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精选(九篇)

第1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关键词：危机；机遇；崛起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0-01

21世纪是金融全球化席卷整个世界的时代，也是国际金融最为动荡的时代。金融是衔接市场经济的巨网，它所有关节点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全球经济发展的全局，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不仅仅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金融机构的倒闭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它直接关系到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左右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

改革开放使中国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会，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获得了超越周边邻国的契机，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真正荣登世界经济大国地位。2010年，中国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在APEC峰会和东亚峰会上发出最强音。

一、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

1997年7月，泰铢迅速贬值，金融风暴开始席卷泰国，横扫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亚洲新兴经济体急速发展的状态，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开始萧条，有些国家甚至出现政局混乱。

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借助所处的优势地位，对受援国提出了种种有利于经济参透和政治控制的条件。中国则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稳定区域局面，通过双边援助和国际机构的方式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迎来了改善国际形象的一个转折点，中转变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助人为乐”救助起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目的，它在对中国改善国际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影响深远，真正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2003年泰国曼谷一次民意调查显示，76%左右的泰国人把中国当作泰国最亲密的朋友，而只有9%的泰国人对美国印象好。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吸取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从亚洲金融危机中看到了症结所在，对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调整，在宏观经济、金融体系、国有企业改革、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做大量工作，从而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10年。

二、世界金融危机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无法偿付174亿美元债务而宣告破产，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金融危机的“蝴蝶效应”肆虐美国，就在美国大量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接连破产倒闭的火焰同时，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金融机构破产、金融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股市和商品价格狂跌等危机现象，金融海啸开始席卷全球。

金融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动荡，金融危机使冰岛、巴基斯坦等濒临破产，日本经济在“失去十年”的基础上雪上加霜，世界经济哀声遍野。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也难以从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国际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在所难免。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被世界各国贴上“危机救火队”的标签，世界影响力进一步被突显。中国在加强对经济的刺激和救助措施的同时，主张各国、各地区之间加强合作，充分利用手中的外汇、现金，以区域合作、全球合作应对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华尔街的神话，对原有的金融意识、经济模式、转型目标均造成了一定冲击，其坚定了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决心。直至目前，正当西方发达国家还在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后遗症中挣扎的时候，中国早已从金融危机中崛起，走在经济转型的改革热潮中，正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

三、危机中迅速崛起

金融在给经济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蕴藏着新的风险，如果出问题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全局性，并且更具破坏力。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我们必须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同时，在互补互利，相互依托，共创生机的区域、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中，中国也要不失时期的掌握区域和次区域的影响力和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开始主动与东南亚地区国家改善关系，但因中菲美济礁的冲突以及南海问题的升级，东盟国家对中国提出强烈谴责，“中国”甚嚣尘上，1995年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在降到了一个低点。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慷慨表现得到了亚洲各国的认可，并积极同中国发展关系。

1999年，中国首次提出“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的新安全观，2002年与东盟十国达成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定，2010年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表现，中国成为东盟国家在应对金融风暴时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伙伴。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雄厚经济实力，中国有能力应对任何经济危机和重大经济难题，使周边各国乃至世界各国产生了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传统强国在金融危机后不断向中国抛来“橄榄枝”，欧盟希望中国在希腊、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从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中国与东盟历经了“黄金十年”之后，正努力创造“钻石十年”。 目前，不管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逐步增加，在亚洲的政治经济事务中正在恢复已经丢失几百年的主导地位。

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区域主导力，中国在两次金融危机中所展现的谋略与胆识，不仅使中国使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还增加了周边国家乃是整个世界抗风险的能力，同时更提高了中国在区域、次区域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赵明伟.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J].中国商界，2008（9）.

第2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经亚洲开发银行ADB授权翻译并发表此文,本刊对原文有所删节。ADBI对译文及其使用免责。

关键词: 金融危机银行业亚洲地区

中图分类号: F831.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1-09-05

一、金融危机影响下亚洲银行的现状和前景展望

表1是穆迪对亚洲主要银行平均资金实力的评级情况,其他主要信贷机构和投资银行对亚洲银行系统展望做出的结论也与此相似。该表反映出2008年、2009年一些活跃银行的评级出现下降或下降趋势。评级机构预期银行贷款质量将面临巨大压力,这将成为该地区银行的最大威胁。认为后续评级活动将主要依据银行的信贷减损、低利润和资本补充需求而展开。银行信贷质量的恶化情况到底如何有待观察,因为该地区公司利润出现下滑,国有银行系统仍在普遍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其他情况也会对银行盈利造成压力,如贸易融资量下降、财富管理产品销售下降、投资银行活动减弱等。银行资本金的减少也可能导致贷款规模出现下降,从而影响银行盈利。除非决策者能够很好地控制住经济形势,这种现象将继续存在。

本地区银行系统的现有情况到底如何?以下将基于标准的CAMEL监管框架,加入市场风险的敏感性因素予以分析。数据主要来自IMF的全球金融稳定评论。

1、资本充足率

按照美国联邦银行管理机构对资本充足的定义,银行控股公司的一级资本比率至少4%,混合一级和二级资本比率至少8%,杠杆比率至少4%。资本较为充足的定义为,银行控股公司拥有一级资本比率6%,混合1级和2级资本比率至少10%,杠杆比率至少5%。如表2所示,亚洲地区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情况尚属良好。2008年银行加权风险资产的资本比率在8.2%和16.8%之间。较高的为印尼(16.8%),菲律宾(15.5%),新加坡(14.3%)和泰国(15.3%),较好的澳大利亚(10.9%),香港(14.3%),中国(8.2%)。

由于中国和日本银行系统的资本占该地区一级资本总量的84%,因此,对两国银行的情况需特别加以关注。中日两国分别需关注的是: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和日本银行的资本质量。关注中国的原因在于2009年以来信贷规模增长速度过快,2009年前3个月,中国银行系统新增贷款4.58万亿元――接近2008年全年总量,以及同期GDP的70%。贷款的猛增可能会以牺牲资产质量为代价,增加未来的金融系统风险。日本最大的三个金融集团――三菱、住友和瑞穗公司――均低于资本要求,资本质量的问题比数量更大。为了冲销坏账,提高一级资本到6%-8%,日本银行至少需要增加数10亿美元充实资本金。

2、资产质量

2003年以来亚洲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了大幅改善,截至2008年底,中国和日本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5%和1.5%。评级机构预期银行贷款质量将面临巨大压力,这将成为对该地区银行的最大威胁。由于亚洲国有银行系统在积极实施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信贷规模的受影响程度未定。中国和越南的银行更是投放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以刺激经济。以中国为例,政府在银行信贷投放中施加了多大的压力,将多少会导致未来银行出现相应的信贷质量问题。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是有风险的,银行贷款头寸比率在过去12个月内从2008年9月的14.5%到2008年12月增至18.8%,2009年2月达24.2%。一般来说,信贷快速增长的代价常常是贷款质量下降,会产生不良贷款。

3、拨备充足情况

大部分亚洲银行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对其资产质量形成压力。不良贷款增加将影响银行利润,较高的拨备可能导致一级资本受到侵蚀,影响未来的借贷能力。目前情况下,银行面临的问题不是要担心现有的资本比率和不良贷款率,而是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做好准备。不良贷款比率的理想拨备率是100%。如表2所示,银行拨备率较低的为日本、印度,较谨慎的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韩国较高。

4、银行收益率

亚洲银行的资产回报率相似,目前盈利一般,不突出。日本由于银行业竞争激烈,边际收益率较低,2008年股本回报率仅为1.5%,印尼银行的收益相对较好,2008年为26%。菲律宾银行的收益(2008年为9.6%)主要来源于政府债券的投资收益。

5、流动性情况

大部分亚洲银行的盈利模式较为原始,即以存款为基础,资金来源较稳定,未来估计仍是如此,这一模式比主要依靠基金提供资金的银行经营模式要安全。后者只是在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银行中充当重要角色。因此,流动性(贷款对存款的比率)在该地区大部分是有保障的,只有韩国是例外,其贷存比较高。

6、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

1997年CAMEL引入了第六个要素,即银行对市场风险的敏感性,使之简写变为CAMELS。欧洲和美国银行由于采用“贷款并证券化”的商业模式,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暴露程度较大,现在正逐渐向风险较小的商业模式转变。而大部分亚洲银行的商业模式风险不大。表3对亚洲地区银行系统面临的风险进行了总结。

二、亚太地区对银行系统的支持措施及其评估

与美国和欧洲一样,2008年年中以来,亚洲地区的政府同样采取了大量措施支持银行系统――某些情况下支持力度可能更大――以减缓经济下滑。主要经济体,由于国内银行对援助的需求不同,国内经济在全球下滑中的暴露程度不同,政府对是否采取干预政策的态度不同,宣布的银行支持措施和财政措施差别较大。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对银行系统的干预最为活跃。主要措施包括提供资本金支持、剥离不良贷款、流动性支持、对银行存续或新发债务提供担保等。

对银行提供援助的最主要措施是对银行债务,包括存款和借贷,提供担保。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中国台北采用了综合存款担保手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为债务提供担保。到目前为止,对银行直接注入资本的必要性尚未出现。但是韩国、日本、印度、中国香港,宣称有意对银行增加资本提供支持。政府希望借此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使其能够维持借贷能力,特别是如果高信贷成本确已开始侵蚀银行资本。一般政府不从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上移开问题资产,另外,只有韩国对存在流动性问题的中小企业实施贷款担保。随着危机的发展,一些国家可能会采用额外的方法促使其银行系统更加稳定,避免与其他国家相比出现劣势。

亚太地区其他的监管容忍措施集中于为了增加流动性而放松谨慎监管标准,如降低最低流动比率、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等。一些地区提高了抵押贷款中贷款对抵押物价值的最高比例限制,以鼓励借贷。证券估价(日本)、重组贷款分类(印度)的会计标准得以放松。未来对贷款分类、拨备需求、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否会继续放松有待观察。

监管宽容并非新出现的概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8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美国与其他措施相配合,提高了存款保险的上限,放松资本充足率要求,以避免银行破产。东亚采取了不同的宽容措施,包括全面担保、资本要求、不良贷款展期等。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帮助银行渡过难关,但是也可能会延长危机时间并扩大后续的影响。监管宽容能够起作用,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工具。联邦存款公司的有关报告比较了1980年代有利和有害的宽容计划,批评了没有特定项目的大规模宽容计划,得出以下结论:

长期来看,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实施的大规模的宽容计划是一项高风险的管理政策,因为其成功的机会在于经济环境在储贷机构的自身情况进一步恶化之前得以改善,或者新的风险投资力量得以加入。后一种情况特别会增加储贷机构破产的成本。

在1990年代早期情况有所反转,在1991年美国存款保险公司的改进行动计划中,对垂死金融机构的救助提出了限制。

1、全面担保

并非只有东亚地区在使用全面担保措施,全球范围的国家都在见证全面担保的广泛运用,苏格兰皇家银行对全球使用这一措施的银行进行了统计,发现大部分的国家都建立了担保措施。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其他国家金融危机中全面担保的运用有教训可寻,全面担保可能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尽管亚洲采用的担保措施确实带来了稳定,但也约束了处理金融压抑的后续措施选择范围,并难以退出。

学术界的观点是什么?学术界很清楚地将全面担保与道德风险联系在一起,认为政府的全面担保措施将限制后续政策的选择空间。更重要的是,危机造成的财政成本是内生的,该成本会因全面担保而增加。财政成本的变化主要可解释为较差的政策措施所致,如增加监管宽容、全面担保、或两者折衷。如果忽视内在问题,看似平静的危机会引起轩然大波,增加后续成本。我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发现,全面担保会增加财政成本、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增加GDP的损失。学术研究倾向于对危机的处理采取强硬的回应措施,认为在全面担保和其他宽容措施中采用的伴随政策,会增加银行危机的财政成本,无助于提升经济复苏的速度。尽管会产生较高的附随成本和道德风险,但政府仍在危机中反复使用全面担保的原因很明显。政府在机构和政治意愿、必要的财政政策缺失之时,运用全面担保以控制大规模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全面担保不应被经常使用,只能适用于较小的目标,如对新债务提供保险而非覆盖所有债务头寸。对全面担保应给予正确标价,严格加以遵循,成本披露充分。

2、剥离不良资产

政府机构既无专业能力也无动机对问题资产的解决做出最终决策。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尽管在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中不断获得经验,但进展缓慢。印尼的银行重组机构在危机后的资产处置中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计划。主要原因是引入新的、又具有足够经验的机构在操作中存在困难。但是政府需要参与不良资产的处理过程,处理过程应该依赖市场力量而非政府力量,从而为金融行为提供正确的激励。处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可以是对奖惩比例的适当组合以引导金融机构逐步解决不良贷款,如将过多的不良资产转移到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如果资本充足率恶化的原因是为了处理不良资产,在一定时间内对资本充足率予以宽容是可行的。有关设计应达到以下标准,首先,必须将问题资产剥离至私人部门。其次,在提供政府流动资本时,应确保私人权益资本安全。应将管理者利益进一步与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三,应在私人部门中创造处理受损资产的竞争机制。

3、直接的资本支持

政府直接为银行短缺资本提供支持,而不对银行需达到什么条件提出要求,会形成相当大的道德风险。提供资本支持时应考虑以下措施:1、以市场为基础对资本注入进行评估。2、与私人部门的配套基金相联结。3、资本投入采用优先股或可转债的形式,锁定可能的损失。

三、亚太地区银行系统的压力测试

直到最近,国际金融机构对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美国。然而,IMF最近的全球金融稳定评论指出,银行危机是全球性的。在此背景下,分析亚洲地区银行系统的现实情况以掌握资本短缺的情况是有指导意义的。本文采用Bankscope提供的数据,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数据既非及时(2007年)也非全面。第二,由于各国管理体制、会计制度和税收体制不同,跨国的资本、股权和不良资产的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第三,并非所有的金融机构提供全面的数据。因此,分析数据需要花费精力。结论只能被谨慎加以采用,仅是指导性的,而非结论性的。

对亚太地区银行资本短缺情况的估算需要采用保守的假设:一级资本对资产的杠杆比率为5%,不良资产比率8%,对不良资产的覆盖达到100%。结论如下:压力测试显示大部分的银行系统能够抵御冲击,但需要更多的资本以达到此目的。这一拥有约1.2万亿元资本的最大的银行系统,预期资本短缺约7580亿美元。一级资本短缺最严重的是韩国(445亿美元),中国(1091亿美元),日本(5188亿美元)。令人吃惊的是菲律宾和泰国并不需要额外的资本注入。

四、银行业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

随着电子通讯的发展,监管障碍减少,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外资银行正快速增加其跨境借贷,同时积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的存在构成许多发展中国家银行系统的重要特征。外资的占比差距巨大,例如,拉丁美洲中的大经济体如秘鲁和墨西哥外资占银行系统比重分别为95%和82%。欧洲、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的银行部门中的外资占比要比东南亚的较高。

近期的金融危机显示,外资参与既能带来收益也能带来风险。发展中国家通过向信贷压抑的公司和个人部门增加贷款,提供高端金融服务,为应对外资银行竞争而提升效率,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外资银行也可能将负的金融冲击传染到全球:大银行可能因为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问题、信贷标准提升、资本压力增加等问题而突然收缩发展中国家的贷款。

银行的跨境融资活动近几年在持续增加。同样,跨境资本流动可以给国家带来资本,但也会增加流动性风险。资金跨境流动与金融稳定存在联系。一些新兴市场的银行系统正变得更加依赖外资银行和批发性外国基金。外资银行的子公司有时会向其母公司借款,如韩国;从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批发市场借入资金,向居民提供外币贷款,如东欧。

对外资依赖所造成的流动性风险在2008年9月和10月,市场去功能化时表现明显。虽然以此评估对亚洲的影响为时过早,但由于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韩国等国在国际银行间市场中表现活跃,如果银行间市场压力持续上升,这些国家需要考虑其国内银行是否会在国际市场中融资面临困难。同样,国际银行疲弱的资产负债表将对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借贷者形成负面影响。对一国应如何对待外资银行的讨论超出本文的范围,但国际信贷中介的本质和特征将持续发生变化,新兴市场需要采取措施正确对待国内的外资银行。控制风险的同时获得收益的努力应集中于,给外资银行设置限制,小心获取其带来的益处。

五、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

1、金融部门前景展望

IMF在地区经济展望:亚太(2009b)中指出,公司现有的坏账违约风险处于偏高水平,但比亚洲金融危机时低得多。报告因此认为金融危机对公司和银行部门存在较大影响但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估计亚洲债权人(股东除外)在违约中的损失将达到GDP的2%,银行损失将达到总资产的1.3%。风险可控的主要原因是遭遇金融危机时公司部门的财务状况健康、杠杆率较低、盈利良好。这些发现基于这样的预期,亚洲经济出现稳定并将逐渐复苏。不管怎样,现在都需要开始着手处理银行问题和公司重组问题。

2、全球信贷收缩

我们应该要认识到这场危机的影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例如,IMF预计亚洲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3%,比上年明显下降。此外也要深刻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尼、韩国和泰国的教训。IMF的一份关于40个主要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指出,处理金融危机相关的财政成本约占GDP16%。比如,印尼不良贷款最高时达32.5%,危机的财政成本占GDP达56.8%,产出损失达GDP的67.9%,实际GDP增长率最少时仅为-13.1%,处理不良贷款的初始努力见效甚微。虽然本次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很不差别,但这场危机注定会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

将危机后私人部门的信贷演变分成三个阶段:信贷恢复增长所需时间,名义信贷价值超过危机前水平所需时间,信贷对GDP比率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时间。见表4。平均来看,信贷恢复增长需要14.5个季度或3年半。在经选择的样本国中有8个国家信贷对GDP的比例再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花了60个季度(15年)使信贷对GDP的比率恢复到1990年第二季度的水平,即持续增长的最后一个季度。有关结果显示,如果一国在危机期间遭受持续的经济下滑,那么名义信贷将花费多个季度或年度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信贷对GDP比率的恢复时间甚至更长。如果历史可作为借鉴,那么全球信贷增长不会很快恢复。

3、非银行金融部门难以弥补银行部门萧条

银行是主要的融资者,但仅依赖银行不能满足长期融资的需求,股权和债务市场同样提供长期融资。以下将对资本市场、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情况进行分析。资本市场中,只有韩国可以为新资本提供较高比例的直接融资,其他国家的容量较低,难以为公司提供充足的长期融资。亚太共同基金市场与全球市场相比较小,仅泰国和马来西亚尚可。而且这些地区对共同基金的管理存在不足,主要问题在于:对投资者保护不够、信息披露不充分、基金净值的计算存在问题、销售渠道不畅、对联结产品的估值缺乏管理规则、许多大基金并不遵守国家评估准则。养老金市场较小,如果政府有意改革并提振养老金基金,调动国内资源的潜力巨大。保险部门的容量同样较小。见表5。因此,当银行难以为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时,较弱的其他金融部门也无法弥补这一不足。

4、公司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

IMF(2009b)警告称新兴市场的公司坏账比率有可能增加。新兴经济体拥有1.8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务,这一数值在2009肯定会上升,违约的威胁上升至“危险的程度”。IMF的报告指出,“处理公司的破产问题将是发达国家的主要挑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更大的挑战”( IMF2009b),但是亚洲地区公司部门具体的受影响程度尚不可知。可得的数据来源中,包括Worldscope和Amadeus未能及时对公司部门的影响情况做出评估。不过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对其公司进行了重大财务重组,从金融指标来看,这些国家的公司部门是健康的,东亚的金融活动有了很大的转型。未来的后果不致于太严重。

记住过去是为了避免未来重蹈覆辙,但在所有关于全球银行部门脆弱性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公司重组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恢复健康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然而这正是我们应从过去二十多年的金融危机中需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在衰退中,总产出和公司利润的下降可能会扩散,导致公司压抑,甚至出现破产。银行部门是公司部门的镜像,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不会比公司部门的负债质量更好。如果公司部门脆弱,比如,杠杆过度、盈利较差,银行资产也会较差。因此,公司压抑既是经济疲弱的表象也是原因。银行部门的重组要达到预期目标,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公司压抑等深层次问题。但是现有的银行重组计划似乎并未涉及这一深层次问题。

六、结论

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亚洲经济和金融状态整体表现良好。银行系统健康、公司部门远比其他地区要健全、政府融资稳固。这些,伴随着普遍的高额储备,使亚洲金融可以快速恢复。长期来看,有理由认为亚洲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但是亚洲银行系统的短期展望是负面的。预计未来12-18个月,银行因经济下滑将出现信贷风险,导致不良贷款增加、拨备增加、收益减少,损失增加。现在许可的贷款损失量和一级资本水平不足以应对未来的信贷问题。建议这些地区的银行应增加资本以冲销坏帐损失、提高一级资本比率。

第3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元仍然是各国外汇储备中最主要的币种，2008年各国官方外汇储备结构中美元占比重为64．03％①。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是原有不合理的国际金融格局，尤其是单极化货币主导的金融格局成为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祸源之一，而危机与动荡调整引致国际金融格局的重塑也是一个必然。特别是次贷危机发生后，现行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仍然无法提供相对稳定的汇率条件，美元汇率波动频繁而且振荡幅度加大，继续单纯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的缺陷和风险将越来越大，主要体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储备国持有的美元储备价值缩水和国际结算中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的风险剧增，尤其还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风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调整和改革是必然选择。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演化的过程中，世界经济正呈现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的结构性调整，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引致国际金融体系及其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变化，未来国际金融格局或布局还将会出现更大的变革、调整、分化或重组。

（一）欧美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下降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体失去了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信任，美国已失去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火车头”地位，美国因巨额赤字而加深对国际资金依赖，金融霸权的“底气”愈发不足，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相对降低。从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来看，尽管美国在2007－2008年遭受的损失较欧洲严重，但2009年以来有迹象表明，未来欧洲金融市场的危机有可能比美国更深重，而且欧洲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应对危机的能力及灵活性还不如美国。从经济基本面来看，欧盟统计局2013年2月14日的数据显示①，欧元区经济去年第四季度环比萎缩0．6％，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下滑，创下欧元区经济2009年以来最大萎缩幅度。数据还显示，欧盟去年第四季度经济环比萎缩0．5％，与前一季度0．1％的增长相比有明显下滑。2012年全年，欧盟经济萎缩0．3％；欧元区经济萎缩0．5％，与2011年1．4％和2010年的1．9％的增速相比有较大幅度下滑。总体来讲，过去处于世界金融核心地位的欧美金融市场和大型的金融机构都蒙受了巨大损失，IMF在最近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估计，本次金融危机将给全球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为1．4万亿美元。

（二）亚洲金融力量的兴起

21世纪以来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账户盈余稳步上升，总体负债比重呈下降趋势，债务安全程度逐年提高，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得到改善，不良资产比率也不断下降，金融体系稳定性得到加强。亚洲拥有全球最主要和最庞大的财富基金，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亚洲九个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总额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比例的60％②以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份量进一步增强并在拯救全球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亚洲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逐渐上升③。尽管长期以来，亚洲的主体意识并不强，多元性和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实际上使亚洲成为割裂的主体，但出于对美国霸权主义思想的反感和受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加上中国、印度、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亚洲的主体意识在逐渐凝聚。过去十年间，亚洲不同国家在国民收入和财富水平等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亚洲内部国家间趋同性开始增强了。十年前，日本是亚洲地区惟一的发达国家，而今天中国、印度、韩国和印尼都已经是20国集团的成员。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三的经济大国都在亚洲。从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角度来看，亚洲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正在增强。根据“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对全球45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力所作出的综合评价，七个亚太区的金融中心已经挤进全球金融中心15强。亚洲各国如能以此为契机，达成共识，开拓金融合作的空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和相对自主的金融体系，对维护亚洲和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都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格局催化区域货币合作

（一）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此次金融危机对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储备货币地位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不仅美国金融机构在这次危机中遭受巨大灾难，美国经济与金融的元气也大伤，美元贬值难以避免。在现行美式危机拯救模式下，美元的长期贬值趋势又会使得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抛售其美元计价的资产，转而投向健康经济体的优质资产，更会促使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衰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美国庞大的经济规模，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世界范围内的企业、个人在伦敦、香港和其他离岸中心拥有数量不菲的美元存款。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官方外汇储备也主要是以美元或美元资产为主①，据统计，有大约超过一半的美国国债为其他国家（主要为东亚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当美元贬值的时候，大量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就会面临两难的困境，一方面，继续持有美元国债或资产就会承受较大的汇兑损失；如果将持有的美元资产一次性抛售的话，又会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进而对自身的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基本上所有的国家最终选择的都是继续持有，这无形中巩固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虽然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但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先进的生产力、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高端的研发技术和大量高素质人才，美国的经济实力仍是任何国家或地区不能匹敌的，这也是美元霸权得以维持的根本。

（二）欧元的地位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提升

自1999年1月1日开始发行并流通以来，欧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扮演的角色已远远超越区域性货币，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以欧元作为越来越大份额的储备货币，这对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元构成相当大的威胁。欧盟本希望借助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巩固和提高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力，以进一步提升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但从目前的基本面来看，很难如愿以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美元占全球政府和央行外汇储备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80％降至61．8％，而欧元比重则为23．9％，下降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金融危机致使东欧外债累累②，西欧经济危机四伏（西欧银行当年在东欧投下重金，在东欧拥有巨额债权，东欧金融体系一旦陷入危机，势必会波及西欧），欧元区经济可能继续恶化。欧元区经济前景不明朗加上欧元跌势未止的情况下，欧元想超越美元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理想备受动摇，超越步伐大大减速③。因此，此次金融危机后欧元不仅难以取代美元，而且前程未卜。

（三）非洲法郎区的经济金融基础相对薄弱

由于非洲法郎区实行钉住欧元政策，欧元区的经济困境及欧元汇价的波动给非洲法郎区经济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法郎区与非法郎区经济近几年来持续增长并且中长期前景被看好，但其基础依然脆弱，各成员国通货膨胀率有增无减。克服和摆脱不发达、消除贫困，仍是非洲各国面临的长期任务。由于还没有像欧洲那样建成一个统一的商品与要素大市场，这使得西非货币联盟汇率制度的基础还不够完善。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国对本地区的资金投入亦会减少，特别是可能会减少对“公共发展的援助”，今后西非地区的经济将遭遇“困难”，西非经货联盟8国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下降，非洲地区统一货币路漫漫。

（四）海湾国家货币“海元”有可能提前出现

实现统一货币是海湾国家实现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海湾各国努力争取的重要目标。海湾六国已经就建立海湾统一货币联盟、成立海湾货币委员会和统一货币联盟的草案等问题达成一致，极有可能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实践中的再次检验并复制欧元经验，这将挑战颇有市场的“未来世界货币美、欧、亚三极格局”的预言。基于类似欧盟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海湾国家货币“海元”有可能提前出现。目前，基于“石油美元”的主要因素，各成员国的货币同美元挂钩，并确定了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但由于美元持续走低，长期保持本国货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海湾国家对是否继续保持原有政策已经产生分歧，多数国家认为继续维持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政策将影响国家的石油收入，脱钩重建新的结算体系逐渐成为共识，他们曾经尝试用卢布等货币，但统一货币的声音更占主流。一旦海湾国家统一货币“海元”出现，并以丰富石油储备作为发行准备，要求在石油贸易中采用“海元”结算，未来的“海元”国际化路径将“水到渠成”。

（五）人民币与日元合作推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趋势增强

从全球视角看，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由美元主导，欧元的启动并没能撼动美元的霸权地位，日元随着国际地位的衰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英镑基本上已经边缘化，而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更是微乎其微。从区域视角看，东亚地区仍是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日元比欧元稍胜一筹，但影响力也十分有限。基于对美元贬值的担心和欧元区的示范效应，东亚地区只有通过区域货币合作，来改变东亚货币在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中的不利地位。而东亚核心货币的缺失和东亚货币合作的逐步推进，给人民币与日元争作区域主导货币提供了机会。日元已是三大国际货币之一的事实，以及日元“亚洲化”战略的实施，注定了日元与人民币之间会有激烈的竞争。就现状而言，人民币与日元均不具备充当东亚核心货币的绝对优势。但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民币在东亚货币的汇率稳定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民币比日元更有潜力充当东亚地区的货币锚，但这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此番金融危机能否提升亚洲货币的国际地位近来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金融危机后亚洲货币合作和“亚元”呼声又趋高涨，日益密切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金融合作，也催生了人们对亚洲未来共同货币———“亚元”的期待。2009年以来，东亚货币合作进展顺利，从《清迈协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已迈入共建亚洲外汇储备基金（亚洲货币基金的雏形）的阶段，如果再前进一步实现联合干预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就可能实现联合汇率机制和统一货币的良好前景。谈及亚洲货币合作和“亚元”问题就不可避免涉及人民币与日元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日元受到美元、欧元的双边挤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受挫又严重削弱了日元的根基；而人民币目前尚不具备完全自由兑换的实力和条件，单纯依靠日元或是人民币均难以独立担当作为“亚元”主导国之重任。因此，中日两国实现货币合作，携手东盟，共建并实施亚洲货币体系是明智的战略选择。目前，从扩大区域货币互换着手，建立并壮大亚洲货币基金规模以抵御外来冲击，在日元已经国际化的基础上携手推动人民币区域性国际化进程，争取日元和人民币最终成为亚洲国家的重要储备货币，应该是中日两国和亚洲国家摆脱美欧金融与货币压制的唯一出路。当然，货币合作基础上的竞争既是客观的，也是必要的，亚洲货币主导权的掌控最终将服从“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未来区域货币合作不仅能够强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在此前提下的地区货币合作更有利于增强抵御金融危机能力，世界各国应该在这一问题上有更统一的认识，通过深化地区货币合作以防范金融危机冲击。

（一）结论

1．区域货币合作强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格局多元化的货币体系不仅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内和世界范围内的货币需求，而且区域货币间的协调比较容易达成。既能减少区域内的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又便于具有统一货币的区域内的经济活动往来。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是：要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提升区域性货币的国际地位。由于货币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所以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要提升本国货币的国际影响力，以对美元形成一定的约束。构建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有利于形成货币之间的竞争和制衡约束，多足鼎立的货币格局可以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规模、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的程度等结成的几个区域货币联盟或者是区域内的统一货币体系，其中统一货币体系中的区域货币是本区域内经济基础相对较强、货币汇率波动较小、在重大国际事件发生之时具有担当起维护本区域经济秩序稳定能力的国家货币。虽然从最终发展趋势来看，国际货币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由几种国际货币主导，但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去杠杆化和经济低迷，导致了国际经济竞争格局的变化，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竞争格局，也影响了地区货币的发展趋势。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竞争与国际金融竞争格局的发展将首先体现在区域货币相对力量的变化上，随后是各个区域内几个主要的货币相互竞争，并且将来有可能形成某种松散的体制。伴随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趋势，货币的区域化整合全面开花：北美三国仍在探讨北美统一货币的路径，拉美国家地区货币美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欧元区的不断扩大，海湾地区六国货币（“海元”）的统一进程在加快，非洲统一货币正在进行，亚洲货币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在国际金融格局不断演变与调整的基础上，始终滞后的国际金融秩序正被迫进行调整，国际金融市场必将持续甚至加剧动荡。此次金融危机，使得地区货币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大大提速。2．地区货币合作增强相关经济体抵御外界冲击的能力地区货币合作对于经贸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本文更想强调的是其另一重要作用，即有利于增强相关经济体的抗冲击能力。其机理一是通过货币合作有利于促进地区经贸发展，进而提高经济金融力量来抵御外部冲击；二是货币合作机制可以使参与国在应对危机冲击时联手行动，避免单打独斗的“孤独性脆弱”，增强稳定市场、稳定金融的力量。例如欧元在1999年开始实行时，在全球官方外汇总储备中占比不到19％，现在已经扩张到23．7％，增强了其抗风险能力。此次金融危机虽然重创欧元区经济，但并不能证明是区域货币一体化的错误，而主要是由于银行业参差不齐（统计数据表明欧洲一些银行的杠杆比例比美国还要高，导致欧洲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损失堪比美国）、许多国家的金融业抗风险能力弱于美国、在拯救危机的一致行动中效率低下等非货币原因造成的。海合会启动货币联盟将增加成员国抵御金融风暴的能力，并为成员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海湾国家货币一体化进程将使六国在共同抗击金融危机的道路上形成更加坚定的合力。如果美、加、墨三国统一货币进程加快，毫无疑问将大大增强其整体抗风险能力。亚洲货币合作的推进虽然较为缓慢，但近期已取得重要成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亚洲货币合作将会逐步向更高的层次演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亚洲经济体通过区域内货币、金融等领域合作的深入，有利于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并在参与拯救全球经济进程中提高了自身的地位。地区货币合作涉及面甚宽，需要创造多种条件，也要共同克服诸多困难。但从当前来看，加强汇率合作与政府间的协调是最基本的。

（二）深化地区货币合作的建议

第4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 汇率制度 亚洲金融危机

一、汇率制度的概述及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过程

（一）汇率制度的概述

1.汇率制度的基本含义。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它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对换的比率，亦可视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值。而汇率制度是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变动方式等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规定。

2.汇率制度的分类。汇率制度可以大体分为三类，即钉住汇率制（即使本币同某外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中间汇率制（即以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的值作为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即一国货币同他国货币的兑换比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自行决定）。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过程

我国从1994年与外汇市场的官方汇率与调节汇率并轨（即1美元兑8.7元人民币）之后，汇率制度的调整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994年1月～1997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5年7月期间则是以人民币与美元双边汇率稳定为管理汇率的依据，其结果是导致事实上的单一盯住美元；2005年以后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长期高速、稳定的发展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如图1所示），人民币迫于升值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从2005年7月21日起又一次开始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亚洲金融危机简述以及其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亚洲金融危机简述

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元弱势的时候，这样的汇率制度极大促进了出口，带动其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元的走强，东南亚国家货币也随之走强，在这一形势下，这些国家贸易出现严重的赤字，短期外债快速上升。本国居民和外国投资者对于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信心开始动摇，出现大量的资本外流现象。金融投机家索罗斯两次大量抛售泰铢，形成泰铢贬值之势，泰国央行开始干预金融市场，即通过大量卖出美元回笼泰铢，损失了近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此泰国政府失去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不得不在1997年7月2日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泰铢贬值的影响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相继放弃原有的汇率制度，允许汇率的自由浮动。亚洲各国货币纷纷贬值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从此爆发。

（二）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这些国家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所以下文主要从经济增长、贸易依存度和经常项目占GDP比重这三个宏观经济指标，对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五个亚洲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韩国）与中国近期宏观经济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得到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1.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五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基本上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1997年间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为6.88%。在危机开始之后，这些国家都出现了负经济增长，1998年的平均GDP增长率为-7.46%。

一方面，与这些国家一样，在2004～2013年期间我国也经历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甚至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长率仍然达到9.6%。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相比亚洲五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更为平稳快速。

2.贸易依存度。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而贸易依存度则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从图3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贸易总量比较大。从图4可以发现，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十年的我国与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五国一样都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在之后几年的依存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特别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五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进出口总额超过了GDP的总量。

3.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例。在20世纪后期亚洲五国都实行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元弱势的时候，这样的汇率制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出口商品的成本。但是90年代美元的再次崛起，使得他们的货币出现严重高估（货币升值），货币高估直接导致了其经常账户的赤字。1995年上述五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余额占到了GDP总量的5.35%。危机后，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使得赤字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相反，在我国则是经常账户的连年盈余（图5）。

经过以上三个宏观指标得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亚洲五国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贸易依存度较高，但这两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加的平稳快速，贸易依存度显著低于亚洲五国的平均水平。另外在经常项目上由于亚洲五国币值被高估，所以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我国则处于顺差状态。

三、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改革的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很多亚洲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而这种结果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的汇率制度，所以通过分析可以从它们的失败上为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上找到一些启示。

首先，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上，对于一个融入国际外汇市场的国家来说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对于固定汇率存在优越性。如在以上的宏观数据比较中，21世纪初实行浮动汇率体制的中国可以很好的通过浮动汇率的自由调节机制使经常项目实现平稳顺差，相对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五国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会因为美元升值而其币值被高估，从而会导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当本国货币出现贬值的压力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国内利率来缓解货币贬值的压力，但是这一举措给本来就脆弱的银行和公司带来更大的打击。如果允许汇率贬值又会使得以本币表示的外币负债额度急剧上升。政府部门想要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又不能运用利率这一手段，随着国际储备的耗尽，对汇率的投机性攻击将最终成功（就像索罗斯阻击泰铢一样）。因此，固定汇率制度会使得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更加严重。

其次，在汇率制度的调整上一定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行。遭受危机的各亚洲国家在无法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之后纷纷宣布汇率自由浮动而且不对其进行干预，事实证明这样会给他们的经济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失，所以，我国在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是逐步实现汇率的浮动。

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银行建设，提高银行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从索罗斯阻击泰铢中泰国政府干预外汇市场通过回笼泰铢，卖出美元来缓解由于国际资本炒作导致的货币贬值，但是这样几乎抽干了泰国的外汇储备，他们的银行面临着巨大的外汇债务不得不破产，从而金融崩盘。

参考文献

[1]郑鹏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9.

第5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关键词] 东亚货币合作 固定汇率 货币区域

一、引言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东亚地区在整体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深刻认识到，在全球虚拟经济膨胀、金融自由化快速发展及当前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今天，在区域范围内进行区域政策协调是防范危机、化解危机的有效手段。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切实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已成为东亚地区各国的共识。因此，有必要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体系的构建作为一个严肃而又现实的课题加以讨论研究。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评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显现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作用。这场货币危机，给世界敲响了一个警钟，使各国认识到，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难以抵御金融危机，松散的合作和依靠外部救助的做法均非长久之计，亚洲国家只有加强合作，增强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中谋得一席之地。

一般认为，东亚货币合作从两个层次来探讨，第一是现阶段需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第二是未来的构想，重点在于长期内如何进行汇率政策与制度的整合。对于区域性的危机防范和救援，人们普遍认为在清迈协议框架内的东亚货币互换机制能够为区内各经济体提供及时的短期流动性支持，更加有效地利用本地区丰富的外汇储备资源，不失为防范外部冲击的一种临时性手段，也是区域货币合作的开端。对于东亚货币合作的长期方案，学者一直有很大的争论。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一种看法是，货币一体化是东亚货币合作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区域货币一体化能够通过集中区域内金融资源，实行区域内共同的货币政策，从而避免投机冲击和稳定价格水平。虽然目前东亚地区尚不具备条件进行高层次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尝试，但现阶段仍可以开展较低层次的货币合作，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进程。

三、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现实意义

1.东亚货币一体化是应对国际货币集团化发展的策略选择

欧盟的建立及欧元的成功启动则将货币一体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随着欧元影响力的扩大，形成了一个以欧洲货币联盟为中心的欧元集团；同时，美国经济保持了长周期的景气，北美和南美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区域美元化”，即美元化现象。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出现欧元与美元“二元化”现象，留给亚洲国家（地区）的局面不容乐观，因而，亚洲各国（地区）致力于建立本地区金融、货币协调与合作机制，并完善它，是自然的、理性的选择。而作为亚洲最具活力的东亚各国（地区）应首先主动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积极推动该地区货币一体化，以此带动整个亚洲的货币一体化，以应对国际货币集团化发展的挑战。

2.东亚货币一体化有助于东亚各国抵御金融危机

金融国际化程度提高、各国金融市场开放力度的加大，使得国际资本市场表现的越来越脆弱伴随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浪潮席卷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也在迅速的扩张。巨额的国际游资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投机活动，冲击着各国货币，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放大效应”，单个国家的力量往往难以和它们相抗衡，在投机性资本冲击下，或者固定汇率崩溃，或者浮动汇率发生“超调”，导致各国货币危机和银行信用危机频繁爆发。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了国际性的金融组织如IMF不能有效的应对东亚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防范和解救除了借助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帮助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和制度可能更为有效。因此，加强各国货币合作，形成合力，才能有效的抵御国际投机性资本的冲击，防范金融危机。

3.亚货币一体化将给这个地区带来巨大利益

一旦单一货币区建立之后，将会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整个区域内自由流动，实现有效配置，有利于该地区经济的高效率增长。

对日本来说，最近20多年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经历了较大的波动，这种频繁波动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意味着东亚货币合作的成功能够更有效的保护日本投资者的利益。对东亚其他小国来说，小国开放经济更无法承受汇率的频繁波动，这正是东南亚国家和韩国应该积极支持和参与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理由。

对中国来说，从我国计划在10年内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来看，区域货币合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意义在于：（1）通过区域金融合作，扩大我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2）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维护应有的国家利益；（3）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使其逐步上升为国际货币，扩大人民币的影响；（4）为我国防范金融危机提供宝贵的经验。因此，我国对参与东亚货币一体化应持积极的态度。

此外，东亚货币一体化还能带来潜在的政治利益：（1）地区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有助于增加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从而维护该地区的安全，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2）地区合作能够增加东亚乃至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四、结语

由于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目前东亚货币合作的领域较窄，合作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只要东亚各国能够相互信任，以长远目光积极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同时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联系，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必将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最近一些年来，东亚各国在推进东亚货币合作方面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因此，尽管存在着诸多障碍，但有理由相信东亚货币联盟终将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张伟．国际货币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师，2005，（6）.

第6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影响;机遇;原因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它不仅引发了全球金融业的大规模衰退，还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自2008年9月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股市已下跌一半；美国由此导致的损失已达3.6万亿美元，其中金融业的损失占到一半；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同样损失惨重，如苏格兰银行和瑞士银行分别损失了410亿美元和150亿美元。此前，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罗宾尼准确预测了这次危机的爆发。2009年上半年，罗宾尼教授再次预测，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并未见底，最坏的时刻还未到来。欧美的银行业将继续亏损，实体经济也将继续遭受损失。目前，国际资本市场的损失已高达30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会上升，全球资本还将缩水20%。

        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亚洲国家自然不能幸免于难。由于过度依赖对欧美的出口，亚洲的新兴经济体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以我国为例，200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五年来首次跌破10%，甚至降至6%以下。沿海地区已有成千上万家工厂倒闭，几千万工人瞬间失业，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尽管我国政府及时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力图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等举措扩大内需，但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的急剧下降仍严重减缓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步伐。而由出口锐减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凸显。

        如此严峻的形势难道说明这场危机将终结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场危机对亚洲国家而言，挑战中也孕育着机遇。一直以来，亚洲新兴市场对于欧美国家的依赖被媒体和外界过于放大。其实，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靠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贸易来维持。尽管2009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而言异常艰难，但我们的复苏较之欧美国家也会更快。

        我们的优势很明显。首先，作为原材料进口国，我们将从其价格下跌中获益；其次，印度除外，亚洲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例较小，有利于经济的复苏；另外，我们人口众多，可以借助巨大的内需来刺激经济发展。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尽管将面临国际市场需求大规模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我国很可能是2009年唯一对全球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的国家。

        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曾试图以阴谋论来解释其原因。但事实上，其中掺杂了人们的盲目投资、金融产品的过度创新、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放纵等各种因素。

        我们看到，在危机爆发初期，政府就开始积极援助，而越来越糟的形式迫使政府今后作出更多努力。我们应明确，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失职之处不是缺乏监管，而是监管不足或监管错位。事实证明，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前布什政府所倡导的那种“小政府”理念和市场自我监管体制是无效的，在当今的资本市场上，强有力的政府监管不可或缺。在不放弃自由市场的原则的基础上，政府应和私有企业携手合作，构建新型的监管体制。同时，各国政府和央行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民众重树对市场的信心。另外，企业管理层也存在管理不充分不到位的问题。因此，如何加强企业自身的风险管理，将是管理层今后的努力方向。

        在这次危机中，受害者不仅是股东和投资者，还包括纳税人，甚至政府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美好幻想随着虚假繁荣景象的破灭而破灭，纳税人的储蓄、退休金大规模缩水，而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援助最终也是由纳税人来买单。

        其实，这场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因为问题始终存在，并且终究会凸显。虚拟经济的繁荣容易然让人们沉迷，容易让投资者丧失理性而陷入无穷无尽的逐利游戏当中。归根结底，这是由人性的贪婪造成的。

        面对这场由非理性造成的危机，我们应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去总结。在深受其害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它所起的警示作用。经过这次危机，各国政府应重新审视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各行各业的管理层也应积极思索如何构建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同时，作为投资者的广大民众，不能因为这次危机而完全丧失信心，而应对资本市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学会理性地消费和投资。

参考文献：

第7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第8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但是，当我们回首却惊奇地发现，对于亚洲为什么爆发金融风暴，如何避免下次危机的发生，人们似乎并没有在价值观上达成共识，更多的只是技术层面的探讨。而当世界经济一体化把地球变成平的，亚洲新的危险已经来临。

药方与疗效

上世纪90年代，亚洲经济迅速崛起，引起世人瞩目，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学者和政客开始讨论东亚模式，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之下,制度性、体制性的缺陷被遮盖了，直到金融危机以总爆发的形式，暴露出制度、体制所长期积累的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是东亚发展的转折点，历时一年多的这场危机，不仅使泰国、韩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同时因为国内矛盾的空前激化也使国家政权陷入动荡，泰国和印尼政府更替，日本首相下台，俄罗斯则在一年之内更换了6任总理。

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很多学者作出了探讨，内因主要是：房地产业的长期过度发展、投资过度、对短期外国基金的过度依赖、过高的固定资产价格、外汇储备不足、筹措使用外债外资不当、产业结构调整不及时、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但监管不力、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等。外因则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商利用东亚国家的这些弱点进行攻击。

但究竟是什么导致亚洲国家形成并一直忽视这些制度漏洞，才是形成危机的根本原因。一场金融危机，引发了这些国家对自身发展的反思，从而引起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外，还要有相应的社会政治体制的配套发展。

金融危机爆发后，首先是头痛医头，各国开始健全金融体系，马来西亚修改了银行的破产法规，泰国建立了专门的破产法院，韩国简化了公司破产程序，印尼实施了简化银行破产的规定等等。随后，新一轮民主化浪潮开始席卷东南亚，印尼、泰国、菲律宾都加速了民主化步伐。

在民主进程中走得最远的是印尼。在苏哈托执政的30多年时间里，印尼实际上一直处于军人政权统治2-T,在苏哈托的集权统治2-T,印尼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家族统治、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而是愈加突出。亚洲金融风暴直接导致了苏哈托威权体制的，印尼从此走上民主化进程，这个民主化进程是痛苦的、颠簸的，印尼民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民主化没有逆转，以2004总统成功直选为标志，民主制度在印尼基本固定和成熟。印尼的经验似乎预示着亚洲国家的转型模式很可能是危机导向型的，而不是威权领导层所主导的强制型变迁。

韩国则以金融危机为拐点，完全改变了原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就着力于培植财阀集团，逐渐形成政府掌控财阀、财阀引导市场的体制，韩国的产业政策主导是国家，通过企业、政府与研究单位产官学三者的合作，研究出涵盖全球竞争大方向以及实际可行的政策，由企业着手执行。这种高压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一度创造了令人炫目的韩国经济奇迹。却不料正是这一模式导致韩国在这次危机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韩国金融危机始于企业倒闭，企业倒闭的原因是负债过重，资不抵债，而企业负债过重的原因是经济急于求成，政府干预过度。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两年内，韩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经济结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泰国是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救助方案最全面和彻底的国家之一。IMF有个很简单的模型：每个面对危机的经济有两个逆差，即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改革药方是货币贬值、提高利率、加税、减少财务开支，以及最大限度私有化。

与其他国家实施的所谓IMF型策略不同，马来西亚采取了当时被指责为逆时代潮流的资本管制措施。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地区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受灾国”2_--，但也是它们之中恢复最快的国家。危机发生后，马来西亚政府迅速而果断地切断危机通过金融系统向国内产业体系传导的途径，以严厉而有效的资本管制阻滞资本外逃。从遭受危机的打击到目前基本恢复，马来西亚经济经历了持续的调整，但实际上基本发展趋向并没有大的变化。政府采取的危机治理措施没有改变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对外依赖仍是马经济的主要特征。

虽然亚洲经济危机后，东亚各国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在改革金融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韩国改组了银行体系和家族公司制度，印尼和泰国建立了更加稳定的金融产业等等。但是，和马来西亚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后，除了韩国，许多亚洲国家基本没有对本国经济结构做过根本性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只有印尼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因国内政局动荡，尚无力顾及经济体制的调整。日本则因缺乏政治意愿而基本维持旧的经济体制。而随着亚洲经济的恢复和再度崛起，危机刚发生时引发的思考和改革锐气已经逐渐淡去。1O年后的今天，东亚发展模式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东亚模式与华盛顿共识

金融全球化受到各个方面的青睐，特别是受到IMF以及财经媒体等机构的推崇。在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进一步得到推动。针对拉美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美国学者威廉姆森1989年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其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加上财政稳定化，首先是放开重要商品的价格，然后是拆除所有影响市场发挥作用的壁垒，通过启动市场机制，国家经济就会获得稳定的增长。而东亚发展模式比较明显的A是政府较强的干预，多是威权建立了行政引导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制。

也正因此，东亚发展模式多为西方学者所诟病，特别是新加坡的威权主义，已经到了西方完全无法接受的程度，但正是这样的亚洲模式，造就了这些亚洲国家“惊人的经济成长”。英国花58年，美国也花了47年，才把个人平均产值增加一倍，但日本在33年就办到了，印尼只花了17年，韩国11年，而中国则只用了10年。亚洲经济奇迹不断挑战西方学者的思维，也在不断嘲弄着“华盛顿共识”。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西方学者及媒体终于找到了充足理由纷纷指责“亚洲经济成长模式”的谬误，但是，通盘研究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亚洲金融危机不仅证明了亚洲模式的谬误，同时也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错误所在。

在这场危机中，人们习惯于把受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其实东亚各国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不尽相同。泰国等国家危机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被索罗斯们攻击，

因为本国货币被高估，又要维持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这个明显的体制缺陷是索罗斯们所喜欢的。当时亚洲国家货币普遍存在高估现象，包括中国，但中国并没有被攻击成功，不仅因为中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更因为中国没有放开资本项目，货币不可以自由兑换，使金融投机家无法对人民币进行攻击。不顾本国发展情况过度市场化，这是泰国等国家在攻击下溃败的主要原因，造成过度市场化的，正是华盛顿共识。

而韩国危机发生则主要是因为内因，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走到了尽头，即使没有外界的攻击，危机也终会爆发。因为威权体制或后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在东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现代化的策划者、推动者与组织者，虽然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也造成了诸多弊端。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印尼的体制非常明显，苏哈托政权甚至通过内务部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把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拉入自己控制的“专业集团”。泰国的政商关系也日趋紧密。韩国更是主要靠国家扶持大企业发展。马来西亚则出现了执政党大办公司、政府大搞巨型工程以及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指导”等现象。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难解难分，获取超额利润，很大程度上是东亚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场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东亚模式”直接或间接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民主化浪潮席卷东南亚的根本原因，他们认识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当被有效限制。

如何处理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政府应该摆在一个什么位置，尤其是权威政治体制对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影响，对于许多东亚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体制的焦虑

华盛顿共识和东亚模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但这两种方式似乎都不同程度地被证明失败，当各国经济发展已经密不可分，我们需要一种超越于这两种方式之外的新方式。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几年，对于亚洲如何发展有过各种争论，但是，随着亚洲经济的再度崛起，这种争论渐弱。

世界银行名为《危机十年后》的报告称，东亚新兴经济体已从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复苏，成就令人触目。数据显示，东亚新兴经济体去年的增长速度高达8．1％。报告中指出，亚洲金融危机10年后，东亚各经济体不仅更富有，而且在全球扮演比过去更重要的角色。报告列举的数据显示，日前东亚新兴经济体的总产值已超过5万亿美元，经济规模比金融危机前扩大了一倍以上，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75％。和10年前一样，这样的经济奇迹再度让世人兴奋，一度被人质疑的东亚模式中的弊端已很少被人诟病。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近期的一份名为《2007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和社会概览》的报告中指出，最可能因资金大举撤出而重演金融危机的国家分别是印尼、韩国、泰国与菲律宾。这4个国家正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受创最深的亚洲国家。除了马来西亚外，上次受到危机肆虐的相关各国，去年开始又浮现危险的端倪。

有专家公开表示，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亚洲国家并未有多少根本『生的改革，关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提案的声音也正在点滴淡去，至今并未促成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也没有巨额的资金来协助解决危机国家的货币流动性问题。亚洲一切的基本面、管理组织与规则都未有实质性改变，与10年前相比，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因素今天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重了。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各国一个共同的明显的改善是，大力储备外汇，以备不时之需，但正是这点造成了更大的危机因素。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目前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已远远超过了用于防范目的的最佳水平。报告认为，大量外汇储备可能产生不良副作用，例如引发信贷过度扩张、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上升或资产市场投机泡沫等。

现在，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大多成为债权国。截至今年2月，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达到3．28万亿美元，较1999年初增加了2．49万亿美元。在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中，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为4：1或5：1。虽然在危机之后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似乎是个合理的保障方式，但如今的水平看来过高了。

第9篇：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范文

一、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下降，2008年投资总额达1.74万亿美元，比2007年1.97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减少了11.66%。2009年跨国直接投资延续了下降态势，缩减至1.18万亿美元，标志着从2004年开始的国际投资增长周期的正式终结。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以及世界生产和贸易活动的恢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从低谷中走出。2010年全球各国跨国直接投资增长9.3%，总额达1.29万亿美元，但远低于2007年的历史高点。尽管2011年全球经济持续动荡，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了17%的增长，达1.5万亿美元。具体来看，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格局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跨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整体格局没有显著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依然是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次之，跨国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国（包括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和矿产资源的主要输出国）的流入相对较少。从总量的角度看，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吸引的外资大约在4000―13000亿美元之间波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在1000―3000亿美元之间，而初级产品出口国大约在200―2300亿美元间波动。

分工格局中不同地区受危机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受危机的冲击较大，从危机前的1.3万亿美元降到2009年的6028亿美元，2011年恢复至7532亿美元；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已恢复，高于危机前水平，而主要初级产品出口国虽有所回升，2010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二）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格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均出现一些变化

从发达国家内部来看，欧洲地区的流入量在持续下降后强劲反弹，美国增势不稳。欧洲地区和美国的跨国资本流入格局受其经济复苏的不同态势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11年流入欧洲地区的外资增长23%，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1年出现下降，降幅达8%。流入欧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反弹，主要是欧元区国家受债务危机的影响，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增速下降；一方面，受公司重组、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的驱动，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欧元贬值情况下的机会主义交易，导致对欧元区国家的跨境并购增多，2011年对欧洲地区的跨境并购增长55%。

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看，拉美地区资源型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较为活跃，增幅超过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201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不再主要依靠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拉美、加勒比地区以及转型经济体增长显著。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西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较2010年增长11%，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分别吸引外资2090亿美元、92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34.6%，达2160亿美元。

（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连续两年高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经济体受内部需求强劲、经济加速增长和南南投资上扬影响，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12%，高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5%的增速，达574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52%，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而2010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7%。2011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资继续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虽呈强劲反弹态势，较2010年增长18％，但仍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量。

二、美、日发达国家和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复苏缓慢

整体上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复苏，慢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并且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趋向：

一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量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均低于危机前水平。危机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出现下降，回升趋势不稳，2009年大幅减少50%，2010年上涨49.3%，但2011年又出现了8%的下降。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受危机影响出现显著下降，虽出现回升，但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二是从跨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看，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已高于危机前水平。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在2009年降为4.18%后，2010年已恢复至6.12%，高于2007年6.07%的水平。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则有所下降，2009年降到9.45%，2010年略升为10.48%，但仍低于2006年的12.26%。

三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国别结构看，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欧洲、加拿大和亚太地区，2009年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下降50%，主要来自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大幅下降，2010年来自两个地区的投资出现增长，涨幅分别为87.97%和220.66%。美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以欧洲地区为主，占一半以上，拉美和亚太地区各占2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后，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出现大幅下降，2010年有所回升。

四是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都出现了逐渐集中于制造业的迹象。2011年前三季度，制造业领域的流入量占总额的41%，而金融和保险行业的流入量仅占10%。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出，金融和保险业受危机影响下降非常显著，制造业的冲击较小。金融和保险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07年821.7亿美元直降至2010年的135.1亿美元，2011年三季度跨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转为负值，制造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冲击也出现大幅下降，但降幅小于金融和保险业。

（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危机影响较大

一是总体上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2009年以来下降较为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在2011年有所增长，而引进外资形势仍然严峻。首先，201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继2009年下降42.03%后，下降23.35%，2011年前三季度逐季度增长，一至三季度累计值已超过2010年全年水平，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成为主要的带动力量。其次，日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大幅下降后继而出现净资本流出，集中在非制造业领域，这意味着日本作为主要的发达国家，引进外资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

二是从三大洲的分布来看，对亚洲的投资基本上较为稳定，对北美洲和欧洲的投资波动较大，对北美洲的投资大幅下降，而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在大幅下降后2011年出现较大增加。从2011年的初步估计数据看，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为399.86亿美元，占比34.6%，略大于亚洲地区34.0%，而北美洲地区仅占比13.4%。并且，日本对外投资的大幅增加主要来自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欧洲地区165%的增速远高于亚洲地区77.4%的增速。

三是从亚洲的布局看，中国仍然是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国，泰国仅次于中国，对新加坡和韩国的投资也有较大规模。近年来，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持续增加，而对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的直接投资出现较显著的增加，但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总量仍然较小。

（三）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均出现较明显的下降

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自国际金融危机后持续下降，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下降1.04%和33.5%（数据来源于印度央行提供的财年数据，本段所提的年份均为财年）。从国别结构来看，自由港和发达国家仍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地。从行业结构看，服务业仍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领域，但2010年大幅减少45.5%，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降幅较大，计算机服务和通信服务部门的流入量也出现下降，而制造业有所下降，降幅相对较小。

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危机前快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对其产生的冲击较为显著。2006―2008年从29.8亿美元增加到193.9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17.9%和8.19%的下降（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已经历了从发展中国家为主向发达国家为主的过程。从行业结构看，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的生物医药产业和汽车业，以及软件行业和通信服务业。

从印度引进外资的政策看，进一步扩大自由化的同时，加大了对战略性产业的监管。印度了更新的FDI名单，其中很多的产业领域FDI实行自由化，包括生物技术、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的研发，以及教育部门的建筑活动，印度还允许外国投资者对单一品牌的零售贸易的投资比例限制从51%扩大到100%，但是对于投资比例超过51%的FDI中，要求销售总额中至少30%的商品来自国内供应商，印度政府还决定，外国投资者对医药领域的并购申请提案只能实行政府批准，不再实行原先自动审批的模式。

三、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预计2012年或近几年，跨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呈现出以下主要趋势：第一，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以及跨国公司的运营情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2012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保持谨慎乐观，预计全球FDI将温和复苏。第二，跨国直接投资流向可能在地区之间调整。第三，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乏力，在资金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能源资源领域必然成为资本争夺的领域，而新兴技术领域对各国培育新竞争优势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对能源资源领域和新兴技术领域的跨国并购可能增多。

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将意味着我国面临的国际分工格局较为稳定，短期内我国面临的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形势将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跨国直接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可适时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改进。

二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趋于放缓，人民币也将保持对美元相对稳定升值的态势，预计未来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将趋于稳定，甚至会有所下降。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潜力，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必须服务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因此，我国在积极引进外国接投资的同时，要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为前提，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稳定并积极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