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法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问题讨论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 行政法规范/行政案件事实/不当结合/法律责任 内容提要: 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瑕疵行政行为的一种，应当与行政违法行为、行政不当行为相并列。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为行政法原则与行政法规则、行政单选规则与行政多选规则、行政法上位法与行政法下位法、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法条款项的适用错误。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使行政权游离于立法权，使法律行为背离法律事实，使行政主体否定行政客体，使程序规则超越了实体规则。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效、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效、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的行为予以部分撤销、适用法律微弱错误的行政行为予以变更或补正，这些方面应当是主要思路。 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最初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描述是这样的：人民法院对于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应当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而在后来制定的《行政复议法》中，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了拓展，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拓展为适用依据错误，这个拓展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在学界有不同认识，但二者总体上讲应当是一个前后连贯的概念。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在我国应当是一个实在法上的问题，但是，这个概念在法治实践操作中的不确定性使其内涵长期处在探索之中，相关国家机关并没有对此作出司法解释或行政解释。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就显得十分必要。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撰就本文，拟对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一、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界定 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将法律规范的规定与相关的案件事实作了错误的结合，从而使行政行为存在较大瑕疵的情形。 1.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发生的空间在具体行政行为之中。当我们谈到法律适用的概念时，我们所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其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时，也存在对有关法律规范的运用问题，如当行政主体制定一个政府规章时可能要对规章之上位法进行考量，甚至要根据规章的上位法确定规章的具体内容，但这个分析与考量的过程不被认为是适用法律的过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理解，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关于法律理念的传统逻辑，因为依这个传统逻辑适用法律要有三个元素：一是适法者，即适用法律规范的主体；二是案件事实，即在法治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及其由案件构成的客观事实；三是法律规范，即有关实在法的规则和所设计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适用的原因就在于其没有相关的案件事实作为支撑。 2.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最终表现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中的关键词无疑是“错误”二字，这个错误并不是行政主体头脑中的错误判断或对法律精神的错误认识，当然，这样的错误认识可能时常地存在于执法者的执法行为中。行政法上所关注的适用法律的“错误”主要体现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上，如果没有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即便有行政主体对法的错误认识亦不可以构成适用法律错误。进一步讲，在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瑕疵的情形下，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就无法展开讨论。 3.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实质在于行政案件事实与行政法规范不适当的结合。行政案件事实是指发生于行政管理领域由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而引起的具体行政案件，它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乃至于实现行为的主观要件，等等。法律规范则是指在行政管理领域适用的法律、法规等有法律效力、调控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违反法律的案件事实必须受到法律规范的作用，正是违反法律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结合使执法机关完成了行政的社会矫正过程，并进而实现了法律上的理性化。然而，一旦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作了错误的结合，则可能使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一步放大与扩张，由行政违法变为违法行为。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本质便是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被错误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在行政违法行为中有一定的递进性，这也是诸国尽可能在行政救济制度中解决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根本原因。 二、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误读 应当说，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既是一个学理概念，又是一个法律概念。作为后者，它在我国相关的行政法典则中已经被规定下来，具有明确的法律上的称谓；作为前者，它是行政法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中的问题。然而，不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还是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关于行政适用法律错误都存在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行政适用法律 错误的概念人为地予以放大。使其不单单是法律适用中有关法律选择的错误，更重要的是违反了法律或法规。例如，有学者就将行政主体对刑事案件进行处理的行为误读为适用法律错误。我们知道，在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一旦发现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就应移交司法机关。但是，有一些行政机关则私下处理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在农村中对强奸案进行调解，在一些城镇对构成犯罪的案件加重处罚等便是。事实上，当行政主体发现某一行政案件已经超过了行政法制裁的量度时就应将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此种不移交而进行处理的行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若将其归于适用法律错误便泛化了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 二是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人为地予以缩小。在行政法的典则体系中，分布着若干不同的法律层级，这些法律层级既有位次上的区分，又在调控社会关系中相互补充。而每一个法律位阶中，有时又存在着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不同规范。同一个典则中，也常常设置不同的行为准则，有时在一个条文中列举数种违法行为的种类，有些甚至非常接近，等等。即是说，行政法典则的复杂性决定了行政主体一旦作了不适当的选择，就有可能导致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然而，一些学者仅仅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限定在行政主体就有关法律条文或款项的选择上，即在同一个行政法典中有若干条文，本应选择此条此款，而行政主体却选择了彼条彼款，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如果仅仅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限定在条款选择的错误上就大大缩小了这个概念的涵义。 三是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与其他概念予以混淆。正如上述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一种瑕疵具体行政行为，而此种瑕疵行政行为有着自己特有的质的规定性，并与其他瑕疵具体行政行为相区分，然而，亦有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与行政不当、行政违法、行政滥用职权、行政超越职权等混淆者，一旦混淆了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涉及行政法学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利于建立较好的行政行为矫正机制。如果我们将发生于行政法理论与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误解概括一下的话，那么，下列方面是最主要的。 第一，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被归入救济范畴的误读。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作为行政法学中的基本理论之一，在我国行政法教科书的评介中几乎都放在有关的行政救济理论中，即或者在行政诉讼理论中，或者在行政复议理论中。学者们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作为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理论的构成部分是有实在法上的依据的，就目前我国的行政实在法来看，确立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概念的只有《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依《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在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依《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滥用职权”、“明显不当”和“适用依据错误”的，复议机关可以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不当、违法的决定。 应当指出，在行政救济中，确立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和制度对于在行政救济中纠正此类具体行政行为错误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并不仅仅与行政救济制度有关，它应当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就有客观表现，例如，当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行为时，就有可能出现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在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中确立相关概念，而不能仅仅在行政救济制度中确立，行政救济法中即便确立了该概念，我们也不能将其误读为是行政救济的理论构成。 应当说明的是，目前我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实践中，关于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误读与行政实在法规定的不周延有关。笔者注意到我国规制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的两部大法，即《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就没有在责任条款中确立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和制度，例如，《行政处罚法》第55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四）违反本法第18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这是有关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其所确立的若干法律责任中，就没有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法律责任。与该法相一致，《行政许可法》亦规定了6种行政许可中行政主体的过错责任形式，如“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未 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同样没有将行政许可中适用法律错误作为责任形式之一。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作为行政救济范畴的误读大大降低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制约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制度。 第二，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被缩小为错误适用典则的误读。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行政主体在执法中法律选择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不会引起争论。然而，法律选择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即是说，行政主体本来应该选择此一部门法而选择了另一个部门法是法律选择的错误。同样，行政主体本应选择行政法典则中的此一典则，而其选择了另一典则是法律选择的错误，还有行政主体本应选择某一典则中的此一条文而其选择了彼一条文，亦应归于法律选择的错误之中。甚至于行政主体本该选择某一条文中的此一款此一项而其选择了彼一款彼一项亦应是法律选择错误的情形。具体地讲，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中的错误选择是在行政法的范围内，任何一种不当选择都应当包括在其中。 之所以把不同部门法适用的错误选择不包括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中是因为如果行政主体错误选择了不同的部门法就构成了行政违法，而不仅仅是一个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正如前述，行政主体选择用行政法处理刑事案件的行为就属此类。而在行政法的范围之中，任何错误选择法律的情形都应当以适用法律错误论之。在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治实践中，对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误读之一便是仅仅将适用法律错误限定在行政主体对不同典则的错误选择上。例如，对某一开采地下热水的违法行为人本应以《矿产资源法》进行处罚，而行政主体则选择了用《水法》的规定进行处罚，这肯定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但是，仅仅把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理解为典则选择的错误则大大缩小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范围。因为法律选择中的任何一种错误选择，包括条文的错误选择、款项的错误选择都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之所以会出现此种关于适用法律选择的误读，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职能划分存在片面认识。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有41个行政职能部门管理着自己权限范围内的行政事务，而每个领域都有一个或一些重要典则，这些典则几乎成了这个部门法律适用的专属物，例如，《广告法》由工商行政机关执行，《草原法》由农业行政机关执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由税务机关执行，等等。如果出现了另一个非对应的行政机关执行，这个法律就会被人们认为错误地选择了法律。然而，法律典则与行政职能机关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对应的，法律对社会事态的规制以社会关系为核心，而不是以行政机关的职能划分为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误读为典则选择的错误实质上颠倒了法律规制社会事态与行政机关职能划分的关系，而且由于其缩小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范围，其在行政法治实践中所导致的后果便不言自明。 第三，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被定性为错误认识法律的误读。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认识错误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指法律实施者对法律命题和法律规制对象的错误判断。在法律认识错误的概念中，第一个构成要素是法律实施者，即执行法律和实施法律的实体，这个要素在行政法适用中也是存在的，这也是导致此一范畴误读的因素之一。第二个构成要素是法律典则以及法律典则中设计的行为规则，每一个法律典则中都包含了相应的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为社会主体设定了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并进而形成特定范围的社会秩序。第三个构成要素是法律事实，即发生在法律调控过程中的法律案件或事件。当然，这些案件或事件有些是实实在在的法律事实，有些则是虚假的法律事实。所谓虚假的法律事实是指这些事实从形式上讲与法律规范有关，而实质上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第四个构成要素则是法律实施者对法律事件与法律规范关系的错误判断。 法律实施者错误的法律认识包括其对法律事件的认识、对法律规范的认识、对法律事件与法律规范关系的认识等。在这三个认识中都存在判断上的错误问题。但是，由于法律事件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对它的认识很难说存在主观上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错误的认识存在于对法律规范的判断上。因此，我们便把对规范的认识错误、对法律事件的认识错误、对法律规范与法律事件关系的认识错误统称为法律认识错误。法律认识错误是对法律精神和法律内容的错误判断，其大多发生在行政实体法中，即发生在对行政实体法的错误认识中，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20条第4款规定：“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这是一个在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设置相关禁止事项的行政法条款，这个条款仅仅提到了在 一级保护区禁止的相关事项，那么，在这个条款中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法律认识错误，即受到保护的饮用水区域内都要禁止新建、扩建等建设项目。事实上，这个条款限制和禁止的区域仅仅是一级保护区。如果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在一级保护区以外从事相关建设项目的行为予以制裁就是对法律的认识错误。显然，此种法律认识错误与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有质的区别的。行政主体在认识法律错误的情况下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或作出其他形式的处理就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而不是简单的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可见，如果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误读为错误认识法律则改变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性质。 第四，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被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包容的误读。行政行为的瑕疵究竟有多少具体形式，在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治实践中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从《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看，下列诸种情形的行政行为可以被认定为瑕疵行政行为：一是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没有查清，缺乏主要证据所作的行政行为属于瑕疵行政行为。二是适用依据错误的行政行为，即将法律典则或法律条文作了错误选择而为之的行政行为。三是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即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规则，此类行为亦为瑕疵行政行为。四是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即行政主体超越权限所为的行政行为。五是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六是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不当，即内容中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对行政相对人来讲显得不公平的行为。 上列诸类在理论界被概括为两种情形：一是行政违法，二是行政行为不当。即是说，瑕疵行政行为要么存在于违法行政行为之中，要么存在于不当行政行为之中，除此之外再无别的瑕疵类型。依这一理解，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或者归属于行政违法，或者归属于行政不当，而不能作为瑕疵行政行为的一种单独类型。笔者认为，此一理解是对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误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的情形下，行政相对人本身没有主观过错，即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处理不能对应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但是，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本身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只是行政主体在法律选择中选择了不适合处置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行政法典则或行政法条款。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不可以被行政违法、行政不当等瑕疵行政行为所包容的。它应当成为瑕疵行政行为中的一种独有类型。 三、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类型 我国《立法法》第5章为“适用与备案”，其中关于法律适用的规定虽然是从立法层面对适用进行规定的，但在笔者看来，《立法法》的规定对我们探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类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依该法的规定，法律适用的错误有可能出现下列较大类型。 其一，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适用错误。它是指行政立法对某一事态作出规定时，执法机关不能选择下位法的规定，例如《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第80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其二，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适用错误。在法律分类中有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区别，特别法所调整的是特定的社会事态，而一般法所调整的则是一般社会事态，若特别法有规定，执法机关就不能选择一般法。《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第8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其三，新法与旧法之间的适用错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非常明确，即新法制定以后旧法就宣告失效。但是，在法治实践中，新旧法之间不总是保持这样的关系，有时对同一事态既有旧法的规定，亦有新法的规定，应当选择新法时，执法者选择了旧法就构成适用法律错误。《立法法》第83条指明了新旧法之间的适用原则。上列方面基本上包括了法律适用错误的类型。然而，《立法法》所揭示的法律适用与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适用存在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是：立法中的法律适用是针对制定法律的行为而言的，而执法中的法律适用则主要是针对执法行为的，其与执法机关的个案处理行为密切相关。由于二者存 在这一较大区别，因此，《立法法》中所列举的有关法律适用的类型并不能完全运用到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类型划分中来。应当说明的是，类型划分本来就是一个理论问题，采用不同的标准会划分出不同的类型来。在笔者看来，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类型划分不能完全理论化，即应当把相关的类型划分与行政法治实践的状况紧密结合起来。 由此出发，笔者认为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类型可划分为下列方面。 第一，行政法原则与行政法规则的错误适用。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是法理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上向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论点，一种论点认为，法律原则统摄法律规则。即是说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在适用中发生争议时，法律原则应当统摄法律规则，即行政主体应以法律原则处理案件而放弃法律规则的教条或规定。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就以一个个案分析了原则统摄规则的基本法律机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冲突以后选择法律规则，因为原则的内容无法确定，或者原则的内容相对抽象，而规则的内容则更加能够操作。此论以英国法学家艾伦为代表，其在《法律、自由与正义》一书中指出：“规则指定了特定的结果，这正是规则的功能，即在需要作出判决的特定案件产生之前排除这样的考虑。相比之下，原则是直接诉诸理性，其意味着法官只能适用他所理解、分享的原则并因此适用其价值。既然原则的价值不可避免要依赖于案件的具体情势，那么它的适用始终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必然是个人的判断。”笔者认为，上列两种关于法律原则和规则关系的论点都能够自圆其说。那么，在行政法的适用中，行政执法机关究竟应当选择行政法原则，还是应当选择行政法规则呢？在笔者看来，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每次适用法律的情形以及与个案的关系确定原则优先还是规则优先。同时，行政法原则分成许多层次，有些行政法原则是相对抽象的，例如依法行政原则，其中法的定位并没有予以确定，即是说依法行政中的法究竟是什么在实践中并不容易确定。而有些原则则是相对具体的，例如，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就非常清楚地指明了行政相对人就一个违法行为只承担一次法律责任。在我国行政部门管理法中，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关系则更加复杂，几乎整个部门行政管理法都确定了属于自己的原则，而且有若干分层。例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在总则部分就确定了五六项重大原则，例如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海洋环境等。那么行政主体根据个案选择法律原则或者规则应当依据这样的标准，即当法律规则没有规定行政自由裁量权时，行政主体应当依法作出羁束行为，严格依法律规则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定性，此时不要考虑相关原则。反之，当原则规定的内容比较具体，规则留下的裁量余地较小时则应选择原则。总之，行政主体应当选择行政法原则而错误地选择了规则，或者应当选择规则而错误地选择了原则都属于行政适用法律错误。 第二，行政单选规则与行政多选规则的适用错误。行政法规范在制定过程中是分门别类进行的，即便是法律层面的行政法规范，其制定过程常常也是这样的，就是由某一实施主体在自己的管理事务范围内进行草拟，而整个草拟过程紧密结合了本管理领域社会关系的状况。例如，《土地管理法》由土地管理职能部门草拟，《水法》由水行政部门草拟，《文物保护法》由文物管理部门草拟，等等。虽然不同部门草拟的法律规范对于本部门的行政执法而言可能是非常周延的，然而，不幸的是法律对社会事态的调整所遇到的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并不以每一个职能部门的职权为转移。以《土地管理法》为例，其在实施中除遇到有关土地违法外，还有可能遇到治安违法、文物违法、水违法、矿产资源违法，等等。某一行政违法行为出现以后，有可能出现虽属土地管理法的调整对象，但具体的违法行为又不是土地违法，或者一个违法行为主要是土地违法，但同时又违反了其他一些行政法规范。在行政违法中，我们常常注意到诸多概念，如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行政违法行为中的牵连违法、违法行为的竞合、违法行为触犯多个法律领域等复杂情形。在若干复杂情形中，行政主体必须区分行政法中的单选规则与多选规则及其关系。进一步讲，有些违法行为行政主体只能选择一个定性规则或制裁规则，另一些违法行为则必须选择多个定性规则或制裁规则，如果行政主体作了不适当的选择就会构成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在行政执法中常常存在一个违法行为由若干行政机关分别处理或制裁的情形，或者出现若干行政机关组成一个联合执法机关处理一个案件的情况，上列情况实质上都是由单选规则与多选规则的关系造成的。有时是一个违法行为必须将两个以上的规则结合在一起进行判断，才能确定其是否构 成违法行为。例如，某一从事药品经营的行政相对人的经营行为究竟为违法或合法，必须将《药品管理法》、相关的工商行政管理法、相关的税务行政法结合起来才能确定。若行政主体选择了一个规则，或者选择了若干规则而漏掉一个规则，都会构成行政适用法律错误。 第三，行政法上位法与行政法下位法的适用错误。自《立法法》确定了上位法与下位法的概念之后，其就成了法学界的一个惯常用法。上位法是指处于相对较高地位的法律规范，而下位法则是指处于相对较低地位的法律规范。依《立法法》第78条的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政府规章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由于《宪法》是一个母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上位与下位的关系问题。具体地讲，我国的行政法律是行政法规的上位法，而行政法规是行政法律的下位法。行政法规是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上位法，而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则是行政法规的下位法。地方性法规是地方政府规章的上位法，而地方政府规章则是地方性法规的下位法。这是依照我国立法法所确定的法的相邻关系而论的。若不依相邻关系论之，处于较高地位的就是上位法，处于较低地位的便是下位法。例如，法律既是行政法规的上位法，也是政府规章的上位法，等等。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存在法律位次上的错位问题。具体地讲，如果上位法对某一违法行为作了规定，不管这种规定与下位法相比是否有利于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对案件的处理都必须选择上位法规定，如果舍弃上位法而选择下位法就是错误适用了法律。此种错误适用的状况是非常明显的。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某一上位法对相关的行政管理事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而下位法则对同一事项作了具体规定，那么，行政执法机关究竟应当选择上位法对此一事态不予以处置，还是选择下位法对此一事态予以处置呢？笔者认为，在这里上下位法之间是补充的关系，当行政主体选择用下位法对行政事态进行处置时，其适用法律的行为是正确的；反之，其选择上位法对本该处置的事态予以放弃，那么就构成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指出，《立法法》没有对上位法空缺了有关事态而下位法已经作出规定的情况下，适法主体究竟怎样选择的问题作出规定。尤其在近年来地方立法不断泛化的情况下，地方立法弥补中央立法不足的情形比比皆是，若行政主体放弃地方立法，仅依中央立法没有规定为由对案件不予处理时究竟是否为适用法律错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毫无疑问，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存在事态规则上的冲突时，行政主体若选择下位法便是不折不扣的适用法律错误，这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第四，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适用错误。通常情况下，一个行政法典则要么是实体规则，要么是程序规则。例如，《土地管理法》是实体规则，与该法相近的几乎每一个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规则都是行政实体法。而《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则是行政程序法，前者规定了行政许可的程序规则，后者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则。如果每一个行政法典都是泾渭分明的实体规则或程序规则，那么，行政实体规则与行政程序规则的适用错误也就容易把握了。例如，对某一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本应依《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处理，而行政主体则选择了其他实体规则，完全不考虑行政处罚程序，这便将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关系错位了，这个错位的情形是比较明显的。不幸的是，我国诸多部门行政管理法中，行政实体规则与行政程序规则混合在一起，比较典型的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土地管理法》、《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将行政实体规则与行政程序规则混合在一起，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实体上的违法可以根据部门行政管理法的规定处理，但具体的处理措施，如采用的处罚种类、处罚方式究竟该依这些行政实体法规定的程序规则为之，还是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规则为之，就很容易出现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在我国传统行政执法中有一个大家都默认的原则，即实体法优先原则，就是当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进行法律制裁时应当首先依部门行政管理法确定的程序规则处理。然而，《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是后法，依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或行政许可法。那么，此类适用法律中的错误究竟如何认定是行政法学界应当关注的问题之一。 第五，行政法条款项的适用错误。行政法典则由若干具体元素构成，例如，在较大的行政法典则中有章、节这种相对小一些的内容，而在章节之中包括了诸条的条文。但是，条文并不是行政法中的最小元素，往往在条文之下还有诸如款、项等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既支撑了条文和章节，有些又有相对独立的含义。例如 ，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一个款或者一个项就可以构成一个违法行为的种类。常常在一个条文之中包括了若干违法行为的种类。当然，在一个法律条文之中，违法行为的种类有一定的关联性或相似性。此种关联性或相似性非常容易使行政执法机关将此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认定为彼一性质，很容易出现法律条款选择中的错误。对于条、款、项选择的错误在行政法学界很少有人研究，甚至一些学者将此类选择错误排除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范围之外，正如笔者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部分指出的，一些学者仅仅将适用法律错误限定在不同典则之间的错误选择上。事实上，行政主体在法律典则章节选择上的错误、条文选择上的错误、款与项选择上的错误都是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构成。对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来讲，法律典则中的条、款、项具有决定意义，一个法律条文决定一个行为的性质，例如《政府采购法》第75条规定：“采购人未依法公布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和采购结果的，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此条既设定了一个违法行为又对此给予了相应制裁。一个条文中的一款也常常决定一个行为性质，还以《政府采购法》为例，第82条第2款规定：“集中采购机构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考核中，虚报业绩，隐瞒真实情况的，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采购的资格。”该款项设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违法行为状态。一个条款中的项亦能够决定一个行为的性质。例如《政府采购法》第71条第1款中设定的7项，每一项都是一个完整的违法行为的构成条件，如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等等。由于条、款、项所设定的行为性质既存在区别又具有关联性，这便决定了行政主体适用法律中错误选择进而使行为性质发生变化。 四、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法律责任 瑕疵行政行为的责任承担在我国是一个颇为困惑的问题。由于我国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也没有建立完整的政府责任制度，因此，没有一套完整的追究瑕疵行政行为责任的机制。我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三大救济法从行政救济的角度规定了瑕疵行政行为的救济问题。当然，《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在一定范围内由国家承担瑕疵行政行为的赔偿责任问题。而前两个行政救济法规定的瑕疵行政行为的责任形式存在较大缺陷：一是规定的责任没有针对性，例如笼统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的予以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或者由行政主体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是否每一个瑕疵行政行为都可以作出上述处理呢？事实上是不可以的。例如在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选择完全撤销该行政行为就不一定妥当，因为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不一定是全部错误。同时，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不能够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有特定内涵的。这种笼统的法律行文肯定不利于瑕疵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二是规定的责任不十分具体。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其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手段所要得到的并不是单单给行政主体以制裁，更为重要的是其要从行政救济或相关的行政责任制度中获得利益，而目前的法律行文仅有对行政主体一定程度的制裁的规定，都没有使行政相对人获得物质平衡和精神平衡的规定。这些都说明仅在行政救济制度中规定瑕疵行政行为的责任是不行的。《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这两部针对特定行政行为进行程序规制的典则虽然规定了一些责任条款，但却回避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若出现在行政处罚行为中，出现在行政许可行为中究竟如何处理的问题。 鉴于我国法律文件中关于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责任的疏漏，笔者试提出下列有关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责任追究的思路。 第一，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效。上文已经指出，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有程度上的差异，即有些适用法律错误属于完全错误，有些则是部分错误。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程度上的区分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适用法律完全错误是指行政主体给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适用了一个完全不该适用的法律并使其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情形。在行政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情况下，一方面，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事实作出了错误判断，有可能将合法行为事实作为违法行为事实来判断，对本来不该适用法律的情形适用了法律从而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应当指出，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前提是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侵害，如果行政行为没有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侵害就不能作出适用法律错误与否的分析。另一方面，行政主体虽然没有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作出错误判断，但选择的法律条款完全不能与案件事实相对应。 例如，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事实本来在环境保护领域，都被行政机关适用了治安领域的行政法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本来是财产侵权，却被行政主体适用了侵犯人身权的行政法规范。上列两种情形都属于适用法律完全错误。在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情况下，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已经不是一个数量上不当与否的问题，而是在质上存在瑕疵。因此，这样的行政行为应以无效行政行为处理之，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撤销判决，其他行政救济机关亦应作出撤销错误行政行为的处理。 第二，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有诸多具体而复杂的情形，在大多数行政适用法律中，由于行政相对人违法事实的单一性而导致适用法律很可能仅仅一次。所谓一次性适用法律是指行政主体在一个法律典则中选择一个法律条文，或一个法律条款，给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作出一次定性并一次性处理的法律适用行为。例如，行政相对人驾车闯红灯，只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即可。在此类适用法律中没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但是，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不如此简单，有时一个行为触犯了多个法律条文，行政主体必须对其实施两次以上的法律适用行为。当然，这两次以上的适用法律行为是在同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中完成的，即是说行政行为涉及到若干个行政法条文，而且每一个条文对行政相对人的案件事实都是适用的。例如，行政相对人违章驾车既无驾照，又超速行使，还可能闯红灯，此类违法行为仅用一个行政法条文是无法处理的，只有适用多个法律条文才能作出适当处理。那么，在此种复杂的适用法律的行为中，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就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以上列违章行为为例，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主要应当适用规范无照驾驶的法律条款，而规范超速和闯红灯的条款是次要适用的。如果行政主体放弃了适用主要条款而选择了适用次要条款就应当视为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笔者认为，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其行政行为的正确概率以及正确的量极小。行政主体至少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这样的行政行为既不能作保留的处理又不能作变更的处理。应当像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完全错误那样予以撤销。那么，对于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能否作出部分撤销的处理呢？在笔者看来不可以，因为部分撤销后这一行政行为的性质并没有被改变，其给行政相对人或行政法治原则造成的后果也没有得到救济，因此，撤销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行政行为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 第三，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的行为予以部分撤销。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与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情形相反，指行政主体的适用法律行为主要的法律选择是正确的，但在一些次要的法律选择上出现了错误。此种情况的条件与前一种相同，即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需要有两次以上的法律适用行为，而两次以上的法律适用行为同样都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之中。例如，行政相对人具有轻微的诈骗行为，即尚未构成犯罪的诈骗行为，此种行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禁止并可以打击的。其在实施诈骗行为的同时，实施了制造公文、证件、印章的辅助行为，该行为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打击的。行政主体在对行政相对人实施处罚时，在适用了治安处罚中诈骗行为的条款时是正确的，而在适用治安处罚中制造证件、印章的行为中欠正确，此时便可认定为其适用法律部分错误。笔者认为，行政相对人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一行政行为的质，仅仅使这一行政行为存在量上的不足，如果救济机关撤销了这一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权的正当行使是不利的，最终也起不到对行政相对人权利进行救济的作用。因此，对于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的，救济机关作出部分撤销的处理，就是将错误的部分予以撤销，而将主要部分予以保留。事实上，部分撤销在人民法院的判决中是经常存在的。 第四，适用法律微弱错误的行政行为予以变更或补正。适用法律错误既然能够作出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的分析，那么，在量的分析中就应当比较精确。例如，我们能够确定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次要部分错误。那么，我们也应当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微弱错误的判定。所谓适用法律微弱错误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在适用法律时，绝大多数的适用条款都是正确的，只是在个别环节上存在瑕疵，如程序上疏忽了某一环节、实体上没有照顾到某一细节等。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的此种微弱适用错误是经常存在的，如行政主体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忘记告知行政相对人交付罚款的地点等。这一些细节上的疏忽虽然对于这一行政行为而言存在瑕疵，但是，这样的瑕疵还不足以给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实质性侵害。对这样的行政行为作撤销或部分撤销的处理都是不 妥当的。在笔者看来，应当作出变更或补正的处理。在行政主体选择法律量度时有所偏重，此时，行政救济机关便可以变更，细节上的变更既不影响这一行政行为的质量，又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形作出了可以变更判决的规定，这为行政适用法律微弱错误的变更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行政行为如果有程序上的不周全，救济机关则可以让行政主体予以补正，而补正的处理方式在我国有关的救济法中是有规定的。 注释:《行政复议法》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修改为“适用依据错误”，实际上拓展了适用法律错误概念的范围。这个拓展的原因是由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与行政复议中审查类型的不同决定的。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依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合法性审查，而合法性中的“法”没有包括政府规章。行政复议中的审查包括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当审查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除了对规章以上的法律依据进行审查外，还要看行政机关遵守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依据的状况。这显然是对适用法律错误中“适用法律”的内涵所作的拓展。这个拓展在行政法学界并不被普遍赞同，其原因在于如果依《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执法中的法律依据就相当宽泛，这样不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治。笔者认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提法应当更科学一些。 有学者曾在《论行政法的适用》一文中对行政法的适用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其中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探讨，其中关于行政法适用要素的一些论点就很有启迪意义。参见张淑芳：《论行政法的适用》，《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行政法学著作对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这样解读的，例如胡建森教授认为，“适法错误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下列几种：(1)应当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文规定条件下才能作出的行政行为，在没有该依据时，行政主体作出了该行政行为。(2)实施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必须适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政主体没有适用这些依据，而适用了规章以下的行政依据作出了该行政行为。(3)应当适用这个法规的，行政主体适用另一个法规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4)应当适用一个法规中的这个条款的，行政主体适用了另一个条款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姜明安教授认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从总体上来说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适用了不应该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或者没有适用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从形式上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指本应适用某个法律或法规，而适用了另外的法律或法规；本应适用法律或法规中的某个条文而适用了另外的条文。但从实质上讲，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除了某些技术性的错误以外，通常表现为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定性错误，对法律、法规适用范围或效力的把握错误，对法律、法规的原意、本质含义或法律精神理解、解释的错误，或者有意片面适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等。”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8页；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380页。 参见关保英：《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27页。 罗纳德·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的一个案例处理讨论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即“1888年，在著名的包格斯诉帕尔默案件中，一个纽约的法院必须判决，在祖父的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即使他为这项继承把他的祖父杀了——是否还能根据该遗嘱继承。该法院开始推理时承认：‘的确，对关于规定遗嘱制作、证明和效力以及财产转移的成文法，拘泥于文字进行解释，并且，如果这些成文法的效力和效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予以控制或者修改时，应该把财产给予凶手。’但是该法院继续指出：‘一切法律以及一切合同在执行其效果上都可以由普通法的普遍的基本的原则支配。任何人都不得依靠自己的诈骗行为获利，亦不得利用他自己的错误行为，或者根据自己的不义行为主张任何权利。’因此，该凶手不能接受遗产。”［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英］T.R.S.艾伦：《法律、自由与正义》，成协中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中，有关于牵连犯的理论和制度，所谓牵连犯就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一个犯罪行为时触犯了多个罪名，刑事法律对牵连犯的处理有一套相应的制度。而 行政法中违法行为的竞合理论尚未建立起来，这是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治实践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第2篇：问题讨论法论文范文

犯罪过失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也是紧密相关的关系，首先表现在这两种性质的机能的相互承接上。过失首先作为一种心理事实，在构成要件上，可以作为一种记述性的类型，即区别于故意而在构成要件上类型化了的心理事实，这是过失的主观面，也是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的心理状态。我国刑法中不乏有在分则条文中直接使用“过失”一词的情况，如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死罪，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过失重伤罪。可以说，过失作为类型化了的构成要件，主要是其主观面的机能。同时，刑法也有对一些过失犯罪从客观面上进行规定的，如分则第九章的渎职罪中，一般没有直接使用过失一词，但多数说明其违法性，如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笔者认为，过失的客观面——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是违法性的本质。因为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就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等规定而造成了危害结果。违法性，是犯罪过失的客观的表现，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论，构成要件该当性原则上推定违法性，除非有阻却违法事由的存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的关系是烟与火的关系，具有违法性推定机能①。故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存在紧密的联系。在外观上，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是相同的，而如果考虑构成要件性的过失，则可以区分两者在构成要件方面的区别，所以，我认为犯罪过失的主观面，是构成要件性的过失此一要素的内容，同样，违反注意义务和违反结果避免义务，则是违法性过失要素的内容。这两者相互统一，相互联系，发挥着对过失行为的评价作用。作为责任性过失要素，是包括过失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内容的，而且包括客观上的各种阻却条件如责任能力和期待可能性的考察，成为一个综合的评价结构。我国刑法犯罪论体系不同于大陆法系通行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论，但是，犯罪过失既是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又是刑事责任的要素，这两者存在区别和联系。作为构成要件的过失，应该是指主观的心理态度（也是一种类型化的心理事实）；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不可避免的存在规范评价的违法性，也便不能否定其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正是这种违法性的表现。我们说注意义务是主观的精神的义务，是说注意义务的内容是主观上的，同时说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具有客观性，两者并不矛盾。三、过失的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违法性认识，亦称违法性意识，是指行为人认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传统的理论认为，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的分水岭，但现在理论上认为过失也有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的内容。如有的学者指出，违法性意识或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应当是过失的规范评价要素之一，缺乏对行为违法性的意识或意识的可能性的评价，就不存在过失的犯罪心理②。笔者赞同此种观点，但是认为在过失的违法性认识或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的若干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关于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在犯罪过失中，违法性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应该是什么违法性？从我国刑法规定来看，犯罪过失所应当预见以及避免的，都是危害结果，而危害结果则是社会危害性（法益受侵害性）的客观表现，因此，可以说是实质的违法性的预见或避免。然而有的学者认为，违法性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行为的社会的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而已，是立法者以法律形式对其予以确认的结果。社会危害性是对行为社会意义的否定评价，但这种评价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以一定的行为准则为依据的，……因此，一种行为具有违法性，就意味着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必然在形式上表现为违法性。违法性认识的内涵，只能界定为对行为的形式违法性的认识③。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形式的违法性和实质的违法性并不是两个违法性，而是违法性的两个方面，上述论者对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值得肯定的。过失犯罪在现代立法中，一般规定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作为构成要件，而且都规定只有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处罚。可见，对实质的违法的考察，是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过失犯罪作为与故意犯罪有严格区分的犯罪，在主观上存在的过失的恶性，远远不能与故意的相比较。从而只有在实际上造成危害结果的产生的，以及法律有规定的，才能对之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应该把实际的法益侵害（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过失考察的重要因素，虽然一般而言，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是同一的，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两者会发生分离。现代社会工业化的生产活动，许多都不能及时的为法律所规范，如工业污染、食品、医药等行业的危险性，有的时候，这些范围的行为都不为法律所规定，因 此，笔者主张，在原则上应坚持实质违法性的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在特定的情况下，则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其行为的形式的违法性就足够了，这正是在一般情况下实质违法和形式违法同一的情形的客观反映。在犯罪过失中，行为的形式的违法性，仅仅是法律客观的，形式上的评价，对于行为人而言，并不太受关注，即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之时，并不对其是否违法表示关注，而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会有所关注。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形式上的评价不是行为人主观罪过、刑事责任主要的或全部的基础，而实质的违法性认识或认识可能性才能更真实的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行为人既能认识到形式违法性，也能认识到实质违法性。但是，行为人若不知道此种行为为法律所禁止，但明确认识或可能认识到此种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则不能说行为人因不具有形式违法性认识而否认其过失的心理态度的存在。原则上以实质的违法性及可能性的内容是比较妥当的。

第3篇：问题讨论法论文范文

一、消费信贷及其社会效应

消费信贷，是指金融或商业等机构向有一定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调剂资金余缺的信贷行为和信用关系。消费信贷不仅是一种信贷行为或放贷业务，而且是一种信用关系，它不仅包括贷款信贷，而且包括销售信贷等多种形式。消费信贷的对象一般只是个人或家庭消费者，不给集团消费提供消费信贷，这是各国法律所采取的普遍作法。

消费信贷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信用形式。随着销售商品的市场的出现，也就产生了消费信贷。消费信贷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们消费结构变化的客观要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运动，导致了消费信贷的产生和发展。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由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到高度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时，市场和消费的矛盾也就更为突出，消费信贷也就更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品的供应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高档耐用消费品纷纷上市，一般收入水平的个人或家庭短时期内难以凑齐足够的款项，有必要借助于消费信贷才能实现购买愿望。对于工业和贸易来说，如果没有保障消费者可以提前实现购买愿望的消费信贷法律制度，许多较高价值的商品和劳务，如汽车、住宅、假日旅游等，就不能被成功地出售。为一项销售或劳务提供信贷，已成为企业营销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从消费信贷交易中可以派生出双倍利润。首先可从商品销售或劳务提供中获得利润，其次可从信贷商业中获得利润。消费信贷可在一定程序上缓和消费者有限的购买力与日益丰富的商品或劳务的销售之间的矛盾，更好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也能开拓销售市场，促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因此可以说，商品市场是消费信贷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消费信贷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有序的消费信贷活动，又必然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人采取赊销方式向个人消费者出售商品，这便是消费信贷的雏型。但是，在19世纪以前，消费信贷大多建立在个人信誉的基础上，债务没有制度化，偿还协议也常常没有采取书面形式。到了19世纪，在美国已有消费者开始用分期偿还贷款方式购买家具等耐用消费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消费信贷首先在美国广泛兴起。后来，消费信贷在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和西欧广泛地发展起来。前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零售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销售商品。总之，消费信贷的产生和发展，与都市化的形成、劳动阶层地位的提高、耐用消费品购买量的增加，以及专业化放贷制度的发达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商业部曾利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来解决某些商品的销售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在城市曾经设有“小额质押贷款处”，办理城市居民小额生活贷款。后来，消费信贷一度被取消。80年代初，商业部曾决定对一部分价格较高的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电冰箱等），开展提前交货分期收款业务。90年代上半期，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开展消费信贷业务的机构-上海银通信托咨询有限公司。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住宅商品房的销售已经开始采用分期付款、银行按揭等办法。上海等地还将设立专门从事住房按揭业务的住宅银行。随着相关法规的出台，我国商业银行将都可以从事住宅按揭业务。近几年，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累计已达数百亿元。汽车工业要发展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轿车必须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消费信贷对培育个人轿车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消费信贷也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开启城乡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可以预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消费信贷在我国将有一个大的发展。

消费信贷发展到现在，已形成了许多种类。根据消费信贷的外在形式，可以将消费信贷分为销售信贷和贷款信贷。

销售信贷是指债权人采取多种形式推迟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应得价款的交付的协议，典型形式有租购协议、附条件销售协议和信用销售协议。租购协议是一种有可能（但不是义务）购买的租用商品协议。这种租购协议属于租赁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只获得限制物权。善意第三人不能从承租人那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由于承租人分期给付租金，承租人最后有可能购买标的物而获得其所有权。附条件销售协议是指价款支付后或者某些约定的其他条件和义务履行之后，所有权才转移给购买者的商品销售协议。现实生活中，附条件销售协议几乎专门用于分期付款销售。信用销售协议亦称赊销，是通过分期付款方式付款，但没有任何将所有权延迟交付给购买者的条款规定的销售合同。销售信贷的实质，是商品的出售者以商品的实物形式向货物的购买者提供信贷。

贷款信贷则是指存在于贷款形式（包括个人贷款和透支）中的所有信用。事实上，某些类型的消费信贷交易，很难轻易归属于以上销售信贷或贷款信贷的范围，如消费信用卡等。此外，根据消费信贷交易物的类型，还可以把消费信贷分为动产消费信贷和不动产消费信贷。动产消费信贷把动产作为消费信贷交易的标的物；不动产消费信贷则以不动产作为消费信贷交易的标的物，主要是指房地产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

我们要想全面了解消费信贷，还必须正确认识消费信贷的社会效应，所谓消费信贷的社会效应，是指作为社会成员的消费者，运用不同类型的消费信贷消费商品或劳务，给他本人、其他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消费信贷的社会效应，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运用商业特别是金融和其他信用代办所提供的范围广泛的、不同种类的消费信贷，对完成消费者的购买决定是相当有益的；消费信贷对消费者提供的明显好处是：在他自己存够钱之前，他就可以使用商品或享受服务；大多数消费者通过采用适合自己财力的消费信贷规模，适度消费；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提高自己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形成良性循环，促使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地运行。这就是消费信贷的正态社会效应。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消费信贷的缺陷，消费者可能招致超过他的财力的债务。使用消费信贷的消费者也许要很长时间约束自己，限制他使用其他商品或其他劳务的自由，他不得不承受一个高的负债率。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可能遭受失业、工资下降、疾并事故等情况下的具体风险。失业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出现，减弱或剥夺了消费者按合同履行债务的能力，有可能使消费者走上倾家荡产的道路，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消费信贷的负面社会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发挥消费信贷的正态效应，抑制消费信贷的负面效应，是消费信贷立法所锁定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制定《消费信贷法》的必要性

消费信贷需要法律规范和调整。用消费信贷法律对消费信贷予以调整，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通行作法。用法律手段调控消费信贷，是非常必要的：第一，这是充分发挥消费信贷正态社会效应、限制其负面效应的需要。消费信贷法对信贷保险的规定，对“冷却期”或撤回权的规定等等，都有利于发挥消费信贷的正态社会效应。第二，这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需要。消费信贷的以下有关问题，都必须由法律予以规范，保护消费者免受消费信贷框架内的不公平合同条款如违约金条款的制约；在高利贷情况下，对消费者予以帮助；保护消费者免受欺骗性广告、不公平市尝非真实承诺的损害，等等。第三，这是同消费信贷领域中的非法行为作斗争的需要。消费信贷领域常常出现以下非法行为：放贷人雇佣人和推销员上门兜售信贷；放贷人采用高压手段推销信贷；必要财产的抵押率超过标准（英国在19世纪末，一个放债人要求必要财产的抵押率高达3000％）；债务人使用过多的化名（有一个英国人供认，为了避免因借贷而声名狼藉，他至少使用了三、四十个化名）；信贷经纪业和债务收取中常有害群之马，等等。此类非法现象，都必须通过制定消费信贷法律予以明文禁止。

制定《消费信贷法》，也是加强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一个国家消费信贷的规模，决定于就业和收入状况、产品类型以及这些产品销售的竞争程度。只有在大部分人口可以获得定期收入如周薪、月薪的地方，消费信贷（特别是分期付款信贷）才是可行的。同时，这些人口的收入必须达到支付得起相当昂贵的消费的程度。二战后欧洲和美国等国家，伴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信贷得到迅速发展。我国目前占人口总数大部分的农民尚没有定期收入或收入不稳定，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还买不起特别昂贵的消费品或劳务（如小汽车、假日旅游等等）。故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在农村尚不完全具备迅速发展消费信贷的客观经济环境和条件。但是，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汽车工业的崛起，我国消费信贷将会有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因此，在我国加快研究和制定《消费信贷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乡居民消费生活的客观需要，不仅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人民消费生活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生活的质量，而且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需要，是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需要，是建立我国汽车支柱产业的需要；特别是加快制定和颁布《消费信贷法》，对促进我国目前住房商品化、加快汽车产业化进程，以及扩大内需、活跃市尝刺激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三、分期付款消费信贷的种类划分

分期付款销售，是指分两次或两次以上付款偿还货款的销售，是消费信贷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在消费信贷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有的国家也把分期付款销售称为分期付款消费信贷。美国消费信贷总额中有80％属于分期付款销售。分期付款销售方式一般用于以下各方面：一是汽车贷款，1955年至1970年，在美国近2／3的新车都是用这种贷款购买的；二是其他耐用消费品贷款，如购买家用电器、汽艇、珠宝、家具等；三是住宅修缮和家居现代化贷款，这类贷款期限较长，至少是5～7年；四是个人贷款，用于购买耐用消费品以外的一切个人开销，诸如还债、纳税，还有教育、旅行、汽车修理、医疗、丧葬等费用。在国外，提供这类贷款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销售金融公司、消费信贷公司、信贷协会、储蓄与放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当铺老板和其他金融中介组织或机构。

从营销方式的角度，可以把广义的分期付款消费信贷分为如下四种类型：（1）狭义的分期付款方式（即“物先交付型”分期付款）。这种方式以先交付商品为特征，也就是说，购买者给付首次货款金额（第一期货款，也叫“头金”）后，销售者即将商品交付购买者占有，以后按期给付所规定的货款，通常以月为单位。（2）限制性贷款方式。这种方式由与分期付款销售者有缔约的银行贷款给予购买者，购买者以所贷之款购买商品，以后则由购买者按期向银行偿还贷款。（3）预付款方式。这种方式是购买者预先向销售者定期给付一定的金钱，达到中间的一定次数时（或达到一定金额时），才取得商品的所有权，其后的价款则依通常分期付款的方式给付。（4）发行商品券方式。这种方式是由购买者（消费者）按其职别或地区组织一个消费团体，与商品券发行团体缔结协定，购买者从商品券发行团体取得商品券后，凭商品券向加盟店购入必要的商品，加盟店则以该商品券向商品券发行团体收回价金，商品券发行团体则向消费者团体的负责人收回其负责收集的价金。

根据担保方式的不同，可以把分期付款消费信贷分为：附条件销售、信用销售和抵押型分期付款销售。（1）附条件销售。附条件销售协议是销售者保留所有权直到价款付清为止的合同。这种合同在购买者违约情况下，一般授权销售者终止合同并重新占有商品。这种所有权保留虽然是一种担保形式，但是不属于物的担保。直到购买者付清款项后，所有权才转移给购买者。这就意味着在付清款项之前，没有销售者的同意，购买者是无权处分商品的。（2）信用销售。在信用销售合同里，没有关于价款付清之前由销售者保留所有权的条款，与其他形式的销售一样，购买者一开始就取得所有权。这样，无论购买者是否已按照合同付清价款，受信用销售合同约束的购买者可以自由地重新销售该商品，或者采取他所希望的其他处分方式。然而，信用销售合同一般包括了在购买者处分商品情况下催交全部未偿付的价款差额的条款。只要所催交的价款差额严格限制在未偿付的本金范围内，法律一般规定合同的这种条款可以强制执行。（3）抵押型分期付款销售。在这种分期付款销售里，购买者一开始就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是必须在标的物上设定销售者的第一次序抵押权。动产抵押须登记方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我国《担保法》第49条的规定，购买者转让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标的物，应当通知作为抵押权人的销售者，并将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告知受让人。作为抵押人的购买者未通知销售者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购买者转让作为抵押物的标的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销售者清偿未偿付的价款，不足部分由购买者弥补。

四、分期付款消费信贷的担保

“物先交付型”分期付款消费信贷，是最典型的分期付款形态。在这种消费信贷类型里，购买者向销售者分期给付货款；购买者通常在给付首次货款金额的同时，销售者将标的物交付给购买者。销售者对购买者授予了信用，销售者也就承担了不能收回价金债权的风险。对低收入购买者或高价商品，销售者所承担的风险更大。销售者为了防范这些风险，可以在缔结合同前对买主作完全的信用调查。但如果对购买者的信用调查越是严格执行，就会对购买者的经济状况越加重视，这无疑会导致一些分期付款交易做不成。因而在实际操作中，信用调查只能在达到一定程度时，由双方订立合同，在合同中对价金债权的担保作出规定，这就成为销售者确保收回全部价款的最重要的法律手段。

分期付款销售中的担保方式，可以有如下三种方式：第一种是设定抵押权的方法，即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至购买者，同时在该标的物上设定销售者的第一次序抵押权；第二种是所有权保留的方法，即虽由购买者占有、使用标的物，但销售者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直到各期价款付清为止；第三种是设定保证的方法，即由购买者占有、使用标的物，由保证人对价款全部付清向销售者承担保证责任，什么时候或什么情况下所有权发生转移，由买卖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设定抵押权的方法，比较符合分期付款销售双方当事人的本意。购买者获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销售者也获得了价金债权的物权担保。但是在实际的分期付款交易中，设定抵押权的方法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即使是不动产的分期付款销售也是如此。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设定抵押手续麻烦，要负担手续费；二是抵押权实现的手续相当烦琐，效率不高，抵押权人视抵押权实际为畏途。

所有权保留的方法，既可让购买者对标的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又可促使购买者付清剩余价金，故在分期付款销售中广泛采用这种方法。所有权保留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对价金债权的担保不够有力。而且我国《担保法》也没有认可这种担保方式。因此在今后的消费信贷立法里有必要予以确认。由于所有权保留与人的担保、物的担保、金钱担保均没有共同之处，故在所有权保留这种担保方式基础上，增加人的担保方式（指保证）是有必要的；也可以考虑对所有权保留建立正式的登记机制，以增加这种担保方式的有效性。

设定保证的方法，是担保价金债权的一种常用的方式。因为所有权的转移可以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故设定保证的方法有可能与所有权保留的方法合并使用。这样，附条件销售就包括纯粹的附条件销售（即以所有权保留作担保，没有附加其他担保形式）、保证型附条件销售（即除了所有权保留外，还以保证作为另外的担保）两种形式；信用销售也可以分为纯粹的信用销售（即没有增加其他形式的担保）、保证型信用销售（即附加保证作担保）两种形式。当前国外消费信贷立法规定的重点，均趋向于对分期付款销售设立担保形式（尽管附条件销售以所有权保留作担保），对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

关于附条件销售里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性质问题，传统观点认为，附条件销售里的所有权保留是一种附停止条件的所有权移转。也就是说，在购买者没有全部付清标的物价金时，销售者是所有权人，购买者只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利。这种观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附条件销售实质上是买卖合同，可以把购买者视为“准所有人”，把购买者的权利作为“附条件的所有权”。

五、我国消费信贷法的调整对象

就目前我们手里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世界上最早制定的综合性消费信贷法律，是美国1968年颁布的《统一消费信贷法典》。美国在1969年又颁布了《消费信贷保护法案》。英国在1974年制定了《消费信贷法案》。德国在1991年1月实施了《消费信贷法》。这说明大多数国家倾向于制定综合性的消费信贷法律。但也有一些国家仍然适用特别性的消费信贷法律，如日本1961年公布、1972年修改的《分期付款销售法》；也有的国家把分期付款销售当作一种商业销售方式，如韩国把分期付款销售规定在《批发、零售业振兴法》（1986年12月31日颁布）之中。综观外国消费信贷立法情况，结合消费信贷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我国消费信贷法是指调整在金融机构或商业等机构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消费者提供信贷过程中所形成的消费信贷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从上述消费信贷法的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消费信贷法主要调整以下三种信用关系：（1）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贷款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是一种银行信用，具体表现为用于个人或家庭消费目的的个人贷款、透支信贷等。（2）商业等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销售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是一种商业信用关系，具体表现为分期付款销售、非分期付款销售、耐用消费品的租赁。租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用形式，但是耐用消费品的租赁也要依靠租赁业主对消费者授予信用才能进行。外国通常把租赁称为租购，并将其纳入消费信贷法的调整范围。（3）消费者、金融机构、授予机构（销售者）三者之间的信用关系。国外把这种关系通常叫做“债务人—债权人—供应商协议关系”。在消费信贷领域，这种信用关系的运用范围日益广泛，具体表现为限制性贷款、循环费用帐户、支票交易、信用卡等，房地产分期付款也属于这种形式。此外，我国消费信贷法也调整消费者参加消费信贷交易所发生的辅助信用关系，如分期付款购买居间合同、人佣金、债款收取等辅助信用关系消费信贷法都应予以规范。

我国消费信贷法立法在确定其调整对象时，一方面应严格限制在“消费信贷”的范畴内，商业交易、国际贸易中的信用等都不属于消费信贷法的调整范围。另一方面，我国消费信贷法应立足于制定为一部综合性的、协调统一的《消费信贷法》，因为这是世界各国消费信贷立法的基本趋势。我国《消费信贷法》的调整范围应涵盖以下内容：分期付款销售（或信贷）、非分期付款销售（或信贷）、限制性贷款、透支信贷、信用卡、用于个人或家庭目的的房地产交易和辅助信用业务等。是否应把针对消费者的租赁业务纳入《消费信贷法》的调整范围，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作进一步的研究。

六、我国消费信贷立法遵循的原则

消费信贷立法原则，是指反映消费信贷活动和消费信贷关系客观要求的、贯穿于消费信贷法律制度之中的基本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制定《消费信贷法》必须贯彻下列指导思想：

（1）充分保障参加到消费信贷关系中的消费者权益原则。消费信贷法是作为部门法的消费者保护法的一部重要法律，具有消费者保护法的一些共同特征。纵观大多数国家的消费信贷立法，我们发现，这些立法里回荡着一个强烈的声音：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以下这些内容都是为了保护加入到消费信贷交易中的消费者权益：如运用广告作为消费者教育的手段、防止使用欺诈和高压手段签订消费信贷合同、授予消费者对消费信贷合同的撤回权（或规定合同的“冷却期”）、限制消费信贷合同中的违约金条款、限制放贷人对分期付款信贷合同的解除权，等等。这些内容已成为各国消费信贷立法的共同内核，我们应充分吸收国外立法中的这些先进内容，结合我国国情，为我所用。

（2）引导消费者科学消费的原则。我国《消费信贷法》应对消费信贷合同标的物范围（或消费信贷合同的种类）作出明确规定。对可消费的商品或劳务，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规定哪些鼓励消费，哪些限制消费。首先，要通过消费信贷业务加快现代化消费结构的建立。以机械和电子产品为核心的技术密集耐用消费资料占有较大比重，是现代化消费结构的重要标志。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消费上的差距，主要也就表现在高档耐用品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因此，我国《消费信贷法》在对分期付款销售（或信贷）作出规定时，可以由行政法规明确列出“分期付款销售商品”一览表。其次，要通过消费信贷手段加速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一个居民家庭平均食物支出在其平均收入或平均消费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数。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导致了城镇居民家庭吃、穿、注用、行消费支出比例严重失调，“吃”的消费支出占了大头，而“穿、注用、行”的消费支出只占了小部分。在我国如果不推行住房商品化，不施行“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则恩格尔系数将长期居高难下。因此，我国消费信贷法应对建立城镇居民购房消费信贷制度，作出完备的规定。再次，要通过消费信贷业务活动引导城乡居民消费向着科学、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消费信贷法》应规定信用业务必须坚持鼓励科学消费、支持健康消费、提倡文明消费的方向，反对愚型消费、迷信消费等一切不科学、反文明、非健康的消费。

（3）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则。我国《消费信贷法》应该规定，一般的消费信贷主要应面向大件耐用消费资料市场，要通过运用消费信贷杠杆启动耐用消费资料市场，促进耐用消费资料生产经营行业及其与之相配套的相关行业迅速壮大起来，使产业结构向着耐用消费资料方面倾斜，从而逐步消除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在传统产业里的过度投资现象。我国当前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过分膨胀，资源利用率低下，市场疲软，过度竞争，而技术装备好、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明显薄弱。国家要运用消费信贷杠杆激活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向技术水平的高级化发展。利用消费信贷方式扩大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范围和消费数量，使工业发展建立在有效和高产出基础之上，是消费对生产和流通反作用力的正态效应。但是如果对消费信贷杠杆运用不当也可能给社会经济带来负面效应。因此，《消费信贷法》要禁止用增加货币投放来扩大消费基金，以刺激城乡居民的消费；要科学地控制好全国消费信贷总量，把握住消费与积累的适度比例关系。

七、对我国消费信贷立法的若干对策和建议

当前我国消费信贷立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认识和借鉴世界各国消费信贷的立法经验。美国、英国和西欧各国在消费信贷立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欧盟在1986年颁布《消费信贷指令》以前，曾组织专家对欧盟各国消费者法（消费信贷法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作了大规模的分别研究和综合比较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借鉴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消费信贷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笔者特对我国消费信贷立法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1.应根据消费者交易的实质和功能来规范交易行为，而不是根据交易行为的形式。用贷款购买商品（指消费品）的行为，与分期付款销售行为，形式上是不同的，前者属贷款信用，后者属销售信用；但其实质和功能是一样的，都属于消费信贷。对这两种交易行为，应由一部法律统一规范和调整。

2.要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信用交易中的消费者的权益。具体说来，第一，法律要对消费信贷合同的订立予以规范，而不是注重于合同不履行时对消费者的救济。应避免草率的信用交易。规定合同签订后在“冷却期”内消费者没有撤回合同，合同方生效。让消费者有时间考虑，是签订一个合同，还是取消它而不冒支付利息、损失赔偿和违约金等等的风险，这对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很有必要的。第二，在消费信贷广告和合同要约等方面，应该规定某种最低信息和公布要求。这个要求的中心内容是告知消费者有效的信用成本，让消费者可以比较不同形式的消费信贷的成本和不同销售者所提供的信用成本，以便决定采用适合自己的信用形式；同时，规定最低信息和公布要求，也可限制对信用交易中的消费者的名目繁多的收费。第三，对消费者提前付清帐款，法律应规定扣除相应的利息和相关的费用。第四，应对分期付款信贷放贷人的解除权作出限制。一般应规定，不符合以下条件放贷人不得预告解除合同：即消费者完全或部分延迟支付致少两期相连的款项，延迟支付的款项达到信贷总额或分期付款价格的10％以上（德国《消费者信贷法》第十二条规定，信贷合同的期间超过三年的达到5％以上）。

3.对第三人的权利应采取合理的政策。对受分期付款销售合同约束的购买者能否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应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转移所有权至第三人，都应采取合理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应充分考虑维护交易的安全性和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利。

4.应对消费信贷交易的担保作出规定。对分期付款销售中所有权的转移，可以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也可以由当事人约定采用其他担保方式。对所有权保留这种担保方式的具体操作，可以考虑对所有权保留建立正式的登记机制。

5.在今后我国制定《消费信贷法》时，是否有必要制定和制定怎样的控制消费信贷利率的规范，尚值得研究，制定控制利率的规范的尝试，在欧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鼓励竞争，让利率市场化，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西方对高利贷问题曾作过富有现代精神的探讨，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6.我国在制定《消费信贷法》时应规定，根据国家金融政策，国家有关部门有权干预消费信贷总量。

7.对《消费信贷法》的实施应规定相应的行政执法机构。建议由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承担此职责。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利，对消费信贷规定某些行政管理规范，有时是必要的，但管理条款不宜过于详细。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表明，管理条款过细可能不仅导致许多繁琐管理程序的产生，而且限制了某些消费者群体对消费信贷的享有，有碍消费信贷活动的广泛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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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问题讨论法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权利法律保护

我国的大学生从年龄上看，多属于成年人，虽然他们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但由于在大学阶段处于受教育、保护和被管理的地位，因此，在教育行政机关与大学生、高等学校与大学生，教师与大学生诸种法律关系中，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了解大学生有哪些法定权利，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法定权利，是教育行政机关和高等学校依法治教的重要方面，也是转变教育观念，推进教育法制化、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旨在通过对大学生的法定权利及其法律保护问题的探讨，以期对新形势下高等学校依法治校工作有些许推动作用。

一、大学生权利受侵犯的表现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教育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大学生的权利日益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偏颇，特别是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我们常是强调学生对学校的义务而讳言学生的权利，加上一些高等学校片面认为“生源就是财源”，把学生当作招财进宝的对象，一些高校教师和管理人员法制观念淡薄，致使侵犯大学生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对大学生权利的侵犯主要出现在大学生财产权、人格权、获得公正评价权以及受教育权等方面。

(一)财产权的侵犯

侵犯大学生财产权的主要形式有：一是乱收费。《教育法》第78条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是，一些高校为了筹措办学经费和提高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全然不顾国家的禁令和学生的权益，想方设法巧立名目收费，使原本就为学杂费过高而发愁的学子背负更加沉重的经济包袱。如一年一度的备受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定向生招生工作，一些高校利用考生求学心切的心理，大肆收取报名费、捐资助学费竞达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又如-一些高校为毕业生推荐就业要收取接待费、介绍费等。据笔者调查，有的高校乱立收费名目达10余项，每生追加交费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上万元。二是高校的一些教师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把自编、自著的教材、著作，通过教材管理部门强行发给学生，笔者曾对某校某系98级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每生多发非教学用书23本，经费达285元。这种滥发“教材”的现象，既严重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又破坏了高等院校正常的管理秩序。三是学生宿舍或公寓的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学生宿舍或公寓的财产安全是高等学校的一项法律义务。但笔者了解到，一些高校学生公寓硬件建设不到位、管理工作松散、保卫工作形同虚设，致使盗窃案件经常发生。

(二)人格权的侵犯

人格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大学生的人格尊严同样受法律的确认和保护。近年来，一些新闻媒体经常报道中小学生的人格尊严受到侮辱的消息，与之相比较，侵犯大学生人格权的现象尽管没有那么普遍，也没有那样骇人听闻，但也时有发生。笔者就曾耳闻目睹了一些教师在批评教育学生时无视学生人格尊严的事例，如对一个逃课的学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责问道：“你经常不上课，是偷东西去了，还是谈恋爱去了?”对一个喜欢化妆的女生训斥道：“你整天浓妆艳抹，打扮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倒象个女。”对违纪学生进行批评、教育是教师的一项职责，但倘若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动辄圳人，动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轻则影响教师的形象，影响师生感情，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重则会因侵犯学生的人格权而带来一不必要的麻烦。例如，1997年6月，某高校学生宿舍发生一起窃案该宿舍学生王某300元的汇款单被人偷走后冒领。该校保卫处经过了解和核对字迹，把同寝室的毛某作为重点怀疑对象。随后，学校作出处理决定，并贴出了通告，称毛某“故意旷课，蓄意在寝室内作案，无视校规，情节严重，影响较坏，将毛某开除学籍”。面对校方的“通告”，本是清白的毛某同学有苦难言，无奈之下将母校推上了公堂。

(三)公正评价权和学业、学位证书权被侵犯

学校、教师对大学生获得公正评价权和学业、学位证书权的侵犯主要是指学校、教师违背客观事实对大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成绩作出不实评价，以及本该发给学生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而不予发给的情形。《学位条例》第4条规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就能授予学士学位，而没有明确要求必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但一些高校为了抓教学质量，违反《学位条例》的规定，硬是强行规定本科学生必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才能授予学士学位，使为数不少的本可以获得学位的学生而不能获得学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成绩进行评价是高等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毕业生学业成绩合格后就应依法颁发学业、学位证书，否则就构成对学生合法权益的侵犯。

(四)受教育权的侵犯

高等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擅自更改考生志愿，侵犯学生受教育的选择权。如学生王某在填报某师范院校志愿时，只填了中文系，没填二志愿，也未填服从分配，但该校在未征得王某本人的同意下，擅自将王某录取到了历史系。入校后，王某向校方申请，要求转中文系学习，起初，校方不同意，后经王某再三要求，校方同意其转系，但要交5000元转系费，无奈之下，王某只好退学参加第二年的高考。二是加重对学生的处分等级，甚至取消学生的学籍。如在对考试作弊学生的处理问题上，原国家教委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只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而没有规定“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一律应予退学”，但一些高校在制定学生管理制度时，硬性规定“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这就违反了教育法律、法规的精神，造成许多学生的受教育权遭到侵害。如1998年6，日轰动全国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其案由就起因于北京科技大学制定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因为这个通知所规定的退学事由超出了《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第29条所规定的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其内容是违法的。

二、加强大学生权利法律保护的路径

应该说，现实中因侵犯大学生权利而发生的案件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高校无诉”时代结束后，高校管理如何应对因学生而引发的司法审查?在高校办学自逐渐扩大的新形势下，高校管理工作如何真正走上法治化的道路?应该说保护学生的权利是教育法律法规的重要内容和教育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大学生权利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尊重、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应当是政府、高校及其教师应切实做好的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做好这项工作要重点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一)增强教育法制观念，树立依法治教意识

依法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首要之处在于广大高校教职员工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树立法制观念，强化法律意识。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一部分高校的管理者、教育者法制观念淡漠，致使高校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侵犯大学生权利的行为时有发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特别是《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这就要求高校管理者、教育者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树立平等教育观念和教育法制观念，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自觉尊重学生的人格，确保学生受教育权以及其他权利的实现，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二)大学生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

《教育法》第42条明确规定，受教育者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的权利”。可见，当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教师侵犯时，他们可以通过申诉和诉讼两种途径获得救济。

1．申诉

受教育者申诉制度，是指受教育者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教育法》以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学校或教育行政机关申诉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它是《教育法》为维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而确立的非诉讼法律救济制度，也是《教育法》赋予受教育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项民利。根据被申诉人的不同，大学生的申诉可分为行政申诉和校内申诉两种。行政申诉是指大学生把学校做为被申诉人向学校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申诉。申诉的内容包括：①大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的。②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财产权的。③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人身权的。④大学生认为学校侵犯其知识产权的。校内申诉是指大学生把教师做为被申诉人向学校提出的申诉。申诉的内容包括：①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财产权的。②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人身权的。③大学生认为教师侵犯其知识产权的。

2．诉讼

大学生就学校或教师的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可分两种类型。

其一，民事诉讼。当大学生认为学校或教师侵犯了自己的人身权或财产权时，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其性质属于民事诉讼，诉讼的目的是使自己受到的损失得到补偿，诉讼所追究的法律责任是民事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对学生造成的侵权属于职务侵权，职务侵权的赔偿主体是学校，而不是教师，因而，大学生就学校或教师的侵权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被告只能是学校，而不是教师。

其二，行政诉讼。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高等学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其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如《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高等教育法》第20条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与作为管理相对人的大学生之问不是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问因学校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如上文提到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就是典型的行政诉讼。

(三)行政机关和司法部门要从严执法，严格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高校管理呼唤法治化，离不开严格公正的行政执法和司法救济”，而从我国教育法治实践来看，“执法”是其中最薄弱的环节。由于一部分地区教育行政和司法部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较为普遍，这给侵犯大学生权利的行为提供了生长的“气候”和“土壤”。要切实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从严执法，严格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侵犯大学生权利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有三类，即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1．民事法律责任

教育法上的民事法律责任，是教育法律关系主体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破坏了平等主体之间正常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依照法律规定应承担的一种以财产为主要内容的责任。《教育法》第8l条规定，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高等学校及其教师对大学生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侵害，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有：①停止侵害，如侵犯学生人身权；②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如侵害学生财产权；③赔偿损失，如侵害学生身体造成伤亡；④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如侵害学生人格权。

2．行政法律责任

高校教师对学生造成侵权，应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由所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行政法律责任有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两种承担方式。

行政处分是一种内部责任形式，是学校对有过错的教师的一种惩戒。行政处分有6种形式，即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

行政处罚是国家教育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违反教育法律法规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个人、组织的一种制裁。教育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停考、责令停止招生、撤销教师资格、吊销办学许可证等。

3．刑事法律责任

刑事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构成了犯罪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高校管理者或教师侵犯学生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若构成犯罪，必须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受到刑事处罚。《教师法》第37条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教师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5篇：问题讨论法论文范文

从规范公司的组织行为角度出发，我们需要照顾现实，但更应着眼于未来。公司立法须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但不能靠强化职工代表的权益来规范公司的组织。建议《公司法》总则中保留一条（第15条）有关职工权益保护的条款，其他条款全部删除。 二。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规范 关联方的认定及交易准则也是公司法的重要内容。由于现行《公司法》未作规定，在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中，有关关联方及交易的事项多出现于公司章程中。按照公司制度改革的实践需要及相关制度与国际接轨的要求，1997年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一－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1998年12月中国证监会下达了《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1999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6号――关联方及其交易》，这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起到了推进作用。但上述关联方及其交易的立法意图并不能取代《公司法》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认定，实践呼唤立法的出台。由于关联交易很大程度上不是完全的市场交易，交易是否公平需要鉴证与披露。上市公司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是通过关联方交易来达到粉饰公司会计报表的目的。例如，对很多上市公司而言，商标、品牌的所有权不明晰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③于是公司大股东（往往是上市公司的母公司）打着“三分开”④的旗号，把很虚幻的商标、品牌评出一个天价，然后卖给由他们控制的上市公司。这样大股东长期“借用”上市公司的巨额资金就可一笔勾销了，而上市公司的“业绩”也可迅速增长。商标、品牌是开拓市场的利器，当然有它的价值，有价值就可以买卖。问题在于如何评估其价值，需要履行什么程序。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科学的评估机制，任由交易双方自己请出一个中介机构评出他们需要的结果，必然损害公司（特别是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严重违背“三公”原则。 《公司法》修改时应注意从以下方面规范关联交易： （一）、强化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行为约束 目前仅上市公司被要求披露关联方及其交易，进而通过社会公众及投资人的监督来约束公司的行为。但披露仅是事后行为，并不能避免关联交易中的不公正行为。例如，一些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同时兼任上市公司和母公司的董事，如果没有严格的回避制度，他们则有可能在董事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不能严格遵守为全体股东谋最大利益的行为准则。而对于大量的非上市公司，则不存在对外披露的要求，只能通过会计报告的年审制度，包括即将进行的国有独资公司会计报告的年审制度⑤，使公司的所有投资者及债权人通过阅读公司的会计报表来监督公司的行为。因而《公司法》应当在股东会、董事会及关键管理人员⑥的义务及责任方面对关联方交易的事前行为给予约束。例如，对重大关联交易（按具体公司设定不同的金额）需要通过股东会“特别表决”方可通过；严格规定和执行董事回避制度等。 （二）加强对关联交易中竞业禁止的规范 对于有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中的竞业禁止行为，多与自然人身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经理有关。这类关联方交易的违规行为一是客观上难以认定，二是非组织（如股东会、董事会等）行为。从制度上解决的出路只能是： 1、对能影响公司决策的关键人员（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经理、财务负责人等）设定忠诚条款，如在决议某项重大关联交易时，上述关键人员主动申报并回避； 2、《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对上述关键人员的任职资格应设定更加明确的限制，并经工商登记部门审核备案； 3、在法律责任中加重对竞业禁止行为的惩罚力度。 （三）、加强对少数股东权益的保护 《企业会计准则》及《审计具体准则》的立法意图是保证公司财务报告（包括表内表外信息）的合法性、客观性与公正性，对社会公众、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负责。《公司法》更需要从保护投资者、债权人的权益，特别是保护少数股东权益不受侵害的角度，对公司的组织行为加以规范。而对于那种于公司本身及公司的控股股东有益，但可能会侵害少数股东权益的关联交易行为，如许多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常通过股东会或董事会普通表决的方式决定重大关联交易以转移内部利润，《公司法》应当设定保护少数股东权益的条款，以减轻控股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不合理压制。例如，除应增设对重大关联交易需通过股东会“特别表决”方可通过的规定外，还应增加规定：代表公司（这里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10％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股东可以提议召集股东会⑦；可以拒绝由股东会选出的审计员；可以指定特别调 查员调查公司部分或全部经营活动⑧。如少数股东对公司股东会通过的重大关联方交易决议持反对意见的，可自决议之日起20日内向公司书面请求放弃自己的表决权而要求公司按当时公平价格收购其股份。

第6篇：问题讨论法论文范文

    当前社会整体向前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利益分配不公平,表现为贫富差距过大、城乡差距过大、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涉及民生的紧迫问题,包括社会保障、就业、失业、失地、不公平等;滥用公权力、公权力行使不当引发的问题,特别是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等让群众深恶痛绝;网络虚拟社会提出的挑战等。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利益冲突复杂化、交织化、多样化,群体性社会矛盾呈现激化的倾向,内部矛盾受到国际因素影响,矛盾的化解难度增加,传播化,易引起连锁反应等。为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而法治是我国的治国方略,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治本之策。

    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了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管的活动。社会管理的价值追求在于秩序、人权、公平正义、民主参与,而这也正是法治追求的价值理念。其一,秩序。秩序主要是指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一致性、确定性。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对秩序都有一种自然的需求,都倾向于避开混乱、无序的状态。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总体上还是有序压倒了无序,否则社会无法向前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而法治简而言之就是法律的统治。法律规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反复适用性,不能朝令夕改,为人们生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连续性、确定性。其二,人权保障与公平正义。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会管理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质言之,社会管理就是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保障公民的权益,实现公平正义。

    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何谓良法?尽管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国家权力是否得到控制,公正正义是否得到实现应该是判断良法与否的基本标准。其三,民主参与。社会管理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而法治本身也要求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民主立法、参与式的执法,让政府了解民意,及时回应民意,以实现政府、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

第7篇：问题讨论法论文范文

2 从意思表示看,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合同是当事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意思表示之合意,物权行为是当事人设立、变更、消灭物权关系的意思表示之合意。一般情况下,先有债权行为,后有物权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可以竞合,但并非等同也不能包容。在某些情况下,物权行为并非以债权行为为前提,如赠与行为,特别是家庭成员、亲密朋友之间的动产赠与,其物权转移的合意,并非以债权合同为前提,更不是债权行为的履行。有人认为赠与行为也得先有一个赠与合同,包括口头合同,笔者认为这未必太牵强了。莫非过年的时候,长辈给晚辈的压岁钱也有一个口头合同的履行问题吗？这显然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这种交付与其看成是一种债权行为,不如认定为物权行为。3 从客观效果看,把所有的民事流转、物权转移行为都严格区分为债权行为、物权行为,显有不妥,如不因当事人意思为原因而成立的物权变动,即依照法律的直接规定或事实行为而原始取得的物权,可不必区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但对因买卖引起的物权转移及一些不动产的他物权（如抵押权、地上权、土地用益权等）的设立、变更、消灭,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极为必要,否则不动产的公示原则难以贯彻。因为我国立法至今仍采用的是公示登记生效主义,而不是公示登记对抗主义,即没有公示登记行为,物的合意不能成立,物权的设立、变更和废止即为无效。公示原则是世界各国都承认的原则,只是效力有所不同。在我国,不动产的登记具有以下作用:一是契约作用,即为所有权、抵押权等设立、变更、消灭的合意的结果;二是公示作用,将权利公布于众,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三是对抗作用,即对第三人具有抗辩作用,保护交易安全;四是权利凭证作用,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减少讼累;五是保护作用,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由上可见,物权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不仅仅是履行债权合同的事实行为。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事实行为是法律直接依据事实本身确认其效力,而无需考虑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而法律行为必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是法律赋予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以法律约束力。事实行为不依赖于行为人的意图而产生法律后果,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是被法律所确认的意定后果。（二）承认物权行为具有法律依据物权行为理论对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1项、第875条、第891条、第928条对登记的效力作出了规定,明确不动产的权利取得、转让、放弃、废除都必须经过登记,否则不发生效力,载明“在土地登记簿中为了某人登记一项权利的,应推定此人享有该项权利。”“在土地登记簿中注销一项权利的,应推定该项权利不存在”（第891条）。该民法典第929条又对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和丧失作出规定:“转让动产所有权需由所有权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转移由双方成立合意。受让人已占有该物的,仅需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即可”。根据上述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比较我国以往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不难看出我国也承认物权行为的理论,只是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1 关于登记效力的规定:（1）早在土改确权时就采用了公示原则,在发放土地证前,农会对每户农民的土地、房屋都要进行张榜公布,核对无误后再填发土地证,土地证上所确认的土地面积、房屋间数和四至均为产权凭证。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有关土改遗留房屋确权纠纷,一般应以土改时确定的产权为准”。（2）1983年国务院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6条、第9条都规定:“房屋所有权转移或房屋现状变更时,须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所有权转移或房屋现状变更登记手续”。（3）1986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依法改变土地权属和用途的,应当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第十三条规定:“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也作了类似的规定。（4）199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6条规定:“土地使用者在支付全部土地使用出让金后,应当依照规定办理登记,领取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第25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转让,应当依照规定办理过户登记”。（5）199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第六十一条又规定:“房地产抵押时,应当 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办理抵押登记”,“因处分抵押房地产而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应当依照本章规定办理过户登记”。（6）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依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7）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8）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也非常注重保护不动产登记的效力。如1990年2月17日（89）民他字第50号《关于公产房屋的买卖协议签订后一方是否可以翻悔》的复函指出:“房管二所与哈铁办事处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提出解除买卖协议,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应认为该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尚未成立,一方翻悔是允许的。”综上,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采取了登记生效主义,而非对抗效力,这是承认物权行为的表现。

第8篇：问题讨论法论文范文

八、关于可撤销合同的范围所谓可撤销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经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撤销该合同，使其已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大陆法国家大多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归入可撤销的合同范畴，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在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可以经利害关系当事人请求，撤销该合同，使其已经发生的法律效力归于消灭。可见，我国民法仅将两类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规定为可撤销的合同，而将其它的一些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如欺诈、胁迫等）均作为无效合同对待。这一规定是否合理，值得研究。在统一合同法的制定中，关于欺诈、胁迫合同是否应作为可撤销合同，存在着如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可撤销的合同说。此种观点认为，欺诈、胁迫合同应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因为在欺诈、胁迫的情况下，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或者说存在着瑕疵的意思表示。瑕疵的意思表示意味着表意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为了充分维护表意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对实施欺诈、胁迫行为的一方施加不利的后果，法律应赋予受到欺诈、胁迫的一方以撤销权，将瑕疵意思表示的效力的决定权交给被欺诈人、被胁迫人，使其能审时度势，充分考虑到其利害得失以后，作出是否使合同撤销的决定。〔21〕二是无效合同说。此种观点认为欺诈、胁迫合同属于无效合同。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对此作出了规定，统一合同法乃应继续采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其主要根据在于：一方面，由于许多欺诈、胁迫行为不仅造成了当事人利益的损害，而且也危害了社会经济秩序。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在欺诈、胁迫的情况下，不论被欺诈的一方是否要求使合同无效，有关国家机关和司法机关应当作出干预。另一方面，在欺诈、胁迫的情况下，仅仅使不法行为人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责任，虽然能使受害一方的损失得到补偿，但并没有对欺诈、胁迫的一方实行惩罚性的判裁，从而难以制止欺诈、胁迫行为。如果将其作为无效合同对待，则可以为不法行为人承担除民事责任以外的行政责任提供依据。比较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更为合理。其根据在于：第一，这一观点充分尊重了受害人的自主自愿。在实践中，欺诈、胁迫的合同是极为复杂的，并非任何欺诈、胁迫行为都会造成对受害人的重大损失，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虽遭受了欺诈和胁迫，但因其所蒙受的损害是轻微的，对方作出的履行正是受害人所需要的，受害人可能愿意接受合同的约束。如果将欺诈、胁迫合同一概作为无效合同对待，无论受害人是否愿意，都要宣告合同无效，则不能充分地尊重受害人的意愿。第二，将欺诈、胁迫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由受害人自己决定是否撤销合同，并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最终决定是否撤销合同，这既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也兼顾了受害人的利益。尤其应当看到，由于将欺诈、胁迫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则在这种合同未被撤销以前，仍然是有效的，当事人仍然应当受到合同关系的约束，这就可以防止一方借口受到欺诈或胁迫而拒不履行合同。第三，将欺诈或胁迫合同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也有利于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为如果欺诈、胁迫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则这种合同的撤销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如果一方在将其因欺诈、胁迫所取得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时，若第三人取得财产是出于善意的，则受欺诈、胁迫人不得以合同已经撤销来对抗第三人。第四，可撤销的合同常常是与合同的变更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将可撤销的合同称为“变更或者撤销”的合同，允许当事人既可以主张变更，又可以主张撤销。由于合同的变更是指在维护原合同效力的情况下，对原合同关系作某种修改或补充。合同的变更仅影响到合同的局部内容，而不导致合同的消灭，所以法律对可撤销的合同允许当事人既可以撤销又可以变更合同，这不仅使当事人享有了选择是否维护合同关系的权利，而且在当事人选择了变更合同而不是撤销合同的情况下，对稳定合同关系、鼓励交易是十分有利的。而对于无效合同来说，当事人不存在着选择变更合同的可能性。从鼓励交易并尽量减少因撤销合同、返还财产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浪费出发，我们认为，如果撤销权人仅提出变更合同而未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则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应撤销合同。如果撤销权人已提出撤销合同，而变更合同已足以维护其利益且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我们认为，法院和仲裁机构可以不撤销合同，而仅作出变更合同条款的决定。总之，我们认为，欺诈、胁迫的合同仍然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统一合同法应将其作为可撤销的合同对待。九、关于显失公平的合 同所谓显失公平的合同，是指一方在紧迫或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而订立的明显对自己有重大不利的合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民事行为显失公平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多年来，由于显失公平制度在适用中缺乏合理的构成要件，以至于使这一规定弹性极强。在实践中许多本不应属于显失公平的合同都作为可撤销合同对待，从而，显得极不合理。据此许多学者认为，显失公平的规定弊大利小，应予取消，其主要根据是：第一，显失公平的标准非常抽象，不易于为审判人员掌握与操作，从而导致了执法上的不统一，甚至造成了被滥用的现象。第二，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许多当事人因交易不成功都以显失公平为由要求撤销合同，从而助长了轻率马虎地订立合同的行为，也不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第三，要求任何交易结果对当事人都是公平的，是不可能做到的，法律只能规定公平的交易条件，而不能保证交易结果的公平。〔22〕在统一合同法制订中，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不应采纳显失公平的概念。

第9篇：问题讨论法论文范文

一、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及意义

撰写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最后一个教学环节，也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之－。

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经济管理科学、财务管理理论、会计及审计理论和方法，独立分析解决企业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问题的初步能力；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可以巩固和深化所学专业理论和相关学科知识；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培养学生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初步掌握独立调查研究企业财务管理实际问题的技能，初步掌握解决企业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审计等方面问题的方法步骤；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检查学生对所学专业理论知识理解程度和运用能力。

二、撰写毕业论文程序

撰写毕业论文按以下步骤进行：

（一）选题（选题可按照附件一中所列的题目选定）

毕业论文作为在校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在选题上应理论结合实际，注重实证研究，以反映出综合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毕业论文的选题应符合培养目标，达到会计学专业专科层次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⒈选题的范围应根据市场营销专业要求，尽可能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难易适当，避免过于宏观的论题。

⒉要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选题应尽可能与实践有机结合。

⒊要有丰富的参考资料来源。

⒋自拟毕业论文（设计）题目须经过指导教师审查、确认。

（二）撰写开题报告

选题结束后，学生应按要求撰写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写作格式见附件二。

（三）撰写提纲、收集资料阶段

在做好毕业论文准备的基础上，拟定论文大纲，即论文写作提纲。其实质是安排全文的结构，明确论文中心论点，对所论述问题大体安排顺序，形成论文轮廓，注意结构的完整性。论文大纲经论文指导教师审查通过后再撰写初稿。根据论文大纲收集必要的论文素材，为论文写作做好充分准备。收集的素材可以是文字、数字，也可以是图表、报表、可行性研究报告。

（四）写作阶段

撰写论文，修改定稿，是论文的完成阶段。这一阶段，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是调整结构，推敲论点，润饰语言和论文援引材料。最后按毕业论文格式要求，打印、装订，提交论文。

三、撰写论文要求（论文统一用A4纸打印）

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即是本教学环节应达到的规格，也是考核学生毕业实践环节的基本依据。

（一）论文质量

1、科学性——指论文内容应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规律。

2、创造性——指论文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是简单重复前人的观点。

3、现实性——指论文选题和提出的理论观点，应反映企业现实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

（二）论文结构

1、引言——提出论文主题，阐述论文写作意义。

2、正文——提出论点、论据，阐述原理、概念，计算绘图，论证分析，以揭示企业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审计等某一课题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正文可分段论述。

3、结论——全文总结。根据对主题的分析论证，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

（三）论文表达

1、观点正确，分析透彻，重点突出，论据充分。

2、层次清晰，文字通顺，计算准确，打印规范。

（四）论文字数：8000字左右。

（五）论文格式：

第一页：封面

第二页：扉页

第三页：论文提纲

第四页：正文

论文题目：黑体，2号字

班级学号姓名（五号字）

内容摘要：*************（五号字）

关键字：***************（五号字）

一、题目（首行缩进2个字符，黑体，4号字）

（一）子标题（首行缩进2个字符，黑体，小4）

*****************************************************************。

1．小标题（首行缩进2个字符，小4）

*************************************************************************。

参考文献：按引用文献的顺序，编号列后。文献是期刊时，书写格式为：作者、文章标题、期刊名、年份、卷号、期数、页码；文献是图书时，书写格式为：作者、书名、出版单位、年月、页码；互联网资料：作者.文章标题，完整网址，年代

四、论文成绩评定

按照学院统一要求，由论文指导组的指导老师、评审老师及论文答辩组的老师就写作过程、写作论文的质量及答辩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按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档给出毕业论文成绩。

五、毕业论文撰写应注意的问题

㈠、学生选题应慎重，充分考虑自身的驾驭能力。论文方向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随

意更改者，取消答辩资格。

㈡、毕业论文是对学生所学知识及毕业实习的总结，应由学生独立完成，不得抄袭。有抄

袭者一经发现，取消答辩资格。

㈢、论文要求概念清楚、内容正确、条理分明、语言流畅、结构严谨，符合专业规范。

㈣、按质按量按期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并做好答辩的准备工作。如未按时间及指导老师的相关要求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取消答辩资格。

六、毕业论文撰写的时间安排

㈠、毕业论文动员及布置

时间：2006年9月17日上午9：00，由成人教育学院教务科在成人教育学院教学楼410教室布置相关内容。

㈡、毕业论文的选题

自2006年9月18日开始进行选题，2006年10月15日前将选定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及时交给班长，未按时上交“开题报告”的视为自动放弃论文答辩资格。

班长将学生填写好的“开题报告”于2006年10月22前务必交给至成人教育学院教学楼224或222房间，由成人教育学院教务科按照选题指定论文指导老师。

㈢、完成毕业论文写作提纲

2006年11月4日上午9：00整，各毕业生准时到成人教育学院教学楼410教室与指导老师见面，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写作提纲。

㈣、论文初稿的写作

在毕业设计期间，学生应紧密与指导老师联系，并结合所选题目及实习内容进行毕业论文的初稿写作。论文初稿必须于2006年11月15日前完成并交给指导老师。（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进行）

㈤、论文修改

论文最后的修改应在11月26日前完成并交给指导老师。毕业论文的修改至少要有三稿。指导老师可根据学生完成论文的质量自行确定修改次数，学生应按照指导老师的具体要求进行论文的修改工作。

㈥、论文定稿及上交

论文定稿并完成装订时间为2006年12月1日前。在进行论文装订之前，必须经指导老师同意，才能定稿及装订。装订完毕的毕业论文必须于2006年12月3日前交到指导教师处。

㈦、毕业论文答辩时间及地点

时间：2006年12月16日、17日；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30。

地点：成人教育学院教学楼410教室。

七、毕业论文题目审批表、论文封面、评阅书、答辩委员会记录可以从成人教育学院的网上下载

网址：

成人教育学院教务科

2006年9月2日

附件一：毕业论文参考选题

附件二：毕业论文题目审批表

附件录一：毕业论文参考选题

（学生可根据以下为毕业论文的参考选题范围拟定论文题目，也可超出选题范围自定论文题目，但须事先与指导老师联系，经过指导老师同意后才能予以确认。）

一：会计类

1．财务报表附注问题研究

2．上市公司会计制度设计问题探讨

3．分部会计报表问题探讨

4．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信息披露问题探讨

5．会计调整问题探讨

6．转换债券的会计处理

7．合并会计报表问题探讨

8．企业商誉会计问题探讨

9．证券市场中的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10．外币会计问题探讨

11．技术进步对会计的影响

12．环境会计探讨

13．期货会计探讨

14．现代信息技术在会计中的应用

15．我国会计电算化应用中的问题与对策

16．会计电算化对审计的影响

17．企业管理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会计电算化的作用

18．企业会计信息与市场信息的关系

19．上市公司财务会计特点

20．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要求与特点

21．作业成本计算与作业管理问题探讨

22．质量成本会计探讨

23．人力资源会计探讨

24．股东权益稀释会计探讨

25．现金流量会计探讨

26．资本成本会计探讨

27．高新技术企业研究与开发费用会计处理问题探讨

28．无形资产核算的若干问题研究

29．企业兼并重组会计问题探讨

30．建筑合同会计问题探讨

31．财务报告改进问题研究

32．非货币易会计问题探讨

33．会计报表问题探讨

34．投资的会计处理问题探讨

35．财务会计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出路

36．管理会计的控制理论与方法探讨

37．管理会计核算系统探讨

38．战略管理会计问题探讨

39．管理会计规范化问题探讨

40．企业业绩评价问题探讨

41．工业企业成本核算问题探讨

42．预算会计制度改革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的影响

43．全面收益会计问题探讨

44．金融会计制度问题探讨

45．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问题探讨

46．税务调整后的会计处理问题

47．现金流量表的理论与实务

48．会计管理体制问题探讨

49．作业成本会计的原理与应用前景

50．信息资源会计问题探讨

51．互联网与企业会计信息系统

52．会计信息系统的新思路

53．中国特色的会计问题研究

54．《会计法》责任主体问题研究

55．成本会计发展趋势问题研究

56．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模式

57．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规范体系研究

58．会计监督体系的研究

59．稳健原则和会计中的不确定性

60．会计模式问题研究

61．中国的会计环境分析

62．中美投资会计准则差异比较与分析

63．非货币交易会计处理的中美比较

64．稳健原则在我国上市公司运用情况的调查分析

65．无形资产会计的国际比较与分析

66．行为会计问题研究

67．税务会计问题研究

68.收入确认问题探讨

69.论每股收益会计

70.企业合并会计方法研究

71.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分析

72.会计造假与会计政策

73.如何加强政府对会计政策的监督

74.会计政策的国际国内比较

75.会计政策内涵的研究

76.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会计研究

77.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诚信问题探讨

78.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环境分析

79.我国《财务报告条例》和《会计准则》对会计的影响分析

80.责任会计问题探讨

81.责任成本与产品成本的异同研究

82.预算会计改革问题探讨

83.事业单位成本核算问题研究

84.关联方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研究

85.长期投资差异处理的理论与方法探讨

86.所得税会计处理问题探讨

87.借款利息处理的理论与方法探讨

二、财务管理及财务分析类

1.跨国公司的外汇交易风险及其管理

2.股份公司理财问题研究

3.集团公司财务管理问题探索

4.企业流动资产管理方法探讨

5.流动资产投资总额和结构问题探讨

6.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研究

7.企业直接筹资的环境问题探讨

8.公司筹资策略

9.我国公司筹资现状调查与分析

10.我国公司筹资成本调查与分析

11.我国公司资本结构的现状与分析

12.我国公司筹资过程中最关心的问题研究

13.公司投资策略

14.我国公司投资决策现状与分析

15.我国公司投资结构现状与分析

16.我国公司分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分析

17.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分析及其利用和控制问题

18.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分析的重心及其体系问题探讨

19.公司成长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探讨

20.企业经营风险的成因分析及其利用和控制问题

21.企业失败预测问题探讨

22.企业风险控制问题探讨

23.公司理财目的与理财方法间的关系问题研究

24.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

25.我国控股公司的实践及问题

26.资产经营与资本经营间关系问题研究

27.财务管理创新问题研究

28.财务总监制度问题研究

29.论企业资金结构的优化问题

30.负债经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问题分析

31.企业分立的财务问题研究

32.我国公司在国内和国外上市的利弊分析

33.我国企业债券发行的实证分析

34.资本运营与公司重组问题探讨

35.全面预算管理研究

36.公司业绩考评指标研究

37.财务预算的新方法与理论

38.财务预算的激励原理研究

39.财务制度设计的理论与方

40.公司购并的财务分析问题

41.我国公司收购中存在的问题

42.我国公司分立中存在的问题

43.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的关系问题研究

44.企业价值评估的理论与方法

45.我国公司财务目标的实证研究

46.我国可转换债券的实践与存在问题研究

47.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实证研究

三、审计类

1.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探讨

2.试论社会审计的风险及控制

3.论审计监督的地位及对策

4.或有负债及其审计

5.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审计的问题及其对策

6.论审计职业风险

7.内部控制的制度化与程序化

8.现代企业制度与审计监督

9.注册会计师审计风险的避免与控制

10.关于企业注册资本登记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1.会计监督与注册会计师

12.论审计风险及其防范

13.论审计职业道德

14.论审计会计信息联网共享

15.论注册会计师合伙制的法律责任

16.中立审计准则之比较

17.审计程序与法律责任

18.论会计信息失真对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影响

19.国有企业年度审计问题

20.审计工作底稿及其生命力

21.资产评估的合法性及应用

22.论审计重要性水平

23.论审计期后事项的处理及审计人员相应的责任

24.论审计信息内涵

25.持续经营能力及其审计

26.审计准则的国际比较

27.利用计算机审计的问题探讨

28.上市公司审计意见实证分析

29.会计估计审计

30.注册会计师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问题研究

31.我国上市公司审计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32.或有事项及其审计

33.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审计

34.审计责任界定问题探讨

35.内部审计问题探讨

36.管理审计理论与实务问题探讨

37.经济责任审计问题探讨

38.离任审计问题探讨

四、税务筹划类

1．增值税纳税筹划的研究

2．营业税纳税筹划的研究

3．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研究

4．消费税纳税筹划的研究

5．税务筹划理论问题的研究

附件二：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2006届专科毕业生论文题目审批表

专业：班级：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论文（设计）题目

选题内容：

开题报告情况及意见：

指导教师签字：年月日

教研室审查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