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精选(九篇)

第1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产业经济学；方法论；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1-0045-02

产业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分支，研究内容涉及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产业自身发展规律、产业与产业之间互动联系的规律以及产业在空间区域中的分布规律等。作为应用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产业经济学的传播和深入发展有利于正确理解现实经济中的结构变动、市场运行和企业竞争行为，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学过程停留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导致这种教学模式培养的学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本文探讨如何利用经济学方法论来提高产业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效果，进一步培养学生准确和深刻把握产业经济理论和相应的分析方法。

一、重视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在教学中的应用

经济学方法论结合了人们的一般认识规律和经济活动特征，主要目的是探索人们获得经济知识并将知识构建成理论，直至理论在实践当中的应用和发展等规律。拉普拉斯称研究学者使用的方法的重要性与发现本身一致。

经济学方法论是源自哲学的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主要研究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方法，经济学方法论探讨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方法，并对经济学者构建系统性理论知识时采用的思想方法进行梳理。所以说，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探讨，它不仅是总结和概括了经济学的方法，同时还反思经济学方法中的优缺点。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经济研究五个步骤有相互依赖关系，根据前一个步骤才能开展后一个步骤，并且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二、马克思唯物辩证方法论与产业结构理论

由马克思最先提出的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任何学科的基本方法论，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在产业经济学的运用可以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学习中。产业结构是与经济发展双向关联的，经济发展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又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与唯物辩证法中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分析经济如何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如何变动的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学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与一国的储蓄率和资本产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生产结构需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劳动会从较低的生产率部门转移到较高的生产率部门；库兹涅茨和罗斯托的研究成果对发展现在经济增长理论起到了重要贡献，库兹涅茨和罗斯托分别从总量和部门的角度研究现代的经济增长。应该认识到，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有目的的思想活动同时包含着思维能力是产生经济理论的途径，经济理论的产生是为了解释经济社会问题的，不同的理论之间虽然表面上存在区别，但是理论背后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针对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解释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议题，正因为它们在理论内涵上都是解决产业结构问题的，所以可以将它们归纳为同一学科体系的研究成果中。在运用理论解决实际情况时，要本着实践的观点，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真伪，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认知。

三、运用实证经济思想学习产业经济学

在产业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会涉及很多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案例，如何令学生理解并加深对经济结构变动、市场运行和企业竞争行为的学习，就需要在课程讲解中运用实证经济分析思想。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以方法论的形式影响和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伴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产业，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要和学生明确实证研究是产业经济学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对产业内、企业间的市场关系的研究应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在学习产业发展理论部分需要运用实证分析的思想，产业发展是包括产业产生、成长和进化的过程，那么对于产业如何发展以及产业发展呈现什么样的特征，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相应的学者进行探讨，如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论中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但是罗斯托（1971）则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会经历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六个阶段。不同的经济理论对应当时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每一种理论都为解决当时如何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了依据。

四、计量经济方法与产业组织理论

在产业经济学中产业组织部分的学习中，需要运用到大量的计量经济方法，这就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后计量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计量经济学（也译作经济计量学）分析经济问题时，综合了理论上的数量和经验上的数量，使得计量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分支。

比如，在市场绩效的学习过程中，利润率指标通过税前利润、税收总额和自有资本计算得出，Lerner指数运用价格和边际成本得到，Bain指数则是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的比值，会计利润的计算需要了解总收益、当期总成本和折旧，而经济利润是由正常投资收益率和投资总额计算得来。

市场绩效的评价在实际教学学习过程中，是一个面临较多影响因素的测算过程，这就导致学生接受新知识时不仅要针对如何设计产业绩效综合评价的指标，同时还应该鼓励学生运用实际经济数据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来估测产业的综合绩效。对于计量经济学运用到产业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还应该考虑到计量经济学的特殊性，特殊性有三点：一是计量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从研究确定性问题转化为研究非确定性问题，这样导致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思路、分析新的方法结果；二是相比于其他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主要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作为基础方法来研究其他经济问题，不是纯粹的数学方法，应将它与数学方法进行区分；三是由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问题，研究方法与纯数学不同，故对计量结果的分析需要结合实际经济状况进而给出结论。

参考文献：

[1]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2]杨祥梅.经济学方法论及启示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0，（1）

[3]马广奇.产业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构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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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孟刚.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论文，2006.

[6]贺允.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及其趋势研究[D].延安大学论文，2011.

[7]程瑜.产业经济学：西方的发展与我国的借鉴[J].经济师，2007，（4）.

第2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危机决定了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为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和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量的农业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政策，农业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不无遗憾的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滞后于农业立法与执法实践，以至反过来又严重影响我国农业法的发展和三农问题的解决。笔者以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其中既有学科产生之初依存环境所导致自身特性不明确、地位不清楚等问题，也有人们对其研究热情不高、研究方法偏差等问题。

首先，农业法长期屈居经济法篱下，造成农业法学难以跳出经济法学桎梏而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法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的行为规范，是农业市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的活动指南，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的制度保障，故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因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法兴起之时农业法被一些学者划入经济法的范畴，从此我国农业法一直生长在经济法巨大的阴影下。几十年来学界对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如何命名问题的认识十分混乱。据不完全地统计，每当需要用一个概念来表示这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时，有用“农村经济法”的、①有用“农业经济法”的、②有用“农业和农村法制”的、③有用“农业法律”的、④还有用“农村政策与法规”的。⑤显然，不管是“农村经济法”、“农业经济法”，还是“农业和农村法制”、“农业法律”、“农村政策与法规”的说法，都存在涵盖范围过窄、命名不尽科学、称谓词不达意或混淆概念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误导了人们对这类法律法规的理解。尽管《农业法》的颁布使“农业法”不再局限于农业产业法的概念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农业法研究领域由此得到极大拓展，但“农业法”的基本内涵、法律地位、法律属性、法律体系、基本原则等基础理论都很不清晰，以至于有不少学者至今还是将“农业法学”限定在“农业经济法学”的界域内，并视其为经济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⑥农业法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其研究方法和思路缺乏创新，理论的深度与广度难以突破，许多重要概念无法明确，制度设计局限于经济法体系的框架。

其次，法学界对农业法理论研究不够重视，从事农业法学研究的法学家甚少，以至于难以形成一门学科健康发展应有的学术氛围。在形式上重视三农，实质上忽视三农的社会大环境下，法学界缺乏对农业法的研究热情，表现在：（1）与农业问题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的成果非常丰富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方面不仅从事农业法研究的机构和学者寥寥无几，甚至没有多少法学研究者愿意以农业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即使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只是局限于农业税法、农民权益保障、农村土地流通的法律问题等方面，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法学视野下的研究。所以有关农业法问题的研究成果多发表于综合性或经济类杂志，发表于法学类杂志的少，而其中真正属于“农业法学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2）绝大多数法学院校没有开设农业法学课程，某些农业院校虽然开设了《农业经济法概论》之类的课程，但一般设置为选修课程，授课目标主要定位于对现有农业法律制度的教授，而非研究性质。（3）我国农业法学研究机构主要有官方主办主管的研究会、法学会下设的农业法研究会、学校与官方共建研究机构、学校设立的研究机构几种，尽管这些年各地农业法学研究机构在农业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总体上看，研究机构与研究成果的数量与我国泱泱农业大国的身份不相符合。⑦

第三，研究方法单一，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实际部门对夸夸而谈的研究成果不以为然，进而对农业法学研究亦不以为然。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法学研究基本分为院校专家的研究以及农业实际部门研究两类。学者们对农业法研究的最大特点（也是缺点）是往往只在自己的书房里研究，与农业实践相距千里，故被称为是经院式、隔窗看景式研究；这种研究成果往往属于纸上谈兵，缺乏学术远见和可操作性，不仅无助于解决三农实际问题，有时甚至与实践产生很大矛盾与冲突，使相关部门与人员无所适从。农业法实际部门-----主要是农业部（厅）的政策法规司（处）-----的研究多滞留于行政法学层面甚至是部门行政的层面，在研究内容上，存在执法研究多，立法等法理方面研究的少，泛泛而谈的多，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研究少等问题，研究的质量与依法治农的要求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农业法的定位、农业法的调整对象、农业法的特征、农业法与其他法的关系、农业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问题的探讨，都极为有限甚至是真空，一方面立法和执法机关因缺乏理论的基垫而对如何设计、完善、执行农业法存在很多困惑，另一方面一些言而不实的研究成果只能束之高搁。

第四，学术底蕴不足，难以产生一定规模的、多角度综合研究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众所周知，一门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是具备自己的基础理论。然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矛盾冲突的综合体现，而国内、国际经济社会生活又是日新月异、快速变化的，因此农业法学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不变的学科，它必须借鉴法学学科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成果而不断发展，以便适应客观需要。如在法学方面，农业法学与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关系非常密切，农业法学应该善于充分发挥各个法律部门综合调整作用来解决三农问题。而现实是，我国农业法学研究一方面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体系和有自身特色的基本范畴，缺少领军人物统领指挥和权威性观点的基垫，另一方面也不注重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理论为自身提供养份。如很少有站在法理学和宪法学的高度研究三农法律问题，也少有吸收和借鉴民法学和行政法学中的基本概念、原则、制度等研究成果开拓农业法学研究领域的。有些研究虽然能从经济法的角度强调农业这一特质产业的重要性，规制农业市场行为以及进行宏观调控，但从现代农业发展客观需要看，我国农业法学在农产品市场规制法、农业规划法、农业产业法、农业财政税收法、农业金融保险法等方面的研究非常欠缺，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甚至无人涉及。

二、农业法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观各发达国家，均以完备的农业法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如尽管美国政府历来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从未放松过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而且其对农业的干预和保护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形成了农产品价格支持和土地调整、农业合作社、农业劳动、农业产品流通、农业信贷、农作物保险、农业技术推广、种子立法、渔业立法等一整套法律制度。同时，美国的农业法学研究和教育也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法的发展，早在上世纪60年代，衣阿华法学院就创立了“农业法中心”，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中西部的多数法律学校都开设了农业法基础课，1980年阿肯色大学还首次设立了农业法硕士学位。此后农业法教育在美国迅速发展，华盛顿大学、堪萨斯和哈姆林大学还以实施农业法学研究计划而名声大振。[1]发达国家在农业立法及农业法学研究方面的做法提示我们，在传统农业走向全球经济竞争大环境的今天，加强农业法学研究对我国农业法乃至三农问题的解决十分必要和重要。因为，经济增长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工商业领域在发展的同时，另一些部门如农业却按消费者的需要和技术进步的程度在缩减。故“从18世纪末起，伴随着科学发现在工业上的应用，农业技术的第一次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相对衰退规律就已开始起作用了。”[2]而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衰退必然阻碍其他产业的发展，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以及从事农业的农民和农民生活的农村的发展问题，并通过不断加强农业法学研究的手段为三农发展提供良好而完备的法律制度。

与许多发达国家经历一样，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三农问题。而要综合治理三农问题，达到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形成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目的，防止再出现短期行为，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依靠政策手段和增强行政管理并加大财政、税收、金融等支持力度固然重要，而法律保障作用更为重要。所有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方针、政策、方式、方法，都只有纳入法治化轨道，三农发展才更具可靠性和稳定性。农业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是国家对本国农业制度化和农业政策法律化的理论概括，是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对三农问题干预调控、引导鼓励、保护支持、规制管理的经验总结，其直接来源和应用于农业经济经济社会的实践，故其应用性勿庸置疑。农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都需要用农业法学予以理论说明，农业法学研究重点也在于对具体制度的解释与运用，而有关农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给具体制度的运用提供理论支撑，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具体问题。所以说，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农业法学提供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成果的支持。而且，农业法特点决定了农业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农业法的产生与发展，为法的功能扩展延伸和法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使法与农业、农村和农民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结合，使农业法能够从不同的方位、不同层面，运用不同手段来调整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而农业法学存在的价值在于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农业法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方法，它通过对农业法各基本制度作出客观、深入、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并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跟踪评价农业法各项具体制度实施效果来促进农业立法与执法的发展。只有加强和深化农业法理论研究，才能够使农业法内部发展成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农业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具体制度明确具体，相互之间环环相扣且界域分明，也只有不断充实、完善、创新农业法学理论，才能将农业法律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促进农业法立法、执法和守法活动。可以说，农业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农业法学能否独立地成为一门法学学科，也决定了农业法发展能否顺利进行以及是否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此外，农业法学研究是加强我国农业在全球竞争力的理论保证。三农问题是现代各国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中既有普遍性问题，也有因国情不同而产生的特异性问题。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快，我国与世界农业的交流、合作、竞争日益广泛，三农问题已经不可能只是通过国内立法解决，而必须主动或被动地牵涉一些国际制度或他国的立法。所以加强农业法的比较研究，从法理上研究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农业立法制度对农业加以扶持，对建立和完善符合现代农业竞争国际规则的农业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强化我国农业法学研究的思考

农业法学的基本任务是要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何在农业法律规范中反映出来，以及法律规范如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问题。具体包括农业法本身、各个法律部门中调整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与农业法的关系、农业法调整农业经济社会关系的规律等。要完成以上基本任务，必须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人员等多方面强化农业法学研究。

第一、厘清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扩展农业法学研究领域。根据农业法学研究对象———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法律关系――复杂多样的特点，农业法学研究者既应当根据自己的专长和优势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应当注意其整体性及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关联性，在加强自身基本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发展，从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中加以分析研究。在此，有必要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农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农业法学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法学学科，从法学角度看，它蕴涵了经济法学、法理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等众多部门法的理论。换言之，由于农业法是邻近诸多部门法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所以农业法学研究必须是开放的，它可以也应当以其他法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背景，以减少研究成本，扩大研究视野，提高研究质量。其中，由于农业法长期被视为经济法中的一个部门法，农业法学研究也一直不能脱离经济法学的羁绊，农业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关系最为密切。那么，应当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农业法源于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干预、管理和调控，其制定和执行都是国家对三农政策在法律上的反映，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是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农业的法律，所以农业法中有关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的规定，与经济法一样都是我国宏观调控经济关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特别是宏观调控法）中国家依法调控经济之理念的确也是指导农业法学的研究和实践的主要理论支撑，从这一点说我国农业法发展之初依附于经济法的发展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农业法》的颁布以及加入WTO之后，农业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调整对象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难以囿于经济法的界域中而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有必要将农业法学从经济法体系中逐渐独立出来。

目前农业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农业法从经济法中独立的基础条件、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农业法学自身的基础理论等。二是农业法学与农业经济学关系。农业经济学是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等。而“法律是对经济的翻译，法律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表现。”[3]这就决定了农业法学必然以农业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并且充分吸收农业经济学中与农业法学内容相应的理论，使之与法学理论融为一体，作为农业法理论的基础之一。从学科关系上看，农业法学和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相同，其因而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相关性；我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较农业法学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因此农业法学刚刚起步时有意识地合理借鉴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正确的，它有助于节省研究时间、加快研究进程，加之农业法学本身的特性决定其很多问题必须进行经济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辨析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农业法学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垫，农业法学中的各种理论观点，都需要运用农业经济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具体问题作为其论证的依据。但同时也应当清楚认识到，两者是分别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所作的研究，研究领域、目的和意义不同，产生的作用亦各不相同；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都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故两者不可偏废。

第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农业法学研究方法。农业法学的发展虽然可以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更需要依赖于自身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所谓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指从法理学（法哲学）角度、运用法学原理与方法对农业法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农业法本身的基本范畴、原则与立法技术，提示农业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实施等一般性问题，它是农业法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没有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农业法学研究就难以向纵深发展，难以长久和独立。而从我国农业法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看，研究方法的转变是当务之急。过去我国法学界（括农业法学界）常见一种现象，即虽然学说众多，但往往缺少应有的论证分析，缺乏经过充分论证获得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观点。故这种“纸上谈兵”式的研究，只能是“昙花一现”。而“观点与论证之间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没有观点的论证只是一盘散沙，而没有论证的观点却是空中楼阁，徒有虚表。”[4]所以，农业法学要成为一门的、具有应用价值的法学学科，必须重视和加强论证工作，从某个角度说，论证比观点更重要。同时要保证论证的准确性、权威性，必须要保证论证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放到农业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讨，通过对农业法各基本问题作出深入、准确研究，并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跟踪农业法各项具体制度的发展，从而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农业法具体制度实施的正确方向和方法；但是，如果我国农业法学研究仅仅局限于“具体问题”也是不符合农业法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农业法学研究的意义还表现于对制度设计的应用，即在农业法律制度建立中的理论指导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农业法学自身出发，形成农业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农业及农业法的起源、原因、性质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个别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农业法活动，而从具体的农业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的法理，这样才能使农业法理论及其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才能引导农业法学走向成熟。

第3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海洋经济；区域海洋经济；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1 海洋经济概念

对于海洋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美国海洋研究中心主任杰拉尔德·J·曼贡（1977）在他的《美国海洋政策》一书中提及，但是并没有对概念进行表述[1]。在国外，海洋经济这个概念并不常见，仅见于少数的海洋统计报告、环境统计报告以及海洋发展政策中。

与国外相比，国内海洋经济概念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但由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差异，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定义。相对来说，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国家海洋局关于海洋经济的定义，即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国家海洋局，2007）。

2 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2.1 国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对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海洋经济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和海洋产业经济研究。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的研究上，Nathan Associates（1974）评估了美国海洋有关产业的生产总值[2]。Pontecorvo和Wilkinson（1984）分析了海洋部门对美国经济的贡献[3]。Kildow（2010）总结了各国研究成果，发现各个国家经济对海洋的依赖都不同，加拿大（RASCL, 2004）海洋经济占GDP1.5%，英国（Pugh，2008）4.9%，法国（Kalaydjian et al., 2008）和美国（Kildow et al., 2009）都是1.4%，澳大利亚（Allen, 2004）3.6%，新西兰（Statistics NZ, 2004）2.9%[4]。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相关分析、测算模型（如投入—产出模型）等。在海洋产业经济研究方面，重点研究海洋产业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国外学者还对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尤其是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进行研究。

2.2 国内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海洋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门学科：一是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地理学的分支；二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地理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探究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成的条件和发展规律。张耀光、韩增林（2010）应用变差系数、集中化指数、锡尔熵指数（锡尔系数）等定量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辽宁省辽东半岛、辽西走廊、辽河三角洲海洋产业的聚集程度的差异及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5]。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2010）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长三角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空间差异显著；海洋产业地域空间聚集态势明显，形成了以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和舟山为中心的三角地带，以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为中心的北部轴线，以台州和温州为中心的南部轴线，所组成的“三角两翼”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6]。而经济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海洋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规律的探索。

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分别为环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但是在文献研究上却有明显的倾斜。对环渤海区域研究的文章很多，如张燕歌（2009）、孙群力（2007）、李靖宇和徐志坚（2006）、谭在仁（2008）、纪建悦（2007）、刘洪滨（2003）、李峰（2009）等；研究长三角海洋经济的文章相对较少，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有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

3 区域海洋经济研究方法

在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中，研究方法包括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数学或经济模型的分析方法等。

许旭（2008）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分析》中用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全面反映各省海洋经济发展条件、状况的差异，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沿海各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估计[7]。谭在仁（2008）先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了威海发展海洋具备的条件、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继而结合国内外海洋产业经济理论进行规范研究，为威海海洋经济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营战略[8]。张耀光、韩增林等在确定主导海洋产业时，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9]。吴健鹏则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与区位熵分析分别确定了广东发展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10]。

4 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研究现状

第4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发展趋势

一、当代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组织研究的最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理论基础上广泛吸取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思想，修正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基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产业组织理论把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理论等纳入对企业行为的研究，如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说明组织的效用来自交易费用的节约，运用产权理论说明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误在于产权配置的失误，运用理论分析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对企业成长动力结构的影响以及建立相应约束机制的途径。

(二)在研究重点上转移到对企业行为的研究，认为企业行为是企业决策者基于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目标而作出决策和实施决策的结果，与企业所处的市场关系不大。与以往的产业组织理论侧重于分析市场份额、集中程度和进入壁垒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同，新的理论侧重于分析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组织形式、经营目标和合理预期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从而蕴涵了一些企业内部的组织和管理理论。

(三)在研究方法上，广泛引入了博弈论方法和正规微观经济学模型。博弈思想有助于说明企业行为是怎样取决于企业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致其他企业反应行为的预期，亦即企业行为的决定不再只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决定，而是与当事人的心理预期紧紧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组织研究的深入，建立了越来越多的正规微观经济学模型，出现了用正规数学模型分析取代结构——行为——绩效(SCP)框架的趋势。

(四)行为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问题成为当今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首先，信息不完全和诚信缺失导致企业管理系统紊乱，业内操作者联合商业欺诈行为层出不穷，特别是金融诈骗和财务混乱，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监督机制作用持续降低和诚信的严重缩水，而这一切又都与个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紧密相关。其次，信息不完全和诚信缺失使社会中介环节的社会监督机制失效，特别是在企业信息暗箱操作化背景下，公众性舆论监督由于对企业运作系统的了解不可能彻底，也就无法有效揭露企业的违规行为。与此相适应，有关企业财务公开制度、公司股权问题和金融组织诚信问题成为当代的热门话题，当今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明显偏向于对企业行为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问题方面。

(五)政府官员行为问题也是近年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例如，赫尔曼和考夫曼在《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2002)一文中提出了一种衡量政府整体腐败状况的方法，对22个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分析企业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获取政府官员的扶持，以便获取高额利润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政府官员被俘获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来说，其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俘获行为不仅会扭曲竞争环境，耗费企业家的才能，还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阻碍竞争，破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解决政府俘获问题的根本在于改善政府治理结构和加强法制建设。

(六)信息时代的产业结构问题研究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一项新课题。随着信息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广泛和迅速渗透，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实质性转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企业之间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互换、共享数字化信息。这样，原有企业的组织结构效率就相对降低了，而一种更有效的“模块化”产业组织结构随即产生，通过共享某些资源，如网络系统、信息资讯和先进技术手段等，行业内部自然分解为一些固定的模块，分别集中力量研发、制造特定的产品，然后再在行业间开展合作，这样便可节约大量的资本，提高行业竞争力。

二、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一)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起步和发展。我国理论界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是20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那时产业的概念主要是指计划经济中的行业、部门。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缺乏系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虽然经济学界在不自觉状态下对产业组织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如对工业经济领域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成与协作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工业生产的联合化和集中化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能不受到前苏联范式的极大影响。

1978年后，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进入一个引进与研究范式初步转换的时期。最早介绍到国内的有关产业组织著作是美国学者谢佩德的《市场势利与经济福利导论》(1980)，不过这并未引起当时学术界的注意，自然也就谈不上深入研究了。国内第一部研究产业经济学的著作是杨治编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1985)，它将产业结构、产业发展、产业关联、产业布局、产业政策等内容都纳入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引进、吸收、创新，新的研究范式已经成为产业组织研究的主导方式。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本只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的一些产业组织现象和问题，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间也得到了充分地暴露，为产业组织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我国产业组织问题进行研究。如陈小洪、金忠义主编的《企业市场关系分析：产业组织理论及其应用》(1990)，这是国内学者编著的针对国内读者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产业组织理论和国外产业组织研究状况的专著。王慧炯的《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中国产业组织的初步研究》(1991)和马建堂的《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1993)这两本书同时荣获第六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4)。夏大慰的《产业经济学》(1994)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方法以及产业组织政策的著作。金碚的《产业组织学》(1999)全面考察了我国的产权制度、产业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对产业组织的影响，使产业组织学的分析范式更加完善。

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趋于多样化：在研究的理论框架上，既有西方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分析论著，也有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的分析趋于减少，实证和案例分析的论著增多；在分析的广度上，既有综合性分析，又有行业分析和专题性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体制因素包括在产业组织研究框架内，试图建立一个包含体制因素在内的新分析范式是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和创新。由此可见，我国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引进、发展和创新的阶段。

(二)我国产业组织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理论界加快了产业组织研究的步伐，这种现象表明了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领域研究和实践的实质性飞跃。这里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简述如下：水的《产业经济学》(2000)运用经济演变规律对产业结构进行系统研究，认为产业结构总是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相对应而不断变动的，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横向演变的合理化，据此推动着经济的向前发展。

戴伯勋的《现代产业经济学》(2001)结合日本汽车产业发展案例，综合研究了特定产业波及效果理论，认为对特定产业波及效果的预测分析，是解决应选择何种产业为主导产业，应扶植、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为战略产业的问题。当某一产业部门产生或准备开创某一产业的时候，需要了解该产业部门的兴起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发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以及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特定产业波及效果的预测分析，不仅包括投资本身的波及效果，而且还包括在投产以后所产生的波及效果，也就是原材料的消费造成的生产波及效果。

李悦的《产业经济学》(2004)填补了国内高等学院研究生教育的教材领域的空白，该著作以发展规律、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等为产业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借鉴并吸取国内外同行学者所发表的具有学科前沿水平的科研成果，将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提到一个显著而重要的发展平台。作为产业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合理的产业组织是产业借鉴资源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条件。产业组织研究涉及的内容范畴主要有产业组织理论与趋势、工业集中与集中度、专业化与协作、企业规模与企业规模结构、经济联合与企业集群、企业国际化与跨国经营等方面。

杨建文等的《产业经济学》(2004)则将产业组织研究置于产业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地位，认为产业组织理论是产业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核心内容，也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延伸和实际应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产业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业组织形式和企业组织形式，应着重研究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资源占有关系和利益关系、行为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产业内企业之间的这些关系是多样化的，其变化与发展不仅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还要影响产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还将影响到该产业对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贡献。产业组织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对经济运行过程中产业组织状况的分析研究，得出对特定市场效果和竞争秩序状态的判断，从而为政府维持基本的市场秩序和经济效率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指导。

刘家顺等的《产业经济学》(2006)认为，产业组织理论是以生产、消费、市场、价格、投资、福利等微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经济运行过程中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及规模经济的关系和矛盾的具体考察分析，着力探讨产业组织状况及其变动对产业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为维护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提高产业运行效率提供分析工具和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该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它纲目性地提出了我国产业组织研究的新发展方向，即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的体制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企业组织状况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现状等，构建了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包括产业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企业进入与退出机制、企业网络与产业集群、产业组织与企业资本结构、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垄断产业改革与政府管制等方面的研究。

干春晖的《产业经济学：教程与案例》(2006)一书彻底改变了正统产业经济学研究的范式。正如书名所示，该书作为一部教材，上篇集中论述产业经济学理论知识，使人们系统掌握产业经济学学科的梗概与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理论研究趋势；下篇则几乎只涉及国内产业组织研究方面，并且都是紧紧围绕我国关键产业领域展开实证性比较研究，如钢铁工业、汽车产业、石油业、煤炭业、医药制造业、商业银行业、保险业、电信业、民航运输业等。这种案例式研究又不脱离产业组织研究的主流，即每个行业分析都从各产业演进历史、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和公共政策等四个方面进行严谨而规范的论证。

骆品亮的《产业组织学》(2006)是一部专业性较强但不失理论价值水准的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教材。与其他同类教材相比，该书具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体系结构有创新，在介绍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基本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从外生到内生，或者从静态到动态，或者从离散到连续的拓展，然后指出具有代表性的专题研究前沿，最后提出相关实证研究，特别是案例分析。二是视角新颖，即以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进展为研究背景，主要运用博弈论作为建模工具，兼顾合作博弈理论，对企业的策略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如市场力量福利观点、产品差异化寡头竞争模型、厂商策略(包括动态价格竞争、市场进入遏制、广告营销、纵向控制、研究与开发等)、产业组织规制政策(包括兼并与网络竞争规制)。三是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特别是案例研究有机结合，规范研究与应用性案例相结合，使得看似高深的专业语言容易被大众接受和理解，从而有利于产业组织研究的社会化运用。

由此可见，我国产业组织研究的一个显著趋势在于逐步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积极转换。如果说20世纪我国产业组织研究主要集中于借鉴、引入和吸收发展国外尤其是西方产业组织理论，那么，本世纪初期以来的研究则逐步实现了实质性转变，即从纯理论式研究到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与具体案例分析相结合的转换。不难预测，未来我国产业组织研究即将进入一个基于自身实际情况的、独具特色的研究阶段，尤其是侧重于实证性案例分析的应用时期。

参考文献：

[1]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2]陈小洪，金忠义.企业市场关系分析[M].北京：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1990.

[3]李悦.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王慧炯.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5]夏大慰.产业组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6]马建堂.结构与行为：中国产业组织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7]金碚.产业组织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8]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9]戴伯勋.现代产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10]刘家顺，等.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1]杨建文，等.产业经济学[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4.

[12]干春晖.产业经济学：教程与案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13]骆品亮.产业组织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第5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一）研究重点的差异性

经济学与管理学都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们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视角存在很大的区别。经济学是从经济视角出发，研究通过社会资源的利用与配置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利益，注重均衡，强调发展研究趋势，经济学认为资源是有限的，强调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稀缺资源的合理使用提供了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对世界的解释，解释“是什么”的问题。管理学是以对人的管理为研究重点，应用性比较强，是从组织激励角度分析对组织资源的利用，注重不均衡，强调管理过程，研究重点是对世界的改造，解决“怎么办”的问题，管理学中的行为科学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等理论都是根据组织提供的社会需要、经济刺激、价值体现等方面来配置组织资源的。

（二）研究方法的差异性

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的内容，把社会经济分为诸多个体，对个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这种研究具有抽象性；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整体性，它把组织看成是一个整体，再用系统论来分析构成组织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是具体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或者逻辑上的预期模式到对预期模式的观察和检验，是演绎的；管理学是归纳性的，是对管理经验的总结与运用，从个别出发研究共性，管理学理论是为解释管理活动存在的。经济学采用定量分析法，管理学不仅使用定量分析法，还加之定性分析；经济学多关注人为假设，管理学多关注现实事件。在对数据的利用上，经济学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时从研究工作者或研究部门那里收集的不需要经济学家自己去收集；而管理学正好相反，管理学的研究数据都是管理学家们自己去寻找的。经济学对除经济资源外的其他资源采用定性化分析法，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往往采用定量分析法；由于管理的行为比较复杂，数据信息也具有独特性，不好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因此管理学往往使用的是案例研究方法。

（三）研究对象的差异性

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根本的差异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场，市场是进行产品交换的主要场所，而现场是进行产品创造的主要场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对一般社会资源的利用，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是对特定的组织资源的使用；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资源的使用方法，强调对使用方法的科学性选择，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如何激励和组织资源实现企业的使命；经济学研究侧重的是普遍现象与一般规律，方向比较宏观与共性，管理学研究侧重的是实际的方法与特殊性，方向比较微观与个性；经济学通过对人与企业的共性研究找出共性问题的解决办法，管理学认为人与企业在具有共性的同时还具有明显的个性，因此管理手段的选择也要依据他们的个性来选择。

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结合性

（一）对人性的研究上经济学与管理学都对人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结果也不相同，但是对人的自利动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相同之处。经济学认为人都是自利的，自利心理决定了人的行为动机。人都是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也是如此，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对一些经济活动和社会机制进行解释的理论基础，正是因为人具有自利的动机，才会进行投资或者消费行为，决定人投资领域的也是自利动机，人们都会选择投资风险最小的，获得利润最大的，投资的数量也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消费也是在追求消费行为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的，市场机制建立的基础是微观的经济主体行为机制，这也是市场机制占支配地位时间长的原因。虽然管理学在“经济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认为人们也在追求社会利益与精神利益，但是这并没有否定人具有自利的动机，并且社会利益与精神利益是人在对个性利益的追求中感知的，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正是人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基础，只要存在稀缺资源，人的自利动机就会一直存在，社会不会成为只追求利益不受到约束的社会，也不会成为在约束下没有自利动机的社会，人最求自我利益是一种本能，不能否定人的这种本能，而是应该加以约束和规范。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挖掘人的潜力，使之创造更多的价值，管理就是让人在被管理下获取成果，是否有成果受到管理方式的影响，管理活动中的约束、激励机制也都是在自利动机下进行的，如果人没有了自利动机，那么管理也无从进行。

（二）制度环境上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制度环境是相同的，人类社会处于制度环境之中，制度环境对人类的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例如法制社会中人们就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都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的，经济学充斥着个人主义，经济学研究以个人为主，以个人行为来分析组织行为，个体构成总体，总体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个体的相互作用，人们的行为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企业的行为也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基础的，对个人和企业这种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应该以规范和引导为主，而市场经济机制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管理资源是由市场来定价的，管理中各种资源的流动是在市场环境下进行的，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是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的，企业经营行为和成果是接受市场检验的，因此管理学也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发展的，也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经济学与管理学运用的基础都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建立在承认自利动机的基础之上的，有自利动机就会产生自利行为，成功合理的自利行为就会产生私有财产，也就会产生私有产权，私有产权保证经济的有效运行，如果私有产权受到市场经济制度的保护，那么私有财产者就会在社会环境中得以长远发展。管理的实施基础是既定产权，管理活动是为了实现既定产权，即使既定产权的权力不集中在所有者手中，但是收益权却没有变化。

（三）资源配置的研究上经济学的运行方式是市场价格机制，管理学的运行方式是企业行政命令机制，市场与企业又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形式，这说明经济学与管理学都在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如果企业的交易成本要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低，那么企业就会取代市场的地位，企业的行政命令机制就会比市场的价格机制更好；如果企业的交易成本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高，那么市场的价格机制就会比企业的行政命令更有效，组织形式也会趋向市场，甚至回归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为经济学与管理学提供了竞争机制，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分工也可以看出他们都在研究资源的配置。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的运行机制、发展动力、运行环境等等，是从社会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管理学研究的是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如何通过组织管理来实现企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的，经济学对社会的研究为管理学对世界的改造提供了理论，管理学的实践性也会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有利帮助。

三、经济学与管理学结合的趋势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点也越来越多，两者的结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经济学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时从研究工作者或研究部门那里收集的，不需要经济学家自己去收集，这就使经济学研究具有重理论轻实践的缺点，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而管理学正好相反，管理学的研究数据都是管理学家门自己去寻找的，使得管理学重实践轻理论，对管理问题的分析与解释不到位，管理学需要经济学系统的理论知识作为研究基础，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在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由于这两种学科都在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这就增加了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在不断的探索中，两门学科的交叉点越来越多，在发展中不断融合。现在的经济研究很多都是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的对象，在研究管理问题时也总借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融合也促进了边缘学科的出现。

经济学与管理学普遍应用于企业管理中，新制度经济学划分为三大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与委托理论。产权理论是从产权外部性角度来研究在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控制权的分配与激励问题，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委托理论研究的是企业成员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三种理论对企业的契约性、所有权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企业的管理理论可以借鉴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企业的组织理论也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而经济学边际效用的分析也可以应用到管理学的规范性研究中，企业的一体化发展与国际化经营也可以用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竞争战略也可以用信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总之，经济学与管理学是在发展中不断融合，在融合中不断发展，与现代企业的实际更加贴近。

四、结语

第6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为学术研究的专门学科，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它随着本世纪前50年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反帝、革命运动的进程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在旧中国的近50年中，共出版各种有关著作和资料约524种。提出了近代经济史学的基本概念，初步明确了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研究的领域已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史、中国工商行会团体史、生产合作史、度量衡史、森林史、农村经济史、人口经济史、工人生活状况史、社会经济结构史、国民所得问题、战时沦陷区经济问题、官僚资本问题等。而且出现了具有中国近代经济通史性质的著作。有些论著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有的至今仍无出其右者。但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全面繁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出现的。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繁荣（1950?1966年）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科一起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时代，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呈现出一个新发展的高潮。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科研、工商管理和教育部门共同努力，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1953年，由中央政府组织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书，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具体负责。1960年，指出：“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同年，亲自把这一编写任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许涤新。(1)这两项倡导性部署，有力地促成了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和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大学的有关教学和研究机构为核心的三支主力研究队伍，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建设和学术研究。

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从1954年起，由严中平负责着手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1966年之前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以及工业、农业、手工业、外贸、铁路、外债、公债等专题资料。并在编辑这些资料的同时开始了各项专题研究，很快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力量。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从1958年起，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合作，组织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到1966年时已出版了5种史料。并从1960年起开始着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

其他有关的科研、教学和管理机构，也开始进行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编辑出版了一些资料和教科书，有的大专院校开设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课程。如上海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持编辑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已出版4种；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15册。一些大学的有关系所和个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近代经济史的行列，编辑和撰写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和论著。

第二，增强了学科建设意识，明确了学科概念。有些学者指出厂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化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严中平撰文指出：近代经济史是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专史和通史的基础．但是这一学科的研究无论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近代史研究中都是薄弱环节，如果再不加强这一薄弱环节，其他专史和通史都很难深入前进了。(2)有些学者讨论了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及其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如孙健提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国家生产关系演变的规律，虽然要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其范畴不包括生产力，它与政治经济学及历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3)其他学者也就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发表了看法，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共识：中国近代经济史是一门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介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第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17年中，出版专著61种、资料38种，570余篇。重要的著作有：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傅筑夫和谷书堂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研究成果的内容结构，形成了两个研究重点。一是突出了揭露列强经济侵华，出版有关的著作和资料书14种，78篇，均占总数的14％左右；二是兴起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热潮，出版有关著作和资料书56种，220余篇，分别占总数的56％和40％左右。研究的领域，除了对旧有领域作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讨之外，还有不少新的开拓，有关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农产品商品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课题，几乎都是这一阶段才有较多研究的，并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成果。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开辟了不少新的领域，并展开了不同观点的热烈讨论，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一，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这一讨论发生于　1956?1965年间。多数论者认为中国有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鸦片战争后，有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新式工业；政府和官僚把一部分搜刮来的财富投资于工业；特别是一些买办和商人的资本转向工业投资；外资入侵也造成了中国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其特点是：有外资的参与；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特别残酷；速度慢而不充分，规模大而数额少；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交叉并进。少数论者认为没有原始积累过程。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被压迫和破产的境地，不可能进行原始积累；官僚、地主、商人的货币财富绝大部分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商业和商利贷投机，即便有少数投入民族工业，也只是资本的转化和积累，不属于原始积累；政府则因其压制民族工业，不能充作原始积累的工具。另有论者提出，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经过了两个阶段。鸦片战争之前为第一阶段，它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开始于16世纪中叶，其特点是民族的、自发的、零散的和迂回曲折的。鸦片战争之后为第二阶段，其基个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4)

第二，民族市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1961-1963年间，讨论的焦点是民族市场的形成与否，及其形成的时间和性质。多数论者认为近代中国已形成民族市场，但对形成的时间和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统一的民族市场已逐渐形成；有的认为1840年以后民族市场逐步形成；有的提出19世纪末开始形成，到20世纪20年代后有较大的发展；他们还指出，这种民族市场虽然带有半殖民地性，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它的存在。也有少数论者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民族市场，只在1840年后出现了半殖民地性的国内市场，而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货币和物价的不统一、帝国主义的争夺和军阀战争，使国内市场处于分裂的状态。(5)

第三，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这一讨论是由姜铎的文章引发的，他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先后发表3篇文章，重点强调了洋务企业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具有的对民族资本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并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资本主义初期发生阶段所必经的过程，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与外国资本存在着明显的矛盾。(6)

姜铎的文章很快引来了不同观点的商榷。如牟安世指出，洋务企业只是进行了技术改革，没有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不能说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官督商办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是封建买办官僚侵吞民族资本的一个有力工具。邵循正认为，洋务企业的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是很清楚的，洋务运动庇护的主要是买办化官僚集团，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下层得不到什么庇护。张国辉认为，官督商办制度是洋务派官僚与买办相结合的形式，其实质是官僚买办集团对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分肥，形成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7)

还有第三种观点。如夏东元认为，洋务军用工业虽然向官僚买办型发展，但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李运远和汪敬虞认为，洋务派创办各类企业的过程，并不单纯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而需要注意到它的分化。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道路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且更为主要，更占优势。(8)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这一讨论集中于考察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没有关系。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很少能向机器工业过渡，近代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而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依靠封建国家的权力和官僚、商人、买办的投资创办起来的。(9)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18?19世纪中国城市小手工业已很发达，许多地区已存在民营和官营的手工业工场。前者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后者虽具有纯粹的封建性，但对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或继续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工业；或在洋货的竞争下转产；或虽被迫停闭，但其资金、技术和工人流向其他近代工业。因此，外资入侵不能切断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工业的联系，工场手工业是近代工业形成的重要途径。(10)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很密切，也不是没有。一些大工业基本上都是直接采用机器生产的，但多数行业经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有的还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从企业家数上来说，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80％是工场手工业。外资虽不能完全切断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使萌芽不能独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及其在外国侵略下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11)

第五，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涉及的，一是关于形成的时间，有19世纪70年代形成说和1895年前后形成说两种观点，他们都是通过考察民族资本的企业和投资者的数量而提出，后一种观点还以为据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二是关于分层，有关研究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三层之分。(12)

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一是把它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分为1912年之前的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1912?1927年的发展阶段；1927?1949年的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阶段。二是把它的性质和作用定为完全依附于外资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若干共性，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三是认为它是外资侵华的重要合伙者和支持者。(13)

（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由上可见，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明显的进展，但是也存在着一种隐患，这就是不能很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正确地理解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

在关于在华外资的研究中，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反帝斗争的需要，在较多地注重外资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的研究时，忽视了探讨外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不注意研究中外资本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

在关于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者简单地从提出的“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原则出发，对提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主要发生在外资入侵之后观点的学者进行批判，甚至加之以“美化帝国主义”的罪名。

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从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服务出发，较多地批判其剥削工人、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性和软弱性，很少探讨其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出发，简单地认定为“日趋没落”，虽有短暂的发展也完全归结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列强放松侵略的结果，很少从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制度、经济机制的变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中，存在着从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完全否定的现象。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些论者从阶级斗争和清政府的封建性、反动性出发，认为它只是一次清政府挽救封建统治地位的运动，是一次反动的卖国运动，不仅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毫无进步可言。又如对晚清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往往从政府的反动性和封建性出发，不是作简单的否定，就是以“徒具形式”论之。

指出上述这些倾向，并不是说近代经济史研究不需要为现实社会服务，也不是说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在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倾向的出现，从总体上说是时代所造成的，虽然难以避免，但应该引以为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用阶级性、政治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价值判别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落后或先进、衰退或发展，甚至取代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从学术方向上来说，是没有很好贯彻双百方针的反映，为了迎合形势，论述畸轻畸重，尊己抑彼，对持不同研究视角和不同学术观点者，不能以民主平等的学术讨论方式对待之，更不能以开拓进取的精神鼓励之。这些倾向，到“”时被利用、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本学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二、严重挫折阶段（1967?1976年）

正当本学科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即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时候，“”爆发了。当时，极左路线猖獗，搞经济建设被视为“修正主义”；“影射史学”横行，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经济史当然要被打入冷宫，上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所有研究计划都被迫中止，新的研究课题更无从着手，本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

就研究成果而言，在这10年中，只有l本书和9篇文章问世，数量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有幸出世的书和文章的内容，更显示出极左路线对本学科的摧残。这1本书就是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出版的《江南造船厂史》，它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叙述该厂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反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如何锻炼成长为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它的出版过程更显示了极左路线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原是1964年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厂史》书稿中的一部分，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将这部分抽出来经加工后先行出版，并在书中污蔑和攻击刘少奇，而有关该厂创建和发展过程的部分均被删除，直到1983年，原书稿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的9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江苏、安徽农村的阶级和土地关系的；2篇是关于工人阶级的；2篇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2篇是配合中苏边界争议而写的关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经济开发问题的。显而易见，这些文章都只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或国际斗争有一定的可鉴之处才得以发表的。

就学术讨论而言，这一阶段已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可言，而只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批判”和“”。如把洋务运动作为批判“洋奴哲学”的靶子，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成了“祟洋”和“洋奴”的同义语，无有敢持异议者，使洋务运动史几成研究的“”。

三、从反思走向全面繁荣阶段（1977年以来）

“”结束后，本学科的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10年前已在研究而被迫中断的项目从新着手进行，已完成而未能出版的论著和史料得到解放，新的研究工作也很快起步。特别是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高潮的带动，也由于历史学和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需要，本学科的研究在继承和反思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旧课题，不断开拓新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进入了日益欣欣向荣的全面繁荣阶段。

（一）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

第一，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受到重视。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代经济史学科更加受到重视。1981年，刘大年首先发表文章，指出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对深入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近代经济史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如果要把历史研究真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就必须认真研究经济史。因此，近代经济史研究是当前深入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课题和突破口。1983年，经君健又从开展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研究经济史的重要性。1986年，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在总结和反思本学科的研究经验教训后，提出本学科的目标和任务说：对内应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效应，对外要走上国际讲坛，以我们的成果树立我国经济史学科在世界学术之林中的地位。(14)傅筑夫、丁日初、魏永理、张永东等学者，也先后就此发表了文章。他们所提出的有关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认识和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广泛认同和响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第二，研究队伍进一步增强。与近代经济史受到重视相应，从事本学科教学和研究的队伍逐渐扩大，构成益趋多元化。不少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经济系增开了近代经济史课程，有的院校和研究所陆续开始招收本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新生力量陆续进入本学科的研究行列。同时，还有一批原来从事一般历史学、经济学、农林学、社会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涉足本学科的研究；有些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地方志编写机构工作的研究和编写人员也陆续加入了本学科的研究、编写和资料整理工作。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以及有些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也逐步开创了工商资料专辑的编写工作。

本学科的学术团体组织也日益推广。1983年的全国史学规划会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辑委员会”，并开展了一些促进学科发展的工作。1986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内中设有近代经济史分会，13年来做了许多学术交流工作，对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地方性和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也从80年代初开始陆续组建，至今许多省市成立了经济史研究会之类的学术团体，专题性的学术团体亦多有设立。这些学术团体，有的通过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推进学术研究，有的则组织和进行了相关专题的实际研究工作。

第三，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带动下，研究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如严中平、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等不少学者，都撰文强调要改进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扩大视野，不能就中国论中国、就近代论近代、就经济论经济、就事论事；要采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要注意典型解剖，以点观面。特别是吴承明对此贡献最多，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如关于应当如何运用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中地理论（中心地和边缘地区理论）、社会学、系统论等方法的意见，对改进经济史研究方法很有启发意义。刘佛丁对此也致力颇多，尤其重视采用各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15)

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被日益广泛地采用。除了上述有关学者所提出的各种新方法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之外，还有一些新的理论方法被采用，如现代化理论、法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经济伦理学、市民社会理论、价格理论、房地产理论等。这些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对研究的视野扩大和角度创新，对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

第四，研究领域不断扩展。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逐步发展，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广泛拓展，呈现出总体研究开拓新思路，专题研究日益多元化的趋向。如关于工业化问题、企业制度、企业集团、生产技术、房地产业、价格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市镇经济、农村经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国际收支、华侨投资、人口经济、经济社团、经济政策、民国经济、战时经济、革命根据地经济、海关制度等以前几近空白的领域，都已有了一定的研究。

以前有所研究的领域，又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如农业史研究中的农垦事业、经营地主、农业近代化；手工业史研究中的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的互助关系；商业史研究中的商业行帮和商事习惯；金融史研究中的信托、保险、证券和交易所；交通史研究中的公路、航空和邮电；市场研究中的教材、城市、区域、全国、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房地产等市场；少数民族和边疆经济史研究中，不仅所涉及的民族和地区进一步扩大，而且开始探讨发展模式的问题。

关于中外经济关系、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资产阶级、太平天国经济、洋务企业、地主经济等以前有较多研究的领域，不仅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走出了片面和僵化的模式，向着系统全面和实事求是的方向前进。

第五，研究成果迅速增加，研究水平明显提高。上述这些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改变，有力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研究，研究成果持续快速增加。1979-1998年的20年中，本学科共出版著作约700种，约6000篇。其中1985年之前的7年中，出版著作近140种，近1600篇，分别占这一阶段总和的20％和27％，但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前30年的总和，特别是论文数量超过了1.5倍。1986年之后的13年，研究成果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涌现了一批高水平的、开创性的优秀著作。如50年代开始准备，80年代初着手写作的，由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2册，由汪敬虞接替主编的该书1895?1927年卷3册（即将出版）；50年代启动的由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3卷本，均从1985年起陆续出版，代表了本学科总体研究的前沿水平。一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题研究也有大量著作问世。有些专题已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张仲礼、隗瀛涛、罗澍伟、皮明庥等主编的上海、重庆、天津、武汉等地的城市史；从翰香、苑书义、孔经纬、段本洛等编撰的华北、东北、江南等地的区域（农村）经济史；陈诗启、戴一峰等撰写的海关史；徐鼎新、马敏、朱英、虞和平等撰写的上海、苏州、全国的商会史；刘佛丁、王玉茹、陈争平等撰写的有关经济发展、价格结构、国际收支等方面的计量经济史。有些专题虽然尚为个别人所研究，成果比较单一，但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已显示了重要的发展方向。

资料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丰硕成果。除了第一阶段中的几项系列资料继续编辑出版外，新的综合性和专题性资料大量出版，所涉及的领域有：中华民国经济、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行业经济、中外金融和工矿企业、商会和行会、海关及税收、华侨投资、南开经济指数、自贡盐业、盛宣怀、张謇，以及地方经济史志，等等。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与思想解放、研究方法创新和研究领域开拓相应，这一阶段本学科的学术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往有关讨论的反思和深化，即旧题新论，二是对新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

就旧题新论而言，突出表现为不再机械地从社会政治状况和阶级政治属性的传统判断出发，对近代经济和资产阶级状况作推理性的论述，而是注意实际状况的考察，使政治与经济、政治与资产阶级的互动关系分析，更加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下述几个：

第一，关于中外经济关系问题。对于中外贸易，丁日初、沈祖炜认为，它是暴力掠夺性贸易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正常贸易交织在一起的，从长期的变化趋势来看，后者是主流，在客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诸如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加速自然经济分解，促进城乡经济的繁荣和近代工业的发展等。张仲礼、李荣昌认为，中美贸易具有较多的自由贸易色彩，有显著的比较利益，有促进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兴起和技术输入等作用。对于外国在华投资，丁日初认为，它向中国人提供的银行和运输服务、贷款、现代化机器设备和技术训练，是有利于中国资本的一面；它力图挤垮或兼并中国同类企业，是排挤中国资本主义的一面。然而后者只存在于某一时期或局部范围内，且到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减弱以至于消失。曹均伟还认为，中外合资企业也有积极的一面，它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缓和了中国的资本短缺等。(16)

第二，关于传统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问题。传统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丝织业、井盐业、榨油业、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发展，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还为机器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工人、技术和市场条件，有的更逐渐转化为机器工业。(17)传统商业在鸦片战争后就陆续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其经营的商品逐渐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要基础；其市场流通范围逐步扩大；其取得的利润已成为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其生产关系已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雇佣性质；其经营方式逐渐采用经销、代销、包销、拍卖、批发、信用结算等新方式。(18)农业经济虽然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体，但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也在缓慢发展。如经营地主、富农、农垦公司在逐渐增加；耕种、灌溉、化肥、种籽等方面的新式技术和设备在逐渐推广；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农业人均产出亦非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而是有升有降，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农业总产值中的资本主义农业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提高，1936年时达到10％的最高水平。(19)

第三，关于国内市场问题。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状况的考察，论证了近代的农产品商品化呈现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农产品的市场不断扩大。二是对国内贸易总值和市场规模的考察，对某些阶段和某些年份的国内贸易总值进行了估算，特别是吴承明估算出了1870、1890、1908、1920、1936年5个基期的市场商品总值和期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4、l1.7、23.0、66.1、120.2亿两（规元）；l.20％、1.14％、6.28％、2.89％。(20)三是对各种类别市场的研究。如关于华北、四川、江苏、广西等农村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区域等级结构、商品流通渠道和交易规模，以及地方特点等。关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城市市场的研究，探讨了市场的发育过程、交易方式、功能作用和特点等。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研究，张仲礼等认为，在近代上海，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也开始出现；王玉茹则认为，到40年代，生产要素市场在经济发达地区初步形成，但仍发育得很不完善；赵津探讨了全国主要房地产市场的经营方式及其与金融业和政府的关系。四是关于市场价格体系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价格变动及其规律；城市房地产价格变动规律及其对城市土地利用、城市“建筑革命”等方面的调节和促进作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并不存在，以及借贷利率下降、工农业工资差距扩大、土地价格上涨对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五是张东刚的关于市场需求的研究，认为近代中国总需求呈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其基本特征是低水平波动上升，增长幅度较小，结构变动也不尽合理，但也对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促进作用。(21)

第四，关于洋务企业问题。有关论者人都认为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具有资本上义性质，但属何种资本上义则见解不一。刘大年、黄逸峰、姜铎、汪熙、张国辉、黄如桐、樊百川等都坚持官僚资本的观点。丁日初、沈祖炜、李时岳、胡滨、张耀美等认为属于民族资本，或称国家资本。其理由是：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管理上虽然有封建性，但没有买办性和垄断性，与政府的官僚资本不可相提并论。(22)汪敬虞、夏东元等则提出了早期官僚资本（雏形）与早期民族资本（胚胎）共存论，认为两者同时产生，彼此渗透，互相转化，分途发展。(23)

第五，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问题。新的研究不赞同以往那种政治日趋黑暗导致经济日益衰败的观点。不少学者通过大量的计量研究，认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的来说是逐步增长的，而且指出一次大战结束至抗战爆发时期，中国的经济仍有程度不同的增长，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24)

第六，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新的研究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野，丁日初则认为不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明确提出了“一个阶级论”；买办不仅可以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而且是其中的一部分；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并以此认定其政治态度，与历史事实不符，这是把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机械联系的结果。(25)

就新辟领域的研究而言，讨论较多的有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历届政府的经济法规和政策问题。对晚清政府所制定的工商法规和振兴实业措施，朱英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在指出其弊端和缺陷之外，亦肯定其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的先导作用，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作用。虞和平认为，就其制订过程、科学性和可行性而言，与资产阶级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产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对民国北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虞和平的有关研究还认为，它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较大地改善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在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进程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未能充分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法规和政策，近年来有较多的研究。除了对其法规体系和基本政策进行比较全面的陈述和一分为二的评价之外，着重研究了一些重要的专项政策措施，如法币政策、关税自主政策、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统制政策等，认为它既有掠夺性和妥协性的一面，又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6)

第二，关于商会问题。徐鼎新、马敏、朱英、胡光明、虞和平等的有关研究，讨论了商会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组织结构、功能作用、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外交活动、中外比较等问题。其中讨论较多的问题有：对其性质，朱英认为清末商会具有“官督商办”的性质和特点；虞和平认为它是一种商办的法人社团。对其组织构成中的与行会的关系，马敏、朱英认为商会与行会是截然相异的；虞和平认为，两者在协调成员关系和官商关系、经济管理、利益自维等功能上，具有相同和互相依赖的关系，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其促进早期现代化的作用，朱英、马敏、徐鼎新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它的经济促进作用；虞和平还从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和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商人外交的产生和发展等角度，考察了商会的这一作用。对其与资产阶级成长的关系，朱英从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角度，提出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虞和平则认为，清末各地商会的诞生使资产阶级进入从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民国初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则使之进入基本自为的阶段。对其与政府的关系，虞阳平认为，在1904?1930年间，呈现为依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向着超法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转变的趋势；朱英认为在清末民初时期主要是良性互动的关系。(27)

第三，关于经济现（近）代化问题。有关研究主要探讨经济现代化的促进因素、阻碍因素、总体状况、中外比较等问题。

四、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和薄弱之处。

第一，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本义为指导相结合的问题。如前所述，引进国外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曾出现过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的现象；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的现象；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的现象；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概全的现象。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虽然用上了新的框架和名称，也进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但是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

第二，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不同程度地希望为现实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服务，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种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借鉴的服务，必须是科学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提供的借鉴是经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而得出的，近20年来有不少这种时代性与科学性较好统一的研究成果，较好地发挥了本学科为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但是也存在着那种缺乏全面的科学研究，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从现在外资企业中有中方职员和工人出发，而去完全否定近代买办对外资的依附性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性，等等。

第三，关于内容结构的问题。197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研究基础和资料条件的制约，研究课题的布局不平衡，以至在有较多研究的领域内出现一些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而在一些较少研究的领域内则存在着诸多缺少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地带。从总体上来说，对社会经济、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对房地产业、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经济组织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市场、金融、商业、农村经济、商会等领域虽已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研究主题不平衡。如对市场经济，研究农产品商品化、市场规模、市场区域结构的较多，研究生产要素市场和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的较少；对金融业，研究银行、钱庄等信贷机构的较多，研究保险、信托、证券的较少；对商业，研究商业资本和内外贸易的数量、性质和作用的较多，研究商事习惯、促销方式、财务管理的较少；商会研究主要集中于1927年之前的上海、天津、苏州三个地方商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经济和政治作用，1927年之后的状况、其他重要的地方商会，以及商会的城市管理、商事仲裁、法律参与、国际交往及其与市场结构、市民社会的关系等则很少研究，甚或近于空白。

克服和弥补上述这些缺陷，加强内容结构中那些薄弱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今后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注释：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l卷“总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1956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3)孙健：《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任务》，《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

(4)博筑夫、谷书堂：《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从翰香成关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黄逸峰：《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及其特点》，《江海学刊》1962年第3期；伍纯武：《中国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3期；关梦觉：《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初步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杨志信：《中国民族市场是明末开始的》，《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李家寿：《试论中国民族市场的形成问题》，1963年5月13日《光明日报》；孔经伟：《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是否形成了统?市场》，《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陈诗启：《近代中国有没有民族市场的形成》，《中国经济问题》1961年第5期。

(6)姜铎：《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日《文汇报》。

(7)牟安世：《关于洋务运动对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作用问题》，1962年5月17日《文汇报》；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3期；张国辉：《中国近代煤矿企业中的官商关系与资本主义发生问题》，《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8)夏东元：《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李运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财经科学》1957年第3期；任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新建设》1963年第8期。

(9)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10)孙毓棠：《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序言”，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11)吴承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经济研究》1865年第9期；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12)郭沫若：《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张万全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的》，《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3)黄逸峰：《关于旧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伍丹戈；《论旧中国买办资本的落后性和反动性》，1964年8月12日《光明日报》；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14)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1981年2月17日《光明日报》；经君健：加强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发展经济学科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5)严中平：《中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有关论者的文章参见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l990　年版；丁日初：《议经济现代化》，《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曹均伟：《对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再认识》，《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1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朱英：《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特点与影响》，《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学报》1985年第1期，黄逸平：《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

(19)丁长清：《试论中国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南开学报》1984年第6期；刘克祥：《1895?1927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1988年12月；吴承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虞和平：《改造传统农业》，章开沅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1993年版；曹中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杜恂诚：《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量的一个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沈祖炜：《1895?1927年中国国内市场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近代中国》（上海）第4辑（1995年）。

(21)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谢放：《清末民初四川农村商品经济与社会变迁》，《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唐文起；《清末民初江苏农村市场论述》，《江海学刊》1992年第5期；张仲礼《近代上海市场发育的若干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赵津《中国城市房地产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贾秀岩、陆满平：《民国价格史》，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2)丁日初、沈祖炜：《论晚清的国家资本主义》，《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李时岳、胡滨：《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3)汪敬虞：《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上海）1982年第9期。

(2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张仲礼：《关于中国民族资本在20年代的发展问题》，《社会科学》（上海）1983年第10期；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5)丁日初：《关于“官僚资本”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买办商人、买办与中国资本家阶级》，1987年3月17日《文汇报》；王水：《买办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7集，1984年2月。

第7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产业集聚；经济效应；综述

一、引言

产业集聚是指与某一产业有关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它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Krugman，1991）。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产生于l9世纪末，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Marshall （ 1890），他提出企业集聚可以产生外部经济并提高竞争力，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而后，韦伯、熊彼特、克鲁格曼及波特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集聚理论研究作了进一步发展。韦伯主要是从工业区位论出发解释了产业集聚，熊彼特指出了集聚的创新效应，克鲁格曼把集聚与国际贸易理论联系了起来，而波特则提出集聚现象能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产业集聚效应是指以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由内外部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效果，用于衡量产业集聚经济大小，是产业集聚作用的表现。

二、产业集聚经济效应的表现形式

（一）区域经济增长

产业集聚通过将区域经济增长所需的人力、资本、技术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的集中和优化，并在集聚效应的相互作用下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但过度的产业集聚以及陷入低水平技术陷阱的产业集聚将给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如市场拥挤、要素瓶颈等。张华和梁进社（2007）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和产业集聚效应两个方面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突出了要素禀赋、外部性、规模经济等在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了产业集聚形成后对产业区位、产业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集聚效应影响。

（二）外部经济

王红伟（2011）认为产业集聚区的一系列乘数效应促使了劳动力集中、生产业发展、技术力量提升，促进了人口的非农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城镇的一些功能，如人力培训、生活配套等，又为产业集聚区的进一步发展、就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支持，从而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消费市场，促进产业集聚区发展，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产业循环发展圈。

（三）产业互动

实际上，产业集聚的形成不会局限在单一产业内，更倾向于形成产业间共同聚集，譬如在城市中心的 CBD，就不仅仅只有金融产业集聚，还包括很多相关配套产业的共同集聚如咨询行业、广告行业、法律行业、会计行业等等，从而在某一空间领域内形成产业间集聚，或是一种产业集群，因此有学者从产业互动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聚的效应。王硕和郭晓旭（2012）从产业关联与产业互动角度构建了生产业与制造业集聚的互动机理模型。研究表明制造业集聚与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之间存在很强的协同和互动关系。

（四）产业转移

产业集聚具有动态演变的特征，在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陈建军和胡晨光（2008）在借鉴新古典增长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长三角次区域为例，研究了中心―式的产业集聚给地区带来的集聚效应，主要表现在产业集聚本身给地区带来的经济发展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及集聚给区域经济带来的索洛剩余递增效应。首次提出经济效率的根源在于产业集聚竞争导致的区域技术进步促使的索洛剩余的递增，产业集聚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推动传统产业索洛剩余递减的力量，推动区域向外转移传统产业。

三、产业集聚经济效应的度量

产业集聚效应测量方面，测算方法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间接方法和直接方法。间接方法是以某一个产业的实际增长率与期望增长率作比较分析，如果实际增长率比期望增长率大，那么，其剩余部分就认为是集聚经济的贡献。直接方法也就是生产函数法，即利用生产函数中的规模报酬来分析集聚效应（刘剑锋、蒋瑞波，2010），迄今为止大部分学者都采用直接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直接方法中，常用的是基于 CES 生产函数的 CALINO 模型和基于 C-D 生产函数的 SEGAL 模型。C-D 生产函数法需要做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定，而产业集群中集聚效应产生的规模报酬是先递增而后可能出现递减的，因此 CALINO在解释产业集聚效应问题上具有更好的现实意义。

四、产业集聚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部分学者通过分析中国产业集聚程度解释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来源，也证实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更多的学者运用或创新上述产业集聚效应衡量方法，对具体区域或行业的集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贺小莉等（2010）通过对传统产业集聚研究中使用的测算方法的分析，找到其存在的局限性，并将面板数据模型应用到产业集聚效应的测算过程中，测算了1998～2007 年 10 年间天津市工业的产业集聚效应变动趋势，并选取典型行业对其集聚效应中包含的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祝佳（2012）在以广东省服务业各行业 2005-2010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就广东省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比较分析广东省服务业集聚效应的行业差异程度。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也有个别学者提到了产业集聚的不利因素，指出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并不适合地区所有的产业。左正强（2011）通过 CES 生产函数和时间序列分段回归方法对四川省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分析表明，四川省的产业发展具备一定的集聚效应，但是聚集效应并不特别明显，并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吴松岭（2011）改进了Ellision和Glaeser定义的地理集中度指数，建立了产业集中度指数并对河南省2003-2009年20个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河南省产业集聚程度变动的机制是与各产业拥有的垄断优势强弱呈正相关关系。

五、简要评述

目前已有研究对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研究已比较全面，从理论分析上主要集中在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技术外溢等路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等；也有部分学者关注了产业集聚对产业转移、产业互动等方面；另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从负面效应阐述的比较少。笔者认为从产业关联、产业互动的角度来实证研究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可能具有一定理论和实际意义，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挖掘的领域。（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陈建军，胡晨光. 产业集聚的集聚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次区域为例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2008，06：68-83.

[2]贺小莉，王洪武，朱磊. 基于面板数据的天津市工业集聚效应的测算与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0，04：126-128.

[3]刘剑锋，蒋瑞波. 浙江省产业集聚效应的测算与实证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2010，02：120-123.

[4]潘世明，胡冬梅. 论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及其政策含义[J]. 上海经济研究，2008，08：31-37.

[5]王红伟. 论产业转移背景下产业集聚区对就业的带动效应[J]. 商业时代，2011，19：99-100.

第8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一）存在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但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来看，其学科建设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学科内容跟不上形势发展

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建立过程，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效果”概念的提出，是一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国家要求农业技术改造和新技术应用经济效益的背景下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朱希刚，2002），虽然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迅速发展，但是农业技术经济学仍然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这些影响阻碍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向前发展。因为一门学科的产生往往很难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但是当一门学科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以后，其相关的理论、衡量标准、评价方法也应当与时俱进，随着完善和发展。所以，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是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2、学科结构不合理

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不系统，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二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描述不够清晰，容易与计量经济学等其他经济学科的一些方法混淆，体现不出自身特色；三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比较狭窄，局限于农业的直接生产过程，而对农业的产前、产后的供应、加工、贮藏、保鲜、运输和销售等环节以及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领域应用较少。四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的教材虽然版本较多，但多是低水平重复，许多内容在其他教材中重复出现，一些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原理没有讲深、讲透。

3、缺乏自身的特色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扩大，原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特有的一些分析方法被计量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其他学科所替代，农业技术经济学正失去它自身的特色，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自身的特色，就意味着这门学科可能会被其他的新兴学科所取代。

4、学科体系建设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并未形成一个从若干基本概念和若干农业技术经济学理论演绎而成的理论框架，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由此及彼，联系紧密，进行推理而演绎形成的理论体系。表现在现有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各个章节相互独立，缺乏有机的联系。

二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建设定位模糊。尽管农业技术经济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技术应用经济效益评价下演化而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经济学究竟怎样发展，学科体系如何建设还在探索。同时，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尽管属于技术经济学科的范畴，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纯粹的技术经济学科，它具有明显的特殊性。作为一门应用技术经济学科，农业技术经济学在吸收技术经济学、农业经济管理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突出特色，进行创新，在这一点上尚未真正破题。

三是现有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未能吸纳近些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的研究成果，如近年来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农业科技园区与现代农业建设、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等最新的农业科研成果，都未能纳入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体系中去。

四是传统的农业技术经济学无法解释知识经济对现代农业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传统的农业技术经济学以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规律作为理论基础，在现代农业生产条件下，作为生产基本要素的知识资本（智力资本）不仅在使用中会发生递减，相反，在使用中会发生递增。因此，随着知识资本逐步被引入到现代农业中去生产，知识经济对传统农业技术经济学提出新的挑战，严重地冲击传统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二）产生与发展

农业技术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1980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为标志。从此，我国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1年全国统编教材《农业技术经济学》出版，它确定了研究建立起本学科理论体系和系统研究方法的基础，规定了明确的研究任务。这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起始阶段。毫无疑问，在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阶段，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78年，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下，设立二级学会－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1983年改为“全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从1989年起每年开始独立召开会员代表大会，1993年被民政部批准为全国一级学会，改名为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在学会的推动下，农业技术经济分析的方法被系统的应用到农业生产决策中去，农业技术经济理论体系在实践中逐渐构建起来，并且通过多次农业技术经济学术讨论会而逐步推广应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中。以1981年到1986年原农牧渔业部经管总站在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展农业技术经济效益评价为例，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成果广泛的应用到了全国各地。据1986年在山东青州召开的全国农业技术经济效益评价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统计，1984年，全国进行试点工作的有17个省，71个县，133个项目，到了1986年，增加到28个省，659个县，1316个项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取得了一些发展，如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等一些专家学者，都主编或编译过相关教材，全国也出现了多种版本的统编教材和学术专著。这些统编教材和学术专著为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农业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发展了20多年，取得不少的学术成果。专家学者对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发展也有不同的意见，在2003年12月（南京）召开的2003年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术研讨会上，一些专家对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有些专家通过对农业经济热点问题的调研，得出农业技术经济学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分支领域。二是一些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业技术经济学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处于一个逐步完善和不断发展新的阶段；三是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农业技术经济学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需要，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处于衰落期。就我们的研究来看，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即农业技术经济学正处于一个建设发展新的时期，需要吸收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适应世界农业新技术革命和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不断补充、完善和发展。

二、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新的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并且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生物科学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为人类进行生物遗传改良和育种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天地。在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中，除了生物技术之外，对农业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在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化技术，它开创了人类社会的信息化时代，对农业和农业科技以及各个传统产业和学科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可以说，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将会使农业的基本特点发生变化，从而使农业技术经济学科涉及内容发生变化，因此，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将增加农业高新技术经济学的内容，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

总的来说，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发展将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不断与发达国家的数量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接轨，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不但在课程体系上会有根本性的创新，还要对传统学科的内容进行改造，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国际化与实用化，能够更加符合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二是更加注重对农业技术创新的经济分析，注重采用当前先进的经济分析方法对新技术选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综合效益进行分析，对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避免技术的盲目引进。

三是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将尽可能的融入当前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发展，以及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等内容，使其更能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符合实际需要。

四是重视对综合性、全面性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人才的培养，现代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后期就已经呈现出了综合化的趋势，所以，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范畴将会扩大，一些先进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被引进到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中，培养复合型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也成为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重要目标。

三、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

目前，关于《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主线形成了比较有特色和代表性的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农业技术经济学是以技术进步为主线，以经济效果、经济增长和诱导性技术进步三大理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这种观点的缺点是把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架划到了狭隘意义上的以“技术”为主线的单线思路，优点是思路明晰，理论基础比较完善成熟，若按这一观点构建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容易与农业推广学产生冲突。第二种观点主张在原有的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吸收技术进步经济评价和宏观技术政策评价等内容来完善和发展农业技术经济学，这实际上又变成了以“经济”为主线、站在另一个角度上的单主线思路，缺乏完善的理论基础，从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讲，是没有前途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农业技术经济学应当构建新的以技术和经济的关系为主线的学科体系，无论从现实意义还是从长远发展来讲，这一思路技术路线明确，吸收了近年来科研和实践中的新内容，强化了理论实践，符合农业技术经济学的长远发展需要。具体来说，按照这一思路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明确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系统和层次。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对这一学科研究内容和研究层次的高度概括，研究系统是研究对象的具体体现。农业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通过研究技术与经济互动的内在机理与发展规律，来研究如何解决技术的经济问题。从研究层次来看，农业技术经济学既包括某一特定的农业技术的技术经济问题，也包括企业层面或特定区域的农业技术经济问题，同时还包括诸如科研体制、技术政策等宏观层面的农业技术经济问题。

二是提升和归纳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从长远发展来看，理论体系应当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基本上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基本理论应当包括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规律，技术与经济互动内在机理，农业技术与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等。如农业技术效率和生产效率监测系统理论、农业生产函数的理论、技术进步理论、农业技术创新理论、农业技术扩散与采用理论，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理论和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等。

三是完善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应当将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进行扩展。基本原理如农业生产函数的应用、农业技术进步测算原理、农业技术效率测算原理，农业技术经济评价原理，农业技术要素报酬变动原理、农业宏观与微观经济效益评价原理及指标等都应当涵盖在内。而基本方法除了包括农业技术经济评价方法和农业技术经济实证分析方法之外，应当将农业技术经济效益的计量分析方法也纳入到学科的方法体系中。

四是拓展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不在局限于种植业和畜牧业，应该向水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销售业拓宽，不仅仅局限于单项技术应用措施和企业、农户的微观技术经济问题，而应该扩大到各级政府的农业技术政策、农业科研投资、农业技术推广等宏观的技术经济问题。

四、推动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建议

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新技术、新问题的出现，不断调整自己的学科定位、内容、框架和体系，具有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树立正确的学科建设指导思想

我国农业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农业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农业技术经济学作为农业经济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方向是必须坚持这三个面向。因此，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下指导思想：立足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面向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农业国际化，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技术经济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传统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内容和体系进行改造和完善，使其更加符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以服务农业、农村发展和推动农业现代化为基本出发点，以面向社会普及农业技术经济管理知识、培养面向未来的高、中、初级农业管理人才作为学科建设的基本目标，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二）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体系

一是进一步明确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过去的定位是“研究农业生产中技术因素与经济因素合理结合的内在运动规律及其应用条件和经济效果”（顾焕章，1992）。建议今后应将研究领域从“农业生产中”扩大到“农业生产与经营中”，包括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领域。

二是在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中，要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首先，要对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纳，明确农业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主要的分析方法是什么。在此分析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构建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其次，对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新的农业技术经济研究成果，包括基础理论应用和新的分析方法引入，如果经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也可以逐步纳入农业技术经济学的教材范围。

三是注重研究方法，农业技术经济学应该在研究方法以及实现手段上不断创新最新成果，如利用网络资源和软件，实现评价分析技术的标准化，同时不断引进探索新的分析与评价方法。

四是更加注重拓宽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的范围，尤其是注重世界农业新的科技革命对农业经济领域带来的变化，如转基因生物技术对农业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影响，以及加入WTO后，农业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等。

五是建立农业技术经济数据库和编写农业技术经济手册。根据市场经济特点和新技术、新形势的要求，重新编写《农业技术经济手册》，还应探索利用网络优势，实现对农业技术经济数据共享的途径和方式。

（三）对《农业技术经济学》学科建设重点和发展方向开展系统研究

针对当前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当务之急是应该组织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力量，对农业技术学科发展方向展开讨论，在《农业技术经济》刊物设置专栏，组织学者们对农业技术经济理论、方法和应用领域开展系统地讨论，逐步在某此方面形成共识；同时，对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建设的重点和发展方向开展调查，了解全国各个高等农业院校农业技术经济课题开设、教材使用、师资配备及学科发展的一些情况，并对原来的《农业技术经济学》内容进行修改和增补，为今后编写“十一五”全国统编教材打下基础。

（四）编写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教材

学科建设最终也要落实在教材上，教材是学科体系的具体体现，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载体，也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要对目前的《农业技术经济学》教材进行修改和增补，删除教材中一些过时的内容，增加一些最新科研成果，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积累起来的大量新方法、农业科技新成果进行提炼与总结，将其中的精髓编入教材；对把过去教材中已经被其他学科普遍吸收的一些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扬弃和简化。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统筹协调，不要搞低水平重复；二是要注意编教材不同于科研，编教材不能强调一家之言，而要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高度，综观全貌，提高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和适用性。

（五）编写《农业技术经济学》案例

案例是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科适用性的具体体现。建议有选择性地吸收一部分现代科技发展和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搜集有代表性的农业各部门、各领域以及农业技术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与范例，编写《农业技术经济学》案例，为农业技术经济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实证分析方法论，拓宽学科视野，进一步提升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实用性，拓宽《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和范围。

主要参考文献：

1、朱希刚著，《农业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及应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10月；

2、傅家骥等著，《技术经济学前沿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

3、许家林等，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等农经管理系列课程教学内容及体系的改革，《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第4期；

4、袁飞主编，《农业技术经济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10月；

5、孔祥智，21世纪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发展方向，《农业科研经济管理》，2000年第1期；

6、王雅鹏主编，《农业技术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

7、蒋和平等著，《当代农业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农业科技发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

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农业技术经济学科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明确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归纳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基本理论，完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拓展农业技术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构建新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科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第9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从国内外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入手，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相关启示，并给出相关建议。

一、国外循环经济研究状况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众多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循环经济相关理论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和方法论体系。

一些发达国家成功地进行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包括企业层面的降耗、减污减排，区域层次的废弃物交换和传递，社会层次的产品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从企业层次来看，最典型的循环经济实例是杜邦化学公司采用的“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3R制造法。从区域层次来看，通过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形成生态工业园区。最为典型的是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

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走在世界前列，颁布了《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最全面的国家，已经颁布了《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等一系列具体法律；美国没有全国性循环经济法规，但半数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

针对不同资源循环利用的研究方面，Sujit Das（1995），Hirohiso Kishin（1998），YasuoKondol（2001），JohnE.Tilton（2002），S.Spatari（2002），StuartKoss（2003）分别对电冰箱、汽车、塑料包装材料、废金属、纸张等产品和资源循环利用的策略进行了研究；物质减量化及物质减量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方面，Cleveland和Ruth指出，特定企业或工业的原材料使用范围、运行机制、使用模式、物质减量化等对经济层面产生的影响以及物质替代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问题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HondF，2000）；在原料与能量流动（工业代谢）的研究方面，Ayres等人（2002）对经济运行中原料与能量流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的研究方面，多年来LCA理论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在产品生态设计的研究方面，Allenby B.R.（1991a；199lb）对有关企业产品为环境而设计（DfE）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生态工业园与工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方面，Frosch和Gallopulos（1989）对工业生态学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概念；在技术变革和环境的研究方面，S.Erkman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环境系统分析是技术研究方法的基础，并诠释了工业生态技术；在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手段、立法等研究方面，Wulf-Peter Schmit（2001）提出了推行生态型经济。

纵观国外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侧重于具体领域循环经济的应用和实现手段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对于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研究比较缺乏，且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国外实际情况进行的。（2）对于资源循环利用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从原始资源到家用电器无所不包；对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手段的研究比较多，如经济手段、命令控制手段等。对于工业代谢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概念层次，在理论与实际操作上仍有待深入。

二、国内循环经济研究状况

20世纪九十年代初，循环经济的概念在国际上已经逐步传播，九十年代后期这一概念被引入我国并很快得到国内的重视。近几年，循环经济在国内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1、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原则、特征等基础理论的探讨。段宁（2005）、吴季松（2005）、曲格平（2001）、解振华（2003）、钱易（2005）、汤天兹（2005）、冯之浚（2004）、王益恒（2005）、齐建国（2005）、徐崇龄（2004）等对循环经济内涵展开了讨论，归纳为三种：（1）段宁等从循环经济的特殊属性考虑所给的理解；（2）吴季松等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关系角度对循环经济的理解，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种新的技术范式或是科技、经济和社会三者整合的经济；（3）徐崇龄等认为循环经济是以循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季昆森（2004）、王钦敏（2003）等在“3R”原则的基础上，对循环经济的原则作了一些扩展，提出了“4R”原则。后来，又相继提出了“5R”和“6R”原则。解振华（2003）、吴季松（2003）、曲格平（2001）、陆钟武（2003）等对循环经济的特征进行了研究。

2、关于循环经济在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研究。诸大建（1998）就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诸大建（2004）、马凯（2004）、冯之浚（2003）、牛文元（2003，2004）、王成新（2003）、李金恺（2005）等研究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意义，提出循环经济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汤慧兰（2003）等对工业生态系统理论框架的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胡山鹰（2003）等提出了工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等集成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吴伟等（2002）探讨了工业生态系统的运行和控制机制。王兆华等（2002）运用经济学交易理论分析了工业生态系统，揭示了系统共生的机理。耿勇（2000）、陈定江（2002）、刘力（2001）等学者在实践基础上对生态工业园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此同时，肖松文（2001）、吴云波（2003）、王灵梅（2004）等探索了生态工业园区及园区内企业规划设计的原理和方法，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3、对发展循环经济措施和建议的研究。曲格平（2001）、陈之泉（2001）、冯之浚（2003）、解振华（2003）、马凯（2004，2005）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发展循环经济要明确指导思想，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和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规体系。

三、评述

从国外循环经济实践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第一，思想要转变。我们必须转变思想，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第二，法律要先行。即发展循环经济必须用法律来明确和规范政府、社会、企业以及国民的社会责任和相应的义务；第三，政府要主导。政府甚至可以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等行为，来影响、支持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第四，企业为主体。通过企业内部改进工艺和生产流程，企业间发展生态工业园区，充分发挥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实践主体功能；第五，建立相关社会机构。建立相关的非政府社会机构，发挥其协调作用，打造社会静脉产业链；第六，舆论支持、全民参与。不断加强舆论宣传工作，提高国民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提高国民参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刚刚起步，尤其对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少有关产品生态设计、生命周期评价和清洁生产等循环经济实现手段的系统研究。

综合国内循环经济研究状况可以看出，在煤炭企业循环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国内清洁生产、垃圾处理、环境无害化、生态经济等与循环经济相关的研究虽然较多，但应用循环经济基本思想解决煤炭企业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未形成规模，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制定，基于循环经济的煤炭企业发展模式的系统研究在我国更少见。我们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根据我国循环经济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更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吴季松.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