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特点精选(九篇)

第1篇：亚洲经济特点范文

【第五章发展与合作】

1．目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各大洲。

2．从陆地面积看，的是俄罗斯，其次加拿大、美国，中国位居世界第四位。从人口来看，最多的是中国，印度居世界第二。

3．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4．一些还没有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和属地，叫做“地区”。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地区。5．国界主要依据山脉、河湖、海洋、经纬线来划分。6．国界范围以内的领陆、领水和领空，总称领土。

7．目前，世界上有20多个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亚洲的日本也是发达国家

8．目前，世界上有150多个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9．在国际上，习惯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商谈称为“南北对话”；把发展中国家的互助合作称为“南南合作”。

“南”——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南半球及北半球的南部。

“北”——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也有少数分布在南半球。

10．目前，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是联合国，正式成立于1945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其基本宗旨是“促进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1

【第六章亚洲】

1、亚洲的地理位置：地处东、北半球，东北方向以白令海峡与南美洲为界，西北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大高加索山脉、黑海和土耳其海峡与欧洲为界，西南与苏伊士运河与非洲为界，南面隔海与大洋洲相望。

2、亚洲是世界第一大洲：面积，跨纬度最广，东西距离最长。

3、人们按地理方位把亚洲分为：东亚、南亚、西亚、北亚、中亚、东南亚；中国位于东亚，东亚的国家有：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

4、分层设色地形图：（中部（深棕色——粉红色）海拔较高，四周颜色逐渐由浅黄色到浅绿的颜色——海拔逐渐变低）——亚洲地形的特点：中间高，四周低。

5、能在地图中找出下列地名，说出这些地理事物的表现形式：喜马拉雅山脉、珠穆朗玛峰（黑色小三角）、青藏高原（深褐色区域）、西西伯利亚平原（绿色区域）、里海、贝回尔湖、死海（封闭的浅蓝色）、阿拉伯半岛、马来群岛、华北平原、印度河平原、德干高原、帕米尔高原、伊朗高原。

6、河流分布特点：发源于中部，呈放射状流向四周。主要河流有：长江、黄河、湄公河、恒河、印度河、鄂毕河、叶尼塞河。

7、亚洲气候特点：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季风气候著，大陆性气候分布较广。分析其它大洲气候特点的方法：气候类型的分布规律和那种气候类型分布最广。季风气候的特点：夏季高温，冬季低温，降水季节变化大，集中于夏秋季节，雨热同期。

8、按人口排序：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按人口自然增长率排序：非洲、南美洲、亚洲、大洋洲、北美洲、欧洲。

10、国家的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的国家，经济越发达，第三产业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起低的国家，经济越落后，第一产业比重越大。

亚洲经济差异：东部沿海经注发达，西部内陆经济较落后，不同的海陆位置经济发展不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同。

【第七章我们邻近的国家和地区】

1、地理位置：海陆位置（太平洋西北部）、大洲位置（亚洲东部）、纬度位置（经纬度跨度较广）23°N——46°N、122°E——148°E，日本南北国土狭长，并与经线斜交，使得日本的地理环境更为复杂多样，跨纬度最广，南北温差就大，跨经度广，东西地方时差就大。

2、地形特点：典型的岛国，以四大岛（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岛）和3900多个小岛组成；国土面积37.7万平方千米；海岸线曲折，多优良港口（如神户、横滨），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原面积狭小、多火山、地震（日本地处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交界处，地壳活动频繁，不稳定）

3、发达的加工贸易型经济：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属加工型贸易型经济，对外依赖严重，要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

4、日本的主要工业区：京滨工业区、名古屋工业区、濑户内工业区、阪神工业区、北九州工业区；分布特点：日本工业高度集中，主要分布于濑户内海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地区。

5、东西方兼容的文化：传统色彩与现代气息并存，中日文化交流源流长。

6、日本投资措施：扩大海外投资，建立海外的生产和销售基地，主要向美国、西欧和东南亚地区；海外投资建厂给日本带来的好处：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降低工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加入国际经济技术的合作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减缓资源消耗，保护本国环境，减少运输成本的投入。日本在海外投资建厂对其它国家的影响：日本把污染严重的企业移到海外，会使其它国家的环境受到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下降；日本从本国利益出发，保护本国资源的意识很强，但是大量进口木材或远洋超量捕捞，将导致世界其它地区或国家的资源严重破坏，进而导致全球生态环境失调。

第2篇：亚洲经济特点范文

关键词：“亚洲价值观”；新儒家；现代经济精神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095—07

20世纪80年代，东亚出现“四小龙”起飞的热潮，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先后创造经济“奇迹”，步入发达国家与地区行列。继“四小龙”之后又有所谓“四小虎”，即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出现经济腾跃。由此，新加坡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观”。其主要意义有三：第一，以勤勉、节俭、信用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伦理精神。第二，以家庭、社会为本位的亚洲文化是治理社会的政治理念。第三，以上伦理精神与政治理念合为区别于西方而适合于亚洲的“亚洲价值观。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也提出近似的思想，与李光耀同为“亚洲价值观”的举旗人。“亚洲价值观”在中国引发讨论。焦点为儒家思想是否促进东亚发展的现代经济精神；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现代威权主义与大家长理念对错如何；亚洲经济危机与“亚洲价值观”中的儒学元素有否关联。

一、“新儒家”与现代经济精神的肯定

“亚洲”，地理意义上指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与西亚等，从文化意义上又可以分作儒家思想的亚洲、伊斯兰教的亚洲及佛教的亚洲等。“亚洲价值观”，有李光耀解说的儒家文化区亚洲价值观，也有马哈蒂尔解说的伊斯兰教的亚洲价值观。其实，“亚洲价值观”本指东亚及儒家文化区的价值精神。正如一些学者所论，“当前所谓的亚洲价值实际上并不代表整个亚洲五大文化区域。所谓的亚洲价值明确地说是指东亚的价值观，这包括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五个地区，也包括1978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这些地区构成了‘儒家文化经济圈’的主要部分”①。

儒家思想长期担当中国传统社会“本位文化”的角色，对东亚地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在东亚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可以促成现代化的价值系统，即“亚洲价值观”，那么这样的价值观必与儒家思想发生最紧密的内在联系。②人们弘扬儒家文化，不是为文化而文化，而是为国家的现代化，为实现现代化寻找与打造精神支撑力量。③

范为前在《支离破碎的亚洲价值观》一文中说：1980年代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多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成功地与全球化市场接榫，拉开了亚洲经济成长的大幕，这一波经济成长潮，让亚洲国家逐渐淡忘掉二战后密布的冷战体验，压抑数十年的“亚洲主体意识”重新开始萌芽。“亚洲价值观”与西欧价值观不同，但并非“现代”的与“非现代”的不同。设论欧美价值观——体现为以韦伯所谓的以“新教伦理”为特征的欧美“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那个地区的现代化，那么“亚洲价值观”则是以更新了的儒家思想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精神。东亚的成功说明，这里的传统精神——儒家文化，完全可能发生内在意义的更新升华，而在经济精神的层面具备充分的“现代”意义。

这个“现代意义”可表现为：重视家庭，“修身齐家”的伦理观念；服从社会、融入集体的价值取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进取意识；以义取利，戒除腐败的价值思想；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天职”至上、敬业诚信的职业道德；精益求精，缜密认真的工作等等。④2005年12月在北京举行了“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对“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的现代意义作了充分肯定。郭齐勇认为，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已经成为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郑成宏指出，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对集体价值的认同与和合精神的倡导，成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系统。郑良树则把勤俭、诚朴耐劳、中庸和平、重视血统视为儒家的文化本质。宋志明指出儒家思想具有三种价值取向。其一，强调内在性，主张人性善，具有凝聚群体的功能，范导着人本主义的取向；其二，强调超越性，主张超凡入圣，积极面对现实，提升人生境界，范导着淑世主义的取向；其三，强调包容性，拒斥排他性，主张“协和万邦”，“万过咸宁”，范导着和平主义的取向。蔡方鹿认为：东方文化具有自身的特色，即崇尚圣贤的理想人格观、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取向、重文化传统的观念等等。俄罗斯设有孔子基金会，基金会主席列·谢·贝列罗莫夫认为，孔子的“和而不同”、“有教无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形成亚洲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成为亚洲与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不仅成为人与人的交往原则，也成为处理国家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外交准则。⑤

崔亨植（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也参加了中国学界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他认为：儒教思想之所以绵延不绝，是因为具有重要的伦理基础。这样的伦理基础极具思想的生命力，不仅为哲学史的宝贵传统，且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发生影响。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中国儒学代代传承，没有离开过一个中心主题，即对体现为伦理精神的人的本性的探讨。孟子的“性善”说、“天人合一”论，及强调“性”、“命”统一的思想成为宋代心性学说的思想基础。再有，历代学者关心先秦儒家的“诚”概念，把它作为沟通“天”、“人”的媒介加以深刻认识，从存在论上找到了中国伦理的精神依据。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家庭元素”在“亚洲价值观”中的突出地位。龚群著《新加坡的道德价值取向》一文说：新加坡政府对于社会道德建设一贯给予高度重视，在强调继承与发扬儒家伦理的前提下，以国家白皮书形式提出自己的共同价值观，继而提出家庭价值观，概述了新加坡的总体道德价值倾向，成为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亚洲价值观”。⑥这里，龚群认为“家庭价值观”显示“亚洲价值观”的“总体道德价值倾向”。《东亚社会的现实选择：析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一文也说：李光耀将家庭元素论证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从文明的渊源看，家庭作为一种恒久的生命载体，在中华数千年的变迁中维系着文化的基因，并以其顽强的再生能力向周边辐射；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欧美“个人第一”的精神迥异，是一种源自家庭本位的文化力量。⑦

张德指出：文化力是经济竞争的重要因素，儒家文化是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义利两全”、“致富经国”、“以和为贵”、重视群体、勤劳敬业这些儒家优良传统，成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精神动力，也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他还说，应该警惕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的侵袭，自觉地维护、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的优良。⑧

从上面学者的评论，得到的印象是，“亚洲价值观”实与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相合。重视人格道德世界的建设，即为“修身”；强调“家庭元素”，注重家庭建设与突出“孝亲”思想，此谓“齐家”。通过“修身”，提高民族的道德素质，进而将其与“现代”精神匹配；通过“齐家”，从社会“细胞”层面着手，营造社会稳定的基础，进而提倡“家国一体”，由“于亲而孝”，化为“于国而忠”。顺此以达“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即国家的清正、祥和与发展。

二、东亚经济危机后儒家文化的“波折”

20世纪末，亚洲爆发严重金融危机，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深受其害。紧急的事态促使人们探讨危机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是亚洲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根源在于模式的形成与日本有关系。拷贝日本模式，承续其中的消极成分，成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责难国际金融投机商，认为他们的有害经济活动成为危机的导火线。有人抱怨中国，说中国强势的出口竞争，让亚洲经济危机雪上加霜。许多学者则认为当从东南亚地区的政府作用、普遍存在的官僚政治、经济结构和教育制度等多方面分析经济危机的本地的内在原因，而所谓“亚洲价值观”及其“中心思想”——儒家思想也难逃其咎。⑨

“亚洲价值观”与“亚洲经济危机”关系如何？这个问题激起的讨论经久不息。危机爆发前，人们把“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说成是亚洲经济起飞的精神原因。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于“亚洲价值观”。结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立即倒过来论证儒家的困境与其“价值观”的局限。⑩当然，有学者依然为儒家思想在亚洲崛起过程中的作用辩护，将此视为亚洲经济“起飞”的精神原因。折衷的观点则认为当“一分为二”地看待儒家思想与亚洲价值观，主张既清除其糟粕和消极影响，又继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以利亚洲经济的继续发展。

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亚洲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遭遇非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说：“东南亚的错误在于将其模式过于理论化，并把它同亚洲价值观混为一谈。当这种模式失败时，可以看出在储蓄、劳动和社会同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价值观的劣根性——人事关系上的“裙带资本主义”是危机的因素之一。对此美国经济性周刊Business Week直言“亚洲价值观是灾难”。美国亚利桑那州议员卡恩强调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著名亚洲价值观的“脆弱”及“先天不足”。

与此同时，亚洲学者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新加坡学者陈荣照则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自然与儒家思想有关系，但“四小龙”起飞的主因是市场制度的操作，而非儒家思想的作用。儒家思想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驱动力。高敏认为，由儒家传统营造的东亚国家义务型关系网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法制不透明，其结果形成“亚洲裙带资本主义”。这说明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存在着许多不相适应的部分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制度结合才可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

王锐生认为儒家思想所提供的是一个“灭人欲”、无情感、无意向的抽象空洞的人。这样的人不具备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现代经济人的特点。其实所谓“亚洲价值观”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漏洞颇多，是一种有缺陷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当代亚洲社会的认同，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和批判。有学者强调亚洲并不是一个同一的亚洲，亚洲文化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文化。亚洲文化各异，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观”。目前宣扬的所谓“亚洲价值观”弊端颇多，难以自圆其说。这个价值观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为核心，暴露出它的落后性。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不仅无的放矢，击不中要害，甚至用陈腐的观念反对进步的思想。对此，迈向现代化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应有清醒的认识。

以下的事实也是难以否定的：在信奉儒家的社会中，父权观念、权威主义、行贿受贿、“任人唯亲”为其特点，不透明的企业运营制度普遍存在。这一切皆与市场经济制度发生冲突，而“亚洲价值观”将亚洲社会种种落后因素做合法化的理论肯定，使冲突不是减缓而是加剧。

既然“亚洲价值观”的提出是为解释当年亚洲经济发展原因，以此逻辑，亚洲经济一旦出现问题也应同样追究这个“价值观”的责任。市场不透明、失序、法治基础薄弱、落后的政治文化流行，威权主义，这一切皆为亚洲不可忽视的落后因素。意想不到的是“威权主义体制内某些积极因素”竟创造出经济成长的“奇迹”。然而经济危机之后，同样上述亚洲自身的消极因素吞噬和破坏了这个“奇迹”。这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大同小异的“成长故事”。

与上述观点不同，黄心川在《亚洲价值观与亚太文明和宗教的发展》一文中说：最近一个时期来亚洲地区的经济遇到空前的金融危机。学术界、舆论界对亚洲或东亚的价值观提出了种种评论，有人认为亚洲的价值观已经过时，东亚价值观已经破产，但也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亚洲经济的崛起，使人民摆脱了长期苦难的生活，亚太文明的建立和发展，都仰赖于亚洲价值所发挥的作用。

黄心川在《东方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又说：亚洲价值观主要指东亚儒学的价值观。目前，它不仅作为一种东亚传统的哲学、宗教的思想而存在，而且也融汇于现代的经济和生活之中，并且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凝聚作用。但是，儒学价值观也像其他价值观一样有着它的优点和弱点，我们不能因亚洲金融危机就怀疑甚至否定东亚价值观。

张兴国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国家的迅速崛起令世人瞩目，然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又使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遭到重创，因而“东亚模式”、“东亚价值观”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且毁誉不一。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追求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下，应以“和合”思想为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探讨建构东亚价值观可能性。

有一个问题已被人们注意。就是决定地区经济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具体说有两个，一个是文化的原因，一个是制度的原因。譬如中国30年来经济的起飞，重要原因在于采用市场制度。亚洲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发展，原因也是两方面的，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这样，在讨论经济衰落的原因时就要从制度与文化两个方面去考虑。有时，问题不在文化（“价值观”）而在其他方面。马涛通过对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成因的具体考察，论证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亚洲价值观”的不相关性，指出以儒家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不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克服金融危机，重新振兴东亚经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

2009年，受网易亚运频道的邀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先生一起开讲，就“从华尔街危机看亚洲价值的新崛起”这一话题作了深入的阐述。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等广州主方流媒体的记者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这次讲座提醒人们，既然可以因亚洲经济危机质疑亚洲价值观，那么为什么不可因“华尔街危机”质疑欧美的价值观呢？因地区经济的困境而否定这个地区的价值观，这个思考逻辑究竟有多少“逻辑”意义？同时也释放了一个信号：人们已经走出亚洲经济危机的心理阴影，以积极心态重新评价文化意义的亚洲价值观。

三、“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政治理念的省察

“亚洲价值观”既是经济精神，又是政治文化。关于是否可以将其作为现代经济精神而予肯定，业已招来不少的争议，而一旦将其演绎成政治文化，更引发众多不同的声音。对此政治文化，褒扬肯定者有之、质疑否定者有之。褒扬者认为，这个价值观敢于向西方说“不”，是对文化霸权的明确挑战。再则，亚洲价值观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既适合于亚洲社会的现状，就应有其“存在”的价值。质疑者认为，从文明史观的视角观察，“亚洲价值观”中的家长制度与威权主义，保留着大量原型亚洲的封建遗存，位于文明进化途中的低端，是一种有待变革、改进的文化，不必给予过高的肯定，而当予以足够的分析与批评。

吕元礼在《探析李光耀的儒家价值观》一文中说：儒家文明产生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向后辈传递文化的后喻文化，儒家所珍视的孝顺往往演变为对于长辈的无条件顺从；当今社会处于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往往要向后辈学习的前喻文化，因此必须对那种无条件顺从的旧式孝顺加以改进。这种改进并非否定孝顺的核心价值，而是创新孝顺的具体形式，予其“现代”的新表达，“就是为适应前喻文化对孝顺的名称与实践作改进与创新”。

新加坡等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在其建立过程中，同时进行意识形态的整合。注重本土精神，突出威权传统，然而却一致以坚持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如此意识形态的整合，乃为引导人民确立国家认同，应对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冲突，维护国家的稳定。无论是新加坡的儒家伦理运动，还是在东南亚得到共鸣的“亚洲价值观”，都具有这种性质。东亚威权政权重视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化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辩护，由此出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亚洲价值观”、印度尼西亚的“潘查希拉民主”、菲律宾的“民主革命论”等。其为东亚威权的政治意识形态，本质而言是为威权统治服务的。单一而又具有兼容性、发展至上、追求秩序与崇尚权威、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好政府”理念等是东亚威权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美国《外交》杂志总编辑F·札克雷亚的《文化即命运（与李光耀一席谈）》发表后，引起世界学术界的热议。韩国著名政治活动家金大中发表《文化就是命运吗？——亚洲反民主价值观的神话——答李光耀》，不同意李光耀所谓“文化即命运”的说辞，提出“民主即命运”的新命题。金大中从韩国社会发展的经历中看到以下的规律：东亚社会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势必促进市场制度的成熟与市民阶级的成长，从而为脱出封建政治窠臼创造条件。其结果，威权政治难以为继，民主政治接踵而来，这才是亚洲真正的“命运”。

不少学者提出与上述观点大体相同的意见：“亚洲价值观”曾给新加坡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深远影响。在政府的积极宣扬和努力推行下，这个价值观维持并巩固新加坡的秩序，推动该地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然而预想得到的是，尽管新加坡威权政治把“民主”意识限制在秩序范围之内，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市民阶层的兴起，两方面张力的结果促成民主共识在威权秩序下缓慢地培育和积聚，终使民主潮流不可阻挡。

范为前在《支离破碎的亚洲价值观》一文中说：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观”，表面上捍卫东亚的传统价值，背后却蕴含一层深意，就是对抗西方民主政治对于东亚威权政治模式的冲击。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徇的分析来看，尽管东亚国家之间有某些差异，但基本上都奉行儒家式的权威观，强调父权式的政治模式，强调独断性的权威特征，强调威权政治在秩序治理方面的作用。李光耀大树儒家文化的旗帜，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肯定东亚式威权政治。他既接受市场经济，又反对民主政治。这样就强化了对权威政治的迷恋，对国家主义与家长制政治的“着魔”，开启了当代东亚威权政治之滥觞。卫忠平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五花八门、貌合神离的所谓“非西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即为其中一种。这是一种具有浓厚威权主义色彩、官方意识形态的强政府主导型的价值观。

其实，“亚洲价值观”不必将自己定位为与“世界文明”对抗的“另类”。强调这样的文化“对抗性”，未必能为自身思想合法性增加多少理性的砝码。相反有可能主动挑起亨廷顿所谓的“文化冲突”，既不利于世界和谐理念的建立，也不利于东亚合作环境的营造。孙承在《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一文中说：安倍主张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因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改善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

由于时空的交错，一些学者于亚洲价值观未直接发表意见，然而他们的学术论述给予今天解读“亚洲价值观”以新的启迪。这就是作为“亚洲价值观”精神基础的儒家思想与人类普遍价值并非格格不入。问题是用先进理念对其“诠释”与更新，去除封建糟粕，提炼“民本”元素，而不必将其落后的思想元素沉渣泛起，而于今日的社会流散负面的影响。

徐复观指出，在中国儒家语境中，自由与传统是能够结合起来的。《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宋司马子鱼和随季梁皆说：“民，神之主也。”《国语·周语》说：“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又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徐复观据此议论：“民为贵”，本是中国儒家一贯的观点。“民”以“天“与”神“的代表的资格，站在统治者之上。人君上面的“神”，人君凭藉的“国”，以及人君本身，都是为“民”而存在。“神、国、君、都是政治中的虚位，而民才是实体。”历来中国的政治思想的主题是“消解人君在政治中的主体性，以凸显出天下的主体性”。

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认为，帝制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君主为主体，而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以人民为主体，儒家之价值理想与现实的政治世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许多儒家学者在有志难伸之余，遂以经典注疏之学术事业寄寓其经世济民之政治理想。这种诠释学是一种政治学，其中“治道”远多于“政道”，如康有为著《孟子微》于列强鲸吞蚕食中国之危机年代，寄托其救世宏图。

有学者提到2000年北京“21世纪论坛”上李光耀的表现。他一改从前的思想风格，强调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没有提起几十年来一贯奉行的权威主义。在一些场合，他甚至说：“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加强这些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到了信息时代儒家价值正在逐步过时。“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有学者据此说明，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士，也包括李光耀本人，其思想也在变化中。因为这些变化，“亚洲价值观”的内涵开始出现更新的可能。一方面，优秀的思想元素继续得到维护与发扬，另一方面其中的缺陷与错失也在弥补与修正。

四、余论

儒家文化的社会功用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政治上为封建政治制度服务，呈现等级的、家长制的、官权至上而民权缺失的、专制威权的思想特点。经济上为农业经济制度服务，体现为锁国“攘夷”、拒绝国际市场、均平寡安（“不患寡而患不均”）、对井田村社的原始土地制度的绝对膜拜等。与此同时，儒家文化所包含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尽心知性知命”等思想元素，又构筑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平台。时至今日，任何民族文化都处在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变原型农业伦理为现代工商精神，由此显示其时代价值。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这样的观点：由于从原型基督教中提炼出一条“勤勉——节俭——天职——原罪赎免”的精神链接，故使这个地区的现代化运动获取崭新经济精神的支持。

对于东亚来说，儒家文化克服传统的“农本”意识，加入现代重商思想；舍弃故去的“均平”理念，增添可贵的“竞争”意识；挣脱自闭的“井蛙”观念，打开宽阔的世界视野。从原型儒家的“心性”说、“智信”观、“天命”论等思想中提炼出勤勉尽心、敬天守职、正直诚信、知耻而勇等可贵的文化品质。由旧儒家变成新儒家，由为农业自然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变成为现代工商市场经济服务，类似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经济精神，从妨碍现展的思想阻力变为推动经济飞跃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本质要素。人们从这个意义上对“亚洲价值观”作充分的肯定。

“亚洲价值观”中存在着严重的威权思想确是历史的事实。不必讳言，东亚现代化与西欧的现代化不同。西欧的现代化是“准备好”的现代化。西欧社会乃为古代城邦社会的延续，资产阶级具有较充分的活动空间。由于绝对王权时代对商业的客观宽容，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这里已经充分地实现了市民化与市场化，已经具备建设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市民”与“市场”的准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准备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准备与普及，具体言之就是“新教改革”的胜利与“新教精神”的深入人心。由于已经是市场社会，社会就有秩序。由于有了丰厚的市民阶层，就有了拥护现代化的主体民众。由于有了新教精神，就有了与现代化匹配的现念。这一切都成为西欧民主制度坚实的社会基石。正因为是“准备好”的现代化，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政权即为“市民”政权。这个政权的目的就是废除绝对王权时代的王权专制，同时也废除与王权并列的教权专制。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

与西欧现代化不同，东亚现代化是一个没有“准备好”的现代化。当外界环境“逼迫”这个地区走上现代化之途的时候，它完全不充分具备市场、市民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三方面条件的准备。它不是站立在既成的市场基础上的，广大市民的自觉、自动的现代化，而是不具备条件，努力创造条件的现代化。从全体意义上看，这里的现代化乃是由进步知识精英发动的“由上而下”的精英型现代化、政府型现代化及被动型现代化。由此这里的现代化显示与西欧现代化明显的差别，就是权力的集中与意志的统一，亦即所谓“威权主义”。在一个曾经被马克思所批判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全面覆盖的东亚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与传统的封建制度，与形形的如艾凯所说的“反现代化”思潮与运动对峙，这一切又迫使东亚“强政府”的特征得以进一步的加强。

对于新加坡这样的以华人为基础，民族问题纷起，时时都可能遭遇反市场与资本思潮的刚性挑战的复杂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同样刚性的坚持市场与资本道路的“强政府”，没有对儒家思想优秀元素的强调，其结果也许就是让南洋大海中多了一个散漫的弱国。由此而论，亚洲价值观的提出乃是不得已之举。它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也许是最无奈的、最合适的。

然而也要看到，人们在评论“亚洲价值观”的时候，也时常出现与福山“终结论”同样的思想偏颇。福山将资本主义论为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断言历史将在资本主义时代驻留不前。如果说这样的理论因否认文明的进化，而具明显的理论缺陷，那么过分强调亚洲特殊性，论其为终极真理与“世界上最好的”文化，同样否认了历史的进化，而踏入思想的误区。所谓“发展中”，不仅指的是经济，还说的是文化。一些国家与地区其经济已经“发达”，而其政治文明或许还在“发展中”。“亚洲价值观”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是实现了经济精神的更新，确保了此地经济的发展，但整体而言因其体制思想的滞后，依然还是“发展中”的文化，是一个处于文明低端位置，有望继续更新与进步的文化。如果将此文化与世界文化作二元对立的“定格”思考，亚洲将再次停滞凝固下来，连带它的“价值”也会变得无价值。

第3篇：亚洲经济特点范文

[关键词]亚投行；运营模式；PPP模式；前景

一、引言

2016年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标志着亚投行正式启动运行。作为新时代下的区域多边金融合作机构，亚投行旨在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支持，推动区域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增长。亚投行的成立也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了新兴元素。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区域性乃至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显现，劳动生产率下降，总需求不足，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所以，基础建设投资拉动总需求、提高生产力的作用更加凸显；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一种多边金融格局的新力量来弥补旧的金融体系的不足。因此，亚投行的运行，既可推动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推动亚洲及世界的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建立世界金融新格局。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强劲，催生亚投行的产生。一方面，契合“一带一路”战略，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共商共建区域合作；另一方面，可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以有效供给侧拉动有效需求。亚投行要成为具备新时代特征的区域多边金融机构，既需要解决好资本合作、商业模式、组织机制、管理流程和数字化平台等问题，又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国别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摩擦与合作关系，面临着新兴金融力量立足与发展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相关的研究不断涌现。文献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集中在亚投行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的战略地位。戴轶和李廷康（2015）从现实出发驳斥霸权稳定论，认为亚投行对旧有的金融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以此判定国际体系发生转换是错误的。亚投行与西方主导的现有多边金融机构虽然构成了一种竞合关系，但在现阶段，国际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缺口使两者的合作性上大于竞争性。王跃生（2015）认为，一方面，从国际战略高度看，亚投行的成立，将加速国际金融机构民主化进程，改革原有机构将均衡国际经济权利秩序；另一方面，从全局的、长远的观点看，亚投行对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改革和新结构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二，研究亚投行对于推动亚洲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白秀兰和赵非d提出（2015）亚投行对于整个亚洲地区乃至世界而言，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首先，对于亚洲地区来说，亚投行能促进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同时增进各国互联互通。其次，对于世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亚投行孕育着多赢的机会。发展中国家需要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达国家需要优质项目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其经济复苏。黄河（2015）站在加强跨国合作以满足区域性及区域间公共产品融资的需要的角度提出，亚投行为投资期长且具有明显外部经济效益的大型基础建设或跨区域基础建设网络项目提供融资，同时利用外汇储备充实其资本金。但现有研究仍然缺乏对亚投行运作模式与资金运用模式的分析，同时亚投行作为金融机构，其潜在风险的评估以及基于供求分析的前景预测也有待完善。本文的重点正在于更进一步地探讨亚投行的运营模式及其未来发展前景。

二、亚投行的运营模式

亚洲国际基础建设投资，融资缺口巨大，同时巨大的外汇储备缺乏盈利模式。设立亚投行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扩大基础建设投资的同时增强外汇储备的盈利能力。

亚洲金融实力较之欧美存在明显差距，这一方面给亚洲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使亚洲各国认识到开展区域内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亚投行的建立作为亚洲金融合作的重要尝试，标志着以公私合营等新型融资模式为基础的亚洲金融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下文结合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运营模式与PPP融资模式的经验，分析亚投行经营模式的可能发展方向、运转规程、现实意义以及存在的障碍等，透析成员国之间如何通过合作达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共同发展。

通过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来源的分析可知，作为政府间的多边性开发机构，资金来源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模式：一种是银行模式，即借助现有的金融机构力量进行项目建设。仅靠现有金融体系的既存资金规模，很难满足各国庞大的借贷需求。另一种是基金模式，融资规模虽然很大，但是由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收益低、回收期长，难以满足基金要求的高回报率。这两种模式均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上述三个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两种模式的结合。因此，亚洲开发银行也应该形成“银行+基金”的模式。在这种新型模式下，参与国共同组建亚投行，以银行的名义，采取基金的运作方式进行融资，虽然耗时比较长，但是规模有限，而且覆盖全球大多数国家，由政府参与，影响力大。

PPP模式下政府与企业共担风险，从分散风险的角度十分适用于基础建设。此外，亚投行今后也可以考虑设立信托基金用于不能提供信用担保的项目。亚投行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由会员国政府共同出资，以本国养老金、国家基金以及私营部门等社会资本投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拓宽了我国个人资金的投资渠道，又丰富了亚投行的资金来源，达到投资者、亚投行以及受贷投资项目三赢的效果。PPP模式也是今后亚投行运营中的一大创新之处。下面我们对亚投行可能会采用的PPP融资模式运用蒙特卡洛仿真技术进行进一步分析。

蒙特卡洛仿真原理是分析和处理风险影响因素的常用仿真方法，具体求解方法一般包括构造或描述概率过程、从已知概率分布抽样和建立估计量三个步骤。该方法在PPP项目融资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E.Malini用各种政策因素影响下的PPP项目融资可行性进行分析；Thomas和Xie的研究也进行了拓展，用新的仿真模型来特许价格、优化特许期；Y.J.Ke的研究是在风险因素存在时，利用财务因素评价PPP融资项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亚投行的亚洲基础建设项目PPP模式运用蒙特卡罗仿真原理对其制度设计提出建议。

（一）模型构建

建立的仿真模型如图1所示。

该模型以项目决策中NPV法为基础，通过Matlab引入蒙特卡罗仿真模拟的思想，模拟了工程建造风险、自然灾害风险、政策风险、利率风险存在下营业收入、维修费用以及折旧率等不确定项的变化。

我们在观测项目现金流时，同时考虑风险因素的影响，最优化满足决策者需要的融资结构。实践中，利用项目所在地的政策法规，确定一个满足规定的可行区间，其中区间下界为初始融资比例；然后根据营业收入、维修费用、折旧率各自的分布特点，通过多次模拟实验，计算每年营业收益并计算各年营业收益的现值；同时根据融资结构计算出建造期内私营企业的年均投资额，并通过模拟折旧率算出投资额贴现后的总额；通过资金的净流入与净流出的差额统计在多次模拟中出现的概率；做出概率随融资结构变化曲线图，按照要求的置信度，即可确定最佳融资结构。

（二）案例研究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仿真模型的使用过程，本文根据中国近几年铁路造价表设计一个简化的亚投行引入PPP模式建设铁路项目。由表1可推测，该项目总厂面积为2000千米，总造价为250亿元人民币，建设期4年，特许经营期25年。

1.案例背景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亚投行与东亚某国合作建设一条铁路，由于当地政府不能提供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模式）。与同资质的私营企业商讨的同时，亚投行作为项目发起人，提出了私营企业在起初融资结构中占比为30%。根据专业咨询单位提供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经济指标测算如表2所示。

2.符号说明

亚投行与政府投资额：f

私营企业投资额：g

私营企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k（k=f/f+g）

项目总投资：p0

建造期：T1

特许经营期：T2

建造期年均投资额：p（p=p0/T1）

特许经营期间政府分配收益比例：s

运营收入：c0（运营收入增长速度服从均值u2，标准差sigma2的正态分布）

运营维修费用：w（维护费用占运营收入的比例服从U1、U2的均匀分布）

折现率：r（折现率服从均值u1、标准差sigrnal1的正态分布）

NPV>0的概率：tt（既定融资结构下NPV>0发生次数占总次数的比例）

（三）融资方案评价

1.未考虑风险时的项目评价

在未考虑风险因素的影响下，令w=1.68（12-12×14%）、kk=0.3、c0=12、r=12%、T1=4、T2=25。在运营期，计算的净现值为4.78亿元，即NPV>0，表明项目可行，私营部门在未考虑风险时投资此项目能够获得正的收益。

当NPV=0时可算得T2=17.89，投资回收期小于特许经营期。在没有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表明私营部门18年左右收回投资，并拥有约7年时间来获得额外收益。

同时，在不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该项目投资内部回报率为13.20%，即kk，项目可行。

2.考虑风险时的项目评价

由于初始投资较大、期限较长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未来的变化因素较多，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也较大。因此对于风险因素的考虑就尤为重要。在软件中模拟上文所提出的仿真模型，重新评估方案。当运营收入、运行维护费用、折现率都存在较多不确定时，获得的概率仅为44.65%，私营部门即有55.35%的概率无法从该项目中获利。此时，亚投行作为项目发起人必须进行融资方案优化，降低私营部门投资风险，确保私营部门的盈利，以提高项目融资吸引力。

3.融资方案优化

根据此前结论，将可行融资结构区间重置为[0.3，0.315]，以0.001融资比例的调整间隔，运行程序10000次后，可得NPV>0的概率n与融资结构的关系。

模拟结果如图2所示，初始融资结构中私营企业占比低于30.1%时，私营部门净现值为正的概率大于0.9，私营部门在该项目上的盈利基本可以保证。这一结果有利于亚投行与各地政府制定合理的PPP融资方案，节约调研与谈判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有利于企业正确认识风险，积极投身亚投行所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四）进一步分析PPP模式变量

1.法律法规。针对基础建设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项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对项目资本金都做了明文规定。例如，在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内资特许运营公司资本金比例应不低于总投资的35%。当特许运营公司有外商投资时，中方投资者占有的权益应大于等于51%。

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从上面的实证可以看到，私营企业的风险随着投资比例增加而下降，这意味着如果有最低投资比例，会使很多企业考虑风险而不参与项目；但若私营企业投资较低，则起不到缓解政府资金压力的作用，政府在上面案例中多增加0.1%的投资，就要增加2500万元的投资，这样会使政府承担巨大风险。

2.特许运营期。基础建设项目的特点，初始投资大，投资期长，私营部门投资风险较大。此时，特许经营期的长度对投资者最终所承担风险有着显著影响。图3显示了特许经营期长，私营部门最终承担风险越小。基础建设项目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越大，融资能力也就越强。特许经营期一般由项目的经济寿命期以及项目所在地相关法律政策所决定。在中国，特许经营期的期限最长为30年，不同行业、特点等有不同的规定。

3.利益分配制度。尽管公共部门一般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要求的收益相对较少，但是在市场化条件下，收益分配比例对项目的融资效果有着较大影响。如图4所示，项目融资能力在不同的利益分配制度下变化很大。政府应该选择合适的分配比例，最大限度激发市场融资能力的同时又保障自身收益的稳定。

4.折现率。在公司金融中，折现率的使用比较普遍，同时以私人部门要求的最低内部报酬率作为贴现率。理论折现率在投资决策时假定为确定值，然而实际折现率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具有很高相关性。受其市场投资环境影响大。政府与亚投行应该充分考虑折现率带来的利率风险。

5.运营收入。在项目财务可行性评估中，运营收入是核心指标。对于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收费价格和产品量、服务量决定运营收入的评价。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殊性，由公共部门控制收费制度。但是亚投行以及政府还是要考虑如经济周期、市场供求等因素对于运营收入的影响。

6.运营维护费用。管理费用、工人工资、生产维修费、运营能耗、广告宣传费等为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维护费的主要成分。仅从经营层面考虑，运营维护费的差异主要在于项目公司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但是现实中亚洲地区自然灾害比较多、地缘政治局势动荡，亚投行以及各地政府要谨慎对待运营维护费用背后隐藏的风险。

综上，在PPP模式下，亚投行、所在国政府与私营部门共同出资，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使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将拓宽各方资金的投资渠道，丰富了亚投行的资金来源。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将面临融资结构、法律法规、特许经营期、利益分配制度、折现率、运营收入和运营维护费用等多方面因素的干扰。金融的核心是控制风险，复杂的亚洲经济环境对亚投行的经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一过程中，亚投行各成员国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同时积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治理模式、资本运用技巧，不断丰富自身经验、培养优秀金融人才。使亚投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带来丰富资金，更带来宝贵经验与先进思想，让资金助力亚洲基础建设，让金融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

三、亚投行的发展前景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各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全球范围看，不仅在亚洲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基础设施的投资资金也是极其匮乏的。亚投行的成立，将从资金上为区域基础设施投资提供重要的支持。因此亚投行概念一经提出，便备受瞩目，有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入。下面从成立背景和资金供求两个方面来分析亚投行的发展前景。

（一）亚投行成立的世界背景

1.世界经济疲软。近几年，世界经济不容乐观，总体上还未走出低迷。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2015年年底均预测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2.6%，比联合国对2014年经济增速估计值小幅加快0.1个百分点，但较之联合国2014年7月份的预测值下调了0.4个百分点。比英国共识公司11月份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

从整体上看，世界经济复苏十分缓慢，总体不乐观。发达经济体表现差异明显，美国经济逐步触底回弹，欧洲各国与日本仍未走出低迷。主要经济体消费需求不足，难以提振经济。此外，贸易低速增长引发贸易竞争加剧，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地缘政治形势恶化等多种因素使得可供投资的领域都存在着不确定性。

2.较之其他市场亚洲新兴市场的前景巨大。亚洲作为全球经济的新引擎，在世界经济动荡加剧的大背景下，其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下面就从亚洲市场自身以及与其他市场比较来分析亚洲市场的前景。亚洲区经济增长强劲，人均GDP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未来发展潜力巨大。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区的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长期（1964-2013年）平均GDP增长率为5.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4%）。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区域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从期初的约10%上升到2013年的30.2%，并于2010年首次超过欧盟。

另外，互联互通亚洲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人均GDP只有美国人均GDP的11.1%，远低于世界平均的19.8%和欧盟的64.4%。

从经济收敛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亚洲区域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未来数十年内，亚洲区仍将是全球GDP增量的主要贡献者，且随着亚洲区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继续上升。亚洲金融市场相对规模小、流动性不足、国际化程度低、参与者结构单一，从总体发展水平上看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因此亚洲经济体有必要联合起来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亚投行的建立正是对此有益补充。作为亚洲金融合作中极为重要的一步，亚投行将亚洲各经济体大量的贸易盈余转化为对区内经济建设的投资，拓宽了区内企业的融资渠道；亚投行很可能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也开启了金融体系去美元化的大胆尝试，减轻了亚洲经济体对美元的高度依赖；同时，它更是一个将亚洲各市场紧密联系的金融工具，推进亚投行的建设有助于深化区域金融合作，促进亚洲金融市场一体化。

（二）从资金供求分析亚投行的发展前景

1.亚洲金融市场资金需求方――巨大基础建设需求。亚太地区人口众多，占全球人口的40%左右，但是经济规模总量占全球的近60%，贸易总量占全球的50%左右，客观条件和优势使得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迅速，潜力巨大，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表3数据中，目前亚太国家正处于经济周期中的转型期，基础设施建设缺口巨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亚洲地区在2010-2020年至少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2015年3月，麦肯锡的《多边金融格局新力量》显示，亚洲地区已公布的待建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就达1300个之多，在目前经济增长的水平下每年需再投入7300亿美元用于支撑基础设施建设。而目前的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十分有限，2013年全年仅提供210亿美元，这远远不能满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因此，针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巨大缺口，亚投行的设立为亚太地区基础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亚洲乃至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十分重要，而基础建设资金不足的现状则给亚投行提供了重要机遇。

2.亚洲金融市场资金供给方

（1）亚洲地区巨额的外汇储备需要投资渠道

由于多年来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集中、外汇储备占GDP比重最高的地区。截至2014年年底，在世界外汇储备排名前15个国家中有8个来自亚洲，这8个经济体的外汇储备额合计为70871亿美元。具体数据如下：中国为3.95万亿美元、日本为1.3万亿美元、中国台湾为4230亿美元、韩国为3500亿美元、中国香港为3160亿美元、印度为3060亿美元、新加坡为2740亿美元、泰国为1681亿美元。亚洲地区具有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势必要寻找投资渠道。与此同时，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数额惊人，这将直接影响美元汇率，如果东亚各经济体继续投资美国国债可能会使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危险。大规模的外汇储备需要一个健康、安全的区域性债券市场进行投资，这为亚投行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供给。

（2）亚洲地区规模庞大的私人储蓄需要投资渠道

亚洲地区私人储蓄的增多，固然与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有关，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该地区金融市场不发达，尤其是安全性较差，广大居民缺乏可供投资的金融产品，无奈之下选择银行存款。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储蓄率明显偏高。如果亚投行可以通过发放债券引流部分储蓄，那么对于投资者而言可以得到更高的收益率，对于融资者而言可以降低融资成本，而银行因货币和期限错配而引起的系统性风险也会相应降低。因此，庞大的私人储蓄投资要求亚洲地区大力完善金融市场，亚投行给了亚洲各国政府提供了重要战略平台。

（3）欧洲国家需要调整经济结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升至1.3%，但是总体上欧元区经济仍呈现下降的趋势，欧元区2015年经济增长动能依旧不足。虽然各国正在为走出经济低迷积极努力，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总体来看，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遏制经济进一步衰退。但要根本性改善经济，欧元区仍需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突破。而亚洲新兴市场基础建设的巨大需求有助于欧洲矫正自身畸形的经济结构，重新回到稳健的实体经济投资上来。所以，欧洲对于亚洲市场有着很大的憧憬，众多欧洲国家甚至不顾及美国，依然选择加入亚投行，这背后反映的是他们的经济需求。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亚洲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亚投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市场基础。同时，亚洲金融市场能否发展起来，根本动力还在于该市场对于资金供需双方是否有吸引力。从世界各国积极投身亚投行创始国这一状况来看，投资者对于亚洲新兴市场具有较大的兴趣，因而亚洲金融市场具有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为亚投行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情况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将亚洲的高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亚投行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区域发展的贡献，带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新增长。

四、结论与政策意涵

第4篇：亚洲经济特点范文

我们注意到，2001年中国与东盟达成了10+1的合作意向，准备用10年时间建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于2002年5月启动，到2011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正式运行。到现在看来，该自由贸易区成绩显著。日本和东盟10国领导人在2002年1月签署了《日本和东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韩国也积极地与东盟保持各种联系，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1年建成，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2 年建成。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区在2014年达成了协议。

从1995年到2016年，东亚自由贸易区取得了很多渐进性的进展，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总体上还不是很尽人意。这是为什么? 在这里提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给以解释。所谓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学，指的是研究东亚自由贸易区地缘政治经济学，而地缘政治经济学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相互作用的学科， 它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分支，也可以作为地缘经济学的一部分，或者包容地缘经济学。我们注意到地缘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美国学派、意大利学派和俄罗斯学派三个主要学派。其中美国学派侧重于地缘政治学的冲突; 意大利学派认为地缘经济学就是研究国际竞争问题的经济地缘政治学; 而俄罗斯学派则将地缘经济学与国家战略相结合，认为地缘经济因素是确定国家战略的基础。笔者提出地缘经济学的中国或亚洲学派，强调地缘经济合作与竞争并存，但是应该以合作为重心，以互惠共赢为原则，尽量减少人为的不必要的冲突。

从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学来看，2012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是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了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遏制中国，2012年日本挑起了的钓鱼岛冲突，2013 年菲律宾挑起了南海争端，2012年的美国开始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及随后美国分裂亚洲的TPP 自由贸易区战略， 这些都是相互联系在起的，考虑到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国。尽管历史上美国打败了日本，美国的原子弹促使了日本二战无条件投降，菲律宾也曾受到美国的侵略，但是二战后日本和菲律宾却成为了美国的盟国，这种搭配是特别奇妙的结盟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5篇：亚洲经济特点范文

【关键词】亚投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亚洲经济一体化；高储蓄高投资桥梁

一、亚投行介绍

1.简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北京。

2.亚投行运营现状

截至2016年6月，亚投行董事会通过批准了该行首批4个项目总计5.09亿美元的贷款，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

（1）位于孟加拉国境内的电力配送升级和扩容项目；

（2）将与世行联合融资的、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贫民窟升级项目；

（3）与亚洲开发银行和英国贸易发展部联合融资的、位于巴基斯坦境内、连接旁遮普省的绍尔果德与哈内瓦尔的M-4高速公路项目；

（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联合融资的，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连接该国首都杜尚别与该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一条公路项目。

其中有3个项目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进行联合融资。亚投行董事会还成立了亚投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准备，中国成为了这一基金的首个捐赠国。

3.亚投行的创新

（1）专注亚洲基建投资与开发

亚投行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定位上，至今为止，亚投行仍然是唯一一个专注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与开发的多边开发银行。已经生效的亚投行协定称，亚投行将更好地为亚洲地区长期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提供资金支持。作为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主要向成员国提供低息贷款，用于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所需资金，比如机场、公路、电信、铁路、城市建设等。而这恰恰是亚洲区域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支持。

（2）创新融资方式

亚投行的初定的融资方法包括：①银行同业拆借；②集中初始成员国的信用，发行债券。此外，亚投行在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将引入PPP模式，而亚投行本身既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也会通过成立一些专门的基金进行投融资进而保证资金规模。亚投行还将吸引其他商业银行及民间投资，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债券、设立专门基金等方式把亚洲各种闲散资金吸引到亚投行，由其科学管理和运营，专项用于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二、亚投行成立原因

1.亚洲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上世纪末起，国际舆论就意识到亚洲在世界版图中的重要性在大幅上升，人们不断地在谈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成为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地区，其重要性日益显示出来。但是，亚洲有一个弱点，就是虽然亚洲国家发展很快，而且都是储蓄大国，但亚洲国家因为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不得不把大量储蓄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等。一方面，亚洲发展需要更大的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以促进未来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却无法把自己的资本用来促进自己的基础设施发展。中国提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好弥补了这种缺陷，满足了亚洲国家的需要。

2.现有国际金融治理体系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是二战后建立的，有如下的特点：美国是超级大国，是主导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就是我们常说的“七国集团”（G7），是协调平台，后来俄罗斯加入，成为了八国集团（G8），他们开会讨论替全球老百姓定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三大支柱，是G7/G8协调平台下面的“腿”，负责组织落实相关决策。

3.成立亚投行对中国也是经济适时的选择

首先，亚洲经济更加繁荣，对中国经济有好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亚洲的大市场，将会继续释放亚洲的经济发展潜力。而一些跨国家的互联互通大型基建项目，比如“泛亚公路”、“泛亚铁路”等，也只有在多边开发机构的统筹协调和资金投入下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中国目前资金充裕，投资亚洲基础设施能够获得良好的回报。国内需求不足，未来可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矛盾。通过扩大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化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条很好的途径，也能够提高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比较强的实力和经验，能够给中国企业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

再次，中国大方地分享发展红利，也能够拉近与亚洲国家的感情。现在很多亚洲国家，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面临着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中国目前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要积极主动地与亚洲国家分享发展的红利，欧洲一些国家债务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严重，其建设和改造基础设施，光靠欧洲自己可能还不够。

最后，亚投行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区域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可能“一步就位”，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逐步提高在区域金融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有利于人民币“出海”。

三、亚投行的影响

1.亚投行有助于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和货币互换规模，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是亚投行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促使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进行贷款和投资时使用人民币，有助于增大人民币跨境贷款的规模，增加离岸人民币的供应，加快培育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亚洲区域的主要投资货币。这就促使亚投行完成人民币地区化，最终走向国际化。

2.亚投行有助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代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中国提出在尊重相关国家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资金缺口，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做出测算，从2010年到2020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而亚开行每年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仅为100亿美元。

亚投行将为“一带一路”建设调动可用资金，推动储蓄向实体投资转化。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国为主的资金来源国，中国希望通过建立亚投行，加大对有需要的成员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力度，扩大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参与度和影响力；另一类是资金需求国，期待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在亚投行融资框架下将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不论是投资方还是借贷方，都能从中获得利好。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长线投资更具良好前景，尽管亚太区域平均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达8000亿美元，但亚投行可以结合“丝路基金”，通过发行债券、概念股、公募、保险、等各类资产化的金融创新方式获取金融的最大潜力。

3.促进亚洲经济融合和一体化发展

亚投行将业务领域明确定位在基础设施融资领域，这将对缩小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各国经济融合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从各国内部来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投资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提高其经济效率。其次，从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电力以及通讯领域的投资有利于加强各国的互联互通，从而促进区域内货物贸易和产业分工细化，进而以贸易带动金融和投资的跨国往来，促进各国金融市场发展并逐步加强各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提高亚洲经济体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因此，从亚洲经济全局和长远视角来看，亚投行旨在盘活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最终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亚洲经济圈”。

4.破解东亚高储蓄难题、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

如果将亚洲经济看作一个整体的话，那么这一“经济体”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东亚国家的高储蓄无法在区域内转化为高投资，从而支撑区域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亚洲经济始终面临着这一尴尬，即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国家的高投资缺口并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现行的美元本位制下，钉住美元进而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东亚国家的理性选择――东亚国家以产能输出（即贸易盈余）的方式向美国转移国内过剩的储蓄，将其转化为美元储备，从而实现储蓄投资的平衡。然而，此举的负面效应是：第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面临麦金农所谓的“高储蓄两难”，即任何无法以本币提供对外融资的债权国都会出现货币错配问题；随着经常项目顺差的积累，债权国政府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第二，高储蓄率的东亚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盈余方，从而成为诱发全球经济、金融动荡的重要根源。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果能够将其与过剩的国内储蓄相结合，通过亚投行这一多边发展融资平台加大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打通亚洲区域内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最终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亚洲资源、亚洲利用”，无疑将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做出巨大贡献。

四、个人思考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无非是将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得到更多的产出。历史已经无数次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摆脱贫困，首先要做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而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一种固定资产投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条公路的修建能够节省人员与货物流动的成本，清洁的饮用水能够减少在健康方面的投资，人力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

中国国内目前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外汇储备富余的宏观经济环境，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现实情况，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沿海造成抵御外部打击能力不足的风险。提出亚投行的战略既有利于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将过多的外汇盈余投向收益率更高的实体经济，对外输出中国多年积累的工业化技术，提升中国的影响力，更有利于亚洲“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亚洲经济一体化，提高整个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候懿轩等.亚投行成立背景、意义及未来展望 2016，（2）.

[2]赵钊等.亚投行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柱 2015，（2）.

[3]王达等.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 2015，（6）.

第6篇：亚洲经济特点范文

关键词：澳大利亚；亚太经济策略；根源；意义；问题和挑战

澳大利亚位于西南太平洋地区，面积达768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口仅2000多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虽然地处亚太地区，却完全由欧洲移民统治，属英联邦的成员国，因此长期被西方看作为欧洲的海外部分。进入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和经济重心的东移，澳大利亚的对外经济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它开始重新审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制订出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是欲将澳新紧密经济区与东盟结为一体，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发展多边经贸关系。二是以亚洲为重心，优先发展同日、中、韩等国的双边贸易关系。由此，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外交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笔者试从这一历史性转变产生的根源与意义作一概要论述。

一、二战与澳大利亚对亚洲认识的转变

澳大利亚认识到亚洲的重要性，并与之建立关系始于二次大战。这种变化是在它逐步摆脱了英国对其外交的控制之后发生的。二战中，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英伦三岛已自身难保，根本顾不了澳大利亚。为了自身利益，当时执政的澳大利亚统一党领袖莱n斯不顾英国和党内外保守势力的反对，决定同美国、日本、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39年莱n斯去世，继任总理孟席斯同样重视亚太地区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1940年9月，澳大利亚终于摆脱了英国的外交控制，开始向亚太大国派谴使节，在对亚洲关系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如果说二战以前，澳大利亚还在缓慢地了解、接近亚洲，那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使其迅速、无情地卷入了亚洲。

1942年2月19日，日机轰炸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面临历史最严峻的考验，澳大利亚被迫做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决定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将澳大利亚建成美国太平洋后方基地。二是将保卫本国安全作为首要任务。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作为亚太地区主要抗日国家之一和同盟国的一员，澳大利亚也在对日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二次世纪大战使澳大利亚从孤独的“南方大陆”变为亚洲反法西斯盟国存亡与共的国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对亚洲的认识，促使其重新制订亚洲政策。

二、“亚太经济”策略确立的根源

澳大利亚推行亚太经济政策，是由国内和国际形势决定的。就国内而言，长期以农、矿业为经济支柱，使其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从国际上看，欧洲经济一体化，英国加入欧盟，抛弃了澳、新(西兰)，迫使澳不得不就近寻找贸易伙伴。而亚洲太平洋地区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的焦点。因此，澳大利亚转向亚太地区的根本原因是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所决定的。

(一)澳大利亚的经济特点

澳大利亚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初级产品(农牧产品和矿产品)的生产和输出长期是其经济命脉。

澳大利亚享有“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之称，是世界上最大的羊毛输出国和第二大羊肉出口国，其羊的头数占世界总数的1/6，羊毛产量占世界羊毛总产量的1/3。70年代以来，其养牛业也迅速发展，80年代其牛肉出口居世界第一位，约占世界牛肉出口量的1/4。种植业方面，澳大利亚的两项出口大宗是小麦和甘蔗，长期以来是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第三大小麦出口国。7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第二大蔗糖出口国，仅次于古巴。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输出国，农产品在其出口产品中长期占很大比重。

澳大利亚不仅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也被人称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但是直到50年代，澳大利亚还是一个需要部分进口资源的国家。澳大利亚的石油、铝土甚至铁矿石的一部分都有赖于进口。然而5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戏曲性的变化。1955年，在昆士兰的韦帕，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铝钒土矿。1957年，在纽曼山找到了新的大铁矿。此后10年中，不断有各种新的矿藏发现。到60年代末，澳大利亚已被证实是世界上铝土矿蕴藏量最大的国家，铁矿石的实际蕴藏量居世界第三位，同时找到了石油、天然气和更多的煤以及铀、锌、镍等数十种矿藏。1973年，澳大利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铝钒土矿生产国和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国。此外，它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铀的主要出口国，第三大黄金生产国和锰矿石的主要出口国。到70年代中期，矿产品的出口价值已占澳大利亚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澳大利亚的上述经济特点，决定了其经济严重依赖于国际商品市场。因而，澳大利亚要发展和繁荣就必须与世界各地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尤其是与亚太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

(二)澳英传统经济关系削弱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面向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二战前，澳大利亚出口总值的70%输往英国等欧洲国家，英国在澳的投资约占在澳外资总额的70%以上。二战后，英国的经济实力下降，并开始在远东地区收缩。1949年，英国供应了澳进口货物的50.5%，并接纳其出口总额的42.2%，1958 -1962年间，英在澳投资占澳大利亚同期外资总额的50%以上，60年代以后，英在澳对外关系中的地位迅速下降。澳对外出口额在澳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69年的11.9%下降到1995年的4.8%。导致两国贸易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其一，二战中，英澳关系受阻，美国伺机进入澳大利亚市场，排挤英国势力；其二，英国在战后经济实力下降；其三，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由于欧共体实行贸易壁垒政策，对欧共体以外的国家征收高额农产品差价税，税额相当于以前农产品关税的三倍。迫使澳向亚洲寻找新的市场。

1992年就任的基廷总理说：“澳大利亚靠近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而且已同它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关系，这是我们澳大利亚人历史性的好运气。”他还说，“澳大利亚人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未来已不能再靠地球另一端的欧洲，而要依靠自己的邻居，即经济蓬勃发展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的舆论也普遍认为，无论是从战略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考虑，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实体，它和亚太地区的前途息息相关。

第7篇：亚洲经济特点范文

亚洲经济发展依赖于东亚。东亚已成为引领亚洲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引擎。由于亚洲的成功经验和发展，很多经济学家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然而，我个人认为21世纪将不会是亚洲世纪，虽然从日本经济奇迹到韩国经济崛起，再到中国经济复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引擎都在亚洲，但亚洲经济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此外，虽然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还不足以带领亚洲领跑21世纪。

为了使我的观点更合理，我将这篇文章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了解美国在亚洲的角色，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干涉其他国家或区域的能力不能被忽视。其次，了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及对该区域的影响。最后，作为亚洲最大经济体的中国，政府目前需要密切关注的是污染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将永远无法引领亚洲开创亚洲世纪。

亚洲发展回顾

在过去的几百年，欧洲和美国相继成为世界经济领袖.经济史上称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而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谁将引领21世纪？亚洲还是美国？

二战后，亚洲国家开始摆脱殖民政府，并取得民族独立，各国领导人注意到自己作为独立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二战后，日本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率的困难时期，战争造成日本失业率提升和国力衰退。日本依靠美国援助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经济，并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在70年代，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也迅速发展。在这段时间内，西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韩国和新加坡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引进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发展本国制造业。此外，韩国和新加坡也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不断升级他们的产品。

自90年代以来，除了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如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也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从而呈现出亚洲经济大繁荣态势。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1%，印度经济增长率增长了9%”。由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表现， 全球经济重心越来越多的转向亚洲。

尽管亚洲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我任然认为21世纪将不是一个亚洲世纪，原因是有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制约着亚洲发展。

美国在东亚的角色

美国一直致力于维护东亚安全秩序，其涉足该地区主要是达到如下战略目的：

（1）促进亚洲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并确保亚洲地区市场向美国开放；

（2）维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主导作用，防止任何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可能性，无论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作为一个区域整体；

（3）从保护自己政治，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在亚洲地区的战略意图是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中国崛起是划时代的发展， 中国稳步增长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将不可避免地重塑本地区经济、政治形势。这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直接产生冲突。事实上，美国的战略意图就是限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及同其他亚洲国家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在“重返亚洲”战略之前，亚洲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把中国经济的发展视为亚洲的机会，也正因为他们有了这种想法使得他们纷纷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并采用务实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中国也关注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并承认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政治领导。

而美国提出“重返亚洲”战略后，同许多东亚国家在这一地区形成军事联盟，加强其军事合作，同时还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从而加强与东盟国家、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合作。

尽管美国曾经在二战期间成为日本强大的敌人，但是今天日本依旧向美国提供几个军事基地， 并且美国仍有权限限制日本的行为，由于日本必须依靠美国的超级大国势力来反抗中国，因此日本虽受限于美国，但还是与美国保持亲密的合作关系。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中日间也很难保持目前这种平衡关系，也许会导致战争的爆发或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领域中产生更多的冲突。与此同时，韩国和日本之间也需要美国来平衡以避免未来两国之间潜在的战争。不仅仅是因为日本、韩国需要美国，同时美国也需要亚洲，因为美国需要继续保持其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 因此与韩国和日本建立的军事合作是帮助其对抗朝鲜和中国最好的办法。美国的所作所为使得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之间存在问题，美国的干涉减慢了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发展速度。美国需要确保中国和日本永远不会结成联盟。

中日关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亚洲经济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分别是中国、日本和印度，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在亚洲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当人们议论关于亚洲经济的未来时，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最为关注的焦点。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为在战争中留下了太多不好的回忆。例如，1894 - 1895年的中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此战的目的在于吞并韩国和入侵中国，这使得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且导致中国在1931 - 1945年爆发抗日战争。战争期间日本野蛮地掠夺财富和屠杀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并使中国失去了大量的财富，资源，土地及宝贵的生命。

仇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有所淡忘。近年来，中日两国之间又处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如下：首先，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扭曲中日之间的历史事实；其次，日本首相多次访问靖国神社；最后，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关于的问题。 “每个人都知道，中日之间的关系影响着亚洲的安全”。然而问题已经成为两国之间最为关注的焦点。此外，东海大陆架的争论及其所属资源也造成两国之间关系更加恶化。

中日之间的关系很难预测，尽管两国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很显然局面是中日之间很难达成战略伙伴关系，这对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

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在控制通货膨胀压力的局面下取得了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在过去的33年中，中国的平均GDP增长是10.0%，平均CPI增长了5.4%。持续的经济增长使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持有二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并已成为最大的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国家。也正因为这些变化让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这种模式不可能永远存在。很多人认为在未来，中国人将停止大量储蓄金额，银行也将没有多余的钱投资到其他企业，因此，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可能停止。此外，经济发展要依附于环境，污染也会制约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在过去30年中中国污染增加，特别是近年来，空气污染已经影响到大多数人，水污染和土地污染也成为政府需要应对的棘手问题。“在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16个在中国，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每天呼吸着污染的空气”。随着全球大气污染问题导致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中国空气污染问题越发严重，一些城市大气中悬浮着颗粒物污染物。与此同时，二氧化硫污染和机动车排放污染物的总量在迅速增加；氮氧化物污染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此外，酸雨也影响着中国西南地区，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缺乏的国家。中国一半以上的河流严重污染和四分之一的河流不能用于农业灌溉。大约四亿中国人缺乏清洁的饮用水。同时，10%的耕地被重金属污染，总面积约1.5亿亩（1亩= 0.0667公顷）；此外，3250万亩灌溉土地被污染废水所污染，200万亩土地被固体废物所污染，这些污染的土地都是位于经济发展地区。重金属污染已经影响到1200万吨的谷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每年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尽管中国已十分关注污染问题，然而治理将需要很长时间。现在，中国正在努力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变得可持续化，但改变必将影响中国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结论：

综上所述，尽管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向亚洲倾斜，但亚洲仍然没有强大到足以引领21世纪。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国家，其突出的军事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美国将尝试通过一切手段阻碍亚洲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东亚。尽管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有助于平衡日本、韩国和中国三者间的关系，但同时它也将不遗余力的维护和提高自己在世界上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第8篇：亚洲经济特点范文

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道路选择的基本原则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道路选择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有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货币是资金的载体，资金是经济活动的血液，货币国际化的根本目的应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减少对外贸易中的汇率风险。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实力是该国货币国际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同时，货币国际化的发展也应当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不切实际的本币国际化，极易导致金融泡沫膨胀和经济衰退，最终阻碍本国经济的发展。

二是有利于中国金融改革的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多方面金融改革配套措施给予支持，包括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等，这些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虽然中国目前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决定我们不能等所有配套改革到位后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发展进程势必与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程度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紧密相关，两者之间必然存在互为影响、互为制约的关系，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与国内各项金融改革协调推进，相互促进。

三是有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金融危机一次次暴露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对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正在成为世界的广泛共识。人民币国际化应有利于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规则的话语权，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国际地位。

二、人民币应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渐进发展模式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虽然在某些方面初步具备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些前提条件，但必须承认，人民币目前还不具备在短期内跃升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基础。人民币国际化应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分步推进。首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难以通过某种国际制度安排实现美元式的货币国际化。美元国际化具有很强的历史特殊性，不仅是通过全球性货币制度安排实现国际化的唯一案例，也是奠定在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上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当前环境下，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弊端重重，但美元金融霸权短期内不会出现根本性改变，因此，通过某种国际性制度安排建立一种以新的货币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人民币国际化注定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其次，亚洲地区具备以区域货币形式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欧元国际化不仅是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现实实践，也是通过区域性制度合作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典范。尽管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蔓延导致欧元模式面临各种严峻挑战，但欧元在降低区内各国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经济一体化方面带给欧元区国家的利益仍是十分明显的。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差异和政治差异，决定了亚洲在短期内尚不具备通过区域货币联盟实现货币国际化的条件，但是，亚洲各国之间巨大的经济金融联系和密切合作的潜力，说明在亚洲有可能通过一定形式的政策安排和推动，以货币区域化带动货币国际化，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区的货币国际化的最优模式。当然，人民币要发挥在亚洲的领头作用，还必须妥善处理好与亚洲其他主要货币的关系。

三、人民币国际化在当前阶段应选择差别化推进的发展道路

当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经济联系，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作用，决定了中国目前难以按照统一的路径在全球各个地区同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相反，中国应根据与不同地区经济联系的不同特点，通过空间区域拓展的层次性，选择贸易结算、资本输出和离岸市场多种方式有机结合的差别化发展道路。

( 一) 在亚洲重点推进 “贸易结算 + 离岸市场”模式

中国 在 亚 洲 地 区 具 有 利 用“贸易结算 + 离岸市场”模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和条件，原因在于:

第一，亚洲区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对于区域内本币结算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近年来，在全球经济持续低速增长的背景下，亚洲地区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快的贸易发展水平。目前，亚洲经济体相互间贸易占其总贸易比重已超过 50%，而对美贸易所占比重则由30%下降至 20%，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度稳步提高。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80% 以上的亚洲区域内贸易是以美元支付结算的。美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使得亚洲区域内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承担了较大的汇率风险，亚洲国家亟需在国际贸易中改为用区域内货币进行支付结算，以减少汇率风险，降低贸易各方的损失。

第二，中国与亚洲地区的贸易结构特征，为中国通过经常贸易渠道输出人民币提供了可能。亚洲地区新的贸易分工格局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作为重要的加工生产基地，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出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在中国加工生产成最终产品出口欧美市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而中国对韩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在亚洲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新 “贸易三角”关系。中国与亚洲地区的这一贸易结构特征，表明中国有条件通过经常贸易逆差的渠道将人民币输出到亚洲，人民币作为亚洲支付货币的前景值得期待，这将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重要的基础。当然，从最终产品角度看，中国目前阶段还不具备担任亚洲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能力，美元在亚洲区域内贸易中的影响还将持续存在。尽管如此，近年来不断加快的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趋势，势必将逐步加快亚洲各国“脱美元化”的进程，从而为人民币以贸易结算方式在亚洲地区发挥更多的交换媒介、记账单位等国际货币职能，提供更多的可能。

第三，发展香港离岸金融市场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的过渡性安排。香港离岸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可以在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为非居民提供进行人民币投资或筹资的手段，并有助于形成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指标体系。国际经验表明，欧美离岸金融市场在其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日本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则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因此有学者提出离岸市场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我们通过对国际经验的研究发现，日元国际化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选择了离岸金融市场模式，而在于日本国内金融改革的滞后、内外市场发展的脱节等。因此，我们认为，在香港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处于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在国内金融改革稳步推进的前提下，香港离岸金融市场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的过渡性安排，是适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安排，也是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种可行道路。

( 二) 在非洲重点推进 “直接投资 + 对外援助”模式

国际经验表明，在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初期，直接投资和对外援助往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通过有意识地引导投资和援助资金用于双边经贸合作和援助发展计划，可以推动本国货币快速进入接受投资国和受援国市场，从而有利于实现货币国际化的目标。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 ( ODA) 在其货币国际化过程中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非洲地区虽然经济普遍落后，但却拥有丰富的资源。非洲的铂、锰、铬、铱等矿藏占世界总储量的 80% 以上，黄 金、钻 石、钴、锗、磷酸盐等矿藏占50%以上，铀、铯、铝矾土等矿藏占 30%以上，非洲的石油资源也非常丰富，已探明的储量约90 亿吨，是世界产油区之一。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对非洲开展资源和能源的开采及加工合作，不仅能够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有助于输出我国过剩的生产能力，改善出口贸易结构。由于人民币尚未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目前我国境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在境内以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等国际货币或投资国货币，然后再将外汇投资于当地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承担较大的汇兑成本和汇率风险。逐步推进境外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将有助于简化投资手续，降低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随着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稳步发展，可以重点选择在非洲地区率先推进境外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以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该地区的发展。对外援助方面，我国对外援助资金的使用方式主要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从项目实施情况看，受援国在项目资金使用、本金偿还和支付利息等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以人民币结算。随着中国对非洲援助项目的逐渐增多，今后有必要继续推进对外援助项目资金使用的人民币化，尤其应逐步改变目前对外多边援助以美元结算为主的形式，加强人民币在国际多边援助体系中的使用，推动人民币以对外援助渠道更多地进入非洲等受援国市场。

第9篇：亚洲经济特点范文

圆桌会的主题，是介绍将于7月12日至13口举行的“亚洲21世纪”高峰会。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会议，为什么让卡恩如此看重?最大的原因，就在于IMF和亚洲国家关系敏感，恩怨是非不断。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IMF虽向一些国家伸出了援手，但贷款条件相当苛刻――受援国必须实行严格的财政政策，进行更自由化的市场管理，甚至必须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

以马来西亚为例，IMF当时为紧急援款开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其中包括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汇管制、最大限度紧缩通胀并削减财政开支，甚至要求政治改革。当听到IMF的这些条件，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曾破口大骂：“这样还不如让康德苏(时任IMF总裁)来马来西亚当总统算了。”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Michael Mussa)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个普遍的感觉就是，IMF的一些贷款的先决条件太具破坏性。”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孙文松(sungWon Sohn)也指出，“旧的IMF太苛刻，他们过去的一些条件根本没考虑到实际情况。”

从现在看，IMF当时奉行的就是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处处以所谓的市场规律为准，但实际上这种僵化教条的做法，反而伤害了新兴经济体，也损害了IMF的信誉。IMF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也一度使IMF和中国关系恶化。

正是由于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亚洲国家在过去十多年中对IMF表现出明显的离心倾向。这次金融危机中，亚洲国家尽管也受到冲击，但并未向IMF救助，相反，亚洲还有组建地区性货币组织的打算，以此取代1MF的部分职能。

现在的亚洲却是国际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IMF要在国际金融体系扮演中心角色，就不能缺少亚洲的支持，而^’亚洲的离心倾向让IMF产生巨大的危机感。于是，在“后危机时代”，彻底反思过去偏颇政策的副作用，修补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成为IMF的一一项重要任务。

IMF在努力向亚洲国家伸出橄榄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不久前出任IMF总裁特别顾问，固然有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因素，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也同IMF希望借助中国官员的身份来改善和亚洲关系有关。此外，IMF拟于7月初在香港《世界经济展望》的更新报告，也是IMF首次将会放在亚洲举行。

在这次圆桌会上，记者更不断听到卡恩就亚洲金融危机进行反思，他多次坦承，IMP当年在处理亚洲金融风暴对策上存有“过错”，加剧了亚洲国家的民生痛苦。他并且表示，时代在变，IMF也必须改变；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欧洲其实不妨学习一下亚洲的经验。

虽然他避免直接使用“道歉”这个词语，但其态度的诚恳、言辞的直率、反省的深刻，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这或许正凸显了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这次危机中，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让IMF已无法再忽视它们的存在。同时，美国、欧洲相继成为危机肇源地，也让外界开始反思西方模式的局限性。

“后危机时代”，IMF必须寻找突破，并重返亚洲。但要化解与亚洲国家的恩怨，IMP无疑还需作出更多切实的努力，包括如何化解因指责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与中国产生的龃龉。卡恩的这次圆桌会可能是一个个开始。以下就是这次圆桌会的对话摘录。

IMF措施“加剧了民生的痛苦，这是事实”

《望东方周刊》：IMF即将在韩国举行“亚洲21世纪”高峰会以及在香港更新报告，这是否是IMF在修复因亚洲金融危机而与亚洲国家恶化的关系?

卡恩：是的，IMF以前处理亚洲危机的方式，被亚洲国家认为非常糟糕。

当时IMF代表团的日的是控制危机，清除这些国家金融领域的问题。那些措施当时其实不错，也许正是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金融系统没有太大问题并能够顺利度过危机的原因之一。

但如果回顾过去，IMF的措施也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付出了昂贵代价，加剧了民生的痛苦，这也是事实。

现在想起来，IMF确实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吸取教训。(我们从中得出的经验之一，就是)我们在处理危机时，必须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因为这些解决问题、平定事态的经济措施，对民众来说总是艰难的，对弱势群体来说尤其如此。

时代在变，我认为IMF也在变，我不会说今天我们的行事方式完美无缺，但肯定这一会议(“亚洲21世纪”高峰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反思过去，看看我们所做的是否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

我们做任何事，必须将相关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我们未来要做的，就是和亚洲国家、亚洲机构共同努力，在韩国举行的G20峰会提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建议，使其在下次危机发生时产生作用。

我们无法回避、也不想回避亚洲金融危机，回避我们受到的批评。

《望东方周刊》：那你是否会在目前的欧洲国家问题上，采取比10年前对付亚洲国家更加宽松的做法?

卡恩：我想说的是不会宽松，假如你和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希腊民众交谈，我敢保证，那些在街上抗议的人们绝对不会说：“哦，IMF，你对我们太好了，我们都爱你。”

我看到的恰恰相反。因此，这不是更加宽松，而是相关政策会更适应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

在我看来，过去的错误方式使IMF现在能更真诚地解决好现在的问题。我们现在会说，“OK，我们来了，来和你一起解决”。现在是解决一大批问题的好时机，有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IMF提供的也是正确方法，但如果不考虑到危机的特殊性，将会增加这些国家的困难，使事情变得难以控制。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但我不想具体点出是哪个国家――当时的IMF官员建议这个国家实行。我对土地问题是一个外行，不过我也认为，确实对这个国家有好处。但这和当时该国必须要应对的金融危机没有关系，如果在当时推进，无疑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问题。

因此，我们最终取消了这一建议，将关注点集中在当时我们必须采取对策的那些问题上。

未来5年，会考虑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体系

《望东方周刊》：中国政府不久前宣布，将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每天的最高弹性是0.5个百分点、你怎什评价中国的这一举动?中国的做法是否会有效改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另外，IMF赞扬亚洲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IMF也正在推进治理结构改革，你认为你未来的接任者是否可能来自亚洲?

卡恩：我们长期以来就认为，中国采取这样的新政策其实符合中国经济利益，这将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促进。因此，当中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中国政府是基于政策连续性作出的自我决策，我也不认为相关情况会迅速发生变化。

但我们仍然认为，人民币存在低估，当然，现在开始采取的行动，有望纠正这一点。

我们的相关研究认为，人民币币值重估将有助于纠正失衡问题，但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不会解决所有失衡的问题，远远不够。所以，一些人认为贸易失衡的所有问题都来自人民币失衡，这可能是错误的。

换言之，人民币重估是朝正确方向迈进，我们会鼓励这一点，但失衡问题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光改变汇率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举动值得欢迎，但我也认为，人民币回归市场正常价值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IMF治理结构改革问题上，我非常赞同，IMF总裁必须来自欧洲的做法已属于过去的时代。当我离开这个机构的时候，欢迎由来自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的官员担任我的继任者。

《望东方周刊》：中国此前宣布，将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IMF是否会在未来5年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留权(SDR)一揽子货币?

卡恩：这个问题值得考虑，但我同时认为，在人民币没有回归到市场价值

或者说，在人民币没有变成浮动汇率货币时，将其纳入一揽子货币有难度。希望这个过程越快越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理由需要将其他货币纳入SDR一揽子货币，可以首先从人民币开始。

但有另外一点也必须考虑到：除了人民币币值问题以外，人民币如何与市场融合，也会是个问题。

在某些问题上，欧洲国家应向亚洲国家学习

《望东方周刊》：中国认为，IMF不应该只关注汇率问题，也应该关注发达国家的金融问题。许多经济学家都抱怨，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IMF将太多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但忽视了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问题，IMF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你对此有何评价?

卡恩：确实这次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美国。假如我们有调查美国金融问题的可能性，我们也许在危机前几年就发出警告说：“你们在次级贷款领域将会有大问题。”

但事实是我们没有能力这么做。直到最近，我们的金融领域评估计划――派出庞大队伍去相关国家评估金融领域问题的计划，还只是一个自愿的活动。

在本次危机前，主要国家中有两个国家决定不参加这一活动，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不过现在美国和中国都同意了。

我想我们当前的责任所在，就是尽量发现可能会爆发的各种问题，不仅在美国，也在欧洲，在日本，当然也包括中国。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对中国进行评估，我们会努力对可能的风险发出警告。

因此我们正通过这次危机修复早期预警体系中的缺陷。在事后说你应该预先看到危机来临，这很容易，但真正在危机爆发前就发出预测的人，却少之又少。

如果查阅危机爆发前IMF发表的相关文件，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几页关于次级贷款市场的内容，其中就警告这可能会导致问题。但显然，我们的声音不够响亮，这点我们必须承认。外界说我们在预测危机和发出预警方面做得不大好，这种评价不算过分。

《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亚洲哪些发展经验值得发达国家借鉴?不少发达国家现在面临加快经济增长、减少财政赤字的挑战，而一些亚洲国家正好在高增长和低赤字上做得不错，你认为有没有好的经验供欧美国家学习?

卡恩：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从长期来讲，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迅速增长，但短期而言，我敢肯定的是，欧洲国家必须直接在财政问题上采取行动。他们不能只坐在那里等待经济增长直接到来。

亚洲的增长方式，与其他国家的增长方式有很大不同，特别是欧元区国家。

现在不仅亚洲经济增长迅速，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我两个星期访问了南美洲，秘鲁的经济增长率是7％，哥伦比亚是7％，巴西也差不多。但亚洲国家和美洲国家能说，你们欧洲国家的增长太慢了，你参考我们的做法吧?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现在的现实就是，一方面，世界各个地区发展不同，需要将这种不同纳入考虑；另一方面，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一条教训，不管怎么分析，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去做，去落实，这才是最困难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