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安全战略精选(九篇)

第1篇：国防安全战略范文

哈德利认为，防务规划者必须考虑实施战略和应对所面临挑战的能力类型。这些能力不应只限于军事资源，还应包括美国盟友、其他美国部门和机构、大学、慈善基金会以及私营企业的能力。

谈及当前财政挑战问题，哈德利表示，《四年一度防务评审》报告应基于财政不受约束的环境。报告是权衡能力需求和资源之间的有益工具，它能描述在设想的威胁环境中，如果不受财政约束的影响，如何提供安全，然后明确说明为应对财政现实需要削减的内容以及相关削减所带来的风险。

哈德利简述了制定2014年版《四年一度防务评审》报告所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是必须重新思考美国的反恐战略，现有反恐战略具有战术性，而非战略性。哈德利建议，报告应考虑重建反恐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战略沟通挑战，因为随着美国撤出中东地区，美国将需要更多地依靠合作伙伴来维持地区稳定。

二是必须重新思考中东地区安全避难所的政策。人们普遍认为，10年战争即将结束，但哈德利对此提出质疑。他以利比亚、叙利亚和马里为例证，认为只有美国直接军事介入才能最终结束冲突。鉴于美国公民需要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执行任务，哈德利建议加强中东地区的情报合作伙伴关系，并找到更好保证美国公民安全的途径。哈德利解释说，上述两个挑战具有一个共性，即国防部需要利用国防部以外的机构和部门的资源，以便有效实施战略。因此，《四年一度防务评审》报告将涵盖这些机构。国防部还应利用《四年一度防务评审》报告代表这些合作机构要求相应资金并支持其训练。

第2篇：国防安全战略范文

美国空间安全战略思想发展

美国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战略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其空间安全战略，主要经历以下阶段。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初，美苏争夺空间战略优势，在核大战背景下“确保相互摧毁”。冷战时期，美苏对空间的关注主要源于战略威慑和核军备竞赛，双方不惜代价开展航天活动，争夺空间战略优势。在此期间，美苏着眼于提升国际威望、维护大国地位的目的，发展空间系统。空间被认为是“避难所”，即主要出于和平目的利用空间，但不排除“非侵略性”国家安全需求，如情报搜集等。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威慑背景下，美苏达成共识，即攻击对方卫星将被视为战略核打击信号，可能引发大规模核报复行动。谁也不敢对对方卫星发起攻击，卫星本身被认为是安全的。 1983年，美国开始实施“星球大战”计划

弹道导弹核威胁催生了空间安全与防天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竞相发展弹道导弹核力量，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军备竞赛。20世纪50年代前后，能够通过空间对敌方进行打击的弹道导弹核力量问世，对敌方的国家安全产生巨大威胁。为了有效维护本国国家安全利益，美苏都开始发展反导防御力量。1955年，美国陆军确立了美国第一个反导项目―“奈基・宙斯盾”计划。到60年代，美苏都部署了陆基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军提出了“航空航天防御”“防御性反空间作战”等作战概念。1958年，美国与加拿大建立北美航空航天司令部（后更名为北美防空防天司令部），负责北美空中监视与控制、空间攻击预警、评估和防御。

为防止核战争发生，围绕对抗战略导弹威胁和保持核战略平衡，美苏大力发展空间技术，试图通过多种渠道监视对方的核活动，进行核攻击、侦察、预警和保持双边威慑力量平衡。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美苏竞相发展各种航天器，特别是军用卫星。美国实施以“阿波罗”工程为代表的一系列航天计划，发展航天技术，夺回了空间优势，确立了在西方阵营的霸主地位。这一时期，空间能力与陆海空作战能力分离，主要用于战略层面的成像侦察、导弹预警、通信和气象预报等。

20世纪80年代，美国夺取空间制高点，转向“确保生存”。里根上台后，为打破美苏“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平衡战略，美国开始将空间视为新的战略高地，着手实施“高边疆”战略，即通过对空间力量的应用获取胜利，由“确保相互摧毁”转向“确保生存”。为此，里根政府实施了“战略防御倡议”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发展天基导弹防御系统，通过推动空间的武器化，消除苏联核力量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星球大战”计划的出台，开启了美国空间军事化的进程，极大推动了美国军事空间能力的建设，引发美苏两国由地球表面争夺扩展到空间争夺，由侧重发展进攻力量转变为发展攻防兼备的新一代武器系统，由重点夺取核优势扩展到夺取空间优势。以1983年“星球大战”计划为转折点，美国打破“确保相互摧毁”战略下的平衡，夺得空间制高点，苏联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

冷战结束至21世纪初，美国强调绝对空间优势和军事控制空间。90年代开始，美国强大的天基系统使其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卫星系统应用从战略支援层面逐步向作战和战术层面发展。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空间力量对美军获取信息优势、倍增作战能力、获得作战优势起了巨大作用。同时，遥感、通信、导航等天基系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作用日益突出。美国作为冷战后惟一的超级大国，一直谋求空间的绝对优势。美国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规模的扩大，空间系统及其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已成为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资产，是国家繁荣与安全的基石。但是，空间系统的固有脆弱性以及空间攻击技术的扩散，使得空间系统被破坏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控制空间的技术与能力。空间控制不仅确保己方自由进入空间，还可保护天基基础设施、拒止敌方利用空间来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在上述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开始发展空间安全战略，以控制空间为主要目标，谋求空间绝对优势，实现控制全球、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

美国不断完善空间控制思想。1996年《国家空间政策》明确提出“要发展控制空间的能力，确保己方进入和利用空间，阻止敌方进入和利用空间”。美国国防部1999年的《国防部空间政策》重申，确保在空间的行动自由和保护美国在空间的国家安全利益，是空间及与其相关空间活动的优先任务。2000年9月，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在其规划性文件《2002财年及以后的战略主规划》中，在控制空间任务领域中提出空间对抗的概念，指出空间对抗是争夺空间控制权、确保空间优势的作战行动，并将空间对抗细分为防御性空间对抗和进攻性空间对抗两个子任务领域。2002年，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在全面接管美国军事航天工作后，在其《2004财年及以后的战略主规划》中将空间态势感知纳入空间对抗范畴。2003年10月，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在其《2006财年及以后的战略主规划》中将指挥、控制与基础设施纳入空间对抗的范畴。2004年8月，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公布《空间条令文件2-2.1：空间对抗作战》，详细描述了空间对抗作战的指挥与控制、空间对抗作战各组成部分的任务、可利用的资源和力量、空间对抗作战的规划与执行等，标志着美国空间控制的思想已经逐步成熟。

美国空间安全战略未来走向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是“维护全球领导地位”。随着空间日益成为国际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心正在不断向空间倾斜。2015年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空间等“全球公域”作为美军战争准备的重点，强化空间威慑正在成为美军维护空间安全的重要手段。 美国空军航天司令威廉・谢尔顿

美军认为，有效威慑必须是建立在完善防御体系下的全面威慑。威慑手段既包括抵消性威慑（使对手估计到达到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放弃行动），也包括惩罚性威慑（使敌人估计到可能要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而放弃行动）。美军的空间威慑将综合运用上述两种手段。一方面，建立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多方面惩罚机制，即：通过展示报复的能力和决心，迫使对手认识到发动空间进攻将得不偿失，从而放弃进攻企图。美国201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提出，空间控制领域的拨款将主要用于研发“进攻性空间控制及主动防御策略和能力”，以慑止并击败敌人的空间攻击行动。2014年，美军将长期保密的“同步轨道空间态势感知计划”对外公开，就是为了对发展反卫能力的国家形成威慑。另一方面，通过展示强大的空间防护能力，使对手感到攻击难以达到预定效果而打消进攻念头。2016财年国防预算申请中，美军提出计划未来5年斥资50亿美元增强太空防御能力，保护美国卫星免受地基反卫星武器、激光武器及小型机动杀伤机器人卫星等威胁的攻击。2015年3月25日，美空军航天司令部司令约翰・海顿在众议院听证会上概述了一些用于保护空间系统免受攻击的项目，包括：提升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及时发现威胁并告警，为采取机动变轨等措施提供依据;采取轨道备份、加固等方式，提高卫星系统的生存能力;构建弹性空间体系结构，提高抗毁伤能力;增强快速发射能力，以便在关键卫星系统遭到攻击后可实现快速发射补网。

2015年4月，美空军负责采办的助理副部长鲍利考斯基中将在第31届空间年会上表示，随着对不断变化的空间环境认识的逐步深入，美国国防部将“多样化”视为未来空间安全战略的核心。“多样化”战略强调增强空间体系结构的可恢复性、防护性和重构能力，重视进攻性空间控制和主动防护能力，并辅以被动防护手段，以慑止对手攻击美国空间系统的企图。未来美军将在“多样化”战略指导下，强化空间威慑思想，谋求空间安全及优势地位。

美国空间安全战略演变特点

依据空间安全威胁，变化调整空间安全战略。冷战时期，美苏均将攻击对方卫星视为战略核打击信号，美国将“相互确保摧毁”视为空间安全战略核心。随着卫星数量的逐渐增多，空间系统的固有脆弱性以及空间攻击技术的扩散，使美国将控制空间作为主要目标，以确保空间系统的绝对安全。由此可见，美国强调依据空间安全威胁的变化，不断调整其空间安全战略。

依据国家总体安全战略，筹划空间安全战略。美国将空间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以《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空间政策》为指导，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出发，将空间安全问题与陆海空网电空间安全问题、政治、经济外交问题一并考虑。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国防战略等战略文件中，均对空间安全问题有所涉及。同时，在美国空间安全战略中，也强调要军民商航天力量相结合，以确保空间安全。这表明美国注重从国家总体安全观角度出发，谋划和制定空间安全战略。

确立以空间力量发展求安全的观念。空间作为一个新的安全领域，发展的意义和作用尤其重大。美国认为，要想拥有空间安全，就必须发展空间力量。20世纪80年代，为打破美苏“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平衡，美国制定“高边疆”战略，通过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发展天基导弹防御系统，消除苏联核力量对美国及盟国的威胁。21世纪初，美国提出“控制空间”思想，并明确将发展空间态势感知、防御性空间对抗和进攻性空间对抗能力，谋求空间绝对优势。从美国空间安全战略演变来看，强调发展空间力量以谋求空间安全的思想一脉相承。

第3篇：国防安全战略范文

美军战略评估影响广泛，但其历史并不久远，从1776年建国到20世纪初叶，美军既没有战略评估的传统，更没有战略评估的方法手段，其现代意义上的战略评估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反思起步阶段（1940～1947年）二战中，美军也曾做出许多错误的战略决策，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对此美军反思认为，其战争准备和军事力量运用的失当源于缺乏战略评估来破解“战争迷雾”所致。1947年，为使军事战略与国家政策有序衔接，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案》，赋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评估职能，并以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对军事能力的需求为首要任务。以此为契机，美军围绕评估国家军事实力、国防工业潜力和战争计划方案等展开探索，很快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战略评估的重要作用渐为人们所认识。

探索形成阶段（1947～1991年）冷战期间，美军围绕研判战略威胁，对比两大集团军事能力的优劣，分析影响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军事、技术、政治和经济因素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为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星球大战”计划、削减核武器和销毁中程导弹谈判等重大战略决策与战略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对美国最终赢得冷战发挥了重要作用。40多年间，美军以总统命令、国防部指令和美国法典、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等为依据，在国防部、参联会、军种部和联合司令部等建立起各类战略评估组织机构，基本形成了要素完备、权责清晰的战略评估机制。

拓展升级阶段（1991年至今）为应对后冷战时期的威胁，平衡战略和资源的关系，美军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评估，如1991年的基准兵力评估、1993年的通盘评估、1994年的参联会主席武装部队角色与任务评估、1995年的武装部队角色与任务委员会的兵力结构评估等。但国会却认为，这些评估侧重于维持现有的规模与预算，并未根据外在安全环境与威胁的改变来调整所需的部队结构。为此，国会通过了《1996年部队结构评估法案》，规定国防部必须配合总统任期进行四年防务评估，后经多次修法使其机制化，并以此为龙头建立了四年使命任务评估、军事战略评估、联合作战能力评估、装备采办评估和建设绩效评估等机制，为美军创新战略指导、推进建设改革、发展作战理论和实施作战行动提供了重要牵引和支撑。同时，战略评估也实现了由国家安全层面向军事力量建设与运用层面的拓展延伸，并走上了法制化、体系化、专业化的轨道。 运行机制

形势研判机制 美军以总统任期为周期，围绕其制定总体战略，建立了定期与不定期、综合与专项相结合的形势研判机制。总统就任5个月内，由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配合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展战略环境和能力净评估，以制定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次年6月前，国防部结合四年防务评估，对战略环境、安全目标和能力需求等进行全面评估，以制定调整《国家防务战略》;第3年4月前，参联会组织对未来20年的战略环境及风险进行评估，以制定调整《国家军事战略》;各军种部、联合司令部和国防情报部门每年围绕总统国情咨文向国会报告，收集信息、跟踪研判重要战略方向与安全领域形势动向，针对突况提供分析研判结论。此机制通常涉及战略环境评估、战略目标评估、战略能力评估和战略风险评估。

决策评估机制 美军采取评估与决策相对分离的运作模式，按照“有决策就有评估、先评估再决策”的原则，依托联合战略计划、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等成套制度框架基础，建立了“职能部门拟制决策方案―评估部门独立审查论证―高层领导机关权衡定案”的决策评估机制。此机制一般涉及军事战略审查、力量发展规划评估和力量运用规划评估，以及军事改革方案评估等。

过程控制机制 为及时了解掌握战略决策与部署是否按计划推进，和针对预料之外的形势任务变化适时做出反馈调控，美军建立了自下而上的每月、每季、半年、每年（分奇数年、偶数年）、中期（两年）评估制度，形成了全程监测、节点检查、反馈调整的过程评估机制。此机制重点涉及规划执行评估、预算执行评估、作战准备评估和战略行动评估。

效果检验机制 为切实掌握战略实施效果（主要是效益而非效率），检验战略制定与规划计划设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美军通常在战略实施中期（两年）和战略实施结束（四年）组织验证与总结评估，并以此作为战略调整和下一轮战略筹划的依据。此机制，一个涉及国家安全战略评估、军事需求和规划计划评估;一个涉及四年防务评估、联合作战能力评估、作战试验与实战检验评估和国防工业能力评估等。 支撑体系

领导管理体系 美军构建了由高层领导、专职机构、兼职机构、智囊机构和临时机构组成的领导管理体系。在高层领导上，总统负责评估国防实力及其支撑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能力;国防部长负责评估国家防务战略目标和政策、军事力量任务和兵力结构、规划计划和预算项目、美国及其盟友与潜在敌国的军事能力等;参联会主席负责评估军事威胁和作战风险、美国及盟友与潜在敌国的作战能力、军事力量建设和国防采购需求等;军种部长负责评估军种遂行使命任务的兵力需求、提出作战部队的分配和部署建议等;联合司令部司令负责评估所在战区或部队的分配和部署建议，以及作战领域的军事威胁、所属部队的战备状态和作战能力、遂行任务的风险等。

在专职机构上，美军军种和战区以上编设有十多个评估部门，如在国防部长办公厅下设有成本与项目评估办公室、作战试验与评估办公室和净评估办公室等，负责战略评估的总体协调和组织跨领域、跨军种重大战略问题的评估;联合参谋部下设有部队结构、资源与评估部，负责评估联合作战需求和兵力规模结构，提出规划计划、重要资源配置和重大采办项目的评估建议等;各军种参谋部（海军作战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下设有负责资源与评估的办公室等机构，空军还专设方案与评估办公室，负责评估兵力与资源需求、作战方案等。此外，太平洋总部、欧洲总部等部分战区总部的联合参谋部也设有评估机构，负责辖区内战略态势和部队运用的评估。

在兼职机构上，包括国防部高级领导审查小组、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总监察长办公室、国防信息系统局、首席管理官办公室和国防情报局、导弹防御局，参联会国防政策委员会、国防科学委员会和情报部、作战部、后勤部、指挥信息系统部、战略计划与政策部、作战计划与联合部队发展部，海军海上、空中系统司令部，空军航天、器材、特种作战司令部，以及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司令部等，在本领域本系统的战略评估中担负重要职能。

在智囊机构上，包括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和各军种分析中心，以及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承担着军方部署的大量战略评估任务，并自发组织各种战略评估。

在临时机构上，主要是以四年为期或以新任总统和国防部长上任为契机，组织四年防务评估、防务战略评估等大型国防和军事战略评估。以四年防务评估为例，美国国防部在评估开始前临时组建由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军种部长、军种参谋长组成的高级领导小组，并下设由国防部、参联会、军种部和军种参谋部相关副职领导组成的工作小组和若干专题小组具体组织和实施评估工作。

项目内容体系 美军战略体系框架由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国家军事战略和战区与军种战略构成，其相应战略评估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全局性战略评估，主要围绕制定和实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务战略、国家军事战略等总体战略及其相关规划展开。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权组织的战略净评估，国防部组织的四年防务评估、重大项目建设绩效评估、战略管理及预算评估，以及参联会组织的军事需求评估、四年任务使命评估、国家军事战略评估、联合战略评估、力量运用规划评估、作战准备评估、联合作战能力评估等名目。第二类是领域性战略评估，围绕制定和实施军种战略、战区战略、重要安全领域战略及相关战略规划展开。包括国防部组织的核态势评估、太空安全评估、网络安全评估、弹道导弹防御评估、军种兵力结构评估、装备采办评估、国防工业能力评估，参联会组织的军种战备评估、作战能力评估，军种部组织的军种战略评估、资源与需求评估和战区组织的战区战略评估等名目。第三类是任务性战略评估，围绕特定战略任务、战略行动或战略工程展开。如海湾战争空中力量使用评估、科索沃空战能力评估、阿富汗战略评估、伊拉克局势评估、台海两岸军力平衡评估和“空海一体战”评估，以及新型航母、战略导弹核潜艇、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等研制试验和部署评估等，均属此类。

配套保障体系 美军主要是从法规制度、情报信息、技术手段和经费资源等方面来保障其战略评估制度化运行、规范化运作和标准化实施的。在法规制度方面，美军通过立法和立规形式对战略评估的组织领导、项目设置、内容范围、程序方法等做出明确规定。在情报信息方面，美国国防部《信息收集与报告》和相关《国防部指令》等，都对情报信息保障有专门的规定。战略评估机构被列为主要情报部门的重点保障对象之一。国防情报局根据国防部、参联会专职评估机构和联合司令部的需求制定情报搜集计划，并为其提供“定制”保障;国防情报局在参联会情报部门的配合下搜集整编情报，为参联会和作战部队作战评估提供“定向”保障;中央情报局、能源部和国土安全部等，也与美军相关战略评估机构建立有情报支援保障渠道。在技术手段方面，美军战略评估强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在广泛采用综合调研、专家咨询、抽样测评和总结检讨等定性方式方法的同时，大量运用计算机桌面演习、战争和战役兵棋推演、典型作战试验、现代运筹分析和数据统计分析等先进手段提高科学化水平。 特点及不足

美国的战略评估机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系统，具有三大特点。一是逻辑框架稳定可靠，美军重大战略评估一般按照特定的逻辑框架逐次展开，有着比较稳定的推理顺序和结构规范;二是工作流程缜密严谨，美军重大战略评估在组织实施上有着相对固定的阶段划分，规范有序;三是法规制度健全完善，美军重大战略评估项目均由国会通过立法对其组织领导、内容要求、时间期限等做出规定，强制实施，各类评估制度林立，确保按章行事。

但是，美国的战略评估机制同样存在着不足。一是军种利益冲突严重，评估有时出现方向性错误。美军的决策、指挥控制和行动都依赖评估，因而早已形成了浓厚的评估文化氛围，相关各方都拿评估说事，评估成为各方撬动利益的有效杠杆。由于军种利益冲突的长期存在和无孔不入，评估结论往往只能是各方利益折衷的结果，并非总是与战略需求一致，其方向有时难免跑偏。

第4篇：国防安全战略范文

从地缘安全环境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地缘安全环境最为恶劣的大国，尤其是中国东向的海洋地缘安全结构，异常复杂和恶劣。中国东面临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是一个海洋大国，然而却是一个“有海无洋”的海权小国，因为在通向大洋的战略通道上阻隔着许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即美国在冷战时期拼凑的“第一岛链”。中国海上战略通道非常狭窄，很容易受制于人。

要想突破这种被包围的困境，中国必须拥有长远的海洋大战略，就像当年俄国彼得大帝执着地寻找出海口那样，用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努力去实现我们的海洋战略目标，实现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变。海洋大战略涵盖面很广，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战略目标，但不管这些战略目标如何设计，中国一定要有一条打破“第一岛链”包围圈的战略设计。中国需要明确告诉外部世界：“第一岛链”不能是封锁中国的岛链，而应是中国保卫东部国土安全的第一防线。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内经济落后，基本上“家徒四壁”，因而当时中国的国防战略是“诱敌深入”与“人民战争”，试图利用幅员辽阔的国土纵深来反击和消灭来犯之敌。然而，这种战略是一种“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无奈之举，适宜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已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尤其是东部国土集中了中国60%以上的国家财富和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些国土亟需战略缓冲区（或战略纵深）的保护。而此次中国政府设立的防空识别区东沿基本上与“第一岛链”部分重合。因此，我们不妨把防空识别区看作是中国打破“第一岛链”的一种战略设计，是构建“东向战略缓冲区”的一个重要步骤。

日本常以“西方国家”自居，看不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然而，从历史的长河来看，“500年西方、1000年东方”，西方的崛起和强大无非是这近4、5百年的事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却曾经引领世界1000多年。今天的中国正在快速复兴，正在恢复历史上应有的国家地位与国际影响，未来的日本也许将再次面临历史的选择：是跟东方走，还是跟西方走。

现在中日关系正逐步向这个历史临界点靠近，日本也许不甘心这种历史的宿命，试图有所改变，故才不断挑起事端，试图借域外大国力量，拖拽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面对这种伎俩，我们首先要在战略上看透它，藐视它，但在战术上却不可不防。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就是一种战术防范与战略警告，其完全是出于应对当前令人忧虑的东亚周边安全形势，出于自身安全防御需要，不带有任何进攻和挑衅的性质；是防范误判和危机的需要，是防御而不是进攻，是维和而不是挑衅。

当前，受“冷战”遗留的历史问题与冷战后现实冲突的影响，东亚地区国家矛盾交错，利益交织，尤其是海洋地缘状况拥挤不堪，如处置不好，很容易发生战略误判，导致重大危机。中国向来爱好和平，但是面对一些国家有恃无恐的步步紧逼，再敦厚的大国也不可无防。中国政府此时推出防空识别区，正是应对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之举，是中国领导人审慎思考的结果，是防范战略误判、管控潜在危机的需要，同时也可视为对干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战略警告。

第5篇：国防安全战略范文

野心，也给日本挑战未来亚太安全形势吹响了冲锋号。这份文件一经出台，不但遭到了亚太地区国家的强烈抨击，而且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从总体上看，这份新《防卫白皮书》折射出日本当今政府追求的五大目标。

为军事“影响”周边做铺垫

日本每年都要发表一份《防卫白皮书》，以阐述日本对周边安全环境的看法和日本的防卫政策。这份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发表的第一份国防白皮书。虽然它只介绍了自去年7月至今年5月期间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本的防卫政策与日美安全体制、日本防卫对策三方面内容，表面上是“客观描述”，其实它渗透着安倍晋三执政以来主张的否认历史的理念，白皮书通篇不顾客观事实这一点便是有力的证明。

这份新的《防卫白皮书》对所谓的周边威胁、岛屿等问题做出了颠倒黑白的论述和判断，人们据此认为，日本正在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支持当今安倍晋三阵营的政客们否认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为以军事手段“影响”周边做铺垫。作为日本的政客，安倍晋三一直都主张否认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极力为日本的侵略历史翻案。1993年，时为日本首相的细川护熙曾说，日本对外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错误的战争”。然而，安倍晋三当时反驳道：“战争不只是日本的责任。”从那时起，人们就发现安倍晋三具有突出的否认过去侵略战争的政治立场。2006年当上首相后，安倍晋三曾发表言论：“定义战争不是政府的事情，必须让历史界来判断。”自2012年12月26日被日本国会再度任命为首相后，安倍晋三继续扩大其否认侵略战争历史这种主张的影响力。上台后，安倍晋三不仅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还不遗余力地鼓吹与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甚至，安倍晋三公开否认“侵略”的定义。今年4月23日，安倍晋三以首相的身份在日本参议院答辩时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乃至国防上都没有定论，取决于看待这个问题的那一方。言外之意是，对待过去的战争，日本认为不是侵略战争就不能将其定义为侵略战争。安倍晋三目的何在？那就是为日本再次使用军事手段支撑日本再次成为亚太地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而制造舆论。

不可否认，日本是近代以来亚太地区“改革开放”最为成功的国家，也是亚太地区惟一一个有对外殖民侵略经历的国家。其实，日本的这种改革，是与对外侵略扩张互动的。自改革之始，日本就进行着对外侵略扩张。如果不否认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日本就无法继续使用军事手段来支撑现在的日本谋求生存与发展。所以，日本否认过去的侵略历史，一方面是继续蒙骗其国民支持日本政府可能对外继续使用军事手段的做法，另一方面也为赢得其国民对当今日本政府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的支持，为向外扩大军事影响而不断提升军力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增加赞成票数。日本新《防卫白皮书》通篇不顾客观事实而颠倒黑白的做法，

目的之一就是支持当今日本否认过去侵略历史，使日本政府能够再次蒙骗其国民对外使用军事手段，使日本的“繁荣”得以维持。可以说，日本自近代以来的“繁荣与幸福”是建立在其周边国家的痛苦之上的。日本是靠侵略其周边国家捞到“第一桶金”来支撑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现如今，日本某些政客们妄图重走老路，以使日本实力下降的势头得到遏制。这是他们否认过去发动的战争具有侵略性的真实目的。

继续编造“中国”

安倍晋三政府在继承过去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歪曲中国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地在这份新的《防卫白皮书》中强化了对中国的指责，编造“中国”。新《防卫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基于与现有国际法秩序不相符的独立主张，采取了包括试图以力量改变现状在内的高压做法”，妄称“中国军事动向令地区和国际社会担忧”。从新《防卫白皮书》整体看，它是对安倍晋三上台以来编造“中国”的总结与深化。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近年来频频更换首相，尤其是海啸、地震和核泄露之后，日本政坛基本处于危机之中，国内出现了严重的右倾思潮。正是在这种严重的政治危机下，安倍晋三再次登上日本政治舞台的顶峰。安倍晋三为其政府寻找突破危机的方法就是颠倒黑白地制造所谓的“中国”，用混淆视听的方式来转移其国内的视线，图谋借机摆脱政治危机，达到延长其政权寿命的目的。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共同发展，在防务上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发展军力的战略意图清晰透明，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然而，安倍晋三上台后，却置事实于不顾，加大力度散布“中国军事不透明”之说，故意制造所谓“中方雷达照射”、“侵略”日本“领海领空”等子虚乌有的军事挑衅，甚至还散布“中国军事动向令地区和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言论等。可以说，自安倍晋三上台以来，日本一直没有停止过制造“中国”的行动。这次日本则以《防卫白皮书》的形式对“中国”进行“拔高”，目的何在？

其一，安倍晋三政府认为，以中国为“靶子”是转移其国内视线的最好方式。自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上上下下几乎都感觉到不舒服。日本政客意识到这一转变给他们的政治游戏带来了机会。近几年来，日本国内政坛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多届政府的执政寿命都非常短暂，这给每一届政府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日本国内正处于危难之时，临危登台的安倍晋三政府为了延长其执政寿命，采取了转移国内视线这一招法。安倍晋三选择的目标之一就是把中国当作“靶子”。随着中国实力不断提高，安倍晋三政府认为，将中国当作“靶子”是其最优先的选择。

其二，安倍晋三政府认为，利用“中国”是说服亚太地区国家赞成日本发展军力的最好理由。不难看出，安倍晋三政府是近年来日本历届政府中鼓噪“中国”最积极的。缘由何在？这与安倍晋三的政治主张“修改宪法”有着直接关系。多年来，安倍晋三及其所在的自民党一直在鼓吹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国防军”。因为日本自二战失败后至今没有对过去的侵略历史有清醒的认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人们及亚太地区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都担心日本会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之路，对日本在军事上的一举一动都给予了严密的关注。由于安倍晋三上台后极力否认过去的侵略行为，这不能不引起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警觉。安倍晋三政府为了达到其“重振军威”的目的，走上了鼓吹“中国”的道路。从目前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看，安倍晋三是不会轻易放弃通过鼓噪“中国”为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制造借口的。

其三，安倍晋三政府认为，借助中国之力可以更好地利用美国推动其扩大海外军事影响。随着美国全球称霸战略重心的调整，美国对亚太地区日益加大关注力度。美国逐渐将中国作为其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主要对手。为了拉近与美国的关系，让美国更加重视日本，日本不断煽动“中国军事威胁”，美国也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其发展军力，以弥补美国军力之不足。同时，美国可以利用日本在前台阻碍中国发展，美国则退居幕后进行指挥，操纵日本为其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便可以在美国容忍的程度与范围内发展军事，并在海外扩大其军事影响。可以肯定地讲，没有美国的默许，日本是不可能如此胡作非为的。

故意渲染安全环境“严峻”

从日本这次发表的《防卫白皮书》来看，日本有意夸大其所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该白皮书指出，日本面临着朝鲜采取包括发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在内的挑衅行为、中国正迅速扩大在日本周边海域空域的活动、俄罗斯的军事活动呈现活跃之势等情况。该白皮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安全环境更加严峻。安倍晋三政府如此夸大日本的安全环境恶化程度，在历届日本政府发表的白皮书中还是第一次。正如《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此前发表的白皮书针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使用的都是“不透明”、“不确定”等略显温和的词语，这次却首次使用了“严峻”一词。不难看出，安倍晋三故意恶化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战略企图。这与安倍晋三提出的“安倍晋三经济学”有着直接关系。面对日本的经济困境，安倍晋三于2012年年底上台后，力推“安倍晋三经济学”，试图扭转日本的经济颓势，维持其政权稳定。“安倍晋三经济学”的核心是发展国防经济，企图以国防经济拉动日本的整个经济。首先，安倍晋三让日本军工企业那些多年不用的生产线全面开工，开足马力扩大生产。接着，安倍晋三制造各种借口来大力提高军力。其目的在于，一是满足右翼保守势力的胃口，为稳定政权借力；二是只有发展军力，才能扩大日本国内的军需市场；三是扩大国外军火市场，进一步促进日本国内军工企业扩大生产。仅从这三点就可以看出，安倍晋三政府极力推动自卫队变成“国防军”，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武装力量走向海外三者成为合法。制造周边安全环境“严峻”的言论，目的显而易见：一方面，推动日本国内民众支持安倍晋三在国内推行其经济学。安倍晋三想通过这种“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来恐吓日本民众，使之支持其经济学。另一方面，有意制造这种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的言论，使日本国内政客们为修改《和平宪法》网开一面，实现其“正常军事国家”的战略目的。由于日本对过去侵略历史没有清醒的认识，一旦日本实现了其所谓的“正常军事国家”，日本极有可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再次使用军事手段来扭转其经济颓势。这对亚太地区国家来讲并不是件好事，对维护世界和平也不是件好事。

岛屿问题被“锐化”

在这份刚刚发表的《防卫白皮书》中，日本政府宣称，日本对竹岛（韩国称之为“独岛”）拥有；对于离岛的防卫，日本正构建情报收集、警戒监视和发生事态时的快速反应体制，在自卫队部署空白的西南地区离岛部署沿岸监视部队，并新建快速反应部队等。通过与往年的《防卫白皮书》内容对比，不难发现，安倍晋三政府正在锐化岛屿争端问题，即日本将岛屿争端问题一方面使其常态化，另一方面使其趋于锐化，使之成为持续吸引眼球的事情。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美国推行其亚太战略的需要。自美国二战后占领日本及美日联盟建立后，日本一直在美国全球战略框架内行动。日本在与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问题上所采取的行动，也同样在美国当今推行的亚太战略框架内。日本之所以炒热岛屿争端问题，其目的之一是为美国插手亚太地区事务，维护亚太地区动态性的军事存在制造借口。其次是岛屿争端被日

本政府认为是最能够引起其民众眼球的问题。近年来，日本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以及2011年日本海啸和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民众涌起生存危机的低落情绪。这

对日本近几年的政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倍晋三政府上台后，紧紧抓住岛屿争端问题，大造“生存空间”危机。这是岛屿争端热门的背后原因。目前，日本与俄罗斯、韩国和中国都

存在着岛屿争端问题。其中，日本在俄罗斯和韩国之间的岛屿争端问题中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在与中国之间的岛屿争端中占据主动地位。对此，一方面在与俄罗斯、韩国的博弈中尽可能向争得有利地位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在与中国的博弈中维持其有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要锐化岛屿争端问题，凝聚尽可能强的国内国际力量，在岛屿争端问题上达到预期目的。

以海洋进攻战略扩展“生存空间”

第6篇：国防安全战略范文

国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三条规定：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国家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和边防、海防、空防建设，发展国防科研生产，普及全民国防教育，完善动员体制，实现国防现代化。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和巩固国防，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坚持全民自卫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节选）：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保障。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是中国国防的主要任务。

中国的国防政策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中国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发展与安全的统一，努力提高国家战略能力，运用多元化的安全手段，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谋求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综合安全。

（来源：文章屋网 ）

第7篇：国防安全战略范文

关键词：军费支出需求 国防 军事战略

为了保持领土完整和独立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国防.国防是公平品， 被全体公民所共同享有，不管他们是否付费， 作为理性人， 政府的目标是使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国家安全是一国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政府必须一部分财政支出以获得国防部门提供的“国家安全”这一产品。

对军费开支的需求进行研究非常重要.和平时期，军费开支在短期内的产出没有明显的作用。同时由于军费开支挤占了财政资源，削弱了国家财政在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的支持，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是负面的。

对军费开支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从而预测国家的军费开支需求，有利于社会资源在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对政府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考虑国民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外计量经济学者Hartley 和Sandler 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经济因素，战略因素、安全及对内外部威胁的预期是国防支出需求的最主要决定因素。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影响我国军费开支需求的主要因素包含：

一、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主要指国民收入（用GDP表示）。国民收入是决定军费开支需求的根本因素。一个国家经济实力越强，可以用来发展国防的资源就越多。同时保卫自己财富的动机就越强烈。因而随着国家经济近年来的良好发展，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我国的军费开支需求也相应增加。

二、安全因素

考虑一国的安全因素时，主要应该考虑：

1、周边安全环境。主要包含（1）历史冲突因素：一个国家历史上可能他国发生过规模不等的冲突，基于历史惯性的考量，冲突可能会再次发生。因而历史上他国安全冲突较多的国家，军费开支需求较高。（2），民族等因素 因为不同宗教和民族的影响，一国可能面临较为紧张的安全局势，导致军费开支需求的增加。（3）地缘因素.地缘现状是指国家的领土大小及周边地理环境，从而决定着国家的生存环境。具有天然安全屏障的国家军费需求偏低，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和地区军费需求偏高。

2、国际战略局势。一般来说，当国际战略局势平稳，世界相对和平时，国防是为保障未来战争需要做准备的。和平无战事， 但不等于无防务. 在保持正常的军事力量基础上，国家不会大幅度增加军费投入，甚至为了经济发展而削减军费，以节约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军费需求都较低。但当国际形势紧张时，例如（1）战争时期，一国国防的出发点是以最大程度地取得战争的胜利为目的.往往使一个国家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军费支出。（2）敌对国家之间的相互对峙时期，以冷战时期为例，美国和苏联虽然没有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但对峙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因而导致军费需求的增长。在国际战略格局大调整时期，大部分国家都要相应调整军事战略，军费需求水平也会相应变动。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但局部战争仍然存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存在安全威胁（战争，核扩散，恐怖主义等），但又处于相对和平时期，因而军费开支需求水平保持较低水平。

三、对外部威胁的预期

一个国家所而临的威胁（通常用所有敌对国家的防务开支总和表示）越大，为了应对威胁所需耗费的军费也就越多。因此，军费开支与敌对国家的威胁呈正相关关系。 故而中国的军费开支需求受到，等的影响，台湾，日本的对我国的威胁上升时，我国的军费开支需求水平也会相应增长。

四、国家军事战略因素

军事战略决定了军费开支需求的规模。当一个国家采用扩张性军事战略时，其军费开支需求水平较高。军事同盟中部分中小国家部分依靠大国来保卫本国的安全。因为盟国国防开支溢出，采用依附型战略的国家因而军费负担水平较低，军费需求水平也较低。

采用中立、防御型军事战略的国家军费需求水平比非中立国低。以瑞士为例：瑞士与四个重要的北约国家及另一个中立国奥地利在1988-2001年的防务负担变动趋势相同：缓慢减少。中立并不能使一国隔绝于国际安全威胁。但在1988-2001年期间四个北约国的防务负担一直高于两个中立国。两个中立国在此期间，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2%，而四个北约主要国家组的军费开支总和占其国民收入总和的3.5%。

此外，结构性变化例如国防政策的重大调整等因素对一国的军费开支需求也会有很大影响，但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独立防务政策，因此不需要考虑同盟国防务开支溢出等因素的影响，军费开支需求因而不存在结构性变化。

1981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紧缩军费开支， 厉行精简节约的指示》 中国开始了国防建设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自此以后不再使用“ 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 我国军费开支需求有所降低。

正是基于军事战略，国民经济等军费开支需求的决定性因素的影响，我国在保持国民经济良好发展的同时，在坚持走“协调发展、稳步增长”型国防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国防投入与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追求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进一步做好军民融合式发展这篇大文章，坚持需求牵引、国家主导，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1]卢周来.现代国防经济学教程.石油工业出版社，2006年

第8篇：国防安全战略范文

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提出

2014年8月5日，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提出美国需要制定新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以维持技术优势。9月，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美国将制定第三次“抵消战略”。10月20日，美国政府对外宣布正式启动《超越抵消：美国如何保持军事优势》项目，探讨美军如何通过保持技术优势以弥补国防预算大幅削减造成的经费不足。10月底，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公开了《迈向新“抵消战略”：利用美国的长期优势恢复美国全球力量投送能力》的研究报告，详细阐述了新“抵消战略”的基本内涵、整体构想与具体措施。

2014年11月15日，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里根国防论坛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以第三次“抵消战略”为内涵的“国防创新倡议”。

第三次“抵消战略”是美国在加速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背景下提出的，旨在通过发展新的军事技术和作战概念以“改变游戏规则和未来战局”，使美军在未来几十年内与主要对手的新一轮军事竞争中保持绝对优势，主要针对中俄等国日益提升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所谓的中国“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反进入”即防止敌人将美军阻挡在作战区域之外，“区域拒止”即防止敌人在作战区域内限制美军的行动自由）。

与前两次“抵消战略”的异同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共提出过三次带有“抵消”性质的战略。第一次是面对1953年朝鲜战争后的政危机和苏联威胁，美国提出以核技术优势抵消苏军压倒性常规军力优势的“新面貌”战略。但随着苏联核能力的提升和苏美核均势的形成，第一次“抵消战略”失去了作用，事实上是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针对越南战争后的困境、特别是苏联的常规军力优势，美国提出以精确打击技术为龙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抵消战略”。美国依靠在技术和工业领域内的优势地位，大力投资研发新信息技术以实现“技术赋能价值”，通过运用卫星侦测平台、全球定位、计算机网络、精确制导等技术，大大提升已有武器平台的作战效能，开启了第二次“抵消战略”，同时也促进了科技创新。第二次“抵消战略”被认为成功加速了苏联的战略衰退，并导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

美军三次“抵消战略”的相同点是，这三次“抵消战略”的思想一脉相承――都是在战争结束初期，国力相对下降、大国挑战加剧的背景下，谋求以技术创新来支撑并拉大军事优势的长期竞争战略。 F-14“雄猫”和图-95

但与前两次相比，第三次“抵消战略”自有其鲜明特点。

一是战略对手不同。前两次都是明确针对苏联，旨在赢得美苏争霸。而第三次“抵消战略”是在全球战略格局深刻变化、国际安全环境日趋复杂背景下提出的，名义上针对所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大国，实际上主要瞄准中国。

二是更加强调主动战略预置。虽然三次“抵消战略”都带有战略预置性，但前两次“抵消战略”提出时，美苏军力对比下，美军并不占优势甚至略处下风，不得不被动扭转局面。而第三次“抵消战略”却是在美国军力明显优于对手背景下提出的，更加突显其着眼于未来长期竞争以确保绝对优势地位的前瞻性和危机感。

三是运用的技术形态层次更高。如果说前两次“抵消战略”的实质是核技术优势和信息技术优势，那么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实质则是谋求凭借能够“改变未来战局”的颠覆性技术群优势制胜。

四是战略目标有别。美国在前两次“抵消战略”中谋求的是全面超越对手，而第三次“抵消战略”则更聚焦于对对手的相对优势实施精确对冲，利用非对称手段使对手“长板不长，短板更短”。

第三次“抵消战略”的主要内容

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发展，运用非对称手段抵消对手的相对优势，增加对手军力发展成本，特别是全面破解对手“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以确保在大国军事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技术为先――研发颠覆性先进技术武器 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核心是通过综合集成创新发展颠覆性先进技术武器，主要抵消对象是中国和俄罗斯，具体体现为四大突破：

一是作战概念创新突破。突出信息主导，推出“作战云”概念、“水下作战”概念以及“全球监视和打击”概念等。

二是技术发展创新突破。以计算机、人工智能、3D打印等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推动定向能武器、电磁轨道炮、士兵效能改造、自动化无人武器系统、智能武器、高超音速武器等新概念武器发展。

三是组织形态创新突破。以新技术、新作战概念与新作战样式牵引编制体制优化，建设一支更加精干、高效的联合部队，采取更多组合模式，以科技装备创新发展催生更多的新质作战力量。

四是国防管理创新突破。在国防预算持续削减背景下，更加注重战略规划与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军工企业改革创新，确保国防工业基础的可靠性和灵活性，利用最优秀的思想和尖端技术推进国防部的创新及运作方式。具体措施包括：改进国防部使用多年的“计划、项目、预算和执行系统”;制定包括机器人、自主系统、小型化、大数据和3D打印等在内的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长期研发计划;推出“更优购买力计划3.0版”，优化采办流程;在武器装备研发、采办和运用过程中，注重模块化和开放式系统架构，通过军民一体化方式推动对新武器和新技术的研制等。

美军以第三次“抵消战略”为内涵的“国防创新倡议”表明，美军试图率先进入军事革命新阶段，由此掌握军事竞争的主动权，继续占据优势地位。

战略升级――多手段生成复合式威慑能力 “国防创新倡议”表明，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军事竞争战略有了新发展，虽然本质上仍然是追求绝对优势的战略，手段上仍然是非对称抵消，但思维上有了新变化。

一是新的威慑思路。即改变以往基于直接攻击威胁、通过传统联合作战行动实现目标的常规威慑战略，更多强调“拒止式威慑”和“惩罚式威慑”。首先，明确对手和目标。美国并没有试图寻找一种普适型的“抵消战略”来应对美国及其盟国所面临的每一种可能威胁，而是量身订制，将战胜潜在对手的“反进入/区域拒止”威胁作为其明确目标，将恢复和保持美国的常规力量投送能力作为威慑基础。其次，从“劝阻式威慑”战略向“拒止式威慑”和“惩罚式威慑”战略转变。为提升常规威慑力，美国改变传统“简单粗暴”式的威慑战略，转而选择发展使对手知难而退的能力，以及通过威胁对手进行非对称报复性打击，增加对手发动战争的预期代价。“拒止式威慑”强调具备生存能力和可靠作战能力的前沿存在以及全球反应能力，而“惩罚式威慑”则被称为“伤害”能力，要求有能力和意愿来发现并摧毁高价值目标，不管该目标身处何地，防御如何。

二是新的联盟作战思路。与一直以来美国注重盟国参与有所不同，第三次“抵消战略”强调的是对盟国的保护。一方面，要求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美国亚太军事盟友必须在维持稳定的军事平衡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更加强调打造美军自己的全球监视和打击力量。美军强调在威慑框架失效的情况下，通过快速打击来阻止对手的进攻行动。

三是与核战略相配合。尽管美国官方宣布将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但哈格尔在“国防创新倡议”中宣布将全面改革核力量，包括实施耗资巨大的大规模核力量战备程度维持、建设与发展计划。改进核战略配合新“抵消战略”，形成了一个新型复合式威慑战略，或将成为未来美国国防战略的重心。

能力生成――大力构建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 美军作战使用的基本方式是战略投送。但它认为，潜在对手正在部署自己的侦察和打击网络，以挑战美军的力量投送方式。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直接目的，是利用美军在无人作战、远程空中作战、隐身空中作战、水下作战、复杂系统工程集成与运用等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将地理上分散的多种平台（如长航时无人机、远程隐身战机和水下系统）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全球监视和打击（GSS）网络，以破击对手的“反进入/区域拒止”网络，为美军的力量投送消除障碍。

这一全球监视和打击网络具有四大优势：一是平衡性，由适应各种威胁环境的低端和高端平台组合构成;二是适应性，可在地理上分散部署，最低程度依赖抵近基地，最少限度触及敌方防空措施;三是响应性，可在数小时或数分钟内实施监视和打击;四是可拓展性，可同时在全球多个地方扩大规模并影响局势。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针对中度到高度威胁环境而配置的所有要素都能在威胁程度更低的环境中运作。 “标准”-6导弹发射瞬间

为最终形成基于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的新的作战能力体系，美军制定了近期和中期实施计划，涵盖太空作战、水下作战、空中作战、无人作战、导弹攻防等领域共计13项具体措施，并提出配套的国防预算分配调整方案，削减部分项目以集中投入全球监视和打击网络建设。具体内容包括：缩编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有人战术航空部队，减少采购F-35战斗机，并最终被海军型无人空中作战系统取代;撤编至少1艘航母;减少采购大型水面战舰;缩编陆军旅级战斗队及其现代化项目;组合采购浮动前进补给基地和合高速船;取消采购两栖作战车等。

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具体实施

第三次“抵消战略”被视为前任国防部长哈格尔的重要战略遗产，其实却是时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即现任国防部长卡特极力推动的战略构想。卡特副部长曾于2012年设立了秘密部门――战略能力办公室，赋予其“利用已有基础应对高端威胁，提供颠覆性能力”的使命，以应对中俄等对手的挑战，这其实是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前奏。2015年，卡特接任国防部长后积极推进第三次“抵消战略”，并将战略能力办公室视为未来颠覆性军事技术研发的关键部门。 F-15战斗机

战略能力办公室目前的使命定位是：探索利用现有武器系统的新方式，在批量采办之前设计现有系统的改进原型机并验证概念，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系统的潜能，获得对手无法预料或难以与之竞争的颠覆性能力。2017财年国防部为该办公室申请了9.02亿美元经费（远高于2014财年的1.38亿美元），其中36%用于海军项目，24%用于空军项目，18%用于陆军项目。战略能力办公室目前正在开展的颠覆性技术项目，可以视为美军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具体举措。

战略能力办公室采用的创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它是一个逆向过程，即“从现有系统到作战需求”，而非“从作战需求到未来系统”，这样做既有效利用了此前的军事资产，又为未来新技术的应用争取到更多时间。更重要的是，该办公室使国防部在解决长期问题过程中保持创新的紧迫感，考虑硬件和软件的约束，明确项目终止的准则，不做长期项目投资，以快速形成颠覆性能力。该办公室成立以来共启动了15个项目，涉及23种能力;到2016年年底，有6种能力实现转移，目前为止尚未出现转移失败的案例。

战略能力办公室的创新机制主要有3种方式。

一是改变系统的用途。即把为实现某一使命而设计的某种系统，用于实现完全不同的另一使命。例如：通过改装软件使海军“标准”-6舰载防空反导导弹具备反舰作战能力，使海军有可能在2017财年获得超过600枚攻防兼备的“标准”-6导弹;作为“打击扩展”项目的一部分，升级美国陆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与陆军合作研制验证作战原型，未来可赋予陆军多种下一代火力能力;利用海军电磁炮项目的弹丸和先进复合材料，战略能力办公室联合团队正在原型化具有低成本导弹防御和远程火力打击潜能的“超声速防御”技术，使其能使用陆军155毫米榴弹炮和海军127毫米舰载炮发射;在F-15战斗机雷达基础上，与导弹防御局合作研制地基雷达改型原型机，用于保护前线阵地免受敌人导弹突袭，并提供对抗超高速炮的移动传感器等等。

二是将系统集成为协同编队。依靠编队内各有所长、各司其职的多个系统，协同编队能经受住单个武器或一种武器无法承受的对抗性环境。战略能力办公室利用跨军兵种和国防部机构，将一些最为成功的系统集成于协同编队项目。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武库机”、“第三只眼”、“海上蜂群”等。

“武库机”。隐身战机是为穿透防御系统而设计，但却牺牲了武器装载能力。前沿侦察机通过与防区外的“武库机”组成编队，可以持续对目标实施监视和打击，无需中途着陆进行武器补给。战略能力办公室与美国空军合作，将在2020财年以前研制并试验一种作战原型机，赋予空军一种扩大空中力量的全新方式。

“第三只眼”。“第三只眼”项目旨在与多个军兵种合作、创建弹性“杀伤网”，“杀伤网”中的传感器和射击武器能建立更紧密的项目联系，目前已将不同资产纳入实弹验证，研制成功后将通过破坏敌人的某个单独节点以破坏整个杀伤链，从而增加敌方拒止美军联合行动的难度。

“海上蜂群”。海军舰船搭载高价值的传感器、武器，也搭载水兵，是作战中的关键保护对象。让战舰成为“海上蜂群”的母舰，与小型蜂群舰只组成系统编队，可以在监视危险地区的同时，避免将水兵置于危险之中。战略能力办公室与海军合作，正在研制基于商业技术的套件，以将现有船只转变成自主航行“海上蜂群”。海军研究办公室近期已使用1艘长11米的刚性充气艇成功开展了800千米的运输工作。

目前正在由战略能力办公室和海军研究办公室联合开展的“海上蜂群”项目还有“水面无人系统蜂群”项目，旨在开发无人水面艇蜂群技术，验证无人水面艇开展不同任务时的态势感知和协作特性。2014年8月，美国海军使用13艘无人水面艇（5艘为自动控制方式，8艘为遥控控制方式），利用舰载传感器网络，成功由护航模式转变为对敌拦截模式，验证了自主任务模式。该项目2016财年计划转入样机试验阶段，完成1艘无人水面艇在开放水域的远程自主航行，验证软硬件可靠性，同时对5艘无人水面艇蜂群子系统进行验证。2017财年计划开展无人水面艇蜂群的单项战术任务验证，研究复杂联合任务能力，如自主搜寻和识别、先进负载运输等。美国海军的“低成本o人机蜂群项目”（LOCUST）于2015年2月启动，旨在利用新型激光炮在1分钟内连续发射30架“郊狼”（Coyote）小型一次性可变形无人机，形成蜂群优势，无人机彼此共享信息、彼此协同，穿透雷达和拦截系统，识别并准确命中目标。2015年3月的演示验证中，9架“郊狼”无人机发射并进行了自主编队协同飞行。2016年6月，31架“郊狼”无人机在40秒内依次发射并编组飞行，完成了利用发射管发射模块化无人机、无人机自主蜂群飞行、机间感知和精确编队等技术验证。

2017年1月8日，美军战略能力办公室主任罗伯作为新闻访谈嘉宾，首次曝光了美国国防部使用战斗机在高速状态下发射蜂群无人机的试验情况：在美国海军的中国湖武器试验靶场，由3架F/A-18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每架的机翼下挂有2具类似弹药布撒器的装置）组成的编队，以接近音速的速度（0.9马赫）发射出100多架“珀耳狄克斯”（Perdix）微型无人机，无人机随后组成蜂群进行巡弋。该无人机翼展不到3厘米，全重仅0.45千克，既可扰乱敌方的防空系统，亦可执行侦察任务，载荷换成微型战斗部后还可迅速转变成微型巡飞弹对目标实施攻击，目前已进行150多次试飞，其中72次为战斗机发射，计划2017年开始服役。

三是吸收商业使能技术。智能技术领域的商业革命正在快速改变世界，并在加速蔓延至国家安全领域。美军正在快速采用这些外部技术，以使自身处于相关领域的最前沿。使用商业技术及灵活的制造技术升级现有军用资产就是一个开始。战略能力办公室目前正在开展的项目包括先进导航、信息通用作战图、“山鹑”微型无人机等。

战略能力办公室目前正在开展的颠覆性技术项目还包括美国陆海空军合作开展“超高速火炮武器系统”（HGWS）和“超高速炮弹”（HVP）项目。2016年3月28日，战略能力办公室主任罗伯透露，该办公室正在与美国陆、海、空军合作开展“超高速火炮武器系统”，以加速“超高速炮弹”相关火炮系统、炮弹、传感器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并将“超高速炮弹”与海军、陆军大口径火炮结合，扩展常规大口径火炮的任务范围，使其具备防空反导能力，从根本上降低导弹防御成本。

“超高速炮弹”是下一代通用低阻力制导炮弹，能使用127毫米舰炮、155毫米舰炮和电磁炮发射，是美国海军电磁炮“创新性海军样机”项目第二阶段的重点之一。2013年，BAE系统公司被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选为“超高速炮弹”项目的主承包商。2014年起，战略能力办公室联合海军研究办公室开始研发“超高速炮弹”的闭环火控制导系统，旨在提高射程和与海军、陆军火炮系统的通用性。2015年，海军研究办公室和BAE系统公司完成了“超高速炮弹”关键部件设计、炮弹飞行模拟、毁伤效能评估、弹载电子器件开发等工作。

战略能力办公室于2016年2月在2017财年预算申请中新设立了“超高速火炮武器系统”项目，并申请2.46亿美元预算。该项目将在电磁炮和“超高速炮弹”目前研究的基础上，加速“超高速炮弹”在海军常规大口径火炮上的应用，使其同时具备防空反导、反舰、对陆打击、火力压制等多任务能力。

BAE系统公司在2014年展出的“超高速炮弹”炮弹模型采用次口径通用化弹体设计，不装备火箭发动机，仅利用低阻外形实现高速、远程飞行，通过弹体内的紧凑型GPS制导装置和姿态控制系统实现精确打击。炮弹尾部有2片固定弹翼和2片用于控制炮弹飞行的活动弹翼。“超高速炮弹”弹体外部包裹4片铝制弹托（未来可能采用更轻的碳纤维复合材料），通过更换不同直径的弹托可由不同口径的火炮发射，如现役的127毫米MK 45舰炮（发射常规炮弹最大射程仅24千米）和陆军155毫米榴弹炮以及未来的155毫米“先进舰炮系统”和电磁炮。使用电磁炮发射时，除配备专用弹托外，还需在炮弹底部增加电枢。“超高速炮弹”包括动能型炮弹和高爆型炮弹。动能型装药量不超过100克，主要用于打击空中目标，通过装药炸裂壳体，形成大块破片，并利用破片动能杀伤目标;高爆型装高爆炸药约900克，主要用于打击水面目标，炮弹在击中目标前爆炸，利用大量破片杀伤目标。由常规火炮发射“超高速炮弹”炮弹时，初速约5马赫，射程超过90千米;由电磁炮发射时，初速约7马赫，射程超过180千米。

作为颠覆性技术项目，“超高速炮弹”项目及“超高速火炮武器系统”项目的颠覆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大幅提高美军常规火炮的作战效能。“超高速炮弹”发射质量小、飞行速度快、反应灵活，可通过制导系统改变飞行路径，使常规大口径火炮不再局限于对陆打击，还具备防空反导和反舰能力，服役后将使美国海军和陆军的大量传统火炮平台具备颠覆性作战能力，提升美军整体作战效能。二是将大幅降低作战成本。美国海军和陆军分别发展了155毫米精确制导炮弹，即海军的“远程对陆攻击炮弹”和陆军的“神剑”，其目前单价分别约为40万美元和6.8万美元，而“超高速炮弹”的单价仅为2.5万美元。三是将可能使现有防护措施失效。由于“超高速炮弹”全程超高速飞行，留给敌方主动防御系统的反应时间极短，且炮弹体积小，进一步增大了拦截难度。同时，“超高速炮弹”更多地依靠自身动能摧毁目标，而不是传统弹药所依赖的炸药内能，现有的被动防护措施对“超高速炮弹”的防御效果将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超高速炮弹”的服役将对未来平台防护设计产生重大影响。 波音AH-64E“阿帕奇・卫士”武装直升机

此外，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克近期还宣布，将在2017财年投入120～150亿美元用于支持第三次“抵消战略”，并明确驱动此轮“抵消战略”的五大关键技术领域：

一是自主学习系统。未来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系统应能够近实时处理大规模数据，能够甄别新涌现的模式和模型，并在基于数据、模型与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分析建议或做出决策。

二是人机协作系统。将决策人员与软件使能支持系统进行编组，以探索更好、更快决策的能力。

三是人类作战行动辅助系统。使用诸如可穿戴式电子设备等辅助系统、软件使能系统加强人员作战效能。

四是先进有人/无人作战编队。创新有人和无人系统间协作，提供新型作战能力。在先进有人/无人作战编组技术领域，随着OH-58D“基奥瓦勇士”武装侦察直升机的逐步退役，美国陆军已决定组建有人/无人混编陆航营，为现役师属战斗航空旅的攻击直升机营编配24架最新改进型AH-64E“阿帕奇・卫士”攻击直升机和1个MQ-1C“灰鹰”无人机系统连，为重型攻击侦察营编配24架AH-64E和3个RQ-7B（V2）“影子200”无人机系统排。首个重型攻击侦察营已于2015年3月组建完毕，计划到2019财年完成10个营的组建，并全面具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能力。

五是针对网络（攻击）及电子战环境进行加固的网络赋能自主武器系统。发展在通信拒止环境下能够保持沟通、调整并提升行动有效性的武器系统。

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本质

第三次“抵消战略”试图“改变游戏规则”，以使美军在未来几十年内保持技术优势。然而，无论是美军的常规优势领域如导弹技术、空间系统、精确打击武器等，还是美国智库提出要在第三次“抵消战略”中大力发展的无人作战、远程空中作战、隐身空中作战、水下作战和复杂系统工程集成与运用等领域，美国都处于技术优势地位。那么，面对潜在对手的技术劣势，美国到底要抵消什么？该战略的本质是什么？ MQ-1C“灰”无人机

试图抵消“对手”的地缘优势 按照美国防务官员和专家的逻辑，他们认为尽管美军目前整体军事技术优势仍然显著，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一直在进行大规模军事投入，大力发展反舰、防空、太空反制、网络、电子战和特种作战等能力，不断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使美军感到威胁的增加和军事行动自由度的降低，“抵消战略”就是要防止这种不利局面的恶化。

那么，所谓“使美军感到威胁的增加和军事行动自由度的降低”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亚太地区，就在中国等所谓对手的领土领海周边。也就是说，美军所谓的由潜在对手军事技术的相对接近而引起的“使美军感到威胁的增加和军事行动自由度的降低”等论调，都是在别人家门口才能成立的。因此，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实际上要抵消的是“对手”的地缘优势。

这种妄图用高科技来“终结地缘优势”的发展思路，深刻体现了美国追求绝对安全的执念与对他国战略的臆想。而地缘条件的限制，恐怕不是高科技就能轻易抵消掉的。

追求绝对安全的执念 美国地处北美大陆，东西有两大洋为天然屏障，南北无强邻，地缘条件之好在世界大国中独一无二，作为全球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无疑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捍卫国家安全的资本，按照惯常逻辑，它也就相应地具有更充足的安全感。

但美国一贯习惯于追求绝对安全，总是在寻觅外部的不安全因素和潜在的“敌对国家”，并尝试以各种方式遏制甚至消灭之。在美国看来，最理想的敌人莫过于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不同、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在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产生威胁的国家。

冷战结束后，美国率多国部队打赢了海湾战争，随后又领导北约打赢了科索沃战争，一时国力、军力、威望均达顶峰，无人望其项背。但9・11事件却使美国本土安全神话彻底破灭，越来越深地卷入反恐战争;而十年反恐战争后，美国又开始把战略重心转向了国家。从“空海一体战”到第三次“抵消战略”，美国选择把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作为假想敌，寻找其军事安全防范的对象。为了应对所谓的“反进入/区域拒止”威胁，美军已于2010年2月正式提出了以西太平洋地区为主要战场的“空海一体战”理论。2015年1月8日，美国国防部正式将“空海一体战”理论更名为“全球公域进入和联合机动”理论，以安抚在“空海一体战”理论中“受伤害”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国家安全本身是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任何一个大国存在所谓的绝对安全。当你处于绝对安全时，就意味着其他人处于绝对不安全。因此，美国根深蒂固地追求万无一失安全环境的安全战略既无法实现，也势必会引起其他国家在安全领域的极大反弹，最终是害人更害己。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CVN 71）正在引导航母战斗群进行机动演练

对他国战略的臆想

美习惯于从自身角度去解读其他国家的安全发展，因此常常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美国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明里暗里都透露着是针对中国的。有美国专家提出，美国应该对第三次“抵消战略”进行量身订制，把战胜中国的“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作为其更为具体的目标。

在美国看来，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对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构成了威胁;认为中国军事战略的目标就是阻止美国进入中国近海地区，使美国没能力在台海、东海或南海事态恶化时实施干涉行动，因此还发明了“反进入/区域拒止”这一新名词强加于人，提出了“空海一体战”构想，并认为中国要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的军事存在。然而，我军“应对强敌干预”明显是被动措施，不是美国理解的主动采取行动阻止美军进入西太平洋地区。

美国按照自己的理解，将他国基于维护自身领土领海的军事现代化，异化成针对美国的“反进入/区域拒止”威胁，这必将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的安全困境并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看来美军真正应该抵消的，是自己内心追求绝对安全的执念和对他国战略的臆想。

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能否实现预期效果，将主要取决于美国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国防工业支撑能力和国内政治因素，以及潜在对手的相对实力和战略博弈等因素。

有利因素

一是创新能力方面：从战略体系角度看，第三次“抵消战略”是在美国国家战略框架下统筹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国防创新发展战略，而创新驱动始终是美国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创新方面，美国拥有最高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强大的军民一体化国防工业基础，为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二是综合国力方面：相比前两次“抵消战略”，第三次“抵消战略”是美国在综合国力明显优于潜在对手情况下推出的，总体上更具优势。

不利因素

一是国防预算削减压力：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虽有复苏，但与其臆想的潜在对手相比并不占突出优势，且其国防预算自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逐年削减状态。

第9篇：国防安全战略范文

公开威慑 美联社援引这份报告说，美国政府和企业受到的网络攻击比先前更严重和复杂，“国防部必须能够向总统提供更多应对冲突升级的选项……应该有能力使用网络行动破坏敌方指挥和控制网络、相关军事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武器作战能力”。

五角大楼公开的概要共33页，而新版网络安全战略文件绝大部分内容属于机密。这是五角大楼第二次网络安全战略报告。

就美军网络战能力，美国官员一向低调。美国防部2011年7月首次网络安全战略报告，强调防御，但几乎没有提及美军在网络空间的威慑和进攻能力。

美国官员说，新版网络安全战略以更公开的方式提及网络战，一方面是因为国防部希望提高其网络工作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希望能给潜在对手形成一定的威慑。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22日告诉媒体记者，新战略“对一切作出了更清晰、更具体的说明，包括美军的网络进攻能力”，展示了美国会对网络攻击进行报复的决心。他说，让全世界知道美国将在网络空间进行自卫，“对我们有利”。

新版网络安全战略的紧随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网络攻击制裁令。根据这一行政命令，美国政府相关部门将有权对通过恶意网络行为威胁美国利益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包括冻结资产和限制入境。

三大任务 根据媒体提前披露的新战略概要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埃里克・罗森巴赫14日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述，美军新版网络安全战略可以归纳为三大任务。

一是保障自身网络安全。分管国土防御和全球安全事务的罗森巴赫说，由于军方运转严重依赖网络，五角大楼要把保障自身网络安全作为重中之重，确保美国网络基础设施的弹性，使其能在遭受网络攻击后迅速恢复。新战略概要规定，国防部必须进行以内部网络遭攻击破坏为假想背景的演习。

二是反击重大网络攻击。正如前文所述，美军一旦反击，就要使敌方“瘫痪”。新战略表示将加强与网络攻击相关的情报收集能力，提出要与美国在亚太等地区的盟国进一步合作，增加在网络空间的军事选项。罗森巴赫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五角大楼近年来显著加强了识别网络攻击者身份的能力，降低了网络空间的匿名难度。

三是吓阻重大网络攻击。罗森巴赫说，国防部将研发阻止网络攻击者达到预期目标的能力，增加网络攻击者需付出的成本，同时向总统提供全方位、涉及所有政府机构的多种网络报复方案，以及外交和军事选项，以威慑潜在敌人。

第二项和第三项任务分别关乎网络进攻能力和威慑能力。其实，早在2011年首版网络安全战略时，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卡特赖特就表示，美军在网络安全方面的重点将从战略防御逐步转向战略威慑。

吸纳人才 国防部长卡特眼下在信息技术企业云集的加利福尼亚州硅谷联络高科技企业和专家，希望他们协助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威胁，保证美国军方拥有尖端网络技术。

但由于“棱镜”等一系列美国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光，一些长期怀疑政府秘密监视本国公民的技术专家决心保护客户和消费者免受政府窥探。

卡特承认吸纳人才面临挑战。“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是进行对话。我们在寻求社会安全和繁荣方面有巨大共同利益，基于这一共同点，我力求让大家站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