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文化概论精选(九篇)

第1篇：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

“东亚”这个概念，首先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这个地理概念是由谁先提出来的？是日本人。原来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不管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只具有自己的国家意识。尤其是中国，它对外宣示的是“中华”和“天下”意识，而根本不可能有“东亚”意识，不可能有东亚这个区域感和归宿感。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会首先提出东亚这个概念？东亚意识何以会成为日本人的一个地缘认同意识？日本著名学者子安宣邦教授所写的《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的批判》，有对东亚概念的一系列反思，本文的一部分相关知识也来源于对这本书的认知。

一、何谓东亚？

子安教授是日本自由主义学派的一个领军人物，据他的这本书讲到，京都帝国大学的校长、考古学家滨田耕作于1930年系统阐述了“东亚”和“东亚文明”的概念。在当时滨田教授的视野里，东亚首先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是在亚洲的东部，以支那（中国）为中心，韩国、日本与其接壤而自然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圈。

以子安教授的理解，他认为滨田教授提出的东亚论已具有双重的关切：一个关切是东亚内部存在着多元的文化，即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并不完全是重合的;第二个关切其实是一个潜在的思考，用“东亚”概念来取代“中华”概念，认为东亚文明的黎明才刚刚开始。滨田教授的书就叫做《东亚文明的黎明》――这是不是说，以前尽管有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但她衰弱了，东亚文明有待日本文明的崛起而进入黎明时刻？

如果说东亚概念的提出，最初还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文化地缘的概念，其核心指向的是东亚文明的重构和东亚国家文化的新分化和新认同。那么，到了“二战”前夕以及战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东亚则主要成了一个政治地缘的概念。日本的大东亚圣战涉及到的范围不仅涵盖整个中国，也涵盖了整个太平洋和南亚地区，日本不仅陷入和中国的全面战争，也陷入和美国的战争。战争以日本彻底失败而告终，也随之终结了东亚这个概念。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不再提到东亚这个概念，甚至以东亚命名的一些组织也被强行解散。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东亚的概念又开始重新复活，因为韩国和日本已完全融入到西方世界中。以冷战和后冷战的标准来看，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国家已成了不折不扣的“西方”国家，成了西方国家对峙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东方大国的前沿阵地。

在我的观察里，东亚不仅具有文化地缘学和政治地缘学的意义，它还具有哲学上的意义――可不可以说是个“哲学地缘”的概念？因为在当下后现代和后殖民的语境里，东亚不仅象征着一个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也象征着一个有别于西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日本战后的经济复兴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彰显出“东亚”的特殊价值，这个特殊价值是相对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而言的，比如中国儒教、佛教和日本神道教就被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认定为是东亚重新崛起的核心价值，东亚的儒家资本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它崇尚集体性、服从性、家族性的特点似乎完全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个人性和竞争性的特点。东亚主义有其自洽的理由成为一种哲学，一个有别于西方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把“东亚”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可以日本“二战”前的学术分流为参照，那时的日本学术分化为两大阵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东京学派可谓西方普世学派，该学派不仅接受德国兰克史学、崇尚实证分析主义，而且也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视为日本和中国社会进化的主要理论依据。而京都学派可谓东洋特殊派，其历史建构部分，以内藤湖南为代表，强调东洋史区别于西洋史的不同特质，认为西方社会的进化标准完全不适合用来描述中国和日本社会的历史演化。京都学派的哲学建构部分，以西田几多郎为代表，把亚细亚主义、东亚主义视为建构世界新秩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试图不光是在地理上、地缘上挑战西方的概念， 同时也试图确立东亚在哲学上、价值观上和方法论上足以能够挑战西方的一个定位。

东亚概念的提出，在时间之流中，逐步地内涵着文化的、政治的和哲学的三重意义，它从一个日本的地缘关切，扩大为中日韩这三个东亚国家都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历史和文化前提。中日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以及东亚与世界（西方）的冲突与融合，都必须基于对东亚的认识和再认识。

二、东亚的中心在哪里？

提出东亚的概念，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东亚的中心在哪里？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东亚的中心毫无疑问地在中国――即使那时还没有形成东亚的概念。德川幕府将朱子学视为日本官学，这是日本思想由来已久的传统，从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以来，中国儒家思想贯穿了日本1000年的思想史。

但是，自明治维新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用子安教授的话说，日本的近代史，也就是把东亚中的中国从日本的政治地理上，或者从日本人的意识层面上如何抹消掉的历史实验过程。这个实验过程应该是始于福泽谕吉，他的脱亚入欧论，其实质就是去中国化。当中国不再是日本的榜样时，谁会是东亚新的领袖呢？日本提出东亚这个概念显然是想回应这个问题，近100多年来，他们似乎一直在问：东亚是以中国为中心，还是以日本为中心？抑或是以中国和日本为双中心？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周边国家中唯一没有被纳入到朝贡体系中的国家，这个历史事实对于构建中日两国关系显然影响深远。日本虽然不曾被纳入到中国的朝贡体系中，但日本在典章制度、礼仪文明、领域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应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土，也是被日本历史长期认可的事实。中国文明作为东亚的中心，自隋唐以来一直未受到实质性挑战，直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对中国中心主义说不了。

日本首先对中国说“不”的人当推福泽谕吉，他的头像现在被印在日本一万元货币上，可谓日本现代立国第一人。福泽谕吉写的《文明论》，提出脱亚入欧，公开把中国视为日本的“恶邻”，对中国之批判堪称登峰造极。在脱亚入欧的思想指导下，日本迅速进入到一个近代化（现代化）进程，这既是一个全面拥抱西方的进程，也是一个去中国化的进程。于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还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的问题意识便开始浮现出来，日本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价值判断：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满清帝国在近代化进程中已经大大落后于日本，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即使是以前再迷恋于中华文化优越性的日本人，也不能不惊喜于日本的崛起而重新开始审视中华文明的内在局限。

把中国从东亚的中心位置里驱除出去，谁来取而代之以成为东亚新的中心？当然是日本。这是日本从提出东亚这个概念直到全面鼓吹东亚主义的一个必然选项。在东亚主义的逻辑下，日本不仅表现出一个去中国化的进程，也表现出对明治维新以来所形成的脱亚入欧路线的重大修正，因为一旦强调了东亚的主体性，树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形象，那么，东亚和西方的紧张关系就必然会显示出来，东西方之间不同的学术主张会进一步加剧现实的国际关系之间的冲突，要求重新书写世界史的“东亚要求”必然也会转化为重新调整世界秩序的“日本要求”。子安教授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建立起以自己为盟主的东亚地域概念，并把南方，即南太平洋划入在日本的新的权益范围，进而形成了大东亚这个地域概念，东亚由此成为带有帝国日本印记的概念。

针对从明治维新一直到“二战”以前，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主义，必须提到京都学派。京都学派除了有西田几多郎这样的人物，还有一个重要的学者，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就是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在民国初期，专门到中国进行系统的考察，对中国的学问算是做到家了。内藤湖南原来是一个中国中心主义者，对中国的典章制度、礼仪文明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中日力量对比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一直到“二战”前，也就是中日全面战争以前，中日之间不仅在物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价值观上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京都学派原来是跟东京学派相对立的一个学派，侧重于东亚主义的学术建构，对中国文化高度认可，最后却演变为对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主义的一个学术支持。京都学派与日本军部合作了，内藤湖南成了日本军部鼓吹大东亚圣战的一个工具。

1943年，京都学派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左翼作家，举行了三次研讨会，主题分别是：“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东亚共荣圈的伦理性和历史性”“总体战的哲学”。这表明日本整个知识界在建构和探讨东亚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的时候，转向了对军国主义的支持，有力地呼应了军部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主义”的政治主张。这种思想和制度的融合，达到了一个完美的程度。战后，日本学者也在深刻反省这种现象：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和军国主义跑到一起去呢？德国的知识分子在纳粹上台的时候都跑到美国去了，而日本的知识分子却选择和军方合作。我在“中日关系三问”里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日本知识精英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日本的东亚主义者在“二战”期间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从去中国化开始，到脱亚入欧，再到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主义，最后是陷于和英美国家的全面战争，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战后日本知识人都在深刻反省这个问题：为何“近代的超克”会促使日本走上一条与西方文明世界为敌的道路？但是，对东亚主义的反省并不意味着东亚主义的终结。

东亚论在战后日本消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又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又重新成为显学，探讨东亚价值、东亚现代性和东亚国家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特质，又成为许多学者的研究主题。正是在东亚论重新复兴的语境里，当然，更主要的是随着日本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之后，日本又爆发出一个声音：日本可以说不（1989年，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从这两个日本知名人物嘴里发出这样的声音，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日本强大之后要重新确立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如“二战”前那样主张日本要求重新参与主导国际秩序的权利？

很显然，日本在战后不是以战争的方式而是以经济的方式取得其在世界中的重要位置，这已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尽管日本不时地在喊不，但日本已日渐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傅高义先生早在1979年就写了《日本第一》这本书，作为一个来自于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教授视日本为第一，既是基于日本对美国的挑战，也是基于美国对日本的镜鉴，这在美国刚刚占领日本时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世界已经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而日本以前又是怎么看世界的呢？现在有必要再来看看日本的东亚观在处理和世界的关系时曾经所发生的变化。

三、日本东亚观对

世界（西方）的态度

日本东亚观对世界的态度，其实主要就是对西方的态度，东亚在世界中的位置，实质是东亚和西方的关系：谁是世界的中心？东亚是共同参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还是仅仅处于其或边缘？东亚和西方是否平等？东亚自身的价值何在？

如上所述，日本学者提出“东亚”这个概念，事实上具有双重面向，一个面向是消解“中国中心主义”，对中国说不，进而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再一个面向是用东亚的概念来抵抗 “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说不，进而确立东亚在世界秩序中的核心位置。这两个面向应该是日本学者提出“东亚”这个概念的最主要的问题意识。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先是选择全面拥抱西方以取代中国中心主义，其主要理论选择就是脱亚入欧，从制度到文化到服饰到饮食到起居，几乎全面学习欧美世界。福泽谕吉说：不分国中朝野，万事诸般取法西洋近时文明，不仅要脱离日本的老套，还当于亚细亚全洲重新形成一个轴心，而所举主义只在于脱亚二字。可见日本当时学习西洋文明的态度是如此的决绝和义无反顾，他们决心在亚洲的东方再打造出一个英国来。

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十年时间里连续打败中俄两个老大帝国，充分证明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路线的巨大成功，日本由此进入到世界大国系列，以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的身份自然要求参与国际秩序的重新建构和世界资源的重新分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作为胜利国，更有理由主张其世界性权利。

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资源贫乏和缺少战略纵深的国家来说，通过国家实力进一步扩大其可控的土地和范围，肯定是其最大的国家利益。因此，“东亚”概念的提出，就不仅仅是在学理上主张日本对中国的文明优先权，以确立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由此重新改写东亚史;而且也肯定会体现为一种国家意志，由此主张日本的世界性权利和日本参与世界秩序重组的政治要求。

正是基于日本从“一战”以来要求重新划分国际势力范围和重组世界秩序的国家诉求，日本东亚观的提出必然会有一个从挑战中国中心主义向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转变，明治维新以来让日本迅速完成其近代化转变的“脱亚入欧”政策也就必然会遭到根本性修正。20世纪初，日本不是“脱亚入欧”了，而是“脱欧返亚”，日本试图建构一个以它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来挑战以英美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学界关于东亚的各种理论建构，从北一辉的国家社会主义到京都学派，最后几乎都汇流到一起，共同为国家主义张目，从而为日本的国家政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持。

北一辉可谓日本极端右翼势力的鼻祖，他写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1906年）和《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年），提供了一个以国家社会主义来改造日本天皇体制的激进主义方案。他的方案和德国纳粹党的国家社会主义可谓如出一辙，即以暴力的形式来改造国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剥夺私有制，以国家的名义来控制和垄断社会的一切资源，实行国家所有制;而对外则公开诉诸战争以求改变不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用北一辉自己的话说，日本作为世界上的无产者，为反抗横跨全世界之大富豪的英国和占有地球北半球之大地主的俄国，只能“诉诸战争匡正非正义之国际性划界。假若此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就应在全世界无产者阶级欢呼雀跃声中，加冕此黄金之冠”。北一辉的理论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对1936年日本军部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二二六兵变”有直接的影响。

京都学派虽然没有如北一辉这样裸的国家主义叫嚣，在面向与军部的合作时亦曾面临过内在良心上的冲突，如西田几多郎在“二二六兵变”之后曾多次撰文呼吁日本国民警惕军国主义的危害性，但中日爆发全面战争之后，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总力战哲学”的建设中，写下了《新世界秩序原理》这篇后来让他蒙受羞辱的文章。而他的学生，如田边元、和y哲郎则完全是主动拥抱军部，积极为大东亚圣战的神圣性和正当性提供理论支持。

子安教授在他的《东亚论》中记述了美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巨大冲击，当时许多人是用“感动”来形容这种冲击，把这场战争视为是日本从重压中解放出来了，他提到著名学者，也是鲁迅先生的大崇拜者竹内好，在1942年《中国文学》1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大东亚战争与我等的快意》的头版文章，在该文中竹内好居然这么写道：“历史被创造出来。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感动的发颤，文明守望着彩虹一般飞翔的一道光芒的划过。我们感到了涌上心头而难以名状的某种激发之情。12月8日，宣布开战大诏之日，日本国民的决意凝聚燃烧起来。心情无比的爽快。”

这样的言论，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却是普遍的共识，他们把战争视为是日本“近代的超克”，也即是日本超越由英美国家主导的近代化模式的必由之路。如竹内好所说：“通过抵抗，东洋将自己近代化了。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未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正是在知识人这样的描述和渲染下，大多数日本国民不仅不再把英美作为他们效仿和学习的榜样，而是把英美视为“鬼畜”。这等粗俗不堪的用语曾在日本“二战”期间大为流行，由此可见，日本国民在大东亚主义的疯狂煽动下，对英美的仇视已到了何种程度。

在战争机制下，日本东亚观的全面展开必定会走向一种国家主义话语，原先基于东亚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性和东亚在世界体系中所应有的主体性，在国家主义的逻辑下必然会蜕变为一种和西方全面对立的话语。从这种话语出发，日本知识人要求重新书写世界史，实际上也是日本军部要求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两者的价值倾向是完全一致的，即共同致力于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确立东亚霸权，和英美争夺新的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为实现这个目标，当非此一战而不可时，鼓吹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成为日本东亚主义哲学和历史学的主要使命。

因此，日本东亚观的全面展开，尽管在理论上有其自洽和合理的一面――东亚的历史的确不能完全以西方历史的尺度来予以书写，东亚的特殊性和主体性同样也不能被淹没在英美的普世世界里，但这个概念一旦被国际政治缠绕上而沦为地缘政治概念时，它注定无法避免沦为国家政治动员的工具。日本基于东亚概念所建构起来的有关东亚的一系列哲学和历史学叙事，最后都成了国家主义的帮凶，它们共同促使日本同时陷入了两场战争：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战争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四、从东亚现代性到中国现代性

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不仅改变了日本对西方世界的态度，使它再次投入其中，成为一个西方制度意义上的“西方”国家;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在反省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主义的历史教训时，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左翼学者又重新将视野投向中国，他们对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政治变迁，包括“”期间的一系列事件，充满着同情的理解，甚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似乎从中国又重新看到了东亚的新曙光。至少在他们看来，把中国从东亚的中心位置中排除出去是一个错误，中国理应享有和日本同样的重要性，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开辟出了东亚现代性的又一路径。

竹内好在1960年发表了题为“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著名演讲，在这个演讲中，他梳理了后进国家近代化的形态，认为日本的近代化虽是一个类型，但并非是东洋诸国近代化唯一绝对的道路，中国近代化明显地是又一个典型。在竹内好看来，有别于日本外发的近代化，即在西方的压力之下全面地学习西方近代化，中国的近代化则是内发的、基于自身要求而产生的近代化。

竹内好是从日本“二战”失败中判定日本已经失去了抵抗西方的能力，基于他原来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鲁迅先生的强烈爱戴，他把抵抗西方现代性的东亚现代性使命寄托给了中国。竹内好的这个愿景并非只属于他个人，而是在日本有着持续的回响。

沟口雄三于1989年写的《作为方法的中国》，显然参照了竹内好先生的“作为方法的亚洲”的观察视角，他进一步从亚洲回到中国，明确认为：“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很显然，沟口教授的这个说法和战前东亚主义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应当和欧洲平起平坐，有所不同的是，沟口教授现在是用中国置换了日本，重新以中国为方法来看世界，明确认定中国是现代性世界的构成要素之一。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迅猛增长，似乎验证了日本左翼学者对中国现代性的期待，从而使得他们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认识和评价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4年，沟口教授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冲击》，他在该书序言中说，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必须从“东亚的内部”来重新审视“来自外部”的冲击，以前是“西方的冲击”，现在则必须面对“中国的冲击”。他在该书中对中国式近代化的认识是基于“长期稳定的中华文明圈”，把中国的近代化视为是“内发因由的近代化旅程”。

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沟口教授强烈批评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以欧洲的“近代”为视角蔑视中国的思想倾向，认为“日本人不是通过与欧洲相比，而是通过与中国相比来测量自己的欧化度。甚至可以说，蔑视中国成了日本民族认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为改变日本对中国的长期蔑视态度，沟口教授提出了一个“环中国圈”的概念以取代他认为容易引起误解的“中华文明圈”的概念，这个新概念涵盖了北亚（俄罗斯、蒙古）、东北亚（朝鲜、西伯利亚）、东亚（日本、韩国）、东南亚（东盟诸国）和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这就是说，整个亚洲均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明治以来持续了一百几十年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优越感也该到梦醒时分了”。

以竹内好、沟口雄三为代表的日本左翼学者对中国现代性之路的高度期待，究竟对日本的学术走向和国家政策会产生何种影响，可以说是不足以估量的。在日本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从中国反观日本近代化的局限也算是一个研究路径，但由这个路径是再也不会导向国家路线和政策的根本转变，这些左翼学者对中国的一厢情愿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学术圈子里得到反响。

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中国现代性的预言和叙事却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从内藤湖南到竹内好到沟口雄三到柄谷行人到滨下武志，这个以东亚史叙事为核心的学者谱系，对东亚现代性的重新认识，包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显然对中国新左派展开其对中国现代性的全面构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学术资源。

在以汪晖为代表的中国新左派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各类著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京都学派以来各种东亚叙事的影子。比如，将中国现代性的源头上溯到中国的宋代，这是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一个直接引用，以此试图证明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内生自发的历史进程，而不是对西方现代性一个拙劣模仿。因此，汪晖总是特别强调以中国“内在的视野”来观察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以此来划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发展路经。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国自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政治变化，都被中国的新左派描述成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正常的展开过程;日本学者关于建构东亚现代性以抗衡西方现代性的各种方案，也被他们改造成了有关中国现代性的理论大纲。

因此，东亚的中心在哪里这个问题，在中日两国的左翼学者那里似乎被消弭了。基于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不管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东亚现代性均是以东亚自身的历史性和逻辑性来展开其现实路径，并由此形成和西方现代性的一种紧张关系。东亚现代性作为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现代性模式，它所主张的权利不仅是东亚现代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也是要求重新改写世界史，以东亚史或中国史的逻辑来重新编纂以往由欧洲史观所主导的世界史。中日两国的左翼学者据此建立起了一个“知识共同体”，这个知识共同体在东亚现代性上找到了一块共同的基石。

如果仅仅是基于中国的历史特质和历史进程来规划中国的现代性路径，以警示人们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化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制度转型和发展，这毫无疑问地是一个正当的合理的学术诉求;但是，如果将这样的学术诉求寄托于国家主义身上，同时诉诸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那就必然会重蹈日本“二战”前的那条覆辙。

五、重构东亚的可能性

日本在“二战”中的彻底失败催生出一个新的日本。那么，日本东亚观面向中国中心主义的挑战是否也终结了？前述之中日左翼学者所建构的“知识共同体”以及对“环中国圈”的构想能否消弭中日两国之间长达百多年的冲突而重构出一个新的东亚？这些问题显然需要认真面对。

在中日两国政治家们的眼里，学者们的许多看法或许都是一厢情愿的，不管是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还是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抑或建构以中国和日本为双中心的东亚，理论的选项只能服从于现实的政治逻辑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说，它们分别被置于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在战后曾长期处于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即使在国家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在诸多问题上依旧存在着深刻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何以重构东亚？它们能以相同的价值和理念来建立一个统一的东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是否意味着东亚因为中日两国之间的巨大制度和思想差异而将长期陷于分裂和冲突之中？

事实上，中日自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政府和民间层面上的交往曾持续走热，尤其是在中共前总书记于1983年访日之后，中日友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达80%。但是，最近十多年来，中日关系持续走低，期间在中国多次出现大型的反日游行示威，甚至出现暴力事件，两国国民互相持不好的评价都高达了80%多。仅仅30年时间，中日关系由热变冷，各自的民族主义声音甚嚣尘上，中日必将再有一战的言论也开始在民间发酵。中日在东亚的双峰对峙，已经不是谁服不服气的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此情势下，提倡重构东亚，岂不就是异想天开？！

尽管中日两国之间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和一些似乎难以解开的死结，但不管是从历史上看还是基于当前两国的现实状态，中日友好的局面绝对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东亚的国际秩序，中日和则双赢，斗则双败。现在提出重构东亚，既是一种理论构想，也可视为一个预案，是着眼于中日未来关系的根本改善和东亚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

首先，中日都必须意识到，在近代以来的100多年之后，中日两国关系目前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中日已不是明治维新直至“二战”前那种一弱一强的关系，而是两强相争的关系。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置，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成为世界第一，这一物质力量对比的巨变肯定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国民的心理状态，一方由此而骄狂，一方由此而恐惧，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物质力量的改变，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源自中国隋唐和日本圣德太子时代即已形成的东亚双峰对峙的政治格局。目前两强相持的中日关系比以往一弱一强的中日关系，其实更能有效地为建立东亚均衡的国际秩序而奠定基础。一弱一强，强总是想吃掉弱或控制弱;两强相持，谁也吃不了谁，谁也控制不了谁，由此必须合作才能共处。重构后的东亚，既不会是以日本为中心，也不会是以中国为中心，而肯定是以中国和日本为双中心。

其次，重构东亚的可能性，最终只能是基于中日两国大致相同的制度文明而成为现实。东亚区别于西方的历史特点和历史进程，决定其一定有着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方式，东亚国家的政治制度转型也必将统摄其特有的传统和文化，不会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在遵循世界共同的政治文明的前提下，东亚应当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重构国际秩序的话语权，从东亚的地缘关切出发，来寻求东亚的整体利益。因此，重构东亚，不是促使东亚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冲突与对抗，而是着眼于建构东亚的经济、文化和利益共同体，以此提高东亚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完全可以想象，一个统一的东亚，基于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是可以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成为主导国际秩序的一个决定性的力量。

第三，东亚作为一个文化地缘概念，是基于历史上形成的共同的文明背景，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传承，儒学、佛教这些传统的思想资源在中日韩三国的现代进程中依旧发挥着巨大作用，对国民的精神世界仍有深远的影响。日本的神道教在倡导天人合一和自然崇拜这方面，和儒学及佛教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东亚的共同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这是重构东亚的最重要的精神和文化基础。东亚的共同价值不仅有利于东亚的地缘整合和国家交往，而且也有利于世界文明的多元发展和进步。东亚的价值在不同文明冲突日渐加剧的情况下，正不断彰显出其重要性，其宽厚和包容的品质有助于不同文明的互相理解和融合。东亚在世界文明的竞争和重构中，无疑是有价值导向的作用。

第2篇：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

国内艺术研究的回想与思考 来源于www.

非洲雕塑艺术

新时期我国对非洲雕塑艺术的介绍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在非洲艺术类型学中最为显着。这一方面是非洲大陆雕塑艺术最具特色,是非洲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印迹;另一方面,非洲雕刻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艺术文明的进程,对刚刚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新中国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价值和意义。首先,这方面重要的编着有:(一)李淼、马晓宁的《黑非洲雕刻》,瑐瑧该书选有非洲二十多个国家各个时期创作的二百六十多件代表作品,分三类:雕像、面具和头饰、器具和装饰物。(二)黄维中等编绘的《世界面具》,瑐瑨这是一部包括了非洲部分的汇集世界各大洲面具艺术的作品集。(三)缪讯、南风编着的《非洲雕塑》,瑐莹该书概述非洲雕塑艺术中诺克文化、伊费艺术、贝宁艺术、萨奥文化、西部地区雕塑、中部地区雕塑、南部地区雕塑、东部地区雕塑、现代雕塑艺术的文化特征。(四)吕品田、苏冰等编选的六卷本非洲艺术书系,主要介绍了非洲国家扎伊尔的雕刻艺术;尼日利亚的雕刻艺术;以坦桑尼亚的雕刻作品为主导,还包括马达加斯加的木雕、南非的石刻、津巴布韦的木雕、乌干达的陶艺等;喀麦隆的雕塑艺术;象牙海岸的雕刻作品为主导,还包括加纳的木雕和陶艺,利比里亚的木雕,塞拉利昂的木雕和金属制品;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比绍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和撒哈拉六国的木雕、陶艺、石刻等雕塑艺术作品。其次,论文有定良的《树千年间石刻林》,杨起、梅贻白的《扎伊尔雕塑家李耀楼》,俞跃良的《萨卢姆和他的木雕》,先让的《非洲马康得木雕艺术》,张有浩的《阿伊———多哥着名雕塑家和画家》,李松山的《坦桑的马孔德雕塑艺术》,曾印的《非洲神像与面具》,孙滋溪的《非洲雕刻欣赏》,李荣启的《人类艺术的瑰宝———迷人的非洲木雕》,刘梦熊的《非洲乌木雕》,夏晨的《非洲雕刻艺术的魅力》,江村的《狮身人面像》,宋天仪的《赞比亚的钢版画和硬木雕》,裴建国、刘振林的《津巴布韦的绍纳雕塑》,邱松的《南非石雕艺术瞥》,段圣君的《非洲雕刻艺术的特点》,尹寿松的《黑色风情说不尽———来自刚果共和国的乌木雕刻艺术》,乔桑的《贝宁象牙雕刻艺术》,朱孝岳、胡潮明的《扎伊尔的王室与民间艺术》,郑文的《折射———南非的雕塑》,阿彬的《触摸非洲雕刻的脉搏》,蒋晓红的《古代非洲贝宁青铜雕像艺术特点》,李卫的《雕刻者的艺术———非洲木雕形式语言初探》,任玉的《非洲雕刻装饰艺术对现代艺术的影响》。综合上述成果,主要是对非洲雕塑的总体介绍、一些黑非洲国家的雕塑艺术赏析(如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南非、刚果、贝宁等国),或者是文章作者亲历非洲的写生感悟。

非洲设计艺术

新时期我国非洲设计艺术(即工艺美术)方面的成就主要涉及陶瓷、服饰、岩画和其他工艺。(一)中国陶瓷在非洲的发现与非洲陶瓷艺术的研究瑑瑦既是中非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进行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严重缺乏,但意义非凡。马文宽、孟凡人主编《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瑑瑧并撰文瑑瑨对中国陶瓷在北非和东非的发现及其原因作了探讨。中央美术学院刚果籍留学生卡拉拉?巴卡吉卡2004年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非洲艺术与浮雕艺术的陶瓷表现性研究———兼论陶瓷浮雕与环境的关系》,主要讨论非洲艺术与浮雕,陶瓷浮雕的概念及表现性,艺术家与浮雕,陶瓷浮雕与环境的结合几个方面。(二)服饰是黑非洲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了解它们意味着是对非洲民族身份的识别。服饰方面的编着有杨阳、马路的《非洲民族服饰》,瑑莹编译了非洲传统服饰,分为:东部非洲———艺术化的人体;赤道非洲———发达的商业与精美的手工艺品;古老的非洲———传统的孤岛;热带稀树草原———风格的交汇处;撒哈拉———严酷苛刻的沙漠;北部非洲———马格里布;非洲之角———联系东方的纽带;南部非洲———传统的保持与演变。该书采用大量文字来描述非洲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土人情,以此作为文化背景来烘托服饰文化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论文有《趣谈非洲服饰》、《非洲黑人的服饰》、《马格里布的传统染织艺术》、《美丽,从头开始———看尼日利亚妇女头饰》、《尼日利亚的面痕文化》、《尼日利亚的“1004”面具市场》、《非洲饰物种种》、《非洲人体装饰艺术》、《非洲妇女的发型艺术》、《非洲发式之谜》。瑒瑠(三)非洲岩画的发现和研究大大提前了人类艺术史前史,在艺术发生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岩画及其他绘画瑒瑡研究成果有《解开撒哈拉岩画之谜》、《非洲岩画》、《塔希利岩画群考察》、《非洲史前岩画的世俗性审美初探》、《坦桑尼亚的石器时代绘画》瑒瑢等。(四)其他工艺方面论文有《北非明珠手工璀璨》、《西非贝宁的葫芦文化》、《闻名世界的突尼斯镶嵌画》、《突尼斯的手工艺品》、《圣城非斯的光和彩》、《北非毯艺》瑒琐等。(五)在非洲设计艺术概论性编着方面有赵莎飞的《非洲美洲工艺美术卷》,瑒瑶概述了古代西非诺克、伊费、贝宁、象牙海岸、马里,北非埃及、中非扎伊尔,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工艺美术。张少侠《非洲与美洲工艺美术》瑒瑥的非洲部分,介绍了埃及宗教工艺、石器、陶器和其他工艺,西非的工艺美术。

第3篇：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广西高校 东盟音乐 东南亚音乐 课程

随着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及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广西以自身的优势和创新，与东盟各国展开了多方面的区域交流与合作。据媒体报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2002年开始，以东南亚风情为主题的歌舞晚会成为广西各类商贸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一届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音乐类活动声名远扬，吸引了世界上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前来演出，也让广西成为了中国—东盟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中心地区。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于2010年4月制定了《广西与东盟文化合作行动计划》，中国—东盟青少年培养基地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培训中心、中国—东盟艺术人才培训中心相继在广西成立，这也让广西与东盟各国的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更为频繁，不仅加深了中国和东盟的友谊，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与东盟的音乐文化交流活动达到了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广西经济社会建设、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宗旨。因此，笔者认为，在广西高校开设东盟音乐课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可行性。

一、“东盟音乐”的概念与课程开设的意义

（一）“东盟音乐”的概念

东盟（ASEAN）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的简称。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盟成立。东盟现有成员国10个，分别是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1个候选成员国：东帝汶。总面积约44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6亿。东盟10个成员国加上1个候选成员国，已经包含了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国家。由此可见，“东盟音乐”代表的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音乐，“不仅仅指马来音乐、土著音乐、印度音乐、回教音乐甚或西方基督教音乐，而且还包括百多年来的华乐”。①东盟音乐课程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歌曲、乐曲、舞蹈、歌舞以及歌舞剧等。

（二）东盟音乐课程开设的意义

1.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以下简称《课程方案》）指出，“在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实践中，通过鉴赏艺术作品、学习艺术理论、参加艺术活动等，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首先，通过东盟音乐课程的开设，可以使学生了解东盟各国多样化的音乐形式，拓宽音乐视野，理解音乐与文化的联系。其次，学习东盟音乐，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学生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2.使学生理解与尊重多元文化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地区，其传统音乐有上千种之多，颇为丰富。除此之外，“东南亚地区又是东西方文化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分别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欧美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影响”，②所以，这里也是世界上音乐文化最丰富、最多元化的地区之一。开设东盟音乐课程，能够增进学生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使学生客观、平等地对待世界上的各种优秀音乐文化，从而达到“课程方案”提出的“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的要求。

3.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国政府坚持奉行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方针与东盟各国进行交流与合作，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越青年大联欢等文艺演出为载体进行的经贸洽谈、商品展销等活动（如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促进了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目的。因此，了解和尊重东盟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应该成为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能够更好地为进行对外交流与合作服务。

4.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中国与东盟地区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交往频繁。15世纪初期，郑和受朝廷派遣多次下西洋，把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传到东南亚，对东南亚的文化与艺术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等文艺活动在传承中国音乐文化的同时，也将其向东盟乃至世界推广，提高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此，要继续提升中国文化对东盟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我们应该了解和尊重东盟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除此之外，通过东盟音乐这门课程，我们还能挖掘到东盟各国、各民族音乐的文化形态，从中汲取营养，这对于发展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也有着重要意义。

5.提高广西高校办学特色与构建优势学科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民族音乐资源丰富。同样，东南亚也是民族众多、音乐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如果我们将东盟各国的音乐与广西的民族音乐进行比较，可为广西民族音乐研究打开新的视野，有利于广西高校构建优势学科。其次，广西高校应大胆利用本地所特有的资源优势，进行特色办学。如广西艺术学院建立了东盟艺术系，并多次承办“红铜鼓”中国—东盟艺术教育成果展演、中国东盟音乐周等文艺演出与学术交流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增强了学校的办学特色。除此之外，学习了东盟音乐文化知识的学生如果前往东盟国家就业，能较快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为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做出贡献，这也拓宽了广西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

二、广西高校东盟音乐教学现状与课程开设的建议

（一）广西高校东盟音乐教学现状

目前，广西多所高校都开设了与东盟音乐相关的课程。作为中国—东盟艺术人才培训中心，广西艺术学院于2011年建立了东盟艺术系，通过设立歌舞表演专业来为中国—东盟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培养人才。目前，东盟艺术系为歌舞表演专业的学生开设了“东盟文化与艺术概论”“东盟歌舞作品赏析”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程的开设为学生学习东盟文化与音乐、舞蹈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笔者于2012年9月起作为观察者加入东盟艺术系“东盟文化与艺术概论”课程的学习中，并做了相关的调查与访问。据笔者了解，这门课程既有理论知识的讲解与东盟歌舞的欣赏、学习，还有每学期至少举办一次的东盟歌舞专场演出，把理论与实践做了较好的结合，学生普遍反映对这门课程很有兴趣，教学满意度较高。其次，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也开设了与东盟音乐相关的课程，如东南亚各国历史与文化、东盟艺术等。除此之外，广西设有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高校都开设了“世界民族音乐”课程，这门课程包含了东盟音乐的内容，其中多数高校都把东盟音乐的章节作为该课程讲授的重点。由此可见，东盟音乐的教学在广西高校有较好的基础。我们相信，随着广西更多高校开设东盟音乐的相关课程，对东盟音乐课程的教学研究也势必会越来越深入。

（二）对东盟音乐课程开设的建议

1.师资的培养问题

师资的培养对课程的开设是十分重要的，东盟音乐课程教学的顺利进行必须要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教师队伍。以广西艺术学院东盟艺术系为例，“东盟文化与艺术概论”“东盟歌舞作品赏析”这两门课程现在只有一名专业教师，因目前歌舞表演专业只有两届学生，暂时能满足教学的要求，但随着以后学生的增多，必然会需要更多的专业教师来担任教学。而对于广西其他高校来说，由于东盟音乐是一门较新的课程，大多数高校可能会缺乏专业教师。因此，笔者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可以举办一个东盟音乐课程的师资培训班，从各高校选拔一批优秀的音乐教师参加培训，以此培养合格的师资。其次，区教育厅或各高校也可选派优秀教师去东盟国家进行学习与交流，如广西艺术学院东盟艺术系张小梅老师就曾多次前往越南国家音乐学院进修。再次，广西高校在教学方面也可以与东盟各高校进行合作，通过教师互换、教学资源共享，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使东盟的音乐介绍到国内，国内的音乐介绍到东盟。

2.教材的建设问题

从目前国内出版的教材来看，与东盟音乐相关的教材主要有杨武编著的《东盟文化与艺术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黄小明主编的《东盟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两本，还没有专门的“东盟音乐”教材，所以，关于“东盟音乐”教材的出版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其次，我们还必须使用大量音响、图像等资料用于教学，以方便学生的理解与学习。关于教学资料，我们可以利用与东盟合作、交流的机会进行搜集，也可通过东盟各国的留学生来协助我们搜集。再次，我们还可以翻译东盟国家的音乐著作，购买一些东盟国家的音像、视频等资料，为我们的教材建设提供便利。

3.课程的定位问题

由于广西各高校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课程的定位应根据本校的发展目标与办学特色确定。如，综合类院校可以把课程定位为“东盟音乐与文化”，师范类院校定位为“东盟音乐与音乐教育”，民族类院校定位为“东盟民族与民族音乐”，艺术类院校定位为“东盟歌舞欣赏与表演”等。除此之外，各高校也可开设针对东盟某一国家的音乐课程。如广西师范大学设立了越南研究中心，对越南音乐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依据学校优势可以开设“越南音乐”课程。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些粗略想法，具体还需各高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定位，并合理设计教学内容。

结语

由此可见，广西高校开设东盟音乐课程是有必要和有意义的。目前，广西高校东盟音乐的教学工作才刚刚起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难免会碰到一些困难和问题。笔者相信，在今后与东盟国家更多的交流与学习中，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能将这些困难和问题很好地解决。期待广西高校能够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与办学特色来开设东盟音乐课程，为中国—东盟的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杨武.东盟文化与艺术研究[M].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7：16.

②王妍妍.东南亚音乐文化的多元化[J].东南亚研究，2000（2）：64.

参考文献：

[1]黄小明.东盟艺术[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第4篇：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

【摘要】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会计人才的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探询我国高校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探讨如何培养满足新形势需求的会计人才。

一、会计人才培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1.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要求人才培养应该具备全球视觉与全球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突出表现在生产一体化、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四个方面，出现了对适应该趋势的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等一系列人才的巨大需求。会计作为国际经济的商用语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的交流和沟通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加强。以跨国公司对会计人才的要求为例：跨国公司一般要求会计人员具备运用东道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和母公司所在国会计准则的能力。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将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巩固和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扩大双方贸易和合作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发展存在差异，因此，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人才培养要求适应区域特点，具备区域特色。

3．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地址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为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要求和人才需求的新增长点。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另外，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性会址在南宁，南宁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因此，对既掌握东南亚国家语言，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又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将日益增加。

（二）挑战

1.缺失东南亚各国法规制度的知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建立在各成员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均存在巨大差异的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均处于发展过程中，各成员国的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通用法律法规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同时，收集、翻译和传播各成员国的法律和法规将是长期的过程。因此，现时培养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人才所需的东南亚各国法规制度知识是严重不足的，这就为培养人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关于东南亚语言和人文地理的知识是盲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小语种人才培养方面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善。据调查，目前本科层次以上的小语种人才培养基地主要有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四所高校；小语种高层次人才不多，东南亚各国小语种人才缺乏。同时具备培养会计人才和东南亚各国小语种素质的专职教师十分稀少。

3.严重缺乏东南亚各国的会计资料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反映经济运行的商用语言——会计在经济交流中的地位日趋提高。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会计制度建设进程差异很大；目前国内也逐步开始研究东盟各国会计，但是，基于语言和研究基础等原因，国内现存的有关东南亚各国的会计资料相当缺乏，会计研究基本局限在各国会计现状的层面上；东盟各国会计资料的收集、翻译和研究层次有待进一步加深。

4.国际学习与交流、实践课程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国内有关院校纷纷掀起与东盟有关的教育热潮。目前这些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语言教育和国际贸易知识两方面，许多院校设立东盟各国语言方面的专业并在国际贸易专业下开设东盟贸易的教学模块；国际交流方面主要是接受东盟各国留学生和国内有关专业到东盟各国进行短期语言实习。在国际学习和专业课程实践方面的交流尚处于较低层次，国际学习与交流、实践课程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构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课程体系的基本原则

人才培养有赖于正确的人才培养政策、人才培养理念以及广泛的人才需求。经济与教育、经济与会计人才培养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会计人才培养也不例外。面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益成熟的状况，在构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的课程体系时，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一）专业化

专业化要求培养会计人才需着重把握专业人才的核心。会计人才培养的专业化目标主要体现在会计人才业务水平的精和专两方面，即业务精通和业务处理具有专业水平。而专业化的会计人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层次：

1.基本能力

表现在：掌握基本的计算能力，如利用算盘和计算器进行计算；掌握处理票据的一般常识，如各种票据、单据的填写；掌握业务处理的一般流程，如根据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账和编制报表等。

2.综合能力

表现在：精通会计业务并能够进行综合处理；善于利用相关资料，能熟练地进行成本计算；熟练利用财务软件进行账务处理和报表编制；对财务资料进行专业判断，熟练运用筹资和投资运作的基本技术；恰当进行税务筹划，灵活处理涉税事务。

（二）国际化

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必须是国际化的专业人才，而国际化要求会计人才应具备国际化的观念、知识和竞争力。因此，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应该首先培养其国际化观念；其次培养其国际知识；再次培养其国际化的竞争力。

其中，国际化观念是基础，体现着国际化人才的基本内涵，决定着人才的视野和行为。国际知识是条件，体现了国际化人才的基本能力，是表现国际化人才的核心。国际化竞争力是目的，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际化人才本身具有国际竞争力，具有良好的职业前景：二是国际化人才为其就业单位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可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

（三）应用型

应用型会计人才是既通晓会计理论又善于会计实践；既能较好地利用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将会计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提升为理论的专业人才。针对适应东南亚各国经济交往而进行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要求所培养的会计人才必须具备对东南亚各国经济交往的经济业务进行业务操作的能力。

业务操作的能力具体包括：技能性能力、技术性能力和工程性能力三个层次。技能性能力主要体现在会计核算工作中，要求会计人员能较好地掌握会计核算能力和熟练的计算技术，最终能编报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报告；技术性能力仍然体现在会计核算工作中，但主要是以会计核算为主，并且具备进行适当的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的能力；工程性能力体现在企业理财活动中，要求会计人才具备财务控制和规划能力，也就是要具备既能够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够展开财务管理活动，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为一身的业务处理能力。

（四）复合型

复合型体现在知识复合、能力复合和思维复合等多方面，复合型人才属于一专多能的人才。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复合型会计人才的主要表现有：

1.掌握东南亚各国语言

语言是交流的基础，掌握东南亚各国语言为了解东南亚各国状况及其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基本前提。

2.既懂国内经济业务又懂东南亚各国经济业务

培养的人才首先要立足于国内，要熟悉国内业务。但基于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也要求熟悉东南亚各国业务。

转贴于 3.既懂国内会计又懂东南亚各国会计

作为会计人才，要求熟悉国内会计准则和制度。而且，为了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还必须掌握东南亚各国的会计政策。

三、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社会职业需要与学科知识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是专业活动的内容和结构。课程体系的合理设置与否、质量高低、实施效果好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状况。笔者认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包括基础理论课、专业通识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拓展课四个部分，并将会计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国际化、应用型和复合型的要求贯穿其中，如图1所示：

（一）基础理论课

基础理论课是夯实人才基础理论、提高人才基本素养的课程，这些课程既包含人才培养的公共课程，又包含专业人才培养专修课程。就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而言，这些课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方法论课程

包括：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和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和线性规划等）。这些课程首先是培育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是培养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法学课程

包括：法学基础和商法等，法学课程主要是为了解经济运行的基本法规，培养学生的守法观念。

3.工具类课程

包括：外语（英语和第二外语东南亚各国语……越南语、泰国语、老挝语等），东南亚相当一部分国家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英语是必修课程；为了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人才培养需要，东南亚各国语言有必要作为主业基础课程；计算机（计算机应用基础）；写作（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经济应用写作），大学语文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字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写作课主要是各种应用文的写作，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4.经济管理课程

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统计学和市场营销学等。这些课程从学科域或学科群的角度看，属于专业课的上游学科。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经济管理理论，为开设专业基础课提供学科基础知识，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做好准备。

（二）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是反映专业本质、体现专业能力的课程，这些专业核心课程根据其在整个学科中的深浅和难易程度分为不同的层次。在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框架下，这些专业核心课包括：

1.专业基础课

包括会计学导论、初级财务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与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理论与实务、会计与审计电算化、行业会计比较、管理信息系统、财务案例分析和内部控制学。

（1）增设《会计学导论》，主要介绍会计的发展历史、发展环境、地位和作用以及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法规、会计职业道德、专业培养目标等。以《会计学导论》课程作为会计学本科的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也体现出财务管理学、会计学和审计学的内在联系，可以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学习主动性。

（2）按初、中、高三个层次设置财务会计学课程。《初级财务会计学》主要阐述财务会计记账方法和账务处理程序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主要培养学生专业基础的核心能力；《中级财务会计学》主要阐述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会计业务处理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主要培养学生专业的核心能力；《高级财务会计学》应主要阐述企业特殊会计业务处理的基本理论、技能与方法，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处理特殊业务或灵活运用专业技术的能力。

（3）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合并，形成《成本与管理会计》课程，减少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而对于涉及长期、短期投资决策分析、货币时间价值、资金预算等内容，则由《财务管理》课程完成。

（4）将《审计原理》、《财务审计》、《审计案例分析》和《经济效益审计》等课程合并成一门《审计基本理论与实务》课程，主要讲授审计的基本理论、技能、方法及实务操作。

2.方向性专业核心课

包括国际会计、国际审计准则和东南亚各国会计的比较研究。方向性专业核心课反映了专业的特色。这些课程是在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培养学生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和具备处理东南亚各国经济业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三）专业通识课

专业通识课是在专业核心课的基础上，开设与专业课相关的课程，按类别开设限制性选修课程。其目的是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均衡会计人才的知识结构，更好地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服务。专业通识课一般包括：

1.财政金融类课程

在开设财政学和金融学的基础上，增设：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税务筹划、国际税收、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比较和东南亚各国财税体系比较。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国内外金融运行体制的了解和国内外财税体系的认识，为今后从事东南亚经济贸易工作做好准备。

2.贸易类课程

这类课程是在经济学和市场营销学的基础上，增设：国际贸易、国际结算、商务谈判和东南亚各国市场运行体制比较。这些课程旨在使学生初步掌握国际贸易理论，初步了解东南亚贸易市场状况，初步认识东南亚的经济贸易业务。

3.工程技术

这些课程包括：工程数学、机械工程基础、工艺流程学、预测与决策技术、C语言技术等。工程技术课程主要是使学生掌握企业工艺生产过程和有关应用技术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技术，为学生进行进一步学习和从事实际工作做好准备。

（四）专业拓展课

专业拓展课可开设为任意性选修课，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了解历史、认识社会提供多种思维方式和广阔的教育途径。这些课程包括两个方面：

1.跨专业拓展课

跨专业拓展课主要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从其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中选取。但针对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人才培养要求，通常建议学生选取的课程有：国际商法、国际政治学和图书情报等。选取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人文与科技素质教育拓展课程

这些课程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个人修养和学科思维方式的渗透，一般文科学生选取科技素质教育拓展课，而理科学生选取人文素质教育拓展课。在东南亚经济贸易会计人才培养框架下，人文与科技素质拓展课在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课程一般包括：音乐欣赏、书法、演讲与口才、东南亚国家经济地理、东南亚国家传统文化概论、东南亚国家外交和礼仪、大学物理以及科技发展史等。这些课程可为学生将来从事东南亚经济贸易工作奠定文化基础，避免不必要的文明冲突。

四、课程体系实施中的课程内部平衡问题

课程设计主要是基于人才知识结构的角度考虑，注重人才能力体系培育的整体性；从人才培养的过程来看，尚需注意不同层次人才培养课程内部的平衡。从我国人才学历教育的角度看，人才培养包括中专、高专（高职）、本科、硕士和博士五个层次，相应的培养层次对应着适当的课程体系层次。为了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这五个层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在方向性和整体性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方向性和整体性上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由于学员的知识层次以及开课学时等因素的影响，这五个层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实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相应的平衡。笔者认为，可以这样处理：

（一）中专和高专（高职）层次

这一层次的人才主要是培养操作能力。对于基础理论课的讲授以适度和够用为原则，也就是说，基础理论课教育主要以保证学生能够学习以后的课程为基准，不必作太深入的探讨；对于专业通识课，主要开设本专业相关度较高的课程，相关程度不高的课程可以少开设，甚至不开设；对于专业核心课，主要开设初、中级课程，以日常业务处理为主，一般不开设高级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对日常业务的操作能力；对于专业拓展课，与专业通识课的处理原则是一致的，具体实施时可以只进行纵向拓展，不进行横向拓展，但是要注意应开设东南亚国家传统文化概论、东南亚国家外交和礼仪等课程，为学生将来从事工作时避免不必要的文明冲突而奠定文化基础。

（二）本科层次

这一层次的人才培养要求是理论基础与操作能力并重。在基础理论课程教育方面，不仅要保证为学生够用，还要保证学生未来进一步学习或工作夯实理论基础；在专业通识课方面，为了保证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财政金融类课程、贸易类课程和工程技术类课程均不可偏废；专业核心课可按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开设，不仅要培养其处理日常业务的知识和能力，也要培养其处理特殊业务的知识和能力；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科层次的拓展课既要纵向拓展，也要横向拓展。

（三）硕士和博士层次

第5篇：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

由于奥运前，外国记者可在华自由采访，许多人感受到政策只会宽不会紧。不过信息的传递是有方向的，信息大概是管进不管出：外国记者来采集作出口用的信息放宽，但输入信息还是会相对谨慎。

以内地角度看，该刊有的封面是蛮刺激的。不过这是港，台杂志的惯技，并非该刊所独有。

老实说，要讲做新闻，现在的《亚洲周刊》(Yazhou zhoukan，简称YZ，这大概是香港当时唯一用汉语拼音作为英文刊名的杂志)才算交得出货。20年前创刊时，只相当于内地的《参考资料》。

我在YZ筹组期间加入工作，正式出版后还做了大约两年。大概是1989年秋天离开，当时还写了篇社论。后来有“发烧友”想办一种新型的“城市周刊”，有老板推荐我。我于是继YZ后，又成了《壹周刊》的创刊元老。

我在YZ时，该刊是英文杂志《Asiaweek》，(以下简称AW)的小弟。AW是当时东亚英文周刊先驱《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远东经济评论，简称FEER)的对手，影响力虽然不能比，但在东南亚总算站稳了阵脚。同期内，中国在经济上日渐开放，气氛活跃，渴求信息。AW的新西兰籍创办人Michael o’Neill遂加开中文版，希望可以北进。

当时香港很多媒体都有这个想法，关键是落实。o’Neill是新闻人，不谙中文，又深信AW模式的优越性，遂把英文版的做法照搬到中文版。当时的AW全彩印刷，论美观比得上你现在看的《南风窗》。相比之下，东南亚一些地区的华文报刊印刷粗糙、新闻管得严，华文甚至受到排斥，华人对全彩的时事杂志自然惊为天人。但香港不缺全彩的刊物，AW式的内容不够卖点。

什么是AW式的内容呢?原来，该刊要概括全亚洲的新闻，但人手有限，故主要靠“炒稿”。方法是选辑通讯社的稿件和亚洲各地空运到港的报纸，综合改写，自己采访的内容不到一半。炒稿在香港报界很常见。港报规模小，有些新闻无法派人到场，就录写电台和电视的报道，当作“本报讯”。最多是见报前致电有关人士，引述一两句话。

这虽然有违知识产权，但每天发生的事根本登不完，很多其实只要交代几句即可。但周刊不同报纸，如果大半内容靠炒稿，就不能说是“新闻”，而只是“摘要”。当然，现在生活紧张，让你很快地看完一周的大事，那也很重要。但YZ既然名为《亚洲周刊》，不能只报华人的事也得讲讲中东南亚；而港人当时楼股齐飞，对“落后地区”不感兴趣。

令o’Neill深信AW模式优越的是，撰述员根据剪报炒出稿件后，要由另一组研究员逐字核对剪报后才能出街，以确保内容准确。但随便着三种不同的中文报纸就知道，同一件事的报道，不要说立场，即使在细节上都有出入，影响到读者对责任谁属的判断。若此，撰述员应根据哪份剪报来写稿?在同类的报道里，研究员又应该根据哪份剪报来核实?只要有报纸登过就深信不疑，那是教条，不是制衡。

这个制度更令新闻人沦为word processor(文字处理器)。YZ一周不过50～60页，选题基本上由老总说了算。编辑部其他的同事只须稳守办公桌，一手报纸，一手稿纸。撰述员负责改写，我与其它编辑负责改稿。一周五天，连对外的电话都很少打。

第6篇：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东南亚；南岛语民族；起源；迁徙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22-04

南岛语民族（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是指现今广泛分布于北起我国台湾、中经东南亚、南至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东起复活节岛、西到马达加斯加等海岛地带，民族语言亲缘关系和文化内涵相似的民族群体。这个民族群体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但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截止到目前，学界对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众多的研究课题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受学者争议的，就是这个民族群体的起源与扩散问题。

一、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起源

针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多位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角度提出多种不同的起源地及扩散模式的假说。这些种种不同的认识，主要有“太平洋群岛说”、“东南亚群岛说”、“中南半岛说”、“华南大陆说”、“台湾说”等。但是，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民族群体与古代中国南方的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南岛语民族的先民的主体很可能是从中国南方地区迁徙过去的。

自19世纪末期以来，已有考古、民族和语言等方面的学者推论南岛民族应起源于中国大陆的南方海岸一带。这样的看法，以后持续被更多的学者所支持。例如：

本尼迪克特对包括中国的仡佬语、黎语和中国与越南交界地区的拉嘉语、拉提语等属于卡岱语的语言同印度尼西亚语进行比较后也认为：“操原始印尼语的人是从中国南部海岸也许经过海南岛往北迁移到台湾，往东迁移到菲律宾，往南迁移到越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①

林达・诺伦・沙菲尔在论述东南亚的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时认为：“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故土并不在海岛地区。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这些人住在今天中国南方扬子江以南的沿海地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那个时期中国南方在文化上与北方差别很大。南方的居民与居住在遥远的黄河流域的汉族的先民的联系相对来说并不密切，相反，中国南方与中南半岛在文化上、民族上和语言上却有着密切的联系。”②

张光直、格雷斯（G. Grace）与索尔海姆（W. G. Solheim）合作《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迁移史：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一文，就将考古学与语言学方法结合起来探索华南与太平洋群岛之间土著居民迁徙的路线、年代，开始将华南的绳纹陶文化与“南岛语族”祖先联系起来。③

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采用白乐思的Austric假说，结合考古学证据，认为南岛语族的最终起源在中国南方，而台湾则为南岛语民族向海洋发展的起源地。他认为南岛语民族从中国大陆南方沿海地区来到台湾，并在台湾产生分支后，由东南方的南岛语族继续往南方扩散迁徙。他明确地论述南岛语族从华南的台湾到大洋洲的扩张史，即距今5000年以前从以闽台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出发，5000-3000年间扩张到南海海域的东南亚群岛，3000-1000年间传播到太平洋群岛。④

其后，张光直在《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一文中指出：“简单的说，台湾的南岛语族说明台湾是整个南岛语族最早起源的地区的一部分；向上推溯四五千年所得的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原南岛语族的代表或一部分的代表；隔着台湾海峡的富国墩文化如果可以进一步的证明是大坌坑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原南岛语族的老家便推上了大陆的东南海岸；照目前的材料看，这批材料的地理范围集中在闽江口到韩江口的福建和广东东端的海岸”。⑤将南岛语族最早的源头指向台湾西海岸的大坑文化和福建沿海的富国墩类型。

也有人直接将南岛语民族的起源锁定在中国福建。东山博物馆馆长陈立群通过对东山大帽山贝丘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制品等文物进行初步分析，指出这些石器、陶器等文物在制作方法、生产工艺等方面和台湾、澎湖地区的考古发现十分相似。再则，东山岛自古使用的竹筏是最早最好的航海器，与太平洋上南岛语族的竹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推断南岛语民族起源于福建。

吴春明：对“南岛语族”起源“闽台说”提出不同意见，他不赞成学界所论“南岛语族”（包括台湾原住民）是史前华南百越民族向海外单线传播、扩散的结果的观点，尤其是不能简单地看成由福建向台湾、菲律宾和大洋洲单线传播的结果。他认为，华南与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发现证明了“南岛语族”与华南土著同属一个人文系统，他们共同组成了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这是一个巨大的土著文化共同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华南土著与“南岛语族”地带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共同体内在的互动整合关系，在史前期亚洲大陆东南与海洋世界间的交流是多方向、多角度的。⑥

也有一些学者把南岛语民族的发源地具体地锁定在中国的云南。例如，温斯泰德认为：“从语言根据来说，马来族的故乡可以在占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探索，而现在从文化证据来说，则可以把它的位置放在云南的西北方。”⑦

印度尼西亚学者・雅明也认为：“锐角圆石斧和石矢等首批文物，由北边传入我国，而后传播到太平洋各岛……史前研究材料表明，这种文化的影响首先来自中国的云南。”⑧

1994年7月印度尼西亚《革命之声报》登载了巴厘岛印度尼西亚艺术学院院长玛特・班德姆教授的文章，文章说，公元前1000年商朝鼎盛时期，华北、华中和华东的许多居民迁徙云南，后来他们又向包括印度尼西亚群岛在内的东南亚迁移。东山文化的传播就是一个证明。人们甚至认为当今爪哇和巴厘的佳木兰乐器源自古代云南的铜鼓。⑨

我国一些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将马来语同古越语或古越人分布区的方言做了比较，认为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把南岛语民族的起源直接锁定在古代的越人。例如，徐松石先生认为，今天中国东南沿海许多地方的方言中还有许多词汇都与马来语有同源的关系。因此，徐松石断定，马来族就是源自古代中国东南沿海的古越族。⑩

林惠祥在《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等文中，首次指出华南大陆的百越民族就是居留在大陆上的古代马来人，即所谓的“原马来人”。并从体质特征、文化习俗、考古遗存等学术角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华南大陆为马来人的起源地。11

凌纯声从体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对马来人和中国南方民族进行了比较后也认为，“南洋土著”均来自中国。他们的祖先就是中国史籍中提到的百越民族。12

许友年指出：“不论是我国的东南沿海或者是西南地区，恰好都是古代百越活动的地区。据古籍记载，直到秦汉时为止，百越就是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经西南的贵州、云南诸省直达中南半岛的一个大的族系。百濮则是我国西南的古老部落群，其分布地区往往与分布在西南的百越系统的部落相交错。”“马来人种来源于我国古代的越濮民族”。13

何平教授认为，南岛语民族的发源地应当就在中国，具体来说就在中国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14

总之，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民族群体与古代中国南方的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南岛语民族先民的主体很可能是从中国南方地区迁徙过去的。

二、东南亚南岛语民族先民的迁徙

虽然学界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与扩散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南岛语民族的发源地在中国的南方地区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那么，南岛语民族的先民又是从中国南方的哪里，沿着怎样的路线迁徙到他们今天所分布的地区的呢？

有些学者直接将南岛语先民的迁徙同中国古越人的流散联系在了一起，认为今天的南岛语民族的先民就是流落到东南亚一带的百越民族。例如，凌纯声先生认为，一些越人正是在这一四下发展和迁徙的过程中移居到了东南海中岛屿和半岛，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15 又如，我国学者陈桥驿根据考古材料，对古代越人的发展和流散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认为古代越人曾流散到东南亚地区。16

如果说南岛语民族源自古代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古越人的话，那么，越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移向海外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曾经记载说，楚灭越之后。楚威王“大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越国灭亡后，越国的王族子孙，彼此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一些越人可能辗转到了东南亚半岛和海岛地区。

凌纯声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他说：“中国的历史，秦以前为东西之争，秦以后则为南北之争，北方的即华夏系的民族，代表大陆文化或称金玉文化，其人强悍，孔子所说的‘北方之强’；南方的即百越系的民族，代表海洋文化或称珠贝文化，其人柔顺，孔子所说的‘南方之强’。南北之争，经过历史上的三件大事：楚灭越、秦始皇灭越与开发岭南、与汉武帝灭南越、东越，南方的百越民族，遂撤离大陆上的历史舞台，历若干次的迁徙而退居今日的南洋群岛。”17

陈桥驿在《越族和发展与流散》里认为古代越人发源于宁绍平原。但是，到了距今1.2万年前后，宁绍平原发生了卷转虫海侵，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在最后1000余年时，情形最为严重。原来在这片自然环境非常优越的宁绍平原繁衍生息的越族居民，发生了他们部族历史中的大规模迁徙。他说：“越族的迁徙，显然是从对于卷转虫海侵首当其冲的东海大陆架开始的，这个地区的居民迁移路线，一条当然是越过舟山丘陵内迁到今宁绍平原，另一条可能是外流，利用原始的独木舟漂向琉球、南日本、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和今中国南部各省沿海等地。期间也有一部分利用舟山丘陵的地形安土重迁”。18

也有学者认为南岛语民族的先民移居东南亚地区的时间应该更早。例如，何平教授就认为：“今天的广义马来人或南岛语民族的祖先，早在百越这个民族群体形成并见载于史书之前，就从东南亚沿海迁移到东南亚地区了。南岛民族的先民并不是直接源自古代中国的百越民族，而是源自百越民族的祖先。这个共同的祖先似乎不应当叫做越人，而应当叫做“前越人”。以后发生的楚灭越、秦伐岭南和汉平南越，只不过是又使得一些越人流散到中南半岛和海岛地区，加入了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那些早先流散到当地的“前越人”的后裔即史书所说的“外越”中，成了马来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新的来源而已。”19

何平教授还认为：“在与中国东南沿海的古越人有关的‘续至马来人’的先民迁到东南亚之前，一定还有一些在更早的时候迁到东南亚地区的而且也是操古代南岛语系语言的人，他们应当就是那些皮肤黝黑的、与孟高棉语族相似的原始马来人……”。20

由此可见，南岛语民族先民的迁徙是持续的，动态的。目前，大多学者认为南岛语民族的先民是分两批迁往东南亚地区的。

印度尼西亚学者昆特雅拉宁格拉特根据其所掌握的资料分析说，最初的一批带着原始农业来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操南岛语的人大概是从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迁徙的。他们的路线是从东亚大陆经台湾，然后经菲律宾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西里波斯岛北部和哈尔梅赫拉岛，还有一些后来又从那里迁移到新几内亚。他们的史前证据就是椭圆形的石斧。他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不会制造陶器。直到现在，生活在新几内亚西部高地的许多民族集团还仍然在用这种椭圆形石斧和刀耕火种技术种植山药和芋头。这些人可能就是最早的操南岛语的人的后代。第二批操南岛语的人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开始从东亚大陆进入东南亚的，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从中国西南地区经中南半岛进入马来半岛，然后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和菲律宾群岛的南部地区。他们会制造有绳纹印记的陶器和石头珠子。他们留下来的遗物就是新石器时代各种制作精美的石斧。21

贝尔伍德在其《人类征服太平洋》一书中对从亚洲大陆到东南亚再到大洋洲的民族进行了分析后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人”是从西部的蒙古人种到东部的美拉尼西亚人种的一个过渡类型。这种类型大概在2000前就已经形成了。在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上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这种人，他们属于蒙古人种，身材中等，皮肤棕黄或棕色，直发，在过去的文献中他们被称为“续至马来人”（Deutro-Malays）。但是，除了这类我们熟知的马来人以外，在他们之前这个地区还曾经有一批“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s）的移民……这些人的体制特征表明他们是早期亚洲大陆来的蒙古人种同海岛世界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种的混血的后裔。22

英国东南亚史学家霍尔在其《东南亚史》一书中也明确认为，今天东南亚的“马来人”是分两批进来的，第一批迁来的是“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s），第二批迁来的是“第二批马来人”，又叫“续至马来人”（Deutro-Malays）。第一批即“原始马来人”带来了高度发展的新石器文化，而东南亚的青铜文化则是“第二批马来人”或“续至马来人”带来的。正是这两批人衍变成了今天东南亚说广义马来语或南岛语系语言的诸多民族。23

虽然，关于南岛语民族先民的迁徙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岛语民族的先民从中国南方地区出发，分批、沿着不同的路线迁徙到东南亚地区；他们来到东南亚后，在各个地区定居下来，与当地的居民混合，在自身的发展与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南岛语民族的主体。

注 释：

①Paul.K.Benedict，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 Asia”. In “American Anthropogist”， Vol.44，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42.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

②Lynda Norene Shaffer，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to 1500， M.E. harpe， Inc， 1996， New York.5-7.

③Kwang- chih Chang， George W. Grace， Wilhelm G. Solheim II， Movement of the Malayo-Polynesians： 1500B. C. to A. D. 500，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4 （5）：359-406.

④Peter Bellwood， New Perspectives on Indo-Malaysian Prehistory， Bulletin of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1983.

⑤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⑥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述评[J].广西民族研究，2004（2）.

⑦理查德・温斯泰德.马来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9.

⑧⑨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

⑩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7.19-47.

11 林慧祥.林慧祥人类学论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94-333.

12 15 17 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台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393.

13 许友年.论马来民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60.

14 19 何平.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及其与中国南方民族的历史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16 18 陈桥驿.越族的发展和流散[J].东南文化，1989（6）.

20 何平.南岛语民族与中国古代越人和濮人的关系[J].贵州民族研究，2006（4）.

21 R. M. Koentjaraningrat，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Indonesia and Malaysia， 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USA， 1975， pp.9-10.

第7篇：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　伊朗　波斯

2004年笔者在德黑兰大学访问学习时发现，该校人文学院既有“波斯语言文学系”，也有“伊朗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张鸿年先生出版了《波斯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而伊朗驻中国大使馆前文化参赞阿里・・萨贝基主编的同类著作却名为《伊朗当代文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叶奕良先生翻译出版了伊朗历史学家阿宝斯・艾克巴尔・奥希梯扬尼的名著《伊朗通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而在西方，也有学者将“伊朗史”称为“波斯史”，例如，1815年马尔科姆(J.Malcolm)在伦敦出版了《波斯史》(The Histvry of Persia)，1951年塞克斯(P.sykes)在伦敦出版了《波斯史》(A History　ofPersia)。显而易见，“伊朗”与“波斯”的概念和范畴是不一样的。本文旨在初步探讨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并对这两个概念重叠和交叉的内涵加以梳理。

从词源上看，“伊朗”(Irail)来源于“雅利安”(Aryan)，而“波斯”(Persia)来源于地名“法尔斯”(Ffirs)。根据伊朗的神话传说和古籍，伊朗人源于雅利安人，伊朗语族阿维斯陀语称伊朗人为阿伊利亚人(Airiya)，古波斯语称伊朗人为阿利亚人(Ariya)。随着语言的变化，帕提亚时期的巴列维语称伊朗人为雅利安人(Aryan)。到萨珊王朝(也作萨桑王朝，公元224―651年)时期巴列维语便将“伊朗”简化为“Ir”或“Er”，当用它来表示民族群体时需要加上词缀“an”，于是就变成了“Iran”或“Eran”。伊朗本土称为“伊朗沙赫尔”(Iranshahr)。“伊朗”这一名称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这就是今天“伊朗”的来源。公元前4000年代，以黑海北部为中心，在西起中欧、东到中亚北部的欧亚大草原上(印欧语系部落的发祥地，一说为中欧东部辽阔的森林地带和多瑙河流域)，生活着属于印欧语系的印欧人部落共同体，他们大多数是游牧部落，少数是定居的农耕部落。公元前3000年代，印欧人进入青铜时代，其部落共同体逐渐发生分化。约公元前3000年代末，大概是由于人口增加和气候干旱的压力，印欧人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其中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广大地区的印欧人被称为“印度一伊朗人”，他们自称“雅利安人”(意为“高贵的人”，其本义为“农夫”，后引申为“贵族”，表明雅利安人起初以农为本、以农为贵)。雅利安人的迁徙具有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分批、以和平方式为主的特点。根据种族、语言和考古三方面的分析，雅利安人于公元前2000年代初就进入了中亚南部的广大地区，使这里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形成了具有雅利安特色的文化，并以此为基地，又一次次地向外迁徙，历时千年以上。其中南迁的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称为南雅利安人，即讲吠陀梵语的印度雅利安人；其他雅利安人都属于伊朗雅利安语的不同分支，即伊朗语族。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在《纳克希・鲁斯坦姆铭文Na》中自称为“阿利亚人”(Ariya)。据伊朗神话传说，伊朗人(即雅利安人)的发源地是“Airyanem vaejo”(阿维斯陀语，在巴列维语中为“Eranvij”)，那是一个属于高山严寒地带、一年中只有两个月夏天而有十个月冬天的地方。这个伊朗人的家园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高加索，一说是中亚。因为伊朗部落可能是从欧洲大草原经过高加索地区进入伊朗，或者是先进入中亚，然后再由当地进入伊朗高原，或者是同时从高加索和河中地区进入伊朗。在伊斯兰征服前的伊朗萨珊王朝，自称为古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其开国之君为阿达希尔(公元224―240年在位)，其子沙普尔一世(公元240～270年在位)在“查尔杜士特的克尔白”的刻石铭文中称阿达希尔为“伊朗之王”，自称为“伊朗与非伊朗之王”。可见，“伊朗”这一概念有时也指“波斯”。

“波斯”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由伊朗西南波斯湾岸边的法尔斯之名转化而成。根据1996年伊朗人口普查资料，法尔斯省的面积为121825平方公里，全省人口为3817036人，省会设拉子的人口为1053025人。显然，历史上的法尔斯大于今天的法尔斯省。由于中古波斯语中“F”与“P”两音通假，“Fars”自然也可以读成“Pars”，写法几乎一样。伊朗人所称的“波斯人”(Farsi)专指法尔斯地区的人。居鲁士一世(公元前640一前600年)创建古波斯帝国之后，这个帝国就被希腊人称为“Persia”，这就是“波斯”的来历。波斯人从此就不是“Farsi”或“Parsi”了，而是“Persian”。波斯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其疆域西北达巴尔干半岛的多瑙河，西南到非洲的尼罗河，东北自锡尔河以南，东南至印度河流域，面积约为500万平方公里。国王大流士一世曾下令开凿从红海至尼罗河之间的运河，目的是把印度洋与地中海连接起来。当年选定的该运河位于红海顶端的工程点，至今仍留有五块红色花岗岩，岩石上刻着：“我是波斯人，我从波斯出发，夺取了埃及。我下令开凿此河，以便从埃及境内的皮拉卫河(尼罗河)通向波斯这边的海洋。此河依我之命令开通之后，船只即可由埃及直达波斯。”由此可见，“波斯”是地区和民族的名称。因为波斯人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帝国，古希腊人称之为“波斯帝国”。张鸿年先生在《波斯文学史》中称伊朗萨珊王朝为波斯帝国，笔者认为应该称之为新波斯帝国，以区别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的波斯帝国。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也称之为波斯，例如，在《周书》中就有《波斯传》。总之，从那时开始，古代外国人称伊朗为波斯。

由此可以看出，“伊朗”和“波斯”的来源截然不同，最初的指向也完全是两回事。“伊朗”从来不是指波斯人创建的帝国，伊朗历史上历代王朝各有其名，它们是米底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塞琉古王朝、安息王朝、萨珊王朝、伊尔汗王朝、帖木儿王朝、萨法维王朝、恺力口王朝、巴列维王朝等。

在民族学上，“伊朗人”并不专指或等同于“波斯人”，而是指包括波斯人在内的中亚、西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因此民族学中出现了东伊朗人、西伊朗人、中亚伊朗人、南伊朗人、北伊朗人五个不同概念和范畴。其中，西伊朗人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安息人的祖先；中亚伊朗人的语言为粟特语、花剌子模语和阿维斯陀语；使用阿维斯陀语的伊朗人后来沿着伊朗、阿富汗边界南迁，可称之为南伊朗人，他们对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通常称其为拜火教、祆教)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早先仍留在黑海和里海以北的雅利安人也属伊朗语族，被称为北伊朗人，主要有西徐亚人和塞人，西梅里亚人和马萨革泰人都与他们有关；约公元前1000年中期，进人 中国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塞人可以称为东伊朗人，他们的语言属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和田塞语、焉耆语和龟兹语。虽然波斯人也自称是雅利安人，但其体貌和民俗习惯与东部伊朗族人差别很大，波斯人的很多文化特征也明显有别于东部伊朗人的特点，因为位置毗邻和交往频繁，波斯人身受来自阿拉伯半岛和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也称塞姆人)文化影响，更接近于闪米特人的文化特征。因此，波斯人在文化上兼有伊朗人和闪米特人的特色。

从语言上讲，东、西伊朗语族存在重大差别。波斯语从古波斯语开始至今，其元音音素只有a、e、o、aa、i、u六个，仅有几个复合元音，如au或ou等，实际的发音部位只有三个。古波斯(公元前550～前331年)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的西南方言。波斯语中的元音特征却与闪一含语系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完全一致。波斯语与闪一含语系关系密切，波斯人与闪米特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理位置上的比邻而居和相互征服与掠夺使彼此间的语言、文化交往成为可能。早在波斯帝国时期，波斯人就在巴比伦人楔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古波斯楔形文字，并进一步把楔形文字符号简化为36个字母(3个元音、33个辅音)，后来又增加了几个表意符号。因此，古波斯文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字母文字。现存最早的古波斯文是公元前7世纪的阿里阿拉姆涅斯金版铭文，最长的铭文则是记录大流士一世赫赫战功的贝希斯敦铭文。古波斯文的使用范围很窄，仅在宫廷中用于国王的诏令和记载匡l家大事。阿拉米语是波斯帝国的国际语言，埃及语、阿卡德语、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和埃兰语同时也是帝国中央和行省交往时使用的语言。公元前330年，随着波斯帝国的灭亡，古波斯文也随之被弃用。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只在伊朗西部有所发现，在埃及、伊朗中部和东部都没有发现楔形文字的遗迹。而东部伊朗语言，如阿维斯陀语，其元音音素十分丰富，与梵语、吐火罗语甚至于汉藏语系语言的元音相近。东、西伊朗语族语言的这一差别一直使古典语言学家们感到困惑。在东部流行的阿维斯陀语是书写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陀》(也称《东方圣书》或《波斯古经》)的语言，因而得名，这种语言近似印度梵语。这也足以证明伊朗与古代印度在文化上有共同的渊源。

在安息王朝时期(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上述两种语言都已衰落，代之以伊朗中古波斯(公元前250～公元651年)语，即巴列维语。安息王朝时期的巴列维语被称为北巴列维语，该语有25个字母，同一个字母发不同的音。萨珊王朝时期的巴列维语被称为南巴列维语。巴列维语文献在伊朗各地甚至在中国境内都有发现。而近代波斯语为达里波斯语，该语言有32个字母，其中有28个字母为阿拉伯语字母，另外4个字母也是在4个阿拉伯字母的基础上改革而来的。达里波斯语在字母、语法和词汇上与阿拉伯语有着深厚而广泛的联系。关于达里波斯语的起源在学术界有两种说法：西部说和东部说。西部说主张该语言起源于伊朗西部法尔斯地区，东部说主张它起源于东方霍拉桑地区。“达里”意为“宫廷的”。一般认为阿拉伯人入侵后，伊朗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三世逃至霍拉桑，在霍拉桑的宫廷即使用这种语言，因而称为达里波斯语。基于上述情况，可以认为达里波斯语的故乡是西部法尔斯地区，但其文学创作则兴起于东部霍拉桑地区。达里波斯语是伊朗、塔吉克斯坦的通用语，也是阿富汗的两种通用语之一。在历史上，达里波斯语曾通行于中亚、西亚和印度北方等广大地区。达里波斯语文学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东方文学，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波斯文明的集中体现。

我们还可从《列王纪》一书来认识“伊朗”这个概念。这是一部关于伊朗民族的英雄史诗，由菲尔多西(公元940～1020年)写就。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主要的历史事实，但它并不是史书。其主要内容是伊朗自开天辟地以来至阿拉伯人入侵伊朗高原时期的神话传说、英雄传奇和历史故事，主要故事发生在伊朗东部，对伊朗西部的高度文明如埃兰、米底亚、亚述等没有提及，但对萨珊王朝却有记载。萨珊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后裔，他隐瞒身份，为伊斯泰赫王帕佩克牧羊。帕佩克曾得一梦，因而得知萨珊之子日后将君临世界，于是将女儿许配给萨珊，生子阿达希尔。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塑造的一系列妇女形象身上反映出作者的泛伊朗民族主义情绪。他笔下爱情故事中的女性几乎都是外族人。她们一旦与伊朗人结合后，就一心一意地忠于丈夫，实际上也就是忠于伊朗，全力维护伊朗利益。作者在《列王纪》中写道：“我只能为伊朗人而空自流泪，见萨珊王朝的境遇如煎五内。多么可惜，辉煌的王冠和王位，多么可惜，往日的尊荣与高贵。今后我们将败在阿拉伯人手中，日月流逝给我们带来的只有哭痛。”显而易见，《列王纪》反映的是伊朗民族的神话和历史，主要是“东伊朗人’’的神话和历史。但“伊朗”的概念包括了“东伊朗”和“西伊朗”。可见，“伊朗”这一称谓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变的内涵。

第8篇：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地缘政治　地缘重心　世界秩序

长期以来，许多国际政治学者以及从地缘政治角度认识国际战略格局的政治家，都习惯于从全球和特定区域的地缘环境的角度，认识权力布局、国家安全、全球战略、国际对抗、战争胜负等现实主义的主题，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往往成为他们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然而，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已经不能恰当地解释当今世界秩序的发展趋势和新产生的国际问题。我们有必要从新的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当代国家间政治，探讨国际冲突的根源，并形成认识未来世界秩序的新思路。

一、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缺陷

地缘政治分析法是认识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视角，近百年来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西方国家政治家们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制定。冷战结束后，这些观点仍对某些决策者的战略取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在解释现实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时，存在明显的缺陷，甚至可能会误导国家的对外政策。那么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问题何在?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系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提出以来，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理论传统:一是所谓“国家有机体论”。①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就象一个生物的有机体(organicbody)，随着实力的增强，将使膨胀的力量超出现有疆域，从而注定要向外扩张。国家的扩张就需要地理的扩张，即国家的生存空间的扩张。以英国学者麦金德为代表的陆权说，强调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舞台是在欧亚大陆。在这块大陆岛上，心脏地带处于东欧和中亚。②所以“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大陆岛;谁控制了大陆岛，谁就控制了世界”③。如果不对地处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权力中心(如俄罗斯)加以遏制，其权力将向亚欧大陆扩张，并控制这个大陆。这种观点被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弗作了修改，提出了所谓“生存空间”论。④这一理论成为后来的“纳粹地缘政治学”(NaziGeopolitics)扩张理论的基点。⑤二是所谓“地缘二元论”。由于地球表面是由陆地和海洋构成的，国际关系中的强权争夺实际是围绕着陆权和海权之间的竞争。美国的著名学者马汉十分强调海权的重要性，认为海洋是世界性权力的源泉。①而斯皮克曼则将陆权与海权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分析，认为只要掌握住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就可以限制大陆心脏地带的陆权国家的扩张。据此他得出了著名的假说:“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②在这之后虽然地缘政治理论向着立体化方向发展，如意大利学者杜黑提出“空权论”，③美国学者格雷厄姆提出“高边疆”④的天权论，但这两者不能脱离陆权和海权的分析框架。这些经典论著奠定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系统理论的基础。

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对国际政治的解释具有鲜明的特点:(1)扩张性:一个国家随着实力增强，其对地缘的控制力必然膨胀，从而注定要向外扩张。陆权在欧亚大陆的扩张，海权在海洋的扩张，并将势力伸展到大陆边缘地带，是国家实力增长的必然结果(2)“二元论”:国际政治权力分为陆权和海权(空权和天权是这两个权力的延伸)，这是国家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它规定着国际冲突的性质。(3)对抗性:陆权与海权是天然的对立关系，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冲突本质上是陆权和海权竞争的结果;(4)霸权性:无论陆权还是海权的扩张，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全球霸权，控制整个世界。⑤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地缘政治学关注的核心，就是“空间与权力”(SpaceandPower)的关系，⑥或者说是一种鼓吹扩张、对抗和争夺的学说。

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对冷战结束后的一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冷战的结束是19世纪以来地缘政治中陆权与海权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海权最终的胜利。⑦作为陆权代表者苏联的解体，是陆权在亚欧大陆扩张的失败，标志着陆权在世界政治中的衰落。从此，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权获取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它通过掌握全球制海权和控制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不仅要获得亚欧大陆的国际关系的主导权，而且将长期维持世界的“领导”(leadership)地位。事实上，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主要观点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今天美国的全球战略思维。⑧布热津斯基就认为“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美国为了维持它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便将其战略目标确定为，防止“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天崛起”，对美国主导亚欧大陆事务的地位构成挑战。⑨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战略手段就是继续维持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加强对亚欧大陆边缘地带的控制。

然而，美国利用海权优势力图控制亚欧大陆边缘地带，以便维持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的地缘战略似乎并不十分奏效，世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单极主导下的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对美国来说似乎很难解决。(1)全球性恐怖主义的威胁难以消除，并有蔓延之势。(2)难以平息的伊拉克、阿富汗动乱和巴以冲突，以及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厌恶。(3)大国关系难以协调。美国与欧洲传统盟国德国和法国间的矛盾在发展;美国与俄罗斯似乎并未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因存在某些变数而总是不能最终稳定;印度在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时，似乎并不愿顺从美国的所谓美印联手应对中国的战略意图。(4)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困化、种族仇杀、宗教问题、跨国犯罪等问题成为全球安全的巨大威胁。(5)资本的流动、商业的往来、人员的交往等等，美国难以全面把握这种“全球政治的网络化”趋势。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上述问题的许多方面对整个国际社会也是难题。

显然，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上述世界政治的现实和国际安全问题，更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第一，“大陆心脏”说已经缺乏解释力。随着居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国家苏联的消失和俄罗斯的的衰落，已经不可想象俄罗斯还会象过去200年以来的方式进行扩张，很难想象还会有某种权力能够重新控制俄罗斯以及东欧和中亚这个广袤的所谓“心脏地带”，并向欧亚大陆进行散射式的扩张。第二，“生物有机体”理论过时。至今西方地缘战略学家仍受这一观点的影响，认为“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②。苏联的解体标志着过去那种世界革命的行为从根本上结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受到的惩罚和东帝汶最终的独立，则说明现实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是不能改变的。因而，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试图规定近代国际关系的法律秩序以来，经过300多年的演进，现在真正形成了由国际法律来规范的主权国家间的稳定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基本上不可想象主权国家之间还会有征服别国，或向别国扩张领土的现象发生，或者是以权力来强行推行某种意识形态以实现世界大同。通过扩张领土来强化国家权力，或是国家实力增强后将寻求扩大对空间的控制的行为，已经不为现实国际社会所容忍。因此，以“生物有机体”来解释现行国际关系已经非常不符合实际。第三，“海权”和“陆权”之争已无意义。亚欧大陆其他地缘性大国的崛起，包括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德法两国逐渐脱离美国主导的传统的西方体制，并对西欧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地区一体化趋势正在发展的欧洲或亚洲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海权与陆权的尖锐对立。而在欧亚大陆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有意去挑战美国在世界海洋中的优势地位。

由此可见，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它所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假设，听起来似乎振振有辞，但“已显得不够充分”，很不令人信服，更不能为人们所接受。③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④在这个体系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得失较量的零和关系，而是在良性竞争中求得共同的安全与繁荣。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寻找某种新的地缘政治的理论视角来解释现实和未来的世界政治。 二、“地缘重心”概念的引入

在当今世界上，政治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人们对基于权力和狭隘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理论十分反感，以致形成一种“反地缘政治”(anti-geopolitics)的倾向，而强调超国家跨区域的整体利益的结合。⑤冷战结束后的西方地缘政治学大体从三个方向发展，即强调在科技发展导致人类生存危险的脆弱性、现实国际社会中的文明冲突和全球化作用下的网络化社会。⑥但是，这些观点或是没有清晰的理论轮廓，或是不能很好地正面解释国际关系新趋势。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场地缘政治的革命正在悄悄地来临。为此，应该探索新型的地缘政治理论，以便能够更好地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形势。本文提出的地缘重心论，就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的理论视角。

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笔者所谈的“地缘重心”论，是试图借用物理学里的重心概念来解释地缘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如果我们在一个板块上确定重心，并支撑起它的重心部位，就能够保持板块的平衡与稳定。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重心”。所谓“重心”是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①与“重心”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引力”，因为物体的重心是由于地球引力作用而产生的。“引力”，又称“万有引力”，是在两物体之间由于物体具有质量而产生的相互吸引力。②而物体间在引力作用下会形成一种“引力场”。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些科学的概念来分析现实国际政治。

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进程和现实国际政治的布局来看，国际社会是由一些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地缘板块构成的。这些板块是:西欧板块、东亚板块、东欧—北亚板块、南亚板块、阿拉伯—伊斯兰(中亚—西亚—北非)板块、澳洲板块、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和非洲板块。我们可以在每个地缘板块寻找它们的地缘重心。所谓“地缘重心”，是指构成世界政治各区域中，能够决定地区稳定与繁荣的支撑点。而在构成国际关系体系的各地缘板块的子系统进行分析时，我们会发现，在绝大多数地缘板块的重心部位，都存在着一些在地区国际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大国。这些大国一般自身领土面积较大，人口较多，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较强，文化上对周边相对较小的国家有相应的吸引力，它们对地缘板块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及繁荣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类国家就是它所在的地缘板块的“地缘重心国”。

从理论上讲，“地缘重心国”应该具有以下特征:(1)居于地缘板块的重心位置;(2)国土面积较大;(3)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综合实力较为强大;(4)周边分布着一些较小的国家。“地缘重心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第一，政治上，地缘重心国家是它所在地缘板块的引力中心，是地区政治与外交活动的主要场所;第二、安全上，地缘重心国是区域的安全阀和稳定源，它能够支撑起地区安全结构的框架，决定着地区形势的和平与稳定;第三，经济上，地缘重心国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第四，在文化上，地缘重心国自身的文化能够散射式传播，形成一个文化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地区民众的文化特征、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第五，地缘重心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引力互动作用形成某种形式的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就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地缘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地缘重心国往往是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动力。③

根据以上理论框架来看待全球地缘结构，我们可以确定一些地缘重心国。法德两国结合体是西欧板块的地缘重心国，中国在东亚区域发挥着地缘重心国的作用，俄罗斯是东欧—北亚(独联体)板块的地缘重心国，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地缘重心国。在北美洲大陆，美国无疑是一个地缘重心国。巴西也许在南美洲起着某种程度的地缘重心的作用，但影响力相对较小。在大洋洲中澳大利亚可以作为地缘重心国。阿拉伯世界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奥斯曼帝国作为地缘重心国家，而现在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真正发挥地缘重心的作用。非洲没有地缘重心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个地缘因素的作用，使美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一是其独特而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两洋之间，使它可以十分便利地与亚洲和欧洲进行联系;二是其无人可以匹敌的强大综合国力，使之有能力卷入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亚欧大陆的事务。那么，美国是不是世界的地缘重心国呢?笔者认为还不能这么说。因为，两洋相隔使美国不能直接、迅速而持续地施加决定性影响，而它的国力还不足以迫使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完全按照它的意志行事。从全球地缘环境来看，美国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其他地缘重心国应该是地区性的大国。

需要说明的是，大国政治一直是政治家和学者们认识和分析国际关系和战略格局的着眼点。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的“五个力量中心”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政治，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也强调要与其他“全球力量中心”合作①。但这些力量中心或大国的地位主要是从政治结构或国力评估的角度确定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动态性。②基于相对动态的大国地位来确定战略布局，将造成战略结构的不稳定。比如，美国根据这种大国分析框架，将日本作为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③忽视了中国的地缘重心国的地位，从而造成亚太地区安全结构长期不能稳定。因此，有必要对大国的地位从稳定而长远的角度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判断。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地缘战略棋手概念，是基于客观地缘作用来确定其地位，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他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他的构想与笔者所提的“地缘重心国”的定义有相近之处。④那么，地缘重心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应该怎样判断呢?

三、世界政治中的地缘支点

地缘重心国是各地缘板块的重心，决定着地区国际关系的秩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因而他们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着地缘支点的作用。

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一个区域化(或者称地区化，regionalization)的过程。⑤因为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支撑，全球化则是区域化的最终结果。“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来，有赖于地区共同体的建立;全球共同体大厦是否坚实牢固，也有赖于它的基石———各个地区共同体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联系，是否紧密而不易松散。”⑥区域化是指区域一体化的进程，而“实行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为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使地理相近的国家通过稳定的互动，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方面将会产生共同的需求，从而具有了某种同质性，形成一种功能性的紧密结合。⑧我们可以把这种开始一体化进程的紧密结合的地区称为地缘板块，这些地缘板块促使“世界成为区域国家的世界”。⑨

在各个地缘板块的一体化进程中，地缘重心国往往在功能上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是区域一体化的决定性力量，是地缘板块的支柱。欧洲从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到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法国和德国显然发挥了区域整合的核心作用，为欧洲联盟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2004年5月1日十个新成员国的入盟，作为地缘重心国的法德两国在欧盟将继续发挥引擎和稳定器的作用。“北美自由贸易区”作为美国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结果，使紧密依存的北美地缘板块最终形成。毫无疑问，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这一板块的地缘重心国。苏联解体后在其原址上建立的“独联体”的主要地区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地缘板块。俄罗斯作为其地缘重心国，通过推行所谓“近邻优先”的政策，把“推动一体化”视作“对已发生的一切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负责的反应”，并将其远期目标确定为要创建“一体化国家共同体”(CommunityofInte gratedStates)。 这一目标实现之日，就是俄罗斯“一个新的可能更有希望的时代的开始” 。而南亚的印度同样在发挥着地缘重心国的作用。南亚国家间都拥有一个共同体的遗产，即所谓“大印度”，特别是在语言和文化的延续性方面最为明显，而较小国家内的许多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与印度相关联。 在印巴成为有核国家之后，南亚的和平与发展只有依靠区域内国家间密切的协调与合作，推动一体化进程，甚至可以酝酿成立“南亚条约组织”(SouthAsianTreatyOrganization)。①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取得了令人注目的发展，一个新兴的大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引擎已经形成。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重要的区域政治概念成为国际关系中常见的词，这就是“亚太地区”(theAsia-Pacificregion)，其范围一般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和北美洲。②然而，自90年代初期起，“东亚”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开始出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其范围仅指东北亚和东南亚。③随着1997年首次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以“10+3”为平台的东亚区域合作机制开始启动。从亚太地区到东亚区域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因为只有当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并成为东亚的生产、市场、乃至金融链中的决定性一环时，东亚的区域合作才真正具有了实际意义。具体来说，随着本世纪初中国总理朱钅容基首倡“10+1”自由贸易区，东亚合作才开始有实质性进展。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框架协议的签订，并定下将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从而使东亚区域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接着中日韩三国也在谈东北亚自由贸易区问题。可见，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东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才得到实质性的推动。中国对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决定了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稳定;(2)中国用和平方法处理与东亚国家间所存在的领土、海岛和海域争端，以积极的态度推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从而维护了东亚地区的安全;(3)中国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防止局势的恶化，维持整个东亚的金融秩序作出了突出的贡献;(4)中国工业的飞速发展，打破东亚地区原有的经济模式，使东亚地区原来以欧美市场为出口导向，缺乏横向经济联系的加工贸易经贸模式，被一种为学者所称为的“平轴互动”的新模式所取代。即在东亚形成一个以中国为轴心的共同制造业中心，使整个东亚地区国家之间成为一种互利关系，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结构、新的产业共同体。(5)中国还通过向其他东亚国家提供广阔的市场，并开始进行直接投资，成为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复苏与发展的引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全球发挥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曾经发挥过的作用，成为“出口的动力源”(anexportpowerhouse)和“吸引外资的磁铁”(amagnetforforeigninvestment)。④以上说明，中国作为东亚地缘重心国，对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世界其他地缘板块中，有的国家可以起着某种程度的地缘重心国的作用，如在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和在南美洲的巴西，但由于这两个板块离全球地缘核心部位较远，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要小得多。而另外两个地缘板块，伊斯兰—阿拉伯和非洲，由于几乎不存在地缘重心国，从而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这点下文将再作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全球性的相互联系框架(globalconnection)下，一体化进程中地缘板块将决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⑤形成一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经济的世界”。⑥上述地缘重心国支撑着各地缘板块国际关系的稳定构架，也决定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从而突出地发挥着作为世界政治支点的作用。 四、地缘政治结构的冲突与稳定

在由地缘重心国所支撑的世界板块结构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将孕育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潜在和现实的国际矛盾，并因而导致不同层次的国际冲突。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未来国际政治的景象将由持续不断的冲突所构成，而解决这些冲突的国际机制的能力仍将由武力来决定。同时，在解决一些政治区域的问题时对军事力量的垄断显然并非唯一的力量”。⑦这些国际冲突的解决，有赖于地缘重心国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从地缘重心的角度来分析世界政治中的冲突因素，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

首先，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由于传统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大国间的矛盾仍将导致地缘重心国之间的现实和潜在冲突。这类矛盾由两个方面构成。其一，由于美国要追求世界领导地位，它的基本战略选择是要防止在亚欧大陆出现对其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大国的崛起，这必将导致美国与其他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不确定因素，一直采取某种程度的限制性措施，致使中美关系产生结构性矛盾。独立性正在增强的法德结合体(CoalescentEntityofFranceandGer many)对美国的主导作用和颐指气使的行为越来越不满，使得西欧(主要是法德)与美国的关系渐行渐远。美国主导下持续的北约东扩，导致美俄之间仍互不信任。其二，亚欧大陆中的各地缘重心国间也将因各自的地缘引力场的形成过程中相互交叉而产生矛盾。如俄罗斯与欧盟和北约东扩间的矛盾，中国与俄罗斯虽已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俄罗斯对中国在西伯利亚资源利用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不信任感。尽管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密切关系和中国在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引力作用的加强，以及传统的边界问题，使印度对中国的戒心还难以很快消除。不过从地缘政治发展趋势来看，地缘重心国间的矛盾将会弱化，并逐渐得到缓解。亚欧大陆地缘重心国间的关系最终能够实现相互协调。

第二，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缘板块结构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由地缘重心国的引力场作用所形成的地缘板块中，往往还有一个地缘次级国家(sub-powerfulstate)。后者在地缘重心国的引力场作用下同处一个地缘板块中，其在地区内的作用力不足以挑战后者。

但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地缘重心国与地缘次级国之间，往往会发生相互制约与竞争的矛盾。随着中国在东亚的地缘重心作用日益突出，日本将对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牵制。中日矛盾将是长期性的。同样，法德与英国(可能还有意大利、西班牙)间、①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②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主导与牵制的关系将长期存在。同时，由于美国将会利用次级国家对地缘重心国进行制约，使得这种矛盾更复杂化。美国与英国间的“特殊关系”，是英国与法德间存在隔阂和疏离感的重要因素。美国与日本的紧密政治安全联系，将使日本与中国不能完全融入地区一体化的整体中。鉴于此，在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中日关系，并不能完全按照欧洲的法德模式来处理。

第三，新型地缘政治的潜在矛盾还将表现在亚欧大陆各板块间的碰撞地带。具体来说，东欧地区将成为独联体与欧盟之间摩擦地区，其中波兰将再次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③中亚地区将是独联体与东亚两大板块的摩擦地区，成为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可能还有印度之间进行竞争的焦点。④东南亚则将成为东亚与南亚碰撞的地区，其中缅甸可能成为一个焦点。东北亚地区的朝鲜半岛事实上已经成为东亚、独联体和北美三大区域的碰撞地带，是中美日俄四大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位于亚欧大陆各板块交互挤压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区历史上曾经由阿拉伯大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控制，但二战结束后这里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能够居于主导性的地位。笔者把这种没有地缘重心国的地区称为“地缘塌陷地区”(geopoliticalsunk-area)。由于没有地缘重心国支撑一个稳定的阿拉伯地区国际关系结构，导致四个重大的国际安全问题困扰着世界。其一，阿拉伯国家间为在地区内发挥主导作用而相互竞争，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就是最近的例子。其二，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以色列犹太国，成为西方插入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楔子。这不仅导致巴以之间和以色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争端不止的死结;而且由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以色列的亲缘关系，致使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形成现在的对抗。更重要的是，美国传统上受到犹太人的重要影响，它不仅是以色列背后的坚定支持者，而且还基于控制边缘地带的战略目的和获取中东能源的需求，积极在阿拉伯世界扩张势力。1990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并招致穆斯林的普遍反感。其三，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与亚欧大陆其他板块相接的地区成为国际冲突的重要爆发地:巴尔干地区、俄罗斯的车臣和其他相关地区、中国的新疆地区、南亚的印巴冲突带(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其四，由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受到西方世界的压制和亚欧大陆其他地缘板块的挤压，导致阿拉伯世界中的极端主义的仇外情绪强化，并形成严重的恐怖主义势力，因而使得恐怖主义成为当前国际安全中的突出问题。

上述潜在和现实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将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里对国际安全形势带来消极影响。而在全球化趋势影响下，国家对边界的控制力在减弱，这导致“跨边界运动”(transboundarymovements)所带来的国际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贩毒吸毒、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流行病传播等等。①但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各国的共同愿望。要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有关国家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地缘重心国之间应协调相互关系，建立互信、互利、合作与协调的关系。第二，美国应尊重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的地位与价值取向。美国已经“将欧盟视为美国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伙伴”，②同时也应该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地缘重心国维持稳定而协调的关系。第三，各板块结构中的次级国家要正视自己的位置，从自身与地区的长远利益出发，与地缘重心国协调好关系，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第四，通过两大洋与西欧和东亚维持密切关系的美国，应该有一个大区域观念(亚欧大陆“大棋局”的协调稳定)，而非小区域观念(孤立地对待特定区域)，把政策重点放在亚欧大陆的地缘重心国，相互建立稳定与协调的关系，而不应利用次级国家来牵制地缘重心国;第五，包括美国在内的地缘重心国应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不仅使各自所在的地缘板块在更大范围内的相互融合;而且通过尊重不同的文化与宗教，尊重当地人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采取积极措施消除贫困，处理好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促进非洲和拉美地区地社会经济发展。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一个以地缘重心国之间相互协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框架，再利用多层次的多边国际政治经济组织合作性网络，③解决各种冲突，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9篇：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

(一)东亚概念及其政治传统的界定

“东亚”，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是指亚洲东部的国家和地区，即指中国、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台湾、香港。其次，“东亚”又是一个语言概念，是指历史上曾受汉文字影响现在仍受其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构成了法国东方学家汪德迈（Leon Vandermeersch）所说的“汉字文化圈”。此一语言意义上的东亚概念除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外，亦包括日本、北朝鲜、南韩及历史上的越南。再次，“东亚”又是一文化概念，是指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在传统上曾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同中国、台湾、香港一道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儒文化传统，即形成了日本儒家学者加地伸行所说的“儒教文化圈”，故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概念除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外还包括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可见，不管从地域上、语言上，还是从文化传统上，中国、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台湾、香港都可以统一在“东亚”这一概念之下，构成一具有独特地域特征、语言特征与文化特征的亚洲地区。 根据上述“东亚”概念的内涵，我们发现东亚既区别于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又区别予以印度教为中心的南亚和以佛教中心的东南亚，其区别的核心则在儒教文化。此外，有两点需要说明：越南虽在1918年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奴役政策下放弃了体现民族独立精神的汉文字，改用了具有奴化意识的拉丁化文字，但越南在其历史上曾用“汉字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长达两千年的影响，其放弃汉文字而改用拉丁文字并未消除汉文字与儒文化在越南民间社会及知识分子中的深刻影响，故越南在广义上应属“东亚”的范围；此外，新加坡虽大部分为华人，并认同儒家文化，但在历史上不属“汉字文化圈”，现在通用的是英文，且地域又非亚洲之东，故为“东亚”概念的精确性考虑，“东亚”概念不宜包括新加坡在内，新加坡应属广义的儒文化圈。

众所周知，在政治上，东亚最大的特色是受儒家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儒家的政治理念以及依此政治理念建立的政治制度在东亚各国扎根生长，形成了东亚悠久的政治传统。中国且不论，儒家文化于公元前一世纪传入朝鲜，公元三世纪传入日本，公元前二世纪传入越南，历时一两千年之久，随着各国政治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完善，最后定型，形成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东亚政治传统。我们可以说，凡谈到东亚政治传统时，即是在谈儒家的文化传统。若东亚离开儒家的文化传统，即无政治传统可言。故具有儒文化特色的政治传统不只是中国独有的政治传统，同时也是东亚各国千余年来一脉相承的其固有的政治传统。东亚在此政治传统中生存发展了两千年，使其政治的性质在儒家文化中得到了奠定。当我们论及东亚政治的特色时，我们自然会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为标准来对其进行定位。东亚各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儒家思想，带回《五经》、《四书》、《史记》、《汉书》等儒家典籍，并及时吸收中国流行的各种儒家学派，如朱子学、阳明学，便其在国内发扬光大，形成了适应其民族需要的儒学传统，如朝鲜的新罗国学、高丽言学、退溪理学，日本的京都朱学、德川古学、中江藤树开创之阳明学以及越南朱安之儒学、吴士连之儒学等，均是东亚各国长期形成的儒学传统。此外，东亚各国还从中国引进儒家设计的各种政治礼法制度和文物典章制度，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加以改造发展，形成了东亚各国所特有的儒家化的礼乐刑政制度，如朝鲜高句丽太学制度、李朝培养官吏的成均馆科举制度，日本大化改新确立的体现“周孔之教”的政治制度、以《养老律令》和《贞永式目》为代表的体现。以礼入法。精神的伦理法律制度，以及越南李朝祀孔、科考等制度，都是东亚各国根据自身需要所建立的儒家化的政治法律制度。由此可见，儒家的政治理念与政冶制度已成了东亚各国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与亚洲其他地区的独特而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东亚各国人民千百年来均在此东亚政治文明中安身立命，生息繁衍，过着儒家式和协而稳定的政治生活。

(二)后冷战时代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

东亚百余年来曾两次被迫改变自己政治文明的性质，这两次改变都与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有关：一次是帝国主义时代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一是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帝国主义者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东亚各国的门户，迫使东亚各国效法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文明的特性。于是，中国有辛亥革命，日本有明治维新，朝鲜有李朝灭于日本后效法日本的新政，越南则沦为法国殖民地而被强令接受西方的语言、思想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东亚政治文明的自性遭到了破坏，各国渴望在东亚建立起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与西方抗衡，政治家们开始放弃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与制度而向民主自由靠拢，一个独立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已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东亚与西方的冲突主要是国家实力的冲突，不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故东亚各国在思想上对其固有的儒家政治文化并未作彻底的绝裂，在西化的同时尚能尊重儒家传统，在新建立的制度中亦能保留一些儒家政治文化的特色，如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监察考试二权的确立与权能分属的政治理论，日本糅合民权与儒家思想的《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但是，在冷战时代就不同了。冷战正如享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言，其冲突的实质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其冲突的焦点是源于西方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东亚各国由于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而被强迫卷入这场人类最荒唐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对立中。我们知道，冷战起于苏美两大阵营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这两大意识形态都产生于西方文明内部，是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这种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本可与东亚文明无关，但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大国各自按照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东亚就被卷入到他们内部政治理念的冲突中。也就是说，二战后苏美两国完全出于扩张其政治文化的动机和谋求其政治争霸的需要涉足东亚事务，苏联按照其政治意识形态在东亚划分其势力范围，美国亦按照其政治意识形态在东亚划分其势力范围，冷战遂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中展开，东亚亦因此成了西方两大政治集团争夺其世界意识形态霸权的工具。从冷战时代东亚的状况来看，中国、北朝鲜、北越被划入苏联意识形态的范围，日本、台湾、南韩、南越被割入美国意识形态的范围；东亚各国和地区都追随某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接纳之、捍卫之，都针对某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排斥之、攻击之，东亚遂在冷战中剑拔弩张，分裂对立。

在冷战中，东亚不仅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即接受了由俄国移植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美团舶运来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且还努力使这种思想在本土发为政治实践，建立西方式（俄式和美式）的政治制度。通过冷战四十多年的持久影响，东亚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已成为西方的，在政治制度上也已成为西方的。试看中国与日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在其主要方面不外是苏美思想与体制的翻版。中日尚如此，其它东亚地区亦可准此而知。冷战已使东亚在政治上不复旧观，完全沦为西方政治文化的殖民地!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漫长的冷战冲突中，东亚各国的政治家们似乎完全忘记了东亚政治文明有其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独特传统，有其不可改变的文化自性，而是心安理得地在东亚移植西方的政治理念并营建西方的政治制度，以丧失自身文化自性为代价来追求政治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儒家政治文明只成少数学者研究凭吊的古物陈迹，对现实的政治不再发挥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和影响，似乎东亚政治文明已在当代人类文明中死去。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有物极必返、衰极复盛之势，西方文明经过三百年向工具理性一偏迅猛发展已到了极限，在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带来了诸多弊病，其中在政治上带来的最大弊病就是通过冷战把西方文明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强加到东亚，使东亚丧失其政治文明的自性而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从而破坏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但正因为如此，东亚各国人民才通过冷战意识到丧生自身文化传统和文明自性的严重性，认识到东亚如果还是东亚而不是西方就必须回到自已的文化传统来重建其政治文明。这种复兴东亚文明的呼声正是冷战无视东方文明自性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说，冷战的结束即意味着西方文明在东亚霸权的终结，后冷战时代预示了东亚文明向自身传统复归的契机。

但是，契机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从当今东亚的现实来看，冷战遗留的政治问题非但未获解决，甚至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试看东亚的政治格局，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台湾之分裂对立，社会主义朝鲜与资本主义南韩之分裂对立，以及美式资本主义日本与苏式社会主义越南之存在，都是冷战时代的直接产物，而如今并末因冷战的结束有任何本质性的改变。虽然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上早已冲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打破了冷战时代经济发展姓资姓社的束缚，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模式，但在政治上仍然恪守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不能越雷池一步。其它东亚社会主义国家亦然。反之，东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上仍墨守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制，亦不能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冷战时代“社”“资”冲突的政治格局在冷战后仍然以一种隐蔽而顽固的方式在东亚存留下来，未如东欧苏联“资”“社”的冲突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因此，东亚仍处在一种没有冷战的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东亚在政治上遗留的问题仍然是西方文明内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东亚仍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一冷战的冲突模式中（即西方文明自身的观念对立中)来选择与定位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体制，仍然依附在西方文明的内部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前途，而完全忘记了其自身政治文明所固有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体制才是真正定位东亚政治性质的根本要素。因此，后冷战时代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仍是冷战中西方文明内部政治理念与政治体例的冲突问题，解决此一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冷战遗留的冲突中去选择或坚守哪一种产生于西方文明的政治理念和体制，而是超越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直接回到东亚政治文明的自性中来定位东亚政治的特性与解决东亚政治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东亚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中超越冷战姓资姓杜的意识形态藩篱，更要在政治发展中超越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藩篱，真正回到自己文明的，传统与自性中来贞定自己政治的性质、确立自己政治的理念、建构自己政治的形态、追求自己政治的理想。

（三）东亚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

以上已言冷战在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是东亚仍在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中来定位自己政治的性质、确立自已政治的理念、营建自己政治的体制，使东亚变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附庸与文化殖民地，故东亚政治的当务之急是依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贞定自己的政治性质、回归自已的政治理念、重建自己的政治体制。一句话，东亚政治的当务之急即是复兴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文明，使东亚在冷战后获得政治理念与制度上的第二次解放与独立。那么，东亚政治文明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此一问题涉及甚广，本文不可详论，概略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王道理想

东亚政治文明追求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王道理想。所谓王道理想，是指参通天地人天下归往的政治理想。董仲舒《王道通三》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才而参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了故王者必法天以天仁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说文》载孔子言“一贯三为王”，“一贯三为王”是指政治必须打通天道、地道和人道，在治世中贯通三才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又《说文》引今文家言“王者天下所归往也”，《尚书·洪范》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孟子言“以德行仁者王”，均是指政治必须体现天地生化养育万物的大仁大公精神，从而得到人心普遍的归向与认同。从以上所引可见，东亚政治的王道理想是从宇宙构成的高度与生命道德的深度来理解政治，从纵向(以一贯三)与横向 (天下归往)的角度把政治理解为生命与宇宙合一的形态。东亚政治文明中的王道理想与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民主理念相比，确实有很大不同，其不同在于民主只是一种注重人类某一群体利益的、平面的、横向的、蔽于人而不知天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何以见得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主权在民思想与人民同意学说，该思想学说完全以“人”为中心来确立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根本，而此处所谓的“人”并非指能参通天地人的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存在，而是指抽象的人类群体——人民。对作为群体的人民而言，只有感言当下的利益追求而无生命存在的道德意识，故“人民”只是一种非道德性的存在，不能确立政治的道德属性，因而民主不能建成道德的政治。复次，民主的本义是多数人的统治，此构成了民主运作的基本原则——多数决定原则，但多数的决定只能表达某群人利益欲求的共同性，并不能保证多数人的意见即符合道德，故民主政治只是建立在简单多数上的一人一票相加的量的制度，此制度缺乏道德生命的深度，所以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平面化的政治。再次，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立约，人们彼此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而不从纵向上考虑人与天的关系，故我们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横向的政治。最后，民主政治中主权在民与人民同意的思想把某群人的意志上井为统治一切的最高权力，只要人民同意就可以创建国家、制定法律，而在政治生活中则排斥天意的指导，使人天相隔不能合一贯通，故我们说民主政治蔽于人而不知天。以上民主政治的四个方面使得民主政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下不能体现道德生命的深度，上不能贯通宇宙生命的精神，而是依某群人的意志与利益运用权力(某群人的意志与利益相对于天意与人类公益来说只是私意与私利)，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灾难，如民主政治下丧失生命意义的单子式个人蜕变为极权政治的基础，非道德之意欲可以因议会大多数人的同意上升为指导图象政治生活的法律，在政治决策中不考虑天人和谐的宇宙构成而勘天役物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在使用权力时只对某群人负责而不对天地人综合负责。虽然当今世界之意义丧失、人性异化、技术统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不均不全是政治所致，但作为当今人类主要政治组织形式的民主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主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有所谓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在民族文化上亦有所谓基督教民主与伊斯兰民主。虽然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可以千差万别，水火不容，但对民主则可以共同推许，一致认同。)

而东亚政治文明中的王道理想则不然。王道理想不仅考虑到政治生活中人的意愿与利益(天下归往)，还考虑到政治生活必须上通天道，符合宇宙运行的谐律（参通天地人），如此才能在政治生活中使人道不远背天道（民主政治则是以人道违背天道），实现宇宙生命的大和谐。此外，王道理想的根本是仁，仁是一种效法天地生养万物的大公博爱精神，亦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本性，以仁为政治的根本可以化解政治权力的残暴，克服民意的非道德性，实现道德的政治。王道理想还将政治责任落实到有道德意识与良知自觉的个人身上，以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存在为政治的主体，而不以抽象的群体（人民）为政治的主体，从而能克服群体意识（民意公意）的非道德性与狂悖暴虐。复次，王道理想不将主权（最高政治权力）归属于某一人类群体，而是把政治权力放到人类与宇宙的和谐关系中来理解，从而化解了主权概念，即不承认宇宙结构中的某一组成部分具有排他的绝对权力（主权在民即是认为人民拥有绝对排他的政治权力），而是认为政治权力应由人与宇宙的关系来决定。最后，王道理想既考虑到人际之间的横向关系，又考虑到人天之间的纵向关系，是一种人天不遗的周全的政治理念。由此可见，东亚政治文明中的王道理想具有非常深刻的政治智慧与深厚的思想资源，正可对治西方政治文明中民主政治非道德性、平面性、横向性与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弊端。当然，本文并非全盘否定民主政治，而是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不足而用东方政治的理念超越之、成全之、证成之。民主政治与王道理想相比，民主政治只相当于王道政治中的人道，只符合“天下归往”的含义，而不能上通天道实现人与宇宙的和谐，故民主政治只处于王道政治的低级阶段，王道政治在理念上高于民主政治。

2.道德政治

在东亚政治文明中，政治和道德是不分的；非但不分，还认为道德高于政治，必须用道德来指导政治、规范政治，形成所谓道德的政治。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德政”“仁政”思想。在东亚各国，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一直用道德来指导政治，形成了自己道德政治的文化传统和特色。这是因为在东亚政治中，受儒家影响的政治思想对人性的负面价值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认为人心唯危，人欲可畏，人类的权力欲如不受道德的限制就会肆意为恶，故必须在政治中用道德限制权力，使人类卑下的政治活动符合道德的目的。这即是儒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治世思想，这种思想落实到实际政治中就是为政以德的圣贤政治。这种政治一直是东亚独特的文化传统。 反观西方，自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使政治脱离道德以来，一直都奉行道德与政治分离的传统。此传统虽美其名曰追求政治的独立，划定政治的领域免遭道德侵犯，但实则使政治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堕落为权力意志与私意人欲的工具。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一政德分离的传统必然导致非道德的政治，使政治成为少数政客玩弄权力满足其支配欲望的手段，变质为寡头帝国追逐霸权实现其统治野心的争斗场所，得不到天道性理的提升指引而沦为魔域鬼窟!故此，虽曰政德分离，实则将道德永途逐出政治领域，使道德的政治——即善的政治——不再可能。近代法国大革命、苏俄革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暴露出的前所未有政治罪恶就是政德分离的必然结果。因此，现代政治的当务之总就是回归人类道德政治的传统（西方柏拉团、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开出的亦是某种道德政治的传统），重新用道德来指导政治，规范政治，约束政治，因为植根于人性负面价值的权力欲永速需要道德来限制转化才不会肆虐作恶。

3. 礼治精神

东亚政治在国家管理中体现的是礼治精神，而非法治精神。所谓礼治精神，是指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既考虑到人类行为规范的普遍性，又考虑到人情厚薄亲疏的特殊性；既不排除典章制度具有某种外在的强制作用，更强调典章制度的本质在于内在的人性基础。因此，礼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是综合了理与情、内与外、事与人、总与别的伟大创造。用东亚政治传统的术语来说，礼就是文质彬彬的艺术杰作，体现了最高的道德——中和——的精神。具体说来，礼的精神实质是仁，礼的表现形式是义，礼的社会功能是和，礼的存在意义是个体生命的安身立命。也就是说，礼的价值不只在治理社会使其稳定和谐，更在使不同社会地位与角色的人在相对于其地位与角色的礼中获得其相应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职是之故，我们可以说礼是一种东亚文明所特的贯通政治与生命、治世典安身的既高明又道中庸的精湛艺术。 西方则不然。西方政治文明在国家管理中体现的是法治精神。所谓法治精神，是一种只重形式之普遍性而排斥人情特殊性的机械划一的精神。法治强调的是外在制度的强制性而非制度内含的人性基础，法治追求的是抽象的齐一平等而忽略了人的现实性差异。因此，法治包含着理与情、内与外、事与人、总与别的对立，体现了西方文明所特有的“偏至”的精神。法治只能机械地来治理社会，强制性地来划一人的行为，而不能使人在制度中涵化提升自己的生命成德成圣，达至艺术与宗教道德合一的安身立命之域。充其量，法治只能建成一个形式上平等外表上有秩的社会，而不能建成一个形式和内容统一的中和的社会。由于法治不能在制度上解决不同社合地位与角色的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在法治国家中社会内部隐含的冲突与不稳定因素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法治社会实质上仍是一个充满对立冲突的社会。职是之故，法治与礼治相比，礼治更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冲突问题，更能达至社会的和谐，故东亚政治文明中的礼治精神更符合治理社会的需要与实现人性的要求，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其现实意义。

4.无为之治

东亚各国的政治理念根源于儒家的政治理想，而不象西方的政治理念根源于希腊的城邦思想。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就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是不把政治看作实现人类群体幸福和最高社会德行的手段，只把政治看作迫不得已解决杜会问题的方式。因为儒家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在道德不在政治，政治只是实现道德目的的工具而已。因此，在现实的政治中，儒家通过贬抑权力的性质、淡化政治的作用、强调礼乐的精神以及提升统治者的心灵境界来实现无为之治。

《论语》中尧舜有天下而不与的洒脱心怀与恭己正南面的治世方法即是无为而治的生动写照。在儒家无为而治传统的影响下，千百年来东亚的政治家们都不把参与政治看作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手段，更不把获取权力看作自己人生意义的追求，而是在救世济民的仁心悲哀驱使下进入政治作现世的承担，把从事政治看作此生无可逃于天地间的存在责任。因此，在东亚的传统中政治的地位并不高，只有消极的意义而无积极的价值。无为而治实质上就是取消政治之治，在道德教化与礼乐熏陶中达到社会的和谐。

西方则不然。西方的政治传统源于希腊，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土多德到后来的卢梭、黑格尔，都把政治的本质理解为至善，认为通过政治可以达到最高的德行，从而可以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的政治传统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权力，把参与政治看作获取人生意义的渠道，从而把权力欲看作值得肯定生命欲望。在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政冶被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法宝，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神圣地步，近代源自西方的各种政治运动之多，并且企图以政治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即是明证。因此，依照西方的政治传统，政治是有为之治、积极之治、权力至上之治，不断翻新之治。这种政治的核心是排斥道德教化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主导作用，无视权力欲对人心与社会的消极影响，把政治当作宗教来崇拜而追成人性的自我异化。依照东亚无为而治的政治传统，西方至高热上普遍参与的政治是不可思议之事。这种政治只是人心依于私欲习见之燥动浮荡与人为造作，无补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以上已言东亚政冶文明四个方面的特征，此外，东亚政治文明的特征还包括群体主义与功能主义（依汪德迈言）。群体主义是指宇宙是一关联性的存在，人因而亦是此关联性中的社会性存在。人只有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中才能获得其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因而人的社会性构成了政治的基础，政治只有在实现此社会性的前提下才有合理存在的价值。具体说来，“五伦”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东亚政治的基础，东亚政治必须以维系“五伦”所代表的社会伦常关系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种东亚政治中的群体主义与西方政治的基础——个人主义——相比，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此外，所谓功能主义，是指不重视权力的性质问题和来源问题，只重视如何运用权力来有效达至道德的统治目的问题，因而东亚政治中不存在主权概念和权力分离概念，只存在天下观念与分职管理观念。因为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将政治社会统于天道贯于王道，而不是统于政治权力与国家主权。这种东亚政治中的功能主义与西方传统政治中的主权论、契约论相比，确实亦有很大的不同。从当今世界来看，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极端，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生活的和谐，更使个体生命不能上游天道而流于萎琐卑小，如是，政治生活变为只以个人权利为中心，人际关系异化为冷冰冰的法律关系与金钱关系，政治沦为实现私欲私意的场所。另外，在国家生活中，主权绝对至上的思想严重妨碍国际间的真诚合作，阻碍人们去协力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占有人类资源不公正问题等，同时主权观念还常常成为后冷战时代局部战争的导火线，发动战争者往往会借口维护主权而行扩张侵略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主权观念就是国家生活中放大了的政治个人主义，是人类膨胀了的私欲在政治生活中的所谓文明的表现。由此可见，东亚政治文明中强调社会伦常的群体主义和超越主权观念的功能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正可从一个侧面去对治时代的痼疾，其丰富的资源有待现代人去发掘与阐扬。

（四）、结语：东亚政治文明的回归与“政治东亚”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