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观后感精选(九篇)

第1篇：大国崛起观后感范文

在近代世界历史舞台上忍气吞声二、三百年的中国，如何看待这些年已经成功崛起的国家?是临渊羡鱼，还是退而结网?这是每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大国崛起观后感，请您阅读。

大国崛起观后感1在不同的时期，只有那些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确战略判断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题记

看过《大国崛起》使我对世界历史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这部片子是根据历史事实描述了自15世纪开始，在52017年的时间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9个国家相继称霸世界，成为超级强国的历程。

但不免让我想起了中国可悲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中国从此落后。从152017年开始，欧洲的强国一个接一个的出场，引领了欧洲作为全球顶尖的新时代。五百年前航海技术的提高人类终于有了一种真正的世界观。先后出现了殖民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早期大国的相同的特点，靠掠夺别的国家的资源，充实国力兵力，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和人民的消费消耗是无限的，没办法发展本国经济的特色，终于在无限的消费中保持不住强国的地位。这让我们明白了靠掠夺只能是暂时的强大，最关键的是要能发展自己国家特色的经济，才能站稳世界强国。

在这本书中，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还是西班牙通过海洋冒险成为海洋霸主，或是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创立的商业帝国。这些欧洲强国都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将商业和自由贸易作为大国崛起的基本条件。而面积只有两个北京大的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证券交易所，建立银行信用体系的国家。正是这种经济体制的创新，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经济，也使面积这么小的国家脱颖成为当时世界性强国。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使其成为当年的“日不落帝国”。这无疑告诉了我们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强占先机，才能立于强国之列。但是，当世界上的国家一个接一个的崛起时，当时的清政府却依旧落后。明朝时期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不是为了开拓贸易，而是为了宣扬皇帝的德威。郑和死后，中国人的身影就在海洋上消失了。看了这些，我想我不说同学们也知道为什么中国现在比别的国家落后。而英国、荷兰等国家是那样的强大。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比较迟。不过中国发展速度很快，年收入以百分之九点几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都给其他大国造成了恐惧。

这本书是品读历史的见证，更唤醒了人们对中国未来的深深思索。它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

大国崛起观后感2《大国崛起》前言部分有这样的描述“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这九个先后崛起的国家，在历史兴衰和发展方面具有典型的意义。阐述其发展历史，探寻其发展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大有裨益。”这就对本书的高度总结和概括。

《大国崛起》一书以“九大国”的兴衰为主线，剖析其兴盛的背景和原因，并通过大国崛起探究其对世界历史及整个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为讨论国家发展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资源和文明资源，全书展示了九国通过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内完成的强国历程，既体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重复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在中国全力争取和平崛起，大国复兴的战略发展时期，此书具有非凡的感召力和时代性。激发了读者对中国崛起强盛的希望和激情，这也就是我喜欢这部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15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原先割裂的世界开始真正意义上地连成了一个整体，彼此隔膜的世界各国开始相互认识和了解，也展开了相互的竞争。在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舞台上，九大国家应运时代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迅速崛起。通过本书不难发现，本来西方大国的定义并不是以国土和人口的大小或多少来衡量，他们之间都或多或少的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第一，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历)对外扩张的历史或以进行殖民统治的方式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第二，曾经经历推翻封建王权或殖民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三，就是在工业、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和社会改革方面有过突出表现或对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

总之，《大国崛起》一书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五百年来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兴衰更替启迪人们：崛起，以前瞻性的眼光瞄准事物变化趋势，立足创造性地化解难题，促进生产力飞跃发展的过程。进入二十世纪后，寻求摆脱危机的良策，保持持续、良好的发展态势，则是崛起的必然要求。历史昭示我们，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大国崛起观后感3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读诗，使人明智;读史，使人睿智。当我看了《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时深深地感到，历史的车轮，势不可当，他造就了无数英雄的豪情壮志，使其为后人千古铭记......而我，也通过《大国崛起》增长了知识，拓展了智慧，有了一些收获。

大不列颠帝国的繁荣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开始，但真正让这个国家走向顶峰却是从工业时代开始的。

有人评价说：牛顿发现了进入工业时代的“钥匙”，瓦特拿着“钥匙”开启了工业时代的大门，而亚当斯密却倡导了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法则。没错，牛顿发现了“牛顿力学定律”，把人们从迷信神学转变到了崇尚科学，把我们现在认为“很弱智”的问题解决了，让人们了解了世界的运转方式，并悄悄地告诉了当时的人：工业时代将会很快来临。而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向人民宣告了：工业时代已经来临了。亚当斯密发现了自由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让人民清楚地认识到工业时代的本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自由的市场经济。

英国在18世纪工业时代把英国领上了世界大国的舞台，也让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国崛起》这个节目的确是一个增长知识拓展智慧的的好地方。

在近现代以来的世界舞台上，有九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

岁月悠悠，有些历史已经永远地消逝。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探险、荷兰的大型商船队、英国全盛时期的第一届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攻陷巴士底狱、德国第一个火车站、美国黑船逼迫日本开国、彼得大帝兴建圣彼得堡、苏联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五月花号抵达美洲......

这一幕幕历史的缩影，在《大国崛起》中为我们所呈现，这也是中国电视人以电视传媒这一特别的载体来展现近现代世界发展的一次实践。

《大国崛起》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我们当下的现代化发展寻找镜鉴;试图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试图在风云四起的历史变迁中，寻找推动我国发展的根本力量。让我们一起聆听历史，一起去寻味这深远的智慧。

大国崛起观后感4现在的世界是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不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争。一个人若想在各种比拼中脱颖而出，就要总结、吸取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和教训;一个国家若想在在如今这强国林立的世界中崛起，也必然要借鉴他国崛起中的经验和教训。《大国崛起》一书介绍了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程，反应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9个大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早期的大国，即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真可谓是勇敢的探险者、拓荒者。他们勇于向未知挺进。当其他欧洲国家的活动范围还仅限于欧洲本身时，葡萄牙、西班牙已开始了对欧洲外的土地的探索与争夺。于是，世界第一次被瓜分、地理大发现等都成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杰作”，这两个国家也从外部掠夺来了大量财富。而最终，他们衰落了，因为他们的贪心、享乐之心等等。

荷兰、俄罗斯两国人民的坚强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荷兰在独立前的抗争着实令我叹服;俄国人在强敌临近之际的英勇无畏令我对其深表敬佩。但是，荷兰成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活例子，苏联最终也未脱出僵化的模式。

英国、法国、德国都曾拥有强大的军队，同时也有强大的综合实力。若是和平地、与时俱进地发展，他们不仅不会成为明日黄花，而且还会使世界人民少受些磨难。但他们的野心决定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将所学来的东西快速、充分地消化利用的国家，可他们唯独没有学会与人为善，并最终葬送在自己的野心和缺乏远见上。

美国从独立到现在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间运用了各种手段，极力地使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虽说美国崛起的手段没什么值得赞扬之处，但是其维护主权的坚定、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从这9个大国的兴衰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崛起的过程中全部奉行扩张政策，而这扩张政策也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的衰败埋下了祸根。不论是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从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决不能重蹈列强们的扩张政策的覆辙。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中国是拥有悠久文明史的礼仪之邦，是当今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的崛起要不损害世界人民的利益，同时要为构建和谐世界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在我们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应学习那9个大国在扩张中体现出的探索未知的勇气，善于学习和借鉴的品质，也要注意跟上时代的步伐;那些大国曾有过的贪婪、野心以及取得些许胜利后的得意忘形，则是我们要严防出现在自己身上的问题。只有在努力维护和平的前提下的锐意进取、团结、独立、自主并不断创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喜人的成绩。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进步，因为国家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爱好和平不仅仅是对国家的要求，它们同样也是个人应做到的。我们每个人都应有一颗爱国、进取、和平、创新之心。只有我们每个人不断进行自我提高，我们祖国的实力才能逐渐加强，我国的国际地位才会不断提高。当然，我所谓之人人进取等并非是说每个人都要按同一种方式去做事，而是希望我们人人都怀着强大祖国的理想去为祖国的发展而拼搏，并在此基础上发扬自己的个性。我认为，发扬每个人的个性十分重要，因为人的个性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扬，是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的重要前提。

《大国崛起》既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有所启示，也对我们个人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大国崛起观后感5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近日推出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起强烈反响。对于众多国人来说，这部纪录片无疑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教学片”，是对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9个主要大国发展史的一次集体学习。

用电视画面展现曾经的大国兴衰，显然没有浩瀚的历史典籍来得深刻。但是，电视能以光和影的三原色转变形象地将历史上曾经的辉煌、荣誉、血战前行和繁华散尽形象地在大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将历史反思从精英的书斋挪移到草根大众思考的有益尝试。央视将9个大国的500年兴衰史用12集的短短篇幅浓缩，绝非大众娱乐的电视剧快餐，而是品读历史的镜鉴和对中国未来的深深思索。

在过去的500年间，中国所谓的盛世已经持续至清康乾时代，期间还包括明初郑和浩大船队的远洋。但这只不过是古老的“中华龙”惯性繁华的回光返照。而从14世纪开始的300年间，欧洲文兴复兴击碎了中世纪宗教的神学桎梏，将人们从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解放出来，在精神方面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500年开始，欧洲的强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引领了欧洲作为全球翘楚的新时代。

无论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海洋冒险成就的海洋霸权，抑或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创立的商业帝国，还是率先发起工业革命推动自由贸易成就的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以及法德两国的随后兴起。这些欧洲强国都是通过制度和体制创新、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将商业和自由贸易作为大国崛起的基本要件。至于继承欧洲文化谱系的美国在另一块大陆的崛起，日本和俄罗斯的后发制人，除了自觉的赶超意识，也经历了制度转型的阵痛。当然，这9大强国的辉煌中也都沾染了穷兵黩武的战争残酷和侵略他国乃至灭绝异质文化的原罪。但不管如何，自1500年以来的500多年间，这些强国或有兴衰，但他们的一个或多个在21世纪依然占有全球主导地位。即，西方社会主导全球的大趋势并没有逆转。

对中国而言，读懂这9个大国的兴衰起伏，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9个大国在过去的150年间和中国都发生过直面接触，对中国而言更多是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但沉浸在历史的伤痛和仇恨中是没有意义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嘲弄和怒斥资本主义的罪恶更是无谓的。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首当其冲地要融入这个世界。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念等等，这些既是中国从既往强国的兴盛中总结的经验，也是从某些强国的灭亡中汲取的教训。

半个世纪前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对新中国如何摆脱历代王朝“兴勃亡忽”的质疑时，给出的药方是“人民民主”。今天，这句话对中国如何实现民族复兴和重新崛起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当综合实力成为衡量大国地位的标准时，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同作为软实力的政治文明和文化影响力一个都不能少。美国的强国之路充分验证了这一点。而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也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将“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第2篇：大国崛起观后感范文

《大国崛起》真实地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我们要探索自己的强国之路。

回顾500年来各个世界大国发展的历程，讨论大国崛起的关键性因素。单一的因素一定是错误的，但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却值得关注：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重视思想文化的繁荣、重视科学和教育、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国的道路等。

对于地处西北欧、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小国荷兰，是怎样成为17世纪的王者？

在海潮出没的湿地和湖泊上，以捕捞鲱鱼起家从事转口贸易，他们设计了造价更为低廉的船只，依靠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商业信誉，逐渐从中间商变成远洋航行的斗士。日渐富有的荷兰市民从贵族手里买下了城市的自治权，并建立起一个充分保障商人权利的联省共和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资本市场就此诞生；他们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由于国土面积等天然因素，虽然17世纪末，荷兰逐渐失去左右世界的霸权。但直到今天，荷兰人的生活依然富足，荷兰人开创的商业规则依然在影响世界。

第3篇：大国崛起观后感范文

比较的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比较出真知，比较分优劣。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更容易发现我国发展的优势和不足，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都在国内，即使偶尔有机会出国，也是走马观花，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在这方面，作者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内工作和生活多年，后来又一直在国外从事国际关系的教研工作，先后走访过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可谓流连于东西文化之间，徜徉于世界各地。丰富的工作经历、宽广的国际视野，使他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观察和研究都更深更细，观察的视角更加独到，得出的结论更令人信服。比如，关于中国与印度发展的比较问题，是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中国与印度相比，优势在哪里？有没有可能被印度赶上和超越？如何看待所谓的“印度民主制度”？作者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同时广泛引证印度政界和学界代表人士的观点，得出结论：中国目前在国家现代化方面已经远远走在印度的前面。20年后印度也难以达到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这个结论，与一些专家学者考察印度得出的结论如出一辙。

研究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问题，既要用显微镜的方法，又要用望远镜的方法。显微镜的优势是观察入微，条分缕析，可以用它看病理，查病因；望远镜的优势是系统全面，高瞻远瞩，可以用它观全局、知未来。单纯用显微镜的方法，可能会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单纯用望远镜的方法，可能会脱离具体实际，放言高论，眼空无物。《中国震撼》比较好地将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既有宏观的阐述、历史的演绎，又有微观的观察、切身的体会。比如，作者将中国的崛起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局中观察，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和对数据的理性分析，广泛引证各种材料，强调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

《中国震撼》做了许多努力和探索，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意义的创新性观点。比如，作者采用“板块概念”和“板块关系概念”，提出今天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准发达国家”和一个超大型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认为两者的结合是质和量的结合，产生了1+1大于2的中国效应，正是这种结合使得中国崛起得如此之快。比如，提出中国是“文明型国家”这个重要概念，并归纳了它的几个主要特征：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再比如，将中国模式的特点概括为8个方面：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再比如，将印度民主综合症归纳为“散、软、短、泛、粹”几个方面，等等。

第4篇：大国崛起观后感范文

西方的“中国热”不断升温，但为什么西方总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感到“模糊”？

凡星:

我在伦敦学习期间，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西方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关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北京，我感觉身边的人更多关注当前我们的收入是否跑赢CPI，普通人何时能住上大房子、过上好日子。到伦敦后，我发现西方谈论的是，中国崛起之后，到底想从外部世界，尤其从西方要什么？作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无论我走到哪里，中国崛起这个话题总萦绕在我身边。现在关于日本的话题没人听了，对其他国家的讨论更加寥落，只有中国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学汉语也成为最时尚的事情。我所在的研究所是个小小“联合国”，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经常在一块交流，我发现他们中一半都在刻苦攻读汉语，将其未来和理想寄托在与中国建立联系上。

西方聚焦中国，我看主要是因为中国超预期的发展强大，与美国遭遇金融危机重创带来的实力对比一升一降的鲜明变化。中国学者袁鹏教授最近提到，中国崛起给西方战略界带来了无法回避的三重挑战：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等经济上的巨大挑战；一个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巨大挑战；一个尚未完全解决和领土完整、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大国崛起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巨大挑战。我个人觉得，中国崛起正在从心理、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全方位、多层面冲击着西方。中国崛起让西方震撼，连我们自己对这种影响都始料未及。

在伦敦时，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西方人读到、听到的关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书籍和文章并不少，但他们仍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感到很困惑、很不确定。有美国学者对我说，当前中美之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感到“模糊”，欧洲也有同样的问题，一些欧洲学者对我讲，中国的战略意图让人感觉有些“雾里看花”、瞎子摸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宗言:

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是个仍处在崛起过程中、尚未完成崛起的大国，这个大国将来到底会怎么走，别人感到不确定是很自然的，人们对未知的东西难免会感到恐惧。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看，中国是惟一正在实现崛起的东方大国，也是大国里头惟一几千年来文化传承没出现断层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基本国情、发展道路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理解起来当然困难。中国那么大，又正在快速发展，每天都发生很多新鲜事，同时中国已经进入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忙碌奔波。传统媒体、新媒体如雨后春笋一样多，微博用户数量世界第一，我身边大部分人都织起了“围脖”，在汽车里、地铁上，甚至等电梯的间歇都在看微博、发微博，任何一个话题都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讨论，招致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样一个变化着的中国，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清，更不用说那些不懂中文、不懂中国历史、没来过中国、整天光听西方媒体渲染的西方人。更何况，西方许多人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媒体一说到中国就一定要贴上Communist的标签，就立即联想到前苏联和冷战，就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中国，肯定是看不清楚的。

当然也必须承认，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西方人喜欢听、愿意听、听得懂的方式来介绍中国，在国内或许可以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但对外千万不能这么说。

中国并不孤单，更不是特例

中国刚刚隆重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中国如此坚信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

凡星：

最近欧债危机不断蔓延，欧洲人对中国资本进入欧洲心态极其复杂，可说是“又爱又恨”，“又怕又离不开”。我在国外与一些专家学者交谈的时候，感觉他们关注的核心是，中国崛起后会向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要什么？西方能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得到什么？我对他们有一个一定要问的问题，那就是：“你们相信中国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吗？”多数人摇头，表示“No，I don’t believe it”。他们骨子里仍抱着传统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看中国，认为崛起国同霸权国的“天然冲突”难以避免，对中国能否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感到非常怀疑。我觉得有些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开创的道路也不够自信。我常想，我们需要一套区别于任何其他大国的和平发展理论，既指导我们和平发展的实践，也用来回应世界对和平发展的疑虑，既让中国人自己笃信力行，也让外部世界放心安心。听说刚刚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作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你有什么看法？

宗言:

我个人感觉白皮书的最大特点，是中国人自己对和平发展道路想得更清楚了，理解得更透彻了，初步归纳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体系框架，回答了中国将通过什么方式发展，发展以后想要什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的问题。

比如说，白皮书提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中长期目标和近中期目标，同时规划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内外政策，描绘出了中国将来发展的“路线图”，一点也不“战略模糊”。白皮书以清晰无误的语言，首次在官方文件里明确界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范畴。相比过去只表示某件事情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说法，这样做使我们的政策红线和底线更加清楚，我觉得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尝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再如，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将秉持积极有为的“责任观”，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对外界关心的中国将“带来什么”的最好回答。

中国如此坚信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依据是什么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世界变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可能，也是惟一选择。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国家行为、国际规则和人与人打交道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过去必须通过战争才能获得的市场、资金和资源，现在都能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来获得。一国的振兴完全可以通过平等有序、互利互惠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只要市场开放、自由贸易等基本原则不发生变化，一个国家就不需要也不愿意再走挑战国际秩序或挑战别国的老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最雄辩的铁证。

在这种趋势下，国际社会从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走向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球村”，国家与国家间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英、日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可同日而语，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依赖而非“单向”依赖。这就使一国发动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收益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和平获得的方式才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此外，各国都面临着恐怖主义、致命性疾病、超大规模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样分解着传统大国竞争的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远不是经济全球化惟一的“宠儿”。放眼全球，中国崛起不是单个国家、一枝独秀的崛起，而是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一起实现群体性崛起，“金砖国家”、“展望五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在崛起。这些国家其实都在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并不孤单，更不是特例。

一旦中国肌肉长结实了，块头更大了，会露出另外一副面孔吗？

凡星：

现在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中国将强未强时候的一个现实选择。一旦中国肌肉长结实了，块头更大了，就会露出另外一副面孔，展示出完全不同的姿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宗言：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和平都是发展的基础前提，即使中国强大起来，也没有任何理由偏离和平发展道路。全球化越发展，中国和世界利益交融只会越来越深。我注意到，最近有西方学者提到，现在各国价值理念有一种趋同的倾向。比如，人文主义，民本思想，还有合作应对、和衷共济的精神，都是各国都认可的“共通价值观”。和平发展也是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获得成功，和平发展的理念将会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行为准则。同时，反面的例子也不少，世界上一些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貌似强大的帝国都死在扩张主义的路上，称霸世界只有死路一条。中国人常讲，基本国情、文化传统和国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内生动力，这是具有很深刻的含义的。

当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不是已经到头了，它将是一个永无止境、持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条道路只会更和平、更宽广、更顺畅、更互利共赢。

中国不是下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很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同美国和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有什么新智慧？

凡星：

一些西方人对我讲，“和平发展”这个词是中国首造的，西方教科书里没有这个词，在讨论大国崛起时也不用这个词。有趣的是，以前都是中国人“自说自话”，但现在西方人开始为中国和平崛起寻找历史和理论依据。我参加过一个讲座，一位叫易丰的教授说，他研究了从16世纪到21世纪人类历史上九次大国崛起的历程，发现其中有三次是和平崛起的，有六次是通过战争达到的，战争还是和平，关键是挑战国如何处理与霸权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我发现，中国和平崛起有两个关键问题要回答，即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二战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此，西方人也有很多议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说，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再产生超级大国的世界，不要把中国当作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和意愿，中国只是主要大国之一，而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说，当前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加入其中很容易，但想要它却很困难。中国虽然崛起，但现行国际体系依然延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考克斯也有很形象的比喻：中国虽然已经坐在晚餐的宴会席上，但宴会的主人是西方，主宾也是西方，吃的也是西餐，所以西方人不要过于恐慌。最近我读到基辛格博士的新书《论中国》，他用国际象棋和中国围棋来打比方，说国际象棋要追求“绝对胜利”，而围棋只追求“相对关系的改善”，中国属于后者，他相信在当今时代，后者对国际体系的贡献更大。我想，在白皮书里关于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一定有非常精辟的描述。

宗言：

白皮书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不当头、不称霸，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我想这已经很好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

说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对于中国是否会冲击现行的国际体系，西方大可不必担忧太多，中国要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允许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继续好好发展，二是这个体系要适应变化了的世界，要给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更合适的位子。

自从中国GDP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就被人从“超”与“强”的关系升格为“老大”与“老二”的关系，中美“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矛盾被一些人放大。其实，中国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产生新的超级大国。中国没有意愿、能力、基因和政策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文化里没有“扩张”的基因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呢？

凡星：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西方文明的上升和衰落》里谈到，明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率领的船队规模和航海技术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中国带给世界的不是扩张和侵略，中国要的很简单，就是其他国家通过朝贡和交换礼物来承认中国的强盛而已。中国失去了历史上最可能的扩张的机会。而西方在80年后开始了其航海和扩张的历史。我个人感觉，这可能和中国文化里没有扩张的基因不无关系。西方学者马丁・雅克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的崛起，它会以很不一样的方式崛起。文化因素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呢？

宗言：

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领域，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我有一种感觉，西方文化是“非黑即白”的文化，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美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传教士文化，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并且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东西扩散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来，这也是美式霸权主义的进攻性、扩张性所在。

而中华文化是“和合”文化，讲究的是阴阳既相克又相生，提倡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几千年来，中华文化都是在不断的吸收、借鉴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开放包容的文化，这种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绝不会有传教士的思想，即使自以为豪，也从不强加于人。大唐盛世之时，中国广纳日本等国派“遣唐使”到大唐来学习中国文化，但从来没有威压其他国家必须跟自己一模一样。即便认为自己的模式再好，也只是欢迎大家来学习，但不搞输出和推广。

中国希望世界如何对待其崛起？

凡星：

当前西方都在思考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曾经召开过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研讨会，召集了欧美一些学界、新闻界和政界“大腕”，我到了那里才发现，实际上是一堆西方人围在一起，讨论西方如何协调立场应对中国崛起。他们认为，美欧要对中国崛起发出一致的声音，同时不要把西方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崛起，要为中国融入这个西方主导的体系创造更大的动力等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考克斯教授提醒我，西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充满了分歧，而且分歧还在不断扩大。那么中国到底希望西方如何对待中国崛起呢？

第5篇：大国崛起观后感范文

比如说“和平崛起”。对“崛起”这个客观层面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越来越准确的认识。绝大多数美国专家、学者既看到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真实的“奇迹”，同时也看到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张力。美国一些媒体最近关于中国发展成就与面临问题的描述基本上都是准确的。“中国已然是发达国家”或者“中国行将崩溃”的偏颇说法最近已较少听到。同时，也有不少美国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机遇，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的衰落。把“饼”做大，实现双赢是一种可能的前景。正如理查德・哈斯所说，“美国如果想拥有伙伴，一起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就应该欢迎其他国家的强大”。

但是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和平”这个主观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对中国崛起的意图，美国人的认识就没那么一致，要“增信释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中国政府和学者反复强调，我们只做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和改革者；无论中国发展程度如何，我们无意挑战美国的利益，更不会寻求霸权。但是美国始终有一些对华“强硬派”放不下心。罗伯特・卡普兰甚至直接否认“意愿”问题的重要性，“谈论军事的人不应该关注人们的意愿，而应该关注中国的能力”。可以想像，要跟卡普兰先生沟通，让他相信中国将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最近笔者又听到一种更难打消的疑虑。有美国学者说，就算美国相信中国决心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就算中国崛起的同时美国继续保持了世界优势地位，美国仍不放心。因为中国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但在政治上却没有采取西方式民主，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观上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仍然在中国社会占据优势。中国要是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崛起，那意味着另一种发展道路的崛起。这才是对美国最严重的威胁。其实，这位学者的意思是说，中国决心崛起美国要担心，中国决心以和平方式崛起美国还是担心，中国必须按照美国规定的发展模式来和平崛起，美国才不会担心。说得难听些，就是中国必须走“自宫式”现代化道路，别人才会放心。

上世纪90年代末，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批评与指责，还集中在人权等具体个案之上，没有上升到“模式之争”的高度。短短几年下来，中国快速崛起引发的新一轮“中国热”则开始注意到“中国例外论”了。很多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的很多情况按西方的逻辑解释不通。这仿佛应了黑格尔的一句话，“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这种“中国例外论”正是前面美国学者言论的背景所在。

其实中国的发展是否“例外”，笔者觉得值得研究，但尚未到下结论的时候。所谓“中国特色”，只不过是中国不愿意走“自宫式”现代化、也就是亨廷顿所谓“自我撕裂式”现代化道路而已。因为很明显，那不是练就现代化“神功”的有效路径。有国际人士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例外”，正确与否暂且不谈，中国领导层很清醒地保持了低调，并没有接下这一“共识”。即便这样，美国一部分人已经开始担心“新共识”代替“识”了。而且，中国越是和平地崛起，美国越抓不到中国对外扩张或者以强凌弱的把柄，他们就越是担心。他们想像的中美竞争，超越了军事和经济竞争，抵达了更深的发展模式与战略文化层次，这才是他们所认为的中国挑战最“致命”之处。

第6篇：大国崛起观后感范文

史料、解说词、专家观点、电脑特技，几乎每一个片中元素，都引起观众莫衷一是的评说和媒体乐而不疲的讨论。随便用一个搜索引擎一搜，《大国崛起》的关联文献竟高达2,840,000条之巨！中国的精英们纷纷撰文力挺此片。2006年11月24日首轮播映结束后的第三天，第二轮紧跟着推出。这一反常安排依旧满足不了观众们的收视兴致，而其他任何一种可以分载热流的渠道随之辅佐进行：观众与主创人员每天的在线交流成为央视国际网站最热门的板块；同名系列丛书首印1万册数日内售罄；《大国崛起》的盗版碟成为让街头小贩进账最多的摇钱树……

来自遥远历史的声音激发创作灵感

总编导任学安称，《大国崛起》一片，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用影像梳理500年世界近现代历史，也是中国人第一次透过大众传媒观看500年世界大国风云变幻。她的诞生，是正在崛起的中国从容自信的存照。他们力图用12集电视片构建一个窗口，通过它发现世界的坐标，寻看坐标中的大国并思考自身在其中的位置。事实上，决定拍摄这部号称“巨大工程”的电视纪录片，缘起是一条偶然听到的广播新闻，从而激发了他的灵感。

2003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总编导任学安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9大国？500年？”在北京嘈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的历史声音，一个念头让他激动不已。任学安想，能不能用影像的方式来梳理500年的世界近现代历史，并通过它来发现世界的坐标，查看坐标中的大国并思考中国在其中的位置。任学安至今还觉得，这是历史的召唤。从这个“影视史学”的念头产生之初，任学安等电视人就和文化学者麦天枢进行了沟通。后来，麦天枢作为总策划之一全程参与了这部纪录片的工作。

在与几个好友商谈后，任学安决定向中央电视台上报这一选题，后来在台里一路开“绿灯”。为此，他们开始了3年的艰苦跋涉。

2004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们按照制片方的要求，完成了对九国崛起历史的整理；9月，电视节目内容大纲完成；年底，电视脚本的初稿基本成型。至此，任学安率领的团队完成了对电视片主体内容和主题的确认。

“这一年是我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任学安说，“在经过了近一年的走访、研讨，跑遍北京各大书店买来了几百册历史书，数易其稿，做了大量案头准备。”

“在面对浩淼历史的时候，我认为最难的是删繁就简，清晰表达。”

“在形成电视语言的时候，我认为最难的是深入浅出，情理兼顾。”

“在7个摄制组准备出发的时候，我认为最难的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找到要找的人，拍到要拍的场景。”

“在6台编辑机摆在面前的时候，我认为最难的是从几百盘带子里挑出合适的画面……”

这些话语现在说来显得简单而从容，但在当时，却是任学安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与压力。

“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再去拍人家的花花草草、风光、车水马龙、高楼大厦，我们希望人民了解别国历史，懂得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教授、纪录片的学术指导钱乘旦说。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总监郭振玺认为，中国要走向世界，不仅需要GDP，还需要软性力量，这要我们理性地思考，而“误读就有违我们的初衷”。

倾3年之力、集百余位专家智慧寂寞打磨一剑

现在回头看看，《大国崛起》一片用了近3年的时间。3年，一般电视记者可以做出几十个节目，而任学安等人用3年的时间孤寂地打磨一剑。

任学安说，如何客观公允地解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9国的崛起史，脚本起着决定性作用。为此，他们用去整整一年半时间，先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专家做好历史脚本后，又探访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众多专家，讨论脚本中的相关阐述。千头万绪的事件、人物、时间、地点，众说纷纭的因果、巧合、偶然、必然……这些一股脑儿涌来，经过几乎可以算得上“痛苦”的反复比对和取舍，脚本才得以逐渐成形。

倾3年之力、集百余位专家智慧，如今又引起极大关注的《大国崛起》，任学安不敢说得意。如果说《大国崛起》有点亮色的话，在于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国外的权威专家和珍贵史料，第一次如此集中地汇聚其中。仅拿文物为例，片子就呈现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493年签订的划分世界的条约和地图、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年的账册、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89年的最早印刷本等。

任学安说：“《大国崛起》之所以能引起大家的关注，首先，国外的权威专家和珍贵史料第一次如此集中地汇聚其中。很多中国人对国外的历史文化其实是有很强的了解欲望的，但国内这类片子少，《大国崛起》因此让他们觉得新鲜。其次，它不是以全面呈现一国历史为目的的教科书的电视版，也不是一部以挖掘历史细节或揭秘历史真相为目的的考古式纪录片；它不拘泥于历史的支脉，不进行文明的比较，而更注重历史带给现实的思考。我们的意图是通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探究其兴盛背后的原因，进而让我们思考，中国的和平发展可以从中借鉴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如何从容地立足于世界去探索自己的和平发展之路？”

“后期制作也是一项极其艰苦繁杂的工程。”任学安说，“我们的团队没日没夜地扑在编辑机上，从几百盘带子里寻找最好的素材。3年时间，我们这个创作团队坚持了下来，毕竟，电视人一辈子都不容易碰到这么好的题材。”

面对浩瀚历史，最难的是删繁就简

说起创作时遇到的困难，任学安说：“面对浩瀚历史，我认为最难的是删繁就简，清晰表达。在形成电视语言的时候，我认为最难的是深入浅出，情理兼顾。”

然而，每一座山的后面还屹立着一座山，困难接踵而来。看得到山亦看得到山背面绚烂的未来，工作人员用疲惫却饱蘸激情的容颜将感动定格成3年的每一个画面。

任学安在《大国崛起》丛书的后记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第一轮的难题是创作一个可以指导境外拍摄的脚本。2005年4月20日，全部电视脚本终于通过了中央电视台领导的审看。

第二轮的难题是完成7个摄制组前往9个国家的出国手续和拍摄联络。2005年7月31日，第一个摄制组终于出发了。

第三轮的难题是境外拍摄和采访。2005年10月29日，最后一个摄制组顺利回来了。

……

幸好，我们不是一支电视创作的孤军。

3个365日的风雨兼程，对帮助我翻越每一座高山的师长和朋友，我心怀感动：

难忘――负责审校的钱乘旦教授已年届五十，审片时他24小时坐在编辑机前。三年来，他没有拿剧组一分钱，全部是义务付出。这种精神是历史学家对国家、对历史的一种责任；

难忘――剧组的“三朵金花”周艳、万剑英、刘颖，三年的时间把所有心思扑在同一件事情上，长期超负荷付出，万剑英在节目播出前累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至今还在医院里跟病魔做斗争；

难忘――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剧组的所有人员把个人空间全部交付给这一部片子。困了，就随便倒在沙发上睡，饿了，一个饼子就能支撑一天。

……

对于一些历史片段，图书比电视更详细

电视片和图书撰写的这种紧密联系，使电视脚本成了图书的初稿。《大国崛起》也不例外，丛书的编撰始终与电视片的制作同步进行。“具体讲，就是从电视片的创作初期，图书的出版事宜就列入了总体规划之中。”丛书的责任编辑赵卜慧拿到《大国崛起》的初稿是在2005年7月份，那只是一份5万多字的电视节目解说词。在选题的总体策划过程中，电视台编导和出版社领导一致认为，解说词单独出版，分量不够厚重。后来在剧组主创人员和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责任编辑策划下，决定出版一套在解说词基础上增加历史内容、珍贵图片、导演手记、人物采访等内容的再创作的图书。

“如果说，纪录片寻找的是巨人一跃而起之前最得力的那一点，那么丛书寻找的是巨人从慢跑到跃起的整个过程，有时甚至包含它的陨落。”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大国崛起》总监制罗明在系列丛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书稿由最初5万多字的电视脚本初稿到图书出版的8本共235万字，实现了对同一主体进行不同层次立体传播的有益尝试。“与以往影视作品出版物不同的是，《大国崛起》系列丛书更追求精品化和原创性。”赵卜惠说，“这套与电视片同名、同步推出的系列图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既受制于电视节目，又独立于节目之外，它完全不同于以往影视作品转换为图书的传统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立体开发的崭新模式，它不是电视片的一份拷贝、一次简单的克隆，它更注重的是对电视作品的深度加工和再次创作，注重的是对作品原创性和世界历史知识的巧结合、妙梳理，巧妙地将电视片相关内容与图书编撰内容融为一体。”

赵卜惠说，对于一些历史片段，图书比电视更详细，图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能够把电视无法承载的内容放大。比如，书中的“独家访谈”，就是出自《大国崛起》剧组在上述9国的采访。电视摄制组在9个国家共采访了近百位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那些专家的访谈，电视片中只能用他们的几句话。而图书则原汁原味地把采访内容记录下来，谈话内容既有对历史细节的追述，也有独家观点的阐释。

用历史的眼光和全球视野为中国发展寻找世界性坐标

《大国崛起》总策划麦天枢认为，拍这部片子是出于中国现实的需要。这部片子虽然没有直接讲中国，但很多内容对中国都是很有针对性的，是通过国际和国内的对照，来寻求中国的出路。它试图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需要在一些问题上建立一个基本的社会理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目标是什么？改革方向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目标和方向并不是我们自己杜撰出来的，而是源于几百年前从欧洲发端的现代化浪潮。

“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我们需要了解世界各国的价值观，需要看到其他国家灵魂深处的东西；中国经济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让百姓自信，有了一种大国意识。”任学安说。

“当然，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本相复杂而难辨，没有人能够还原真正的历史岁月，著史和读史的人都免不了当下的情怀与眼光。因此，我们也只是提供一家之言。”丛书的撰稿人之一章晓宇说。

第7篇：大国崛起观后感范文

关键词:中原崛起;政府职能;依据;原则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202-03

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原崛起的提法很多,较为权威的是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官方说法。2006年10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中共河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讲话中说,“实现中原崛起,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工业化,人均生产总值等主要发展指标赶上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建成惠及全省人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建成农业先进、工业发达、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新河南。”[1]

加快中原崛起,既是近一亿中原儿女的神圣使命,又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政府若想在中原崛起中有所作为,必须转变职能。

(一)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特征与政府职能定位

1.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特征。一定历史时期的政府职能,必须与该地区特定历史时期历史文化特征相一致。中原地区历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历史悠久,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高度不同。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中,中原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核心地区。但自金人南下,宋政权南迁,闪耀在中原地区上空的数千年的光环逐渐暗淡。第二,古代文化灿烂,但近现代逐渐衰落。中原地区古代文化是河南人永远的自豪。宋代以后,中原文化逐渐失去昔日的风采。第三,中原文化“正统性”有余,现代性不足。 “由于中原地区长期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中原地区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带有官方文化的特点,具有正统性。”[2]

2.中原地区历史文化对中原人民和政府之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第一,自豪感与自卑感共存。巨大的发展落差对中原地区人民和政府的心理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他们会沉溺于古代中原灿烂文化带来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因为近现代衰落导致心理的失落和自卑。第二,正统保守与叛逆共存。中原地区人民长期深受封建统治阶级正统文化思想濡染和熏陶,思想观念谨守传统,恪守等级次序。古代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积累起来的心理优势,在近代乃至现代几百年贫穷落后中被击得粉碎之后,民众心理上就会出现较大的失落感!

3.中原地区历史文化特征与政府职能定位。首先,政府需正视历史,带领中原人民走出传统文化断裂带来的心理魔咒。其次,政府率先垂范,克服传统文化在行为上的消极影响。第三,政府应当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

(二)中原地区经济发展与政府职能定位

1.中原地区经济发展成就与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河南省各地市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河南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和新兴工业大省。2008年,全省生产总值18 200亿元,比上年增长12%左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 009.1亿元、支出2 283.9亿元,分别增长17.1%和22.2%;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5 255.4亿元,增长21.3%。贷款余额10 368.1亿元,增长15.8%;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5%、14.5%和10%;粮食总产量1 074亿斤,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三年突破1 000亿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 400亿元,增长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 650亿元,增长23%;出口总额107亿美元,增长2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200元,实际增长8%。农民人均纯收入4 430元,实际增长6.5%[3]。

尽管我省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一个阶段内成绩喜人,但这并不能掩盖我省经济发展的缺陷与不足。“人口多、基础差、底子薄、人均发展水平低的基本省情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农“问题还比较突出,区域、城乡发展差别大。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产业层次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足、经济开放度低、高层次人才匮乏等问题更加突出,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经济增长方式亟须转变。”[1]

2.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政府角色定位的双重影响。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可以充分调节资源配置,应当充分利用市场的这种调节机制,政府无须干预;另一种认为,市场具有局限性,政府干预具有计划性和宏观性,应当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实际上,没有万能的市场,也没有万能的政府,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是兼顾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依据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在不同时期采取偏重于一端的措施。

当前的河南经济处于转型阶段的初期,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些作用体现在:需要政府推进并完善市场体制尤其是法制保障,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需要政府加强基础设施,需要政府加强内引外联。

(三)中原地区政治、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定位

1.中原地区政治与社会发展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政府和历届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河南省各地市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河南的政治发展不断进步。各级政府民主意识增强,决策更加透明,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意识增强,政府行为的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过程的意识逐渐提高,参与政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参与水平和参与效果不断提高。人民对政府监督渠道更广,监督效果更为有效。依法治省、依法治市(县)程度不断提高。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均取得较好发展。

中原崛起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和动力的,但是政治和社会发展既是中原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崛起的崛起重要目标和动力。因此,推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发展,是政府定位时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之一。

2.中原地区政治、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与社会两元结构,是分析社会发展的传统方法之一。政府起源于社会,社会离不开政府。两者恶性互动会摧毁整个社会,而两者的良性互动则会极大推定社会发展。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整个中国,传统上属于强政府―弱社会结构,因此,若想达到两者的良性互动,必须增强社会的力量。在这方面,政府也可以大有作为。其一,政府可以举力发展文化、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增强个体以致整个社会的素质和力量;其次,政府在政治管理活动和制度建设方面,为社会个体和组织更大的活动空间,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激发社会力量的壮大。

中原崛起需要充分发挥一亿中原儿女力量,必须加强社会建设,把一亿中原儿女的聪明才智激发出来。

1.根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观。当前我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进步巨大但是问题尚多,前景光明但是道路曲折,尤其是我省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时期,各项事业处于攻坚阶段,处理得好,会极大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处理不好可能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乃至倒退。因此,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把中原崛起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正如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中共河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原崛起关系河南未来,关系全省人民根本利益。在新的征途上,我们只有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原崛起,才能抓住难得历史机遇,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加快中原崛起,这是中央的要求,时代的呼唤,发展的必然,是9 700万中原儿女的殷切期盼。”[1]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号召河南各级党政部门和全社会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

2.上下级关系定位: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又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传统上,中国是强中央―弱地方的上下等级权力结构,这种权力分配结构对于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壮大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又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原崛起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坚决贯彻中央大政方针以及中央对河南的各项政策方针,同时,又必须依据河南自身历史文化特点与社会发展阶段,充分发挥本地区的积极主动性。

3.政府心理:自信但不自大,自谦但不自卑。古代中原地区,光彩照人。宋代以后,急转直下。当代河南,在不少国人眼中,是“古、土、苦”的乡巴佬。面对如此大的反差,河南各级政府必须积极并正确面对。

首先,政府要树立信心。政府是社会发展的领头羊,政府理念是国家、民族和地区理念的集中体现和反映。中原崛起中,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其中首要的是自信、自强。相信,各领数百年!中原地区当前发展的落后局面,只是历史长河中之一个阶段,我们曾经创造过辉煌,我们的未来也一定会更加辉煌!政府不仅自身树立这样的观念,还要通过各种宣传渠道,是我们的民众树立自信、自强、自理的信念,为中原崛起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某些政府官员乃至群众中的自大观念。中原地区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让不少官员和群众陷入历史而不能自拔,我们祖上曾经……这种沉溺于历史和过去的心理固然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现实的写照,但其在现实中是极其有害的。无视现实的人,也必将被现实所抛弃!

因此,中原崛起过程中政府职能定位时,必须解放思想。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感触颇深。2005年7月,在回答大公报记者所问“中部崛起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时,他提到四个因素,其中两个是思想方面的。徐光春指出:中部崛起最大的障碍,第一,是思想不够解放,相对保守;第二,小富即安的思想严重,中部地区比西部富裕,比西部地区要舒服一点。过去太穷,现在能够吃饱穿暖就很知足。在中部崛起中,河南该如何行动,徐光春回应道,中部崛起突破口是解放思想。只有旧的破除了,新的才能立起来[4]。

4.政府职责范围:从“无所不为”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无论是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是中国政治社会形态的最大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社会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不的违抗政府的命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最精确的写照。

由于受冷战等国际局势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建国之后照搬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特点是政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政治经济高度集中。

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政府在职能方面的特征是无所不为,无所不能,对经济社会干预达到了细枝末节。这种“全能王”型政府在一定时期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政府应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

现代政府必须“有所为”。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早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时代已经显现出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再次得到体现。二战结束后,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在不同地区表现不同,但已成为世界潮流。政府可以弥补市场之缺陷和不足。政府的有所为,也正是在这个领域。在宏观调控上、在法制法规的制定与维护、在市场不愿介入的领域、在国计民生与安全稳定的重大领域,必须有所作为。

政府的“有所为”不同于传统政府的“无所不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就是在市场可以完全发挥主导作用而不需要政府介入的领域,主要是具体的经济环节,投资、生产、贸易、金融等可以由个体和社会在市场框架下完成经济活动。

当前的河南正处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关键时期,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时期。既需要政府继续支持培育市场机制,减少多余的干预,又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总之,建立“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政府应当坚持的原则。

5.政府与社会关系转变:从“导演兼主角”到“监制兼配角”。传统政府干预不仅宽,而且深。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甚至从中央直接到基层,经济与社会事务被简化为三段或者两段格式,各级政府对经济与社会事务一抓到底,一锤定音。这种模式下,政府不仅是导演,而且是主角,完全控制着经济与社会事务,个体与社会成为附庸,没有自决权,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主体意识不能显现,积极性不能发挥。

现代社会应当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社会的积极性必须得到发挥的社会。社会力量的发挥,不仅可以产生巨大的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能弥补政府作用之缺陷和不足。因此,在不影响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放开社会,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力量增长,激发社会活力,使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角,政府则成为监制人,成为经济社会活动的配角,协助主角完成表演。

6.政府管理方式转变:从管制到服务。传统政府在履行各种职能时,管制特征显著。这种行为在特定时期对于资源的统一集中和分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高高在上,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深入基层,决策依靠长官意志,执行借助国家机器,行政作风专断而强硬,最终使政府封闭于群众、自绝于社会。

第8篇：大国崛起观后感范文

关键词：中印；文化；崛起；西方世界不同反应；合作；发展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32(C)-0176-05

摩根斯坦利曾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如今就是中国和印度的时代。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目前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将近世界人口总量的40%，中印两国对世界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飞速前进，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大国。印度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印度在吸引世界服务业转移方面的进展和软件产业的迅速复兴。

两个大国未来发展的无限潜力，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两个大国的崛起将对全球资源需求、经济重心，以及实力均衡产生巨大影响。中印的崛起将对全球构成最大的挑战，同时，或许也是最大的机遇。

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文化⑴即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从广义上讲，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而从狭义上讲，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

二、文化因素在两国崛起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中我们主要从宗教、民族性和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重点解析中印文化在国家崛起中的作用。

（一）中印崛起中的宗教因素分析

1、中国儒家文化辐射

（1）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及传承

讲到中印两国不同文化在国家崛起中产生的不同作用，宗教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宗教给中印两国带来的影响与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儒教⑵是中国传统的国家宗教，以孔子为先师的。儒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经和灵魂。儒家文化则是儒教的灵魂，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主张中庸之道、仁、礼儒家学说被历代统治者推崇，儒家文化通过自身不断的发展与传承，使得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

（2）中庸之道、仁、礼决定中国和平崛起之路

孔子，他提出“仁”，主张“礼”，“仁”⑶是指人与人相互友爱、互助的关系，他告诉人们要仁义要仁爱。因此，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被灌输了“仁”这个思想。所以说，这也为我们现在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提供依据。而“礼”⑷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是礼仪，是礼貌。“礼”有四个重要原则，分别是“尊重”、“适度”、“自律”、“遵守”。“尊重”是要求在各种类型的人际交往活动中，以相互尊重为前提，要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同时又要保持自尊。而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⑸则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而这一思想也被延续下来。中庸之道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我国的不称霸原则，追求自身发展的思想也是中庸的表现。可以说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对我国确定和平崛起之路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另外，儒教的儒家思想是具有包容性、兼容性、与趋时性的。所以才能一直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青睐，才可能完善的保留了儒教的经典，也使其得到了更好、更广的传播与发展，从而也为我国的发展思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印度教的渊源

（1）印度教信徒的广泛性与虔诚性

印度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宗教与印度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深入到印度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印度教⑹是印度最大的宗教，信徒人数接近9亿，占人口的80.5%。印度教大致起源于公元前2500年，几乎与印度的历史一样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信徒像印度这样人数众多、态度虔诚、狂热。在印度印度教的信仰人口和信仰程度是相当可观的。

（2）泛神论、业报说、非暴力说等在印度现代化起到的吸纳性、和平性、促进发展的作用

印度教的影响远远超过印度教本身，它整个影响了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印度的各个领域无不打上印度宗教的烙印。离开了印度教的背景，印度的很多问题我们说不清楚。只有从宗教层面着手，好多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包括在国际关系中。可以说，了解印度教是我们了解印度社会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从印度教为切入点，来探讨印度教对于印度崛起的影响。第一是泛神论。在印度教徒的心目中，一切都是神。自然界的山、水、树木呀，动物界的象、蛇、牛呀，无不是神，这是与其他宗教很不相同的。这可以看出印度是一个具有包容性与多样性的国家。这一点来说，就有利于其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其政治经济更具吸纳性，从而是印度经济的发展更具活力与生机。印度教的第二个特点是业报说，又叫做因果说或者轮回说。所谓业报，业就是因，报就是果，业报就是因果。印度教徒认为，人生有三世：前世、现世和来世。这三世是不断轮回的，因此，虔诚的印度教徒所追求的乃是脱离生死轮回，进入个人与永恒的“梵”合而为一的境界。只有“梵我合一”，才能达到最高境界，一种不变状态下的安息。印度教徒的人生哲学与价值观是：追求人的精神最高境界，注重灵魂的修炼，从这一点来说，印度追求的是一种积德、慈悲、宽容的境界，这种特点对于其和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使得印度走向和平崛起的道路。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印度教的第三个特点是非暴力说。非暴力在印度教中的意思，顾名思义，是处理问题用和平的方式、对人要爱、人与人之间是和谐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虽然有矛盾但是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敌我之间的矛盾，印度人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印度是一个爱好和平，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国家。非暴力说使得印度人在处理问题上善用和平的思维。这对于一个崛起的国家是有极大益处的。宗教在印度民族性格的形成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见在印度和平崛起中，印度教将会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中印崛起中的民族性分析

1、中国之民族性及其传统文化分析

（1）勤劳勇敢――中国崛起之条件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形容词莫过于勤劳勇敢。勤劳勇敢⑺意指不怕劳累而辛勤劳动、不怕艰苦而努力工作，具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勇往直前精神。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优良传统品质。而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这一特点也在不自知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几千年来，一向以吃苦耐劳闻名全世界的中国人，不辞劳苦、默默无闻的耕耘着。中国人民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屡次在航天、科技、经济上取得突破，在人们艰苦的拼搏下，中国的服装、小商品及其他产品纷纷进入了世界各地，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使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中国人勤劳勇敢的品质创造了社会财富、造就了个人事业，发展了中国经济、壮大了国家实力，成为中国崛起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2）知足常乐――中国崛起之源泉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宣称自己是和平崛起，绝不称霸世界。从某些角度上看，是和中国人民知足常乐的性格有关系的。

中国人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一颗平和而良好的心态。很多时候，崛起与否或许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因素，更多的是良好的心态。中国人讲求修身养性，而这里所说的“修”，即是修行，修行的即是我们的心态。知足就是幸福，这跟财富多少和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中国，不称霸――正因保持着这种知足常乐的心态，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信念，才有了和平崛起的提法。长久屹立于世界之林――从未听过，一个国家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稳定。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第三世界的代表，是土地和人口的大国。我们向来是一个政治大国，但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国。全面崛起就是要从实力上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但我们不谋求做第一。

（3）自尊自强――中国崛起之动力

民族自尊心作为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是中国和平崛起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根本上说，在于它的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而民族精神在综合国力提升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的凝结，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则是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是祖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正因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一颗不甘落后之心，一份民族自强之感，才更对祖国的崛起充满了信心与创造力。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神州、嫦娥、天宫的陆续发射成功，无一不昭示着我们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驱动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自强的奇迹！

（4）传统文化――中国崛起之灵魂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立于世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色彩浓烈的伦理特征，重视人生，热爱人，贵生恶死，强调人的本性，中国社会一向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宗法制度的影响极大。这种影响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结构之中，形成家国同构的格局。忠孝相通，卫国保家就是这种结构的反映，敬祖尊祖，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正是这种伦理标准，视崇尚气节，忠君忠国孝顺父母为美德。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入世”文化，“修身”而后“齐家”，而后“治国”，而后“平天下”，而后是光宗耀祖，而后是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这推动中国人，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会生生不息，奋斗不止，追求物质财富。⑻因此，重视物质文明的“崛起”文化正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入世”基因暗合，崛起在中国因而成为一种全民运动。13亿人“入世”的力量就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宏伟合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凝聚性。这个特点决定了它的向心力和整体性，中国人热爱家庭，热爱故土。重视乡土之情，虽远千里也不忘落叶归根。中国传统文化的玄妙之处还不仅如此，有一个高于君权的力量就是“道”。开明的是有道明君，昏庸的则是无道昏君，君权至上，但君权也要受“道”的制约，文学讲究“文以载道”艺术追求“道”法自然，这个所谓道实际上是人道，天理。孟子认为道源于人的本性，老子则认为道产生于天地万物，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摆脱了有神论，中国古代讲求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冥冥世界，以天为大。⑼在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同时也就贯穿正统思想和道德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特点，提倡宽容仁爱，主张中庸之道，做事不走极端，凡事三思而后行，这种包容性和中庸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矛盾。有致于社会的稳定和文明的延续。

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史是一部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心酸史。政府对文明进程起着重要作用。十五世纪之后的中国走向封闭，走向衰弱，二十世纪的晨钟敲响，从远古走来的中华民族，正以其对历史的冷静，沉思，对现实的宽怀，迎接着新世纪，正是这一个古老民族，面对未来所有的历史选择和理性自觉，传统正成为中国崛起与发展的源动力，是中国崛起之灵魂。

2、印度之民族性及其传统文化分析

像中国崛起一样，印度崛起也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名人，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甚至宣称印度比中国更有发展潜力，更有后劲。而若谈到传统文化对印度崛起的影响，或许不得不说，它在不同程度上，对印度之崛起，可促可滞，可前可后。

印度传统文化的主体印度教是一种“出世”文化，重在精神修炼，不甚重视物质文化。崛起概念只是一部分印度精英的理念，在印度很难真正成为全民理念。印度要实现崛起，其关键是来一场更新全民观念的“文化革命”，剔除传统文化中妨碍崛起的“出世”基因，多一点“力争上游”的精神。

然而，尽管如此，印度的发展却贯彻了一条值得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加以重视的原则，这就是注重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民族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以及追求自然和谐统一的民族特性有关。

首先，印度人致力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印度，快速发展并未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印度人不提倡高层建筑、不大量使用塑料、不追求高能耗产业，其发展理念是：任何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其次，追求人与人的和谐。印度人乐天知命，人与人的关系中复杂、紧张因素较少，社会稳定程度相对较高。为保障可持续发展，印度人特别注重教育的公平原则。印度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基本上做到了免费或低费，穷人的孩子也一样有机会上大学。印度的英语、软件人才多，这使印度在某些重要领域保持着竞争优势。

再次，印度为保障可持续发展，追求与周边国家和谐相处，追求共赢，越来越具有大国气质。印度洋大海啸发生后，印度在自己受灾的情况下，仍然向其他受灾国提供了慷慨援助。巴基斯坦大地震发生后，印不计旧怨，在第一时间致电慰问，并提供了大量援助。对中国修建青藏铁路及帮助巴基斯坦修建瓜达尔港，印度主流舆论也正确地认为印度相关地区可从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据统计，1991年以来的10多年间，印度年均经济增长率达6.1%，2004年达6.9%。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甚至预测今后若干年，印度经济将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率，在一代人时间内，印度将崛起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中国的第三大经济体。印度政府自我设定的经济增长率也是高达8%―10%。

（三）中印崛起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分析

在中印崛起的过程中，西方舆论一致看好印度，唱衰中国⑽。归结原因不得不提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1、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易被西方接受。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让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难以接受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难以融入西方社会，中国的崛起不是像印度那样受到西方的欢迎的。从政治上讲，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多党合作。这种方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吴邦国发言：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种政治体制不符合西方的内部相互制衡的习惯。在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方面，中国在50年代与苏联结盟，以社会主义一员的身份参与到国际活动中，这无疑使西方在面对中国崛起时联想到中国是下一个苏联。所以，西方世界担忧社会主义中国崛起之后会成为下一个苏联与西方再一次展开冷战。在语言方面，中国人说汉语，而印度的普通语言是英语。因此在民间交流上中国希望与西方交流达到更好的互相理解与印度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从文化上讲，西方世界一直强调个人，人权之上的价值观。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都更加重视集体而非个人。所以，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崛起后向世界输出与西方文化相反的价值观必然是抱有一种不欢迎的态度。

2、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西方对于印度崛起的态度

（1）英国殖民后留下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的意识形态促进了印度的崛起

早在19世纪，英国便开始在印度进行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直到1947年，印度才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联邦制共和国，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尽管如此，印度受殖民地国的影响仍旧很大，所以其依然沿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印度进行了经济改革。这无疑使得印度的经济在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潜移默化地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加快国内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和稳健性，放松私营部门和外资对金融业参与程度的限制；逐步实行银行信贷利率市场化，放松对直接信贷的行政干预和控制；进一步对外开放，扩大经济全球化广度与深度；鼓励企业出口，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⑾经济改革以后，印度政府对其经济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少，这不仅为印度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越来越自由以及良好的空间，同时也促进了印度的崛起。

（2）意识形态高度西方化使西方易于接受

由于曾经受到英国殖民的影响，印度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等各方面基本都与西方国家一脉相承，因而也使印度更加容易融入西方社会，为印度的崛起赢得和平、有力的国际环境。印度高度的西方化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从政治上说，当代印度的多党联合政府中的各党派势力持续互动，这符合了西方所习惯的内部互相制衡的原则。同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⑿它的民主选举制度、议会制度也在日益完善，而这些，都与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相似之处。从文化上来说，印度的殖民经历使其文化日益“西化”。举个例子来说，由于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语便成为其官方语言。在语言如此多样的国家里，英语在印度反而作为其通用语，且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度中央政府近90%的官方文件以及印度人引以为自豪的宪法都是以英文为载体。不仅如此，印度有3.5亿人能讲英语，精通英语的人数至少在1亿。这种“英化印度”的文化状态还是为其发展提供了很多契机的。印度从殖民时代开始就有了一批脑子里充满西方文化、英文水平不亚于英美知识精英的中产阶级，现在他们回转头来致力于祖国的发展，使得印度发展如虎添翼。不得不说，这些都使得印度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三、理性看待两国崛起，积极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一）印度文化对于中国的借鉴

1、坚定的民族信仰

一个大国的崛起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之中，文明的薪火为其提供了持续而又强劲的动力，正如印度快速发展下呈献给我们的全新一面。印度文明同样绵延五千年，而它的宗教文明更是灿烂不息，强烈的宗教氛围下的印度形成了它坚定的民族信仰，对于大国的崛起起到了根本作用。尤其是民族在宗教熏陶下形成鄙视物质，崇尚精神的观念，辅之以为了神明无私奉献的精神，人民便可在国家发展中奉献自己的力量，为了其中的更高层次的民族共同目标而前进，加上宗教教义上“达摩”⒀的处世法则，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社会义务，只要每个人都严格按照自己的达摩行事，社会就可以达到和谐和统一。这些优质的文化，对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乃至社会的浮躁的、拜金的风气是一帖良药。

2、对于西方异质文化的包容性

印度发展中对于西方异质文化的强烈认可度值得我们深思，印度各个历史时期的外族入侵，以及后来十七世纪随着东印度公司而来的英国殖民者，促进了这个国家的激烈文化碰撞，它们丰富了印度文化，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使之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这种优势尤其体现在语言的应用和理念的更新上。

3、印度人的教育观：精英体系

在这样优质的民族个性和文化特质下，这个国度形成了一种鲜明有效的精英教育体系。它的教育模式对与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具有建设性的作用，不仅因为担负着培养人才和创造科技成果的双重任务，是教育部门中十分重要而又直接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可以适时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创意动力十足，也促进了它现在IT产业的强势崛起以及电影业中快速发展。当前中国的大众化教育，专业人才供不应求，某些领域更是空白，正需要更多的专业化，集中化。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居，无论是作为对手还是朋友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二）中国文化对于印度的借鉴

1、科学发展观

虽然崛起中的印度有着自己的很多有点与优势，但是发展中仍存在许多的阻碍因素，有些方面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很好的借鉴。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更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核心，在其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推动社会的和谐化发展，在强国之路上提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反观印度，由于历史种信制度的毒害，导致社会基础建设滞后，贫民化严重，在繁华的大城市依然衍生着大量平民窟。在这方面，印度确实得为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放缓一下它的脚步。

2、重归东方

在中国的发展动力中，根植于自己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取舍，不断在实践中推陈出新，在现在的发展中焕发了新的活力。但印度由于本民族的历史长期受外族入侵以及长久四分五裂的状态，许多丰富而又优秀的文化淹没，如何将其将其发掘并在改造后促进时下的发展，值得印度探索，这也定将为其崛起注入新动力。

（三）未来发展：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立足不结盟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框架下积极开展合作。

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各自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因素在各自民族的发展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两国文化碰撞交流下具有良好的互补性。印度一贯的大国情愫在新世纪的国际环境下更加突出，寻求联合国入常，渴望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同时次大陆各方利益交织，美国的干预、俄罗斯的支持，使中印关系蒙上一层冷霜。反观中国的拓南的外交战略，对与南海、乃至印度洋的物质需求也日益增强，相应中国军力的增强给印度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双方应当秉承不结盟政策，独立、自主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双边互信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框架下，重新审视历史遗留问题，增强双边互动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相互借鉴，和谐互补，在一个和睦平等的环境下，共同推动两国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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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大国崛起观后感范文

【关键词】国际秩序；动力；路径

一、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

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问题所涉及的是，什么力量会具体地推动其转型。进一步来说，就是国际秩序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型，在什么情况下不会转型。

现实主义认为，当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自助”是国际秩序形成的原动力，而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取决于各行为体对权力的追求。当一国在考虑其自身的安全时，对他国力量的变化，无论是增还是减，都十分的敏感。

笔者认为，国际秩序的转型的动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二战后，受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核威慑的存在、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等因素的影响，大国间发生战争的情况异常稀少，世界进入了大国无战争时代。其次，全球化不断地深入的发展，如今的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全面性的全球化。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使得各国的利益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霸权国很难有效地阻止崛起国的发展。最后，新兴大国的崛起。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南北差距不断地拉大。而新兴大国的兴起，特别是金砖四国的崛起，将使国际秩序转型进入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其崛起有利于世界政治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国际正义的公平分配。金砖四国等新兴大国将在促进分配正义、推动秩序转型过程中起到独特作用。

二、国际秩序转型的路径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了有力的挑战。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崛起国实力的增强，加大了霸权国自身的不安全感。同时崛起国想获得与其自身实力相对应的权力，而霸权国不想让出权力。要实现国际秩序的转型，要么崛起国和霸权国通过大国争霸的战争方式实现权势的转移，要么两者以其他的方式来实现权势的转移。笔者认为国际秩序转型的路径可以有以下三点：

（一）国际格局的变化。首先，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但实力有所下降。冷战结束后，美国做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实力超出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其经济总量、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力和科技实力都稳稳居于世界首位。但是，经过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对美国的消耗，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不满等，美国的软硬实力都出现了变弱的态势。其次，多强实力发生变化，新兴大国崛起。英、法、德、日作为冷战结束初期多强阵营的主要成员，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实力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新兴国家整体力量上升，特别是金砖四国的崛起，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地位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最后，中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上升，影响力加大。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中国同国际社会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事实证明，中国实力上升，影响力加大已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必将促进国际秩序的转型。

（二）国际制度的变化。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威胁的性质已然发生了变化，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生态环境、泛滥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不仅仅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安全，也威胁着人们的生活。现如今的国际制度面对这些威胁，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国际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国际制度的变革会加速国际新秩序的产生，同样，国际秩序的变革也会为国际制度的创新提供更新的平台。

（三）观念结构的变化。建构主义认为观念因素不仅影响行为体行为，而且构建行为体本身的身份，因而也建构行为体的利益。从观念上看，国际社会如今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共有观念。首先是恐怖主义威胁，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为世界敲响了恐怖主义的警钟。而要打击恐怖主义，消灭恐怖主义，这就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需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其次是多边主义和大国合作，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坐拥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世界事务指手画脚，逐渐的走上了单边主义的道路。伊拉克战争更是把美国的单边主义推到了顶峰。事实证明，美国的这种单边主义政策不仅仅破坏了现行的国际关系法准则，更是阻碍了全球的和平发展。要实现国际秩序的转型，必须重返多边主义，实现大国合作。

三、国际秩序转型的前景

国际秩序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总体态势来看，在国际格局中，美国仍然会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短时间内不会改变，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原有强国等一些被称之为“极”的国家对现有国际格局的冲击，将会最终实现国际秩序的转型。在国际制度方面，西方强国仍会主导国际制度较长一段时间，但国际制度中也会融入更多的新兴国家的声音和利益，国际秩序也会更加地公正和合理。在国际观念方面，西方国家积极地提出各种新的理念，新兴大国则在这方面处于落后状态，新兴大国和原有大国的理念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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