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关键词：存在论哲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探究；诗意栖居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36—04

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已经提出了“无形文化财产”的概念，但作为通行性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在2003年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确定。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颇具生长点和生命力的学术领域，近年来国内如火如荼的研究态势便可见一斑，大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研究规律的探讨，小到对特定非遗项目的调查研究，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然而，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几乎尚未涉及到非遗研究的哲学基础问题；即便偶尔有所涉及，也仍旧停留在认识论哲学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哲学是“爱智慧”的学科，是探究形而上一般规律和基本方法论、世界观的学科，它思考的对象不仅是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更是研究这些现实生活种目繁多的人文学科本身。因此，哲学才有“学科之母”的称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也自然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它产生的哲学基础、它存在的基本价值、研究它的基本方法论等哲学问题，也只有在探究了这些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够使非遗研究更具明晰性、方向性，更具高度和深度。

一、非遗研究兴起的哲学背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精神文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和传承。那么，缘何在近年它才最终被确认提出，并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呢？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诚然，影响它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工业时代到来的社会背景，旨在构建炫目空间、景观世界的工业时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不断被破坏的巨大威胁；商品拜物教、消费社会形成的经济背景，商品至上、消费至上的经济时代导致人们步履匆匆、欲壑难填，旧有的艺术与工艺品早已无法满足食利者的欲望之心；世俗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大行其道的文化背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甚嚣尘上，以“求新”为名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冲击，这些都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寻找被遗忘的家园。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哲学背景与缘由。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应，人类哲学史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的大致线性发展。所谓本体论哲学也即是一种以“预成”为主要思维方式的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古希腊的肇始之初便基本是这种思维模式。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家在思考万事万物产生之时，一般认为事物是不会从“无”、“不存在”产生出来的，这也即是说，他们在思及宇宙万物产生时总是预先设定了一个“最高实体”，这个“实体”可以是现实之物（比如泰勒斯所说的“水”），也可以是抽象之物（比如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最高实体”衍生了世间万事万物。这种本体预成思维模式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那里达到了顶峰，期间有不同的哲学家沿着这条思维路向提出了不同的“最高实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虽然表征了人类寻求世界终极解释的努力，反映了人类由感性向理性的飞跃与升华，但却有忽略人类主体性以及活生生的存在现象之嫌，也存有导致神学神秘主义之危险”①。

近代哲学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转向了一种认识构成论哲学思维。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加强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作为主体开始从一直被压抑的世界“客体”挣脱出来，开始思考“客体”、“分析”客体并最终“认识”客体。这种哲学思维模式在人类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鼓励下，开始认为只要将世界无限的细分，就可以无限地认识世界，人类作为世界万物的主宰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世界作为“客体”是可以无限被认识，甚至可以无限被改造。诚然，人类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破坏能力、自我戕害能力也随之提高。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升温、新型病毒的全球蔓延、工具理性的压抑、自然环境的压力、人文环境的不断破坏等等随之而来，人类认识能力自信的无限膨胀，导致了可怕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最终形成了人类——世界、主体——客体之间无法逾越的对峙与鸿沟。人类就是在这种极度盲目而热烈的自信思维模式下，不断对过往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进行着无情的破坏，也正是在这种哲学思维模式之下，文化遗产问题才真正开始成为一个问题。

对这种认识论哲学思维模式弊端的反思走向了存在生成论哲学。存在生成论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其特征为：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非预定，重个性、差异而非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②等等。对认识论哲学的反思其实从马克思辩证哲学就已经开始，比如马克思对“异化”现象的批判等，但直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形成，才真正走向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天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对于“人在世界之中”的论述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海德格尔关于“诗意栖居”的命题，为人类文化与美学规划了审美理想；海德格尔毕生追求的“天地人神四方会游”则为人类审美化生存提示了归家之路；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关于技术、时间的思考则为现代文化、哲学敲响了觉醒的警钟。人类不应该再存在于世界之外，不应当再主客二分，不应当再设想自己与自然、与他人处在对立的境地，而该重新回到“前苏格拉底”诗意的时代，寻找自己弄丢的美丽家园。也许，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潮的感召与感染下，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在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太快太远，才开始惊醒是人类自己破坏了自己诗意的家园，才开始担忧脚步太快而遗失了文化的灵魂。换言之，也正是在认识论哲学弊端四起、存在论哲学强力反思之始，人类才真正开始思考过往对待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态度，开始挽留与保护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财产，开始研究这些财产所存在的整个生态环境。

二、非遗研究的理论研究方法

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在实践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法国社会学所倡导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即是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特质、存在环境来讲，田野调查方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深入民间调查，切实掌握非遗的存在范围与存在特征，进一步整理、挖掘非遗的保护策略都是必须进行的工作。就理论层面上，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生态学。在生态学基础上衍生的文化生态理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对非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在国内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化生态学面对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关注文化研究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系统影响，为非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支撑。但在我们看来，非遗研究的理论方法指导还不够完善，尚未达到一定的哲学高度与方法论思考。

既然如上文所述，非遗研究所产生的哲学背景与哲学环境是存在论哲学，那么我们认为非遗研究最为合适的理论研究方法应当是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此种理论方法不仅仅只是一种方法，更能清楚指涉非遗研究的性质、内涵、研究对象等。通过“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这个名称，我们也可大致了解，它主要关涉非遗的三个方面的特征：审美价值、文化属性、存在论哲学视阈。这三个方面是非遗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可以共同引升为非遗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化与发展必然也会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但总结前人的定义，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我们通常所提及的文化概念，则大多数情况下仅指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伴随着认识论哲学弊端的日益显露，在20世纪中期兴起了一门新的文化研究学说——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以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为基础，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环境联系考察，“它运用了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发展地看问题，把人类文化放到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并着重强调文化与环境的互动”③，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与方法论优势。“它使人们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文化与它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生态平衡是文化发展的基础等等。”④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也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所以环境的变化对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故而，文化生态学研究对于非遗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文化生态作为一般的文化研究方法，尽管对非遗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却并没有更多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价值，换言之，此种方法具有普适性，却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与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非遗作为人类的长期社会实践的创造产物，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其价值也是多元的。比如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政治价值、教育价值等等。然就其作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遗产，作为普世人类诗化存在的手段与状态而讲，它最为重要与独特的价值应该是审美价值。国内有的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丁永祥先生在其名为《当代美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审美的密切程度，民俗技艺的审美性质以及民众对非遗的接受程度，详细论证了“人民群众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审美愉悦”，他们“最关注的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⑤。何为审美价值呢？简单来讲，即是审美的愉悦性和超越性。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上流阶层的愉悦与超越，如高雅的歌剧、美妙的轻音乐、堂皇的影视剧作等等。与此同时，却在不断遗忘与破坏着社会下层的审美感观，非物质遗产文化的重要性恰在此处体现，它能够满足普世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趣味，它能够使普世大众在辛苦的劳作之余获得审美的愉悦和暂时忘却生计所迫的世间纷纷扰扰。因此，它是一种关涉普世大众的审美文化、超脱文化，应当在非遗研究文化生态之前加上“审美”定语，也即是审美文化生态。“审美文化生态”一词并不是我们首创的，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所谓审美文化生态，指的就是审美文化赖以生成、发展、变化的环境总和或有机完整系统。它以与审美文化关系的远近，由远及近大体包括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包括哲学、宗教、道德、风俗等观念性态的精神文化）等直接或间接与审美文化生成发展有联系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⑥。此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高小康教授也认为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是从地域差异、传承演变、群落认同和文化空间等各种关系的联系中考察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问题”⑦，并考察了自然与文化的审美诗意关联、城市群落的审美趣味以及当代审美文化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些学者们共同认识到了非遗的审美与文化生态属性的重要性，将二者结合探究非遗的存在与发展是必要的。

此外，正如上文所讲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能忽略其存在的哲学背景。既然非遗研究的兴起是在存在论哲学背景下展开的，那么也如海德格尔所讲，“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⑧，而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通过对物质和精神实体的一种“悬隔”，直抵事物本身，从而对事物进行一种“本质直观”。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来讲，此种研究方法的内涵大致可以概括以下几点：第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人类精神的自然与文化基础，探索人类精神与存在的本然诗性关联。第二，对认识论哲学所带来的工具理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外在敌对的态度加以“悬隔”，以一种“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诗性态度“存在”。第三，“扭转人与自然的纯粹工具的，计算性的处理方式，走向平等对话的主体间性的交往方式。”⑨正如前文所述，非遗存在的整生环境十分重要，而过往那种对自然、社会不断攫取与破坏工具计算性处理方式必须走向一种“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主体间性处理方式，人类时刻不能忘记自我就存在于这种环境之中，而不是置身其外。第四，走向一种“前苏格拉底”毫无遮蔽的诗意澄明境界，反思“启蒙主义”以来“理性”带给人们的热烈与盲目。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现象学方法的终极指向便是让人们不断去蔽，从而重新发现“存在”、发现人类在世中的诗性存在。第五，从完全的祛魅回归到一种部分赋魅的状态。认识论哲学所开启的理性让人类的自信心无限度膨胀，认为可以为自然、为社会甚至于为世界一切祛魅。现代人类在“理性”的鼓动之下早已变得热烈盲目、无所敬畏，甚至连自己的神圣精神家园（比如非遗）都践踏脚下，毫不见惜。然而，正如西方有的学者所讲的那样，其实“只有当自然的他者性和陌生化拥有一种深不可测性的时候，那种对非人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感情才会树立起来”⑩，这也即是说，现代人类也有必要对自然、对过往的精神文明等怀有一定的敬畏之下，认可它们身上所存有之“魅”。

综上所论，非遗的理论方法指导必须兼顾到“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三方面，所以我们提出了审美文化生态现象学方法，希冀对非遗理论方法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

从认识论价值到存在论价值在美国著名古典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看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关键，在现代性进程中兴起与完成的现代社会科学更多关注的是绩效、功用、成果等事实，而几近忘却了价值本身。

在现代社会科学看来，价值问题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社会无限发展、经济充分发达、体制构造完美，每一种目的、每一种价值就自然会得到辩护和认可。如此，我们便可以搁置对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价值问题的思考，只去追求最终的成果事实便可；我们便可以将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美好生活”直接置换为“成功生活”，而所谓成功生活不过是“基于对权力、金钱及赞誉的自我陶醉和永无休止的追求”；我们便可以不顾善恶质询的前提，不断追逐现代社会科学所规划的“自我权利”。此种价值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真正关心价值本身，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功利性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所谓的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政治价值甚至于教育价值都是出于一种认识论哲学所导致的功利性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为唯一重视的方面。目前，单纯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已对保护工作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当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认识论价值我们不能全盘否认，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教育、文化内容，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认同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仅停留在这些认识论价值上，并没有真正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论价值，我们也将此种价值称之为诗性价值或全生价值。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里读出了存在主义的真谛——诗意的栖居，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此后想要抵抗现代性所带来系列后果的哲学家们对此狂热推崇，且想藉此逃脱“工具牢笼”（韦伯语）、抵抗“白色社会”（鲍德里亚语）、匡正“价值位移”（舍勒语），规约“全自由人”（福柯语）等等。然而，以为找到了抵抗整个工业、后工业时代利器的人们，在扛着“诗意栖居”的大纛踌躇满志、一路狂奔之时，却根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到底是谁来诗意的栖居？换言之，诗意栖居的主体是谁？其实，荷尔德林诗里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充满劳绩的人们”。诗意栖居的主体至少在荷尔德林看来不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政客，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亦不是养尊处优的中产阶级，而是充满劳绩的普罗大众。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诗不仅仅是存在的饰物，不仅仅是稍纵即逝的热情或空无。更是一种旨趣，一种娱乐。诗是历史的基础，因而它并非文明的外观，更绝非‘有教养者’的‘表现’。”然而，普罗大众如何诗意的栖居？或者讲，如何保障普罗大众诗意的栖居呢？答案就在普罗大众所醉心、愉悦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之中。当我们看到八旬老人饿着肚子也要唱句家乡戏，农村老汉推着板车也要哼着小调，乡间妇女溪涧洗衣时也愉快地唱着民谣，民间艺人苦于陶瓷烧制技术无人来继嚎啕大哭时，也许才能真正明白这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最深、最富意味的价值。也许正是在上述的那些状态中，一个个作为“存在者”的普罗大众才能在时间的无限敞开中体味“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称他们在“存在”。

综上所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应当照顾到其产生的存在论哲学土壤，并在存在论哲学视阈下探究其全生价值与理论研究方法。如此，才更够将非遗研究更深、更远地推广。

第2篇：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关键词：特色馆藏；非遗；传承与保护

特色馆藏是指图书馆依据本馆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及其主要读者群的需要，在收藏文献资料过程中有意识选择并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特点和优势的馆藏体系。图书馆要保持活力，保持竞争性，就要建设具有权威性、地域性、代表性和个性鲜明的特色文献资源，使之在国内外都具有较大影响，起到该领域信息资源体系的保障作用。依托地域文化资源建设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馆藏，凸显地方图书馆的区域特色，是保持地方高校图书馆权威性、地域性的客观需要，也是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优化馆藏结构，加快特色文献建设是现阶段地方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同精英文化一同反映本地区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工艺技能等方面的信息，是研究本地区历史文化发展和现实状况的“活”文本。搞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馆藏工作，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为地方文化发展服务，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图书馆服务的责任。通过图书馆这一信息窗口把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递给广大群众，是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的最好保护。

1 地方高校图书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现状

通过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当前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做的并不是很多，据于荣全在其文章《公共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刍议》统计表明，全国2762家公共图书馆绝大多数还没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另就保山学院特色馆藏情况来看，我们现在地方文献库中所藏的地方文献资料十分有限，许多地方县志没有收集齐全。而对于保山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更是缺乏馆藏资料，这既不利于学院师生进行相关的研究，也不利于提升我院图书馆在地区的文化竞争力。出现以上情况，陈敏芳在其文章《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与作为》一文中将其归因为以下五点：1）重视不够；2）经费拮据；3）缺乏协调；4）人才匮乏；5）研究不足；陈敏芳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前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缺席的原因，这不仅为我们，也为全国各大图书馆提出要求。当然，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的加强，文化建设需求的增多，近些年来有关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200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学者方允璋的《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作者依据其丰富的图书馆经验，借助系统论的方法，对图书馆如何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相互衔接的整套的可行、可操作的建议和方案，如“活态文化”的采集方法、专题知识库的组织、知识服务新方式的运用等，无论宏观、微观，本书都有深入的探讨。但遗憾的是该书对图书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馆藏建设方面并未作相应的研究。同样宋妙玲的《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蔡光龙的《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定位》、汪向明的《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图书馆职能审视》、吕庆华《地方高校图书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集与管理》等文章分别从图书馆在非遗文化保护中的角色、作用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都为地方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参照资料。

2 地方高校图书馆馆藏建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无形文化遗产”。根据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具体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3）社会习俗、利益、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它传承着华夏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社会进程的加快，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维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农耕社会受到挑战，许多富有特色的民族民间工艺已经或者正在消失，“人亡艺绝”，许多艺术绝技失传。面对日渐稀少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馆提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藏馆，对地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技艺特点、传承模式以及研究资料进行收集和保存，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践行。

图书馆馆藏资源的扩展是图书馆发展建设的需要，特色馆藏建设是提升图书馆文化竞争能力的要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既是图书馆馆藏资源扩展的需要，也是保持图书馆竞争力的要求。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一方面是扩展图书馆藏馆建设，一方面也是提升图书馆管理人员理论水平的需要。特色馆藏建设集中收集整理关于非遗项目的研究资料和原始材料，有利于学院师生对于相关资料的查阅，为其研究提供便利。

3 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消失的局面，图书馆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图书馆文化建设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地方文化传播和发展的窗口，对地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收集与整理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具体践行。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关键在于行动。国家总理讲，干事业重在“落实到实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需要实干精神，过去地方高校图书馆忽视地方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宣传，致使地方图书馆建设缺乏特色，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当前，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保护和利用呈现多样化、现代化、立体化的发展趋势，重视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图书馆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使之成为地方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护中最具有特色之亮点，为地方高校图书馆保护和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拓展新的道路。

3.1 摸清家底

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摸底普查是研究保护的基础。组织专门人员下乡调查流传在乡土劳动大众间的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是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的前提。调查普查是对现在还在流行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调查、登记、采录、建档工作，并按照全国统一编码进行登记并分级建档，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保山作为西南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这里有高黎贡山的自然资源，有翡翠文化、侨乡文化、永子文化等文化名片，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了保山多样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保山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4项，以及200多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涉及传统手工技艺、礼仪与节庆、传统美术、传统医药、体育与游艺、民间音乐和民间文学等多方面，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分类与保护，是建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实践要求。

3.2 政府支持、社会参与

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四条工作原则之首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地方高校图书馆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一是资金短缺，二是健全的法律法规。面对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单靠学校自身建设很难全面深入地收集、整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地方政府支持在资金上的支持，在立法上的规范，在保护上的指导，是对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保障。当然，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庞大的工程完全依靠政府和学校恐难实现有效的保护。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吸纳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依靠人民的力量，保护好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社会参与除了吸纳民间社会团体的参与，还需要广大社会民众的参与。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在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依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许多过去实用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浪潮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重新定位这些传统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适度的开发和利用，加大社会宣传力度，使普通百姓能够重新认识到传统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自觉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来，是实现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3.3 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图书馆参与保护，除了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做好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工作，还要发挥图书馆作为文化的窗口作用，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保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容多样，涉及学科门类广，如何才能整合利用现有人员，合理、高效地，跨学科地综合研究非遗文化遗产，是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充分发挥高校研究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要求。

第3篇：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 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宪章》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 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宪章》、《内罗比建议》、《华盛顿宪章》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 al 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 (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 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 ICOMOS Inter— 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 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 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 Conservation 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 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 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 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 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 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 (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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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李 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第4篇：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进步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新趋势，诸如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等“文化线路”或相关类型遗产也开始进入世界遗产申报的进程，相关工作日益受到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线路遗产究竟如何以适当的策略提交世界遗产申报，提高成功的概率，是日益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简要回顾“文化线路”保护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就文化线路作为特殊类型申报世界遗产的策略作了简要分析，在遗产认定、价值阐释、比较研究、真实性与完整性阐述、遗产构成的筛选与组合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Abstract

The nomination of Cultural Routes as World Heritage has increasingly been a foc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China, with the projects such as Silk Roads and the Grand Canal on the Tentative List of World Heritage.This essay analyzes the strategy of Cultural Routes projects nominated as UNESCO World Heritage by discussing the topic of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interpreta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statement of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the sites.

关键字

文化线路，文化遗产，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中图分类号： I0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正文

文化线路是近年来出现在国际上的新遗产类型。1993年，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线路作为第一条文化线路类型的遗产登录世界遗产名录。从1994年起，经过近十年的探讨与发展，文化线路的概念于2005年正式以“遗产线路”的特殊类型进入《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1]的修订文本中。并在不久之后由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协会提出的《文化线路》[2]得到正式定义，标志着这一概念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成熟：

“无论是陆上、水上，或是其他类型都有实际的界限，并且也因其服务于一个特定而明确的目标而自身具有特殊的动态和历史的功能而呈现特点，都必须要满足以下条件：

必须来自并反映人们的互动行为，以及民众、国家、地区或大陆间在重要历史时期进行的多维、持续及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必须要在时空上促进受影响文化间的交流，使它们在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上都反映出来；必须要集中在一个与其存在有历史联系和有文化遗产关联的动态系统中。”[2]

由于文化线路项目通常具有跨地域、跨学科的特征，且构成遗产地的要素众多，因此，相比于单个或单组遗产，在主题方向、范畴和规模、要素组织筛选等方面呈现出复杂的多的可能性，为文化线路的价值评估、遗产认定、比较研究和最终划定保护范围都增加了难度。然而，对于这样复杂的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依然有规律可循。

基本工作流程：在准备申报文化线路之前，首先需要通过一定的工作流程完成对该文化线路基本认识。参考《文化线路》与《操作指南》的相关内容，其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这些步骤（图 1）。确定其时空范畴及交流内容，时空范围即对文化线路上的交流活动持续进行的起讫时间及覆盖空间的定义；交流内容则可能包括贸易、宗教、军事等活动内容。确定这些多维度交流内容的相互关系，分辨出哪些是线路形成的起因，哪些是由此产生的其他活动，并认定它们各自的时间与空间分布范围。考察文化线路所产生的“跨文化的整体意义”，即在其穿越的时空范围内产生的文化间交流，是否产生了不同区域或文化之间的互惠关系，以及这些互惠结果对各文化区域的影响，这也是文化线路的核心价值所在。分析文化交流的动态性，指出文化线路产生的最初动力、维持线路上的交流活动的必要条件及其历史变迁、最初动力引起的其他交流活动、以及所有这些动态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及其影响。

图 1 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的工作流程

在形成基本认知后，结合与其他同类文化线路的比较研究，确定遗产项目的主题和价值要点，筛选适用的世界遗产价值标准。至此，才能有的放矢地认定遗产要素，并通过真实性、完整性的评估，来检验遗产要素对遗产价值的表达是否准确和充分。

遗产标准的价值阐释：由于文化线路往往以系列申报的形式进行，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系列申报中所有组成项目的遗产地都必须同时符合申报标准。[3]因此，文化线路申报世界遗产时，应关注在活动内容、遗产类型、物质形态、遗产价值贡献等不同层次的进行组合，侧重文化线路整体的价值阐释，并选取同时符合所有遗产地的遗产价值阐述申报标准。对于未能体现在所有构成遗产地的标准及其价值，也应当相应地做灵活调整，以达到系列申报的要求。

因此，在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中，强调体现对人类艺术性、技术性等创造力的标准（i）[ 代表人类创造性天才的杰作。]，和需要遗产反映人与自然之间挑战与应战互动关系、对遗产所在自然环境有特殊要求的标准（v）[是一种传统人类聚落、土地利用或海洋利用方式的杰出典范，代表一种或多种文化，或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尤其是当这种环境在不可逆的变化影响下变得十分脆弱的时候。]，因为文化线路多元化构成的特点，都很难成为合适的标准。

而由于文化线路通常都能够更典型和更完整地阐释人类价值交换过程和成果，因此可以充分考虑侧重人类价值交流在艺术和技术发展阶段方面的物质体现的标准（ii）[ 反映了某一文化区域内、一定时间范围内，在建筑或技术、纪念性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发展方面，重要的人类价值互换。]，如建筑、技术、纪念性的艺术作品、城镇规划或景观等。文化线路有时可以理解为“动态的文化景观”，并与文化交流相关，因此也经常能够选取标准（iii）[反映仍然存在或已经消逝的某一文化传统或文明的独特的、或至少非凡的见证。]，如反映古代文明之的重要商品贸易，或跨越文化区域的等，突出强调遗产对文化传统或文明的见证作用。物质遗存较多且保存状况良好的文化线路，如圣地亚哥朝觐线路、格夫拉达·德·乌马瓦卡线路、印加之路等，可以通过标准（iv）[是一类建筑或技术全体或景观的杰出典范，展现了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具体的建筑或技术类型来表达遗产所反映的时代文化特征。最后，可适当考虑以标准（vi）[与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事件、生活传统、思想或信仰、艺术和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关联。]强调遗存与历史、文化、精神、情感等非物质要素方面的直接联系，但必须提供遗产与之有直接或物质关联的证明。

真实性与完整性：文化线路要作为“遗产线路”申遗时，需要阐述构成申报项目的遗产要素的筛选原则与方式，以说明遴选出的遗产要素能够真实、完整地地反映遗产项目的“突出普遍价值”。遗产要素之间的价值联系、遗产要素与文化线路的价值联系、以及遗产要素对整体项目的价值贡献都需要得到充分阐释。

在真实性方面，遗产要素与线路的关联性的真实性可以通过考古报告、文献资料等进行阐述，或通过能建立起关联性的相关非物质遗存来证明。在完整性方面，除了可从文化线路的意义与价值、遗产要素的构成、遗产地本体的保存状况阐释遗产地的完整性之外，还应该对文化线路的背景、内容、跨文化的整体意义、环境、动态性等方面，对是否充分具备反映这些特征的遗产要素进行阐释。

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从申报工作的前期阶段就开始应用。针对一般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要求“明确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或尚未登陆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中是否有与申报项目类似的”，和“解释申报的遗产项目在其国家的和全球语境中的重要意义”；对于系列申报，则应对系列申报中的选点进行比较研究。其目的并不是与其他同类遗产在物质遗存保存程度的方面比较孰优孰劣，而是通过对文化线路的自身特色和特殊价值进行挖掘，参考ICOMOS的主题研究框架，合理定位遗产的时空-地域、主题和类型等特征，从中找到项目的“突出普遍价值”所在。

文化线路的比较研究需要从整体和内部两个方面进行。整体比较研究可以在同一文化主题的线路之间——如宗教线路、贸易线路之间；或在同一文化区域、在时间跨度上——如同在亚洲地区的某个时期；或在同一形态类型之间进行比较，如铁路线路、沙漠路线、山区路线之间的比较。文化线路内部比较研究，则需要阐明构成线路的遗产地有明确的筛选标准与具体范围，且都经过足够的调查研究。尽可能全面地列出相关遗存，并阐述筛选遗产地构成的原则，并针对每个遗产逐一阐明比较研究的结论，强调遗产地对文化线路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有不可替代和或缺的贡献，而所有构成遗产的要素之间也形成了相互关联的整体。

遗产要素筛选与组合：尽管一条可以被认定的文化线路一定有其突出的文化遗产价值，但并不是所有文化线路都有可能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也并不一定适合以文化线路的类型申报世界遗产。应该选择既能够符合文化线路标准，又能够达到世界遗产要求的项目作为“文化线路”类型申报，其他的文化线路项目可以改变遗产类型进行申报，或作为国家或地区级别的遗产项目进行保护。

当遗产项目确定以“文化线路”类型申报世界遗产时，还需要进一步决定纳入申报范围的遗产要素如何筛选与组合，以选择最佳的申报策略。在一条较为典型的文化线路中（图 3-A），通过调查统计和研究发现得到的全部相关遗产要素通常共同分布在文化线路沿线，与主干线的距离、规模、类型都不尽相同，相互之间又由于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再次分为若干个较为独立的区段。每个遗产要素本身承载的价值、对整体价值的贡献也有所不同。选取的时空范围越广阔，遗产地之间的差异性也越明显。由于世界遗产的构成要素必须共同符合至少一条标准的要求[1]，因此选择过大的时空范围或者过多的遗产地也会增加申报的难度。根据现阶段对文化线路的定义和保护管理要求，可以通过时空定义、背景、内容、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动态性、环境、形态，以及管理和研究情况等方面认定遗产是否能够作为文化线路进行申报。

图 3 文化线路遗产构成与申报策略分析图

因此，文化线路申遗项目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以下几种组合方式：即在最理想的条件下选取所有区段各类要素作为整体一次申报（图 3-B）；选取最有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典型区段单独申报（图 3-C），这种方式也可能由于不同段落申报条件的成熟阶段不同，而形成不同批次的系列申报；选取其中主题线索最突出的某类遗产要素构成系列申报的方法（图 3-D）。这些方法各有优势和劣势，需要谨慎考虑和灵活选择。

无论以哪种方式进行申报，都需要在对文化线路遗产地资源进行详细调查、整理和研究之后，才能够开始决策过程，以避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在决策过程中，则要考虑到同类遗产比较研究的结果，尽早避免可能与现有世界遗产项目重叠的策略。

最后，在能够适用多种组合策略进行申报的时候，申遗的动机与目的则将成为最为关键的因素——既包括当地社区发展经济的要求，也包括当地民众对未来申遗成功以后生活方式的愿景等。而这些合理的动机与目的也都能够作为申遗文本进行阐述的理由，体现出公众参与的过程、当地社区的支持与意愿、以及国家及当地政府对申遗项目的推动是深思熟虑与具有远见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World Heritage Centr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Paris, 2008.

第5篇：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关键词：世界文化遗产；支付意愿；遗产保护；游客；门票；明孝陵

中图分类号：F59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2-0092-06

自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已有29处文化遗产、8处自然遗产和4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尽管世界遗产名录设立的初衷是让人们认识和保护这些有着普遍价值的人类遗产，但世界遗产地却日益将其作为当地旅游营销的重要工具[1]。Hall和Piggin的研究表明，文化遗产地比自然遗产地更会用世界遗产的头衔来进行旅游营销[2]。在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亲睐[3]和国家的重视。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远见。但考虑到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很难完全依靠政府投入，国外很多研究表明通过门票价格的上涨来筹集保护和管理资金是当前比较有效的方式之一[47]。如果世界文化遗产景区门票价格的上涨是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那么游客是否愿意支付呢？他们的支付意愿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本文以南京明孝陵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揭示游客对门票涨价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拓展文化遗产旅游和旅游者消费行为研究的相关领域。

一、研究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化遗产支付意愿研究进展

在国内文献库（CNKI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及Web of Science（含SCI，SSCI以及A&HCI三大引文数据库）以关键词“文化遗产”和“支付意愿”进行文献检索。结果显示当前对文化遗产支付意愿研究大多用于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评价研究中。这里支付意愿表示在特定的文化遗产相关产品的消费中，消费者愿意支付的用于提高效用或者避免损失的最大值[8]。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是使用最广泛的定量判断文化遗产价值的技术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直接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实验的方式来实施。国内外很多关于文化遗产产品经济价值方面的研究都采用了该方法。比如Salazar和Marques用CVM研究了居民对西班牙文化遗产Pirate Tower保护资金的支付意愿[7]；Beltran和Rojas研究了3个考古遗址门票以及保护资金的支付意愿[9]；Bille Hansen从使用者非使用者两个角度利用CVM研究了丹麦皇家剧场建筑这个文化遗产的价值[10]；Chamber，Chamber和Whitehead研究了人们一次性支付历史遗迹保护资金的意愿[11]；Dong，Zhang和Zhi等用CVM对世界遗产地九寨沟的游憩价值进行了研究[12]，等等。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多从支付意愿的角度来评估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而很少涉及从支付意愿的角度来研究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此外，正如Kim等在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过去的相关研究都从当地居民支付意愿的视角来研究文化遗产的价值，而如今世界文化遗产更多的是在被外地游客所使用，有必要从外地游客的角度来进行研究[13]。因此，本文将从游客的视角来研究其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支付意愿，以此来揭示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景区高额门票的支付态度和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

（二）研究假设

游客对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支付有很多形式，比如一次性的捐款、定期的捐赠、景区门票的支付等。本研究所指的游客对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支付则特指游客以景区门票的形式来支付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

1. 满意度与支付意愿。满意度的概念来源于消费心理学中的顾客满意。顾客满意是顾客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的心理状态，是顾客对产品和服务满足自己需要程度的判断[14]。顾客满意一般可分为单次满意与积累满意两类。游客游览景区的整个过程涉及很多环节，本文所指的游客满意度是积累的满意度，即指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景区的总体满意度。许多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与其对产品或服务的满意度密切相关[1516]。Kim等人对韩国世界文化遗产昌德宫和后苑的研究也表明满意度与游客对门票的支付意愿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13]。由此形成以下假设：

假设1：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景区总体满意度越高越愿意支付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2. 文化旅游参与度与支付意愿。游客选择不同的旅游目的地受到其旅游动机的影响[17]。游览世界文化遗产可以看成是一种文化旅游活动。沈苏彦等人的研究表明文化旅游参与度是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意向的有效影响因子之一[3]。也就是说，喜欢参与文化旅游的人更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由此更可能理解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也更愿意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一点贡献，比如支付更高的门票价格以支持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本文假设文化旅游参与度是游客是否愿意支付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影响因素之一。这里游客的文化旅游参与度可以理解为游客对文化旅游活动的兴致和兴趣。因此本研究的假设2如下：

假设2：文化旅游参与度越高的游客越愿意支付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

3.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态度与支付意愿。旅游态度是旅游者行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态度通常指“人们对从事某种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情感”[18]。根据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态度是决定行为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态度越积极，行为意愿就越强烈[18]。运用到本研究中，即形成第3个假设：

假设3：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态度越积极越愿意支付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

4. 重游意向与支付意愿。Kim和Crompton的研究表明游客忠诚度是对门票价格感知和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之一[19]。游客忠诚的概念来自于顾客忠诚，即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顾客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深度的心理承诺，从而形成重复购买相同品牌或者同一品牌集产品，尽管顾客受到情境影响和市场营销的潜在影响[20]。而游客忠诚度可以通过游客的重游意向来测量[21]。因此，本研究假设4如下：

假设4：对世界文化遗产有强烈重游意向的游客更愿意支付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5. 人口学特征变量与支付意愿。旅游和游憩领域关于支付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人口学特征的变量（如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和收入）是影响人们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11，13]。本研究也将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要素考虑在内，因此假设5如下：

假设5：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支付意愿还受到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和收入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

（一）数据获取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来验证研究假设，实证研究的地点选在南京明孝陵景区。南京明孝陵在2003年作为明清皇陵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明孝陵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茅山西侧，东毗中山陵，南临梅花山，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是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问卷的参与者为即将结束明孝陵游玩的游客。这里的游客是指那些不在南京居住、工作或者学习，而是来南京旅游的人。根据研究假设进行了问卷设计，2011年11月，32人参与了问卷的预测试，参与者为在校的大学生和其他以前游览过明孝陵的人。经过预测试，对问卷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部分修改，以使其更明确。正式的问卷调查工作在2011年12月在明孝陵景区进行。正式问卷调查前，首先问可能的被调查对象，“您是来南京旅游的吗？”“您是否已经游览了明孝陵的主要景点？”“您听说过‘世界文化遗产’吗？”以确定被调查者是对世界文化遗产有一定了解的外地游客，并且不是刚刚进入景区的游客。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和游客参与调查的积极性，每位被调查者都获得一份小礼品。

（二）问卷内容

借鉴前人关于支付意愿的研究，本研究问卷中的题项基本采用封闭式问题[13，2224]。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支付意愿的问题采用二项选择题的方式。“南京明孝陵2003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的门票价格是70元/人，如果门票高于70元，但多余部分用于明孝陵文化遗产的保护，您愿意支付吗？（1） 愿意；（2） 不愿意”。研究假设中提到的总体满意度、文化旅游参与度、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态度和重游意向均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法。总体满意度的测量题项是“总体而言，我对本次游览明孝陵感觉”，答案从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分别赋予5分到1分的分值。文化旅游参与度和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态度的测量题项分别借鉴沈苏彦等人的研究[3]，用“我在旅游（度假）时，游览历史古迹等文化类景点”和“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区比不是‘世遗’的景区更有吸引力”来测量，答案分别是从非常喜欢（5分）到非常不喜欢（1分），从非常同意（5分）到非常不同意（1分）。重游意向也用1个题项来测量，即“我再次游玩明孝陵”，答案从非常愿意（5分）到非常不愿意（1分）。另外4个人口学特征的变量选项设置的具体选项 （三）实证结果

1. 游客基本特征。2011年12月总共在明孝陵景区内发出了400份问卷，回收了有效问卷361份。这其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分别为59%和41%。74%的被调查者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明孝陵。大多数（61.5%）被调查者的年龄在18～29岁之间，30～45岁的占26.0%，46～60岁的占7.2%，60岁以上的为4.2%，小于18岁的占1.1%。有超过70%的被调查者的教育水平处于大专和本科组，而只有13.6%的被调查者的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28%的被调查者的平均月收入在1 501～3 500元之间，平均月收入在3 501～5 000元的占27.7%，小于1 500元的占19.9%，而5 001～8 000元以及8 000以上的分别占12.5%和11.9%。

2. Logistic回归分析和假设检验。基于本研究的探索性质，logistic回归模型中选用后退逐步回归法[25]，先将所有自变量放入模型中，然后逐步将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删除。样本数据显示满意度、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态度以及年龄这3个变量为检验不显著的变量，在逐步回归中被删除。表2是Logistic回归模型最后一步的各项输出值，只显示了检验显著的5个变量，其中性别、教育水平和平均月收入这3个分类变量中将男性、高中及以下学历组和收入小于1 500元组作为参照组。作为因变量的支付意愿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是指愿意支付发生的概率。

注：（1）Logistic回归模型第一步中包括的自变量有： 满意度，文化旅游参与度，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态度，重游意向，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月收入；（2）*p

三、结论和讨论

近年来，我国各地世界文化遗产景区门票价格不断上涨，以此作为筹集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资金的一种方式。游客对于继续上涨的门票，如果是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持怎样的态度？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南京明孝陵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游客对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支付意愿。首先，游客的文化旅游参与度越高，重游意向越强烈就越可能愿意支付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喜欢参与文化旅游的人更可能具有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意识；而越愿意重游明孝陵的游客越希望下次再来时能看到保存完好的明孝陵景区，因此更可能愿意支付明孝陵门票的上涨部分，只要用于保护即可。其次，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愿意支付文化遗产保护资金。这与Chamber，Chamber和Whitehead （1998）的研究结果不同。Chamber等人的研究表明女性更可能愿意为历史文化遗产支付一次性的保护资金[11]。这可能与我国男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要高于女性有关，而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和行为。明孝陵的样本也表明，较高学历组的游客，包括大专和本科组以及研究生以上学历组，都要比高中及以下学历组的游客更可能愿意支付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Light，Prentice，Ashworth和Larkham的研究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热情就越大[26]6368。然而，样本数据显示并不是最高学历组的游客愿意支付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概率最大，而是大专和本科组的游客比研究生学历组的游客更可能愿意支付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可能的原因是，被调查者对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来源的态度不同造成的。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不少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组的被调查者表示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应该转嫁给游客，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更应该让公众免费享用，每个人应该有平等的享用文化遗产的权利。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最高学历组的被调查游客中不少还是学生，因此月收入比较低。而根据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平均月收入是决定游客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也就说，月收入高的游客可能对价格不太敏感，支付更高的门票价格尚能接受，况且是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从一方面看，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整体教育程度水平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另一方面，由于世界文化遗产是稀缺的旅游资源，而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同，以及支付能力的增强，就导致了即使世界文化遗产景区门票的大幅度上涨，各个世遗景区还是人满为患，门票价格上涨对控制游客量而言并不具有显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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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等教育 地方高校 专业 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4-0013-0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意义

2002年10月，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就是把文化遗产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教学体系之中，培养专业人才。标志着建国以来，真正开始了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把自己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引入高校教育教学体系当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式由最初的家庭教育，逐渐扩展到民间师徒式传习或以文化交流为主的社会教育，传承缺乏自觉性，渠道不畅，传承脱节，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等教育，开拓了非遗教育传承的新视野。

（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地域文化逐步多元化，现代教育的趋势是多元文化教育，非遗进高校，能使学生在传承主流文化的同时，也能担负起传递我国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普及本土文化，是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高校具有培养人才、传播和创新知识等优势，把非遗纳入高等教育，有助于推进高校自身的文化建设，培养大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精神和创新实践精神，增强本土文化的认知和宣传。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高等教育是大势所趋。

二、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对非遗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非遗热潮下也凸显了一些问题：

（一）目前高校非遗课程的基础理论仍旧缺位。我国近几年一直在研究“什么是非遗”，“其边界理论是什么”等基础理论。目前这块内容很缺乏，这也是导致高校在开办非遗专业时盲目和混乱的原因之一，基础理论急需加强。

（二）实际上，很多大学不具备开办非遗专业的条件，只是赶潮流。一方面，不具备保护非遗的理念，比如一些大学把非遗传承人招到高校，用学校的方式来教导和管理他们，结果使原汁原味的东西变成了模式化的“罐头”。另一方面，则是师资问题，很多教师不具备非遗方面的专业知识，看到非遗保护的发展潜力，就仓促地开课招生。

（三）地方高等院校教育中关于“非遗”相关学科极度缺乏，使得教育难以培养传承和保护“非遗”所需要的社会人才。一些地方高校在“非遗”专业设置上，并没有系统完善的教育体系，盲目追求大而全，造成专业不强不特，毕业生就业率不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许多问题。

三、高校非遗教育的理性思考

高校应该结合自身办学特色，以先进教学理念为指导，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构建特色鲜明的“非遗”教育体系，明确非遗教育的定性、定位，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非遗专业：

（一）加强地方教育部门对“非遗”专业的指导和保障工作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科学指导地方高校“非遗”专业设置；同时，加大建设力度，建设一批“非遗”精品课程。此外，还应充分整合地方“非遗”民间艺术的社会资源，将民间艺术与学校教学、科研等，融为一体。同时，加大“非遗”教育的经费投入，为当地“非遗”的研究，提供经济基础。

（二）加强“非遗”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

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研究，一方面，高学校要根据学生的智力和知识特点，加强对本地区形态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为课程选材提供资料；另一方面，要结合当地及学校实际，提出一套全新的教学理念，加强教学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落实到实处做好准备。

“非遗”教育是一门新兴的、范围很广的学科，它涉及到了历史学、民俗学、教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众多的学科。因此，地方高校在设立“非遗”专业的同时，要依据自身优势，加强学科建设和知识体系的构建。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来增强教学效果，增加学生对“非遗”的兴趣。

（三）设置科学而有特色的“非遗”课程

学习“非遗”的关键在于直接参与实践和体验。然而，在当前高校的教学体系中，与非遗相关的实践课程十分缺乏，实践课程的缺失，再加上理论教学与实践课程的失衡，将会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地方高校在设置“非遗”课程时，应该充分体现开放性与科学性，遵循“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书本教学与民俗‘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原则，注重理论学习与艺术实践的统一、课内与课外的统一”。这样的课程设置可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非遗”课程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此外，地方高校在设置“非遗”理论课程时，应更加注重“非遗”教育特色和文化实践上的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和百花齐放。

（四）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课程所需师资

一方面高校要统一组织、有计划的安排担任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的教师进行培训，培养一批兼具教学、保护、挖掘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素养教师。另一方面，高校还可以聘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学校的客座教授，进行授课，开设讲座，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增强大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研究兴趣，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总之，“非遗”走进高校，在今后将会成为热中之热，但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高校，还是非遗的研究学者，都应慎重地、理性地思考这一问题，不遗余力的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和“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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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杜红艳.“非遗”牵手高校的理性思考――浅谈地方高校设立“非遗”专业的困惑及解决途径[J].教育教学探索，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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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1.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分析

大量学者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找出当前体育非遗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主要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对某一地区的体育非遗进行研究,从宏观层面和具体项目入手的研究较少。朱宗海[3]将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归为传统武术类、表演艺术类、民俗社会类、类、集群项目类和文化空间类等6大类。首先传统武术类在体育非遗中所占比例最大,约占省级体育非遗总数的64%左右,这与其历史悠久、健身效果明显和群众基础良好的特点有着密切联系,具有广泛且良好的发展空间。其次是表演艺术类和民俗社会类,两者约占河南省体育非遗总数的27%左右,表演艺术类包括猴艺和梅庄马戏等5项,这些项目至今还在民间广为流传,有着巨大的商业空间;民俗社会类主要是大营社火和打铁花等,其表演形式不太一样,但本质并无太大偏差;文化空间类主要指马街书会,是由民间群众自发组织的以展示各种民间曲艺说唱的大聚会,这种一年一度的大盛会为民间曲艺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河南省历史文化悠久,孕育了丰富的体育非物质文化,使其具有资源丰富、地域文化强、继承与创新和表演趣味性强的特点。尽管如此,河南体育非遗还存在着大量问题,比如项目种类单一,有研究表明:“河南省共拥有部级体育非遗项目5项,而武术就占据其中4项,省级的33项中武术也占据了21项之多[3],一方面证明河南武术资源丰富,但同样也反映出河南体育非遗项目种类单一问题严峻。另外,资金的严重短缺、缺少理论支撑以及尚未形成核心产业群等都是河南体育非遗亟待解决的问题。刘茂昌[4]对渭河流域的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了实地调查,将当地体育非遗归为仪式性活动、功利性活动和娱乐性活动。仪式是在特定的场合个人或群体的祭神以及老祖先,祈求来年顺利平安、五谷丰登,代表项目有羊皮鼓舞、鞭杆舞和马社火;功力性活动的代表项目是壳子棍,活动主体以男性为主,古时候的壳子棍是渭河流域看家护院与保家卫国的重要功夫;娱乐性活动就是能够起到强身健体和陶冶情操的价值,其代表项目有打梭、踢毽子和跳方等,但随着西方体育的强势来袭,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即将面临失传的风险。当前,关于体育非遗现状的研究主要突出研究地域性集中的特征,多集中在河南、陕西和渭河等地;尽管各地域体育非遗项目开展各不相同,但存在问题基本一致,多是项目种类单一、资金投入匮乏以及缺少传承人和保护体育非遗的专业人员。未来研究应注意以下3个方面:一是扩大研究地域;二是拓宽研究范围,当前研究多是对某一区域为个案进行分析,而将某一项目作为个案进行研究的较少;三是从微观入手提炼宏观规律及对策,指导更多体育非遗的良性发展。

1.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也是研究的热点,其成果颇为丰富。关于体育非遗的传承问题,俎浩[5]等研究提出校园传承与农村传承两种传承方式,以此来保护体育非遗项目。任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离不开教育,体育文化自然也不例外,而学校又是教育的主要场所,促进体育非遗项目在校园的蓬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体育非遗项目走进校园,一方面使我国学生更加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使其技术与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起到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与强身健体的效果。由于大多数的体育非遗项目来自农村,因此必须重视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个别非遗项目传承人年事已高和领导对其重视程度偏低等问题的存在,都造成了农村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缺失。“学校应该成为传承发展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介,相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而言,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稳定性”[6]。除学校教育传承外,还需重视民间传承效果,在传播过程中要保持文化本真、不断提升文化价值并且注重与产业发展的相结合。可见,体育非遗的传承要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不仅仅是发展其本身,还应深入发掘内在价值。在体育非遗保护策略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充分调动学校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关注程度,积极与其他产业相结合,并且利用法律寻求保护。非遗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然而体育界关于体育非遗知识产权的研究却是少之甚少,现行的知识产权无法兼容所有的体育非物质文化内容,特别是民族传统体育,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其年代久远,创作者早已无从考证,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与现代知识产权的制度发生冲突;第二,民族传统体育讲究言传身教,书面记录较少,随着某一部落的解散或某一传统艺人的死亡,导致该项目从此消失;第三,知识产权制度主张创新,而其民族性和传承性无法满足商业秘密等权利的要求[7]。综上所述,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无法直接兼容体育非物质文化,但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抢注“少林”或“武当”等域名再倒手高价卖出的现象时有发生,正是因为我国法律保护意识淡薄才会使得上述现象随意滋生[8]。传统体育文化被侵害对弘扬传统体育文化以及其产业的发展带来诸多弊端。为此,完善法律规范、树立公法与私法协调保护理念以及让民众树立保护意识等都能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良好作用。事实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要拓宽其传承途径,秉着学校传承、农村传承、家庭传承和民间传承共同发展的模式进行,科学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未来还需加强对体育非物质文化保护相关政策法规的研究,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制建设,以维护其良好的传承与发展,相应国家建设体育强国号召。

1.3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

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成果较少,成果多集中在体育旅游方面。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一些体育非遗的传承人开始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洽的结合起来,比如:四川青城派掌门人就将其门派文化与技术与青城山旅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且取得不错效果。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于少数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胡庆龙等人的《那达慕体育文化与旅游》[9]和崔国文等人的《从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10]等多篇文章,分别对内蒙古和新疆等个两地方的体育旅游业进行考察研究。也有不少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入手,探讨体育非遗文化为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促进价值,如李凤新[11]一文,以那达慕为纽带,论述其如何壮大文化旅游业,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上述研究表明,体育非物质文化的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已经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在总体上尚未形成完整合理的理论体系,研究不够深入,基础性研究多,应用性研究少。未来应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宏观规律以指导不同体育非物质文化的资源开发。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述评与展望

第8篇：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一）社会环境 

“叮叮腔”所在的江苏徐州市，是部级历史名城，素有五省通衢的江苏徐州是彭祖文化、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集萃之地。徐州市共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1项，其中入选部级名录9项。众多“非遗”项目的开发均来自当地本土资源。政府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和扶持，是影响”非遗”校园传承的主要外部力量之一。政府部门及各级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对“非遗”校园传承起着无形的推动作用，在政策上、资金上、社会宣传上可以为校园传承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有利因素，为“非遗”校园传承创造事半功倍的积极因素，这些有利因素表面上作用于学校，却在无形中推动了“非遗”校园传承向更深层次发展，促进“非遗”校园传承具有更强的主动发展机制。 

（二）学校环境 

徐州工程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学校注重结合区域文化特征，努力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学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承作为高校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的突破口，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科研工作。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教育教学的探索与实践，是我校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的一大特色。学院将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教学资源，开展特色课程群建设，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探索出一条地方高校立足区域文化，加强校地互动，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原创性和推广价值的可行路径。为了打造高水平研究基地与交流平台，徐州工程学院整合人文学科的力量，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在2009年和2011年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州市文化局共同承办“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等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120余人出席会议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获批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相关建设成果获得教育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奖。学院非常注重校地互动、资源共享、特色互补，积极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新机制的建立，可以使我们共同谱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交响曲，通过三支队伍共商“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彰显与传递。在这样的环境下，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徐州工程学院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教师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 

教师作为“非遗”校园传承的主体，应该说是“非遗”校园传承的开发者、实施者、贡献者。“非遗”专业是新兴的专业，“非遗”课程也是新兴的课程，虽然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但是在高校从事“非遗”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很少是“非遗”专业出身。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从事相关研究的教师主要为文学、艺术学、体育学等专业。教师在“非遗”教学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有一个正确的“非遗”课程意识、专业的素养等等，这些都将对“非遗”在校园传承的教学实施产生直接影响。对于课程改革有过这样一句话：“课程改革的失败不一定在于教师，而成功一定在于教师。”可见，“非遗”校园传承的成败教师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笔者这几年在工作中的体会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授课方式 

“叮叮腔”的教学采用了1+1模式授课，也就是说一位老师和一位艺人共同完成一节课。“叮叮腔”的民间艺人大都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农民，语言表达也是地道的铜山利国地方方言。比如目前健在的吴承瑛和孙为荣老人，一位没有读过书，一位是小学毕业，所以在“叮叮腔”理论方面的讲解（比如解说剧本、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方面的理论知识），就需要专业的老师来完成这部分工作。因为戏曲类“非遗”项目地域性和专业性较强，这部分工作由民间艺人担任（唱腔和身段的表演）。教师可辅助老艺人做一些读谱，以及唱词的解释等工作。也就是说教授“叮叮腔”的教师是由两类人构成，一是本校教师；二是“叮叮腔”民间艺人。以校内教师与校外艺人1+1的方式进行教学。 

（二）开设“非遗”选修课程 

2012年笔者在所在学校面向部分专业的同学开设了《徐州“叮叮腔”的传承与保护》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是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指导选修课，也是伴随学校“非遗”保护研究特色化、“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课程建设”群集化而生发的行动研究性课程。即以音乐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为基础，建构以“叮叮腔”为核心的保护知识体系，结合田野调查、排演剧目实践，并呈现开放性、综合性的地方特色活动课程。 

本课程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地方民间戏曲“叮叮腔”的诠释（“非遗”视野），一方面弥补了传统文化中“小传统”教育的不足。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民族传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另一方面增强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并采取积极行动参与保护（排演剧目、对保护的调研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校园中形成一种宣讲“保护文化遗产”的氛围，激发更多的学生关爱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凝聚力。尤其通过本课程排演剧目的学习，激发学生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在丰富校园的艺术文化生活的同时，用实际行动来传承文化遗产。 

第9篇：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范文

一、教育环境

（一）社会环境

“叮叮腔”所在的江苏徐州市，是部级历史名城，素有五省通衢的江苏徐州是彭祖文化、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集萃之地。徐州市共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1项，其中入选部级名录9项。众多“非遗”项目的开发均来自当地本土资源。政府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和扶持，是影响”非遗”校园传承的主要外部力量之一。政府部门及各级领导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对“非遗”校园传承起着无形的推动作用，在政策上、资金上、社会宣传上可以为校园传承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有利因素，为“非遗”校园传承创造事半功倍的积极因素，这些有利因素表面上作用于学校，却在无形中推动了“非遗”校园传承向更深层次发展，促进“非遗”校园传承具有更强的主动发展机制。

（二）学校环境

徐州工程学院是一所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学校注重结合区域文化特征，努力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学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传承作为高校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的突破口，积极推进“非遗”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进科研工作。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教育教学的探索与实践，是我校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的一大特色。学院将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教学资源，开展特色课程群建设，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探索出一条地方高校立足区域文化，加强校地互动，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原创性和推广价值的可行路径。为了打造高水平研究基地与交流平台，徐州工程学院整合人文学科的力量，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在2009年和2011年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州市文化局共同承办“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等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120余人出席会议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获批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相关建设成果获得教育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奖。学院非常注重校地互动、资源共享、特色互补，积极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新机制的建立，可以使我们共同谱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创新交响曲，通过三支队伍共商“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彰显与传递。在这样的环境下，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徐州工程学院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教师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

教师作为“非遗”校园传承的主体，应该说是“非遗”校园传承的开发者、实施者、贡献者。“非遗”专业是新兴的专业，“非遗”课程也是新兴的课程，虽然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但是在高校从事“非遗”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很少是“非遗”专业出身。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从事相关研究的教师主要为文学、艺术学、体育学等专业。教师在“非遗”教学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有一个正确的“非遗”课程意识、专业的素养等等，这些都将对“非遗”在校园传承的教学实施产生直接影响。对于课程改革有过这样一句话：“课程改革的失败不一定在于教师，而成功一定在于教师。”可见，“非遗”校园传承的成败教师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笔者这几年在工作中的体会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授课方式

“叮叮腔”的教学采用了1+1模式授课，也就是说一位老师和一位艺人共同完成一节课。“叮叮腔”的民间艺人大都是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农民，语言表达也是地道的铜山利国地方方言。比如目前健在的吴承瑛和孙为荣老人，一位没有读过书，一位是小学毕业，所以在“叮叮腔”理论方面的讲解（比如解说剧本、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方面的理论知识），就需要专业的老师来完成这部分工作。因为戏曲类“非遗”项目地域性和专业性较强，这部分工作由民间艺人担任（唱腔和身段的表演）。教师可辅助老艺人做一些读谱，以及唱词的解释等工作。也就是说教授“叮叮腔”的教师是由两类人构成，一是本校教师；二是“叮叮腔”民间艺人。以校内教师与校外艺人1+1的方式进行教学。

（二）开设“非遗”选修课程

2012年笔者在所在学校面向部分专业的同学开设了《徐州“叮叮腔”的传承与保护》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是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指导选修课，也是伴随学校“非遗”保护研究特色化、“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课程建设”群集化而生发的行动研究性课程。即以音乐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为基础，建构以“叮叮腔”为核心的保护知识体系，结合田野调查、排演剧目实践，并呈现开放性、综合性的地方特色活动课程。

本课程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地方民间戏曲“叮叮腔”的诠释（“非遗”视野），一方面弥补了传统文化中“小传统”教育的不足。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民族传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另一方面增强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并采取积极行动参与保护（排演剧目、对保护的调研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校园中形成一种宣讲“保护文化遗产”的氛围，激发更多的学生关爱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凝聚力。尤其通过本课程排演剧目的学习，激发学生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在丰富校园的艺术文化生活的同时，用实际行动来传承文化遗产。

（三）教师在科研上对“非遗”项目的研究

课题研究是“非遗”校园传承得以持续有效实施的保障。在上文提到，“非遗”专业是个新兴的专业，大量从事“非遗”教学研究的教师不具备“非遗”研究的知识背景，必须通过不断学习和研究他人所取得的成绩来保证自己有一个正确的“非遗”课程意识、专业的素养。“非遗”科研是“非遗”保护的高级阶段，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然后总结归纳成可供同行们参考的宝贵经验，并把这种经验进一步实施到自己的“非遗”保护实践中去。更促进了“非遗”保护在校园里健康有序的发展。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重视“非遗”科研无非是有着积极的意义，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自2009年，建立了“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这为学校教师搭建了一个良好的“非遗”研究平台，学校鼓励教师们对地方“非遗”项目进行研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短短的几年间，学校教师已发表“非遗”类相关论文105篇，省部级课题 8 项，市厅级课题103 项，这对徐州甚至周边地区的“非遗”项目的保护做了巨大的贡献。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可以通过直接参与“非遗”项目的申报和研究工作，使自己更进一步的从社会、历史、传统、风俗等方面更全面的了解“非遗”文化，并且能让“非遗”传承植根于年轻人的意识中，达到校园“非遗”传承的根本目标。以“叮叮腔”为例，2012年，10级音乐系张夏梦同学申请的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下视角下的徐州“叮叮腔”音乐采录、整理与研究》被评为部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成功结项。张夏梦同学在了解和研究“叮叮腔”之后，把自己的毕业论文目标定为自己家乡的小戏――“淮海戏”，并最终高水准的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12级音乐系学生孙亚、张雅文所申报项目《徐州“叮叮腔”老艺人口述史调查整理》被评为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学生们在申请和研究“非遗”项目的过程中，能够基本掌握科研的基本操作方法，为自己毕业论文的撰写以及进一步的学习、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学生在“非遗”传承中的作用

学生与教师一样，也是影响“非遗”校园传承的关键因素，是“非遗”校园传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学习能力及其学习方式都会影响到“非遗”在校园的传承。学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参与“叮叮腔”的保护传承工作。

（一）田野调查。2012年7月，学生们就奔赴“叮叮腔”的流泛地开始了第一次的田野调查。这次田野调查也是在1960年徐州师范专科学校师生对“叮叮腔”进行全面普查之后的又一次的田野调查，经过漫长的半个世纪的空白期，把接力棒送到了这些学生手里。同学们得知后充满了对“非遗”文化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现有的关于“叮叮腔”发展的文字、图片、音像进行大量的搜集与整理，调查其流布范围、密度及其文化生态等情况，掌握客观详实的第一手资料。2015年7月，再一次对“叮叮腔”艺人的口述史做了详细录音整理。然后将各相关类别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整理。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二）学唱排演“叮叮腔”。为了让学生进一步的了解“叮叮腔”，更深层次的领悟“叮叮腔”的魅力，在学生通过“叮叮腔”选修课程的学习，基本上掌握了该小戏的唱腔以后，我们又聘请了“叮叮腔”的专业演员帮助同学们排演“叮叮腔”剧目。主要是通过唱、念、做、舞、音乐、服装、扮相等几个方面入手，为其“活态化”的传承做出实际行动。2013年12月16日，音乐系孙亚、梁欢欢、马芯如、张雅文同学排演的“叮叮腔”剧目《梁祝》参加了江苏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传承“非遗”项目汇报演出，她们俊俏的扮相、专业的演唱受到专家学者们的一致赞扬。

（三）论文写作

从学生层面上看，如何使他们更深入地学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知识、技能和审美特征，提高他们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论文写作无疑可以帮助他们更加深刻的思考这些问题。我校10级音乐班徐达2013年暑假到“叮叮腔”的原发地徐州市利国镇进行了7天的田野调查并跟老艺人面对面学唱了“叮叮腔”。回校后，徐达同学根据自己的田野调查和学唱体验发表题为《探究“叮叮腔”传承与保护中遇到的问题》，文中除了提到政府对“叮叮腔”的重视程度不够以外，还提出了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比如：后人演唱与记词记谱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老艺人的待遇问题等等。10级音乐学专业杨海鸥同学也把自己的毕业论文选定为“叮叮腔”的保护和传承方向，最终高水准的完成了自己的学士论文《浅谈“叮叮腔”的保护与传承》。

四、教材和教法

教材的继承是优化和完善校园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丰富传承的校本教材，不仅是现阶段高校校园文化遗产的成果，还是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的重要载体。“非遗”校园传承在帮助学生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还在引导学生感受民族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所以，传承教材的编写必须紧紧围绕传承本土优秀文化艺术、弘扬民族精神这一原则，要力求体现继承与创新这一主题思想，坚持以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认知水平、接受能力为出发点，注重系统性和实践性的教材，满足学校、教师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目前使用教材为吴跃华、李爱珍编写出版的书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和笔者撰写的“叮叮腔”的研究报告为使用教材。教材涵盖了一下几个内容：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概述――知晓什么是保护；2.“叮叮腔”的艺术特征――了解“保护对象”；3.“叮叮腔”的田野调查――掌握“保护存见状况”；4.“叮叮腔”保护实践――采取“保护行动”。

在实际教学方法上，以问题为中心，以研究性解决保护问题为学习取向，以合作教学（师生共同合作）为基本理路，以讲说为辅，排演、调研保护实践为主的课程理念。力争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等各方面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并取得学生发展与遗产保护协调发展一整套的建设目标。

五、结语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教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观其前景，高校应当积极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培养。打破单一文本式、学院式的学术及教学模式，通过教师和学生多角度、广泛性的参与，实现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对“非遗”项目科学而有效的“保护”。

基金项目：

本文为徐州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课题名称：《徐州“非遗”项目“叮叮腔”的教与学模式探究》，项目编号：YGJ1343；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名称：《非物质文化视野下的徐州“叮叮腔”研究》，项目编号：2013SJD760053。

参考文献：

[1]吴跃华，李爱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论[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1.

[2]刘娟，钱逍.试论地方高校在“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中的作用――以徐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为例[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

[3]赵欣，刘佳新.高校音乐专业在“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的人才培养模式[J].教学研究，2011，（02）.

[4]张坤.在高等音乐教育中建立“非遗”特色教学”的思考[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