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来源精选(九篇)

第1篇：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生产关系；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01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005-03

研究对象问题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又是创新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问题。尽管其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学术的争鸣不仅没有削弱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地位，而且还进一步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随时展需求而创新和发展。但毕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时代与当代全球化经济推动下的历史时代存在着明显差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所强调的发展性必然要求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应当顺应历史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和完善，在此条件下，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有可能也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拓展和延伸。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研究对象的论述

顺应时展需求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因为研究对象的确定将直接影响到其研究范围，影响到理论成果对现实的指导作用。而要真正的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就必须首先弄清楚经典作家们、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阐释其研究对象的。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马克思最经典的论述就是在《资本论》第1卷1867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对于这段话中“生产方式”的含义，理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比较有见地的是卫兴华老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再探讨》一文中的观点，他首先肯定了在《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生产方式”的含义不是斯大林所定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它是含义比较广泛的概念，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具体含义，但概括起来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生产的技术方式一般属于生产力范畴，不具有阶级关系和特定的社会性质，而恩格斯曾说过：“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2]，由此我们可知，序言中所指的“生产方式”肯定不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生产力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序言中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生产的技术方式那么就应该是指社会方式，即在什么社会关系下进行生产。卫老先生指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特殊方式，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总和）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或决定条件，所以，《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2]

二、当今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问题

1.政治经济学对当今问题解释乏力。建国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再加上长期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向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地位、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虽然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中也研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问题，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局限致使对这些内容的研究弱化，散见于有关章节，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后，中国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而传统理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却明显乏力，这意味着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时期的传统政治经济学需要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其对全球化、信息化新时代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

2.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对象的限制，传统政治经济学比较侧重于对体力劳动分析而较少对脑力劳动分析、劳动对象偏重于对资源和土地而较少对社会资源的分析、劳动工具侧重于对实物形态的机器而较少对非实物形态的知识、技术、信息与管理的分析。然而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信息与管理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力日渐突出，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此方面的研究却显得苍白。传统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侧重于所有制的统一性而较少对其分离性的研究、侧重于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对立关系而较少研究他们之间协调沟通的问题、侧重于研究资本家的绝对控制与雇佣劳动者的附庸地位而较少研究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4]。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西方产权理论占主导地位，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员工持股制度、员工激励机制等广泛存在并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劳资关系呈现二战前所没有的相对融洽关系，这一切都显示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如不紧随时展，改革和创新政治经济学，那么势必会影响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从而削弱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

3.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挑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对社会经济建设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正如上面所谈到的，这些研究在传统经济学中处于弱势，其解释和指导作用甚微。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西方的资金、技术、现代化管理理论，而且也带来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由于它们都不研究根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在现有根本经济制度下集中研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运行发展，其理论体系对现实经济的具体解释和指导功能较之政治经济学更为有力，其在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并构成了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强大威胁。要想改变这种窘况，传统政治经济学必须要从时代的背景、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和吸收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合理成分中进行创新，而这必然体现于从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对象上入手。

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拓展：资源配置

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继工业经济取代传统农业经济之后，又迈向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继续保持和发挥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地位，必须顺应时代需求，将资源配置拓展为研究对象。所谓资源配置就是指任何生产过程必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如何合理配置以实现效率优化的问题，不论社会形式如何，由于资源的功能是不同的，所以必然要根据资源的用途对其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一切社会组织生产所共同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资源配置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许多的经典著作中都反映了资源配置的思想。最为典型的论述在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照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5]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6]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将资源配置问题置于无关地位。

新时期将资源配置问题明确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政治经济学其开放性、革命性品质的要求。揭示经济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但这一根本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为无产阶级斗争提供思想武器；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本质分析的同时，侧重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并认真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运动规律，研究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途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要想完成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新任务，只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那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将资源配置拓展为研究对象，这是时代的需要，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6-189.

[3]卫兴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再探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27-35.

[4]王仁发，舒晓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探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8.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65.

Resource Allocation：Political Economics Research Object Theory

HAN Chun，CHEN Yuan-fu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Maoming525000，China）

第2篇：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第3篇：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化 中国政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

经济是政治变革的根源动力与制约条件。人类社会的中心活动是经济活动，因为“人”从根本属性上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其欲求在本质上是永不满足的，而社会物质条件状况是决定人类各种欲求能否获得满足的根本性、基础性、前提性条件，因而为人类社会创造和提供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必然在人类活动中居于首要与核心地位，而相应的经济关系也成为人类社会中其它关系形态的“母体”与本源决定性因素。

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诞生之刻起便存在着一个内生性、先天性的永恒矛盾，即人类欲求的无限性与其本身所导致的经济活动所需资源的相对有限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无法回避和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只能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手段去规约人的无限欲求，才能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实现最大化、最优化的物质生产，进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调和、缓解这个矛盾以维持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

这些方法、途径、手段的具体体现便是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准则，包括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伦理道德准则、婚姻制度、宗族制度等等，孔子所讲的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实则就是在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进化时期，其社会制度外壳“蜕变”的表现。所以说实现“更好的”经济生产活动是政治活动、政治变革的最终目的与根源动力所在。

与此同时，经济又是决定政治变革是否“合理”、是否成功以及政治活动是否有效、正确的根本制约条件，这种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变革的方向必须适应经济形态的转型与发展；不同经济形态对政治管理的需求程度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活动的合理边界；恢复、发展、繁荣经济生产活动应始终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活动的根本和长远目标。

之所以称其为“根本制约条件”就在于，一旦政治违背了这些方面之中的任何一点，就不仅会损害经济发展，而且会导致政治活动的混乱、政治机器本身的失灵、政治变革的失败，其历史上典型事例如“王莽改制”因附会《周礼》、复古倒退所导致的混乱与失败，法西斯主义以“军事”代替“经济”作为活动中心所导致的战争浩劫与自身失败等等。

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与服务工具。每一种经济形态活动本身都有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非理性发展趋势和存在主义的历史惯性。以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为例，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的发展，其本身很容易陷入“土地相对平均分配—土地兼并加剧—土地日益集中—人地矛盾逐渐激化—被迫进行改革或爆发农民起义”的治替历史循环之中，中国封建时代的“王朝周期律”便是典型案例。

因此，政治权力作为人类社会权力体系中的核心权力，必然要对经济发展起引导与服务的作用，具体来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经济的“量”的方面，就是要运行政治权力改革社会体制、更合理地配置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实现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以满足人民生活和推动精神财富的丰富。二是在经济的“质”的方面，就是政治活动要遵照经济“前进”发展的需要，努力探究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主动调整既有经济生产关系、政治运行关系、社会组织关系中不适应这种发展趋势的部分，努力实现经济在“质”的层面的革命与进步。

这两个方面的前者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在正常情况下任何形态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和平的和非和平的）都会努力推动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因为这既是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政府本身财富和力量增长的需要。但后者的实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任何时代的政治掌权者或者说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很难主动发现经济发展“向前”的趋势，例如封建政权就很难想象、理解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前进”趋势，更不用提主动推动这种趋势了，而且究竟何为真正的、正确的“前进”趋势在短期内也是很难确定的。

因此，后者的实现在多数情况下是当历史条件成熟时，靠革命、战争等较为激烈的方式先从根本上实现政治形态的革新，进而才能比较顺利地推动经济革新，其典型事例就是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政治经济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政治经济化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可以说：经济决定着政治，政治在本质上是以“为经济发展而服务”存在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为经济服务的程度是不同的，经济形态越先进、越高级、越复杂，则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必要性就越强、程度也就越高。在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世界，经济活动的范围、广度、深度和全球化程度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要素也越来越复杂、资源相对稀缺性也越来越高，其发展需要包括金融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各种经济要素的合理配置作为支持。

当代政治活动或者说政府活动所面临的各种管理任务也在不断增加，而这些任务又都直接或简单地与经济发展相关联，“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政治活动的中心任务。因此，可以说政治的“经济化”是当代政治活动内在属性的要求和当代政治活动的基本特征，除个别国家外（例如朝鲜），基本上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以经济利益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以实现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政策的首要导向。

虽然“政治经济化”是当代各个国家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和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化”运行机制及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化程度较高的美国，是由资本力量主导政治，政府实质上就是为资本财团服务的雇员，其整个政治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都是自下而上式的。

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整个国家政治体系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在彻底打碎王朝政治的基础上，按照“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虽然国家和政府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经济资本的力量无论多强大说到底只是国家发展经济的必要工具和必需要素，始终不可能脱离国家的最终规制与引导，绝非是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和“主人”。

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运行模式也是自上而下式的，即先由国家为适应一定阶段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个中心任务或目标（通常表现为政治化的经济口号和中央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的主要标题、内容），然后党的各级组织、国家各级政府、国家下属社会组织、国家暴力机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国家宣传机器、教育学术机构都会学习、依照、围绕此中心任务或目标并根据各自职能开展相关工作、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去实现这个共同的中心目标或者任务。在这里，这个中心任务或目标（例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号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起到了将国家内部的各种组织、阶层、团体、群体之间的矛盾暂时弥合、转移，使分散的原子化政治结合成为协调统一的社会政治，以实现一定阶段或时期的整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目标的“社会联结”的作用，这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涵和特征所在。

政治经济化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具体表现。政治经济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尤其是中国现在处于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这种特征就显得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国际政治层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紧跟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浪潮，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方式、行动目标、活动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国际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开发、国际资本和技术引进、别国资源合作开发等内容日益上升为中国政府外交活动和民间对外交往活动的主要议题和内容。

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也在逐渐遍布全球，经济利益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动力，而世界各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也从单纯的政治大国向兼具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的方向转变。

国家政治层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被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总方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被重新确立为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之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将推动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甚至是中心议题，政府各部门的各项工作都以推动或服务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工作目标，经济议题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

在政府体系内部，政府职能部门的调整（如国家发改委、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组建）与适应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跟经济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财政部）的地位相比计划经济时期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地方政治层面：政治经济化在地方政治层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充分，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基本上都是以围绕“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地方经济发展成果已经成了考察地方政府政治绩效和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首要和最主要标准，各地人民群众也日益以经济发展成果惠及自身与否作为评价当地官员工作的主要依据。

改革开放后，经济管理权的逐步下放也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为吸引经济资源要素发展而展开了激烈竞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联邦主义”，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在逐渐从“政治管制者”向“经济管理者、社会服务者”转变。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及意义

政治经济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也是全面和深远的，当然这种影响也是包含正反两个方面的，但其中的积极影响和正面作用还是主要的、长期的，而消极作用则是次要的、阶段性的，对此我们需要有明晰的认识和把握。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积极影响。首先，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政治经济化使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轨迹逐渐远离了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政治的浪漫主义和传统政治的人治主义，政治活动要实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坚持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理念和科学精神去思考问题。

因为现代经济体系运行有着自身内在客观规律，而且国民经济本身的发展又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现代经济体系自身的规律性、科学性、知识性要求为之服务和相适应的政治活动必须具备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品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都是党和政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理念的具体体现，政治经济化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水平的空前提升。

其次，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海外学术界，尤其是多数西方学者从西式民主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有限和滞后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误读，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改革前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而言，没有政治改革作为前提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的实现。

政治经济化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府运作模式必须摒弃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主义形态，由单纯直接管理、全面政治管控向多元综合管理、宏观有效治理方向转变，今日中国政治的语言体系、主要议程、运行手段与建国前和改革开放前相比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理性化的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是任何对中国政治发展有清晰、客观认识的有识之士都会承认和认可的。

再次，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的“经济化”推动着政治参与主体的更新、增加，增强着公民个体和团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热情，这就为民主政治的进步提供了主观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系本身所包含的交换、自由、平等、竞争、法制、规则等理念也在通过日常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而逐渐输入进政治体系之中、渗透进公民大众的政治理解之中，而这些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品质要求，又是其获得恒久不竭发展动力的外部社会条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与中国政治经济化的进程、内容相适应才能真正体现时代主题和满足人民需求。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消极影响。政治经济化在给当代中国政治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巨大动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客观上的消极影响，如政治经济化所导致的政治参与诉求的短期内快速增加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多元化政治理念的传播在一些方面削弱了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在意识形态方面上的合法性；社会各阶层政治诉求的多元化、利益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出现了功利化、庸俗化和弱意识形态化的现象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第4篇：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

经济是政治变革的根源动力与制约条件。人类社会的中心活动是经济活动，因为“人”从根本属性上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其欲求在本质上是永不满足的，而社会物质条件状况是决定人类各种欲求能否获得满足的根本性、基础性、前提性条件，因而为人类社会创造和提供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必然在人类活动中居于首要与核心地位，而相应的经济关系也成为人类社会中其它关系形态的“母体”与本源决定性因素。

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诞生之刻起便存在着一个内生性、先天性的永恒矛盾，即人类欲求的无限性与其本身所导致的经济活动所需资源的相对有限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无法回避和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只能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手段去规约人的无限欲求，才能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实现最大化、最优化的物质生产，进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调和、缓解这个矛盾以维持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

这些方法、途径、手段的具体体现便是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准则，包括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伦理本文由收集整理道德准则、婚姻制度、宗族制度等等，孔子所讲的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实则就是在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进化时期，其社会制度外壳“蜕变”的表现。所以说实现“更好的”经济生产活动是政治活动、政治变革的最终目的与根源动力所在。

与此同时，经济又是决定政治变革是否“合理”、是否成功以及政治活动是否有效、正确的根本制约条件，这种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变革的方向必须适应经济形态的转型与发展；不同经济形态对政治管理的需求程度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活动的合理边界；恢复、发展、繁荣经济生产活动应始终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活动的根本和长远目标。

之所以称其为“根本制约条件”就在于，一旦政治违背了这些方面之中的任何一点，就不仅会损害经济发展，而且会导致政治活动的混乱、政治机器本身的失灵、政治变革的失败，其历史上典型事例如“王莽改制”因附会《周礼》、复古倒退所导致的混乱与失败，法西斯主义以“军事”代替“经济”作为活动中心所导致的战争浩劫与自身失败等等。

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与服务工具。每一种经济形态活动本身都有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非理性发展趋势和存在主义的历史惯性。以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为例，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的发展，其本身很容易陷入“土地相对平均分配—土地兼并加剧—土地日益集中—人地矛盾逐渐激化—被迫进行改革或爆发农民起义”的治乱交替历史循环之中，中国封建时代的“王朝周期律”便是典型案例。

因此，政治权力作为人类社会权力体系中的核心权力，必然要对经济发展起引导与服务的作用，具体来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经济的“量”的方面，就是要运行政治权力改革社会体制、更合理地配置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实现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以满足人民生活和推动精神财富的丰富。二是在经济的“质”的方面，就是政治活动要遵照经济“前进”发展的需要，努力探究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主动调整既有经济生产关系、政治运行关系、社会组织关系中不适应这种发展趋势的部分，努力实现经济在“质”的层面的革命与进步。

这两个方面的前者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在正常情况下任何形态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和平的和非和平的）都会努力推动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因为这既是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政府本身财富和力量增长的需要。但后者的实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任何时代的政治掌权者或者说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很难主动发现经济发展“向前”的趋势，例如封建政权就很难想象、理解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前进”趋势，更不用提主动推动这种趋势了，而且究竟何为真正的、正确的“前进”趋势在短期内也是很难确定的。

因此，后者的实现在多数情况下是当历史条件成熟时，靠革命、战争等较为激烈的方式先从根本上实现政治形态的革新，进而才能比较顺利地推动经济革新，其典型事例就是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政治经济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政治经济化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可以说：经济决定着政治，政治在本质上是以“为经济发展而服务”存在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为经济服务的程度是不同的，经济形态越先进、越高级、越复杂，则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必要性就越强、程度也就越高。在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世界，经济活动的范围、广度、深度和全球化程度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要素也越来越复杂、资源相对稀缺性也越来越高，其发展需要包括金融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各种经济要素的合理配置作为支持。

当代政治活动或者说政府活动所面临的各种管理任务也在不断增加，而这些任务又都直接或简单地与经济发展相关联，“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政治活动的中心任务。因此，可以说政治的“经济化”是当代政治活动内在属性的要求和当代政治活动的基本特征，除个别国家外（例如朝鲜），基本上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以经济利益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以实现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政策的首要导向。

虽然“政治经济化”是当代各个国家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和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化”运行机制及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化程度较高的美国，是由资本力量主导政治，政府实质上就是为资本财团服务的雇员，其整个政治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都是自下而上式的。

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整个国家政治体系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在彻底打碎王朝政治的基础上，按照“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虽然国家和政府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经济资本的力量无论多强大说到底只是国家发展经济的必要工具和必需要素，始终不可能脱离国家的最终规制与引导，绝非是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和“主人”。

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运行模式也是自上而下式的，即先由国家为适应一定阶段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个中心任务或目标（通常表现为政治化的经济口号和中央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的主要标题、内容），然后党的各级组织、国家各级政府、国家下属社会组织、国家暴力机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国家宣传机器、教育学术机构都会学习、依照、围绕此中心任务或目标并根据各自职能开展相关工作、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去实现这个共同的中心目标或者任务。在这里，这个中心任务或目标（例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号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起到了将国家内部的各种组织、阶层、团体、群体之间的矛盾暂时弥合、转移，使分散的原子化政治结合成为协调统一的社会政治，以实现一定阶段或时期的整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目标的“社会联结”的作用，这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涵和特征所在。

政治经济化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具体表现。政治经济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尤其是中国现在处于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这种特征就显得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国际政治层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紧跟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浪潮，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方式、行动目标、活动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国际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开发、国际资本和技术引进、别国资源合作开发等内容日益上升为中国政府外交活动和民间对外交往活动的主要议题和内容。

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也在逐渐遍布全球，经济利益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动力，而世界各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也从单纯的政治大国向兼具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的方向转变。

国家政治层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被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总方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被重新确立为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之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将推动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甚至是中心议题，政府各部门的各项工作都以推动或服务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工作目标，经济议题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

在政府体系内部，政府职能部门的调整（如国家发改委、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组建）与适应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跟经济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财政部）的地位相比计划经济时期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地方政治层面：政治经济化在地方政治层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充分，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基本上都是以围绕“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地方经济发展成果已经成了考察地方政府政治绩效和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首要和最主要标准，各地人民群众也日益以经济发展成果惠及自身与否作为评价当地官员工作的主要依据。

改革开放后，经济管理权的逐步下放也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为吸引经济资源要素发展而展开了激烈竞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联邦主义”，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在逐渐从“政治管制者”向“经济管理者、社会服务者”转变。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及意义

政治经济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也是全面和深远的，当然这种影响也是包含正反两个方面的，但其中的积极影响和正面作用还是主要的、长期的，而消极作用则是次要的、阶段性的，对此我们需要有明晰的认识和把握。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积极影响。首先，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政治经济化使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轨迹逐渐远离了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政治的浪漫主义和传统政治的人治主义，政治活动要实现为推动经济发

展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坚持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理念和科学精神去思考问题。

因为现代经济体系运行有着自身内在客观规律，而且国民经济本身的发展又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现代经济体系自身的规律性、科学性、知识性要求为之服务和相适应的政治活动必须具备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品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都是党和政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理念的具体体现，政治经济化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水平的空前提升。

其次，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海外学术界，尤其是多数西方学者从西式民主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有限和滞后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误读，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改革前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而言，没有政治改革作为前提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的实现。

政治经济化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府运作模式必须摒弃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主义形态，由单纯直接管理、全面政治管控向多元综合管理、宏观有效治理方向转变，今日中国政治的语言体系、主要议程、运行手段与建国前和改革开放前相比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理性化的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是任何对中国政治发展有清晰、客观认识的有识之士都会承认和认可的。

再次，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的“经济化”推动着政治参与主体的更新、增加，增强着公民个体和团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热情，这就为民主政治的进步提供了主观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系本身所包含的交换、自由、平等、竞争、法制、规则等理念也在通过日常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而逐渐输入进政治体系之中、渗透进公民大众的政治理解之中，而这些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品质要求，又是其获得恒久不竭发展动力的外部社会条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与中国政治经济化的进程、内容相适应才能真正体现时代主题和满足人民需求。

第5篇：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价值作用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整体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磐石，具有我国特色的宝贵经验。它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但在21世纪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经受着来自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西方经济学”重大冲击的考验。那么如何对它科学正确地认识与评价，透彻分析其当代价值就成为了愈发重要的问题。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不断前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秉承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其价值体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在商品交换与生产的各个环节中遵循市场普遍发展规律，坚持以劳动创造价值为核心，排除其社会制度的性质限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适用于两种社会市场制度之间。其中包括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进一步探讨问题时也表明，在限制商品价值的理论的条件下，其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可以适用于其他社会形态，即透过商品的价值实现其经济价值。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的劳动价值理论，使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它使得全社会的劳动总量扩大，增强社会的使用价值，同时也增强使用量以及社会财富，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中提出。在以劳动为核心的分配方式形成的基础之上所进行的分配而产生的的劳动价值，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运行，而我国分配制度的确立，是将广大劳动者的收入纳入到恰当的分配格局中。保证广大劳动者有参与剩余产品分配的权力，从而有效缓解资本垄断问题，加强经济结构平衡，调节市场运行中的滞后与盲目，有效实现社会资源的配置。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效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社会公平

经济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性，主遵循其自身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它渊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肯定了社会再生产以及生产力解决生产关系的普遍客观规律，所以它的结论与内涵不会随着时代的潮流而更改。它的理论中强调社会在有序生产的背景下，商品可以通过货币中介成为流通的产品并且实现它的价值。而经济的自行发展会导致经济总量不平衡、内外部结构失衡、资本垄断、缺乏社会公平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党和政府从经济发展的宏观局面着眼，必要时开展紧缩性财政措施。以货币为基础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总量与结构上的调整。多样化手段引导市场运行与控制，使整个社会有计划的按生产比例运行。快速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有效解决经济矛盾。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也可以使经济运行速度维持正常水平，降低失业率，有效维持收支平衡。在我国经济平稳运行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实现社会经济价值合理创造。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现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过程中，其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将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这成为了解决民生经济的最首要的问题。即如何在释放社会生产力以提高生产水平，无论是商品的价值或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等问题阐述而不断丰富其内涵。实现以形成货币本源及本质分析的价值形式来明确劳动者占据社会的主体位置。秉承劳动铸就价值创造的意识形态，才能切实保证广大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满足他们的发展与需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与利益。这便是它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下，深刻认识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重要。从实践与理论的观点视角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问题，趋势与原因作出科学合理解释与明确预判，使其进一步迈向现代化进程。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周期较短，经验不足，只有经受住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验，才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优化与完善。在发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道路上，相互付出过，共同取得辉煌成就。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成为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科学基石

第6篇：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

关键词：国有企业 政治关联

企业政治治理的研究思路主要沿以下三方面展开：一些学者集中于个体层面的企业领导人政治关联的研究；另外一些集中于公司层面的企业政治活动的研究；马连福等突破了现有企业政治行为理论研究的二元划分，将政治关联和企业政治活动两方面统一于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研究之中，深化了对中国情景下的政治资源企业政治资本的理解。

一、政治关联概念

企业政治关联的产生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有关。我国对资本市场准入采取的核准制，其核心就是政府用权力配置资源。这样就创造了一个资源短缺的市场，谁拥有这一市场的份额就相当于拥有某种特权，需要资源的企业则努力去获取这些特权。

Fisman最早把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的紧密私人关系称为“政治关联”。赵峰和马光明则认为政治关联指企业与拥有政治影响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政治关联不同于政府干预，也有别于政治腐败。在政治关联中，企业是主动的，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建立关系，来追寻企业自身利益。而在政治干预中，政府是主动的，试图通过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利用企业资源来达到某种公共目的，或官员获取私人利益。政治关联通常可以帮助企业高管了解政策动向，加强与政府的有效沟通，进而获取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因而在法律层而上，企业政治关联行为大多是合法的，这在本质上有别于政治腐败。

在企业个体层面，以社会资本为构架，关注新兴经济中一种特殊的管理者连带即政治连带，拓展了公司政治关联的研究空间；企业则通过控股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成员等关系渠道与政府领导建立个人关联获取收益（如优惠融资、较低的税率和宽松的管制）。影响公司政治关联的调节变量包括：竟争强度、结构不确定性、行业增长率、竟争战略产业类别、个人传记特征。

二、政治关联度量方法

综上分析，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很难选择一个统一指标来度量世界各国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事实上，企业的政治关联行为不仅涉及政治背景，还涉及文化背景、经济制度、企业治理制度等内容。因此，采用多个指标来综合度量企业政治关联程度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三、政治关联形成机理

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自1932年提出以来，迄今仍是理论经济、财务金融和组织管理等领域的研究重点。学者们分别运用政治学、经济管理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不同榷剖析了企业政治关联行为的形成机理。

不同理论的侧重点不同：寻租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侧重于分析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委托理论侧重于分析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替代机制理论和交换理论则侧重于分析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且寻租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委托理论侧重于分析企业政治关联行为的成本，利益相关者理论侧重于分析收益，交换理论则侧重于分析成本与潜在收益之间的相互权衡。

四、政治关联形成动机及影响

以往关于公司政治关联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关联带给企业的收益，较少关注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直接成本。比如政治关联能获得更多政府补助、能够避免违规处罚、改善契约执行环境、缓解融资约束、获取更多的多元化资源、增强企业价值等。政治关联显著降低了高管变更的可能性、削弱了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的负相关关系，在法治水平低效、金融发展落后的地区，政治关联对高管变更业绩敏感性的负而影响更加显著。

政治关联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过度薪酬、盈余管理、抑制创新、诅咒效应等。政治关联降低了风险资本投资对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在企业资金相对充裕的情况下，还可能造成公司经营口标混乱。高管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成为其构筑职位壕沟的资本，弱化了公司治理对高管应有的监管和约束机制，并加剧政府对公司的干预行为，从而遏制了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政治关联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路径与效率，政治关联对信货资源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中国私营企业银行贷款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5，4（2）：605-622.

[2]蔡地，万迪P.民营企业家政治关联、政府干预与多元化经营[J].当代经济科学，2009，31（6）：17-22.

[3]蔡新蕾，高山行，杨燕.企业政治行为对原始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视角和资源依赖理论[J].科学学研究，2013，31（2）：276-285.

第7篇：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

摘 要：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的越轨行为，产生了破坏市场秩序、危害社会公平、滋生腐败等危害。通过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越轨行为的现状和原因，提出了治理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越轨行为的对策。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越轨行为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1-0062-02

随着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愿望越来越强，同时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有利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和我国政治民主建设。但是，在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存在大量的越轨行为，极大地破坏市场秩序、危害社会公平、滋生腐败等。因此，在积极鼓励广大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同时，也要防止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的越轨行为发生。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越轨行为的现状和原因，提出治理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越轨行为的对策，对促进我国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越轨行为现状分析

所谓越轨，就是对社会规范的违反，而政治参与中的越轨行为则是主体在参与政治过程中，违规范的行为。随着改革开放而迅速“崛起”的私营企业家阶层运用经济上的强势左右着掌握社会等重要资源的政府部门人员的意志，在参政的过程时有越轨行为的发生。这些行为主要表现为：

（1）一些私营企业主采用暴力，非法等方式介入政治。这种形式主要包括“黑社会组织”形式的暴力参与；无照经营或非法经营；违章作业等。单说以“黑社会组织”形式的政治参与，在此次“重庆打黑”中，以黑社会性质的暴力组织恶性介入当地的社会生活是其典型特征。陈明亮，黎强，王天伦等冠以私营企业主身份的黑帮老大均以涉嫌组织、领导社会性质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逮捕。他们以暴力垄断某一行业，攫取高额利润。如王天伦，人称“王三”，其发家史就是一个字――“打”。依靠“打”，他逐步垄断了重庆41%的猪肉市场，“不把猪送给他的商户，打；跟他争夺生猪收购的，打；不卖他的猪肉的，打；抱怨他的注水猪肉的，还是打。”打的生猪经营户，竞争者，消费者望而生畏。这些私营企业主就是依靠暴力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获得经济利益。

（2）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向官员行贿。行贿主要包括金钱贿赂和其他的变相贿赂方式。贿赂是指私营企业主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或间接给予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这是私营企业主在与政府官员接触中采取最常用的方式和手段。在此次重庆打黑与以前多发的经济犯罪案，如“赖昌星案”“案”等等，无不能看见“钱权”的影子。这也是很多人所谓的“以商养黑， 以黑护商”“”的说法了。除了给予官员直接的金钱贿赂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非直接性的贿赂方式，如给官员家属以“特殊安排”，贿赂，旅游，健身娱乐，培训，有价证券等等变相贿赂方式。在这些贿赂方式的表面，我们或许根本就看不到钱的影子，但是钱就在“潜移默化”中进入官员的腰包。除了上述方法外，还有提供干股，年底分红等好处。

2 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越轨行为原因分析

部分私营企业主采取这些方式参与政治给带来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但是我们在看到恶劣的影响的同时，也应仔细的分析影响发生的原因。笔者在此就私营企业主在参与政治过程发生越轨行为的原因提出几点及自己的看法。

2.1 经济上的增强使部分私营企业主将经济上的强势转化为政治优势恶性介入政治

随着改革开放而崛起的阶层，经济实力上的增强是毋庸置疑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参与政治，要综合运用到金钱，时间，精力，文化，意识等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金钱。没有这许多方面作保证，参与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政府的重要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物品。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对各个机构，实体来进行管理，而各个利益集团的活动又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经济上增强的私营企业阶层利用自己拥有的经济强势来介入政治，来使政府制定的政策更有利于他们的经营。从而达到垄断某一行业获取超额利润。垄断是法律所禁止的，没有政府法规或政策的支持，垄断便无法存活。由此，很多专家学者都提醒：警惕私营企业阶层利用经济强势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

2.2 政府掌握政治资源的分配导致私营企业主运用不正当方式影响权力部门

所谓“政治资源”就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以及形形的其他东西 。”政治资源的配置对社会变迁和政治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政治资源分配也是权力分配。对企业来说，能否成功运用政治策略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绩效。我国企业政治研究专家田志龙，卫武等通过调查访谈，建立模型使此得到了有力的证明。而在实际生活和行动中，我国的企业也认识到用实际行动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重要性，纷纷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政治。然而，不管他们是采取直接参与，培养人，与政府官员建立友好关系，还是使用财务，制度创新等策略，其主要根源还是在于我国政府掌握着政治资源的分配。正是因为资源分配是在当局领导下进行，才引发部分私营企业主甚至以越轨等不正当的方式来影响权力部门。

2.3 政治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引发私营企业主在参政过程中的越轨行为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供人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源、社会资源总是不充分的。不管是在远古时候因土地的争夺而带来的开疆扩土的战争还是现代社会围绕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引发的战争，都是因为供人类生存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政治资源的分配体现了人类享用社会资源，物质资源的权利。政治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但是在我国现有的格局下，政治资源并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比如人大，我国在1995年的《选举法》第三次修订法中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不超过3000人。而我国公民则多达13亿，即使去除不具有选举资格的人群，拥有参政资格的公民依旧有很多。这就造成参政人数的众多和表达机制对人数限制之间的矛盾。亦引发各利益团体对政治资源无限性的需求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因此，各利益集团围绕着这些有限的资源进行博弈，私营企业阶层当然不会例外。这种博弈有时则有种不择手段的意味，表现为用非法的，不合道德的手段来攫取，以此来排挤其他阶层对有限资源的享有。

3 治理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中越轨行为的对策

在分析了我国私营企业主越轨参与政治的原因之后，笔者提出几点治理对策：

3.1 营造一个稳定、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利于私营企业的公平竞争

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即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和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作为我国重要经济成分的私营企业，国家理应给予他们一个稳定、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利于各种类型的企业公平竞争。这就依赖于完善和健全的法律体制。法律是一个国家明文规定的社会规则，也是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完善法律，我们的立法人员要有先见之明，把法律在事故发生之前制定出来。其次是在事故发生后，要及时填补法律漏洞。法律在制定起来后要实施，不可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为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有法必依，违法必惩，执法必严”是对法律最好的诠释。

3.2 将市场机制引入各利益集团政治参与过程中

利益集团存在着分利行为，他们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并不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和增加社会财富而努力，而是为了参与分配社会利益而参与政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集团参政都会起到负面效应。奥尔森在分析利益集团的外部负效应时，提到“狭隘利益集团”和“共荣利益集团”的区别。他认为，狭隘利益集团只产生分利效应，而共荣利益集团则更多关注到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注意到社会的均衡发展，注意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国家法律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游说政府的最终结果，就像市场竞争能赋予市场以活力和动力，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一样，利益集团的竞争也能增强政府的效率，使社会资源能充分和有效的分配。政府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为社会大众所共同拥有。因此，应放低参政门槛，使所有的集团能够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愿，使政治资源能够得到有效的分配。

3.3 加大涉黑犯罪的惩罚力度

以黑社会组织的形式参与政治是越轨行为中最为恶劣的一种方式。涉黑的私营企业主拥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分工明确，纪律严明，并在一步步的计划中进行。因此他们的犯罪并不是一种过失，他们是理性的。在经济学中，一个理性人总是运用成本与收益来决定某件事的实施。持刑罚威慑论的学者们也认为，犯罪人也是权衡了犯罪的成本与收益之后才决定要不要犯罪。当预期的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他就会实施犯罪，反之就做一个守法公民。因此要提高刑法等的惩罚性成本来震慑犯罪行为人放弃犯罪。而《刑法》关于黑社会的量刑幅度，期限等相对来说是很低的，境内黑社会犯罪仅判3年有期徒刑，境外是3――10年。这种偏低的量刑对涉黑的私营企业主根本就不能起到震慑和警戒作用。因此要提高涉黑私营企业主法定刑，提高案件侦破的效率和概率，让犯罪能得到及时的处罚，让犯罪行为人觉得犯罪并不划算，从犯罪惩罚结果来打消犯罪行为人的“理性”偏好。

4 结语

造成私营企业主越轨参与政治的原因很多。我国正处在转型期，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还不够成熟，社会中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因素，也存在着种种矛盾。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这几十年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参政问题上一直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国家致力于建设全民共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私营企业的私营经济成分，在很多人眼中依旧是个剥削阶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高。特别是在私营企业在我国的合法性问题上，更是经过多年的多人的努力，才有所改观。这是私营企业在我国所处的不合理的对待最重要的一方面，其他的还有很多。只有找出并化解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和矛盾，才是治理私营企业主越轨参与政治治本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案例来源：新浪网，重庆打黑系列案［EB/OL］.

［2］陈光金.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5，（1）.

［3］［美］ 罗伯特・ 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卫武.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及其关系研究术［J］.管理世界,2006,（2）.

第8篇：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

「关键词转型期/权力资本化/路径/控制

权力资本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存在形态，不是政治特权谋求经济权力的单一层面，而是政治权力资本化和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的混合产物，它充分体现着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经济权力向政治领域相互渗透的内在要求。从政府的公共性和资本的外部性来看，政府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存在着内在矛盾，但研究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看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是必然要结合的而且能结合得相当默契，这就使得政府的政治权力具有资本的经济特征，资本的经济权力具有政府权力的政治特征。当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在政治权力结构体系中的权力形态出现了权力市场化、商品化和资本化的异化趋势，而权力资本化是权力异化形态存在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目标形态。

一、传统社会政府的政治权力的释放形态

“权力资本化”指的是利用自身拥有的政府公共权力，以及通过资本的经济活动来获取政治特权的方式，来谋取个人或集团的非正当的额外利益或垄断利益的行为。判断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是否资本化，应当看是否满足了三个条件要素。一是社会形态是否具备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需求；二是政府是否具有绝对政治权力来实行市场管制、强力干预市场交易，对社会资源具有强制性支配力；三是政府的政治权力拥有者或利用资本的经济权力购买到政治权力的购买者主观上是否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购买到的权力来攫取额外利润或垄断利润的动机。

在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社会，政府直接占有公共财产，垄断经济资源，从具体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到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社会经济发展）都是实行全面干预，不存在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交易过程。而即使政府的政治权力拥有者或利用资本的经济权力购买到政治权力的购买者主观上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购买的权力来攫取额外利润或垄断利润的动机，但传统的计划经济社会政府的政治权力并不具备权力资本化的另两个条件要素，因而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并无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实现权力资本化的客观路径。在传统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和释放形态体现为政治权力的单一层面异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利用党、国家和社会一体化高度集权方式，采用行政性、指令性的手段整合社会，垄断和支配社会资源，控制私营资本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由于没有私营资本主体的存在，自然就不存在政府政治权力与资本经济权力相结合，谋取特殊利益的客观可能性。政府的政治权力异化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拉关系、走后门”，凭借亲朋好友、政府官员的人情关系和人事关系，在安排工作、分配住房、提职调动、入党升学等方面行使特权，并不存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谋取特殊利益和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客观基础，并且权力拥有者所得利益还相当有限。这种权力异化并不能称之为权力资本化，但其却为以后的权力资本化的形成提供历史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转型期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资本化的路径依赖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发展，政府的公共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逐步转变。而伴随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的混合发展，社会生活将发生更大更快的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将更加明显，经济因素在社会关系运转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由凸显行政权力主导社会秩序的政治一元化社会转为经济因素在社会管理中起重要作用的政经二元化社会。反映到政治层和管理层，就是资本在社会关系中和权力场中所拥有的控制力也将越来越大，政治权力结构中权力资本化的色彩也将会越来越浓。当前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政治权力结构趋于资本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路径。

一是基层公选制的推行。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当前我国较基层部门领导人或部门工作人员越来越多地通过公选产生。参选人范围很广，但在目前，最终中选的人除符合一般的条件外，还附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权力基础或资本实力。中选人在参选时更多的宣称代表公众利益，总是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本钱或资本实力，予以选民一定的现利或期利，获取选民的选票。而选民为了获得参选人的利益承诺，极有可能把手中的民利和选票当作商品出卖，因而拥有一定资本实力的参选人，中选的机会更大。而事实上这类中选的人不过是想通过选举获得个一官半职的，捞点政治资本，而出于满足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本质利益索求，中选者很有可能背弃曾经的许诺，利用政治权力谋取自身的利益，经营并扩大资本实力。

二是民营资本的渗透。这是资本经济权力政治化、资本的经济权力渗入政府政治权力场并利用政治权力场谋取经济权力的突出表现。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一些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引进民营资本，给予民营企业许多优惠政策。一些名望较高、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家为在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的，为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经营关系网、铺平道路，使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更好的结合，也都竞相入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一些基层领导干部等。于是，许多民营企业家们总是利用的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已有的关系，明着许以现利或期利（如承诺搞项目投资、地区投资、家乡投资，带动项目事业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家乡经济发展，贡献某项事业、某个地区或家乡等）正经参选也好，还是暗着动用各种关系贿选也罢，总能捞个一官半职的。当顺利入选后，这些民企家们的头衔会立刻变为“某某委员、某某长、某某企业家”，相当响亮，相当有分量，堂而皇之的跻身政治权力场。同样的，出于满足资本不断寻求扩张的本质利益索求，这些“委员们”一旦当选，也总会利用自己的一官半职，利用自己在权力场的关系网，为自己的事业发展谋取利益，壮大自己的资本经济实力。一些民企家对政治权力的渗透，使得权力结构体系中，资本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在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前提下，政治权力结构体系除具备某些原有的体系色彩和特征外，还将具有资本权力化、权力阶层化等新的特征。

三是企业改革的管理层收购。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方位控制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财产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此时完全服从国家的政治目标，企业领导者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国家公务人员，具有双重身份。目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改革已经深入到产权改革深水域，一些地方政府为谋求区域经济利益，通过管理层收购方式变卖、贱买国有企业，一夜间造就了众多合法的私有企业家。其中大多私有企业家的资本并不是通过纯粹的商业经营积累起来的，而是利用自身的特权优势，掌控资源优势，制定收购规则，主导企业市场化改革，通过产权制度的安排使获得的财产合法化并利用市场机制获得廉价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对国家财产的合法占有（当前我国法律还未能明确管理层的这种行为是否违法）。企业经产权改制后，其归属由原来的国家或集体所有，转为管理者的私人或小集团实际占有，必然要发生与原先国家利益取向不同的利益价值趋向。企业由国有或集体所有转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有，企业私有者由既是企业管理者和国家工作人员转为只是单一的企业管理者，但是企业私有者同时收购的不仅有获得的廉价企业资源，同时还有随企业一同转嫁过来的无形的政府权力。企业私有者为谋求企业利益，总会利用其自身原有的政治资源和企业一同转嫁过来的无形的政府权力，甚至利用政府官员通过设置障碍性壁垒限制其他市场主体进入和竞争，实现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结合，形成行业竞争优势，攫取行业垄断利润，达到企业资本的价值增值最大化。

四是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寻租。这既是政府政治权力异化的路径，又是资本的经济权力谋求政治权力的终极目标和终极路径。权力寻租的主体是具备支配政府资源绝对权威的政府机构或其机构中的某个具体官员，政府官员的腐败就是权力寻租的必然结果。权利主体要实现权力资本化就必须还具备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需求，以及政府具有绝对政治权力来实行市场管制、强力干预市场交易这两个条件。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完善并不断发展，政府着力并不断培育市场，完善市场机制，不仅允许而且不断鼓励非公经济发展，使资本的经济权力不断扩张。同时，又由于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市场运行机制还不太合理，现实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来弥补市场缺陷。因此，资本的经济权力与政府的政治权力结合在这一历史发展和经济体制背景下具有某种天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政府中掌握着干预经济行为权力的官员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在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会通过政府权力对政府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政治分配，实施市场进入限制造成有租可寻的稀缺机会，谋取自身的利益。而资本的经济权力为了增大获取这种稀缺机会的机率，必然要对政府的政治权力进行渗透，进而利用用资本的经济权力换来的政治权力来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最大化。如此，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一拍即合，各谋所求。政府的政治权力制造有租可寻的稀缺机会，谋取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导致权力异化、滋生腐败。在转型期，从土地批租、金融腐败和公司上市以及企业产权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程序腐败，直至买官卖官，无不显示着政府的政治权力寻租行为的抬升势头。政府的政治权力的寻租行为必然会强化政治权力结构资本化的色彩，并为资本的经济权力攫取政治特权提供更多的制度路径。

三、权力资本化的诱发性因素及其外部性效应

大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权力资本化的现象。权力资本化的存在有其社会发展背景、制度基础和体制空间，具体来说，我国转型期权力资本化的产生，是由于在社会转轨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法制不健全、政府职能不明确、市场行为不规范以及权力监督的微弱和制衡的无力等诸多因素混合的产物。

1、权力对资源的垄断与支配性，这是权力资本化最根本的制度条件。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并获取高效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原则是“按要素分配”。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承认资本的经济权力，政府的政治权力往往也受到资本的经济权力的限制，也就是说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并决定政治权力的运行，但各种要素的社会结合方式是由一定社会权力结构所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权力就是对资源的控制力，这里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政治权力主体总是根据其总体发展目标函数决定资源配置，利用政治权力的强制性支配力，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因此，政治权力主体为达到谋取经济权力、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运行目的，总是利用体制缺陷和机制不完善，通过直接占有或支配公共财产的机会获取额外利润，尤其是在垄断领域，政治权力主体和经济权力主体联合通过控制要素供给、限制市场准入、设定市场游戏规则等方式，设置垄断特权垄断市场机会，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2、人的欲望的无限性，这是权力资本化存在的内在因素。政府的政治权力异化为特权利益和权力资本，无论有多少政治的、经济的或是环境的因素，最终还要归结于人性的自利性、物欲性因素。在改革的浪潮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在寻求自身的价值定位，社会的各种欲望和贪念在躁动、激荡。由于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总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权力主体不得不谋取特权进而来谋取额外利润，另外社会的物欲化思潮也在诱发权力主体过分利用权力掠夺财富。由于政府的政治权力也受到资本的经济权力的限制，而权力主体又经不住经济权力的诱惑，权力主体总是要敢冒被法律严惩的危险，通过多种非正当方式攫取特权利益，使自己成为集政治特权和经济权力于一身的权贵官僚。尽管政府制定各种法律制度，严惩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一个接一个被挖除，但依然存在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互勾结谋取政治特权和资本价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问题的根底就在于人对私有利益的无节制追求。

3、转型期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的体制模式，客观上要求与之匹配的法律法规与管理制度能保持一定的运行效率，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的健康运行和社会资源的高效益利用。但大多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存在市场发育不良的问题和政府利用行政权力配置经济资源并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的现象，因而存在着滋生腐败的制度基础。我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法规和管理机制不完善，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国企转制过程中，难免出现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勾结，利用市场体制缺陷和管理不规范，设定市场游戏准则、垄断一定的资源、盗窃公共财产、实现权力资本的价值增值并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　4、转轨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运行过程缺乏制衡机制。在新旧体制转轨期间，新旧体制间很难实现完全衔接，这就造成了新旧体制间的空挡，并且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还不协调一致，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这些都显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所在，也为权力主体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利用政治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的缺陷，侵占公共资源、实现权力资本价值增值提供了体制空间。权力资本的不断膨胀蔓延，除了来自制度和体制还处于转轨状态、政治体制改革还存在某些不足等方面的原因以外，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运行缺乏平衡与制约机制，民主化和法律化程度比较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体制转轨间，政府对社会、企业和市场在管理内容、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都缺乏规范，经常出现管理范畴外的越权行为，这种无制衡的不规范的越权行为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各种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的一定程度的行政垄断，从而为利用特权谋取特殊利益提供了便利。

权力资本化作为一种特殊权力存在形态，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由于其与民主、法治、公平竞争的社会变革和市场化变革相悖，它的孕育、生长及其扩张，已成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致使政府市场调节失灵，阻碍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升政府公共管理形象和效率的障碍性因素。

1、社会公正的稀缺效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实质上就是由原来单一计划经济的结构向市场多元有机结构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正和差距悬殊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这关系到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平等规则和社会公正的实现。在向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部分掌控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特权者，利用社会转型、企业产权改革之机，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和不当占有，使权力资本不断膨胀，这必然进一步造成不公正分配和拉大收入差距。分配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层面，对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必然造成公众对社会公正的质疑直至失望，并将直接导致社会公正稀缺和沦失。

2、社会群体的分化效应。因权力资本化而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和收入差距拉大，也必然会引起已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除从事教研、医疗、律师、外企业领域等工作并有着不薄收入的群体被视作中间阶层外，通过侵吞国有资本，而从工薪群体中“超然”而出，成为财富增长最快、社会影响力和支配力最强的新型群体，即权贵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家；企业改制后的大部分工薪群体则成为时刻担心已得利益保障度、并不断诉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各种利益的中等偏下阶层，即新市民阶层；在企业改制中被剥离的下岗、离岗成员在接受一定的利益补偿后，而成为被现代城市边缘化的困难群体；而在市场化改革和企业产权改革中未直接涉及的农民则一直是社会的下层群体。

3、公共权威的消减效应。社会公正的缺乏、利益群体分化以及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必然使政府的公共管理、社会整合的难度加大。在市场化改革中权力资本化所表现出来的分配不公和现实国家体制与意识形态对这种不公正的难以解释，以及严重损害公共权力机关形象的政府权力寻租行为，削弱、降低了政府权威、政府影响力和公信度，使社会成员在强烈的利益反差中开始抱怨激愤，对政治生活开始表现出冷漠和抵触情绪，对形成中的国家体制、社会体制和结构产生漠视、疏离、抗拒等不同反应，这对新公共管理体制和新社会秩序体系的形成构成了社会压力和公共挑战。

4、经济资源的耗损效应。权力资本要实现价值增值，不是依靠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手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来实现，而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资本的强支配力结合，来破坏市场经济规则，非法垄断和侵占社会资源，尤其是侵占社会资源中的经济资源。垄断者一旦利用非法手段掌控经济资源，必然会任意挥霍、片面追求资本的价值增值，根本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和合理、科学利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垄断保守、不健康不稳定的状态。政治特权者利用政治权力进行寻租活动而攫取的大量额外收入，几乎都被个人享乐性挥霍，造成大量的本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社会资源被损耗。

5、社会价值观念的溃散效应。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由单一向多元取向分化，社会成员被赋予更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的自由空间，并且其价值取向正趋于个性化、现实化。政府作为主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倡导者和引导者，由于权力资本的存在而造成资源获取和占有机会的不均等，既损害了政府维护社会公正、公平的形象，又破坏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社会公平竞争原则，造成利益反差极大，不仅人为地加大了社会成员的不平衡心态，而且使社会成员开始产生对政府公信度的质疑和社会公正的失望，开始以强调自我、张扬个性来主导自己的行为，导致本就影响力微弱的原有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更趋于崩溃的边缘。并且在利益关系调整过程中，一些群体利益受到损害，极易产生群体性的非理性的不满情绪，形成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隐患。

四、权力资本化的路径控制

在转型期，由于体制缺陷和机制的不完善，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通过各种路径相结合，利用各种方式谋取特殊经济利益，构成权力资本化这种新的社会资本形态。这种新的社会资本形态给我国深化改革、社会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抑制权力资本化的形成、膨胀与蔓延的路径，是我国深化改革、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必须重视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一是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行政的民主政府、法制政府。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彻底改变原有政治体制中凸显的权力过分集中问题，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问题。没有政治权力约束的人，极有可能沦为资本权力的俘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统治的真正内涵就在于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尤其是对领导者个人集权的限制，就是要建立科学民主决策的机制、社会公示和公证的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行政，构建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加大权力主体利用特权实现资本增值的机会成本，消除集权者和特权者利用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客观体制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也要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完善、规范基层民主选举制度，警惕基层民利变成商品，不断健全、强化对基层领导干部的权力约束机制，从制度和机制上遏制基层民主选举中存在的经济权力投机的制度基础，从源头上有效遏制基层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各种腐败行为。

二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市场运行机制。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资本的经济权力之所以能相结合实现权力资本化，就是利用新旧两种经济体制接轨过程中的空隙，因此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尽快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加快完善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体制的接轨，消除权力资本化的经济基础和体制空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快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对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高效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就应培育市场竞争机制，规范市场秩序，规范政府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引进、整合与优惠政策，抑制政府权力在市场机制中的强制性支配力，弱化政府在市场管理中的全能管理者角色。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突破点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针对目前国企产权改革中出现的管理层利用手中职权和体制真空，内外勾结、违规审批、隐匿转移、侵占私吞国有资产并严重损害职工利益的不合理现象，要尽快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完善国企产权改革制度，规范市场化改革机制，抑制权贵资本和官僚资本的非法形成与膨胀，有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维护广大职工的正当利益，消除部分管理者利用职权攫取公共财产、实现资本价值增值的制度基础。

三是加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权力资本之所以能形成并不断膨胀，主要是政府拥有对各种资源的政治强制支配力，并且这种支配力在体制和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被非法的不合理利用，形成垄断利益和资本的价值增值。这就需要对政府权力对各种资源的支配力加以制衡和监督，应当摒弃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限权力政府。一是要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做到政府部门权责明确，即要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发挥市场机制，放权让市场和社会去管理本应属于市场和社会管理的事务，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管公共事务的三元公共管理结构，转变政府的行政权力无处不在、无所不管的一元主导管理模式，在权力的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控制政府权力的干预范畴。二是加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即政府部门要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据《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规规范、约束政府行为并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过程，依法控制政府权力，使政府在行使公共管理的权力运行过程中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做到程序正当、合法。

四是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在原有政治或经济体制中，权力高度集中或权力过于干预，直至权力失控、产生权力资本化的不合理不合法行为，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制建设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而要对权力进行制衡和有效监督，一是要加强法制建设，强化法制监督，要继续加强规范行政权力的立法工作，健全政府部门的法制体系，并要求政府部门及其人员要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准越权、滥用权力，形成对政治权力的立法控制，彻底消除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加大集权者、贪赃枉法的受惩机会和受惩力度。二是要建立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强化权力防范力度，即政府行使权力不仅要做到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还必须接受外部的监督和限制，这就需要构建严密的立体化外部监控体系，即构建行政立法控制行政权、人大和司法监督行政权、社会公众和舆论监督政府行为并暴露政府腐败行为的立体权力制约体制，防止和抑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消除权力资本化的法制基础和社会基础。

五是加强廉政建设，构建良性权力道德价值体系。权力资本化是政府的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渗透、资本的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领域渗透的双层面互动与结合，并非政治权力主体的单一渗透层面，但利用政治特权谋取额外或特殊经济利益却是双层面互动与结合的终极目标。因此，加强廉政建设、构建良性权力道德价值体系也是防止权力资本膨胀与蔓延的内在的道德控制路径。当前，应当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大力加强廉政教育与宣传工作，培育浓厚的社会道德氛围，培养和提高权力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通过加强对权力主体的权力道德教育，培养权力主体的服务意识、公共道德和政治责任感，使权力主体形成遵纪守法、诚实信用、坚守公正与公平、勤政廉政的权力道德价值观，并使这种权力道德价值观内化为权力主体的外在的权力行为，控制权力主体理性经济人思维。控制权力资本化、防止权力腐败，除了制度和外部监督层面的硬约束机制外，还必须强化内在的道德约束机制，只有内外用力、“软”“硬”兼用才能对权力资本化形成更有效的系统控制机制。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2]弗·伍·派克。权力与金钱[M].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3]斯蒂芬·莫尔。权力与腐败——政府和大企业的腐烂核心[M].李锋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

[4]焦健。公共权力运行的误区——权力错位[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5]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第9篇：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

关键词：政治课 信息 技术 整合

各种信息所带来的影响是千变万化的，这其中既有积极因素又会有消极因素。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信息来达到获取知识的目的，怎样才能使所获取的知识引导人走向积极的一面，这是当前思想政治课教师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不仅需要思想政治课教师有较强的信息获取、分析和加工的能力，而且能教给学生这样的能力。

一.新世纪思想政治课的特点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部分，对提高国民素质，传播信息化概念，培养知识经济时代所必需的新型人才（具有创新能力和高尚的道德）起着关键的和基础性的作用。中学思想政治课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担负着培养中小学生的思想品德的重要任务，由于本学科的独特性，在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里，思想政治课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知识容量大，涉及面广。思想政治课作为文科类的综合性课程，涉及到的内容可谓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甚至理科类的各门学科也都有涉及。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和意识的累积是成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发展，老师和学生可以获得的知识和资料更加丰富。但是，人有所长必有所短，各种信息和资料所带给社会和每个人的影响是千变万化的，这其中既有积极因素又会有消极因素。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信息来达到获取知识的目的，怎样才能使每个人所获取的知识引导人走向积极的一面，这是目前在思想政治课老师面前的一大难题。这需要思想政治课教师有较强的信息获取、分析和加工能力的同时，也能教给学生一种获取、分析和加工信息的能力。

学科交叉性强，互相渗透。要上好思想政治课，需要思想政治课的老师有浑厚的知识底蕴，不仅要有心理学、教育学的知识和技巧，还需要教师本身有文理科的基底，更重要的是有不断地吸取新的科学技术的精华的能力。比如说，高一的思想政治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主，高二的思想政治课以唯物主义哲学原理为主。每个年级的思想政治课都有自己鲜明的主题，而在每个主题中又涉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学科的知识。 以高一的经济常识部分为例，其中涉及心理学、数学、英语、法律、社会学、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及各种新兴学科的若干知识。尤为重要的是教师如何利用教育学、心理学的原理引导学生对这些学科感兴趣，学会利用这些学科的知识来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科所要达到的授人知识，育人品德"的目的。

二.信息时代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的几点做法

利用丰富的网络材料，建立教学资源库。针对思想政治学科的以上几个特点，笔者认为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势在必行。目前市面上能用于思想政治课信息化教学的软件资源几乎没有，这是思想政治课进行信息化教学的一大困难，因此进行信息化教学，首先必须建立教学资源库，经常从网络中收集各方面的教学资源，把能用于思想政治课信息化教学的资源，包括文本、图片、音乐、影像等，分类存放，以便今后检索调用。一般而言可以把资源库归为以下两类：①与课本内容相对应的资料库。按课本内容分类组织资料，可以做到归类目的明确、应用检索方便。如按政治常识、经济常识、哲学常识组成三个总目录（或三个文件），再在各目录中按课本的科目系统组织条目，将与之相关的网络材料存入相应的子条目、孙条目之中。以经济常识为例，将之分为财政、税收、银行、储蓄、保险、商品服务市场、消费者、世界性贸易金融组织和我国的对外贸易等条目，并进一步在各个子条目中又分解出相关知识点条目，如世界性贸易与金融组织中可分为WTO、IMF、WORLD BANK等。再将网上搜集到的材料纳入其中相应条目之中。②专题资料库。将时事政治的背景资料按重大事件、热点问题等组成相关专题，将网站上已优选的专题进一步优化，形成比较全面的、有一定深度的专题材料库。有了内容丰富的资料库，在政治教学中就可以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