.9％。

考察东亚其他经济体，我们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2010年前两个月，韩国对“金砖四国”的总体出口增长幅度达到67.5％，对其出口额占韩国总出口额的32.4％，其中对巴西的增长率为119％，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70.3％和62.5％。此外，对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也大幅增长，比如2010年前两个月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119％，对东盟增长49.2％；2010年1－6月对拉美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出口增幅则分别为67.3％和66.0％。作为对比，2010年前两个月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仅为4.9％。日本对拉美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出口增幅同样巨大，2010年1－6月分别达到61.1％和63.8％，对东盟的出口也达到61.8％。其他东亚经济体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几乎都呈现出远高于对欧美市场的增幅。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十大经济体向G3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7年的45.5％降至2009年的36.4％，而填补空缺的是发展中国家和石油出口国。“南南贸易”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以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表明长期被迅猛增长的“南北贸易”所掩盖的“南南贸易”的重要性在危机之后正在提高。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正在迅速扩大。正如IMF的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如果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商业周期存在明显差异，那么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将使得东亚等外向型经济体对来自欧美的冲击逐渐产生免疫。这种“南南贸易”虽然绝对数量暂时仍然较少，但势头惊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东亚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形成的“新三角贸易”再次出现了新的趋势，东亚在中国这个火车头的带领下正在努力转向，尽管只是开始，但趋势已经形成。

(二)“南南贸易”为什么会发生?

回顾危机爆发前，经过了1997年金融危机，东亚各国普遍进行银行业改革，使得各国银行处于前所未有的健康状态，同时十年的“节衣缩食”使得该地区各经济体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据不完全统计，亚洲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60％)，因而在危机发生后，各国能够迅速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向实体经济注入超常规的流动性，并适时调节力度，而不必像欧美那样以借债度日。在亚洲各国的刺激计划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中国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

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在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取代长期停滞的日本成为亚洲增长的最强有力的引擎。自2008年底开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大力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出包括4万亿元投资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快速复苏，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8.7％，这其中有90％是靠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和城市电网改造等占投资比重的37.5％。这促使中国大量进口铁矿石、铝矾土、石油、木材和机械等。中国的巨大需求为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出口空间。巴西、印尼、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大宗商品生产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大宗商品消费国，进而贯穿整个东亚生产链条，开始形成良性互动。这些原料供应国由于出口的激增，因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而其中许多制成品就产自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大规模刺激政策，打开了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但它的确托起了世界的一大部分。

(三)“南南贸易”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持续的?

这种“南南贸易”的新趋势是否可持续?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见表1)，整体而言，全球6DP预计2010年和2011年增长3.3％，此后有所提速，到2012年提高到3.6％。由于劳动生产率和人口增速快得多，预计3年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都在6％左右，而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则局限为2010年2.3％、2011年2.4％和2012年2.7％。由于这种较大的增长差异，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2010―2012年，每年全球需求的一半左右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快速增长的进口将占全球出口增量的40％。

由此可见，短期内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消费潜力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必将导致未来东亚与其贸易量的进一步扩大。这种“南南贸易”在未来会有新的发展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持续能力。发展中国家广阔的消费市场使得东亚完全可以在这里有一番作为，以此抵消欧美经济持续的低迷。四、东亚经济是否正在脱钩?

第5篇：亚洲经济危机范文

美国与欧洲等发达国家政府下手救市的措施越来越大，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新的舆论幻想空间。一些人认为，美欧发达国家很快就会走出危机，经济复苏后又可以从亚洲大量进口产品，从而带动亚洲国家的经济再度走强。然而，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亚洲董事长罗奇最近却撰文指出，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如果按这条路子继续走下去，最多也就是把危机再往后推，等危机再爆发时规模会更大，世界经济全面瘫痪的危险也更大。

罗奇认为，当前这场危机的种子是美国政府在平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时所埋下的。当时为了防止衰退，美联储在1998年底的三次紧急降息，为美国消费者借贷消费敞开了大门。美国个人消费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67%升至2007年上半年的72%。同时也增强了亚洲地区对于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信心。

与美国的消费狂潮一起增长的是创纪录的债务负担，储蓄率下降，以及资产市场（股票和房地产）和信贷市场中形形泡沫的腾起。同样，向美国大量出口也造成了亚洲国家的繁荣，它们的经常账户盈余迅速增长、外汇储备大幅攀升。然而，这种繁荣是建立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基础上的，它早晚要得到市场的校正，而这时候就是危机了。

罗奇指出，尽管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本想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替代能源技术和人力资本，但是最终方案还是把重点放在了日益紧迫、启动个人消费的努力上。然而，即使美国重新靠借贷消费再度刺激经济回升，那不是又回到全球经济失衡的轨道上去了吗？

对于依靠向美国大量出口而繁荣起来的亚洲经济来说，罗奇的警告非常重要。许多分析家在解释美国的危机时都指出，美国人长期借贷消费，债务无限膨胀是造成危机的元凶。根据这些批评，美国人只有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经济才能恢复正常。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亚洲国家还能指望不断扩大向美国出口来维持增长吗？另外，在美国债务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时，亚洲国家继续向它放贷使其借贷消费，对亚洲国家这些美国的债主来说风险也巨大。我们借给美国的债务是用美元计价的，其币值是由美国的国家决定的。换句话说，只有美国政府才能决定美元的贬值和升值与否。我们向美国出口，换回大量美元外汇，拿去购买美国的债券，手里握的还是美元资产。但我们事实上是无法控制这些资产价值的。如果美国认为债务太重，人为地引起通货膨胀，引起美元贬值，就等于减轻了债务。而我们这些手握美元资产的亚洲国家就成了牺牲品。而且从美联储救市的办法来看，担心这种趋势的发展并非杞人忧天。危机以来，美联储已经购买了大批不良金融债权。为了刺激经济回升，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攀升，所发的债务很快就要找不到买主，最后只能由美联储出面来购买美国国库券。谁都明白这种典型的“印钞票”的行为最后会导致什么。

因此，亚洲国家必须认真思考我们未来的发展思路，把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本地区来。亚洲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薄弱，在危机中更显得发展资金缺乏。中国完全有理由、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国家，给它们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人员，帮助它们培训劳动力等等。

中国加大扶植亚洲邻国也是为了自己。我们帮助周边的国家发展，特别是西南部国家发展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可以为中国中西部省份的产品出口打开另一个运输渠道，减轻东部沿海各省的运输压力。同时也可以消化中国某些行业过剩的生产能力。中国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高，但某些行业的生产能力却已经显示出过剩的趋势。刺激内需，加大国内的基础设施投入，这虽然可以消化掉一部分，但还需扩大对外投资，才能充分消化掉这些能力。

中国首先是一个地区大国，危机时刻要承担起带动亚洲地区走出经济危机的责任。世界银行提出，发达国家应该搞一个世界范围的“新马歇尔计划”，帮助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危机。中国应抓住机会，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合作，共同承担走出危机的责任。

第6篇：亚洲经济危机范文

在这几次访问中，每一次我都阐明了同样的观点：促进增长既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欧盟（EU）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亚洲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我们的经济相互依存。因此，如果没有亚洲，欧洲就无法实现经济复苏；而如果没有欧洲，亚洲也无法实现强劲、可持续的增长。放眼世界，没有欧洲和亚洲的共同努力，全球经济的复苏也就无从谈起。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未来的前景并不相同。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实现了非常强劲的增长，增长率常常高达两位数。这些国家做到了更有效地抵御危机，巩固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亚洲的活力对于法国和欧洲是一个机遇：为维持自身经济的活力，法国和欧洲需要亚洲，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从亚洲寻求增长。

欧洲目前正经历一个衰退期，像其他欧元区国家一样，法国也受到了影响。这种局势会令我们的亚洲伙伴忧虑，他们有理由担忧，因为我们的经济是相互联系的。从2008年爆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欧元区危机当中，我们得到的诸多教训之一便是：欧洲经济放缓，亚洲经济活跃度也会相应降低。

面对这种局面，法国和欧洲全面承担起了责任。我们已经克服了威胁到欧元区完整的金融危机，我们付出了有效、连贯的努力，建立起了摆脱危机所需的机制。我们的亚洲伙伴也在其中给予了支持。今天，欧元区的稳定和完整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欧洲恢复增长，并确保各个伙伴恢复对欧洲的十足信心。法国作为欧盟的创始成员国，在欧盟的所有决策中都扮演了核心角色，现在也在积极行动，带领欧洲走出停滞。具体而言，法国愿意为欧元区建立一个真正的“经济政府”，以此使欧洲在一体化道路上更进一步，将预算权力赋予欧元区，并最终让欧元区有可能发行债务。欧洲将自己禁锢在了螺旋式紧缩之中，我坚信，欧洲必须摆脱这种紧缩，并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历史上，欧洲一直都曾做到过这一点。让欧洲更加强大，自然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但这也符合亚洲伙伴的利益。为此，亚洲伙伴需要对欧洲抱有信心。

一年来，我们在国家层面一直能够正视自己的责任。法国目前正在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削减公共支出，在巩固预算和促进增长这两种必要性之间保持平衡。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切实举措来改善法国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包括采取措施促进投资并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实现劳动力市场现代化、削减行政手续。我们会继续推行这些改革。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法国从来不乏成功的手段。法国也明白，亚洲伙伴的信心值得信赖，不会令自己失望。

放眼我们各自必须承担的责任之外，法国、欧洲、中国和亚洲必须为了各自国家乃至欧洲和亚洲的利益，采取共同行动。

首先，要发展双边经贸关系

在危机关头，总是会有一种闭关自守的冲动，但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冲动。保护主义解决不了问题，也不利于经济增长。相反，我们的共同目标只能是进一步开放市场，着眼于互惠互利。我们必须携起手来消除贸易壁垒。这是法国与中国之间经济关系“积极再平衡”的意义所在，此次访华期间，我们决定与主席共同谋求这一目标。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应对那些不可持续或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经济失衡。在民用核能和航空领域，法国与亚洲多个国家成功建立了重要的结构关系，也有意巩固这些关系。然而，我们还必须共同寻找新的合作领域，就像法国与中国在粮农、医疗、城市发展和数字科技等领域所做的那样。法国在这些领域中，都拥有符合亚洲发展需求的技术。

其次，要加强相互投资

法国境内有两万家外资企业，此外每年还有700宗新增的外来直接投资决策，这里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也是在欧洲创造就业的中国投资项目的主要目的国。投资法国有着充分的理由：企业在法国能享受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效、高素质的劳动力；闻名世界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以及可靠的法律及税收框架。而通过投资法国，也能够进入欧盟这个全球领先的经济体和最重要的国际投资目的地，打入拥有5亿消费者的欧盟市场。如今我们还希望更进一步，通过取消所有可能存在的障碍，欢迎越来越多能够有效促进增长和就业的亚洲投资。我们也愿意鼓励欧洲企业在亚洲进行更多投资，这正是欧盟与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投资谈判的目标。

最后，要增强各自经济政策的协调性

世界上某个地区的决策不会影响所有经济体的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对于彼此都负有责任，因此必须共同行动，并努力确保行动的一致性。

与保护主义一样，货币战争也是一种危险。我们必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推行正常的秩序，努力确保汇率水平与经济现实状况相符。在这一点上，对于中国为实现更为灵活的汇率、更国际化的货币而付出的努力，我表示欢迎。

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也要确保我们努力的协调性与连贯性。正经历经济放缓的国家需要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这是法国正在做的事情。国际收支平衡存在盈余的国家，则必须支持国内的需求，这既符合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也符合整体的利益—而这也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通过上述做法，我们就能够为恢复充满活力、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第7篇：亚洲经济危机范文

区域货币合作是在国际金融权力日益分散、国际货币关系区域化的背景下，一定区域内的国家（地区）为建立相对稳定的货币区域而进行的货币协调与合作，其最终目标是组建一个由统一货币管理机构发行单一货币、执行单一货币政策的区域货币联盟。

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参与成员国货币的一体化，而货币的一体化也就意味着各成员国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Hansen和Nielsen(1997)提出了著名的金融一体化、固定汇率和货币政策自之间相互矛盾的思想，认为要想同时实现三个目标是不可能的，其结论是要实现金融市场一体化、汇率稳定，成员国的货币政策自就必须放弃，从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中，当参与的各成员国在遇到不对称经济冲击时，进行经济调整的任务主要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但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又不能过于独立，必须受共同的财政规则制约，否则就会动摇实行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

二、当前区域货币合作的现状

1999年1月1日，欧洲货币联盟正式建立，欧元诞生。欧元作为统一货币，从一开始就确定各成员国货币不可改变的转换率，从而借助于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荷兰盾的国际地位成为国际货币之一，欧元的顺利运行必将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欧盟在实行统一的货币后为欧元区经济带来诸多益处，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可回避的消极影响，使得欧元区国家经济付出代价：一是成员国的部分经济让渡给欧盟后，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受到限制，不能再利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手段获得通胀和失业的最佳组合；二是可能降低一些成员国的福利水平。由于欧元区各国的企业税、增值税、资本税、财产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率仍存在较大差异，若某国采取比较宽松的财政政策，就会导致其它国家的资本流向该国。

三、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

中国作为亚洲唯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不断提高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加强了与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不断提高，在亚太地区的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成为亚太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世纪50～60年代，日本是东亚地区最早出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提出贸易立国的方针，以美国和欧洲为主要市场，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动力，迅速实现经济腾飞。20世纪70年代东亚出现“四小龙”，他们吸取了日本的经验，成功地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创造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东亚第二批经济增长点。20世纪80年代，东盟国家也实施了出口导向战略，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泰国、马来西亚的经济已接近新兴工业经济水平，成为东亚第三批经济增长点。目前，中国经济位于亚太前列。经过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已居世界第二位，亚洲第一位，中国的钢铁、原油、电力、化肥、化学纤维、电视机等产量名列世界前茅。

（三）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不断扩大

中国对外贸易的80%和外资来源的90%来自亚太地区。随着经济发展与对外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将更深入地参与亚太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分工，促进各国的合作与往来，在亚太经济合作中起着更为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的可能性

亚洲货币合作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起步。亚洲区域合作最初可以追溯到1967年东盟的成立，合作的目的是基于政治和地区安全的考虑。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亚洲区域合作朝着经济贸易方面发展。1992年东盟倡议建立区域内自由贸易协议，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应运而生。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东亚各国在贸易和投资合作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在货币和金融合作方面基本没有往来。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两个层次上提出了亚洲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一是全球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缺陷。IMF没有向危机国家提供及时援助，而且援助条件相当苛刻，这促使人们转而寻求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能性；二是在亚洲缺乏像欧盟那样有效的区域货币制度安排来防止危机的蔓延。因此，建立区域货币合作组织进而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成为危机带给东亚国家的最大启示。

在2000年5月6日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10+3的财政部长通过了日本提出的东亚货币“互换协定”。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在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下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急需，各国相互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清迈协议”是一个以双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紧急融资框架，借助这个平台在融资时允许以本国货币代替美国国债作为担保，它与危机爆发以前缔结的回购协定相比较，对于借款人而言条件变得更加宽松。

五、中国参与区域货币合作需要注意的的问题

（一）外部环境

1、政治、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分歧和利益冲突

亚洲货币合作受各国经济制度、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制约，存在着政治、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分歧和利益冲突。亚洲货币合作需要各国主动放弃一部分货币政策的自，但除日本外，其他东亚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各国经济结构很不相同，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对于他们自身国家的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国家很难做到牺牲内部增长来适应外部均衡的要求。

2、亚洲独特的“亚洲传统”

过去30多年来松散、非制度化的区域合作使亚洲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这个传统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强调非正式性；二是强调达成共识。在这种传统下，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和谈判机制，亚洲各个国家都想分享合作的好处，不愿付出合作的代价。这种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的“亚洲传统”并不适合区域货币合作。因为任何有效的合作关系的建立都需要通过正式的制度来确保利益的妥协和合作的实现。

3、区域内缺乏核心国和核心货币的基础

亚洲地区中日本是经济最强的国家，从亚洲货币合作的进展来看，日本政府在其中的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动荡不定，日本银行系统的巨额坏账呆账，日本经济的不振，再加上亚洲地缘政治和历史问题等多种因素，使日元作为亚洲中心货币存在太多障碍，人民币也理应成为亚洲中心货币的重要一极，但是因为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中国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尚不完善和不成熟，它还不具备成为亚洲中心货币的基本条件。

第8篇：亚洲经济危机范文

10月24日~25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召开｡自1996年首届亚欧首脑会议至今,亚欧互视已经整整十二年｡亚欧在互视中加强了对话､了解与合作,亚欧两大洲的新型全面伙伴关系已探索到多种渠道并取得可喜成果｡如果说当初亚欧互视中更多的是钦慕与审视的目光,那如今更多的是困惑中的期待｡当然,钦慕与审视的目光还在｡可谓

是五味俱全｡

在互视中发展

在历史的长河中,十二年只是弹指一挥间,而在亚欧互视的目光中,双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拿亚洲来说,在现在流行的什么“金砖四国”､“新钻11国”中,亚洲国家比重不小｡有人认为,依据亚洲这些年的发展态势和潜力,到2020年,亚洲将囊括全球GDP的45%,全球贸易的33%,而其人口优势将扩展到占全球人口总数的60%｡届时亚洲不仅只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更是一个强劲的生产基地｡亚洲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在较快地整合发展｡东盟､“10+1”和“10+3”峰会､东亚峰会,这些机制有效地将亚洲主要国家联系在一起,不仅协调了内部合作,更有助于协调对外区域间的合作｡东盟是亚洲最大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10国的人口已达5.6亿｡仅以2006年为例,东盟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1万亿美元,外贸总额超1.4万亿美元,国外直接投资520亿美元｡这些年来,东盟似乎一直以欧盟为范例,加速一体化进程｡2007年11月的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和《东盟》,将原定2020年建立东盟共同体的计划提前到了2015年｡

欧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欧盟由原来的15国扩大到27国,人口达5亿,其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2万亿美元｡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不仅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最大贸易单位,而且是对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援助单位｡

不管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都没有忽视这些变化,正是在重视这些变化的同时,围绕七届亚欧会议的召开,亚欧新型全面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经贸合作是亚欧全面伙伴关系的基础｡在亚欧会议的推动下,1997年通过了《投资促进行动计划》,1998年通过了《贸易便利行动计划》,并定期评估实施效果｡在2004年10月河内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上,还通过了《亚欧会议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宣言》,要求建立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通过政策对话与协调､信息和经验交流以及开展务实合作项目,发掘亚欧地区经济潜力,推动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除经贸关系的新进展之外,最吸引人们视线的:一是亚欧政府间合作机制不断扩大完善｡最初,在亚欧会议框架下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主要是首脑会议､经济部长会议以及附属的高官会议｡如今,它已扩展到文化､教育等部门的部长级会议｡我们还可以看到,亚欧会议在这12年里,成员经历了两次扩大,如今已是45个成员的大家庭｡二是政府间合作已不是双边关系的惟一渠道,民间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交流与合作五花八们,除了举行较多的工商论坛,还有人民论坛､不同信仰间对话会议､乡村发展论坛､气候变暖问题民间对话､旅游论坛､舞蹈论坛,甚至还有各国青年学生的模拟亚欧会议,等等｡

困惑中的期待

可奇怪的是,亚欧地区的发展,在双边关系密切加深的过程中却引起了新的困惑与疑虑｡

欧洲人陷入了一个令人不解的认识怪圈:当初他们害怕搭不上前往亚洲的经济末班车,现在却认为自己成了受害的乘客｡说亚洲人争夺了他们可利用的资源,挤占了他们的工作岗位,甚至危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由此,亚洲人也陷入了困惑:我们以最廉价的劳动力和最基本的生产条件发展生产,为你们提供了不知比自己所得利润丰厚多少倍的高值产品,究竟谁是受害者?正是在这些困惑与疑虑中,近年的亚欧关系受到各种具体政策的阻碍,其中,中欧关系受到的颠簸和冲击最重,受害也最大｡

述说这些并不是想预言亚欧关系前景黯淡,而是想说亚欧关系在发展的道路上有多艰难｡其实,困惑中双方仍然充满了期待｡还是那句都应该承认的老话:欧洲人有欧洲人的问题,亚洲人有亚洲人的问题｡比如亚洲地区不少国家的社会稳定性不如欧洲,在这方面有许多可向欧洲学习的地方,更不要说在地区合作机制方面与欧盟相差太多｡再比如欧洲常指责亚洲国家市场不够开放,实行保护主义,自己却不仅不愿承认欧盟成员国之间有保护主义,更是用欧盟的整体保护主义掩盖了成员国的对外保护主义(像各种各样的基金补贴)｡亚欧双方只要多考虑如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以这次亚欧首脑会议确立的口号“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宗旨,期待会变成现实｡

应该说,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的严峻形势下,亚欧45国首脑是带着更多的期待赴会的｡他们期待着亚欧国家联手,为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作出贡献,避免全球陷入更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在会议举行之前,中国作为东道国,主动提出了调整会议主要议题,将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列为了会议首要议题;英国首相布朗主动与中国总理沟通,双方表达了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愿望｡这充分显示了亚欧国家的期待｡

这种期待有望成为现实｡因为:

1998年举行的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恰逢亚洲金融危机｡会议重点讨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并设立了亚欧信托基金,帮助亚洲国家稳定金融市场消除影响｡亚欧国家合作共赢有过成功的范例｡

十年过去,不仅亚洲国家摆脱了危机的束缚,而且亚欧国家面对危机的实力和应对的经验也今非昔比｡特别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为缓解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再次作出承诺,要以负责的态度稳定宏观经济､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

欧洲已经采取强有力的“救市”措施｡欧洲主要国家空前的经济联合行动比美国作出了更加大胆的承诺,为缓和危机将注入2万亿美元｡刚刚结束的欧盟首脑会议不仅肯定了这一行动,而且要将其成为整个欧盟的统一行动｡他们寄希望于亚洲国家,急切提出吸收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参与G8峰会｡更重要的是,欧盟首脑会议决定推动重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这正是亚洲国家长期追求的目标｡

因此,困惑中的亚欧关系遇到了一个转折的机会｡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有可能成为振作亚欧关系的突破口｡

可持续发展的症结

亚欧关系也需要寻求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道路｡否则,即使亚欧国家联手度过当前危机,仍有可能像十年前度过危机反而陷入困惑一样,为新的困惑所困｡那么,亚欧关系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深层次障碍是什么呢?

亚欧会议一开始定下的目标就很明确,旨在通过政治对话､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促进建立亚欧新型全面伙伴关系｡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渠道顺序排列｡其实,就影响发展长远关系的重要性来讲,位列第三的文化倒不妨放在第一｡之所以看重文化,是因为政治经济交往中出现的沟沟坎坎,究其渊源往往是来自互不透视的文化底蕴;是因为政治经济交往中出现的冲撞尴尬,往往需要文化柔性来调和｡亚欧关系深入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障碍仍然是双方在思想文化上的差距｡亚欧双方在新时期互视了十二年,可以说,还是没有真正从思想文化深处认识对方,容纳对方｡

许多欧洲人否认亚洲价值观的存在,更不用说去认可它的本身价值｡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欧洲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动不动就以此来品评亚洲的政治民主､人权观念､,有人甚至提出“储蓄过剩论”,将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归咎于亚洲人的思想观念,还是一幅“救世主”的画像｡

我们曾经强调亚欧互视中要坚持自己的思想独立性｡但是“独立性”并不等于“排他性”｡其实亚洲人几经磨难已经比较成熟了｡他们坚持自己的思想文化独立性,但不会轻易地去揭别人的“短”来掩自己的“过”,更不会陶醉于当前危机中一片“终结资本主义模式”和“美式社会主义”的喧闹中｡

欧洲,如果不借此机会反省自己,可能危机过后,又会将“救市”变为“救世”,那将无助于亚欧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本稿截至10月21日)

第9篇：亚洲经济危机范文

金融危机再次袭来

从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起，经济危机成了世界经济甩不掉的“怪疾”，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向世人显示它的“存在”。在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危机甚至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政治走势的决定性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国内经济危机也时常被快速全球化，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本次由美国蔓延到世界的经济危机即是如此。

本次经济危机肇始于金融领域，就目前而言，受其影响最深的领域也是金融领域。因此，这场经济危机更多地是金融危机，但正在出现向各领域蔓延之势。

本次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2007年7月，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以此为突破口，引发了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以来，随着美国加州的因迪美银行倒闭，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全球最大的保险机构美国国际集团(AIG)等金融“巨头”陷入危机。金融危机在美国呈现愈演愈烈之势。鉴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经济金融领域中的地位，以及全球化的巨大影响，美国的金融危机也迅速越过美国国界，成为世界性的危机。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已陷入了这场危机中。

面对严峻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救市措施。美国先是通过利率手段，开放紧急贷款窗口，增加市场流动性，以期金融机构可以自救。9月7日后美国政府又转向“单独救助”方案，接管具有重要市场地位的“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提供850亿美元紧急贷款拯救美国国际集团，这期间可谓自由市场方式和政府干预手段悉数尝试，但危机仍在延续。10月3日美国参众议院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其核心内容是授权政府购买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以缓解信贷紧缩局面。然而，美国救市方案在短期内难以凑效。随着金融危机对欧洲影响的加大，欧盟各国应对危机逐渐由各自为战转为联合救市。9月底危机蔓延至欧洲初期，各国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行动，但是各扫门前雪的行动根本无法扭转危机，股市仍不断下跌，欧盟各国逐渐认识到协调行动的重要性。10月12日，欧元区15国举行首脑峰会，达成“联手帮助银行融资行动计划”；15～16日召开的欧盟峰会上，各国还同意将欧元区的这一行动计划扩大至欧盟27国范围。目前，欧洲各国出台的救市方案规模超过2万亿欧元，远远超过美国的救援规模，是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亚洲各国和地区也纷纷采取各种救市措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推出存款保障措施；韩国出台了包括为本国银行外债提供担保以及向中小出口企业提供资金等的一揽子工程；日本公布了总额达26.9万亿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中国政府也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这些救市措施的效果如何尚有待实践去检验。

上述救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金融危机的扩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不利影响。

美国：危机影响最大

作为金融危机发源地，美国社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最为深刻和广泛，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社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影响。

经济受损首当其冲，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初步数据表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第三季度按年率计算出现0.3％的负增长，为2001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降幅，美国经济多领域同显疲态，经济前景更加暗淡。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个人消费开支17年来首次出现季度环比下降，降幅达3.1％，创1980年来最大。此外，企业设备投资大幅下滑，出口对GDP增长贡献度急剧下降。分析人士普遍预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或难避免，衰退程度和持续时间很可能超过2001年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两次衰退。

受经济衰退影响，美国失业率加重。2008年以来美国非农部门就业岗位持续减少，迄今已累计减少76万个。随着金融风暴的不断蔓延，除了金融业大幅度裁员外，其他各行业也开始实施裁员。多数经济学家预计美国失业率明年或将从目前的6.1％升至7.5％，甚至更高。

随着经济压力增大，美国民众的消费习惯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受金融危机和物价飞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买具有相同功能的中低档产品代替名牌，选购小型、节能轿车，改以自行车出行等。于此同时民众的快乐指数也在大幅下滑。

金融危机不仅冲击了美国经济部门，影响了社会大众生活，还对美国政治生活(如美国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前几届美国大选不同，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成为本次美国大选的主要议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危机是左右本次美国大选的最重要因素。对于身陷金融风暴以及经济衰退漩涡之中的美国人来说，能否迎来一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终结者”，是他们最大的关切所在。因此今年大选，经济被提到了无可比拟的地位。可以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能以较大优势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肯恩当选，与很多选民更认可以奥巴马为代表的人在“终结”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能力有相当大的关系。

另外，金融危机的长期后果则是，美国整体实力与影响力也可能受损。过去20年间，整个美国经济体系都是以金融为核心来运转的，这也是美国影响世界的前沿和核心领域。随着金融风暴的到来，原来许多以美国金融模式作为改革样板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现在势必要认真思考一下这个样板的作用，美国模式的榜样力量无疑会大打折扣，美国的国家信用也会大幅降低。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与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受损，其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吸引力必然会下降。这些将直接削弱美国的软硬实力，导致影响力下降。

欧盟：考验内部关系

根据欧盟委员会11月3日公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金融危机己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面对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项指标的全面疲软，欧洲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且存在继续恶化的风险。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失业与收入下降将成为欧洲各国共同面临的头疼问题，对于如此局面，欧盟各国积极商讨对策，但在寻找对策的过程中，欧盟各国间既有间隙出现，又有谋求联合的愿望，金融危机促使各国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法德间隙扩大，英国成为二者争取对象。历史上，“法德轴心”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发动机，但面对金融危机的严

峻考验，法德之间也出现了裂痕。法国总统萨科齐抛出的设立一个统一的救市基金、推行欧元区“经济政府”和各国设立战略基金等建议，给予支持的不是德国，而是英国。10月12日，法国出面召集欧元区成员国首脑会议时，尽管英国并非欧元区成员国，萨科齐还是特意邀请了布朗，会议最终出台的欧元区联合行动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效仿了英国的救市方案。随后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萨科齐和布朗又几乎一致地喊出了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口号。此外，“老欧洲”和“新欧洲”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如何制定救市方案等为题上，也出现了分歧。随着金融危机的加重，欧盟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也将加大。而处于应对危机的考虑，欧盟各国也会加强内部协调，以共同应对危机。

亚洲：积极谋求危机合作

金融危机影响了亚洲部分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局稳定。

韩国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制造业、服务业增长势头大幅放缓，汽车、半导体和计算机出口剧减，股市持续暴跌，货币严重贬值，经济明显开始走下坡路，甚至面临成为第二个冰岛的威胁。由于经济的恶化，普通市民因生计所迫造成的犯罪与弃世也正在增加。今年仅上半年各种盗窃案件就已超过去年全年一倍多。另外一些人在领取免税的油料之后，又转卖给零售商获利。去年这样涉嫌侵吞而被检举的案件数量为644件，而今年截止8月已经发生了1788件，上升幅度巨大。另外随着韩国股票的大幅下跌，许多投资者损失惨重，不断有人自杀。韩国警方相关人士表示：“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的势头越来越严重，自杀人数正在增加。”

菲律宾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物价飙升，失业人口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马尼拉爆发抗议活动，医疗卫生工作者聚集在菲律宾总医院进行抗议，要求增加工资。为保证社会稳定，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已经下令内阁起草针对贫困人口的紧急就业和生活保障措施，以应对经济衰退下的就业问题。

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物价飞涨，对政府不满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反政府游行示威，引起了政局和社会动荡。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加强合作的意识逐渐加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国家开始加强区域金融合作，近年不断提出具体合作构想和计划。此次金融危机再次推动东亚国家加速东亚外汇基金建设的进程。韩国积极倡导在中日韩之间加快启动东亚外汇储备基金计划。菲律宾呼吁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力度，利用亚欧首脑会议的机会举行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共同解决国际金融市场上信贷紧缩的问题。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又进一步增进了亚欧各国的联系与理解，亚洲各国正积极谋求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已成为亚洲各国的共识。

中国：扩大内需，应对危机

到目前为止，虽然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及欧美，但影响还是存在的。在以后相当的时期内，其影响可能更大，特别是对中国外贸的影响甚大。金融危机导致了欧盟、美国为主的市场需求减少，从而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面临困难，出口增速放缓，尤其是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纺织业是我国最大的出口行业之一，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市场需求的疲软，使我国纺织行业感受到销售压力。此外，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出口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不少中小企业已开始面临经营困难问题。另外，除了这一直接影响外，金融危机很可能还会带来一系列间接影响，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美元贬值，由此带来的汇率变化不仅会削弱我国外向型企业出口利润的增长，还会使出口与消费这两大经济增长动力受损。经济的滑坡与企业的衰退，又必然带来失业率增加、收入下降等问题，进而使许多人消费信心不足，内需萎缩，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