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关键词: 次贷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 比较分析

一、两次危机的成因比较分析

1、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1）出口大幅度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巨大。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基本相似，同时它们的贸易结构相对单一，这就使得它们对发达国家需求的变化和贸易保护措施特别敏感。例如1996年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幅减少，而这些亚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90年代转为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15%下降到1996年的0.11%。这对亚洲经济无疑是一次重击。

（2）“泡沫经济”也是引起这场危机的原因。当时，亚洲经济的繁荣发展有一部分也是依靠房地产拉动的，房地产的巨额收入使得大量资金进入这个产业，房地产价格暴涨。因此，亚洲经济工业化进程被缩短，货币化程度过高，多余的货币没有实际的劳务和商品作为依托。

（3）国际游资的参与是引起危机的重要原因。当时，以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为首的投资基金在亚洲兴风作浪，使得一部分资金从亚洲撤出，造成这些国家货币的巨大压力，成为这次危机的导火索。

2、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

(1)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金融创新创造了大量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商业银行将次贷资产打包出售，并通过投资银行对其进行证券化，卖给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投资者。这不仅使银行将资金回收，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还使得所有相关的金融机构串在一起，同时又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性，使风险不断放大。

（2）信用风险管理不严格。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都假定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会持续增长，因此，发放贷款时就不考虑借款人的信誉。但是，房地产市场中价格是有波动的。在对信用风险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会给商业银行造成呆坏账，甚至是银行破产。

（3）房地产市场扭曲繁荣。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共降息25次。持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产行业火爆，很多投资家也将资金转移到这个产业中，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积越大。自2004年中期开始，发地产价格下跌，贷款位于率增加，引发连锁反应，并最终成为全球性危机。

3、综合比较异同点

通过比较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可以得出这两次危机产生的共同原因是“泡沫经济”，即资本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充足的商品和物资作为基础。另外，还有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外债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最后，利率在这个过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时由国际游资引发的，次贷危机是信用链条断裂的连锁反应。

三、两次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关注与研究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来防范金融风险，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金融衍生品也随之出现。这些衍生品可以有效的将风险转移出去，但并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因此，如果投资者以盈利性为目标，危机就会产生。我们应该加强对危机的研究，认识到其利弊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金融衍生品可以分散风险，推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风险只能分散，不能消失。我们必须把风险置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2、虚拟经济要有实体经济作依托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都属于虚拟经济，一般来说，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实体经济作为依托，二者协调发展。虚拟经济极易引发泡沫危机，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全球化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次贷危机就是由于虚拟经济过快发展但缺乏金融监管的经济链条出现问题，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影响到实体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虚拟经济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因此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警惕泡沫的产生和积累，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

3、要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

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发生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金融监管过松。由此看出，无论是经济体制健全的发达国家还是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加强一国的金融监管。在金融自由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金融的脆弱性不断加强，这就更加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我国金融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会有很多漏洞。因此，政府有效的金融监管十分必要。企业资金所有权的特点是资金大部分不是企业经营者所有的，使得企业的所有者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的业务，而这些业务很有可能对企业的债权人和整个经济造成损害。我国应该重视金融衍生品发展过程中得金融监管问题。

4、建立国际间的协调机制

在国际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了维护本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际间的互帮互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忽略作为世界一份子的责任单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势必会导致一国的危机蔓延至全球。这也是次贷危机带给我国的启示之一。如今世界上有四大风险评估机构，表面上它们有利于风险控制，实际上关于个体与整体的矛盾任然存在。因此，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生问题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的危机蔓延到我国，我们应该积极的与其他国家商量，采取措施来缓解危机，恢复本国投资者以及世界投资者的信心，为维护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东星.美国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国际经济观察，2009，（12）.

2.张红军.次贷危机是否与众不同.

3.秦柳.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与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比较国发展—兼谈中国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措施.中国发展，2009，（8）.

第2篇：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全球金融危机下,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又迈进一步。5月3日,东盟和中日韩(10+3)财长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议上就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这一合作行动,对维护亚洲地区经济金融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并将对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积极影响。

分析人士表示,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是亚洲区域内的首次货币合作机制,也是亚洲地区建立区域协调自救,减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依赖,化解流动性危机增强区域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第一次尝试。无疑,这无疑已经具有某种“亚元”的特色,或者可以说这是亚元的起步。

有关专家指出,随着亚洲经济的日益一体化,“亚元”的想法有可能变成现实,人民币将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但是诸多的因素却制约着短期内亚洲金融合作难以实现。因此,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推进仍然任重而道远,亚洲区域内的金融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建立亚洲区域

外汇储备库由来已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危机过后,东亚国家深刻反思,吸取教训,认为应该积极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区域资金救助机制,以克服危机发生时融资困难、救助不及时的问题。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让亚洲国家感到了构建区域救助体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基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区域救助机制。2007年5月,“10+3”财长会决定选择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具体形式。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这次巴厘岛会议就区域外汇储备库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标志着“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取得了重大实质性进展。

这种区域金融“血库”,将原先松散的双边援助网络提升为较为紧密的区域多边资金救助机制,极大地增强了“血库”的救助能力。当地区遭遇金融危机时,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成员就可以从区域外汇储备库中获得及时的资金支持,从而弥补现有国际多边救援资金的不足,维护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

事实上,4月16日在中国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

人民币将扮演核心角色

就区域经济而言,加强货币合作最重要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加强本地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有关专家认为,亚洲通过货币金融合作,更多的是流动性提供机制,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加强双边和多边的货币互换,有助于解决当前本地区存在的“货币双重错配”问题,能够有效加强有关国家及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避免单个国家陷入“囚徒困境”。此外,亚洲整体经济发展将因此获益,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对中国来说,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增强其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提升其在地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有利于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由过去的边贸使用、跨境流通迅速转移到大贸易、投资和储备中。从更务实的角度来看,区域合作能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增加区域内总需求,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不久前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期间,中国官员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尼等国家均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建议,以减少市场对某一国家或某一经济体货币的依赖性。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亚洲经济的日益一体化,“亚元”的想法有可能变成现实,人民币将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

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本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决定,在上海和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5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性货币,也将进一步促进亚洲地区的货币合作。

有关专家建议,未来5到10年内,人民币仍应将主要目标确定为亚洲区域内广泛使用和流通的货币,尤其是作为跨境贸易的主要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并初步形成人民币计价的开放式金融市场框架,为实现储备货币功能创造市场条件,也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打下基础。

“亚元”浮出面临瓶颈

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各国纷纷要求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国际金融趋向多极化的今天,建立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机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

尽管亚洲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开始由理论探讨、方案设计阶段上升到开展实际性的合作阶段,但是货币一体化进程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其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国情缺乏共性,各方差异制约着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推进。

“亚元”的产生可能仅仅是一种理想,要达到这种目标并非容易。因为,目前的亚洲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基础。

从亚洲的情况来看,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十万八千里,中、日、韩以及东盟十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国与国之间、甚至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总体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都有较大差距,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

同时,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和东盟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经济中比重较高,出口产品相互替代、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较大等,从而在许多重要经济领域都是竞争关系。

另外,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的差异。相对欧洲大陆国家而言,亚洲国家具有更古老、更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民俗。历史与文化的悠久,虽然是一个民族的光荣与自豪,但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人们意识形态的更新与发展。欧元的成功诞生告诉我们,仅仅有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相同基础并不等于可以实现货币的一体化,人文因素绝不可以小视,其主要是人们的观念与理念。“亚元”发展的基础因此也十分脆弱。

第3篇：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货币一体化；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128-02

金融全球化是当今国际金融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它不仅是一个金融活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过程，也是一个风险发生机制相互联系而且趋同的过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日益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1997年源于泰国的金融危机在其影响下迅速演变成亚洲金融危机，东盟、韩国、日本、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冲击，世界经济也由此拖累。也正是这次危机改变了亚洲政府对过去在金融合作一度所持有的消极态度。另外，近年来，欧元的成功运行增强了欧盟的经济政治实力，提高了欧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利于整个欧洲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有鉴于此，亚洲国家开始积极探讨亚洲货币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合作形式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构想。

一、 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

1.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最终结果将是形成一个最优货币区域国家集团。所谓最优货币区域国家货币集团，是指一些国家集体的货币通过永久固定的汇率及其他使这个区域变得理想化的条件联系在一起，成员国货币根据非成员国情况联合变动。一个国家或地区加入最优货币区的收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降低交易成本的直接受益和间接收益，即消除了兑换成本和在不同市场上价格歧视；(2)、汇率稳定减少了公司未来收益的不稳定性，增加了社会福利收益；(3)、因减少汇率波动而形成的价格机制，降低投资风险，增强经济主体关于价格系统决定的可靠性；(4)、因汇率风险的降低而导致的外贸交易额和贸易粮的增大；(5)、降低成员国外债风险；(6)、货币合作使成员国之间的金融约束力和政策协同力增强，货币信誉提高，抵抗外部冲击能力增强并且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形成亚洲最优货币区域将彻底消除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大大促进亚洲各国的经济快速发展。

2.目前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潮流，亚洲不可能孤立于这股浪潮之外。2002年7月1号以来，随着欧元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加强，其影响力的扩大，新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将出现欧元与美元“二元化”现象。这幅前景使得亚洲各国（地区）产生了危机感，若不加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将被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弱小经济体的货币难以独自抵挡国际游资的冲击。亚洲国家要想避免类似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其货币就不能再作为某大国的附属品，必须加强地区内的金融协调和合作，创立一个稳定的亚洲统一货币，从而稳定亚洲金融市场，促进亚洲经济健康发展。

3.许多亚洲国家或地区在汇率制度上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如港币、泰铢等，这种过分依赖美元的安排严重威胁亚洲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大量国际游资对亚洲进行冲击时，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被迫大幅贬值，笔直的突然下降带来了地区内的经济恐慌，股价巨幅下跌使经济发展遭到严重打击。要消除汇率带来的风险、降低经济交往的不确定性，唯一途径就是消除美元的影响，从过于依赖美元的汇率中解脱出来，创立亚洲统一货币。

4.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实行货币一体化将使区域内的合作更加通畅，各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可以进一步稳定汇率，彻底消除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扩大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促进经济的发展。货币合作的主要成在于各国丧失了各自货币政策的自，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一成本将变得相对较小。

二、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可行性

对实行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之后，亚洲地区货币实行一体化的可行性又有多大，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区域内部贸易量分析

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实行货币一体化所能降低的贸易费用越多，且有助于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实现汇率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作用。亚洲区域内贸易与投资比较发达，国与国之间有着较强的依存度，而且各国的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虽然目前亚洲地区区内贸易额，与欧盟在欧元启动之前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过，亚洲区内贸易额占地区G D P 的比重及区内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近年均呈增长态势，贸易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关税优惠的范围与幅度也在不断扩大。因此，总的趋势是越来越满足更高层次的货币合作要求。这为进行货币合作、组建货币联盟、建立单一货币联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二）对外经济开放度分析

由于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与跨国金融投资活动总是相伴随的，因此，衡量异国对外开放程度不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而应综合考虑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情况，以准确反映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东亚地区的总和开放程度是很高的，单个经济体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程度较高；而中国、日本、韩国总的开放程度指标较低。就平均水平而言，东亚地区的开放程度要高于西欧地区，这说明以出口为主导的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各国基本属于开放经济，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三）生产要素流动性

根据蒙代尔所提出的以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为标准确定最适度通货区的理论，在同一通货区，如果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调整本国的需求变化，来保持各成员国的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就必须要有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调节需求转移。如果生产要素流动不能及时有效地调节本国需求变化，则会影响到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经济稳定。亚洲生产要素市场的融合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仅从劳动力的流动方面看，就存在着很大的限制。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分析

在实行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各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起着关键作用。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一国实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溢出效应，如果两国的政策目标不同，一国为实现本国目标所执行的政策就会给别国带来不良影响，从而影响其货币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目前亚洲各国在通货膨胀率方面可以分为两组：低通货膨胀率组包括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国家；高通货膨胀率组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这样，在政策上，亚洲各国在政策协调性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为建立统一货币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困难。

（五）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分析

如果在实行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大体相同，这样，外界冲击对于区域内各国的影响将是对称的，因此，可以采取同样或类似的货币政策来抵消外界冲击，从而减少整个区域成员国的压力。但是，如果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过大，则不同国家所承担的加入通货区以后的成本就不一样，通货区的稳定运行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亚洲各国的经济结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一旦采取同一货币政策，不同国家将会出现较大的成本和收益差异，从而会出现国家间的冲突。

（六）政治条件分析

健康协调的国际关系是进行经济合作的必要客观条件，实现货币一体化，必然要以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为必要条件。但是，民族、宗教与文化的多元性和巨大差异性增大了亚洲国家之间相互了解、增进信任的难度，导致很多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为了本区域的发展，各国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东盟的经济合作以及中日韩的加入。在不久的未来，相信政治合作会越来越多。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亚洲地区的经济互补与相互依存度正在不断提高，但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以及政策目标的一致性等方面还不完全满足自由货币区理论。

三、结论

从分析实行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亚洲地区目前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消除汇率波动的风险，抵抗国际游资的冲击，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亚洲地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再从区域内部贸易量、对外经济开放度、生产要素流动、政策目标的相似性分析、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分析以及政治条件方面分析了亚洲建立通货区的可行性。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得在经济一体化、货币一体化过程中，各国有不同的需求，很难实现完全平等的合作。目前的亚洲地区距离建立统一货币的建立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也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为主体的、如同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合作机制。确切来说，目前亚洲地区还处于货币合作的前期准备阶段，亚洲建立通货区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刘惠好．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第4篇：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 跷跷板效应

一、何谓跷跷板效应

跷跷板效应最初由美国广告学专家艾・里斯提出,是指一个名称所代表的两种产品被分置于跷跷板两端,当一种上来时,另一种就要下去。简单地说,就是原强势品牌和延伸品牌竞争态势此消彼长的变化,同一品牌不同产品的市场表现互相冲突无法平衡。

有人提出用跷跷板效应来解释股市和期市中的特殊现象,即股市债市跷跷板效应在我国有两种表现类型:一种表现为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资金大量集中地从一个市场流入另一个市场;另一种表现为股市债市长期存在的“股市涨债市跌、股市跌债市涨”的现象。这与跷跷板效应的最初定义已经毫无关系。因此,可将广义的跷跷板效应理解为:对应的两个板块之间的此消彼长。

观察到历次金融危机中各国际货币汇率体现出的此消彼长的波动现象,在国际货币汇率波动这个领域给出跷跷板效应一个新的定义:全球各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在金融危机中波动呈此消彼长的现象,任何一方的不稳定都会影响到其他货币汇率的波动。

下面利用跷跷板效应对全球各国际货币在金融危机中汇率所体现出的异常波动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通过例证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全球各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中此消彼长的现象即跷跷板效应的体现,并解释其机理,找出规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汇率呈现此消彼长。运用规律来进一步分析此次全球次贷危机中国际货币体现出的异常现象。

二、金融危机中跷跷板效应的历史见证

(一)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

1992年世界经济已超越国家的障碍,正在走向区域化、全球化。北美、欧洲和日本形成了自由贸易的“黄金三角形”。以美国为核心、加拿大和墨西哥加盟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以欧洲共同体为核心的欧洲统一市场, 以及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构成了世界经济的新的三元框架。在上述三元框架为主体的基础上, 世界经济形成了多重立体结构的格局。在这种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框架下,根据跷跷板效应,任何一方的经济力量被削弱都会导致其他两方的经济力量增强。

1992年发生在欧洲内部的货币危机造成了欧洲各国货币在汇市上巨大的波动。由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货币波动呈反相关关系。欧洲货币危机虽然对欧洲实体经济影响不大,但在汇市上造成了较大的波动,甚至使英国被迫退出欧共体。1992年由于两德刚刚统一,国家财政赤字明显,通胀压力大。德国马克开始逐渐升值,但由于欧共体汇率制度的限制,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货币需要维持与马克的比价,导致英镑被动升值,1992年9月英镑受货币市场的投机冲击已无力维持升值,遂宣布退出欧共体,英镑与马克脱钩。

由表1看出,1993年第1季度国际短期资本看好坚挺的马克,抽离美国和英国而大量流入德国,而在危机缓解之后资本又逐渐回流,恢复原有份额。在汇率波动上表现为美元与欧洲综合货币此消彼长。

(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7月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大幅贬值,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受汇市、股市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

由图2可以明显地看出日元和美元这两种货币波动呈反相关关系。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了日元汇率的波动和分阶段的贬值,而东南亚局势的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短期投资的目光转向了当时更为安全的美国,东亚国家在危机发生前吸引着大量的外资,其中包括外国直接投资, 但更多是以股票、贷款性质进入的短期外资。1997 年下半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外资迅速从危机国撤出, 转而投向经济稳定增长的美国。由表2可看出,1997年第4季度日本的金融项目净额大幅降低,而同时期美国的金融项目净额增长了一倍多,但1998年第2季度危机缓解之后国际短期资本又迅速抽离美国,投向了更加有利可图的国家或地区。东南亚金融危机解除之后,各项指标逐渐回归正常。东南亚金融危机引起的震荡在汇率波动上短期内表现为与危机国逆向波动,此消彼长。

三、次贷危机中是否存在跷跷板效应?

2008年9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对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造成了较大影响。就目前看来,次贷危机已经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所受的影响也很严重。次级贷款危机向其他国家传递的路线之一是金融蔓延,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出现了投资次级债的损失。同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可能产生心理蔓延,特别是房价的重估。英国、西班牙等国更容易受到房价泡沫破灭的打击。同时,美国消费的产品远多于其生产的产品,其需求的急剧下降必然将损害其他地区的经济。

由图3可明显看出,次贷危机过程中美元和日元单边汇率上扬明显,澳元下跌明显,而欧元保持震荡走势,有相对小幅的下跌。

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下面结合图3和表3逐个分析各经济体受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在汇率方面呈现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

(一)2008年年初,全球经济局势的普遍震荡导致了国际短期投资的方向重新转向了美国。从短期来看,为了弥补亏损,缓解资本充足率压力,美国金融机构纷纷从全球市场抽回投资;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基金,也加大了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投资力度,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方向是从其他国家流入美国,致使美元汇率表现为回升,而到2008年年末,国际短期资本重新从美国流出,美元单边表现为贬值。

(二)日本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变成了一个资本流出国,面临金融危机,很多国际资本为了躲避危机自然回流,所以日元在2008年第2季度也转而表现为升值,到第3季度之后,国际短期资本重新从日本流出,此后日元单边汇率表现为贬值。

(三)澳洲受次贷危机影响而投资环境逐渐恶化,国际短期投资迅速抽离,澳元汇率表现为不断程度的贬值,而2008年年末危机逐渐缓解,国际短期资本回流,澳元表现为升值。

(四)欧洲受次贷危机影响其投资环境时好时坏,危机过程中国际短期流动资本在欧洲不断流入和流出,极不稳定,欧元单边汇率表现为震荡波动,略有下降。

综上所述,次贷危机中各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呈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

四、启示:跷跷板效应机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向标

通过以上对3次金融危机中各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的分析和解释,合理地解释了金融危机中发生的以往经济学原理解释不了的特殊汇率波动现象,证明了跷跷板效应影响的汇率波动确实广泛地凸显于金融危机中。从1992年和1997年这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明显看出,受危机影响的国家都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危机爆发――国际短期资本抽离危机国转而投向非危机国――危机国汇率降低而非危机国汇率升高――危机逐渐缓解――国际短期资本回流――危机国汇率回升,非危机国汇率回落。可见,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在危机爆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危机中国际短期流动资本不断寻求更加安全的避风港,迅速地流入和流出,导致了相关货币的反方向波动。而由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使得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在各个危机国之间游走,导致了各国际货币呈现更复杂的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

我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对各国际货币汇率预期有误所以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要正确把握一国汇率的波动,从跷跷板效应的机理分析,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投资者的目光指向了危机中的避风港。短期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冲击很大。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导致资本项目顺差过大,形成货币汇率升值的压力;一旦外国资本大量流出,则会导致本币迅速贬值, 增加出口换汇成本,从而影响一国的国际收支。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外汇储备和货币政策等,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更准确地预期各国际货币汇率走势。

主要参考文献:

[1]肖炼.论九十年代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战略[J].美国研究,1990(4).

[2]李艳君.东南亚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1998(12).

第5篇：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过去20年来，神秘的非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变革与动乱一直共存的大陆上，不仅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产油国经济发展飞速，甚至连遭受战争重创的苏丹，也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

但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发展成就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等，自然资源丰富和匮乏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福祉差异极大。贫穷和战乱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上空。

这不得不使人们担忧非洲大陆在全球金融海啸来临时的处境。虽然不少学者提出，非洲由于其“孤立于世”而可能受创较小。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洲将面临私有投资的大量减少，而这些投赞恰恰是非洲大陆过去数年来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在众多西方银行濒临破产、西方式自由市场经济遭受质疑之际，非洲自然而然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尤其是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就，并且一直以来在非声誉良好的中国，一些国家甚至视以中国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资本主义”为未来之路。

然而需要警醒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凭借外国援助而取得大发展，非洲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过去20年来，非洲大陆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一直以来变革与动乱共存的大陆，在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时，反而由于其“孤立于世”，而可能减轻危机带来的损害。

先来看一下非洲大陆近期发生的主要事件。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石油储量丰富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骚乱与日俱增。而在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苏丹，总统巴希尔已经正式被国际刑事法庭指控犯下种族屠杀等10项罪行。

由于总统穆加贝与他的反对者、总理茨万吉拉伊继续就内阁任命而争吵，津巴布韦也陷入了持续苦恼的境地和严重通货膨胀的洪流。据悉，该国官方公布的通胀率已经高达百分之1100万，而非官方的统计更是天文数字，达到了百分之5310亿。

但是与以上种种现象伴随而生的，是对非洲大陆及其未来的坚定乐观主义想法。虽然对许多问题的抱怨之声不绝于耳，但是48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通过一些措施，或多或少地实现了空前的经济发展。尽管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国际投资者仍然对非洲充满信心。

毋庸置疑的是，非洲最终将难逃此次危机的影响。随着世界贸易的萎缩，对非洲石油和矿产的需求将减少，而这两种商品恰恰是非洲目前繁荣的主要支柱所在。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将大大束缚类似安哥拉等产油国的经济发展，铜价的下滑也将严重影响津巴布韦和刚果的未来。

不仅如此，由于投资者们忙于应对自身金融风险，非洲国家赖以发展的外国资金短期内将出现供应紧张。同时，外国援助也可能出现下降。

一些国际组织警告说，由于粮价和油价高企，援助减少，金融危机可能危害非洲国家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他们可能将面临另一场危机。

契机

1990至1994年，撒哈拉以前非洲地区的年均GDP增长仅为0.9％。从1995年起，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GDP增速接近5％。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IMF曾经预测今年的增长将达到6.6％。

1990年，47％的非洲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4年这个数字降到41％，按照类似的发展速度预测，到201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非洲居民比例将下降到37％。

虽然受国际环境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通货膨胀有缓慢上升趋势，但事实上，除了津巴布韦以外，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

据分析，许多非洲国家受惠于宏观经济管理制度、大规模西方援助和投资、债务减免以及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和中东)的巨额投资。据悉，来自海湾国家的过剩石油美元已经大量涌入东非。

IMF预测，外国在非洲的投资和贷款已经从本世纪初的11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0亿美元。外来资金的增多与非洲的商品繁荣密切相关，不仅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产油国经济发展飞速，甚至连遭受战争重创的苏丹，也实现了跨越式的经济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外国投资的大部分流向了农业。

不仅如此，考虑到那些曾经拖累和阻碍非洲大陆的因素现在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有理由相信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可能受创较小。

以银行业为例，商人和那些新崭露头角的企业家们过去总是对非洲大陆的银行抱怨不休。他们认为，银行的过度管制和极端保守主义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针对外汇的控制措施严重制约了他们在西方金融机构进行投融资的行为。外资在银行中的股份通常也受到严格控制，例如在尼日利亚和南非，外资的比例不能超过5％。

然而现在，这种排斥西方金融体系的行为则成为非洲的优势。非洲的银行们几乎没有接触到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次级债市场。IMF非洲部门负责人本尼迪克特・克里斯滕森就充满自信地表示：“非洲任何一国的银行业均未面临系统性风险。”

内罗毕经济学家姆巴里同时也指出，金融危机将促使非洲银行进行更深入的改革，如严格控制贷款等，这对相对脆弱的非洲经济体来说非常有利。

不仅如此，一些非洲学者认为，非洲或许可以从这次金融动荡中汲取教训。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政治学专家曼杜库说，金融危机使非洲国家意识到曾被视为坚不可摧的西方银行也并非没有风险。他说，非洲人今后可能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当地市场，而非海外，这在长远看来将使非洲获益。

内罗毕大学经济学家瓦富拉则提出，金融危机将促使非洲国家同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更密切的贸易往来，这将有助于非洲逐步摆脱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

经济放缓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卡贝鲁卡近日表示，尽管非洲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第一轮负面影响的冲击，但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新兴市场产品需求减少可能会对非洲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据分析，非洲经济增速将受全球经济增长减速的拖累而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受全球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6.1％和6.3％，低于去年的6.9％。

不仅如此，由于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面临破产的银行急需拯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很难要求非洲国家如期偿还贷款。还贷的要求和压力将导致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预算的进一步减少以及非洲人民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甚至威胁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分析人士还担心，金融危机将导致非洲国家侨汇收入大幅减少。非洲移民在欧美国家打工产生侨汇，已成为不少非洲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家认为，侨汇对于非洲国

家至关重要，不仅帮助非洲国家减少了贫困，甚至是一些非洲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之一。

生存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一卡恩10月份警告说：“我们处于一场大危机中，但不要忘记另一场危机”。尽管粮食价格近几个月趋于稳定，“穷国仍然付不起账”。

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金融动荡将伤害到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民，更不幸的是，这些人民同时承受着食品和燃料价格高涨的冲击。

对于那些石油资源贫瘠的国家来说，能源和粮食价格的飙升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后果。据悉，今年以来食品成本的上升已经导致9个非洲国家陷入动乱。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认为，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演变为人道主义危机。他表示，虚拟经济的动荡终将引发贫穷国家的商业失败和银行危机，从而不可避免地伤害到数百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

全球的经济学家们也提出了类似警告。吉恩・皮埃尔・莱曼是欧洲顶级思想库EVian Group的创始人，他提出，金融危机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长期影响。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将发现，本该用于经济发展的大量资金将被用于解决金融危机产生的动乱，这将在今后数年内产生非常负面的后果。”莱曼表示。

莱曼明确提出，非洲将成为遭受伤害最严重的地区。这是因为非洲本来就充斥着战乱、政治不稳定和大量腐败。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可能只是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但对非洲的穷人而言，带来的将是生存危机。

有专家指出，索马里海盗事件事实上就是非洲人民为生存而战的危机表现。战乱和贫困，是索马里海盗活动猖獗的根本原因。许多海盗在成功作案后获得“丰厚回报”，摇身一变成为当地富豪，买名车、建别墅、举办奢华婚礼。他们的挥金如土也刺激了更多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索马里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愤怒的年轻一代

不利的消息是，即使在非洲较大、发展较快的国家，经济增长的福利也已经被人口的快速膨胀所抵消。换句话说，甚至那些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也无法向国民提供一切所需，尤其是无法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在非洲迅速壮大的贫民区和棚户区，聚集了上百万失意的、无所事事的、愤怒的年轻人。由于看不到未来，他们时刻准备着像过去几年经常做的那样爆发动乱。

以被赞誉为东非最富裕的国家肯尼亚为例，一般发达国家妇女人均生育1.6个孩子，但在肯尼亚，这个数字是5个。因此，肯尼亚目前的人口数量是1950年的6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的无业游民。在肯尼亚非法舞弊的大选之后，这些年轻人需要的只是点燃集体愤怒的导火索。

而在肯尼亚的邻居埃塞俄比亚，据估计70％以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即使在尼日利亚石油储量丰富的三角洲地区，相当程度的年轻人对于工作已经处于绝望状态，于是他们为了生计加入了叛乱、绑架和偷窃的大军之中。

这种经济和政治挫败跨越了种族、部落和宗教界限，对非洲大陆那些富有希望的国家而言破坏性巨大。例如，肯尼亚的畸形大选经常引发大规模动乱。非洲的年轻人相信，他们手中的选票可以产生正视他们委屈以及带来经济和社会正义的领导人。然而，由于他们的希望反复落空，年轻一代的愤怒已经蔓延了整个非洲大陆。

富裕、腐败和不平等

甚至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的石油和贵金属出口国也面临长期发展的困境。1977年，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荷兰病”的说法，用以描述自然资源的开发导致忽视其他经济活动尤其是制造业的情况。这种曾经发生在荷兰的情况如今正是非洲的现况。尽管(或许正是由于)尼日利亚的石油资源丰富，该国的民用、人权和法制建设在过去几年内一直萎缩不前。

在尼日利亚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问责制、公开和民主被贬低的程度似乎与流入政府保险箱中的石油资金数量成正比。选举已经陷入有组织暗杀的怪圈。尼日利亚前反贪官员将尼日利亚模式称之为“政府犯罪”，政客们尤其是地方官员，形成了罪恶的企业财团，几乎将政府财政资金榨干。可利用的资金越多，他们越肆无忌惮。

在非洲的另一个产油国苏丹，石油收入本应该给这个遭受贫困和干旱的国家带来实惠，但情况恰恰相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财富和油田的分配，反而激化了南方基督教势力和北方穆斯林力量主导的政府之间的紧张和不满。结果是，3年前结束的南北战争极有可能再次爆发。目前，博茨瓦纳是仅有的能够管理好资源财富的国家。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通常意味着使那些新获利的暴发户们更加迫切地抓住权力，因此必将出现更多的选举。但是对肯尼亚总统齐贝吉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来说，屈从于令人不愉快的选举结果是懦夫的行为。

一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目前看来反而是最有前途的。内陆穷国马里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虽然缓慢但很稳定。与此同时，莫桑比克和加纳的发展势头也趋于良好。

这些好消息的国家的一致特点是，推动私有产业发展，致力于减少腐败，并努力使政治回归正途。

来自世界的关注和投资当然不是必然发生的祝福。参与到与外部交易过程中的人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财富增长的速度极其缓慢，有的人甚至更加贫穷。总体而言，非洲的国家治理也没有好转，对人权的尊重仍然斑驳而不完整，而这些是非洲大陆无法继续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

经济的总体增长严重依赖于过去10年来的世界商品繁荣，不仅如此，经济成就掩盖了深层次的不平等。世界银行近日的一份文件严肃地指出了自然资源丰富和匮乏的国家之间经济福祉的差别。

第6篇：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比较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追求经济增长中缺乏对外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经验而引发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失利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我国先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

反观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的诱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委托链过长。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本国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在于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美国的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绝不是自发的自由经济，绝不能放松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尤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经济中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政府若放松对本国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利，就可能发生危机。

四、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和对我国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

第7篇：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关键词：东亚；脱钩；全球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4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亚国家和地区表现出了与发达国家完全相反的经济复苏态势。东亚经济的强劲增长重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东亚是否脱钩”的争论。那么，东亚经济“V”型反弹的实质是什么?东亚果真正在与欧美经济脱钩吗?东亚经济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本文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东亚脱钩论的源起与争论

对东亚经济是否脱钩于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家的讨论，主要源于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东亚贸易模式及贸易数据的观察与分析。可以说，是日益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洲与工业化国家脱钩这一假设提供了研究背景。比如，Athukorala和Kohpaiboon(2009)②就认为，脱钩论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东亚区域内贸易在这个时期持续增长的事实以及东亚各国对区域经济增长长期保持的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亚洲开发银行是支持东亚脱钩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阵地，其基本观点是：亚洲区域经济近年来发展迅速，且越来越独立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其巨大的消费市场可以代替主要工业国家的市场需求(ADB，2007)。Lee和Park(2009)的研究也认为，亚洲与中国日益彰显的影响力、不断加强的区域内与区域间贸易联系以及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都使得亚洲宏观经济相互依赖以及经济政策在新兴亚洲与主要工业化国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然而，反对者的声音也非常强大。Cheung和Chang(2007)认为，东亚经济体要与美国脱钩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为其产品出口寻找到充足且多样化的市场，拥有政策制定的自力，特别是要拥有制定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不受美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亚洲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以使亚洲的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完全脱钩显然是不现实的。与Cheung和Chang的分析相比，Pula和Peltonen(2009)的观点在反对者中更具代表性。他们认为，虽然亚洲区域内贸易与中国市场变得日益重要，但200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总量只占世界最终产品贸易总量的7％，而与G3的贸易量却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6％；并且从1995年以来，亚洲对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这与全球贸易一体化趋势是一致的，因此根本不存在亚洲脱钩。与此相类似，Brooks和Hua(2009)也论证认为，虽然近年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强，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亚洲正在与G3(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周期脱钩；相反，亚洲与G3之间有着一种本质性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从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日益紧密了，G3仍然是亚洲生产网络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在这个垂直分工的生产网络中，中国处于装备制造中心的地位，其发展在东亚地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中国加深了与亚洲其他国家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也加深了中国、东亚其他经济体与G3的相互联系。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关东亚脱钩的争论一面倒地转向持反对观点的一方。IMF在其2009年10月的《地区经济展望：亚洲和太平洋》中就指出，截至2008年底，亚洲受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仍然是严重依赖出口的国家，并且始于2009年2月的经济恢复正是得益于与西方世界贸易的正常化。总之，亚洲非但远远没有与西方脱钩，而且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反而日益紧密了。不过，由于危机后东亚地区与欧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经济表现，有关东亚脱钩的争论再次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Lee和Park(2009)⑨将人们的疑问高度概括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基于一个相对狭小的视角，当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时候，亚洲能否独立完成从危机中的恢复?若将视角扩大，即研究由于亚洲的崛起以及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亚洲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本质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二、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V”型复苏中的新现象

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增长陷入阴霾。在整体渡过危机初期的沉重打击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逐渐开始出现分化。2009年，世界产出下降0.6％，其中美国、日本、欧元区分别下降2.4％、5.2％和4.1％；相比之下，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表现明显好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率达到2.5％，其中中国和印度的表现尤为突出，分别达到9.1％和5.7％。201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分化格局依然持续。美国经济虽有起色，但持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令美国政府高度紧张，欧洲则深陷债务危机，市场悲观情绪浓厚。与欧美相反，东亚已从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中恢复并显现了V型复苏，其经济的发展势头令世界瞩目。

不过，与东亚复苏相伴随的是一种新现象的出现，即在欧美市场需求不振的情况下，东亚经济的复苏仍然主要受益于各经济体大幅度的出口增长。自2009年秋季以来，东亚出口恢复迅速，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和中国的出口量已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占总出口1/3的电子产品出口在2009年首先复苏，至今仍以较快的速度增长。2010年上半年，中国、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35.2％、34.4％、49.9％、28.7％、35％和37％，日本39.6％的出口贸易增长幅度甚至创出了历史新高。大量的研究表明，出口的强势恢复与政府非常规刺激政策而引起的内需增长共同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V”型反弹的两大引擎。亚洲的卓越表现令人感到困惑：为什么在欧美需求不振的情况下东亚仍然能够迅速恢复其出口，并拉动经济实现V型复苏?

三、出口市场多元化一一对新现象的解释

对于东亚各经济体出口的大幅度反弹有多种解释。IMF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认为三大因素在促进亚洲地区出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是高科技制造业产品全球和国内库存周期的开始，在这些产品领域(如电子产品)，亚洲经济体大都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其次是危机期间中国国内强劲的需求增长；最后是在全球经济下滑背景下亚洲出口商有能力提高市场份额。IMF给出的三个因素有一定道理，但这绝不是故事的全部。

(一)东亚出口地区结构的变化

危机过后，东亚的出口地区结构正在悄然发生

变化，而中国无疑是这种变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和引导者。2010年1－7月中国的出口规模激增，但市场结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趋势，即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原来的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对“金砖四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尤其惊人，其中对巴西的出口7个月累计增幅达到102.1％，对俄罗斯为70.7％，对印度为40.3％。从总体上看，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增幅要显著高于对美国的29.4％和对欧盟的36.4％。从较长期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金砖四国”作为中国出口市场的重要性正在迅速提高，这一现象可以从图l中“金砖四国”及美欧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变化看出来。由于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中心地位，中国的出口方向的转移意味着东亚所依赖的外部市场的转移。不单单是对于“金砖四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中国对其他新兴市场的出口也高速增长，比如2010年l一7月对南非的出口就增长了50.9％。

考察东亚其他经济体，我们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2010年前两个月，韩国对“金砖四国”的总体出口增长幅度达到67.5％，对其出口额占韩国总出口额的32.4％，其中对巴西的增长率为119％，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70.3％和62.5％。此外，对其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也大幅增长，比如2010年前两个月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119％，对东盟增长49.2％；2010年1－6月对拉美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出口增幅则分别为67.3％和66.0％。作为对比，2010年前两个月对欧盟的出口增长仅为4.9％。日本对拉美和南方共同市场的出口增幅同样巨大，2010年1－6月分别达到61.1％和63.8％，对东盟的出口也达到61.8％。其他东亚经济体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几乎都呈现出远高于对欧美市场的增幅。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十大经济体向G3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97年的45.5％降至2009年的36.4％，而填补空缺的是发展中国家和石油出口国。“南南贸易”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以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表明长期被迅猛增长的“南北贸易”所掩盖的“南南贸易”的重要性在危机之后正在提高。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正在迅速扩大。正如IMF的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如果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商业周期存在明显差异，那么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将使得东亚等外向型经济体对来自欧美的冲击逐渐产生免疫。这种“南南贸易”虽然绝对数量暂时仍然较少，但势头惊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东亚对发达经济体的依赖。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形成的“新三角贸易”再次出现了新的趋势，东亚在中国这个火车头的带领下正在努力转向，尽管只是开始，但趋势已经形成。

(二)“南南贸易”为什么会发生?

回顾危机爆发前，经过了1997年金融危机，东亚各国普遍进行银行业改革，使得各国银行处于前所未有的健康状态，同时十年的“节衣缩食”使得该地区各经济体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据不完全统计，亚洲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60％)，因而在危机发生后，各国能够迅速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向实体经济注入超常规的流动性，并适时调节力度，而不必像欧美那样以借债度日。在亚洲各国的刺激计划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中国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

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在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取代长期停滞的日本成为亚洲增长的最强有力的引擎。自2008年底开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大力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推出包括4万亿元投资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快速复苏，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8.7％，这其中有90％是靠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和城市电网改造等占投资比重的37.5％。这促使中国大量进口铁矿石、铝矾土、石油、木材和机械等。中国的巨大需求为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产品带来了巨大的出口空间。巴西、印尼、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大宗商品生产国，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大宗商品消费国，进而贯穿整个东亚生产链条，开始形成良性互动。这些原料供应国由于出口的激增，因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而其中许多制成品就产自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大规模刺激政策，打开了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但它的确托起了世界的一大部分。

(三)“南南贸易”是昙花一现还是可以持续的?

这种“南南贸易”的新趋势是否可持续?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见表1)，整体而言，全球6DP预计2010年和2011年增长3.3％，此后有所提速，到2012年提高到3.6％。由于劳动生产率和人口增速快得多，预计3年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都在6％左右，而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则局限为2010年2.3％、2011年2.4％和2012年2.7％。由于这种较大的增长差异，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2010―2012年，每年全球需求的一半左右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快速增长的进口将占全球出口增量的40％。

由此可见，短期内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消费潜力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必将导致未来东亚与其贸易量的进一步扩大。这种“南南贸易”在未来会有新的发展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持续能力。发展中国家广阔的消费市场使得东亚完全可以在这里有一番作为，以此抵消欧美经济持续的低迷。四、东亚经济是否正在脱钩?

第8篇：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

第9篇：亚洲金融危机分析范文

一、背景：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2、东亚地区尚不存在一个具有足够辐射能力的“轴心国”，缺乏能为整个地区决定货币政策并协调区内各国政策的领导国家。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雄厚国家的日本，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地位，日元也实现了国际化。但是除政治因素影响外，日本仍面临国内市场狭小、经济疲软、国内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国际化的程度过低等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并不具备担当货币合作“轴心国”的能力。中国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在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日益增强，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是，中国由于国内金融领域问题重重，金融改革尚未全面推广，其经济实力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力还远达不到担当“轴心国”的要求。

3、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而且各国在区域合作中仍固守所谓的“亚洲传统”，缺乏政治上的合作与相互信任，各成员国主权意识妨碍政策协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机缘，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又有较大差异和分歧，政治上相互视为对手，缺乏信任；另外开展货币合作就意味着各成员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经济政策自自主权，而现阶段东亚各国很明显不会放弃独立制定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权利，这必然会妨碍合作中的政策协调。目前，东亚地区也没有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主权国家权利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这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难度。

4、东亚各国除中国和日本外，产品大多集中在电子电器、石油、纺织品等少数品种，而且区域内多数国家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导致其在国际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从而影响区域合作。相对于欧盟和北美两大自由贸易区，东亚各国经济结构雷同程度太高，竞争的激烈导致贸易争端时常发生。

5、东亚各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存在着很强的联系，各成员在贸易结算、进出口等多方面都依赖于美国，美国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必要时可能干预东亚货币合作。美国是东亚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东亚各国同美国的贸易比重占绝对优势，国际进出口贸易大多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区内成员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由占绝对比例，这些都增强了美国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影响力。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可能会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实施干预。如1997年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就是因遭美国政府反对而搁浅。如何正确处理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政策建议

1、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地位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德国。货币合作成员国中可能有些会因为政府信誉不佳导致经济政策存在“公信度”问题，这是就需要区域内某一核心国家（该国拥有一个极具纪律性和“公信度”的中央银行）为其它与其组成货币联盟的国家提供“信用”担保。在东亚地区，如前所述，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担当此责任的能力，所以东亚合作的成功首先需要区域内的经济大国增强自身实力，加强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并深化本币国家化，完善金融监控措施，加强经济金融立法，提高本国经济政策“公信度”，形成合作的领导核心。

2、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强化政府之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立法、监管方面的合作。tetsuji（2002）指出“共同监测和政策协调是区域金融合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东亚地区在1997年11月建立“马尼拉框架”集团；1998年10月确立东盟监督进程，其后扩展为东盟10+3监督进程；2000年4月adb与asean共同成立“私人资本流动监控”工作组；2001年5月檀香山东盟10+3财长会议提出建立东盟10+3早期预警系统。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各国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的表现。但是，由于政策协调由于需要各国部分让渡政策自主权，因此难度较大。东亚各国应明确合作意向，强化政府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真正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3、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东亚各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外汇储备，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可以很好的抵御外部金融冲击；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单靠一国自身的力量无法抵御大规模的资金流入、流出冲击，更难以限制危机的扩散，所以为避免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再次发生，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建立东亚各国多边货币互换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充当区域性最后贷款人，管理危机救援行动的机构，协调各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和约束各国经济动向，可以提高危机防范和化解的效率，推进东亚区域内的政策协调。

4、积极协调东亚各国汇率政策，改革目前的汇率制度安排，建立区域货币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东亚各国普遍采取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为东亚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等其他原因而暴露出明显的错弱型，这又加剧了东亚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保持汇率稳定对于东亚各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为实现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东亚各经济体首先应在现有汇率住下加强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积极尝试可行的汇率制度安排。在条件成熟之后，考虑采用单一货币，成立统一的货币监管机构，在东亚区域内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5、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衡量，东亚地区在很多方面仍达不到oca标准要求，在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一体化程度、通货膨胀相似性、政策一体化程度等各个方面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东亚各经济体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部分让渡国内经济金融政策自主权，切实开展合作。

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虽然目前开展的合作的领域较窄，合作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由于合作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东亚各国在合作领域又存在共识，如果东亚各国能相互信任，以长远目光积极开展深层次合作，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和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世界经济》，2002年第11期

2、王雪磊：《论东亚汇率制度协调》，《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12期

3、戴金平、万志宏：《apec的货币金融合作：经济基础与构想》，《世界经济》，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