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概论精选(九篇)
第1篇：自然哲学概论范文
古希腊哲学起始便认定存在的原则和本质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可谓“本体的形而上学”。首先，泰勒斯提出了“万物皆由水构成”的哲学命题，其中含有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的交混性，但在哲学上已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寻找着“统一”。后来的哲人又提出了“气”、“无限者”、“活火”、“四根(水、土、气、火)”等为万物本原的哲学学说，哲学语言越来越体现出一般性原则和普遍、抽象的性质。毕达哥拉斯派的“数”之概念就是对万物共同属性的抽象，“数”的规定性要比水、气、火等具体的物理属性，更加带有普遍的性质。巴门尼德赋予了“存在”一系列的特性，“存在”是不可分的，是连续的“一”;是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的;是“完满”的;是圆形的球体等。“存在”这个概念已超越了具体的物质形态，不再单纯地表现为某一单个事物，而是对万事万物共同本质的抽象概括，具有了高度抽象的逻辑范畴意义。黑格尔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范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德谟克利特所提出的“原子”概念同样蕴涵着抽象性原则。柏拉图提出了“理念”的概念，认为可感知的东西是变化的，而普遍、一般的事物是不变的，这就是“型”和“相”，即“理念”，理念型相是可感事物的原因，因为可感事物分有了理念的型相。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概念的确定，把哲学真正地独立出来，他把最高的、最普通的、最抽象的原则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即“作为存在的存在”(“是”)，同时对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存在作了区分。其“存在”(“是”)的本身就是万物的“本体”。这一哲学语言、概念标志了哲学思维的抽象深度及哲学理论的发展高度。在古希腊，特别是希腊早期的哲学语言、概念及由它们反映出的哲学理论几乎总在经验范围之内，或有经验的“影子”，哲学家总是从自然性或物理性方面说明世界是如何产生的，试图从中去寻求万变之中的不变的本原。尤其是米利都学派完全基于自然的原因来说明经验世界的起源与结构，他们考察着可感知的世界万物及其生灭变化的真实性，从自然万物之中抽取一般的东西，因而带有具体的、感性的特征和属性。尽管他们展示出的是与东方哲学不同的另一种思维模式，但他们初始的理论仍是一种探讨“自然本性”的学说。哲学家们所运用的哲学语言体现出他们试图在杂多的具体物质或质料中建立出一种统一的宇宙理论。但其哲学语言不免带有“自然”(物理)的性质。相对于“本体的形而上学”而言，17、18世纪的哲学走上了“理智的形而上学”道路。可以说古希腊时期的哲学语言还没有真正达到黑格尔所强调的那种带有反思性的“自我意识”，即没有真正进入到反映出对思想再思想的自我意识的深度，而是以经验的自我意识的形式出现。但到了近代，当理性和科学精神相汇时，哲学语言反映出的则是人们所达到的深层的自我意识，也是对于人们的认识进行反思的自我意识。因此，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解释越来越概念化。人们不仅探讨事物背后的本质，而且还进一步探讨对事物本质认识的“认识”的自身和本质。在这“思维理智”的新时期，哲学语言发展成为更加抽象的理智符号。在笛卡尔那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4］，从此开始了哲学上“理性”的新时代。笛卡尔认为，应以普遍的形式来把握精神原则，他的出发点是抛开一切假设，一切哲学理论，特别是从教会权威出发的理论，从思维本身开始。他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我思故我在”，将“我思”作为绝对的开始，由此出发达到确实可靠的东西，“我”能对一切进行抽象，即“我能思维”。因此，哲学转入了“主观的领域”，转入了“确定的东西”［5］。笛卡尔突出强调了“主体性原则”，强调了“自我”及“人的理性”，从此哲学语言开始走进了考察思维、认识本身的理性阶段。笛卡尔的“我思”之概念为近代哲学家奠定了新的立足点。斯宾诺莎提出“实体”的概念，其“实体是凭借自身被理解的东西”［6］，也可以说它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实体即自因，实体是无限、唯一、不可分割的，它等同于神、自然，这“实体”实际上是本体论的最高范畴，也是认识的对象和目的。斯宾诺莎还提出“属性”、“样式”范畴，“属性”是实体的内在规定性，“样式”是实体的内在规定性的外在表现。
斯宾诺莎以实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运用了数学方法推理，用几何理性建构。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的概念，他的“单子论”同斯宾诺莎主张一个唯一的实体是相对的，它是以众多性、个体性的实体为基础的。他认为单子就是单纯的实体，是宇宙万物的真相［7］。宇宙间的事物由无限多的单子构成，但它们不是物质的，而是非物质性的积极能动的“力”，是一种能表象、能知觉的东西，所以单子是能动的。这种“理智性”是莱布尼茨的一个伟大的思想。经验论者洛克提出“白板”和“双重经验”的概念和学说，“双重经验”又包括“感觉”、“反省”两类概念和观点。洛克系统地考察了人类心灵、理智，认为对人类理智和知识的考察是人类本性的一个问题。其哲学思维也是在关注着人类理性。尔后贝克莱提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哲学命题，休谟对“因果关系”进行了论证等，对“经验”之概念作了不同方面的解释。哲学家们运用着不同的哲学概念建构着不同的哲学理论。近代某些德国哲学家还在使用拉丁文著书立说，后来德国哲学家逐渐运用德文写作，他们用晦涩的语言表达着德国哲学家特有的哲学思辨，这与德语密切相关。康德哲学在理论方面对启蒙运动首先进行了系统的陈述，认为人们认识的只是现象，除此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同时把知识归为意识和自我意识。他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要建立一门他认为是科学的形而上学，那是一门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科学，是先天的、纯粹的理性知识，它只能凭借概念、依靠语言而进行。他运用的概念、术语也有其特定的含义，如“物自体”、“统觉”、“二律背反”、“先天综合判断”，等等。康德所使用的哲学语言，引至哲学思维进入到了对“自我意识”(“统觉的综合统一”)活动的思考。正像黑格尔所说的，在康德那里，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思维是自己规定自己的，其主观性处于主导地位［8］。康德进一步确立了“主体性原则”。其“主体性”概念像指针一样指引后人进一步发挥“主体性”思想，使其理论得以延伸。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为辩证思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黑格尔强调哲学思维即概念思维，其哲学语言更强化哲学思维的思辨性。他以概念作为论辨的逻辑起点，他的哲学体系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而逻辑学分为存在论(质、量、度)，本质论(本质自身、现象、现实)，概念论(主观概念、客观概念、绝对观念)。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成为他哲学中的最高概念和哲学体系的主题。他所提出的“反思”概念进一步确定了哲学的定义。他认为经验事件只是思想的外在表现，经验事件背后的思想(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概念链条，如不考察其背后的思想，就看不到它们的必然联系。而哲学就在于掌握思想理念的普遍必然性，所以哲学是对于事物思维的考察，它是以思想自身为内容的思维。一般说来思维的产物即思想，而对思想的形式进一步加以规定的话，就是概念。其中说明了要把反映思想的系列概念作为再认识、再思想的对象，思想我们的思想，思想也只有通过概念来诠释，来释放。黑格尔便使用了独特的哲学语言、概念、术语来说明和把握世界，并反映出其思辨思维的深度。这一时期的哲学以“主体”、“理性”为引导哲学思维与理论发展的关键词，这些哲学语言反映出了“理智的形而上学”思辨的性质，蕴涵和记录着它的思想及其发展的历程。现代哲学仍然用标志着“宇宙理性”的哲学语言继续“编织”着哲学的历史。如语言哲学以语言作为其研究对象，认为哲学的性质在于澄清语词或语句的意义，这一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并且现代逻辑的语言符号浸透于语言哲学之中，语言哲学加强了语言的形式化和逻辑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尔建立了逻辑代数，弗雷格建立了命题演算和狭义谓词演算，罗素、怀特海完成了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等等。这些成就使逻辑学的发展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飞跃。在20世纪初真正开启了现代逻辑理性的哲学思维的行程。某种程度上它超越了“理智的形而上学”，形成了一种新的方法论的格式———“分析”。他们研究的是观念和人们以及观念和人们的表述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观念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以罗素为代表的哲学家主倡逻辑分析，就是以数理逻辑为手段而采用的一种分析方法。他认为对于语言意义进行逻辑分析是哲学的主要任务，哲学的本质即是逻辑，要以精确的逻辑分析来澄清歧义和人们思想的混乱。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西方语言学家称为是逻辑分析的典型范例。他在逻辑上提倡“逻辑主义”，其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一书中这样说:所有的纯数学都是从纯粹的逻辑前提中推演出来的，都仅仅使用一些可用逻辑术语加以定义的概念［9］。罗素把数学归为逻辑的基础，而又把全部的哲学问题归为逻辑问题。所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以逻辑的方法对哲学命题进行分析。罗素的哲学语言又引起了后人的思考，他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把逻辑也视为哲学的本质，认为“哲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哲学的结果不是某些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明晰。哲学应该说明和清楚地划分，否则就像是模糊不清的思想”［10］。在他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澄清语言的活动，就是研究语言的逻辑，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虽然他们把全部哲学放在对语言的批判上有些偏颇，但实际上深化了近代哲学的自我意识，其表明着哲学语言在引导和标示着哲学思维的不断深化。在语言哲学中尽管有某些概念，如主体、客体、本体、自我、真理、经验等曾在传统哲学中出现过，但已推陈出新，这些哲学语言、概念引发着现代哲学家以逻辑分析的方法阐发或赋予其新的意义。由于语言哲学着重研究语言在使用中的识别与获得意义或确保意义的存在，研究它在思维和实践中作用，因而有其独特的哲学术语，如指称、意义、真理、意向、命题、函项、悖论、摹状词、图像、逻辑原子等概念便占据了重要位置，原有的传统意义上的主体、客体、本体等概念逐渐淡出。哲学语言在发展，哲学思维在行进。另外，在现代哲学中，还有现象、意志、交往理性等概念，其中都反映出某一特定的哲学理论。它们拓展着哲学领域，推进着哲学的发展。
二、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
中国传统哲学语言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它引领、反映、记载着中国哲学思维及中国哲学发展的历程，并把中国哲学保存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中国哲学家在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上就经历了逐级上升的过程。西周末年宗教世界观开始动摇，某些思想家开始关注世界本身，解释自然现象的变化，寻找世界的根源。老子提出了“道”为世界本原的本体思想，认为“道”先天地而生，为天下之母，其“道”带有一定抽象的性质。“道”没有形体、没有声音，绝对永存，继而产生万物。但老子的“道”不像西方哲学概念那么“确意”，它有时也指规律或行为准则，但无论怎样，“道”之概念开启了让后人思考的大门。庄子发挥了老子的思想，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已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其进一步说明“道”为万物之源。《韩非子•解老篇》中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即“道”是万物形成的原理，是万物构成的总汇。理是构成万物的外在形象;“道”是生成万物形象的原因，所以说，“道”是条理化的东西［11］。玄学家王弼视“道”为“无”，认为“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12］万物必生于无形无名者，它是“万物之宗也”［13］，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寂然至无，是其本也。而“道”者即“无”之称也。所以“无”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因此提出了“贵无论”及新的概念，由此论证世界的本体。后来张载也谈到“道”，但他是以气言“道”，认为气化的过程就是“道”。他提出了“太和”的概念，即气的全体或阴阳和合的矛盾统一体，他在《正蒙•太和篇》中指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道”指太和之气变化流行的过程。所以张载的“道”与老子的“道”意义有别，老子之“道”指先于天地的本根和究竟的规律，而张载之“道”则指“气”(事物)的存在或变化的历程，因此“气化”有“道”之名。除老子的“道”论引至人们的思考外，还有哲学家提出了“气”为万物本原，以“气”之概念解释宇宙的生化。如“精气说”，认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即“精气”，“精气”是生命和智慧的根源。汉代王充提出“气一元论”之说，认为元气是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夫天者，体也，与地同”，“天地，含气之自然”［14］。元气充满了天地之间，万物由元气而生。宋代张载的“气论”中提出了“太虚”的概念，《正蒙•太和篇》:“太虚无形，气质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之为物，散入无形”，“聚为有象”。他把“气”和“虚空”统一起来，认为虚空不是空无所有，而是由无形可象的气构成，故“太虚”即“气”。张载深化了以往“气论”的思想，对气的诠释更趋于“物质一般”。后来出现的宋明理学以“理”论著称。程朱学派把“理”视为宇宙的根源。在此以前，“理”均为规律、道理等，而到宋时，“理”被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程颢认为“天者，理也”［15］，程颐认为，“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16］，在他们看来理是之“所以然”的东西，是万物的根据。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每一物都有一理，一草一木皆有理。二程有关“理”的观念发展了以往带有独特思辨性的“道”论，可以说它是“道”论的新形态，是具有更高抽象度的哲学范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进一步充实、丰富了“理”的观念，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17］先有理，后有气。“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18］认为有此理后，才有此气，理在气先，理是万物的根本，然后依次生成万物，故理是永久固存的，是万物的本原。理学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思想。除提出“道”、“气”、“理”等哲学概念、范畴外，哲人们还由此而引导着许多新的哲学范畴、命题的生成。这表现了中国哲人的思维层次不断地提升，认识不断地深化。从上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哲学语言具有引发新的概念、范畴、观念出现的动力和能力，有其特有的历史性发展的进程，它们体现着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引领并促进着中国哲学思维和哲学思想的前行。总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哲学语言，哲学概念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有其历史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使我们从不同的哲学语言中看到了哲学思维发展的偏向与深度以及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从而表明哲学语言是哲学思维和哲学发展史中“不变灭”的基础这一历史意义。
第2篇：自然哲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广谱哲学 研究对象 建构思想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摘要】广谱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辩证结构主义为建构思想，运用现代结构型数学方法，对传统哲学概念和命题进行了规范化处理，是使传统哲学获得现代科学形态的一种新尝试。广谱哲学的研究方法是结构分析法和结构数学法，它是把哲学概念、命题抽象为满足一定公理的形式结构，然后用相应的数学结构来刻划的新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广谱哲学 研究对象 建构思想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广谱哲学是1996年由我国学者张玉祥教授提出的一门新型交叉学科，它融哲学、数学、系统科学为一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辩证结构主义为建构思想，运用现代结构型数学方法，对传统哲学概念和命题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即所谓的广义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和程序化的处理），是对传统哲学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
广谱哲学的“广谱”二字的直接含义是“广泛的知识系列”，目的是突出哲学应有的普适性。其本意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的观点，即“普遍规律说”，它也是对多年流行的关于哲学的“意识形态说”、“社会科学说”、“人学说”等的一种匡正。当然，广谱哲学不仅在名称上坚持了哲学的普适性，而且在研究对象、建构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均贯彻了“广谱性”。
广谱哲学的研究对象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两对基本矛盾，即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①第一对矛盾是说，哲学命题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即具有世界观或宇宙观的性质，但难以精确地表达，例如难以用数学语言来刻划。从逻辑上说，这是因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反变关系，即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少（反映的事物的属性越少），则它的外延就越宽（反映的事物的个数就越多），反之亦然。以“医科大学”和“大学”两个概念为例，“医科大学”的内涵比“大学”的内涵多，因而，“医科大学”的外延比“大学”的外延窄。哲学概念是内涵最少的概念，因此它的外延也就最宽，由哲学概念组成的命题的外延也就最宽，它们横跨自然、社会乃至思维诸领域。哲学概念和命题内涵最少，即舍弃了具体事物的具体特征，只保留了事物的最一般的性质，因此难以确切化、精确化。可见，所谓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实质上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反变关系这对矛盾在哲学上的反映。
为了解决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历史上曾有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做过认真尝试。例如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曾希望用几何学的公理方法、代数学的模型化方法描述哲学问题、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哲学数学化问题上与笛卡尔有着惊人一致的观点、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曾构想一种“普遍的代数”刻划哲学问题②、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则用数理逻辑方法把哲学问题划归为逻辑问题③，等等。他们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有哲学和数学两方面的原因。
在哲学上，笛卡尔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不可能抽象出几条协调一致、没有矛盾的公理（一组数学化的前提）。
在数学上，笛卡尔时代数学的最高成就是他创立的解析几何。但哲学问题既没有几何形状，也没有数量关系，因此，哲学问题数学化是不可能的。莱布尼茨为“普遍的代数”（实为数理逻辑）奠定了基础，但最终没有建成。
罗素把哲学的本质看成是逻辑，这本身就是非常偏颇的，何况数理逻辑直到今天本质上仍是形式逻辑，无法刻划辩证法问题。罗素及其后继者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还把逻辑局限于经验的、实证的范围内，否定“形而上学”（即超出经验、实证范围之外的学问），更是不可取的。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没有“形而上学”（超出经验、现象、实证之外的学问）就没有哲学。
广谱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种哲学中相对成熟、正确的哲学，从而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背景参照系。广谱哲学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找出哲学概念、命题的稳定的结构内核，确定这些结构内核的前提条件，形成公理（系统），然后用结构型数学（非数量型的数学）予以刻划。例如客观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称为物质）的概念，要满足“能够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又“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两个条件。通过结构分析，第一个条件“能够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被抽象为“可映像公理”，可用数学上的“映射”概念来刻划。第二个条件“不依赖于人的意识”，通过结构分析被抽象为“等价性公理”，可用数学上的“等价类”刻划。通过这两个公理，可以推出“单叶客观性定理”、“多叶客观性定理”等重要结论，它们对坚持和发展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④。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第二对矛盾是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这对矛盾是说，通常的所谓哲学方法是没有程序的，即没有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的先后顺序和步骤。这就是哲学上常讲的“世界观也就是方法论”。例如说：任何客观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且本质决定现象，现象反映本质。这是世界观，然后用这个观点看世界，就要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叫世界观转化成了方法论。这其实是视角的转换，即从本体论的视角转向了认识论的视角，但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并没有可操作的程序。由于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的，因此，在不丧失哲学原理的最高普遍性的前提下，为哲学原理建立可操作的程序就是很有必要的。
广谱哲学解决哲学方法程序化的基础是前述第一对矛盾的解决，即在对哲学概念、命题“结构分析+结构数学化”的基础上，对获得的哲学概念、命题的形式结构（数学化的结构内核）按顺序展开。例如要建立上述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程序，先要通过结构分析和结构数学刻划，确定所谓事物的本质是同类事物的共有性质（这需要较复杂的论证），因此从现象到本质是从某个事物的等价类（现象集合）到该等价类某个公共性质（本质）的同态映射，即我们有某个广义投影，使得该投影是个常映射（常映射是个数学概念，它是一种特殊的二元关系）。把这个过程按步骤写下来，就成为一个不失一般性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程序。
按照上述解决两对基本矛盾的思想和方法，广谱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大部分概念、命题或原理建立了数学模型和程序，并逐渐形成了广谱本体论（相当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存在论）、广谱联络论（相当于普遍联系观）、广谱阴阳论（相当于辩证矛盾观）、广谱类变论（相当于运动观、发展观和质量互变观）、广谱映像论（相当于认识论、真理观）、广谱价值论（相当于哲学价值观）等六个基本板块，初步实现了哲学问题的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和广义程序化的“四化”形式。同时，广谱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中国古典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科技哲学、数学、系统科学、管理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文艺学、人才学、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10余个领域的若干专题上获得了初步的应用，对于推动这些学科向着规范化（即上述的广义“四化”）方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广谱哲学的建构思想
为了解决上述两对基本矛盾，经过多年的探索，广谱哲学确立了自己的建构思想，称为辩证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稳定结构，正是这个结构使自己成为自己。所谓结构就是“要素集+关系”，它不限于有形结构，因而是广义的。例如，要素集是一堆沙子，它们的关系是重力关系，这就是沙堆的结构。又如要素集是天上星星的集合，它们的关系是万有引力，这就是天体结构（天体系统）。再如要素集是生物的集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食物链关系，这就是生态结构（生态系统）。此外，像人际关系结构、社会结构、概念结构、理论结构、乃至于事件、过程等等，都可以表现为“要素集+关系”的形式。
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是，第一，用结构概念的普适性统一地刻划各类事物。如上所述，结构概念对各类事物具有充分的普适性，而哲学命题都是具有最高普适性的问题，因此，哲学问题可以用结构的语言表达，这使哲学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了一个新的基础上。
第二，用结构的可组合性描述各类事物系统性状的改变。一方面，可以用简单的结构组合生成复杂结构，也可以把复杂结构约化为简单结构。哲学命题也一样，可以把复杂命题分解为若干简单命题，也可以由简单命题的组合生成复杂命题，它们均可以用结构的组合变换来刻划。
第三，用结构的比较方法研究结构之间的关系。当把不同的事物或系统抽象成一定的结构后，常常涉及到结构的比较问题，以确定两个结构的异与同、相似与不相似、简单与复杂等。哲学命题有类似的问题。例如量变质变规律涉及到熵集内等价类的比较问题，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涉及到同态映射（这里是投影）问题等。
结构主义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其一，唯心主义倾向。许多结构主义流派不承认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是“心智的产物”。其二，孤立地看待结构，即把结构看成是自满自足的封闭的系统，不考虑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其三，忽视结构的运动、变化。许多结构主义只强调结构的共时性、稳定性，忽略了结构的历时性、流变性。其四，不考虑对结构的控制和改造。既然许多结构主义流派不认为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只是人的“心智的构造”，当然谈不上对结构进行控制和改造了。
结构主义的上述缺陷正好是缺乏唯物辩证法精神的结果。因此，广谱哲学把唯物辩证法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建构思想，即辩证结构主义，它可以看成是对传统结构主义的一种改造，也可以看成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新形态。
辩证结构主义吸取了上述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同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即把观念上的各种结构看成是客观事物的结构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他坚持用辩证法的观点观察分析各种结构问题，把结构看成是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可流变、可转化、可生灭、可调控的，从而可用结构方法描述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与演变。
广谱哲学的研究方法
前面说过，广谱哲学的研究方法是结构分析方法和结构数学方法，其中结构分析法的核心是找出支撑某个概念或命题的稳定的结构，而所谓稳定的结构，是指该结构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变性。例如文化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已给出上百个定义，但文化概念有无一个稳定的结构内核。广谱哲学经过系统的分析、比较和抽象、概括，提出文化概念的稳定的结构是“一定价值取向的对象化”。例如，一块石头不是文化，但把这块石头雕刻成一定形状的物品，或刻上一定的文字等，它就成了文化产品。这里“一定形状的物品”、“一定的文字”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而通过石头这个载体，把作者的价值取向对象化（可观可控化）了。又如人们制订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也是人们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如对哪些人有利或有害、政策导向等），以文字、纸张或电子影像系统等载体，把人们的价值取向对象化（可观可控化）了。文学艺术作品也一样。不难知道，流行的关于文化概念的上百个定义，均是上述“稳定的结构内核”的特殊表现形式⑤。
同样地，广谱哲学还用结构分析方法揭示了一大批流行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如素质、思想、内化、强化、协调、平等、异化等等）的“稳定的结构内核”，澄清了许多模糊和混乱问题。更一般地，广谱哲学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古典哲学的上百个基本概念、命题和原理的“稳定的结构内核”，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建立模型奠定了基础。
所谓结构数学方法是在上述结构分析基础上，运用“结构型数学”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这里结构分析和结构型数学是对应的，即通过结构分析找到了某个概念、命题的“稳定的结构内核”，再用一定的数学结构把它表达出来。所谓结构型数学就是研究抽象的数学结构的数学，而抽象的数学结构不限于数量关系的结构，它可以是任意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构。在数学上，抽象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任意事物的集合上的。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说“武则天是女皇”时，是说武则天既是女人（中的一员）又是皇帝（中的一员）。因此，设A是女人的集合，B是皇帝的集合，则“武则天（记为w）是女皇”就成为w∈A∩B。这里没有数量或变量，只有关系结构。其中A∩B是两个集合的“交”运算，符号∈表示武则天是A∩B的一个元素，这是一个隶属关系。又如当我们说“张三和李四是夫妻”时，可以认为是男女各种可能关系（配对、组合）中的一种关系。设A是中国男人的集合，B是中国女人的集合，则A×B就是所有中国男人和所有中国女人可能组合、配对的集合。其中符号“×”叫作笛卡尔直积，A×B的意思是，每次从A中取出一个男人，每次从B中取出一个女人，配成一对，所有可能配对的集合就是A×B。例如A×B中的元素可以是父女关系，可以是叔侄女关系，可以是舅外甥女关系等，而夫妻关系（记为R）只是A×B的一个子集合，即RA×B，其中符号“”表示包含在…里头，这时“张三（记为z），李四（记为l）是夫妻关系”就成为（z，l）∈RA×B，即张三和李四的夫妻关系只是夫妻关系（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在这个例子中，也没有涉及到数量关系，只是给出了两种抽象的结构：夫妻关系RA×B和隶属关系（z，l）∈R。
通过运用上述的结构数学方法，广谱哲学不仅为大量的日常语言概念、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建立了结构数学模型（也称广义量化模型，以区别于狭义量化模型即数量型模型），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古典哲学的上百个概念、命题和原理建立了相应的模型，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数学推演奠定了基础。
结语
总的来说，广谱哲学在三十余年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两对基本矛盾）、适合哲学问题的建构思想（辩证结构主义）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结构分析和结构数学方法），开创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打开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取得了一批可供检验的新成果。这对于传统哲学的研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值得哲学界、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释】
①张玉祥：“广谱哲学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应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7期。
②[美]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4册），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86页。
③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④张玉祥：《广谱哲学浅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5～257页。
第3篇：自然哲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概念框架
一
今天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判断——马克思实现了某种本体论革命。但是这个判断已经蕴含了一个前提，即从本体论的视角进行马克思哲学理解。其实，从逻辑的先后顺序上看，是海德格尔创造了或者说实现了本体论革命，而不是马克思：海德格尔颠覆了本体论，并在新的意义重建了本体论。这种重建是在对传统形而上学做了深刻的反思之后进行的一次哲学革命，是哲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海德格尔的这种创造一方面是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一次大决裂，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他采取的不是完全拒斥和抛弃的态度，而是内核重建的新本体论态度，这也是对西方本体论哲学生命的给养和拯救，实现了广义上的本体论的延续，开始了一条具有现代特色的本体论道路。
应该说，任何一位哲学家，必是要面对先行的哲学家的思想，通晓其历史，针对现实的生活而做出批判的。他所处的生活世界不仅包括现实的人和社会的物质活动，也包括传承下来的思想所构成的思想世界（也就是如波普尔所说的世界ⅲ）。当哲学家面对“思想”的“现实生活世界”时，它由以进行的批判是在两个方面的因素下成为可能的，一是哲学家的个人思想旨趣，一是思想得以表述出来的概念框架。以往我们常常在思想本身与现实生活世界的二元关系中去理解哲学，仿佛关切到现实的思想与表现的形式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而在肯定之余，忽视了思想对表现形式(概念框架)的选择性和依赖性。而这个概念框架，与哲学家所处的学术传统、文化传统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甚至包括个人在表述方式上的兴趣侧重。所以，我们应该给予它选择以足够的理性重视，使对哲学的认识进入到“思想—概念框架—现实批判”的三元环节的理解生态中去。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一部分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思想批判聚焦于本体论，对“贯穿”于西方哲学两千年的“本体”概念进行了解构与重释。但是，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从古希腊哲学流衍至近代哲学并进而“延续”到现代哲学的本体论哲学，不是一个先验的事实，它毋宁说是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一批现代西方哲学家“选择”和“创造”的结果。哲学家对现实的关注在形式上必要以哲学的批判来实现、来表达，这种批判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以今日之时代精神的把握去反思昔日之哲学的。由于任一种哲学思想必在一种概念框架上得以构建，甚至概念框架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构建，那么，作为批判者的后来的哲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概念框架上，必是继承与批判、肯定与拒斥交织相成的。对于概念框架，表现为批判、拒斥它的某一些方面，而在另一些方面则表现为一种继承。这种在形式上的拒斥和继承是与哲学家所接受的传统以及个人旨趣密切相关的，并且，在思想未在其上建立之前，抽象地谈论框架形式的优劣对错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这恰恰也是最为复杂的，因为思想的建立和概念框架的形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对哲学概念框架做出某种的理解或指认之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好像一种“先验的结构”了。语言创造了世界，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就是这个层面的解释。我们往往刻意地突显了二者在时间上同时生成的整体性，因而不予区分对待，而忽视了其在逻辑构建上的张力结构。
二
再来看看马克思的哲学。今天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思考态度，无论是拒斥还是赞同，是赞同这一种还是主张那一种，都是在各自视角下的“整体”合理性，而不是在“概念框架之间”有意识地保持张力性的对话。这一点类似于传统理解将整部哲学史进程划分成唯物唯心的斗争史，在一种既定的框架内去追溯和塑造历史，并安居在这个整体之下，这种弊病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突显出来。相应地，就本文讨论的话题，我们应该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理解放入一种较宽松的视野中去，不要将理解变作一种本体论“指认”，在哲学和它的本体论理解之间，加入对“概念框架”的适度呈现，不要将这个存在着的理解框架放在反思之外。
略览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并未有对本体论做出系统的论述，这说明至少就思想表现的“形式”上，扬弃、改造本体论不在他的视野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在面对传统哲学而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时候，在创造他的新哲学的时候，为他的新哲学寻找概念框架的时候，并未以本体论作为切入点，作为思考的主线来展开。个人的学术传统甚至兴趣偏好使得一个哲学家在概念框架选择方面的可能性空间很大，所以我们毫无必要将其完全“归约”到本体论哲学的谱系中去，进行本体论框架选择的主观确认，甚至在马克思创造他的哲学之前就先知般地肯定这种框架的必然性，突显其积极意义。
从物质本体论向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等新本体论理解的转变，诚然是对马克思哲学深化理解的结果，但毋庸讳言，它仍是诸多理解视角的一种，这里内涵了西方哲学对本体论理解上的变革，没有后者的启示借鉴，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是不会成立的。甚至单单就“物质本体论”这个称谓，一定程度上都是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框架下思考的产物。因为它指称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理解，一种以“物质”为阐释起点的理论构建，将这种构建称之为“物质本体论”的几乎不是坚持这种构建的人，更多的恰恰是它的反对者，物质本体论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的名称。这样，一方面将原来的马克思哲学构建斥为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又在另一方面，通过“本体论”的关联，“抛引”出现代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所以，连“物质本体论”在一开始也都内涵了对本体论的确认，使讨论不是在“为什么是本体论”而是在“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本体论”的层面上进行开来，将对马克思哲学的思考导引至“它究竟是那一种本体论”的方向去了。
这种倾向与马克思哲学的被模式化的历史有关，与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态度的转变有关，前者要求我们对传统理解进行批判，后者驱使我们在积极寻求可资借鉴的思想。我们应该赞成基于视角切换的理解，实现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实现融通，但无论如何不是受一种基础统摄主义情结的驱动，陷入非此即彼的简单切换，针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某种本体论的“确证”。
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是一种现代本体论哲学概念框架下的理解。它以被创新了的本体论视角对马克思哲学加以审视，以“哲学史”上“传承”下来的独特话语加以构建。对于长期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僵化理解状况，本体论概念框架本身的相对陌生性和疏离性的确为理解视角的转换创造了相当的空间。传统模式化理解使马克思哲学的某些具体论断成为可以随处套用的万能公式，失却了哲学特有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自身的概念框架由于僵化的教条磨灭了其思想上的深刻性。在这种教条语录的模式所带来的“理解疲劳”，使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不是被充分、准确地突显，而是被埋没，所有的“重申”仿佛只是在原概念框架之结点的“重新描画”，这种重描的工作由于对结点的相对不敏感而成为“被突显的无”，大大降低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原本框架的理解道路仿佛走不通，而在另外一个方面，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在思想上对传统哲学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对现实有着深切的关注和思考，它的思想成果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就是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的最初契机，是一种概念框架上的视角切换的合理依据。
我们的确应该更加关注哲学间的通约性，但如果超越概念框架的相对独立性，去实现相互的理解，表面上看似绕过概念框架的层面，其实恰恰在概念框架层面上做出了独断，将一种概念框架纳入到另一种，必将造成理解上的新的误导。通过上面的分析，对于当下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可以借鉴的是：首先，我们并不要突显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的绝对差异，而是要明确这是由两种不同概念框架构建起来的哲学思想，它们不在概念框架的层面上一致，不在此处呈现“同质”的“像”。不要以其中的一个化约另外一个，因为恰恰是概念框架的差异体现了它们各自哲学的传统延承和致思特点。
三
我们要积极实现是各自内在思想的相互通约，共同实现对话与交流，对现实的生活世界给予更多的关注，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不是语言表述的切换。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当下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不正是在实现两种哲学的通约么？如果是的话，突显概念框架，指出其中存在的“对概念框架的僭越”意义何在呢？我的看法是，从一种事后表征的意义上说，这种概念框架的确达到了一种通约和对话，但就对话的“当事者”而言，则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概念框架的僭越。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在过去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现代西方哲学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一直被批判和拒斥，这是一种将现代西方哲学纳入马克思唯物主义概念框架的思想，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对他者的批判。与此不同的是，今天将马克思哲学纳入本体论框架的理解，则是一种对肯定性的自我理解的探索。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无视概念框架的差别性去理解哲学。
今天马克思哲学基础研究的部分现状是，视角的切换发展成了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本体论确证的“矫枉过正”。由于当下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这种强烈的构建情结，我们将看到，即便在现代本体论框架内部的研究前景仍旧很不明朗。以“本体”去“切合”马克思哲学，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背景和关注侧面不同，这个引入的概念框架必将得出不同的理解结果，陷入新的本体论之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本体论之争”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描述，指出这是一场关于“马克思哲学是何种本体论”的争论，而更是一个判断，是指争论陷入了“本体论”之辙。为了澄清概念上的含混，我们可以区分为两种本体论。一种是旧的传统形而上学所蕴含的那种本体论及其思维方式，它追求超验、永恒和绝对，且具有统摄整体的作用，是被理解对象的核心、基础和实质。这种本体论，是包括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内都予以拒斥批判的。另一种是由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它反对追求超验，反对实体性思维，是通过对哲学史的反思，在批判旧本体论哲学基础上加以构建的。前一种是传统本体论理解，后者是现代本体论理解。马克思哲学理解由于与现代西方哲学有许多一致的哲学关怀，因而在现代本体论哲学视角下进行自我审视必会产生许多启发的精当之处。然而，当第一个声音将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模式理解定位为物质本体论，并对本体论本身给予一种批判的宽容，指出马克思哲学是另一种本体论时，已经在概念框架切换的同时，进一步将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变成一种理解的结果，在新视角引入的同时，进一步将问题的对话交流变成对某种“实质”的确认。这种马克思哲学理解发生了过度的超越，它非反思地将理解的问题变成“是何种本体论”的讨论问题，许多思考都从这里作为起点。于是，诸如“实践”、“社会存在”、“历史”或者“生存”等本体论主张先后被提出，形成一种在现代西方哲学本体论概念框架上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二级框架的构建和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从过去的“传统哲学”，而今转而又变成了一种“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成为一种自我遮蔽的自我解蔽。这种本体论的确证，使思考围绕如何最“深切”最“真实”地把握马克思哲学开展起来。而不易觉察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使马克思哲学一方面作为一种哲学，一种反思批判精神而存在，另外又俨然被置于被认知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二阶的“自然物”，使理解变成它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高级”的传统本体论哲学了。这是无论马克思哲学还是现代西方哲学都拒斥的，然而，由于它的这种“二阶性”，并随着现代本体论理解的合理化和突显，使得这种运思方式极为隐蔽且不易加以批判。传统和现代本体论的理解混淆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当下许多针对本体论理解的指责，在已经形成范式的“究竟是那一种本体论”的争论之中，诸如“为什么是本体论”的这些指责往往被反指责为没有看到现代本体论理解的现实意义。于是，恰恰这个现代本体论理解下深藏着的二阶的传统本体论的运思方式被的保护带保卫下来了。
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vol?22，no?6这是一种隐蔽的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复归，它从来没有远离我们，只不过以往本体论断 言的对象是世界本身，而现在的对象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哲学性，和它作为认知对象的对象性，交织在一起。正如两种本体论理解交织在一起一样，它将“本体的视角”变成“本体的确证”，变成高级而不自知的传统本体论范式。它将问题的“前提的批判”变成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基础的发掘”，仿佛只有确证了一个合理的恰切的本体，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内涵，才能构建出真实准确的现代形态。事情绝非简单，我们已经看到，本体论不仅勾连着至少两大哲学概念框架，且还涉及马克思哲学内部对其思想构建的不同理解传统，着眼点的不同、理论框架的背景的不同，都使本体论确证变得十分困难。哲学的理解如同历史上对世界进行本体确证一样，在各自的合理性肯定的基础上各说各话，造成思想的混乱，智力资源的浪费，唯可在事后思索的表征思维中获得积极意义。不容乐观的是，当下的本体确证工作将是一个无止境的努力，它基于一种统摄主义和狭隘的构建情结，认为马克思哲学唯有在这种合理的本体上和由之而形成的框架上方可被真实突显自身意义。这种本体论研究进入到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每一次的努力都想将本体确证下来，去完成对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构建，去“实现哲学”，推进哲学的现实化。但是，恰恰确证在一开始就在各种道路上相互拒斥，各自申诉合理性的话语变成一种“独白式的对话”“封闭式的交流”，使基础理论在一开始播下了注定争论不休种子，停留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循环申辩。
于是，无意识地形成了一种准经院哲学，陷入“真正的事情还没有做”的自我悖论。它以深切关怀现实的初衷，反而将哲学理解变得经院化，二者交织在一起，不易厘清，更无谈进行准确地批判。每一种本体论观点都以自我的合理性去批判对方的“不合理性”，必将造成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哲学构建困境，陷入新一轮超越概念框架的误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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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第4篇：自然哲学概论范文
从近代以来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拥护者各自间的鸿沟不断加大，对于经验论者宣称实践才是真实有效的。而唯理论着则坚持悬设的无限理论性经验不过是普遍性理性中演绎的结果。对于马克思实践概念主要是作为马克思哲学创新的基本点。关于实践也通常是作为狭义认识论范畴进行定位阐述的，这样就缩减了实践概念在整个马克思哲学体系当中的本质地位等，所以加强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其实质性意义。
马克思哲学实践演变以及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哲学实践演变分析。关于“实践”这一思想在历史上出现的比较早，并且古今中外的一些思想家对实践都有提及，作为当前的哲学术语范畴，实践主要是从西方的文化思想理论中发展形成的。最早是在古希腊时代出现的，是通过苏格拉底和格老贡的对话中所用到的善，这就对实践有着涵盖，后来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内涵上的丰富化，逐渐的开始将实践作为是具体活动[1]。
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也是从先哲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继承发展的，亚里士多德前的实践理论没有从生活中提升出的常识性概念，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基础上实践问题曾一度被忘却，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时期才对实践哲学优先性有了确立。在这一发展时期的黑格尔将实践解释为观念本身的活动形式，黑格尔将实践的问题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费尔巴哈则对实践的理解是对宗教以及黑格尔哲学皮牌过程中发展形成，正是费尔巴哈对实践概念的颠覆性理解，才对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形成作用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从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质的探索道路，并试图对社会生活矛盾以及异化的根源弄清。在这一著作中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也是蕴含其中的，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的分析肯定了实践劳动对人和社会生活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一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工人异化状态揭露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践概念确立方面主要是从神圣家族这一著作开始的，深化以及发展阶段主要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进行的论述[2]。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生命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以及人类生活和历史创造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物质生产自身。并且通过物质生产代替了实践概念对共产主义理想可能性以及现实性更能够突出。
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研究的问题。我国当前对马克思哲学概念的理论研究有着相应的成绩，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进行的研究，还有从本体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进行了研究，然后还有从实践之后对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进行了研究。在取得了相应成绩的另一面，同样也会存在着相应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层面相对比较很乱，对其实践思想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理解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实践的概念定义等层面甚至都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还有的是将实践和行动等同看待，没有对理论推进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所以在指导现实生活上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3]。除此之外，还有是对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在研究上比较缺少整体性以及历史性，通常在研究过程中比较容易忽略社会历史背景的联系，这样就很难对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得到深入正确的理解。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科学化界定以及实践概念内容分析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科学化界定分析。马克思作为哲学家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品格都具备的，其毕生从事理论研究，但是为弄清楚一些理论的问题也会通过实践去检验，从而便于方便的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进行指导。所以这就使得即便在比较纯粹的理论中也能够从体系以及教本的角度进行下完整性的定义，从侧面对实践的要素及特征进行了阐述，从而更深的对实践涵义进行揭示。从其最为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就能够看出，其采用比较精炼和明确化的语言对劳动实践要素以及结构进行了论述，其强调了劳动是人和自然间的过程，也是人自身的活动，从而就说明了实践也是人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其自身就有着客观性以及现实性和社会性等诸多的特征[4]。
进一步而言，实践也是人类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以及探索客观世界的社会性客观物质活动，其也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从另一面而言实践也是世界作用于主体人以及客观对主体发生作用，使得人以及主体自身得到改造的客观物质活动。从这些理论来看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科学化界定主要就是：人类有目的能动改造及探索世界，然后又创造以及更新自身内在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这就对以往的哲学有了超越，从而构成了辩证法和唯物论以及自然观和历史观得到统一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实践概念内容分析。从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的内容层面来说，主要有实践是标志主体和客体间本质关系的一个范畴，在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层面是主体以及客体和中介。实践的主体主要是从事实践活动以及认识活动的人，而客体则是实践活动以及认识活动的对象，中介则是各种的工具以及手段等。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的内容还涵盖着实践是人类特有对象性活动以及人的存在方式，从旧有的对实践概念的解释来看，都把实践局限在精神以及观念的活动范围当中[5]。另外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能动和受动的统一，实践也是其生存的主要方式，人在利用工具进行积极改造自然中能够维持自己的物质存在。
另外，实践也是全部社会的生活本质，这能够从马克思的提纲中得到启示，在感性的现实实践活动基础上，人的感性生命存在才能有可能。马克思则认为实践是人和外部世界实施物质以及能量交换最为基本的方式，同时也是人生命和其生产活动最为直接的存在形式。除此之外实践还是对真理进行检验的标准，认识的正确与否以及是否具有真理性，就要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后才能做出判断得出结果。
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的检视及意义探究
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的检视分析。实践所表明的是主客体间的关系，所以就要能够进入到认识的领域当中，并且要能够作为是人的思维方式所存在。要能够对马克思所实现的实践转向理解进行深化，这一转向是将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进行理解人类和纷繁复杂世界的关系。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党就将世界主题的变迁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进行总结发展实践以及国外的发展经验进行借鉴，从而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进行发展。在邓小平理论中对实践的重视能看到，其言：“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依靠着本本，而是通过实践通过实事求是[6]。”在三个代表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等理论上也是重视对实践的深化理解，更好对马克思实践概念进行诠释。
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的意义探究。马克思哲学实践的概念有着多方面重大的意义，首先是其实现了对传统实践观的批判以及超越。从前文中的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的发展演变的分析中能看到，在马克思之前的一些先哲对实践的理解和认识都是脱离现实生活以及凌驾世界之上的神秘力量的，而马克思则实现了对传统实践观的批判以及超越，其之所以有这种思辨性主要是其立于现实生活基础上的，其对实践的理解是现实的和感性的[7]。具体而言实践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曾经采用蜜蜂建蜂房以及人建房屋例子生动的说明了人的目的性以及能动性，其都是本能的活动，实践是人对客观世界改变的活动，所以就必须去行动才能实现。
还有是么克斯哲学实践概念为改变世界以及实现共产主义指明了道路，对于实践的概念并非是马克思历史观上实现革命的关键，这其中也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历史使命等。人类之所要改变世界就是为了能够创造满足人类需要的新世界，这就需要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够完成，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要创造出新的对象，马克思并没有满足于解释世界，而提出了改变世界，这就要引出新的目标也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也是人类最为崇高的社会理想，也需要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基础。
另外，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对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逻辑的起点，这也是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前苏联的领袖列宁曾经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最大的成果。通过实践概念就为科学唯物史观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点，主要体现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本质就是实践，马克思在实践这一基础上对旧有的哲学有了超越并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还有是实践是把握人本质的关键，这是从社会关系角度进行理解的，首先社会关系并非是凭空产生，是人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而人也并非是存在虚无世界中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由此则能够得出实践是对人的本质把握的关键点[8]。不仅如此，实践也是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切入点。
总而言之，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对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的研究时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推动我国的整体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只有在实践的动力下才能接近理想的目标。此次主要从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的形成演变以及我国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的科学界定以及主要的内容思想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实践概念的检视以及其自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究，希望此次的理论研究能进一步的促进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进步。
第5篇：自然哲学概论范文
陈嘉映：《西方大观念》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六十卷本丛书《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的头两卷。《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选了西方历史上文科的主要著作，包括少量自然科学著作，而头两卷是用其他58本书里所讨论的内容总结出的102个大观念。它和《不列颠百科全书》《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在性质上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在词条解释方面，《西方大观念》也有特点，比如解释因果性概念，就是讲因果性出现在西方伟大著作中都有哪些形式，前人都有哪些观点，是概述性的。这样能起两个作用，一是可以知道西方思想史主要观念，关于这些观念最基本的说法和角度。二是有索引功能，讲到某一个观念，后面列了非常详细的索引，几乎可以找到到西方重要著作中和这个观念有关的主要论述。
雷 天：有点像思想史的考察。
陈嘉映：对，是思想史的概述和索引。 哲学究竟反省什么
雷 天：因为去年读了您的《哲学 科学 常识》，所以我在查阅《西方大观念》的时候，还特意查找了这三个词条，“哲学”词条是您翻译的，“科学”词条是您和孙永平教授翻译的，没有“常识”这个词条。您在《哲学 科学 常识》开篇引用的老子“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意思是指母为常识，子为哲学－科学，还是指母为哲学，子为科学？
陈嘉映：当然“母”是常识。我更愿意说是“自然理解”，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理解一件事情。
雷 天：科学、哲学都是我们从自然理解生发出来的？
陈嘉映：对。
雷 天：“复守其母”是什么意思？
陈嘉映：我想，对当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说，不懂科学，既不可能也不应当，我们肯定在一定意义上知道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复守其母”，是说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先进的认知方式，虽然对我们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我们全部真理，甚至可以说不是根本的真理。我希望提醒读者警惕“唯科学主义”的倾向。
雷 天：您在《哲学 科学 常识》里认为，今天的哲学不可能以建立普适理论为目的，以建立普适理论为目的的哲学已经终结，现代哲学应回到出发点，以理性态度从事经验反省和概念考察，以期克服常识的片断零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为连贯一致的理解。但您所说的哲学在经验反省方面的任务好像跟科学有一些重合。能否先请您解释一下，哲学反省什么样的经验，以及对何种概念进行反省？
陈嘉映：这个问题挺好，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我相信我在用“经验”这个词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用法，我并不认为一般被称作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是对经验的反省。这一点是跟哲学不一样的，它不是对经验的反省，当然有人——哲学家们有时把自然科学叫做“经验科学”，但我在书里强烈表示经验是容易误导的，叫“实验科学”可以，叫“实证科学”也可以，虽然是一个名号，但叫“经验科学”误导得太厉害，最好不用。我举一个例子说明实证科学并不是对经验的反省。
比如说，在生活中会碰到很多义务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小说里描述得更多。讨论这些冲突怎么来的和怎么解决这些冲突，都属于经验反省的范围，不是科学处理的对象，而科学所处理的都带有普遍机制，并不反省我们的经验。
哲学是反省这些经验的。我说的概念考察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讨论这样的问题：怎样生活得更快乐，怎样生活得更幸福。那么当然要问快乐和幸福是什么关系，以及什么才叫幸福，钱多是否一定幸福？这些问题基本就是哲学问题，只不过哲学可能更注重讨论其中带有普遍性的概念，比如说像“快乐”和“幸福”这些概念本身，而不是讨论个案。
雷 天：您在书上特别强调这一点：哲学不是从现象进步到现象背后的机制，而是从现象退回到关于现象的陈述，退回到我们的概念方式……哲学的任务并不是脱开我们的概念来揭示世界的“客观结构”。您能否把这个意思解释得更清晰一些？
陈嘉映：这些说法都是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搬过来的。我再举个例子，还是刚才提到的快乐。关于快乐不快乐，快乐和幸福是什么关系？人能不能以苦为乐？吃喝玩乐的快乐和圣徒的快乐有没有共同点？我们能不能知道别人是否快乐，或鱼是否快乐？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时需要考察的是，我们在哪些情况下会说到快乐；我们能不能说、为什么说苦行僧也有他的快乐；如果我们说：他现在真快乐，那我们是怎么知道他快乐的呢？抑或我们永远只是在猜测他的心理？如果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猜测还有什么意义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就是“退回到关于现象的陈述，退回到我们的概念方式”。但现在不少人会以为，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神经系统，研究内啡肽的分泌等等。我追随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完全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研究，无助于我们澄清概念。我说“无助于”，很多人会不同意，但这里无法更进一步讨论了。
雷 天：您能不能把哲学需要反省的概念归个类？
陈嘉映：这也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是在描述这个世界，谈论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谈论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那就是讲述道理。比如说，我让你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不愿意做，我想办法说服你，就要讲个道理给你听。在讲道理的时候就会使用一些概念，像主观、客观、事实、真理、真、虚伪这些词。我把这些在讲述概念中最常用的词，叫做论理概念。
雷 天：您的意思是，这些概念构成了我们思考基础？
陈嘉映：构成我们思考的基础和论理的概念。说“思考的基础”可以更通俗一点，但我认为用“论理概念”更好一点。比如讲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思考，比较麻烦，不是那么清楚，而论理概念虽然听起来不是那么通俗，但比较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哲学所要反省的概念主要是这些论理概念，用你的话就是构成我们的思考基础的概念。 如何阅读古典哲学
雷 天：一般我们说起哲学的时候会想起哲学的本质是“爱智”，也会想起把哲学从天上请回人间的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哲学家施特劳斯就特别强调苏格拉底的这次“政治哲学”转向，这种解读也影响了很多读哲学的年轻人。您比较强调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我想问，古典哲学对我们今天还有意义吗？您觉得该以何种角度来阅读和思考古典哲学。比方跟着柏拉图去思考正义、善，或者跟着奥古斯丁去思考和接近信仰。
陈嘉映：在苏格拉底之前，自然哲学是主流，到苏格拉底，他说自然哲学不是他的关心所在，他关心的是人的生活。一般希腊哲人谈到跟人相关的事情时，几乎都是和政治相关，当然这个词翻译成政治本身也会有问题，要回到希腊去看，因为希腊是一个男性公民的社会，个人跟城邦的关系非常密切，城邦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一个人之为人。既然从自然哲学转向对人的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政治哲学转向也可以。哲学中的语言转向，我倾向于把它翻译成为语言转向，而不是语言学转向。这和政治哲学转向没有可比性。我对20世纪西方哲学研究的多一点，我个人认为，语言转向有比较深刻的意义，在这本书里，我也试图把语言转向和西方哲学史、西方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来看待。
雷 天：施特劳斯比较强调阅读古典哲学文本时要从文本的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强调哲人写作的隐微术。您在阅读这些古典哲学文本的时候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角度？
陈嘉映：隐微的读法，就像是古人用的春秋笔法。刘小枫主编的书里就有一本《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现在有人提倡读中国古典，有人提倡读西方古典，各有各的读法。我不相信有唯一最好的读法。每个人的文化水平不同，要做的事情不同，怎么会一种读法适合所有人呢？于丹、易中天面对的是一种读者，刘小枫面对的是另外一种读者。但你说是不是一定就是刘小枫那个高呢？至于说隐微的读法，我个人不太相信，读出希腊语中的隐微不是我们的能力所在。虽然我不赞成隐微的读法，但并不是说不能有这种说法。其次，即使隐微的读法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对古典著作的读法不能只是通俗的，通俗是要有源头的，这个源头就在于一些肯下死功夫的学者。这些人做事情的面可能很窄，但是那么一点点研究他也下了很多功夫做。普通人了解古典就要读这些下功夫的人的书。
雷 天：您自己会采取什么样的角度读类似《理想国》《忏悔录》这样的哲学书呢？
陈嘉映：虽然我的古文不好，但希腊文几乎不会，比较之下，我读中国古文的时候就好一点，还可以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读李零的《丧家狗》，虽然李零对古典比我熟很多，对某一个注释，我也会跟他有一争。但是如果希腊语有一个专家说话了，我即使不同意也得认错，没有办法争。我读希腊古典不大敢进入非常细微的文本阅读。这点我个人做不到。 我看中国“哲学”
雷 天：您的书里谈到了中国哲学，您认为中国哲学有理性，但缺乏对世界提供进行整体解释的理论兴趣。按您的说法，中国的确没有希腊意义上的哲学、科学。您认为中国哲学仅仅是一些修身、处世、治国的道理吗？
陈嘉映：这个事情说起来也平常，首先看你怎么界定哲学。我的意思是说，“哲学”跟“文化”一样，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回答。我认为哲学是一个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以西方思想为典范。
从希腊到近代，西方思想特点有很多，可以从各种角度描述，从我这本书的志趣来说，强调西方哲学对整体理论有求真的精神。一般人都爱好整体理论，很多人都能讲一套东西，但对于它是不是真，就不是太感兴趣。实际上，在真和好玩两者之间经常有矛盾。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其实一般人在谈到整体理论宏大观念的时候都偏向于美的那一面，偏向于好玩的那一面，至于信不信，则不是特别在意。而西方理论传统有一个特点，有求真的劲儿。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西方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发展是跟这种精神相联系的，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不大会有这种精神。
那么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还剩下些什么呢？就是修身齐家，像黑格尔说的道德箴言或者道理？我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会思考论理方式。黑格尔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道德箴言，我认为含有批评在里面，主要批评它零零星星不成系统。
问题在于“系统”是怎样的一种系统性？《论语》东一句西一句，如果能编得系统点当然更好。但因此说孔夫子没有系统性就有点绝对。系统有表面的系统性、有内涵的系统性。我当然不认为孔夫子只有一些道德箴言，他当然是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道”。我们读《论语》，读跟孔子有关的记述，可以感觉到孔子是一个有思想系统的人，虽然他的表述非常不系统。庄子也是这样，庄子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但读下来，会感觉这个人几乎就在眼前，非常统一。
雷 天：您的意思是中国传统思想不能以西方“哲学”概念去定义。因为中国哲学是不一样的系统。像老子有老子的系统性，庄子有庄子的系统性。您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中国的思想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思维世界？
陈嘉映：中国的传统思想对我们读书人影响就更深一些，但话不可以说得太极端。首先我非常反对把中国思想仅仅归结为儒家。如果宋朝的学者这么说的话还有他的道理，但今天说中国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就太不能接受了。老子、庄子、墨子都是中国传统思想。第二，我们接受西方、印度的东西，把它视作传统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纯粹的中原人，实际上不一定。凭什么要广西人把儒家认作他的传统？如果他把儒家认作传统，多多少少相当于我把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我的源头一样，有点差别，但不是那么大。再比如说佛学，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印度、西方的传统呢？宋明理学反对佛学，但也接受了很多它的影响。把传统分得一清二楚，像是要向什么东西效忠似的，我觉得荒唐。
雷 天：哲学家怀特海说西方哲学就是给柏拉图作注脚。孔夫子在中国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地位？
陈嘉映：怀特海的话很有意思，所以就比较容易流传。但我认为他并不是非常认真地说。我当然不认为西方哲学只是柏拉图的注脚。我也不认为中国哲学都是孔夫子的注脚。比如像庄子，应该把他看作孔夫子完全平等的对话者。整个中国传统，至少是士大夫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个人的对话——儒家和老庄集于一身的，以前叫出处，叫进退。这是对话的关系，不是注脚的关系。
雷 天：您是不是在中国思想上比较推崇诸子，对后面宋明的不太感兴趣？
陈嘉映：就我个人喜欢来说，我更喜欢诸子，但这不是我比较推崇诸子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源头的经典是最重要的经典，汉朝人读先秦有一套读法，宋朝人读先秦有一套读法，现代人学了西方的东西，生活在现代世界，读先秦典籍也有一套读法，肯定不可能跟汉朝人或者宋朝人一样，差别会非常大，但源头永远是源头。我认为每一朝每一代人都会对先秦感兴趣，宋朝人想越过汉学读源头，清朝的人也想越过宋朝的东西读源头，人人都一样，只是越往后就会越参照前面的读法。
雷 天：谈到参照前面的读法，我想到一个关于“解释”的问题。如果一个希腊文特别高明的学者跟你解读《理想国》，是这样说的，不是那样说的，你可能会更相信他的说法。这有点像戴震说的，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陈嘉映：对。像我们这种中层的读书人大概就是上传下达吧，我们注解不了什么书，对中国书、外国书写不出很好的注本来，我们要读这些书要靠前人。有时我出去，大家会把我当作某个小领域的专家，但我跟学生说，我不是专家，那种我们必须跟他们学的人是专家。我想用建筑来比喻专家，他们是挖地基的，辛苦的，没人知道的，我们知道建筑是贝聿铭设计的，但谁都不知道这个建筑的具体工程力学是谁做的，更不知道打地基或者打木桩的是谁做的。这就是专家干的活。 以哲学为业意味着什么
雷 天：哲学家今天能做什么，以哲学为业意味着什么？在中国，是不是意味着三五好友讨论自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为了生存写一些像天书一样的论文，针对公众也写一些哲普读物。您这本书作为哲普读物其实也不好读。
陈嘉映：我觉得哲学可以从好多角度来看。你可以从两个大的层面看，一个是观念批判，一个是概念考察。我们每个人脑子里就有一大堆的观念，比如说投资观念、就业观念、爱情观念、友谊观念。不但每个人有，电视、电台、报纸访谈都是在宣传观念，传播观念。
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混乱、扭曲，甚至有意欺骗的观念。比如说为了商业目的传播消费观念（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广告都是做一些带有欺骗性质的消费观念），就是让每个人觉得我还需要买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观念满天飞，读书人的现实责任就是进行观念批判，因为你是干这个活的，应该比一般人，对哪些观念是虚伪的，是错误的或者是过时的要清楚一些。
雷 天：您说政治家讲谎言，政治学者会批判；广告欺骗了消费者，社会学学者会批判；爱情问题心理学家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那什么是哲学的任务呢？
陈嘉映：一般来讲，我区分观念和概念两个词。在观念层面上，我觉得原则上不太需要专家去批评，比如说消费观念是错误的，难道要经济学家告诉我这个消费观念是错误的，做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就不能说吗？作为知识分子批判观念就够了。但是到观念批判背后的概念性的东西，比如说到专家讨论中的“消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可能就不行了。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的区别，我认为从观念批判到概念批判的时候就出现区别，到观念背后具体学科的概念和知识是专家掌握的，一般的论理概念是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事实、真理、客观这些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互相学习的，如果你从术业有专攻的角度，心理学家会向哲学家学习，哲学家会向心理学家学习。
雷 天：这样，哲学的地方还有多少？
陈嘉映：实际上地方还是非常大。哲学王的梦，我相信以后还有人会做，我个人觉得，如果再做这种梦的话，这个梦就有点深了。其实历史上，哲学家就没有怎么核心过。哲学家从来没有占据社会核心地位。哲学王这个梦最好不要去做，但哲学可以做的事非常之多，不占据核心地位和不做事情完全不同。
雷 天：照昆德拉的说法，很多人都喜欢简化了的哲学家的“响词儿”，比如把海德格尔简化为“人，诗意地栖居”，很多房地产广告上都能看到这样一句话；维特根斯坦简化为“对于不可说的一定要保持沉默”等等。我们的社会也充斥着贩卖哲学家格言警句的文人，和用似是而非的哲学概念来糊弄人的伪学者。您觉得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对哲学造成损害？
陈嘉映：当然会有损害，这个问题不限于中国，不限于当代。当然，当代中国的情况糟一点，一个是因为我们特别没有文化秩序和学术秩序，我想多数人都会承认是这样。既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全改变的局面，总是有人一天皓首穷经的就读一点经典，而有些人学几句话就去卖弄，这是挡不住的。商品的评价虽然有虚伪宣传，有背后的暗箱操作，但终端商品要跟消费者见面的，像教育、文化的评价秩序需要的东西比较多，要靠文化人、读书人特别的努力。
雷 天：我想像编译《哲学大观念》这样的书就是哲学家的工作，把西方很多本原的概念翻译过来，告诉人们，权利、平等、自由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在西方是怎样发展过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陈嘉映：是，它是很重要的工作，但我也不大敢说它是特别重要的工作，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在同时进行。这套书确实有刚开始我们说到的特点。就像你说的，西方思想现在是绕也绕不过去，在论理层面，用到的词我们讨论过，讲道理我们用过的词全是从西方翻译的词，这些词在我们脑子里已经有了，不光在书上。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深处没有被西化，但一般我们的生活跟西方人没有太大的差别，特别是在城市里。当然这些绕不过去，当然正正经经的人拾一点牙慧就到处乱说，但读书人责任是要正本清源，认认真真做这些事情，就像唐三藏对佛教一样。这本书有一个好处，它既是一个客观概述，又是一个索引，直接通到西方传统大思想家、哲学家实际上是怎么说的，解释、诠释是一方面，他直接就把你带到这些观念的原始文本，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可靠的。 什么是标准的哲学提问
第6篇：自然哲学概论范文
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哲学性研究。只要看一下学界那些影响较大的论文，就可以知道。学者们先是分别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基本概念，然后又逐步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的体系。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进一步构建提供了一种基础条件。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范畴的体系，并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体系。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范畴体系对于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究竟具有何种作用和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确证。
观点的概括和提炼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原理的体系总是由一系列观点或定理构成，而提炼和概括这诸多的观点，使之具有规范的表达形式，这是原理体系建构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在这方面，同样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离不开哲学思维强大的抽象概括能力。在这个抽象概括过程中，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对于表面看起来是十分简单的事情，哲学的眼光就可以透过这种简单的外观而看到内部的复杂性，看到该事物与他事物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复杂网络。从这方面说，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同样，哲学也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的网络，尖锐地找出其中最关键的东西，把握住事物的实质。而当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时，事物看来就变得简单了，就能达到以简驭繁的效果。应该说，观点的提炼包括这两个思维的过程，而特别是突出地表现为第二个过程，即从复杂的关系中概括出简单的结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的每一个基本观点，每一条结论和每一个定理等，都可以用哲学的眼光加以审视，使之进一步提纯。当然，这不只是哲学思维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驾驭文字的素养等。
体系的构建和论证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将既有的概念和定理变成理论的大厦，需要有整体性思维和总揽全局的眼光，需要有谋篇布局的战略性学术能力。在这方面，哲学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不是仅仅考究琐细事物的哲学派派，而是具有宏大的眼光和战略性思维的世界观。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战略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是讲政治的，这个政治不是政客的小算盘小手腕，而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大战略。这样，政治家学一些哲学，正如哲学家学一些政治一样，都能起到扩展心胸，开阔视野的作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懂得教育，还要懂得一些政治和哲学，这对于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特点，特别是对于建构得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是很必要的。同时，体系的建构不仅需要大眼光，而且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如果原理之间以及概念的使用上，缺乏严密的持续的逻辑性，那么原理的体系就还没有达到比较完善的地步。绝对的完善当然是没有的，但在相对的程度上，就一定时期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应该是尽可能在逻辑上是严密而自洽的。在这方面，当然离不开哲学的推理和逻辑的探究。
对体系的反思与调整需要运用哲学思维。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具有开放性。任何体系都是不完全的，也都会随着内容的变化而出现相应的调整和改变。研究者应该时时地对原理的体系进行反观和反思，检查和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适时作出调整。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会出现新的重大变化，这些会对原理以及原理的理解产生影响。在现有原理及其理解不能合情合理地解释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趋势时，就有必要对原理及其理解作出相应的调整或修改。基本原理虽然是稳定的，但不是绝对稳定，更不是一成不变。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明白，与其被动地变，不如主动地变。在这方面，哲学的优势在于其“反思”传统，它总是一再回过头来对原有的基础和前提性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以求正本清源，强基固本。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体系，也特别需要这种反思的态度和能力。
把握好运用哲学思维特别是哲学概念的度
经过2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在今天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形态。这个成绩的取得，是与哲学思维的运用，特别是恰当地运用分不开的。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研究和教材编写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在哲学思维的运用上的不足或过度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带来了相应的不良后果。从哲学思维运用不足的方面看，有下列一些情况和现象：比如，对思想政治教育学领域中存在的诸多相近概念，在学理的界定和辨析方面有所不足。比如标志这门学科的主概念“思想政治教育”就有一系列相近概念，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德育、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它们各自究竟有何含义，边界哪里，各自的理论定位和出场语境等，不够清晰。再比如，原理体系中有时把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搅在一起。
这往往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广义与狭义搅在一起有关。在原理教材中，广义狭义同时并存，而且甚至还有更广义、更狭义等多种层次。它们在原理中的同时并存有时会是不可避免，但是它们之间应该有规范的逻辑和语言上的过渡和转换，而不能在不同层次间随意转换。比如在给“思想政治教育”下定义时，言之凿凿地称为这是“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东西，可以包括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显而易见是广义的定义。可接下来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时，不加任何过渡地直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而不顾及其他阶级和社会集团是否同意把这作为他们的培养目标。
诚然，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过程中没有哲学思维是不行的，但哲学思维的运用也应该有其原则性要求和必要的度。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是，不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从历史与现实的大量现象中去提炼重要的论题，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体系中直接地把问题套过来，带上个“思想政治教育”帽子，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的基本论题。诸如，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等等，其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先验性。这些问题不能说是“假问题”，但它是直接从哲学原理中套过来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提升出来的，因而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很容易从概念出发，从概念到概念，在哲学原理中兜圈子。表面看来是出现了学术繁荣，但事实上许多无谓的争论脱离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实践和需要，成了其种新的经院哲学。不仅没有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建构澄清问题，提供帮助，反而为原理构建以及教材编写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和烦恼。
比如，近年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有些重要看法颇不一致甚至难以调和，俨然成了一个难以啃开的硬核桃。这些讨论和争论从其背景来说，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它正好是反映了这个时代对人的重视，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上的一个人本化的转向。所有这些讨论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确认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受教育者）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其实对于这个理念，现在没有任何人会不同意，也都主张把这一理念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中。但是，当这样一个人人都同意的观点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上时，却引起了理论上极为复杂的讨论和尖锐的对立。这无论如何是有些奇怪的。
也许，如果不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这一对概念，那么在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中，确认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反对把受教育者当作消极被动的硬性灌输的对象，那是十分容易做到的，大概也不会引起这样多的歧义和不同看法。有了这对概念，反而把事情弄复杂了。这体现了这对来自哲学的概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中的尴尬处境。再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现在争议很大，事实上许多是无谓之争，字眼字面之争，抽象议论之争。不论理论争议多大，透过这些争论可以看到，大家对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基本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比如，大家都承认思想政治教育在性质上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但上升到哲学高度，就引起了极大争论。在教材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基本相同，大体上都是说它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和集团，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对人们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实践活动。其实，这样的定义即是本质主义的定义，它已经体现了大家彼此争论中大多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看法。在下了这样的本质主义的定义之后，再去另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其实是骑驴找驴、徒增烦恼而已。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也有类似问题。本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不论是对个人的还是对社会的，大家基本上没有不同意见，学生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只要把这个问题变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那么问题突然就复杂起来了。甚至不用看学术上的讨论文章，只看一下本来应该十分简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教科书的这一章，就可以看出，它把一个简单明白的问题弄得高度复杂化了。先从什么是“价值”讲起，接着是一系列连绵不断的哲学思辨，诸如价值的一般和特殊，价值的主体和客体，价值意识和价值实现等等，当叙述终于转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上，又是一系列的推演和规定。
至于思想政治教育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学生已入五里云雾，不知所云了。不仅不应直接从哲学原理中套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论题，而且对哲学概念的运用，也要遵循“少即是好”的原则。哲学思维不等于哲学概念。哲学思维的运用可以通过哲学概念来进行，但也可以尽可能少用哲学概念来进行，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看问题的眼光和视野，表现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能力，一种理论思考和推理的方式等。如果说在专业的哲学研究本身中，大量的哲学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哲学运用于其他领域的时候，比如在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时候，就不能完全依赖大量哲学的概念了。而且，过多的哲学概念，表明了哲学思维的笨拙。真正高明的哲学思维，是运用于无形的，是在阐述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体现出来的，它是尽可能避免哲学概念的。特别是那些新出现的生涩难懂的哲学概念，更不应随处运用。
必要的分支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哲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其中包含了若干门学科。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应该包括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这门分支学科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虽然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但应该有所区别。不能把这两个学科混同起来，而目前原理领域中出现的许多理论混乱，也是与此有关的。不言而喻，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具有一定的哲学属性，可以说是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具有更高的理论抽象层次，它某种意义上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它将集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以及前提性质的问题。比如，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依据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可能和合法性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道与术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自由原则的关系问题，等等。这里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内容，而且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为此还要借鉴西方和其他国家的教育哲学。西方教育哲学特别是道德教育哲学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和看法，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
第7篇：自然哲学概论范文
黑格尔之后，伴随近代西方的强盛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形上学传统不强，认识论与逻辑不发达，即使中国有哲学，也偏于政治与伦理。其实，这不仅忽视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传统和佛教传统，而且更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意识影响下的局限。近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转向”发展到“语言的转向”，出现了消解西方传统形上学的努力，乃至海德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终结”的断言，彻底改变了现代哲学的问题视界。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古典哲学的傲慢也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越来越成为哲学的关切焦点。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近年来坚持“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些对欧美哲学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不同于20世纪前期的新背景。
二
当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所谓哲学为标准，较严格地取中国义理学中可与之对应相当者，以此为“中国哲学”，研究之，撰写《中国哲学史》。一是以中国义理之学本身的体系为完整对象，研究之，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或进而以中国义理学为标准，写成西洋义理之学史。冯友兰自然选择前者，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就是一个与世界，或者说西方“接轨”的世纪。他对第二种选择之不宜，解释说：“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② 可见，这里所说的作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关联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合法性。所以，冯友兰的这个说法表明，是否写“中国哲学史”，涉及是否设立“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涉及到是否设立“哲学”学科，涉及到是否整个引进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如何写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建制，肯定大学建制中“哲学”一科的必要性，则必然要肯定从“哲学”的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与教学。
如何处理中国固有的义理之学体系中与西洋所谓哲学不甚相当者呢?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重视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③ 冯友兰一方面承认“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对此有不少叙述。就是说，某些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内容虽不见于西洋哲学的讨论，但仍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
可见，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
三
30年代后期，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也是一开始先讨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在他的讨论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西方哲学中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他说：“西洋哲学家所立的哲学界说甚多，几乎一家一说。其实都只是一家哲学之界说，而不是一般哲学之界说。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极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④ 虽然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解往往各立一说，但哲学教育家需要一种综合的“哲学”定义，张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把哲学归结为有关宇宙、人生、认识方法的学问。
第二，中国古代没有与哲学意义相同的总括性名称，他说：“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他同时指出，先秦所谓“学”、汉人所谓“诸子之学”与今所谓哲学大致相当；魏晋时所称玄学，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宋代以后所谓道学、理学、义理之学，其内容与今所谓哲学甚相近。但是，玄学、道学是各有其界域的，各是某一派哲学或某一类型哲学的名称，“与今所谓哲学之为一般的名称，并非相同。而总括玄学与道学的一般名称，在以前实在没有。”⑤ 这符合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实际情形。
第三，在东西文化的视野中，“哲学”应当是一个类称。张岱年提出：“中国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现在所谓哲学称之呢?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做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方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外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因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而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做哲学了。”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他提出一个很为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⑥
张岱年最后说明，哲学又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之不同，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都属特殊哲学，一般哲学则不包括特殊哲学，专指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用的“中国哲学”乃是指一般哲学，故不论及中国的各种特殊哲学。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对于有关中国思想的“哲学史”研究的分界，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确的自觉，中国哲学史家从来没有企图以哲学史的研究代替整个的古代思想研究。
四
哲学一词是西方文化在近代大量引进后，日本学者西周由philosophy 翻译而来，而被国人所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亦因此而产生。但这一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是，在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总方向及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之，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是本原于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的内容；二是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住，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分科体系；三是与世界文化接轨，使中国现代文化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四是以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近展的大势。
然而，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正如以上诸先生所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象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前辈学者对此似少注意，如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确定了，其问题也就确定了，他始终认为，中西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只是深入和讲述的程度不同。张岱年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态度不同，但哲学的问题及对象相当。其实，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就中国大陆而言，五十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更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八十年代以来此种影响虽已渐消失，但学术界并未就东西方哲学史是否有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取得共识。而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五
上述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正如张岱年所提示的，我们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我们应当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西方哲学)、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哲学)、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国哲学)，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之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
因此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学习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然是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虽然它仍然内在于西方语言的限制，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世界史，其中的讨论地方性局限渐渐减少，与科学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之连结越来越多。
六
第8篇：自然哲学概论范文
中国哲学的缺陷在于知识论的缺失,而现代西方哲学的不足则是价值论的淡化。双方恰恰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可以预见,在中西哲学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下形成的未来世界哲学,将是一种以价值论为主导,以知识论为辅助的新的哲学体系。
建构这样一种新的哲学体系的出路在哪里?
我以为,这首先需要我们对形而上学抱有正确的态度。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命脉。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而上学就被称为“第一哲学”,可见其在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但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出现了重大转向。随着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流行,西方哲学开始由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由本体走向现象,由先验走向经验,“解构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的呼声此起彼伏。
本体与现象的分离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恐怕也是最大缺陷。由此所导致的种种后果和弊端,最终致使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积重难返。这要求我们改革甚至重建形而上学,而不是将它抛弃。以历史的眼光看,可以预见,反形而上学的潮流将不过是整个哲学发展史的一个过渡阶段。哲学终究要回到哲学的轨道上,回到形而上学的轨道上。
二、中国形上学的构成
形而上学也是中国哲学的基础与核心。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形上学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一是本原论,二是人性论。子贡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谓“性与天道”,分别相当于人性论和本原论,乃形上学的问题。
“本原”之“原”又含二义。一为源泉之“原”,这个意义上的本原论所探讨的是宇宙之起源,即宇宙论。二为原本之“原”,这个意义上的本原论所探讨的是世界之本相本体,即本体论。
应该用什么概念来表达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先民认为,万物皆为天所生,这样“天”就成了中国最早的表达宇宙本原的概念。春秋末年,老子第一次提出了具有哲学意味的“道”来表达宇宙之本原、世界之本体。其后,从今、帛本《易传》看,晚年孔子提出了“易”的概念。尽管如此,当时人们仍然认为“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战国至汉唐的儒家既没有接受“道”,也没有采用“易”,而是继续沿用了“天”作为本原、本体概念。魏晋时期,玄学大盛,老子的“道”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以至于连宋明理学家们都大谈“道体”。尽管各派所使用的概念有同亦有异,但他们对这些概念的性质,却有各自的规定。儒家以善为之定性,孔子的“易”、思孟的“天”以及宋明理学的“道体”,其本性都是善。道家以自然为之定性,所以老子之“道”的本性为自然。佛教以空为之定性,所以真如即空。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使用同一概念,各家的理解也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历代哲学家正是通过重新诠释这些概念来建构自己的形上学体系,从而发展中国哲学的。当然,这并不妨碍同一学派的不同学者会尊崇相同的价值观。
中国形上学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人性论。“德”、“欲”及其相互关系,是整个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核心问题。儒释道三家人性论,无不以德欲之辨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是各家之“德”的具体内容不同而已。从历史上看,由这个核心问题引发了两条发展脉络。一是春秋末期之前以“欲”为“性”或者说气质之性的旧传统。这个时候的性为人的本能,并不具有抽象的、超越的意味,所以不属于形上学的范围。二是老子和晚年孔子所开创的以“德”为“性”或者说义理之性的新传统。老子首先将“德”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掘开义理之性之大源。早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对“性”的理解,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观念。从孔子有关《周易》的论述看,晚年孔子则进一步以“德”为“性”,从而完成了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转化,实为性善说之滥觞。老子和孔子都建立了一套形上学体系,从他们开始,性才被纳入形上学的范围。此后,子思提出“天命之谓性”之说以弘扬新传统。竹书《性自命出》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外在道德先验论,从而使旧传统发扬光大。孟子起而纠正这一趋势,力主只有“四端”才是“性”,从而将新传统推向极致。唐宋之际以前,中国人性论的主流一直是旧传统,而新传统不过昙花一现。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事实上是在继承旧传统的同时遥绍新传统,并将二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
第9篇：自然哲学概论范文
[论文关键词]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自然辩证法概论”是理工农医类硕士生的政治理论课．它担负着对硕士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任务。那么，它与本科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及博士生的“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衔接?又如何侧重?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自然辩证法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
教育部有关文件明确规定：自然辩证法概论的教学目的主要是紧密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准确概括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正确回答当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系统分析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扩大学生视野，启迪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和科学技术观；使学生加深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解．形成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及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据此．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的定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从学科上来定位，它是一门体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带有哲理性质的学科；二是从功能上来定位，它具有方法论功能和素质教育功能。
(一)学科定位
自然辩证法就其学科门类来说，更偏重于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6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沿着这个“之间”，自然辩证法学科逐渐发展起来。
自然辩证法学科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它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科技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技术靠近，它具有科技性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它更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技术的哲学分析．所以，自然辩证法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技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情况看，自然辩证法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自然辩证法也具有交叉学科性质。
自然辩证法作为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技术的纽带，反映了哲学与具体科学技术之间的交叉。
同时，自然辩证法不仅研究自然界，而且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和在人类社会中的展开与发展过程，反映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这种哲学与科学技术的交叉，正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趋势，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正确地把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功能定位
自然辩证法就其功能来说，具有方法论功能和素质教育功能。作为一门学科和一门课程，自然辩证法不仅对理工科硕士生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自觉地灵活运用各种科学方法进行科研活动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过分注重学科的知识功能，而忽视了学科的方法论功能。因此，更新教育观念，进一步发挥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优势，强化本学科的方法论功能，已成为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因此．在学科建设上要处理好“三个并重”，即结论和结论的论证并重，知识和知识的方法并重，知识的硬件(发展科学知识的具体手段)和软件(科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并重。只有这样，在教学中才能使学生从“LearningtoLearning”至U“LearningtoThinking”。
同时，自然辩证法概论是理科硕士生必不可少的综合性课程之一，在教学巾强化这一优势是实现本学科的素质教育功能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综合性课程的设置，已作为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培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已有从小学起就开设相应综合性课程的规定。自然辩证法概论作为综合性课程的优势应该体现这一特征。从横向上来说，它应综合概括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最新动向。然而，一方面弥补学生因专业过细过窄对相邻领域缺乏必要的了解而带来的知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接触来自学科前沿的知识和信息；再一方面可以把学生融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氛围之中从纵向上来说，应突出科学技术思想史的内容，因为它展示了人类知识发展的总体过程。这样，可以加强学生对科学本质、科学功能、科学方法等问题的认识，又提供了理解科学合理性的角度．还能帮助学生树立科学观念、培育科技意识、弘扬科学精神。
方法论功能和素质教育功能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两大基本功能。只有发挥出这样功能的学科才能够在科学研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才能够使学生一生受益无穷．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教学必须牢牢抓住并突出这一点，从而使自身保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与活力。
二、“自然辩证法概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我国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普遍为本科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为理科硕士生开设“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为理科博士生开设“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三门课程都是具有哲学性质的或以哲学为主要内容的公共必修学位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侧重于对本科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讲授，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然辩证法概论”侧重于使理工科硕士生理解自然界的辩证法、学习科学方法论以及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解；“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侧重于理工科博士生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理解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问的辩证关系，从而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多情况下．部分教师和学生都是抱着“无非是一门政治理论课”的想法走进课堂．教师抱着“不可不讲”的态度，学生抱着“不学不可”的心理进入教学，相互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对于这种想法，我们难以认同，更不赞同这种做法。那么，这三门课程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一)“自然辩证法概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关系
按照2005方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任务。是要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教育。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掌握，使本科生“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
目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主要是介绍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和基本原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至于这些范畴、命题和原理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们在哲学思想史上是如何发展的?都有哪些哲学家对它们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则探究得很少或者根本不涉及。这样就难免使教学过程缺少厚重的历史感和巨大的逻辑感，也很难体现哲学社会科学所坚持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从而使学生逐渐丧失学习的兴趣和思考的乐趣，并最终影响教学效果。
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理工农医硕士生的必修课．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后续课程。它主要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过程、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以及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社会观的基本内容，让学生从自然科学角度，而不是单纯地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进一步提高硕士生的哲学素养和综合素质。
自然辩证法是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主体构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础；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自然辩证法作为关于自然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学科，占据着重要而基础的地位。因此．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成果。即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成果，即整个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理论成果的概括和总结。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成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要分支．虽然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自然辩证法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进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研究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一切社会活动．它的物质前提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和改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把自然辩证法放在整个人类社会大背景下来讲授，而讲授历史唯物主义时。要充分考虑人与自然这一前提。” 转贴于
(二)“自然辨证法概论”与“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从1987年起，“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被原国家教委正式规定为理科博士生的一门独立的必修学位课程。这门课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性质的交叉学科。它的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问题，提高博士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博士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阔视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抵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现代科技革命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出既具有高度政治思想觉悟，又具有综合科技文化素质的新时代高级科技人才。“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是硕士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后续课程，那么，如何处理好它与“自然辩证法概论”的区别和衔接呢?
首先，二者的教学对象与层次不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是理工农医类硕士生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修学位课，而“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是理工农医类博士生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修学位课。理工科博士生在大学本科期间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硕士生期间系统地学习过“自然辩证法概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两门课程。同时，硕士阶段的学习相对于博士阶段来说，还属于打专业基础的阶段，因此，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教学也只能停留在“概论”方面，而对博士生来说，由于他们是属于“对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更何况大多数博士生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方向，且学有专攻，因此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必须在“与”字上下功夫。
其次，二者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不同。教育部对“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已有明确规定．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要求．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技术方法论和科学技术社会观。而对“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还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基本要求．各校讲授的内容也不完全一致。由于教学内容不同，使得这两门课程的教学方法也不尽相同。“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比较固定，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为辅。在授课过程中，多采用提问式、启发式、讨论式等师生互动的方法以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将课程讲深、讲实、讲活；“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学对象是博士生，因此，该课程的教学我们主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来进行，内容包括：现代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现代科技革命与制度创新、现代科技革命与政治管理、现代科技革命与世界政治、现代科技革命与伦理建设、现代科技革命与思维方式、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命运、现代科技革命与人的全面发展等。教师在围绕专题讲授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与该门课程相关的一些前沿问题，如科技伦理问题、工程伦理问题、医学伦理问题等，鼓励理、工、医博士生结合自己专业去思考、去分析、去解决。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们从狭隘的专业走出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博士，即“富学之士”和“广博之人”。
最后，二者的教学目标与要求不同。自然辩证法概论的教学目标，主要是紧密结合科技发展的要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准确地概括现代科技成果，正确地回答当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帮助学生掌握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正确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解，形成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思想和工作。教学的要求是必须站在时代前沿．与时俱进。反映时展的规律和趋势．从而在研究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上，更好地发挥政治理论教育功能；在研究生的科学素质教育上．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从而体现本课程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更好地发挥本学科所具有的方法论功能和素质教育功能。而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目标，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报告与科学发展观，阐明科技革命与世界形势的变化，科技革命对世界和平与中国发展的影响：回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如何发展科技与教育的重大问题：从整体上、动态上分析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动向．研究它的关键性领域、新的生长点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了解现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重大社会思潮。教学的要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理论与方法，分析现代科技革命提出的问题，提高博士生观察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