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资助调研工作计划精选(九篇)
第1篇：学生资助调研工作计划范文
关键词：市场营销专业；职业资格认证；CMAT认证；课程置换；应用型本科
近年来，市场营销一直是人才市场招聘的热门专业，全国已有515所高校开设了市场营销专业，且每年以10%～20%的幅度增长，因此，营销人才既有良好的就业前景，又面临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为适应企业用人制度对营销执业资质的要求，许多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了职业资格认证，针对实际情况，采用最优的认证模式进行培训，提高“市场营销经理助理”资格证书的含金量，是高校市场营销专业有效实施“双证制”的重要保证。
现行CMAT认证模式分析
市场营销职业管理人员执业资质规定了三个等级：市场营销总监、市场营销经理、市场营销经理助理。市场营销经理助理是企业的基层管理人员，协助部门经理完成日常的事务性工作，是营销专业毕业生最先从事的职业岗位。
现有的市场营销经理助理资格认证考试（简称CMAT）在分析市场营销经理助理的素质、知识和能力要求的基础上，确定综合知识与能力考核的内容，主要由营销原理和营销实务两个模块构成。经理助理级别的评定方法采用百分制，成绩60分以上为合格，采用闭卷笔试形式。目前，CMAT助理认证已在全国多所高校举办，来自各个专业的大学生和社会学员通过认证已在市场营销经理助理的职位上发挥作用。
对于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而言，在大学期间已学过CMAT培训的两个模块的理论知识，90%以上的学生希望通过CMAT认证，提升实践操作能力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课程置换”方式进行CMAT认证模式的创新，是将营销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在市场营销专业实施“双证制”的新尝试。
市场营销专业开展CMAT认证的模式创新
从2009年开始，经教育部考试中心和中国市场学会批准，我校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申请市场营销经理助理资格证书无须参加CMAT考试，而是以“课程置换”的方式，考核评估依据学校教务处开具的该学生《市场营销学》、《商务谈判》、《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与预测》等市场营销专业课程中任意一门课程的校级考试成绩为准（课程考试成绩不能低于60分），同时撰写一份《营销计划书》，经过评审合格后即可颁发证书，其认证培训的流程如图1所示。
该模式是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制定调研计划，设计调查问卷，收集企业第一手资料，处理和分析数据，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撰写《营销计划书》。能够锻炼学生的市场调查和综合分析能力以及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提高学习兴趣，为以后的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真正达到“以考促学”的目的。
市场营销专业以课程置换开展CMAT认证的实践
黑龙江科技学院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市场营销专业采用“3+1”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生职业营销技能训练，实施了“课程置换”的CMAT认证新模式。该项目从第四学期的第14周开始，二年级的学生已有《市场营销学》、《现代推销学》、《消费者行为学》等专业课为基础，CMAT认证相当于本科生的学年论文，学生按指导教师的研究方向自主选择导师，实行“一对一”的指导。具体步骤如下。
进行个性化分析指导教师要让学生写一份职业生涯规划，并对自身的成长经历进行描述，对性格特征、处事风格、兴趣爱好进行自我剖析，通过对学生的深入了解，为其大致选定某一个行业的研究方向，指定参考书目，制定为期3个月的认证实施计划，让学生上网收集相关资料，加深对选题行业的认识，最终确定个性化的CMAT专业学习计划。
合理确定选题研究选题是《营销计划书》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好的选题可使学生的调研容易实现，资料的收集和写作相对容易。一般先针对企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提供若干选题方向由学生选择感兴趣的专题，也可自由选题；确定选题后，要向指导教师上交6～8篇相关参考文献资料；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将选题细化为宜于调查研究和可操作的子题目；子题目确定后，学生围绕课题进行相关理论的学习，拟定调研计划并收集相关的二手资料，研究选题一般在第17周之前完成。
深入企业调研实践分为两个环节，第17周由指导教师进行集中辅导，对《营销计划工作表》和《营销计划——决策指南》进行讲解和指导，并对企业调研工作进行前期准备，如明确调研计划、设计调查问卷、了解与企业人员接触的注意事项等。这个环节中确定调研企业很重要，可通过实习基地或由学生自主联系；第18周进行集中调研，教师可通过电话或网络进行全程指导，学生在获取第一手资料后，可以利用暑假实践机会深入了解企业，以便做出有针对性的营销计划。学生的资料整理、数据分析等研究工作可以在暑假期间独立完成，指导教师要与学生及时沟通，给予指导。
撰写市场营销计划书市场营销计划书的撰写在第五学期的前5周完成，利用课余时间。学生将市场调研报告和已完成的《营销计划工作表》和《营销计划——决策指南》交给指导教师，根据营销计划写作大纲的要求，师生共同确定写作提纲，按照市场分析、营销策略和行动计划三部分内容进行撰写，字数要求在3000字以上。数据要利用统计学软件和图表进行处理。报告结构要完整，分析要充分，选择同一企业不同题目的学生可以互相研讨。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报告提出修改意见，对提交的《营销计划书》进行最后把关。
进行测评认证在9月末，汇总学生置换课程的考试成绩，并到教务处盖章后，将考试成绩单、学生的《营销计划书》和认证费统一交到中国市场营销资格认证培训办公室，由中国市场学会指定行业内知名营销专家组统一进行评审，成绩合格者颁发“市场营销经理助理”资格证书。美国市场管理协会（AMMA）营销人才评价标准已与CMAT评价标准达成互认，通过CMAT考试的学生还将获得AMMA证书，CMAT-AMMA联合认证更能体现证书的国际性、发展性和应用的广泛性，具有更高的获取价值。
目前，我校已有多名专业学生选择“课程转换”的认证模式，选题涉及连锁经营、零售、轿车市场、消费品市场、网络营销等不同领域，完成了《营销计划书》的写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对提高学生的营销技能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完成后两年的专业学习帮助很大。实践证明，在市场营销专业以课程置换方式进行CMAT认证模式的创新具有可行性，取得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增强了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对CMAT价值的认可，有利于CMAT认证在本科院校的进一步推广。
以课程置换开展CMAT认证应注意的问题
要做好学生的选题工作（1）选题不要过大，应具有可操作性。选题若过于宽泛，学生便无从着手，研究的针对性就差，获得资料的难度也大，最后往往进行不下去。因此，教师应针对学生的选题，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比如，选择某一市场或企业某一产品的研究比较容易，第一手资料容易得到，也有研究意义。（2）选题要有价值和时效性。选题要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应是企业或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或焦点问题，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选题要新颖，有一定的创新性。（3）选题应尽量与指导教师的研究方向一致。这样教师就可以给予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指导，并为学生提供研究资料，同时，学生也可为教师的科研提供第一手资料，使研究成为教学相长的过程。
要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CMAT认证重在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对教师的实践指导能力要求较高。目前，多数高校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应制定有效的师资培养规划，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教师可到高校去“盯课”；没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可去企业挂职锻炼。在鼓励教师以老带新开展企业营销培训、项目咨询的同时，可引导教师将咨询项目的经验与CMAT认证项目相结合，实现教师科研与CMAT认证的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中国市场学会应更多地组织相关的师资培训和企业调研以及产学研合作等，提高CMAT培训的实效。
要加强指导教师全过程管理以课程转换方式开展CMAT认证，对于市场营销专业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为此，师生要端正态度，认真对待，加强全过程管理。指导教师对于选题、调研、写作、提交等每一个环节都要加强指导和管理，与学生一起完成任务，真正帮助学生在全过程中受益，并形成口碑效应，使CMAT认证能够长期开展下去。
要建立稳定、充足的实践基地《营销计划书》的撰写要求学生必须深入企业调研。实践基地建设是CMAT认证项目成功的关键，也是制约CMAT认证开展的“瓶颈”问题。要动员各种力量建立稳定的实践基地和分散性的实习单位，拓宽实践渠道。同时，可以聘请企业人员担任第二指导教师，制定学生深入企业实习的各种制度，规范学生的行为，提高调研的实效性，真正实现校企联合培养市场营销经理助理人才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曹扬，魏拴成.市场营销本科课程体系设计及专业特色培育[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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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国刚．三大教育理念与工程人才培养体系[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4）：48-51.
第2篇：学生资助调研工作计划范文
关键词：基本科研业务费；高校；制度；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209-02
2008年，为提升高等学校自主创新能力、原始创新水平与高层次人才培养水平，财政部、教育部开始试点设立“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基本科研业务费”），从2009年起，国家财政每年投入15亿元，对中央高校进行稳定资助。哈尔滨工程大学从2009年末获得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以来，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借鉴试点单位经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校内管理制度，涵盖了体系构建、项目分类、实施细则、经费管理、项目管理等多个方面，既规范了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管理，又促进了青年教师开展自主选题科学研究工作。
一、基本科研业务费校内管理制度的制定依据
财政部、教育部在设立基本科研业务费之初，先后出台了两个文件，分别是《关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的意见》（财教[2008]233号）和《关于印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9]173号），这两个文件是学校制定本校规章制度的依据。在充分学习、领会这两个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学校首先成立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校长任组长，分管科技工作副校长任副组长，科技处、财务处、审计处、人力资源处、发展计划处、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作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学校整体实施方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科技处，负责基本科研业务费实施过程中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立项原则
学校在实施基本科研业务费前，首先明确其宗旨在提高学校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主要用于支持青年教师和品学兼优且具有较强科研潜质的在校学生开展自主选题科学研究工作和立项竞争前培育。基本科研业务费实行项目管理制，主要支持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学术思想新颖、交叉领域学科新生长点等基础学科、应用学科方面的创新性研究项目。立项和管理遵循“引导启动、扶弱支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原则。
三、基本科研业务费的项目类别
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下设六个计划：分别是自由探索计划、重大项目培育计划、引进优秀人才资助计划、创新团队培育计划、国家基金培育计划、学生科技创新计划。
自由探索计划主要资助各学院围绕本单位学科发展方向，自行组织项目进行科学研究，鼓励各学院组织理工结合、跨学院合作的项目，鼓励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所属青年教师申报项目。
重大项目培育计划主要围绕学校优势和交叉新兴学科，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背景，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等重大项目立项为培育目标。为鼓励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要求每年应有具备国际科技合作背景的项目立项。
引进优秀人才资助计划主要用于学校引进的拥有博士学位，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的青年教师，通过申报项目择优立项的方式进行资助，项目研究周期不超过两年，重点培育35岁以下教师申请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项目。
创新团队培育计划主要资助以优秀青年教师为主要成员，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性研究方向组建的创新团队，连续资助不超过三年，优先支持有海外学术大师领衔的创新团队。
国家基金培育计划主要资助专家评价较好但未能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研究目标是下一年度全力争取获得相应部级项目立项。
学生科技创新计划主要资助在校学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各计划的设置及经费分配由领导小组根据每年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可用额度和项目运行情况动态调整。
四、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立项和管理
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申请人为学校在职教师或全日制学生，其中教师在申请当年1月1日年龄不超过40周岁；适度支持引进正在国外学习工作，申请当年1月1日年龄不超过45周岁的专家学者。申请者作为负责人当期只能承担一项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作为负责人承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未经验收前，不得申请其他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自由探索计划以分管科技工作的学院领导为项目负责人，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由若干研究课题、研究目标、研究人员及管理措施等内容构成的实施方案，经领导小组组织评审后，由项目负责人组织实施。重大项目培育计划、引进优秀人才资助计划和创新团队培育计划由各学院组织申报，学校领导小组组织评审，评审专家以学校学术委员会成员为主。国家基金培育计划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同行专家评议结果择优资助。学生科技创新计划由校团委负责组织，年度实施方案应经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立项后，负责人须签署《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计划任务书》。基本科研业务费各类计划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所在院系负责日常管理（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由校团委负责管理），学校进行监督和检查，各学院按学校要求按时提交年度进展报告，学生科技创新计划项目由校团委每年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年度总结报告。对于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研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且有持续研究必要，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可向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滚动支持，领导小组视项目执行情况，可直接批准。因主观不努力等原因导致项目未按计划进行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可撤销项目并收回剩余经费，报请领导小组在下一年度减少对该项目所在单位的经费支持，并按有关规定对项目负责人进行处理。
五、基本科研业务费经费管理
各类计划实施项目负责人制，所有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研究内容和基本科研业务费可开支范围，合理编制经费使用预算，资金使用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执行。
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经费的开支范围包括：（1）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小型专用仪器设备购买费用。（2）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的消耗费用。（3）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4）差旅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城市间交通、住宿费（含出差补助）及市内交通费。（5）会议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为组织学术研讨、咨询以及协调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6）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申报检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论文论著出版费、版面费、文献资料检索费、图书资料购置费、专用软件购置费等。（7）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进行学术指导所发生的费用。（8）劳务费：是指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如在校学生）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的少量劳务性费用。（9）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短期出国考察、邀请国外专家来校交流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活动所发生的国际旅费。
基本科研业务费各项开支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科研经费管理的规定执行，不得开支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工资、奖金、津补贴和福利支出，不得购置大型仪器设备，不得分摊学校公共管理和运行费用（含科研房屋占用费），不得偿还债务，不得支付罚款、捐赠、赞助、投资等。财务处根据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经费预算，执行年度结算。基本科研业务费形成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属于国有资产，严格按照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管理。
六、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结题验收
第3篇：学生资助调研工作计划范文
关键词:
美国的计算机产业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政府起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对计算机产业的支持
之所以能够产生明显的效果，关键是政府职能明确，不断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调整支持方向，改进资助体系和管理。总结美国联邦政府支持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的经验，对我国政府支持产业技术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美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政府一直是计算机技术的强有力支持者。按1995年不变价计算，1976-1995年间，联邦政府对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支持由1.8亿美元增加到9.6亿美元，增长了5倍。其中，基础研究投入由6500万美元增加到2.65亿美元；应用研究投入由1.16亿美元增加到7亿美元。联邦政府资助中约35-45%投向大学，其余55-65%投向政府实验室和产业界；政府基础研究资金的70%投向大学。联邦政府还对其他与计算机技术相关的研究给予资助。联邦政府对与计算机研究相关的其他技术和电子工程研究方面的投入由1972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7亿美元，占联邦总投入的比重由5%增至7%。
联邦政府从其职能出发决定资助方向，政府资金主要投向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点支持长期的基础性研究
美国政府在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共性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基础性研究的主要特点，一是其效益往往在短期内无法显现出来，风险较大。特别是在产业发展初期，企业没有实力进行这样的研究工作；二是其应用领域往往比较广泛，一家公司无法完全利用，而且又无力阻止竞争者利用其研究成果。因此，产业界较少对长期基础性研究进行投资。
美国联邦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长期基础性研究的资助项目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政府资助的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开始于70年代早期，直到1997年才研制出能够成功识别持续性语音的个人电脑。与此相似的是，国防基金从60年代就开始资助可用于三维图像的基础性系统研究，直到90年代才形成消费性产品。尽管这项成果在高性能仪器中早已开始应用，但近些年才广泛应用于医疗、娱乐及国防产业。
(二)资助计算机研究的基础设施
联邦政府在计算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美国发展计算机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1.为产业发展培养了大量人力资源
联邦政府的资助计划培养了一大批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和优秀研究人员，为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人才。国家科学基金的数据表明，1985-1996年间，获得联邦资金资助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比例从14%增加到20%。联邦政府对研究生的资助主要采取助教奖学金的形式，助教奖学金占总资助额的75%以上。1985年到1995年，全国最好的计算机系里，如MIT、卡内基·梅隆、加利弗尼亚大学勃克力分校等的计算机和电子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中约有56%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其中一半是助教奖学金。1997年，斯坦福大学电子工业和计算机专业27%的研究生获得联邦政府资助，50-60%的博士得到资助。同时，政府资助的一些大型研究项目还培养了一批学术带头人。
2.为大学教育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设备和设施
配备和维护研究的硬件设备需要较高的资金投入，一般的大学很难筹集到这笔资金。联邦政
府采取多种形式来支持大学购买计算机设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为大学教学提供计算机设备；另一种是通过资助特定研究项目为大学提供精良设备。
联邦政府在支持大学研究设备方面的主要贡献，一是支持建立大学计算中心，资助大学计算机系开展研究工作。国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NSF”）于1956年就开始了为大学提供普通教学和研究用计算机的资助计划。该计划每年提供的资助金额增长很快，1958-1970年间，共资助了66,00万美元。60年代，国防部高级项目处(以下简称“DARPA”)重点资助了少数几个基础好的大学计算机系（如MIT，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开展专门项目研究，资助项目的大部分资金用来采购设备。据估计，60年代，全美大学中约一半的计算设备是由政府机构资助提供。1981-1995年间，联邦政府资助了计算机科学系研究设备采购的65%，1985年高达83%。在电子工程方面，联邦政府的设备资助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1982年为75%，1995年为60%。NSF启动了两套专门为计算机科学系提供设备的计划：计算机研究设备计划和一个更加广泛的协作实验研究计划。
二是研制高性能计算设备和建设网络设施。80年代中期，政府资助了IBM701等高性能计算机
的研制，造出了供研究人员进行各种研究使用的大型计算机系统。1985年，NSF启动了一项建立超级计算机中心的计划，资助建立了5个全国范围的计算机中心，为那些不能在普通计算机上进行的高级的、运算复杂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后来，这些中心成为高性能计算机的早期试验场，还对一些计算机科学系的教学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项计划还带动州、私人部门出资在其他大学建立超级计算机中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政府加大对网络设施的资助力度。1973年起，NSF着手进行一项科学网络的计划，每年提供60万美元到75万美元为大学的研究人员建立计算机网络。
(三)支持利用高新技术的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和推广
联邦政府有效资助了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项目。DARPA支持了计算机间相互联结的分批转换网络（ARPANET）的研究项目。这项研究促进了有关入网协议、分批转换及路线安排等项研究。同时也推进了对大型网络管理模式的开发研究，如，域名系统及开发电子邮件等。DARPA的研究成果显示了大型分批转换网络的价值，促进了其他网络的开发。NSF网络的建立形成了网络的基础。政府通过资助大型高新技术应用系统的开发，把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研究者汇聚起来共同建立共用的实验室，交流思想，从而创造出一支有能力最终推动技术发展的研究力量。如，50年代的SAGE项目组织了来自MIT、IBM及其它研究实验室的研究者，整个项目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创新思想，目前在计算机行业已经获得广泛认可的想法都是当时提出来的。许多计算机行业中的先驱人物也从50-60年代的控制计算机系统(SAGE)项目中获得了经验，后来这些人在代表着计算机及通讯事业新兴的公司及实验室中工作。SAGE的影响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才逐步显现出来。
构造大型应用系统的实践表明，有些研究并不一定直接导致某一项技术的创新，而是导致开发与技术推广。应用开发是对已经研究出来的技术进行分析和合理组合，形成新的应用系统。如，建立大型应用系统的研究项目就是把电子通讯系统的原理应用到ARPANET项目开发中，形成了网络技术的基础。
(四)对产业技术的早期资助
20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资助了绝大部分计算机技术的研究。那时，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研究
开发的资助超过工业界R&D投入的3倍，几乎覆盖了整个计算机界的研究与开发。直到1963年，政府还资助着IBM计算机R&D的35%，Burroughs公司的50%，Control-Data公司的40%。从60年代末开始，因为整个计算机行业快速发展，政府对计算机R&D资助的比例急剧下降。直到70年代中期，政府资助仅占计算机R&D投入的25%，1979年达到战后的最低点15%。随着新项目的启动和里根执政时期的国防建设，1983年，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研究的资助比例又有回升，约占20%。
美国政府对产业界的资助重点放在推动技术商业化方面。一是对产业界早期研究的资助。政府对企业实验室提出的一些有市场前景的技术给予资助，将其推向商业化。例如，IBM最先提出了相关性数据库的构想，但IBM考虑到这项技术构想可能对自己已经成熟的产品造成潜在的竞争威胁，没有继续进行商业化研究开发投入。而NSF资助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对这一构想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推向商业化；二是支持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有些研究开发具有商业价值，但属于共性技术，单个企业难以研究开发，或者企业担心难以控制竞争者使用技术成果。IBM最先开发了RISC(精简指令系统计算机)，但直到DARPA资助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及斯坦福大学进行深入研究时，RISC才实现了商业化。该研究是作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项目的一部分来进行的。后来许多公司把以RISC为基础的产品引入了市场领域。
(五)联邦政府的资助对创新起到重要作用
联邦政府的资助计划促进了计算机技术的创新。据统计，1993至1994年间，美国全国共批准了1619项与计算机产业有关的专利。尽管这些专利的所有者75%是美国企业，但它们所引用的论文大部分是由大学或政府的研究人员撰写的。在按资助来源分类统计的论文中，51%的资助来自于联邦政府，37%来自产业界的资助。政府资助中NSF占22%，DARPA占6%。尽管这些数据仅限于两年的专利统计，但反映出联邦所资助的项目，特别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资助研究，推动了计算机行业的技术创新。
二、美国政府在计算机产业技术发展各阶段中的主要作用
政府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随计算机产业成长和发展阶段不同而变化。(一)50年代——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用户和资助者
在1960年以前，美国政府作为用户和资助者，主导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开发。这一期间，政府支持计算机技术主要出于国防需要，资助面比较窄，重点是对技术本身的试验，而且没有一个系统的长期战略计划。但是，这一时期的政府资助项目尝试了不同类型的资助机制，对私营部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50年代，几个主要计算机公司的R&D都得到过联邦政府的各种形式的资助。例如，在IBM公司的R&D投入中，政府合同资助投入占50%以上，直到1963年还有35%。联邦政府不仅在资金上对私营部门提供资助，而且从项目设计、技术思路、人力资源等方面提供了支持。资助的项目涉及到有关国家安全、人力资源培养等各方面，还包括一些综合性、高投入、不确定性大、具有长期影响的技术开发项目。政府资助的许多项目研究出了设备的原型，在这些原型基础上，研究人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二)60-70年代——技术扩散和产业增长阶段，政府扶持的重点转向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培养人才
60年代初期，美国的计算机行业开始商业化，可以独立于政府的资助和采购，全国出现了几个大型的计算机公司。这些大型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且有能力自己研究开发计算机应用技术，从而促进了计算机产业的商业化。如，IBM公司与美国航空公司在部分采用军事指挥和SAGE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计算机订票系统（SABRE系统）。计算机定票系统的迅速发展成为推动计算机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动力。与此同时，产业界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出现了计算机科学领域，几个重要学校的计算机系已经成立。
随着计算机技术产业化和商业化，政府的资助重点开始转向长期基础性研究和培养人才。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由于计算机产业界对R&D的投入增加，尽管政府资助产业界的绝对数额还在上升，但比例却急剧下降。
(三)80-90年代——计算机产业成熟阶段，政府积极组织和支持联合研究开发
随着产业界增加对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政府资助所占比例开始下降。80年代初期，日本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存储器等技术开发，使美国的计算机产业感到了竞争威胁。同时，美国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国际市场份额从75%下降到了40%。“增强竞争力”成了美国80年代技术政策的关键字眼，国内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提高。同时，大学与实业界开始以合资、协议等方式进行合作，或组织行业协会抵制来自日本的威胁。
为了提高美国计算机产业的竞争力，使其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联邦政府不仅继续支持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而且调整了支持重点和资助方式。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资助重点开始转向支持各界联合开发，通过支持行业协会等一些新机构，组织和促进产业界联合开发。1984年的国家合作研究法案从不信任法案中把研究协会的名字去掉了，从而使研究协会的合作合法化。政府支持半导体制造技术协会（SEMATECH）等行业性组织机构，发挥其在计算机技术联合开发中的组织作用。那一时期，半导体制造技术协会和高性能计算机研究所等受到政府资助的行业性机构，成为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和政策议程的主导者。
90年代，政府一方面对现存的政府所有的成熟的计算机基础设施实现商业化和私有化；另一
方面又开始资助新的更高层次的技术研究。如，NSF于1992年将其互联网向商业应用开放之后，又于1995年成功地把NSF的互联网推向私有化。与此同时，NSF和其他联邦机构还在继续进行下一代互联网（NGI）的开发与扩展工作，计划将互联网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100倍。NGI计划将建立一个试验性的、范围广阔的、可升级的测试系统，用以开发那些对国家至关重要的网络应用技术，如国防和医疗等。
三、几点启示
美国政府资助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经验，对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政府职能明确
在美国的计算机革命中，政府、产业界和学校起了不同的作用。政府主要引导大学和产业界研究机构的研究，特别在建立前沿研究需要的实物基础设施，培养大学生、研究生和技术队伍等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尽管有些在市场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公司，如AT&T、IBM、微软和英特尔等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大公司更倾向投资于与其发展目标及产品开发有紧密联系的研究项目。而政府则在长期基础性研究、应用前途广泛的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计算机产业从幼稚产业发展为成熟产业，美国联邦政府的作用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50年代的用户和资助者，60-70年代的资助基础研究和培养人才，到80-90年代的合作者。资助机构和管理也从分散、无战略计划逐步发展到由专门机构统一协调。
(二)资助来源多元化和机制多样化，发挥政府机构的作用
联邦政府对于计算机技术与电子工程技术的资助主要是通过几个机构来完成的。例如国防部、国家科学基金、国家航空航天部、能源部及国家健康机构。这些机构的特点是，专业技术能力比较强，机构内部有许多专业技术人员，有些机构本身就是国家研究机构。除国家科学基金外，这些机构大都是计算机技术的直接需求和应用方，经常根据部门自身的需要资助计算机技术研究开发。
多元化的优点，一是有利于技术发展的多样性。由于计算机技术是工具性技术，各个领域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每一个机构都有各自的资助重点及资助方式，从而促进计算机技术多样化发展；二是提供多种潜在的支持，增加了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选择余地，有利于竞争；三是研究成果可以在不同的机构间转移，形成广泛的用途，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利用效率。
(三)加强统一协调
尽管美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资助计划是由专业管理部门分别执行的，但是，随着计算机产业的成熟和资助规模的扩大，各专业管理部门和联邦政府不断加强对计算机资助项目计划的统一协调和战略规划。60年代以前，军方对计算机技术的资助是根据各军兵种自己的需求分散进行的。60年代初，国防部成立了高级研究项目处，并成立了专门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协调军方各部门的长期战略性资助计划，实行统一管理。
9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设置计算机、信息和通讯委员会，该机构通过下级委员
会，协调12个政府部门或机构的有关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R&D项目，并重点组织实施了5个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项目计划。
这种体制即发挥了专业机构的积极性和技术特长，又加强了统一协调，避免重复研究和
分散竞争资源的局面，提高了政府资助的整体效果。
(四)以多种方式支持计算机技术
除了资助研究开发以外，美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市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是高新技术的最大用户，政府采购为高新技术创造了巨大的市场。
从半导体到超级计算机，在许多领域中，政府创造了计算机及其技术的市场，促进新技术的标准化和核心技术在计算机行业的推广。例如，联邦政府为阿波罗号航天飞机采购的集成电路以及国防部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都对集成电路生产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一种刺激。为开发核武器，能源部及其前身机构对高性能计算机的需求驱动了早期超级计算机市场的形成。美国政府的统计体系也是早期计算机及其软件的大用户。在软件方面，通过建立联邦数据处理标准，联邦政府促使市场向“美国国家标准机构”制定的COBOL(面向商用的通用计算机语言)不断靠近；为使FORTRAN程序语言扩展应用于并联计算机，政府资助了高级FORTRAN论坛项目。
反垄断诉讼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1952年出现了针对IBM的反垄断诉讼案，要求IBM公司出卖或出租其设备，以帮助其它公司进入这一商业领域。同时要求IBM公司对其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所有有关信息处理设备的现有及未来专利实施许可制度，并规定了许可的比率。“司法部反垄断部门”的负责人认为，IBM诉讼案是“开放电子领域的一个进步”，为其他公司进入计算机行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五)保持战略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美国政府对计算机技术的贡献中最发人深省的是，政府不仅在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初期发挥了作用，而且在计算机产业逐步趋于成熟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第4篇：学生资助调研工作计划范文
英国的专业评价人员指的是：(1)政府部门内部的评价小组；(2)科学政策研究机构，例如PREST和SPRU中的有关人员[2]（注：PREST：英国Manchester大学的工程、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SPRU：英国Sussex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它们都是世界知名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它们除开展评价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之外，还从事实际评价工作；(3)一些专门为公共部门服务的私人咨询公司。需要指出的是，参与评价的私人咨询公司的数量非常有限，其原因在于科研评价工作不仅是一项知识性很强的活动，需要各方面的知识投入，而且需要保持绝对中立，深受评价发起者和被评价方的信赖。这两个因素阻碍了私人咨询机构大量进入评价领域。
一、英国开展评价工作的政策背景
英国政府重视科研评价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于：(1)政府削减了研究投入；(2)财政部(Treasury)和内阁办公室(Cabinet Office)要求所有公共管理领域证明公共资金的价值和交账(accountability)；(3)政府科研资助部门必须对前景光明的新兴科技领域作出迅速反应；(4)政府比以往更强调科学的实用性、技术转移和交叉学科研究，并为此尝试利用新模式组织科学研究，诸如资助机构联合启动研究计划、支持产学合作研究和参与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因此需要把评价纳入政策制定过程，通过评价来阐明复杂、疑难问题，例如不同资助模式的恰当程度、资助产生的经济效益。面对上述4个方面的压力，许多政府科研管理部门和机构建立了内部评估小组，小组一般由2～10名全时的工作人员组成，本文将他们称之为内部专业评价人员。小组在一位负有政策制定职责的高级公务员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样做有利于把科研评价与政策制定结合起来。
尽管政府R & D管理部门面临相同的压力，但是它们并没有采用统一的评价框架，而是根据各自的需求和特征组织自己的评价工作[3]（注：CABINET OFFICE，《Annual review of Government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HMSO，London，
1990）。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内阁办公室成立了组织协调各部门评价工作的评估办公室[4]（注：目前，由于各个部门充分认识到了评价工作的重要性，不再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推动此项工作，因而取消了该办公室。）。评估办公室既不从事实际评价工作，也不规定应该如何开展评价工作，仅仅制定了一份用户友好的评价指南，用于促进内部评价专家之间的思想交流，传播政府评价工作理念[5]（注：CABINET OFFICE，《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essment:a Guide for Custorners and Managers of R
& D》，HMSO，London，1989）。
评估办公室认为科研评价工作应该为科研管理与决策提供信息，是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内部评价小组不仅要组织评价工作，还要研究、构建科研绩效、影响和投入等定量指标。例如，研究理事会的内部评价小组特别重视参与研究绩效指标的拟订和内部管理信息的采集与利用，将它们应用于研究计划的制定、预算分配、研究管理以及事后评价工作。再如，贸工部(DTI)的评价办公室不仅仅采集和综合定量指标，而且更强调主动参与R & D计划的制定及其详细评价。
二、内部评价小组在科研评价与管理中的作用
1.在应用研究的评价与管理中的作用
1980年，DTI在其研究与技术政策司成立了研究与技术评估小组，主要从事应用研究项目的评价。1984年，评估活动延伸到科研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即从制定研究计划到监控、评价研究计划实施情况与产生的影响。目前，由于DTI不再支持与市场联系紧密的活动，而是直接支持竞争前研究、支持大学与工业界的合作和技术转移以及国际合作计划，使DTI必须改进其研究资助计划与管理系统，评估新的资助模式产生的影响，为相关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为此，DTI制定了ROAME文件，以它为框架开展管理与评价工作[6]（注：L.Georghiou & E.Davis(eds)，Evaluation of R & D-A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HMSO，London，1988）。ROAME由计划中各个要素的首字母构成：基本理由(Rationale)、目标(Objectives)、鉴定(Appraisal)、监控(Monitoring)和评价(Evaluation)。它是提交研究计划申请和评价受资助计划的标准格式，既有利于申请人从上述5个方面考虑如何提出申请计划，亦有利于评价人员对照这5个方面的内容评价计划实施情况。
(1)理由部分必须阐明需要政府资助的原因，其中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即如果没有政府介入工业界将不会开展此项研究。
(2)目标包括投入目标和技术目标，它们最好可以测度，同时还要列出难以量化和测度的目标，诸如计划可望产生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样做有利于在计划执行期间或计划完成以后参照目标衡量计划执行的成功程度。
(3)鉴定部分要详细说明单个项目组成计划的方式，列出计划涵盖的技术领域、遴选项目的标准和机制。
(4)监控指检查受资助计划的进展所采用的系统和程序。必须追踪单个项目和整个计划的管理情况，如果出现了问题，或者计划的目标不恰当，都可以迅速作出调整。
(5)评价部分不必列出详细评价计划，只需要针对相关政策信息的需求，拟订出开展评价工作的框架，并说明通过评价可以明确解决的问题。
从DIT评价工作的实践来看，ROAME至少发挥了以下几方面的作用：(1)为DTI的评估专家提供了一种评价思想；(2)通过监控和事后评价活动，把有关信息反馈给管理人员，可以提高他们识别、理解问题的水平，从而促进了“不断学习和提高”这样一种文化氛围的形成；(3)按ROAME格式书写的记录，是评估小组获取管理信息资源的一种重要渠道，这些信息既可以用于DTI制定科研资助政策，也可以用于设计评价方案；(4)对事后评价工作而言，可以对照当初实施计划的理由和计划拟定的目标来考察计划实施情况。
2.在基础研究评价与管理中的作用
农业与食品研究理事会(AFRC)、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率先在内部成立了评价小组，由负有政策制定职责的官员监督小组的评价工作，还指令一名高级官员负责把评价与资助机构的其他活动整合起来。这种线性管理结构有助于确保评价获得理事会高层的认可。
为了实时监控和评价资助项目，内部评价小组制定了绩效指标，建立了相关数据库。例如，AFRC于1972年率先建立了项目管理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除了收录经费与人员投入、研究计划的构成等数据项之外，还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绩效指标，其中定性指标来源于项目立项时对项目和人员的评价，定量指标是出版物和引用情况。评价小组要定期向AFRC的有关管理部门通告这些数据，使它们能充分利用这些信息支持同行专家对AFRC的资助工作及所属研究机构进行评价。同样，NERC的内部评估小组要提供财务和管理信息，开展一系列文献计量研究，参照当初设定的目标分析科学家和研究机构的产出。分析研究结果也用于支持同行专家的评价工作。
科学与工程研究理事会(SERC)的做法与上述两个研究理事会不同：没有自己的研究投入和绩效指标数据库；重视研究计划的评价，而不是项目评价；倾向于雇佣外部专家深入分析定性问题，而不是单纯依靠内部小组支持的同行评议[7]（注：SERC肩负与其他部门共同资助英国的战略研究、联合资助产学合作计划、资助英国参与国际科学合作。很明显，评价这些资助工作非常复杂，不能单纯依靠同行评议方法。）。但是，目前SERC正同教育与科学部以及其它研究理事会合作建立一套测度产出的方法和指标，使之适用于整个科学（不包括国防科学）的评价。此外，SERC还肩负培养科学家的重任，因而需要记录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后论文这类数据，用于评价人才培养活动的实施情况。
由于内部评估小组不仅积极主动地在理事会内部，而且还向广大共同体交流自己的工作，因此，它们提供的定量指标获得了广泛的认同。通过把特定评价业务、评价支持研究和对理事会工作人员进行定量评价方法的培训工作委托给从事科研评价理论研究的学术组织，评估小组与评价理论研究专家形成了密切的相互作用。这样，政策制定部门可以迅速了解、掌握评价方面的专门知识，在实际应用时按照每个组织的需求状况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些知识。各个研究理事会还精选了部分获资助的研究人员、同行评议专家和视察小组(visiting group)成员参与开发定量指标，例如向他们咨询衡量成功的标准和指标，确保任何新颖的方法都可以成为强有力的评价证据。尽管如此，内部评估小组提供的研究投入和绩效指标信息是在研究理事会内部发掘的，它们只可能适应于某类研究，因此，需要把它们整合到利用同行评议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中。
总之，在英国基础研究资助机构中，内部专家对评价工作和政策制定工作起支持作用，它们是英国专业科研评价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尽管同行评议仍是评估基础研究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不可能被内部专家评价方式替代，但可以肯定的是，评价小组能提供极有价值的政策信息，能为同行评议过程提供许多证据。
三、利用外部专业评价人员的方式
1.实时评价大型R & D计划
英国科技管理部门认为，外部评价人员的评价比内部评价人员的评价更深入，更具有可靠性和公正性，因此，大型R & D计划的评价一般都委托给外部评价人员。例如，英国国家信息技术计划[8]（注：该计划由3个政府机构共同资助（DTI、国防部和SERC），涉及公司之间在竞争前的合作和公司与大学的合作。）（Alvey计划）的实时评价就是由外部评价人员完成的。
在开始实施Alvey计划时，DTI决定在计划运行过程中要开展实时评价，通过把评价结论立即反馈到计划运行过程中，提前发现问题并作出纠正。Alvey计划的实时评价包括两个部分：由SPRU评价计划的适宜性和影响，由PREST评价计划的结构和组织。这两个机构的科技政策理论研究人员要把评价过程中开发的专业评价知识传授给DTI的评估小组和参与评价工作的DTI经济学家，使他们掌握最新评价专业知识和经验。
2.制定评价手册
利用外部专业评价人员制定评价手册是一种一次性使用外部专家的方式，它不同于DTI和一些研究理事会采取的内部与外部评价专家之间需要长期维持联系的方式。
英国健康和安全执行部门(HSE)就采用这种评价方式。通过委托评价理论研究人员起草详细的评价手册，指导内部评价人员对研究活动进行事后评价[9]（注：PREST，Protocol for the Evaluation of HSE Research，Manchester，1988）。评价理论研究人员在起草评价手册时，不仅要充分反映HSE的研究人员、研究计划制定人员以及研究成果用户（包括HSE的其他部门、外部研究人员和工业界）的意见，而且还要提供评价案例，供内部评价人员参考。由于在起草评价手册时调查了受评价活动影响者的意见，HSE的评价工作也获得了很高的可信度。
3.外部专业评价人员和同行小组相结合的评价模式
经济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ESRC)采用外部专业评价人员和同行小组相结合的评价模式，对它管理的研究计划、研究中心和培训计划做非常详细的定性评价。其中，专业评价人员发挥两方面的作用：采集研究绩效方面的定量数据，指导评价。例如，ESRC在评价地方研究实验室时，专业评价人员要与实验室的管理者共同商定评价的范围，然后向同行评议小组提供详细的评价证据。这些证据不仅仅涉及研究质量，还包含管理问题、相关性和影响。评价座谈会、同行小组可根据这些证据作出判断。从表面上看，这种评价模式和欧共体的小组评价模式之间没有明显差别，但是，这种评价模式中的评价专家在确定评价内容和评价实施方面比欧共体评价模式中的评价人员有更多的控制权。
四、结论
1.充分发挥内部评估组织和外部评价专家的作用，使两者相互密切配合，对科研评价工作非常重要
内部评价专家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他们一般有制定研究计划、管理研究、为同行评议提供支持以及委托和实施评价的职责。由于他们熟知自己部门的使命、了解评价的需求和目标，因此在设计评价方案的过程中，他们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评价是一项专业性和学术性极强的工作，不仅需要丰富的调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通晓管理学和经济学的有关专门知识、熟练掌握评价方法，而内部评价人员不可能花大量时间充分掌握这些知识。可见，如果没有外部评价专家为内部评价专家提供专业培训和咨询服务，政府机构要建立评价职能是非常困难的。
2.以下几个因素可能影响评价的可接受程度
(1)为评价活动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资助机构要有高级公务员负责评价活动，只有这样评价活动才能受到高层的认可，且不受任何要挟和胁迫。
(2)允许不同资助机构对自己的评价活动进行安排。不同资助机构都有自己特殊的评价需求，评价体系要反映这些需求。不能草率地对各个机构的评价工作强加一些硬性要求，否则，评价体系将缺乏可操作性。
(3)把评价作为政府R & D资助与管理全过程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重视评价工作并对其做周密部署，使政策制定者从评价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4)外部专家在学界的声望深刻地影响评价公正性和评价结论的可信度。评估专家可能被指责为得出了在政治上有利的结论，以获取更多政府委托评价任务；小组评价易受专家地位的影响，小组成员总是想要保护自己所属专业领域的声望；而声望卓著的专家易于被信任。
(5)在评价时要广泛咨询广大科学共同体。只有充分调查被评价团体及其同行、科研管理人员乃至研究成果用户的意见，并且适时利用评价专业技能，科研人员才可能接受评价专业人员的结论。
3.评价方法的日益复杂化要求评价人员具备一定水准的专业知识。内部评价人员和外部评价人员相结合组成评价共同体，既有利于内部评价人员迅速掌握最新的评价专业知识，又有利于外部评价人员发现政府机构的需求和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开展研究、推动评价理论的进步。
4.尽管评价工作的伦理准则至今还未见有机构明确提出，但是要加以深入研究，以确保和维护评价工作应有的独立性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
[1] 在欧共体的小组评价方式中，小组成员一般由著名科学家和工业界的专家组成，成员的选择依赖于评价背景和目标。在整个评价工作过程中，科研管理部门的内部专业评价人员要为小组提供有关背景信息、事实和证据，他们仅仅起辅助开展评价工作的作用，并不指导评价工作，也不影响评价的结论。
[2] PREST：英国Manchester大学的工程、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所；SPRU：英国Sussex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它们都是世界知名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
[3] CABINET OFFICE，《Annual review of Government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HMSO，London，1990
[4] 目前，由于各个部门充分认识到了评价工作的重要性，不再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推动此项工作，因而取消了该办公室。
[5] CABINET OFFICE，《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essment:a Guide for Custorners and Managers of
R & D》，HMSO，London，1989
[6] L.Georghiou & E.Davis(eds)，Evaluation of R & D-A Policymaker's Perspective，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HMSO，London，1988
[7] SERC肩负与其他部门共同资助英国的战略研究、联合资助产学合作计划、资助英国参与国际科学合作。很明显，评价这些资助工作非常复杂，不能单纯依靠同行评议方法。
第5篇：学生资助调研工作计划范文
关键词： “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 “985工程” 启示 借鉴
国际一流大学对提高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产值的研发及缓解就业压力等均有积极作用，同时可以带动国内整体高等教育水准的提升。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一流大学的渴望促使各国实施一系列项目、计划以迅速提高本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为提高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台湾地区计划实施“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与此同时，大陆地区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国际知名大学实施“985工程”项目。因此，研究台湾地区“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对完善大陆“985工程”项目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的背景
1.高等教育资源迅速扩充，生源、就业问题突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台湾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的时期。台湾地区在1955年包括专科学校、独立学院与大学共计15所大专院校，到1975年迅速升为101所。到2010-2011年度，大专院校数量达到162所，学生人数达到1，343，603[1]。对于人口仅有2300万的台湾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发展已经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阶段，不仅导致了教育经费紧缩与资源的严重浪费，更随着“少子”现象的产生面临缺少生源的严峻问题。同时，高等教育入学率随着教育资源的扩充而不断提升，大学毕业生数量急速增，高等教育发展与就业市场需求失衡，教育性失业或学非所用的现象更突出。
2.高等教育重规模轻质量，难以跻身国际一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地区高等教育进入稳步调整、协调发展的阶段。这段时间高等学校的数量增长虽不多，规模却有较大扩充，在校生人数从29.94万人增长到57.66万人，增长1.93倍。研究所从176个增至397个，增长2.26倍；硕士生、博士生人数从4，501人增长到22，372人，增长4.97倍[2]。由于台湾地区高等教育仅关注教育资源量的增长而忽略质的提高，导致高等教育水平参差不齐，这与台湾高度发达的经济状况严重脱节，严重影响台湾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的内容
“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是台湾“教育部”计划5年拨款500亿新台币用以补助台湾地区重点大学成为世界一流教育与研究中心。整个计划共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发展国际一流大学计划”，二是“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在第二梯次进行中将“顶尖研究中心”更改为“重点领域研究”。国际一流大学计划的目的是选取台湾地区具有发展潜力的一至两所大学，参照国际一流大学相关的教研人才及设施的标准给予教学、研究资源的补助。“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以竞争为运作机制，以绩效责任为审核机制，致力于通过机构的转型与跃升，使大学成为国际竞争中的推动力。
“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采取公开申请，申请该计划的大学均需根据预期实现目标的具体内容撰写发展计划并由审议委员会审核。“国际一流大学或顶尖研究中心”的目标及具体评鉴指标由各校根据自身状况自行订定，再由审议委员会负责审核。在顶尖研究中心部分，审查以组织革新、人事计划、学校设施与产值方面的提升为重点。具体体现在学校支援或配合系统、国内外相关学校或研究机构合作方案、研究人才的编制与延揽、学校配套设备资源、产学合作指标、教学改进指标等。整个审议与课责机制体现了公开竞争、专业客观、学术自主、绩效责任的精神。
针对教育资源普遍不足的情况，投入资金实施“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引起的争议，该计划从两方面进行了诠释：
1.非高等教育经常性经费支出，旨在不影响正常经费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部分高校。2000年台湾地区政府部门的高等教育支出经费为4，253亿元（新台币），占整个台湾地区GDP的4.4%，到2003年增加为4，608亿元（新台币），为GDP的4.68%[3]。这四千多亿元是未加上政府以外的其他部门经费的数目，是维持高等教育经常性发展及运作所需。“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的投入为“特别预算”，与原年度高等教育预算分开。因此，并非动用教育部的经常预算，其他大学及机构仍照常可获得年度正常的预算补助，不会影响学校的正常运作，更不会出现“数所大学坐宾士，其他大学骑牛车”的状况。
2.非排挤资助单位以外的高等教育机构，旨在发展局部以带动整体发展。“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的目标在于着眼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且该项政策并非地区政府唯一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改善私立大学、大学教学、研究所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同样设立专案计划并投入经费，如教学改进计划、技职产学合作及师范院校转型计划等。计划目标不同，涉及范围不同，所需经费及管理流程有一定的区别，因此，该计划对未获得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无排挤效应。“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旨在通过该计划提高台湾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任何学校只要通过审核就可以成为获得补助的对象，故该计划非为特定机构所设，而以发展台湾地区整体高等教育水平为核心目标。且从长远来看，这项投资为台湾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以及国际竞争力都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的成效与特色
“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从2005年开始实施至今已进行两个梯次五年期，台湾大学的整体状况得到显著的提高。以台湾大学为例，2004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全球200所顶尖大学排名”，台湾大学位列第102，亚洲第15。在2009年该报的评比湾有六所大学进入前400名，台湾大学位居第95名，并且在工程与资讯科技及自然科学领域首次进入前50名，见下表。
“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令台湾的高等教育在研究拔尖成果、延揽国际优异师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表现、产学合作、基础环境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据上表数据显示，上述各方面在该计划执行后都较执行前有幅度较大的提升。毫无疑问，台湾“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独特的着眼点。
1.积极推进大学“法人化”进程。大学实施“法人化”不仅使大学拥有灵活的人事管理制度，而且在经费支配上享有更大的自，改善学校的科研能力与科研氛围，更调动大学创收的积极性。推动大学“法人化”就是赋予大学自主性，透过大学弹性经营，使大学根据自身目标与条件及外在环境的变化，制定合理的应对措施，提高学校的经营效率，实现经营目标。台湾地区在实施“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中积极推进“法人化”，这一措施的实行使得大学享有人事、经费等方面的自，令学校更有竞争力，同时也促使大学担负起绩效责任，使得政府投入的补助获得长久的效果。大学“法人化”是大学机构体制的改革，是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2.广泛支持大学“整并”与合作。考虑规模较小的大学竞争力较弱，政府难以倾注大量经费供其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提出整并与合作提议。两校合并的同时必定可以提高综合竞争力，再加上计划的经费补助，在一定期间内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因此，为了竞争该计划的经费资助，集中资源建设具有竞争力的一流大学，台湾地区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通过重重阻碍向地方政府提交了整并计划书，在征求师生校友关于合并程序、校区、人事等具体问题的意见后，原本于2005年2月宣布合并的计划被迫暂缓。“整并”合作无疑是提高两校竞争优势的一个契机，但是两校整并还需要得到各学校师生的认可。
3.公开竞争、严格评审与绩效评估淘汰机制。台湾“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采取公开竞争的方式，申请该补助的学校均要公开申请，透过竞争机制，遴选受补助的对象。其次，该项目由国内外具有学术声望的专家学者组成审议委员会，以保证审议过程的客观与专业。该计划采取绩效评估淘汰机制，通过定期审核检验受补助单位目标的实现程度，评估小组每年进行实地访评，定期核检验受补助单位目标的实现程度，三年进行整体绩效考评，如果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则停止补助计划。在“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中，第一梯次二年期有17所大学获得补助，而第二梯次三年期减少为15所大学，其中有14所大学为第一梯次中曾接受补助的大学，高雄医学大学为新加入该计划的学校，而台北医学大学、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三所大学由于整体考核没有通过而没有资格继续接受该计划的补助，由此确保该计划的竞争性，促使补助资金的合理利用。
四、“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对“985工程”的启示与经验
1.促进资助机会平等，实现学科均衡发展。机会的平等不仅体现在计划补助资金分配的平等上，而且体现在受补助高校和未接受补助高校的平等上。项目、计划的实施不该也不能挪用高校的常规拨款。该计划在政策性文件中明确规定拨款需额外筹措，并不影响教育的常规拨款，因此不会影响高等教育整体的发展。其次，要关注学科的均衡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是互补的、相通的，正是“由于北京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中国语言文学、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有机结合，才会有举世闻名的北大方正激光照排系统”[4]。因此，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一批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学科是十分必要的，更应该兼顾主流、新兴与基础学科的建设，文理并重、双管发展才是高等教育健康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2.改革大学“整并”模式，探寻新的发展契机。大陆地区目前对于大学“整并”褒贬不一，争议较多。“整并”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大学的合并，也是大陆地区目前实行最多的形式，但是实施合并难度较大，不仅需要拟合并的大学具有各校区距离较近、教学科研与行政上易于互动、学校规模较小等特点，还需要各校的院系在性质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合并前的匹配与合并后的正常运行与否都是“整并”计划是否成功的关键。由于各大学对“整并”计划的急功近利导致实行合并的大学目前在运行上呈现诸多问题，令“整并”这一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处在争论的“风口浪尖”。实际上，“整并”对大学竞争有限的公共经费与有限的生源具有积极的作用，对提高大学的运作效率及大学结构的调整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探寻新模式成为“整并”计划新的突破口，“跨校研究中心”为这一视角提供了新的尝试。“跨校研究中心”以尖端领域为导向，以一个或几个大学为主导，结合各校或研究机构的优秀人才及研究资源共同规划成立的，与大学系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台湾联合大学系统”在成立后的第二个月便规划设立四个跨校研究中心：清华、交大主导的纳米科技研究中心；阳明大学主导的脑科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主导的科技社会研究中心；中央大学主导的教育发展研究中心[5]。各大学机构应积极吸纳其他各类大学的研究中心，结合成某一领域顶尖的“跨校研究中心”，加强大学研究，提高整体竞争力。
3.调整高等教育管理机制，实现大学真正“法人”化。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都接受政府集权式的管理，政府不仅是大学的办学者、资助者、管理者，更担当着大学的监督与评价工作。这不仅导致大学部门的角色不清，高等教育管理者之间权、责、利的错位，政府机构的评价与监督更有失公平性与专业性。因此，我国高教改革的重点在于逐步实现大学“法人化”。真正实行大学“法人化”，首先要落实大学的自，这不仅需要国家法律上的规定，更需要大学管理者实践中的积极争取；其次，应该明确各自的权、责、利，才能改变大学“等、靠、要”的现状，可以借鉴企业经营中“明晰产权、讲求效率”的理念，将绩效的责任承担者转到大学自身，从而改变教育经费浪费及非合理利用问题；最后，介入第三方（中介）组织进行评价与监督，增强大学评价机制的公平性与客观性。如“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的遴选小组是由权威的专家组成，充分体现了评选的公正与专业性。
4.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重点实验室”相辅相成。“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创造性地将“顶尖研究中心”与“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并列提出，充分重视研究中心在完善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顶尖研究中心计划”以大学现有研究中心为基础，以学校为申请单位，与其他大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过整合资源，在研究开发、教学创新、产学合作和技术转让方面达到一流。大陆地区高等教育改革同样应将高校建设与研究中心建设共同进行，与“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相互合作应该是一个有效的着眼点。“国家重点实验室”与“985”高校合作对提高大学综合实力产生积极影响，为高校人才与中科院等科研机构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提供重要基地。同时，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企业的紧密关系，“国家重点实验室”与“985”高校的联合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有效推动“产学研”的紧密合作，有利于提高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三方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台湾“教育部”统计处.大专院校概括表（1991-2010学年度）[EB/OL].[2011-11-30]http：//edu.tw/STATISTICS/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869.
[2]罗祥喜.台湾教育与经济发展[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23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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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学生资助调研工作计划范文
一、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的基本情况
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以下简称出版资助计划）设于2012年2月，是中国科技协会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联合设立的资助计划，预计连续资助五年，每年资助金额高达420万元。该计划一年收稿两次，分别在每年的4月和10月，每年评审两次，分别在每年的5月和11月。出版资助计划以“提高学术出版，培养科技人才”为目的，主要资助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改造和产品研发、综合性的科技著作。
截至2012年年底，共收到申报著作94部，申报著作涵盖管理科学、物理、化学、建筑、材料等学科。每部申报作品需通过3个环节：形式审查、同行通讯匿名评审和专家组议评。最终，2012年共有36部著作接受出版资助计划全额资助，资助金额为286万元。
出版资助计划2012年申报著作按学科领域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出版资助计划2012年资助著作按学科领域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从表1和表2可知，管理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和综合交叉类著作申报的较多，而在2012年出版资助计划资助著作中，管理科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和综合交叉学科较多。这说明申报稿件和资助著作的学科分布和数量较为一致 。
二、出版资助计划与国内其他科技类图书出版基金的对比
目前国内有一些科技类图书出版基金（或计划），笔者主要针对一些有影响力的全国性的出版基金和出版资助计划相对比，如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和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并主要从资金来源、资助额度、资助方式等方面来对比。
（一）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是1997年设立的，资金来源有5个渠道，主要是：国家财政专项补助；各级政府部门、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赞助或捐赠；存款利息及各种收益；受资助的专著出版后的盈利上交部分；其他收入。用于弥补受资助的学术著作在出版过程中所发生直接费用的不足部分，且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的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二）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
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成立于 1989年12月，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曾两度增加拨款，现已累计投入出版基金5000万元，择优资助科技学术期刊600多种（次）、图书1000多种，年投入资金额度400万元，是资助出版科技书刊种数最多的出版基金。
（三）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
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是我国第一个出版基金，是由中国人民总装备部（时为国防科工委）为促进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确保国防科技优秀图书的出版，于1988年3月24日正式设立的。该出版基金坚持“传播科技知识，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的宗旨，服务于我国国防科研、试验、生产和教学，在国内外累计发行123万余册图书。
（四）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
山东科技出版社于1988年设立了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每年拿出50万元资助优秀科技专著的出版，资助率较低。
相比于以上科技出版基金，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是最年轻的出版资助基金。每年的资助金额420万元是最多的，资助方式是全额资助，且资助金额不需筹集，全部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赞助，平均资助金额达7.9万元/部，部分著作的资助金额已经超过了10万元，也是科技出版基金中部资助金额较高的科技出版计划。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是比较适合科技工作者的一项科技著作资助计划。
三、出版资助计划目前存在的问题
和很多出版基金一样，出版资助计划在取得一定工作成果的同时，也有一些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作为一项年轻的科技出版资助计划，如何在众多的资助基金中斩露头角，如何切实保证申报著作的数量和质量，宣传工作如何更深一步地开展，如何调整发展方向和管理思路，资助年限有限等问题。根据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和调研，提出以下对策。
（一）主打品牌，宁缺勿滥
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是科技出版资助基金中最年轻的一项资助，好多科技工作者并不知道这项计划，这样，早期申报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保证。从2012年的申报工作来看，申报著作的质量确实没有达到预期，这就需要评审工作委员会切实以申报著作的质量为评审标准，唯有确实达到资助条件的著作才能获得资助资格，切不可为了完成资助著作的数量而放宽条件，如果资助著作的质量不过硬，读者看了不太满意，同时会对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出版的科技著作产生潜在的消极作用，在科技工作者中也会认为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丛书质量不过关。久而久之，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丛书就会没有市场，而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也就没有高水平的申报著作，其如何执行下去都会成为难题。
前文提及的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等，虽然资助金额并不高，资助条件苛刻，但是已经在科技界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科技工作者申报该项基金，一定意义上并不是为了资助金额，而是为了能够列选该项基金的资助丛书，也相当于承认了资助著作的学术水平。这就是品牌效应。所以，在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执行的前两年就需要从严评审，严把质量关，宁缺勿滥，切实树立起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的品牌。
（二）被动等稿变成主动约稿，形成重点资助方向和学科
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丛书应该形成重点资助的方向和学科，这样才可以有的放矢去打造自己的品牌。2012年的出版资助计划主要是等待科技工作者积极申报，被动等待的申报著作存在数量不多和著作质量不高的特点，但是由表2可知，2012年资助的36部著作中没有重点资助的方向和学科。学术专著领域广，可以选择重大研究项目、重点课题作为重点资助的方向和学科，并改变过去的被动等稿为主动组稿，与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科委及北京大学等重点高等院校建立固定联系，重点约稿，最终形成自己的重点资助方向和学科。
（三）加强宣传，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和其他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相比，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的资助金额是最高的，每年420万元，且是全额资助，资金来源是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不需筹集。因此资助金额充足，来源有保障。但是由于出版资助计划是2012年2月设立的，社会的知晓度还不高，宣传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1）建议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每年举办的各学科年会会议进行现场宣传，可以拍摄宣传短片，在会议候场的时候重复循环播放，由于参加年会会议的人员多为科技工作者，宣传的效果会非常显著。
（2）在百度网上设立“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词条，有利于申报者直接查询。由于科技工作者主要集中在学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也要在各学科学会的网站、高校科技处网站、科学院研究院所的网站等公开《申报通知》，以提高有效人群的知晓度。还可以在期刊、报纸等媒体上刊登《申报通知》等。
（3）科技著作有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应注重宣传2012年的已资助著作，社会效益自不必言，出版后更需要宣传，以更大可能地提升科技著作的经济效益，也同时宣传了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的科技工作者积极申报，长此以往，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四）合理管理，突破资助年限的瓶颈
《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该计划从2012～2016年共资助五年。五年之后，该计划何去何从？是继续由三峡集团出资资助还是终止资助？还是另有办法不需三峡集团继续出资？笔者认为，如果通过合理的资金管理，实现长期资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1）每年420万元的资助资金如果当年没有用完，可以顺延至下一年，如果下一年还是没有用完，可以继续顺延，这样，到2016年底，该计划可以顺延几年资助。如果将这五年的资金2100万元全部存入国家银行，每年产生的利润用于资助出版，可以有效节约资助的本金。
（2）出版资助图书产出的部分利润可以上交用于资助出版。
（3）可以通过一些企业或团体捐赠或拨款等方式筹集资金等。
通过合理合法的财务管理，实现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的长期资助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愿望，同时也是为了最终长期实现“繁荣科技出版，培养科技人才”的目的。
第7篇：学生资助调研工作计划范文
技术发展战略是国家对科技活动全局性和长期性的规划和行动方针，由科技行政体系主导，并协调技术政策与其他工业政策、国家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对一国技术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从三个层次研究国家技术政策：（1）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明确技术发展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2）激励政策，对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国家干预的信号，包括基础型干预和选择性干预，所谓基础性干预是国家对人力资源、科技基础设施、研发鼓励等要素市场的干预，而选择性干预指国家扶持特定产业或特定产业组织优以实施优先优术发展目标；（3）组织制度，包括为实施技术发展战略的科技计划、行政组织等。[1]以这三个层次考察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业技术规划不明晰时期。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一致，资源型产业（如早期的橡胶、之后的棕榈油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是政府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建立的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对当时农业多样化、农矿产品的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技术指导和推广作用。相对地，在马来西亚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框架中，产业技术发展并没有成为优先的议题。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投资方式在生产初级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行业兴建了一批制造业企业，到60年代末为解决就业问题和种族间经济利益冲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旨在社会重组目标的新经济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重点，而外资主导的出口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贸易区内，与区外的当地产业几乎没有技术联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马来西亚重工业化的第二轮进口替代阶段，马国政府通过政府投资行为推动的重工业项目计划不仅包含了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设计，同时希望进一步达到种族间经济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产业技术的学习、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订者的直接目标。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开始筹建科技行政体系，如1975年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开发理事会（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学技术环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们的预算、权限十分有限，无力对其他部门（如贸易工业部、农业部）以及这些部门下属的重点研究机构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强技术力量供给的技术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政府感到马国工业化“缺乏对科技政策、战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在当年数个经济规划中，包括第五个国家计划（1986—1990）和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明确了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联合，并在1990年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详细了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及鼓励措施。首先，产业技术目标在多个政策框架中明确体现，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由政府推动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失利后，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这份规划中明确说明国内弱小的产业技术基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认为已具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产业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术，建议采取韩国式产业政策对特定部门采用倾斜式政策以帮助本地企业建立技术基础，强调优先发展具有较强联系效应的资源型制造产业，如木材加工业、橡胶制品、石油精炼产品。尽管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政策方向随着很快到来的外国直接投资高潮冲淡了许多，但该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将技术发展领域独立地列为经济发展规划中，显示产业技术发展已经成为政策目标之一。1990年出台的“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为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补充，更为详细列举了五大优先发展领域，如自动化材料、先进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和能源、环境与环境技术，同时指出了马来西亚产业技术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瓶颈，并提出了42项建议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其次，在包含产业技术发展目标的多个政府规划出台后，对原有科技行政体系的改革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技术发展机构与私营企业界联系显得比过去紧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门的主要工业研究机构统一由科学技术环境部管理，以便提高这些研究机构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加入了更多私营企业界代表，并监督1986年启动的、由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项目的实施情况；马来西亚内阁组建一个由总理牵头的、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科技立法和项目规划，除此之外，产生了一些非政府机构的民间—政府协商组织，如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的技术委员会、马来西亚高科技产业—政府协调小组。最后，在政策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对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个五年规划中科技的公共投资从5.4亿林吉特上升到11.6亿林吉特，这些投资流向国有技术研究机构的基础设备投资以及资助国家重点领域研究项目（IRPA），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挑选国有技术研究机构开展IRPA项目。
从实践效果来看，由政府制订技术发展规划、国有资金支持、国家公共研究机构执行的科技体制属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这种规划体制的性质是一种集中型的体制而不是包含私营企业界参与的复式或协调式体制，尽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产业需求拉动式技术发展模式将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统一起来，但显然缺乏合格技术官僚的参与和企业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这种集中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的市场环境相矛盾，这种发展战略对产业技术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但无疑地国家对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种技术创新的社会风尚，这是马来西亚社会氛围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阶段，1993年后，加强技术政策与产业组织结构、市场条件的协调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内部化的技术转移比70、80年代显得活跃而积极，跨国公司对呈现产品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依托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消费型电子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产品制造技术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开始跨国公司增加了对马来西亚本地企业的零部件采购以及部分下包行为，槟城形成了以半导体、硬盘驱动器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产业集群。面对占马来西亚经济举足轻重地位的电子产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紧密融合和跨国公司行为模式的转变，前期的供给型技术发展战略显然无法满足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为此马来西亚政府调整了技术发展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制造业转变原有扶持单一产业为主的倾斜式产业技术政策，新发展思路强调为塑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提供诱导性的政策指导以及完善创新的网络建设。在产业政策上，面临90年代初国内已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社会基础设施紧张等形势，政府强调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型”向“生产效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组装、装配向高附加值的产品设计、研究开发、市场营销生产环节发展，提高产业的自动化水平。加强产业技术开发，提高产业结构联系，以生产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在技术发展的操作思路上，突出了培育产业群的技术发展思想，重点发展以电子电器产业、石化与制药、材料、资源加工等8个产业群，通过产业群的主导产业、辅助产业、基础设施和相关商业服务的互动合作带动产业上下游联系。在外资政策上，1991年11月颁布《新外资投资法案》对参与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的外资给予倾斜的投资优惠政策；1995年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规定以“人均员工最低投资额”作为批准投资的附带条件，从而抑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1996年马国政府将吸引高科技企业投资作为最优先的税收优惠项目，这些政策调整表明政府通过选择性FDI政策以达到促进本国产业技术升级的目的。另外，为改善本国二元性的产业组织结构，促进先进技术扩散，1993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布了《扶植企业计划》，由马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国内大企业）三方合作，促进大企业和经挑选的本地中小企业的配套生产，打造中小企业的技术学习渠道。
其次，科技体制从政府指令性向市场主导机制转变，这种转变突出表现在有关技术政策的制订、实施有更多私营企业界的参与。为推动产学研的结合，原国家公共研究机构的运作机制发生转变，改革后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营公司，采取合同制研究体系建立企业式营运模式，与此同时大学也被要求通过研究合同立项加强与产业的联系。1992年成立的公私合资经营的“马来西亚技术发展公司”（theMalaysiaTechnologyDevelopmentCorporation,MTDC）是马国首家风险投资公司，旨在促进公共研究机构成果的商业化。
二、马来西亚R&D发展模式的转变
推动研究与开发（R&D）的发展是政府培养本国内生性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一国政府科技规划的主要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发展早期，R&D的作用并不突出，但随着企业技术能力深化，R&D活动就开始变得重要，这时的R&D活动大部分与企业吸收、改良复杂的引进技术相联系。特别是，随着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R&D活动开始从改良转变为真正的产品和工艺创新。因此，无论是促进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或是实施技术创新行为，R&D的增长都意味着工业的成熟和技术能力的提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术界视研究与开发投入为衡量一国技术能力的重要指标，R&D水平与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马来西亚进入工业化快速成长阶段，但R&D投入（指R&D／GDP）一直较为落后，成为制约马来西亚产业升级目标的阻碍。但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R&D的资源分布和活动特征明显改善。90年代中期之后，马来西亚的R&D总投入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继续保持较高的增幅。从R&D投入来源结构来看，来自产业界的研发比重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0年的57.9％，说明产业界研发的支出已经成为马来西亚R&D总投入的主力，显示在R&D领域由20世纪80年代政府主导开始转变为企业主导模式。与此相应地，在研发项目类别上，应用型和实验型研发支出大大超过基础型研究支出，显示产业主导形式已成趋势。
马来西亚政府的R&D投入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长幅度很大，其产业需求导向的趋势日益增强。1996—2000年R&D支出为9.35亿林吉特，比1991—1995年的支出增长49％，[3]其中67％分配给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IRPA），其余则流向政府参与的技术合作项目，包括1999年成立的马来西亚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技术合作项目（theMalaysia-MITBiotechnologyPartnershipProgramme,MMBPP）、1998年批准的多媒体走廊研发基金计划（MSCResearchandDevelopmentGrantScheme,MGS）、1998年成立的示范应用技术资助项目（theDemonstratorApplicationsGrantScheme,DAGS）等。以政府R&D领域的资金分布状况来看，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IRPA）是马来西亚政府研发的主要部分，配合第二个产业主导计划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重点扶持领域从过去的5个增加到11个。相比过去，政府对应用性研发给予了更多倾斜。1986年启动的IRPA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1）IRPA的资金绝大多数流向公共研究机构和一部分高等教育机构，产业界很少从该基金获得研发项目，目前该基金尚缺乏产业界与研究机构的共同合作的机制；（2）缺少能够承担风险的技术孵化器的民间企业，IRPA在各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率都很低。考虑到IRPA模式的局限性，马来西亚90年代下半期在IRPA之外设立了对企业新技术研发、应用资助体系，着重联合产业界强化对产业技术的研发和新技术的市场推广。如斥资1亿林吉特的产业研究与开发基金计划（IGS）的主旨在于鼓励产、学、研三方的共同研发与应用，已资助项目包括现有技术改良和新产品、新工艺的创新；多媒体走廊研发基金计划（MGS）是鼓励进入多媒体走廊的资格公司的研发，已批准的项目涉及电子交易的软件开发、网络电话合成、指纹识别等技术研发；示范应用技术资助项目（DAGS）旨在推广本地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表2表明在2001—2005年期间马来西亚政府对科技投入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在科技成果商业化和科技基础设施的预算投入方面将有大幅度提高。
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占全国研发比例的大幅增长是马来西亚研发结构最显著的变化，2000年企业研发支出金额是1992年的4倍左右，1998年曾达到全国研发总额的72％，显示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需求快速增多。与国家公共研究基金、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资金大多来源于国家基金相比，83％的私营企业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本身。私营企业研发领域多集中在制造业的应用技术和工程技术，特别是电子设备及零部件、交通运输工具和石油产品。在民间研发结构上，外资企业大约占40％左右，且集中于技术密集性行业，如电子电器、化工和塑胶产品，本土企业的研发着重于食品、精练石油产品、基本金属产品以及交通运输器械。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马来西亚研发型人力资源的缺乏和科技基础设施的不足，2000年民间企业研发费用中有1.31亿林吉特研发项目外包给海外的研发机构。马来西亚民间企业研发开支的迅速扩大，一方面是企业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表明马来西亚的一部分民间企业（包括外资和本地企业）已通过技术吸收、消化环节后进入工艺和产品的创新环节。另一方面，民间企业的研发扩大也得力于政策激励。为鼓励私营企业的研发活动，马来西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除对私营企业研发活动的资助体系外，鼓励企业研发活动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也是重要的有效政策，具体地，由国家批准的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支出可以加倍从应课税中剔除，被批准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予以免除5年期限的公司所得税，公司内部的研发费用的50％准予在10年内从所得税中剔除。从私营公司对这些优惠政策的反馈情况来看，研发支出双倍从所得税中课除的激励政策效果较显著。
尽管近年来投入增长较快，马来西亚研发支出比例（R&D／GDP）在国际上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这对于期望延伸本国制造业的价值链、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突出的制约因素。此外，据马来西亚科技信息中心（MASTIC）的调查，公共研究机构、产业界和高等教育机构很少从事合作研发活动，三者中高等教育机构研发能力偏低，公共研究机构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低。从国家创新体系强调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在一国创新体系的循环流转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R&D资源配置随着产业导向的模式趋强，技术创新的效率有所提高，但科技行政机构作为协调产、学、研创新行为主体的联系功效以及促进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仍然有待加强。
三、马来西亚近期技术战略调整的理论分析
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政策的选择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新古典学派坚持应建立“市场亲善型”（Market-friendly）的产业技术政策，即为弥补市场失效，政府应改善要素市场，推动贸易自由化、深化金融市场、完善人力资本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主张技术政策应当保持中立性。新古典引用寻租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效的可能性和成本远大于市场失效，所以排斥任何形式的针对某一特定产业、某一特定企业组织的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干预行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理论学派（Lall,s.1998）认为政府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即便不是所有后发国家政府有能力象韩国一样成功执行有力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如确定重点发展产业、培育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也应该是一种包含基础型和垂直型干预的混合物，不仅包括改善现存的要素市场，同时也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弥补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市场缺陷，比如鼓励企业的创新、研发活动，比如发展技术外溢性强、关联性强的产业，Lall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政策应向“市场激发型”（Market-stimulating）调整。从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政府对其技术发展战略的调整来看，其调整的思路更多地体现“市场激发型”的特征。
首先，针对制约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薄弱点，政府加大在人力资源、研发鼓励、科技基础设施等环节的基础性干预。在马来西亚国家创新体系中，缺乏高级化、技术性、知识型人力资源被认为是制约其技术创新能力的最大障碍。因此，第8个马来西亚五年计划强调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倾斜，推动在职培训，从教育体制上打破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促进政府与私人、国外机构的合作。此外，以国家力量促进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马来西亚加快知识经济步伐的重要措施，2001—2005年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占马国政府科技投入的60％，此举意在以信息技术的推广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在研发领域，除提供普遍的优惠政策外，政府还提供资助诱导私人研发与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技术战略相结合，并改革公共研发资源的分配、运行机制，突出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效益。
其次，发挥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以新的创新组织形式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科学研究机构的信息技术交流。产业集群是特定产业领域里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的集中，通过产业集群里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可以获得比孤立的企业整体更有效的集群创新优势，集群式创新体现了互惠共生、协同竞争性、资源共享性的特殊优势。在实践中，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已经在经济活动中，特别在技术密集的新兴产业中显现出来，如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等都是成功的案例。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推出的“多媒体走廊”、“生物谷”计划也是希望借助产业集群的创新优势吸引外资进入，带动本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第8篇：学生资助调研工作计划范文
1.积极组织开展课题调研。立足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跟市委市政府“一高两进”战略决策部署，直面社会热点难点问题选择确定了38个调研课题，并纳入科室责任制考核。内容涉及我市“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业提升、服务业发展、体制改革、重大项目建设、新农村建设等。目前，已完成《强化政策保障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等文章初稿，完成《“十二五”时期我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思路研究》、《突破瓶颈创新发展建设市域东部强镇》、《*经济转型升级思路研究》等文章的前期调研。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加快推进“4+X”主导产业空间集聚发展的建议，以此推进主导产业的发展壮大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2.及时编制下达各项年度计划。在认真总结分析20*年全市计划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及时编制和下达2009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政府项目投资计划、“四大百亿”工程计划、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计划、服务业发展计划、服务业重点项目建设计划和重大项目前期计划等。同时，加强对计划执行情况的动态跟踪督查，配套出台了相应的考核办法，将相关工作纳入2009年度市委市政府对各乡镇（街道）、部门的“双争先”考核，增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各项计划落到实处。根据市委市政府工作督查抓落实意见，专门制定了督查办法：代表市委市政府督查项目推进和向上争取工作。
3.认真做好经济运行监测。通过深入乡镇（街道）、走访企业等多种抓手，及时发现经济运行、投融资及重点工程建设中存在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对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突发性事件，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专题调研，按季度完成分析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困难问题和对策建议，供市委市政府参考，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1—6月，预计全市生产总值62.5亿元，较上年增长10.5％。
二、精心编制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通过规划对未来发展谋篇布局，强化规划的指导性、约束，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今年，我局在规划方面做了三件大事，将影响*今后五年至十年的发展。
1.启动“十二五”规划编制。在充分调研分析、多方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提出了“十二五”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工作步骤和保障措施等。同时确定了针对各相关部门提出的40个“十二五”重点研究课题及26项重点专项规划，针对各乡镇、街道提出各自完成1个“十二五”发展思路研究综合课题的目标任务。制定《*市“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前期研究重点课题考核办法》，将上述课题纳入考核。组织召开了*市“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并与各责任单位签订了《*市十二五规划工作目标责任书》。
2.开展主体功能区划分。做好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衔接工作，按照省里要求，将我市的主体功能区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生态经济区、生态保护区和禁止开发区等五类，以乡镇为单元将新塘边、*、*、*、*、*列为重点开发区，*、*列为优化开发区，得到省发改委的充分肯定，被指定为县（市）级“十二五”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两规合一”试点示范单位。
3.对接省低丘缓坡规划。积极对接省政府重点支持低丘缓坡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政策，会同国土资源局上报我市拟重点开发莲华山、荷塘高新等2个重点宜建（工业）区块和**大岗等5个重点宜农（耕地）区块的相关资料，其中莲华山1个宜建区块和全部5个重点宜农区块已被列入省级低丘缓坡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规划，计划用于重点建设（工业）的省级规划指标9823.2亩，用于开发耕地的省级规划指标15737.5亩，分别占全省低丘缓坡资源综合开发规划指标的3.07%和4.25%，为我市中长期发展预留了空间。
三、抓实项目推进，促进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牢固树立“有项目才有发展，有滚动的项目才有持续发展”的理念，不断创新举措，推进项目建设，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1.强化管理，确保投资稳定增长。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保证工程质量，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制定并以市政府名义出台《*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实施办法》。加强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和乡镇（街道）固定投资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做好了一季度和的投资情况分析。1—6月，全市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9.98亿元，同比增长11.5%，完成年计划的42.82%；其中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7.45亿元，同比增长17.2%。
2.完善机制，扎实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继续将项目前期工作纳入市级机关部门工作目标争先综合考核和乡镇（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双争先”考核，并大幅度提高考核分值比重。建立*市燃煤发电厂（大唐发电）等重大战略前期性项目的“三专”工作机制,大力推进*电厂项目前期工作，先后5次与浙江乌沙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对接，目前，大唐乌沙山发电公司已委托浙江省电力设计院开展预可研编制工作，并初步确定了三个比选厂址。牵头相关部门向大唐公司及设计单位提交规划、国土、环保、气象、林业、水利、交通及当地概况等项目前期基础资料。负责全市供热及热负荷现状与发展预测工作，相关资料已收集整理汇总完毕，并提交大唐公司。制定出台《*市2009年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考核办法》，将25个项目纳入2009年重大项目前期计划，目前总体进展较好：农产品交易市场改建工程项目已完成前期工作；*经济开发区污水管网改造工程等5个项目前期工作完成阶段性目标；杭长铁路客运专线*段工程等12个项目前期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钱塘江干堤*段建设工程等4个项目前期工作进展缓慢；钱塘江干堤峡口段建设工程等3个项目暂缓项目前期工作。继续加强项目谋划工作，经初步筛选，6月底止全市各部门、乡镇（街道）上报的各类前期项目250个。
3.创新载体，积极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以市委文件形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的意见》。出台《*市2009年度重点建设项目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加大对重点建设项目的考核。配合抓好全市面上项目推进“三个百日”活动，每月汇总实施情况和存在问题，每季进行总结。建立项目工作联络员队伍，定期召开项目工作联络员例会，及时开展工作业务培训、分组讨论交流学习。落实“干部驻项”机制，制定完善“驻项干部”考核管理办法，每月进行简况汇总，每季进行通报；牵头建立市“四大百亿”工程“三个一”推进机制，“四大百亿”工程和重大项目前期推进每月督查通报一次，每月报市分管领导重点联席会办一次，每季汇总报市主要领导决策参考。62项市级“四大百亿”重点建设项目，至6月底开建47项，开建率（以58项有形象进度要求项目数计算）81%，较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完成投资113950万元，完成当年计划投资42.1%，同比回落2.6个百分点。会同市纪委（监察局）、审计、财政实施政府投资、省补、国债项目监督检查工作，对列入2009年省市联合稽察监管的三友电子公司年产2000万套T5节能灯及灯具、*饮用水工程2个项目进行稽察调研。
四、积极应对危机，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面对金融危机下日益严峻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局更加注重把应对危机、促进增长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1.坚持把应对危机促进增长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紧密结合起来。
适应形势的新变化，把扩内需保增长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断加大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工作力度，天蓬公司微生物发酵舍零排放养猪示范项目和江化公司节能技术改造项目被列入省发展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重点项目。积极培育高技术产业，科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年产300万只重型汽车气制动元件项目被列入省高技术产业现代装备制造业专项。全力支持平台建设，在安排重点建设项目实施计划时，工业重点项目集中按我市产业布局规划和“4+X”重点产业培育导向安排，将*市省级山海协作工作示范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工程、*市污染企业集中搬迁路网配套工程、十里牌工业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莲华山工业基地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镇区至省级中小企业创业基地道路建设工程等项目列入重大项目前期工作计划、重点建设项目实施计划。把服务业作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紧紧围绕“两地一城”的服务业发展目标，积极筹建市服务业发展办公室，加强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成员部门之间的协作和配合，建立重大服务业项目落地协调制度，牵头建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服务业发展工作监测机制。制定了服务业发展规划纲要、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和现代物流业政策，汇编我市加快提升服务业发展的有关决定、规划、政策和服务业项目落地程序等，印制了《*市服务业发展蓝皮书》。
2.坚持把应对危机促进增长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紧密结合起来。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在62项重点建设项目中，基础网络和惠民安康工程共安排18项，投资额占总数的27.9%。千万农民饮用水、千库*工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名农民下山脱贫等一大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项目都进入重点建设盘子，财政资金也大力向民生工程倾斜。利用好中央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积极对接项目争取资金，着力提高基层教育、卫生、医疗、生态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供应能力。如*初中校舍改造工程项目获100万元资金补助，*、峡口和*镇中心卫生院扩建分获50万元、90万元和50万元资金补助，*、淤头集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分获100万元和150万元资金补助，礼贤生猪专业合作社安山养殖小区沼气综合利用工程获60万元资金补助，峡口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获1200万元资金补助，*、*、*、*镇饮水安全工程分获46万元、221万元、151万元和305万元资金补助，市水生动物疫病防治站建设项目获40万元资金补助。
3.坚持把应对危机促进增长与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紧密结合起来。
扎实推进扩权强县落实。根据省委办省府办《关于扩大县（市）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和*市委办市府办《关于扩大县（市）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实施意见》，目前涉及省、*市已下放到我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共443项，其中涉及省级34个部门下放事项311项，涉及*市级20个部门下放事项132项。牵头相关部门做好扩权事项落实工作，制定出台《*市关于切实贯彻落实扩大县（市）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实施意见》，6月初完成全市30多个部门单位扩权事项贯彻落实情况的总结报告，上报省发改委。
深化两项政策性涉农保险。积极向农户宣传农村住房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相关政策，鼓励农户积极参保，提高灾后重建能力和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全面完成了省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政策性农房保险参保户14.32万户，参保率百分之百，超额完成省下达80％的参保任务。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方案正在送签中，年初全市14.26万亩油菜已全部参保，参保率达百分之百。能繁母猪、育肥猪、水稻、林木火灾四个品种由于20*年度的参保期限未满，参保工作也将于7月底至8月初全面开展。今年以来，全市共有69户农户的农房受灾，共获理赔金额34万元；能繁母猪保险出险2185件，共获理赔资金224万元；育肥猪共获理赔资金183万元。
推进墙改工作向农村延伸。制定下发《关于组织申报2009年度农民建房使用新墙材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对2009年农民建房使用新墙材并验收合格的项目给予2000元/户（幢）的资金补助，以此促进新型墙体材料向农村推广，提高农民建房新墙材的应用率。目前已有*、*、*、*、碗窑、廿八都等乡镇上报试点项目100多户，下一步将着重做好核查验收工作。制定下发了《关于做好2009年度烧结砖企业与自建房使用新墙材试点示范项目农户结对工作的通知》，要求凡经省新墙办认定的烧结类新墙材企业必须自选结对扶持2户以上农户建房使用本企业生产的页岩烧结砖，其他烧结砖企业自选结对扶持1户以上农户建房使用本企业生产的烧结多孔砖，并出台相应的奖惩措施，目前该项工作进展顺利。
4.坚持把应对危机促进增长与强化服务、优化发展环境紧密结合起来。
简化投资审批程序。坚持减项、放权、授权三管齐下进一步扩大行政服务中心的审批职能，推行审批制度改革，大力简化审批程序，全面推行企业投资网上备案，将企业投资备案项目全部授权窗口直接办理。开通“绿色通道”，做到急件急办，特事特办，全力打造能办事、快办事的窗口。1至6月，窗口共审批、核准、备案项目109项，其中审批政府投资项目79项，企业投资核准项目15项，企业投资备案项目15项，办结率100%。窗口在前两个季度评比中均被评为“五星级”窗口。
加大向上争取力度。抓住当前国家实施“扩内需、保增长”的有利时机，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积极策划申报项目。局领导十多次带队主动赴省和国家发改委当面对接，汇报情况，争取支持。截止6月底，共有9个项目被列入省重点工程，其中，*至广丰公路为2009年新增省重点建设预备项目、*市坞里山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为2009年新增省重点建设预安排项目；26个项目通过发改口子争取到各类资金补助2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6.4％，其中13个项目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2563万元，有效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要素制约。
开展“三服务”活动。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局领导班子成员带队走访了列入2009年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建设计划的30个工业企业和“百亿产业提升工程”项目的相关企业；三友电子、红火集团、纪元电器、丽人木业、欧派门业、热威金属制品、沃克进出口公司等一批重点企业；*、新塘边、大陈、坛石、*、淤头等基层乡镇，开展政策宣传，策划项目、破解难题，排查出问题18个，已帮助落实解决的9个，上报需上级部门协调解决的9个。为市科技局、教育局等6个机关部门，长台、双溪口等3个乡镇开展项目工作培训。局主要领导结合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带队深入到长台镇调研、服务，并从突破交通瓶颈、突破产业瓶颈、完善镇域规划、强化政策支撑等四个方面对长台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建议。
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加强对粮食、食用油、肉禽蛋、蔬菜、液化气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和石油、煤炭、钢材、化肥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的监测分析，防止出现价格异常波动。开展油菜籽、生猪等农产品成本调查及供水、污水处理、幼儿园、民办教育、城市公交、农村班线客运营运等价格成本监审工作。调整了峡口自来水价格和全市的出租车运价。进一步深化医药价格管理，落实国家继续降低部分矛盾突出的药品价格方案，公布低价药品目录和廉价药品政策。完成20*年度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年审，共验审了220个收费单位，验审率100%。加强对办班收费标准的审核，共审核了6个部门的培训班收费。进一步规范涉企收费，巩固清理成果。根据清理后的涉企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汇编了《*市涉企收费公示册》，送到各收费执收单位和企业，便于监督和执行。同时加大对取消、暂停和降低的收费项目执行情况的跟踪管理，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在市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涉企收费备案专窗，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备案制，各收费单位向企业实施收费前，须经专窗办理备案手续，有效地杜绝了向企业乱收费行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开展涉农收费和涉企收费检查，立案查出价格违法案件4件，查出价格违法金额59万元。认真开展价格主管部门领导下访活动，做好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和办理工作。充分发挥12358价格举报热线和机关“110--对话平台”的作用，共受理各类价格投诉举报63起。其中：*市级62起，*市局转办件1起，办结率100%，及时疏导了价格矛盾和纠纷，规范了市场价格秩序。
积极参与区域联动发展。牵头做好浙闽赣边际县域经济协作区的日常事务，加强协作区三省六县市的交流合作，谋求区域协作共赢。组织召开了协作区联络处第一次工作例会，各成员单位交流了去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今年主要目标任务及工作措施、提出了今后建设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我市还与广丰就*至广丰公路建设、与浦城就浮盖山旅游联合开发等进行了探讨交流。
五、加强自身建设，在学习实践中提高干部能力水平
发改工作包罗万象，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在抓发展的同时，还要谋划改革创新，只有把队伍建设好，才能担当此重任。我局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不断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和工作抓落实水平。
1.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突出发展改革工作特色，坚持把学习实践活动融入发展改革各项工作，以发展改革工作的实际成效推动学习实践活动，确立“学习实践走在前列，科学发展善谋先行”的活动总要求，以“谋划、创新、协调、服务”为抓手，确立“十项任务”为局实践载体。邀请省发改委副主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刘亭同志来我市作了《发展大势与变局应对》的专题讲座。在局机关开设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宣传橱窗，在局网站设置了在线问计问策留言板。活动以来，全局44名党员干部参与调研、讨论、交流，共走访党员群众205人；召开座谈会、研讨会20个；征求到意见、建议60条（含重复）。在学习调研阶段绩效评估中，被市学习实践办列为优秀等次。进入分析检查阶段以后，局党委通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结合征集的意见建议，认真总结了近年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深入查找我局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剖析产生原因，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形成了局党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分析检查报告。
2.做好干部上挂下联工作。积极做好与省、国家发改委的沟通和交流，推荐能力突出的年轻干部到国家发改委挂职锻炼。在挂职期间，该同志又被抽调参与全国人大十一届二次会议会务工作，由于工作积极出色，大会秘书组专门致函我市对其进行通报表扬。为切实提高乡镇干部谋划项目、包装项目等项目前期工作水平，根据有关乡镇要求，接受凤林、*、塘源口等乡镇干部到我局学习培训4人次。
第9篇：学生资助调研工作计划范文
本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总结2010年的工作，研究今后一段时期科学基金工作思路和今年主要任务。
提升国家自主创新
陈宜瑜主任在总结2010年的工作时指出：2010年，科学基金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突出更加侧重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统筹部署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资助格局，科学评审约11.9万份各类申请，择优资助了各类项目26580项，金额约96.53亿元，全面完成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为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作出了应有贡献。
在科学基金资助工作中完成了项目受理、评审和资助工作。在项目资助方面，面上项目资助13030项，金额45亿余元。重点项目资助436项，金额约9.7亿元。重大项目资助14项，金额1.4亿元；重大研究计划资助444项，金额约4.86亿元。各类联合基金资助195项，金额近1.68亿元。
在人才资助方面，一是持续扩大后备人才资助规模。青年科学基金资助8350项，比上年增长37.36%，是2006年的3.4倍。5年资助24951项，经费占总投入的比例从2006年的13%提高到17%。二是稳步推进西部和少数民族等地区人才发展。地区科学基金资助1326项，比上年增长43.82%，是2006年的3.2倍。三是促进创新拔尖人才成长，加强对生命和健康领域人才的支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适度提高资助规模，2010年资助198人，金额3.88亿元。5年资助907人，金额约17.76亿元。四是着力培育创新团队，2010年资助创新研究群体29个，5年共资助136个团队，延续资助143个团队。五是重视女性科学家培养工作。实行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女性科研人员的评审政策，促进了女性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中女性获资助者达到32人，资助率达13.62%。
在推进国际（地区）合作方面，基金委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欧盟研究总司、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国际合作网络不断拓展。与境外机构共同资助的合作研究计划超过20个，投入经费超过1亿元。2010年国际合作资助经费2.89亿元，比上年增长71.2%。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资助80人，促进中外青年学者合作交流。
在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探索性地开展了绩效管理的国际评估工作。国际评估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和财政部大力支持。系统整理了科学基金25年资助管理数据资料，组织征集了资助成果和人才、推动学科发展、支撑国家需求等方面的评估案例555个，为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国际评估专家针对科学基金战略定位、资助绩效、管理绩效、社会影响等开展了全面评估。
在筹划未来发展的工作中，认真研究和制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加强研究集成，推进与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合作开展发展战略研究，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广泛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部分依托单位、地方科技厅的意见和建议；加强专家咨询，提请两院院士大会对研究报告进行咨询，组织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对规划进行审议，科学遴选了优先发展领域。
启动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
在谈到2011年及今后一段时期工作设想时，陈宜瑜主任指出：2011年是“十二五”发展的开局之年。中央财政投入科学基金达到120亿元，比上年增长16%以上，做好今年的工作至关重要。在扎实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突出以下要点：
全面启动实施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准确把握“十二五”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入理解战略引导、统筹发展、完善机制、激励创新的总体思路。要牢牢把握发展目标，统筹实施原始创新、创新人才、开放合作、创新环境和卓越管理战略。要明确战略任务和专题部署，有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序推进、逐步落实资助创新研究、培育创新人才、推动学科发展等重点工作。
发扬改革精神，大力营造创新环境。创新环境建设对加快推进自主创新至关重要。我们将以创新资助管理为抓手，大力营造着眼长远、稳定支持、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保障科学家安心、专心、潜心开展科学研究。一是科学调整资助模式。要防止和克服因“多头申请”等牵扯科研精力的现象，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地探索创造。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将面上项目执行期从3年延长到4年，重点项目执行期从4年延长到5年，单项平均强度分别由2010年的34.7万元和221万元提高到60万元和300万元。二是重视变革性研究。逐步建立针对风险高、创新性强的研究项目的特殊评审机制，鼓励大胆探索。三是切实为科学家“减负”。要推进集约、简约、节约型管理，集成管理事项、统筹安排评审，优化管理程序、提供便捷服务，节省管理成本、勤俭办事办会，让科学家从疲于评审、忙于被评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着眼原始创新能力建设有效推进创新研究。突出更加侧重基础，推进学科发展。突出更加侧重前沿，加强重点部署。推进仪器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科学筹划联合资助工作，有效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积极落实开放合作战略，构建以我为主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